澳門中華總商會

邢榮發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

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責任編輯  李　斌裝幀設計  鍾文君  吳丹娜叢 書 名  澳門知識叢書書    名  澳門中華總商會作    者  邢榮發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新馬路 61 - 75 號永光廣場 7 - 9 樓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印    刷  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 71 區留仙一路 40 號  版    次  2016 年 9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規    格  特 32 開（120 mm × 203 mm）128 面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4039-7    © 2016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 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羨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 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導言 / 006中總的建設與發展 / 012中總與澳門社會的淵源 / 034中總對澳門政治的參與及影響 / 040中總對澳門社會經濟的助力 / 062中總在澳門公益及教育中的身影 / 092結語 / 120主要參考書目 / 122圖片出處 / 124

006 007導言社團是人類社會中，以群體模式進行其聚結目的活動的組織形式。今天（2016年）澳門社團組織之盛，史無前例。據統計，澳門已註冊登記的社團竟達七千多個。以六十多萬人口的小城來說，如斯數量的社團着實令人驚訝。澳門政府的社團登記類別分為：文化藝術、科學科技、業主會、體育、法律、教育及青年、基金會、工商服務、文娛活動、專業、環境保護、宗教、衛生、社會服務、勞工、其他。按澳門選舉界別的代表性分類，則分為工商及金融界、勞工界、專業界、社會服務及教育界、文化及體育界五個陣營。這些社團都屬非牟利機構。總的來說，上列的澳門社團類群中，有以公益濟貧為主旨的慈善機構，有以文教藝術及學術範疇為聚合的學會，有以勞資為分界的工會和商會，以街區為界定的街坊會，以武術及運動為基礎的體育會，還有以類群聯誼為分野的歸僑會、青年會及婦女會，以專業為凝聚的團體，以血緣為紐帶的宗親會，以鄉域作號召的同鄉會；更有國際性組織分會及具政治色彩的團體等各種形式的組合，其種類之多，也確實令人嘆為觀止。（一）澳門的社團文化形態社團，對澳門的穩定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澳門社團的出現與存在由來已久，其文化傳承及發展已歷四個多世紀。澳門開埠以後早期的社團，主要是西方人士成立的慈善救濟組織，如天主教會創立於 1569年的仁慈堂，奉行給予飢者食、渴者飲、寒者衣為服務宗旨。又如 1827年由英國醫生創辦的中華醫療傳道會及成立於 1836年的馬禮遜教育會，前者設醫所，免費收治澳門及鄰近地區患眼疾的窮苦患者；後者則設立學校，免費收容貧困學生就學。早期還有眾多教會以各種形式，或濟貧或辦學服務社會。華人社團方面，據記載，澳門自開埠以後，在今營地大街一帶，漸成為澳中商賈進行商業貿易的集中地，經長期發展而形成商業區。唯時至 18世紀末，區內每遇需眾議之事，仍無聚集之所，只能遠赴媽閣廟或蓮峰廟兩處聚會議事。由於兩廟地處偏遠而往來不便，每每造成多有不出席議事者。因此，經華人商號集議籌資後，在營地大街

008 009修建了三街會館。澳門三街會館的成立，實起着一種街區管理機構的作用。其功能諸如調停區內居民或商賈之間的糾紛，義務協調處理區內官民之間事務等，猶如今天的商會、工會及街坊會的集成功能。除三街會館外，19 世紀澳門還存在以勞資共聚的行會，如上架行會（做木行、搭棚行、油漆行）、工羨行會（造船業）和泥水行會等民間組織。這些行會組織的特點是，行內的僱主與僱員透過尊崇魯班先師作紐帶，雙方合力共同維護行業權益，兼具聯誼、議事等功能。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積弱日衰，難以顧及澳門華民事務，以致澳門的貧民生活困迫無依，淪落街頭，拾破營爛以尋覓二餐餬口；時遇流疫或風災水患，更致滿目慘狀的無助境地。澳門善心人士雖間有善舉，卻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而其時澳葡政府對華人民生事務亦關注甚少。有鑒於此，在澳門的慈善人士及商行，遂發起組織慈善團體，以專司醫療，賑災救濟貧苦。於是在 1871年集力創建了澳門華人最早的民間慈善機構─鏡湖醫院。詎料，發展過程中由於管理不善，導致部份商領產生強烈反響，遂於 1892年另行組織創立了同善堂，以門診形式為貧民贈醫施藥。經歷上述兩次組織，逐漸凝聚了澳門工商界人士為大眾服務的形態；商界對組織總商會的共識，亦由此漸趨形成。到 20世紀初，澳門雖然受葡人殖民管治已超過半個世紀（葡人強行對澳門實施殖民管治始自 1847年），但管治者與華民因文化差異及語言隔閡等障礙，使華民感到無助。尤其在清朝滅亡前後，內地處於軍閥割據與革命力量爭持局面的形勢下，澳門一地的華民更是無所依靠，唯有自強不息，秉承團結就是力量的傳統認知，自發組織團體以互助自救，保障民生。澳門中華總商會就是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醞釀成立的。（二）中總史略商賈，本來自古鮮有被列入史冊者，蓋因古代尚學尊仕，取食於農耕，認為商乃市儈買賣以圖私利之業，非以公眾利益為依歸之故。然而自鴉片戰爭以後，國家處於列強割據，西方文化大舉入侵，致國不成體，恤不及民，以致民賤至於只望裹腹以求存的形勢下，澳門一地卻體現了商賈透過組織團體，以濟貧扶困、護佑華民的不一樣面貌。而這一組織，正是本文引以為例的研究個案，用以透

010 011析澳門社會的百年變遷。澳門中華總商會（下稱“中總”），作為一個非牟利的民間團體，能發展逾百年殊非簡單。一個自清朝滅亡以後，由華民商領為了團結澳中商人，以促進經貿而成立的民間團體，卻在澳門這一特殊歷史階段中，負起了照顧一群在國力不能及、被置於葡萄牙人管治下的華民達三十多年；自新中國成立後，直至葡萄牙“4．25革命”的澳門“自治”期，乃至中葡建交、中葡談判、澳門回歸過渡期等各個時期中，在國家的指導與支持下，中總作為澳門的華人權益的代表，聯同社會各界一道，長期與澳葡當局作出有效的交涉、爭取與協調相關澳門華人事務之餘，還帶領社會各界群策群力，在民族大義面前旗幟鮮明，有效地促使澳門民眾緊隨國家的步伐。在澳門發生的歷次災難中作出賑濟與幫扶，保護了澳門各個時期的貧苦大眾，促進了澳門的人文步向文明。為了深入瞭解澳門中華總商會，作者於 2015年 9月23日，訪問了中總前理事長許世元先生，獲悉不少珍貴的中總歷史資料，如中總如何協助“12．3”事件的善後工作；又如中總自何賢先生擔任理事長以後，始徹底解決運作的經費問題等。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更得到許世元先生提供包括“解決外勞騷動”，及“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爭取批地建會址的艱辛歷程等珍貴資料。從許先生憶述的片段中，可以領略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中總，一直以支持國家發展及全力幫扶澳門華人社會為己任。談到澳門的傳統社團的未來發展時他認為，必須培養青年會員服務社會，讓他們從工作中得到歷煉，從而培養出社團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只有薪火相傳，才能長期保持社團的活力。中總成立逾百年來，由於領導層均來自各個時期社會上的殷商名流，對慈善公益事業出錢出力，深受社會各界的信賴與尊重，故一直被視為澳門眾社團之首席角色，也是澳門工商界的大家庭。包括推動澳門經濟向前發展，關注民生，參與社會事務，向政府反映工商界的意見，及維護工商界的合理權益等，都是中總義不容辭的職責。

013中總的建設與發展澳門中華總商會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除了緊貼澳門社會發展而與時俱進外，其社團制度基本沿襲自內地不同時期民間組織制度，經因應其會務發展而作出制度的調整。成立初期的三十多年間，先以值理會總理制，後易為值理會主席制。這一制度以集體決策，總理或主席負責制為核心，任期一年。至 1948年起實行理監事制，首次引入具有監察制衡功能的監事會，作為對理事會所執行會務的監督，並於 1956年起改任期為兩年。及後，於 1968至1986年，又取消了監事會，將權力集中於理事會或會董會。第五十九屆起又恢復設監事會，此後一直設立至今。1994年開始，每屆任期改為三年。澳門回歸以後，便改以會長、理事、監事制沿用至今，其特點是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015澳門中華總商會歷屆會務領導人玉容 (1913-2009)澳門中華總商會歷年制度及會務架構變化表屆別（年份） 會務制度 領導及會務架構一年一屆時期第一至二十二屆（1913~1934年）值理會總理制 總理、副理、值理第二十三至三十五屆（1935~1947年）值理會主席制 主席、副主席、值理第三十六至四十三屆（1948~1955年）理監事制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常務監事、監事兩年一屆時期第四十四至四十九屆（1956~1967年）理監事制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常務監事、監事第五十至五十五屆（1968~1980年）理事制 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第五十六至五十八屆（1980~1986年）會董制 會長、副會長，常務會董、會董第五十九至六十二屆（1986~1994年）會董監事制 會長、副會長，常務會董、會董，監事長、副監事長、常務監事、監事三年一屆時期第六十三至六十四屆（1994-2000年）會董監事制 會長、副會長，常務會董、會董，監事長、副監事長、常務監事、監事第六十五至六十九屆（2000-2016年）會長、理事、監事制 會長、副會長，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監事長、副監事長、常務監事、監事會所方面的發展百年間三遷其址。澳門中華總商會在成立之初因未有會所，暫借位於議事亭前地的同善堂（此處後來被郵政局收購並於 1920年被拆卸，位於今郵政總局向廣場方向的花圃處）為辦事處；及後由康公廟值理會撥借木橋街 4號物業作為會所，才安定了下來。到後來自置物業作會所，經多次修繕、重建後，最後得到澳葡政府的

016 017支持，批給新口岸現址，建成高層辦公樓。自此以後，中總經費來源得到穩定的保障，以支持長期的社會服務。1931年，時任商會總理盧焯孫、副理黃豫樵等，鑒於中總借用了十多年的木橋街會所陳舊且不敷應用，經值理會協議籌募款項以購置會址。最初由值理崔諾枝（時任同善堂主席）倡議，並獲決議通過以一萬三千元購買火船頭街海員工會隔鄰的二層樓房擬作會所。其時因考慮到該區一帶異常興旺熱鬧，連接香港、廣州、石岐、江門的水陸交通俱滙於此；況且該樓前門面對火船頭街，後門對大新酒店（即新新酒店），側面向司打口，條件頗為合適之故。及後值理高可寧獨排眾議提出反對，認為該處遠離市中心不合適，應選址市中心議事亭一帶，並自願補償三千元，即以一萬六千元購受該幢商會已購下之樓房。為表明非有私圖，高可寧更訂定將樓房的年中收益之半數捐予同善堂及鏡湖醫院，該樓房後租予又成公司，作為印刷白鴿票及舖票的工場。經此之後，商會公議購買議事亭前地 18-20號樓宇為會所。此處原為盧紹基堂之物業，商會成功購下以後，於 1932年裝修為三層會所，並於會所內的會議廳前掛一對聯曰：“惟懷永圖卜休恆吉，各恭爾事庶績其凝。”表明了商會成立的初衷。該樓門面頗為壯觀，乃西式三層七拱騎樓式建築，中總進駐後，該樓成為當時澳門有名的社團大廈。於1932年 2月啟用、位於澳門議事亭前地18-20 號的原中總會址大樓

018 019這座磚木結構的三層樓建築經數度內部改建，一改原來古色古香的風貌，且經使用了二十五年後已十分殘破。為發展會務需要，1957年仝仁募集了經費將之拆卸並重建新廈，於翌年 9月落成使用。此後，中總一直在這裡辦公及開展各項活動，如國貨展、圖片展等，1963年 2月澳門南光貿易公司主辦的中國工藝品展覽會就是在這裡舉辦的。新廈還見證了處理“12．3事件”的整個過程，包括在此聯合十三位社團代表接受澳督遞交“認錯書”等歷史時刻。主禮嘉賓主持“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動土儀式由於中總及其附設部門所需經費龐大，歷年均出現赤字。而此間一直有賴何賢及社會熱心人士的贊助支持。為此，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何賢的倡議下，乃發起籌募建廈基金運動，擬將議事亭前地 18-20號舊會所拆建為十八層新大廈，部份留為自用，其餘則作為嘗產，以求在根本上解決中總長期的經費來源問題。最後以分組籌募作分工，籌得澳門幣及港幣合共七百多萬。當中，何賢向香港友好熱心企業家募捐，得到何善衡、何添等八位各認捐五十萬元；澳門方面亦籌得二百多萬元。其時許世元雖然還不是中總理事會成員，但亦獲邀參加籌募工作，乃屬梁秩智、林澤庭籌募組的成員。1968 年許世元出任中總常務理事，並負責跟進這次拆建大廈的工作。當時聘請左立基為建築師，設計了樓高十八層的商業大廈建築計劃，於 1972年向工務局申請並獲得批准。孰料，其時卻遇上澳門的物業市道停滯，需求疲弱，因而遲遲未敢動工。在建築工程准照限期即將屆滿之時，唯有以遞交更改工程計劃為由推延動工時間，故又於1978年底改計劃為十六層高重新入則（報建）。事情可謂一波三折，兩個月後接到工務局通知，因該地區已劃定為“文物保護區”，對新大廈圖不予批准。儘管會址拆建計劃

