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澳门吴志良 / 著本丛书由澳门基金会及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出版

吴志良1985 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1997 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 年加入澳门基金会，现任该会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1993 年底始主编多套丛书，并合作主编《粤澳公牍录存》《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总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澳门编年史》《澳门史新编》和列国汉学史书系等。著有《葡萄牙印象》《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澳门》《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及《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等。合著有《澳门政治社会研究》《镜海飘渺》《东西望洋》《过十字门》《早期澳门史论》。

悦读澳门吴志良 / 著

澳门文学丛书编委名单主    编：  吴志良（澳门）  葛笑政  张  陵  李小慧执行主编：  李观鼎（澳门）  穆欣欣（澳门）编委委员：  张水舟  黄丽莎（澳门）统    筹：  冯京丽  梁惠英（澳门）

001总 序值此“澳门文学丛书”出版之际，我不由想起 1997 年 3月至 2013 年 4月之间，对澳门的几次造访。在这几次访问中，从街边散步到社团座谈，从文化广场到大学讲堂，我遇见的文学创作者和爱好者越来越多，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学气氛越来越浓，我被问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于澳门文学的建设上来。这让我强烈地感觉到：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到来。事实确乎如此。包括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在内的“澳门文学丛书”，经过广泛征集、精心筛选，目前收纳了多达几十部著作，将分批出版。这一批数量可观的文本，是文学对当代澳门的真情观照，是老中青三代写作人奋力开拓并自我证明的丰硕成果。由此，我们欣喜地发现，一块与澳门人语言、生命和精神紧密结合的文学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这种纯业余的写作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一种热爱，一种诗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们的笔触是自由的，体现着一种充分的主体性；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对于社会人生和自身命运的思考，也是恳切的，流淌

002着一种发自肺腑的真诚。澳门众多的写作人，就这样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这情形呼应着一个令人振奋的现实：在物欲喧嚣、拜金主义盛行的当下，在视听信息量极大的网络、多媒体面前，学问、智慧、理念、心胸、情操与文学的全部内涵，并没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业特别兴旺发达的澳门小城。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花朵，一个民族的精神史；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品位和素质，一个民族的乃至影响世界的智慧和胸襟。我们写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浅薄化、碎片化、一味搞笑、肆意恶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谓“作品”。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有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苏轼、辛弃疾、陆游、关汉卿、王实甫、汤显祖、曹雪芹、蒲松龄；应该有莎士比亚、歌德、雨果、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马尔克斯、艾略特、卡夫卡、乔伊斯、福克纳……他们才是我们写作人努力学习，并奋力追赶和超越的标杆。澳门文学成长的过程中，正不断地透露出这种勇气和追求，这让我对她的健康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毋庸讳言，澳门文学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或许还显得有些稚嫩，但正如鲁迅所说，幼稚并不可怕，不腐败就好。澳门的朋友——尤其年轻的朋友要沉得住气，静下心来，默默耕耘，日将月就，在持续的辛劳付出中，去实现走向世界的过程。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 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

003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真应该感谢“澳门文学丛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和出版者，他们为澳门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建设，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为序。20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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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良·悦读澳门读澳门澳门 澳门·003远观近看皆相宜·006我心中的澳门·009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011华洋共处分治特色考·017我们的骄傲、 自豪与欣慰·020澳门的文献 世界的遗产·023藏书以资博洽·026澳门的历史与记忆·029天下事变每生于两情不通？ ·035翻译是叛徒还是使者？──早期澳门翻译的社会功能·039庐山真面目·050香山濠镜辨光芒·052以全球史视野深入解读澳门历史·062全球视野和地方知识·065目 录CONTENTS001

澳门文学丛书作为本土知识体系而构建的澳门学·071澳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075横看成峰侧成岭·077回归本真， 亲近历史·081寻找澳门文化的意义·084澳门、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088一部16至19世纪的澳门文化发展史·091月出濠开镜 清光一海天·097世间万物， 悉从幻生·101轻舟已过万重山·114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启示·120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125澳门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作用·132澳门： 城市变迁与个性呈现·141学术责任与学界使命·146传统的失灵与新秩序之重建·151建立信任社会·154独特的交往艺术 独特的精神家园·157澳门善治之道·164建立现代社会治理模式·169从制度上理清、 规范政府、 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179开放改革的大势不可逆转·186居安思危谋长远 开放改革创未来·195品澳门品味另一个澳门·205历史的脚步在加速·208002

吴志良·悦读澳门历史刚刚开始·212唤醒渐渐淡去的记忆·221此情可待成追忆？ ·225《回归路上》序·229别问我是谁·231和谐之城·234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238小小城市肩负的文化使命·241“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追寻澳门文化的根和魂·244城市的灵魂·248吾土吾乡之一草一木·251天地人和说澳门·253文学是一种文化资本·257新时代呼唤新文学·262文学·认同·家园·265为澳门形象再添一笔·268迎接更加灿烂的文学春天·271海阔天空我自飞·274读书无他， 求其放心·278回归经典， 升华生命·281从阅读中获取正能量·284分享公务员的苦与乐·286缘澳门濠镜擎天弼 典范贵如一——看文献纪录片《柯麟医生》 有感·291003

澳门文学丛书高山流水心自知·294把世界带回澳门来·296来时的路也是归程·298故乡情真·302小城故事·304默默的厚重丰碑·306闲抛闲掷闪明珠·309梦里明知身是客——戏里戏外穆欣欣·311风从哪里来——假如林玉凤爱上了你·313远在天边·316良师益友卢德奇·318此情只应天上有——致卢德奇（Ant nioRodrigues ）·323远山近水， 木栖于林·328谦谦的学者， 可敬的师长·330难忘恩师情·333附录一： 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吴志良史海浇块垒……未艾·337附录二： 澳门文学， 和一个叫吴志良的人……张丽凤·343后记·349004

吴志良·悦读澳门读澳 门

澳门文学丛书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 澳门在史籍里，“澳门” 这个名称曾在不同年代、 不同地方出现； 在地图上，“Macau” 这个名字也在地球的多个角落有所标示。 不过， 史籍里的“澳门” 在当今仍充满生命力的只有我们这个城市， 而今天媒体所谈论的“Macau” 或“Macao” 也基本上指珠江口的澳门。 我们现在写“澳门”， 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事实上 ， 无论是史籍中的“澳门 ” 还是地图上的“Macau”， 清中期后都长期不为人关注甚至被忽略。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际， 方才再次真正吸引国人、 世人的眼光。 近年来特区的飞速发展， 更加令人刮目相看。 不同的人， 对澳门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身在澳门的你我， 又应该如何来解读她呢？显然，“澳门”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 作为地理概念，从地图上所标示的位置看并不显眼， 在地球上也无足轻重。澳门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主要是因为她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和政治内涵。 作为文化符号， 澳门早已令诗人骚客痴迷；而作为文化符号， 澳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也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1938年， 英国诗人奥登（1907—1973）写了一首题为《澳门》的十四行诗：澳门乃来自信奉天主的欧洲的一茎秀草003

澳门文学丛书生根繁殖于黄山碧海之间顽石里窝藏的是异域的果子亦葡亦汉， 稀奇古怪救世主和门徒的洛可之图像向呼么喝六的赌徒承诺身后的财富教堂与妓院比屋周旋， 证实信仰确能宽恕原欲既获免罪， 沉沦的小城何惧凡尘种种罪孽——尽管强人因此车裂于市， 政府也因此解体于一旦？宗教的时钟总会按时敲响， 幼稚无知的劣行总能反证犯者的良知未泯澳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位诗人的眼里， 澳门是不同民族、 不同宗教的奇异结合体， 是善与恶的美妙化身， 是人性张力最大化的极致产物。有趣的是， 归根结底， 套用我们的俗语， 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首诗里， 我们可以看出， 小城既是一个地理概念， 更是一个“亦葡亦汉”、 充满宗教色彩的文化概念，“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然而， 更为重要的是， 处处充满人性， 无论是善是恶， 是正是邪。历史地看，“烟开濠镜风光异， 好一派， 繁华地”， 澳门的确是烟花之地。 在灯红酒绿中， 出污泥而不染， 并非人人可以004

吴志良·悦读澳门做到， 人性的阴暗面总会暴露无遗， 甚至放大到极限。 可是，宗教的力量总会把良知唤醒， 将天平扶正， 让激情和狂热回归理性， 让人性的光辉不灭。 在中华文化的巨大影响下， 在中葡政治的夹缝中， 澳门不可能出轨、 脱轨， 澳门人也非常自觉，安分守己， 乐于天命。或许天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也从来没有人赋予她什么崇高的使命。 她只是顺人性、 从良知， 默默无闻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 家国有难， 挺身而出； 他人求助， 不吝奉献。 平凡中， 不经意地显示出良知； 不经意中， 创造了不平凡的历史； 静默里， 掩不住人性光芒的透射。 而正是这无法掩饰的人性光辉， 令其肩负并完成了光荣的使命。澳门， 是大写的“人” 的澳门； 澳门， 是人性人情的澳门。 而正是这个“人” 字和真实的人性， 铸造了社会独特的品格， 成就了小澳门的大格局， 谱写出人类文明史上一道美丽的人文风景线。 其性格， 在中国城市中独一无二。 这道人文风景线，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大放异彩。 国兴国衰， 澳门人的家国情怀丝毫不变； 潮起潮落， 人文风景一样别致。“澳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假如没有澳门， 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的许多事件， 却可能不会那么精彩。2012.4005

澳门文学丛书远观近看皆相宜澳门近五百年中西交往的历史画卷， 波澜壮阔， 如果不拉开距离观看， 我们很难感受到她的力量； 澳门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精小雅致， 如果不拉近距离细端， 我们也很难感受到她的魅力。长期以来， 由于澳门与外界的阻隔， 不少人只看到其中的一面， 尤其在中葡就澳门主权治权纷争之时， 看到的是澳门历史的张力， 强调的是民族的自尊和屈辱， 而忽略了其东西交汇而产生的物质的、 非物质的结晶， 忽略了其在中国近现代化中的历史积极作用和卓越贡献。 长期以来， 澳门居民与祖国同命运、 共呼吸， 抵制殖民主义， 维护民族尊严， 不可避免卷入历史张力的旋涡， 虽与弹丸之地朝夕相处， 但“只缘身在此山中”， 没有安静平和地感受和沉浸于澳门这道人文风景线所蕴藏的魅力之中。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 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历史的张力随之消弭， 我们对澳门的认识才逐步全面、 深入和立体。 特别是澳门博彩业2002年适度开放以及澳门历史城区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 无论是外地还是本地居民， 都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来审视澳门的历史、观察澳门的现状、 前瞻澳门的未来， 澳门居民还以多种形式认识本地历史建筑和文化古迹， 重新解读、 认知本土历史文化，“我心中的澳门” 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亲切和具有吸引力。006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的历史价值， 体现于为中西初期的交流和碰撞提供了一个舞台和缓冲地， 并且在清中叶后中西开始再度隔阂的时空里， 为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交往保留了一条窄小而顺畅的通道，令其沟通不至于完全中断。 在维持这一条孔道的过程中， 铸造了兼收并蓄、 包容共处的特性， 无意中为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之共存共进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其经验还成为了典范，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圈点了一个闪亮的符号。 澳门历史城区， 便是活生生的见证。 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更是世人对此一典范和贡献的认可。澳门现状的魅力， 源于其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这种积淀， 是不同族群在长期交往中渐渐形成的， 未曾受到世界变局的重大冲击和影响， 自然、 纯朴、 没有任何的矫情， 深嵌于市民的血脉和日常生活当中。 对本地人来说， 可能会习以为常，甚至熟视无睹， 但对外地人来说， 却惊叹在时局动荡、 喧闹烦躁的今天还保存了一片绿洲， 令心情得以放松， 令精神得以舒展， 令心灵得以净化。 表面上的灯红酒绿， 没有掩盖城市品性的纯良； 近年经济的腾飞繁荣， 没能遗缺城市往昔的璞真。 远观近看， 澳门都那么美丽动人。澳门的历史塑造了其现状， 也预示了其未来。 澳门已经卸下了历史的包袱， 城市已经向世界开放， 格局已经跟国际接轨， 世外桃源的境界或许只能回味， 但其精神于现实生活中仍无处不在。 建设21世纪的新澳门， 既需要全力保存弘扬其传统核心价值， 也需要更多人的理解和参与。 这是举办“我心中的澳门” 散文征文比赛的本意。 我们相信， 过去四届征文比赛不仅达到了此一目的， 而且还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事实上， 从历届征文的情况看， 一届比一届精彩， 一届比一届更有深度。 四届近百篇散文， 是澳门厚重历史感的再现， 是澳门强烈现实感007

澳门文学丛书的折射， 也是对澳门未来的一种热切期待。 这些文章， 道尽了历史的沧桑， 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充满了人间的温情， 栩栩如生地捕捉到城市的品位和性格， 名符其实是对“澳门这本难懂的书” 的导读。 我们庆幸， 通过这次活动， 澳门得到了更多真正的读者， 澳门得到了更好的深度阅读， 澳门这本书也写得越来越厚、 越来越易懂了。远观， 澳门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国家兴衰， 点滴在心头； 近看， 澳门是文明演进的一幅风情画， 世间人情， 尽览其中。 细心的读者， 可以在本散文集中慢慢体会。 作为一名读者， 我对征文比赛的参与者心存感激； 作为其中一个主办机构的代表， 我要向作者、 读者致以深深的谢意； 作为一个澳门人， 我只有感恩， 感恩上天赐给我们这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是为序。（《我心中的澳门》序）2012.1008

吴志良·悦读澳门我心中的澳门在澳门文学中， 游记文学占了相当大的分量。 有关澳门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 都是游历澳门的文人骚客所留下的。 黃天骥先生《澳门普济禅院诗碑序》一文中对此有极为生动的概述：神州骚客， 常乘兴以南游。 岭峤英才， 因风云而际会。 囊书仗剑， 笔墨淋漓。 或寄傲于榕阴， 或骋怀于沙嘴。 抚烟霞之变幻， 慨邦国之废兴。 览潮汐之涨消， 纾胸襟之积悃。 于是晴川芳草， 尽入诗题。 鹤渚凫汀， 遍留鸿爪。回归后， 澳门再次引起国人和世人的高度关注， 煕煕攘攘， 往来不绝， 不少游人触摸到小城的真面目后还有感而发，慨叹历史， 感咏文化， 赞美风物， 享受美食， 不一而足， 于是乎，“‘我心中的澳门’ 全球华文散文大赛” 应运而生， 旨在为这类文字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发表平台， 并以此鼓励更多人抒写澳门和刊登更多有关澳门的文章， 更广泛地传播小城的真、善、 美， 最终达至充实丰满澳门文化形象的目标。一晃十年过去了。 澳门的变化令人目眩， 特区的发展也日新月异。 变的， 是城市的外观， 是表象； 不变的， 是城市的精神和品格， 是她令人向往、 撩人情愫的天然、 真实、 纯朴、 宁静的人文风景线。 在这里， 天堂与地狱只有一线之隔， 人们从009

澳门文学丛书灵魂深处体会到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从骨髓里体验到什么是生活、 什么是人生。 而善恶共生、 诸神同在， 美羞无遮， 灵肉浑然， 不同宗教、 信仰、 风俗、 背景的人平等对话、 和睦相处， 又是那么的自然亲切， 那么的平和自在， 而且无论逆境顺境， 失势得势， 都善解人意， 守望相助， 充满了恻隐之心， 洋溢着人性关怀。 在这里，“发生不了大不了的事情”， 却又与国运世情息息相关、 丝丝相扣， 最后成就了“人类文明实验室”的美誉， 散发出不尽的人性光辉。没有造作， 却风情万种； 没有声张， 却令人动容。 或许，这就是澳门迷人之处。 在澳门生活过的人， 无不被她迷倒， 无不梦回其中。 相思的还有走马观花的人， 不经意的接触， 不经意地迷恋。 我们是幸运者， 虽然都是地球的过客， 但可以天天与她生活在一起， 也许会有很多的不满， 会有很大的迷惑， 甚至很高的失落。 可静下来细想， 她给我们安居乐业之所， 给我们安逸舒适之途， 给我们安心寄情之境， 却从来未要求过什么。 夫复何求？澳门是块宝地， 虽然微不足道， 却为祖国发展、 为人类进步竭尽绵力； 澳门是块福地， 沒有经历太多天灾人祸的苦痛和磨难， 为许多天南海北的来客提供了立锥安身之所。 感谢诸位参赛者， 以其独有触觉和视觉，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和珍惜的参照， 为这个城市增添了优美的篇章。 作为“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我们， 常怀感恩之心， 是对这块土地以及关心爱护她的人士的最好回报。（《澳门的云淡风清： 第五届“‘我心中的澳门’ 全球华文散文大赛” 获奖作品集》序）2013 年岁末钟声中010

吴志良·悦读澳门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澳门地处边隅， 长期以来， 并非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城市。 在许多地图上， 甚至找不到澳门这个地方。 然而， 这个方圆只有二十八平方公里、 人口只有四十六万的小城市， 每天却有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流连忘返。 单在过去的2005年， 澳门就接待了超过一千八百万游客。 更令人不解的是， 很多到过澳门的游客， 都会再次光临， 而那些在这个小城工作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人， 更是对澳门念念不忘， 牵挂在心。 澳门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其魅力何在？要解答这个问题， 恐怕要回溯历史， 进入澳门社会的深层， 探究城市的精神灵魂和文化性格。一个城市的特殊历史发展进程， 铸造出这个城市独特的性格， 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魅力。 远在新石器时代， 我们的祖先便已经在澳门地区一带活动。 南宋时期， 开始有比较多的内地移民进入澳门。 但澳门发展成为南中国的一个港口城市， 还是在明朝中叶东南亚和葡萄牙商人到来贸易之后。 据《明史》所载， 葡萄牙是以借地晾晒水湿贡物为名而获许在澳门上岸的，但他们是怎样长期居住下来的呢？“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依当时的因循守旧、 事事讲究祖训的官僚体制， 天朝不可能网开一面， 让葡人长期据居澳门。如果要这样做， 一是必有重大原因， 二是必须寻找可循先例。史学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争论， 现在还没有达至完全的共识。011

澳门文学丛书我们认为， 明朝政府之所以在全面海禁的情况下开放澳门让葡人居住， 是因为在三个方面有所需要：一是嘉靖皇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和延续香火， 需要龙涎香。各地官员想方设法， 四处寻找采办。 而“夷舶入澳”， 就意味着有了从印度洋获得龙涎香的渠道。 梁嘉彬先生考察葡人入据澳门的过程后， 不无感慨地说：“葡人始通中国时， 布政使吴廷举以缺上供香故， 破例准其贡市； 至是以缺香物故， 准其入居濠镜。”二是清廷为了边防， 特别是为了应付东北与满洲人的战事， 需要火炮。 明军1522年在西草湾与葡萄牙人交战， 就了解到佛郎机铳的先进性及其快速发射火力的厉害。 将葡人安顿在澳门， 就意味着有了获得火炮及其制造人员和技术的渠道。三是两广政府一向以贸易养兵饷， 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困局和加强海防， 需要冲破海禁， 开放外贸。 而开放澳门，让在东南沿海流窜的葡人上岸贸易， 也意味着主要依赖对外贸易税收的两广政府的军民财政有了着落。 但葡人居澳与加强海防有什么关系呢？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壮举结束后， 明朝帝国已经由盛入衰，基本失去了远航和海上作战的能力， 对侵扰东南沿海的倭寇束手无策。 葡萄牙人抵达后， 与倭寇串通一气， 令海防形势更加复杂。 与其任其到处流窜， 不如诱之以利， 允许他们上岸，将他们与倭寇分离， 借澳门为屏障， 以夷制夷， 协助海防。而葡人之最终目的， 便是与华贸易， 开放澳门可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之所以选择澳门， 是因为澳门与大陆相连， 离商贸重地广州不远， 方便往来贸易， 且地理位置易于设关防守。 葡人若有不轨图谋， 封闭关闸、 断水断粮即可， 防范起来十分方便、 经012

吴志良·悦读澳门济且有效， 胜过千军万马。从体制上， 中华帝国历来有“藩坊” 之设。 在一些外国人较多的贸易城市， 往往允许外国商人集中居住， 且赋予他们一定的自我管理的权力。 若非重大事务， 天朝官府一般不干预。至明朝， 肃州仍有“藩坊”。 澳门向葡人开放， 便循此例。 事实上， 澳门开埠之后， 明朝以降， 中国政府除了紧紧抓住主权和治权进行宏观掌控， 也甚少插手澳葡内部事务， 任其繁衍生息， 并充分理解和关照他们与母国葡萄牙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只有在葡人自觉不自觉侵犯中国主权或治权以及发生重大华洋纠纷时， 两广地方官员才介入。澳门开埠的此一特殊历史背景， 令葡人深明对天朝的致命依赖性。 葡人一方面依葡萄牙法律风俗实行一定程度的内部自治； 另一方面， 不仅遵守天朝的法律、 服从中国官员的管理，还充分尊重中华文化传统和风俗， 与华人和平共处， 甚至通婚生子。 很多时候， 他们还以天朝“子民” 自称， 依附并效忠朝廷， 一体纳粮， 并在有需要时应召服役， 如多次助明抗清。在葡人居澳四百多年的历史中， 当然并非毫无磨擦、 矛盾和冲突， 但在每次冲突中， 葡人最终都能审时度势、 知所行止， 不致于令冲突上升至武力交锋。 这种华洋共处分治的情况， 大致维持到鸦片战争之后。正是因为中葡两国人民的这种文化自觉， 使得澳门历史发展没有太多的高低起伏， 没有太多的波折苦难。 在处理偶尔发生的危机时， 双方也基本上没有摆出以我为主、 唯我独尊的姿态， 能够不拘小节， 不将小事化大， 不搞茶杯里的风波， 使得危机最终可以和平化解。 在鸦片战争之后国际形势对华极其不利的情况下， 直到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葡萄牙才得到“永居管理澳门” 的权利。013

澳门文学丛书即使这样， 由于条约中澳门地界未清， 葡萄牙人并没有真正得到澳门的管理权，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中国。 因此， 他们在推行殖民统治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还需要认真考虑清廷的取态和利益， 需要小心谨慎处理居澳华人有关事务及其与祖国的血脉联系， 充分照顾华人的家国情怀。 葡萄牙人十分清楚，澳门如果不能为中国利益服务， 便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还意识及明白到， 澳门如果没有华人居民， 便不再是澳门。 在澳门从葡人居留地转变为葡萄牙占领时期的过程中， 虽然清朝驻澳衙门被关闭、 驻澳官员被驱逐， 但实质上， 中国对澳门的政治、 经济影响从来没有消失过， 只是从有形变为无形，而居澳华人与祖国的文化联系则变得更加强烈和不可分割。有人说， 澳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一个特区。 对此， 我们深有同感。 虽然这种开放显得有点被动， 有点无可奈何， 但明中叶后， 中华帝国由盛入衰， 欧洲人在坚船利炮的护送下抵达国门， 开放澳门可能是唯一的办法。 此一折衷之举， 令澳门有机会成为南中国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城， 也令澳门成为西方进入中国的一座桥头堡。 此一折衷之举， 迫使澳门在中西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 尽可能克服内部的差异和争端， 自强不息。 因为这样， 澳门发展成为了中西并举、 古今同在、 雅俗共存、 多元复合的城市， 养成了兼容并包、 互让互谅、 敞开胸怀的文化性格， 创造出不同思想、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可以共生共存的社会环境， 形成了祥和安定、 保持对话、 信任合作的社区生活。 在澳门居民的心理结构深层， 没有非黑即白的极端，没有你死我活的悲情。也正因为这样， 澳门就有了一个比较宁静和谐的社会环境， 为“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传统哲学理念提供了滋生根014

吴志良·悦读澳门植的土壤， 使得中葡利益可以各有所得， 使得华洋居民可以各自心有所归， 使得中外文化风俗、 宗教信仰可以求同存异， 各自发展， 使得澳门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发挥沟通中西的桥梁作用， 成为东西方关系的变压器。我们由此可以推论， 如果没有澳门， 没有澳门在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礼仪之争、 鸦片战争可能会大大提前， 尽管那时国势国力尚强的明朝中国未必一筹莫展、 一败涂地。 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 虽然西风已经压倒东风， 且为大势所趋， 澳门最后无法避免礼仪之争和鸦片战争的发生， 然而， 放在中西关系的宏观视野去考察， 澳门弹丸之地， 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和经济贸易，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外国力量侵入中国的缓冲区， 避免了更多、 更大的冲击和灾难； 与此同时， 又成为国人观察世界、 开阔视野的一个窗口， 从而推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澳门弹丸之地， 也曾经为郑观应、 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提供活动舞台， 孕育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 澳门弹丸之地，一度成为华夏大地灾难与世界局势动乱中的莲花净土， 以其宽阔的胸怀和无限的包容， 不仅为不同信仰、 不同思想的人提供生存、 交流的空间， 还默默无闻地为许多有需要的人提供无私的奉献和帮助。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接受了超过本地人口总数的难民， 充分显现出其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的光辉。澳门弹丸之地， 身临其境地见证了近代中外交往、 碰撞和冲突， 也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受外族欺凌的苦难。 对中华民族来说， 澳门为外国人据居， 绝非一件光彩的事情， 因此， 澳门回归祖国之时， 举国欢庆， 举世瞩目， 令人动容。 然而， 在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 在吸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同015

澳门文学丛书时， 我们更加应该保持平常心态， 走出历史的悲情， 理性认识到澳门的积极意义：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 也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作为中西文明沟通的桥梁和荟萃之地的澳门， 在政治、 军事、 文化及宗教诸多领域都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为不同文明、 不同民族、 不同群族的相互认识、 沟通、理解、 尊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就是澳门， 这就是澳门的精神， 这就是澳门的魅力所在， 也是澳门的价值所在。 游客来到澳门， 感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人性化、 生活化的气质， 而不是现代城市的嚣嚷烦躁。 正是在平凡中， 澳门给人不平凡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是那么的自然、 亲切、 友好、 温馨、 舒适， 没有丝毫的矫情和造作。2005.6.19016

吴志良·悦读澳门华洋共处分治特色考澳门作为南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相对于中国中央政权， 无疑是边缘； 相对于外来势力， 又是中原大地的前沿。 作为天高皇帝远的边缘城市， 中央政权的影响力往往显得微弱， 甚至更多是象征性的； 作为西方势力虎视眈眈的前沿阵地， 外来影响力的渗入却来势汹汹， 可能是实质性的。 但是，在明清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中，“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以葡萄牙为主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往往又受到极大的局限。 廖赤麟（1775—1823年）仍称濠镜澳：波光错绮涨晴霞，莲叶形浮出水花。一角天开航海径，果然无外是中华。也正因为此， 早年我们研究澳门政治发展史时， 将这种状况概括为“华洋共处分治， 葡人双重效忠”。 这些年来大量档案史料的披露和更多研究成果的发表， 大致也印证了我们当年的论述和观点。“华洋共处分治”， 指的是在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移民社会里， 不同族群同处共存， 在接受明清中国主权治权主导管理之同时， 葡萄牙人社群又获默许依葡萄牙中世纪地方自治传统成017

澳门文学丛书立议事会组织进行内部管理， 而且随着自治权的不断扩展使得葡人实际上拥有一定的政治行政权力， 但在重大政治法律权力问题上， 居澳葡人依然不得不接受中国政权的制约，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既效忠葡萄牙国王又不得不听命和臣服于明清官员， 形成“双重效忠” 之奇特局面。 这种情势， 到鸦片战争后， 特别是《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后才有所改变。对澳门时政抨击甚烈的郑观应在《澳门感事》中深刻而生动地描绘了澳门社会价值的巨大多元性和包容性：华人神诞喜燃炮，葡人礼拜例敲钟。华葡杂处无贵贱，有财无德亦敬恭。政治、 社会的多元和包容， 必然造成法律乃至司法的多元化和互相包容。 事实上， 法律的真正制度化， 始于葡萄牙19世纪中叶在澳门推行殖民统治时期。 在某种意义上， 法律制度化或曰将葡萄牙法律延伸至澳门生效乃其实施殖民统治的手段，而司法的双轨也从此主次换位， 从以华法为主变成以葡法为主。 然而， 我们应该指出， 无论鸦片战争前后以华为主还是以葡为主， 都不改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局面， 且中华传统的影响力依旧是主导性的。 直至上世纪60年代， 外国学者还认为澳门从法律上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枪炮外交” 即实力政治才是政治社会的本质。 连葡萄牙外交部长在1966年“一二·三”事件后也不得不承认， 葡萄牙从未拥有澳门的主权，“我们只是在他人的监督下管理一处的物业”。 由此可见， 主权与治权的分离导致法律制度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践意义， 甚至可以018

吴志良·悦读澳门说， 制度与实践长期以来是脱节的， 而实际上，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葡人案件或华人案件极为有限， 众多的冲突和纠纷更多是以政治途径甚至潜规则解决的。 上世纪80年代《中葡联合声明》签订之后， 澳门的法律制度才开始真正的本地化， 司法实践方具有本质上的意义。因此， 我们一直认为， 澳门社会数百年来基本上是以中华的宗法礼仪来调和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 葡萄牙法律的介入大致停留在表层。 此外， 无论是文化调和还是法律仲裁， 都具有尊重族群差异的特色。 可能恰恰因为这种情势， 澳门的法制史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也缺乏应有的细致梳理和深入研究。 何志辉君近年来专攻于此， 且有精深的研究和心得， 《近代澳门司法： 制度与实践》乃其最新成果。 此一力作， 首次比较全面客观地厘清了澳门近代司法史的脉络和轨道， 可谓此一领域的开山之作， 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 由于众多的葡文档案史料， 特别是法院的档案至今仍未整理公开， 目前的成果不可避免受到极大的局限。 我们相信， 假以时日， 在志辉诸君的共同努力下， 资料更加丰富翔实、 更具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将陆续面世， 我们对澳门政治、 法律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客观。 这是我们的期盼， 并以此与作者、读者共勉。（《近代澳门司法： 制度与实践》序）2012.5019

澳门文学丛书我们的骄傲、 自豪与欣慰2005年7月15日是令人鼓舞的一天， 是值得我们骄傲自豪的一天。 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和期待，“澳门历史城区” 终于成功获纳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在澳门历史城区的建筑群中， 若单列开来， 无论从建筑艺术还是年代久远来看， 教堂难以跟欧洲的较量， 庙宇无法与内地的相比， 然而， 作为一个整体， 却举世无双。 正如申报书所言：“澳门历史的城区， 保存了澳门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精粹。 它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 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 以西式建筑为主、 中西式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 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和远东地区传播历史的重要见证；更是四百多年来中西方文化交流互补、 多元共存的结晶。”国学大师、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早就指出：“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 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 最后一次， 也是最重要一次， 是西方文化的传入。 这一次传入的起点， 从时间上来说，是明末清初； 从地域上来说， 就是澳门。” 概而言之， 澳门是近五百年来中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是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一座重要桥梁。 没有澳门， 东西方文化发展和历史进程都可能要改写。由此可见， 澳门在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澳门历史建筑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正是对此一地位和作用的认可。020

吴志良·悦读澳门这是澳门人的自豪， 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也是全世界的欣慰。澳门人之所以自豪， 是因为“澳门历史城区” 乃澳门人的历史、 澳门人的城区， 代表着澳门人的集体记忆。 澳门历史建筑群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意味着澳门人长期社区生活实践的历史经验得到世人的认可， 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区管理模式受到世人的赞赏， 意味着我们“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的文化传统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的价值。 同样令人自豪的是， 澳门不仅仅是旅游博彩城市， 更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人之所以骄傲， 是因为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中华文化占据主体地位。 没有国家的支持，“申遗” 工作也不可能这么顺利。 尤其值得骄傲的是，“澳门历史城区” 成为中国第三十一处世界文化遗产， 意味着炎黄文化兼收并蓄、 兼容并包的开放和包容的伟大精神充满生命力， 且在澳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并在澳门找到了与外国、 尤其是西方文明交流、 沟通、 接轨的契合点。 而这一个契合点， 对中华文明在全球化大浪潮中融入国际社会具有现实意义。全世界之所以感到欣慰， 是因为澳门提供了一个不同群族、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不同信仰和平共处并进、 多元发展的典范。 而这种典范， 在当今因为经济利益或者价值信仰而纠纷争议不断、 血腥暴力不绝的世界， 尤其显得珍贵和可供借鉴。 博大精深的古老中华文化和文艺复兴后充满活力的西方文化， 可以成功地在澳门找到很好的结点并实践出一个共存并进的相处模式， 难道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可以移植扎根？澳门成功“入遗”， 增强了世人和谐与共的信心， 我们当然也欢欣鼓舞。 不过， 澳门成功“入遗”， 又对我们提出新的021

澳门文学丛书挑战。 首先， 我们如何加速挖掘、 整理、 研究澳门历史文化，重构我们的集体记忆， 以凸显澳门这份世界遗产的价值， 并发扬光大其精神， 让世人共享？ 其次， 如何令澳门市民充分认识和理解到历史建筑文物的内在意义， 并以此增强对这片土地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加强文化和身份认同， 增加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第三， 我们又如何向外地人， 尤其是千万游客推广介绍我们独特的历史文化， 使得这座历史文化城市享誉世界、 名震中外？我们成功“入遗” 了， 但只是刚刚迈出第一步， 往后的日子里肩上的担子更重。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文化是我们的财富， 是我们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动力。 我们还需要用心珍惜和认真保护好文物遗产， 深入挖掘出澳门历史文化的灵魂， 令澳门的文化城市形象更加鲜明动感； 我们还需要加强本土文化教育， 令澳门的历史建筑文物更加可亲可爱， 令澳门更具文化品位和文化气息， 令澳门人更具人文素质、 自信和自豪， 更加热爱家园； 我们也需要采取具体又实在的行动， 细心而且有技巧地向外来人士推介我们的地方文化特色和文化品格， 令澳门经验给更多人带来启示， 令世界更加和谐、 世人更加幸福。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显示出我们是澳门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也是世界公民；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澳门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全人类共有财富的价值和意义； 也只有这样， 世人才会为我们鼓掌、 喝彩和加油！2005.7.18022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的文献 世界的遗产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之后， 历史文化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不少有识之士认为， 澳门之所以成为澳门， 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不可分割； 甚至有人认为， 澳门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 才是澳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都不遗余力， 民间社团甚至发起社会行动， 呼吁防止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的快速扩张侵蚀或破坏了历史城区的原有景观和古老城市的文脉。无疑， 这是澳门社会的可喜进步。 尤其在一个重商主义、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 此一变化出人意料， 令人惊叹不已。 然而， 必须承认的是， 保护文化遗产的努力和关注主要集中于历史建筑物的修缮和保护， 而对建筑物所包含的意义未能予以同等之重视。 换言之， 商业精神依然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 许多人似乎更加关心文物的实用效益， 特别是推动旅游发展的作用， 对城市的内在价值及其集体记忆尚有所忽略， 缺乏应有的思考、 探讨和挖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文献整理出版方面。 近年来， 新中央图书馆的选址和建设一度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甚至细致到交通便利和座位的舒适度， 但文献整理工作虽已取得丰硕成果， 却很少受到今天这样的重视， 成为一个研讨会的主题。 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今天很高兴出席本次研讨会。 加强文献的整023

澳门文学丛书理、 研究、 出版固然重要， 但文献对增强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一个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所能发挥的作用， 更加不能忽视。 我们深信， 这次研讨会将引起社会对文献工作的更多关注， 对澳门历史文化的全面保护与深度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曾经多次指出， 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不仅仅因为城区里面的有形文物建筑， 更因为城区所代表的历史文化含义。 而这些含义， 毫无疑问， 要追溯至我们前辈的生活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经验、 知识和智慧。 这些经验、 知识和智慧， 以各种形式流传下来， 成为我们当今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 而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前， 承传文化的形式， 当以档案文献为要。 而这些档案文献， 又当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是这一批文化遗产， 潜伏了澳门的存在价值， 隐含着澳门的核心价值， 孕育了澳门的城市精神和文化性格， 生成了澳门的人文景观， 令澳门在历史长河中屡渡难关、生生不息， 生存发展至今， 令澳门与众不同， 傲立中华文化之林； 正是这一批文化遗产， 身临其境地见证了中西文明交流汇聚、 碰撞融合的每一个步伐和每一个阶段， 造就澳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令澳门在国际社会熠熠生辉。澳门历史城区面积不大， 但文物建筑之集中、 表现形式之多元和历史原貌保存之完好， 可谓绝无仅有。 澳门乃弹丸之地， 但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演变过程， 以及在贯通中西文明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现存之相关档案文献数量之多、 语种之多、藏地之多， 堪称举世无双。 从利玛窦《葡汉辞典》到马礼逊《华英字典》， 从《蜜蜂华报》《中国丛报》到《知新报》《镜海丛报》， 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里斯本东坡塔档案馆到梵蒂冈档案馆， 无数的记载、 汗牛充栋的材料， 都与澳门息息相关，从某一个侧面诉说着澳门人的故事， 也从某一个侧面记载下澳024

吴志良·悦读澳门门居民作为世界公民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言行举止。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在公、 私机构的共同努力下， 澳门已经出版了数百种、 数以十万页计的档案文献， 其中不少还在澳门虚拟图书馆等以数字化形式上载， 供人免费阅览。 这不仅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更加重要的是， 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 为梳理、 恢复我们的集体记忆、 为弘扬我们的文化传统、 为凸显城市的灵魂和性格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实上， 澳门的文献档案决不仅仅是澳门居民的文化遗产， 由于数百年来其在沟通东西文化的传统历史作用， 这些档案文献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在信息社会的今天， 以崭新的科技手段， 全面、 系统、 客观、 科学地挖掘整理、 出版、研究和传播这些材料， 重温世界近代史萌芽时期人类跨洋过海寻求交流的历史， 重构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信仰交往、 对话、 融会、 和睦相处的历史轨迹和独特方式， 对新世纪人类的包容、 沟通、 和解、 共处与合作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 澳门是绝无仅有的研究平台；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义不容辞而任重道远。 各位同仁， 让我们携手并肩， 义无反顾地履行起澳门传统的历史使命， 为构建一个和谐的新世界贡献一份力量！（在“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学术研讨会” 开幕仪式上的致辞）2008.8.27025

澳门文学丛书藏书以资博洽《周易·系辞》曰：“上古结绳而治，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图书不仅是人类知识积累、 传承的载体和思想交流的工具， 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而书籍得以保存传世， 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大大小小的公共和私人图书馆。 由此可见， 图书馆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早在公元前三百年， 古希腊就广泛搜罗书籍达五十万册，建立图书馆， 并称之为“博学园”， 集教育、 研究功能于一身，为古希腊文化的留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一传统， 为古罗马所承继， 也为后来西方诸国所弘扬。 西方文化的发展扩张， 跟公立、 私立图书馆的勃兴不无关系。在印刷术发明地中国， 素有“藏书以资博洽”、 赖以知古今的传统。 两汉时期已兴起私家藏书， 宋代时发展至鼎盛。 历代保存下来的图书， 如今都为公立、 私立图书馆所收藏， 既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是中华文化延绵不断的根基和保证， 也为我们认识祖国的古代文化、 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和依据。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1588年， 在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的请求下， 第一部活字印刷机到达澳门，并于同年印刷了澳门的第一部著作——ChristianiPueriInstitutio，Adolescentiaeque Perfugium（《基督儿童教育》）。 几乎与此同时，在澳门短暂停留的利玛窦（MatteoRicci）已经在编写第一部葡中026

吴志良·悦读澳门字典， 而第一部英汉辞典， 则由马礼逊（RobertMorrison）于19世纪初在澳门编撰成册。 澳门的第一座图书馆， 亦在早于1594年创立的圣保禄书院内设立。 由此看来， 澳门有悠久的出版史和图书馆史。然而， 不幸的是， 这段历史是断代的。 当我们谈论澳门文化时，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换句话说， 澳门早期的文化在诸多领域并没有带来持续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 澳门现在的文化基础虽然有相当丰厚的积淀， 但有意识的全面、 整体铺垫， 大概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济社会发展之后， 时间尚短， 还不是很坚实， 还需要大家长期齐心协力去建设。所幸的是，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 一批批年轻学子积极热诚地投入到此一伟大事业中。 杨开荆博士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她长期在澳门大学图书馆工作， 完成硕士论文后， 继续攻读博士， 写出了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然而， 她并不满足于此，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栽培下成为澳门的第一个博士后。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 便是她多年苦读钻研的成果。杨博士是一个爱书的人， 否则， 她就不会长期在图书馆跟书籍打交道； 杨博士是一个懂书的人， 她热情而专业地帮助了许多学者寻找所需的文献资料， 本人便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当然， 爱书、 懂书， 还得去读书， 并从中学会学习， 得到启迪、知识和智慧。 关于杨博士在这一点上的成绩如何， 尚请读者看完她与导师赵新力博士合著的这本书后再评议， 相信自有公论。我对图书馆和文献信息科学所知不多。 一年多前作者来访谈时， 我曾指出， 澳门图书馆的问题可从主体、 客体及其之间的互动三个方面来看。 主体是指图书馆本身， 包括其藏书、 管理和工作人员。 澳门正在计划兴建新的中央图书馆， 相信从硬027

澳门文学丛书件设施上， 它可以满足市民的要求， 但如何假以时日， 将图书馆建设成为一个储存、 传播和创新知识的基地， 则需要客体的配合。 客体指读者， 怎样在商业主义、 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培养一大批爱书、 读书的人， 培育一大批有知识、 有文化、 有教养的人， 促进与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 才是当今澳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 无论图书馆建设得如何美轮美奂， 也可能仅仅是一座建筑物， 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 无法在传承和弘扬文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图书馆不是外在观赏物， 图书馆事业发展策略的成功决定于内在参与的程度， 决定于这个社会爱书、 读书群体的成长。 也只有这个群体的形成和壮大， 文化才能持续发展， 我们的下一代才不会对其前辈的所作所为感慨叹息。正如前述， 兴建新中央图书馆的计划已经启动。 在咨询过程中， 社会各界都积极出谋献策， 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高见， 令人鼓舞和欣慰。 而本书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 全面、 系统、 客观， 科学性和前瞻性兼备， 极具参考价值， 希望引起相关部门和人士的高度重视。 我们热切期望， 新的中央图书馆可以成为澳门文化和学术发展的中心， 在推动读书风气、培养阅读兴趣、 营造学术氛围、 提升居民素质、 提高社会竞争力中担当重要的角色， 促进澳门早日步入知识经济时代， 加速澳门现代化的进程。（杨开荆《澳门新时期图书馆、 文献信息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序）2006.9.8028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的历史与记忆一记忆是人类体验时间的一种模式。 没有记忆， 就没有时间体验， 就没有对过去的叙事， 没有记录史实的可能， 也就没有历史的可能。“然而， 我们说记忆是历史必不可缺的条件，并不意味着记忆是历史的一个基础， 更谈不上它是历史唯一的基础。”①美国历史哲学家阿兰·梅吉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 记忆者与其所叙述的事件距离越远， 受其后来所说或阅读的东西的影响越来越大， 记忆会发生变化。” 因此， 记忆有时会与历史产生矛盾， 甚至背道而驰。 在这个意义上， 就必须将历史与记忆区分开来。历史学家的天职是建构或重构过去，“似乎没有为现在和将来开处方的权威”， 在对待和处理个人或集体记忆的时候， 不仅需要对历史体验进行思考， 还需要注意到语境差异，“而正是这些语境差异将过去和现在区分开来， 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可见的过去最为直接的一面的历史细节的意义”。记忆作为对过去的观察和叙述， 无疑是史学家建构历史的① 阿兰·梅吉尔著， 赵唅译《记忆与历史》， 《学术研究》， 2005年第8期。029

澳门文学丛书“信息源”， 是史学家研究时人如何经历过去的证据， 但必须注意， 时人对时事的叙述仅仅是那个时代人的眼光， 也可能因为记忆力本身的影响而不准确， 甚至受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被重新思考或修饰过。 我们固然不能以今人的眼光去取代时人的判断， 但也不能机械地接受前人的记忆作为历史的根据， 可靠的做法应该是进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去分析、 解释历史人物和事件， 去思考记忆的意义。 在不同语境下， 得出的结果会有所不同， 甚或截然相反。二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埠以来华洋共处分治的特殊发展形态， 为史学家重构历史带来特殊的困难， 也造成某种困惑。 一方面， 由于中葡两个主要群族文化背景、 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差异而对过去有不同的记忆， 且这两种记忆基本上双轨并行， 即使偶有交叉， 又多半发生在那些冲突事件上， 令澳门集体记忆工程建设的难度增加； 另一方面， 因为澳门史研究发轫于19世纪中葡两国对澳门主权归属的争议， 是争夺“话语权”的过程和结果， 许多可以用作证据的记忆受到一定程度的误解甚至扭曲， 已有的研究成果亦深受民族主义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同一事件的记忆和解释常有南辕北辙的情形， 因而倍添当今历史研究者的困惑。这种状况， 虽然因为澳门历史问题的政治解决以及大量的原始档案史料的挖掘、 整理和出版而有所改善， 但史学研究中的分歧、 争议仍然很大。这些分歧和争议， 既体现在记忆中， 也体现在历史里。 从澳门开埠的因由和准确时间、 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030

吴志良·悦读澳门签订到1922年“五·廿九” 工人运动、 1966年“一二·三” 事件， 不仅中葡原始档案文献的记录出入很大， 史学界的解释更是差异甚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莫过于亚马留（J.M.FerreiradoAmaral）总督1849年被望厦村民沈志亮所刺杀事件。 在相当长时间里， 亚马留被葡人视为英雄， 但在华人眼中， 他却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统治者； 而沈志亮一直是华人歌颂的英雄人物， 但在葡人眼里， 却被视为罪犯。 值得关注的是， 这两位人物都是爱国主义者， 只是所爱的国家不同。近年挖掘出来的史料表明， 亚马留被刺杀有土生葡人的参与； 而近年葡萄牙史学界对亚马留推行殖民统治时的所作所为， 也开始进行反思甚至提出质疑。 中国史学家对沈志亮的评价没有改变， 但对当时两广总督徐广缙处死沈志亮、 将亚马留首级交回澳葡当局以缓和中葡紧张关系的举动， 开始进入当时的政治、 外交环境中去考量， 而非似以往那样被批判得一无是处。 这说明， 史料的深入挖掘， 尤其是同一族群中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记忆的披露， 有利于淡化此一族群的感情色彩， 也有利于接近此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如果说， 我们对遥远记忆和历史的态度变得较为理性、 客观， 那么， 对近期的记忆和历史依然讳莫如深， 以免揭开伤口， 伤害感情。 今年是华人居民反对澳葡政府殖民统治冲突最烈、 政治社会危机最深的“一二·三” 事件四十周年， 许多人记忆犹新， 却难以坦然地抒之于口、 释之于怀。 而大量已经解封的档案、 特别是葡萄牙方面记录甚详的秘密档案， 也没有在澳门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翻译。 是翻译力量不足还是回避话题？抑或对单方面的记忆有所保留和顾忌？不可否认， 虽然历史的伤疤大致已经愈合， 但历史的伤痛依然隐隐发作， 而目前要全面、 客观、 理性地回顾这一幕记031

澳门文学丛书忆、 总结这一段历史， 也似乎为时尚早。 不过， 在澳门步入转折时期的今天来审视“一二·三” 事件， 又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起码， 可以显示出我们正视历史的态度和面对历史的勇气， 表现出我们对历史的尊重与敬意，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走出历史的阴影， 放下历史的沉重包袱。事实上， 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世人，“一二·三”事件是由于长期积怨形成的极深的民族矛盾爆发而引起的一场反帝反殖民的轰轰烈烈爱国主义运动， 其结果是迫使澳葡政府调整改变其长期以来僵硬过时的殖民政策， 为澳门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社会稳定、 经济民生进步、 民族融合发展以及法律合理完善创造了起码的必要条件； 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该毫不掩饰地承认， 犹如任何大规模群众运动非理性、 过激、 极端行为不可避免带来的后果，“一二·三” 事件的确在当时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泛滥、 法治丧失、 经济萧条、 社会不安以及道德价值混乱， 而且有些消极因素（例如法治意识薄弱）至今未能清除， 对建设民主法治社会造成相当程度的障碍。 这就是“一二·三” 事件留给我们的遗产。回顾这段历史， 还使我们认识到， 在粗线条、 大轮廓论述和肯定澳门和谐环境之时， 不能忽视历史的细节， 特别是某些时期的冲突， 也正是这些局部的冲突及其和解， 促成了大局的和谐。 活生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 整体社会的和谐得之不易，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且有时代价是十分沉重的。三对澳门的记忆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思， 非本文的目的， 亦非本人能力可及。 本文仅仅想指出建构澳门集体记忆和历史中032

吴志良·悦读澳门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 抛砖引玉， 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共鸣，希望得到更多人的协助。 的确， 史学研究者没有为现在和未来开处方的权威， 但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 可以也应该协助群体的反省， 追问事实的真相， 探求记忆的意义。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和传承我们的文化， 延续和弘扬我们的传统；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与时俱进， 更好地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未来。澳门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澳门， 最可贵之处乃在于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没有着意尊奉非此即彼、 黑白分明的二元思维， 最令人为傲的地方乃在于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互相尊重、 包容、 对话、 理解和合作的精神。 在唤醒和汇集记忆、 重温和建构历史的时候， 必须把握住城市的灵魂， 必须将这一灵魂融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群体省思中去。这样， 我们就需要明确对历史的态度。 正如阿兰·梅吉尔所言， 我们不似历史不可知论那样认为“历史知识于现在和将来的生活无关”， 也不能认同历史的知觉经验“将过去的具体物件变成存在于一个跟历史毫无关联的‘布景’ 当中的美丽物体， 从而否定历史”， 同时， 我们又要意识到“记忆是一个现在的主体意识所建构的过去的一个映像”。 它是主观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 前后矛盾的、 迷惑的、 自私的”， 不能将历史简单视作记忆和纪念， 也不能过分强调历史传承特定群体传统的作用， 因为“传统超乎主观和个人， 在主观和个人之上”，有集体的影响， 且“与学习过程有关联”。如是， 历史就卸下其超载的负荷， 回归其原有的职能， 从而史观也可以减轻意识形态的压力， 史学者可以更加科学地梳理记忆、 重构过去。 毕竟， 记忆和时间一样， 是恒久不断的，其意义在不同语境下有所不同， 对其意义之解读也可能因人而033

澳门文学丛书异， 但它的存在却是客观而无法规避或否认的。建构澳门的历史和记忆的工程， 随着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加快展开。 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需要明晰， 众多争论不休的论点需要澄清。 进一步挖掘、搜集、 整理中葡以及其他文字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 进行翻译和勘比， 创造一个理性讨论的环境， 深入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自我解释体系， 是完成此一工程的关键。2006.11.6034

吴志良·悦读澳门天下事变每生于两情不通？提起“澳门” 两个字， 自然令人想到中西文化交流， 自然叫人忍不住赞叹澳门是中外沟通的桥梁和窗口。 但时至今日，我们似乎对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汇沟通的内容、 过程和实质都只有模糊的认识， 对其前因后果也所知不多。 一方面， 是由于我们研究尚浅； 另一方面， 则怪澳门这本天书太难读。 我们虽然费了许多精力， 很多时候却连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境界都进不去。 若非好事之徒， 早已心灰意冷， 不过， 即便万丈雄心， 也不能期望太高， 因为澳门历史的形成、 发展过程的确不同于一般城市， 其研究结果也往往出人意料。澳门有别于中国其他城市， 主要是因为她近五百年的历史演变一直在中葡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 而对她的解读， 在不同语境也有所不同。 正是这种不同的解读、 误读甚至故意误读， 不仅造成了当今研究者沟通的必要， 在某种意义上， 也造就了历史。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澳门葡人协助广东当局平定柘林兵变，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士大夫叶权1565年旅居澳门后所撰的《游岭南记》有这么两段话：广东军饷资番舶。 开海市， 华、 夷交易， 夷利货物， 无他志， 固不为害。 乃今数千夷团聚一澳， 雄然巨镇， 役使华人妻奴子女。 守澳武职及抽分官但以美035

澳门文学丛书言奖诱之， 使不为异， 非能以力钤束之也。 盖海市当就船上交易， 货完即行， 明年又至可也。 舍船而屋居岸上， 夷性变诈， 叛贼亡人各相煽惑， 知中国短长，一水竟达城下， 其势何可久哉！ 此肉食者谋之。是年春， 东莞兵变， 楼船鼓行， 直抵省城下。 城门昼闭， 贼作乐饮酒天妃宫中。 汤总兵克宽与战， 连败衄， 乃使诱濠镜澳夷人， 约以免其抽分， 令助攻之， 然非出巡抚意。 已夷平贼， 汤剿为己功， 海道抽分如故。 夷遂不服， 拥货不肯输税， 省城官谋困之，遂阻道不许运米面下澳。 夷饥甚， 乃听抽分， 因谓中国人无信， 不知实汤总兵为之也。 中国亦谓夷难驭，不知汤固许之免也。 天下事变每生于两情不通。这两段文字十分生动、 真实地描述了当时澳门的夷情和葡人协助平定柘林兵变的前因后果。 从上下文看， 中国当局深明“夷性变诈”，“非能以力钤束之也”， 葡人也“知中国短长”， 双方可谓“知己知彼”， 似乎已经有了充分的沟通。 曾经有人认为镇压柘林水兵叛乱的主谋者俞大猷与属下汤克宽缺乏沟通，但俞大猷在其《正气堂集》亦提及此事：“香山澳船猷取其旧熟， 用宏林仲者数船， 功成重赏其夷目。 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 由此可见， 有关各方都清楚事情的前后经过， 只不过各自的解读不同。 叶权得出“天下事变每生于两情不通” 的结论， 也就不足为奇。不过， 我们有理由认为， 俞大猷完全是故意失信于葡人，迫使他们“不服， 拥货不肯输税”， 这样， 便有理由让“省城官谋困之， 遂阻道不许运米面下澳”。 如果葡人造反， 则正中036

吴志良·悦读澳门下怀， 他早就欲“与之大做一场， 以造广人之福” 了。 平定柘林水兵叛乱后， 俞大猷曾向两广提督吴桂芳献策：用官兵以制夷商， 用夷商以制叛兵， 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 商夷用强梗法盖屋成村， 澳官姑息， 已非一日。 三门之役， 神妙之算， 恩威之布， 彼亦心服。今欲剪之， 岂无良方？ 若以水兵数千攻之于水， 陆兵数千攻之于陆， 水陆并进， 彼何能逞？ 此伙所用兵器， 惟一软剑。 水战不足以敌我之刀； 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也。 惟鸟铳颇精， 大铳颇雄， 军令一严，冒死一冲， 彼自破也。 往岁诏安、 走马溪夹板数只，同日而亡， 猷所亲见。 即如人言商夷难制， 则自古及今， 广东祸患， 无时而已， 五羊居民， 消散已久， 安有今日？ 今与之大做一场， 以造广人之福。 窃谓惟名公能操发纵之权， 唯猷可勉效鹰之劳。 失今不为， 后来无望。 惟钱粮宜多费， 商税有数年之绝耳。 愿名公熟计。通常说，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然而， 假如不战， 怎能知己知彼？ 更别说取胜了。 受到制裁后，“夷饥甚， 乃听抽分”。经此一役， 葡人肯定学到不少东西， 起码再也不敢“居功自傲”了。 澳门葡人其后数百年能够在中葡两国之间基本保持双重效忠而生存下去且经常左右逢源， 大概跟这次教训不无关系。 而吴桂芳亦未贸然接受俞大猷的“神妙之算”，“冒死一冲”， 两广当局估计也认识到这次经验的成功并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 只是在万历二年（1574年），“建闸于莲花茎， 设官守之”，“使华人不得擅出， 夷人不得擅入”，“以柔道治之， 不动而安”。037

澳门文学丛书必须指出的是， 关闸是中国设立的。 要开要关， 主动权在1849年前完全在中国这边， 之后也没有完全落到葡人手中。两情相通就开着， 两情不通就关上， 关一段时间， 两情必通。可以说， 这一道关闸， 隐含了历代中国政府管理澳门的思想和政策。“天下事变每生于两情不通” 固然不无道理， 可“两情相通” 就能带来天下太平？ 会不会因了解而分手？ 如果当时葡人明白协助广东当局平定柘林兵变乃义不容辞之举， 如果吴桂芳知道葡人帮忙是理所当然的义务， 换言之， 双方有充分的沟通而没有发生“事变”， 澳门的历史会怎么演变下去？其实，“通” 与“不通” 是相对的， 正因为如此， 才需要解读， 才产生误读， 才导致沟通。 在此， 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即使关闸开着， 亦“使华人不得擅出， 夷人不得擅入”。这个前提， 犹如预设的“有限理性”， 使得澳门历史长期在中葡两国政府和人民似通非通的情况下发展。 如果说， 中葡在某些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中有谅解的话， 多数也是心照不宣的。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自己却不着痕迹， 也就不足为奇了。2002.9038

吴志良·悦读澳门翻译是叛徒还是使者？——早期澳门翻译的社会功能澳门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 也是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最重要的一座桥梁。 南海之滨的小城见证了中西碰撞四百多年， 历尽欧风美雨， 生生不息， 发展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特别行政区， 也成就了今天人人赞美的世界文化遗产。 在此过程中， 翻译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 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颇值得深入探讨。 我们就此题目略陈管见， 以期抛砖引玉， 求教于大方之家。葡萄牙有谚说， 翻译是叛徒（tradutor， traitor）。 时至今日， 澳门中葡翻译文本的水平还为人诟病。 有趣的是， 如果不是这种半文半白、 时而隐晦含糊、 时而夸大其词的翻译为中葡沟通注入了润滑剂， 使得两种文化的交往更加平顺、 两个民族的相处更加和谐， 使得澳门在中葡政治的夹缝中左穿右插而不触礁， 弹丸之地早就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了。 在这个意义上， 澳门的翻译是化解纠纷、 消弭冲突、 促进和睦的使者。或许更加准确地说， 如果中葡初期交往时翻译可以发挥更好、 更加灵活的功能， 葡萄牙可能已经成为明朝中国的朝贡国， 与华建立正常的通商关系， 不再需要什么对华贸易基地，澳门这座城市也可能就不会出现了。历史没有“如果”。 1516年， 葡印总督派遣皮莱资（039

澳门文学丛书Pires）赴华， 终于1521年2月抵达北京。 他进京后第一件事便是“递交国书”。 他手持三份“公函”： 一封是两广总督的奏折即“介绍信”， 一封是舰队司令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 odeAndrade）的信函， 另一封是葡萄牙国王的“国书”。 最后一封，只有皇帝才能开启。 当武宗打开葡王的“国书” 叫人翻译后，发现与已译成中文的安德拉德的信无论从语气和内容上都差异很大。 虽然将责任推给了翻译， 但武宗不愿再见到葡萄牙人，并令人对他们严加看管， 然后遣回广东， 驱逐出境， 中葡最早的交往就此中断， 葡人从此在中国沿海流窜。据史料记载， 皮莱资带去了五位翻译。 但我们无法确切证实， 信是否由他们翻译及是怎么翻译的， 更不知道这些信的内容。 可以猜测， 安德拉德的信件在广东翻译时大概只是意译，经过技术处理和文字美化， 符合天朝帝国的尊卑道统和表文格式， 而且与两广总督的推荐信一样， 说尽好话。 待皇帝召人翻译葡王的“国书” 时， 译者“不识大体” 或不敢自专而直译、硬译， 自然与朝廷往来文书存在天壤之别。 武宗感到天朝颜面尽失， 翻译也被处死。葡人经过四十多年努力获默许上岸贸易。 他们初据澳门时，中葡双方的了解和认识十分模糊， 中国朝廷大员连葡萄牙在哪都没有弄明白。 两广总督吴桂芳在《议阻澳夷进贡疏》说：盖由地在海外， 资讯是非， 无所折证。 人属蛮夷， 彼此言语， 悉凭转译故也。 照得蒲丽都家国名，史传所不载， 历查本朝， 并未入贡， 恐系佛郎机国夷人， 近年混冒满剌加名目， 潜通互市。今据该司会同差官译审， 却称系蒲丽都家国， 与原词满剌加大不相合。 况又自称满剌加为其所开并，040

