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晚清華商

澳門晚清華商澳門知識叢書林廣志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

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責任編輯 鄭海檳 裝幀設計 鍾文君 孫素玲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書  名 澳門晚清華商作  者 林廣志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20樓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新馬路61-75號永光廣場7-9樓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印  刷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71區留仙一路40號版  次2015年8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規  格特32開（120mm×203mm）96面國際書號ISBN978-962-04-3819-6   ©2015JointPublishing(HongKong)Co.,Ltd.   PublishedinHongKong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羡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導言—晚清澳門華商家族的崛起及其歷史貢獻/006王祿家族/022家業殷實，熱心公益福隆新街舊業主當押與辦館何連旺家族/032何桂與闈姓華人實業家對華人事務及慈善的貢獻曹有家族/042曹有與鏡湖醫院的創建曹有父子與孫中山馮成家族/048絲茶、賭博與工業馮秋雪、趙連城夫婦與革命文化事業盧九家族/056盧九、盧廉若父子生平一代賭王官場、慈善與革命盧怡若與孫中山蕭瀛洲家族/078澳門勘界與澳門商會賭博、鴉片及銀號華商在中葡政治中的兩難境地主要參考書目/086圖片出處/090

006007導言—晚清澳門華商家族的崛起及其歷史貢獻嘉慶十四年（1809），據廣東巡撫韓崶調查，當時在澳門居住營商的華人男女共計3,100人。這些華人大多從事傭工、工匠、水手、通事、商販等行業，在葡人的外貿業務及生活所需中“稍沾餘利”，其商業處於附屬地位，規模與實力都比較弱小。不過，此時澳門本土華人的生活開始發生某些變化。據《沈氏族譜》（同治七年）記載，望廈村村民沈天爵，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兼小商販，他每日“肩挑椰油，奔走四鄉，零星沽賣”。有了一些積蓄後，乃“信些洋布各式貨物，拈往澳內夷婦販賣”。至嘉慶十七年（1812），沈天爵兄弟終於在紅窗門街創立仁茂洋貨店。幾年之後，又“創置屋鋪數間”，始“批賃收租”。就這樣，沈天爵，這個澳門本土村民靠着小批量的洋貨貿易，漸漸發家致富。其原始資本和商業經驗的積累，從農民到商人，沈天爵大約用了十年時間，歷經四個階段：農民—小買賣經營者—洋貨店店主—屋鋪業主。鴉片戰爭以後，隨着香港開埠以及澳門對外貿易的衰落，以鴉片走私、苦力貿易和賭博業為增長點的經濟模式取代了歷時已久的以國際轉口貿易為特徵的經濟模式，澳門經歷了首次經濟轉型。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1849年3月，總督亞馬留（FerreiradoAmaral）搗毀粵海關關部行台，竭力推行殖民政策，澳門逐漸進入葡萄牙管治時期，先後制定和頒佈多項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法規與章程，包括一般性的《澳門港口章程》（1848）、《華政衙門章程》（1877）、《鋪店行口領牌輸納生意公鈔、街燈公鈔章程》（1878）等，以及《投十六間番攤章程》（1880）、《牛肉販賣章程》（1881）、《開設爆竹廠章程》（1881）、《東洋車擺賃章程》（1883）、《抽收洋藥稅章程》（1887）、《澳門僱工章程》（1902）、《當按押鋪章程》（1904）、《由香港運載軍器、火藥入澳規條》（1904）、《澳門娼寮章程》（1905年重訂）、《莫非亞及鴉片製造藥料出入口生意章程》（1910）等專項法規。在一系列商業管治法律中，承充（專營）制度的實施，對華人商業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通過專營制度，一些有經濟實力的華商，或個人，或聯手，先後獲取賭

008009博、鴉片、魚鹽、牛肉、豬肉、火水（煤油）、火藥等生意專賣權。總體來看，除少數葡人參與闈姓、賣魚專營生意外，絕大多數生意專營權被華商奪得。賭博合法化以後，壟斷賭博業的主要是華商，葡人所佔比例極小。番攤於1847年即被宣佈為澳門之合法賭博，並連續招人競投專營權。1882年，盧九、胡袞臣承充氹仔番攤，黎才承充路環番攤；1886年，馮勤承充氹仔番攤；1887年至1903年，何廣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白鴿票生意達16年之久；1890年，王燦承充路環番攤，何昆承充氹仔番攤；1892年，陳槐堂承充氹仔番攤，沈進、何汝華承充路環番攤；1904年，胡達、余德承充氹仔番攤；1906年，楊一琴、洪照承充氹仔番攤；1907年，蕭登、盧光裕承充澳門番攤。至於鴉片、魚業、鹽務、火藥、火水及牛、豬肉等生意專營，則全部為華人所控制。1882年前後，澳門鴉片專營者為陳六、何桂，氹仔鴉片專營者為盧九、胡袞臣，路環鴉片專營者為黎才；1886年，澳門鴉片由陳厚華兄弟承充，氹仔鴉片為悠久堂承充，路環鴉片為何碧雲承充；1887年，氹仔鴉片為張全承充；1893年後，全澳鴉片由陳厚賢、陳厚能、李鳳池、施鵠臣、陳詒光等人承充。其中，何連旺、盧九、胡袞臣等華商與澳葡政府公物會簽訂的鴉片、番攤、豬肉生意承充合同。

010011陳六家族是鴉片專營的主要控制者。鹽務方面，1882年，由和益泰公司張全專營；1886年，由何連旺專營；1887年，由何永康專營；1890年，由馮銳專營；1893年，由葉瑞卿、姚順專營；1896年，由曹子祥專營。另外，專營火水的有何縉臣、李鏡荃；專營火藥、硫磺的有李鏡荃、葉瑞卿；專營魚業的有馮息嘉（AntonioJosedaFonseca）、鮑文光、葉瑞卿及黃金（錦）；專營牛、豬肉生意的有玉生、枝山、盧九、胡袞臣、黃廣、王寬、黃成等；專營東洋車的則有區禮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澳門華人商業一片興旺。1854年12月，美國海軍準將馬瑟斯．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抵達澳門，看到華人商業的繁盛景象，他感歎道，“中國人的產業好像正在吞噬所有空間。確實，居民的構成大部分已都是中國的男男女女，他們在葡國人和外國人家庭式的商行中從事最低賤的工作。中國人還開店鋪、小作坊和在集市上做生意”。到了1867年，葡人曼努埃爾．德．卡斯特羅．桑帕約（ManueldeCastroSampaio）發現，“澳門貿易的關鍵掌握在華人手中”，當時有40家大型華人商行（Hãos），即義德行、太和行、利益源、永豐行、安順行、興記行、生茂行、廣昌隆、鍾隆記、泰德行、廣安隆、安泰行、謙泰行、東興號、成隆號、裕昌堂、生源欄、南順號、廣悅來、廣義隆、廣聚源、東茂號、同泰昌、東和發、信義行、德記欄、和源號、廣成昌、宜順號、泰利號、永順安、同孚號、昌利欄、紹隆棧、同安利、生發行、時安行、廣成信、中和號、恒益號。這些商行以寄賣或代理為主，其中36家總店設在澳門，在中國內地、交趾支那、暹羅、新加坡、檳城等地都設有分行。除了這些大型商行外，還有眾多專售寄賣者貨物的九八行。隨着華人商業的崛起，逐漸湧現了一批大型華人家族。這些華商家族長期壟斷某一商業領域，攫取了巨額財富，成為當時澳門華洋社會中最有影響、最具實力的華人群體。家族關係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同鄉關係，是中國傳統社會結構得以建立和穩固的基礎。當家族關係與資本關係相結合時，對資本經營活動產生巨大影響。晚清澳門華人大多來自中國內地珠三角及福建一帶，為了降低經營成本以及各種風險，大多以父子、兄弟以及同鄉為資本紐帶和經營主體。隨着時間的推移以及財富的積累，便陸續誕生了鄭啟華（鄭觀應）家族、沈天爵（沈旺）家族、林蓮家族、王祿家族、何連旺家族、曹有家族、陳六家族、馮成

012013家族、盧九家族、柯六家族、蕭登（瀛洲）家族、李鏡荃家族、陳芳家族、葉幹周家族、潘禮臣家族、楊聯家族、葉侶珊家族、蔡康家族等一大批著名華商家族。上述華商家族的主要成員作為澳門華人社會的菁英與領袖，積極倡導和參與華人社會公共事業機構的創立與建設，先後創建了鏡湖醫院、同善堂與澳門商會（澳門中華總商會前身），推動了澳門華人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鏡湖醫院的創建，是近代澳門華商崛起，華人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標誌。1871年10月28日，為解決日益增加的貧困華人就醫問題，華商沈旺、曹有、德豐、王六（祿）在澳門公物會註冊立約，申請成立華人醫院。1872年6月，醫院落成啟用。除建築用地由澳葡政府撥給外，建設費用由71位商人、152家商號自願募集。醫院創立後，面向廣大貧困華人，以中醫中藥治療，逐步發展成為澳門最具規模的華人慈善醫院。1892年9月，醫院紳董“破例”聘用孫中山為義務西醫師，首次開展西醫西藥診療。醫院每年公推12位總理，由華商出任，早期比較著名的有：沈榮煜（1874、1882）、曹渭泉（曹有，1874、1887）、趙允冠（1876）、馮成（1878）、盧九（1879、1906）、何仲殷（何連旺，1881）、曹善業（1890）、吳節薇（1893）、蕭瀛洲（1896、1906、1909）等。這些商紳與清政府、澳葡政府有着廣泛的聯繫，在華葡社會擁有較高的地位及巨大的社會影響。因此，鏡湖醫院在開展診病、慈善事務之外，自然成為華人社會自治機構，有關中葡事務交涉，以及華人事務、華商糾紛、物價平抑等問題也多在此商議解決。1892年12月1日，盧九等46位華商申請創立新的慈善機構—同善堂。1893年2月，經澳葡政府立案批准，同善堂在議事亭前地十四號正式成立。同善堂是專門做慈善的“行善公會”，目的是集合善長仁翁的捐款，從事“送時症丸散、贈醫、宣講、送書、敬執字紙”等慈善事務，對“衙門公事以及街外別項等件，一概不理”。1872年6月，鏡湖醫院落成啟用。圖為醫院原貌。

