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次國際性的比較文學研討會，也成為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會員，學會一直有會刊寄給我。我也結交了一些研究中英和中葡比較文學的學者，特別有幸結識了熱情奔放、才華橫溢的比較文學泰斗樂黛雲教授。他們的學識和心靈的追求，感染了我，使我對比較文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比較文學當然是研究文學的，但跟文學一樣，它首先關注的是人，是人的生存，是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通過文學進行深層的溝通、交流和反思，期望不同語言文化之間的人們相互理解，彼此真誠、尊重、包容、互助。也就是通過比較文學，彼此點燃星火，相互照亮！ 澳門經過幾百年的東西文化交流，成為當今令世人欽羨讚嘆的多元、包容、和諧的寶地。當年溫家寶總理訪問澳門時曾經不止一次地說︰澳門是有文化的！也許他說的更多是指澳門那多元開放的文化積澱，那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氣度，以及那眾多的文人墨客吧。看過周聖來先生的博士論文，我似乎有某種預感︰在比較文學的廣闊天地裡，有一顆新星從澳門升起！衷心祝願這顆新星更加深入細致鑽研，筆耕不斷，寧靜致遠，發出更加璀璨的光芒，點燃更多學子的心靈，照亮更多學子的路途和未來！澳門大學 楊秀玲2015年2月8日 寫於橫琴新校園*此序於2015年5月5日在︽澳門日報︾刊出8WSKG_PAGES_V2.1.indd 8 12/2/2016 4:46:03 AM
殷長松序 周聖來君，是90年代澳門培正中學的學生，當時，我也正在該校服務，有幸與聖來君相遇，建立了教與學的關係。聖來君給我的印象是寡言少語，喜愛閱讀，學科之中，尤重文學、歷史、地理等，為人真誠，處事踏實，與不少老師、同學都建立了很好的關係。 去年，聖來邀我為他的著作︽明治和製漢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影響研究︾寫序，我一時驚恐。驚者，聖來是一位專門研究漢語和日語的學者，他對文學、語言的認識，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達到了一個較高的層次，他能想到找我寫序，我確實受驚；而對於﹁和製漢語﹂的研究，要我給予評論，我怕說不好，於是﹁恐﹂。然而，聖來的誠意又不能卻，故只能﹁從命﹂了。 聖來中學畢業以後，按自己的興趣，本科選讀了文學；考上研究生以後，仍然喜愛文學，不過把範圍擴展到了語言方面。他喜愛漢語，也喜愛日語，所以他把自己的研究定在了漢語和日語的比較上，但是，對於﹁和製漢語﹂的研究，中國近代，黃遵憲、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蘇曼殊、郁達夫等，都作過思考，發表過專論。他們或出生於日本，如蘇曼殊；或留學於日本，如魯迅；或去日本工作，如黃遵憲，被任命為中國第一任駐日公使。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們都是帶著對漢語的深厚積澱，來到倭族之地的，又對日語作了深刻的探索的。當他們到達日本，就把漢語和日語作了一次次的碰撞，﹁和製漢9WSKG_PAGES_V2.1.indd 9 12/2/2016 4:46:04 AM
語﹂就是其中被碰撞的目的物之一。聖來在前面已經有多位名家走過的路上，新有發現，另闢蹊徑，這種不斷思考、不斷進取的精神是可讚的。 聖來的這本著作︽明治和製漢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影響研究︾，結構清晰，佈局嚴謹。他從講述﹁和製漢語﹂歷史、定義開始，講到﹁和製漢語﹂的形成、傳播和影響。作者以其對漢語和日語的把握，以其對中國近代文學史的瞭解，以及以其個人特有的視角，對﹁明治和製漢語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影響﹂作了闡述、作了研究。接著，聖來為了讓讀者對﹁和製漢語﹂有一個更深刻的瞭解，他又從﹁美學﹂的角度，對﹁和製漢語﹂作了一個補充解說。美，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包括美麗的自然風景、美術作品，包括人體健康、舉止文明，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交際語言，所以，當我們從美學的角度來看﹁和製漢語﹂的時候，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們的漢語為甚麼會輸出，輸出的漢語為甚麼會﹁回流﹂，當時這種有著漢語血統的新詞為甚麼又會受到我們學者的重視、受到﹁新文化運動﹂的認同等等。 ﹁和製漢語﹂，是中日文化交流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現象，是近代不少學者共同關注的一個問題。聖來也注意到了這個語言現象，並願意花時間、花精力在這一範疇中，進行探索、進行研究。﹁和製漢語﹂的傳入，不僅豐富了漢語的詞匯，而且還促進了漢語中多音節詞的發展，給漢語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製漢語﹂傳入中國是中日文化交往的重大事件，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想研究﹁和製漢語﹂的意義是重大的，它不僅讓我們看到中日兩國在文化方面的互相影響，也讓我們看到了中日兩國人民的交往是源遠流長的。兩國人民世代友好，而日本對我國的大肆侵略，對我國10WSKG_PAGES_V2.1.indd 10 12/2/2016 4:46:04 AM