吴志良·悦读澳门则其逞强西洋， 情可推见。 及查所赉番书， 验止方员各二寸五分， 已非表文式制， 又其上止盖一员印， 如中国图记之状， 又岂以卑承尊， 真正印信行移之体。据该司集议， 共称恐系别国生夷， 托名奉贡， 以阻赖抽盘之计， 亦属有因。就是在这种混沌状态下， 葡萄牙人在澳门住了下来。 面对如此来历不明的族群， 中国政府是如何与其沟通、 对其进行管理的呢？中国史料记载， 早期的翻译是“唐人”， 估计是早期下南洋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与葡人已有接触的华人。 康熙《香山县志》云：凡文武官下澳， 率坐议事亭上， 彝目列坐进茶毕， 有欲言则通事番 〔翻〕 译传语。 通事率闽粤人，或偶不在侧， 则上德无由宣， 下情无由达。 彝人违禁约， 多由通事导之。 或奉牌拘提， 辄避匿。《澳门记略》则称：理事官一曰“库官”， 掌本澳蕃舶税课、 兵饷、财货出入之数， 修理城台街道， 每年通澳佥举诚朴殷富一人为之。 蕃书二名， 皆唐人。 凡郡邑下牒于理事官， 理事官用呈禀上之郡邑， 字遵汉文， 有蕃字小印， 融火漆烙于日字下， 缄口亦如之。我们也不知道葡人如何“字遵汉文” 与广东当局交往， 估041

澳门文学丛书计很可能通过葡亚（主要是与马来人）混血的后代（“悉凭转译” ）以及少数成为天主教徒的华人来进行。 葡人在非洲、 南亚和东南亚可渗透其语言文化， 不少马来人学会葡语并皈依天主教， 可以充当翻译。 而马来人一直与中国有来往， 多少懂点汉语， 无论是否为混血儿， 都可为中葡初期的沟通提供方便。后来成为翻译主力的中葡混血儿， 则要更晚才出现。16世纪50年代前后将葡人驱逐出浙闽沿海的朱纨在《甓余杂集》中记载， 东南亚人在中葡早期交往中已经为葡人所用，并可能扮演翻译的角色：该臣 （指卢镗）看得前后获功数， 内生擒日本倭贼二名， 哈眉须、 满咖喇、 咖呋哩各黑番一名，斩获倭贼首级三颗。 窃详日本倭夷， 一面遣使入贡，一面纵贼入寇宁绍等府， 连年苦于杀虏。 ……至于所获黑番， 其面如漆， 见者为之惊怖， 往往能为中国人语。英国人威德尔 （JohnWeddel）也证实了黑人充当翻译之说。 其船队1635年在珠江口与中国船队相遇时， 发现中国船上“有几个葡萄牙的黑人逃亡犯为中国人作翻译”①。随着中葡在澳门交往的日益频密和制度化， 这些业余的翻译显然不敷使用且可能不足信赖。 1579年抵达澳门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Ruggieri）注意到：“从内地来的中国人并不博学， 而更有甚者， 那些少数成为教徒的中国人为葡萄牙商人充当翻译， 但他们对中国文学全然无知， 对葡萄牙语也无甚①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042

吴志良·悦读澳门解。”①正因为这样， 1627年， 澳葡当局制定了一份 《翻译章程》（RegimentodaLinguadaCidade， edosJuruba觭asmenoreseEs-crivaens）， 以规范翻译职业活动。我们从《翻译章程》了解到， 澳门当时有一个五人组成的翻译小组， 其中一名为主译（línguaprincipal）， 两名助理翻译（juruba觭asmenores）和两名文案（escrivaens）。 这个负责“城市命运” 的小组的成员通常是离乡背井且在澳门已经扎根或成家立业的华人， 对澳门有归属感。 皈依天主教是先决条件，否则， 难以确保其忠诚可靠。 除开高薪厚禄诱之以利外， 还规定翻译小组未经议事会同意， 不得擅自答复中国地方当局的查询。不可否认， 翻译的成败也存技术因素， 即译者的文化程度和语言能力。 这也是罗明坚与利玛窦（MatteoRicci）努力学习中文并编撰《葡汉辞典》的重要动因。《翻译章程》就要求主译挑选四五位略通中文的小孩， 学习 《三字经》、 四书五经和中国法律、 风俗习惯、 社交方式，以便日后胜任翻译工作。 由此， 翻译逐渐走向本地化。随着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的增加， 政治信任亦变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因为翻译也许担负着不可告人的使命， 或者会走漏风声”②。古今中外， 翻译都兼任多种功能。 历史上， 澳门翻译的此一角色更加明显。 根据《翻译章程》， 翻译小组的工作除了维持葡人与中国当局的正常交往所需要的口头和文字翻译， 还要① 罗明坚、 利玛窦《葡汉辞典》。② C.V.奥利维拉（何思灵）《葡中关系背景下的中文翻译学校》。043

澳门文学丛书在广州网罗可信人士， 建立情报网， 收集有关天朝帝国的情报、 特别是一切关于管理澳门的政策动态； 同时， 密切关注驻澳官员和居澳华人的动向， 避免他们过多地干预澳门葡人事务， 影响葡人自治组织议事会（Senado）的权威， 以确保内部自治。 例如， 文案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禁止“中国官员在向城市（当局）出示之前， 在公共道路张贴公文和命令”， 并负责将这些公文和命令翻译成葡语， 整理编册； 同时， 协助澳葡当局宣传其政策、 特别是受到天朝褒奖的事迹（如助剿海盗、 助明抗清）， 塑造澳门葡人社群的形象， 并就华人应该知晓的事宜用中文书写并张贴公告。当然， 朝廷官员也深明其中的奥秘， 对洋人、 洋文严加监控：嗣后西洋人如有寄书信， 即行拆阅译出， 同译出之文一并详缴咨送， 毋得私行寄送。 仍将不准军民私代西洋人寄信之处， 明白出示晓谕， 俾不致误蹈法网。仍严禁该国人等， 不许寄往各直省信物， 以杜勾结。①有趣的是， 天朝官员以为翻译无事不通 （所谓通事也），还经常向翻译提出一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要求， 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严厉指责：其番 〔书〕、 通事， 自应谙晓一切， 诸事留心办① 《香山知县彭昭麟为严禁西洋人私寄信物往京事行理事官札（嘉庆十年八月廿七， 1805年10月19日）》。044

吴志良·悦读澳门理， 乃一 〔昧〕 胡 〔糊〕 涂， 任听夷目指使， 更属胆玩。 本应提究， 除姑宽外， 嗣后务须小心办理。 倘仍敢混禀， 定即提究， 决不宽贷。①且阅禀词， 多涉狂冒， 总由该夷目任听多事番书混渎无状， 屡经严饬， 竟不悛改。 如再率意妄禀， 定行提究不贷在案。②迩日番书不谙事务， 措词多未妥协， 或且混用书启， 体制攸关， 不容轻忽， 该夷目更宜申饬番书， 嗣后小心捡点， 毋致错谬。③案照西洋天主教匪若亚敬， 越境传敎被获一案。所有起出夷经文册， 当经饬令通事传觅内地民人李荣福翻绎 〔译〕， 内多未暗 〔谙〕。据该通事禀请， 饬令洋行商人传觅西洋夷人翻绎。 又经饬据洋行商人潘致祥等禀称： 据在省各夷人均不能谙识。并据办理西洋事务夷人明诺声称： 只识大西洋国番字并咈囒哂国番字， 此夷经系噫咑嗹国番字， 实不① 《澳门同知多庆为蕃书通事混禀饬留心办事下理事官谕残件（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八， 1784年6月25日）》。② 《署澳门同知许为饬蕃书毋得混渎妄禀事行理事官牌（约乾隆五十六年，1791）》。③ 《香山知县许敦元为蕃书混用书启有违体制等事下理事官谕（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廿八， 1791年1月21日）》。045

澳门文学丛书能谙识。 发交澳夷或有谙识。 商等再三询诘， 坚称如前。 缘奉谕饬， 理合据实禀复。①虽然香山县令一催再催， 澳门理事官无可奈何， 乃如实禀报：发来经本并非本国音语， 澳夷皆不认识， 现将各经本令天主教内玛诺将简明意义绎出， 并将原绎夷人玛诺番字一纸禀缴。 而玛诺也实事求是地报告： 若绎唐字， 此种经典十年也不彀。但彭昭麟仍然坚持：是该夷人本能翻绎， 惟虑拖延月日耳。 此案大宪立等入奏， 未便稽延。 兹捡出字迹无多之第二十二号小经一本， 合札发绎。 札到该夷目， 即将发来第二十二号小经一本， 饬令谙晓夷人之玛诺协同通事、 番书， 逐一翻绎唐字， 限四日内， 连发来小经原本， 一并禀缴本县， 以凭转缴。②翻译从未受过专业培训， 受到责怪甚至惩罚在所难免。 不过， 澳门葡人对翻译的需求主要在于与中国当局的交往以及帮① 《香山知县彭昭麟为翻译若亚敬所带经文事行理事官札（嘉庆十年闰六月初十， 1805年8月4日）》。② 《香山知县彭昭麟为翻译若亚敬所带经文事行理事官札（嘉庆十年闰六月廿六， 1805年 8月 20日）》。046

吴志良·悦读澳门助葡萄牙赴华使团的工作。 澳门内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 一向华洋分处共治， 澳门华人居民直接受香山县政府管治，“他们与澳门政府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接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葡人社会和华人社会进行沟通仅限于个人事务”。（《葡中关系背景下的中文翻译学校》）葡萄牙人19世纪下半叶实行殖民统治后， 未改华洋共处分治的格局。 他们试图将其政策延伸至华人社会。 为此， 开始将与华人社会相关的法例译成中文， 希望华人知悉。澳门《政府公报》初期全部以葡语出版， 1850年开始部分翻译成中文， 1857年至1872年间又完全停止刊登中文译文。1872年至1878年间， 所载中文资料寥寥无几。 1879年2月8日，“大西洋钦命澳门地扪暨所属地方总督施（CarlosEugeniaCorrêadaSilva）” 正式宣布：照得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华民， 应知澳门宪报刊印官出军令札谕章程各事， 惟华人庶乎均不识西洋文字， 凡是不翻译华字， 则华人不得而知。 又查近澳之英国属地香港， 凡有印出宪报， 皆译华字， 以所属华人得知。 是以本总督定意举行于左：自今以后， 澳门宪报要用大西洋及中国二样文字颁行， 由翻译官公所译华文校对办理， 并正翻译官画押为凭。事实上并无“凡有印出宪报， 皆译华字” 之情事， 开始只是少部分法例译成中文， 往后刊登的中文文献尽管有所增加，且自1989年6月起， 第11/89/M号法令首次为提升中文地位创造了条件， 规定所有的法律必须同时以葡文和中文公布， 但直到047

澳门文学丛书1992年中文正式成为官方语言前， 澳门《政府公报》仅目录全译， 正文仍是部分翻译发表。此外， 还规定“以西洋文、 华文颁行者， 遇有辩论之处，仍以西洋文为正也” （此语在不同时期的行文略有出入， 但意思未变）。 换言之， 当两个文本出现分歧的时候， 仍以葡文本的解释为准。 有趣的是， 华人对此却不以为然。 直到回归日近， 才将“中文官方化” 列入过渡期三大任务之一。 也是在此一时期， 翻译大派用场， 亦大显身手。 此乃后话。可能正是这种似通非通、 半通不通的交流状态， 使得澳门在中葡政治角力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下来， 从而创造了这个“人类文明的实验室”， 构筑了澳门独特的人文风景， 成就了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葡政治行政交往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 在文化上， 也有不少事迹， 许多文人骚客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汤显祖不仅是最早为澳门留下诗文的儒生之一， 还是一位最早跟“西来和尚”深入交谈的人士。 在端州， 他与“西域两生破佛之义”， 跟耶稣会来华第一人利玛窦（MatteoRicci）谈文论道， 传为美谈：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正似端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048

吴志良·悦读澳门至今为止， 无人知道汤、 利两君是如何交谈的， 是什么人在翻译， 但我们相信， 他们的确有过交流。中国最早皈依天主教的人士之一吴历自北南下， 越梅岭、 过香山、 抵澳门， 准备远赴罗马， 未果。 但他留下的一首诗生动微妙地刻画出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欲通难通、 不通还通的有趣状态：灯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视更难穷。这一道风景线，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风景线， 也是不同族群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交往自然形成的风景线。 纵观澳门历史，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 翻译都未受过正规的培训， 更谈不上职业翻译， 但这并未妨碍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的人之间的思想交流。换言之， 只要我们有善意， 语言不是障碍、 不是鸿沟， 而我们这些做翻译的人， 只是一个协助者。 在这个意义上， 不论在何种环境下， 也无论水平高低、 能力大小、 翻译文本是否忠实于原文， 翻译都不可能做叛徒， 只会做使者， 也应该是使者。让我借东樵山人释迹删（1637—1722年）在《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的一句诗来作结：“番童久住谙华语， 婴母初来学音。” 这句诗， 不仅真实反映了“人之初， 性本善” 的本质， 更透彻地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心灵原本是相通的。 人性与心灵的相通，自然也化解了语言之间的隔阂。 作为使者的翻译， 则可以更加轻松愉快。 事实上， 澳门的翻译即使不轻松， 也过得很写意。2010.11.12049

澳门文学丛书庐山真面目在澳门， 想学葡萄牙语的人很多， 在学葡萄牙语的人也不少。 教育暨青年司、 东方葡萄牙学会、 澳门大学以及其他多个公共机构不断举办葡文班， 但大部分学员浅尝辄止， 只有一些能坚持不懈、 持之以恒， 可以熟练掌握和应用葡萄牙语。 因此， 学会葡萄牙语的人不多， 精通葡萄牙语的人更少。 时至今日， 我们还每天在抱怨中葡双语人才不足。应该承认， 踊跃学习贾梅士语言的风气， 只是近十年才形成。 虽然动机不一， 但从整体上值得鼓励。 政府和民间多年来均在呼吁， 也采取具体的措施予以配合和推动， 可效果并不显著， 原因何在呢？依我们看， 葡萄牙语在澳门存在四百多年而未能扎根生长， 是华洋长期共处分治的状况造成的。 管理当局既不注意向华人社会推广“官话”， 绝大多数华人也不关心重视， 熟习者寥寥无几。 倒是一些土生人士或长期居澳的葡人， 迫于日常生活所需， 学会了一点广东话， 方便与华人相处。 而更高一层的交流——官民沟通， 则往往是通过屈指可数的几个翻译通传的。1979年中葡建交， 澳门政治地位明朗化。 1987年 《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 澳门进入过渡期， 治澳人才（包括双语人才）的培训日益迫切， 青年人学习葡文的热情也趋于高涨。 可是， 直至199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颁布， 澳门踏入后过渡期，双语精英无论在社会上还是政府机关里仍然屈指可数， 离实际050

吴志良·悦读澳门需要相去甚远。 这就不能不从技术层面上去探个究竟了。我们认为， 葡语推广不力有两个技术性问题： 一是澳门葡语教学一直依赖于对华人文化和汉语不甚了解的葡籍教师， 而这些教师往往流动性极大， 无法总结出一套适合华人且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从而也缺乏一本对澳门华人真正适用的教材;二是缺乏一批包括中葡、 葡中词典在内的实用参考书。政府与教会都曾为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编辑出版葡语初阶教材， 但仍未能完全照顾到学生的实际困难和需要。 若干年前澳门文化学会出版了《基础葡萄牙语教程》， 尽管以大学专业学生为对象， 但可以说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字典方面， 大多学生仍在使用澳门官印局出版的《葡中字典》和《中葡字典》，也有人使用台湾出版的从英葡字典翻译过来的《葡中字典》， 这几本工具书， 都不够准确、 标准和规范。 今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葡汉词典》， 虽嫌过于简明， 但却弥补了上述之不足和缺陷， 参考价值较大。可是， 学葡语的其他中文参考书至今仍凤毛麟角， 没有一本像样的语法书， 也没有人教写应用文。 我的葡语启蒙老师赵鸿玲女士的这本《葡文书信》， 正好填补了一个空白。 赵老师从事葡语教学十数年， 积聚了丰富的教学经验。 她近年在澳门工作， 对澳门的情况也较为熟悉。 编写 《葡文书信》虽较仓促，难以面面俱到， 但不失为一本抛砖引玉的基础工具书， 不但对葡语学生， 而且对葡语工作者， 都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我们期望更多的这类书籍面世， 为提高澳门葡语教学水平， 培养一大批中葡双语精英创造更好的条件。（《葡文书信》编后记）1994.8.16.051

澳门文学丛书香山濠镜辨光芒在人类文明进入知识型经济和资讯化时代的今天， 全球视野下的地方性知识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一方面，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人类生活的许多行为规范、 标准和制度迅速趋同化， 以适应与日俱增的效率要求； 随着交通通讯的发达， 人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甚至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日益相近。 另一方面， 面对被同化的威胁， 反趋同化的呼声亦越来越强烈， 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民族和文化无不努力强化地方性特色， 强调本土传统价值， 试图突出与众不同之处， 增加比较优势， 提高自身的生存和竞争能力。正是在此大背景下， 经过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华大地一反历史传统， 不同省市纷纷挖掘地方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资源，凸显比较优势， 提出创建文化大省、 文化大市的愿景和蓝图。这既是在经济全球化、 世界趋同化形势下寻求发展比较优势的一种应对策略，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增长点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向， 体现了经济逐渐从粗放型走向精细化的走势， 折射出人们对文化和创新的重新认识和高度重视。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 当经济增长到某一阶段， 会从052

吴志良·悦读澳门前期的投资主导型转往以发明创造为主导的更高层次， 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创新才能够增强竞争力， 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而创新是一种心理状态， 需要发自内心的动机和长期养成的特有素质， 与社会文化环境息息相关。 推动文化发展， 重视文化对创新的作用， 营造一个利于创新的良好文化环境， 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这种认识上的进步， 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关怀， 推动了文化建设。然而， 文化是一个十分难以明确定义的概念， 根据《辞海》，从广义上讲， 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上讲， 指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大英百科全书》则认为， 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各种表现， 诸如语言、 文字、 观念、 信念、 习惯、 礼教、 风俗、 用具、 技巧、 艺术、 仪式和礼节等。 吉尔兹（CliffordGeertz）一派的观点认为， 文化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 即文化就是人们自己编织并且生活在其中的“意义之网”。 人们通过象征形式来表达观念，“沟通、 延续和发展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和知识”。 这些观念、 态度和知识在一个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传统， 是经验之物， 社会早期的经验尤为重要。 文化的精神，便体现在贯穿于其中、 隐而不彰却又一以贯之的传统里面。传统会创新、 转化， 也可能被重新解读、 诠释， 但其核心价值世代相传， 不会轻易改变， 更不会无故断裂。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把文化概念理解为一种地方性知识， 地域可大可小， 在国际范围， 可能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在一国之内， 则可以是一个省、 一个市甚至一个镇、 一个乡村。 这样，通过建立可比较的参照系， 一国、 一区、 一地制订发展和巩固文化策略的可行路径选择， 自然地落到致力挖掘地域性传统和地方性特点上。053

澳门文学丛书实际上， 文化也是在种族、 环境、 时代的系统中发生、 发展的。 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F.Braudel）的研究表明， 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影响至深； 而英国史学家汤因比（A.Toynbee）在比较不同的文明兴衰史后， 则得出决定一种文明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如何回应外在环境挑战的结论。 的确，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 自然地理之地貌、 地形、 气候、 植被、 土壤、 动物等， 对人文景观有决定性的影响， 也创造了不同地域中人们的不同性格和心理素质， 形成不同的地域型文化。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一样， 不仅有时代差异， 也有地域差别， 大致可以分为八大区域： 即东北文化、 陕甘华夏文化、 中原京派文化、 江浙海派文化、 江汉楚文化、 四川巴蜀文化、 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 南粤岭南文化等。 但长期以来， 我们更多的是强调文化的同一性、 向心力、 凝聚力， 而忽视了其多样性、 差异性。 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中就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被广泛用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 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 又有其地区差异， 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演变历程也说明， 地区差异非但没有削弱我国文化的生命力、 凝聚力和向心力， 相反， 文化的开放性、 包容性、 多样性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内涵， 大大增强了其生命力以及应对外来冲击的能力， 并形成“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的独特品格和优良传统。 在开放改革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 丰富多彩、 兼收并蓄且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文化是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力武器， 也是可持续高速、 均衡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宝贵财富。 走在开放改革前沿的广东省， 多年前便旗帜鲜明地提出研究开发“岭南文化”， 希望从中挖掘思想和理054

吴志良·悦读澳门论资源， 推进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实践证明， 此一尝试是成功的， 成绩有目共睹。中山市率先倡导“香山文化”， 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 这不仅因为“香山文化” 不局限于中山市， 跳出了以行政区域划分地方文化的框框， 还因为香山文化与澳门有着割不断的特殊历史联系。二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 朝廷设立香山县， 从此，澳门纳入其管辖范围。 换言之， 澳门从开埠前四百年， 直至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 葡萄牙获“准永居管理澳门”， 一直是香山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为期长达七个多世纪。在1849年前， 香山县丞还长驻濠镜望厦村。 即使葡人在澳门实行殖民统治后， 澳门与香山仍水乳交融、 血肉相连， 商民交往极为密切。事实上， 澳门与香山一直融为一体， 从来没有分离过， 汤显祖的诗篇《香岙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便是明证。 屈大均称“广州诸舶口， 最是澳门雄”， 脍炙人口。 他在《广东新语》谈到澳门时， 最能说明与香山之关系：“自香山城南以往（一百）二十里， 一岭如莲茎。 逾岭而南， 至澳门则为莲叶。” 然“澳口东风未易寻， 莲茎关外大洋深” （罗天尺《题澳门图》）， 澳门面向茫茫大海， 如果没有香山腹地的滋养， 莲根何存， 莲叶何在？ 而吴历自北南下， 越梅岭、 过香山、 抵澳门， 准备远赴罗马， 未果。 但他留下的一首诗“西征未遂意如何， 滞岙冬春两候过。 明日香山重问渡， 海边岭去水程多”， 则生动巧妙地刻画出岭南、 香山、 澳门的文化内在联系， 如实真切地描绘了中055

澳门文学丛书华文化对外开放的路线图。 没有中华文化， 哪来岭南文化？ 没有岭南文化， 哪来香山文化？ 没有香山文化， 哪来澳门文化？何以西征？ 正如清代香山籍人李珠光访澳后诗言： “一邦如父母， 万国此车同。” 而顺德籍人廖赤麟以诗词留下的澳门印象：“一角天开航海径， 果然无外是中华”， 也充分体现了澳门与祖国血脉相连的关系。 另一方面， 澳门的开放， 又促进了香山、岭南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对外开放及其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为祖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由此可见， 澳门在香山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香山濠镜开埠， 既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 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肇端。 15世纪， 世界近代史开始， 葡萄牙一马当先开通贯穿欧亚大陆的新航路， 前来东方， 寻找黄金和香料，继攻占印度果阿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后， 来到中国东南沿海， 要求通商， 不果。 其后， 在粤、 浙、 闽沿海亦盗亦商三十余年。 明朝当局经慎重权衡利弊， 开放澳门， 默许葡人上岸贸易，“以澳门为屏障， 资贸易养兵饷”， 葡人遂得以于16世纪中叶据居澳门。 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曰： 葡萄牙人“立埠于澳门， 实为泰西通市之始”。 从此，“濠镜由来荒僻滨， 今成戎蛮贸易津”（冯公亮《澳门歌》）， 澳门成为南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商贸港口以及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重要通道， 成为中国近代史、 特别是中外交通史发展的重要前沿阵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澳门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唯一一扇视窗， 从汤显祖、 吴历、 徐光启到林则徐、 郑观应、 康有为、 梁启超、 孙中山， 都在澳门留下了足迹， 在澳门得到启示。 另一方面， 从利玛窦（MatteoRicci）到马礼逊（RobertMorrison），无不利用澳门这道桥梁， 将西方文化引介到中原大地， 将中华056

吴志良·悦读澳门文化宣扬至西方。 澳门这弹丸之地， 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又是中外思想文化交汇的试验地， 在中国历史上扮演过不可取代的大角色。尽管华洋杂处、 中西并存， 但自开埠至19世纪， 澳门半岛的面积只有方圆数里， 人口也只有数千至数万。 这种小规模的社会， 为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提供了可能， 也为社会交往建立必要的相互容忍、 尊重、 信任、 理解、 谅解、 合作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小规模社会早期人与人之间日常生活中密切交往而形成的价值、 观念、 知识、 规范、 共同利益， 亦为后来移居者接受， 成为传统且得以世代承继， 流传至今。 许多学者都认为，澳门今天不同族群和谐与共的特性， 与其早期的社区生活经验紧密相关。历史上， 澳门是一个移民社会， 生存为居民的首要考虑，居民间相互忍让、 谅解、 息事宁人是确保生存的前提。 正如东樵山人释迹删在《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所言，“但得安居便死心”。 郑观应在《澳门感事》中更深刻描绘了澳门社会价值多元的巨大包容性：“华人神诞喜燃炮， 葡人礼拜例敲钟。 华葡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葡人远道而至， 亦能大致恭顺守法， 尊重中华礼仪。 康熙年间与另一位内阁大学士石柱巡视粤闽沿海的杜臻在《香山澳》一诗中云， 葡萄牙人“自言慕义来中夏， 天朝雨露真无私。 世世沐浴圣人化， 坚守臣节誓不移”。 所以， 在鸦片战争前， 澳门社会实行的是共处分治的治理模式， 即华人社群由香山县政府管治， 葡人社群则在尊重中国主权和治权的大原则下享有相当的内部自治权， 除非重大政治、 法律事务， 明清政府对葡人的自治一般不进行干涉； 鸦片战争后， 葡人“势渐致狂纵”（潘鸣球《游澳门有感陈给谏借濠镜与西洋事》）， 企图将管治权延伸至华人社群， 试图破坏中华057

澳门文学丛书文化在澳门的传统， 但在国人的大力声援（如19世纪末香山的勘界维持会护疆保国的持续群众性运动）和澳门爱国同胞的坚决抵制下， 不得要领， 亦力有不逮。 这样， 共处分治的治理模式大致得以维持， 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 不同习俗的居民基本上可以一如既往相安无事， 不同族群可以各自发展。历史上， 澳门是一个商业港口， 又是一座边缘小城， 离权力中心很遥远， 受国内政治动荡、 社会变迁的影响也比较少。在澳门， 无论是中华文化传统还是葡萄牙文化传统， 抑或其他民族文化传统， 都可以偏安一隅， 不受太大的冲击， 几近与世无争。 而中葡这两种文化传统都具备的重道德伦理、 重情重理轻法、 重集体轻个人的特征， 在澳门可以充分根植生长。 澳门虽然一直是中葡关系的中心议题， 但17世纪后葡萄牙帝国日渐衰弱， 中葡关系并无重大的实际利益。 鸦片战争前， 缺乏重大冲突的导因； 鸦片战争后， 虽偶有冲突， 但终能化解， 且其时中外关系的焦点已经转往香港， 澳门被淡忘了， 其后的战火也没有蔓延至澳门。 这样， 澳门得以长期保持比较安定、 祥和、宁静、 有序的社会环境。由于社会生活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价值、 规范具有很强的内聚力， 社会结构具有较高的透明度， 居民对社会环境的熟悉程度和处理社会事务的责任感也很高， 信任文化悄然形成。 在这种客观环境下， 没有你死我活的争夺， 仇恨为仁爱所融化； 没有非黑即白的对立， 二元为多元所取代； 没有茶杯里的风波， 争议被理解所消弭。 澳门虽小， 胸襟很宽； 人口不多， 但信任合作， 从而形成澳门的文化传统： 族群和谐、 文化融洽、 价值多元、 人性包容、 利益一体， 为澳门文化“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提供了空间， 为澳门社会的和谐安定奠定了基058

吴志良·悦读澳门础。 澳门历史城区之所以能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就是因为她活生生地展现了澳门文化古今同在、 中西并存、“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历史传统， 而此一传统虽然是澳门这个小城市的独特历史经验， 但对当今因经济利益或宗教信仰而充满冲突和不安的世界， 却是宝贵而珍稀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 对人类文明发展具有普遍的价值和重要的借鉴意义。不过， 值得指出的是， 20世纪70年代澳门经济开始加速增长，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 特别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 主权与治权合一， 在“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澳人治澳” 的原则下， 澳门居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急速提升， 政治、 社会关系和结构产生了快速的变化； 而2002年博彩业开放后大量外资的进入， 适逢“自由行” 政策的推行， 经济高速增长， 不仅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人的观念也在快速转变中。从半开放到全面开放、 从低度竞争到高度竞争、 从低度发展到高度发展、 从传统到现代， 全球的、 区域的、 国家的、 地方的环境变动， 种种因素， 一方面为澳门的发展和现代化带来新的契机和动力， 另一方面， 也不可避免地冲击澳门文化原有的传统价值， 冲击澳门社会原有的和谐格局， 驱动澳门文化从低度和谐走向高度和谐。 在此过程中， 更应该尽可能地保存、 传承和弘扬“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相容并包的传统， 深入研究开发地方性知识所包含的思想资源， 为澳门新时期的开放改革和现代化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亦为后人观察和探讨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如何共存共生保存一扇视窗，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保留一方净土。059

澳门文学丛书三回顾历史、 重温传统， 是为了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 以中华文化为主体、 多元和谐发展的澳门文化， 既有传统的历史底蕴， 又有现代的创新精神， 贯穿其中的是开放、 包容的性格。这些品质和特征， 都是全球化视野下我们的地方性知识所拥有的基本内涵， 也是知识经济社会中寻求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回归后几年来的跨越式发展， 澳门已进入百年未遇之变局。 在此变局中， 大力研究、 开发和强化地方性知识， 充分认识和弘扬其核心价值， 是进一步推进新时期改革开放事业的必由之路。正如前述， 地方性知识是一个文化概念， 文化对创新具有关键的作用。 而“香山文化” 的提出， 不仅为澳门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也为势在必行的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如果说，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香山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 那么， 澳门文化则是香山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中山、 珠海、 澳门三地联手共同发展“香山文化”， 既可以大大丰富岭南文化、 中华文化的内涵，促进我国文化的创新和现代化， 更好地抗衡世界趋同化， 增加比较优势， 增强我们迎接全球化挑战的能力， 又可以打造极具地方色彩的“香山文化” 品牌， 以本土传统文化的资源激发我们的创意和想象力， 对内寻求更加密切有效的区域合作， 对外携手并肩参与更大范围的区域竞争， 共同促进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进步。岭南在历史上一向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香山又一直是岭南对外交流的前线， 因此， 香山文化应该义不容辞地为祖国060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文化创新作出新贡献。 要做到这点， 尚需三地以及国内外所有关心香山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 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香山文化的肯定和认同， 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香山文化” 提出后，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科学地厘定“香山文化”的概念， 怎样系统整理档案文献史料和如何进行研究， 从而建立一个科学、 系统、 客观而独具一格的研究体系。 在此过程中， 我们必须坚持开放、 包容、 创新的原则。 香山文化应该是开放的， 不仅要在地域上开放， 在研究人员、 研究方法上也要开放创新。 香山文化的研究不应该停留在学术层面， 不仅需要史学家、 文学家、 艺术家的全情投入， 还需要企业家、 传媒界以及全社会的积极参与， 多做推广普及工作， 唤起民众对乡土文化的关注和热爱， 增强归属感、 参与感和向心力、 凝聚力。只有这样， 香山文化的旗号才能打响， 才能得到所有香山人的认同， 才能为中华文化的复兴、 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力量。2006.9.22061

澳门文学丛书以全球史视野深入解读澳门历史澳门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 也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见证人。 始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欧洲航海扩张活动， 在澳门找到了与中国的恒久契合点， 明代中叶以来， 澳门也因此成为了南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商贸港口和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重要通道， 成为了近代中国对接西方世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这个港口， 北接日本长崎， 使中日贸易得以延绵； 西往印度果亚， 使中欧水路得以贯通； 南向菲律宾马尼拉转往墨西哥， 令天朝帝国和东南亚的交往更加畅顺并与美洲建立了联系。 这三条澳门贸易生命线， 实际上就是中国参与早期全球化的航线， 也是明清时期中国贡献给世界的路线图。 这些贡献，包括拓荒开发美洲的血泪斑斑的苦力。 多年前， 我有幸和钱乘旦教授在上海秉烛夜谈， 不停地围绕着一个问题在讨论： 为什么在当今全球化著作和理论中， 中国的角色无足轻重？ 何况，西方人是因为寻求东方财富或向往中国文明而来的？ 澳门呢？我们都知道， 澳门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一个节点或中转站， 更是当时世界贸易的中枢， 怎么却被人抛诸脑后了？这条通道， 促成了汤显祖和利玛窦的对话， 方便了以利玛窦、 马礼逊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当代文明引入中原大地， 将中华古典文化引向西方世界， 为往后东西方两个世界的交流往来打下了基础； 这条通道， 为中国和梵蒂冈所认062

吴志良·悦读澳门可， 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礼仪之争导致的中西文化首次大规模、 全方位的冲撞。 我们在想， 如果当年康熙皇帝和罗马教廷充分利用澳门这座桥梁， 调解各方、 特别是欧洲诸国和天主教诸会团在华利益的争夺， 礼仪之争的方向会不会有所改变？ 礼仪之争之后的中西交流是否可以不突然中止？ 而礼仪之争的结局如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 鸦片战争可以避免或不那么惨烈吗？这个基地， 孕育和孵化了中西文化初遇、 初识的交往基因， 为后来大规模、 全方位的交流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这个基地， 令吴渔山、 徐光启、 林则徐、 魏源、 郑观应、 容闳、 梁启超、 孙中山等有机会接触西学、 受到西学的启迪， 成为中国文化史、 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更重要的是， 澳门“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社会环境， 铸造了一个人类文明的实验室： 中葡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居民， 虽然思想、 文化、 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 风俗习惯差异甚大， 却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共同和谐生活数个世纪而不发生重大冲突， 塑造了“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壮丽人文景观， 创造出不同文明交汇融合、 和平共处的典范。 这一切， 如果不是澳门历史城区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又有多少人关注呢？ 如果我们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和研究， 并充分利用这个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 澳门是否可以再次为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 不应该提出那么多“如果”。 我们想强调的， 是澳门历史的意义； 我们想呼吁的， 是对澳门的历史功能和作用的重视。 研究澳门历史， 不仅要放在香山、 岭南的背景中来进行， 更要放在中国、 世界视野中来展开。 也只有这样， 澳门的历史价值才能显露， 澳门的历史意义才能张扬，063

澳门文学丛书澳门的历史作用方能发挥。 经过多年的努力， 明史、 清史学界已经意识到澳门史对深化细化明史、 清史研究的意义， 令人欣慰的是， 世界史学界也对此开始关注。“全球史视野与澳门史研究” 项目的开展及其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隆重地为此拉开了序幕。 我们期望， 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以全球史视野深入解读澳门历史， 携手将澳门史研究提升至一个全新的高度， 令澳门的文化形象更加鲜明夺目。（在“全球史视野与澳门史研究”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10.3.20064

吴志良·悦读澳门全球视野和地方知识一如火如荼的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既将我们卷入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之中， 又激起了人们重建地方性知识的渴求。 在当今社会， 缺乏全球视野， 不可能行得高远； 没有地方性知识， 则不可能走得稳固。 时至今日， 全球视野和地方知识已经互为基本、 互为因果、 互动共存、 缺一不可了。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居民长期在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和形成的传统， 也就是本土文化， 是一个地区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 按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定义， 文化包含了意义、 象征、 价值观和观念：“一种意义落实于象征， 透过历史来传承的模式， 也就是一套继承而来的观念， 人们透过象征形式来表达这套观念， 借此沟通、 延续或发展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和知识。”由此观之， 我们生活所在城市的一条条街道和一座座建筑物， 看似平常， 却都包含着特殊的意义， 都有所象征， 都蕴含了澳门世代居民的价值和观念。 这一切，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特有的历史、 传统和文化， 代表着我们社区的精神﹐ 折射出这个城市的灵魂﹐ 是澳门社会得以延续发展的动力。因此， 在澳门快速步入国际化轨道、 直接面临全球化挑战065

澳门文学丛书的今天， 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如何加紧构建地方性知识及其解释体系以及促进本土文化与全球化的相互联系和良性互动的问题： 一方面， 我们必须加紧本土文化建设﹐ 在全球化汹涌的浪潮中保持自身的特色， 弘扬自身的传统； 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在构建地方性知识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全球化的特殊背景和巨大影响， 并努力促成本土文化与全球化的顺利接轨和协调发展， 否则， 可持续发展便无以为继。所幸的是， 正当小城打开半敞的大门拥抱国际化之时， 我们见证了《澳门街道的故事》的问世； 正当我们忧虑历史的澳门是否会被现代的澳门所遮蔽之际， 林发钦老师又送来他带领和指导培道中学学生编写的姐妹篇《澳门历史建筑的故事》的清样， 并嘱我作序。 从这两部著作中， 我们发现了一条构建地方性知识的可行路径， 加强了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信心； 从这两部著作中， 我们不仅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 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新希望， 欢喜之余， 不无感慨， 乃欣然应允， 写些感想， 聊备一格。二澳门是一个小地方， 成为港口城市的历史也不算很长。 然而， 我们并没有因为她规模细小而将她看透看彻， 也没有因为她的城市史只有数百年而将她读通读懂。 此一迷惘， 既困扰着历史学界， 也疑惑着许多市民。究其原因， 一是澳门一直游离于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 且长期生活在殖民管治之下， 澳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和描述为中葡关系史， 澳门内部社会的嬗变受到极大的忽视， 历史的主体性未能得到应有的构建； 二是历史编撰中缺乏鲜明的主066

吴志良·悦读澳门体性所导致的模糊状态， 正是历史上澳门的生存之道， 无论是中葡政府还是华洋居民， 除非在主权纷争或政治冲突的特别时期， 都不愿意揭破历史的面纱， 将模糊状态清晰化， 因而产生了许多误区， 形成一个又一个谜团； 三是本土学术研究起步比较晚， 澳门历史的论述和“话语权” 基本上由外部主导， 其解释体系缺乏本土视角和自主性， 已有大部分史学成果因此未能得到澳门居民的普遍接受和认可。 或许， 这些还是澳门未能编写本土历史教材和设置本地历史课程、 市民对澳门历史缺乏了解的主要原因。正是澳门历史发展历程中特有的朦胧状态， 掩盖了许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而澳门历史研究起源和兴盛于中葡有关澳门主权和治权纷争之时的特殊背景， 又产生了许多似是而非、 充满意识形态和感情色彩且针锋相对的解释， 从而不仅增加了当今历史学者还原历史本真的难度， 更使得普通大众对澳门历史有如坠雾中的感觉。这种状况， 如果说在回归之前尚情有可原， 那么， 在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已经圆满解决、 特别行政区已经成立多年的今天， 在澳门社会已经回复平静和谐的今天， 是不应当继续存在的， 同时也令人难以理解。 况且， 澳门特区居民正在围绕《基本法》“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 的方针建设一个共同体， 更需要抛弃历史的包袱和思想的枷锁， 拨开迷雾、 拨乱反正， 客观理性地看待历史和研究历史问题， 以平常心态实事求是地理清历史演变的脉胳， 正确地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 科学地重构集体记忆， 努力增强不同族群、 不同阶层市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欲， 否则， 我们将很难全面达成共同的目标。067

澳门文学丛书三这样， 我们便面临三个“历史” 任务： 一是正本清源， 确认历史的主体性； 二是清除模糊状态， 回复历史原貌； 三是构建自主的澳门史解释体系。 换言之， 我们需要以客观、 理性、科学、 求实的态度和澳门人特有的宽宏包容精神解答三个问题： 首先， 澳门历史是由什么人创造的， 即其集体记忆中的“集体” 是指哪些人？ 其次， 澳门历史中哪些事件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回避、 隐瞒或扭曲， 将如何还原？ 第三， 澳门历史在相当长时间里由非本地居民以移植的理论框架来解读， 而且这些带有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陈说影响甚广， 如今我们怎样从外部维度转向内部视角， 从先入为主走向实事求是， 寻找一条可行的理论路径， 以建立一个属于澳门人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要解决上述三个问题， 不可避免地要以一种新思维、 新方法去解构和重构澳门历史。 此一工作， 不仅需要本土视角， 需要将研究主体从中葡关系史转向澳门内部社会的演变， 而且更加需要本地学者的积极参与。 对此， 澳门史学界近年已有所关注和讨论， 且部分史学者已经身体力行， 展开初步的尝试。 然而，这三大任务不是几个史学研究者可以独力承担的， 需要一大批研究人员携手合作、 共同努力才能完成， 需要有意识、 有组织、踏踏实实地在不同层次以多种形式开展具体的计划来配合。令人高兴和欣慰的是， 正在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的林发钦老师不仅“师而化之”， 更“推而行之”， 动员和带领他的学生， 有系统地开展此一文化工程， 并在短时间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继《澳门街道的故事》之后， 又编写了本书——《澳门历史建筑的故事》。068

吴志良·悦读澳门看着这两部图文并茂的书稿， 作为历史研究者， 我要向林老师致敬； 作为市民， 我要向林老师表示感谢。 林老师带领他的学生， 走遍大街小巷， 近观历史建筑， 并且细阅各种档案文献， 认真考察、 小心查证， 以澳门人自己独有的触觉和视角，用心对“澳门街” 的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进行了系统翔实的描写， 细述小城的故事， 细说澳门人的情怀， 细腻生动地勾画出澳门城市演变的轨迹， 细微如实地重构澳门人的集体记忆， 以建筑文物为纲， 以历史事实为要， 栩栩如生地将创造历史的人群重塑出来。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 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历史文化调研的工作， 更是一个人才培养的工程。 在此一过程中， 师生们教学相长， 摸索出一套有效的乡土历史教学法， 一批学生培养出对本土历史的浓厚兴趣并得到了很好的理论培训和实践经验。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部著作， 我们还看到一批小历史学家脱颖而出， 看到澳门历史研究后继有人， 令人欢欣鼓舞。 林老师的表率行动， 充分体现出一位历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本土关怀、 学术责任和社会承担， 值得我们学习。当然， 更令人骄傲的是他的学生， 也就是这两本书的小作者们。 他们身临其境地进入澳门历史的细部， 进入内部社会的深层， 用神去探索澳门历史的奥秘， 用心去领略澳门城市的魅力， 然后以朴实无华又充满本土情怀的笔调， 向世人娓娓道出他们的所见、 所闻、 所读、 所思， 生动展示我们这座迷人城市的风采神韵， 以实际行动来构建地方性知识和自己的解释体系。 他们不仅在恢复澳门历史的原貌， 他们更在传承和创造历史。 他们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成果， 不仅部分解答了上述三个问题， 还充分反映了新一代主人翁严谨的求知态度和深厚的本土意识， 令人看到本土文化建设的曙光。 我衷心祝愿他们茁壮成长、 早日成才， 为全面完成澳门历史研究的三大任务创造更好069

澳门文学丛书的条件， 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结束本文之前， 我还期望林发钦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再接再厉， 在已有两本书的基础上编写一部《澳门人的故事》， 更加期望越来越多的人士像他们那样， 积极投入挖掘、 整理和研究本土历史文化的工作并结出丰硕的成果， 早日构建起澳门的地方性知识及其自主的解释体系， 令其历史文化城市的形象更加立体、 丰满和牢靠， 令我们的城市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至于丢失自我， 也令我们更具信心， 在走向国际化的征途中可以理直气壮地维护和弘扬自己的传统， 毫无畏惧地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澳门历史建筑的故事》序）2005.6.20070

吴志良·悦读澳门作为本土知识体系而构建的澳门学四分之一世纪前， 澳门多位有识之士首次提出澳门学的概念。 当时， 港澳回归祖国问题已经列入中国的政治议程，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的轮廓也大致显露， 但不可否认， 无论是内地人还是港澳居民， 对港、 澳社会都缺乏学理上的系统、 全面、 客观认识， 在此一背景下， 香港学、 澳门学的概念应运而生。主观上， 香港学、 澳门学的倡导者希望从学理上研究和解释港、 澳社会， 梳理不同阶层对港澳回归祖国的意见和建议，增加内地和港澳居民之间的互相了解与信任， 为港、 澳顺利过渡回归和“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政策的制定提供知识支援， 但客观上， 为构建港、 澳地区本土知识体系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四分之一世纪后回头看， 如果当时我们有足够的识见顺势构建港、 澳地区本土知识体系， 港澳回归之路可能会更加平坦， 港澳特区的创建也可以少一点曲折。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我们相信， 对本土知识的充分了解， 能够协助我们确切认识从哪儿来、 在哪里、 往何处去这些关键性问题， 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可以更加清晰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的高度， 可以更加清楚当家做主的内涵， 一句话， 理性、 正确地找到一条应该走的道路。本土知识（indigenousknowledge）引起人们的重视， 始于071

澳门文学丛书20世纪70年代末， 在某种意义上， 是后殖民的产物。 多位学者指出， 所谓本土知识， 乃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生存、 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 具有自己独特内容与形式的知识体系， 为本土人民所共同分享的知识， 是本土人民的“智力财富”。“本土知识是地方性知识——一种某一文化或社会所独享的知识。 本土知识与通过大学与研究机构所产生的国际知识体系相区别。” 石中英在 《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一文中， 将本土知识定义为： 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 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 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 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 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恰好在20世纪80年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内在发展（endogenousdevelopment）， 以区别于传统上过分依赖外在因素的发展模式。 内在发展强调， 如果发展是为了实现本土人民的愿望， 那它就不可能模仿任何一个外部的模式， 必须采用本土人民自主选择的目标和方法， 一句话， 必须走自己的路。 而内在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要素， 便是本土知识。由此可见， 香港学、 澳门学概念的提出， 既有中国的背景， 也有国际的环境。 问题是， 当时我们无论对中国国情还是世界局势都缺乏足够的认识， 对本土知识体系的构思也十分模糊。 虽然说， 本土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在知识生产、 传播、 消费和辩护上， 有特定的文化时空， 但许多人忽略或忘记了， 港澳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 文化实体， 而是中国政治和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本土知识体系的构建既要考虑到这两个地区在殖民统治时期被压迫的因素及其地方性知识072

吴志良·悦读澳门被认可的程度， 更要放在中国的整体上考量。 然而， 时至今日， 我们认为， 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尚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认识， 为一国两制的实践造成了困扰和障碍。 从学理上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理所当然成为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作为本土知识体系而构建的香港学、 澳门学， 便是可行的路径， 也事在必行。澳门学的缘起和聚焦点是历史。 在相当意义上， 这是“本土知识的反抗”， 因为历史最能体现本土知识的特征。 众所周知， 澳门历史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葡两国在澳门历史、 特别是主权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和争议， 而澳门历史也一直有两个版本。 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 中葡两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自己的历史叙述， 争夺对历史的话语权。 回顾澳门历史二十多年的学术史， 我们不难发现， 历史叙述是如何从葡萄牙主导过渡到中国主导， 再演进到如今越来越本土化的叙述。 今天， 似乎没有人会质疑， 以本土视角解释的澳门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原貌， 否则， 我们无法解释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在弹丸之地和睦共处数百年的事实， 无法解释它们之间是如何对话、 沟通、 交汇的， 无法解释这个被人称为人类文明实验室的运作机制和生存模式， 也难以找到核心价值和力量源泉去维系和构建澳门这个多元并存的共同体。倡导澳门学， 主要目的不是令其成为一门显学。 事实上，它今天能进入高等学府的殿堂， 已经迈出了成为显学的第一步。 倡导澳门学的根本意义， 在于建立一个本土知识体系， 寻找内在发展的规律， 激发社会成员自主发展的创造力， 为文化多样性的合理性解释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路径。 在此基础上， 找出具普遍性意义、 有普世价值即科学、 客观的知识， 并073

澳门文学丛书将其上升为学术理论。 因此， 本土知识不仅仅是指特定的、 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 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 可以具有全球的意义。 反过来说， 所有知识寻根问底都是地方性的， 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 是经验的抽象。澳门学的问题、 概念、 命题、 范畴、 范式和理论解说， 相信在这次研讨会将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 澳门学也好、 澳门研究也好， 在相当长时期里一直处于业余和边缘状态， 不仅没有与社会科学诸学科有机紧密结合， 而且缺乏深度的田野学术工作， 各学科之间也很不平衡 ——要么就事论事， 既缺乏方法论的指导又没有理论的升华， 要么泛泛而论， 高谈普遍意义而缺乏实证的支撑， 跨学科研究更是近年才出现的现象。 当然， 我们不能否认前人的不懈努力和尝试， 相反， 我们应该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正是他们这代人在条件有限的时代里的无私追求和默默耕耘， 打下了澳门学的地基， 铺平了澳门学的路面， 使得我们今天终于可以踏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此一新台阶上， 我们应该看得更远、 更清， 而且必须将视野延展到中国、 亚洲和世界。 也只有这样， 才能开创新格局。 这一次研讨会是历史性的， 不仅汇聚了那么多学界精英， 也汇集了那么多学术机构； 不仅可以对澳门学进行一次全面的回顾， 也将对澳门学的发展进行令人期待的展望。 我们相信， 众志成城， 作为本土知识体系而构建的澳门学大厦的落成将为期不远。 在这座大厦里， 充满了我们的经验、 记忆、 知识、 智慧和精神力量。（在第一届“澳门学国际研讨会” 上的致辞）2010.4074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澳门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来的进步， 有目共睹， 在国内外学界也备受关注和赞赏。 澳门公共机构和社会团体联合外地研究力量， 不仅收集、 整理、 出版了大量的档案、 文献史料， 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为未来更深入、 全面、 系统的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 研究成果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 也令澳门历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跃， 特别在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拓展以及在诸多向来极具争议问题上学术观点的交集、 接近方面， 进展令人欣喜。 不过， 在我看来，澳门历史研究最值得称颂、 最值得骄傲、 最具深远意义的成就， 是澳门历史话语权的回归。众所周知， 澳门历史研究最早是围绕中葡主权、 治权之纷争而展开的， 因此， 从一开始， 历史研究就染上了极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中葡两国政治家、 史学家对澳门历史的叙事与解释长期存在巨大的分歧，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甚至南辕北辙， 澳门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也长期受限于政治史、 中葡外交史、 中外交通史的主线而无法转向本地社会内部演进的研究， 澳门本土知识体系及其解释体系一直无法形成， 换言之， 澳门历史的话语权犹如其外向型经济那样随波逐流， 一直为外部因素所主导。可喜的是， 随着本地史学研究队伍的成长及其研究成果的陆续问世， 特别是随着中葡解决历史遗留的澳门问题以及澳门回归祖国， 史学研究逐渐淡化民族主义色彩， 摆脱政治争拗的束075

澳门文学丛书缚， 聚焦于内部社会的自然演变。 虽然内部社会演变不可避免地也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但叙事的视角不可逆转地指向了内部社会。 这种转变， 是革命性的， 是历史性的。 无心插柳， 十年后，蓦然回首， 我们发现， 澳门历史的话语权也悄然回归了。这不仅是一件颇值得史学界高兴的事情， 也是一件值得社会高度关注的大事。 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澳门回归祖国乃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 特别行政区更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的伟大事业成功与否， 在于一个全新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 而新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稳定发展， 又在于政治叙述的有效塑造和核心价值的型塑和解说。 在此一过程中， 历史叙事及其话语权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因素， 也是任何一个从殖民状态走出来的国家或地区的必争之物。 符合规律、 客观的历史叙事， 是建立新国家、 新城市主流价值及增强国民、 市民自信自尊的根本， 直接影响家国观念的形成及其价值取向， 直接影响政治、 社会发展的走向。 从这十二年多特区相对平稳和谐的发展历程看， 我们走对了方向。 大方向对了， 原则性的纷争自然就少了。 为此， 作为历史学者，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 高兴地看到历史学界以自己的专业为特区建设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当然， 实现“一国两制” 伟大事业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前路还充满了挑战， 我们任重道远， 但义不容辞，我们有信心也有更好的条件继续贡献我们的力量。（在“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2年学术年会” 上的致辞）2012.9.9076

吴志良·悦读澳门横看成峰侧成岭澳门犹如一个虚拟的现实——葡人东来抵澳， 临时搭棚居住， 一住就住了四百多年； 要走了， 也是临时搭建场馆， 进行政权交接仪式。 仪式虽然简短得不到一小时， 但末代总督临别前设立以首位航行到达珠江口的葡人欧华利（JorgeAlvares）命名的基金会， 扰攘了多时， 至今余音缭绕。 这位第一个踏足中国土地的葡人， 主要来意是与华贸易， 赚取丰厚的利润， 连其译名也十分有趣： 欧华利。 不过， 他做梦也想不到， 数个世纪之后， 一个基金会竟然以他的名义在阿妈港补给， 打道回府声言要完成其未竟之事业。 可惜， 好像当年皮莱资（Tom Pires）进京朝贡寻求通商关系， 因棋差一着， 结果适得其反， 满盘皆落索。或许因为这样那样扑朔迷离且极富戏剧性的故事（hist rias），在中国地方史研究中， 澳门历史可能是令人着墨最多的， 也是最令人入迷、 扣人心弦的。 一方面， 澳门从侧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明清时期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及其对外交流和碰撞的基本过程； 另一方面， 澳门本身作为近数百年中西交通的重要港口和桥梁， 内部社会的演变居然双轨并行， 华洋社群虽然和平共处却基本上不互相往来， 而葡人社群及其内部自治又能在中华帝国体统管制和其他西方列强撞击的夹缝中维持生存发展， 令人称奇感叹。 这样一种特殊情况， 使得澳门的政治法律地位一直处于十分模糊、 不定的微妙状态， 澳门历史从其开埠、 葡人东来占居乃至其后城市发展、 社会演变、 葡人占领， 都077

澳门文学丛书令中葡学者产生极大的分歧， 尤其是主权、 治权问题引起争议后，中葡学者的立场观点更是各走极端，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针锋相对。人们常说， 历史是一门求真的科学。 史学鼓励人们怀疑传统观点的同时， 更希望我们相信历史的真实性和可知性。 尽管任何史学研究都要求历史学者理性客观和价值中立， 抛弃一切个人感情、 倾向和偏爱， 只在原始历史档案文献中寻找历史的真相， 重建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 恢复历史的原貌， 然而，“由于历史和历史证据对于一群人的认同感有关键性意义， 证据本身时常会变成争斗的焦点”。 也正因为求真取决于观察者的立足点， 而最关心澳门的观察者又属于不同民族和文化， 甚至长期以来听不懂对方所说， 看不懂对方所写， 澳门历史研究好像一早就掉进了后现代主义的怪圈里， 从始至终充满了认识论的相对主义和道德的相对主义， 便不足为奇。 所谓的求真也就不那么真了， 客观研究也就变得有些主观了。因此， 也有人说，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在特定环境下， 此言并非全无道理。 起码，“横看成峰侧成岭” 的情况经常在澳门历史研究中出现。 而一直在华洋共处分治下、 近一百多年来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生活的澳门人， 对澳门史“不识庐山真面目”， 更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历史造就一个民族， 历史与民族认同向来密切相连。 澳门回归了。 回归了的澳门， 应该有一部起码得到澳门人认同的历史， 否则， 我们很难真正建立起澳门人的独特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这样的想法， 似乎很理所当然， 也似乎很顺理成章。 至少， 我们已可以抛开沉重的历史包袱， 科学客观地进行史学研究， 对澳门开埠至葡人结束管治这段历史作出初步的评价， 更好地开拓走向未来的道路。 换言之，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 认识澳门历史， 而现在更是难得的时机。078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确， 我们目前具备的研究条件比任何时候都好。 一方面， 澳门顺利回归， 意味着一直困惑也是刺激澳门历史研究的所谓“澳门问题” 已经在政治上得到妥善解决， 敏感的政治因素已基本上消失； 另一方面， 近十多二十年来澳门历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近年在中葡两国、 特别是澳门本地的有关机构和学者的大力推动下， 澳门历史研究更是向纵深发展， 原始档案史料的挖掘、 整理和出版空前蓬勃。 然而， 我们必须承认， 澳门引起海内外学人的普遍关注， 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后， 澳门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从而带动本地历史研究的快速高质发展。 虽然这二十年、 尤其是近几年的研究成果， 无论从质和量来说， 都大大超越了前期和前人的水平，但水平尚待提高、 观点尚待更新、 领域尚待突破之处仍多。我们不能忘记， 早期进行的只是拓荒工作和基础工程。 在学术处女地上耕耘既难又易， 易的是取得较明显的成果， 难的是建立规范和传统。 因此， 我们认为， 澳门史学研究在现有基础上要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必须正视如下几个问题：一、 学理上的爬梳；二、 学术上的规范；三、 知识的增量；四、 视野的拓宽；五、 自由学术环境的建设。这些年来， 澳门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 但很多缺乏学理上的爬梳——研究路径的确立及其理论的提升， 也不够规范化。有的研究成果， 东抄西袭， 了无新意， 既不尊重他人研究成果，又于知识增量毫无帮助。 正因为此， 我们需要拓宽视野， 挖掘新材料， 以新思维、 新方法来拓展澳门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提高学术水平和层次， 并以此建设一个自由讨论的良好学术环境。 说实在的， 在低层次上翻来炒去， 非但于学术进步无助， 其中可能079

澳门文学丛书引起的恩恩怨怨， 对开拓宽松学术环境和空间亦无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金国平先生所作的研究便显得非比寻常。 他甘于寂寞， 十多年来沉心专注于故纸堆里， 利用常居葡萄牙和精通中葡双语的优势， 将档案馆和图书馆中许多连葡人都不爱看的原始资料进行细心研究、 整理、 翻译和注释， 再比照中文史料加以考证， 近年来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他的累累硕果， 不仅澄清了不少多年来因资料不尽不实而令澳门史学者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 为我们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方便了中文研究者， 令我们不必再转引或转述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中有关澳门早期历史的原始材料， 减少以讹传讹的错误。更令人振奋的是， 他的研究令葡萄牙史学者汗颜：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许多本国的资料竟是由一位中国学者发现的。金国平君是我的葡语老师， 又是我的挚友和合作者， 多年来亦师亦友的关系， 令我受益匪浅。 我对他的研究成果深表敬佩之余， 更感骄傲和自豪。 曾几何时， 我们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对西方学者说： 我们在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史研究领域所取得成果的水平、 深度和广度， 并不比你们落后。 如今， 在像金国平先生这样一批学者多年的努力下， 我们终于盼到了这么一天。实际上， 我们在掌握史料方面， 已经领先于西方学者了。 我想， 如果我们孜孜以求、 脚踏实地， 就可以在不久的将来总体上超越西方学者研究澳门的水平， 从而能够与他们在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真诚合作， 携手并肩开创澳门史研究的全新局面，并将我们对澳门历史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序）2000.7.3080

吴志良·悦读澳门回归本真， 亲近历史在五十余位专家、 学者的通力协作下， 经过长达四年的编撰， 《澳门史新编》终于出版面世了。 在各位的见证下， 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发行仪式， 隆重其事。 我们编辑出版这部书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叙述历史、 解释历史， 从推动学术发展的角度看， 也在创造历史。众所周知， 澳门是南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 也是中国历史上华洋共处分治时间最长的移民社会。 特殊的地理位置， 别样的开埠情境， 成就了澳门在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和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铸造了澳门在中西交流融汇激荡间波澜壮阔的历史。 然而， 从内部社会演变来看， 澳门历史始终体现出自然、 平和的发展特质， 脉络清晰。 可以说，澳门社会的本质是简单朴实的， 未见到太多的激情， 也没有巨大的悲情。遗憾的是， 基于中葡主权、 治权之争， 澳门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 加之澳门史研究的最初倡导者和主要力量并非来自澳门本土， 澳门历史因此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研究中争议时起、 分歧不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澳门内外的史学者开始在世界各地、 特别是中国和葡萄牙广泛关注和查阅原始档案文献， 收集、 整理、 出版了大量的翔实资料， 为恢复澳门历史的原貌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更为可喜的是， 近十多年间， 陆续涌现出一大批投身于澳门历081

澳门文学丛书史研究的优秀中青年学者， 他们充分利用已经整理出版的史料， 尽心竭力挖掘新的原始档案， 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展开对澳门历史的重新审视和考察， 推动澳门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成果令人瞩目， 一批又一批的澳门史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发行。在这一喜人的形势下， 编撰一部能够贴近澳门历史本真、客观反映最新研究水平的澳门史著作， 显得尤为重要。 在本地和海内外老中青澳门史研究者的热忱支持下， 澳门基金会从2005年开始筹备撰写《澳门史新编》， 希望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 对澳门历史进行全新的诠释， 重构概貌， 再现全景。 我们在构思这部书的时候， 开列了六十余个专题， 邀请了近七十位澳门史学者， 尝试以纵横相结合的方法， 将澳门历史沿革以及城市和社会生活， 全方位、 立体式地呈现给读者。在编撰过程中， 由于部分作者未能依约完稿， 现版《澳门史新编》未能完全契合原初的构思框架， 从而在系统性、 全面性和完整性方面有所缺憾， 但总体而言， 这次尝试是成功的：首先， 是第一次组织一个国际写作班子来编撰澳门史， 作者之多、 背景之广， 历史罕见。 五十余位作者中， 澳门本地、 内地及海外的分别占三分之一， 较为全面反映了澳门史研究力量的分布现状以及各方的立场、 观点。 从原始档案文献的使用情况来看， 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澳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大共识；第二，《澳门史新编》一改以往由非本地人主导话语权的状况，作者群的结构有利于对澳门史的解释确定比较公正和均衡的立场， 也为建立澳门历史新的解释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始终认为， 一个地区、 一座城市的历史是由当地居民所创造的， 也唯有通过当地居民的讲述与阐释， 历史才更具本真性， 更有亲切感。 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 澳门历史发展的进082