020 021已好夢成空，但此時規劃興建新會址確是未來推動會務發展的關鍵所在，勢在必行，中總唯有繼續設法爭取成事。以舊會址不准拆建為由，中總雖先後向多位澳督提出申請批地興建新會址，亦獲每任澳督口頭應允，但每次均無着落。年復一年，一拖再拖，期間歷經嘉樂庇、李安道、伊芝迪、文禮治、高斯達等多位澳督任期，卻始終沒有結果。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伊芝迪（Nuno Viriato Tavares de Melo Egídio）澳督奉命返葡出任海陸空三軍總參謀長前，趁他到中總辭行之機，中總再向他提及批地一事，他直認忘了此承諾，當即答應將此事交給保安司甘保樹跟進。事後獲得護督（即署理總督）甘保樹通知，將批給葡京酒店對面外港填海區（NAPE）地段予中總建新會址。後經查核該地段政府早已批出發展，結果好夢又再成空。經幾許波折，建廈曙光初露是在 1987年，一次高斯達（Vasco de Almeida e Costa）澳督命秘書長通知許世元到繁榮建設廳見馬光兆廳長（是時任工務運輸司司長馬文佳的弟弟），許先生便約同黃國勝前往。甫見面馬廳長便說：“澳督擬批一幅地段給你發展，你有興趣否？”許詢問地點，他即示意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426號（即今之永泰大廈）地段。許當即表示接受後，又趁機向其陳述中總要求批地建會址一事，並提及歷任澳督包括時任澳督高斯達都曾答應，唯始終無結果。馬廳長表示毫不知情，他隨即致電查證，得到澳督的確認，並即指令馬廳長處理。其後中總獲知會，允承批一塊位於羅理基博士大馬路，面積 1,780平方米之地段（即今之中總大廈所在地段），但限三天內必須具函提出申請，否則當放棄論。（據查，“ZAPE區”是由澳娛公司負責遷走菜農，並造好供水、供電及馬路等基礎設施後與政府分地。因政府所得之土地須限期批清，故其時澳門多位工商界人士均獲批給該處地段。）當時許世元感到非常高興，立即找許輝年律師準備好申請批地函件，並前往請馬萬祺會長簽署。由於馬會長一向處事十分謹慎，沒有同意即時簽發申請函，認為需要考慮。心急如焚的許世元便追問還需考慮什麼，馬會長答道：“老許，中總有多少銀兩你也知道。如果該地段溢價金太多，我們怎樣應付得了呢？！”許曰：“我們已經等待了這麼多年，現在終於有此機會，如果錯過了就太可惜啦！”許建議馬會長先簽發函件並依限期提出申請，如獲准而溢價金太高，可要求政府降低；到了無法接受時再行放棄也為時未晚。終於獲馬會長同意簽名。許世元隨即向馬光兆廳長遞交了申請函。

022 023最終，中總今天的新會址地段獲得政府批給。據許先生憶述，當年溢價金初定時超過千萬，經與政府協商後獲得減半。至此，許先生不禁道：阿彌陀佛！經籌備就緒，興建新會址的工作終於全面展開。大樓規劃以黃如楷為建築師，施利華為工程師，設計為十九層大廈，定名為“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以分樓方式登報招標。此時澳門因在北京天安門事件的影響下，樓市淡靜，限期內無人投標。在迫不得已之下，許世元建議組織“商聯公司”，得到馬萬祺、崔德祺、陶開裕、何厚鏵、馮文根、中銀，連同許世元等合股 12份，每份 50萬，集資 600萬，以兩個條件作出投標，其一為給予中總 300萬元及大樓建築面積之半；其二是若樓宇無法售出則按股份分樓，若市況好轉，商聯公司能獲利潤，則先撥 20%給予中總。此等條件亦可見中總仝仁以公家利益為重的傳統。至開標當日下午四時，在中總會客室正準備開標時，卻有人交標書來參與競投。開標結果為：（A）“商聯”給中總 300萬及一半建築面積，另公司如獲利潤將先撥 20%捐給中總；（B）“建興龍”給中總 330萬及一半建築面積。大家進行審標決議，馬會長表示“建興龍”條件較好，應取該標。許則提出商聯之標雖價位低 30萬，但其附帶條件（有錢賺捐 20%）亦應考慮。但馬會長說：“老許，無人投標才需要組織商聯，現有人投標，且標價較高，雖商聯承諾有錢賺會捐 20%予中總，試問有誰敢擔保一定有錢賺呢？故只是空話而已。”馬會長言之有理。為尊重會長意見，最後決定由“建興龍”中標，安排動工。1991 年落成啟用的新口岸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外觀

025（上）澳督韋奇立主持“澳門中華總商會大廈”落成揭幕儀式（下）澳督韋奇立向何賢先生銅像致意動土禮由澳督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主禮；到 1991年建成並舉行啟用儀式時，則由新接任澳督韋奇立（Vasco Rocha Vieira） ，聯同新華社澳門分社郭東坡社長等嘉賓主持。中總計劃四樓作禮堂，五樓作會議室及辦事處。六樓原計劃設為會員俱樂部，最後因難以決定俱樂部內容而未能實現。此時適逢“天安門事件”過後，澳門地產市道向好，澳門電訊有限公司及移民局等要求租用六、七、九樓全層，每月租金三十八多萬元，非常吸引，因而放棄了會員俱樂部計劃。此外，因需資金作裝修、增購設備、發放多年應發未發的附設兩校教職員工之長期服務金，及籌集中華商業大廈建築費等，先後出售了新大樓中的兩層以籌資。中總位於議事亭前地 18-20號的舊會址，亦於 1994年8月動工，建為商廈，用作中總嘗產。當時計劃拆建之舊會址，依政府所限只能建三層高樓宇，考慮到該地段商業價值較高，故計劃興建地庫兩層地面三層，聘陳炳華建築師、施利華工程師，經招標由梁蔭沖為承建商。工程順利展開，在兩層地庫挖土工程即將完成，準備進行鋼筋混凝土工程時，收到仁慈堂來信，轉述其租客便民藥房投訴因受中總工程影響而牆身出現裂痕（該藥房建築物緊挨中總

026 027舊會址）。中總當即找工程師派員於裂縫處貼玻璃片進行監察。因其後再次接到投訴，馬萬祺會長即召開會議商討解決辦法，並邀同建築師及工程師參加會議。會議中馬會長認為中總不宜與人興訟，故打算不建地庫。副會長崔德祺補充說：“水坑尾有一支地下水直沖議事亭前地，要小心為好。”因崔乃澳門建築界老行尊，說話有分量，即使工程師從其專業角度作出保證，希望馬會長無需憂慮，其他副會長仍表達了傾向不建地庫的意見。許世元盡最大努力勸說道：“便民藥房已安裝了支撐鋼架，不會有坍塌之虞；且該樓只是單層建築，必要時為其重建也無傷大雅。況兩層地庫工程已近完成，此時取消之着實可惜。”但最後經議決還是決定取消兩層地庫。三層高的中華商業大廈於 1996年 1月 15日正式落成使用，並作為中總的嘗產全幢出租。因租金收益可觀而令中總財政大為改善。可用資源的增加，亦大大有利於中總開展各種聯繫會員、推動區域交流合作等活動，通過相關活動的開展，又增強了中總對會員的服務工作，致令會員的向心力得以顯著增強。與此同時，亦為拓展會務、擴建兩所附設學校等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中總財政進入長遠的豐穩時期。從中總一線工作退下後，許先生在回顧他在中總工作、奉獻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中，感悟到在平凡的工作中所富含的深刻哲理，從中體會到凡在社團工作，定要任勞任怨、識大體、顧大局，要貫徹民主原則，少數服從多數等等。儘管如此，他仍是深深體會到，任何事情實難兩全其美，而辦公家事之難，在於它既要瞻前顧後，更要考慮多方；要因勢利導，亦要掌握分寸；既要懂得堅持，更要懂得放棄。這正是對辦實事工作的人的最大考驗。2011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與澳門中總訪京團合照

028 029以上所陳事項雖事隔四十多年，卻都是許先生親手經辦之事項，他至今記憶猶新。他相信年輕一代中總人鮮有瞭解者，整個過程唯區榮智秘書長最為清楚。此段受訪後，許先生寄語曰：“俱往矣，今藉受作者邢榮發博士之訪問，謹將中總會址發展歷程略談如上，作為中總會史記載之部分，這亦可充分表達出本人對中總感情之深厚。”發展逾百年的澳門中華總商會對澳門社會的貢獻，從成立至今的不同歷史時期中，除了得到大多數澳門居民的認同外，亦為各時期澳門政府所肯定，並予以嘉獎。中總成立以後的民國時期，盧廉若在任中總總理期間，於 1925年獲葡國政府基督一等勳章；崔諾枝在任值理期間，由於對澳門貢獻良多，除先後獲得政府多次頒授勳章等榮譽外，更被譽為澳門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同善堂亦因其功績卓著而鑄造其像置堂內，以資後人敬仰；連任五屆中總主席的高可寧，亦先後獲頒葡萄牙紅十字會紅十字勳章及葡萄牙基督勳章等。新中國成立以後的葡治期間，在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負責人的領導下，中總對社會的貢獻尤大，亦受到澳葡政府的嘉獎。中總理事長何賢分別於 1951年獲葡萄牙授予基利斯督大勳章，及 1952年獲葡萄牙紅十字會授予榮譽十字勳章，在他辭世後，於 1984年被追授英勇金盾勳章及“澳門榮譽市民”稱號；馬萬祺則於 1995年獲頒授澳葡政府大十字勳章（商業功績）；而崔德祺在任中總副理事2002 年，行政長官何厚鏵向澳門中華總商會頒授功績勳章，由中總馬有禮代表接受2012 年，行政長官崔世安向澳門中華總商會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由中總會長馬有禮代表接受

030 031長、副會長的三十年間，先後獲頒授包括慈善功績司令級勳銜、慈善功績爵士級勳銜，及文化、英勇、紅十字會等功績勳章及公民功績高級軍官等勳章。許世元亦先後獲澳葡政府頒授葡萄牙國家級商業功績高級軍官勳章、英勇勳章。這些勳章都代表着列位在任職中總期間，為澳門作出傑出的貢獻。為表彰何賢生前長期為愛國事業奮鬥的偉大功績，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台於 2006年，特將該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 5045號小行星命名為“何賢星”，並於 12月 6日舉行隆重命名儀式及頒贈證書。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為表彰澳門中華總商會一貫團結工商界，為澳門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特區政府於 2002年向中總頒授工商功績勳章，又於 2012年向中總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以肯定與表彰中總百年始終如一地積極關心社會、支持慈善和教育事業，為澳門社會和諧穩定、發展進步做出重大貢獻。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的中總歷代負責人如下：獲頒授個人最高榮譽大蓮花榮譽勳章的有馬萬祺、曹其真、崔德祺、何鴻燊、許世元、何厚鏵；而獲頒授金蓮花榮譽勳章的有崔德祺、何鴻燊、許世元、吳福、彭彼得、賀一誠、胡順謙及吳榮恪；而彭彼得、崔樂其、王孝行、張祖奇、顏延齡、林金城及賀定一，則先後獲頒授銀蓮花榮譽勳章。還有至 2015年，先後獲特區政府頒授各類功績勳章的中總仝仁共 63人，計有專業功績勳章 8人、工商功績勳章38人、單位、旅遊功績勳章 5人、教育功績勳章 4人、文化功績勳章 1人、仁愛功績勳章 4人、體育功績勳章及社會服務獎章各 3人等。中總會務負責人榮獲澳門特區政府大蓮花榮譽勳章

會員大會會 長副會長理事會理 事 長副理事長監 事 長副監事長常務理事 秘書處 常務監事總務部聯絡部文康部工商事務部財務部交際部嘗產管理委員會附設學校校董會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會務監察財務監察監事會中總組織架構圖

035直至清朝末年，澳門尚沒有全澳性的商會組織，故每遇公眾事務，各社會賢達、華商領袖只得假鏡湖醫院集體議決。鑒於澳門華商日眾，1911年在商領蕭瀛洲等倡議下，開始籌備組織商會。遂擬定組織章程，向澳葡政府提出申請註冊澳門商會，並於 1912年 12月 14日獲里斯本批准立案，名為澳門商會。翌年，澳門商會正式成立，公推蕭瀛洲為首屆總理。及後，澳門商會又以旅澳華商總會名義，獲當時中國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到 1916年才正式定名為澳門中華總商會（簡稱澳門商會）。澳門商會成立初期，處理公眾事務很快成了主要的會務工作之一。如 1924年 11月，為了澳門的航運與貿易安全，商會要求政府採取措施，以防止在海上及沿海街道上出現海盜活動，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又如 1938年 6月，廣東抗日戰爭打響了“南澳戰鬥”，繼而廣州淪陷，各地逃來澳門的難民達四萬餘眾，以致各處屋宇有人滿之患，貧困難民無以為生，流離失所。其後來澳難民還不斷增加。在此情況下，澳門的中、西商領名流組織了難民救濟委員會，亦得到澳葡當局的大力支持，委員會並定期謁見澳督商議救濟事宜。至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澳門雖然名為“中立地區”，卻因整個珠三角沿海地區已成了日軍中總與澳門社會的淵源