014015如果說，鏡湖醫院、同善堂是澳門華人慈善事業的“雙擘”，澳門商會的成立，則是華人社會進步與華商組織發展的新成果。二十世紀初，在清政府鼓勵下，經澳葡當局批准，澳門華商曾成立華商商會，但被葡萄牙政府下令撤銷。1911年，蕭瀛洲等人鑒於華商日眾，需要創立更加專門和完善的自治組織，實行自我管理，遂擬具綱領，條陳澳葡當局，申請籌建華人商會。1912年12月14日，獲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為“澳門商會”。1913年1月8日，澳門商會正式成立，公推蕭瀛洲為第一屆總理，李鏡荃為副理，值理則有區惠波、趙立夫、陳弼庭、賀穗垣、葉金波、盧廉若、林煥廷等七人。商會成立之初，借同善堂為臨時辦事處。數年後，由康公廟值理會撥借木橋街四號為會所。同時，以“旅澳華商總會”名義，獲當時中國政府工商部批准立案。1916年，“澳門商會”更名為“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商會與之前的華商組織相比較，概括來說，有如下特點：一、澳門商會是澳門華商組織經歷二百多年來的集大成者。其主要催生者，是一批晚清澳門華商家族的新生代，如蕭五之子蕭瀛洲、盧九之子盧廉若、碧光堂之子李鏡荃等。為了面對新的政治、經濟形勢，因應華人社會發展需要，他們提出了聯合澳門各階層華商，創建全澳性的華人華商組織，共謀社會及商業發展的新構想。商會成立之初，早期華商組織康公廟、同善堂都給予了大力支持，顯示了華人社會各階層對新商會的認同和擁護。二、澳門商會是自三街會館以來，首次以商人聯合會的形式，以全澳華人華商為對象的商業性組織。也就是說，在創建多個商人組織之後，至晚清時期，澳門華商在觀音堂進行的選舉

016017第一次不是以神緣、業緣和慈善為旨趣，而是以“聯絡商情，共圖公益”為目標組建自己的組織。這表明，在經歷若干階段之後，澳門華商終於有能力並且理性地以商情結緣的方式創建全澳性的華人組織，並以此達到更廣泛的團結以及更有力的自治。實際上，澳門商會自成立之日起，便成為全澳華人的代表，其組織、聯絡及協商功能已經超越了工商界，成為澳門華人與澳葡政府、中國政府溝通的樞紐與平台。三、在社會功能方面，澳門商會以及隨後的澳門中華總商會，在處理社會矛盾、商業糾紛，與中葡雙方溝通協調等方面有了更大的權威和空間，其政商性功能日趨融合和多有展現。在商會成立之初，即獲得葡萄牙政府授予其“商事糾紛的調查裁判權”，對於商業糾紛，“凡秉公會斷結，視為與官廳判斷無異，無論如何不得上控”。四、澳門商會及中華總商會，是華商家族的優秀代表以及華人社會領袖施展才華、凸顯責任的新舞台。自商會成立以來，先後有許多傑出華人領袖擔任商會值理，包括蕭瀛洲（1913、1914、1922、1923）、盧廉若（1917、1920、1921、1927）、馮作霖（1924-1926）、崔諾枝（1928）、范潔朋（1932-1935、1937）、高可寧（1941-1945）等，其中不少是晚清華商家族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這些華人領袖在不同階段為澳門華人社會的進步，以及工商業的發展不遺餘力，貢獻良多。晚清華商家族之於澳門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不同時期，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在華人社會扮演領袖角色，積極開展慈善活動，推進華人社會的開放與進步，擔任澳葡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要職務，參與澳門城市的建設與管理，為推動晚清澳門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一、開賭為業，促進澳門現代經濟格局的形成。晚清時期，在澳葡政府多個財務年度，賭稅佔財政收入的比例並不平衡，但大多數年份接近或超過50%，1882年至1910年間，有多個年度甚至接近或超過60%：1882-1883年度佔69%、1884-1885年度佔75%、1885-1886年度佔60%、1908-1909年度佔59.76%。可見，經濟轉型之後，賭博業逐漸成為澳門的支柱產業。作為晚清澳門賭博業最主要的掌控者和最重要的推動者，華商家族為賭博業的持續、穩定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為今天澳門以賭博為龍頭的經濟格局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018019二、投資實業，推動澳門近代工業化的進程。晚清澳門製造業以華商投資經營為主體，主要涉及造船、製茶、炮竹、繅絲、機器、製雪、燒磚、鎅木、燒灰（水泥）、草席、神香等等。在炮竹、繅絲業，先後有何連旺、曹有、馮成、潘禮臣、盧九、陳恒（陳六）、曹善業等賭商參與投資。在1882年至1890年間，澳門已出現六間華商投資的繅絲廠，投資者分別為曹有（1882）、馮成（1882）、何連旺（1882）、潘禮成（1882）、曹善業（1890）等，在數量和規模上已接近珠江流域一帶的水平。三、建設街區，推動澳門近代城市的發展。1860年，華商王祿組建“紹昌堂”置業公司，在原庇里喇茶葉行舊址陸續建成福隆新街、福榮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新街等街道，興建店鋪；1895年1月，盧九稟請批領沙岡地段，建設廉價屋舍，滿足工藝和商業居民之租住要求。此外，盧九父子興建多處大型物業，其中“盧家大屋”、“盧廉若花園”，已不僅僅是居住意義上的“房地產”，它們已經成為構成澳門城市格局的標誌性建築及澳門的城市“名片”。四、倡建醫院善堂，開創澳門現代慈善事業的先河。澳門華商熱心慈善，其傳統由來已久，鏡湖醫院、同善堂的創建，實為澳門社會之貧困華人以免費醫療為主體的慈善事業之肇始。時至今日，鏡湖醫院、同善堂仍是澳門社會慈善事業最重要的組織者和引導者。當下，澳門華人社會慈善之風甚盛，逐步形成政府與民間相結合的兩大慈善救助體系。這種風氣以及體系的形成，與晚清華商領袖的積極倡導、參與和推動有着密切的關係。五、傳承文化，推動澳門華人平民教育的發展。清末民初，澳門平民教育逐漸興起。在平民學校之中，又以鏡湖醫院紳董創辦的鏡湖義塾、同善堂義校影響最大。1892年，“是時澳中富戶，有曹周二姓者，特捐送產業入鏡湖醫院，聲明以年中收租若干成，撥充興辦義學經費”。有了經費來源，鏡湖醫院根據澳門各區失學兒童的分佈以及就讀方便，依照蒙館樣式，創辦蒙學書塾五所：連勝街一所、賣草地一所、新埗頭一所、水坑尾一所、新橋一所，總稱為“鏡湖義塾”。從其教學內容來看，鏡湖義塾與傳統蒙館、經館一樣，其實就是儒家文化的傳習之所，而且辦學時間頗長，“歷十有餘年”。在幫助鏡湖醫院辦好鏡湖義學的同時，盧廉若還牽頭創辦了孔教學校。該校生徒眾多，影響巨大：“清季廢科舉、興學校，府君（盧廉若）念華僑子弟半多貧苦，少年不讀書識字，何以謀生？乃萃集同人籌措鉅資創辦孔教學校，每年生徒多至千數百人。溯自開

020021辦至今，畢業不下數千。”六、參與政治，推動華人社會的穩定、和諧及進步。澳門華人在1879年便已獲得推選“民委官”的權利。1880年後，一些華商家族的代表人物已獲准直接進入澳葡政府的財政與商業管理機構公鈔會、公鈔局、理商局參與相關決策與管理工作；1918年11月2日，時任澳門商會會長的盧廉若作為華人代表，首次被任命為澳葡政府政務會議的正式成員。顯然，華商領袖參與澳葡政府有關商業、民生政策的制訂和執行，直接介入澳葡政治，可以協調華人社會與澳葡政府的關係，為華人爭取應得利益，對促進華葡社會的和諧，推動華人社會的進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從某種角度來說，一部澳門史，實質上就是一部澳門華人史，而華商家族，無疑是澳門史、澳門華人史的亮麗章節。認識這些華商家族的血緣背景、主營業務、經營特色以及歷史貢獻，可以多側面瞭解晚清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探尋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軌跡與規律，並為澳門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啟示和借鑒。新馬路舊貌

023王祿家族歷史長河中的某些人與事，相互交織，總是在某些場景不斷上演着或是精彩、或是悲情的故事。1875年，澳門第一座華人戲院—清平戲院建成啟用。在這個中國式的絢麗舞台上，淨末旦丑，絲竹鼓鈸，或婉約纏綿，或激越慷慨，盡敘人間的愛與恨，悲與喜。幾十年間，許多影響澳門華人社會的重大事件，又一一在這裡揭開序幕：1909年7月13日，澳門同盟會組織的“華服剪髮會”在此舉行成立大會。當日上午，華人民眾湧入戲院，主席盧怡若宣佈開1875年初，清平戲院落成啟用，時逢王祿70歲壽辰，乃從廣州禮聘“永豐年”第一班演出粵劇香花山大賀壽，並在戲院大排筵席，歡宴賓客，寓意娛樂清平，乃將戲院取名為“清平戲院”。1949年後，戲院逐漸破敗。圖為清平戲院一側殘壁。

024025會，樂隊高歌童謠，鼓動聽眾剪辮，歌曰：“當剪辮，當剪辮，不剪辮人天下賤。四方萬國稱富強，何曾見過腦後垂辮線？”歌畢，一片“咔嚓”聲響，眾人便“垂辮而入，持辮而出”。這次集體剪辮運動，開創了澳門華人社會的新風氣。這首源自澳門的剪辮童謠，也從清平戲院迅速流傳到廣東各地。清平戲院的熱鬧繁華，就這樣刻在老澳門人的腦海裡，而戲院的創建者，咸同年間的王祿、王棣父子的身影卻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中。家業殷實，熱心公益王祿，又名王六，字元禧，號瑞軒，福建泉州晉江人。王氏先祖約於康熙年間移居澳門，王祿乃王氏家族居澳第五代傳人。1875年初，王祿在清平戲院慶祝70歲生辰，大宴賓客，“翌年始歸道山”，享壽71歲。以此推算，王祿大約生於十九世紀初期。王祿祖承家業，經營有方，家財萬貫，曾為澳門華人首富，在天神巷建有大屋，取名積善堂；又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建善慶圍；生十子，乃修連丁圍。依照中國人的傳統，王祿致富後，不斷捐官納粟，先後獲授武德佑騎尉、候選所分府，誥封朝議大夫。王祿育有子女多人。長子王棣，字應昌，號岐卿，因棣帝諧聲，時人別稱“王帝”。王棣亦善於經營，除了繼承家業外，另創萬香酒店、廣泰押及泰昌辦館，葡人稱之為買辦。王棣在居所旁邊開建昇平里，葡名為PátiodoComprador，即買辦圍之意。咸豐至光緒年間，王祿父子以出身名門、號稱首富和熱心公益著稱。王祿“性仁厚，樂善好施”，熱心參與重修媽祖閣、觀音堂及蓮峰廟等廟宇。1868年，作為值理之一，與眾華商一起創建康真君廟，以“借靈貺而弭災異”。廟成開光，王祿被推為主祭；對華人慈善事務，王祿父子貢獻良多：王祿為鏡湖醫院創始人之一。1871年10月28日，王棣是清末民初澳門著名買辦，曾在其居所旁邊開建昇平里（今水坑尾附近），葡名為PátiodoComprador，即買辦圍之意。