吴志良·悦读澳门程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 海内外史学界对澳门的关注诚然极大地促进了澳门史的研究， 但不可否认， 澳门史又因为他们视角不同、 史观分歧所产生的争议而附加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元素， 从而长期地扭曲了澳门历史的叙述和解释， 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澳门居民的历史认同感。 有鉴于此， 我们应该在海内外研究力量的协助下， 积极梳理众多史料， 逐步建立自己的历史解释体系， 使得澳门历史的叙述回归本真， 使得澳门历史研究更加接近现实， 历史叙述更客观、 科学、 合理， 使得澳门历史更具亲和力。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们已经拥有良好的条件和牢靠的基础， 但必须承认， 澳门史学界仍然任重道远： 如何解释我们这座城市和社会的发展史， 如何挖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树立和凸显澳门的文化形象， 如何向世人展示澳门社会“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 如何弘扬澳门在沟通中西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和中的传统， 如何使澳门在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 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都是值得认真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澳门史新编》的出版， 仅是万里征途中的第一步。（在《澳门史新编》发行仪式上的致辞）2009.1.15083

澳门文学丛书寻找澳门文化的意义去年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时， 我就指出过， 如果单从个别建筑物的历史、 艺术价值而言， 澳门是无法与内地一些省市或其他国家相比的， 是无法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必有颖异之处。 作为一个整体， 澳门历史城区主要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建筑群反映了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不同信仰在弹丸之地长时期和谐地共存共生的人文景观， 体现出今天澳门古今同在、 中西并存的特殊文化生态。 一句话， 就是从历史城区折射出来的澳门文化“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突出性格和精神， 令世人刮目相看。无论是澳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件事情的过程， 还是澳门文化本身“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品格， 都潜藏着比较的含义， 并从中引申出三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是与谁比较； 二是比较什么； 三是怎么比较。 其中最为重要的， 当是第三个问题。在全球化的大潮中， 如果不是说无可选择，“与谁比较” 的选择余地也很小。 即使你不与别人比较， 别人也主动跟你相比。 在进入信息科技社会的今天， 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社会都巨细无遗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我们似乎也没有多少剩余权力去决定“比较什么”。 即使关上开放的大门， 也无法回复084

吴志良·悦读澳门往昔平静、 安逸、 快乐的乡村生活， 世外桃源已不复存在。 我们能够做的， 仅仅是如何努力提升自己。 我们既然无法选择竞争对手， 也无法选择拿来比较的事物， 那么， 只好鼓起勇气、自强不息， 全方位地与世界进行比较， 参与国际竞争了。 所以， 我认为， 知识经济时代带给我们的最大挑战， 便是“怎样去比较”。 这或许是知识经济之所以成为知识经济的基本理由之一， 也是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大力强调全球视野下的地方性知识的重大因由之一。我们可以把地方性知识理解为一个文化概念。 按吉尔兹（CliffordGeertz）一派的观点， 文化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 即文化就是人们自己编织并且生活在其中的“意义之网”。 人们通过象征形式来表达观念，“沟通、 延续和发展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和知识”。 这些观念、 态度和知识在一个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传统， 是经验之物， 社会早期的经验尤为重要。 文化的精神， 便体现在贯穿于其中、 隐而不彰却又一以贯之的传统里面。 传统会创新、 转化， 也可能被重新解读、 诠释， 但其核心价值世代相传， 不会轻易改变， 更不会无故断裂。这样， 地方性知识作为一个文化概念， 就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横向的观照是其他地方， 纵向的观照是自身的历史经验与传统。 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澳门文化之所以能够“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是因为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学会容忍、 承认和尊重其他不同文化的存在， 并以此为参照， 异中见同， 同中见异， 长期对话， 长期反思， 长期学习， 长期兼收并蓄。 正如早前杜维明教授在澳门的一个讲座中所言：“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说服对方， 也不是为了自己信仰的价值被曲解而去解释， 而是要培养聆听的能力。” 同时， 对话可以培养人类不可或缺的反思能力， 协助我们反省和领悟生命意义之所085

澳门文学丛书在。 而当聆听和反思能力增强了， 我们的视野自然也拓展开来了。 有了宽阔的视野， 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自我定位、 坚定信心， 敞开胸怀去接受新事物， 使得我们的文化传统可以不断地吐故纳新， 充满生命力。由此可见， 澳门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澳门， 是因为澳门一直处于一个开放的参照系中， 与不同文明长期对话的结果， 而对话的前提——容忍、 承认、 尊重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 合作、互助、 共同承担和社会责任感， 便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 当然， 澳门能够形成和长期保持“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文化生态， 则有赖于在对话过程中培养出来的聆听能力、 反思能力和开阔的视野。 简单地说， 在比较中学会了学习。 有了这种能力，“怎样去比较” 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这样， 我们也就有信心去面对开放、 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 也就不担心迷失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了。澳门已进入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进入高速现代化的轨道。全方位的开放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而这一步走得既快又急， 一时的不适应、 一时的迷惑、 一时的慌张， 在所难免。 这时候，我们真的应该也需要回归文化、 重温传统， 在地方性知识中汲取养分、 汲取智慧， 安定情绪、 保持信心， 在新形势下重构价值， 重拾学习的能力。 的确， 未来的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充满了未知的因素， 但也充满了活力和生机。 我们不怕无知， 但我们千万不要傲慢， 不要固步自封， 不要自以为是。 我们需要放眼世界、 敞开胸怀， 解放思想、 创新观念， 找到自己的位置， 挖掘自己的优势。 我坚信， 文化可以给予我们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文化也可以为发展带来无限的动力和创意。 只要认识到这一点， 只要懂得学习、 学会了学习， 就一定能够增长知086

吴志良·悦读澳门识、 提升能力、 拓宽视野， 就一定能够克服跨越式发展过程碰到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在“澳门的文化生态与人文精神” 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06.8.18087

澳门文学丛书澳门、 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澳门历史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 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一座座建筑物， 更指那些成就这些遗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而在这一代又一代的人物中， 马礼逊当为其中的佼佼者。二百年前， 马礼逊怀着他的梦想与使命， 怀着他的热情与执著， 飘洋过海， 来到了遥远而神秘的东方古国， 也把福音永远地撒播在这片土地上。 他生前多磨， 却开创了历史上诸多之“最” ——他是基督教的第一位来华传教士， 他是《圣经》中文版的最早翻译者， 他是世界上第一部英汉·汉英对照字典的编撰者； 他最先尝试将基督教事业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来， 他最早在中国创办了具有现代特色的报刊、 医馆和学校， 他所宣导的汉学研究直接带动了19世纪英美汉学的发展， 他所完成的大量奠基性文字工作对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就是这样一位梦想家、 探险家、 实干家及作家， 留给我们许多值得纪念、 传承和研究的东西。正是带着这样的愿望， 澳门基金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图书馆联合编辑了这套长达十四卷的《马礼逊文集》， 并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这是对马礼逊入华二百周年的一次总结， 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增进其在文化史和学术史上本应具有的研究分量。 中西文化经过数个世纪的交往、 碰撞甚至破裂， 经过几百年的相互理解、 谅解甚至误解，088

吴志良·悦读澳门高低起伏， 激荡人心。 今天， 能够在澳门举行《马礼逊文集》首发式， 并同时召开“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相信大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澳门与马礼逊有着很深的情缘， 称得上是他的半个故乡。他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五年， 《华英字典》的编撰和《圣经》的中文翻译工作都主要在澳门完成， 他的妻子、 儿女也常年生活于此， 使得他对澳门怀有一份特殊的眷恋和感情。 中国有句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此话在马礼逊与澳门的这段情缘中再一次得到了印证。 回顾马礼逊在中西交流史上的作为和贡献， 最突出的特点是其高度的文化自觉观念和宽宏的相容并包胸襟。 当年， 他不单学中文， 还改吃中国菜、 穿中国服饰， 而且留起了中国辫子。 恰恰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上的细枝末节， 为他开辟了在华传教事业的生存发展空间， 使其事业的拓展多了一份融入， 少了一份冲撞； 多了一份胸怀， 少了一份悲情。 而所有这些个性品质， 都与他生活于此、 长眠于此的澳门水土一脉相连、 息息相关。我们一直认为， 一个城市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 铸造出这个城市独特的性格， 也成就了这个城市的魅力。 历史上澳门曾不得不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 并最终形成了兼容并包、 互让互谅、 敞开胸怀的文化性格， 创造出不同民族、 不同思想、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可以共生共存的社会环境。 而只有澳门这种社会环境， 才能成就马礼逊这样的人物， 令城市与人物相互孕育、 相互塑造、 相互映辉！二百年前， 马礼逊倾其一生， 把世界带到中国来， 也把中国带到世界去； 二百年后， 将有更多的人继续为中西文化交流、 为人类世界和谐共进尽心尽力。 今天我们相聚在此， 纪念的不仅是马礼逊其人、 其事、 其文， 更是为这一任重而道远的089

澳门文学丛书事业尽我们的所能。 我们相信， 澳门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长期扮演中西沟通使者和桥梁重要角色的城市， 可以继续并弘扬其历史文化传统， 为新世纪的民族融和与文化交往作出新的贡献！（在“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2008.3.18090

吴志良·悦读澳门一部16至19世纪的澳门文化发展史最近二十多年， 澳门历史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尤其近十年来， 在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努力推动下， 其纵深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 而且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果。从早年的泛而论之到近年的微观探索， 无疑是可喜的转变， 但一段时间后， 我们又需要回头用宏观视野来考察。 只有这样不断远观近窥， 才不会在深入探索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才能在往后的深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然玲的博士论文， 正是此一尝试的结果。以长时段的全球视角来考察澳门历史， 既十分重要也极其必要， 因为澳门的开埠与发展就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 换句话说， 如果文史学界不这么做， 澳门弹丸之地的历史意义就无从彰显。 我们必须承认， 西方的文艺复兴、 大航海活动不仅改变了西方世界本身， 也深刻影响了近代全球格局的走向， 亚洲和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因而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急剧变化。 作为中西方对接最早也最久远的澳门， 身临其境地目睹和感受了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 其历史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客观研究这一段历史， 科学重构其演变过程， 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当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融合也不无启示。葡萄牙基于其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地理位置， 在早期航海扩张中脱颖而出， 一度引领世界早期全球化的潮流。 在西方东扩的进程中， 中西文明也由于海洋贸易的大规模迅速发展而091

澳门文学丛书从自守封闭走向相遇、 相识、 相交和相融。 在西风压倒东风的大背景下， 中国南海之滨的澳门为葡萄牙人所据居， 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 也成为中国最早全方位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 在这个意义上， 澳门的文化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 而对这一历史进程的解读， 也必须从东西方文明自我封闭到相互碰撞、 互动重组为一个新的全球世界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中来审视， 并将其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来剖析。在一篇论文中全面系统分析和研究16至19世纪的澳门文化发展史， 回顾与思考长达四百年的澳门文化发展脉络， 其志可嘉， 但是否科学客观而令人信服， 会否显得过于简单粗浅？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不仅读者会产生疑窦， 作者在选题和写作过程中也有同样的忧虑。 至清朝前期，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朝代、 天干地支， 并没有世纪的概念。 而如今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 并将其纳入世纪的范畴之下， 去评价褒贬过去的事件、 人物， 去解构分析其纵横交错的关系， 难免有牵强附会之意味。然而， 诚如马克思所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 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 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 就是说， 是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的确， 史学思考和史学研究方法， 不能、 也不应该受历史当事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观念所局限。 此外， 用长波段、 世纪更替的眼光看待历史， 已逐渐为史学家认同， 并成为一种常用的史学研究方法。 更重要的是， 16至19世纪的澳门， 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是一段令人神往的历史。 在此期间的澳门无论成败喜悲， 都深刻地反映了并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演变， 尤其是① 马克思《商品和货币》， 《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93页。092

吴志良·悦读澳门在国际关系、 外交方略等领域， 无不给国人提供成功者的经验和失败者的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本书对这四百年的文化发展的回顾和梳理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然玲以澳门作个案研究， 把研究范围锁定在澳门错综复杂、 神奇独特的历史背景和丰富、 多元的文化环境， 对这一较长历史时期澳门出现的一些重要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进行深入探讨和理论分析， 不仅有利于人们去解读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发展的演进过程， 也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东西方文明勾画出一个参照系， 为我们与西方人交往提供了某种借鉴。 正如她开宗明义地指出： 该书的写作宗旨是希望“从宏观层面回顾东西方文明的特点和相互交往的历史， 以澳门文化发展与文化特征的演变为主线， 从大历史的角度审视夹缝中的澳门生存与发展”。在本书中， 然玲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研读， 提出了她自己的观点。 她认为， 如果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审视澳门， 有四种文化向量深刻影响着澳门的发展轨迹： 国家政治文化、 地方文化、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 这四种因素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都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对澳门文化的影响力度也时大时小。 在早期，以耶稣会为代表的“拉丁文化” 的入侵给澳门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带来了发展动力。 到17世纪中叶， 则迎来了澳门重商主义的辉煌。 这一时期， 作为两条全球贸易航线的中继站， 澳门不仅受到西方的文化影响， 更由于处于东亚、 东南亚海域的朝贡贸易网上， 也与周边区域的文明产生互动， 在东亚、 东南亚海域的贸易网上也形成了“多条文化传播带和异质文化交汇圈”。 入清以后， 澳门文化不仅递进发展， 还加入了新的元素，在演进中更加突出了国家权力因素。 澳门作为明清两朝对外关系体制之内的一种特殊治理模式， 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国势国力的兴衰， 中葡在澳门的力量表现出此消彼长、 时疏时紧的现093

澳门文学丛书象。 清政府逐步加强了国家意识形态在澳门的主导性地位， 澳门在整个中国政治文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 同时， 葡萄牙人从前期主要强调澳门远东基督教传播中心和贸易中转站的地位和作用， 逐渐突出、 强化了其远东殖民地的国家权力因素， 试图在意识形态、 文化导向方面使澳门走向“西化”。 于是， 清葡双方围绕着澳门问题出现了一系列权力角逐、 较量。 但是， 基于中国自古以来羁縻、 怀柔的对外宽容文化观， 也由于居澳葡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深度的加强及其对自身文化的不断调适，葡人最终赢得了长期居澳的特殊身份与地位。 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末的百余年间， 西方文化进入澳门的步伐加快， 影响力度加深， 澳门地方文化的特色日益成形成熟， 多元文化模式日益清晰突出， 形成了与内地文化氛围迥异、 个性彰显的城市文化特色。 鸦片战争以后， 澳门的商业文化和宗教文化开始受到英国新兴殖民文化的深刻影响。 同时， 随着清朝国力的衰退， 澳门无法再受到天朝的特殊庇护， 殖民地与中华帝国渐行渐远。 于是， 中国的国家政治文化影响力度在澳门全面下降， 澳门逐渐变成了一座“有着诸多历史遗产、 但又停滞不前的城市”， 其文化的递进重构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步入停滞期。然玲通过大量的历史史料和论证， 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澳门文化应该是一种发育不健全的、 甚至是“畸形” 的城市文化有机体：16至19世纪澳门文化模式， 既非“冲击—反应”模式， 又非“传统—现代” 模式， 也非“帝国主义”模式、 或“中国中心” 模式。 澳门文化所特有的这种“递进重构” 发展过程， 既是一个“物理反应” 的过094

吴志良·悦读澳门程， 又是一个“化学反应” 的过程， 而且是多种文化不断“调适” 的互动过程。 其文化的组合形式既是多元文化共存的“混合物”， 又是多元文化共融的“化合物”。 几百年来， 澳门城市对所有民族和阶层的开放性、 包容性的特点一直得到延续。 它集多种因素于一身， 既具有殖民城市的一些文化特征， 又带有某些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特点， 同时又带有很深的封建思想文化残余。作为一个没有在澳门长期生活的学者， 能够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 得出如此深刻的结论， 足证其用心之多、 用力之勤。这一分析和结论， 对我们理解当前澳门的社会文化气氛和环境、 为我们探索特区发展的前路均不无帮助。 澳门历史上促成多元社会和谐与共的文化元素， 在全方位开放的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令社会各种深层问题和矛盾表面化， 也使得我们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之中。 如何在保存传统价值的同时又吸纳现代价值， 如何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又产生活力， 令新生的特区稳定有序地步入全球化、 国际化的轨道， 并可持续地发展繁荣， 诸多问题恐怕不能单靠经济和社会政策来破解，更需要我们从文化层面寻求答案。 这是摆在学界面前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学者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然玲的论文适逢其时，可贺可喜。当然， 本书仅仅是一篇博士论文， 难以承载如此之重任，诸多问题尚需更多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商榷和研究。 诸如用“递进重构” 模式来概括近代早期澳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是否科学， 是否还有更好、 更得当的方法； 历史学研究与文化分析的复杂性究竟如何结合， 合适度在哪里， 而且如果从较大规模、095

澳门文学丛书从较长历史波段， 并从文化分类的角度来考察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还要提出澳门文化发展的递进性、 重构性等特征， 这种研究方法是否合理？ 然玲在写作过程中， 确实遇到过很多困惑和问题， 她受何芳川师之嘱托， 也多次和我长时间沟通、 切磋。限于理论水平、 分析能力和写作时间， 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多年前然玲开题之时， 何师芳川兄领她来看我， 仿如昨天。 然玲论文付梓之时， 芳川兄已乘大帆船远游他方。 史学者是不该相信宿命的， 但近年种种事件， 又叫人不禁自问： 莫非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 惋惜感慨之余， 更令人对他增添了几分敬意。 的确， 我十分佩服他的独特选题眼光， 佩服他的宏观历史视野， 也万分钦佩他的严谨治学精神。 澳门历史文化有今天的成绩， 全赖似芳川兄这样的学者的鼓励、 支持、 推动和耕耘。 然玲论文的面世， 若芳川兄泉下有知， 应老怀大慰。 然玲当不负尊师之重望， 师承其志， 继续努力， 不断有新成果面世， 为澳门文史研究， 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作出更大贡献。是为序。（刘然玲《文明的博弈》序）2007 年 1 月初稿于长沙除夕定稿于澳门096

吴志良·悦读澳门月出濠开镜 清光一海天春天浓雾之时， 我们从离岛过桥， 眼前的澳门总是朦朦胧胧的， 时隐时现。 此时此刻， 澳门历史便不请自来， 浮现在我们脑海里。 她好似雾中的澳门那样， 是那么的美丽、 那么的吸引人， 却又那么的飘渺、 那么的捉摸不定。 刹那间， 我们多么希望浓雾永不消失， 大桥没有尽头， 自己可以长久沉浸在腾云驾雾的感觉里。 然而， 美梦总有清醒的一天， 现实终归现实，无论她是美好的还是残酷的， 早晚都要面对。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必须理性正视现实的存在， 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解决其存在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 澳门历史研究伴随中葡两国对澳门主权和治权的争论而产生成长， 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和影响， 未能在比较客观理性的环境下发展， 加上一些客观存在的实在困难， 时至今日， 澳门历史还有相当多的误区， 许多问题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 这些年来， 我们利用尘封百年的中葡原始档案和不断出版的历史材料， 持之以恒地在这个飘渺的世界里摸索， 力求将一些误区找出来， 并致力解决若干问题。 这些问题， 有的很宏观， 上下几百年； 有的则很微观， 甚至显得微不足道， 但在澳门历史研究中都有一定的意义， 也是澄清澳门历史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必须奠定的基础。事实上， 澳门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其小中见大之微妙。 作为一个二十多平方公里土地、 四十多万人口的小城市， 无论从哪097

澳门文学丛书个角度来看， 其重要性都是十分有限的。 特别是历史上的澳门通常只是指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澳门半岛， 常居人口一直亦只有数万， 最早甚至只是几千人， 假如我们不充分从微妙之处挖掘其潜在意义， 便难以真正认识和理解澳门在中国近代史演变以及中西交流碰撞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特殊意义。 这一点，也是多年来贯穿我们研究工作的主线和指导思想。有趣的是， 在20世纪初期中葡有关澳门划界、 废除不平等条约、 收回租界、 抗日战争胜利后呼吁收回外国占领的港澳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年代关闸事件、 1979年中葡建交这几次重大变革和历史事件所引起的澳门历史研究的高潮中，多为人知的成果基本上都是考证性著作。 此后， 则有大量的一般性澳门研究文章和通史出版。 而外国人、 特别是葡萄牙学者， 却反其道而行， 近二十年来将注意力集中于专题研究。 诚然， 我们无意亦无法去评论孰是孰非， 但必须指出也必须承认的是， 目前我们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去写作一部能够凝聚共识的澳门历史。 另一个事实是， 西方学者近年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超过我们， 研究方法亦不断创新， 这大概也是许多中文读者希望多一些有关澳门历史的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原因。西方学者其实面临和我们同样的困难： 不懂中文， 不知道中国学者在做哪些研究以及如何研究， 渴望有更多的中文著作翻译成外文出版。 此一困难， 亦是澳门历史研究自始至终没有克服的。 本来， 中西尤其是中葡学者已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立场观点的对立和分歧， 语言的障碍更加令这种对立和分歧加深加大， 本来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 可幸又可喜的是， 借澳门回归祖国的东风， 不仅消除了许多政治上的干扰因素， 中西文著作互相翻译也逐渐多了起来， 虽然还远远不足够， 可中西学者起码知道大家在做些什么， 水平达到什么098

吴志良·悦读澳门程度、 哪些是分歧、 哪些是误会， 最重要的是， 双方都逐渐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即怎样将澳门历史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以最终写出一本大家都认为比较科学、 接近事实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澳门历史。或许有人会说， 澳门已经结束葡人占领、 回到祖国的怀抱， 还有必要去理会外国人的观点和立场吗？ 我们认为， 外国人的观点和立场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 也不影响我们研究澳门历史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 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借鉴， 有助于我们开阔思路、 拓展视野， 提高自己的水平和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 必须讲求科学性， 学术研究追求亦要求客观、 理性和实事求是， 而要做到这点， 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 不同语言的档案史料， 比照考证基本的史实， 参考其他文字的研究成果， 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舍弃此点， 很难想象， 一直受到严重扭曲的澳门历史可以得到应有的公正对待， 迷离扑朔的澳门历史研究可以拨开浓雾、 步入正轨并持久地良性发展。我们所做的工作， 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的研究题目，同样是微不足道的。 这里结集出版的文章， 有些已经发表， 有些尚未发表， 但多是雕虫小技， 决不敢说是什么心血， 也不敢肯定能否为澳门史研究添砖加瓦。 摆在读者面前的， 只是我们俩多年来共同兴趣的结果。 虽然有些稿子是其中一人单独完成的， 但在发表前都经过另外一人的阅读、 修改和审定， 与合写区别不大， 所以没有单篇署名， 在合拢成书之后， 我们俩又分别认真校阅了一遍， 作了些技术性的修改和文字上的完善。 我们要感谢互联网， 没有资讯科技带来的如此方便， 我们很难合作得那么亲密无间， 我们也无法以最快速度取得和交换那么多档案史料， 并在短期内结集出书。 当然， 我们要感谢中山大学099

澳门文学丛书陈永正教授的墨宝和暨南大学汤开建教授的《跋》， 感谢多年来为我们提供资料的朋友， 尤其是为我们设计封面的李耀斌先生， 没有他们的配合， 这本书是不可能面世的。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我们期望， 再经过几年的努力， 出现一大批澳门史专题研究成果； 我们更加期望， 有朝一日可以从微观走向宏观， 将澳门史的潜在意义展现在读者眼前， 进入印光任“月出濠开镜， 清光一海天” 的境界。（《镜海飘渺》序言， 与金国平合撰）2001.7100

吴志良·悦读澳门世间万物， 悉从幻生屈大均称：“广州诸舶口， 最是澳门雄。” 古时澳门半岛东西五六里， 南北半之， 有南北两湾， 曰南湾、 北湾， 规圜如镜； 还有东西两岳， 曰东望洋山、 西望洋山， 对峙而立。 汪兆慵《澳门杂诗》中有一首是描写两山两湾的：东西两望洋， 崷然耸双秀。地势缭而曲， 因山启户牖。南北成二湾， 波平镜光逗。登高一舒啸， 空翠扑襟袖。尤喜照海灯， 转射夜如昼。汪兆慵还解释道：“澳东大海浩渺， 不能泊船； 澳西多礁石， 亦不能停泊。 自广州来， 将抵境， 先经东望洋山， 西行绕至西望洋山下， 折入内港， 所谓北湾， 方能下碇。” 由此可见，东西望洋山在澳门的地理和战略重要性。登高望远， 东西望洋山还是文人骚客吟诵澳门的话题。 明末义士张穆便有一首《望洋台》：生处在海国， 中岁逢丧乱。豪怀数十年， 破浪已汗漫。故人建高纛， 楼船若鹅鹳。101

澳门文学丛书因之慰奇观， 地方尽海岸。西夷近咸池， 重译慕大汉。宝玉与夜珠， 结市异光灿。若梦游仙瀛， 金宫赤霞烂。危楼切高云， 连甍展屏翰。水上多神山， 青削屡续断。澄波或如镜， 一叶亦足玩。及尔长风回， 气色忽已换。狂澜渺何穷， 万里生浩叹。而首任粤海关汉监督成克大的《望洋台》， 对澳门为洋人所据而不无感慨：峻岭有高台， 突兀南溟岸。长风万里来， 天际帆影乱。极目荒徼外， 一气疑未判。蛟室邈难即， 蜃楼聚复散。天吴时出没， 骊龙珠光灿。四海无扬波， 重译来浩翰。百货走如鹜， 有无相易换。澳贾罔市利， 此地立龙断。攘夺衅窦开， 掩袭肆狡悍。横山起军垒， 张威护里闬。外御略己者， 会使诸彝惮。我来一登临， 狙獝信难捍。嗟彼番鬼谋， 贸迁操胜算。但恐恣骄纵， 与世成冰炭。102

吴志良·悦读澳门滥觞不在多， 积微固有渐。勿念登台人， 徒作望洋叹。澳门军民海防同知印光任《濠镜十景》中的《望洋灯火》，则描述了澳门的繁华景色：望洋临绝顶， 千树烛缤纷。照海光摇电， 烘天焰结云。鹊桥疑入晓， 银汉逼斜曛。万里归帆近， 灯花艳紫氛。说不定， 当时位高权重的印光任有乐而忘返之感。 的确，那时澳门繁花似锦， 黄鸣时、 黄呈兰《因竹斋诗集》有一首“青玉案” 为证：烟开濠镜风光异， 好一派， 繁华地。 万国来王成市肆。 绮窗朱槛， 玉楼雕镂， 这是三巴寺。珍禽异兽他邦至， 岭耸莲茎湿青翠。 鬼妇华襔偏妩媚。 满胸璎珞， 一襟兰麝， 端的令人醉。朱希祖1933年游澳门， 留诗《登澳门西望洋山》， 也对周边景色赞不绝口， 但又不无遗憾：驱车西望洋， 揽腾造其巅。烟螺如美人， 俯窥双镜圆。左顾南屏翠， 右盼濠澳妍。神山当面起， 楼阁缥渺连。103

澳门文学丛书直疑海市幻， 还恐蜃气缠。蓬莱不可即， 此地胜登仙。惜哉沦异域， 使我意绵绵。刘世重的《望洋台》则显得沉重和苍凉：关外莲花地， 莲花山半腰。筑成陶甓垒， 对着海门潮。怪浪排空黑， 惊涛带日摇。望洋人不见， 台畔草萧萧。还是杜臻的《香山澳》说得妙：濠镜直临大海岸， 蟠根一茎如仙芝。西洋道士识风水， 梯航万里居于斯。澳门是风水宝地， 盖“回环数里枕波间， 路接南湾又北湾” （张琳《澳门竹枝词》）； 澳门又华洋杂处， 惜“望洋两处别西东， 一线分来水不通” （叶廷枢《澳门杂咏》）。 确实，东西望洋对曾经在澳门共处数百年的中葡民族， 不仅其名字在各自语言中风马牛不相及， 从文化上来说也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 作为研究澳门历史的人， 当然期盼“远水浮青天一色， 望洋应遍寺东西”（廖赤麟《澳门竹枝词十首》） 这样的境界。 可是， 要进入这种境界， 必须高屋建瓴， 站在东望洋上看西望洋、 站在西望洋上看东望洋， 否则， 我们依然望洋兴叹。实际上，“两洋咫尺判西东， 放眼环球九万通。 更拓心胸观宇宙， 真怜蜗角互相攻”。 商衍鎏所言极是， 且令人浮想联翩。104

吴志良·悦读澳门前些年， 面对学界某些圈子里“澳贾罔市利， 此地立龙断” 的情况， 面对澳门历史研究中“危楼切高云”、“怪浪排空黑” 的现象， 我们既“徒作望洋叹”， 又“使我意绵绵”， 于是下定决心， 决意要立足本土， 并“借得西洋千里镜， 直看帆影到天根”（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后六首》）。 这大概也是本书的缘起。《东西望洋》是《镜海飘渺》的姐妹篇。 我们之所以一而再、 再而三地在故纸堆里翻寻， 是因为始终有“楼阁飘渺连”那么一种信念， 始终相信澳门历史的每一风土人物和事件必有迹可寻、 有据可查， 必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 始终坚信澳门历史本土化研究大有可为， 坚信澳门本土文化意识早晚形成。 澳门历史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当然不仅仅在于史料的系统收集和整理， 还在于我们怎么从本土的视角去科学客观解读这些材料， 换言之， 如何在新时代发挥本土史学者在解释澳门历史的作用， 真正建立本土历史学并促进其发展， 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不过，“门前乡语各西东， 未解还教笔可通。 我写蝇头君鸟爪， 横看直视更难穷”（吴历《澳中杂咏》）。 况且，“番书皮纸金线櫜， 界画城郭如牛髦。 反复读之牙屡聱， 呱离不解心烦忉” （杭世骏《岭南集》）。 研究过程中的辛酸苦辣， 恐非外人可知， 亦不足为外人道。 值得庆幸的是， 在过去一年的风风雨雨中， 《东西望洋》为我们带来不少安慰和快乐。更加令人欣慰的是，《镜海飘渺》出版后， 在海内外得到相当的认同。 北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参考网络版》指该书“利用大量中文和葡文文献资料， 对澳门历史进行了有新意的研究， 并订正了前人著作中的多处错误”。《澳门日报》2001年9月7日发表纪修的书评《扩阔澳门史研究的视野》， 称作者“一方面将中西文的澳门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互译、 汇编， 一方面能105

澳门文学丛书够利用尘封百年的中葡原始档案史料， 对澳门历史研究中存在许多颇具争议的论题作深入的探寻， 订正了多处前人著作中的误说， 并提出了视角崭新的见解”。“综观全书， 其最大的特点是作者能大量发掘葡文档案文献史料， 为华人澳门历史研究带来新的史料， 扩大澳门史的研究视野”。 而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中葡关系和澳门历史专家普塔克 （RoderichPtak）也在2002年8月里斯本 《东方基金会学报》以葡、 英文同时发表长篇书评，对《镜海飘渺》予以高度评价： “虽然近二十年来出版了不少著作， 但该书的大多数文章普遍令人感觉到， 我们对澳门的历史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曲解。”“正如前述， 大部分文章内容丰富， 连那些讨论‘小问题’ 的文章也不例外， 对老问题提出了新看法……整体而言， 对（澳门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精警的观点， 也反映出这两位具影响力学者的亲中立场， 同时， 还试图指出未来澳门研究应该选择的方向。”普塔克教授多次对中文澳门研究作出系统述评， 且一向不留情面， 这次那么客气， 颇令我们感到意外。 其实， 学术研究是不断发展、 不断前进的， 既没有禁区也没有止境， 不必画地为牢， 更不要自以为是， 相反， 应该大力提倡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鼓励开拓视野和创新思维。 这些年来， 我们只是凭兴趣力所能及地作些琐碎研究， 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不断提出、 完善、 修正自己的一些零散想法并尽量令其系统化。 例如在最近的研究中， 我们发觉澳门地名中的“门” 字实际上作“港” 解。 民国《定海县志》称：“凡曰港者， 多为船舶凑泊之所。 又案， 两山相峙曰门。 门亦港之类也。” 因知，“澳门” 的原意是位于两山之间的“澳港”。 由于“澳”、“港” 是近义词，其构成的组合不符合汉语的习惯， 于是称作“澳门”。 澳门正好位于对面山和历史上称“澳山” 的今澳门半岛之间， 因而最106

吴志良·悦读澳门原始意义的“澳门” 是指内港。 依次推之，“十字门” 就是“十字港” 的意思， 这也符合上述二地的自然地理特征。 我们对澳门历史的不断探求， 除了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解和分析， 也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学界中流行的一些观点。 但是， 我们绝对无意标新立异， 也不刻意挑战什么， 更不敢指点江山。我们认为， 葡人入据澳门是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走向的一件大事， 而澳门的起源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牵涉朝贡贸易制度、 内政、 边防、 倭寇诸多方面。 我们在论证澳门起源过程中的初步结论是， 在1553年说与1557年说得到合理解释及找到澳门出现的体制依据的基础上， 寻找龙涎香是直接导因， 军事考虑才是最深层的原因， 是制定国家管理澳门对策及基本战略的理由和论据， 澳门开埠、 明朝给予葡人自治、 否定地方当局多次驱逐葡人的奏疏无不与此有关。我们通过澳门与甘肃镇的比较， 基本上找到了澳门出现的历史及制度渊源。 北疆甘肃镇的主要职能之一是设法避免因蒙、 藏贵族联合所造成的对明朝国防安全的严重威胁。 显然，单纯靠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的难以持久有效， 且费用巨大， 为国力所不济。 为此， 明廷大力推行茶马互市。 一如《明史》所言：“番人嗜乳酪， 不得茶， 则因以病。 故唐、 宋以来， 行以茶易马之法， 用制羌、 戎， 而明制尤密。” 这表面看来是一经济政策， 实则不然， 是明朝国防政策的重要一环， 具有鲜明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明臣刘良卿言： 以茶易马，“虽以供边军征战之用， 实系番夷归向之心” （《明世宗实录》， 第188卷）。 换言之， 以茶易马，“固番人心， 且以强中国” （《明孝宗实录》，第194卷）。 只有“番夷效顺， 西陲晏然” （《明宪宗实录》，第29卷）， 才能确保分化蒙、 藏贵族联合进犯明朝边地政策的有效执行。107

澳门文学丛书“嘉靖倭难” 过后， 福建巡抚涂泽民题请开海禁， 准贩东西二洋， 北方的军事对峙形势也基本消除， 明朝与蒙古族的关系出现了较大改善， 将其正式纳入茶马互市已成为可能。 张居正于万历二年（1574年）给甘肃巡抚侯掖川（侯东莱， 万历二年至九年甘肃巡抚）的信中说：“开市一节， 望公熟计而审处之。 窃以为此地见与番人为市， 何独不可与虏为市？ 前任廖君（廖逢节， 隆庆五年至万历二年巡抚甘肃）执泥而不达于事变，其言不可为市， 不过推事避患耳， 非能为国家忠虑者也。”张居正鼓励、 希望侯掖川“智者不以此时取旌常钟鼎， 更复何俟”。 万历三年（1575年），“甘肃开市， 已奉谕旨， 悉如所议。 其中有难遥度者， 公自以便宜行之。 务令事久， 边境获安而已。” 万历七年（1579年）， 又函赞侯掖川说：“此后中华番虏合为一家， 永享太平， 垂名万世矣。”（上引文参见《张居正集》， 第二册）。 我们认为， 陈瑞不可能不对张居正的方略心领神会， 而且北边甘肃开市的谕旨也适用于南疆。 这大概是陈瑞召见葡人的法理依据， 也是为何汉籍无任何公牍存世的主要原因所在。 如果说允许葡人居澳已见“边境获安” 之效率，只有允许葡人自治， 才能“务令事久”。 这是澳门正式开埠的根本原由。具体分析之， 允许葡人入居澳门的主要考虑是， 鉴于葡人的武器优势， 分离倭寇、 中国海盗和葡人， 防止他们合流骚扰东南沿海， 加上1550年前后明朝国库几乎空虚的因素， 转剿为抚已势在必行。 为了达到这一政治、 军事目的， 明廷在朱纨的厉禁行动未见彻底成效之后， 面对葡人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采取了一个看来是属于经济政策的措施并通过广东实施之， 即允许葡人照章纳税， 允许他们居留澳门。 广东当局首先于1551年通过葡囚洛佩斯（GausparLopez）转达了允许葡人纳税的愿108

吴志良·悦读澳门望， 次年便出现了汪柏与索萨（LeoneldeSousa）的议和。 从此， 中葡关系基本上实现了正常化。 这是一个类似西北茶马互市的措施， 既开辟了饷源， 又“系番夷归向之心”。《甘肃通志》精辟分析说：“假市易以羁縻控驭， 为制番上策。” 既然葡人在国门徘徊了几十年无非为了通商， 满足了此点， 余下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这样， 既可增加广东的官私收入， 又能获得边境的安宁。 安边有双重意义： 一是保证葡人不犯边； 二是利用葡人卫边。 此一经济举措带来了巨大的军事、 政治效益， 可谓一箭多雕。由于对葡人军事优势的清醒认识， 以商制夷还有一个潜在原因： 万一发生军事冲突， 中方并无取胜的绝对把握。 一旦失利， 政治影响巨大， 在国内外对整个政权将产生强大冲击。 为了维护国威， 于是以商制夷， 从其根本利益上钳制他们， 并将他们逐步过渡到澳门， 使其依附中国存在（葡人在日常生活上无法自立）， 并在澳门周围地区设重兵“峻防”， 以备不测。由此可见， 中国的对澳政策文武并用， 多重保障， 严密至极。更加高明的是， 北京对澳政策的核心思想深藏不露、 心照不宣， 有意让葡人“妾身未明”， 令他们时时感受“收留” 之恩，大大加强了推行此一政策的效力和效果， 有利对澳门葡人有效的全面控制和管理。 这是中国历来的“怀柔”、“羁縻” 之术在澳门的巧妙运用， 且屡试不爽。北京为了彻底解决粤东葡人的问题， 采取了一系列安顿葡人的措施， 例如1570或1571年开始征收澳门的地租。 中国之征说明朝廷承认葡人占用澳门的既成事实， 葡人之纳则表示他们归附中国中央政权与尊君亲上而应承担的义务。 1574年于莲花茎“茎半设闸， 官司启闭”， 以别华夷。 关闸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双方有争执、 冲突的情况下， 切断对澳门的供应， 以最经济的手段迫使葡人就范。 后来历史发展反复证明， 这是中方的109

澳门文学丛书“杀手锏”， 其威力之大抵过千军万马。 换言之， 北京并无驱逐葡人的政治意向， 只是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控制他们。1582年， 由封疆大臣陈瑞代表朝廷要求“番夷效顺”， 正式允许葡人自治。 至此， 澳门在中国内部秩序中的地位基本确立——中国领土上的一个外国人自治区， 或曰具有自治权的“番坊”。 其时， 主权归属不言而喻， 十分清楚。 二百多年后，时过境迁， 才围绕主权之争出现了所谓的“澳门问题”。 于是，出现了两种解释性史学： 葡人竭力证明他们在澳门的存在是驱逐海盗得到的奖赏， 而华人则将一切责任推托在当地官员的受贿行为上。 实际上， 北京的真实意图隐藏得十分巧妙， 简直天衣无缝。 不用说葡人， 就连广东当局也不完全明瞭其中高深的谨防葡人“长骄伏衅” 的“驭夷” 之技。 到张鸣冈时代， 北京才透露了真实意图， 对澳政策正式确定。 这时已经加入耶稣会的因素， 后来还公开向澳门求炮。 于是乎， 澳门的起源成为了中国、 葡萄牙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疑案。现有的研究表明， 嘉靖至南明的中葡关系， 基本上是围绕龙涎香、 自鸣钟和佛郎机铳这个主轴展开的。 龙涎香是葡萄牙人入居澳门的护身法宝， 是朱明王朝允许葡人入据澳门的直接因素； 自鸣钟为叩开中华国门的敲门砖， 是欧洲文艺复兴文化带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两件东西之一， 时钟代表着全新的时间概念， 而另外一件东西——世界地图意味着全新的空间概念；明末则视佛郎机铳为克敌制胜的神器。明朝对佛郎机铳先进性的认识并将其用于国防的意图， 是整个对葡萄牙人政策的基石。 佛郎机铳是葡萄牙人带来的一种快速发射的欧洲火器。 通过早期的中葡接触， 中国朝野很快意识到了这种武器的先进性， 因此明朝非常隐蔽地制定了消极利用与积极运用的决策。 所谓消极利用， 是将持有佛郎机铳的葡110

吴志良·悦读澳门萄牙人与中国海盗及倭寇分离。 如果不允许他们在澳门上岸居留， 便无法控制他们与中日海寇的关系， 无法有效地阻止葡人向他们出售武器和传授点放的技巧。 而一旦这三者合流， 共同从海上进行骚扰， 在明中叶边境不靖、 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 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这时， 国家安全自然放在第一位。 积极运用是指仿造佛郎机铳， 用于北方抗虏。 因此， 明朝很早就有将佛郎机铳为我所用的意图， 但巧妙地将这一长远的全局战略隐藏了起来， 只是以允许葡人入澳居住、 给予他们自治作为代价， 确定了一个获得火器的畅通、 固定渠道， 以便更好地维护和保障民族生存、 国统继承这两个根本国家利益。 无疑， 这两个利益要高于任何其他可以分析的因素。换言之， 澳门的出现与发展全在北京最高当局的运筹帷幄和掌控之中， 因此， 诸如“霸占”、“受贿” 等传统说法显然渗透了后人的误解曲证， 已经难以自圆其说， 倒是“驱盗说” （并非葡人一直坚持的“驱盗说” ）大致反映了我国利用葡人军事优势的故事。 后来抵御“北虏南倭” 的胜利及抗清的大捷， 都证明了这是明朝一个前瞻性的上策。 鉴于此基本战略， 国家利益超越了地方利益， 广东当局驱逐葡人的所有建议无一不遭京廷力否， 北京也多次责令两广当局制定出一系列治澳法规， 减少人为因素， 保持澳门的政治、 经济稳定， 使得澳门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 事实上， 佛郎机铳引进东方后， 在东瀛促进了日本诸岛的统一， 在华夏延续了巍巍大明的生存。 由此可见， 五百年前的澳门开埠有着重大的国家利益， 弹丸之地的澳门曾经成为明朝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在海禁的形势下， 为了国家安全， 明朝也巧妙地以“开放” 澳门的代价， 利用葡人千方百计讨好、 迎合中方的“双重效忠”， 以便随时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 如果不是出于这个重大的隐因， 很难111

澳门文学丛书设想为何澳门会奇迹般地出现， 又能奇迹般地生存了几百年。似乎匪夷所思， 可香、 钟、 铳这三部曲的确贯穿了明代以澳门为中心的中葡关系。 这也是早期澳门史的根本核心问题， 需要进行有文献支持的深入详细的阐述及论证。 我们大胆假设，《镜海飘渺》《东西望洋》还有续集。然而，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虽然千方百计不断挖掘史料并竭尽全力进行中外文献的勘比考证， 且在此基础上进行尽可能客观、 科学的分析和解读， 但由于能力和水平所限， 许多文章都像这篇《前言》， 东拼西凑， 不成体统， 某些立论也未必得到有关学者的认同， 某些观点甚至还会给人穿凿附会的感觉。再者， 本书所辑文章在不同时间完成， 虽然在结集时经过多次编辑加工， 但仍然既无系统也不统一， 甚至可能出现前后矛盾之处。 因此， 本书如果能够抛砖引玉、 得到方家指正， 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就算没有辜负分别为本书作序的崔世安博士、 韦庆远教授以及各位长期不断协助我们寻找资料的朋友的期望， 没有辜负分别为本书题赠墨宝、 篆刻和进行封面设计的九旬老人杨善琛大师、 八旬老人林近大师和年青设计师李耀斌先生的厚爱， 没有辜负读者的支持。近读释迹删《小匡庐溪月草堂记》， 颇有感触， 谨节录如下， 作为《前言》的结束语：客从番舶来， 遗予奇货二： 一为演微镜……持镜演之， 白中丝缕忽现， 为山川人物、 茂林修竹， 豆觞七箸、 博弈赌胜之具， 种种备有。 ……纳于镜， 影视尺幅， 向之丝缕绸缪者， 俨若云林笔意。 已而去镜索像， 山川人物复为丝缕， 此大小之喻也。 一为千里镜， ……从内觑外， 莽苍人物移而接于眉睫， 若可舒112

吴志良·悦读澳门手及也。 倒置筒管， 咫尺人物， 又可推而出之莽苍之外， 攀跻如不及， 此远近之喻也。 由是， 恍然有得宇宙之内， 人物之赜， 大小远近之数， 尽属幻形， 因幻形而成幻影， 因幻影而成幻见， 因幻见而成幻想， 世间所有种种事物， 悉从幻生。 语言文字之所发挥， 丹青图画之所名邈， 皆幻也。 明知其幻， 日游戏于幻中。 能超然于幻外者， 惟香山广文石子铁霁与东樵之老樵。 相视莫逆， 别去一载余， 犹昨日也。 庚寅花朝， 老樵归自鼎湖， 石子偶来郡郭， 手书一札， 致问妙心佛性， 何以无故忽生世界人物？ 老樵得书， 即答： 思有以破其疑纲。 最后得余纸长尺， 乃石子自撰《小匡庐记》， 索为溪月草堂下注脚也。（《东西望洋》前言， 与金国平合撰）2002.10.14113

澳门文学丛书轻舟已过万重山《过十字门》是我们继《镜海飘渺》《东西望洋》之后的第三本集子。 如今与读者见面， 我们深感欣慰， 也总算没有辜负那些以不同方式长期支持协助我们的朋友。在《镜海飘渺》出版之时， 我们还有“雾失楼台， 月迷津渡， 桃源望断无寻处” （秦观《踏莎行 》）的感觉， 我们还有“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的慨叹。 在《东西望洋》出版之时， 我们已经初步感受到“阳和二月芳菲遍， 暖景溶溶”， 已经“深入千花粉艳中”， 但仍然担心“一片西飞一片东” （晏殊《采桑子》）。第三本集子取名“过十字门”， 开始构思编辑之时， 多少带有“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下江陵》） 之心情。 我们原本还打算， 此集之后便歇了， 起码休息一段时间， 读读书、“充充电”， 暂时不再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 这不是说我们悔恨当初， 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其他期望， 不过是我们早有如此计划。“草木本有心， 何求美人折”，然而，“谁知林栖者， 闻风坐相悦” （张九龄《感遇》）。 我们也万万想不到， 不经意中已经泥足深陷， 难以自拔， 似乎澳门历史研究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执著， 一种“毒瘾”。 何况， 澳门历史还有那么多课题值得我们去探索， 且探索愈深入愈发觉114

吴志良·悦读澳门原有研究离理想尚远， 而研究过程虽然辛苦， 但每发现问题、特别是每见解决问题的曙光， 又为我们带来莫大安慰与满足。由此看来， 恐怕还会有第四集。不过， 我们需要向读者致歉的是， 这几个集子的文章由于在不同时间写成， 合拢成书后显得十分零乱， 资料重复使用的情况尤其明显， 出版前虽然经过一些加工， 但仍然没有系统和连贯性， 甚至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也需要更新。 可惜， 由于时间、 精力和能力有限， 目前难以作大幅修改， 只能待下一集再图有所改进完善了。 编完此集时， 我们更加充分意识到过十字门之艰辛， 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停留在十字路口的彷徨。十字门为古代进出澳门港的重要水道， 《澳门纪略·形势篇》称：“其曰澳门， 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 海水纵横贯其中，成十字， 曰十字门， 故合称澳门。” 商衍鎏 《澳门杂诗》中， 便有“规圆如镜南湾澳， 海水纵横十字门。 异代名存城廓渺， 空留掌故向谁论？” 一诗。 屈大均在 《广州竹枝诗》有“洋船争出是官商， 十字门开是三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 一首； 在《望洋台》五绝中， 也咏颂“舶口三巴外， 潮门十字中。 ……洋货东西至， 帆乘万里风”。 印光任《鸡颈风帆》中所描绘的繁盛场景， 更加气势雄伟：“浩淼帆樯出， 银涛拥一痕。 排云鹏鼓翅， 挂日海分门。 四宇空无着， 千山势欲奔。 飞腾何迅疾， 疑是发昆仑。” 实际上， 作为东西交通的孔道， 十字门的历史还远早于澳门港， 我们将十字门和东望洋、 西望洋那样看成是澳门的代名词， 并将本书取名为《过十字门》， 便多少带有探求解开澳门早期历史之谜的意思。几经填海， 十字门已不复往观； 数度发展， 澳门亦今非昔比。 惟“城廓” 仍在，“掌故” 当不“空留”。 正如我们在“代前言” 所论及，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 弹丸之地目前出版的史115

澳门文学丛书料数以万页计， 颇值得我们深入开发、 研究。 虽然从专题研究看， 我们与西方学者比较尚存在一定的距离， 但仅以史料而言， 我们认为中国的澳门研究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成为可以与欧美学界并驾齐驱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例如被尊为权威之作的由崔瑞德、 牟复礼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八卷“明朝” 第二部分中， 有著名汉学家卫思韩（JohnE.Wills）撰写的第七章《同欧洲航海国家的关系（RelationswithmaritimeEuropeans）， 1514—1662》， 其中涉及中葡关系及澳门。 无论在新史料的占有， 还是对现有书目的了解及研究突破方面， 该文均已显学术落后。 卫思韩文对中葡关系的起始年代还沿袭几十年前的说法， 而任何中葡关系及澳门史学者都知道， 葡人欧维士于1513年首航中国。 由此可见， 我们不仅不必自卑， 还有理由骄傲， 因为澳门研究起码在史料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先进性。有自信方能自强， 能自强就有动力， 有动力就会探索， 有耕耘就有收获。 同样在有心人的努力下， 近年澳门史研究无论是史料挖掘和运用， 还是理论、 方法以及观念的创新， 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且这种进步既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又渐渐摆脱传统史学思维的束缚， 令人深受鼓舞。 而在此一学术氛围下， 这些年来， 我们在探讨澳门历史过程中每有新发现、新体会， 也会从内心发出微笑， 感到振奋和欣喜。 当然， 我们的研究成果尚要接受时间的考验， 我们也欢迎百家争鸣， 以期共同进步； 而澳门史研究目前所取得的进展， 亦远远不够， 非但不能自满， 不能沾沾自喜， 还促使我们更加努力进取， 因为随着史学的进步， 我们会遇到更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解决，发现更多的空白需要填补， 何况时至今日， 我们还没有一部大家可以比较认可、 接受的澳门历史。116

吴志良·悦读澳门明年是郑和下西洋“耀兵异域， 示中国之富强” 六百周年， 国内和世界各地华人社团都拟定一系列庆祝活动， 且许多活动已经在两年前展开。 中国的国家庆祝计划亦已正式启动。英国业余史家孟席斯（GavinMenzies）2002年出版《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 轰动一时， 更将郑和研究推上前所未有的高潮。 我们在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时发现了一些史料， 也应景写了多篇相关文章， 凑凑热闹。 意想不到的是， 竟然引起广泛关注， 故收入集中。 在下一部论文集中， 我们将再披露一些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葡语新史料， 并将对下西洋的起因或目的以及郑和的死因和地点进行新探讨。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没有今天中国之强盛， 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今天郑和研究之热闹景况和国际性关注。 正如1997年、1999年前后的港、 澳研究一样， 也被推上了顶峰， 各种有关论著盖天铺地， 出版界盛极一时。郑和研究方兴未艾之际， 港澳研究近年来却给人时过境迁的感觉。 高潮之后， 是平静， 是沉寂， 本应视为正常现象。 然而， 港澳研究这几年的沉静所带来的强烈反差， 却叫人十分不习惯， 虽然对学术研究而言， 根本不应该有高潮、 低潮， 不应该有涨潮、 退潮。 不管怎么说， 风平浪静之后， 却启发人们进行更深层的思考。 此外， 令人高兴和鼓舞的是， 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后， 强调澳门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 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 重视人文环境的建设， 也为学术研究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在2003年第七期《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读到对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历史也有突破性研究的万明女士《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一文， 其中一段话发人深省：117

澳门文学丛书郑和研究已经突破了国界， 走向了世界， 不仅是中国史上的重大课题， 也是世界史及至人类发展史上的重大课题。 郑和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外关系史的特征就在于一半是中国史， 一半是世界史， 我们的研究不仅需要国内史学界的合作，而且日益显示出国际合作研究的必要。 明代中国的世界形象， 是在下西洋范例中对照出来， 得到了世界公认。 郑和航海所体现的和平秩序与合作发展的主题，不正是我们今天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吗？ 就此意义上说， 我们对郑和的纪念， 具有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这一段话， 又使得我们联想到澳门研究中来， 且发觉当今之澳门研究与郑和研究有极其相似之处， 也应该循此一路径发展。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反省， 将澳门放在中外关系史更大的场景中去考察， 深入探讨澳门数百年来在促进中西交流、 促进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共同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和价值及其未来可扮演的角色， 或许澳门史学界能够进一步抛开成见、 拓宽视野， 可以在澳门研究中有更加重大的新发现、 新突破， 真正挖掘出澳门在中国近现代史、 世界历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中的意义。 届时， 澳门研究肯定会再次热闹起来， 并引起国内、国际学界的更大关注、 重视和认同， 形成“千山势欲奔” 之势， 从而成为一门真正的显学。 届时， 一部有共识的澳门史也将问世。这是我们的期望， 也将成为我们努力工作的目标。 当然，我们更加期望， 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澳门历史研究的行列， 百川118

吴志良·悦读澳门汇流， 百花齐放， 使得“暖景溶溶”“芳菲遍” 的学术春天早日到来。（《过十字门》后记， 与金周平合撰）2004 年春节119

澳门文学丛书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的启示今年是中国伟大航海家郑和“扬兵异域， 示中国之富强”下西洋六百周年， 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 澳门作为早期全球化的结晶， 当然不应例外， 一些机构正在筹备一个国际性研讨会， 郑重其事。中国古代海外交通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秦以前为第一阶段， 以徐福远航日本为标志﹕ 唐中叶前是第二阶段， 期间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大秦商人秦伦与孙权的交往、 晋隆安三年（399年）法显西由陆路至印度又由海路于斯里兰卡乘船航返青岛， 唐代航运发展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一带， 开创了8世纪到12世纪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 明中叶以前，即郑和下西洋及稍后欧人尚未东来中国止， 是第三阶段的鼎盛时期。 郑和下西洋终止后， 中国的古代航海活动走向衰落。郑和自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六年（1431年）七下西洋， 前三次都是行至古里回航， 足迹只限东南亚和南亚一带， 可称为前期； 接着三次均横渡印度洋， 航程远及阿拉伯和东非沿岸诸国， 可称为后期。 第七次远航是在中断六年之后进行的， 其势力已强弩之末， 可看作尾声。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扬兵异域， 示中国之富强”， 在政治、外交及军事上张扬国威至极， 大大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但因为郑和下西洋不以发展海外贸易为主要目的， 航海事业缺乏持久的经济原动力。 郑和在120

吴志良·悦读澳门海外换回来的多为供宫廷赏玩的奢靡物品， 朝贡政策又“厚往薄来”， 国库耗费甚巨， 适逢国力由盛转衰， 内忧外患加剧，郑和下西洋之创举也因此无以为继。郑和船队七下西洋， 在航海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打通了由中国横渡印度洋到波斯湾、 阿拉伯海、 红海以及东南非洲的航路， 清除了东西方海路的交通障碍， 在亚洲和非洲之间建立了广泛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路， 亦堪称地理大发现的先导， 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也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初步尝试， 对人类文明的交流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动因、 过程以及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 作用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 已经有许多论述。 谈论比较少的， 是郑和下西洋的“空前绝后” 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震撼以及留给我们的感伤。 郑和下西洋之初， 是明朝国力鼎盛之时， 至郑和下西洋之末， 明朝国势已呈下降之象。 令人遗憾的是， 在长达二十八年的下西洋时期以及此后至西人远来的近百年时间里， 明朝中国本来可以继续扬帆， 创新科学和完善管理， 甚至最早发明出蒸气机和开发出航空母舰， 抑或重新思考和调整国家发展的策略， 保持强盛不衰， 然而， 朝野内外除开对郑和壮举之质疑并最后令其无疾而终， 竟然没有对国家长远发展方略进行深度、 理性、 有建设性的讨论， 没有抓住千载难逢的经济社会转型和发展机遇， 接受时代的挑战， 相反， 简单地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回归自然经济社会， 使得郑和下西洋壮举变成中国古代航海伟大事业的绝唱， 更令明朝中国错过了一次在“同一起跑线” 上与世界其他国家竞争进步的机会。 而这次错失， 成为中国屈辱近代史的肇始。历史没有“如果”， 也不能重写， 但以史为鉴仍然深具现121

澳门文学丛书实意义。 当一个社会快速发展到历史转折点时， 我们更应该保持高度清醒的头脑和警觉， 时时反省， 深入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策略， 否则， 千载难逢的机遇会一闪而过， 成为子孙后代的感伤和历史学者的悲叹。或许， 我们不能苛求生活在早期全球化萌芽时期的郑和那一代人。 他们迈出早期全球化的步伐， 已经难能可贵。 但是，生活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的我们， 便没有理由画地为牢， 固步自封， 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 参与国际竞争。 在当今世界，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可持续健康发展， 放眼世界、 开拓视野、 居安思危、 自强不息是必要的条件， 也是恒久不变的真理。 这话说来容易， 但实行起来， 不仅要我们改变思维、 更新观念， 还要求我们身体力行， 从我做起。 然而， 传统根深蒂固， 改变心理和行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还要部分地否定自己， 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因此， 除非被逼得别无选择， 人们都不愿意改变自己， 更不会牺牲眼前利益而成全长远目标。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转型大多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完成的， 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澳门经过回归之后五年的固本培元， 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博彩业的开放， 适逢全球经济复苏和内地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央政府推出“自由行” 政策， 大量外资和游客的进入， 令小规模经济跳跃式地增长， 城市面貌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带动澳门进入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 也令澳门全方位迅速朝着国际化城市方向演进。 换言之， 澳门正在大步迈开现代化的步伐， 正在展开一次社会的大转型。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也充满了挑战。 开放的大门已经敞开， 无法关上； 发展的步伐已经迈出， 也难以退缩。 况且， 澳门以旅游博彩业为主的经济独特形态， 已经开始受到周边地区的正面竞争， 如果不趁122

吴志良·悦读澳门势做大做好， 就可能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们没有退路， 也不应有丝毫的退让， 只能勇往直前了。然而， 我们也应充分意识到， 现时的发展速度的确太快了，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无论从市民心理还是社会结构、 基础设施上， 澳门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 没有足够的准备。澳门一向被视为传统、 保守、 封闭、 自足的乡土型社会， 且长时间的封闭性生活令人们习惯了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 也令社会习惯了一种固有的运行方式。 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 从封闭走向开放、 从保守走向进取， 如何从外力带动过渡到内力推动的发展模式， 需要一个心态调整和能力适应过程， 需要政府和市民的共同努力， 才有可能应对经济改革和社会开放带来的各种冲击， 解决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问题。澳门发展一向是交叉、 跳跃式的， 现阶段所面临的这一轮新的挑战， 相信也不难应付。 不过， 依然值得指出的是， 这一次开放和发展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见的， 既导致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结构变化， 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经济出现此消彼长之势， 也必然衍生诸多社会矛盾， 特别是利益合理调整与公平分配社会平等、 价值转变问题； 既令人们对未来愿景产生无限的憧憬和信心， 甚至过分的期望， 又使一些人对转型产生某些不安全感、 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感， 甚至挫败感。 因此， 需要更加周全的考虑和部署， 需要更加全面的宏观策略和微观政策的配合， 特别需要人的全面发展来配合。 正如A·英格尔斯（A. Engles）所指出，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化， 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都转变为现代化的人格， 它的现代政治、 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 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为现代化的国家”。 而现代人的性格有四个方面的特123

澳门文学丛书点：“他是一个消息灵通、 参与的公民； 他拥有相当明确的个人效率感； 就他与传统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来说， 他是非常独立且自主的（特别是当他对如何引导私人事务做出基本决定时）； 同时， 他对新经验即新理念都易于接受， 易言之， 他的心胸是相当开放的， 且在认识上有极大的弹性。” 这样， 我们就可以正确认识发展的机遇和局限， 充分理解发展带来的好处和代价，保证现代化进程在有序、 稳定的环境下展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才能实现提高综合生活素质的目标； 也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付出最低代价的前提下实现社会转型， 将澳门建设成为一个真正国际化和现代化的特区， 对子孙后代负责， 对历史有所交代。2005.7124