037控制範圍，以致澳門對外交通皆告斷絕，米糧價格飛漲。幸得澳葡政府及商界人士不遺餘力作出緊急救濟，慈善團體以贈衣施食為貧民及難民解困；但因要對數以萬計難民煮粥施賑，每天耗費巨大，非長久之計。為從根本上解決難民問題，商會擬出“歸僑運動”之法以助難民回鄉，並成立了澳僑協助難民回鄉會。為了解決經費問題，回鄉會主席劉柏盈（1946-1947年間任商會主席）與時任商會主席的高可寧前往謁見澳督，商議澳府援助事宜。最後獲澳葡政府答允支持所需五百餘萬元預算經費之半數，高可寧與傅偉生合捐五十餘萬元，其餘的向澳門各界募捐。最終成功推行了“歸僑運動”，紓解了澳門人口猛增的壓力。1943年因澳門遭到封鎖禁運而糧食供應緊張，商會由主席高可寧，及何賢、傅老榕（傅德用）等前往日佔的拱北關，說服日軍解除對澳門的運糧封鎖，遏止了糧食價格的繼續暴升，始舒緩了澳門缺糧的壓力。澳門商會經過三十多年的成長，漸漸成為澳門華人的依靠。1949年 10月新中國成立之初，畢竟處於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澳門部份商界人士對是否支持新中國仍然持觀望態度，導致當年“雙十節”前夕，中總內部因“掛旗問題”引起了爭論，左右兩派各不相讓。有人認為應掛五星1913年刊於政府公報的中總章程

038紅旗，部份人堅持仍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結果由何賢提出建議，折衷改掛商會會旗，始平息了爭論。翌年，何賢當選為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這一年，美國政府向澳門法院提出訴訟，以凍結中國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公司在澳門的資產。何賢即設法協助將這兩家航空公司在澳資產轉移到廣州；未幾韓戰爆發，何賢又設法從外地購入物資運往內地，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這是何等大義之舉。此後，中總對澳門社會的華人事務協助有加，社會上幾乎所有華人重大事務都必有中總的參與。這個時期，澳門中華總商會與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一道，被澳門華人譽為“三大社團”。三大社團的負責人雖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組合，然而鏡湖醫院慈善會和同善堂的主要負責人卻多為中總中人，致使三個社團在共同的服務大眾目標中，一直合作並起牽頭作用。直至澳門回歸祖國以前，中總不但作為華人與澳葡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更是澳門民間與新中國政府之間的主要溝通渠道。澳門特區成立以後，中總更是大力支持“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並以具體行動輔助澳門經濟走出低谷，從不同層面參與澳門建設。

041自清朝滅亡至新中國成立的三十多年間，澳門社會處於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1912年 5月，孫中山先生由港抵澳，受到澳門各界熱烈歡迎。翌年 6月，為探望病危的長女金琰而再次來澳門。及後孫中山組織了志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這期間，內地軍閥割據、混戰，而澳門則處於中華革命與各方勢力活動頻繁之地。1922年，工運席捲全國各大城市，繼香港 3月發生“沙田慘案”後，澳門於 5月底亦發生了“5．29血案”。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澳門又成為避難之所。澳葡當局在這時期因急需解決港口淤塞，以解決澳門往後的生存問題，故正規劃大規模進行填海造地。在中華大地戰事頻頻的局勢下，澳門經濟浮沉，居澳華民處於無助之境地。唯有澳門華人商領秉持傳統責任，參政議政，為澳門社會的平衡發展力爭協調。（一）參政議政澳門中華總商會自成立以來，除備受社會各界認同及支持外，亦獲得政府的信任，故在不同時期，中總的主要負責人都會獲得政府的重要委任，參與到政府工作中。從葡治時期的立法委員會、政務委員會、諮詢委員會、評中總對澳門政治的參與及影響

042 043稅委員會等，到回歸後的行政會、立法會及各類諮詢委員會，甚至基金會或公營機構等，都有中總的代表參與其中。這又推動了中總在澳門社會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上世紀二十年代，時任中總值理會總理的盧廉若，就曾任政府立法委員及諮詢常設委員會委員，當時他還經常為中、葡社群之間發生的磨擦充當調停人。三十年代時任中總總理、主席的范潔朋，是早期同盟會會員，在內地軍政界擔任要職，擺脫軍政事務後定居澳門，1936年被選為“中華民國澳門華僑區”監督，成為當時澳門華人領袖；1955年以後，中總理事長何賢出任澳門政務委員會的華人代表多年；1956年 12月澳葡政府設立的省體育委員會，成員中則有中總副理事長崔德祺為代表，他在六十年代還出任了多年審評防務稅委員會委員等等。這些都說明凡中總負責人，必為當時在澳門社會中具聲望、有能力的商界人士，深獲官方及民眾的信賴。從 1976年在《澳門組織章程》下成立的立法會，至澳門特區立法會的組成中，多位中總主要負責人或獲官方委任，或通過間接選舉當選立法會議員，代表僱主、專業、慈善等團體在立法會發聲，參政議政。1976年中總會長何賢獲澳督李安道委任為首屆立法會官委議員，並當選為立法會副主席。馬萬祺則出任第一至第五屆立法會議員。崔德祺曾任立法會議員、副主席。何厚鏵 1988至 1999年間先後出任立法會議員、副主席。許世元於 1976年獲澳督委任為諮詢委員會委員（相當於今天的行政會成員）；因何賢逝世後立法會出缺，1984年許世元獲總督委任為第三屆立法會議員以補缺，因而辭去諮詢會委員一職；1996年又從間接選舉成功出任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回歸後他還繼續出任了澳門特區立法會第一、二屆議員。另外，1990年立法會補選中，中總會董高開賢成功當選進入立法會；同屆議員尚有中總常務會董吳榮恪。到了今天的特區第五屆立法會中，如中總副會長賀一誠乃現屆立法會主席，副會長崔世昌、馮志強，會董鄭志強，理事長高開賢，副理事長崔世平，常務理事劉永誠、陳澤武、蕭志偉、馬志成等，均為澳門特區立法會現屆議員。近四十年來，基於澳門法治社會的不斷發展，作為長期以促進澳門社會發展為己任的中總，從澳門立法會成立至今，一直竭力推進澳門法制建設，對回歸後保證澳門“一國兩制”的實施，特區政府有法可依，及繁榮穩定的發展起着重要的作用。1987 年 4月 13 日《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045簽署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及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於翌年先後成立。中總負責人馬萬祺、崔德祺、何厚鏵、許世元等多人分別出任上述兩個委員會主要成員，積極參與並推動有關工作。1998年 5月 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成立，馬萬祺、何厚鏵出任副主任委員，崔德祺、許世元等多人出任委員，他們與澳門各界代表一道，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作獻策出力。澳門回歸祖國，意義重大。這是中華民族繼香港回歸後的又一盛事，是“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再次成功實踐。在澳門回歸歷程中的各個時期，為了實現平穩過渡、政權的順利交接，以及特區政府籌備工作的順利開展，澳門各界都竭盡全力投入到各項工作中。為此，中總成立了關注澳門回歸工作小組，先後舉行了團體會員、行業代表座談會，推動做好澳門回歸的各項工作；並在網頁內增闢澳門回歸專欄，廣泛宣傳澳門回歸訊息。關注小組將收集到的意見歸納整理，送交澳門特區籌委會；此外，中總還派代表出席澳門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的組建諮詢會議，就推委會如何產生的若干問題提出意見。為歡慶澳門回歸祖國，中總又成立了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工作委員會，現場見證《中葡聯合聲明》簽署過程的澳門各界代表，包括中總負責人馬萬祺、崔德祺及許世元中總負責人及澳門各界代表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檯前合照

046 047並舉辦多項慶祝活動，包括發行紀念郵封，舉行慶祝酒會，組織五百多名工商界人士，參加回歸日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進駐澳門；製作“百業興旺慶回歸”花車參加“澳門各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活動委員會”（下稱“慶委會”）主辦的大巡遊活動。為了支持慶委會開展全澳性慶回歸工作，中總無償借出會址七樓四個單位作為慶委會辦公之用，另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積極配合工作。在中總與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政權得以順利交接，特區政府亦順利誕生，開創了澳門歷史新篇章。更可喜的是，中總原副會長何厚鏵參選成功，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官；2004年何厚鏵競逐連任，以高票當選為第二任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中總原會董譚伯源經提名獲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為第一屆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司長，並連任了三屆。2014年第四屆特區政府班子裡，中總原常務理事梁維特經提名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出任經濟財政司司長一職。除積極參與澳門的政務工作外，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中總長期為澳門華人所做的工作得到國家的肯定與支持，因而在各個時期中，中總主要負責人多有當選為澳區全國人大代表或澳區全國政協委員，而參與到國家立法事務及民主政治協商事務中，為國家的發展與法制建設出謀獻策。（二）協調解決重大事件澳門社會重大事件的發生，一直以來都與內地的社會狀態息息相關。如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發生的“關閘事件”；內地文革開始之時，澳門爆發的“12．3事件”；還有內地實行改革開放前後的外勞騷動，及九十年代的“3．29大赦”等，都是與內地社會變化連結帶動的，也是對澳門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事件。在這些事件的解決過程中，澳門中華總商會均擔當着主要的角色，且在把握華人處事方式及協調澳門政府的決策上分量甚重。1952年 7月 25日的“關閘事件”，是源於駐守在關閘的葡兵，將鐵絲網欄碼向中國方向前移，並有葡兵越過中立線，用槍刺傷一名趨前查問的中國邊防軍士兵，中國士兵立刻扔出手榴彈還擊，進而引發一場激烈的槍戰。雙方調集援兵，更動用迫擊炮互相轟擊。衝突持續了兩天，雙方各有死傷，史稱“關閘事件”。事件的發生有那麼一點點刺探新中國對澳門態度的意味。在中國軍隊強大的軍事壓

048 049力，及廣東宣佈停止向澳門供應糧食和蔬果的形勢下，澳葡政府只好請澳門華人領袖何賢出面調停。經過半個多月多達十七次的談判，最後由中總正、副會長何賢和馬萬祺作中介人，與經濟局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一起，在8月 23日攜帶澳督的“道歉書”前往前山，同意中方要求對事件作出道歉，及賠償損失人民幣 44,373.30元，並將設在關閘北面的崗亭撤回澳門。至此，事件得以平息。中方亦於兩天後恢復關閘的正常交通運輸。另一宗衝突是發生於 1966年 12月 3日的“12．3事件”，是新中國成立後澳門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抗爭行動。事件始於氹仔坊眾學校計劃擴建校舍，於 1966年 4月租得施督憲正街屋宇，擬進行修建。唯向當局申請了七個月未獲批准，經中總協助仍未獲批，校方先行搭建了施工棚架。11月 15日，海島市行政局因派警員前往勸止無效，遂召來大批手持藤牌、膠棍的葡警強行阻止而引發警民衝突，造成多人被打傷，並有一名記者被拘捕。校方派出向當局交涉的代表亦被拘捕，後在中總副會長崔德祺協助下始獲保釋。事件令澳門的華人社會為之震怒，各工會紛紛進行抗議示威。為了不激化矛盾，中總會長何賢專程前往拜會護督（署理總督）施維納，誠意提醒他內外政局的微妙（因此時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期），必須小心妥善地處理事件，惜不獲採納。事件發生十天後，新任澳督嘉樂庇（José Manuel S.F. Nobre de Carvalho）抵澳履新，即察覺到事態嚴重。他雖然於 29日接見了澳門工商界代表，承認處理失當並答允徹查事件，但為時已晚。憤怒的群眾繼續抗議示威，到 12月 3日中午，澳督府門前終於發生衝突；下午，示威群眾在龍嵩街遭警廳前的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並開槍射擊，當場打死兩個人。澳督隨即於黃昏頒“12•3事件”中，以中總理事長何賢為首的全澳十三位代表見證澳督嘉樂庇簽署“認錯書”