026027眾商推舉沈旺、曹有、德豐、王六（祿）四人到澳門公物會註冊立約，申請成立鏡湖醫院；1892年12月，王棣與盧九、何連旺等四十六人聯稟申請創建同善堂。王祿父子在商界、政界頗為活躍，頗得澳葡政府、華人社會的信任和擁戴。1874年1月9日，華商盧合、鄭楊承辦澳門宰賣豬肉生意，請王祿為擔保人；1882年6月19日，陳梅軒承辦兵營點燈生意，也由王棣擔保。王棣還積極參與澳葡政府主辦的相關活動，先後出任澳葡政府經濟及稅收部門的官員：1891年，擔任合澳迎接俄國皇太子訪頗具特色的福隆新街街景澳公會董事；1903年初，出任澳門政府業鈔公會正會員。福隆新街舊業主王祿父子主要致力於房地產、賭博以及酒店、當押、貿易等生意。咸豐十年（1860），王祿與友人合夥，組建紹昌堂置業公司，承購宏隆坊原庇里喇茶葉行舊址，以此為闢街建屋的基地。同時，邀人募集資本，分作十股，購入附近桔仔圍多間舊屋，填築海坦，整理成大片土地。幾年時間，先後建成福隆新街、福榮里、清和里、福隆新巷、清平新街、深巷口、劏槽圍、福壽里、新利巷、新市巷及蓬萊新街、柴船尾、蘆石塘、紅窗門等街道，包括大小鋪店一百六十餘間。同治三年（1864），多位股東因市面冷淡，鋪店空置，難於出租，提出退股。王祿、王棣父子乃將全部股份承受，更名為集成堂，統一經營管理，由此成為當時澳門最大的業主。1864年，澳督亞馬留（JozeRodriguesCoelhodoAmaral）以贈送深巷仔街尾海灘地為條件，要求王氏父子在此興建一座大戲院。1872年，澳督又囑咐王祿父子填塞白眼塘，開闢新街市。

028029福榮里，俗稱火街，與福隆新街、宜安街（福隆新巷）合稱澳門花國三街，為舊時高級妓院集中地。至今兩旁房屋破敗，沿街窗門仍漆以紅色，猶可見當年“此間合作逋逃藪，茶室千家夜有聲”之景象。圖為福榮里門樓。王祿是澳門最早承辦闈姓的華商之一。1871年8月，兩位華商請求重新出投闈姓，理由是他們承充的第一屆闈姓票被人饞奪售賣，使他們的生意受到損失。後來，在澳葡政府的協調下，王祿與人合作組建公司，接替了第一屆闈姓生意。王祿的公司經營狀況不錯，因此第二屆闈姓承辦權繼續判給王祿，合同期為三年。但是，當時爭奪闈姓承辦權的賭商很多，他們對王祿承辦闈姓頗為“眼紅”，便以更高的餉銀為條件，甚至有人願意每年繳付6,700元，三年共繳銀20,100元，企圖誘使澳葡政府重新開投。澳葡政府公物會以闈姓合同已簽訂為由，不同意重新開投。同年12月8日，另一位華商出價20,000元，要求承辦闈姓。19日，公物會回覆說，王祿已於9月23日預付了第一期承辦款項，不同意該華商所請。1872年5月12日，王祿對公物會聲稱，已經售出闈姓票80萬條，但由於私票盛行，公司遭受了嚴重損失，不能確定能否繼續經營下去。此時，香港禁止闈姓和番攤，王祿的合夥人見香港禁賭，澳門的闈姓生意又不甚理想，乃萌生退意。在這種情況下，1872年5月20日，公物會宣佈取消王祿的闈姓承辦合同。眾多賭商爭奪闈姓生意，看來經營闈姓確實有着豐厚的利潤，但前途莫測，風險巨大，並非一般人可為。這次短暫的賭業經營，似乎給了王祿父子一些教訓，他們後來再也沒有染指賭業。

030031當押與辦館王祿去世後，由王棣接手家族生意，業務也有了新的發展。其中較為成功的，是涉足當時頗為流行的當押生意。光緒十四年（1889）六月初一，王棣與別人合作，在呞咑騎樓十六號創辦廣泰押。該當鋪合共十二股，每股七百五十兩，總股本為九千兩。其中，鮑萬鵬四股，王棣（岐卿）三股，陳穎昌堂一股，楊創業堂一股，趙崇慶堂一股，陳氏一股，黃堯臣一股。1892年12月，陳穎昌堂將名下股份轉給鮑萬鵬，鮑氏增至五股。1893年元月，楊創業堂、趙崇慶堂志圖別業，又將名下股份轉給王棣，王增至五股。1895年3月，由於股東之間發生矛盾，關係難以協調，廣泰押生意全盤清算，結束營業，每股派發本息銀八百三十六兩四錢五分三厘。沒過多久，王棣又與盧覺齋堂的“合記”合作，重開廣泰押。股份方面，王棣佔四股，盧覺齋堂佔四股，合共八股，店號改為廣泰押合記。重組廣泰押之後，其當押生意版圖有所拓展。1897年12月17日，王棣持有的集成堂在《澳門憲報》刊登啟事，聲明已收購位於氹仔客商街第二十九號、第三十號的裕隆押鋪店，全盤接收該店的貨物、牌照、鋪底、家私等。據有關資料，王棣的生意還有位於紅窗門街第五十一、五十三號的泰昌、順泰兩家洋貨店，位於呬孟街八十七號的翰芳樓紙料店以及萬香酒店等。王棣曾以買辦身份在華洋各界行走。王棣設有泰昌辦館，擔當粵港澳中外公司在澳門的代理人，負責外資公司在澳門的商業及生活事務，特別是擔任外輪公司駐澳商務代理。1893年，王棣充當隸屬順興公司，來往於港澳的太平號輪船代理人，代表該輪船與澳葡政府國課衙門簽訂有關入口稅務合同，協助繳納相關稅費等，具體包括申報該船的噸位、貨物情況，保證履行合同，如期繳納入口稅款等。

033何連旺家族氹仔官也街，熙熙攘攘的手信街，杏仁餅米香瀰漫，稍不留神，便錯過了一條橫街。此街長不足60米，街中諸物平淡無奇，街名卻很特別：何連旺街。何連旺是誰？十九世紀末，英國女作家阿綺彼得．立德（ArchibaldLittle,1845-1926）來到澳門，獲何連旺邀至家中，受到熱情款待。立德夫人在其著作《穿藍色長袍的國度》中，記述了此次澳門之行，特別是對何連旺及其家庭作了生動的描述。她說：“澳門幾座最好的歐式住宅中住的都是中國何連旺與清政府、澳葡政府關係密切，並遊走於革命黨與維新派之間，是清末民初澳門叱咤風雲的社會活動家。圖為何連旺像（約攝於1898年）。

034035人。在一幢連陽台欄杆都鍍金的房子裡，我高興極了，因為這家所有的女孩都沒有裹腳。當地華人領袖何水廷（何穗田）先生不僅為我安排了講演，講演結束後還請我到他家裡去，並向我保證他的一個小女兒不久就會扔掉裹腳布。他家裡裝飾豪華，陳列着許多藝術品，還有一張枱球桌（據說他會打枱球），可惜他的大女兒還纏着腳。”立德夫人在書中附有一張何連旺的照片：何連旺大約四十來歲，身穿對襟布製紐扣唐裝，胸前佩戴五枚勳章，意氣風發，睥睨萬物。何桂與闈姓何連旺，廣東順德人。“連旺”為其本名，加入葡籍時，取名廷光，葡人稱之亞旺；捐納候選道員時，取名仲殷，字穗田。何連旺大約生活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著名的賭商、實業家、慈善家和社會活動家。何連旺父親何桂，又稱何貴、何老桂，“何連旺，……字穗田，父曰老桂，咸豐初元，來從海上，因得起家”。何桂約在十九世紀中期來到澳門，經營闈姓、番攤起家，財產至百萬，為晚清澳門著名賭王。何桂逝於1888年，育有十子，為連勝、連旺、連鈞、連漢、連輝、連宗、連煒、連安等。其中，亞八、亞十“平時精習拳勇，身家殷富，未讀詩書”。何桂是番攤賭博最早的承辦人之一，而闈姓賭博傳入澳門，更是與何桂有密切關係。在郭嵩燾署理廣東巡撫期間（1863-1866），粵省因“餉需支絀”，批准商人廣信堂等“收繳經費”，開設闈姓以濟餉，何桂乃夥同陳行（六）、梁六、馮鳳韶（馮成）等人，串通水師副將彭玉，在港澳“私設闈姓”，抽取經費，積累了巨額財產。據檔案顯示，闈姓進入澳門，當在總督蘇沙（AntónioSérgiodeSouza）任內，即1868年至1872年間。1869年，澳葡政府公物會已有闈姓出投的記錄，以每年1,600元起價招人承辦。結果，華人Olo-Quai（何老貴）與Apom（亞彭，即彭玉）以每年繳交3,000元獲得承辦權，合同期為三年，擔保人為飛南第伯爵（BernardinodeSennaFernandes）。1872年，《澳門憲報》刊佈當年專營稅結算報表，第一次出現“名為闈姓的彩票”（LoteriachamadaVae-seng），專營稅收入共計5,677.778元。