吴志良·悦读澳门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人类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对发展的追求和欲望与日俱增， 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 本来， 发展是指生物有机体的生长过程， 但现在更多地倾向“算术法则的涵义”， 即发展意味着“更多”。 依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的话来说， 过度的发展和消费，最终可能使人们面临“文明及其失落”。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 旅游便成为发展的快捷方式之一。 不得不承认， 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旅游开发而取得了经济的增长， 人民的物质生活亦获得一定程度的改善。 在此基础上， 许多地区的领导人又提出了大力开发“无烟工业”， 以文化促进旅游， 以旅游促进发展的思路。 人们不禁要问： 旅游与文化之关系就是那么简单？更加值得思考和令人关注的是， 在一些地区， 旅游的过度开发已经导致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加速损毁及其资源的加速流失。 这种情况， 与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相同，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已经令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并将令我们的子孙后代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果说环境污染尚可以治理， 那么， 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 特别是无形文化遗产的消失， 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长此以往， 不仅旅游业无以为继， 发展也将无以为继。 莫非我们真的希望“文明失落”、 甘心被子孙后代谴责？125

澳门文学丛书一这些年来， 曾经到过多处名胜古迹游览参观， 其中不少还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甚或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 之中的。 流连于名山大川、 秀美风光之际， 徜徉于人类文化遗迹之时， 却也深深感受到这些地区希望大力开发旅游以促进经济增长、 提高人民生活的强烈愿望和欲求。不能否认， 这些愿望是良好的， 而且在开发旅游的过程中， 人们开始意识到文化是吸引游客的核心因素， 这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 许多地区非常重视对文物古迹的修复和保护，期望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 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 由于对风景名胜、 传统风俗的过度市场炒作以及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一些文化遗产，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加速损坏和流失。更加令人担心的是， 这种情况非但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甚至被某些地区视作以文化促进旅游发展的效仿模式。所谓旅游， 是指一个人从原居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参观、游览、 休息， 去领略异域情调， 让身心放松、 休闲， 获得新知。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 旅游不仅发展成为一种产业， 更被视为经济的一个部门， 称为旅游经济。 然而， 回归旅游的本意， 除了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外， 真正能给游客奇风异俗感觉、 令其放松心情和开阔视野的核心因素还是文化， 即那些被称之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于是， 近年来人们开始谈论文化旅游， 并付诸实践。 在旅游中注入文化元素， 既显示了对文化的重视， 也体现了旅游业界对满足游客新需求的市场关注。 在当今时代， 面对瞬息万变126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资讯科技社会与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特别是因此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 人们对文化似乎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渴求。 2004年7月， 在丽江召开的一个有关东巴文化的座谈会上， 我曾经就此谈过一些感想：东巴文化有八百年的历史， 一百年的研究史， 为什么现在才受到人们的重视？我认为， 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 发展到某一阶段， 开始迷失方向， 需要回归本源， 追根问底， 寻找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意义。 然而，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甚至令人有无处着手之困惑。 东巴文化虽然仍然是人类文明之始一个待解的谜， 但人类文明演变过程中， 许多古老的文字和文化符号体系都消失了， 而东巴文化作为人类早期宇宙观、 世界观、 人生观的一个缩影， 得以留存至今，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一个活的博物馆。东巴文化对游客的吸引力， 恰如我们解读东巴文化的历史文化意义那样， 是对人类文明少年时代的无穷回味， 令人感到迷惑又十分刺激、 十分温馨。当时， 我还指出， 东巴文化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意味着它对人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巴文化之所以可以保存下来而没有毁坏或消失， 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丽江地区交通、 通讯不便而形成的高度封闭的环境。 如今， 该地区全方位开放了， 游客从四面八方涌至。 如何抵挡外来的现代文明的冲击？ 现在， 古城里百分之七十的青年人都不会纳西语， 东巴文化又如何得到更好的研究和传承？ 会127

澳门文学丛书不会发生断层或裂变？ 此时此刻， 我们不禁要反问自己： 现代人因为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去寻找人类早期文明之光， 希望从中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 但会不会不经意地把刚刚找到的一条道路、 一个目标丢失了呢？由此带出了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问题。 即使从经济角度考量， 也应该长期投资， 以期获得长期收益， 惠及子孙后代。好比祖传一座房子， 是卖掉还是加以维修保护后租出去？ 因此， 文化不能也不应该简单被视为发展旅游的工具和途径， 文化本身是人类发展的目标。 我们应该逐步发展高质量、 高水准的文化旅游， 形成新的旅游文化， 不仅以文化提升旅游， 更要以旅游保护文化， 保存文化遗产对现代人类永恒的魅力。 只有这样， 才能维持人类文明的延续和进步， 促进人的提升， 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永不枯竭。二众所周知， 澳门作为国际性文化都巿， 虽属仅有四十五万人口和二十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但在历史上曾扮演着东西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 从明朝开始， 直到鸦片战争， 澳门是南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之一。 其间， 她不仅成为不同文明的交汇点， 而且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重要桥梁， 亲临其境地见证了东西方文化长达近三个世纪交汇融合的波澜壮阔历史场景。 这段漫长的历史与不凡的经历， 使澳门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个性，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更令人惊叹的是， 在方圆数里之地， 不同民族虽然思想文化、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差异巨大， 却能长期和睦相处，和谐并进。 在文化上， 东方与西方共存， 现代与传统并列， 释128

吴志良·悦读澳门儒道与天主教共兴， 铸造出澳门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这种“和而不同， 不同而和”、 保持对话、 互相尊重的独特社会环境，使得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在澳门都能相容并包、和谐相处、 共同发展， 令澳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文博物馆。正如蔡田田建筑师所言， 澳门的文化遗产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相容性和独立性。 而正是此一特色，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慕名而来， 也令澳门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城市。 顺便一提，旅游业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 澳门今年接待的游客将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次， 按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计算， 名列世界前茅。澳门缺乏自然景观， 也缺乏建筑大型主题公园所需的土地， 因此， 既存历史文化资源对旅游业至关重要。 如何保护和善用文化资源， 也就成为一个关系到澳门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 在文物保护方面， 澳门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也是令人骄傲的。首先， 在法律上得到保障。 早在1953年， 澳门就从葡萄牙引入有关建筑景点和文化财产的保护法律。 1976年， 自行立法并定出文化财产清单。 1984年， 修订相关法律并增加受保护范围， 列出建筑纪念物的清单。 此后， 于1992年再次修订相关法律， 并将一些建筑群和地区增列到保护清单之中。 法律规定，清单内任何文物的修复和建筑， 都要经过法定程序和多个部门的审批， 尽可能避免文化遗产的损失， 减少对文物的破坏。其次， 在政策和财政资源上给予支援。 有些建筑文物属于私人财产， 受法律所限不能拆建， 便失去了商业价值， 业主可能因此缺乏动机去维护。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可以用换地形式收回， 以便长期保留； 若业主愿意维修， 政府也会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再次， 在建筑文物利用上有所创新。 如， 圣地亚哥炮台改129

澳门文学丛书为酒店， 德成按（当铺）改为文化会馆。 许多文物成为博物馆或政府、 银行的办公地， 物尽其用且有所归责， 从而对文物保护起了积极的作用。 正是在此基础上， 澳门才能经受起城市急速现代化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冲击而比较完好地保护了大量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艺术价值的文物， 现在才有可能将部分历史建筑群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如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所言，“此次提出申报的‘澳门历史建筑群’， 它向世人展示的不仅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最集中的西式建筑群， 不仅是中国以至远东地区西方宗教文化的生动见证和中国民间信仰别树一帜的独特反映，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是在四百多年的历史里华人与葡人合力营造的独特的生活社区。 这个生活社区除了展示澳门中西式建筑艺术特色外， 更展现了中葡两国人民不同宗教、 文化以至生活习俗的交融与相互尊重。 这种中葡人民共同酝酿出来的温情、 淳朴、 融合的社区气息， 是澳门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所在。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这一批‘澳门历史建筑群’， 不仅是要展示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在本地的文化遗迹， 并且是要证明中国文化宽广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向世人展示澳门多元文化和平共存的现象， 肯定外来文化在中华文化怀抱中得到尊重并已历史地交汇融合的现实状况”。为此， 我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目前， 澳门和许多地区一样， 尚未制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 在某种程度上， 这也折射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似对有形文化遗产那么重视。 例如， 这些年来， 澳门出版了数十种共数万页的档案文献资料， 以澳门的城市规模， 堪称世界第一， 但在口述历史方面， 却不见有什么显著成果问世。 幸好， 澳门文化在本质上是生活的文化， 是社区130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文化， 文化的根源已经深入基层， 民间社团组织对传统念念不忘， 世代传承。 因此， 从粤曲到南音、 从舞醉龙到圣像巡游， 从春节、 清明、 端午、 中秋、 重阳、 冬至等中国传统节日到复活节、 圣诞节等西方宗教节日庆典， 许多民间文化风俗、传统在澳门都得以流传和留存， 并得到大力弘扬， 一些失传的习俗还获得新的生命力。 更加有趣的是， 传统上的一些仪式在现代生活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例如， 1995年澳门国际机场开幕庆典上， 在中葡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 佛教主持和天主教神父同时一起祈福， 相映成趣却又浑然一体， 场面令人感动。 这是澳门文化包容并进、 和谐与共特性最真切的体现， 也是澳门文化遗产活化最生动的写照！由于澳门地处边陲， 历史上远离中葡政治中心及其内部政治斗争， 又基本上没有经受战火的摧残， 在宽容、 和谐的社会环境下， 中外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得到比较完好的保存， 十分值得我们进行普查、 挖掘、 整理和研究。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努力， 但仍然需要更加系统、 深入、 细致的工作。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博彩业的开放和城市的日益发展和国际化， 澳门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外来冲击， 因此， 这项工作还需要抓紧进行。 令人欣慰的是， 澳门居民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工作的重要性， 一些计划正在筹备中， 有些活动已经展开。 我相信， 只要政府和社会各界予以足够的重视， 并且不仅仅简单地将文化视作旅游和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途径， 而是作为居民素质提高、 公民意识培养、 文明建设和整体社会发展的目标， 那么， 澳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同样可以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 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2005.1.10131

澳门文学丛书澳门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作用澳门在历史上担当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平台角色，华洋居民数个世纪以来在这块弹丸之地能共处分治， 并未出现太多或者严重的冲突。 这些事实相信没有太多人会表示异议，而且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这种文化间对话的方式， 或曰“澳门模式” 的个中成功之处， 一直是学术界加以探究的课题之一。我们在过去也曾经从利益驱动和文化自觉的角度去探究“澳门模式” 赖以成功的因素， 多少可以得出一些令人信服的答案， 尽管这些从行为模式角度入手而得出的解答， 只能描绘在澳门发生的文化间对话图景中的一部分， 未能触及“澳门模式” 背后蕴含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 如果借用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去思考上述问题， 可能会为澳门缘何成功作为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平台提供一些线索， 也会对中国今后的国际交往过程， 乃至对澳门在当前中国的国际交往过程中能扮演何种角色提供一些启发。我们认为， 澳门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起始平台， 主要是由于澳门提供了中西文化相遇和对话的“公共空间”， 同时澳门当时具备的独特政治地位， 使其兼备多重的社会身份认同， 从而增进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对话和理解。这里所指的“公共空间”， 借用了人文地理学的概念， 尤132

吴志良·悦读澳门其是按照定义， 公共空间并未设有准入的限制。 从法律的角度看， 凡用作公共集会、 辩论和表达异议的场域， 皆可被视为公共空间。 英国学者丹斯（NicholasDines）和卡特尔（VickyCattell）认为， 公共空间代表社会交往能力和面对面互动的场地。 而英国学者卢恩斯伯勒（HannahLownsbrough）和荷兰学者本达曼（JoostBeunderman）更明确指出： 公共空间有促进文化对话和互动的作用。 同时， 公共空间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存在， 可以调节社会与国家之间的集体意见和行动。 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美国政治学者艾利斯·玛丽昂·扬（IrisMarionYoung）指出， 政治作为提出议题和决定制度与社会关系应如何组织的关键性活动， 决定性地依赖于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的空间和论坛的存在。至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 则由英国心理学家泰菲尔（HenriTajfel）和特纳（JohnTurner）在1979年首次提出。 他们认为，一个人并非只有一种个性， 而是具有相应于日益拓阔的圈子的成员个性。 不同的社会语境， 会导致个体在个人、 家庭或民族层次基础上思考、 感受和行动。 同样， 霍格（MichaelHogg）和沃恩（GrahamVaughan）也认为， 个体会有多重的社会身份认同， 即个体从对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的理解中引申出自我的概念（self-concept）。换言之， 个体所身处的环境， 能决定本身的社会身份认同。 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断定， 群体成员的身份创造是以群体内部为身份认同的分类和强化的单位， 特别是当个体确立自己的群体身份认同后， 会积极地通过比较群体内部和外部的特性来确立群体内部的独特之处， 继而确立个体的自尊。 这样会使人们对本体的认知被定位在“我们” 而不是“我” 的层次上。 与此同时， 与其他群体的不断比较和区隔， 会使社会身份认同在133

澳门文学丛书个人、 地方和国家层次产生变化， 而并非一成不变。回顾葡萄牙的航海殖民史， 我们知道， 葡萄牙早在1514年就获得梵蒂冈教廷颁发的保教权， 即任何从欧洲出发前往东方的传教士必须取道里斯本， 乘坐葡萄牙船只， 并要获得葡萄牙宫廷的批准。 传教士除效忠教宗外， 还需要宣誓承认葡萄牙的保教权； 教宗向东方任命主教的人选， 尚须得到葡萄牙国王的认可； 而葡萄牙有权在传教区兴建教堂， 并派遣传教士和主教进行管理。 我们同时也知道， 葡人在16世纪中叶在澳门得以立足后， 耶稣会传教士就是通过澳门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不但带去罗马天主教的教义， 还带去当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知识。 传教士们又通过澳门， 把中国的哲学、 语言、 文学、 历史、 地理、 工艺美术等向西方介绍和传播。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其他西方国家， 尤其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人纷纷通过澳门向中国带来西方商品， 他们的行事方式纵使往往不为当时的中国所完全接受， 但毕竟仍为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提供了比对以至缓和潜在冲突的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后来罗马教廷爆发“中国礼仪之争” 导致与清廷交恶， 康熙皇帝巧妙地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 将“南京命令” 的主事者多罗（CarlosThomasMaillarddeTournon）押解至澳门听候发落， 通过葡萄牙的据居地位和利用其切身利益， 以澳门作为缓冲， 争取回旋空间， 发挥了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的桥梁作用。澳门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19世纪中叶以后虽然走向衰落， 但这并未使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角色有所消减。这与葡萄牙当初通过传播宗教和背后的文化作为拓展殖民扩张的手段不无关系。 即使澳门的通商功能减弱，“文明教化” 作为葡萄牙对外扩张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让当时处于其控制下的134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在无形中具备了文化上而非经济上的对外交往“优势”，而其经贸弱势反而扩大了文化交往的“公共空间”。从实务上探讨， 澳门行政当局长期以来实施比邻近地区更宽松的出入境政策， 使外来人员可以在澳门逗留较长时间。其次， 澳门的国际重要性衰落使其国际知名度大减， 便利了往后的一段历史时期、 尤其是地缘政治变得复杂的时期各国各派人员通过或利用澳门调节彼此的意见、 立场和行动， 以确定社会之间关系的具体组织和运作。 正因为当时的澳门在地缘上的准入门槛比其他邻近地区低， 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地方氛围， 使得西方文化仍能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中华文化亦能通过澳门走向世界， 真正发挥了中西文化交流“公共空间” 的作用。另一方面， 历史上明清政府基于当时国内情势， 将在澳门定居的葡人社群视为特殊蕃坊； 葡人根据本身的市政传统组织议事会实行社群内部自治的同时， 又长期向明清政府缴纳地租， 臣服于明清官员， 承认中国对澳门拥有的完整主权。 从葡人议事会近三百年来的文件中， 已不止一次指出澳门主权属于中国、 葡人治权未及于华人的事实， 例如在1621年的文件中便指出：“虽然这城市是属于我们的国王， 但所述的地方则属于中国皇帝。” 在1777年澳门主教兼总督基马良士致议事会的鉴定书中， 更进一步阐明澳门葡人在制度上属“混合服从”。 即使后来葡萄牙人成功在澳门确立全面的殖民统治， 在1887年签订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并无将澳门的主权转让与葡萄牙，反而重申了中国对澳门拥有完整的主权， 葡人只获“永居管理” 权。 这使当时的澳门在政治上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认同， 概括而言就是“葡管中国领土”： 在行政上属于葡萄牙， 但主权上是属于中国的。135

澳门文学丛书由此可见， 因特殊行政管理、 中葡民族交往以至实施自由港政策而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和人员流动， 又使澳门的民间社会产生了多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认同， 除了中华文化的母体外， 还因为不同族裔人口通过澳门集聚， 而使之同时兼备葡语世界、 拉丁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属性。 社会成员在与外界的交往中， 长期以来也将澳门本土文化中特有的“中华因素”、“葡语因素”、“拉丁因素” 以至“西方因素” 自觉地寻求与相应的群体所具备的特性连接共通， 通过这种“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的对话策略， 使澳门的桥梁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维持和发挥。正是澳门具备的这种“公共空间” 以及多重的社会身份认同， 造就了文化间对话的“澳门模式” 的出现。澳门这些独特的经历和有益的经验， 可为当今中国走向世界带来启示； 当然， 需因应时空背景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例如， 过去澳门在政治上具备的双重社会身份认同， 已随着澳门回归祖国而自然消失， 但在民间社会生成的多重社会身份认同， 则因特区实行“一国两制” 政策和经历了新一波的国际化进程而得以保留和强化， 其内容甚至因不同族裔人士来澳门生活、 定居而有所丰富， 直接促进了澳门作为文化间对话的“公共空间” 的功能。中国与世界进一步交往和对话， 不但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们知道，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 综合国力大幅增强，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当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 目标现已基本实现。 今天的中国， 除了继续集中充实经济的“硬实力” 外， 开始注重发展文化的“软实力”， 积极对外传播中国语言和民族传统文化， 增加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 当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136

吴志良·悦读澳门易组织后， 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更加便捷和规范， 直接导致不同文化间展开对话的机会扩大。 更重要的是， 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与国际接轨， 标志着她再不可能走回从前闭关自守的道路。最近十年来， 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呈现大规模和多层次的特征和形态。 从出境旅游人次统计， 我们可以看到其规模之大：在2001年， 出境旅游的中国公民有一千二百一十三万人次， 到2011年已达七千零二十五万人次， 增长接近五倍。 除了旅游和经商等民间层次的交往外， 外交层次的交往也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而越趋频繁和重要， 同时，“公共外交” 的概念近年开始在中国兴起， 希望通过非正式的中外交往达至正式的外交目的。另一方面，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才实行了三十年左右的时间， 尽管通讯技术在这三十多年间突飞猛进， 但是外界不少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受到历史因素的影响而往往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 尤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 中国作为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政治制度与经济生产管理方式的不同， 再加上这些国家过去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处于对立状态，它们对今日中国的真实面貌仍不断产生误解。中国过去十多年在对外开展公共外交、 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上展开积极的努力， 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也使中国如今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而在2020年左右， 中国更有机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从这些事实和预期中， 我们更有自信地认为， 无论外界一些人对中国有怎样深的主观偏见， 理智上也不可能再否定与中国展开交往的重要性， 多少会意识到有必要理解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事方式， 才符合自身的长远利益。回归祖国后的澳门， 受到“一国两制” 方针的保障， 使其在促进中国与外界交往对话上能发挥其独特且不可取代的作137

澳门文学丛书用。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保障了澳门的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可与世界各国、 各地区和国际的有关团体和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 也保障了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授权单独地同世界各国、 各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 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 与此同时， 容许澳门特别行政区对世界各国或各地区人员的入境、 逗留和离境继续实行出入境管制。 这些都为中国与世界通过澳门作为彼此沟通和对话的“公共空间” 创造必要的条件和法律保障。即使存在便利的“公共空间”， 澳门仍需具备多元的社会身份认同， 才能使她的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发挥。 与中国其他城市比较， 澳门尤其与葡语系国家和欧洲联盟有更密切的往来和关系。 在与葡语系国家的关系上， 由于历史上的原因， 使得澳门的“葡语社会身份认同” 非常突出。 澳门是葡语都市联盟和葡语大学联会等组织的会员， 同时作为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常设秘书处的所在地。 澳门与葡语系国家的往来和合作在回归以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而且合作的领域和内容更切合澳门以至中国的需要。 除了经济贸易外， 澳门近年还开始注重在语言、 翻译和教育领域的合作。 不少现在到葡语国家的孔子学院任教的汉语教师， 就是先在澳门学习葡语的。 另一方面， 澳门也为不少葡语系国家人士提供认识中国的管道和平台。 以澳门基金会为例， 每年均为葡语系国家的学生颁发奖学金， 鼓励他们到澳门就读大学学位。 他们通过在澳门的多年生活和与当地的大学生接触， 初步建立起与中国的联系和社会网络。 他们在学成回国后， 也必然会通过他们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 促进他们所在的国家与中国的往来。澳门另一个突出的社会身份认同是“欧洲社会身份认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葡语社会身份认同” 的基础上辐射出去138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 澳门和欧洲联盟自1992年起开始建立正式的关系， 并通过一系列的途径和机制， 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合作。 目前， 澳门和欧洲联盟正针对法律和语言翻译领域展开全面的合作。 我们应该注意到， 澳门的法律正处于深刻改革的历史时期， 中国内地也正处于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 中国自清末以来受罗马—日耳曼法系的深刻影响， 而澳门法律受葡萄牙法律的影响更不待言。 从本质上判定， 无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澳门的法律体系， 都同属于大陆法系， 有着相当接近的共通点。 澳门在法律改革的进程中所出现的法律理论问题， 将为中国内地的法治建设提供可贵的参考， 并使其法治建设少走弯路。“欧洲社会身份认同” 意味着澳门能容纳的欧洲语言不光只有葡语， 而是潜在的多种拉丁语言。 澳门与欧洲联盟在语言翻译领域展开的合作， 虽然目前以中葡翻译和传译为主， 但似乎具备以澳门作为基地将合作的语言领域进一步扩展至其他欧洲语言、 合作地域扩展至全中国的潜力， 进而有巩固澳门“拉丁社会身份认同” 的潜力。 而除了法律和语言翻译的领域外，澳门还可以凭借本身的历史城区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和与罗马天主教会的悠久关系， 而在文化遗产保护、 文献信息交流、 宗教理解等方面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沟通和合作。回顾澳门接近五百年来的城市发展历程， 她从一个商业城市过渡成为一个文化城市。 虽然近年来澳门经济迅猛发展， 但碍于地域和市场规模， 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地方经济体系， 但因为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使其有条件发展成精致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这种以文化为基础发展本地社会和经济的模式， 使澳门在协助中国走向世界时， 应以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间对话为侧重点。 与中国其他城市以作为开拓与西方经139

澳门文学丛书贸关系为重点比较， 以文化为开拓交往的侧重点成为“澳门模式” 长久以来不可被其他地方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国两制” 的方针保障了澳门具备多元社会身份认同的特色， 继续成为中国与西方相互理解和对话的理想公共空间，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定能担当重要的作用。2013.3140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 城市变迁与个性呈现从葡人来澳建立商埠开始计算， 澳门至少有四百多年的城市发展历史， 期间出现的多次变迁， 造就了今天澳门在中华大地、 在亚洲以至世界上的独特个性。在葡人入据的早期， 澳门成为了葡萄牙以及后来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重要贸易中心。 西方国家通过澳门购得中国物产的同时， 东来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则为中国带来天主教教义和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 又从中国获得文化艺术、 历史地理和哲学思想等知识， 再经过澳门向欧洲广为传播。就在西方其他国家， 尤其是英国和荷兰的商人纷纷通过澳门向中国带来西方商品的时候， 他们的行事方式往往不为当时的中国所完全接受。 澳门因此成为中国与西方认识、 比较彼此文化以至缓和潜在冲突的中间地带。 特别是在清朝中叶， 罗马教廷因爆发“中国礼仪之争” 导致与清廷交恶， 康熙皇帝巧妙地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 将“南京命令” 的主事者多罗（CarlosThomasMaillarddeTournon）押解澳门听候发落，通过葡萄牙人的定居地位和利用其切身利益， 以澳门作为缓冲， 争取回旋空间， 充分发挥了澳门作为信息传递和人员往来的桥梁角色。鸦片战争后， 英国从中国手上取得毗邻澳门的香港， 其优越的地理条件顿时使澳门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一落千丈， 甚至一度成为人口贩卖和走私中心。 然而， 葡萄牙一贯采取中立的141

澳门文学丛书外交政策以保障其继续据居澳门， 使澳门在国际关系处于风起云涌的时刻， 仍充分扮演缓冲、 中介和调停的角色。 例如在抗日战争初期， 澳门便成为中国和日本的情报中心， 随着战事的深入， 又成为两国的物资补给的其中一个重要场所。 新中国政府成立后， 继续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为内地提供必要的物资、外汇和信息， 后来更因应两岸关系缓和而发展成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中转站。另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葡萄牙加大构建包括本土和海外属地的“葡萄牙经济圈” 的力度， 以期建立葡萄牙货币区的共同市场。 澳门受惠于当时推出的关税优惠措施， 再加上后期澳葡行政当局革新博彩业管理并发展旅游业， 以及欧洲共同市场为澳门提供配额优惠， 使澳门经济从过去以手工业和简单转口贸易为主， 转向以轻工业、 金融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要产业构成， 并取得实质的发展， 带动澳门城市的现代化。 到1980年代， 澳门已基本形成现代化工商业城市的形态。澳门回归祖国后， 政府决定开放博彩业发展经济， 通过引进外地经营者提升澳门的国际能见度和知名度， 又通过泛珠三角合作、 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等机制和举措， 创造条件让澳门参与区域合作。 自2004年起至今， 澳门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不但新型建筑拔地而起， 历史建筑也因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而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一些早已被遗忘的街区角落， 近年也得以活化， 成为新兴的文化和商业活动场所。回顾澳门的城市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在这个过程中的“变” 与“不变”。 澳门城市发展近五百年来的“变”，在于中国的兴衰及其开放与封闭， 以及由此造成的澳门国际地位的跌宕起伏。 过去， 由于葡萄牙长期在对华贸易上处于近乎142

吴志良·悦读澳门垄断的地位， 使得澳门扮演国际贸易中心的角色达数世纪之久。 自1840年代之后， 澳门城市走向沉寂， 纵然曾数度出现繁荣景况， 但仅属非常时期特定时空环境下的畸形现象， 城市发展随波逐流， 经济欠缺个性且不能持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澳门城市发展略有起色， 行政当局又提出不少有利于澳门长远发展的宏伟蓝图， 唯经济实力依然不足， 而且当时的客观条件更使澳门不时出现难以为继的苦况。 尽管如此， 澳门的经济已开始呈现有别于邻近地区的个性， 即使偶尔出现发展瓶颈， 但可持续性已有所增强。 在回归祖国后， 外资的引进使本地经济发展与国际接轨能力加强， 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和“中国与葡语国家经济贸易合作平台” 的发展定位， 澳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其城市发展将朝着前述方向稳步发展。就在“变” 的同时， 澳门在地缘上的准入门槛， 长期以来比其他邻近地方低， 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地方氛围， 使西方文化得以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而中国文化又得以通过澳门走向世界， 发挥了中西文化交流“公共空间” 的独有作用； 而行政管理、 族群交往以及实施自由港政策而产生的社会文化氛围和人员自由流动， 又使澳门的民间社会产生多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身份认同。 中华文化固然是澳门的地方文化母体， 但除此之外还因为不同族裔人口及其文化通过澳门集聚， 而使澳门同时又与葡语世界、 拉丁语世界乃至西方世界相通相融。 社会成员在与外界的交往中， 长期以来也将澳门本土文化中特有的“中华因素”、“葡语因素”、“拉丁因素” 以至“西方因素” 加以发挥， 自觉地寻求与相应的群体所具备的特性连接。 通过“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的对话策略， 使澳门的桥梁143

澳门文学丛书作用在最大程度上得以维持和发挥。 是为澳门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不变”。从分析澳门城市发展的“变” 与“不变” 中可见， 澳门城市个性近年之所以能鲜明地在区域以至国际舞台上更加凸显，与经济和历史发展是互为相关、 密不可分的。 如果经济没有形成本身特色， 即使其实力雄厚， 城市个性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也难以凸显出来。 同样， 如果历史发展的进程没有形成独特的经验， 尤其是与普世价值产生有机联系的话， 城市个性也难以为人类对普世价值的探索提供有益的线索和养分。 当我们要彰显澳门的文化城市形象时， 其实也需要经济发展去支撑这个形象； 构建本身的经济特色， 反过来也突出了文化城市的形象，两者缺一不可。所以， 澳门城市发展的“变” 和“不变” 都是构成澳门城市个性的组成部分。 单纯地只有“变” 或者“不变”， 都不能构成如此鲜明的个性。 事实上， 受惠于经济和文化在近年来的双轨发展， 澳门在经历深刻的城市变迁之后， 在众人担忧澳门变得面目全非、 失去往昔小城风情的时候， 我们发现， 她也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具备鲜明的城市个性， 具体而言就是，以多元文化搭建成的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桥梁。城市个性， 显然是非物质的， 而澳门这座以多元文化为“建筑材料” 搭建而成、 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现代化桥梁， 其高度结晶就是在2005年获成功列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澳门历史城区”。 特别是“澳门历史城区” 所隐含的关键非物质因素——“和而不同、 不同而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确实为人类探索普世价值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证据。另一方面， 在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过程当中， 政府又通过社区规划和引导业界侧重发展能充分体现澳门城市个性以及母144

吴志良·悦读澳门体文化个性的文化创意产业和中医药产业， 利用非物质的城市个性发展物质的特色经济， 促进经济社会同时达至可持续发展， 就是城市个性有机结合城市发展的最佳例证。上述方式也是澳门今后整体的城市发展策略， 即城市个性作为城市发展以及应对城市变迁的基础。 虽然近年来澳门经济总量有所膨胀， 但碍于地域和市场规模， 仍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地方经济体系， 反而因为本身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使其有条件发展成精致的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这种以城市个性为基础发展本地社会和经济的模式， 可以让社会在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更清晰地确定城市的“应变” 和“不变”， 更有意识地维护独有的本地特色， 从而使澳门的城市发展在可持续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远。万变不离其宗。 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澳门凭借其历史上一直担当不同文化间对话平台的角色， 在协助中国走向世界时， 应以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文化间对话为侧重点。与其他中国城市以作为开拓与西方经贸关系为重点比较， 以文化为开拓交往的侧重点成为澳门城市个性高度表现的“澳门模式” 且长久以来不可被其他地方取代的一个重要原因。“一国两制” 的方针不但保障了澳门具备多元社会身份认同的特色， 而且将继续成为中国与西方相互理解和对话的理想的公共空间，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能担当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澳门真正的价值所在。2013.4145

澳门文学丛书学术责任与学界使命长期以来， 学术界强调自主、 独立、 价值中立， 主张学术研究要超然于社会、 政治、 团体和个人。 这个立场， 一直被学者视为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和专业操守， 也向来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和高度赞赏。 美国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唐纳德·肯尼迪 （DonaldKennedy）教授在其 《学术责任》（Academic Duty， 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01） 一书中， 回顾了美国学术界注重学术自由的传统， 首次明确地将当代“学术责任” 的问题提出来，认为学者应该走出大学的围墙， 面向社会， 关怀现实， 承担起社会责任， 从而引起学术界内外的广泛关注。事实上， 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 甚至不是一个问题。之所以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是因为学界对学术自由的追求和执著， 使得自己不经意地与世俗现实渐行渐远， 最后退守到金字塔的顶端，“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没有人会否认， 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也必须承认和强调保障学术自由对学术研究和学者的重要性。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 学者是社会的一分子， 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应当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 应当对社会负有一种学术责任。 否则， 学者就部分地放弃了其公民权利。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并不相悖， 更非水火不容。 相反， 它们之间应该取得某种平衡。 追求学术自由， 并不是要回避现实， 或逃离尘世， 事实上也没有可能做到这点； 强调学术责146

吴志良·悦读澳门任， 也不意味着放弃独立自主， 跟世俗的利益纠缠在一起， 甚或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 学术界应该以其特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和超然立场， 观察社会， 发现和分析问题， 义不容辞地参与公共事务， 不遗余力地推动社会进步。 这也是学术界不可推卸的学术使命。澳门学术界一向标榜以服务社会为己任， 深具公共知识分子的性格。 这种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公共性取向， 已经成为近二十年澳门学术研究的传统。 在澳门社会进入急速转型时期、 新旧问题不断涌现、 各种矛盾交织并发的关键时刻， 学术界更加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其社会责任， 义无反顾地履行时代使命。澳门2002年博彩业开放后经济跨越式的快速增长及其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和困难， 对长期相对封闭保守的传统社会和新生的特区政府都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 也令许多市民不适应甚至感到困惑和担忧。 如何客观地梳理、 界定这些发展过程中相继涌现的问题， 并对它们进行理性讨论、 理论探索和科学分析， 创造学术条件， 积极应对， 寻找解决的途径和方案， 并在此一基础上拓宽视野， 探索澳门的未来发展方向， 便成为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新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 首先得具有问题意识和准确提出问题的能力。 科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往往更重要”。 善于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 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备的最基本素质之一， 因为没有问题意识就不可能有创新意识。 确诊问题、 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数位上、 技术上、 实验上的一种技能， 而提出新的问题、 提出新的可能性、 用新的视角来观察旧的问题， 才真正标志着科学的进步。所谓发现问题的能力， 是指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去看待问147

澳门文学丛书题。 一个新的制高点， 能够增加我们的前瞻和洞察能力， 使得我们看得更远、 更深、 更广， 使我们对问题的边界看得更加清楚、 透彻。 当然，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需要有统筹全局的关怀和眼光。 在当今时代，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已经不可避免，国内外以及邻近地区的种种变化因素对澳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与此同时， 澳门社会内部又正面临着剧烈的转型， 各种新旧矛盾和问题都在以新的形式、 新的速度激化和出现， 从而急需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全新的视野、 全新的眼光、 更高的论证能力和更深的人文关怀去观察、 分析、 研究、 解决。 否则， 我们可能不断围着原来的问题打转， 或被问题拖着走而无可奈何。由此可见， 我们在辩论社会开放、 转型时期急速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不断激化的诸多矛盾的时候， 不仅需要世代积累的传统智慧和地方知识， 更加需要放眼世界的全局意识和全球视野。 当今国内外发生的事情， 必定会直接间接、 或多或少地影响到澳门， 而澳门遇到的问题， 往往也跟国内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因此， 要解决澳门跨越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无可避免地也要跟国内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量， 才能界定问题的边界， 发现问题的症结， 找到解决的可行路径。 事实上，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我们已经无法独善其身， 政治越来越多极化， 文明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越来越多元化， 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不能没有全局意识和世界视野来观察、 分析、 研究、 解决看似属于某个地区的内部问题， 在不同中寻求共同， 在共同中寻求差异， 在矛盾中寻求协调， 在冲突中寻求和谐。视野开阔了， 格局也会不一样。 在一个扩大了的新格局里， 我们审视、 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 技术和能力都会有所提升， 起码可以跳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就事论事的思148

吴志良·悦读澳门维局限以及苦无出路的思辨困境。 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也不是一件可以短期改变或取得成效的事情， 但对学术界来说， 与其说是挑战， 不如说是机会， 是学界巩固和扩展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千载难逢的机遇。 只要学界有勇气、 有能力负起社会责任， 在此一变革的大时代必有更广的用武之地， 必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也必能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勇气， 就是要敢于承担， 不回避学术责任， 投身到社会重大热点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中去， 改变目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在许多重大社会事务和公共议题中严重缺席的状态。 变化时代带来的很多问题和争论， 如果缺乏理性分析和讨论， 会变得更加复杂、 更具争议， 使得社会更加困惑甚至分化。 作为学者， 有义务作出有理、 有据、 有节的分析， 提出客观、 独立、中肯的意见。有能力， 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 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洞察能力和分析水平； 另一方面， 还要求我们加强与本地和外地学者、 学术单位的交流， 强化本地学术团体之间及其与外地学术机构的合作关系， 内接外联， 创造良好的学术争鸣环境， 集结和壮大学术力量， 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合作研究， 并在此过程中增强学术规范， 提高研究水平。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高瞻远瞩、 坚实基础， 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 早出成果、 出好成果， 才能对促进澳门社会科学事业以及其他领域的发展提出有建设性的洞见， 为澳门学术研究更加繁荣、 特区的发展更加顺利贡献力量！应该指出， 经过公共和私人学术机构的积极推动和学术界多年的不懈努力——这里有成立十年的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及其创办人和领导人身体力行、 默默耕耘的一片苦心和诸多血汗， 澳门已经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 澳门研究也初步打下了基149

澳门文学丛书础。 在从乡村型传统社会蜕变为现代化国际城市的短暂进程中， 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然而， 不能否认的是， 澳门社会整体对知识阶层的角色和作用似乎没有应有的认同， 对学术成果尚未有足够的重视， 从而使得知识社会建设的步履缓慢。 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理解、关怀、 支持、 鼓励和参与， 澳门知识阶层很难发展壮大， 本来力量单薄的学术界很难在推动社会变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澳门也不容易快速演进成为一个专业化、 知识化的现代社会。 进而言之， 澳门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会因为缺乏一个坚实的智力平台而受到不利影响。同样不能否认的是， 虽然澳门的学术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但真正深入、 系统、 规范的学术研究成果似乎也非常有限， 有胆识、 有见地、 有创意的独立思想理念并不多见。 换言之， 学术研究同样出现了与社会发展不同步甚至脱节的情况。这种现象， 与近年经济、 社会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不相符， 与近年博士、 硕士人才辈出的状况也很不相符。 是视野受阻、 见识有限， 是能力不够、 信心不足， 还是缺乏勇气、 未敢承担？这不仅是学术界也是社会各界当前紧迫需要深入反省和认真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甘于在此怪圈兜转不前、 不愿意放弃对社会应有的权利和责任的话。“敏感， 因而敏锐； 关心， 所以关注。” 结束这篇短文前，请允许我以《天涯》杂志刊头的这句话， 与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诸君以及读者共勉。（《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十周年纪念特刊》）2007.9.10150

吴志良·悦读澳门传统的失灵与新秩序之重建人类在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形成了传统。 而传统又反过来成为我们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近期世界局势、 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动荡引起人们信心的丧失， 却使人不得不去思考传统是否失灵或失效的问题。 如果传统失灵了， 人类将如何自救、 何去何从？人类从中世纪的混沌里走出来， 经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后再进行启蒙运动， 将宗教与科学的天平偏向了后者。 明显地， 近一二百年来， 科学已经日益主宰了人类的生活。 甚至可以说，人们已经对科学开始盲从、 迷信了。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不仅引起人类对自身生命和生活的重新思考， 还迫使人类建立一个可以和平共处的世界秩序。 但二战之后， 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 世界已经没有知名哲学家的出现了。 到底是哲学家群体消失了，还是世界不再需要哲学家？ 莫非人类自认为已经进入幸福的境界， 不必担心也不必思考自己的命运和生存的终极意义了？近二三十年来， 科学进步、 尤其是信息革命令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了步伐。 同样越来越明显的是， 人类已经开始对紧随这种步伐而感到力不从心了。 虽然如此， 如果不是大气变暖、 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 我们可能连赖以生存的空间也忽略了， 也没有时间去反省了。进入信息社会的人类， 虽然一度受千年虫之困扰， 但世纪151

澳门文学丛书换千之际， 依然抑制不住对新世纪的无限憧憬。 这种憧憬， 是建基于对人类发达文明、 超常智慧、 先进科技和超强能力无限放大的不可靠平台之上的。“科网梦幻” 的破灭、“9·11” 事件的发生， 特别是“非典” 的爆发， 一度引起对“非理性繁荣”和“破坏性创造” 的反思， 但人定胜天的无比信心， 仍然令“有毒债券” 和“克隆” 技术在悄悄快速蔓延。 投资银行巧妙包装产品之盛行， 犹如生物工程大胆而广泛之基因改造， 刹那间已经渗透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和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 对人类文明发展而言， 华尔街的突然崩盘， 其影响可能不亚于“柏林墙” 的拆除。 短短二十年时间， 西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欢呼声中齐齐倒下， 预示着一个思想新时代又将降临， 世界新秩序已呼之欲出。过去二十年， 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二十年， 也是价值规范和思想真空的二十年。 如果冷战之结束意味着意识形态争夺之了断， 但历史并未因此而终结，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第三条道路只是取得了短暂的胜利， 或者说， 只是在新思想未诞生之前暂时占据了地盘。 正是此一独霸地位， 令西方过于自信、过于随意、 过于贪婪， 也令西方人失去了理性， 令“太多人假借自由之名而行不义”（马克·吐温语）。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只是中途站， 当今的金融海啸可能成为终结篇。讽刺的是， 理性正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成果以及科学赖以进步之基石。 华尔街的兴衰， 是一面镜子。 人类看着这面镜子， 能否认清自己的本性， 回归自然而有所省思， 回归传统而有所创新， 回归理性而不迷信科学， 将是重建新秩序的关键。 而世界新秩序能否顺利重建， 将直接关乎人类之生存及其文明之发展。 否则， 只能寄望飞天探月， 在另一星球上重新开始亚当与夏娃之伊甸园故事； 只能寄望嫦娥奔月， 盘古重开天152

吴志良·悦读澳门地。 而地球上不可一世的人类， 要么成为动植物基因改造生物链中的最后一环而自我蜕变为新物种， 要么成为千百年后另一新物种研究的标本。传统认为， 科学是反宗教的。 当今人们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迷信， 却充满了宗教虔诚。 人们逐渐淡忘甚至放弃了对传统的传承， 却从本质上无法摆脱传统的思维。 特别是当科技无法解决问题时， 人们会反智地尝试以传统方式寻求答案。 在一个异化的环境里， 传统失灵了。 这样一种情形， 人们如何会有信心？ 掌握科技却漠视传统、 失去自信的人们， 会不会在惊慌失措中加速自毁长城而提前终结人类的历史？ 或许我们低估了人类理性， 但却不得不高度警醒， 以防万一。这不是最好的年代。 无疑， 也还不是最坏的年代。2008.10.10153

澳门文学丛书建立信任社会因出版《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而名噪一时的福山， 又出版了一本叫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的书，再次一纸风行。 在《信任》一书中， 他将美国、 德国、 日本列入高信任文化国家， 而中国、 意大利南部和法国则属于低信任国家。所谓低信任社会， 乃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 而高信任社会则超越血亲关系。 当然， 他的分析， 相当程度上根据企业经营管理文化情况而作出， 中国（以港、 台企业为分析对象）因为家族企业众多， 产权与业权不分， 企业难以发展成跨国大公司， 而被列入低信任社会。众所周知， 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基本因素之一。 社会成员互相信任关系的弱化， 意味着社会资本的退化。 被福山列为高信任文化社会的美国， 近期不断爆出大企业假账丑闻， 更加令人感到诚信的可贵和信任的风险。 可以预见， 人们将对信任产生更大的疑问。一百年前， 齐美尔指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 社会本身将瓦解。 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 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 或更为强有力， 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现代生活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的诚实的信任之上。”一般认为， 美国是个人主义的社会。 但福山认为， 美国文154

吴志良·悦读澳门化遗产是双重的： 一是个人主义， 二是社区主义。 美国社会形成初期， 新教教派促进了美国新移民的社群生活， 令美国人有天然的社交愿望， 而美国的社团组织也十分发达， 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十分普遍。 这种广泛的信任关系， 促进了合作， 从而加速了大企业的成长和美国经济的繁荣。事实上， 中国人也十分讲究“信”， 信誉、 信心、 信任是传统社会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支柱。 正如许多学者所言， 信任与社会资本通常难以从理性投资决策中获得， 而是从宗教、 伦理、 传统、 习俗中产生。 因此， 在受到现代西方价值冲击之前， 中国应该是高信任文化的社会。这种情况， 在乡村小型社区中犹为明显。 在乡村社会， 文字契约并不流行， 口头契约的约束力如此之大， 不正是高信任文化在起作用？澳门被视为一个乡土型的社会， 虽然长期受葡人占领， 但也应该列为高信任文化社会。 主要原因是， 澳门从来没有失去传统华人社会的特色， 且地窄人少， 大家不但基本相识， 还“低头不见抬头见”， 要在社会上站住脚跟或出人头地， 很难做出有违社会规范、 损人利己的事情， 一旦信誉破产， 再无立足之地， 更遑论东山再起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 澳门法院受理的案件少得可怜。 这也说明， 澳门居民即使有纠纷， 也私下调解、 和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太大的冲击和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澳门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社团组织十分发达且数目众多。 社团作为个人与政府的中介， 在维持信任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几十年， 特别是1999年前多次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激化， 最终都是社团组织或社会贤达出来调解， 更充分显示出社团的这种作用。155

澳门文学丛书值得指出的是， 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但合作也加强信任。我们可以说， 澳门至今仍然是一个高度信任和合作的社会， 无论处理官民关系还是劳资关系， 都以史为鉴， 吸取经验教训，维持社会安定祥和气氛， 增加社会资本。 澳门人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既然缺乏自然资源、 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 就必须加强社会资本， 否则， 安居乐业和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或者正因为这一高度认识， 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才能取得实现一国两制的初步成功， 政通人和， 经济高速发展， 社会稳定， 令世人瞩目。2005.9.15156

吴志良·悦读澳门独特的交往艺术 独特的精神家园澳门作为南中国早期开埠的重要港口城市之一， 经历了由葡萄牙人租借、 据居和管理的过程， 从明清政府管治、 华洋共处分治到葡萄牙占领， 先后经过了数百年的历史。 此一特殊政治、 法律状况， 对其中的华人、 葡人或富人、 穷人都深深地印上了独特的烙印， 也铸造了澳门社会独一无二的特性。 在澳门居住多年、 以《盛世危言》影响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家郑观应的《澳门感事》， 深刻而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微型社会的特征：华人神诞喜燃炮，葡人礼拜例敲钟。华葡杂处无贵贱，有财无德亦敬恭。1938年， 英国诗人奥登（1907—1973）也写过一首题为《澳门》的十四行诗， 从西方人的角度把澳门赌城的社会特质写得淋漓尽致：澳门乃来自信奉天主的欧洲的一茎秀草生根繁殖于黄山碧海之间顽石里窝藏的是异域的果子亦葡亦汉， 稀奇古怪157

澳门文学丛书救世主和门徒的洛可之图像向呼么喝六的赌徒承诺身后的财富教堂与妓院比屋周旋， 证实信仰确能宽恕原欲既获免罪， 沉沦的小城何惧凡尘种种罪孽——尽管强人因此车裂于市， 政府也因此解体于一旦？宗教的时钟总会按时敲响， 幼稚无知的劣行总能反证犯者的良知未泯澳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总体上， 澳门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 虽然深受西方的影响， 但中华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澳门更是一个移民社会， 居民从天南海北迁徙而来， 乡音迥异、 文化不同、 风俗习惯差异很大， 却能够相互包容、 共生共存， 在历史长河中屡渡难关， 将澳门这座小城建设成为一个中西荟萃的现代化都市。在其中， 政治治理沿用的是西方思维， 法律规范应用的是大陆法系， 社会组织是千姿万彩的社团， 语言也五花八门。 这样一个社会， 到底是如何来把握住自我的心灵空间， 如何始终坚持着对未来的向往， 如何保证日常生活的稳定， 诸如此类， 都是澳门社会的现实问题， 也是澳门研究中重要的内容。近二十多年来， 有关澳门研究的论述呈快速递增的趋势，并在各个学科和领域中都有着丰富的成果， 尤其是在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等方面更有着独特的优势。 历史学对资料的整理和158

吴志良·悦读澳门挖掘既是历史学自我发展的良好契机， 同时为澳门其他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事实上， 政治学研究也为这个过程中非常突出的研究主题， 我们甚至可以说， 多年来的历史研究主要围绕着政治主线展开的。 毫无疑问， 几百年来澳门社会中各种政治力量的出现、 发展和相互之间的制衡成为政治学最好的研究对象， 何况这其中尚纠结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此一独特的社会景观， 更给澳门政治学研究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予先天的与众不同。 聂安祥的《社会交往与认同——澳门社会结构探析》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的。此书同时选取了澳门社会中最为宏观的政治结构以及澳门的政府状态、 社团状态和微观的个体生存状态的相互互动作为研究对象， 其意义在于尽量把东西文化的思想传统及其渊源所在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论述澳门人是如何在这样一个背景中来型塑自己的家园。 有学者曾试图描绘澳门的这种混杂状态：“混在一起的时空与人在澳门产生出一种非欧洲非亚洲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模式， 存在着一种特有的不抵制接受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葡萄牙式的生存方式， 一种共存的能力， 一种力图入乡随俗而又不干涉他人的方式， 和一种对世界各种生活方式中求和平的渴望。 ”（刘月莲、 黄晓峰《澳门： 从历史失语症看跨世纪文化整合》， 载吴志良主编 《东西文化交流》， 澳门， 澳门基金会， 1994年）而本书作者把这种状态进行了细化和解构， 其中， 华人传统的平衡、 含蓄和忍让传统， 在与西方法治思想的交融中， 具有了更多的现代民主思维， 而葡人也学会了东方的宗教信仰和各种文化习俗。 文化的互动成为澳门社会场景中最为灿烂的一幕， 产生了土生葡人这一独特族群， 也给澳门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书中以交往行为内容为理论核心， 围绕澳门政府、 社团和159

澳门文学丛书个体三方的真实交往过程进行深入辨析， 认为澳门政府在政治上通过几百年中的主体变迁， 葡方和中方都认识到澳门本土空间本体存在的重要性， 以及澳门社会治理和平的可贵。 政府内部的葡人、 华人和土生葡人在不断的交往中， 在语言、 生活方式、 思维习惯方面不断接受彼此， 并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同时， 书中还着重分析了语言在澳门政府内部和外部交往中的重要性， 粤语、 普通话、 葡语以及英语在澳门政府中交叉使用，但又各有优劣， 在文本和个体的交流中解构并重组澳门整个的政府结构。作者视澳门社团为澳门华人和葡人、 土生葡人保持各自传统的阵地， 但又在这个阵地中试探对方， 接纳对方， 最后在某些程度上成为对方的一部分。 正如书中所论， 交往已经成为澳门社团主体之间自我的潜意识， 他们不再很明确地有意识进入到一种异质文化中， 也不再感到本我在与他者交往中的差异， 主体已经变成了行为者对他者同样的期待， 甚至可以说， 已经成为一种混合异质文化的新文化形式。 正是这样一种状态， 保证了澳门长久的和谐平稳， 而书中的这个视角对缓解当前全球化场景下日益激荡的族群交锋和冲突也提供了新的路径。书中分析了澳门华人个体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状态， 解释他们在长期历史中作为无名氏的感觉和原因， 并描述了他们重归社会的过程和意义。 澳门社会中的华人个体长时间以来都处于被集体忽视的状况之中， 他们无法获得合法的政府治理优势，也不能在行政上与近在咫尺的大陆相呼吸， 他们只能是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中建造自己的家园。 而这一点， 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书中尤其强调了澳门个体在构造新澳门精神中所起到的作用，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默默无闻地为个体命运的挣扎打拼， 而160

吴志良·悦读澳门这种不屈服命运的境界， 创造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够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而不被奴化。 因此， 对于澳门社会中的个体而言， 他们虽然可以在社会中得到主体的道德性， 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意义的解释， 然而， 他们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始终有所缺失。 最后， 澳门个体公民通过积极参与澳门选举， 回归政治社会， 也建构着澳门政治社会。 这个过程既是他们进入到政治体制的过程， 也是他们自己成为政治公民的过程。 特区成立后， 他们终于能够以其在漫长历史中沉淀的民主意识和精神来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了， 而回归的事实， 也让他们产生了不孤单被包容的感觉。 这一视觉的分析， 深刻地描绘了澳门华人长期孤悬海外的真实境况， 有助于认识我们民族本身在变化过程中对精神家园的呵护和文化传统的坚持， 同时也证明了华人文化传统的巨大力量。作者利用交往行为理论为分析基础， 从语言本身出发， 关注澳门社会主体与他者和周围世界的联系， 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 在沟通过程中， 言语者和听众同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出发， 与客观世界、 社会世界以及主观世界发生关联， 以求进入一个共同的语境。”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澳门社会中的主体正是在这种如此关注沟通和交流重要性的情况下， 来达成行为的协调一致， 追求各自目标的同时关顾集体利益， 也正是因为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互动信任机制， 澳门个体、 社团和政府才能在进入政治社会场景后自然地走到一起。 澳门社会正是依赖一直以来对语言的解释和尊重， 在相互间的行为中形成了协调的条件和机制， “交往行为表现了一种互动， 这种互动可以用言语行为来161

澳门文学丛书加以协调”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 （第一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即便在社会冲突和危机的关键时刻， 即便语言不通或产生误解、 误读的情形下， 日常生活中在互信基础上生成的协调机制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回归到当前的澳门， 我们既可以看到澳门公民基因中吸收的西方民主精神， 华人的儒家传统精神也依然可见， 而且充满生命力。 澳门特区政府成立以来，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急速转型， 民众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澳门民主社会的建设中。 在日益复杂的政治社会形势下， 我们更加要清醒认识到，特区政治制度对原有澳葡政府的继承、 改进和发展依然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与澳门民众的契合仍然需要极大的耐心与热情。回归前十年的反思和回归后十年的经验， 为我们完善和建构一个适合新形势下澳门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可靠的基础。主体的命运是哲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有的哲学家宣布主体正在消退时， 澳门社会的主体正在努力建立与他者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 与世界的关系。 这种建构尽管并不一定也不可能在完全理性的轨道上， 但毕竟这是澳门人自己的命运、 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家园。面对前路的不确定性， 面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当以平常心相看。 澳门在历史上曾经历尽险阻， 但均能安然渡过。 况且，澳门如今的基础， 比任何时代都要牢固。 林语堂说得好：“他很少幻灭， 因为他没有虚幻憧憬； 很少失望， 因为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希望。 他的精神就是这样解放了的。” 这句话， 不也是澳门的忠实写照吗？162

吴志良·悦读澳门******多年前， 中国人民大学张小劲教授关注、 参与澳门学术发展的同时， 鼓励门下研究生选题研究澳门问题。 蒙小劲兄厚爱， 受托与他一起指导学生论文， 因而有机会跟安祥谈道论学， 从中受益匪浅。 安祥能够克服种种困难， 完成论文并付诸出版， 我自然感到欣喜。 他嘱我写序， 当义不容辞。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澳门社会本身是一块色彩斑斓的拼图， 且其中边界模糊， 别说一个远在北京的研究生， 就是与澳门朝夕相处、 在此地常年生活的我们， 也对其如花如梦的历史和跳跃变幻的现实感到迷惘， 没有清晰的思路和图景。 安祥的论文， 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 其分析与见解也肯定有不少偏颇甚至错误的地方， 希望读者多多包涵。（聂安祥《社会交往与认同——澳门社会结构探析》序）2009.2163

澳门文学丛书澳门善治之道一长久以来， 澳门默默地伫立在祖国南海之滨， 为纷扰的世界保留着一片宁静的净土和天空。 熙来攘往的世人几乎忘却了她昔日的荣光， 即使号称最不甘趋炎附势的学术界， 除开在中葡有关澳门主权治权争议的某些时期， 也难得向她投去关注的眼神。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前途问题摆上政治议程， 国际国内的目光才再度投往澳门这座小城。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的庆贺声， 更加吸引了世人的眼光， 将古老小城左右前后打量。 然而， 当庆回归的锣鼓声消停、 舞狮队解散之时， 澳门不免留给人们一个莫大的想象： 未来， 你究竟会变成什么样？迎着回归初期的困难与挑战， 还有万众期待的目光， 特区政府在施政实践中不断学习与成长。 随着一方面，“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正确方针政策的实施与推进， 经济民生、 社会文化， 城市建设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化， 治安靖， 游人织， 经济升， 百姓富， 高楼起……一派繁华景象； 另一方面，庞大的资本与膨胀的人性， 消蚀着城市昔日的恬静与平和， 在喧哗与躁动中， 受影响的不仅是淳朴民风， 还有管治者的威信及产业单一、 资源短绌、 交通挤迫、 价值扭曲……发展付出了不菲的成本与代价。164

吴志良·悦读澳门巨大的历史进步， 有目共睹； 沉重的社会代价， 不能罔顾。 无论是澳门特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 还是关注澳门进步与发展的思考者， 总结特区成立以来社会治理的经验得失， 梳理特区社会治理原则， 归纳特区社会治理模式， 对于正处于以全球化为背景展开现代转型的澳门社会来说， 对于正处于历史发展新时期的特区来说， 无疑是迫切而必要的。 今年恰逢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及特区政府交替之际， 更是总结过去、 启示未来的适当时刻。《新秩序： 澳门社会治理研究》（下称《新秩序》）一书的出版， 可谓正当其时。 该书运用治理理论， 全面检讨特区成立以来社会治理的进展与绩效， 直面社会治理的问题与挑战， 深入分析澳门社会治理的传统与优势， 以国际视野， 融本土情怀； 以当代理论， 掘传统资源。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社会治理之策， 并探索性地设计了澳门美好社会秩序的治理蓝图。二应当说， 治理理论的兴起是晚近的事， 但是， 作为实践形态的“治理”， 在澳门却具有一定的历史基础。 长期以来， 澳门被视为“莲花宝地”， 在历史的风浪中处变不惊。 数丰量硕的社团， 绵远流长的自治， 和而不同的文化， 海纳百川的胸襟……构成了澳门社会治理的重要元素， 形成了这个生命共同体独特的治理传统与结构， 较为契合当代治理理论倡导的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所需的组织基础与经验条件。即便如此， 在引入西方理论研究澳门社会治理时， 仍然需要特别注意治理理论对解释与建构澳门社会独特治理模式的165

澳门文学丛书适应性。 比较澳门与西方社会， 在治理条件上， 存在的关键性差异之一， 是社会参与的主动性， 因此， 探索澳门社会治理就需要深入分析澳门社会特殊的运作机理及其治理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新秩序》一书概括与总结了澳门社会的治理资源与制度传统， 主要包括双层二元治理结构及其缝隙效应、 由社团政治与精英共识构成的社会合作主义治理体制以及地方自治的市政传统等方面内容。 同时《新秩序》一书指出， 自赌权开放后， 澳门经济高速增长引起社会结构分化， 不断出现的新社会群体处于体制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 社会政治势力的逐渐分化与新政治力量的日益兴起， 社会文化变迁与主流价值的重塑及其认同等， 给澳门原有社会治理模式造成了相当的困扰。 因此， 消除治理困境与追寻善治秩序是澳门社会治理实践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建设善治秩序是《新秩序》一书关注的重点。 善治秩序的获得与维持， 需要政府发挥主导责任， 也需要其他治理主体的参与配合， 更需要政府及各社会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就此，《新秩序》一书鲜明地提出了构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合作型治理体制之主张。 其基本框架包括六大要点： 一是以市场建设为重点扩大市场化取向的改革； 二是以权利平等为重点推进政治结构改革； 三是以能力建设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变革； 四是以引导社团变革为重点培育公民社会； 五是以设立区域性咨询机制为契机形成社会协商与合作网络； 六是以多元参与、 和谐发展为核心培育社会资本。 同时， 因应回归后社会力量的新变化，《新秩序》特别提出， 需要预防外部政治势力干扰与影响澳门社会治理。当然， 一个良好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和顺畅运作并非一蹴166

吴志良·悦读澳门而就， 建设过程亦非一帆风顺， 而是需要持续性建构与应对重重挑战的。《新秩序》一书根据不同主体对社会治理的参与程度， 规划了参与式合作型治理体制在澳门建构的阶段： 第一阶段意在实现初级参与， 着重于政府改革与公民训练； 第二阶段推进实质参与， 主要进行治理网络与组织设置； 第三阶段则是制度化参与的形成， 社会主体间由此实现良性合作互动。 与此同时，《新秩序》一书亦强调在建构过程中， 应注意到民众参与动力的缺乏及其培育、 政府改革力度的把握及其调适、 治理权力分散的困境及其化解、 治理责任分担的障碍及其排除等都可能影响善治模式的建立。三从目前已有的研究看， 尽管回归后社会各界关注澳门的社会治理问题， 但是， 相关研究仍处于零散的不系统状态， 研究多侧重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如政府或社团）， 缺乏社会整体治理体系和制度的系统研究，《新秩序》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已有研究的空白。 该项研究不仅因其实践关怀而具强烈的现实意义， 而且因其学理关注而具较高的学术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 较之于多运用单一描述的研究成果， 该书以分析与论证见长， 充分利用翔实的数据作支撑， 多渠道收集数据材料来综合佐证澳门社会治理的经验得失， 文字说明外， 配备形式多样的图表以增强说理性与阅读性。当然， 澳门社会治理体系的探索与成熟的治理模式的形成， 是一个长期而浩繁的工程， 况且澳门特区成立时间尚短，所留下的治理实践未够丰富， 而澳门社会转型正在加速进行之中， 远未结束， 虽然《新秩序》一书通过理论推导结合其他地167