人民造成的傷害，只是一部份軍國主義者所為。我們希望和日本人民一道，為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為維護世界和平，共同努力，共同戰鬥！ 再回到聖來的這本著作上，我們看到他非常中肯地研究了日本的文字起源，研究了中國新文學運動形成的元素，讓我們探索了、看清了﹁和製漢語﹂的祖宗，﹁和製漢語﹂形成的背景、影響。我相信聖來完成這本著作非常不易，因為對於﹁和製漢語﹂，能夠影響自己判斷的文章作品很多，所以要做到﹁中肯﹂，就更顯可貴。也由於這個原因，聖來對於﹁和製漢語﹂的評論，對於廣大讀者來說，有很多新的觀點、新的說法；對於廣大青年讀者來說，在學習日文的過程中，會有一些新的啟發。在澳門，學習日語的年青人不少，這本書，對於這些年青人一定有相當的幫助。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一次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保持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方一貫主張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發展中日關係。對於﹁和製漢語﹂也是這樣，我們希望認真研究﹁和製漢語﹂，實事求是地認識﹁和製漢語﹂的作用，為推動兩國關係的改善發展，為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作出切實努力。 11WSKG_PAGES_V2.1.indd 11 12/2/2016 4:46:04 AM
鄧景濱序──﹁和製漢詞﹂研究的新境界 我和聖來君頗有緣份，曾先後在培正紅藍校園和澳大校園留下身影；但第一次相識，卻在十多年前的一次對外文化交流活動中。他的熱情、好學、踏實和謙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月前，聖來君送來他的新著，囑我寫序。我對該書很感興趣，細讀之後，覺得這是一部很有份量、很有新意的論著。近數十年來，研究﹁和製漢詞﹂的著述不算少，但多從語言學的角度切入。聖來君的新著卻能另闢蹊徑，從中日對比文學的角度切入；並由此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的又一重要基礎，包括語言基礎、思想基礎和文化基礎，因此具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和學術價值；加上論著語料豐贍，講求實證，注重量化統計，頓覺別開境界，耳目一新。 聖來君在論著中首次提出﹁和製漢詞﹂具有三元特性，即中國的古文字和古文化、西洋的主要是歐美文化和日本所派生的新釋義；並承載著﹁美意識﹂和﹁美體驗﹂功能，映射着民族感情和人文觀念，具有明顯的美學意識，故把﹁和製漢詞﹂稱為﹁美意識的種子﹂。這正是以學術視野為基礎進行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所在，是一個極富學術價值的新觀點，也是全書的一個重要亮點。 為充實論著的內容，方便讀者對﹁和製漢詞﹂的整體瞭解和感性認知，聖來君欣然接受我的建議，再次延遲出版日期，不辭辛勞，搜集整理，增加了一個非常有學術價值的﹁和製漢詞總表﹂，全面收錄12WSKG_PAGES_V2.1.indd 12 12/2/2016 4:46:04 AM
﹁和製漢詞﹂共 891個，並加上漢語釋義。這對廣大讀者及日後研究﹁和製漢詞﹂的學者，均有莫大的裨益。 聖來君於2008年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四年後，其博士論文以優異成績獲通過。但聖來君不急於出書，而是將論文的主要章節繼續深化錘煉，精益求精，進一步從更廣泛的範圍內獲取中日學術界的認可。於是，在中國和日本的核心學術期刊及研討會上，聖來君便陸續以中、日、英文發表了多篇有關中日語言及文化的學術論文，包括：︿淺談清末留日學生之翻譯作品對白話文學觀的影響﹀、︿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以黃遵憲和梁啟超為中心﹀、︿論白話文中的日語外來語是﹁和制漢語﹂還是﹁和制漢詞﹂ ﹀、︿美意識の種──和製漢語﹀等。又四年後的今天，聖來君終於將面目一新的論著出版了。僅從其三易之書名，由︽試論明治和製漢詞對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的影響性研究──以白話文為中心︾至︽美意識的種子──﹁和製漢詞﹂︾再到︽美意識的種子──﹁和製漢詞﹂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亦可看出其內容的不斷深化和昇華。這種﹁八年磨一劍 ﹂的堅韌嚴謹的治學精神，對照當下學術界瀰漫著的浮躁學風，尤其值得嘉許！ 聖來君新著的選題很好，是一個可以持續研究的好課題。它在時段上可以向上下延伸，在地域上亦可以與港澳尤其是澳門的實際情況結合，擴展和深化相關問題。甚至還可以將多個不同學科、不同領域貫通，像滾雪球般，將會牽引出更多的研究課題和學術成果。例如，聖來君在文中提到一個很有趣的語言現象：﹁日本人以相同手法炮製的新詞，如﹃運搬﹄、﹃露顕﹄、﹃暗黑﹄、﹃段階﹄、﹃離脫﹄、13WSKG_PAGES_V2.1.indd 13 12/2/2016 4:46:05 AM