036037何桂還經營鴉片生意。1877年，何桂、馮成以年繳3,500元承辦過路灣賣鴉片煙並番攤攬頭生意，合同期為六年；鹽業專賣也是何家的重要生意。1873年至1887年，何桂、何連旺父子長期壟斷澳門、氹仔、過路灣的賣鹽生意。為了籌措資金，何桂還開設了時和銀店。該店經營逾二十餘年，至1902年底倒閉。同治年間，何桂向澳葡政府承批白眼塘，包攬船舶稅收，貨物搬運以及碼頭雜務，凡是漁艇進塘停泊，均須向何桂繳納停泊費。1872年，王祿父子填築福隆新街及清平直街附近海灘，按工程規劃，需經過何桂的“地頭”白眼塘。王氏父子跟何桂協商，最後雙方合股填塞，共同開發，何桂因此在王祿、王棣的集成堂佔有股份，由此擁有一大批物業鋪店。何桂逝世後，家業傳與其子何連勝、何連旺。何氏兄弟將何桂創辦的時和公司改為時和攤館，從1874年起，至1910年，長期承辦澳門、氹仔番攤賭博，持續開賭達36年之久，為晚清著名番攤賭館之一。何連旺也參與了闈姓經營。1897年，何連旺與香港李升（Li-sing）、盧光裕、尤勉之、盧九、Lu-Lau-shan、盧廉若、AnnaTherezaFerreira等人成立新三記公所，專門經營闈姓。華人實業家進入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隨着澳門原材料加工業的興起，經營實業有利可圖，一批經營賭業的華商乘機將資金轉投實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這方面，何連旺卓有建樹，儼然一位實業家，成為晚清澳門工業的主要開創者。據資料顯示，從1882年起，何連旺投資繅絲廠一間（後改為織造匹綢廠）、炮竹廠三間、茶業加工廠一間。何連旺投資經營實業，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領域廣。包括炮竹廠、炮竹紙廠、繅絲廠、織造匹綢廠和茶葉加工廠等；二是數量多。自1882年至1892年的十年間，先後投資了五間工廠；三是規模大。至1894年，何連旺開設的粵和昌繅絲廠擴增股本，由“何（連旺）、盧（九）、馮（成）、陳（六）”等“澳中富商合股而成”，該廠“日可用男女工人至八百餘名之多”，為澳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華資工廠。對華人事務及慈善的貢獻何桂父子致富後，積極參與華人事務，對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為此，澳葡政府給予

038039為紀念何連旺對澳門的貢獻，澳葡政府將官也街中間一橫巷命名為“何連旺街”。光緒十九年（1893）三月初七日，孫中山因在草堆街開設中西藥局，“需銀應用”，乃由吳節薇擔保，向鏡湖醫院益善堂借款“貳仟四百大員”，知見人為何穗田(連旺)、羅澄波。何氏父子崇高榮譽：1880年6月，何桂任澳門公鈔會正式成員，為最早擔任澳葡政府經濟管理部門職務的華人之一。1881年6月，以及1884年6月，葡萄牙王室鑒於何桂、何連旺父子在引進闈姓，推動澳門經濟發展方面所作的貢獻，御賜何桂、何連旺耶穌降生寶星；1889年2月，何連旺被任命為中國北方賑災公會主筆；1891年4月，何連旺任俄國皇太子訪澳之迎接公會副會長，何連勝為董事；1894年6月，何連旺任澳門整飭潔淨公會會長；1894年8月，何連旺任澳葡政府理商局職員。慈善方面，何連旺參與了鏡湖醫院、同善堂的創辦。1893年11月，清政府“以捐款賑災，予廣東澳門紳董何仲殷建坊”；12月，又“予創立澳門鏡湖醫院候選道何仲殷旌獎”；1903年、1931年，何連旺被推選為鏡湖醫院總理。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何連旺是主要推薦者之一；1893年初，前山軍民府魏某久患痔瘡，“每晨必大解，每大解必臥數時而後起，其苦已甚，其累日深”。何連旺乃力薦孫中山為之診治，“不過七日之功，其痔遂脫，毫無他害”。魏某頑疾頓除，甚為感激，連續三次在《鏡海叢報》刊登啟事，將孫中山的醫術譽為“神乎其技”：“友人何瑞田（穗田）聞之見訪，力陳孫逸仙之人品學問及所習歐洲醫

040041法，堅囑延其施治。予久聞孫逸仙之名，亦知其醫法，無論內外奇難雜症，莫不應手回春，奏效神速，且非以此謀利者。及經何瑞田力薦，予愈信之不疑，遂於去歲臘月封篆後延請孫逸仙診視。……”魏某病癒後，男女老幼、上下人等從此對孫中山的西醫“亦皆信之不疑”。同年7月，何連旺又與盧九等人在《鏡海叢報》大力推介孫中山的人品與醫務。何連旺因此被馮自由譽為興中會初期孫中山的“友好及同志”，是孫中山的“政治談友”。由於何連旺“不贊成激烈之主張”，在政治上與孫中山漸行漸遠，最終轉向保皇派：1896年11月，康有為到澳門宣傳維新變法，何連旺乃與之創辦《知新報》，親任總理。不久，何連旺更是擔任保皇總會澳門分會總理。1897年春，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纏足會”，何連旺、吳節薇、張壽波等人隨即在澳門建立“澳門不纏足會”以示回應。經過大力宣傳，幾個月內，澳門各界有一百多人先後入會。1900年，改良派又發起組織“戒鴉片煙會澳門分會”，澳門各界人士三十多人入會。在何連旺等人的推動下，澳門成為全國維新變法空氣最濃烈、活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不過，正如立德夫人所見，作為澳門不纏足會的會長，何連旺的大女兒卻依然纏着足。這也可見新舊交替之際何連旺的矛盾與苦惱。何連旺育有兒女多人。1895年2月13日，其三子雲章新進秀才，何連旺乃率子歸順德“行謁祖禮”，由15日起，至17日止，連排盛筵，大宴鄉黨，盛極一時。光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清政府為表示對何連旺的嘉獎，“以捐款賑災，予廣東澳門紳董何仲殷建坊”。圖為當年鏡湖醫院紳董恭承之牌坊，現藏於鏡湖醫院內。

043曹有家族自1849年亞馬留總督被刺殺之後，澳葡政府歷任總督十分注意改善當地葡人與華人的關係，一些政策的制定，也適當聽取華人的意見，儘量促成融洽的華葡關係和社會秩序，華商因此能夠在比較寬鬆的政治與社會氛圍中開展各種經營活動。可以說，晚清澳門華人商業的崛起，與這種和諧的氛圍也是密切相關的。與此同時，逐步富裕起來的華商也經常與澳葡政府進行良好的溝通，不時向澳葡政府贈送各種物品以示好，以爭取更大的生存和發展空間。1869年5月，二百多家華人商號、店鋪便向蘇沙總督（AntónioSérgiodeSousa）贈送了一柄銀劍、一個鍍銀相簿以及紅色綢緞鑲邊窗幃等物。1880年4月，華商曹有“自備資本”，贈送澳葡政府“水車一架”。曹有“乃屬出於情願，亦並無私益，愈有功勞，是以本澳官樂為收領”。葡人認為，華商的此類行為，有助於促進和改善華葡關係，推動澳門的發展，“查本澳華人雲集，豐富可靠，由此送物，可見華人平日孚信於西洋官，並有心協助西洋官，以期本澳昌盛，共用太平之福也”。當年6月17日，鑒於曹有的貢獻，葡萄牙王室賞賜曹有聖母金星勳章。據現有資料來看，曹有為晚清澳門最早獲得葡王授勳的華商之一。

044045曹有與鏡湖醫院的創建曹有，字應賢，號渭泉、益昌，又稱曹存善堂、曹連益堂，祖籍香山。其父曹安，早年移居澳門，從事商業，家道饒富。曹有是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最具實力和影響的華人富商之一。1871年10月28日，曹有與沈旺、德豐、王祿等人與澳葡政府簽訂租地契約，興建鏡湖醫院，為鏡湖醫院創始人之一。鏡湖醫院創立後，又於1874年、1887年任該院總理。曹有曾獲清朝政府褒獎，據其孫曹克安稱，“我的祖父曹應賢，獻身為澳門僑胞服務，興辦醫院及各種慈善機構。他是澳門僑胞中獲葡皇授勳之第一人。在一八八零年，光緒六年，祖父祖母接受清廷欽賜二品頂戴花翎之曹渭泉（曹有）是1892年12月孫中山向鏡湖醫院“揭銀”的六位“知見人”之一。圖為“揭本生息贈藥單”複製件。賞，同時御賜牌匾一面”。曹有育有兒女多人，據相關資料，計有兒子曹善業、曹善芬、曹善允、曹善琮、曹善珩、曹善瑚、曹善元、曹善根、曹善麟等及女兒曹亞蘭、曹正洪等。1896年，曹有逝世，其家業由曹善業接手管理。曹善業，又名曹子基，是晚清澳門著名華商。曹善業熱衷於政治及社會活動，先後任澳葡政府迎接俄國皇太子訪澳公會董事（1891）、公鈔局替理（1894）、公鈔局書吏（1895、1896）、業鈔公會正會員（1902）、理商局局員（1894、1896、1897、1898）等職。曹善業對澳門華人慈善事業也多有襄助，1890年曾任鏡湖醫院總理；1890年7月，曹善業將自置的媽閣水塘贈送給澳葡政府作為船舶避風港，此舉被時任澳督迪施華（FranciscoTeixeiradaSilva）譽為“急公好義”，“殊堪嘉尚”。曹有父子是晚清澳門最早的工業投資者之一。1882年4月，曹有在白馬行街創立繅絲廠。1890年1月，曹善業將該廠改造為織造匹綢廠。同時，曹善業還參與了何連旺、宋子衡、盧九、陳六等人創辦的其祥絲廠。1898年3月，其祥絲廠關閉，曹善業以時寶堂司理身份，出價3,010元，買下其祥絲廠的鋪底、上蓋、機器、家私等。