050 051佈了“戒嚴令”（宵禁令）。因事態緊急，雖然何賢在電台呼籲市民無事不可外出，唯到第二天還是有八名華人被打死，二百多人受傷。12 月 10 日，廣東省外事處向澳葡政府提出強烈抗議，並要求葡方答允居民提出的四項要求。在這強勢壓力下，12月 21日起，由澳門政府秘書長波治、中總副會長崔樂其及律師左次治組成的三人葡方代表團多次前往拱北，與省外事處的代表高鴻福、傅奮進行談判。在華人開始實施不納稅，不售物品予葡人，不供水電予葡人的“三不”抵制下，及廣東停止向澳門供應食用原水後，澳督嘉樂庇被迫於 1月 28日下午率員前往澳門中華總商會，簽署了被稱為“投降書”的《澳門政府對華人各界代表所提出的抗議書的答覆》，並於翌日向廣東省外事處遞交了《答允居民所提四項條件的實施條款》。在遞交“實施條款”時還發生一段小插曲：澳葡三人代表團持書往拱北交予中方代表後，高鴻福與傅奮帶同翻譯員，很快把文件交回波治。澳門代表團隨即驅車火速回澳，三十五分鐘後再回到拱北。原來中方認為嘉樂庇的簽名用原子筆不合法，需由澳督補用墨水筆簽署後才獲接受。文件即場由波治用葡語宣讀，崔樂其用國語翻譯完畢後，再由波治將文件交中方首席代表高鴻福，儀式完成。至此，“12．3事件”平息。據許世元憶述，中總在“12．3”鬥爭中擔當了重要角色。事件中，中總作為澳門工商界團體責無旁貸地成為主要力量，與澳門各界一道支持“12．3”鬥爭。簽署“投降書”當天，中總組織了澳門各界十三名代表齊集商會三樓，由澳督嘉樂庇親蒞簽署“認錯書”（坊間稱之為“投降書”），故當時華人有個說法，那就是“統治者向被統治者簽名認錯”。可見中總在澳門社會中地位之重要。在“12．3事件”後的善後工作上，中總亦付出了艱辛的努力。自事件中華人對澳葡政府實行的“三不”抵制時起，澳門頓時變成無政府狀態。事件結束以後，因澳門部份民眾濫用勝利果實而致市面更為混亂，環境骯髒不堪。鑒於此，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祁峰專程來澳指導工作，與各社團負責人會晤及親往各社團進行宣講。他首先來到澳門中華總商會，向大家闡述鬥爭行動必須謹守理、智、節三原則，不可濫用勝利果實等。由於華人採取不納稅給澳葡政府，又非法霸佔土地建房屋（有些至今還未拆卸），引致街市（菜市場）全無秩序，市政稽查人員不能執法。由於當時中總會員涵蓋小商販之故（後來才有小販互助會作為行業組織），會長何賢四出走訪，向街市小販進行

052 053苦口婆心的勸說，請大家遵照祁峰副社長的指示，守法納稅給澳葡政府，不然政府無法支付工資予公務員，也將沒有警察維持治安，就保護不了市民等語。在中總負責人到處勸說，及做了大量工作以後，市面狀況逐漸趨向改善，經數月澳門才恢復正常。說到何賢先生時，許世元表示，自新中國成立以後，何賢當選為中總理事長。由於他的處事誠心、公正及為人慷慨疏財，並代表中總出任多個政府委任職務，事事為居民出頭，漸漸成為澳門華人首席代表，“其時可謂事無大小，只要何賢出面處理就一定會擺平”。當時各大社團負責人經常要到大豐銀行見何賢，商議需要處理的事務，特別是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馬萬祺及同善堂主席崔德祺，更是每天必到。當然，若有重大事件發生時，他們還須首先與時任澳門南光貿易公司總經理的柯正平（又名柯平）先生商議，因其時南光相當於新華社澳門分社的性質與功能。鏡頭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外勞騷動事件”。其時由於澳門工業快速發展起來，卻出現工人不足的情況，於是澳門廠商紛紛向內地聘請勞工。期間一批又一批內地勞工來澳工作。但由於該等勞工只是持護照蒞澳人士，且人數眾多，澳葡當局即以持護照入境乃屬旅遊性質，不准留澳工作為由，要求廠商即時辭退該等勞工。但該批內地勞工不肯返回，廠商迫不得已，只能停止宿舍的水電供應及不發放工資，以致當天晚上爆發了勞工聚集抗議事件。據許世元憶述，當晚適逢中國銀行假皇都酒樓設春茗宴客，中總大部份負責人均出席了宴會。當在宴會中獲悉發生事件後，即由崔樂其、彭彼得、梁宋和許世元等中總負責人趕往現場（台山及新橋）進行調解，經多方協商，終獲三方諒解，以向該等勞工承諾廠商將立即恢復勞工宿舍的水電供應和發放工資，及在澳葡當局答應准許該等內地勞工暫時無需離澳，並於期限內申辦正式居留手續等條件下，事件始告平息。後來考慮到澳門工業確實急需大量工人支持生產，澳葡政府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向那些勞工發了身份證。這些工人遂成為促進澳門工業發展的生力軍。1982年 3月 15日，澳門政府委託中總、廠商會、出入口商會、建置商會及毛織毛紡廠商會連續十天，徵集工廠、公司及商號等受僱無證員工及其家屬，以及有證勞工無證家屬的登記，成功登記了受僱無證員工 23,800人，其無證家屬及有證勞工無證家屬各有 3,000人。及後澳門政府於 1984年 5月向他們發出澳門身份證，領證者人數為

054 05524,016人。自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內地合法來澳定居人士不斷增加，更有大量人士透過不合法途徑來澳工作、生活。到 1990年初，有立法議員發起成立“助你家人團聚”的組織，以協助在澳人士內地親屬來澳團聚。及至 3月 27日，治安警察廳宣佈發證給已登記無證青少年的無證父母。不料消息傳出後，卻惹來大批未能被惠及的無證者不滿，故而上街示威。當晚，先是數十人聚集在治安警察廳舊總部，後來人群湧往南灣澳督府靜坐，人數增至數百人，當中有男女老少，有病者、孕婦及幼嬰等，最後聚集人數竟達逾萬人。至 28日晚上，當局下令清場，警方驅散人群，並用警車將在場婦孺帶走。及後，當局卻又突然宣佈將為無證人士作出登記，引導人群前往二區警廳後的蓮峰球場。翌日凌晨 2 時，人群擠滿在蓮峰球場期間，場內場外先後發生“人踏人”意外，造成二百多人受傷。幸得鏡湖醫院早已組織了三支緊急救援隊在現場戒備。意外發生後，當局正式開始為無證者登記。其時中總副會長許世元正是參與處理事件的政府諮詢委員會委員之一，事件發生過程中一直在開會商討，並親赴現場協調。其時立法會也召開緊急會議。最後經政府高層商議，決定為無證者作出發臨時身份證的登記。收到這一訊息後，聞風而非法入境者，均一湧而至蓮峰球場，他們多是來自廣東和福建等地區。至當天晚上登記結束時，獲發登記紙人數達 45,000人，是為“3．29大赦”。及後澳葡政府成立了“九零登記無證人士協調委員會”，中總亦有代表參與其中；另一位“3•29大赦”事件中無證者於當天聚集於蓮峰球場的場面

056 057中總副會長崔樂其因諳葡文及中文，故亦全程參與協調工作。這次特赦為澳門增加了一成人口，並為促使澳門社會穩定發展帶來了新的動力。為了完善澳門法律規範，以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及避免法治社會再次受到衝擊，在是年立法會審議非法入境法案中，馬萬祺、何厚鏵及吳榮恪三位議員均細心審議法案條款，並舉手贊成，法案順利獲得通過。（三）愛國事業的建設澳門中華總商會在長期服務澳門社會工作中，始終堅持愛國愛澳的宗旨。在不同時期中，均透過實際行動引領全澳各界進行愛國事業建設。支持抗戰，領導群眾慶祝象徵新中國成立的國慶節，推動“愛祖國，用國貨”，以具體行動支持國家建設，組織出席中國商品進出口交易會等等。抗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影響和推動下，《朝陽日報》、《大眾報》聯合發起組織澳門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及戲劇界救災會（簡稱澳門四界救災會），並於 1937年 8月正式成立，宗旨為籌款賑災，共同拯救我受難同胞於水深火熱之中。行動得到包括澳門商會和社會人士的大力支持，從受聘為大會名譽顧問的 28位社會人士中可見，包括澳門商會時任主席范潔朋、副主席崔諾枝，及徐偉卿、高可寧等殷商，均出錢出力及從各方面提供協助；如期間逢“8．13”淞滬抗戰周年紀念，四界救災會都會發起“獻金運動”，獻金檯就設在澳門商會。新中國成立以後，澳門一個為凝聚與擴大愛國力量的活動，在各界代表組成的澳門同胞慶祝國慶籌備委員會（下稱國慶籌委會）的主持下每年舉行，並堅持了五十五年之久。直至 2005年，因考慮到澳門已回歸祖國的關係，經國慶籌委會常設委員會決議通過，結束由“澳門同胞慶祝國慶備委員會”統籌全澳慶祝國慶活動的歷史任務，其後改由澳門特區政府全面主辦慶祝國慶活動。自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每年 10月 1日國慶節，澳門各界愛國社團都會組成國慶籌委會，以統籌全澳國慶活動。而每年領導籌委會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早期是何賢先生，後期是馬萬祺先生。中總每年還派出代表參與具體工作，及無償借出會址作辦公之用，及提供必要的人力資源，積極支持國慶籌委會的各項工作。其時每年的慶祝國慶活動豐富多彩，從 1962年“澳門

059同胞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三周年”活動中，我們可以領略到當年的盛況。據報導，國慶當天，全澳各主要街道張燈結綵，紅旗招展；各處慶祝會場載歌載舞，喜氣洋洋。各座花團錦簇、燈色輝煌的巨型牌樓，巍峨矗立在市中繁盛街道上，宏偉壯觀。高懸在各社團、學校、商戶門樓上顯示祖國各項建設成就的圖景綵牌，瑰麗奪目。位於郊區的馬塲及新填海地區，無數紅旗迎風飄揚。另外共有 13個社團、單位分別用各種形式慶祝國慶，包括澳門戲院業同業商會於節日中午分別在澳門、氹仔 11家戲院放映名片，免費招待逾萬同胞參觀。中華總商會於中午舉行了盛大慶祝酒會，招待各界一千多人。國慶大聚餐於晚上分別假國際、五洋、東亞三大酒家舉行，筵開 120席，與會各界同胞 1,400多人。大會還在南灣工人球場放七彩煙花，二萬人觀看。10月 19日《澳門日報》假中總三樓舉行祖國建設圖片展，內容包括江山如畫、農村風貌、工業建設、文化藝術、少數民族及外交活動等六組照片共 172幅，以展示新中國最新的發展成就。這就是國慶籌委會統籌策劃的每年慶祝國慶的盛況。這些活動對澳門愛國事業的建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說到澳門愛國事業的建設，不得不提當年“愛祖國，（上）1950年 10月 1日，何賢、柯正平、劉柏盈、崔德祺、崔樂其、姚景槐和黃平等在中總慶祝國慶酒會上（下）1958年在中總會所舉行國慶酒會

061用國貨”這一口號的由來。緣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其時國家外交環境非常惡劣，邦交國很少，只有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朝鮮、匈牙利、波蘭、蒙古及阿爾巴尼亞等國。而國家要多方面發展，急需爭取外匯，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決對外貿易問題。由於中總一直以支持祖國、配合祖國政策為己任，所以自覺承擔起這一責任，帶動澳門工商界一同做好以澳門為平台的推銷國貨的工作，並提出“愛祖國，用國貨”的口號，大力推動澳門各界推廣和購用國貨。中總還多次在會所舉辦中國工藝品展覽會及商品展覽等，向外宣傳國產商品，其意義在於促進國家對外貿易的增長，增加外匯收入，支持新中國的經濟建設。1956年中總舉辦的中國工藝品展覽會

063新中國成立以後，中總作為澳門的華人代表，為澳門的民生事務與內地加強溝通，是其重要工作之一。如在解決長期困擾澳門的食用水供應問題上，在中總作出長期的努力後，得到廣東方面的支持，於 1960年起正式從珠海向澳門供應原水。在日常工作上，中總更可謂“事無巨細，均有所成”。除服務工商界外，為澳門同胞辦理清明入境掃墓證，發出澳門同胞申請回鄉介紹書的證明，為澳門居民回鄉探親旅行提供方便等，在過去很長一段的時間裡都是中總的常務工作。此外，中總還透過促進粵澳文化交流，長期組織代表團參加廣州交易會等活動，推動澳門的經濟發展。（一）澳粵關係的民間橋樑澳門的食用水早期是由井水、自然山水及地下水，或靠船自內地運入泉水、山水等供應的。進入 20世紀，由於澳門人口的不斷增加，食水供應量越來越難以應付日常需求。1924年澳葡政府在松山鱷魚潭建造首個貯水塘，但貯水量有限，只能有限度供應自來水。翌年，黃烈、黃金寧創立了澳門自來水公司，惜只維持了三年，便由工務局中總對澳門社會經濟的助力