澳门文学丛书区治理经验， 指出了未来澳门社会治理方向以及可能出现的机遇与挑战， 但是， 现实社会变化万端， 并非理论的简单注释，澳门社会治理的具体进程必然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治理模式也是不断调适的， 因此，《新秩序》一书所作出的实证性分析与尝试性设计， 同样需要不断得到实践检验与丰富完善。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秩序》一书涉及的内容及其阐述的观点或许不过是社会各界就此问题展开探讨的基础。理论来源于实践， 实践是不会停息的。 如果说《新秩序》一书是对回归以来澳门社会治理所作的阶段性总结， 那么， 我希望《新秩序》的作者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进行跟踪研究， 更希望藉此书的出版引发更多的人参与到澳门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之中。 正如该书所强调的那样： 参与是治理的要义， 而善治是从参与开始的。（娄胜华、 潘冠瑾、 林媛《新秩序： 澳门社会治理研究》序）2009.6.26168

吴志良·悦读澳门建立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澳门历史上形成的华洋共处分治的政治社会形态， 决定了其政治行政演变独一无二的特性。 在葡萄牙行政管理时期， 因国际关系、 地缘政治、 意识形态、 城市规模、 本地社会的移民族群构成等种种因素， 形成了依赖利益团体实现政治统合的独特社会治理形态。 此一治理形态建立在多数市民对政治冷漠、少数精英掌控管治资源的基础上， 是典型的威权政体， 而且以隐性规则为主、 正式制度为辅交叉运作为基本特征。 随着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市民参政议政意识和兴趣的增加， 特别是回归前后澳门居民当家作主觉悟的增强， 各种新兴利益团体不断冒起问政， 令政治社会日趋多元化。 如何让不同政治社会力量在《澳门基本法》的制度化框架下有序地良性竞争， 在“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的原则下建立一个现代的政治共同体， 是特区面临的巨大挑战。所幸的是， 澳门政治社会发展的先天不足以及回归前治安不靖、 经济不景的恶劣形势， 并没有影响到特别行政区的良好开局。 究其原因， 一方面， 特区创办初期的高涨政治热情和蓄势已久的政治动员令市民可以同舟共济、 信心百倍， 充满期待和憧憬， 避免了沉积已久的政治社会矛盾的激化；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固本培元、 开放博彩业的果断又正确的经济政策为社会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 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甚至遮掩了诸多潜在问题的即时显露。 事实上， 澳门回归后头五年经济高速增169

澳门文学丛书长， 社会也稳定运行， 官民互信和容忍程度甚高， 政治社会和谐发展。 然而， 政治社会这种以非正式制度维持的内部和谐局面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由于经济增长的跳跃式加速， 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社会一些重大矛盾和问题也无可避免地加速显现， 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暴露无遗。 我们一度将其解释为政治社会体制的超负荷运作， 但实质则是原有治理模式出现了制度性缺陷、 失效和失灵， 且这些缺失由于以主要行业垄断经营为特性的经济制度的变革而日趋严重， 从而产生了功能混乱， 急需展开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和完善。近年来， 各界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的探讨， 但在街头抗争此起彼伏的政治社会气氛下， 这些讨论或多或少受到感性影响。 如今， 激情逐渐回归理性， 是对治理模式进行一次从历史到现状并可展望未来的全面审视和系统研究的好时机。 虽然社会发展步伐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而衍生的一连串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一度对特区政府本身的权威造成莫大冲击， 但政府与民间并未出现根本性对立， 治理仍能有效开展。 然而， 建立澳门的现代治理模式、 探索特区可持续发展的方略已无可回避地要列入政治议程， 这不仅是澳门从葡人占领时期过渡到特别行政区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大问题， 也是确保澳门特区政治社会长治久安、 稳定运行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澳门社会治理的研究， 一般都纳入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范围。 回顾当今的研究状况， 有以法学的角度探讨澳门政制内部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 也有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澳门的政治发展； 当中既有通史性质的勾勒， 也有专题的深入研究， 并形成从通史研究逐渐向专门研究深化的趋势。 此外，还有从城市发展、 现代化进程、 行政立法的关系、 市政机构、社团发展、 咨询组织等方面和角度切入的研究， 而且有相当部170

吴志良·悦读澳门分更是在通史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论述澳门社会治理的一些特性。 澳门回归祖国后， 学术界开始以澳门社团发展、 政府与社团的关系等为视角纵深细化研究澳门的社会治理， 成果丰硕。 然纵观这些研究成果， 似尚未有专门研究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内容和实际操作， 对于不同时期影响澳门社会治理的各个主体如何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 其过程如何， 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分析。 在此背景下， 陈震宇君在澳门科技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 尝试从治理理论入手， 全面地从学术的角度对现代澳门的社会治理模式作历史性回顾， 以期找出一个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本书还结合当今澳门社会的最新发展， 对其治理模式展开了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相信得出的结论对探索澳门特区未来政治发展走向也极具帮助。一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制度有深刻的绩效因素， 管理方式的结构能说明经济制度的重要性， 而经济组织运作的核心问题， 在于人的行动属性， 即行为决定经济组织的成败， 并以比较方法为主要的论证工具。 由此引申， 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中， 能约束和规范行动者的行为， 且具有不可取替的重要特性。 对制度的分析， 在本质上即为效率分析， 并以对人的行为、 利益矛盾以及生产关系（人际关系）的比较分析为主要路径。 而制度本身也可分为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方面， 并分为微观（个体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中观（集体行为与制度选择）以及宏观 （国家理论）三个层次。 制度的变迁，更直接涉及路径依赖， 是多种人类行为、 社会、 政治、 经济等171

澳门文学丛书因素的动态结合而产生的后果。 著名美国制度经济学学者施密德（Schmid）进一步指出， 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可分为功能性、 权力、 同构（isomorphism）和学习演化模型。 功能性模型为一个理性的角色推动制度变迁， 使制度更好地满足角色的利益， 而制度变迁更多只会在受益者能够补偿受害者的情况下才能发生。 权力模型的出发点， 在于在交换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的第一选择， 当中便牵涉到权力的单向行使和单向接受， 以至一个群体影响其他群体的价值的相对权力。 同构模型即路径依赖， 其核心是有限理性， 指出一个组织的部分环境是由其他组织的行为构成的， 因此需要模仿其他组织， 而在一个组织的组织形式上， 如果未能完全发挥作用的话， 便更需透过模仿来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最后， 由于变迁的过程源于对事实认知的变化， 于是出现引导角色修正、 结构改变和事实改变的往复过程， 此即为学习模型。 由此可见，制度变迁经常包括功能性、 权力和同构的混合过程， 而学习可以说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探讨， 阿尔蒙德和鲍威尔（AlmondandPowell）的政治体系理论明白指出其三个功能层次： 体系、 过程和政策。 体系层次在于维持或改变政治结构的组织和机构，尤其系具执行政治社会化、 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功能者。 过程层次在于依靠合法的强制力连续作出决策和实施决策的过程，包括利益表达、 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功能。 政策层次在于多种多样的结构在政策过程的不同阶段参与影响专业化的政策， 包括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 由此可见， 政治体系以系统理论对输入、 转换和输出的相互依赖为起点， 倾向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解析政治体系运作的路径； 另一方面， 又重视不同角色透过组织化的形式而产生的“结构” 在这个过程中的相互172

吴志良·悦读澳门关联， 以及因这种关联而产生的相互作用。 政治体系中的各个结构， 在体系运作的不同阶段， 发挥着不同的体系、 过程和政策功能。研究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框架， 实已具备上述政治体系的结构功能特点， 其演进也符合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所指的功能性——权力——同构的混合过程。 同时， 英国政治学者罗兹（Rhodes）亦指出， 政策网络分析作为一项研究的范式（paradigm）， 已成为治理研究的分析路径。 因此， 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研究， 可以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作为切入点， 并结合上述政治体系功能层次理论（本身即为制度变迁的功能过程）， 以构建整体的研究架构： 各治理主体作为政策网络（policynetwork）的议题网络（issuenetwork）的成员， 透过体系结构内的各种组织、 机构以及工具， 包括各级行政管理机构、 媒体、 社团等， 以达至其主张的社会化和意见交流的目的（即制度变迁的权力过程）。从宏观治理体制的角度探讨， 由于社团的“拟政党化” 和澳门本身因为其政治行政体制的特征而导致专业政党的缺位，社团以至行政当局更成为澳门政治录用的重要场所。 社团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也同时发挥这个体系的过程功能， 当中社团成为澳门社会利益表达组织化的选择， 但随着行政当局自行开设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政策执行反馈管道， 以及媒体发展的多元化和立体化， 而使社团不再成为社会利益唯一的表达途径。 同样， 社团“拟政府化” 的后果， 使其有机会同时担当政策执行者的代理人角色， 与行政当局一道， 共同承担着这个体系中的政策功能（即制度变迁的同构过程）。 各治理主体在体系、 过程和政策功能中所涉及的交换行为， 推进着现代澳门治理模式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 或显性的惯性行为模式和潜性的互动173

澳门文学丛书规则的发展和变迁， 也深深影响着各治理主体结构、 功能、 权力的调适及其之间关系的调整。二循上述思路， 《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一书向读者展现出一系列颇具启发的研究发现和结论。首先， 本书认为构成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如此独特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在殖民统治时期葡萄牙作为澳门的行政管理者而引入的殖民治理方法。 众所周知， 葡萄牙是西方列强中最早从事对外殖民， 同时也是最后一个从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撤退的国家。 作为一个足以对澳门社会的治理模式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 学术界由于语言障碍、 研究资料不全等种种原因而未有深入探讨葡萄牙殖民政策在澳门的具体实施情况， 对其内情了解有限。《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一书便从形成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语境出发， 通过剖析葡萄牙殖民政策和澳门本地的社会结构， 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以期填补此一长期存在的严重研究空白。 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在澳门的华人被葡萄牙统治者视为“外国人” 而非“土著”， 加上澳门的地理位置使其生存资源须绝对依靠中国内地， 使原来葡萄牙殖民政策所强调的向被殖民者灌输欧洲文明的“同化” 手段没有成为其治理澳门的重点， 反而因为华人掌握澳门绝对的经济优势而使葡萄牙统治者和华人社会精英产生利益共生关系， 并以此来构筑澳门社会的治理模式。 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葡萄牙管治澳门策略和政策的要点， 并延续至过渡期结束。从上述的结论引申， 本书首次提出执政者一直以来皆以“去政治化” 作为其治理澳门的策略， 并以“行政主导” 的宏174

吴志良·悦读澳门观原则、 行政管理机构成员职权的中观规则以及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微观组织加以论证； 同时， 论证现代澳门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中， 分别掌握着决策资源、 天然资源、 财政资助资源、经济资源、 社会政治动员资源等优势， 使彼此之间存在着在资源上的相互依赖，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以“合作” 为主导的显性和惯性的行为模式和以“相互认同” 为核心价值的潜性互动规则。 本书更从政策网络理论的视角， 论证澳门葡萄牙行政当局或特区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不一， 并使政策网络中的政策社群和议题网络的组织形式呈现多类型的格局。 政策网络的参与者在重大的公共政策制订过程中， 更多地交互运用政策社群和议题网络的特点和互动方式， 主要包括非正式活动、 咨询、 公众辩论和社会运动， 其中非正式的协调活动源于“相互认同” 的潜性互动规则， 是长期以来澳门治理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本书最后一个重要的创新点， 在于首次直接比较澳门法团主义治理体制与葡萄牙法团主义治理体制， 更清晰地梳理出澳门法团主义治理体制的特征。 在此课题上， 作者尤其着力运用澳门、 葡萄牙和欧美现有的原始文献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 表明了澳门因为受葡萄牙的治理传统影响， 再加上澳门社会的族群结构及其长期以来的法律地位、 澳门主权和治权的分离和结合、 主要社团与其主导者之间以及主要社团领导人之间的共生关系网络、 法律制度赋予行政当局或政府的权力和居民的权利等因素，使得现代澳门的法团主义治理体制是一种从社会法团主义向非纯粹国家法团主义的“准国家法团主义” 过渡的观点。 此一观点，不但更贴近澳门当前的社会现实， 也使澳门法团主义治理体制的论述内容有所深化。 我们甚至认为， 现阶段社会法团主义已经过度发展， 如果以目前的趋势和速度勃兴不止， 不可避免地将物极必反， 需要进行自我修正，“准国家法团主义” 将加速形175

澳门文学丛书成。 这个因素， 是研究未来社会治理模式不可忽视的。三现有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 澳门过去十年的整体发展成果几乎完全由经济带动， 社会发展和环境保育方面一直未能与经济高速发展同步。 如果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是奠定长远城市定位和经济发展方向的十年， 在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今天，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社会， 更有责任巩固首个十年所得来不易的基础和成果， 尤其有责任重视经济、 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着力构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以确保澳门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国两制” 的持续成功。深入审视作为权威所在的政治行政体制， 澳门显然只是在形式上而并未从本质上受到葡萄牙在1974年石竹花革命后所实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安排所影响， 也没有受到其后四分之一世纪世界变化多端的政治思潮的冲击。 葡萄牙人为澳门留下的政治行政遗产， 更准确说， 我们接收和接受下来的政治行政遗产，更多的是革命发生前带有威权政制性质的体制安排。 即便偶有改良， 也基本上是技术层面上的修订。 从政治行政体制延伸出的社会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发展而开始出现与之严重脱节的迹象。 经验告诉我们， 如果政治行政体制乃至社会治理模式长期不作革新， 经济和社会也难以持续和谐发展， 因此， 革新澳门社会治理模式带有其迫切性。展望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远景， 本书作者提出在现有代议民主的基础上， 开辟发展“审议民主” 的道路。 美国政治学者古特曼和汤普森（GutmannandThompson）认为， 审议民主的目的在于促进集体决定、 鼓励秉持公共精神的原则来讨论公共176

吴志良·悦读澳门议题、 促进相互尊重的决策过程， 并协助矫正在从事集体决策行动时， 公民和政府官员可能犯下的错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澳门应发展审议民主的原因， 在于审议民主所强调的三个原则： 基本自由、 基本机会和公平机会。 这三项原则均针对当前澳门社会治理模式所出现的挑战， 期望以审议民主的方式使澳门居民、 尤其是具备更高教育水平和更富社会阅历的澳门新一代， 在公民参与方面能真正做到理性参与、 畅所欲言， 并透过改善代议民主以催生更广泛、 有效、 更具实质性的政治参与， 来修补制度的缺失， 来革新社会治理模式。《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一书有力地展现出澳门的政治行政制度具有本身的个性和发展轨迹——这点也充分证明， 澳门的政治发展具有极浓厚的本土特色， 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 我们必须全面研究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轨迹， 充分了解澳门社会的现实需要， 才能描绘出特区未来政治行政发展的蓝图。 本书以开拓澳门社会治理领域研究的新课题和补充当前该领域研究的不足为双重目的， 是一项结合创新和补充的研究成果， 对建立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颇具参考意义。在创新性方面， 本书可填补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实际操作的空白， 有助解析不同时期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的特征， 以评价各种模式之长短， 并揭露当前澳门社会治理模式所存在的问题， 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法， 为日后进一步深化各种治理模式出现的现象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基础。 在补充性方面， 本书以澳门的案例增进当前学术界有关澳门法团主义治理体制框架的阐述， 丰富该治理体制特征的内容； 而由作者翻译、 附于本书书末的部分规范现代葡萄牙海外属地和澳门政治行政制度的主要法规， 对将来华文学术界177

澳门文学丛书深化澳门的政治、 公共行政以至法制研究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文献， 使本书兼备较高的学术和实用价值， 可喜可贺。澳门的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 对于政治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和现象， 尚需学术界同仁努力去客观发掘其根源和理性剖析其因果。 作为土生土长的澳门青年学者， 陈震宇君长期于国外留学和生活， 勤奋好学、 笔耕不绝， 从本书的内容， 亦反映出作者对澳门以至西方社会的现实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和自身的见解， 体现了其博闻强记、 刻苦钻研之治学功力和态度。他是新一代澳门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从他身上， 我们看到了新一代澳门学者群的缩影， 看到了这一批卓越青年学人繁荣澳门学术的希望。 我们期望作者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继续深入研究澳门、 解读澳门， 为澳门学术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热切期待作者新的研究成果问世的同时， 我们更期望所有关心澳门的海内外研究人员继续努力， 共同把澳门研究推向纵深，更好地为澳门特区的政治社会进步和持续发展出谋献策。（陈震宇《现代澳门社会治理模式研究》序）2011.5.20178

吴志良·悦读澳门从制度上理清、 规范政府、 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华洋共处分治， 是历史上澳门社会演变和政治发展的根本特征。 一个相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社会碌碌无为的外来政权， 以及一个以中国传统宗法礼仪主导进行自我管理、 自主发展的民间社会， 主要是通过若干重要本地社团和华人领袖建立起某种纽带性联系， 从而在基本没有大众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产生了有效的内部沟通和管理机制， 大大缓解了外来政权与当地市民阶层的对立以及政治社会的冲突， 长期维持着弹丸之地的稳定与祥和， 即便两者偶有抗争， 也是透过此一机制得以解决， 很快恢复政治、 社会的正常运转。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此一特征， 一方面造成了政府权威性和自主性的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 又促成了社团的超常态发展及其与政府功能的大面积交叉重叠。 澳门回归祖国后， 主权和治权的有机合一，特别是行政主导体制的逐步确立， 政府与社团职能重新定位与分工， 迫使它们厘清之间的功能边界， 否则， 政治社会的系统运转就会失去往日的平衡。 这不仅仅成为学界需要认真深入思考的一项重大研究课题， 事实上也是近年来各种社会问题集中凸显、 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所幸的是， 此一思路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认同， 并且有越来越多既具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学术成果面世， 潘冠瑾同学在中国人民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自治、 代表与参政：179

澳门文学丛书澳门社团体制模式的变迁》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一作为民主生活的内核， 大众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政治学恒久的研究课题之一， 也是人类社会所追寻和探求的理想所在。 葡人管理时期， 澳门的政治生态表现为中央集权下的总督主导制以及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低度化。 这种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 导致当地社团作为政府和社会的中介性纽带全方位介入和渗透政治、 经济及文化诸领域， 成为澳门政治运作中极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并进一步促成了本澳独一无二的“社团治理社会” 的管治模式， 澳门的社团体制也因此成为探究民众在无政党地区参与政治生活模式的一个理想案例。回归十年间， 澳门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形态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有社团体制中社团之间、 社团与社会、 社团和政府的关系亦随之嬗变。 社团自身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如何发生变迁， 这些变迁对澳门政治系统的平衡及稳定运作产生了什么不同的影响， 政治生活的各参与者怎样因应变化而重新定位， 以达至澳门政治系统的良好运作， 都需要根据新形势的发展进行深度的审视。 在此现实背景下，《自治、 代表与参政： 澳门社团体制模式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一书分阶段对澳门社团体制的历史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 不仅探究该体制得以成功实践的各种条件， 也讨论了引发体制变迁的各项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国际比较进一步展望这一体制的各种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变迁》以澳门社团体制变迁为研究对象， 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样式、 该样式与社团体制变迁的关联性180

吴志良·悦读澳门及其得以实现的机制。 书中采用市民社会与政府的“两分法”，提出社团与政府关系的变化会带来社团体制的变迁。 该书以“政府与社团之间相对的强势与弱势” 和“社团与政府的距离之远近” 两个维度测量“社团与政府的关系”， 并根据“社团进行社会管理的程度”、“社团与民众的联系程度”、“社团政治参与的程度” 三个维度将“社团体制” 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其中社团的“社会自治” （包括社会管理和服务）、“利益表达” 和“政治参与” 三类功能则作为测量“社团体制” 三个维度的现实实践摹本。 依澳门的具体场景， 作者将澳门社团发展划分为1976至1984年、 1984至1999年以及1999年至今三个时期， 并将不同时期中社团与政府的关系概括为“分离”、“嵌入” 和“融合” 三种样式， 提出二者关系样式的变迁又分别型塑出“强社团主义”、“类” 法团主义和“强” 法团主义三种不同模式的社团体制， 为我们思考和分析澳门当今政治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路径选择。以史鉴今， 在概括和分析澳门社团体制的三阶段变迁后，《变迁》一书针对近几年澳门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通过纵向比照三阶段社团功能， 指出“功能外溢” （functionalsprill-over）和“功能内卷” （functionalinvolution）成为不同阶段社团与政府关系样式下不同的社团体制类型得以生成的两种关键机制。 一方面， 社团运作源起于其“社会自治” 功能， 但澳门独特的政治社会场景， 又使社团逐步发展出“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 两种功能， 且这两种功能是以社团的自治功能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 虽然澳门社团的功能类型在各个阶段陆续拓展， 但随着回归后澳门地区政治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社团原初的社会自治功能有所弱化， 代表功能也随之变异， 参政功能渐趋形式化。 由于无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实现自身多功181

澳门文学丛书能并行的较好平衡， 不仅不利于社团自身延续的维系， 更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社团体制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平衡的作用。 近年来社会运动此起彼伏， 与此不无关系。与此同时， 在澳门社团体制的起源、 发展和变迁过程中，澳门社团也从纯社会组织演变为半政治组织。 当前澳门社团这种横跨“政府” 和“社会” 的多功能角色及其不确定走向， 直接关系到特区的长治久安， 更加成为社会各界颇为关注的另一焦点。 因此，《变迁》一书专门从政治决策、 政治录用、 政治社会化、 政治整合四个方面评估了澳门社团进行政治参与的效果， 进而指出社团因制度嫁接和场域交错在政治参与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社团在社会政治系统中的奇特作用， 不仅令澳门社会政治生态独具一格， 亦使得澳门与众不同。 长期以来， 社团是澳门社会和谐、 政治稳定的基石； 特区成立十年， 成功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也与此特殊性密切相关。 在新发展时期中， 如何正确认识这一特色并传承创新、 保持和扩大其正面、 积极的影响，无疑是新一届政府和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主题。《变迁》一书最后通过国际比较总结分析了澳门社团体制的变动， 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澳门的社团体制只是形似于西方的法团主义， 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实际运作的差异造成了二者的关键性差别， 令其成为一种“形式化” 的法团主义。 这一观察， 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澳门社团如此发达却没有孕育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根本原因。 在对照澳门社团和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后， 作者认为澳门社团这类市民社会组织在特定条件下可实现与政党的互替， 并借助社团发展的政治谱系指出澳门社团可通过一个“二次法团化” 的过程维持自身较好的延续。 换言之， 社会自治的传统与当今行政主导的建构并非不可调和， 与政治民主化更可兼容， 在此过182

吴志良·悦读澳门程中， 首先要加强政府的制度化和政府能力； 同时也要加强社会自身的整合协调能力。 其中， 当务之急是实现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分化以及政府自身职能的完善和自主性的建构。 尽管作者的前述国际比较未必恰当， 但得出的结论却极具参考价值。二社团作为澳门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 社团研究对于澳门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此着力尤甚， 数位师生长期追踪研究， 而潘冠瑾同学便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攻读硕士、 博士课程均以澳门治理模式为研究对象， 一直紧贴澳门社会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脉搏。 当然， 多年来出版和未刊的种种学术成果， 也为《变迁》一书的写作提供了拓展深化的宏观脉络和厚实基础。难能可贵的是，《变迁》一书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 一方面， 运用系统和动态的视角去观察社团群体的变化及其与社会、 政治各方面的互动； 另一方面， 全面收集前期相关研究中的各种成果， 并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实现对材料的重新组合和分析。 此外， 因为《变迁》一书的原型是政治学论文， 研究视角也与以往主要用史学方法展开的研究有所差异， 并不是“就社团研究社团”， 而是将其置于澳门现代化的进程中和背景下、 从体制层面研究社团及其变迁， 认为社团体制变迁中所反映出的问题是澳门整体社会变革的部分体现。 因此， 作者没有局限于社团具体运作的个案或社团群体发展的历程， 试图从社团自身层面拓展到体制层面， 在社会宏观层次上183

澳门文学丛书以体制的角度来审视和解释不同历史阶段澳门社团群体发展中的组织和功能变迁， 并分析了这一体制变迁之于澳门社会的影响及意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 使得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走不同的道路。 虽然路径不同， 遇到的问题也相异， 但相互间都有可以借鉴之处。 澳门是华洋杂处混居、 东西文化交汇之地， 其社区治理经验更具典型意义， 也正因为这样， 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 鉴于澳门的地域规模及其影响力有限， 澳门地区的特色和经验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推广， 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也因此受到一定的局限。 近二十年来， 许多澳门研究者意图冲破此一局限， 在考察澳门时尝试进行国际比较， 以拓展澳门研究成果的普适性。 但是， 由于大部分研究主要偏重于经验层面的论述而较少从学理上去系统爬梳和解说， 成效还不够明显， 澳门研究的成果仍缺乏深度而广阔的对话平台。 这不仅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深化发展及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也不利于澳门地方性知识体系及其解释体系的建构进程。值得欣慰的是，《变迁》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国际比较的视野阐释了澳门社团不同于西方法团主义的本质特征， 并通过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论说方式， 既着力于对澳门社团体制形成、 发展和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 又强调从特定的理论视角解释澳门社团体制的政治社会运作， 不仅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性知识， 更提出了许多有待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 当然， 由于作者没有在澳门长期生活的阅历， 其观察、 描述、 分析不免与现实有所出入， 甚至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希望读者、特别是本地读者明察和匡正。184

吴志良·悦读澳门回归十年， 澳门得以成功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和《基本法》， 是与其政治传统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 澳门社会政治的非二元对立的运作模式和兼容并包、 一团和气的人文氛围，不仅创造了绝无仅有的社团景观， 也出乎意料地为“一国两制” 和 《基本法》的实施提供了极为合适的根植土壤和良好的生长环境。 但是， 随着特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政治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多元， 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职能分工肯定会越来越细微， 其边界也越来越清晰。 如何从制度上理清、 规范政府、 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回归其应有的职能且能够各司其职， 已经成为澳门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 也是澳门第二次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变迁》一书进一步唤起了我们对深度挖掘澳门传统资源、 拓宽澳门研究视野的重视， 为我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分析、 思考当今种种社会现象、 问题和矛盾提供了一个重要读本。 我们衷心希望， 作者能够就这些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我们更加期望，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相关研究中， 为澳门政治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潘冠瑾《自治、 代表与参政： 澳门社团体制模式的变迁》序）2010.1.28185

澳门文学丛书开放改革的大势不可逆转澳门已经进入百年未见之变局。 社会经济经过回归后的固本培元， 特别是2002年博彩业适度开放后数年的“跳跃式” 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 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工资中位数不断提高， 失业率显著下降， 社会快速变化， 发展势头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 经济结构、 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和潜藏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 澳门的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再度引起世人关注。 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始， 有人欢欣鼓舞， 信心百倍， 也有人感到不适应， 甚至迷惘、 浮躁、 惊慌失措。 因此， 值得密切留意。一澳门发展方向和未来前景这个问题， 在回归前也曾引起广泛的讨论。 那时候， 经济不景、 治安不靖、 人心不安、 社会不稳， 然而， 当时市民虽然感到万分无奈和失落， 但并没有放弃， 因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的期盼和一个坚定的信念， 相信回归后澳门人当家做主， 一定能够把特区治理好、 建设好。事实上， 澳门特区成立后， 政府和社会上下一心， 同舟共济， 克服了特区初创时期百废待举的种种困难， 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 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12月出席澳门回归五周年庆典时， 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186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回归祖国五年来， 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以何厚铧先生为首的特别行政区政府带领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奋斗、 开拓进取， 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 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妥善解决了一系列关系澳门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今天的澳门， 社会安定祥和， 经济持续增长， 民众安居乐业。 实践证明， 澳门人是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 建设好、 发展好澳门的。与此同时， 胡锦涛主席也提出了四点希望：“第一， 要以人为本， 不断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 第二， 要集中精力， 大力促进澳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 要着眼长远， 加紧培养澳门发展所需的各类人材； 第四， 要维护安定， 努力建设包容共济的和谐社会。” 换言之， 特区成立五年取得了显著成绩， 亦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 需要加以解决。 而且这些问题和矛盾是深层次的， 需要更多勇气、 努力和时间才能逐步解决。始料不及的是， 去年立法会选举之后， 社会形势便出现了逆转。 这种“突然” 的变化， 来得十分猛烈，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 至今年“五一游行”， 潜藏多年的深层矛盾终于表面化、 公开化，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情况表露无遗， 部分人不禁对澳门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产生疑问。在不同语境下提出相同的问题， 自然有其相同和不同之处。 不同的是， 回归前面对的是不发展， 社会动荡不安、 经济停滞不前， 而现在则是因为发展本身引发的， 属于增长的烦恼。 尤其是这次增长不仅仅是增量， 而是制度的变革， 是“跨越式” 的变化， 经济跳跃发展， 社会快速转变， 其结构、 速187

澳门文学丛书度、 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意料。 而相同的是， 人们对澳门发展方向和前途的热切关注， 在相当程度上， 问题的内涵和本质也大同小异， 即澳门需要怎样的发展， 应该如何发展。从积极方面看，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加以深入思考和广泛讨论， 又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 体现了市民当家做主和主人翁精神， 反映出市民对社会事务的关切和参与， 也反映了市民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因为这是一个时刻存在又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二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须弄清楚“澳门从何处来”， 了解分析澳门演变至今的历史轨迹及其潜在的发展模式。澳门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最早的特区。 16世纪正值世界历史步入近代化， 经济一体化刚刚迈出第一步， 东西方的经济、 贸易和文化交流往来方兴未艾， 澳门作为中国贸易开放港口城市和特区， 积极参与了早期全球化的过程并发展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贸易城市之一。可以说， 澳门的兴起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必须指出的是， 澳门17世纪中叶前长达一个世纪的繁盛，基本上以垄断中日贸易为基础。 随着周边地区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接踵而至， 澳门失去了独占贸易之利而日渐衰退， 至鸦片战争， 港口城市地位更加被香港所取代。 其后一百多年， 经济发展随波逐流， 从鸦片贸易到苦力贸易再到博彩业， 期间尽管一度发展渔业、 炮竹等产业， 但潮起潮落， 一直停留在低度发展的阶段， 长期被人遗忘， 默默无闻。 现代澳门的兴起， 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而真正迈开步伐188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 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发展， 澳门的政治、 经济、 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澳门回归后， 特别是经过近年的快速发展， 澳门这颗东方的钻石更加璀璨夺目， 举世闻名。 可以说，当今澳门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澳门的兴起和发展， 完全有赖于她在中国秩序内作为特区的地位及其所带来的制度、 政策优势， 正是此一比较优势， 为澳门带来了“利差”。 而利用优势、 产生“利差” 的必要条件，是经济社会的对外开放以及参与区域和国际竞争。 由此我们可以说， 澳门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水平， 完全取决于其开放的程度， 取决于其竞争的能力。然而，“利差” 的大小， 则视一个地区在区域和全球竞争中的相对比较优势和开放程度而定。 比较优势是相对的， 开放程度也是相对的。 如果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开放程度提高了，那么， 这个地区的“利差” 就会相对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 若要维持较大的“利差”， 就必须提高竞争力。 澳门开放博彩业，引入适度竞争， 争取在区域分工中比较优势的最大化， 以博彩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便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这一选择， 与传统的发展模式一脉相承， 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也是现有条件下最可行的路径选择。 可是，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博彩业适度开放是一次制度性的变迁， 是跨越式的发展， 是从低度发展往高度发展的质的飞跃， 需要从思想上、 观念上、 心理上、 知识上和能力上作足准备， 去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全球化的浪潮如火如荼， 席卷世界的每一角落， 迫使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打开开放的大门。 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信息社会189

澳门文学丛书和知识经济的发展， 把人类文明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 也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全球化对人类文明进步是祸是福， 没有人能够预见， 但如果不想退出地球， 除开参与全球化的竞争， 似乎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澳门本来就是早期全球化的产物， 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参与程度有强有弱， 但从来没有离开过全球化的竞赛场。 既然路已经选好， 那为什么还要问“往何处去” 呢？ 到底是不知道身处路途的何段， 还是完全迷路了？正因为此， 我们要弄清楚自己身在何处。 一个常年习惯在乡村公路开车的人， 突然进入高速公路， 有人兴奋不已， 感到柳暗花明， 也难免有人会产生迷茫和混乱， 甚至因失去方向感而焦虑和惊慌。我们恰恰处于这种状态之中。首先， 澳门的兴起和发展基本上是被动的， 虽然有我们自己的参与和努力， 但主要驱动力基本上是外源外生的， 我们只是顺势而为， 借势发展， 获得“利差” 不是因为具有特殊的本领或过人的能力， 而是时势造成。 换言之， 我们很少主动规划修筑公路， 甚至对路况也缺乏全面的了解， 只管开车， 有时跑得快些， 主要由于车子比别人的好， 驾驶技术是否比人强都无法断定， 如今突然进入高速公路， 难免对自己的能力和信心产生怀疑和不安。其次， 澳门的兴起和发展完全由国运国势决定， 而拥有的比较优势也主要相对于内地的省市， 缺乏区域、 国际竞争的现代经验。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内地的全面开放改革和经济快速增长， 我们必须承认， 澳门的比较优势在加速下降。 内地近二十多年发展的速度、 深度、 广度， 都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与深圳、 广州、 上海、 北京这些城市比较， 澳门在许多方面非但190

吴志良·悦读澳门没有优势， 还显得落后了， 从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再次， 澳门城市化和现代化是跳跃的， 其过程十分急促。值得关注且十分有趣的是， 对外开放没有带来相应的内部开放， 经济的增长没有带动社会的相应进步， 硬体的装备没有相应的软体配套， 而回归前长达十二年的过渡期中社会又主要将焦点放在政治议题上， 未能及时纠正和调整这种内部不均衡、不全面的发展， 从而令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潜伏得更深， 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张了。其实， 大家对这些情况和问题绝非毫无觉察， 甚至还有不同程度上的讨论， 但是， 澳门的特殊发展形态和特殊社会环境使得它们长期处于朦胧状态中。 我们习惯了无风无浪的日子，习惯了和风细雨的演变， 习惯了没有竞争的生存方式， 习惯了平静、 安逸、 舒适的生活， 况且， 澳门社会这种传统的运作模式一向行之有效， 也没有必要去点破这层面纱， 打乱和谐的气氛和融洽的关系。然而， 这种自我满足、 自得其乐的局面只能在相对保守和封闭的社会状态下维持， 这种和谐是一种低度的和谐， 这种融洽是经不起重大利益冲突考验的。 一旦加大开放程度， 一旦引入竞争， 一旦受到比较激烈的外部冲击， 朦胧的面纱就被撕破， 传统的内部运作模式就会出现低效甚至失灵的现象， 导致各种问题和矛盾短时间纷纷呈现， 人们的心理就会受到更加猛烈的震荡， 社会和政府就要承担更大的压力。这便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四回归近七年来， 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翻了一番，191

澳门文学丛书人均收入也有较大的提高， 但并非所有人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贫富悬殊还有所扩大； 社会福利逐年增加， 但社会保障的制度尚有待完善， 多数中年人对退休后的生活感到彷徨； 失业率持续下降， 但面临新的竞争， 就业安全感大不如前； 房地产大幅升值， 令部分人的财产大幅增加， 但也令一部分人的置业梦更加遥远， 令租房者负担加重； 城市设施有了明显的增加， 市容市貌也有了相当的改善， 但整体城市发展依然缺乏长远的规划， 大量新建筑还引起部分人对文物保护的担忧； 游客的急剧增加， 拉动了经济增长， 也为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 部分人收入的增长， 提高了购买车辆的能力， 也增加了道路的负荷， 交通问题更加凸显； 教育投入不断增长， 但居民的平均学历和文化水平仍然严重偏低， 专业化程度仍然严重不足， 远远不适应知识社会的要求； 居民的参与欲和归属感与日俱增， 但参政议政的水平仍然偏低， 参政议政的机会仍不均衡， 社会流动的管道也不够畅通； 政府推行以人为本的改革多年， 但离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与市民的热切期望还很远； 而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依然， 其现代化前路漫漫。 种种问题和矛盾， 使得人们对发展方向及其前景产生疑问和担忧。不可否认， 也不必讳言， 澳门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 固然， 政府与社会需要群策群力， 想方设法解决和舒缓前述的问题和矛盾， 但首先要弄清楚和取得共识的是， 我们应该以什么心态去看待这些问题和面对矛盾。 只有以平常心来看问题， 以客观、 理性的态度来探讨问题， 才能对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才能对症下药， 找到多数市民可以接受的最佳方法和方案， 及时、 快速、 有效地解决目前的问题， 总结经验教训， 巩固开放改革的成果， 探索出澳门未来发展的策略、 模式和道路。192

吴志良·悦读澳门如果抛弃偏见， 客观、 理性地分析目前碰到的问题和困难， 我们不难观察到：第一， 这些问题、 困难和矛盾中， 大多数其实早已存在，由于澳门社会和政治长期处于低度整合和低度发展水准， 未能及时化解而潜伏多年。 近年跨越式的发展只是加速了问题的暴露、 困难的显现， 加剧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从长远眼光看， 这反而是一件好事， 我们总不能永远将问题掩藏起来而置之不理。第二， 当然， 发展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 困难和矛盾。 但是， 这是发展进入瓶颈阶段难以避免的痛苦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 是发展必经之路和需要付出的代价。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 也付出了代价， 也出现不胜负荷或不愿意付出代价的现象， 特别对那些在此一过程中得益不多甚至利益受损的人， 更是如此。 然而， 发展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 退缩只会使得问题更加严重。第三， 对长期习惯平静、 安逸生活的澳门人来说， 这一次转变实在来得太急太快， 短时间很难适应， 更没有思想、 心理、 知识和能力上的迎战准备。 突然加大加强的心理压力， 令不少人显得无所适从。 这样， 有些本来不是问题的现象， 可能都成为很大的“问题” 了， 甚至产生某些幻象， 从而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和矛盾的尖锐性。诚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和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对任何新情况、 新现象都应该有敏锐的观察和密切的关注， 及早做好预防应对的准备。 但是， 常识告诉我们， 情况越多越复杂，就应该越冷静、 越理智， 否则我们的判断力会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的信心可能会动摇。 我们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 澳门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遇和条件来打破旧有格局， 振兴经济、 革新社会， 我们甘愿为眼前的困难和问题所吓倒吗？ 况193

澳门文学丛书且， 我们仍然在许多领域保持优势， 如果我们像回归初期那样同舟共济、 齐心协力， 鼓起勇气克服眼前的困难， 进取创新，让开放改革的能量充分释放， 确保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 再过五六年， 生产总值可能再翻一番， 公共财政也更加健康、 稳定、 巩固， 那时， 居民的教育、 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将会有更好的保障， 生活素质可以得到大幅改善； 如果我们利用此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开拓视野、 吸取知识、 积累经验、 提升技能， 我们的自身素质和信心亦将明显提高， 安居乐业指日可待。 更为重要的是， 把特区管理好、 建设好、 发展好， 是历史赋予澳门人的神圣使命， 是实现“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的伟大事业， 是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我们能轻言放弃吗？ 即使舍得放弃， 在全球化的烽烟中， 我们如果不冲出重围， 还有退路吗？卡尔·波普（KarlPo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说， 尝过自由果实的人， 不可能再回到愚昧的状态。 澳门的大门已经打开， 不可能再关闭； 开放改革刚刚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但大势已经不可逆转。 无论前面有多大的挑战， 无论前面有多少艰难险阻， 我们只能坚持改革信念， 不断自我提高和完善， 坚定不移地在开放的道路上走下去。 舍此， 别无选择。2006.9.30194

吴志良·悦读澳门居安思危谋长远 开放改革创未来今年是澳门回归十五周年。 1999年澳门回归， 是澳门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制度变迁。 根据《澳门基本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 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完成选举和改选， 并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循序渐进地增加其产生方式的民主成分， 使澳门的民主政治得以稳步发展。 政治行政机构整体而言运作畅顺， 政府施政方针的确立、 调整， 基本能因应经济社会发展情势的变化， 也为居民所接受。 在新的制度安排下， 澳门居民当家作主， 充分发挥了建设美好家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 活力和生机。澳门回归后， 还完成了另一次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 那就是2002年博彩业的适度开放。 博彩业从垄断走向开放， 首先带动建筑行业的发展， 缓解了当时严峻的失业状况。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放内地居民个人港澳游， 双管齐下， 使固定资本加速形成， 服务出口膨胀， 使本地生产总值重拾增长正轨，直接促成了澳门经济的复苏与腾飞， 经济总量比回归时扩张达五倍强。 经济的持续增长不仅令失业率快速下降， 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的增长， 也令政府库房充裕， 为改善教育设施和教学条件、 兴建公共房屋、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繁荣文化艺术事业， 以及解决因经济跳跃式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支撑。195

澳门文学丛书一澳门特区成立十五年来， 顺应时势， 大致经历了“固本培元、 稳健发展”、 “提升居民综合生活素质” 和“科学施政、阳光政府” 三个施政阶段， 有得有失， 落实过程中也不无偏差， 但总体而言， 三个阶段的施政重点切合实际， 方向正确，策略也大致成功。 今天， 澳门政治发展， 经济繁荣， 社会稳定， 民生改善， 文教进步， “一国两制” 的伟大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具体而言， 可以大致概括如下：第一， 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局良好， 平稳顺利完成重大的历史性政治变迁， 传承和弘扬了澳门居民“爱国爱澳” 的传统，加强了居民的家国情怀， 营造了良好的政治、 社会环境；第二， 博彩业适度开放有序展开并取得成功， 经济迅猛增长， 为特区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失业率逐年下降， 居民收入明显提高， 生活显著改善；第三， 战胜了“非典” 的侵袭， 进一步强化了市民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的合作精神， 增进了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为解决和缓解随后因经济快速增长产生的社会问题巩固了民意基础与和谐局面；第四， 顺利完成了《澳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 加深了对“一国两制” 的认识和理解， 进一步强化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维护了国家安全；第五， 顺利完成了澳门政制发展的咨询和立法， 稳健推进政制向前发展。 立法议员选举产生比例增加， 议员更积极主动投入工作， 对政府施政发挥更大的监督作用；第六， 实现了十五年免费义务教育， 大量增加奖学金和贷196

吴志良·悦读澳门学金名额和金额， 并大大改善了教学设施和条件， 为实现教育平等、 培养更多治澳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七， 澳门历史城区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更好地树立了澳门作为文化城市的形象， 增加了澳门的国际知名度， 对本土文化元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深度发掘，更丰富了把澳门建设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的人文历史内涵；第八， 推出了双层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①， 提高了各种社会福利， 弱势社群得到了实质性支持， 民生不断改善；第九， 正在加速完成一万九千个公共房屋的兴建及规划启动“后万九” 公屋建设，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房价对社会弱势社群的冲击；第十， 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的建成使用和粤澳产业园区的形成， 为珠澳、 粤澳合作创造了一个新模式， 也为澳门的未来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与此同时， 在国家支持下， 发挥澳门独特优势， 着力推进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平台的构建， 不断取得新突破与新成效。要详列特区成立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 当然远远不止上述十项。 澳门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 取得了举世称颂的成功， 各种数据也十分客观地反映出澳门回归后的巨大进步。二勿庸讳言， 澳门特区成立后， 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① 参见孙代尧、 薜伟玲《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 载《港澳研究》， 2013年第1期， 第83—92页。197

澳门文学丛书也面临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因此， 如何居安思危， 总结经验， 巩固成果， 解决现存问题， 谋划长远发展， 迎接更大的挑战， 更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依我们浅见， 澳门特区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如下几项：第一， 经济适度多元化。 旅游博彩业作为龙头产业， 欣欣向荣， 但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不够显着， 经济适度多元化步履艰难。 为了维护特区的经济安全， 推动可持续发展， 急需找到突破口， 尤其要在区域合作中寻找可行路径；第二， 城市发展空间与承载力的扩大。 随着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 人口和游客持续不断增加， 城市发展空间与承载力显得严重不足。 拥挤的空间， 不仅限制了经济健康发展和束缚了经济适度多元化， 超负荷的承载力， 更可能降低居民的生活素质， 甚至激化社会矛盾；第三， 制度改革与创新。 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 必然触发法律制度的调整和公共行政的改革。 然而， 由于前者是自上而下设计推行的， 后者并未紧随其变化的步伐而作出适时的应有调整和改革。 众所周知， 内部社会诸多法律法规是回归前、 甚至是三四十年前制订而在回归后承继、 延续下来的， 而近年经济社会发展迅猛， 某些法律法规的不适应性更加明显， 日渐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急需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和创新；第四，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的提升。 特区成立后的跳跃式快速经济增长， 为各界始料不及。 各种社会问题加快显露， 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对政府和社会的治理能力造成严峻挑战。 原有的治理模式虽在不断的适应调整中， 但治理体系基本上萧规曹随， 治理能力也无法短时间内获得大幅提升， 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小朋友做大人的事情” 的状况没有明显198

吴志良·悦读澳门改善；第五， 人才的培养。 百年一遇的大发展打开了小城的格局， 也迎来了国际化、 全球化的冲击， 放大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更加突显了人力资源和人才的严重不足， 特别是本地专业人才的缺乏。 短时间而言， 可以通过引进解决部分问题， 但长远来说， 人才本地化且质、 量俱进方可长治久安。三特区成立十五年来， 经济总量、 人口规模、 人均收入、 城市面貌诸方面都发生了莫大的变化， 进步是实实在在且有目共睹的， 各种挑战也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针对当前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 不少研究还提出了很多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建议和方案。 我们认为， 加大开放改革力度， 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选项， 也是谋求长远发展的不二之选。 因为只有开放， 才能扩展空间激发社会的活力， 才能在区域合作中加快经济多元化； 只有改革， 才能释放动力促进制度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该说， 澳门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 开放的时期是繁盛的， 繁盛时期则会更加开放， 而封闭就导致衰落， 衰落时期则会更加封闭。 回归之后， 政治、 经济制度的重大变迁， 令澳门与祖国内地和世界全面接轨， 开放改革的大势已不可逆转①。 多年的快速发展， 澳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小富即安的心态尚未有本质的改① 参阅吴志良《开放改革的大势不可逆转》，载《行政》，2006年第4期，第1131—1137页。199

澳门文学丛书变， 对旧制度、 老结构也基本上是修修补补， 无法真正解放思想， 放宽视野， 更不敢迈开大步， 大胆行动， 审时度势地调整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 创造一个全新的大格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课题组对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发展进行考察后发现， 政体结构、 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构成了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 政体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由宪法等法律体系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正式结构”， 权力结构是指“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及其内部不同集团所处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 而利益结构则指“拥有政治资源和社会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及其相互关系”， 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①特区的政体结构在《澳门基本法》已有明确规定且已依法成立， 具有相当的开放性， 而近年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初步转型催生了众多的新兴利益集团， 新兴利益集团日趋积极而强烈的政治参与， 已开始触发原有的利益结构出现松动； 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 迟早也会触发权力结构的变动。 亚洲政治实践告诉我们， 随着新兴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及其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 传统社会必将向现代化转型， 如果转型顺利，“社会大流动、 身份大改变、 财富大增加、 关系大变化”②， 社会主动性和积极性将全面激发， 出现生机勃勃的局面。 澳门特区初创时的经验， 也充份证明了此点。现代化的社会是机会平等、 程序正义、 自由公平竞争的社会。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才是开放的社会， 开放的社会才有开放的胸怀和思维， 才有开放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 唯其如此，① 详见房宁《亚洲政治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62—78页。② 同①，第72页。200

吴志良·悦读澳门才能令社会转型付出较低的代价。 在开放的视野中， 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是寻找经济适度多元化、 扩大城市发展空间与承载力的必由之路。 也只有拓展有形和无形的空间， 放大格局， 激发活力， 释放能量， 内部的制度创新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步入坦途。澳门改革的最大困境， 是格局的限制。 过于拥挤的空间，人际关系极为密切， 各种利益高度交集， 严重局限了改革思维， 使改革者无法施展身手。 然而， 这也可能是澳门推进改革的优势——只要有了可行的新思路、 新举措， 又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比较容易落实。 因此， 只要描绘出一个符合实际、 兼顾各方利益及相对清晰的改革愿景与规划， 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历史经验证明， 一个远离现实的理想社会是难以维持的， 反之， 一个“只顾现实， 没有理想、 没有目标、 不考虑未来， 民众的个别利益、 眼前利益、 局部利益高于一切， 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 吃光花净， 这样的社会同样是难以为继的”。①澳门发展的最大困境， 是制度的滞后和人才的匮乏。 然而，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 这个困境既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又是近年高速发展造成的。 制度的滞后， 涉及到两个层面， 一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是程序性的改良。 前者需要一个博弈的过程， 其改革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后者则相对简单， 是一项技术性工作， 应该尽快展开。 也只有改革和创新制度， 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从根本上提升治理水平。 人才的匮乏， 也应该从人才不足的原因去分析。 毫无疑问， 澳门的快速发展， 导致了人才量与质的不足， 这也是高速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现象。 但不能忽略的是， 原有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的① 房宁， 《亚洲政治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77页。201

澳门文学丛书运行传统与惯性局限了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值得深思反省。 换言之， 只有传统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不拘一格降人才”， 才能培养和历练出所需的各类人才， 才能“天生我才必有用”。 事实上， 近二三十年澳门青年中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 潜在人才当不在少数。 只要创造足够的自由公平竞争条件， 调动起这些人的积极性并提供充分的发挥空间， 相信开放、 改革、 发展的困境终究是可以冲破的。总之， 澳门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也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关键”， 是因为发展现已进入樽颈区， 深层次问题日益突出， 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倘再迟疑不决， 错过了时机，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最好”， 是因为基本优势仍在。 尽管澳门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初步转型的冲击， 并且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但主流核心价值依然未变： 爱国爱澳、 求同存异、和衷共济、 守望相助； 虽然社会渐趋多元甚至有所分化， 但爱国爱澳、 荣辱与共、 追求发展、 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依然强势； 虽然管治不断经受挑战， 但行政主导地位未曾动摇； 难得的是， 经过多年的积累， 政府库房充裕， 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培养人才、 推动开放、 进行改革、 谋求发展和促进和谐。 而最为重要的是， 中央全面落实“一国两制” 方针，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全方位配合特区稳健发展， 而祖国内地正在展开全方位、 多层次的改革， 必将为澳门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有利因素。 澳门居民当应坚定信心， 鼓足勇气， 迎接挑战， 努力释放开放改革的能量并分享其红利， 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美好的未来。202

吴志良·悦读澳门品澳 门

澳门文学丛书

吴志良·悦读澳门品味另一个澳门十年前， 一首朗朗上口的《七子之歌》把澳门接回了祖国的怀抱， 将澳门带进了国人的心中。 这个只有不到三十平方公里、 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城， 回归后步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生产总值从回归当年不足五百亿， 增至去年近两千亿； 财政收入从九十八亿， 增长五倍至五百一十亿。 教育和社会福利更在亚洲遥遥领先， 不仅实施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地区才能实现的十五年免费教育， 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也享有退休金和免费医疗， 免费医疗网络覆盖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政府初级保健系统更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太平洋地区的典范。 如此等等， 令人刮目相看。自2003年内地逐步开放港澳自由行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人怀着陌生和好奇慕名而来， 带着惊叹和感慨匆匆离去。 其实，对大部分游客而言， 短短一天半天行程， 走马观花， 远不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澳门。 这里， 不仅有奢华亮丽的赌场酒店， 更有古朴迷人的市井小巷； 不仅有霓虹闪烁的都市情调， 更有朴实无华的乡土气息； 不仅有玩乐冒险的世俗生活， 更有深沉动容的历史韵味； 不仅是颇具声名的东方拉斯维加斯， 更是中西荟萃的文化古城。 在很多人的印象之外， 还活着另一个没来得及仔细品味的澳门——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不可代替作用的城市， 一个没有矫揉造作的温情城市。历史上， 这个小城市静默地伫立于南海之滨， 犹如一个世205

澳门文学丛书外桃源，“倚天照海花无数， 高山流水心自知”。 很多人忘记了，她曾扮演着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 从明朝中叶开始直到鸦片战争， 是南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开放港口之一， 是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主要桥梁， 亲临其境地见证了东西方文化长达近三个世纪交汇融合的波澜壮阔历史场景。 这段漫长的历史与不凡的经历， 使澳门形成了独特的个性，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更令人惊叹的是， 在方圆数里之地， 不同民族虽然思想文化、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差异巨大， 却能长期和睦相处， 和谐并进。 东方与西方共存， 现代与传统并列， 释儒道与天主教共兴， 铸造出澳门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这种“和而不同， 不同而和”、 保持对话、 互相尊重的独特社会环境， 使得无论是物质还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在澳门都能兼容并包、 和谐与共，令澳门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文博物馆， 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实验室。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三十一处世界遗产， 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的宝贵财富。 这个东起东望洋山、 西至新马路靠内港码头、南起妈阁山、 北至白鸽巢公园共包含二十四处特色建筑但方圆只有一平方公里的景区， 不仅是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最集中的中西式建筑群别树一帜的独特反映， 不仅是西方宗教文化与中国民间信仰共生共存的生动见证，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华人与葡人在四百多年的历史里合力营造的独特生活小区， 栩栩如生地证明了不同宗教、 不同文化、 不同生活习俗可以相互尊重、平和交融， 此乃澳门历史城区的价值所在， 此乃澳门的历史意义所在。 经过多年的保育和推广， 澳门历史城区所蕴藏的文化积淀和内涵光彩日现， 成为了特区一张亮丽的名片。常言道， 澳门很小， 漫步小城只是两三个小时的事情。 但206

吴志良·悦读澳门体验澳门， 不仅要用眼， 更要用心。 在大街小巷穿行， 骤眼看来可能平淡无奇， 稍加观察则不无发现、 不无感触， 细心琢磨便觉耐人寻味， 时隔多日回想， 更倍感恋恋不舍。 发现的是生活细节， 感触的是生活方式， 寻味的是生活态度， 不舍的是如家的温情。 这就是真实的澳门， 这就是她的迷人之处。时光飞逝， 澳门回归已是第十个年头。 伴随着经济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 天南海北的游人纷至沓来， 大家都在看澳门， 用不同的眼光将澳门前后左右打量。 在一张张照片里， 在一部部电影中， 在一串串脚步下， 在朋友们的口中， 澳门呈现出了不同的样貌。 而从他者的眼中， 澳门人如今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功能和魅力所在， 努力让这小小地方， 发出最大的光芒。澳门，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值得细看， 也很耐看。2009.12.14207

澳门文学丛书历史的脚步在加速一1985年初春， 访华的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RamalhoEanes）邀请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语师生在钓鱼台国宾馆吃早餐。 作为其中一员的我， 只顾欣赏国宾馆的富丽堂皇， 压根儿不知道， 中葡有关澳门治权移交的谈判即将展开。更意想不到是， 这一年的十月份， 竟踏入了澳门的土地，从此与澳门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澳门生活之始， 经常阅读葡语书刊， 也顺手编译一些短稿， 在《澳门日报》介绍葡萄牙的风土人情。 一年后， 有机会去里斯本进修， 受《澳门日报》之托， 以特约记者身份定期写一些见闻杂记， 当中不少涉及其时正在进行中的中葡澳门谈判问题， 对中葡有关澳门的历史争议以及谈判的基本策略、 立场和过程有了更深刻、 更全面的了解。回到澳门之后，《中葡联合声明》已经签署， 澳门亦已经正式进入了过渡期。 除澳门基金会的工作外， 也在葡新社兼职翻译新闻稿， 同时， 还接了不少翻译活， 其中很多内容是涉及过渡期事务的。 一年后， 有机会在澳门东亚大学与葡萄牙国立行政学院合办的公共行政课程进修， 有感于人们对澳葡制度不很了解的情况， 逐渐产生了系统介绍澳门政治制度的构思。 于是， 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文章投往报刊发表， 简介当时澳门政制208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方方面面。 1992年由于要负责《澳门总览》政制部分的写作， 遂将这些文章加以整理。 1993年， 《澳门政治制度——沿革、 现状与展望》由澳门公共行政管理学会出版。 1994年， 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 从此走上了澳门研究的不归路，并有幸见证和从旁参与澳门回归祖国的历程。二从1553年葡人入澳到1993年《澳门基本法》颁布， 从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确认“大西洋国永居管理澳门” 到1979年中葡建交确定澳门为葡管中国领土， 再到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以及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怀抱， 澳门的历史画卷波澜壮阔， 扣人心魂； 澳门的命运风吹浪打， 历经沧桑。 澳门历史的脚步也不断加速， 快速的节奏令人气喘吁吁、 眼花缭乱。 在 《澳门基本法》颁布二十周年前夕，《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约稿访谈， 给了一个歇步静思的机会， 善莫大焉。这二十年， 澳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 澳门回归祖国， 成立特别行政区， 经历了革命性的政治转变。 过渡期虽然波折重重， 但澳门居民能够同舟共济， 使得回归过程相对顺利。 特区成立后， 开局良好， 依《澳门基本法》规定的“一国两制”、“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原则， 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尤其是2009年二十三条立法和去年完成的政制发展， 均充分体现了澳门居民对《澳门基本法》精神的深刻领会及其深厚的家国情怀。 这是保障特区政治和谐稳定发展的基础， 是世代澳门人爱国爱澳传统的延续， 当然， 也与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及其前身——澳门基本法协进会长期辛勤工作分不开。209

澳门文学丛书其次， 澳门博彩业的适度开放， 打破了主要支柱经济产生的垄断格局， 为特区经济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 经济制度变迁以及中央政府CEPA和自由行政策带来的跳跃性发展， 使得特区自成立以来的经济总量、 财政收入、 工资中位数成倍增加，失业率降至历史低点， 教育条件、 医疗卫生、 社会福利以及整体居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可以说， 我们赶上了澳门历史上经济最繁华的年代， 城市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 社会设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完善。第三， 随着政治变迁、 经济增长， 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快速的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新富裕阶层迅速扩大， 二是中产阶层逐步形成， 三是弱势群体生存能力下降。经济跳跃式增长和资产的价格膨胀， 造就了一大批人在短时间积累了意想不到的丰厚财富； 工资水平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 促成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而房价、 物价和工作技能要求的提高， 又使得弱势社群求生能力更弱。 此一社会发展趋势， 不可避免使社会关系产生变化， 并将影响政治发展的方向。第四， 文化、 教育、 医疗、 卫生、 社会福利显著改善。 有了丰厚的财政收入， 政府在这些领域明显加大了投入。 十五年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行、 高等教育奖学金的大量发放， 使得本澳人口素质不断改善； 资源的投入， 政府和民间文化活动及其规模、 素质都在增加、 扩大和提升， 特别是历史城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后， 城市文化形象更加鲜明， 而由博彩企业带动的文化创意产业， 既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多的国际性文化盛事， 也为创意产业发展探索出一条道路； 医疗卫生设施的更新和现代化， 更令澳门人均寿命名列世界前茅； 社会福利方面， 不仅维生指数不断提升， 养老金、 敬老金的设置，使老人的晚年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而双层式社会保障体系的逐210

吴志良·悦读澳门步建立， 将令居民对未来更加安心。三不可否认， 政治、 经济、 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诸多领域产生了不适应的现象， 许多问题加速暴露， 许多矛盾也不断激化。 这是开放、 改革尤其是加快的开放、 改革不可避免的。 这些现象、 问题和矛盾， 也只能在进一步深化的开放、 改革中逐渐化解。 除此， 无其他路可走。对于如何深化开放、 改革， 社会上已有广泛的讨论， 结论也大同小异： 一是政治上更多、 更具实质性的参与； 二是经济成果即财富的更好分配； 三是公平竞争， 社会向上流动更加畅顺。 说易做难，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鼓足政治勇气， 从思维观念上作好准备， 准备好付出较大的代价。虽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而澳门传统上也更加适合润物细无声的渐进主义， 但解决问题、 矛盾拖得越久， 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积极、 不作为， 面对历史重任而不担当， 就有愧于时代， 就辜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而此一千万重托， 全写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2012.8.4211