046047曹有遺囑（1896年）曹有父子與孫中山曹有父子與孫中山的關係頗為密切，並見證和參與了中西藥局的籌款、選址及開辦。1892年12月18日，孫中山向鏡湖醫院揭銀開辦中西藥局時，曹有為六位“知見人”之一。據資料顯示，草堆街八十號當時（1892-1893年間）為曹有之物業，為支持孫中山的贈藥善舉，曹有乃將之租給孫中山作藥局“店鋪”。圍繞中西藥局，曹有與孫中山曾有金錢往來。1896年9月21日，曹有在香港高等法院立下遺囑稱，“將所有財產物業特分三股，如下所述分配：……另股份及揭項永年息收者列下—……孫逸仙藥局一百四十四兩”。曹有立遺囑時，孫中山已離開澳門二年有餘，該款仍被列為“揭項”掛賬，並列入遺產分配，顯然為中西藥局未歸還之欠款。曹善業是孫中山西醫事務的熱情支持者，被馮自由譽為興中會時期孫中山的“友好及同志”。孫中山讀書期間往來港澳，曹善業便與之交往密切，是推薦孫中山進入鏡湖的華商之一；又“嘗資助總理在澳門設立中西藥局行醫”（馮自由語）。

048049馮成家族1880年6月，與曹有同時獲葡萄牙王室賞賜勳章的，還有華商馮成。葡萄牙王室認為，馮成是“商人而擁有厚資者”，因查知馮成事蹟，“故特賞賜”耶穌降生金星勳章。馮成，原名頌清，號鳳韶，又號馮崇德堂，原籍廣東南海沙頭北村，早年往返澳門與廣州之間從事絲茶生意，遂定居澳門，加入葡籍，又入天主教，教名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娶妻梁氏，教名為亞納．若敬納．梁．沙勿略（AnnaJoaquinaLeongXavier）。馮成致富後，買下連丁圍數幢舊宅，拆建成一座類似廣州西關大屋的唐樓，時人稱“馮家大宅”（即白馬行街一號），又曾住在大堂坊醫人院街第一號屋。絲茶、賭博與工業馮成對華人慈善事業頗為熱心。1871年，鏡湖醫院創建，馮成以崇德號（堂）參與捐款，為創建人之一。1878年，馮成被推舉為醫院總理，在十二名總理中排名第一。馮成到澳門後，除經營絲茶，還先後承辦多項專營生意，尤以賭博為多，是晚清澳門著名賭王之一。他之所以獲葡國頒賜勳章，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參與了將闈姓賭博引

050051進澳門，推動了澳門經濟的發展。據有關資料，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後期，馮成與何桂、陳六等人將闈姓賭博從廣東省城引進澳門，“時有水師副將彭玉（即亞彭）夥同奸民何貴、陳行、梁六、馮鳳韶等私收闈姓，抽取經費入己，積有鉅資”。進入七十年代之後，馮成與彭玉、何桂等人連續承辦三屆澳門闈姓：光緒元年（1875），適逢粵撫張兆棟禁止闈姓，澳門闈姓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契機，闈姓的承充價碼也大幅飆升。當年6月28日，澳門公物會出投第三屆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馮成等人的致中和闈姓公司以現銀131,300元承辦三年；1878年5月18日，澳門第四屆闈姓招人承辦。馮成、何德昌以現銀401,000元，取得三年的承辦權；1881年5月15日，馮成、先拿．飛南第及何德昌三人又以銀640,000元奪得第五屆闈姓承辦權。此外，馮成尚在1874、1875年和1878年承充氹仔、過路灣賣鴉片煙並番攤攬頭生意；1877年，又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四年。1875年至1882年間，馮成在商界已建立領袖地位，並領頭處理一些與華人商業相關的事務。1882年初，華人陳亞千違反公物會合同，沒有經得賣鹽生意承辦人同意，擅自在澳門賣鹽，傷害了承充人的利益，引起一眾承充人的不滿。為此，承充人向華政衙門投訴。沒想到華政衙門官員“累次阻礙”，對陳亞千不加罰責，輕鬆打發了事。2月23日，馮成、何桂、陳六、何德昌、黎才、林含蓮、胡袞臣、盧九、何連旺等人聘請律師，聯合向兼任公物會會長的總督稟告，要求嚴格執行合同，防止私自買賣，損害承充人的利益。總督對馮成等人的意見非常重視，3月2日，澳葡政府再次制定執行承充合同的六條規定，對違犯合同之人，“立即拿獲”，“或定斷有罪”。法令公佈後，私自買賣的事逐步得到遏止。馮成也是晚清澳門工業的開拓者之一。1882年4月，馮成申請設立兩間繅絲廠，一間設在蒲魚地，一間設在和隆園，“內用火氣機器轉動而為者”。另外，馮成也曾投資金融業，為著名的泰和銀店股東之一。該銀店設在澳門大街四十六號，股東包括潘禮臣、關澄川、李蘭桂堂、盧九、蔡裕堂、張鴻景堂等。隨着創辦人陸續過世，後人經營不善，銀店於1908年3月倒閉。光緒八年（1882），馮成逝世，葬於舊西洋墳場，墓碑刻有“皇清誥授中憲大夫候選分巡道賞戴花翎諱頌清號鳳韶馮公墓”，“奉祀男”為嘉驥（又名洛泉、蘿川）、嘉端、嘉恩三子。儘管馮成已入葡籍和天主教，但他生前在清廷捐有官銜，其後人乃以朝廷官銜為其彰顯，以續其華人正統。馮

052053成逝世時，三子年幼，乃以其妻梁氏管理家產物業。澳葡政府又頒令組建以著名華商何桂、陳瑞生、羅澄波、胡袞臣、潘禮臣，及其弟馮覺芬等人為成員的家產管理會，管理其物業、生意、銀號等遺產，具體事務由馮覺芬負責。至光緒十五年（1889），嘉驥年滿21歲，馮覺芬遂將其名下的生意、銀業交回嘉驥管理；光緒二十二年（1896），嘉端、嘉恩均已娶親，其名下產業也交由二人管理。馮秋雪、趙連城夫婦與革命文化事業馮成的後人，以投身革命及文化事業的馮平（秋雪）、趙連城夫婦較為著名。馮平，字秋雪，以字聞於世，其父為馮成長子馮嘉驥（洛泉）。馮平曾參加同盟會，長期從事文化教育工作，是近代澳門著名詩人。1909年冬，同盟會澳門分會成立，時舊西洋墳場馮成墓碑在培基學堂讀書的馮秋雪與趙連城、古桂芬、馮印雪、區韶鳳、何國材、周樹勳等七人首先加入同盟會。後在澳門從事文化出版事業，與朋友合辦南華印字館，出版《詩聲》期刊；創辦佩文小學，並任校長，又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任會長。1927年，佩文小學擴充為中學。抗戰初期，任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駐港辦事處主任。香港淪陷後，避居廣西桂林、昭平等地。建國後，任廣州市文史館館員。1969年病逝於廣州。著有《宋詞緒》、《金英館詞》、《甲甲夏詞》、《秋因甲乙稿》、《六出集》等。為澳門人熟知的“女豪傑”趙連城，是馮秋雪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侶”。趙連城（1892-1962），又名璧如、冰雪，斗門鎮赤坎人，生於澳門。其父為轎夫，因鄉霸誣陷而攜眷避居澳門，其母在馮家做女傭。後來連城二姐嫁入馮家，父母回鄉耕種，連城則赴澳門二姐家寄居。12歲時，連城與姐夫之侄馮秋雪相識。16歲入培基學堂讀書，與同學組織“非儒會”，與尊孔同學論戰。後與馮秋雪等同學一起加入同盟會，為澳門最早的同盟會會員之一。1911年7月，同盟會機關—“濠鏡閱書報社”舉行成立大會，有二三百人參加，女學生趙連城登台演說，成為城中話題。1912年，與馮秋雪結婚。抗戰前夕，鄒魯夫人梁定慧在廣

054055州創辦廣東婦女習藝所，聘連城為教導主任。連城文學造詣深厚，又善編織，遂兼教識字、編織，深受學員好評。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連城一家流離於香港、桂林、昭平等地，勝利後回廣州居住。新中國成立初，年近六旬的連城參加街道工作，長期任居委會主任。1952年，被選為廣州市婦女代表。曾被評為廣州市北區軍屬模範、中區五好積極分子、烈軍屬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是廣州市越秀區人民代表、民革成員。1962年病逝於廣州。趙連城生前撰有回憶錄《同盟會在港澳的活動和廣東婦女參加革命的回憶》（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為研究廣東及澳門辛亥革命運動的重要史料。關於同盟會在澳門發展組織，以及她和馮秋雪等人加入同盟會的情況，趙連城這樣描述道：“在謝英伯策劃下，同盟會在澳門開始發展組織，在南環四十一號秘密設立了同盟會支部的機關，同時還參照當時同盟會在海外工作習慣採用的｀書報社形´式（香港設有｀民生書報社）´，在白馬行街釣魚台的一座三層大樓成立了｀濠鏡公眾閱書報社（´澳門舊稱濠鏡）。該社由盧怡若以紳商資格取得澳門葡政府批准立案，並向各界發動募款捐書，以供群眾借閱。書報社成立後，立即在青年學生中發展會員，培基學堂學生古桂芬、馮秋雪、馮印雪、區韶鳳、何國材、周樹勳和我等七人首先加入同盟會。”廣州綿社和澳門雪社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粵澳兩地較為活躍的文學社團。連城善詩，為綿社和雪社會員，時與馮秋雪諸人相唱和。連城的詩，以柔美抒情見長，曾著詩云：綠樹彎環宛似眉，清宵雲淨步遲遲。堤前流水天中月，一路隨人不睛離。—《南灣步月》抗戰勝利後，這位為國事奔走半生的女詩人，激情亢奮，竟也寫出如此慷慨激越的詩句：五十年來侵略夢，今朝已覺熟黃粱。乍驚廣島夷原彈，又見紅軍上戰場。虺吹幾番噓上國，降聲一片出東洋。重光禹甸人天樂，肯負清秋醉百殤。—《倭寇投降喜極而賦》