064 065接辦了三個月，再由香港某銀行接辦。從 1928年開始，澳葡政府啟動了澳門城市供水計劃的研究，提出以自流井為澳門供應食用水計劃；在 1930年組織名為“澳門食水有限公司”以後，在青洲設立機房泵取河水供應澳門。本在青洲亦有設塘貯水，但因建築不良，時漏鹹水，致不適宜飲用，幾年後該公司因財政困難而倒閉。直到 1935年，市政廳將特許供水經營權批予英資澳門電燈公司控股的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為期 60年，自此澳門的食水供應始漸趨穩定。該公司於簽約後即開始修建水泵房及自來水廠，並於翌年 7月啟用；同年又改在新口岸築塘蓄水，仍是汲取青洲河口原水，經凈化後供應澳門。基於汲水處位於河口，可泵得宜飲用之淡水時間不多，只能於春夏季之間當海潮退時始可泵水貯存；秋冬季因乾旱，所能汲取之水量就不足以供應澳門之用。隨着青洲水泵房的擴建和新口岸水塘投入使用，澳門的自來水供應問題才逐漸得到解決。1946年，水廠由經濟局局長羅保接辦，股東有何賢、張子光、梁昌等。為保證供水穩定及食用水衛生，澳門政府在 1947年 8月下令封閉澳門所有食用水井及蓄水池，並公佈供水章程。1958年底至 1959年上半年，由於西江流域出現嚴重旱災，澳門淡水供應奇缺，市政廳停止了自來水供應，改為供應海水。而食用水則透過水車運送，限量發售。期間澳門停止供水達五個月。缺乏淡水對澳門民眾生活及經濟發展影響嚴重，中總對此萬分關注，何賢、馬萬祺、柯正平等緊急研究解決澳門缺水問題，並決定以澳門中華總商會名義去函廣東省政府，希望在珠海縣內引淡水供應澳門。1959年 8月，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約何、馬、柯等在中山石岐商談，初步議定從珠海竹仙洞水庫修渠向澳門供水。經珠海方面研究可行，何賢亦表示願籌一筆款項作購置施工工具之用，以加快供澳食用水工程。至年底，陶鑄書記邀請中總仝仁同往視察竹仙洞水庫工程。在何賢的指示下，中總馬萬祺、譚立明、陳植生、陳律平等，聯同工聯、婦聯、教育會等十多位代表前往珠海，會同陶鑄書記一同視察了水庫工程。不久工程完竣，於 1960年 3月 8日開始向澳門供應原水。三年後，因廣東省出現嚴重旱災，澳門的食水供應再次出現緊張。為更好保障澳門供水，自 1966年開始澳門向珠海購買原水，以應付社會發展的需要。兩年後包括前山及吉大水庫相繼向澳門供應原水，食用水問題再次得到緩解。隨着澳門人口的增加，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又獲得珠海供應大鏡山水庫及南屏河淡

066水。繼後在中總作中介、廣東與澳門雙方協調下，於 1988年完成了磨刀門至澳門的供水工程，始較徹底地解決了澳門回歸祖國以前居民長期的食用水問題。至此，讀者不禁會問，食用水之供應是政府對管轄區域責無旁貸之責任，何以要中總與廣東政府磋商解決呢？須知在中葡 1979年建交以前，澳葡要與中方進行官方對話，是要透過葡萄牙外交部，再借助與中國有邦交國之外交管道始能進行溝通的。新中國成立以後，畢竟中葡尚未建交，以致粵澳通關需要經過一段磨合期與互信建立期。1951年 2月開始，廣東決定實施邊境管理，規定出入境人員一律須出示國內公安機關簽發的通行證。從這時起關閘才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同胞清明回鄉掃墓情景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中總為港澳同胞辦理的回鄉證明書和清明掃墓書

068口岸。因而當年進出澳門的人數由前一年的平均每天 1.5萬人次減至每天 400-500人次。規定實施五年後，有關部門放寬了對港澳同胞往來內地的限制，港澳同胞入境時只需憑身份證明在口岸領取回鄉介紹書。而每年清明節許多澳門同胞都會回鄉掃墓，一般只需數小時即返澳，卻要花長時間向公安部門申辦回鄉介紹書手續。為方便澳門同胞即日往返，廣東方面委託了澳門中華總商會、工會聯合總會等負責核發當天入境，即日返澳的“掃墓證”。故每年清明節，中總與工聯於關閘與拱北之間的“三不管”地帶設棚，協助會員及澳門同胞等辦理掃墓證。這舉措一直持續到 1979年使用回鄉證出入境為止，有效地協助解決了兩地民眾往來便利問題。（上）中總為藝術團演出特意安排接送藝術團的專車（下）1956 年 2 月 27 日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澳演出後，中總設答謝宴現場1956年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澳演出，受到澳門同胞的熱烈歡迎

070 071文化交流是人類促進政治互信、經濟發展以及文化互融的有效活動，中總為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在這方面亦不遺餘力。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基於政治因素的影響，粵澳文化交流局限於為數不多的文藝團體交流。1956年 2月，在中總的大力協助下，中國民間藝術團蒞澳演出獲得成功；1959年 2月 17日，廣東民間雜技團應中總之邀蒞臨澳門表演，10天 18場的精彩演出，被觀眾讚譽為“絕技團” ，觀眾達二萬人；翌年初，廣東粵劇院一團在白駒榮、羅品超的率領下蒞澳門演出《林沖》、《荊軻》等著名劇目，精湛演技受到熱烈讚賞。劇團離澳前夕，中總設宴款待，何賢致詞感謝祖國對澳門同胞的關懷，派來優秀劇團演出了優秀節目。同年 12月，廣東曲藝雜技團蒞澳演出 14場，場場爆滿，盛況空前。禮尚往來，1961年 10月，中總組織澳門業餘音樂曲藝團一行 32人，在理事長何賢、副理事長崔德祺率領下，前往廣州人民戲院作兩晚演出，受到廣州觀眾的熱烈歡迎。另外 1956年 9月，中國第 16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委會宣佈，台灣、香港、澳門的運動員可以參加國家選拔。消息公佈後有 120多名港澳運動員回廣州參加選拔。澳門運動員專門組隊前往，並由中總副理事長崔德祺擔任總領隊。這一系列的活動亦帶動了澳門民間團體與內地文化交流的盛行。支持國家外貿發展，是新中國成立後中總的既定宗旨。為促進外貿發展，國家於 1957年在廣州舉辦了第 1屆“中國商品出口交易會”，後來因時代及條件的轉變而更名為“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包括了進口，此後每年舉辦兩屆至今。由首屆起，中總每屆均組織貿易團赴會，以實際行動支持新中國的發展，亦冀此促進澳門的經濟發展。初期由於交通極不方便，抵穗後租住酒店又難，另因剛解放及對內地情況不了解等原因，很多澳門工商界對參加交易會心存恐懼，尤其對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都心存害怕。因此，為了組織貿易團赴會，中總何賢理事長、馬萬祺副2004 年 10月 15日，許世元在第 96屆廣交會開幕式上致詞

072 073理事長等負責人，就向工商界仝仁逐一遊說說明，以消除大家的顧慮，鼓勵大家去參加廣州交易會。就這樣中總組成了最初的貿易團赴穗參加交易會。經過一兩屆之後，由於工商界的仝仁參加過的都曾享受到各種優待，這一信息傳開，漸而變成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究其因，首先是參加貿易團所獲發給的來賓證有多方面的優待，例如有專門接待處安排解決用膳問題，購物又會得到種種的方便。其次是可以藉參加交易會機會去探親。這些利好促使澳門工商界踴躍報名。久之漸而出現了一班借參加交易會為名，行探親之實的參加者，使貿易團經常爆滿。初期每次能組織滿額的只有兩團，後來發展到四團、八團⋯⋯這是當年參加交易會曾出現的小插曲。許世元先生由第 1屆至第 100屆從無間斷地參加了廣州交易會，加上參加過三屆華南物資交流會（一個在廣州文化宮擺地攤展出土產、山貨等的交流會，是廣交會的前身），實際參加了 103屆此類活動，歷時半個多世紀，着實難能可貴。廣交會今已舉辦至第 118屆，許先生自 112屆之後由於工作關係就沒有再參加了，但仍計劃在 2016年舉行第 120屆時參加。據他憶述，在第 80屆時就在廣州舉行了一個頒授“老廣交”的儀式，當時由國家對外經貿部部長吳儀頒授紀念章給他。到第 100屆時（2006年 10月）有溫家寶總理出席，那次就更隆重了。這一屆許先生也參加了，亦獲頒一枚“百屆老廣交”紀念章。他記其時頒獎原則是從來自海外及港、澳、台地區的嘉賓中，各選一人上台作為象徵性代表的。查實，除許世元及一位香港南北行代表真的參加足一百屆以外，其他領獎者實際上只出席了十數屆或數屆而已。溫家寶總理在接見老廣交的時候，與許世元握手時馬上認得他是“百屆老廣交”，當時就問許世元：“你參加了 100屆了？” 許先生覺得總理似有所懷疑，就回答：“總理呀，我已經八十歲了！”總理這才頻頻點頭稱是。因其時他的長相年輕，溫總理還以為他只有六十多歲之故。至今中總尚為交易會提供服務，幫忙發請帖；因工商界各自與內地貿易單位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已不用中總做太多組織工作。雖然如此，中總仍秉持傳統，每年照樣組織貿易團赴穗支持交易會。（二）維護權益，拓展商機澳門中華總商會的會員分為三大類，一為團體會員，即各類商業、行業成立的商會，例如雜貨、糧食、建築、

074 075飲食等商會；一為個人會員；一為商店會員。現有會員約三千，其中一百五十個為團體會員。中總會員的行業經營範圍，涵蓋了全澳大部份行業，包括博彩業。澳門回歸以後，基於形勢的發展，博彩業成為澳門特區龍頭產業，故中總亦成功爭取他們加入，以壯大全澳工商界的團結隊伍。當然，包括銀行、國企，如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南光集團等中資企業，及建築置業、出入口貿易、保險、製造業、物流貨運、交通運輸、會展廣告、酒店、飲食業、百辦業、科技資訊業等行業商會，都是澳門中總的團體會員。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總始終堅持愛國、愛澳的宗旨，團結澳門工商界，開展工商活動，推動貿易發展，維護工商界正當權益，做好工商服務工作。對外則加強與世界華商團體聯繫，並積極拓展與內地工商聯的交往，充份發揮橋樑作用，以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在澳葡時代，中總對澳門各行業的關心可謂無微不至，即使政府實施一些條例對有關業界造成困擾等事，中總亦必然及時向當局反映，必要時甚至作出交涉，與政府商討及協調，以爭取工商界的最佳權益。從下列二例可見，中總負責人在參與到政府工作中，直接對維護工商界權益所起的作用。1962年，澳門政務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討論有關新聞旅遊處擴大組織的新訂章程。按照章程建議，分別以加徵業鈔稅 3%，加徵戲院娛樂稅 5%及加徵外地旅客入境簽證費二元，作為擴大新聞旅遊處組織的經費。這些建議引起了出席委員的特別關注，經過激烈的討論後，各委員及華人代表、中總理事長何賢均一致反對加徵業鈔及戲院娛樂稅，以免加重居民及業內人士負擔。最終會議議決取消了上述三項新訂之經費來源。中總的代表有效地從源頭阻止了對業界發展不利的加稅政策。又如 1963年申報防務稅一項，澳葡當局根據上一年的營業款目，共有 640戶為審評對象，訂定總額為九萬元。審評防務稅委員會由主席公鈔局長雅富庶、委員民政廳科長安多尼、華人委員崔德祺（時任中總副理事長）等共同評審。審評中，各委員一致認為較小商店營業額不大，無力負擔防務稅；一般企業、廠商生意較大，能力較強，因此評定各大企業、銀行、金號、廠商、建築商及部份醫生繳納防務稅，一般廠商則按照在經濟廳報出口數字來評稅。各細小商號如紙料、燒臘、雜貨、洋貨、理髮店等，大都可以免納防務稅。這些審評意見有效地維護了當時中小企業的權益。澳門回歸祖國以後，因實施“澳人治澳”的方針，凡

076 077社會事務，官方與民間直接溝通已不存在障礙，工商界反映意見方式亦形成多渠道局面，社會情況已發生了巨變，中總的意義與作用也與以前不同了。作為利益團體代表，除在行政會、立法會等都有代表外，中總仍從政策的層面，如在解難紓困、改善澳門投資環境，以利工商業的經營和發展等方面上，向特區政府建言獻策，盡最大努力促進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國際商貿市場的開拓，是澳門自開埠以來賴以促進經濟的主要途徑之一，故中總除了致力發展工商業和社會福利事業以外，還致力於推動澳門工商界對國際市場的開拓。1962年 8月，中總首次組織遠程商業考察團，遠赴非洲實地考察，作為迎接中總五十周年會慶的活動之一。是次出訪，成為澳門工商界組織向海外發展的創舉，對其後的澳門商務與經貿國際化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後，中總出訪更為頻繁，目的是推動澳門開拓更大的國際貿易空間。而出訪目的地的商會中，與中總關係較為密切的有新加坡和香港的中華總商會。從 1966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行慶祝成立六十周年會慶開始，該會每舉行逢十的周年會慶活動，澳門中總必定組團參加，以保持雙方的交往及加深雙方的友誼。在歷次出訪星洲的行程中，中總先後由會長馬萬祺，副會長崔德祺、許世元、彭彼得等率領代表團前往祝賀，透過這些交往，成功促進了兩地長期的經貿合作。另外，澳門中總與香港中華總商會之間的關係更非一般。自 1970年起連續三十年間，澳門中總每年都組團赴港，參加香港中華總商會舉辦的成立周年會慶活動，及後又於香港中總 105周年及 110周年大慶時組團出席活動。可見港澳中華總商會關係之密切。其實港澳兩地工商界之密切關係始於清末，至今已過百年。特別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香港部份商界人士因避戰火而落戶澳門，此後發展成港澳工商界對兩2003 年中總邀請香港工商團體訪澳，行政長官何厚鏵與各代表團團長會晤