澳门文学丛书历史刚刚开始一澳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 这句话蕴含了两层意思： 首先， 澳门是中国的， 无论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政治、 法律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都没有改变此一事实； 其次， 澳门是一个开放的城市， 在不同历史时期， 其开放程度可能深浅不一， 但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 开风气之先， 贯通中西， 独领风骚数百年。 这两层含义之关联， 可以用杜牧《樊川文集》卷十“丸之走盘” 的绝妙比喻生动刻画出来：丸之走盘， 横斜圆直， 计于临时， 不尽可知。 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纵观澳门历史， 弹丸之地虽然一度部分为葡萄牙人据居，且在1849年后清朝政府从形式上已经失去对其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力， 甚至在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中清廷承认葡人“永居管理澳门” 的事实， 但实质上， 这颗“丸” 从来没有离开“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的大“盘”，“丸” 与“盘” 既保持着“切不断， 理还乱” 的客观政治关系，“丸” 对“盘” 又有“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的致命经济依赖， 更为重要的是， 以华人居民为主体的社会从未割断与祖国血浓于水的密切文化联212

吴志良·悦读澳门系。 在回归后的今天， 形容澳门文化， 称之为以中华文化为主体、 多元文化共存发展， 是符合历史和现状的一种科学论述，也是笔者十多年来研究澳门史一以贯之的观点。从澳门内部社会看， 同样不能否认葡萄牙人进入、 据居、殖民的事实， 而且此一历史演变的脉络十分清晰， 遗留下来的文化影响也显而易见， 有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和文物古迹可作凭证。 然而， 无论是葡人内部有限自治（澳门葡人社群1849年前实际上是中华帝国之附庸， 有契约关系， 因为要缴纳地租和接受“丈抽” ）还是葡人管治时期， 早期形成的华洋族群共处分治、 双轨并行的基本格局在澳门回归前整个历史进程中都轮廓清楚， 明显可见， 尽管“计于临时”， 中葡势力互有强弱，两国行使权力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 甚至一度角色互易， 但以宏观历史角度审视，“果然无外是中华”， 中国在澳门的政治、经济、 文化影响基本上未曾间断， 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 令史学者分析起来须格外谨慎， 免失偏颇或以偏概全。 作为一个由中国影响主导、 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 依常理，“中国传统社会， 因采取中央集权制，事无大小， 悉听朝廷号令。 所有法律辞章， 必须划一”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野》）， 而“中国传统政治， 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 引用的原则过于简单， 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无法转圜， 而只有走极端， 甚至亲属也成世仇”（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但事实上， 澳门长期历史演进过程中并无太多的极端和悲情， 并无太多的激情和冲突，究其原因， 我们认为， 乃由于“中国的君主制度， 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亿万军民， 中层脆弱， 法制简单， 政府力量之不及， 半靠社会力量支持”。 有趣的是， 葡萄牙海外帝国的政治行政管理如出一辙， 虽强调中央集权， 但面对辽阔而分散的213

澳门文学丛书占居地， 人力财政资源不足， 行政司法能力有限， 王权鞭长莫及， 只求形式上的一体， 不求实质上的同化， 各居留地和殖民地管理松散， 缺乏细节制度规划和细腻治理技术， 多依赖派出之少量官员与当地社会领袖以合作甚至结盟方式， 在携来正式制度和当地传统之间寻求平衡点， 协力维持基本秩序，自由发挥。因此， 无论早期明清管理制度的覆盖， 还是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体制的移植， 澳门社会的发展都应验了黄仁宇先生解剖唐朝兴亡的深刻论断：“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 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 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事态的灵活， 只能从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 如是观， 无论是澳门社会正规组织、 结构和形式化的大传统， 还是民间大众、 通俗化的小传统， 也不管大、 小传统在殖民管治实施前后之错位，“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 只要不南辕北辙则可”， 若非上升至国家层面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大致可以得过且过， 平安无事。这样， 在政治早熟、 法制简单但规模细小、 结构扁平、 利益单一、 人际关系紧密、 信任合作容易的澳门社会， 本来道德的力量已足以保障社会安定平稳， 而且由于地处边陲， 鸦片战争前后， 中、 葡“政府管制之所不及”， 皆“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 故有“夷目”， 有社团领袖， 内部社会大小事务甚至某些中葡冲突也就由他们协商解决、 调和了。 这样， 在政治层面可以大而化之， 在社会领域可以繁而简之， 兼且一直存在郑观应《澳门感事》“华人神诞喜燃炮， 葡人礼拜例敲钟。华葡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所真实贴切描述的包容价值观以及释迹删《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但得安居便死心” 之社会心态， 自然地， 大事化小， 小事化214

吴志良·悦读澳门无， 不同族群、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不同制度“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相安无事， 和济生物、 和衷与共， 极端和悲情便无从滋生。 偶有矛盾和冲突， 以大局为重， 也不难化解、 平息， 短时间即回复往境。 如此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二族群和睦、 宗教和谐、 文化平和、 社会祥和， 缔造出一个不走极端、 没有悲情的城市。 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典范， 在这个意义上， 是中国人的骄傲， 也值得澳门居民自豪。正如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Evans）所言， 鉴古知今， 历史学不仅要追寻真相， 重构和描绘过去，还要理解和诠释过去。 我们相信，“历史可以教给我们关于其他社会、 其他信仰和其他时代的知识， 从而使我们更能宽容这个世界所存在的种种差异。 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民主、 公民化的教育， 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 我们还相信， 历史有其发展的规律和惯性， 但是， 历史不能复制， 只能创造， 用卡尔·马克思（KarlMarx）的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不是创造他们期望的历史； 他们不是在自己选择的环境下创造历史， 而是在由过去直接转变来的环境中创造历史。”1999年的澳门回归是一次历史性的制度变迁， 不仅令澳门人当家做主， 更加自主地演绎自己的历史， 也彻底改变了澳门的政治环境： 华洋共处但不再分治， 主权治权合一则令双轨不再并行。 此一革命性的变化， 必然触及社会的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 再次套用黄仁宇先生的分析框架：“凡是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个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和一个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 当中的联系， 有关宗教信仰、 社会习惯和经济利害，215

澳门文学丛书统以法律贯穿之。 总要做得上下合节， 首尾一致； 要是当中联系不应命， 政局必不稳定。 补救的办法， 或改组高层机构， 或修正低层机构， 再次之则调整中层机构， 有如重订税制， 颁行新法律。”（《放宽历史的视野》） 特区成立后， 高层机构即行改组， 中层的经济组织和法律制度也已展开改革， 2002年博彩业适度开放更是其中最为显著、 也最具冲击力的变革。 三层机构中， 以低层机构即社会组织的变动最小， 这不仅与大环境之改变不相适应， 还可能造成整体社会发展之障碍， 因为“低层机构不更变， 上层机构想改弦更张， 也无济于事”。此外， 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的延续性和强大惯性力量。 前述令悲情无法产生的因素， 在相当长时期内被视为积极、 正面甚至可以依赖的生存因子， 且确实在一个低度发展的社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但在大环境发生重大变动的今天， 未必全都有利于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城市， 需要重新理解和诠释； 某些已经发觉的负面因素， 还应加以警惕、 批判和消除。 例如，回归前曾出现的一如黄仁宇先生考察中国历史时所述的“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 下面有名无实， 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 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 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 种种流弊，到20世纪不止”（《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那样的情况， 急待变革。 这也说明， 特区政府成立后提出“以民为本” 改革行政的举措是正确而及时的， 且极具针对性。 虽然黄仁宇先生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此一状态归责于“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未必完全吻合澳门社会发展的现实， 而澳门回归后励精图治， 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 现代化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是传统的“现代化”， 特别是在道德力量减退和传统价值失落、从礼治往法治过渡而制度建设尚待完善时， 他对中国历史的精辟分析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醒和反思， 并启发我们更好认识目216

吴志良·悦读澳门前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澳门社会早期华洋共处分治、 双轨并行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 两种异质文化相遇时， 没有你死我活的激烈争斗， 没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 互相之间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冲击震荡，换言之， 文化秩序未曾发生重大变异， 城市开放的结果与众不同。 钱锺书先生为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书作序时， 是这样形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有时大开着门和窗； 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 却关上门； 有时门和窗都紧闭， 只留下门缝和锁匙孔透些气儿。 门窗洞开， 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 又怕屋子里人多， 会气闷窒息； 门窗半开半掩， 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此一比喻， 对澳门也恰如其分。 澳门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开放城市， 无法闭关自守， 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从未关上大门， 但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使得澳门居民养成本能上的高度自我防卫意识， 社会形态又具有高度保守性的一面。换言之， 其开放是不全面、 不彻底的。 与当今全球化所要求的全方位开放相比， 无论是形式、 途径和载体， 还是广度、 深度、 速度和影响， 均不可同日而语。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民主化、 经济现代化、 社会城市化以及人口趋向稳定、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利益日渐分化， 特别是近年来开放改革所引发的加速国际化导致的全方位跨越式发展， 将澳门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进程。 如何适应和迎接新发展阶段的挑战， 如何从悠悠历史长河中汲取经验、 教训， 在隐没的文化遗产中寻找灵感和思想资源， 继往开来、 创造历史， 是摆在澳门人面前一项紧217

澳门文学丛书迫而艰巨的任务， 也是澳门人神圣的历史使命。“人类真正需要研究的是自己。” 哲学家培根（FrancisBacon）如是说。 史学者做历史研究时， 亦应时刻提醒自己不能隐恶扬善，避免进行道德评议， 既不要以今人之眼光来看过去， 也不要以历史的判断去预测前景。 历史没有为未来开处方的权威， 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历史家铺陈往事， 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 不能过度着重猜度并未发生的事情， 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 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 冷战结束后，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即于1990年预言“历史的终结”， 既充斥狂热激情又充满悲观悲情。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 此一论调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笔者更欣赏17世纪葡萄牙思想家维埃拉（ Vieira， 1608—1697）神父的“未来的历史”， 以宽广的心胸和普世的关怀， 放眼世界， 理想高远， 务实进取， 拥抱明天。 经过回归后数年的飞跃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 对澳门来说， 历史才刚刚开始， 而我们有幸地适逢其会，任重道远。三澳门是一个小地方， 却因历史的机缘际遇成就了一个大格局， 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而弹丸之地的历史也就令人刮目相看，也就格外迷人， 叫人心动， 使人神往， 不知费尽多少人的心血、脑汁与笔墨，“为伊消得人憔悴”。 笔者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胆大包天， 误闯其中， 泥足深陷， 不能自拔， 无可救药。 时也， 命也。本书是笔者回归前七年至后七年所写、 在报刊上发表的轻松文字的选集。 轻松， 乃相对于长篇累牍、 只供小众阅读的历史考据或行政研究专业论文而言； 选集， 是因为尚有许多文218

吴志良·悦读澳门章， 或时过境迁， 或与主题关联不大， 没有收入。 由于时间跨度较大， 写这些文字的心境如何， 已经很难一一回味了， 但选编这辑文章时， 心情并不轻松， 既“愧我功薄”， 又恐无益于人。 最后鼓起勇气拿出来， 应感激荀子的教诲和激励：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故闻之而不见， 虽博必谬； 见之而不知， 虽识必妄； 知之而不行， 虽敦必困。这些年来写成的“谬妄” 文章， 多为随笔、 散记， 其中不少为命题作文——很多时候， 命题作文也是交稿期限前的急就章， 想到什么写什么， 从本质上与随心所欲之即兴式笔记没有区别， 都缺乏深度思考和缜密构想。 不过， 回头看来， 这些文字虽显杂乱散漫， 但文为心声， 大致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对澳门历史与现实的肤浅思考， 也如实记录了笔者这些年的心路历程。 因此， 这一辑文章， 除对明显的错别字作出修订以及为序、 跋、 编后记重新标题外， 基本保持原貎， 以尊重历史。 也正因如此， 这些文章非但没有内在理路， 前后矛盾之处也不少， 甚至诸如澳门土地面积、 人口数量等基本资料亦未依现时实际情形进行修改， 尚请读者明察和海涵。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F.W.Maitland）说过：“如果有位精灵能赐我力量， 让我能看到历史上每个种族每个时代的情景， 我所选择的情景将是一场对谋杀罪的审判， 因为， 我想那将给我很多关于大量头等重要的事件的暗示。” 笔者先天不足，后天缺失， 虽费尽心力， 也“衣带渐宽终不悔”， 但所获甚少，所得有限， 唯希望以吾师茅家琦先生为榜样， 八十高龄仍持之以恒， 继续“焚膏补拙”， 期待有朝一日“蓦然回首”， 对这个219

澳门文学丛书没有悲情的城市有更高的领悟和更多的心得。作为历史研究者， 本应保持最大理性， 然人非草木， 岂能无情？ 就在收到本书清样当天参观首都博物馆时， 一眼看到郑板桥的真迹， 脑海便马上浮现与林近翁同游扬州瘦西湖的画面， 不由得想起央他仿郑氏所书的“云起一天山， 月来满地水” 那副对联。 今天是10月22日， 不就是他的忌日？ 坐看云起， 窗外竟下起雨来， 叫人突然心绪不宁。 第二天到北京外国语大学， 在操场旁靠在一张长椅上， 与学生商谈论文题目和写作大纲， 二十五年前入学的情景竟然历历在目。 睹物思人， 触景生情， 令人浮想联翩， 天人之际， 古今之变， 同时涌上心头， 更有“十年人事几番新” 之感慨。 刚刚看完清样， 又收到卢德奇兄长前秘书的电话， 告知卢太太Antonieta来澳参加澳门大学二十五周年校庆。 纯属巧合， 还是历史的捉弄？ 玩玩文字， 戏谈故事， 无非想抒发感情， 释放激情， 解开悲情， 始料不及的是， 如今却平添几分伤感，“怕愁重如春担不起”。无论如何， 作者要感谢澳门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廖子馨小姐的美意和催促， 令本书可以短时间面世， 使作者卸下多年的愁重。作者还要感谢陈君慧、 张小燕、 黄丽莎和杨嘉琪小姐在这十多年不同时期提供的协助， 感谢金国平老师和娄胜华博士审阅近年所写的部分稿件， 感谢姚伟英、 梁雅桃、 潘冠瑾小姐和赵家权先生业余时间抽空帮助选编和校对。 蒋山青兄赐序， 令本书生色不少，感激之情， 更非言语可以表达。 唯溢美之词， 愧不敢当。（《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后记）2006 年 10 月 22 日夜阑人静时于珠海前山河畔220

吴志良·悦读澳门唤醒渐渐淡去的记忆虽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语）， 然而， 史学者在选取叙述对象时， 似乎都流露出“厚古薄今” 的共同偏好， 生动活泼的当代史往往寂寞地留存在史学研究的视野之外。 澳门的情况亦不例外。 在众多的相关历史著作中， 明清时期的澳门历史得到比较深入透彻的探究， 但晚清以后， 特别是民国以来的澳门史， 受关注程度则甚为逊色， 研究显得相当肤浅薄弱， 至于澳门当代史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诚然， 以史为鉴是我们的座右铭。 但是， 对于当今社会来说， 需要借鉴的不仅是古代历史， 从直接的可借鉴性看， 当代史研究无疑更具现实价值， 因为当代， 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门历史， 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 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 现今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呈现出那段历史的真切影响。 设想如果没有1974年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 便没有《澳门组织章程》， 也没有事实早已存在但法律从未正式确认的澳门自治地位； 如果没有《澳门组织章程》， 也不会有政治民主化的开端， 不会有立法会的直接选举； 如果没有1979年的中葡建交， 便不会有澳门政治、 法律地位的明朗化， 不会有澳门经济的快速成长和城市的现代化。 至于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订以及次年澳门过渡期的来临、 1993年《澳门基本法》的颁布和1999年澳门政权的平稳顺利交接等重大历史性事件， 无不正面直接地影响着今时今日澳门的政治、 经济、 文221

澳门文学丛书化乃至市民的日常生活。遗憾的是， 我们对三十多年的当代史仍然缺乏全面、 系统、 客观、 细致的考察和审视， 对澳门急速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 并因此而影响到对当今澳门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诸多现象和问题及其来龙去脉进行有深度、 有价值的逻辑分析， 对其前因后果亦缺乏应有的了解和把握， 在那段并不久远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以及许多重要人物甚至已经逐渐为我们所淡忘， 换言之， 历史似乎开始断裂， 以致于我们在日常政治社会管理中， 因为没有足够重视和用心吸取那段历史留下的珍贵经验， 一而再、 再而三地承受一些或可避免的社会代价。有人说， 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也不会是一个有尊严、 受敬重的民族。 作为历史学者， 对前述种种现象， 即使未必惊诧， 却也不无慨叹。 之所以不以为怪， 是因为在澳门， 人们习惯了口传历史，许多广为人知的事实都没有形成文字， 令惯于寻求确证的史学研究者不无困惑。 之所以慨叹， 是因为我们未能重视与记取不久前处理某些事件的经验与教训， 而令社会发展付出不必要的成本。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 此一状况，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格格不入， 与我们弘扬历史文化传统的努力背道而驰， 也与澳门在世界和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唱对台戏。 不是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吗？ 难道我们不再需要历史这面镜子了？ 如果我们呼吁重视历史文化的保护， 如果我们要重构城市的集体记忆， 如果我们要弘扬澳门的传统作用， 那么， 对于当代鲜活的记忆， 又岂能不倍加珍惜呢？！近年来， 忽视当代澳门史研究的问题尽管不时为人提及，但依然缺乏应有的关注与实际的行动， 更遑论显著的成果。 郭222

吴志良·悦读澳门济修兄作为新闻记者和编辑， 不但活跃在历史的现场， 亲历与见证历史， 也善于记录历史。 在整理记录的基础上， 他参阅了该段时期的报刊和档案文献， 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写出这本书，令人感到钦佩。 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这不是一部严格规范的历史学术书， 但通读这部著作后， 读者肯定会发现这也不是一部个人色彩浓厚的见闻录， 更多是两者奇妙的结合。 所以， 这部书读起来非常轻松， 也非常亲切。 阅读这部著作， 温故而知新， 毫无疑问， 对我们了解三十多年来澳门政治、 经济和社会演变的脉络及其逻辑不无裨益， 对寻找解决当前我们所面对种种问题的策略不无助益， 对探索澳门未来的发展之路也很有启迪。当然， 我们应该清醒意识到， 澳门在1999年以前的发展主要由外来力量所推动， 其发展模式也基本上是在中葡两国的默契和共识中形成的， 是否适应回归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澳人治澳” 的新形势， 是否最有利于打开和形成特区发展的新格局， 颇值得我们在特区成立十周年之际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讨。澳门回归以来， 连续几年的跨越式发展， 为未来奠定了相当牢固的基础， 与此同时， 各种新问题陆续涌现， 深层次矛盾先后显露， 如何达成共识， 制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凸显澳门在区域中的地位， 已经是每个澳门人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正因为我们目前处于向前迈进的十字路口， 就更加迫切需要重温这段历史， 以便尽快理清日显零乱的思绪、 尽早调整日渐迷失的心态， 不惧风雨艰辛， 朝向美好的目标， 迈出坚定不移的脚步。 因此， 济修兄大作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价值不菲的参考文本。 作为一个读者， 对他付出的巨大努力表示由衷的敬意， 也正因为这种敬意， 当他嘱我作序223

澳门文学丛书时， 便欣然应允， 并且希望他有更多佳作问世， 不断地唤醒我们渐渐淡去的记忆。（郭济修《当代澳门透视》序）2009.7224

吴志良·悦读澳门此情可待成追忆？十年前， 澳门回家了。 万众欢呼的同时， 新成立的特区百废待举： 经济不景， 亟待振兴； 治安不靖， 亟待重整； 社会不安， 亟待康复。 然而， 经历回归前多年经济低迷、 腥风血雨的澳门居民， 并没有丧失信心和方向， 在当家作主精神的驱使和鼓舞下， 齐心协力， 同舟共济， 克服了重重困难， 快速开创了特区初建的崭新局面， 社会恢复了稳定祥和。七年前， 正当特区经济曙光初现之时，“非典” 来袭， 令刚刚固本培元的小城再度陷入困境。 社会各界万众一心， 群策群力， 守望相助， 不仅抵御了“非典” 的侵袭， 还外引游客、 内扩内需， 短短两个月， 就有数以百计的社团、 学校组织十多万人次参加了由澳门基金会策划赞助的“半天游”， 既使城市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又增加了对本土历史文化古迹的认识， 加强了居民、 特别是青少年对澳门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特别是在“自由行” 和“更紧密经贸关系” 政策的驱动下， 博彩业开放后的经济也从此步入了飞速发展的轨道。六年前， 在经济增长、 社会安定、 政通人和的大好形势下， 五百六十个社团、 学校组织了超过三十六万人次参加“和谐共进——普天同庆五周年” 的联欢庆祝活动， 城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海内外对刚刚创立五年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刮目相看， 赞不绝口， 而我们也信心倍增， 踌躇满志。五年前， 澳门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225

澳门文学丛书遗产， 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我们不仅为小城的文物古迹得到认可而感到高兴， 更为“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社会文化环境得到国际认同而感到自豪。 我们还很骄傲地宣示， 澳门是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宗教、 不同语言在这弹丸之地都可有效地对话、 沟通、 理解、 容忍， 都可以建立持久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堪称人类文明的实验室， 是不同文明交往的活典范。可惜的是， 这一道数百年来建立的文化风景线， 终于抵挡不了现代资本的大肆扩张。 博彩业有限开放突然引入的大量资本， 迅猛地改变了古老城市的纯朴面貌和与世无争的社会格局。 关闭已久的大门突然洞开， 全球化的冲击随之而至， 城中人刹那间感到无所适从、 进退维谷， 甚至不知所措、 内外失据， 许多拖延经年未能解决、 从前也不急于解决的问题、 矛盾似乎一天之间暴露、 激化了， 没有悲情的城市也好像一天之间远离我们而去。 不少怀念往日温情、 留恋昔日余晖的人， 都开始摇头慨叹： 此情可待成追忆？就这样， 我们的情感躺在历史的椅背上， 我们的躯体生活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世界里， 而我们的思想在迷惑混乱中挣扎爬行。 就这样， 我们走过了一段不平坦的道路， 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旅程， 抵达了历史的一个新起点， 到达了一个未曾想象的新高度。 这五年， 这短短的五年， 对很多人来说都显得十分漫长， 其间的颠簸起伏， 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就这样， 我们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并顺利完成了从内港行船到大海航行的历史转变。十年后回头看， 此一转变过程来之不易且险象环生； 十年后往前看， 茫茫大海无边无际， 依然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 然而， 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在前十年不仅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226

吴志良·悦读澳门经验和智慧， 增加了应对不同问题的能力和条件， 还扩大了文化视野和想象空间， 坚定了勇往直前的信心和决心。 更值得欣慰的是， 虽然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但我们的核心价值依然没有变质。 或许， 其内容、 形式、 元素多少有所改变， 但本质仍在、 精神仍在， 充满历史感的城市并没有被现代化的浪潮掩盖， 更没有被全球化的力量吞噬。 相反， 历久常新， 澳门人变得更加理性、 更加成熟、 更加开放、 更具现代感了。去年， 我们成功地为《澳门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 成功地完成了第三任行政长官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和澳门回归十周年， 澳门基金会举办的“家国情怀” 系列活动， 再次得到了数百本地社团和学校的热烈响应， 三十多万人次参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国家安全立法和“双选双庆” 的成功， 充分体现了澳门人不变的深厚中国心、 澳门情， 充分反映了小城爱国、 包容、 亲和、 温馨的特性， 也充分显示了澳门文化传统的强大生命力。 在聚欢畅饮之余， 社会各界完成了不少艺术表演、 展览、 出版项目， 澳门题材的电影、 电视也拍摄了很多部。 可以说， 澳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世人关注和期待，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中国融为一体、 跟国际那么近距离连接； 澳门的城市文化形象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晰、 立体、 鲜明，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 丰富、 多彩。在外界带着某种羡慕眼光看澳门十年辉煌的时候， 澳门居民自己的感受又是什么样的？ 在国人欢庆的兴奋声中， 朴实无华的社会又将如何面对日常生活的种种问题？《澳门日报》和澳门基金会适时推出征文活动， 希望本澳居民如实地诉说他们亲历十年飞跃发展的喜怒哀乐和家国情怀。 无论环境如何变化，227

澳门文学丛书无论个人际遇如何不同， 作为其中的一分子， 深怀的是感恩之心、 感激之情， 因为有幸见证和参与这个时代的巨变， 绝对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们深有荣焉。弗朗西斯·培根说过： “时间是最伟大的改革者。” （《论革新》， 1625年）突如其来的变化， 的确令人眼花瞭乱； 假如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 则会觉察到其必然性和内在规律， 可以处变不惊， 展开必要的调适与革新。 十年时间， 不算很长， 也不算太短。 作一次回顾， 是对历史的尊重和敬意， 这是澳门与生俱来的温情所使然， 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道义。 感激赐稿的诸位作者， 也感谢《澳门日报》编辑的辛劳， 成全此举。 这些文章如今结集出版， 终成一个时代的记忆， 值得回味、值得深思， 而我们的共同反省， 最终将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继续充满人文关怀和温情而又更加民主、 公正、 自由、 开放和现代化的时代。（澳门日报十周年特刊《回归纪情》序）2010 年元旦228

吴志良·悦读澳门《回归路上》序人们通常会认为， 反映一座城市形象的， 是这个城市独具一格的建筑物，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 而往往忽视了这个城市人的社会行为和精神面貌； 人们通常会觉得， 体现一座城市性格的， 是这个城市日积月累的社会心理及其历史文化积淀， 无论这些积淀是文字还是图像的， 而往往忽略了身边不断在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和故事。 如果每一个人都将此时此刻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 那么， 历史学者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在故纸堆里绞尽脑汁地重构城市往昔的生活， 而城市形象和性格也自然会更加鲜活和突出。澳门一向被誉为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我们也由此引以为豪， 感到无比骄傲。 然而，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 史学界似乎更加关注遥远的事物和记忆， 对近在咫尺的当代史缺乏足够的重视，“厚古薄今” 的意味甚浓。 不错， 从学术意义上， 历史需要时间沉淀， 但时光的飞逝也会无情地抺去我们部分甚至大部分的记忆， 使得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生动、 有趣的细节永远无法真实重构， 使得史学研究及其成果显得枯燥乏味而难以亲近。其实， 无论是对普通大众还是专业史学者来说， 历史都应该是鲜活有趣的，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及亲和力。 尤其对澳门这个规模小、 人口不多、 人际关系密切的城市来说， 每天都在发生许多故事， 有些是个人的， 但更多的可能与其他人有关系，229

澳门文学丛书甚至对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记录下来， 那么， 我们的文化将更具生活性和人情味， 我们的历史也更具故事情节、 引人入胜。幸好， 近年已有机构和学者在推动口述历史研究， 而且不少可喜的成果已经问世。 接到叶丽琴女士的书稿， 分外高兴；接到叶丽琴女士的序约， 也欣然应允。 首先，《回归路上》， 相信大多数的读者或长或短都曾经走过某一段， 无论当时的心情是喜怒哀乐还是甜酸苦辣；《回归路上》的人物， 大家或多或少也认识一部分， 甚至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回归路上》的事情， 我们大概都有所听闻， 甚至在一定程度曾经参与， 并且很多跟我们当今的生活还息息相关。 这样一本书， 值得大力推荐， 也相信读者会喜欢。 其次， 在澳门回归祖国的过渡期中，叶丽琴女士与本人不时有工作上的交往， 对我们的工作经常给予指导， 还引见了许多《回归路上》的人物给我认识， 于公于私， 她都曾经向我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澳门回归祖国， 揭开了我们这座城市历史的全新一页。 在特区进入发展新阶段之际， 我们更加应该回顾特区创办前后的错综复杂的过程， 清楚了解当今所取得成就和所面临困难的来龙去脉、 前因后果； 我们更加应该记住众多为澳门特区奠基巨大工程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人物， 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 而各行各业参与铺设澳门回归路的人士， 也应该将宛如昨天的记忆如数家珍地记录下来。 只要每一个都将心中的故事讲出来， 我们的城市形象将更加鲜明， 我们的城市性格也将更加突现。 一句话， 我们的城市会更加美丽， 我们的家园会更加可爱。2009.9.15230

吴志良·悦读澳门别问我是谁港澳政府经过多年的磋商， 终于达成协议： 澳门居民可以持本地身份证进入香港， 不必再另行办理旅游证件。这本来不是一件什么值得特别开心的大事， 因为许多许多年前， 香港居民已经可以凭身份证进入澳门， 而不需任何旅游证件。 但消息公布后， 澳门居民还是感到非常高兴， 甚至认为终于获得了“对等待遇”。其实， 世界上很难有完全对等的待遇。 记得十多年前从比利时进入卢森堡， 就发现比利时法郎犹如港币在澳门， 在卢森堡通行无阻， 反之则行不通。 在葡萄牙加入欧洲联盟之前， 葡人进入法国也没有法人进入葡萄牙方便。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过， 无论如何， 我们争取到凭身份证进入香港还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情。 澳门人认为值得为此高兴的事实本身， 更令人欣慰， 因为这说明澳门人感觉身份证的“价值” 提高了， 并以做澳门人为傲。澳门是一个移民社会， 且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即使在殖民统治时期， 也没有割断过与母体的文化联系， 澳门人的身份意识基本上是中国人。 加上澳门历史上经济不是很发达， 可发展的机会不是很多， 早期许多来澳的移民中， 不少还以澳门为跳板， 再迁往其他地方。 从统计数字来看， 在澳门居住超过三代的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不是很高。 因此， 澳门人的本土意231

澳门文学丛书识一向不是很强， 甚至可能比“广东人”、“福建人” 或“潮州人”、“客家人” 的身份意识还弱。我们没有进行过社会学的研究， 但从直观上看， 澳门人对身份认同比较明显的关注， 大概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新移民问题的讨论。“新移民” 这个词的提出， 便意味着有一个老居民或原居民的社群， 是对身份认同的一种表态。 或者由于社会特有的包容性， 又或者因为中、 葡有关澳门前途议题的出现，“新移民” 问题的讨论基本上只集中对新移民的协助和关怀， 没有从文化意义上深入进行下去， 既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也没有产生价值意义上的争议。长达十二年围绕特别行政区如何成立的广泛、 深入讨论，显然对澳门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冲击和积极的影响。 世界历史上，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权交接有那么长的时间。 在这段相对“漫长” 的时间里， 港、 澳居民对前景的信心有起有落， 对新政治现实的态度有冷有热，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港、 澳居民历史上从未有过那么多的机会实质性地参与对设计和建立自身政治社会制度的讨论和决定。 在这个参与过程中， 身份认同自然地明显起来了。身份认同是精神层面上的文化概念。 对澳门华人居民来说， 首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其次才认为自己是澳门人。 这种认识， 与“爱国爱澳” 是相呼应的。 行政长官何厚铧在两份竞选纲领中， 都以“中国心、 澳门情” 为核心思想， 便是最贴切的宣示。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爱自己的国家、 民族和文化， 是毫无疑问的； 承认自己是澳门人， 则还可以细分为在澳门出生、 成长、 安家、 立业的人， 抑或总称为持有澳门的合法身份证件的人。 也就是说， 同是法律意义上的澳门人， 可能乡音不同、 风俗有异， 可能对澳门的认识和情感归属程度不一。 虽然232

吴志良·悦读澳门澳门人向来很少提出“我是谁” 这样的问题， 但应该承认的是， 部分澳门人的身份认同仍然存在一个从法律概念转变为文化概念的过程， 即在既有中国心的前提下， 如何进一步加强澳门情怀。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建设过程， 是在“一国两制” 的框架下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过程， 也是在“爱国爱澳” 精神感召下强化文化共同体的过程。“爱国爱澳” 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组合， 是和谐的统一， 既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民族、 文化，又要承认澳门回归的事实， 承认澳门特区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政府， 遵守国家宪法， 维护国家主权， 尊重国家体制， 支持祖国的各项建设； 同样重要的是， 要热爱澳门， 从心底里、 从情感上感到“澳门是我家”， 增强对澳门的归属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齐心合力把特区建设好。 特区各项工作做好了， 大家安居乐业了， 就是爱国的最好表现， 爱国爱澳也就完美了。回归前， 澳门治安不靖之声名远扬， 许多澳门人在外地被问起身份时， 不无尴尬， 有时还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 澳门回归近五年取得的成就， 大大增加了澳门人的信心和自豪感。 这五年来居民对特区建设的积极参与， 也大大加强了对澳门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 即使身在外地， 被人问起的时候， 非但不必再冒充其他地方的人， 越来越多的澳门人还从“我从澳门来” 改为“我是澳门人” 来作自我介绍。 港澳政府达成的协议， 只是澳门人地位提升的第一步。 可以预期， 只要紧紧抱着“中国心、 澳门情”， 慢慢地， 我们不会再有“别问我是谁” 这样的问题。2004.9233

澳门文学丛书和谐之城2003年11月， 澳门基金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在南京共同组织了一个有关世界文明的国际论坛， 无论是会上， 还是会后， 有关澳门与世界文明关系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澳门这个看来毫不起眼的小地方， 到底对世界文明有何贡献？ 她在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怎样的作用？ 扮演过何等角色？ 谈论世界文明议题， 她有发言权吗？ 的确， 这些疑问的产生好像是毫无疑问的。今天， 在素有“博爱之都” 美誉的南京， 我们又以“人类历史上的对抗、 冲突与化解” 为题， 展开讨论。 对于澳门来说， 这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细诉她在历史上经历的化解冲突、 融合矛盾， 独特沧桑的生存之道。 今天， 我们以和平学的眼光去审视著名的中西文明交汇点——澳门， 别具意义。澳门很小， 是个只有四十五万人口和二十七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 但她在历史上， 不但扮演过东西文化交流使者的重要角色， 而且， 在某种意义上还成为不同文明、 不同民族和平共处的典范。 众所周知， 15世纪世界发生了两大事件， 一是郑和七下西洋， 二是以葡萄牙为先锋的西方航海大发现运动。 这两件大事促成了亚欧和欧美航线的开通， 为更大规模、 更高层次世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而葡萄牙人“立埠于澳门， 实为泰西通市之始”。 可以说， 澳门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果， 自然成为中西两大文明碰撞、 交融的重要场所。234

吴志良·悦读澳门早在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 澳门已经成为广州的外港， 东南亚商人在那里经商贸易。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 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南中国最早最繁盛的对外开放港口。 虽然史学界对澳门开埠的原因尚有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 葡人东来和明朝在澳门开港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 明朝当局以特殊“藩坊” 形式管理澳门， 并给予葡人内部自治的权利， 同时， 葡人亦能采取“双重效忠”策略： 一方面依葡萄牙法律和传统建立内部自治组织——议事会； 另一方面， 又能遵守天朝法律， 尊重中华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 服从中国官员的管治， 甚至与华人联姻， 从而得以在天朝帝国一隅生存发展达数百年之久。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在“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的天朝土地上据居下来， 且能在澳门生存发展数百年， 并形成澳门社会华洋共处分治的和谐格局， 除却他们能够奉行双重效忠的灵活政策外， 更为重要的是， 无论是中国还是葡萄牙政府和人民，都没有将自己的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和文化意识强加于对方，即使在某一方政治、 经济和军事处于强势的时候， 也没有出现一方强行压倒另一方的情形。 在漫长的历史时段中， 双方大致能够以长期利益为重， 互让互谅， 不求一时得失， 只求长期共存发展， 从而在方圆数里之地创造出这个世界不同文明交汇融合、 和平共处的典范。直至鸦片战争， 澳门不仅是不同文明的交汇点， 还一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主要窗口。在沟通中西关系、 促进东西交往中担当着独一无二的角色， 发挥过无与伦比的作用。 尤其是在中外交流波澜壮阔的16—18世纪， 当明清帝国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候， 欧洲的文艺复兴不断蔓延， 资本主义悄然兴起， 科技革命方兴未艾。 中西之间这种235

澳门文学丛书强烈的鲜明对比和巨大的历史反差， 使得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碰撞产生了许多激动人心的场景。 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 作为南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城， 澳门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场所和缓冲区， 亲临其境地见证了其间的得失与成败。 此番境遇， 展示了澳门特殊的窗口功能， 铸成了澳门特殊的文化性格。 通过这个敞开的窗口， 中西之间虽然未能完全打破隔膜， 但毕竟提供了一条通道， 促使中西相互接触， 彼此接近， 沟通往来； 也是通过这个窗口， 双方在政治、 经济、 文化以及宗教等多方面得以交流、 互动和发展。 这个漫长而独特的交流过程， 谱写了中西关系史上既朴实又绚丽的历史篇章，积累了中西文化交流以至人类化解分歧、 求同存异的丰厚经验。“文明冲突” 论者亨廷顿（S.Huntington）教授对澳门这个文明交融的案例叹为观止。更令人赞叹的是， 当中华民族日渐富强之时， 中葡双方尚能以外交谈判的和平方式， 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而中国政府更以大局为重， 尊重历史和现实， 给予澳门特殊的地位， 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和“澳人治澳” 的政策，不仅保持澳门的经济、 法律、 社会制度五十年不变， 还大力保护澳门的历史文化遗产， 对葡人后裔的利益给予特惠政策。正是在此意义上， 在因宗教信仰、 政治理想、 经济利益、文化差异而不断冲突的当今世界， 澳门化解冲突的经验显得尤为可贵， 更值得研究与总结。 作为学者， 我们感到义不容辞，有责任为此付出我们应有的一份力量。能够与南京大学、 考文垂大学共同组织这次会议， 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 会议在南京召开， 又具有深刻的意义。 我们期盼在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共同推动彼此的学术研究， 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我们热切期待在座的各位专家236

吴志良·悦读澳门学者有机会亲临澳门， 去感受不同文明共生存同发展的气氛和环境。 当然， 还有我们纯朴热情的人文氛围。（在南京“人类历史上的对抗、 冲突与化解” 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辞）2004.5237

澳门文学丛书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5月26日是佛诞日， 也是公众假期， 风和日丽， 社会一片祥和气氛。 路环信义福利会庆祝“二○○四——光辉路环四月八” 举办了“巡游添欢乐” 活动， 澳门佛教界也举行了佛诞嘉年华活动， 吸引了大批信众和居民参加。几天前， 在澳门佛教青年中心主办的“菩提树的愿心——一叶寄情” 展览中， 有行政长官的一张心意卡：“不同而和，和而不同”， 意味深长， 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而不同” 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理念。“和” 是指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掺和， 强调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同” 指的是相同事物的堆积， 反映的是无差别的同一或抽象简单的同一。 大千世界， 生机勃勃， 不可能完全同一， 若如是， 就没有活力和生命力； 但是， 如果在多元社会没有基本的共同信念与和谐， 则会失去秩序、 失去祥和。 因此，“不同而和” 与“和而不同” 是相辅相成的， 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由此论之，“和而不同” 的基础首先是有“不同”，“不同”之因来自诸多方面， 既有经济原因， 也有历史文化传统、 价值观和社会风俗习惯， 更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但这并不能也不应构成“和谐共处、 携手进步” 的阻碍， 相反， 因为有了“不同”， 经过交流、 沟通和协调， 才可能推动发展进步， 达到相融、 和谐、 和合的境地。 因此，“和而不同”的要旨在于： 第一， 事物是各各不同的； 第二， 不同事物互补238

吴志良·悦读澳门互济； 第三， 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由此可见，“和而不同” 既强调“和谐”， 也关注“不同”，只有这样，“和而不同” 才是可欲可行的。 只有“和”， 才有生命， 才有秩序， 才有信任， 才有团结， 才有合作， 才有互助，才有发展。 因而古语云： 性命和则生， 人物和则亲， 人天和则灵； 无有和则生阴阳， 阴阳和则生天地， 天地和则生万物。实际上， 早在西周末年（约当公元前800年前后）， 郑国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 的思想（见《国语·周语》）。 可以说，“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是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 也是华人世代相传的基本价值取向， 更是澳门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已经达成的根本共识。澳门历史演变过程中， 所表现出来的最大特性是兼容并包、 互谅互让， 没有非黑即白的极端， 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悲情， 无论大小争议和矛盾， 均通过沟通、 协商调解， 和平、 稳妥处理解决， 从而达至共存发展。也正因为这样， 中葡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居民， 虽然思想、 文化、 宗教信仰、 价值观、 风俗习惯差异巨大， 但可以在方圆数里之地共同和谐生活数个世纪而不发生重大冲突， 面对世界局势惊天动地的变化， 自强不息， 屡渡难关， 令世人叹为观止， 也为亨廷顿风行一时的“文明冲突论” 提供了一个异例， 证明文明的冲突是可以避免和解决的。在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的环境下， 不同的政治主体和社会群体之间的长期共处、 不同社团组织的共同生活， 造就了澳门特有的精神状态、 政治传统、 文化氛围和社会惯习， 造就了澳门居民容让、 迁就和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 团结、合作的核心价值。这些价值， 又成为社会人际关系的主导模式； 华洋杂处并239

澳门文学丛书进、 传统与现代并列、 海洋文化与大陆习惯共存， 儒释道与天主教共兴， 成为澳门独有的社会景观。 今人费孝通所强调“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 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原则， 几乎在澳门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澳门特区在实现“一国两制” 过程中取得的瞩目成绩， 便是因为有“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政治、 经济、 社会以及人文的和谐环境。 而这一切， 不仅值得我们用心去体会、 爱护和珍惜， 也是澳门未来发展中应该大力弘扬光大的。佛教以慈悲为怀、 济世为任， 追求人性的良善， 追求万物的协调、 和谐。 行政长官在佛诞节期间表达“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心意， 语重心长。 此一理念既客观科学地概括了澳门历史发展的规律， 又完全切合澳门的现实情况， 高度概括出澳门特区成立以来平稳发展的宝贵经验， 更加蕴涵了对澳门未来的一种期望， 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和深入思考。2004.5.26240

吴志良·悦读澳门小小城市肩负的文化使命去年， 温家宝总理访问澳门时说， 澳门是有文化的， 澳门是有文化底蕴的， 令我们这个向来被视为东方蒙特卡罗的城市为之振奋。 的确， 澳门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 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 不仅为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也积淀了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成就了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 从澳门， 我们可更清楚看到西方文化是怎么进入中原大地的， 看到中华文化是如何传到西方世界的；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更加客观、 理性地看到中华文化是怎么开放、 包容的， 是怎样与西方文化交汇、 碰撞、 适应和共处并从中取长补短、 共生共进的。 我们在与西方世界长期的文化交流中， 没有失去文化自信， 增强了文化自觉。 在中国于世界之林再次崛起的时候， 中国文联组织群贤汇聚澳门， 探讨“传播与融汇——全球化背景下中华艺术的发展与未来”，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我们期望， 这次论坛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次论坛选择在澳门举办， 必将令人记忆深刻且满载而归， 因为她是可以用心来记录、 用情来描绘的美丽古城， 是一道集中西古今于一体、 无独仅有的人文风景线。 我们可以感受到妈阁庙、 观音堂的中华传统脉络和气息， 也可以慨叹夕阳余晖下仍然散发着生命力的大三巴、 亲临从晨曦中苏醒披着朦胧241

澳门文学丛书却贴近生活的大教堂、 踏进从跳跃音符中渗透出浪漫高雅的岗顶……这些200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澳门历史城区中的建筑，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有故事、 有灵魂、 有个性、 有生命。 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感受不同族群邻睦相处的和谐， 领会略带粤方言用真诚问候的澳门人的微笑， 惊诧澳门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及国际化程度， 认同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平台、 世界华商聚会合作平台、 两岸四地交流并进的平台作用和积极意义。 一句话， 我们会发现这座小小城市， 肩负着使命，赢得了荣耀， 充满了人间温暖， 闪烁着人性光辉， 锲而不舍，默默耕耘， 继往开来。澳门基金会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施政纲要，推动发展文化事业， 大力扶持文化社团， 优化澳门的文化生态， 丰富市民的生活内涵， 与本澳文艺社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交流机制， 与国内外同类组织构建了双赢共进的协作网络。今后， 澳门基金会将不断丰富完善合作的内容和模式， 鼓励激发本澳文艺家的创作热情， 保护及弘扬以传统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独特文化特性， 积极投身于两岸四地以文艺交流为突破口的多层次多领域合作， 为中华文化走向国际贡献力量。全国文联聚集了中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优秀的文艺界人士， 长期以来关注支持澳门文化艺术的发展， 对澳门基金会开展相关工作也给予了大力的协助。 此次论坛开辟专题， 围绕澳门历史文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等进行探讨论证， 本澳专家学者也热情参与， 本人相信， 此次论坛将进一步启发人们对于澳门文化艺术研究和发展的新思维， 加深我们对澳门在增强中国软实力方面可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认识。 我们深信， 澳门曾经为中242

吴志良·悦读澳门西文化交流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也将继续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时期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在“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 开幕式上的致辞）2011.10.25243

澳门文学丛书“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追寻澳门文化的根和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 也是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和原动力。 一个有文化的城市， 必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人文底蕴， 必有其独特的品格和动人的韵味。 许多人都说， 澳门是一个迷人的城市， 是一个恋人的地方， 住得越久， 越对她迷恋， 越感到她可爱， 越流连忘返。澳门之所以令人乐不思蜀， 是因为她数百年来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没有忘记自己的根， 没有丢失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尊严； 无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如何历尽艰辛苦难， 如何风吹雨打， 如何忍辱负重、 宽容包涵， 没有失魂落魄、 惊慌失措， 骨子里依旧自信而完整地保持着中国魂的本真。 弹丸之地， 中西交汇融合处处可见， 却“果然无外是中华”。澳门虽小， 她的文化却有丰富的素材和多元的表现形式。然而， 我们必须承认， 这些文化素材长期深掩遮蔽， 近些年才逐渐被挖掘出来， 其文化表现形式依旧非常含蓄传统， 近些年才略为活跃张扬。 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媒介——各类文艺社团长期默默耕耘， 尽管规模不大， 但充满活力； 尽管资源不足，但对艺术追求充满热情。 不过， 长期以来， 这种活力没有积聚成滔滔活水涌向远方， 影响范围受到限制； 这种热情没有燃烧成熊熊火焰， 让更多人看见光亮闪烁。 如何让这种活力和热情连线织网、 汇流成河， 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 薪火相传，244

吴志良·悦读澳门成为延续文脉、 繁荣文化的当务之急。有感于此， 澳门基金会多年来默默耕耘， 不断探索： 自上世纪90年代起积极推动、 组织、 协调、 资助澳门历史文化相关的研究工作， 在挖掘、 整理、 出版、 推广方面不遗余力， 数百种图书陆续问世， 为更大规模的文化系统建设工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近年来再接再厉， 继1993年推出“澳门文学奖”、2004年推出“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2008年推出“中篇小说征稿” 和2010年推出澳门艺术家推广计划， 为澳门文学创作、 学术研究和视觉艺术家搭建了交流、 展示的平台后， 自2011年起筹备编辑出版“澳门文学丛书”、“十部文艺集成志书·澳门卷” 和筹办“澳门基金会市民音乐会”， 再次尝试为澳门的作家群体和演艺团体搭建另一个交流、 展示、 合作的平台和网络， 全方位树立澳门的文化形象。 去年市民音乐会试行成功后， 今年决定全面推出“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 ——澳门基金会市民演出专场， 除了支持、 鼓励推动本地文艺团体制作更好更精彩的节目， 提供更多演出机会让本地青年艺术表演者发挥所长， 提升演艺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 促进他们深入社区， 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设施， 走近市民， 加强演艺团体与市民之间的互动， 让市民欣赏高水准的本地艺术表演， 提高市民对表演艺术的兴趣和欣赏水平， 丰富社区文化生活， 活跃社区文化氛围， 塑造动感城市的形象。特区政府在2013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强化本土文化、 施政重心将紧扣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及‘文化永续之城’的目标， 深耕文物保育， 开拓社区文化格局， 并着力推动艺术普及， 改善艺文环境， 开展更多文化交流， 弘扬本土文化价值”。今年， 澳门基金会联合演艺社团力量， 整合社区文艺资源 ，推出“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 计划， 邀请了二十四个社团，245

澳门文学丛书陆续在不同社区、 不同场馆举办不同主题、 不同形式的表演，为市民带来舞蹈、 中西音乐、 折子戏、 话剧、 魔术等演出，正是对施政报告的积极响应， 亦是对传承历史文化的一种应有担当。澳门文化是生活的文化， 具有强烈的乡土气息； 澳门的文艺社团数量很多， 力量分散， 应该互相联系、 互相支援； 澳门的文化活动也有越来越碎片化的趋势， 需要一个平台加以协调整合。“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 计划的原意， 便是基金会搭台，社团演戏， 希望充分发挥平台的作用， 寻找澳门文化的根与魂， 展现本土演艺团体的群体形象， 放大社团活动在社区里的功能， 彰显文化在市民生活中的地位， 最终达到传承文化、 延续文脉、 凝聚人心、 增强归属感的目的。作为开放的旅游休闲城市， 澳门的文化节目多姿多彩且不少水平很高， 这些节目的确丰富了市民和游客的文化生活。 相对而言， 自编自导自演的本土节目明显逊色， 整体形象不够鲜明。 顾名思义，“澳门制作” 是指本地或本地与外地团体联合举办的演出， 坚持从市民中来、 到市民中去， 期待引起市民共鸣、 得到市民的支持和欣赏；“本土情怀” 则要真实反映澳门文化的本土气息， 抒发澳门人朴素的家国情怀， 讴歌我们这个中西文化交汇城市的迷人风韵， 歌颂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并以此向世人展示我们的高度人文关怀， 展示澳门引人入胜的人文风景线。当然，“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 ——澳门基金会市民专场演出计划能否圆满成功， 全赖市民和各社团的支持。 这个计划是开放的， 优选劣汰， 参加社团及其节目均会年年更新， 以期激励各文化社团不断进步。 在澳门增强实力、 树立形象后， 再走出澳门， 扬名海外。246

吴志良·悦读澳门正如报章评论所言，“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 不仅是个口号， 更是一种精神， 一种鼓舞人向前的文化动力。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 回归根本、 深入灵魂， 齐心协力将澳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将城市的动感文化形象立体地演绎出来。（在“澳门制作 本土情怀” ——澳门基金会市民演出专场启动仪式上的致辞）2013.1.8247

澳门文学丛书城市的灵魂艺术能提高人们的洞察力、 理解力和表现力， 不仅是提供解决问题能力的方式之一， 也给人希望和勇气， 使天才与智慧得到充分的施展与发挥。 更重要的是， 艺术与人性中最深层的东西相连， 表达情感， 展示人的灵性。一个城市也需要灵性。 近三十年来， 澳门艺术创作积累了相当的成果。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批优秀画家， 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 艺术更加成熟， 如今已成为澳门艺坛的中坚力量， 引领时风。 这一群体人生历练丰富， 艺术造诣日臻，所投射下的物化形象， 有着迷人的魅力。 此外， 近十多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 本地的美术创作逐渐走向专业化和多元化， 新人辈出， 又带来新的艺术思潮、 新的创作技巧、 新的视觉元素和新的欣赏方式。 然而， 由于缺乏有系统的推介，澳门艺术家的总体形象尚不够鲜明， 其在城市文化艺术发展中的贡献也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颂扬。 本丛书之编辑出版，意在弥补此缺， 冀穷十年之力， 为默默耕耘的澳门艺术家们塑造一组栩栩如生的群像， 也将澳门城市的灵性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在艺术创作过程中， 从事中国书画创作的澳门艺术家对传统恋恋不舍， 努力学习和研究民族传统艺术， 加强笔墨训练，完善造型能力， 全面提高艺术修养与技巧。 由书法到绘画、 雕塑， 充分融入了民族的文化精神； 同时， 也以宽阔的胸襟， 善248

吴志良·悦读澳门于吸收外国艺术的优点， 中西共融。 而以西方媒材进行创作的艺术家， 由具象到印象， 又或是从印象到现代的抽象， 向人们展示自己的真诚与精妙构思， 自素描到水彩、 油画、 版画、 混合媒材等， 无不展现出光与影的情怀。毋庸讳言， 他们当中的佼佼者都经过艰苦的实践， 方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 进入当代澳门艺坛， 逐渐形成独特鲜明的风格， 用自己富内涵的作品感染观众。 他们在艺术上之所以取得成绩， 是因为深深地热爱这块成长的土地， 热爱“小而美” 且迈向国际化的澳门及其纯朴友善的人民。 用自己的妙笔谱写出民众之情思， 以自己的艺术为城市增光添彩， 记忆过去、 描绘现在、 馈赠未来。促进艺术创作， 有效地记忆过去和描述现在， 出版或展示是重要媒介之一。 收入“澳门艺术家丛书” 的作者， 在吸收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探索， 在张扬自己艺术个性的同时， 又尊重大众的审美趣味， 注意作品的格调和品位， 有成就， 有信念。 他们知道， 作品的审美趣味反过来对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 这批作者只是于澳门的土壤上努力耕耘的一部分， 还有更多有艺术天赋、 才华、 个人风格和特色的艺术家有待发掘与推介。 这需要大家携手并肩， 玉成其事， 以期整体地呈现澳门的美术面貌。社会的进步， 不能忽视文化建设； 繁荣的经济与繁荣的文化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或地区的表征之一。 澳门艺术传承与发扬的重任， 落在富有创意的人肩上。 众所周知， 经过艺术熏陶的人， 必将具有更开阔的胸怀， 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 更富有活力和魅力的人格， 更富有创新进取精神。 我们衷心希望， 藉着这套丛书的出版， 能活跃本澳艺术创作气氛， 检视目前的美术创作水平， 深化艺术教育， 型塑文化城市形象，249

澳门文学丛书张扬城市的文化性格， 并在唤起广大市民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与支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是为序。（“澳门艺术家丛书” 总序）2011.10.4250

吴志良·悦读澳门吾土吾乡之一草一木对许多游客来说， 澳门很小， 大半天时间可以走遍方圆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本地居民而言， 澳门很大， 住了几十年也未能充分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 其实， 无论是匆匆而来、 匆匆而去的旅客还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居民， 要真正体会一个城市的风情、 领略一个城市的神韵、 琢磨一个城市的灵魂，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门更是一个难以读懂读透的城市。 弹丸之地，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的重要桥梁； 方寸之土， 从明朝中叶起吸引了无数饱学之士从中原和欧美远道而来， 流连忘返， 甚至终老； 蕞尔之地， 一度是远东最重要的贸易港口，“广州诸舶口， 最是澳门雄”，“十字门中拥异货， 莲花座里堆奇珍”； 偏远小城， 也一直敞开胸怀， 接纳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众多移民，“华洋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鸦片战争后，归于沉寂， 成为世外桃源， 默默无闻； 近年来， 由于快速的发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的澳门又再度引起世人的关注。这样一个城市， 中西并存， 繁杂多样， 历史悠久， 积淀深厚， 本来就不容易阅读和理解。 更令人沮丧的是， 众多档案文献中， 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读本。 近十多年虽有不少优秀论文专著面世， 但多为学术性研究， 而且相当部分亦非澳门本地作者所撰， 一般读者难以亲近。有感于此， 澳门基金会在2003年“非典” 时期动员组织澳门居251

澳门文学丛书民“半天游”（览名胜古迹）之际， 便有组织编写一套本土历史文化丛书之构思； 2004年特区政府成立五周年庆祝活动中， 又旧事重提， 惜皆未能成事。 两年前， 在一批有志于推动乡土历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协助下，“澳门知识丛书” 终于初定框架大纲并公开征稿， 并得到众多本土作者之热烈响应， 踊跃投稿， 令人鼓舞。出版之际， 我们衷心感谢澳门历史教育学会林发钦会长之辛劳， 感谢各位作者的努力， 感谢征稿评委澳门中华教育会副会长刘羡冰女士、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单文经院长、 澳门笔会副理事长汤梅笑女士、 澳门历史学会理事长陈树荣先生和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娄胜华副教授， 以及特邀编辑刘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宝贵时间。 在编辑过程中， 适逢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赵斌董事长访澳， 知悉他希望寻找澳门题材出版， 乃一拍即合， 成此联合出版之举。澳门， 犹如一艘在历史长河中飘浮摇摆的小船， 今天终于行驶至一个安全的港湾，“明珠海上传星气， 白玉河边看月光”； 我们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开镜， 清光一海天” 的盛世， 有机会去梳理这艘小船走过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迹。 更令人欣慰的是，“澳门知识丛书”的各位作者以满腔的热情、 满怀的爱心去描写自己家园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使得吾土吾乡更具历史文化之厚重， 使得城市文脉更加有血有肉， 使得风物人情更加可亲可敬， 使得朴实无华的澳门更加动感美丽。 他们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澳门无愧于世界文化遗产之美誉。 有这么一批热爱家园、热爱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 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宣示， 澳门文化将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历史名城会永葆青春， 充满活力。（“澳门知识丛书” 总序）2009.3.6252

吴志良·悦读澳门天地人和说澳门一多年前， 葡萄牙国立档案馆将中葡有关澳门问题的重要原始档案送来澳门展览， 策展人之一、 中葡关系史专家萨安东（ V.Saldanha）教授为展览起了一个名字——“SoboOlhar deReis e Imperadores”， 叫我译为中文。 若直译， 当为“国王与皇帝眼中的澳门”， 但思前想后， 再看参展文献目录，起名为“普天之下” 似乎更为合适。 此议获接纳， 遂成为展览之中文名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无论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国际法观念如何薄弱， 澳门从来没有被视为被割让的领土； 无论葡萄牙历朝历代国王的扩张野心有多大， 也从来不敢忽视、 更不敢否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这个事实。 即使在殖民统治思潮高涨时期， 葡人亦十分清醒： 澳门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是中国。 这就是澳门最大的“天”。不可否认， 澳门“生处在海国， 中岁逢丧乱” （张穆《望洋台》）， 数百年来，“长风万里来， 天际帆影乱” （成克大《望洋台》）。 澳门的天， 有时又是朦胧的天， “直疑海市幻， 还恐蜃气缠” （朱希祖《登澳门西望洋山》）。 然而， 无论天色如何变幻， 人们都没有放弃对晴空万里的期盼， 期待“远水浮青天一色， 望洋应遍寺东西”（廖赤麟《澳门竹枝词》）的日子，253

澳门文学丛书期望“月出濠开镜， 清光一海天” （印光任《濠镜夜月诗》）的时刻。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十年又两个月前， 在风平浪静、 海不扬波的一个晚上， 游子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 突然间， 我们发现澳门的天格外晴朗， 澳门的天分外的大； 突然间， 我们发现不管风云如何变幻， 天依然是那么的美丽动人， 天依然是那么的可亲可爱可敬。 当我们的宇航员完成太空之旅时， 我们与亿万炎黄子孙一起， 欢天喜地， 热泪盈眶。二澳门是莲花宝地。 南北两湾， 波平如镜； 东西望洋， 相守相对。 杜臻都说：“西洋道士识风水， 梯航万里居于斯。” （杜臻《香山澳》）数百年来， 世界翻天覆地， 但澳门却能够历尽惊涛骇浪而屹然如故，“依天照海花无数， 高山流水心自知”，好一派世外桃源之景象。澳门是弹丸之地。 所谓弹丸， 不仅指其面积细小， 也指其未曾出盘也。 杜牧有言：“丸之走盘， 横斜圆直， 计于临时， 不尽可知。 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 弹丸之地，偏安一方， 有赖于珠江之哺育； 莲花宝地， 生生不息， 全仰于祖国母亲之护佑。澳门地处一隅， 孤悬海外， 以贸易为生。 三面滨海， 铸造了其开放包容的心胸； 面向海洋， 成就了其面对汹涌波涛而处变不惊的性格。 作为贸易城市， 追求的是利差和生计， 又使得她不知不觉地消除了语言、 宗教、 种族的隔阂， 学会了对话、沟通、 谅解、 信任和合作的交往本领， 以及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生存之道。254

吴志良·悦读澳门也正因为此， 这小小地方， 曾经发出最大的光。 西学东渐， 东学西传， 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了一道无可替代的桥梁。季羡林先生精辟地指出，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发生在明末清初， 地点就在澳门。 这就是澳门神奇之处， 也是澳门迷人的地方。三澳门是移民城市。 天南海北， 来者不拒； 无论肤色， 和睦相处。 因为是移民，“但得安居便死心” （释迹删《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 必须守望相助， 必须同舟共济； 因为地方细小、 人际关系密切， 必须保持最大的包容和忍让，“华葡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郑观应《澳门感事》）。澳门又是乡土城市。 华洋杂处， 双轨并行， 各自发展， 而且山高皇帝远， 自由自在， 优哉游哉。 在这个微型城市的日常政治运作中， 国家权力微弱， 政府介入甚少， 居民也必须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乡族、 宗族的力量填空补阙， 慈善团体趁势而起， 宗法礼义和道德的感召主宰了这个社会。 社会有序的自我管理， 淡化了政府无所作为的消极影响， 也促进了早期市民社会的发展。移民社会浓浓的亲情、 乡情， 则进一步巩固了居民强烈的家国情怀， 促成了一个独特的心灵空间和精神家园。 更为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而非人为的政治过程。所以， 我们说澳门文化是生活的文化， 没有太多的激情、 悲情和矫情， 澳门的政治也因此不走极端， 更没有茶杯里的风波，“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的社会环境和城市性格因而形成，别具一格。255