﹃詐欺﹄等等，上述詞語都曾經被引進中國，但卻沒有保留下來。取而代之的是﹃搬運﹄、﹃顯露﹄、﹃黑暗﹄、﹃階段﹄、﹃脫離﹄、﹃欺詐﹄。﹂ 聖來君估計其中的原因，﹁是因為這批和製漢詞，是雙音節同義詞的組合，而按照普通話四個聲調的排列，這些詞具有順序排列的傾向；如果使用聲調順序不規則的雙音節新詞，可能會破壞漢語的韻律、對偶等形式上的特徵，影響文體的一致性，也不符合中國人對於漢文文體和文章的審美觀，因此可能遭到排斥。﹂這個判斷是否正確可靠呢？如果能運用漢語韻律學的理論和方法，收集更多此類和製漢詞進行量化統計和分析，從中找出其規律，相信會有新的學術發現。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聖來君不僅在論著內容展示了﹁和製漢詞﹂研究的學術新境界，而且在研究過程中亦實踐著培正﹁至善至正﹂和澳門大學﹁仁義禮知信﹂的校訓精神，體現了聖來君不斷探索、不斷進步的人生新境界。 祝願聖來君在學術和人生的道路上不斷邁向更新更美的境界！ 是為序。14WSKG_PAGES_V2.1.indd 14 12/2/2016 4:46:05 AM
自序 我與日本的淵源，緣起於在澳門大學就讀本科生期間，數次前往日本當地進行短期和長期的交換留學。而文學和語言則是向來的興趣，考上研究生，進入學術領域之後，有機會將自己所熱愛的日語、漢語和研究的專業──比較文學結合起來，中日比較文學也就成為自己在學術領域上致力的方向。故博士論文以﹁和製漢詞﹂為研究對象，本書即是由博文論文修改而成。 在中國現代文學與國內外眾多的文化交流中，日本最值得我們關注。這不僅僅是因為近代以來，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是最大的留學目的地，而且出現了第一批留學生作家，他們在中國社會及文化等眾多領域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眾所周知，清末民初就有不少學者，如黃遵憲、梁啟超、魯迅、周作人、蘇曼殊、郁達夫等，都對中日文學、語言及文字發表了比較之論，雖然只是初步、淺層和表面的﹁比較﹂，但卻成為了中國比較文學的雛形。在這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中國的近現代作家是如何通過日本改變了中國文學發展的路程，而且，改變的開始不完全是單純的﹁中日文學交流﹂的結果，而是從這些中國作家自身經歷的真實感受而改變的。把到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與日本的關係作為﹁美的體驗﹂進行定義，不只是將其作為通過文字閱讀積累的﹁文學交流﹂來把握，而是強調要將所有書面的文字認知活動放入人們生存並成長的過程中，使所有的理性受到認可，並且感性地融合。因15WSKG_PAGES_V2.1.indd 15 12/2/2016 4:46:05 AM
此，把﹁和製漢詞﹂稱為﹁美意識的種子﹂也毫不為過。 2012年5月18日，我的博士論文﹁試論明治和製漢詞對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的影響性研究──以白話文為中心﹂獲得通過。答辯委員會諸位專家教授對本人的研究工作給與了充份的肯定。如復旦大學的朱立元教授在論文評閱書中寫道：﹁本論文以比較文學與實證的文獻細讀、考據文本的基本方法，同時吸收符號學、現象學、語文學、美學等方法論述主題，提出了﹃和製漢詞﹄的三元特性、喚起媒介激活作用、承載中的﹃美意識﹄和﹃美體驗﹄功能等新觀點，得出了它對﹃五四﹄新文化︵學︶運動重要影響的新結論。﹂上海師範大學的劉耘華教授認為：﹁此文的主要優點是：其一、選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借助詞滙的統計與分析來確立中國現代文學的日本資源，又堪稱一視角獨特的研究嘗試；其二、作者發揮其精通的日文之長，善於利用日文材料，又善於製表顯示﹁和製漢詞﹂的出現頻率及歷史變化，表明作者學習踏實嚴謹，肯下苦功夫；其三、論文的層次清楚，脈絡分明，論述逐層深入，有條不紊，顯示出良好的理論思維水平。﹂上海師範大學的陳紅教授認為：﹁論文作者對中日雙方的相關研究狀況有很好的把握，抓住了較少被文學評論界關注的﹃和製漢詞﹄作為研究對象，選題新穎獨特，並由此揭示出中國現代文學興起的又一重要基礎，包括語言基礎和思想基礎，因此具有比較重要的研究意義和學術價值。﹂師長的每一句評語，都是對我的鼓勵和鞭策，在此借這個機會再次衷心地感謝各位老師。 為了令本書的質量得到保證，取得博士學位後我沒有馬上把論文出版成書，我希望經過學術期刊的16WSKG_PAGES_V2.1.indd 16 12/2/2016 4:46:05 AM