079地互有投資、往來更為密切的態勢，漸而成為了傳統。世界華商大會（WCEC），是一個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國際商務論壇，參與者是來自全球的工商界華人，當然亦包括澳門工商界代表。世界華商大會最初是由新加坡、香港和泰國三地的中華總商會發起和組織的，首屆於 1991年在新加坡舉行，繼而先後在香港、曼谷、溫哥華、墨爾本、南京、吉隆坡、首爾、神戶、馬尼拉、新加坡、成都、巴厘島等地舉行，至今舉辦了 13屆，每屆澳門中華總商會均派出代表團參加。經多年實踐證明，通過參與世界華商大會，有助於澳門提高國際知名度之餘，更有助於澳門工商界掌握世界華商的經營動向及經貿訊息，及促進澳門與各地華商的合作，發揮澳門工商界作為服務平台的功能。據許先生回憶，歷屆代表團中總派出最龐大隊伍的一次，是2005年 10月在韓國首爾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華商大會。那次組團是由中總作統籌，澳門特區政府貿易投資促進局協辦，共組織了工商界六十多人赴會。時至今日，由於社會的變化，國際通訊發達，要組織龐大代表團出席較往昔困難。如第 13屆世界華商大會 2015年在印尼召開，澳門中總只由中總會長馬有禮率領十人代表團前往參加。而歷屆澳門代表團人數最少的一次，是 1999年 10月在澳洲舉行（上）2005年澳門中總代表團出席在首爾舉行的第8屆世界華商大會（下）2011 年澳門中總代表團出席在新加坡舉行的第 11 屆世界華商大會

080 081的第五屆世華年會，那次只有許世元、黃國勝和區榮智三人參加。其時還被出席年會的商界朋友賜以“福祿壽三星”的美名。回歸前後，為了促進澳門特區的經濟發展，中總透過世界華商組織的網絡，為構建澳門作為世界華商的聯絡與服務平台作出了努力，並多次組團出訪東南亞各國，主要包括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緬甸等國家，在當地舉行澳門投資環境的介紹會，宣傳澳門最新的發展情況，促進澳門與這些地區的工商界的交往，從中為澳門尋找商機及拓展商貿市場。隨着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發展，進一步加強區域間的合作和擴大對外的交往，已成為促進經濟、文化發展，以及增強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為此，澳門特區政府致力推行“遠交近融”的對外政策，積極推動、參與區域間的互利合作，並努力將澳門打造為“經貿合作的服務平台”。因而於 2008年，為了促進澳門會議展覽業的發展，在時任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的倡議和支持下，中總正式加入隸屬國際商會組織（ICC）的世界商會聯合會（WCF），成為會員，並去函報請加入世界“ATA單證冊”體系。2009年 11月獲特區政府正式批示，指定澳門中華總商會為“ATA單證冊”發證機構和擔保機構。隨後獲世界商會聯合會批准，自 2010年 11月 1日起，在澳門地區正式實施“ATA單證冊”，澳門遂成為“ATA單證冊”體系的第 68個參與成員。為因應澳門國際地位的提升，在國際商會組織一眾成員的倡議和支持下，2011年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為國際商會的特別成員（ICC Special Group），即與香港和台灣的會籍地位相同的地區代表成員（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並獲選為世界商會聯合會（WCF）理事會成員。除了海外市場，內地市場的拓展，也是中總長期為促進澳門經濟發展而努力的方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隨着內地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澳門與內地各省、市、自治區的各方面機構和團體的交往日漸頻繁。為了加強交往，中總經常組團出訪內地各省、市的工商聯、總商會、貿促機構等組織，在長期的交往中建立密切關係，其中包括全國工商領域最高層組織——全國工商聯。此等活動亦促進和加深了澳門與內地工商界相互了解和友誼，為各地工商界的往來造就一個廣闊的合作平台，拓寬了澳門經貿發展空間。這一時期，中總更與各地多個工商團體簽訂了友好合作協議。以致各省、市的政府、工商聯等考察團蒞澳訪

083問時，必然到訪中總，可見中總在國內的影響力。在新的時期，中總更積極推動創建澳門經貿新平台。澳門回歸以後，如《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安排》/CEPA）的實施與泛珠三角合作的開展，就是在中總較早前開始部署的基礎上，在國家的支持下，為促進澳門的經貿發展而推出的政策。當時因中總與內地工商領域的官方組織往來密切，於是中總聯同澳門貿促局和多個商會一道，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國際商會簽訂與澳門商會聯席會議機制合作協定後，定期分別在參與方所在地召開會議討論問題。經多次會議總結，最後形成 CEPA的部份內容。及後，為進一步提升內地和澳門經貿合作的層次和水平，雙方決定在“一國”之內的兩個獨立關稅區之間，建立一個類似自由貿易的夥伴關係。經磋商成熟的 CEPA於 2003年 10月 17日正式在澳門簽署，並於翌年元旦起全面實施。由於 CEPA是一個開放式的協議，可不斷增加和充實其內容，故自 2004年 10月起，雙方每年均再行簽署補充協議，至 2015年再簽署了補充協議十，即《CEPA——關於內地在廣東與澳門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協議》及《CEPA——服務貿易協議》。CEPA是“一國兩制”原則的成功實踐，是內地與港（上）2010 年中總理事長許世元代表中總與澳門世界貿易中心簽署委任簽發ATA單證冊協議書（中）2010 中總會長馬有禮在澳門 ATA 單證冊啟動儀式上致詞（下）2008 年中總與澳門海關合辦“澳門 ATA 單證冊”講座

084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徑，是中國國家主體與其特別行政區之間，簽署的自由貿易協議性質的經貿安排，帶有明顯的自由貿易區特徵。CEPA的基本目標，是逐步消除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直至實現貿易自由化，以提高內地與香港、澳門之間的經貿合作水平。另一方面，為了配合泛珠三角合作發展，中總還參加到泛珠三角區域商會的聯席會議中，並簽注了《泛珠三角區域商會合作框架的協議》，大大加強了泛珠三角區域商會間之聯繫和了解。在這一推動下，泛珠三角區域間多層次、多領域、全方位的合作往來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發展。在配合國家“十二五規劃”方面，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努力朝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方向發展，藉此推動澳門經濟向適度多元發展。通過“泛珠三角區域商會聯席會議”、“泛珠三角區域貿促機構聯席會議”，以及“粵港澳主要商會高層圓桌會議”等會議機制，中總大力推動和深化區域間的“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合作，並利用 CEPA及其補充協議的落實，以及《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和南沙開發等一系列的政策的實施，積極發揮澳門中總的橋樑和紐帶作用，促進了澳（上）1982年何賢宴請時任廣東省省長的習仲勛（中）2003年時任廣東省省長的黃華華率代表團訪問中總（下）2005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到訪中總

086 087門與內地多層次、寬領域的合作，為澳門迎來了無窮的發展機遇。今天的澳門工商團體、社團與內地相應性質的團體之間的交往，已形成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大量消除了兩地因文化差異而產生的誤解，有利“一國兩制”的發展，更有助於加快澳門與祖國體制上的接軌及文化上的融合。除了“走出去”，“請進來”對促進互相了解亦同樣重要。隨着澳門工商業不斷發展，中總與海內外的交往亦日益頻繁。來自內地、葡萄牙的官方政要、多國駐港總領事、商務參贊、外交部駐外大使，以及來自世界各地、內地的工商界代表團等蒞臨澳門訪問，中總均一一給予友好接待。自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中總先後接待了五任廣東省省長的來訪，包括習仲勛、梁靈光、葉選平、朱森林、黃華華；又接待了來訪的浙江省前後兩任書記──習近平（2005年）及趙洪祝（2010年）；還先後接待了包括安徽、吉林、福建、江蘇、青海及甘肅等省省長的來訪。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時期，時任國家對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副主任魯平等都先後到訪中總，均受到熱烈的歡迎及熱情的接待。 1987年 4月 18日，葡國總理施華高在北京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後抵澳作正式訪問，當天即率員蒞臨中總拜1991 年中總會長馬萬祺親筆題詩贈予葡國總統蘇亞雷斯1987 年中總會長馬萬祺歡迎葡國總理施華高2011年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理一行訪問中總

088 089訪，受到盛大的歡迎。1991年 11月葡萄牙共和國總統蘇亞雷斯訪澳期間，中總會長馬萬祺親筆題詩相贈。翌年中總組團訪葡，受到蘇亞雷斯總統設宴款待。另外，中總還接待了波黑塞族共和國總理一行的到訪，及蒙古國、博茨瓦納駐華大使，和包括南非、比利時、澳洲、西班牙、以色列、馬來西亞、羅馬尼亞等駐港領事、商務專員等，為澳門拓展對外及國際商貿關係作出了貢獻。此外，自 1983年中總 70周年會慶時起，每逢五逢十的周年會慶，中總均會廣邀海內外嘉賓蒞澳一同歡慶，藉此向來賓介紹祖國發展的最新形勢，及澳門的社會發展的最新情況。2002年，中總 90周年會慶前夕，還得到江澤民主席、李鵬總理為會慶紀念特刊惠賜墨寶，會慶期間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親臨澳門出席會慶酒會。2013年慶祝中總100周年會慶時，又得到全國人大吳邦國委員長蒞澳主禮，可見中總在內地有着崇高的地位，受到極大的重視。在許世元憶述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1998年中總組織慶祝周年會慶時的艱辛歷程。當年澳門經濟低迷，治安不靖，遊客稀少，市面蕭條，環境惡劣。為促使澳門經濟走出低谷，中總作出極大的努力。是年因受到傳媒大肆報導澳門治安負面新聞的影響，要邀請嘉賓來澳是相當困難的事，各地華商對澳門的治安環境心存恐懼。在這樣惡劣的背景下，中總特組團前往東南亞向各地華商推介澳門及親臨拜訪邀請，並口頭許以安全保證。為加強影響力，還邀請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杜文高主席同行，真誠地邀請各地的華商和僑領蒞澳參加中總的周年慶典。心誠則靈，是次出訪行動除進一步加深了澳門與海外華商的交流與友誼外，最終還成功邀得數百名華商領袖出席中總舉行的 85周年會慶活動，包括出席“世界華商聚濠江．共譜經濟新篇章”研討會，消除了世界各地華商對澳門治安的顧慮。各地僑領在與澳督韋奇立將軍會見中用英語交談時，提及中總會長馬萬祺歡迎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到訪

090來澳前有很大壓力，但來到澳門看見這裡一片繁榮景象後，均對傳媒不實報導表示遺憾。澳督聽後非常高興，事後大讚中總主辦這次活動效益很大、很成功。近年來，基於澳門的國際地位日高，來澳訪問的經貿代表團、考察團、商品展銷會代表團等到訪頻繁，中總都以主人翁的身份予以接待，並積極宣傳推介澳門的投資環境。先後來訪中總的商界團體包括韓國華僑經濟人協會、葡萄牙青年企業家協會、葡萄牙中華總商會、關島華商總會、美國羅省中華總商會、拉脫維亞工商總會、羅馬尼亞經貿代表團等等。這些工作在日積月累中，為促進澳門未來的經貿發展亦將起着重要的推動作用。自澳門回歸祖國以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配合特區政府的各項政策，推動經濟的全面協調發展，更是中總的義務所在。十多年來，澳門經濟得到興旺的發展，除博彩及旅遊業的帶動外，實乃得益於前面提及的三大服務平台的努力構建。基於此，中總亦積極發揮民間中介橋樑作用，為推動區域間的合作往來而不懈努力。

093中總在澳門公益及教育中的身影新中國成立後，由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與新創建的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組成的“四大社團”，每當澳門發生嚴重災難，如風災、火災、水災或影響民眾的重大事件時，都會聯合進行賑濟與協助，尤其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澳門仍處於國民黨殘餘勢力干擾的情況下，只有支持新中國的社團用心在協力幫扶澳中之貧民。（一）賑災扶困，支持公益1950年 12月，青洲木屋區發生大火，燬屋五百間，災情慘重，啼飢號寒。無家可歸之災民二千多人。四大社團即聯合展開救濟工作，安置居民。在各界大力支持下，迅速募集了善款及衣物，為災民解決食宿困難；同時組織人員維持災區秩序，使救災工作順利進行。群策群力之下約歷時一個月，就重建木屋四百餘間並分配給全體災民。時至 1955年 1月 10日，祝融再度降臨青洲區，燒燬木屋三百七十多間，死三人，傷五人，二千七百多人無家可歸，災情比前次更慘重。火災發生後，四大社團又一次合力展開救災工作，除臨時安置災民食宿及將傷者送醫外，還在蓮峰廟設立災民收容所。在以中總為首的四大社團籌