澳门文学丛书******黄就顺老师是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世居澳门， 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 桃李满园。 教学之余， 一直致力于地理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 在其门下弟子的鼓动下， 将教学科研之外的闲笔散记结集成书， 名为《澳门的天地人》， 并嘱我写序。 黄老师是我敬仰的前辈， 作序是万万不敢的。 力辞不能却之下， 唯有应命， 遂写成以上文字。黄就顺老师不仅是可敬可爱的师长和贡献良多的学术界前辈， 更是澳门天地人和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书中所录文章的字里行间， 不经意地道出了一个澳门人特有的情怀、 胸襟和性情， 道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深深的人文关怀。 黄老师不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敬佩之余， 吾辈当努力追随不懈， 身体力行为缔造新时期的天地人和局面尽心尽力。（黄就顺《澳门的天地人》序）2010 年春节256

吴志良·悦读澳门文学是一种文化资本十二年前， 澳门基金会开始分别与《澳门日报》和澳门笔会合作举办“读后感征文比赛” 和“澳门文学奖”， 旨在鼓励阅读和创作， 建立和壮大读者群和作者群， 并以此为平台， 使之形成一个有效运作的网络。 十二年后的今天， 我们欣慰地看到， 这两项活动已经达到推广阅读风气和激发创作动力的目的， 不仅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读者和作者参与这两项赛事， 为澳门文学界培养了一批生力军， 还促进了一大批好作品问世， 使得澳门的文学园地更加葱翠茂盛。 或许， 他们还不为人觉察，或许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但至为重要的是， 这些作者、 这些作品大大增加了澳门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资本是用来解释社会积累性的一个概念。 传统上， 人们比较关注经济资本， 即物质资本（有形资产）、 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近年来， 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并有充分的理据证明， 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 也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 换一句话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仅仅是一种投入， 也有产出和收益， 尽管其形式和功能与经济资本不尽相同， 但价值是一样的， 甚至可以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技术去测量。依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定义：“社会资本是那些实际的或潜在的、 与对某种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 这一网络是一种众所周知的、 体制化的网257

澳门文学丛书络， 或者说是一种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网络， 它在集体拥有的资本方面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援， 或者提供赢得各种各样声誉的‘凭证’； 而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 1.具体的形式， 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 的形式存在； 2.客观的形式， 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 （如图片、 图书、 词典、 工具、机械等）存在， 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 也可以是某些理论、 问题的批判， 等等； 3.体制的形式， 即以一种客观化的、 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教育资质当中观察到的那样）， 之所以要区别对待， 是因为这种形式使得文化资本披上了一层完全原始性的财富面纱。” 与经济资本以私人产权的形式进行制度化转换不一样， 社会资本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即通过社会网络表现出来； 而文化资本则“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 即无法通过馈赠、 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传承， 但可以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和积累，而且获得资本的时间长度和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更高。具体而言， 文化资本具有下述四个特征： 一是个体性。“这种具体的资本是转换成个人有机组成的外来财富， 是转换成个人习性的外来财富， 和金钱、 产权以及贵族头衔不一样的是，它无法通过馈赠、 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 二是无意识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 不同阶段里通过社会和社会中的阶级来获得文化资本。 这种获得并不需要经过精心策划， 因此， 人们是在无意识中获得文化资本的。” 三是独特性。“文化资本的获得总是带有最初条件的印记， 在这一获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或明或隐的印记（例如某个阶段或地区的发音特征）， 决定了一种文化资本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本的特征。” 四是符号性。“由于在传承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方面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带有更多的隐秘色彩， 因此， 文化资本往往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资本而258

吴志良·悦读澳门起作用的， 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 而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 一种能获得社会承认的（也许是误认的）权威。”其实， 从客观形式上， 我们并不难理解文化资本的涵义。澳门历史城区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 人们不仅意识到其中的历史文化意义， 还很快意识到其中潜在的经济价值和利益。 然而， 同样被布迪厄视为文化产品的文学， 由于表现出来更多的是符号资本——荣誉、 名声、 威望的积累程度， 似乎尚未获得同等的价值认同。 在商业社会里， 许多时候并不视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 而文学更被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正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之处。 诚然， 由于人们给予一种物品的经济价值（需求价值或预期价值）可能是不同的， 不同的人对文化价值的认定也不一致， 但是， 我们如果认为某座历史建筑物具有价值， 那么， 就不能割舍隐藏于其背后的历史和传统， 不能忘记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 而语言文字， 是一个民族、 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得以一代一代传承和延续下去的一种载体， 文学则是语言记录展示某一时代人们的认识、 信念及其实践生活场景的结果， 也是文化资本得以流通的一种工具和手段， 因此， 文学在文化资本的生成、转换和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并与文化资本融为一体了。 在这个意义上，“澳门文学奖” 既从具体和客观的形式上推动了文化资本的增长， 也从体制上促进了文化资本的发展， 令澳门文学可以拥有一个“资格” 平台， 得到社会更大的承认。 与此同时， 通过这个平台建立的网络， 又增加了社会资本。当然，“澳门文学奖” 只是众多平台之一， 而且这个平台的建设还有待完善， 其作用也有待全面发挥。 澳门发展的新形259

澳门文学丛书势， 亦对澳门文学界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澳门文学要创造更多的文化资本， 还有赖于文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 长期以来， 澳门文学的时代意识、 忧患意识、 主体意识、 本土意识不够明显， 不够强烈， 文学作品无论从质还是量来看， 都与社会现实发展的情况存在较大的距离， 也未能充分反映出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 在小城发生快速而深刻变化的时代， 在价值模糊、 混乱、 失范的时候， 人们期望有更多、 更好的作品问世， 人们也需要更多、 更好的作品， 以便找到一方绿洲， 找到一个心灵驿站， 找到一座生命坐标， 找到一个精神家园， 追寻人的终极关怀。正如董桥先生所说：“富裕的社会更需要文化气息的熏陶。”澳门经过近年的飞速经济发展， 正在步入富裕社会， 但应该承认， 我们的人文素质仍然急待提升， 我们的文化资本仍然需要大力提高。 在结束本文之前， 我还想引用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中的一段话：“转盘赌博给人带来了短时间内赢取很多金钱的机遇， 因此也带来了短时间内改变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可能性； 在转盘赌博当中， 前一轮赢取的赌注也许会在每一次新的旋转当中再次失去。 转盘赌博描画出来的图景， 是一个完全竞争的、 机会均等的世界， 这是一个没有连贯性、 没有积累性的世界， 既无继承权也无固定资产。”这个图景， 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知道， 文化才是一个地区生存发展的根本和恒久的动力。 然而，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文化资本需要长期、 持续不断的投资、 培育和积累， 而这项任务， 非文化界、 更非文学界可以独力承担， 需要全社会的理解、 关心、 重视、 支持和共同努力。令人高兴的是， 文学界朋友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大家积极参与“澳门文学奖”， 并且创作出越来越多反映澳门题材的好260

吴志良·悦读澳门作品， 使得这个活动可以持续举办下去， 使得澳门的文化资本不断增长， 令人看到了希望， 增强了信心。（在“第六届澳门文学奖” 颁奖礼上的致辞）2005.12.1261

澳门文学丛书新时代呼唤新文学澳门文学奖举办至第七届， 已经走过了十五个年头。 十多年的时间， 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瞬间， 一闪而过。 但对澳门来说， 这十多年却是最翻天覆地、 最震撼人心的年代。 我们经历了政权回归的历史性过渡， 见证了特区的庄严成立和稳定发展； 我们经历了博彩开放的经济飞跃增长， 度过了“非典” 疫情的生死考验， 也见证了历史城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时刻。 新旧交替， 悲喜交集， 为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不尽的灵感， 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穷的题材， 也为澳门文学奖的举办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中国历史上， 澳门一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开放城市。 但从内部社会演进来看， 澳门却出人意料地内向、 平凡甚至不善表达， “倚天照海花无数， 高山流水心自知”。 2005年6月澳门在期待世界文化遗产评选结果之时，《中华文化遗产》杂志约我写一篇稿子， 我潜意识地起了一个题目——《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并以此结尾：这就是澳门， 这就是澳门的精神， 这就是澳门的魅力所在， 也是澳门的价值所在。 游客来到澳门， 感受到的是朴实无华的人性化、 生活化的气质， 而不是现代城市的嚣攘烦躁。 正是在平凡中， 澳门给人不平凡的感觉， 而且这种感觉是那么的自然、 亲切、 友262

吴志良·悦读澳门好、 温馨、 舒适， 没有丝毫的矫情和造作。意想不到的是， 和风细雨的田园式生活很快就成为“此情可待”， 随之而来的是急风骤雨式的大变革时代。 无论是外人看来， 还是在市民眼里， 澳门的确变了， 变得很快、 很急， 变化很大、 很深， 令人目瞪口呆。 然而，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内、 外对变化的观感还是不无区别的。 在外人看来， 澳门多了新机场、 新码头、 新大桥， 多了观光塔、 渔人码头和金光大道， 眼中不无羡慕和好奇， 料不到小小城市竟有如此潜力； 在市民眼里， 前面所述固然是事实， 却多了游客、 多了汽车、 多了喧闹、 多了问题、 多了烦恼， 在快速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开始感到难以适应、 不知所措， 开始躁动不安、 心绪不宁， 开始追忆不久前那种平静、 安分、 与世无争的好时光。 刹那间，我们好像进入了迷茫的时代。迷茫的时代需要自省， 需要反思。 过去虽然没有悲情， 但并非心如止水。 强烈的爱国爱澳情怀， 早已渗透进澳门居民的血液里； 如今虽然充满激情， 但也不乏理性温情。 在我们的骨子里， 中华文化的基因还是平和理性的。 在踏入新时代的今天， 文学创作者作为天生的公共知识分子， 应该义不容辞地以其特有的敏锐而超脱的眼光观察这个大时代各种各样的场景，各式各样的人物以及其多姿多彩的生活， 描绘世情， 反映民声， 激励先进， 鞭挞时弊， 创造更多的精神食粮， 抚慰、 感动、 净化我们的心灵， 凝聚人心， 汇集智慧， 协助我们早日走出迷茫， 平息一时的悲情和激情， 回复往常平凡的生活。或许有人认为， 这对文学界是一种苛求， 但如果我们不作出积极回应， 如果我们有意缺位，“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 却可能被视为对社会责任的回避， 对新时代挑战的畏缩。 在两年263

澳门文学丛书前的文学奖颁奖仪式上， 我曾经说文学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在构建公民社会的关键时刻， 文学创作者不应尽一份力量吗？ 在日益国际化的轨道上， 我们还有可能退缩吗？1986年巴金先生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祝辞中说：“青年作家们， 前面有灯光， 路上有泥水， 但是四面八方都有关切的目光， 整个民族同你们一起前进。 你们丢开顾虑， 不用胆怯， 大胆地想， 勤奋地写， 把自己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全写出来……” 我想， 巴金先生二十多年前这几句话， 在相当程度上也代表了澳门社会今天对文学界的热切期待。 我们希望， 未来澳门文学奖的参赛作品， 也可以对这种期盼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在“第七届澳门文学奖” 颁奖礼上的致辞）2007.11.25264

吴志良·悦读澳门文学·认同·家园1993年， 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笔会合作设立了“澳门文学奖”， 旨在鼓励创作， 繁荣文学， 并让本地居民及境外文学爱好者更多、 更好地了解澳门文学作品， 认识澳门文化。 十多年来， 数以百计的作者参与其中， 并通过他们的努力， 一篇篇有血有肉、 有乐有哀、 有喜有怒、 有本地特色的佳作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 作家们谱写故事和分享情感的同时， 我们的精神家园也逐渐丰富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澳门文学奖” 不仅是澳门文学创作者的盛会， 也是澳门文化生活中的盛宴； 不仅见证了澳门文学创作队伍的不断成长， 也记录了澳门人、 事、 物的变化， 真实反映了城市的发展脉搏和动态。“依天照海花无数， 高山流水心自知。” 曾国藩这句诗， 既是历史上澳门的写照， 也是当今文学创作者的心声。澳门这座小城， 静默地伫立于南海之滨， 犹如一个世外桃源， 向来蕴含着一种独特的、 难以言传的魅力。 她少了几分大城市的喧嚣烦躁， 多了几分朴实无华的乡土气息； 少了几分冰冷的现代性， 多了几分浓浓的人情味。 无论从天南海北哪个地方来到澳门的人， 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华洋杂处无贵贱， 有财无德亦敬恭”。 然而， 近几年来澳门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急速转型， 不经意地进入了一个“千古未有之变局”， 郑观应诗中描写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 面对各种新事物、 新问题、 新变化， 人们的思想观念、 生活方式受到很大的冲击， 价值失265

澳门文学丛书范、 无所适从的感觉不断蔓延。 很多人认为， 生活节奏变快了，工作变忙碌了， 物质变丰富了， 而恬静、 安宁的日子仿佛就此消逝， 温情、 和谐的小城也仿佛渐渐远去。 或许因为忙碌， 我们失去了很多观察、 表达、 倾听和交流的机会； 又或许，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我们习惯了匆匆前行， 没有时间去欣赏品味， 更没有时间回头去静心思索， 从而渐渐迷失了自我。因此， 我们要感谢一批默默耕耘的文学创作者。 是他们，耐得住书斋的寂寞， 坐看云卷云舒， 为我们细心记录下小城及其众生的种种变化， 为日渐现代化的都市保留了一片心灵绿洲。 是他们， 排除尘世的引诱和干扰， 敏思捷行、 辛勤笔耕，在协助我们思考前程去路， 在协助我们寻找和确认身份认同。我们经常说“澳门是我们的家园” ， 但是， 在城市急速变迁的年代， 我们对家园那份共同的情感和认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和多大的变化？ 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 不是二三十年前在讨论澳门前途时的政治、 文化话语， 而是当前在行为、 观念不得不转型的新场景下产生的新问题。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 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形势下， 我们的身份认同感和家园归属感不可回避， 甚至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旧的自然、 亲切、 友好、 舒适、 与世无争的社会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能够独立思考、 有权利意识、 敢怒敢言、 勇于自我批判、善于竞争的精神尚未完全建立。 我们在建设现代化政治、 经济制度的同时， 更加需要不断重塑身份认同， 需要不断适应发展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新价值规范。 若没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没有与之相配的权利、 义务观念， 没有独立思考、勇于批判、 公平竞争的意识， 澳门的现代转型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成功。不可否认， 澳门本土文化受到应有重视只是近二三十年的266

吴志良·悦读澳门事情， 而时至今日， 澳门文学似乎仍处于一种边缘状态。 但是，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在促进、 加强认同感和归属感方面， 文学创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文学能够通过语言文字记录甚至型塑一个时代、 一个地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传统， 使之能在不同文化体之间流动、 沟通， 使之不断内部代际传承。 而前卫的文学作品， 更是走在时代生活的前沿、 开风气之先的读物， 以真实的情感、 动人的笔法， 道出人们尚未意识之处。 设立文学奖、 鼓励创作的本意， 便是期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面世，就是要寻找出能够体现我们最新时代精神的作品。在两年前的文学奖颁奖仪式上我曾说， 文学创作者作为天生的公共知识分子， 能以敏锐而超脱的眼光审视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场景， 描绘世情、 反映民声， 激励先进、 鞭挞时弊。 两年之后， 我们看到更多反映世情、 抚慰心灵、 净化人性、 汇集智慧的作品面世， 深感欣慰。 我们相信， 只要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忱与良心， 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作为召唤， 就一定能承担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义、 责任与担当， 追求真理与正义， 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今天， 第八届“澳门文学奖” 颁奖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各奖项已有归属， 也大致体现出澳门文学的创作水准。 我谨代表澳门基金会再次对得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衷心感谢多年来一直支持“澳门文学奖” 的参赛者、 评委和合办机构澳门笔会， 感谢关注澳门文学奖的各界朋友。 谢谢！（在“第八届澳门文学奖” 颁奖礼上的致辞）2009.11.29267

澳门文学丛书为澳门形象再添一笔“澳门中篇小说征稿” 活动， 源于2006年11月中国作家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 我与澳门日报社李鹏翥社长和澳门笔会李观鼎理事长在北京商讨构思， 希望开展全球华人中、 长篇小说征集活动， 以深度挖掘、 生动体现澳门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 由于筹备需时， 我们决定先在澳门进行中篇小说征稿，待时机成熟， 再展开全球华人征集活动。 中篇小说征稿颁奖之际， 适逢以金炳华书记为团长的中国作协代表团访澳并得到代表团成员亲临颁奖礼， 给我们勉励， 为我们鼓气， 不仅为这次活动增光添彩， 也令这次活动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澳门近年快速的经济发展， 既为文学的成长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又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更良好的条件。 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 肯定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城市； 一个没有文学的城市，也肯定是一个没有灵气的城市。 可幸的是， 澳门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 是一个从文学上可塑性非常强的城市。 这个城市激动人心的历史， 这个城市变幻跳跃的生活， 都是文学工作者取之不尽、 用之不尽的题材。 如果说生活是棵常青树，那么文学就是这棵树上最动人的果实。 但是， 要想结出果实，则需有心人长坐寒窗下， 用心耕耘， 也只有这样， 才能展现我们这个城市的品位和灵气。 尽管在日新月异、 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社会中，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相信依然有很多人心存向往， 很多人努力不懈， 用敏锐的眼光、 以深刻的笔268

吴志良·悦读澳门触， 守护着、 浇灌着人们的心灵绿洲。 正是为了维护并实现这个美好的期望， 澳门基金会、 澳门日报出版社和澳门笔会联合举办了“澳门中篇小说征稿” 活动， 希望能为本地文学爱好者增添一个创作平台和互相交流的机会， 也为本地影视制作提供优秀的文本。早在十五年前， 澳门基金会已开始分别与澳门日报社和澳门笔会合作举办“读后感征文比赛” 和“澳门文学奖”， 旨在鼓励阅读和创作， 建立和壮大读者群和作者群， 并以此为平台， 使之形成一个有效运作的网络。 如今， 这两项活动已经达到推广阅读风气和激发创作动力的目的， 不仅吸引了数以千计的读者和作者参与这两项赛事， 为澳门文学界培养了一批生力军， 还促进了一大批好作品的问世， 大大增加了澳门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 除开澳门日报出版社、 澳门笔会以及其他文学团体持之以恒出版文学作品外， 澳门基金会也出版了《澳门散文选》《澳门新诗选》《澳门短篇小说选》及《澳门文学评论选》等， 1999年还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澳门文学丛书” 共二十种， 试图树立澳门文学的群体形象， 并扩大其在国内外的影响。事实上， 一直以来， 澳门特区政府都致力于贯彻“推动兼容普及性和专业性的教育、 学术和文化艺术活动”，“推动写作风气， 鼓励更多寓意深刻、 分析犀利、 文采斐然的上乘作品问世” 的施政方针， 繁荣文化事业。 近年来， 为了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 特区政府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 除计划成立文化产业咨询委员会、 制订和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外， 亦大力推动文艺工作者投身创意文化产业， 鼓励文艺作品走向市场， 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 未来澳门影视文化、 动漫产业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澳门文学作品的魅力。 因此， 这次“澳门中篇小说269

澳门文学丛书征稿” 活动不仅一如既往地推动澳门文学创作和文化繁荣， 也是协助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次活动的每个得奖作品都由澳门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 希望能得到社会回应，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创意素材。 澳门基金会将继续支持和举办这类活动， 促进本地文化艺术的发展。澳门是个小城市， 文化品格朴实无华， 人文韵味十分独特， 曾令许多到访的人念念不忘， 一生回味。 然而， 这个小城近年来发生了快速且深刻的变化， 人变多了， 舞台变大了， 社会变富裕了， 故事变丰富了， 心情变复杂了， 价值变多元了，标准变模糊了。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更期望能找到一座生命坐标， 找到一个精神家园， 找到一份终极关怀。 文学创作则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那些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 忧患意识、 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的文学作品， 更是这个社会迫切的呼唤。澳门的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格局。 这个新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有赖于许许多多热切关注澳门、 诚意支持澳门的人全力协助和积极参与。 愿“澳门中篇小说征稿” 活动能开拓澳门文学和影视文化产业的新局面。 愿我们一起， 为澳门鲜明的文化城市形象再添一笔， 为澳门和谐社会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在“澳门中篇小说征稿” 活动颁奖典礼上的致辞）2008.11.26270

吴志良·悦读澳门迎接更加灿烂的文学春天当代澳门文学蓬勃发展始于1980年代。 1983年， 东亚大学的一群学生创办了中文学会， 积极投入创作， 并催生了澳门第一份纯文学作品副刊——《镜海》。 到了1987年， 澳门文艺界因应过渡期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变化而自发组织、 团结起来， 成立了澳门笔会， 成为促进澳门文学繁荣的重要阵地。 从此， 澳门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以新诗为例， 1989年成立的“五月诗社”， 集结了一批勇于探索、 佳作迭出的诗人， 其活跃的情形与作品的影响远远超出本澳， 夺目粤港。 随着创作队伍逐渐壮大和作品的不断推出， 澳门社会各界也对文学越来越重视。近年来， 澳门文学团体尤其是澳门日报出版社推出了许多文学作品， 为澳门文学的进步立下汗马功劳。 澳门基金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也陆续出版了《澳门散文选》《澳门新诗选》《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当代剧作选》《澳门现代诗选》《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当代诗词纪事》《从作品谈澳门作家》及《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等， 澳门回归之时， 还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二十卷的“澳门文学丛书”， 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塑造了澳门文学的主体形象。而与澳门笔会合作的“澳门文学奖” 自1993年启动以来， 一直坚持举办， 今年已举行了七届。 同样每两年一次的“澳门中篇小说征稿”， 也完成了第二届的评选工作。 这两个奖项， 将与“我心中的澳门” 全球华人散文征文比赛一起， 在月内举行颁271

澳门文学丛书奖礼。澳门回归祖国十二年之际， 澳门基金会、 文化局和澳门笔会合作， 推出三卷本《2010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 是年度文选的一种新尝试， 也是对澳门创作者的最新检阅。 我们期望，此一举措， 可以鼓励更多的作家写作和发表， 可以更好推广澳门文学形象。毫无疑问， 澳门文学有了丰硕成果和显著进步。 但不可否认， 时至今日， 与许多城市比较， 我们的文学作品无论从质从量皆还有莫大的提高空间， 澳门文学发展仍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 澳门作家如何更好地挖掘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题材， 用文字记录甚至型塑一个时代、 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 并使之能在不同文化体之间流动、 沟通， 使之不断内部代际传承， 值得文学界的朋友认真思考、 探索和努力。 尽管在以速食文化为特征的当今社会中，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但我们相信澳门作家仍心存向往， 密切关注社会人生， 守护着人们的心灵绿洲； 相信澳门作家仍心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敢于创新， 传承历史， 引领社会进步。我们认为， 澳门文学应该更为开放。 澳门文学并不只是描写澳门的文学， 不能只局限于澳门人写澳门事、 抒发澳门情感的地域格局， 而应该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新文学建设空间。 调整观念， 打开格局， 从澳门出发， 从澳门人的感情出发， 抒写人间美好而共通的情感， 表现人生深邃而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 以获得阅读、 获得批评、 获得认同与检验、 获得接受与回馈， 这才是澳门文学应有的胸襟， 才是澳门文学应具的气魄。澳门基金会愿与各文学社团和机构深化合作， 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构建更多的发表平台——例如举办青年作家培训班， 与著名文学杂志合作专辑或专刊， 与知名文学出版社合作推出“澳272

吴志良·悦读澳门门文学丛书” 等， 培养更多的创作人才， 促成更好的文学作品问世。让我们共同努力， 迎接一个更加灿烂的澳门文学春天！（在《2010 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新书发行仪式上的致辞）2011.12.12273

澳门文学丛书海阔天空我自飞一澳门是一个移动的城市。 天南海北的移民， 东来西往的物动， 构成了这个城市色彩斑斓、 跳跃闪烁的图景。 在这幅图画中， 安分守己的人和瞬息万变的事， 美妙地组合出一串串画面， 吸引了无数文人骚客前来驻足， 也留下了许多优美的篇章。澳门是一块弹丸之地。 方圆数里， 孤悬海外， 非但没有局促其施展身手， 反而磨炼出其不凡的弹力和韧性， 敏捷而浑圆， 造就了她既习惯云淡风清又不惧狂风暴雨的个性。 这种个性， 感染和折服了众多书写澳门篇章的作者， 亦增添了其作品的内容与可读性。闻一多那句“母亲！ 我要回来， 母亲！”， 彻底搅动了人们的万千思绪， 再次带出了澳门历史强烈的民族感情。 类似的表达， 历朝历代已见， 例如“莲花出水地形奇， 为问何年借岛夷”（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谁将澳门山， 轻与番夷处？”、“区区西洋夷， 亦孰敢予侮？”（程含章《后海上篇》）、“可怜卧榻旁余地， 鼾睡他人四百年”（陈征文《蠔镜杂诗》）， 但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诗人能像闻一多那样充满激情与悲情， 呐喊着将澳门命运与祖国兴衰紧紧连在一起， 把民族的情感推上前所未有的高潮， 赋予澳门一个标志性的强烈感性涵义。 这种涵274

吴志良·悦读澳门义， 增加了澳门文学的历史性和文学敘述的起伏性， 扩大了澳门文学的张力和格局。二文学当写时代。 激情的年代， 催生文学的勃兴。 上世纪80年代， 解決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摆上了中、 葡两国的政治议程， 开启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澳门当代文学也自这时起兴盛。 1983年澳门日报《镜海》文学版的创刊， 开辟了文坛的第一块阵地； 1985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澳门文学创作丛书” （共五册）的出版， 是澳门文学首次集体意识的表露； 1986年“澳门文学座谈会” 的召开， 呼唤出澳门文学的春天； 1988年举行的“澳门文化研讨会”， 吹响了本土文学整体复兴的号角。 1993年， 澳门基金会和澳门笔会策划两年一度的“澳门文学奖”， 搭建了一个稳定的平台， 鼓励创作， 挖掘新人， 持续推动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光阴荏苒。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澳门文学奖” 也走过了二十年， 已举办了十届。 这三十年来， 硕果累累， 部分成果也体现在本文集中。 这些年来， 澳门公、 私机构出版的文学著作不在少数， 特别是澳门日报出版社每年都推出几部文学作品，而澳门基金会也不遗余力， 继陆续出版《澳门散文选》《澳门新诗选》《澳门短篇小说选》（1996年）、《澳门文学评论选》（1998年）、《澳门当代剧作选》（2000年）、《澳门现代诗选》（2007年）等，1999年与中国文联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澳门文学丛书” 二十种。近年来， 又与澳门日报再度合作， 举办“澳门中篇小说征稿” 活动； 与文化局合作， 出版《年度澳门文学作品选》； 与中国作家出版社合作， 今年开始出版“澳门文学丛书”， 期望五年内275

澳门文学丛书推出八十至一百种， 澳门作家群像的雏形已浮现。其实， 澳门作者已经成群成队。 不说别的， 十届文学奖共评出二百四十五篇得奖作品， 其中小说及散文各七十一篇， 新诗七十二首和戏剧三十六篇， 获奖者一百二十六人。 大多数现在文坛活跃的中青年作者， 都参与过文学奖； 还有些作者因为参加了文学奖， 才走向长期坚持文学创作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 “澳门文学奖” 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已经成为澳门文学史的一座丰碑。 而这四册得奖作品的结集正正回顾了“澳门文学奖” 二十年的成长历程， 然碍于篇幅所限， 文集仅能选编历届的三甲作品， 未及收录的优秀作品仍是澳门文学发展的重要见证。三“澳门文学奖” 是一个平台， 也仅仅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 是由参与者一篇篇诗文建构而成的； 这个平台的成功， 更是得奖者获得的荣誉和成就聚集而成的。 各位作者站在这个平台上， 海阔天空， 我自飞翔。吾土吾乡吾民， 向来是本土文学的土壤和地标。 澳门是一块沃土， 也是一片热土。 数百年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 沉积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文学家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回归后焕然一新的变化， 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和辛劳， 也需要文学家去纪录和讴歌。 历史的， 现实的， 有人物， 有故事， 有悲欢，有离合， 只要文学家们具备足夠的人文意识、 社会关怀和创作功力， 佳作不断推陈出新的局面是可以期待的。澳门小城温馨、 亲切、 熟悉、 可爱的生活风貌， 一直是本地作者喜欢的题材， 也有不少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面世。 宏大276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历史叙事， 在本土文学中则比较少见。 我们习惯了和风细雨、 与世无争的安逸， 但国际化的步伐惊动了小城的宁静， 资本的扩张正在侵蚀往昔的人文景观， 唯有放宽视野， 打开格局， 在走进小城灵魂深处之同时， 思想上摆脱地域的局限， 改变创作的向度， 提升文学的高度， 拓展出一片新天地来， 才能找到另一个心灵的绿洲， 找到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弹指一挥间。 不知不觉， “澳门文学奖” 已经二十岁了。1993年某天澳门笔会负责人李成俊、 李鹏翥、 李观鼎先生等诸位文坛领袖与本会卢德奇 （ Rodrigues ）主席和我一起在海洋酒楼茶敘， 谈起设奖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仿如昨日。景迁物移， 海洋酒楼早已不复存在， 而我敬爱的 也已仙游整整十三年。 今天恰好是他的忌辰， 翻看这厚重的四册文集， 睹物思人， 倍感唏噓， 倍觉珍惜。 愿文学奖永葆青春， 愿文学新人辈出， 祝各位作者佳作连连不断， 为美丽小城的人文风景增色。是为序。（《澳门文学奖十届得奖文集 （1993—2013）》 序）2014.3.22 初稿清明节修订277

澳门文学丛书读书无他， 求其放心澳门经过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 正处于社会急速转型期。在一个经济迅速成长、 社会急速转型的社会， 财富不断增加，新生事物纷陈， 外来影响日深， 传统与现代观念交锋， 内在与外来因素碰撞， 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思想迷茫、 价值纷乱的痛苦时期。 澳门当不例外。 适碰全球化如火如荼， 我们的处境更加难以言状， 不时产生进退维谷、 无所适从的感觉。这些年来， 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发展忧心忡忡， 对澳门未来也不无担忧。 然而我们看到还有那么多人参加读后感征文比赛， 还有那么多人在读书写作，“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举办十多年后还可以有声有色地继续办下去， 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同时， 也对青少年增加了几分期待， 对未来增强了几许信心。 作为主办机构的代表， 我要衷心感谢各位参赛者， 感谢各位评委和工作人员， 并向各位得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所谓思想， 是指一种价值取向和思维方法。 而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取向， 按一些学者的看法， 可以简化归纳为社会人生。 在迷茫纷乱的时代， 我们通常会感到安身立命无处： 上不在天——缺少了一份终极关怀； 下不在地——失去了脚踏实地的精神； 外不在人——忽略了应有的人性关怀； 内不在己——自己不像自己， 甚至不能做回自己。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又好像脱离、 甚至想逃离这个社会； 我们活在当下， 却又似乎难以轻快地享受到人生的乐趣， 无法真正感悟到人生的意义。278

吴志良·悦读澳门我们在生存， 但生存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在生活， 但生活的方式又如何？ 在苦苦思索、 毫无头绪之时， 我们应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转换一下思维方式， 放宽视野和心胸， 而读书似乎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甚至可以说一种必然的选择。古人云：“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人生的旅程很短暂， 可以仰天俯地亲临其境而近“观” 的事物极其有限， 唯一可能的途径， 便是饱览群书。 书籍是先辈经验和知识积累的结晶， 是世代社会人生的历史文化遗产， 是人类文明演化进步的观照。 或许我们没有“思以其道易天下” 这么宏大的理想， 但是， 饱读圣人书起码可以通古知今、 增广见识、 明志修心养性、 增强思辨能力和增长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 体验人生， 帮助我们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找到一个合适的安身立命之处。孟子曰：“学术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 读书也可算作一种学术活动， 因此， 我对此略作修改：“读书无他， 求其放心。”如果读书可以使得我们活得更加自在， 活得更加心安理得， 那么， 持之以恒， 自然而然地， 我们可以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人生中找到生存的目的， 找到生活的方式， 我们能够解脱思想的迷茫， 排解价值的纷乱。 这样， 我们也就跟得上时代变迁、 社会转型的步伐而不会不知所处、 不知所措， 我们也就处变不惊了。 我相信， 人类文明有自身发展的规律， 人也有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任何惊天动地的变革， 最终都会返回常态， 归于平静。 我同样相信， 读书也会帮助我们找到情感的寄托， 找到精神的归宿， 令我们心境宁静、 灵魂净化。 这样， 人就解脱了， 我们也解放了。我们期望， 在座各位继续支持“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 并且鼓励身边的亲朋好友多读书写作。 读书的人多了，279

澳门文学丛书社会转型的苦痛可以减轻， 迷乱痛苦的时期也可以大大缩短。谢谢大家， 明年再见！（在“第十三届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 颁奖礼上的致辞）2008.4.6280

吴志良·悦读澳门回归经典， 升华生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 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也是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 在此值得欢庆的特殊年份， 我们的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也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 十五年只相当于人生迈入了青春期， 但对于一项征文比赛来说， 十五年却已经足够吸取经验， 变得成熟了， 也应该对此进行回顾和展望。 最早参加过本项比赛的同学， 其中有些人已经成家立业、 踏入而立之年了， 对社会和人生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感受。对中国乃至全世界来说， 去年都是悲喜交加的一年。 既有北京奥运会的激情， 也有冰雪灾、 地震的无情。 下半年金融海啸的爆发， 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对澳门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经济活动的萎缩， 图书业似乎也感受到了波动。 可幸的是， 并非所有书籍都滞销， 有部分书刊甚至出现了逆市热销的现象。 一些人试图从书中去找寻全球金融危机的答案， 无论是金融大亨的传记还是教人做饭省钱的烹饪宝典， 以及可以让人逃避现实的小说都成为抢手货； 另一些人， 则利用经济极度繁荣、 泡沫破灭之后的低落时期， 放缓了向前的脚步， 冷静下来， 认真去反思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事实上， 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事情， 足以令人深省： 我们与自然如何共生共存， 国际秩序和全球体系应该如何重建， 社会结构应该如何重整， 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和谐共处， 总而言之， 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是什么？ 这一连串问题， 无不激起我281

澳门文学丛书们思想的涟漪， 而且无一可以回避或忽视。人类文明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 毫无疑问， 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 在这个迷茫的年代， 随处可见的是人人手捧着一本八卦杂志或是漫画等轻松读物， 寻求即时的放松， 很少有人会慢慢打开一本名著， 细细品味。 即使是在澳门这样以慢节奏著名的城市， 享受精细阅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普希金曾经说过：“人的影响短暂而微弱， 书的影响则广泛而深远。” 但是， 在快餐式阅读的环境下， 书籍却只能留下微弱的影响了。 正是在此背景下， 主办机构十多年前策划了“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 并一直坚持不懈举办下去； 也正因为这样， 我们对长期支持、 参与此一比赛的学校和同学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激， 并对克服我们面对的迷茫增强了信心。然而， 我们要拨开迷茫、 追寻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终极关怀， 还必须追溯先贤的足迹和思想， 回归经典、 阅读名著， 心领神会先哲的智慧， 寻找人性的光辉， 以稀释工具理性主义对我们的冲击和侵蚀， 平衡科学技术进步给我们造成的痴迷和困惑。 否则， 我们可能越来越远离人性、 远离自然， 更加迷失，而我们的社会也将越来越陷入无轨运作的状态。不知道大家理想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 在许多人心里， 都向往着坐在午后客厅的藤椅里， 泡杯清茶， 手捧着本好书， 与贤哲对话， 就这样， 一个下午的时光便过去了， 空气中弥漫的是淡淡的书香和茶香。 很遗憾， 现代人、 特别是已经上班的人工作很忙， 比较少有时间和机会能达到这种理想的阅读状态了。但我想说的是， 和快餐式阅读相反的精细阅读， 更注重的是阅读的品位和质量， 以及阅读所带来的心灵洗礼和智慧启迪。正规的经典阅读应当是享受式的， 不应囫囵吞枣， 而是强调细嚼慢咽， 强调文章对人的净化和移情作用。 莎士比亚说：282

吴志良·悦读澳门“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孟德斯鸠则说：“读书对于我来说是驱散生活中的不愉快的最好手段。 没有一种苦恼是读书所不能驱散的。” 的确， 对真正懂得阅读的人来说， 读书并非一件应付师长压力、 被迫吸取知识的苦差事， 而是如同呼吸、 吃饭般自然的事情， 并且营养丰富， 还能带来精神上的极致享受， 给我们生活指点迷津， 甚至令我们的生命得以升华。 我相信， 各位参赛者必定也有将阅读视为享受的感觉， 不然就无法写出参赛作品里那种深刻的感想了。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同样， 一切古典名著都是现代名著， 因为书中所揭示的道理通于古今，书中所描绘的社会人生在我们的周围依旧或多或少地存在。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审视今天， 我们可以看得更高更远， 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更加透彻， 而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变得更加轻松愉快， 更加充实富足。（在“第十四届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 颁奖礼上的致辞）2009.3.29283

澳门文学丛书从阅读中获取正能量当前的澳门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的时期， 经济发展的结果， 一方面使社会日益富庶， 但另一方面亦使日常生活过度物质化。 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 使网络世界和虚拟实境如幻似真， 但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 更产生价值观的错乱。 社会确实出现了一股“负能量”， 人的乐观情绪随着生活压力的日益增加而几乎变成奢侈品， 生命的尊严和快乐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 这些现象尤其对年青人来说， 影响至深至远。他们怎样看待生命， 对生命的意义如何理解， 不但直接影响他们将来的前途， 更直接影响道德伦理的传承， 继而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深远的影响。庆幸的是， 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早已发现上述问题， 不懈地推动学校展开生命教育。 帮助学生建立正面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是生命教育的重点，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帮助学生建立情绪管理， 提升他们的抗逆能力和解难能力， 然后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探索和思考生命的意义， 珍惜、 感恩， 使他们学懂依靠自己的力量， 去追求愉快、 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阅读有益的读物， 其实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好的读物不但可以滋润我们的心灵， 激发我们对生命以至身边的事物有更深入的思考， 亦可以培育我们“静心养性” 的土壤， 从而培养出凡事冷静以待、 处变不惊的心态。 虽然推广中学生阅读风气是举办征文比赛的本意， 但我们更希望透过对阅读风气的推284

吴志良·悦读澳门广， 为推动澳门的生命教育贡献绵力。 因此， 本届征文比赛中围绕生命教育， 以“谱出生命乐章” 为主题， 希望通过主题阅读， 使学生认识和珍爱生命、 树立正确价值观和学会生活。 从参赛文章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学生对生活和生命的感悟， 而入选文章的观点更应成为同学们对待生命的榜样。祝贺得奖的各位同学， 也希望你们能继续热爱阅读， 在阅读中忘记尘世的烦喧， 寻找愉快、 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 并把阅读的精彩、 乐趣， 特别是从中得出的“正能量” 与更多人分享， 感染更多的同道。（在“第十六届澳门中学生读后感征文比赛” 颁奖礼上的致辞）2011.3.30285

澳门文学丛书分享公务员的苦与乐我们知道， 政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自我管理组织， 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获得人民的授权对社会进行管理。 作为这个组织的雇员和工作人员， 本来是一个普通市民， 但长期以来， 或许因为行使公权力的关系， 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回归前， 由于澳门政府的社会认受性不强， 公务员群体更加显得特殊， 不可避免受到异样眼光的注视。 而澳门经济之前又不很发达， 公务员的薪酬待遇比私营机构优裕， 更进一步突出了公务员的身份。 这种状况， 外人看来羡慕， 但对公务员来说， 非但对其形象不利， 对其工作也百上加斤。回归后， 尤其是博彩业开放、 私营企业薪酬大幅提高之后， 公务员无奈被套在头上的光环才逐渐褪色。 政府在推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 采取了种种措施， 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促进官民关系的和谐， 公务员也以平常心面对变革， 各司其职，不遗余力地做好本分。 适逢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急速转型， 新事物、 新问题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 政府在施政上同时面临各种新、 老挑战， 市民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和期望也与日俱增。 政府为尽快回应市民诉求， 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网络， 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准， 要求公务人员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 与市民面对面沟通交流。 在滞后的制度下， 公务员所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有人说， 要求习惯在横街窄巷平稳行驶的公务员开286

吴志良·悦读澳门着一部老爷车， 突然冲上不熟悉的高速公路上奔走， 司机和乘客能不高度紧张吗？我们知道， 公务员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主体， 其任务是根据法律和政策的相关规定履行公务， 办事流程有着严格的规范性要求。 程序至上， 甚至成为打政府工的第一条职业纪律。 这一点， 恐怕不仅是在座各位的深刻体会， 也是人们对公务员队伍形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做公务员就是朝九晚五、 循规蹈矩、 舒适安稳的铁饭碗， 也正因如此， 人们先入为主地对公务员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 一旦产生沟通上的误解或者程序上的延误， 一旦发生社会突发事件而又略为处理不当或不够及时， 都很容易引发出对公务员队伍的不满情绪， 进而转化成对整个政府系统的不满。由此可见， 市民更多、 更直接地是通过公务员队伍表现出来的办事能力和精神面貌来认识和评价整个政府的， 公务员在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政府形象的积极塑造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作为公务员， 当然不能忘记这一点。 但同样希望人们理解的是， 公务员其实并不是外界想象中那么刻板、 浅薄的技术官僚， 也不是政府系统中只会跟着程序走、 没有生命气息的小小螺丝钉。 公务员也是凡人一个， 有血有肉， 有喜有怒， 有哀有乐， 而且其欢乐喜悦， 愿意与人分享； 其紧张焦虑， 希望别人缓解； 其心理包袱， 需要有人分担。 和普通人一样， 公务员也有家庭生活， 有朋友圈子， 有兴趣爱好， 有精神需求， 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公务员读到感人故事， 同样会流泪； 听到丑闻， 同样会痛心； 看到不公， 同样会愤慨。 可是为什么多数人了解不到公务员感性、 真实的一面？ 或许， 我们没有很多的机会表达自己、 让人们更多地了解， 又或许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匆忙前行， 没有时间甚至忘记了静心287

澳门文学丛书思索。因此， 行政暨公职局举办“公务员阅读心得征文” 活动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给公务员一个读书思考、 寻找心灵鸡汤的机会。 高兴的是， 在此次征文中， 我们从侧面更多了解到公务员的所思所想， 看到了许多来自不同部门的同僚对工作、 对生活的那份真挚与热爱——有人和我们分享了面对逆境和挫折如何自我调整的心路历程； 有人介绍了在现代社会中如何通过彼此搀扶拉近心与心之间距离的经验； 更难能可贵的是， 有人反思了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着的种种心态， 并呼吁共建一份责任心和参与感。澳门的发展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代， 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格局。 这个新格局的最终形成， 有赖于政府和包括全体公务人员在内的市民的积极参与。 我们衷心希望，“公务员阅读心得征文比赛” 能促进澳门公务员队伍阅读风气和终身学习文化的形成， 并期望举办更多这类活动， 让公务员更好地反思自己、 认识自己， 也让人们更加了解和理解公务员， 为政府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发展、 为特区的长治久安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在“2008 公务员阅读心得征文比赛” 颁奖典礼上的致辞）2008.12.29288

吴志良·悦读澳门缘澳 门

澳门文学丛书

吴志良·悦读澳门濠镜擎天弼 典范贵如一——看文献纪录片《柯麟医生》有感澳门的历史， 是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活灵活现的缩影。 澳门历史的每一件大事、 每一个重要人物， 都与中国近现代史息息相关， 丝丝相扣， 充分体现了澳门与祖国同命运、 共呼吸的鲜明特性， 也真实反映了澳门人浓厚的家国情怀。柯麟（1901—1991）医生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他1935年9月举家从香港迁居澳门， 次年应邀到澳门华人历史最悠久的爱国慈善机构镜湖医院任职， 担任护士学校义务教师和医院义务医生。 1946年， 出任院长， 直至1984年因年事已高辞职， 服务镜湖医院长达半个多世纪， 成为镜湖医院历史的一座丰碑。柯麟医生在澳门社会影响之深、 贡献之大， 无疑远远超出了医疗慈善领域。 他是澳门爱国爱澳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也是爱国爱澳阵营中最默默耕耘群体的一位杰出代表。 他奉命来澳， 在复杂甚至险恶的政治社会环境里， 以其医术立足， 以其专业奉献， 以其情操交友， 数十年如一日， 不辱使命、 不负众望， 建立了丰功伟绩。柯麟医生迁居澳门不久， 抗战爆发。 他和澳门一批仁人志士一起， 积极发起群众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使镜湖医院和澳门成为战时后方的重要基地， 直接为抗战、 特别是五桂山游击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他的直接参与下， 多名爱国文化人士291

澳门文学丛书还从香港撤至澳门， 安全返回内地。 在此一精神的感召下， 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 澳门也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封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柯麟医生之所以得以在澳门快速立足并长期有效开展工作， 首先得益于他的专业能力和无私奉献精神。 他的年度诊金收入一度超过医院年度总诊金的一半， 却愿意放弃个人诊所为社会服务， 迅速为他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市民的赞誉。 作为医生， 为他接触、 联络、 凝聚、 团结各界人士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他不仅与何贤、 马万祺等社会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无论为镜湖（例如争取华人医生手术权）还是为了自己的秘密革命工作， 还与澳葡当局的一些重要人士建立了密切联系， 努力争取、 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以更好地完成使命， 服务社会。更为难得的是， 柯麟医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尚情操始终如一， 感动人心。 新中国成立后， 他赴穗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之职。 临行前澳门各界人士捐赠了十五万澳门元， 供他在广州安家之用。 盛情厚意， 难以婉谢。 但是， 他到广州后即将其中十万元捐给了中山医学院， 另外五万元捐给了广州方便医院（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他带回去的四部小车， 也三部捐给了广东省人民政府， 一部捐给了中山医学院。 正如马万祺先生《贺柯麟院长九十寿辰》所言， 柯麟医生名符其实为“濠镜擎天弼 典范贵如一”。 柯麟医生的精神与风范， 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柯麟医生1961年10月在镜湖医院成立九十周年纪念时题辞：“发扬崇高的人道主义，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使人更亲其亲、 子其子， 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树立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的精神， 为人类的自由、 和平、 幸福、292

吴志良·悦读澳门康乐而努力。” 这短短的题辞， 生动而真实地反映出柯麟医生的深厚人文关怀， 闪烁着其人性光辉。 他不仅是伟大祖国一位忠诚的革命者， 更是一名博爱的人道主义者。 我们还可以自豪地说， 他是澳门的杰出儿子， 是澳门人的骄傲典范。澳门有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今天， 离不开爱国爱澳阵营的长期艰苦不懈的耕耘； 爱国爱澳力量在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里得以生存发展壮大， 更离不开像柯麟、 何贤、 马万祺、 柯正平、 崔德祺等老一辈爱国爱澳领袖人物的长期努力工作和无私奉献。 抚今追昔， 澳门当今爱国爱澳的传统， 来之不易， 尤值得我们珍惜、 爱护和弘扬， 真正实现薪火相传， 以落实“一国两制” 的伟大事业。澳门历史底蕴深厚， 文化资源丰富， 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题材， 需要我们用心去挖掘， 用力去整理， 用情去表现。 澳门的历史人物或近或远都在我们身边， 是有血有肉的， 可亲可近。 澳门的文化是生活的文化， 与我们朝夕相处， 而且多彩多姿。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拍摄《柯麟医生》文献纪录片， 不仅鲜活再现了柯麟医生的传奇人生， 也向广大观众全面讲述了澳门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立体重现了澳门与祖国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 亲切重温了澳门居民与内地人民的血肉之情， 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 为传承澳门爱国爱澳的光荣历史传统、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树立城市新形象开辟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令人欣喜、 令人敬佩， 值得祝贺， 更值得我们学习。2012.8.6293

澳门文学丛书高山流水心自知先友兄要出文集， 嘱我作序， 虽非合适人选， 但于公于私无法推却。 于公， 我们多年的工作联系密切， 他曾经给予许多帮助； 于私， 多年的真诚交往， 已经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想起他在回京后不久的一次聚会上喝得酩酊大醉、 和朋友一起扶他回家的情景， 感触颇深， 感慨良多， 至今不能忘怀。他不说， 我也知道他醉酒的原因， 一是澳门的八年生活使他内心纠结万分， 二是在澳门的某些遭遇令他难以释怀， 深深掉进感情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 如今， 他已经在完全复元， 甚至有心思整理那些年的文稿， 并深刻悟出澳门的时间感、 空间感和知遇感， 诚可喜可贺也。澳门独特的人文环境， 温情脉脉， 很容易叫人流连忘返，一旦要离开了， 恋恋不舍之情不能自已， 相思欲断难断， 害己不浅。 澳门拥挤的空间， 你碰我撞， 不可避免出现流言蜚语，一旦渲染开来， 真真假假难以分辨， 无以辩驳， 害人无数。 澳门仅有的社会网络， 你来我往， 又不难快速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 一旦有需要， 大事小事化于无形， 知遇感恩， 情债绵绵。就是在这种害己害人、 人情交集的时间和空间里， 我们浑然不知地被澳门迷恋、 荼毒和感染了。 久而久之， 我们习以为常，见惯不怪， 唯一旦要抽身而去， 却发现无法潇洒自如、 全身而退， 带走五色斑斓的片片云彩。拨开迷雾、 自我觉醒的过程是痛苦难忍的， 但是， 当觉醒294

吴志良·悦读澳门过来， 我们会感觉焕然一新， 甚至感到脱胎换骨。 这时候， 在另外一个空间， 我们虽对这个城市藕断丝连， 斩不断、 理还乱， 甚至更加着迷痴心， 却也可以坦然面对过去， 接受过去，重新理解这个城市， 重新认识自己。 这时候， 我们意识到过去的一切既是偶然， 也是必然。 偶然地， 我们进入那个时空中，爱恨交织， 特别是当人性的善恶在狭小的空间被无限放大之时，我们会感到不知所措， 失去理性思维能力， 失去平常心。 必然的，在“倚天照海花无数” 的小城里， 一切最终都会悄悄地归于平静，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起码， 表面上是这样的。 对坐看云舒云卷的当事人， 冷暖自知， 喜怒哀乐只能收藏于内心深处了。先友兄结集出版澳门期间写作的文章， 应该视为他澳门情结的解放， 视为他对澳门感情的升华， 视为他对澳门经验的深度重读及其对小城的全面再认识。 这一新认识， 在其《后记》中表露无遗。 这种觉悟，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 在另外一个空间才会产生。 这种感悟， 对长期生活在澳门的人来说， 又未尝不是一种启示。 在澳门逐步国际化的新阶段， 这样的启迪还有助于我们反省， 努力跨越既往的时间感、 空间感， 有助于发现一个全新的自我， 甚至超越我们自己。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要感谢先友兄， 感谢众多从不同角度、 在不同领域、 以不同方式协助我们拓展视野、 为澳门作出贡献的人。 虽然他们不是澳门居民， 但不可救药地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了。 也正是因为有这么一批人， 澳门超越了原有的时间和空间， 在世界舞台上璀璨夺目， 光彩照人。是为序。（罗先友《澳门九九岁月》序）2011.8295

澳门文学丛书把世界带回澳门来最早认识张裕， 是在当时的东亚大学。 初时在法律课程，是师生关系， 后来成为公共行政课程的同学， 只知道他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完成学业生活略为安定后， 才较留意读报纸的副刊， 经常在旅游版看到张裕的文章。 经询问， 方得知他早就是游记专栏作者了。 那一年暑期， 问他放假到什么地方去玩， 他说去中东。 当时中东局势甚是紧张， 多少为他捏一把汗。 待在报章读到他的中东见闻， 竟是那么轻松淡然， 不禁觉得自己的担心多余又好笑。张裕的游记， 犹如他所喜爱的自助旅游， 富有趣味性和知识性。 所见所闻﹐ 信手拾来， 虽然漫不经心， 却顺理成章， 既不故显玄虚， 也无刻意渲染， 让读者恍如置身于他所经历的场景和环境中， 遍游名山大川， 饱览奇风异俗。去年张裕举行“浪迹天涯” 旅游摄影展， 令许多摄影行家和旅游爱好者赞不绝口， 而我则不止一次跟他谈到“浪” 字之妙。 有一个时期， 我曾在书房挂一幅世界地图， 每到一地， 便做个标记。 突然有一天， 我感到此举荒谬之极。 人生本是一场漫游， 应该没有预设目标， 没有预定时间， 甚至没有留下路经的痕迹。 心之所欲， 浪迹所在， 闲云野鹤， 怡然自得。 只有这样， 无论是文明古迹的考察， 还是锦绣河山的赏览； 不管是风土民情的体验、 还是狂夜生活的探窥， 才显得更有意义， 更具296

吴志良·悦读澳门实质， 才能真正领略到撒哈拉沙漠的粗犷、 古雅典的壮美、 长城的雄伟和瑞士雪山的秀美， 才能感受巴西狂欢节的野性、 菲律宾耶稣受难日的痴情、 布达拉宫的哀怨和巴黎圣母院的慈悲， 才能品味苏杭美女的娇娆、 拉丁女郎的放浪、 荷兰橱窗女的妖艳和泰国按摩妹的柔顺。浪迹天涯， 既不“天长地久”， 也未“曾经拥有”。 扩大视野， 开阔思路， 或许是唯一的收获。 然而， 这正是生活在澳门弹丸之地的我们所缺乏的。 张裕今天已成为政坛一个活跃分子， 周游列国所得， 肯定对他参与社会事务帮助不少。 可以相信， 在他的鼓动带领下， 更多的澳门青年会像他那样背起背囊， 把澳门展示给世界， 再把世界带回澳门来。（张裕《世界奇观背囊游》跋）1993 年 9 月 9 日于吐鲁番往乌鲁木齐途中297

澳门文学丛书来时的路也是归程虽然久仰诗人韩牧其名， 但至今尚未与何思撝先生谋面。读了他的诗， 才知道他：父母亲的一代再向南移一个存有中国风味又具有拉丁情调的小城我就在那儿出生出生证明书没有领取我的父母根本没想过它的用处母系连我四代以来父系连我二十代以来都是喝珠江的水长大的我是珠江的小孙子我又是地球上所有河流的养子——（《个人资料》）澳门是个极其奇特的地方， 尽管她是个很小的城市， 却有宽宏的胸怀， 不仅能够容纳各方之士， 生于斯、 长于斯的人即使久已迁居他乡也对她念念不忘。 今年4月， 我曾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澳门之家， 跟自澳门直接、 间接移居到那儿的土生葡人、 华人、 葡人聚会， 他们热爱故土的浓厚乡情， 至298

吴志良·悦读澳门今令我难以忘怀。 这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澳门人， 何尝不是澳门的丰富财产！ 他们形成澳门国际交往强大有效的网络， 使小小的澳门在地球上变得很大很大。 事实上，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澳门之所以可以屡经盛衰而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 既与祖国的兴盛息息相关， 也与她向世界敞开胸怀的特性不无联系。澳门的生存发展， 相当程度上依赖她在中西文化经贸交流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而展开这种交流， 则必须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网络。 如今身在温哥华的韩牧先生， 便是澳门人脉网络中活跃的一分子。 他生于斯、 长于斯， 并在此长期从事教育文化工作。他和许多散居地球不同角落的澳门人那样， 对故乡的真挚感情丝毫未变。 当然， 正如诗人自己所说， 澳门也没有忘记他们：由小镇变为都市的这个地方一条条街巷一扇扇门窗一棵棵街树一片片叶子永远永远不会忘记这片土地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蚂蚁——（《这片土地曾经有过》）韩牧对澳门的关怀， 并不停留在朴素的乡情以及对一草一木的迷恋， 作为炎黄子孙， 作为文化人， 他对澳门有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刻的历史思考：从十六世纪来到现在东望洋堡垒一艘登陆之后就永远停泊的299

澳门文学丛书古战船炮呢唯一残存的佛郎机就蹲在那里是古铜还是春晖这闪闪的光芒精巧的皇冠沦落为炮身的图案一对铁轮跪进凝固的水泥不能再动不能再咆哮一张大口变一只长长眼睛向南望天空其实是望茫茫的大海来时的路也就是归程——（《登东望洋堡垒》）诗人在《跋》中坦言， 《待放的古莲花》隐含了澳门的过去、 现在和将来， 收入的诗作也都是描写澳门或以为背景的。韩牧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 对澳门有独特的理解， 并将这一理解谱写成诗篇：大西洋中国海始终是相连相通的光辉也罢屈辱也罢四百年是非逝去的水先进也好破落也好船身就是这一个船身我们体察着风力和风向调整着船帆船舵掌握在我们手中300

吴志良·悦读澳门在船尾转动对着历史又与历史疏离驶向未来历史的反方向——（《澳门号下水》）我不会写诗， 甚至不懂诗， 唯作者盛情难却， 勉为其难草就这篇短文。 是为序。（韩牧《待放的古莲花》序）1997.10.1301

澳门文学丛书故乡情真一位风水先生说， 中国这条巨龙的龙头在罗浮山， 而澳门仅仅是龙爪。 因此， 他断言澳门不可能有大前途， 多数“过江龙” 都只会择肥而食， 吃完便走， 不会留澳长远发展。听他此番话， 先是大吃一惊， 但再联想这些年来所见所闻， 似乎不无道理。 澳门是一个移民社会， 是一个开放城市，来澳门赚钱的人很多， 赚了大钱的也不少， 但这些大富大贵者之中真正对澳门有深厚感情和高度承担感的人， 却是屈指可数。 虽说在商言商， 但回馈社会也是一个市民的责任。 更令人费解的是， 连有些拿着本地政府奖学金在外读书的人， 完成学业后都不愿回澳服务。如此种种， 既使人沮丧， 又令人不安， 尤其是在这一历史转变的时刻。 然而， 读罢伍松俭（唐思）先生的《澳门风物志》却令人为之一振， 重燃起对澳门前途的寄望。 伍松俭先生为澳门老居民， 熟悉这块弹丸之地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或许正因如此， 长期以来， 他默默地关注和记录着澳门楼台屋舍、 大街小巷及其风土民情的变迁， 没有夸张飘浮的激情显露， 没有好坏得失的价值评判， 字里行间的描述， 淡然而中性， 但一字一句， 无不倾注对故乡的真情和挚爱。喜形于色的欢欣， 华而不实的赞美， 或无病呻吟的慨叹，愤世嫉俗的抨击， 我们屡见不鲜， 甚至已经麻木。 然而《澳门风物志》作者对自己生活土地那种淡淡无声的情爱， 却不经意302

吴志良·悦读澳门地唤起我们对她的珍惜和归属。 那一种力量， 毫无冲击和压迫感， 却深深打动和震撼我们的心扉。 这种情爱， 完全出自内心， 至真至诚； 这种情爱， 无需掩饰， 自然流露。 我们不必道破， 却应用心感受。 心领神会那刻， 所领略的感染力也是难以言状的。 这种感觉， 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追求的； 这份情爱， 更是澳门所需的。（唐思《澳门风物志》序）1999.10.26303

澳门文学丛书小城故事来澳门游玩的人， 除开去葡京赌场耍几手外， 若有剩余，都想给亲友买点手信。 凡要我指点迷津的， 均介绍他们买老婆饼。 其实， 我也说不出老婆饼有什么好， 但回头再买的人却不少。葡萄牙人也常说， 在澳门饮过阿婆井水的人， 都会对这个小城恋恋不舍， 甚至扎根终老。 从前阿婆井井水清甜时， 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去天主教坟场和新基督教坟场看一看， 那墓碑的国际性， 便可印证葡人圈子里的传统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近十多年来， 阿婆井干涸无泉， 摇钱树茁壮常青， 买老婆饼的远多于饮阿婆井水的， 上述的说法才变成文学专用语言。 现实的确如此， 挣了钱拍拍屁股便走， 比比皆是。 美言资本国际化， 或协助落后地区发展， 而交通通讯又方便……时代变了。“有奶便是娘” 的意义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楚， 更为人接受。 这个乳娘奶干了， 去找第二个似乎是天公地道的，比纳“二奶” 还要自然。 如果真是一刀两断， 清理门户， 倒也算了， 但这些人并不愿意放弃乳娘和“大婆”， 只要她们一天有利用价值， 就不会轻言放弃， 直至有一天用尽剩余价值为止。然而， 澳门并未因为这些人的这些行径而在时空中停顿。以其独特的极大包容性， 吸纳各方英雄或游兵散勇， 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发展成长。 许多人， 来时一无所有， 默默无闻， 但数304

吴志良·悦读澳门年的拼博， 成家立业， 甚至对社会作出特殊的贡献， 流芳百世。 钱纳利就是这样一个杰出的榜样， 值得大书特书。 《钱纳利与澳门》的问世， 正是及时。作者陈继春虽然年轻， 但也有坎坷的经历。 十多年前在故乡初闻钱纳利的名字， 今天已写出有关专著， 令人耳目一新。可以相信， 崭露头角的陈继春， 不一定饮过阿婆井水， 但肯定不会急去买老婆饼， 一定能够为澳门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陈继春《钱纳利与澳门》读后感）1995.6305