056057盧九家族大堂巷七號，即盧家大屋（CasadeLouKau），是一座樓高兩層，青磚承檁，硬山陶瓦屋頂的廣府民居建築。大屋正面朝西，稍偏南，佔地面積約330平方米，正面寬13.88米，廣三間，深24米，分三進而建。大屋充分吸納了西方建築元素，外觀雄渾樸實，內飾溫婉纖細，既有粵式建築的古樸淡雅，又有南歐建築的精美神韻，是晚清時期珠三角傳統民居與西方建築風格精妙融合的典範。2005年，大堂巷七號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大堂巷，這條原本籍籍無名的小巷，也隨之驚艷世界，聲名遠播。而屋主盧九及其家族成員的顯赫財勢與傳奇人生，也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人們發現，“盧家大屋”、“盧九街”、“盧九花園”，仿佛是那個黃金時代華人家族叱咤濠江、錦衣玉食的碑記，任歲月銷蝕，煙雲飄浮，也掩飾不住過往的浮誇與奢華。盧九、盧廉若父子生平盧九（LouCao,1848-1907），原名華紹，字育諾，號焯之。據其家譜《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記載，盧九祖上原籍廣東南雄沙水村珠璣巷，宋朝咸淳年間，遷至新會潮

058059處處可見精美灰塑，是盧家大屋裝飾特點之一。大堂巷七號盧家大屋側影連蘆鞭堡（初名盧邊，後更名盧鞭），並在此開枝散葉，代代繁衍。自先祖盧隆起，歷經思齊、夢鬥、逢丁、信翁、安、簽、癸、珍、秉辛、致用、孔會、獬、士養、應兆、夢齡、遇泰、菩嘉，至盧九父親耦，已歷經十九世了。盧耦，字位配，號屏昌，娶妻陳氏。因陳氏無出，納側室高氏。高氏先生二子，名華錦、華益。因其弟盧髦無子，盧耦乃將華益過繼於髦。1848年11月10日，高氏生第三子，名華紹，即後來叱咤濠江的盧九。澳門故老常言盧九在兄弟排行第九，故稱“盧九”。其實，從其家譜來看，華紹只得兄弟三人，而且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何來“排行第九”？原來，盧華紹小名耉，俗名大頭狗。發達致富後，名聲顯赫，出入華葡各界，以小名俗陋難寫難讀，乃取“耉”之同音而言“九”（耉，古厚切，音“狗”。粵語發音，“耉”、“狗”、“九”同音）。因此，所謂“盧九”，乃諱言“耉”、“狗”而稱“九”，係同音諱言簡寫所致，而非排行第九。盧九父母早亡，隨兄華錦度日，從小生計困頓。10歲左右，約在咸豐六年（1857），盧九來到澳門。初到澳門，《盧氏族譜》稱他“業錢銀找換”；有人說，他先在望廈趙家做書童，經趙氏提攜而進入賭博行業；也有人說，他曾在新會人盧植朝（鏡湖醫院創辦人之一）開辦的番攤館廣利公司“打工”。俗話說，英雄不問出處，盧九究竟靠什麼營生起家，已很難考究。從現有材料來看，盧九大約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期崛起，成為澳門新一代的華人富豪。盧九先娶潮連歐陽氏，繼室為香山梁氏，陸續納妾陳、梁、范、梁、張、何、黃、張等氏，育有29個子女，其中兒子17人。1907年12月15日，盧九逝於大堂巷七號寓所，享壽59歲。盧九逝世後，與元配歐陽氏（廉若之母）、妾范氏

060061（興原之母）葬於廣州大東門外白水塘蚒蛇崗。民國四十九年（1960）4月初，因廣州城市擴建，盧九及元配歐陽氏及如夫人范氏三具骨殖運返澳門，於26日卜葬西洋墳場。盧九17個兒子，或從商、或從政，“多顯者”，而長子盧廉若在澳門政商界尤為出色。盧廉若（1878-1927），名鴻翔，字聖琯，號廉若，又名光燦。光緒戊寅年（1878）十一月初五生於新會鄉間。年十七，補縣學生，然而其科舉之路並不順暢，“秋試屢躓”，乃授例納粟，以道員分發浙江，賞花翎二品頂戴，並曾在桂林短暫做官。不久，厭倦吏事，告假歸鄉。在父親支持下，在家鄉倡辦普仁善堂，賑恤鄉間貧苦。後至澳門，隨父經營銀號、煙賭，遂成巨富，有“澳門皇帝”之稱。1913年澳門商會成立，盧廉若被推選為首任副理，以後長期擔任商會的領導工作：1915年、1916年任第三、第盧廉若像盧九像盧九與元配歐陽氏、妾范氏原葬於廣州大東門外白水塘蚒蛇崗。1960年4月遷葬於澳門舊西洋墳場。四屆副理，1917年、1918年任第五、六屆總理，1920年、1921年任第八、九屆總理，1927年任第十五屆總理。1918年11月2日，時任商會總理的盧廉若作為華人代表，首次被任命為澳葡政府政務會議正式成員。1927年7月15日，盧廉若突然染病，醫治無效，在家中病逝，享年49歲。7月31日，澳門各界為盧廉若舉行盛大空前的葬禮。在送葬的路上，總督為之執紼送葬，澳葡政府所有炮台、機關及軍艦均下半旗致哀，事後澳門郵政局還發行了多張送葬繞城之明信片以作紀念—在澳門歷史上，澳葡政府第一次給予華人這種崇高待遇。盧廉若葬於廣州市白雲山雙溪別墅旁山麓。盧墓修建於民國十六年（1927），現為廣東省、廣州市重點文物保護

062063單位。登上白雲山，盤桓在盧墓前，只見墓道巍峨壯觀，氣勢不凡，突現墓主當年的勢力與風光。墓道前庭立有石碑，上刻“清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頂戴浙江補用道廩貢生盧君墓誌銘”，碑文為民國名人汪兆鏞所撰，是研究盧廉若生平事蹟與家庭生活的重要史料。一代賭王盧九的生意，主要集中於賭博、豬肉生意、銀號、房地產以及加工業等。上述生意頗為成功，尤其是長期執澳門賭博業之牛耳，顯示了盧九作為晚清末期澳門“一代賭王”的無可企及的絕對權勢。盧九家族經營賭業的特點是：涉足賭博的品類最多，包括番攤、白鴿票（小闈姓）、闈姓、山票、仁慈堂彩票等幾乎當時所有的賭博品種，在晚清澳門賭博界極為罕見；每一項賭博，盧九家族都不是淺嘗輒止，而是持續經營，歷時長久。據粗略統計，盧九家族經營賭業歷時30餘年，其中，番攤30年（從1882年盧九承充氹仔番攤至1912年盧光裕承充澳門番攤），白鴿票10年（從1900年盧九在粵省經營小闈姓至1911年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白鴿票）、盧廉若墓園及碑文

064065闈姓15年（從1895年盧九在粵省經營闈姓至1910年盧廉若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仁慈堂彩票10年（1897年至1907年）。尤其是以小闈姓、闈姓賭博縱橫粵澳，兩地承賭，兩地得益，在晚清澳門華人賭商中僅見盧九一人而已。《盧氏族譜》稱盧九“業錢銀找換”，“稍有蓄積，設寶行錢號”。該銀號創立於光緒七年（1881），是一家以錢銀找換為主，兼及儲蓄、放貸的“找換店”，股東有盧九、陳磐石、碧光堂、蔡成業堂（蔡康）、鑒源堂、鏡仁堂等，是晚清澳門一間“老字號”銀店。該店股東較多，實際上則由盧光裕控制。盧光裕為盧九大哥華錦之子，因其“少年老成，勇於任事”，協助盧九經營煙賭，深受盧九器重，“待之如子”。1908年，該店在開設二十一年之後倒閉。盧九還參與創辦了泰和銀店，股東包括潘禮臣、馮成、關澄川、李蘭桂堂、蔡裕堂、張鴻景堂等，該店於1908年3月倒閉。此外，盧廉若亦曾投資金融業，為民國初期澳門寶亨銀行股東之一。除了賭博、銀號外，1883年至1893年，盧九與人合作，長期承辦澳門的豬肉專營生意，堪稱“豬肉大王”。1895年1月，盧九又批得沙岡一帶“義地”，興建廉價屋鋪，擴展街區，開始涉足房地產業。為表彰盧九對擴建城區的貢獻，澳葡政府將其中一條新建街道命名為“盧九街”。1888年後，盧九父子陸續加入葡籍，對澳葡政治多有涉足。據《澳門憲報》記載，自1889年起，盧九、盧廉若、盧光裕多年擔任澳葡政府公鈔局、理商局局員。鑒於盧九、盧廉若父子在不同時期對澳門經濟社會所作出的巨大貢獻，1894年4月25日，葡萄牙王室授予盧九聖母寶星勳章；1898年11月，葡王唐卡洛斯一世特恩賜盧九基督寶星紳士勳章。1913年，葡王室頒授盧廉若三等嘉樂勳章；1925年4月13日，再次授予盧廉若基利斯篤一等十字勳章。官場、慈善與革命盧九家族成員對內地官場頗為熱衷，既納粟捐官，又科闈顯名。光緒二十一年（1895），盧九以“監生盧華紹”之名在湖北報捐鹽運使職銜；光緒二十三年（1897），已是“鹽運使司鹽運使職銜加四級”的盧九，經李鴻章保奏為廣西道員，榮祿大夫，二品頂戴；盧光裕“為候選道，賞戴花翎，誥授中憲大夫”。盧廉若是廩貢生，後“授例納粟以道員分發浙江，賞花翎二品頂戴”；盧煊仲為邑庠生，“辛

066067丑補行庚子恩正並科鄉試第一名舉人，花翎試用知府”；盧怡若為監生，“壬寅補行庚子辛丑科順天鄉試中式第三十一名”；盧誦芬為監生，“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辦科順天鄉試中式第一百五十八名舉人”。盧九家族熱心華人慈善事業。盧九、盧廉若、盧光裕、盧煊仲父子叔侄長期擔任鏡湖醫院的總理：1879年、1906年，盧九任總理；1899年，盧光裕任總理；1913年、1919年、1921年、1923年，盧廉若任總理；1917年、1918年、1925年、1927年、1928年，盧煊仲任總理；此外，1935年至1939年，盧煊仲連續擔任管嘗值理。1892年12月，盧九領頭創建同善堂，則使之成為晚清澳門最著名的慈善家之一。鮮為人知的是，盧九父子對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以及1892年12月，盧九等華商創建同善堂，“購買舊屋一間，坐落議事亭前地十四號”。圖為同善堂位於議事亭前地之原址。盧煊仲贈送澳葡總督麥嘉禮士的照片（1926年）從事革命活動多有襄助。如上所述，盧九早於1879年便任鏡湖醫院總理，為該院資深紳董。出於對孫中山人品與醫術的賞識，盧九積極參與引薦孫中山進入鏡湖醫院。1892年，澳紳張心湖母親患病，聘西醫孫中山來澳診治，很快便藥到回春，沉疴得癒，“神乎其術”。於是，經盧九、何連旺、曹善業等人誠意挽留推薦，孫中山遂成為鏡湖醫院首位義務西醫。1893年7月起，盧九率領一群自稱“鄉愚弟”的廣東籍華商，多次在《鏡海叢報》刊登廣告，積極宣傳孫中山的人品醫術，協助孫中山診症贈藥。在政治上，盧九深受清政府的“眷