095謀下，很快籌足善款再次展開木屋區的重建工程。為安全計，這次重建時改為以木枋作框架、鋅鐵作皮而建。一個多月後，建成了行列整齊的房屋五百間分配予災民。此外，四大社團還在歷次的澳門災難中，透過發放救濟金、救濟米、施粥等方式解災民燃眉之急。如 1954年和 1961年馬塲兩度因風災致海堤崩潰，導致海水淹沒菜地，招致菜農損失慘重。四大社團根據具體災情分別給予救濟，使受災農戶得以渡過災期，重新投入生產。1955年初，澳門因工商業凋零，失業人數激增，市民生活困難。四大社團發起“澳門各界救濟貧苦市民籌募大會”，得到社會人士熱心支持，在澳、路、氹設三處地方發放救濟米合共四十五點六萬斤，解決廣大貧苦市民一時之困難。1960年 10月提督馬路火災，燒燬店舖二十一間；翌年 5月青洲石仔堆發生火災，燒燬百多艇戶，涉及四百多名災民，災區損失三萬餘元。四大社團均挺身而出，發放救濟金賑濟災民。當時向災民發放救濟金每人二十元，未滿十五歲者發十元。其時金價每兩約二百七十元，按比例計算可知，若是人口較多的受災家庭受領的救濟金可達百多元。這約合半兩黃金之價值，按今之比例計算，該款足以幫助災民渡過難關。故很多災民接款後熱淚盈眶，感激之情溢於言1955 年受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廣東省分會委託，四大社團聯合發放救濟青洲火災受災同胞救濟米的情景，講話者為何賢

（上）青洲火災受災同胞救濟米發放現場（下）河邊新街大豐倉的發米處（上）何賢在南灣球場發米處講話（中）1955年，澳門各界救濟貧苦市民籌募大會設於南灣球場的發米處（下）澳門蓮峰廟的發米處

098 099市民在河邊新街輪候領米的情景表。可見，以中總為首的四大社團一直發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精神，合力扶持澳門的發展。再如 1962年 9月 22日，澳葡當局公佈將青草街、亞美打街、施利華街、田畔街、大興街五條街道屋宇三十五間，於當年 10 月 29 日公開拍賣。查該批屋宇涉及居民二千餘人，均誠恐屋宇被拍賣以後，將遭到拆建迫遷，或遭受到加租等無法負擔之苦。經集議後呈函中總代向澳葡當局請命。接到請求後，中總理事長何賢迅即約見澳督羅必信進行磋商，並建議由其本人以高於拍賣底價百分之五之價格，購買該批房屋後，全部捐送鏡湖醫院及同善堂作嘗產。如此居民可免被迫遷，同時當局亦可完成拍賣手續。澳督對何賢之關懷居民、熱心慈善、為民請命的作為表示欽佩，並答允了請求。數天後政府宣佈取消該批屋宇的拍賣，並准予何賢以鏡湖醫院和同善堂的名義備價購買。是次事件由何賢撥巨款約二十萬，購置了該批房屋，並捐送鏡湖及同善堂，再以低價租予原居該處的二千多名居民，使問題得以圓滿解決。此外，舉凡澳門社會出現任何災禍，中總均義不容辭1962年青草街等五街共35間房屋的居民代表向何賢理事長致謝

100 1011996年中總組隊參加《澳門日報》讀者基金會主辦的公益金百萬行地挺身而出，協助居民解決困難。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馬塲風災、林茂塘大火、田畔街大火、茨林圍大火等，中總均協同各社團發動救濟，出錢出力，並號召捐款賑災；同時代表居民向澳葡政府爭取改善防災設施，包括北區馬場菜地周邊的二道防波堤的建造等，成效卓著。另一方面，歷年來對於澳門重大之教育、助學、慈善、保健等社會公益事業，中總同樣大力響應支持。回歸前，全澳愛國學校都是在中總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中總還積極支持同善堂、鏡湖醫院慈善會、《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等慈善機構的籌募活動；支持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援助失業工人籌款活動及近年的籌建工聯大廈項目等。為了居民郊遊有休憩之所，中總還集資捐建了多座紀念亭。1949年，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劉柏盈、副理事長何賢等為供遊人歇息，集資興建了兩座涼亭，一座名為柯維納總督紀念亭（即松山亭，於 5月 28日落成），另一座稱為商人節紀念亭（即半山亭）。兩亭之匾額均出自翁桂清手筆。半山亭聯小序曰：澳門立市以還，歷今三百八十載。戊子歲冬，中華總商會仝仁，發起於松山置亭，為遊人憩息之地，以誌商人慶節（當年 11月 1 日稱為商人節）。另外，早年曾任中總副理的黃豫樵為紀念乃父，亦於同年斥資於松山山麓白頭馬路畔，建築一座供遊人歇息之小亭，曰“焯公亭”。同時，為紀念澳門回歸祖國的盛事及昭示於子孫後代，中總出資在何賢公園內建造了一座“澳門回歸紀念亭”。紀念亭為兩個相扣的圓形，和一面飾有“99”澳門回歸標誌的牆壁組成的平頂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寓意“一國兩制”，及紀念澳門於 1999年 12月 20日回歸祖國懷抱。該亭於 2000年 3月 18日落成啟用。

103（上）2000 年中總會長馬萬祺與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主持澳門回歸紀念亭揭幕儀式（下）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澳門回歸紀念亭旁植樹紀念除了支持澳門的公益事業外，中總還展現了慈善無分界限、無分種族的大義精神。1953年 12月 25日聖誕節，香港九龍石硤尾木屋區發生火災，波及六條村，燒燬木屋2,580間，造成約一萬二千家庭合共近六萬人無家可歸。適其時，港澳武術界此前因太極拳傳人吳公儀，與白鶴派陳克夫各自為一句“南北未逢敵手”的豪言，在港澳報章上進行長達半年的筆戰，形成港澳文化界分別支持吳公儀、陳克夫的對峙，更形成了兩人非進行比武難以終結事件的局面。有見及此，澳門知名人士、中總理事長何賢出面調停，並巧妙地將上述兩事糅合轉化成兩地一次慈善賑災盛會，真乃智慧之作。“吳陳比武”遂成為港澳傳頌超過一甲子的美談。籌備期間，何賢先行向石硤尾災民捐款三萬元。由於比武訂定雙方須立“生死狀”，香港方面明令禁止，澳門總督史伯泰亦因多國來電反對是次比武，認為在文明社會不應該有“合法殺人”之事，而遲遲未敢簽批文件。在何賢等的努力下，最後在陳克夫作出在比武中不打死對方，亦設法不被打死的保證下，於 1954年 1月 17日，轟動一時的“吳陳比武”終於在澳門新花園泳池擂台上演。澳督史伯泰伉儷出席了活動，並由澳督夫人主持剪綵。

104 105在比武中，作為總裁判的何賢見兩人都起腳犯規，趁機宣佈終止拳賽，並表示擂台比武已達到慈善的目的，巧妙地宣判雙方“不勝、不和、不負”，化解了港澳太極拳與白鶴兩派此前之磨擦，其後吳、陳二人更成了好友。賽後還加插了由馬師曾、紅線女、何非凡、新馬仔等演唱粵曲。這場比武轟動了港澳及整個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以致一萬多張門票迅速被搶購一空。比賽當日澳門市面暢旺，就連人力車生意一日收入竟達四十多元，相當於一個月的收入。來往港澳兩地的渡輪要加班，各酒店爆滿，街上人頭湧湧。最後籌得總數達二十多萬元巨額善款，賑濟香港九龍石硤尾木屋區火災災民。須知當年一層樓宇只售千多至二千元。賽事更引發了金庸和梁羽生開始於報章發表武俠小說，及後來一系列著名的武俠小說。可見是次由中總理事長何賢等策劃的慈善比武活動影響之大。另外，1954 年澳門鮑斯高中學在建期間，已收容了數百孤兒提供教育，卻因資金不足而中途停建。為了幫助該校完成校舍的興建工程，中總理事長何賢、梁昌以及數位廠商，聯同婦女會一道於是年 3月 9日，聘請著名紅伶蒞澳，在清平戲院舉行粵劇演出籌款晚會；為更好傳達唱詞，還隨宣傳品附送葡文譯本。售票所得 15,044元全數捐作續建該校校舍之用。這些善舉充份體現了慈善無界限的大愛精神。支持內地賑災方面，在華南、華東地區遭受嚴重洪澇災害，雲南麗江、河北省張家口、四川省汶川、青海省玉樹及台灣等地區遭受地震災害，災區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重大傷亡和損失時，本着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中總都第一時間在會董、理事、監事、團體會員和工商界人士中發動募捐，向災區及時送出善款或救災物資，同時向各社團發出捐款的號召，歷年成績令人鼓舞。中總還先後在內地捐建多所希望小學工程。（二）服務社會，調解糾紛從《華僑報》1943年 1月 28日報導中可見，“澳門中華總商會對於澳門民眾一切福利事宜，均能悉力以赴，下情上達，以冀當局採納，不啻為一所民意機構其所負之責任，實較本身‘商’字為重⋯⋯。”在此前一天召開的值理會常會，出席者有主席高可寧，值理李如楷、葉子如、崔諾枝、梁鴻勛、黃涉川、蔡文軒等。會議決議三事均獲通過，包括（1）辦公時間朝九晚五；（2）商會職員對某一

106 107事件均無決定權，每事必須請示主席，如主席仍認為未便解決時，須候值理會決定之；（3）商會為僑民組織，凡事必須公開，此後值理會常會，應請各報記者列席，以期報導於社會。可見，中總在發展過程中在組織管理上不斷與時俱進，為使公眾知悉商會最新動向，更首創讓記者列席旁聽值理會常務會議的先河。調解糾紛方面，中總向來對求助者均盡力協助，力求糾紛獲得合理解決，漸而在澳門社會中產生了公信力。於是澳門華民事無大小都來中總求助，大如貿易商業矛盾、勞資糾紛；小至夫妻不和、鄰居磨擦等，中總都得全力作出處理或調解。因此，又使中總在坊間的形象猶如古時的“衙門”一般。據許世元憶述，當年他任中總總務部部長時，何賢任會長。一次何賢對他說道：“老許呀，這麼多人來投訴求助，需要處理的事情又那麼多，遇上哪些辦不了的，或一些較大的事情，由我來負責處理，其他的你負責跟進；有哪些你處理不了的再來找我。”可見何賢先生的領袖風範與魄力。由於許世元處理眾多個案而接觸社會層面廣，故當年為澳門社會各階層所熟悉，很多事情都由許世元負責做調解工作。當年每遇事需要處理時，許先生亦經常與社會知名人士如梁培、劉光普等一起溝通處理，商量着解決問題，因而互相之間都相識相知。許先生深有體會地說，要說服鬧糾紛的雙方，表面看起來很簡單，實質是以中總深得大眾的信任和尊重為大前提的。在處理這些工作的過程中，他總結出解決糾紛的條件是，一方面雙方均必須具有解決問題的意願，另一方面必須信任中總。當時唯有這樣，事情才有解決的可能，因中總不是地方管治實體，沒有武裝力量，沒有警察執法，所倚仗者乃為大眾辦實事，處事公正、公開，使公眾對中總產生信服，才能進一步協助大眾解決問題。假如糾紛的雙方各持己見而不讓步，那麼中總也是無法處理的。例如澳門回歸以前，在房地產發展蓬勃之時，很多發展商買舊房子來拆建，那就涉及拆遷問題。其時若按法例規定，凡租賃房屋者在租約期滿不獲續約就必須遷走。但由於看到收樓拆建有利可圖，部份因租用日久不願遷出，部份或為訛詐更多的賠償，甚至開出天價補償要求。類似這樣的糾紛，中總須做大量工作予以調解，以求最終達到雙方既能接受而不傷和氣的結果。故一些發展商每遇到對補償要求不合理的，都會透過各種關係來找中總幫助解決。中總在澳門社會中的公信力可見一斑。由於中總的負責人何賢、馬萬祺、崔德祺等的無私與