﹁過濾﹂，擠掉書中多餘的﹁水份﹂並盡量提高學術價值。至今，博士論文的核心部份──第二章至第五章已經作為單篇論文分別在中、港、臺、日等地的著名期刊及國際研究會以中文、英文、日語作為單篇論文公開發表。其中學術期刊包括：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出版的︽廣譯：語言、文學、文化翻譯︾上發表的︿淺談清末留日學生之翻譯作品對白話文學觀的影響﹀︵中文︶；在香港浸會大學出版的︽人文中國學報︾上發表的︿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及影響：以黃遵憲和梁啟超為中心﹀︵中文︶；在︽名作欣賞︾上發表的︿論白話文中的日語外來語是﹁和製漢語﹂還是﹁和製漢詞﹂﹀︵中文︶；還有在︽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上發表的︿談﹁宗教﹂一詞的來源及衍變﹀︵中文︶。學術研討會上用英語發表的論文包括：“The Oriental Speech City Illustrated by Shanghai: A Brief Review on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ervices and Teaching Process (2014 No.04) ，還有“The Oriental Speech City Illustrated by Shanghai: the Shanghai Experience of Japanese Writers”, 2013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Sciences and Society (ICSSS 2013)。還有在中國文化部外文出版發行事業局出版的︽人民中國︾上用日語發表的︿美意識の種──和製漢語﹀︵日語︶。在以上論文的出版過程中，除了得到了各專家學者的指正，自己也從中發現了一些錯誤，在成書時能夠得以修改。 回想自己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經常需要穿梭中國內地、澳門兩地，還有前往日本實地搜集資料和文本……那些挑燈夜戰的日子，尤其是工作之餘，仍需面臨著論文寫作的壓力，持續的毅力與耐力的考17WSKG_PAGES_V2.1.indd 17 12/2/2016 4:46:05 AM
驗，對我個人來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因此，首先我希望將本書獻給我已經作古的導師孫景堯教授，感謝先生在這段期間，無論是在課堂上的指導，還是帶領我們研究生參加田野作業，乃至在論文的撰寫過程中，對我循序漸進的指導，給予寶貴的意見，所有的收穫與心得，皆讓我受益良多；不時的討論並指點我正確的方向，使我在這些年中獲益匪淺，老師對學問的嚴謹更是我輩學習的典範；我希望把書獻給我的父母，家人的鼓勵是我勇於挑戰的原動力，有家人的支持才使我更加堅強；還要感謝上海師範大學的學長和同窗們，包括鄧豔豔師姐、賈西貝、姚連兵，始終不吝給我的幫助和支持。最後還要感謝為本書寫序的每一位專家、學者和老師，包括︵排名不分先後︶： 楊秀玲教授、鄧景濱教授、殷長松老師 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難以一一細數，謹將完成此論文的喜悅，與所有支持我的人分享。最後，深深敬禮！18WSKG_PAGES_V2.1.indd 18 12/2/2016 4:46:06 AM
內容摘要： ﹁和製漢詞﹂的定義是﹁作為一種漢語的日語化，在日本產生的漢字、詞稱為和製漢詞。是本來的漢語裡沒有的漢語︵詞匯︶。﹂﹁明治和製漢詞﹂是指日本明治維新前後，在新興的西學領域中產生的漢語。當時日本出現了學習西洋的熱潮，西方歐美國家的科學、技術、制度和物品等持續並大量傳入日本，然後出現了大量漢字新詞。同一時期，中國在清末民初出現了赴日留學潮，當時大量日語的漢字、詞匯通過留學生等媒介回流中國，以外來語的姿態逐漸定著在現代漢語、白話文中。 中國的文學發展到清末民初，在性質和形式上出現了巨大的改變，由﹁文言﹂過渡至﹁白話﹂，在形體上出現了新奇的創造，不僅如此，文學精神與作家創作的態度，同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本文擬從和製漢詞的誕生及其出現的背景──日本明治維新──入手研究其對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文人以及文學界的深層次影響，並深入探討知識份子對和製漢詞的美學詮釋。和製漢詞不僅僅是東洋文明和文化的代表，而且在其誕生、發展和傳播過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素。因此，本研究把和製漢詞所融匯的西方新意和多元文化納入，進而深入探討。 本研究根據明治和製漢詞所具有的特徵，將其分類，並分析其編碼，觀察和製漢詞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及功能，發現和製漢詞在當時發揮了﹁漢字文化圈﹂中一種﹁文化聯繫功能﹂，這種﹁文化聯繫功19WSKG_PAGES_V2.1.indd 19 12/2/2016 4:46:06 AM