068069娛園一景1912年5月，孫中山在娛園春草堂與盧氏兄弟等人合影。顧”，比較守舊和保守，“最稱頑固”，未能成為孫中山的“政治盟友”，但在關鍵時刻，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還是給予同情和幫助。1895年10月，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被清政府通緝，乃在香山人唐雄的幫助下，尋機逃出廣州。在此危急之際，盧九以其在省澳的影響和勢力，與葡人飛南第一道，向孫中山伸出援手，“以船護至香港，轉神戶焉。”對於孫中山的政治運動，盧九之子盧廉若、盧煊仲、盧怡若、盧興原或暗中保護，或捐助資金，或矢志追隨，甚至加入同盟會或國民黨，以不同的方式支援和參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成為孫中山的“熱心同志”。盧廉若剛開始是支持改良派的，後來革命黨人在全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時，他轉而支持革命黨人。1912年5月下旬，孫中山訪問澳門，即下榻盧家府邸“娛園”。20日，孫中山、胡漢民、陳炯明等人與盧廉若、盧煊仲、盧怡若、盧興原兄弟在春草堂合影留念。24日，在盧廉若的安排下，澳門華人近百人在娛園舉行盛大歡迎儀式。1913年6月20日，孫中山為探望患病的長女孫娫，再次來到澳門，居於娛園，借機聯絡國民黨成員和支持者。

070071“二次革命”失敗後，許多革命黨人湧入澳門避難。1913年10月，廣東政府照會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要求澳葡政府協助緝拿陳賡虞、陳席儒、鄧鏗三人，澳葡政府華務司為此展開調查。澳葡總督為情勢所迫，召見盧廉若、盧怡若兄弟，查詢實情。盧氏兄弟乃虛與委蛇，搪塞了事，稱“不知道他們是否來過澳門。……知道陳席儒經常出入人人周知的革命黨人的活動中心—中華俱樂部”。實際上，“盧廉若和他的弟弟提供的情況早已是人所周知的，但可以使澳門政府憑此在表面上和廣州政府進行合作”。民國之初，盧煊仲曾任兩廣鹽運署惠陽鹽運使，中華民國首屆國大華僑代表。就現有資料來看，盧煊仲主要在財務上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討逆戰事，軍餉孔急，而粵省財政，已成空虛。為此，孫中山“親躬理財”，曾發出多份財務“手令”。7月3日，孫中山委任冼燦雲為駐港籌餉委員，7月10日，“電謝海外華僑接濟軍餉，並請繼續支持”，8月1日，“復電海外國民黨支部，勉以續助軍餉”，10月26日，又派鄒魯為駐港特派員，鄧澤如為理財員，希望“港澳同志”組織“財團”，籌措經費，討伐陳炯明。值此艱難時刻，盧煊仲毅然加入財團，“慨墊鉅款”。為此，12月8日，孫中山致函“暄孫中山致盧煊仲函（複製件）（煊）仲仁兄”：“近得港中同志電告，藉知吾兄以愛國愛鄉之志，慨墊鉅款加入財團，仁俠高情，佩仰之至！陳逆叛國，遂使百粵沉淪，種種倒行逆施，已天怒而人怨，即其壟斷自肥，使吾粵財政枯竭紊亂，四民悉受其影響。港澳同志有鑒於此，組織財團，以圖恢復，整理故儕，造福將來，其功甚偉！得兄慨為提倡，尤易有成矣。”細讀此函，可見陷於財政困難的孫中山對盧煊仲帶頭捐款的欣喜以及

072073對他“慨為提倡，尤易有成”的期許。盧興原曾遊學英倫，獲法學碩士學位及大律師資格，回國後歷任外交部司長、大理院庭長兼平政院庭長、廣東高等審判廳廳長、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等職，為我國近代法律界知名人士。1923年4月29日，孫中山發佈大元帥令，任命盧興原為總檢察廳檢察長。盧興原上任後，鑒於財政困難，經費無着，曾呈函大本營，請求“將發行狀紙狀面權劃歸該廳辦理，並將該款撥充廳費”。1924年3月10日，此請獲孫中山批准，“事屬可行，應予照准。嗣後所有發行狀紙、狀面，即由該廳辦理，該款並准撥充該廳經費，以資維持”。盧興原為近代中國法律界知名人士。圖為盧興原像。盧怡若與孫中山與其兄弟比較，盧怡若則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追隨者，是澳門早期革命的主要推手之一。盧怡若（1884-1985），名宗縉，字聖惇，號怡若。怡若年少時，時值孫中山在鏡湖行醫，因其父盧九的關係，得以結識孫中山。據《盧公怡若傳》稱，盧怡若與孫中山“引為知己”，“每相過從，舊雨欣逢，談心永夕”。孫中山鼓動盧怡若利用自己的身份和財力，參與“匡國”偉業。他對盧怡若說：“吾子饒於資，當效卜式輸財而匡國；吾子博於學，奚讓伍員偃蹇而後吳？抑吾子以異族功名為顯，親王門生以為榮哉？吾子卓犖奇偉，若壯其志於偉大，則漢人之所望也。其有意於斯乎？”經過孫之動員，盧怡若“革命之思想，以是油然而興矣”。1902年，盧怡若便“衣洋服，剪辮子”。未幾，遊學日本，在橫濱加入興中會。1909年冬，同盟會澳門分會成立，盧怡若為主要負責人之一。為避開清政府耳目，同盟會“不能不秘密行動”，而活動經費則由盧怡若負擔，“每相約至黑沙灣最僻之地舉行會議，一切組織費用，皆負於盧公”。1909年，該會“首見於行動者”，為創建“華服剪

074075髮會”。該會成立時，租清平戲院為會場，廣邀中外人士出席，盧怡若為大會主席，“於演辭中鼓勵華服剪髮之外，並從中申述革命救國，以喚醒人心”，與會者多“垂辮而入，持辮而出”。1911年7月，為了尋求固定的活動場所，盧怡若等人租下白馬行街一大屋二樓，與林君復、蕭俜一聯名向澳葡政府申請成立“濠鏡公眾閱書報社”，29日，獲澳葡政府立案批准。該社“開幕”之日，澳門為之轟動，“港中琳琅幻境白話戲班聞之，特願為之演劇一宵助慶……印送票至三千餘之多”，當晚，清平戲院“人聲鼎沸，幾乎鬧事”。此外，“更有在輪船賣藥者幾人演說革命”。表面上，該書報社為一公開的圖書館，其實為同盟會“半公開的機關”，裡面陳列了許多策動革命的書報“以為鼓吹”，“盧公主盟於此，楊振熊等於此時先後加盟”。民國元年，孫中山邀請盧怡若至南京共商國是，並委之為總統府顧問，後任總統府籌餉委員，與孫中山之兄孫眉南下籌餉。時胡漢民為廣東都督，軍政費用緊絀，乃與港澳同志商量，決定在港澳籌款，以應急需。盧怡若遂與陳少白、楊西岩、陳席儒、陳賡虞、容星橋等人“籌得鉅款，僱專輪載以赴省”。孫中山卸任臨時大總統，盧怡若“眷念故人，邀之來澳”。孫中山此次澳門短住，與盧怡若青年盧怡若像圖為白馬行街釣魚台濠鏡閱書報社舊址，上有盧怡若題述其事。晚年盧怡若像

076077盧怡若晚年在盧慕貞墓側留影盧怡若遺物中有一幀孫中山半身照片，右上方題“怡若先生惠存”，左下方落款“孫文持贈”。疑為1912年5月孫中山在娛園短住時贈與盧怡若。晤談國事，互道珍重。現存的一張舊照片，見證了他們之間的情誼：孫中山將一幀半身照片題贈盧怡若，照片右上方題“怡若先生惠存”，左下方落款“孫文持贈”。孫中山逝世後，盧怡若仍與其居澳親屬保持密切聯繫，一直延續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1952年9月，孫中山元配盧慕貞在澳門逝世，其孫治平、治強等從香港赴澳門奔喪。關於盧慕貞葬於何處為妥，一眾親友以及治喪委員會議而不決。盧怡若認為，盧慕貞久居澳門，也應該葬在澳門，“澳門雖屬葡治，亦當劃地以奉安”。可是，在西洋墳場安葬的華人，通常為已入葡籍的人士。為此，盧怡若親赴澳葡政府華務司陳說，並拜見澳督史伯泰（JoaquimMarquesEsparteiro），詳述盧慕貞應該葬在澳門的理由，史伯泰為之感動，立即決定劃地相贈。9月10日，盧慕貞得以安葬在舊西洋墳場。

078079蕭瀛洲家族澳門勘界與澳門商會1909年初，清政府指派曾任中法雲南交涉的高而謙為澳門勘界大臣，葡萄牙則派馬楂度為勘界專員，雙方在香港進行澳門勘界談判。在勘界談判期間，香山吉大鄉紳擬於香洲開設商埠，冀望在經濟上抵制澳門葡人。聞此消息，澳門葡人一片譁然，“一聞香洲商埠，吾等即彷徨中夜，在四思維，而欲上陳葡廷速籌整頓，以保澳門之生命”。為此，澳門葡人乃於3月12日邀集全澳殷富、工商、居民開會，以籌議良策。對於如何挽救澳門，葡人認為，應儘快電請葡萄牙政府改善對華人的管理，把華人留在澳門，才是唯一出路：“救亡之策何在？亦惟善體華人之意，以羈縻之而已，故凡法律之上不便於華人者，則易弦而更張之，務使華人咸稱利便，視為樂土，賓至如歸，方不致淪胥以亡。”據《香山旬報》（第24期，己酉四月初一）記載，此次會議所言電請葡萄牙政府改良治澳之法，其電報費用竟要居澳華商集資，與會華商對此頗有異議，“惟眾情未協”，最後只好由“祖籍香山之蕭某等出面承擔”相關費用。此時正值蕭某承辦的鴉片、番攤專營合同期滿，“彼蕭某又請