108（上）1977年中總青年組成立合照（中）1985 年時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姬鵬飛接見澳門青年工商界訪京團（下）2012年中總青委慶祝成立35周年論壇努力，使中總在澳門社團中有很大的威信。當然，今天澳門各大社團的發展都已具相當的規模，如工聯、婦聯及教育會等都發展得很好。前面提過，過去甚至教育方面都是中總在支持的，各愛國學校都聘請何賢當校董；又如中華教育會及婦聯的會所、工聯的工人康樂館等場所，都是何賢出資買下送贈作會址的。因何賢為人慷慨闊綽、樂善好施，又使得中總更受澳門各界人士的尊重。（三）承先啟後，扶育後進中總的領導架構一直秉持老、中、青三結合的模式，在工作中充份發揮各人的優勢，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令中總的工作具穩重之餘又顯現出充沛活力。正因如此，中總早在四十年前就成立了青年組。中總長期大力拓展青年工商界及婦女工商界工作，透過開展各類活動，有效地提高了青年及婦女會員參與社會工作的能力，使中總的工作長期保持活力。1977年 7月，中總成立青年組（後改稱青年委員會），為會務發展注入了新血，開創了澳門社團開展青年工作之先河。四十年來，青委會在歷屆主任的領導下，做了大量

110（上）中總婦委2003-2006屆成員合照（下）2011年中總婦委慶祝國際婦女節聯歡晚會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工作。近年，青委會多次舉辦講座、大型聯誼活動，及組織外訪活動；還頻繁地接待到訪的外地青年團體，參與各項社會公益事務，更積極參與宣傳推廣澳門基本法的工作。中總在培養工商界青年關心社會、服務社會方面的工作，深受理監事們的讚賞和社會人士的認同。自許世元出任理事長後，有見中總的婦女會員充滿活力，亦有很多優勢條件，便建議組織婦女委員會，於是在2000年就設立了婦女委員會，以開展與澳門及內地、海外婦女團體的溝通交流。其後，澳門其他社團都爭相仿效。許先生的觀點是，雖然參加婦女聯合會亦可以服務社會，惟工商界婦女有其獨有特點，可以獨立發揮其作用；加上其時香港中總已有婦委，當婦女界來訪澳門中總時，考慮到由婦委來接待更為適合，故而決定設立婦女委員會。至今中總婦委會發展得很好，舉辦了多項切合婦女會員的各類型講座、聯誼及出訪活動。除了與澳門各有關團體、機構加強了聯繫溝通外，還先後組織了代表團到北京、香港、上海、廣州、深圳、佛山、珠海等地進行參觀訪問，加強了與內地相關婦女團體的聯繫，對於宣傳和推介澳門起了一定作用。

112 113中總銳意為工商界青年及婦女提供一個平台，令他們得到鍛鍊，在工作中逐步成長，使他們在掌握更多前線實際工作的經驗後，繼承中總的工作，促使中總能與時俱進。老一輩理監事亦會義不容辭地為年輕會員創造條件，積極扶持，讓他們能夠漸成大器，使社團的優良傳統能夠薪火相傳、發揚光大。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也是中總得以滾滾向前的根本保證。事實上中總不少理監事都是在參加了青委或婦委工作後被提升上來的。對於社團工作，承先啟後，關注社會，保持社團活力，與時俱進都是重要的課題。正如許世元先生，今年已九十歲高齡，在 2008年就從中總理事長的位置上退了休，交給年輕人來接管。他本來於 2004年已決定退休，奈何當時未有合適的接班人，加之時任永遠會長何厚鏵的要求，故免為其難再做了一屆。按會章規定一屆任期為三年，但由於種種原因，結果這一屆到四年後的 2008年才換屆，他才正式退了休。可見培養青年接班人的重要性，特別是對於一個有悠久歷史的社團來說，如何能夠將其優良傳統加以傳承與發揮，是關乎能否隨着時代發展而發展的關鍵所在。若不能薪火相傳，社團就難以追上時代，所以大力培養及支持青年會員參加領導工作，也是中總重要的會務策略之一。（四）教育興澳，辦校設館澳門中華總商會對澳門基礎教育的貢獻，除了歷屆負責人多為澳門多所中小學校董會成員外，還主辦了商訓夜中學及青洲小學。另外，為普及文化，服務會員及居民，中總於早期還斥資設立南灣八角亭閱書報室。說到商訓夜中學的創辦，其淵源要上溯到抗日戰爭之初。1938年 10月廣州淪陷前後，大量難民湧入澳門，其時包括廣州大學的很多師生亦遷移到澳門以避戰火。1941年高可寧任中總主席期間，為培訓澳門商業人才，邀請了1970 年代位於大三巴街的商訓夜中學外貌

114 115位於馬楂度博士大馬路的商訓夜中學現址外貌遷澳的廣州大學計政班的多位導師協辦，開辦了“商業學校”。可惜翌年日寇佔領香港，澳門頓時百業凋零，中總會務亦進入艱難時期，課程被迫停辦。抗戰結束以後，澳門人口由二十多萬下降至十多萬人，全澳學生人數亦由高峰的二萬餘驟降至約一萬二千人。這一時期除了鹽的進口和批發在澳門經濟中舉足輕重外，輕工業亦開始復甦，全澳工廠增至 166家，是戰前的1.38倍；在澳門正處於百業恢復生機之際，社會上卻有大批失學青少年。此外中壯年從事買賣者的文化水平也普遍偏低，難以迎合工商業新的發展需要，於是要求工餘進修的社會呼聲高漲。1947年，中總經理事會決定，在會址開辦國語研究班，並多次組織國語演講比賽。大力宣傳學習國語是人人應有的責任，在全澳牽起學習國語的熱潮。兩年後，為適應商業教育的需要，中總將“國語研究班”改名為“國語科”，結合增辦商業實用課程中的簿記、尺牘合共三科設班，定名為“商業訓練班”，並對就讀學生實行只收保證金，其餘費用全免的優惠。據《澳門中華總商會年刊》記載，1950年 2月至年底，商業訓練班經費共支出4,457元，其中籌得捐款 1,700多元，餘額由中總撥款贊助。由於課程的社會實用性強，報讀者日眾。在社會人士的支持和鼓勵下，中總在原“商業訓練班”的基礎上，於1954年開辦了初中一年級，開始採用“商訓夜中學”的名稱，為社會失學青少年提供重返校園的機會。翌年秋，校址遷往南灣，改名為“商訓中學”，由中總理事長何賢任校長，黃瑞焜為教導主任，李鵬翥為副教導主任兼班主任。至 1957年夏，首屆初中畢業後，再次正名為“商訓夜中學”，且沿用迄今。商訓夜中學的行政領導層從 1967年起始改由專職人員擔任，劉羨冰受聘為教導主任（1984年起升任校長），胡培周、李時雨分別為副教導主任和總務主任。在累積了十年辦初中為主體的成人課程經驗後，商訓夜中學發展成為一所完全中學，同時兼辦多元化的成人課程。如 1986年 5月起，商訓夜中學與澳門政府合辦公務員中文小學課程，分粵語班和普通話班。至 1990年，該課程畢業生累計達 81人。1997年 8月，商訓夜中學獲政府批准加入九年免

116 117費教育網，大大減輕學生和家長的經濟負擔。為進一步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和改善教學環境，經過多屆校董會仝仁的跟進，並向政府力爭後，終於 2000年 9月獲特區政府批給馬楂度博士大馬路一幢五層高的樓宇，作為商訓夜中學新的校舍，並於 2002年 9月正式啟用。青洲小學是中總創辦的另一學校，其創辦是緣於 1950年末青洲木屋區發生火災。其時中總牽頭籌款為居民重建家園後，卻見該區貧民甚眾，且多有家庭未能供子女就學。於是，經商議決定籌集了資金，並於翌年在該區創辦了“青洲平民識字學校”，並由當時的中總理事長何賢擔任創校校長。該校地段原來權屬乃高可寧（曾任中總第 29-33屆值理會主席）的家族所有，高氏將之無條件贈予中總作為辦學之用。此舉義風堪嘉，實也是中總一貫優良傳統。數年後的 1955年，祝融再次降臨青洲區，連帶學校校舍亦遭波及。中總再次斥資重建落成後，有見原校名中“平民”二字似有貶低畢業生之嫌，對莘莘學子建立自信心亦屬不利，為學校長遠發展計，易名為“青洲小學”，仍由何賢擔任校長，並兼任校董會主席之職。至 1983年末何賢先生仙遊後，校董會主席一職，曾先後由馬萬祺、陶開裕、崔德祺、崔樂其等擔任，及後由許世元接任該職。澳門回歸祖國以後，鑒於校舍殘舊及不敷應用，中總遂決定在原址再次重建。新校舍大樓於 2002年 9月落成，內設幼稚園和小學，學生近四百人，為青洲小學校史揭開嶄新的一頁。在校董會主席許世元於 2008年榮休後，該職由中總現任理事長高開賢繼任。2002年青洲小學新校舍落成典禮中的學校

118（上）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的閱書報室室內（下）閱書報室為一座八角亭式建築除辦學之外，中總對促進民眾提高文化水平也非常關心，因而創辦了八角亭閱書報室。位於澳門南灣加思欄花園前的澳門中華總商會附設閱書報室（坊稱“八角亭”），為葡人伊士曼尼奧．高美士（Isménio Jesus dos Passos Grilo Gomes） 於 1927年所建，用作開辦名為“東方之星”的咖啡廳、茶室及桌球室。1948年，時任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的何賢將之購下，全幢贈送給中總闢為閱書報室，以紀念何母鄧、梁二位太夫人。隨後，何賢更斥資葡幣八千元作修繕費用，另三千元作購買圖書雜誌之用。閱書報室於是年 11月 1日商人節開幕。八角亭閱書報室現有藏書近二萬冊，訂有雜誌、中外報刊達九十份。近年來，每年到閱書報室閱覽人數達六萬八千多人次，外借書刊近五千冊次。閱書報室開放近七十年來，除免費為中總會員提供閱覽或翻查資料外，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對外開放的公共閱書報室，受到廣大市民的歡迎。

120 121結語澳門中華總商會，是一個由民間商賈組織的非牟利團體，成立至今 104年來，一直以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為主軸，以維護澳門工商界合理權益為理念，以建澳護民為己任。成立初期的三十多年間，在澳門華民無所依靠，澳葡政府不主動照顧華民的情況下，以中總為首的三大社團負起護佑之責，此乃大義之舉。新中國成立以後，中總更負起領導全澳居民進行支持祖國建設的責任。作為澳門華人代表，除了為民請命，舉凡澳門發生風災、火災、水災等，中總也必然牽頭出錢出力，領導救災與賑濟，解民於困。此外，帶領工商界為澳門搭建國際商貿服務平台，促進澳門經濟發展，在改革開放初期推動和鼓勵澳門工商界支持祖國建設，中總也不遺餘力。這些行為都是以國為重、以民為重之舉。回歸後由於實行“澳人治澳”的方針，特區政府與本地社團溝通無間。在以中總為首的各大社團的長期努力下，澳門社團對政府的支持亦日見成效，社團文化的發展進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而中總的意義與作用亦發生了變化，轉而從政策層面向特區政府建言獻策。中總的任務是緊跟時勢發展，配合國家和特區政府的行動，每當國家政策頒佈推行，如國家的五年規劃、“中國夢”、“一帶一路”等等，中總即按自身所具備的條件，盡最大努力予以配合推行。從澳門中華總商會逾百年來的發展可見，作為澳門在不同時期由商界領袖組成的團體，回歸前猶如澳門華人的“父母官”。而中總備受澳門各界的認同與尊重，亦並非一時半刻而成就的。在澳門這個特殊地區中的華商領袖，致富後並非是以繼續力圖私利、置貧苦大眾於不顧的商賈，相反地，他們透過組織慈善團體、商會等，集力濟難扶困，為國為民。澳門的華商領袖都很清楚，澳門不單是其商業市場，更是一個讓他們建立聲譽與取得榮譽的地方。傳統文化中有所謂“德高望重”，說的就是要在人群中樹立威信與名望，才會受人敬仰。東方的士紳文化與西方的慈善精神，都在澳門華商團體一再的義舉中得到充份體現。澳門文化中“守望相助，仗義扶弱”的人道主義特徵，是促使澳門長期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澳門人文中的核心價值之一。

122 123主要參考書目澳門中華總商會慶百周年籌備委員會編，《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一百周年紀念特刊》，澳門中華總商會出版，2013年。白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1900-1949）》，澳門基金會出版，1999年。白施蒂著，思磊譯，《澳門編年史（1950-1988）》，澳門基金會出版，1999年。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編，《粵澳關係史》，中國書店出版，1999年。廣東省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中國水利作家協會珠江分會編著，《創舉》，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5年。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濠江客，《澳門圖說》，《澳門日報》 1997年至 1999年。李鵬翥著，《澳門古今》，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星光書店聯合出版，1998年。李福麟編著，《澳門四個半世紀》，澳門松山學會出版，1995年。劉羨冰著，《澳門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編委會編，《同善堂一百一十周年紀念集》，同善堂值理會出版，2002年。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出版，2001年。王文達著，《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8年。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出版，1999年。吳志良著，《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出版，1998年。謝常青著，《馬萬祺傳》，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hk/吳公儀。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124圖片出處P.36　澳門歷史檔案館P.44　《澳門歷史的見證—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圖片集》P.54　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P.4、12、14、17、18、23、24、27、29、31、34、40、49、58、60、62、66、68、69、71、77、78、82、85、86、89、92、94、96、97、98、99、100、102、109、111、113、115、117、119　澳門中華總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