能﹂源於其文化要素的多元性，以及內含了煥發媒介啟動作用的日本元素。日本作為一個媒介集散地，借著﹁和製漢詞﹂把中、西方不同的元素有效且和諧地收攏在一起。明治時期從日本回歸中土的和製漢詞至少包含了三種元素：中國的、西洋的和日本的元素。和製漢詞凝聚了當時的學者和文化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映射著民族感情和人文觀念，具有明顯的美學意識，作為一種美意識的載體，承載著大量民族傳統文化資訊和審美觀。明治和製漢詞可以說跨越時空，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文化、新的思維、新的概念和新的審美價值，引領清末民初的中國走向價值取向多元化，思維方式多元化的新紀元，為中國現代文學及其變革，鋪就了文字內在的變改基礎，這些元素使五四運動成為一場自覺的文化、文學運動，而並非只是一場政治運動。關鍵字：明治維新、和製漢詞、中國現代文學、白話文、五四運動、美意識20WSKG_PAGES_V2.1.indd 20 12/2/2016 4:46:06 AM
Abstract :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acronym as “JMCs”) is defined as “A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translated in the form of Japanese. Chinese words or phrases created in Japan are called JMCs”. Indeed, these new words do not exist in the prevailing Chinese. In addition, “JMCs during Meiji era” refers to the Chinese produced under the neo-Western school of thoughts arou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in Japanese history. There was once a trend of learning Western culture at the end of Edo period and the Meiji period. Western science, technique, system as well as merchandise were massively and consecutively imported into Japan. Lots of new Chinese emerged thereafter. At the same period, there was a trend of studying aboard in Japan during the end of Ming and the Qing period. The Chinese students returned with the “kanji” (Japanese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Chinese but not necessary mean the same as the Chinese). The existence of “kanji” was then incorporated in modern Chinese and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both the properties and forms were greatly changed. The innovation of the forms upon the transition from classical Chinese to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exhibited the changes. Besides, the attitudes towards creativity and adherence to literature spirits were decisively varied. The root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wo primitive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growth and background of JMCs — the Meiji Restoration prospective: i) The critical effects on Chinese writer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inese society, ii) The interpretation of JMCs aesthetics by intellectuals. JMCs, not only signified of civilization in Japanese history, but also incorporated massive Western elements from the stages of its birth,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Hence, the explicit Western 21WSKG_PAGES_V2.1.indd 21 12/2/2016 4:46:06 AM