080081試辦一年”。鑒於蕭某的這種做法，香山籍人士頗有物議，“故近日邑中輿論對於蕭某多有惡感云”。不但如此，甚至有輿論以“莠民”、“漢奸”稱呼蕭某，並提出“將粵人在澳門開賭之重要人物，提回中國懲辦”。上述輿論所指“蕭某”，便是清末民初澳門著名香山籍華商蕭瀛洲（蕭登）。至5月4日，“澳門紳商大會議於公物會，華人到者十餘人，葡人到者百餘。以律師布那刺士高為主席，前頭等翻譯官伯多祿為宣佈員，華商蕭瀛洲為華商代表，律師文道為居澳葡人代表”。針對澳門的市道，“華商薛棠、蕭瀛洲等則演說前三十年澳門興盛，近三十年之衰敗”。蕭瀛洲指出：“前十載人言澳門商情冷淡，似是而非；今日之冷淡，諸般商務確無佳景，是真冷淡，洵非虛言。”鑒於中葡勘界及香洲開埠事件對澳門構成的影響，與會者着重討論改良澳門治理政策問題，而葡人再次提出設立華人商會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5月11日，蕭瀛洲、李鏡荃與趙立夫三人呈稟澳葡政府，請求開設華商會所（商會），並附《擬設澳門商會章程》四十一款。其稟文如下：具稟人蕭登、李鏡荃、趙立夫稟，為澳門開設華商會所乞恩批准實行事。竊澳門商情離散，團體不結。訪之近地遠地，商會林立，大收效驗。今澳門集眾議，援例仿行，得以聯絡商情，共圖公益，誠當今之急務也。茲議訂商會章程四十一款，公舉三人領銜，代闔澳商民人等親詣憲轅，將各章程面呈，乞恩批准並轉稟大西洋大皇帝，一律照准施行，實為德便。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1912年12月14日，蕭瀛洲等人所請獲葡萄牙政府批准立案，名“澳門商會”。1913年1月8日，商會正式成立，瀛洲被公推為值理。以後，蕭瀛洲歷任第二、十、十一屆總理以及第七屆值理。賭博、鴉片及銀號蕭瀛洲，又名蕭登、蕭文登、蕭亞登、蕭壯宗，香山人，蕭五之子，母楊氏。蕭瀛洲主要經營賭博、鴉片及銀號等多種生意，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已聲名鵲起。一些零星資料顯示，蕭瀛洲於1896年擔任鏡湖醫院總理，排名第一；1898年9月19日稟請加入葡萄牙國籍；1911年繳納公鈔達1,397元，為全澳第一。蕭瀛洲對白鴿票、闈姓、番攤等賭博均有涉足，而且

082083經營時間在十年以上，是清末民初著名賭商之一。1900年，蕭瀛洲與香山“進士賭商”劉學詢在白眼塘下街開設銀泉攤館（該館於1916年結業），並任澳門番攤總公司經理。1903年7月，蕭瀛洲承充澳門白鴿票生意，以五年為期；1905年11月，又與盧廉若、崔壽宸合作，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闈姓生意，以五年為期，每年繳納承據《創建值事芳名》載，蕭瀛洲為同善堂創建值事之一。充規銀62,000元；1906年6月，與盧九合作，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白鴿票、山票生意，以五年為期，每年繳納承充規銀162,900元；1907年3月，與孔詠裳、黃大經、盧廉若合作，承充澳門、氹仔、過路灣一次過闈姓生意，每月繳納規銀5,167元；同年，與盧光裕合作，承充澳門番攤生意，以五年為期，每年繳納規銀450,000元。另外，1896年，蕭瀛洲與林蓮、積業堂、金月生、孔錦泉、趙靄堂、三德堂、勵積堂等人在澳門大街二十八號創辦時豐銀號。至1903年，蕭瀛洲等七人“志圖別業”，銀號清算，本利清找，將招牌、鋪底、行底、家具、什物、付揭銀兩，以及銀號置下的鋪面、時豐所佔省城履祥商號股份，一概頂讓與林蓮。1909年，蕭瀛洲又投資創辦了寶裕銀號。1909年5月，澳葡政府將鴉片經營權收回，“歸國家自煮自賣”，此時，蕭瀛洲正與澳葡政府“打得火熱”，乃委託蕭瀛洲的大恒公司代理煮賣。不過，此次煮賣鴉片，時間並不長，至7月22日，“澳門鴉片煙公司自歸蕭登代辦，經已期滿”。由於蕭瀛洲不依時將存餘鴉片呈交，政府庫務司要求在二十四小時內必須交回，否則將“羈押候訊”。蕭氏不服，乃與澳督理論。澳督為之庇護，認為庫務

084085司沒有分清“承充”與“試辦”之界限，因此“遲日繳交亦可”。過了幾天，蕭瀛洲乃理清數目，呈交剩餘鴉片了事。1910年8月，澳門鴉片專營重新出投，以三年為期，蕭瀛洲、李世桂以139,500元報價，然其報價不敵吳廣、馬池龍，後者以148,750元競得承辦權。華商在中葡政治中的兩難境地蕭瀛洲在政商界相當活躍，先後出任澳葡政府業鈔公會副會員（1903）、正會員（1905、1908）等職；1909年、1910年，以“未掛號商人”身份，成為當年澳門理商局局紳候選人。1911年8月，被澳葡政府邀任全澳慶祝葡萄牙建立共和政制一周年大公會副會長兼第一分會（華人慶祝會場）會長。如前所說，蕭瀛洲聽聞香山邑人稱之為追隨葡人之“漢奸”、“莠民”，也是滿肚子委屈，乃在《香山旬報》（第116期，辛亥七月廿七日）發表“答香山日報”的“啟事”，對邑人的“教訓”作了三點剖白，其中，對於“漢奸”問題，蕭氏指出，“夫所謂漢奸者，執其據而正其罪，夫復何辭？若了無實據，虛而擬之，曰：媚異排同，助焰張毒，此莫須有之襲說耳。中葡爭界，事關國際，雖至愚蠢者，亦不敢干涉，僕即不才，豈甘為至愚至蠢者乎？漢奸之是否，必有明辨之者，對待之何如，必有持平之者”。對於邑人教蕭氏“速離澳門”，蕭氏說:“僕在澳門實如蜉蝣之寄，買屋於香城，為離澳計也，惜賣主反悔耳。買屋於香江，亦為離澳計也，現已黝堊，將竣矣。離澳之訓，當謹受教，但不知僕離澳後，所皆大歡喜者，我邑人也，抑不獨我邑人耶？”最後，蕭氏幽怨地說，自己對於家鄉公益也是貢獻不小，無奈邑人誤解如此，“僕向來在澳不忘香山，凡香人在澳有事，無不排解，凡香邑舉辦公益，無不捐助，雖無大功，亦似無過”。其實，處此尷尬境地的居澳華商，並非蕭瀛洲一人而已。蕭氏在“啟事”中道出了當時澳門華商在中葡政治糾紛中難於偏袒的無奈，“僕亦何為而久居於澳耶？然澳商場也。僕經商於澳者也，一切貨殖，一切田宅，買於斯賣於斯，自營生計，自具權衡，似營營於澳而非戀戀於澳”。既滿懷家園情愫，又顧及澳門營生，兩者相較，如何選擇？中葡勘界交涉時，廣東各地紳士商人紛紛起爭，情勢激烈，而澳門華人華商則是一片寂然，便是這種“騎牆”心態的典型表現。

086087主要參考書目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九十周年紀念特刊1913-2003》，2003年曹克安，《家居香港九十年》，星島出版社，1986年陳樹榮，《盧廉若授勳前後—從一張授勳慶典大合照說起》，載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2011年陳文源，《晚清澳門華人加入葡籍的現象及原因分析》，澳門，《澳門歷史研究》第2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胡根，《澳門近代博彩業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金國平，《盧九家族史事四考》，載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2011年鏡湖醫院慈善會：《鏡湖醫院一百一十五周年紀念特刊》，1986年林廣志，《盧氏家族資料四種》，澳門，《澳門歷史研究》第2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林廣志，《晚清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論文，2005年林廣志，《澳門晚清工業的興起與發展》，澳門，《澳門歷史研究》第4期，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5年林廣志，《晚清澳門華人巨商盧九家族事蹟考述》，澳門，《澳門研究》36卷，2006年10月，澳門基金會林廣志，《澳門華人巨商盧九與廣東小闈姓餉項糾葛》，北京，《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2期林廣志，《清代澳門華商的文化堅守與風俗涵化》，澳門，《文化雜誌》67期，2008年夏季刊林廣志，《晚清澳門華商的崛起及其社會地位的變化》，載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一冊，澳門基金會，2008年林廣志，《晚清澳門本土商人的崛起及其對社會形態變遷的影響》，澳門，《文化雜誌》71期中文版，2009年冬季刊林廣志，《晚清澳門華人賭商的產業投資及其特徵》，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林廣志，《澳門晚清華商的崛起及其歷史貢獻—以盧九家族為中心》，廣州，《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林廣志、呂志鵬主編，《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2011年林廣志，《澳門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北京，《歷史研究》，2012年第1期林廣志，《盧九家族研究》，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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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圖片出處P009：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林廣志、王懷志整理拍攝P012、040、044：《鏡湖醫院115周年紀念特刊》（鏡湖醫院慈善會編，1986）P015、022、032、042、056：澳門歷史檔案館藏P023、025、026、028、038上、038下、058上、058下、061、068下、082：林廣志攝P033：《穿藍色長袍的國度》（阿綺彼得．立德夫人著）P046：《紀念辛亥革命弘揚中山精神——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特刊》（鏡湖醫院慈善會編，2011）P020、048、078：澳門基金會藏P052：馮令沂、項鈺友攝P060左、068上、074左上、074右上、074下、076上、076下：盧美顏捐贈，澳門特區政府民政總署藏P060右、072左：《新會潮連蘆鞭盧氏族譜》（盧子駿增修，1949）P063：林廣志、王懷志攝P066：《孫中山與澳門》（盛永華、趙文房等編，1991）P067：林廣志攝於里斯本國家圖書館P071：盧炳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