澳门文学丛书默默的厚重丰碑每座城市都有引人注目的地标。 地标或代表城市历史的悠久， 或展示建筑的雄伟， 或象征市民的特性， 但有一个共同点： 显眼而张扬。 对走马观花的游客而言， 一座城市留给他最深印象的往往就是地标及其感兴趣的事物； 对生于斯、 长于斯的居民来说， 城市显然不仅有地标， 更有型塑这座城市历史文化的一座座丰碑， 养育市民的一间间机构， 影响其成长的一件件事情， 关爱其身心的一个个亲友， 而正是这些丰碑、 机构、事情和亲友， 令我们对这个城市有历史感、 亲切感、 归属感和无限的爱意， 使得我们融入其中、 乐在其中。澳门的地标也许是大三巴、 妈阁庙， 又或者是葡京、 威尼斯人。 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时代的人， 会有自己的偏好和选择。 但对每一个澳门人来说， 其心目中的地标可能复杂多样，更可能是改变其命运的一个人、 一件事或一家机构。 事实上，也正是这些人、 事、 物， 造就了城市地标的符号意义和内涵，赋予了居民在此地生活的理由和价值。在许多人心目中， 澳门劳工子弟学校便是这么一座地标。她很低调， 钻禧校庆都未大肆宣扬； 她很不显眼， 校舍坐落在筷子基的几栋楼宇中； 甚至这本校史， 也只平淡“简述” 其艰苦卓越的发展历程， 没有渲染、 没有矫情、 没有褒扬、 没有赞美， 只有寥廖数百字介绍“社会对劳校教育的肯定”。 这种精神， 贯穿了学校六十年的发展过程， 反映了在学校六十年走过306

吴志良·悦读澳门的每一步足迹， 也铸造出学校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 纯朴率真的个性、 品格和风范。 这种精神， 恰好与澳门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确， 劳校是澳门当代社会演进的一个缩影， 是澳门爱国爱澳历史的一座丰碑， 是许多贫苦子弟有机会就学上进的阶梯， 也是澳门众多社会栋梁成长的苗圃。 她创办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凝聚着澳门各爱国团体的决心和力量， 发扬了社会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 倾注了许多热爱教育、 支持教育、 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人士的一生心血， 经历了从无到有、 艰苦创业的辛苦过程。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 终于从一个远离城区的小苗圃发展成为今天桃李芬芳的大花园。 我们城市如今见到的繁荣景象， 有劳校无私无怨的奉献， 有劳校校友的汗马功劳。劳校是传统的， 数十年来牢牢坚守澳门的传统核心价值，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坚定爱国爱澳、 德才兼备的中坚分子； 同时， 劳校又是现代的， 数十年来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 创新教学理念， 更新教学设施， 引入全新教学方法， 尤其在资讯科技教育方面， 自上世纪90年代一直走在前面， 成就有目共睹。 我们相信， 劳校传承与创新紧密结合的办学精神， 将引领她创造出更大的辉煌。作为历史学者， 我们还要赞扬劳校实事求是编写校史的举动和作风。 城市的历史是由一个个人、 一件件事和一家家机构的历史涓涓汇集而成的， 有血有肉， 具体而生动。 如果每一人、 每一家机构都客观、 理性、 系统地将其历史如数家珍地编写出来， 坦然地公诸于众， 城市的历史也就立体、 感性和亲切了。 这部校史言出有据， 编辑规范， 更为我们树立了学术榜样。 一个甲子， 已经是厚重的历史； 一部校史， 不足以形容劳校307

澳门文学丛书这座丰碑的厚重， 但道出了她的平实、 朴素和亲切， 道出了她艰苦奋斗、 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力量， 在这个意义上， 也道出了无数劳校人的心声。 欣喜之余， 更要祝愿劳校继往开来， 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材， 为特区、 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劳工子弟学校六十周年校史》序）2011.5.20308

吴志良·悦读澳门闲抛闲掷闪明珠欣欣人在北京闹市， 心系澳门“净土”。 无论于彼于此，因公因私， 每年总有几次见面。 难得， 嫁了人生了子， 还记得当年不断提醒她再不嫁就没人要的南京大学师兄。去年冬某一天， 她突然交给我一个磁盘， 说要出集子， 嘱我为其新作写序。 她那些小资文字， 偶有浏览。 闲云野鹤， 东踪西迹， 如何成书？ 虽口头允诺， 唯未曾真的摆在心里。近日又收电邮获温馨提示， 才施施然打开档案。《风动心也动》， 书名迅速吸引了我的眼球。 十多年前， 收到她《戏笔天地间》后， 写了篇《梦里明知身是客》的调侃文章， 记得以“好戏还在后头” 结尾， 不无“春去也， 天上人间” 的感慨。 如今春意正浓， 人间回到大地，“湖上清风” 吹得人微醺， 佛心亦难纹丝不动， 连文思都动了起来。 看来， 不写也不成了。俗语道，“女子无才便是德”， 欣欣嫁至北京后， 我以为她自此三从四德， 一心相夫教子， 要为自己的文字“谢幕” 了。可她“到底是才女”，“为母则强” 的同时， 也玩玩“当妈的不像妈” 的把戏， 不时有文字献世。 众谓“人生练达即文章”，她却“人生练达皆成戏”， 如此“闲笔”， 叫人拍案； 众称“流水有意， 落花无情”， 她却“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即使在“镜中”， 也不愿“将流水年华春去渺”， 一样心情别样娇，令人称奇。就是这样一位柔声细语、 德才兼备的女子， 不徐不疾、 妙309

澳门文学丛书趣横生地舞文弄墨， 闲抛闲掷出满目珍珠， 让人眼前一亮， 为之动容， 为之动心。人生如戏， 戏看人生， 戏里戏外， 行走自如。 欣欣是幸福的， 因为活得“明明白白”， 早已超越难得糊涂之境界， 不论演戏看戏， 可以随时入戏亦可潇洒离去； 欣欣是幸运的， 因为不管风动还是心动， 伊人手中之笔都随文思而动， 且不必似徐渭那样自嘲“笔底明珠无处卖”， 更无须愤世至“闲抛闲掷野藤中”。 文章结集出版之际， 还有人胆敢作序， 况且此人一到京城便“找不着北”， 只晓得长城饭店旁边有“天上人间”， 尚不知“风动心动” 酒吧离朝阳公园南门到底还有多远， 是啥模样， 何人出入其间。突发奇想， 有一天心血来潮去“风动心动” 时， 看见这位喜怒不形于色的师妹在为《风动心也动》签名， 那该多好。 如若某日路经外墙布满野藤的“天上人间”， 发现某位俊男美女手持一本《风动心也动》在招摇， 那将更妙。（穆欣欣《风动心也动》序）2009 年清明时节310

吴志良·悦读澳门梦里明知身是客——戏里戏外穆欣欣“但凡会写点东西的， 都不愿小看自己的作品， 因为人人笔下都有自己的追求。 然而， 读者买不买你的账却是另一回事。 有时难保作者的追求到了读者那儿， 不会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铅字。 要什么紧呢？”穆欣欣在她新作《戏笔天地间》里有这么一段话。 好像在为作品“定位”， 又似为自己的“退路” 解说。 然而，“香茗一杯， 手捧好书一册， 这样一个夜晚对我来说， 实在是奢侈”。或许在“附庸风雅”， 但不得不承认是假戏真做。 平时也有读她的专栏， 可报上的文字怎么能有一册好书的奢侈？林中英在《走近穆欣欣》中说她“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五味杂陈的人生况味并不属于她的”。 掩卷回味， 穆欣欣所谈的亦多是“青春年少昨日事”。 不知是因为她天生聪颖，还是读得太多《红楼梦》的缘故， 对人生有特别的顿悟， 细细一想， 读者会“忽然发觉， 她活得比你我都要潇洒快活”。这正是《戏笔天地间》的引人之处。 她说：“萧铜爱戏， 自己一生都是戏。” 她还说：“我喜欢这样的大喜大悲， 因为后面总会是个终止符， 不过， 只限于戏里。 生活中嘛， 还是平淡些好。”“有时， 生活中的精彩处倒是戏外戏。”作者是演员， 又是观众。 戏里戏外， 一样潇洒自如。 即使演不好， 或看不懂， 也“别生气”， 因为“都是戏”！311

澳门文学丛书穆欣欣欧游巴黎，“花都街头， 风雨欺人， 可却不能被它欺倒。 每天起床， 都尽可能地调整情绪， 为新的一天作充实准备。 因为， 欧游， 也许人生只有一次机会。” 况且，“无论愉不愉快的旅程， 到了离别，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失落。 因为知道此情此景不再， 即使是重游旧地。”戏里的穆欣欣， 好像在念台词：“匆匆的旅程， 犹如匆匆的人生， 许多事未容细想细看， 便已随风而逝。 在马德里， 更是同样感受， 只有个大概印象。 不知何年再旧地重游， 却知定会再访马德里， 就当是填补这次遗憾的借口， 圆一个未圆的梦。”但看了一次斗牛后， 她又匆匆跑到戏外：“也许它根本就毫不掩饰地告诉你， 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 说来说去， 最残忍的也许还是看台上、 疯狂叫喊的我们。”只有在台前幕后挥洒自如的人， 才能于天地间戏笔：“现在琢磨着， 也许是走过的路便不再回头， 让化灰化烟的纸钱， 独自在半空中旋舞， 舞出另一个世界， 魑魅魍魉而不失善良的根本。”好一个“只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写了本不要紧的书，令我们这些“观众也只有唏嘘， 为的是戏要完了”。虽然大家都知道， 好戏还在后头！1997.8312

吴志良·悦读澳门风从哪里来——假如林玉凤爱上了你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我置身于枫叶林中枯叶尽落一千株枫树顿成一千只秃鸟枝桠是没有羽毛的翅膀徒有想飞的欲望风起叶舞时落日将我烙成灯柱鸱鸱鸣时灯柱站成一具黑的痛苦——《没有羽毛的翅膀》虽然林玉凤坦承“有的黑夜是很黑的／有的黑夜是很夜的／我要的是黑夜或黑的或夜的／所以我接受了”， 但是， 乍一看， 她的处女诗集《假如我爱上了你 》似乎令人感受不到“黑的痛苦”。 粉黄的封面， 浅红的标题， 带给读者的是温馨的感觉。 倒是那棵“枯叶尽落” 的树， 孤零零地植立于既像沙漠又似海滩且签上“林玉凤” 大名的旷野中， 叫人产生无限的遐思……313

澳门文学丛书郑炜明兄称林玉凤为少女诗人， 赞赏她的天分和年轻， 恰如其分。 然而， 诗人并非“少女情怀总是春”， 亦未“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尽管诗集中不乏“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 屋上松风吹急雨， 破纸窗间自语” 的情景， 可几乎没有一首诗不是作者真情的表露。 她的《自序》也坦白：“写诗对我来说是一阵急风， 一阵全没声音的急风。 我从来都无法掌握风源， 也不大清楚风向， 我只知道， 当日子静静地溜过去时， 有一些事， 有几份情， 有很多画面， 会沉聚在心里， 日子久了， 沉聚了很久的那些事、 那些情和那些画面， 便会酝酿成风。”人生本是一阵风， 且“来得急， 去得快， 有欢乐， 有悲哀”， 不过， 并非每个人都能将其生命的悲欢写成诗歌。“那风实在来得有点匆忙， 每当我发现它时， 也只来得及手足无措， 没有其他应对的办法。 也因为它寂然无声， 我实际上也无以应对。 但我爱那风， 像我爱风后留下的几行小字一样， 因为那是被风净化过的几点沉聚， 像我对生活的几点感觉和要求。 渐渐的， 风过处的那点点沉聚， 汇成我渐长的那一条小泥路。 路上什么都不长， 只留脚印。”莫非封面沙漠上歪歪斜斜的签名， 就是林玉凤的脚印？ 虽然密密麻麻， 但在荒漠与枯树为伴， 的确是怪伤感的。 况且，那一年，“我十七岁” ……急风催人成长； 岁月令人成熟：一九九五年的夏天再没有黑鸟在榕绿间憩息因为我忘了许多过去都落成陌生的土地314

吴志良·悦读澳门而街道上没有黑鸟憩息的树木油绿得发亮——《忘了》“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犹如此！”《假如我爱上了你》问世后， 据说林玉凤和几位文人雅士尽兴去了， 一醉方休。“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难道她“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假如林玉凤爱上了你， 或你爱上了林玉凤， 而你却未辨清风从哪里来，“不知今夕何夕”， 那么， 你真应问问“我醉何如”？“洞庭青草， 近中秋， 更无一点风色。 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 明河共影， 表里俱澄澈。 悠然心会， 妙处难与君说。”1997.9315

澳门文学丛书远在天边苏健是我的学兄， 也是我认识葡萄牙的最早启蒙者之一。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的时候， 就收到他发自里斯本的信札。 一向沉默寡言的他对葡萄牙风土人情朴实而生动的描述，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也大大加强了我对大西洋彼岸“远在天边， 近在咫尺” 的葡萄牙的好奇心。1986年秋天， 在澳门文化学会的资助下， 终于有机会到大西洋国读书， 印证苏健兄绘声绘色的描写。 虽然在葡学习生活不过两年， 但对一个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 已占近十分之一的光阴。 更为重要的是， 一个刚刚步出大学门槛、仍在似懂非懂痛苦地思考人生意义、 寻找人生目标的人，“放洋” 到异国他乡， 接受不同文化和传统的熏陶并亲临其境体会其冲突， 自然有特别不同的新奇感受。 这份新鲜感的结果， 便是源源不断寄往《澳门日报》的随笔散记， 部分文稿已结集《葡萄牙印象》， 由世界美术文化交流协会澳门分会在1991年出版。1993年， 再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北京发行增订本。拙作《葡萄牙印象》问世的同一年， 苏健兄再次赴葡， 飞鸽传书称要深入了解葡萄牙， 并撰写文章加以推介。 从此笔耕不辍， 至他来澳工作， 仍默默耕耘， 继续不停在本地报刊发表文章， 让澳门人有机会更多了解葡萄牙的政治社会和风物民情。 未几， 已积累了数以百计的作品， 乃提议结集出版。 可以相信，《海始于斯》无论从内容和风格上， 都比浮光掠影的《葡316

吴志良·悦读澳门萄牙印象》更胜一筹， 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中葡两个民族在澳门共处四百多年， 近十多年来两国官方民间交往日益密切， 但必须承认的是， 相互之间的了解并不深。 苏健兄以平实流畅的笔调， 将其见闻和亲身经历， 深入浅出道出来与读者分享， 无疑对中文读者加深认识葡萄牙的方方面面有所助益。 在强调中葡合作及民族融合的今天， 在澳门步入后过渡期的关键时刻，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文章发表，因为任何交流合作都基于相互认识和理解， 基于彼此之间的谅解和信任。1988年夏离葡返澳后的三年， 每年都到里斯本看看。 没想到的是， 最近一次葡萄牙之旅要相隔快五年才成行， 且正赶上改朝换代——社会党政府就职之日， 葡萄牙社会也发生巨大的变化， 连我敬爱的导师奥古斯蒂诺（AgostinhodaSilva）亦已仙逝远游， 因而不免有些感慨。 虽非恍如隔世， 却叹时光飞逝。借题发挥， 聊作此跋以共勉， 并向苏健兄致贺。（苏健《海始于斯》跋）1995.11.1 于里斯本317

澳门文学丛书良师益友卢德奇3月22日晚上， 澳门大学马许愿（RuiMartins）副校长来电， 说他刚才去电里斯本， 刚得悉卢德奇（ Rodrigues）去世了。 我当然不信， 因为之前已有类似的传闻， 且十多个小时前， 我还跟他夫人Antonieta通过电话。 她说， 最新的化验报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癌细胞似乎停止了扩散。有可能多活一些日子， 我心里想， 好人终有好报。但马许愿言之凿凿， 语气很沉重。 势头不对， 我马上打电话到葡萄牙。 他弟弟接的电话， 证实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刚在两个多小时前离开了我们。大半月前， 当Antonieta说 虽然病情好像不再恶化，但他却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活动， 只是乖乖地躺在床上， 似乎有放弃的迹象， 我还开导她说， 一向坚定固执， 可能是他东方人的那部分气质显示了出来， 他在静思冥想， 以特有的方式自我疗养， 叫她不用担心。 谁能想到， 他那么快就找到了通往世外桃源的路。对 来说， 那的确是一种解脱。 Antonieta也这么对我说。 他躺在她怀里， 走得很平静安详， 就像自觉地关了生命的电源。 他决不是没有求生意志， 但他受够了， 他累了， 他也该歇歇了。他一生都做好人、 做善事， 从不害人， 连害人之念都不曾有过， 绝不该受那么多苦。 他每次跟我谈到不开心的事情， 都318

吴志良·悦读澳门会说上帝是公平的。 命运怎么这次对他这样的不公平？去年8月中旬， 我刚从贵州回来， Ant nio就说身体不舒服。Antonieta正好带着孙女在澳门度假， 于是劝服他去做检查。 第二天一早， 他跑进我办公室， 顺手关门后就说， 我需要你帮忙。 我一时莫名其妙。 他好像要说什么， 却又咽在喉咙里。 我们相处那么多年， 经常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 要互串办公室商讨解决， 但从来没有见他这么紧张过。 心想不妙， 一定发生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惯常拍了拍他的肩膀， 等他冷静下来。 沉寂了一会， 他才断断续续说出体检的初步结果。 这时，我才明白， 他得了不治之症！我心里一震， 脑海一遍空白， 但不得不故作镇定， 问他我能做些什么。 Ant nio只是沉默不语， 心里也没有底。 于是， 我们坐了下来， 试图整理思路。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商量， 决定马上复诊， 尽快治疗， 然后才考虑下一步——在何时何地做手术。 因我不日要去柏林开会， 先将他孙女带回里斯本， 让他可以专心治疗， Antonieta可以专心陪伴照料他。Ant nio住进了山顶医院， 手术前还有多项化验要做。 两天后， 经过与在葡家人商量， 他决定回里斯本动手术， 接着要办理一些行政手续， 那边亦需联络医院和医生。 感谢行政长官和社会文化司的关心， 感谢山顶医院的配合协助， 在他孙女和我启程前， 该办的手续都基本上办好了。 待他在山顶医院做完基本理疗并拿到化验报告， 就可赴葡动手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医院向Ant nio道别的那一刻。 他站在病房门口， 久久不肯离去。 他那深情的眼神， 好像包含着千言万语。 一种不祥的预感， 令人心酸。 我不敢相信， 那将成为我们最后一次见面。Ant nio到里斯本时， 我已经快离开柏林了。 我回到澳门不319

澳门文学丛书久， 他就开刀了。 手术前， 他在电话中还表现得信心十足， 叫我放心。 但谁想得到， 半个月内要动两次手术， 本来估计最多在观察病房待一周， 却待了一个多月。 家人都快要放弃了， 他却奇迹般熬了过来， 出院回家休养。 而当家人开始认为有一线希望时， 他却扬长而去， 悄悄地， 不留痕迹。Ant nio虽然在公开场合表现得热情和蔼， 但实际上是一个十分内向和倔强的人， 特别碰到困难和问题时， 很少找人帮忙， 很少跟人倾诉。 尤其在过渡期最后两年里， 为了应酬各方人马和“友人”， 他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加上刚直的性格， 工作压力有时使得他喘不过气来， 脾气有时亦显得暴躁。 有一段时期， 他经常跑到我办公室， 自言自语一番， 或发发牢骚， 然后说一声“对不起”。 他坦言， 工作的烦恼， 只有我可以跟他分担。 我也明白， 有责任跟他分担， 可偏偏不知道怎么做。 在相当程度上， 他的问题也是我碰到的问题。 他的阅历比我广，经验比我多， 如果他解决不了， 我更加无法解决。 有时， 我会叫他想开点， 甚至让他读读《阿Q正传》， 但似乎不得要领。 欧华利基金会事件发生后， 他多次公开说， 作为土生葡人， 他感到羞愧， 日子也过得更加不开心了。 为了这件事， 他在一间餐厅里曾与前朝一位旧臣激烈舌战， 差点升级到武斗， 令在场人士大吃一惊。发生那次事件后， 我开始担心他的精神和身体状态。 可唯一能做的， 只是安慰安慰他， 以及在工作中尽量少令他担忧。得知他生病后， 我心里除开内疚就是惭愧。 和他一起共事八年半， 非但没能分担他的忧虑， 还给他添了不少麻烦。 基金会很多事情， 特别是前些年不愉快的事， 大多是由于我或分工给我的工作引起的。 每有问题产生， 他不但从不责怪， 还多予安慰； 他不但从不推卸， 还主动承担。 Ant nio就像一个负责的父320

吴志良·悦读澳门亲， 总是想方设法保护儿子， 无论儿子闯了什么祸。 他开刀后， 说话已经不是很清楚， 只有其家人才完全听得明白， 我也只跟他通过一次话。 Antonieta每次在我跟她通电话了解病情时都说， 经常说， 你就像他的第二个儿子。 我每次听她这么说， 良心更加受到谴责。 他觉得惭愧， 是因为道义引起的；而我心里惭愧， 却出自私人感情。 在工作上， 我们都认为问心无愧。这些年来， 虽然我们未必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共识， 亦曾因工作发生争论， 但我们开诚布公， 坦荡相待， 俩人之间的友谊从未受到影响。 特别在上下左右不时有人煽风点火、 挑拨离间、 唯恐天下不乱的恶劣环境里， 虽然我们付出了额外代价，但从未让阴谋得逞。 那一种信任、 那一种忠诚， 已经远远超出了工作关系， 超出了同事之间的友谊。 我视 为长者、老师， 他则视我为兄弟、 儿子。 这些年来， 每当他有问题， 总是首先跟我说； 每当我有困难， 他也总是第一个知道的。 甚至每次我外出， 他也一再叮嘱有事随时打电话回来。 这些年来，对我言传身教， 授给我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与他朝夕相处， 分享愉快和不愉快的经历， 学会了更多做人和生活的道理。 相比他帮我的， 我欠他实在太多了。 如今他远走高飞， 我连报答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能不惭愧吗？我不知道如何补偿过失， 我甚至未能参加 的葬礼。代表参加丧礼的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说：“今天你们发来的唁文加上书店两人及我代表你参加守灵及弥撒， 他的夫人很感动。 我们送的花圈是最大的。 我告诉了他的夫人， 你在《澳门日报》发了消息。 令我非常难过的是， 许多‘朋友’ 未来最后告别。 或许走了的人可以说是幸福的， 而我们这些还留在人世间的人是悲惨的。”321

澳门文学丛书是一位十分懂得生活的谦谦君子， 可以肯定， 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会过得幸福美满， 而他在天之灵根本就不会在乎那些“朋友” 来不来送行。 他从来没有要求， 从来不求回报， 他认为生命是恩赐， 生活应该是感激， 而晓得感恩就是幸福。 所以， 不管是幸福的还是悲惨的， 这都是人的造化，生命作为一个历程， 最终也是人的宿命。 在这点上， 上帝是公平的。安息吧， ！ 澳门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而骄傲！2001.3.23322

吴志良·悦读澳门此情只应天上有——致卢德奇（Ant nioRodrigues ）转眼间， 你已经远游整整一周年了。 这几天， 我总是心神不宁、 思绪万千。 说实在的， 我真希望把你忘掉。 可越是那么想， 你的音容笑貌越是环绕不去。 去年圣诞节， 我已经刻意不打电话给你夫人Antonieta， 免得勾起伤心事； 今年春节那天，她从里斯本来电， 我们还是无言以对。 谁都不愿主动谈到你，都不肯承认你远离我们的现实。 我想， 她和我一样， 心里都默记着你这首诗：我已经不在乎是圆周还是直线我忧心忡忡只因夙愿未偿我终生想做一座桥却不过是一条河江河奔流无所羁绊，但被两岸驾驭从无看见323

澳门文学丛书海洋。我精疲力尽， 厌倦停留在我不存在的地方。风的原野已被自己的风吹干。我们都理解， 你不想再“忧心忡忡”， 你已经“精疲力尽”、“无所羁绊”，“已经不在乎”， 又或许， 你已经一偿夙愿，“看见海洋”。 但是， 你是否想过， 在你亲友“心间， 思绪万千”？ 你是否想过， Antonieta那种“人去楼空/形只影单/骨头抵御着/石头的冰霜” 的感受？ 难道你以为我们真的可以在“沉静之中/期待/迟来的晨曦/点燃希望”？踩着秋天的脚趾我的夏天结束了我不渴望春天不要色彩突然的袭击。我等待冬天自然地走来。我们都明白， 你“不渴望春天”， 可春天把你带走了。 你的“夏天结束” 后， 却留给了亲人一个漫长的冬天。 你走后，Antonieta犹豫了好长好长时间， 才鼓起勇气回到生你养你的故土， 帮你整理未带去的行李， 但她还是忍不住触景生情， 情不自禁地抱着我痛哭。 Antonieta和你度过了近四十个春夏秋冬，而我也和你一起同甘共苦了九年。 你知道， 那九年， 是我人生324

吴志良·悦读澳门中最宝贵、 最美好的青春啊！ 你说， 我能忘记这段时间的喜怒哀乐吗？生者和死者我更喜欢死者。人一旦死去也就与世无争。他们变得和蔼可亲心平气和。即使我们不愿意他们也要我们宽以待人。他们很少制造伤口因此在我们的思想中他们心安理得。活着的人你争我夺气势汹汹面目狰狞。他们伤害心智破坏法则。他们编造历史但被时间否定。我们都是性情中人， 可我们绝非多愁善感的人。 你“和蔼可亲”， 你“宽以待人”， 你“心安理得”， 但你却不能“心平气和”。 要是我问你， 你肯定不会承认， 因为你永远是个老好325

澳门文学丛书人， 总是将苦水往肚里咽。 你会说“我不快乐/也不悲伤”， 但你写在餐巾上的遗作把你出卖了。 我应该感谢Antonieta， 她含着泪水把你的作品结集成书， 使得我可以毫无保留地确认对你的感觉和印象， 使得我可以完全证实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 因为这一切， 跟你九年的言传身教分不开， 因为“在你身上/我存贮/信仰/这是我的/更是你的”。3月22日是你的忌日，“3·22” 也是我的“9·11”。 同样的悲哀伤感， 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虽然我们的文化教育背景“东辕西辙”， 虽然我们的年龄相距超过一代， 虽然我们曾经在不少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吵得不可开交， 然后几天互不理睬， 但那么多年风雨飘摇、 患难与共的朝夕相处中， 我们之间不可言状的心灵和谐， 不可分离的兄弟情谊， 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 却难以叫人忘怀。 人生中， 还有什么比这份情义更加有价值、 有意义？不知你是否听说过， 中国人有一句话：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我们经常谈论人生价值和终极意义， 深深意识到亲情友情、 人的关怀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 你常常对我说， 我们要利用有限的时间， 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难以事事尽如人意， 但求无愧于心。 你还说， 我已经老了， 你要走的路还很长。 如果你还在眼前身边， 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一个如此热爱生命的人， 居然像个和尚哲学家， 说得那么透彻：比起死亡的恐惧我更害怕苟且偷生虽然你已经不忧不惧， 虽然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可我却326

吴志良·悦读澳门无法内省不疚： 未能事人， 惜天葬汝。 Ant nio， 你知道吗？ 直到现在， 还有不少远方的朋友问候你， 要我转达他们对你的祝福。 哀伤的同时， 我又真为你这位敬而无失、 恭而有礼的师长、 伙伴和朋友感到骄傲和自豪。 正如你所说， 江河奔流， 生生不息， 愿你在生命的彼岸活得更加潇洒、 更加精彩。在“3·22” 前夕， 我在你亲爱的故乡澳门， 用你遗弃的挽诗， 隔着时空给你写了这封信， 送到你那座桥头。 到那天，我会在办公室为你点一炷香， 虔诚为你祈祷； 也渴望你能像往常那样， 拍拍你兄弟的肩膀， 让他好好重温一下那种感受。你知道， 这情怀， 好像远在天边， 又近在眼前， 永远永远不会消失。2002.3.18327

澳门文学丛书远山近水， 木栖于林收到鉴良兄突如其来的电话， 心里一沉， 脑海一片空白。当时正在上海豫园， 观看承德避暑山庄的一个展览， 眼前的山水林木， 也变得模糊起来。 丛林中的猎者， 刹那间变成林近翁的身影， 渐走渐远， 最后消失于万山丛中。五天前， 还与怀远楼主一起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领引嘉宾参观他的巡回展。 看他兴致勃勃的样子， 中午还敬他一杯酒， 虽然不忘提醒他只能唇饮， 但怎么也不会想到， 几天之后， 他竟乘风归去！豫园里人山人海， 我却有人去楼空的感受。 挑着人少的路赶紧出园往宾馆赶， 曲径通幽之体验， 竟是如此之深刻！回到宾馆， 呆坐在沙发上好一阵子， 才整理出一丝思绪，最初怎么认识林近先生的， 已经想不起来了， 只知道， 这些年来他对晩辈宠爱有加。 2002年春夏之交， 陪他往扬州和南京一行， 受益匪浅。 与其说陪他访友， 不如说他陪我散心。 数日言传身教， 待人接物， 做人为学， 言简意赅， 刻骨铭心， 令我今生受益， 终身难忘。去年“沙士” 之后， 我们开展“澳门情怀” 系列活动。 他不仅欣然为“澳门情怀” 题字、 刻印， 还主动推动发起书画界雅集和全澳联展， 亲力亲为， 叫人敬佩。 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澳门情怀， 至真至切， 令人深深感动。今年初， 他突发奇想， 希望在全国多个城市搞一个“澳门328

吴志良·悦读澳门情怀” 巡回展， 让内地人民在特区成立五周年之际分享我们的澳门情怀。 当时， 众友叫好之时， 已为他的身体健康担心。 尽管大家都表示， 他只负责备好作品， 其他事情由大家分头负责便可， 但他仍不放心， 四处奔波， 全力投入。 在杭州， 终于抵不住舟车劳顿， 病倒了。病愈后， 他抓紧完成展览作品。 这时， 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 众友齐齐劝他不必出席每场展览， 但他似乎对前路有预见， 长沙他到了， 天津又到了。 本月14日回澳门， 18日又赴京， 一定要完成他的展览。 常常陪伴在旁的鉴良兄刚才说，近翁似乎有预见， 似乎在还一个心愿， 似乎不愿意放过每一个他应出席的开幕式。林近先生走了， 他的展览还在继续； 怀远楼主去了， 楼里的人气还旺， 楼里的珍藏还在发光。 数天前， 我还因为一份旧档案的甲骨体文字求教于他， 他看了收到的传真件后， 来电吿诉我， 那副对联解为： 梅花无心舞春风， 芳草有情开无声。 尚未细问其意， 他已经悄悄地离开了。 那么突然， 那么叫人伤悲！一年多前， 曾经请他刻一方印， 我说了四个字“远山近水”， 求他续后四个字。 我们曾有多次讨论， 但一直未有满意结果。 近翁还说， 忙完这次巡回展， 再好好考虑。 如今， 他归隐山水， 远行了， 唯有取这四个字作文一篇， 以寄哀思， 以表感激。愿近翁安息！2004.10.23 于上海329

澳门文学丛书谦谦的学者， 可敬的师长已经记不清楚了， 是在研讨会还是其他什么场合认识韦庆远老先生的， 但记忆犹新的是我们一见如故， 并且很快成为忘年之交。 自认识他那一刻起， 我一直在澳门历史研究上得到他无私的帮助和深刻的教诲， 在研究过程中每有疑难都能得到他的及时指导。 无独有偶， 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在研究中也都得到过他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在我所认识的前辈中， 韦庆远老先生无疑是一位最谦逊和蔼的学者， 也是一位最可敬可佩的师长。值得强调的是， 澳门历史研究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更与韦庆远先生的大力推动和支持分不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就直接受到韦庆远老先生的启迪。 长期以来， 澳门历史在相当意义上只是作为中葡交往史来叙述的， 其内部社会的演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它与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 澳门的生存发展， 虽与本身的运气和作用及其把握时机化解危局的技巧不无关系， 但对中国内地的极大依赖性也不言而喻。 韦庆远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刊登的《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到：澳门一隅， 其兴旺繁荣与中落衰败， 实息息与祖国的际运、 朝运的决策有关。 言17、 18世纪的中西关系， 实不能忽视澳门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功能； 对此一330

吴志良·悦读澳门时期澳门地域史的硏究， 亦必须将之置于当时全国、国际关系的总体中加以考察。就是他的这几句话， 直接促成了我的澳门历史观， 令我受益匪浅； 也是他的这几句话， 高瞻远瞩地为当今澳门历史研究指出了方向， 使之步入健康发展之路。 换言之， 他是我走入澳门历史研究的重要启蒙人之一， 也是当今澳门历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近二十年来， 我们基本上是按照他指出的方向和道路来展开澳门历史研究的， 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澳门回归前夕， 澳门基金会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整理出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六卷本）， 从始至终， 一直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 作为中国档案学的一位权威专家， 他还为《汇编》写了一篇长序。 此举不仅肯定了我们在挖掘澳门历史档案文献方面的努力， 更为重要的是， 大大促进了澳门学界对档案文献的重视， 也大大推动了明清史学界对澳门历史的关注。21世纪初， 在中国明史学会于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大会安排了我和韦庆远老先生一起在闭幕式上发言。 我因为另有工作安排提前离会， 就请他代我说几句话， 大意是中国的明史研究要取得更大的突破， 一定要关注澳门， 关注澳门相关的档案文献， 特别是尚未挖掘整理出来的西方史料， 因为相对于中文档案， 西方档案有更加详尽的历史记录， 而这些记录对解决明史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或极具争议的课题十分有帮助。 这是我们多年研究澳门问题的经验之谈， 其实也是韦庆远老先生的观点。 此一观点。 在他为金国平和我所著的《东西望洋》这本书写的序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他十分赞同我们不仅将澳门史置于中国的格局中、 更要放在亚洲及世界的大视野中去研究的做法，331

澳门文学丛书认为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体现澳门的历史意义、 地位和作用。事实上， 无论是明史学界还是清史学界、 甚至世界史学界， 近年来都越来越关注澳门史研究的成果。 而澳门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 也日益彰显。 因此， 韦庆远老先生不仅为澳门史研究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又把澳门史带入了明清史学界的研究视野， 大大推动了澳门史研究的长足进步。 因此，澳门历史研究今天的繁荣景象， 首先要归功于韦庆远老先生，他对澳门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并非一篇短文可以讲清楚。 作为他的追随者， 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 我们不仅对他有不尽的追思， 更有无限的敬意。韦庆远老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退休回到广东之后， 对当今历史学的发展也有自己的独特思考。 记得一次在他番禺家中的长谈中， 他对历史剧的大量出现表示出极大关注。 他认为， 许多历史剧只有三分史实、 七分创作， 这种情况对史学研究者造成莫大的困扰， 更使年轻一代和普罗大众对历史产生误读。 他不顾年事已高， 披甲上阵， 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隆庆皇帝大传》和《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两本普及性的著作。 两年前， 他还出版了自称七分史实、 三分创作的《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不遗余力地普及历史知识， 身体力行地维护正确的历史观。 这种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这种做法也值得我们发扬光大。韦庆远老先生的离开， 是澳门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韦庆远教授， 就是要弘扬他的精神， 赞颂他的人格， 学习他的研究方法， 继续他未竟的事业。2010.5.29332

吴志良·悦读澳门难忘恩师情清明节前夕， 萍姐来电， 沉默了好一会， 才一字一字地说：“爸—爸—去—世 — 了。” 我以为听错了， 正要问个究竟， 接着， 听见的是她的呜咽声。 颇得恩师真传的珍姐接过电话， 细述“爸爸” 突然病逝的过程。 她们一直视我为弟弟， 她们一家人也向来把我看成家人， 以她们对恩师的惯常称呼， 直接告诉我， 恩师张培离开我们了。放下电话， 倒在座椅上， 脑子完全空白， 眼前一片迷茫。太意外了！ 七十多岁的健康老人， 心境乐观， 性格开朗， 且无所畏惧， 谈笑风生， 怎么说走就走了？过了半天， 脑子才恢复运作， 往事涌上心头， 一幕幕浮现， 犹如发生在昨天：1978年初秋， 正是这位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恩师， 到我就读的乡村学校考察。 校长把我叫去， 说张培局长要见我。 我跟着校长到了他的办公室， 推门进去， 看到一位老师和蔼地向我微笑， 叫我坐下来。 他从头到脚端详了我好一会， 问了好几个问题， 然后道： 校长说你刻苦好学， 成绩不错， 想不想到县城的连平中学去读书？ 连平中学是全县最好的学校， 我未经思考便点了头。 他了解我家里的情况后， 马上表示： 你不用考虑学杂费， 专心读书就是。过了几天， 他就派教育局一位科长从县城来接我， 把我送到连平中学。 校长罗鸣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们。 科长问起了住宿333

澳门文学丛书问题， 罗校长笑了笑， 说“早就安排好了， 就住在我宿舍里。我儿子罗忠文正好跟他同龄， 可以在一起学习生活”。周末， 罗校长把我带回城里的家。 住在不远的张局长知道了， 叫我周日中午去他家吃饭。 席间， 他似父亲那样问寒问暖； 饭后， 又一再叮嘱： 你正在长身体， 以后每个周末都来家里吃饭。就这样， 在连平中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 几乎每个周末都是在恩师家里和罗校长家里度过的。 萍姐跟我说，“爸爸经常说起你帮手破柴和做家务的事”。 但在我的记忆中， 似乎每次去都是吃饭， 并无帮过什么忙。 时间久了， 也习以为常， 去看他就像县城其他同学回家一样。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 他高兴得喝了不少酒， 还叫我喝了一小杯。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我大学二年级时， 恩师调任深圳师范学校校长， 举家迁到了深圳。 不久， 罗湖区成立教育局， 他出任首任局长， 直到退休。 大学三年级时， 由于缺少工具书， 仅有的一本《葡中字典》不敷使用， 写信请他找一本《葡英字典》。 不久， 就收到他托人在香港找到的《葡英字典》。 这本字典， 我至今仍珍藏着。珍藏着的还有恩师的音容笑貌。 以前每次见到他， 他总是笑容满面， 笑声朗朗， 神情轻松， 心情愉快， 和蔼可亲。 赶到深圳家里， 坚强的华姐在门口紧紧抱住我， 没有言语， 也没有哭泣。 进门向恩师的遗像鞠躬上香时， 他的音容笑貌在我湿润的眼睛里变得更加清晰。 我仍然不能相信， 他已经远游了。 萍姐在旁哭着说：“爸爸， 志良来看您了。” 我来得太晚了！ 强忍着泪水， 凝视着他， 只希望恩师的音容笑貌永不从视线中消失。在第二天的追悼会上， 我才知道有关恩师更多的事迹。 他从不提及往时的苦难， 总是将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示人。 原来，334

吴志良·悦读澳门孩时国难当头， 流离失所， 他成了孤儿， 流落香港街头， 兄弟姐妹被不同人家收养。 长大后立志保家卫园， 参加了五桂山的游击队。 除下军装后， 便到山区连平县服务， 做了几十年的“穿山甲”。 深圳成立特区后， 又成为第一批开荒牛。“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我向他的遗体洒了一把又一把的花瓣， 跪在他满簇鲜花的灵柩前， 叩下的头久久抬不起来：不仅仅为恩师的离世而伤心， 为失去亲人而悲痛， 还因为未能报恩而内疚和羞愧， 为失去报恩的机会而无地自容。 昨天到洗衣店去取回穿着送他最后一程的衣服时， 往事又浮上脑海， 历历在目， 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感恩之心， 与谁诉说？ 恩情似海， 何以为报？ 恩师深情， 又怎能忘怀啊！ 恩师， 您离开得实在太早、 太突然了！ 您能原谅弟子的不孝吗？2007.4.29 凌晨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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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良·悦读澳门附录一：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吴志良史海浇块垒未 艾清人张潮的随笔集《幽梦影》， 谈读书有这样的体会：“读书最乐， 若读史书， 则喜少怒多， 究之， 怒处亦乐处也。” 为何读史书会喜少怒多？ 翻开中国历史， 其实就是一部奸佞当道小人得志的政治史、 一部英雄末路忠良含恨的爱国史， 也是一部朱门酒肉路有饿殍的农业史。 借史家黄仁宇的话， 什么贞观之治、 康雍乾盛世通通都是狗屁， 中国几千年帝制统治下， 老百姓从来就没有过好日子， 偶然遇上一两个不昏不暴的“明君”， 只不过苦头少吃一点。 打开这个污秽不堪的酱缸， 有良知有血性的读书人焉能不怒？读史书固然可怒也， 但细究下去， 理顺历朝脉络、 审度古人居心、 摸清因果业报， 对上下几千年物事枯荣了然于胸， 将历史发展的规律、 人性美丑的嬗变握于股掌， 又焉能不乐？ 张潮说“究之， 怒处亦乐处也”， 就是这个道理。 英国历史学家PhilipGuedalla说：“历史是研究别人犯错的学问。” 为何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因为大家都不读历史， 或者选择失忆， 当然重蹈前人覆辙。 没有吸取教训， 虽然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和前浪一样死在沙滩上！ 究竟是历史枯燥味同嚼蜡， 抑或读历史无用不堪为傍身之技？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 读337

澳门文学丛书历史出身， 在大学里教的也是历史， 他慨叹二战后除了罗素再无世界公认的哲学家， 在苹果教主一统天下的科技时代， 他由衷呼吁： 停一停， 读本书吧！没有思想巨人的时代科技昌明人类生活更优渥， 本应有更充裕的时间看书， 但事实正好相反。 吴志良幽默地说， 他自己也深受“科技之害”，每天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 耗费不少光阴， 因为人类愈来愈离不开这些东西： 以前丢失了锁匙银包好麻烦， 但今日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将来可能连门匙、 车匙、 银包、 大量私隐都藏在手机内， 一旦遗失后果非常严重。 他说乔布斯“教主” 之名“改得好”， 反映科技统领世界主流， 人类俯首拜服。 但是否说我们不必再反思天、 地、 人、 真、 善、 美的关系？ 科技发达不代表文明进步， 变化和进步是两回事——变化是科技问题， 进步是伦理问题！吴博士忧心忡忡地说， 在今天貌似多元的纷繁世界中， 必须认清一点： 科技是反宗教的！ 在iPad和iPhone大量快速更新换代、 危害环境的当下， 更须要思考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 对人性的终极关怀， 搞清楚是科技役于人， 而非科技役人。 他举例说有了电视遥控器之后， 坐在那里整天转台， 结果什么都没看到。 只有IT巨人没有思想巨人的时代， 我们尤其要停下来静思一下， 从哲学和历史入手， 他向读者推荐几本书。看感冒也要会诊第一本是美国哲学教授RobertC.Solomon的《大问题——简338

吴志良·悦读澳门明哲学导论》， 第二本系英国出版社主编HarrietSwain的 《历史大哉问 》 ， 第三本系美国历史学家Daniel J.Boorstin的 《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 ， 第四本是国际知名专栏作家、 维珍航空、 丰田、 麦当劳等国际企业的创新战略顾问RichardWatson的《未来50年大趋势——我们将身处一个怎样的世界》。吴志良说古代学科只有神学、 哲学、 医学、 数学、 天文学， 现在分科越来越细， 反映了学术向工具性的方向发展， 越细分越令人看不到学问的整体， 他打趣说， 搞不好将来看感冒也要几个医生会诊。 学问的零散也造成人之不再是“全人”，我们的基础教育只有“教而不育”， 只育才而不育人。 吴志良意味深长地说， 在这个IT统领人类、 学校只教你一技傍身的时代， 我们更应该读点哲学和历史， 回顾帝国兴衰、 政权更迭、人民革命、 种族矛盾、 宗教纷争， 这一切都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文明， 而不是冰冷的科技。这么一位历史老师在大学当人之患， 吴博士教的是公共行政和历史。 他说上公共行政课的学生很积极， 他们觉得这一科可以“搵食”， 但上历史课却兴趣缺缺， 由教育制度以至整个社会的风气， 都弥漫着这种功利思想。 文明、 文化被工具、 科技取代， 人类离自然越来越远。 但吴志良和一般老师不同， 有办法让学生醍醐灌顶。 他问学生：“你们知道世纪巨贪吧？” 讲台下面立时起哄，大家七嘴八舌滔滔不绝， 然后吴老师掷地有声说：“几百年前开埠的澳门， 如果没有贪污， 就没有今天的国际赌城！” 吴志良喜欢以提问和说故事的方式上课， 然后给题目让学生看书， 下339

澳门文学丛书一堂由学生上来说故事。“历史不外时间、 人物、 地点， 这些东西很枯燥， 用当下的现实提起兴趣， 学生就来劲了！” 说到这里， 他不无满足地哈哈大笑。让你明白何谓幸福回忆童年， 吴志良说家境并不富裕， 除了在乡间田头玩耍， 就是读书， 由于家里和同伴的课外书不多， 所以十分珍惜。 他记得第一本看的名著是《西游记》， 至今难忘因为启发了无穷想象力：“儿时读《西游记》满足了好奇心， 后来读唐诗宋词文史哲， 也为了好奇。 人生匆匆几十年， 你无法游遍世界， 更不可能回到过去， 但阅读让我纵览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 了解异国人物风情， 知道不同时间空间的人做过什么， 每一代人累积起来的智慧， 虽不能亲历， 但通过阅读唾手可得，文明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吴博士自嘲有老花眼之后， 不大看太沉重的书籍， 只捡些轻松的读， 几米也看网络小说也看， 唯有一种敬而远之——那些所谓畅销工具书， 比如什么管理学、 教你在职场和商场搵钱之类的畅销书，“最搵钱的只有作者！” 他说着再次哈哈大笑。吴志良强调读书切忌功利， 他喜欢读历史， 对“读书搵食” 尤其深以为忤。 他说：“澳门基金会编辑一系列本土历史丛书， 成书既是个漫长过程， 也不是说你读了立时有什么得益。 但它会提醒你这里发生过什么， 能开拓你的视野、 锻炼你的思维、 提高知识的质量。 我挑书也依循这些原则。 读历史从来不能短视功利， 但让你修心养性， 令心灵的绿洲得到浇灌， 让你明白何谓幸福。”博古通今， 神交故人， 这番体会正合张潮所言： 文章是案340

吴志良·悦读澳门头之山水， 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咸虾埠的损失在大学讲课， 除了对教育制度的功利深有体会， 吴志良还慨叹现代人“不务正业”。 他说：“澳门大学生的兼职风气很不好， 读书时做工， 出来工作后发现不足去进修， 在人生不同阶段都同时做两件事， 累不累？ 现时澳门学生不难得到助学金和贷学金资助， 不应有因经济困难被迫兼职的情况。 我在不少学生会的演讲都谈到这个现象， 但始终没有改善。”吴志良博士学养渊博、 风趣幽默， 在人云亦云的俗世洪流中， 以卓越眼光洞见时代巨轮的轨迹。 他投身澳门基金会工作， 为文教艺术等慈善公益事业出力， 惠泽社群固然为澳门人欣见， 但同时我们却损失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历史老师， 他没有照本宣科， 反而将人类有史以来“最沉闷” 的科目教得活泼可爱， 如此良师到哪里找？ 这个懂得自嘲、 喜欢哈哈大笑的男人， 除了捕捉住这个时代炫惑人心的假面， 一双慧眼背后， 对梳打埠的历史定位、 时代赋予的角色俱有独步见解， 限于篇幅只能就此打住。（原载《澳门日报》， 2012 年 4 月 1 日）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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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良·悦读澳门附录二：澳门文学， 和一个叫吴志良的人张丽凤澳门文学， 和一个叫吴志良的人1996年， 陈祖芬写过一篇文章叫 《澳门， 和一个叫吴志良的人》， 今天读来发现这个题目还可以继续用、 继续写。 因为在澳门， 吴志良早已成为澳门文化的一部分及标志。 他在澳门取得的成绩作出的贡献不胜枚举， 以至于在无数的荣誉和成绩之中， 文学方面的成就似乎已经不能成其标志性的印记。 而事实上， 吴志良之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文学， 不仅是较早的参与者、 见证者， 还是强有力的助推者。 这个被大家公认为大忙人的人， 每天都会给文学一定的空间， 文学一直是他思考和衡量的对象。 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有责任尽自己的可能， 分析和描绘自己的社会以对当今的时代有新的认识视角和认识路径”①。“葡萄牙印象” 声震海内外提到上世纪80年代的澳门文学， 吴志良是任何一本文学史① 2012年12月4日吴志良在澳门基金会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时说。343

澳门文学丛书和研究者都无法绕过的。 他的散文集《葡萄牙印象》刚一发行即被售罄的状况在澳门实属少见。 该书以它清新自然的艺术品质及浓厚的情感信息吸引了读者。 吕平义认为：“志良有简洁精确的文笔……他的文笔又在精简中有了感情， 显得活泼， 风趣而又实在可亲。”①由于历史原因， 澳门人对葡萄牙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既有反抗被占领的心理同时又有长期安然相处的情谊。 因此， 当吴志良将葡萄牙的人物风情和他的感受描述出来时， 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葡萄牙印象》从内容方面看可概括分为三类： 首先是对在葡学生、 华侨生活、 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 第二部分是对现实中的澳葡联系的记述。 最后， 是葡国现实生活、 历史文化、 人文风俗等的介绍与观察。 每一篇文章都在平淡的叙述中隐含着深深的关切之意。 如写到华侨的生存状况， 他会想“起早摸黑， 有时甚至在外奔走多日。 风吹日晒， 尚要忍受警察的敲诈勒索甚至欺凌侮打， 那强咽在肚里的辛酸泪水， 向谁诉说？” 对于司空见惯的事情， 作者却禁不住地为之凝思：“有趣的是， 多位久居葡国二三十年的华侨， 一直没有归化葡籍。 那么多年， 机会众多， 入籍自然不是难事， 且有的子女在葡出生， 已经是葡国公民。 是行为谨慎， 还是对故国有所思呢？”作者就像一个摄影家， 将葡萄牙的点滴呈现出来， 既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 又通过细致观察写出了葡国文化的特色。 正如蒋山青所说“志良兄的这本印象记录就讲得清晰透彻， 风物和人情恍如亲临斯境”， 这本虽名为“印象” 的游记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真切而让人难以忘怀的图画。 不得不说， 《葡萄牙① 吕平义，《此心到处悠然（跋）》， 《葡萄牙印象》， 世界美术文化交流协会澳门分会， 1991年， 第246页。344

吴志良·悦读澳门印象》是一部融信息、 情感、 知识于一体的文化读本， 其何以受到海内外人士的欢迎也迎刃而解。 有人评价：“吴志良的散文， 即便不论作者动机， 其散文的取向也重在介绍西方文化风俗与特点， 对于澳门的中文读者来说， 在客观上也参与营造了一种‘文化中介’ 的氛围。”①吴志良在创作的同时， 还借语言之便参与翻译了不少葡国的文学作品， 如《创世纪》《葡萄牙》《盲人的峡谷》以及贾梅士的有关作品等， 推动澳葡之间文学的交流和沟通。澳门的书写者和审视者吴志良是一个集理性与感性于一身的人， 感性的他对澳门爱之有加， 写出澳门是“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 理性的他则对澳门审视有余， 写出《澳人澳事》。 这两部散文集， 都以渊博的文化知识及幽深的关怀之情为澳门当代散文注入了批判、反思等可贵的精神元素， 成为澳门少有的大文化散文的代表。《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是他在研究澳门历史、 关注澳门现实基础上的审视和反思。 作者通过追溯澳门历史， 发现澳门“最可贵之处乃在于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没有着意尊奉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二元思维， 最令人为傲的地方乃在于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 不同信仰互相尊重、 包容、 对话、 理解和合作的精神”。 澳门的这种“不走极端、 没有悲情的城市” 的精神，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典范， 可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历史资料的翔实及个人情感的真切， 彰显了作者① 陈少华， 《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门散文中的本土意识》，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年第3期。345

澳门文学丛书以读书人的方式构建人文体系的努力和追求。相比于《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中呈现出的温情与馀裕，《澳人澳事》就显得略微犀利和焦急了， 后者是吴志良在大部分人士对澳门普遍唱赞歌的时候， 提出的批评和警醒。 从《找寻焦点》到《寻找澳门》《澳门在哪》， 都显示出其对澳门在世界中定位的自觉与焦灼。 他认为澳门人不应该满足于澳门只作为“桥梁”、“窗口”、“通道” 等的功能定位， 而应该认真探讨“不同民族和文化互相之间的交融程度”， 在“自力更生的同时， 多做些‘走出去， 请进来’ 的工作， 增强澳门的附加值及其利用率”。 他倡导真正适于澳门的“澳门对话”，“将澳门变成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 面对澳门自然条件的限制， 他颇为风趣地以“小个子找到漂亮老婆或英俊老公的到处都是！” 作比， 鼓励澳门把劣势转为优势，“可在‘小’ 字上大做文章， 撒撒娇， 钻钻空， 未尝不可得到大发展”。 此外， 书中除了对澳门宏观视野的关注外， 还凝眸于澳门现实， 不仅有澳葡政府行政措施、 葡对华政策和中葡关系史的回顾， 还有生活中现象的描写和批判。 如《新立法会》分别以“悲喜交集、 都表错情、两情不通、 不是游戏、 职业议员” 等为标题对时政给予针砭，严肃的表述中不乏风趣的讽刺。 如面对澳门政府推出设立出版委员会的议案， 当议案在议员间未达成协议就拟仓促出台最终不得不取消的闹剧， 作者不无讽刺地说：“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或许很快可以同时找到通往天堂和地狱之路。” 因对澳门认识的深刻和喜爱的真切， 使他以犀利的眼光及细腻的感情雕刻出澳门的人和事， 展现它的美与丑， 善与恶、 是与非、 古与今，给读者塑造了一个丰实的澳门形象。 无论作者写到哪方面的内容， 都因其知识的丰富、 思想的深度， 以及语言的犀利让人读起来不因短小而失厚重之感。 立足现实， 有所针砭， 文笔简洁346

吴志良·悦读澳门精练， 也显示了作者自觉继承鲁迅杂文写作风格的风尚。 李成俊认为《澳人澳事》“不穿凿附会， 不歪曲事实， 不为成见所锢蔽， 不为片面的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有所表扬， 有所贬责，立意恢宏， 言之有物， 将学者启迪心智的思辨精神注入小文章之中”①。除了以个人创作参与到澳门文学建设中外， 吴志良还是澳门本土文学的积极助推者。 近年来， 他以澳门基金会为平台，积极倡导并支持“澳门本土文学” 的研究和发展， 为作家、 读者、 批评者创造诸多条件， 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 他倡导澳门作家“立足本土， 放眼世界”， 写出具有本土和世界性意义的作品。 他坚信“文学是一种文化资本”，“富裕的社会更需要文化气息的熏陶”。 因此， 在电子媒介一统天下的科技时代， 他由衷地呼吁： 停一停， 读本书吧！ 而对于个人创作， 他时刻自问能否引起读者共鸣并将此作为写作的标准。 可以说， 澳门文学今天的繁荣和发展， 和这个埋头耕耘叫吴志良的人息息相关。（原载《澳门日报》， 2013 年 6 月 5 日）① 李成俊， 《〈澳人澳事〉序》， 澳门日报出版社， 1997年。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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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良·悦读澳门后 记一2007年， 我写了一篇短文， 叫《读书的情致》， 全文如下：如何在浩瀚书海中， 寻找一本好书？ 这是很多读书人面临的一个难题。 记得读大学时， 语文有“泛读” 和“精读” 两门课， 既“精” 又“泛”， 以求融会贯通、 触类旁通。 顾名思义，“泛读” 指泛泛而读， 当然比浏览稍微认真点， 非但不能不求甚解， 还要写读书报告；“精读” 即精细地读， 逐行逐字甚至连标点都不放过地读， 看看人家是怎样遣词造句、 构造文章的。而“精读” 的文章， 当然是老师依多年教学经验精挑细选的。如果没有老师指导， 我们该怎么办？林语堂先生在《论读书》一文中， 将作家及其作品生动地喻为情人：“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 各人自己去找去。 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 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 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 一颦一笑， 亦渐与相似。 这样浸润其中， 自然获益不少， 将来年事渐长， 厌此情人， 再找别的情人， 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 或是四五个情人， 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 思想已经成熟， 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 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 所读的未必能沁人魂灵深处， 便是逢场作戏； 逢场作戏， 不会有心得， 学问不会有成就。”不过， 在现代社会， 信息泛滥， 书海如烟， 消费主义又令349

澳门文学丛书人情迷意乱， 寻找“情人” 实非易事。 这时， 或许需要将看书和读书区别对待， 免得迷失。 曾国藩说过， 看书读书是不一样的：“看者攻城拓地， 读者如守土防隘， 二者截然两事， 不可阙， 亦不可混。” 换言之， 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作家和作品， 还需要积极进取， 阅览一定数量的书籍， 有一定的积累， 而找到后便要忠贞不贰、 不再逢场作戏了。 的确， 如果我们找到所爱， 也就找到乐趣， 步入坦途了。二在朋友眼中， 我算是一个勤奋的人。 自己也深知笨鸟先飞的道理， 读书写作， 时刻不敢松懈。 广志君细心， 发来我2008年以后发表的文章目录， 比自己的存档还齐全， 长长短短也有近百篇。 正好欣欣要编澳门文学丛书， 就把这些杂乱的文字交给她去处理了。原来， 要编辑这些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我早就想好了书名， 以为顺着主线排列便是， 但文章长短不一， 文字交叉重复， 涉及内容多样， 有感性随意又有理性思考， 而且多少要有点文学性， 怎么编排都不理想， 只好难为读者了。这些大部分为近年写下的文字， 大多跟本人工作和研究直接相关， 许多还是命题作文， 要不是出席研讨会的论文， 要不是某些场合的讲话稿， 有些还是基金会项目的宣传文章。 当然， 更要感谢师友、 学生的信任， 经常嘱写序言， 迫使我不停对一些问题进行思考。 除开几篇怀念故人的文章， 其余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澳门， 并且大致记录了本人工作、 研究与思想的轨迹。费二十年之功研究澳门后发现， 要读懂澳门真不是一件容350

吴志良·悦读澳门易的事。 或许， 穷一辈子之力， 也无法读懂她。 可是， 在阅读澳门的艰难过程中， 我非但没有苦痛和气馁之感， 相反， 不时产生喜悦和欢乐之情。 正如在接受澳门大学颁授客座教授仪式上所感言： 感恩澳门， 是她兼收并蓄的品德慷慨无私地收容了我， 给了我生存发展的空间； 感激澳门， 是她令人神往的历史文化抚育启迪了我的心智， 引导我步入文化学术的殿堂； 感谢澳门， 是她历史转折的契机及其朴实无华的环境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亦必穷余生之力， 护城守土， 献身于这块神奇的土地。悦读澳门， 是我的心声。 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的些许共鸣，就是我最大的欣慰。2014.5.13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悦读澳门 / 吴志良 著. -- 澳门：澳门基金会；北京：作家出版社；北京：中华文学基金会，2014. 1（澳门文学丛书）ISBN 978-99937-1-142-1（中国澳门）ISBN 978-7-5063-7272-5（中国内地）Ⅰ. ①悦… Ⅱ. ①吴… Ⅲ.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Ⅳ. ①I267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511号悦读澳门作 者：吴志良责任编辑：冯京丽 秦 悦 邢宝丹装帧设计：棱角视觉责任印制：李卫东 李大庆出版发行：澳门基金会（E-mail：ieinfo@fm.org.mo）作家出版社（E-mail：zuojia@zuojia.net.cn）中华文学基金会（E-mail：zhwxjjh@126.com）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成品尺寸：133×214字 数：250千印 张：11.375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印 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ISBN 978-99937-1-142-1定 价：澳门币30.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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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主页定价：澳门币30.00元澳门众多的写作人，从语言与生活的密切关联里，坚守着文学，坚持文学书写，使文学的重要性在心灵深处保持不变，使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得以形成，从而表现了澳门人的自尊和自爱，真是弥足珍贵。从“澳门文学丛书”看，澳门文学生态状况优良，写作群体年龄层次均衡，各种文学样式齐头并进，各种风格流派不囿于一，传统性、开放性、本土性、杂糅性，将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而又色彩各异的“鸡尾酒”式的文学景象，这在中华民族文学画卷中颇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学。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学丛书，体现着一种对澳门文学的尊重、珍视和爱护，必将极大地鼓舞和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就小城而言，这是她回归祖国之后，文学收获的第一次较全面的总结和较集中的展示；从全国来看，这又是一个观赏的橱窗，内地写作人和读者可由此了解、认识澳门文学，澳门写作人也可以在更广远的时空里，听取物议，汲取营养，提高自信力和创造力。——摘自王蒙《澳门文学丛书·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