ideas and multi-cultural elements of JMCs will be discussed as well. The paper firstly classifies and analyzes the coding with respec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iji JMCs. Secondly,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function of JMCs. Finally, it may be surmised that JMCs performed as a “cultural network” in the Sinosphere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The “cultural network” is derived from the diversification of its cultural elements. In addition, the insights of the network could be demonstrated from its media activation function of the Japanese elements. Japan, a media disseminator, converged on the elements from different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effectively and harmonically. Consequently, upon the Meiji period,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elements exhibited JMCs since the restoration of Japan (to China) : Chinese, Western and Japanese. More observations were found for the Meiji JMCs such as: i) A medium for the scholars and intellectuals to communicate; ii) A symbol of Japanese spirit and humanity; iii) An indicator and container for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with lots of information for traditional tribunal culture and the sense of aesthetics; iv) An integrated culture, mindset, concept or value of aesthetics since the Meiji period. v) A guide for diversification of value and logical thinking during the end of Ming and Qing period. vi) A foundation for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ll of these elements mad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elf-initiated cultural and literature movement without political incentives. Key word : Meiji Restoration, 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ten vernacular Chinese, May Fourth Movement, aesthetic consciousness22WSKG_PAGES_V2.1.indd 22 12/2/2016 4:46:06 AM
緒論第一章23WSKG_PAGES_V2.1.indd 23 12/2/2016 4:46:06 AM
第一章 緒論1.1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文化是一種思考和生活的方式，它由一個群體創建並世代相傳。一個文化的集體價值，被體現在它的藝術、書面作品、行為方式和智力探求上。一種文化具有足以表達自身的能力，尤其通過書面表達自身，並能將自身完全組織為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實體，它就彰顯成為一種文明﹂。1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創造並使用文字，是人類從荒蠻走向文明的象徵。語言文字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載體，同時，語言文字又是重要的文化事類。 漢字是當今世界上尚在使用的正式文字中唯一的非拼音文字。過去，在一些東亞地區的國家或民族如韓國、日本、越南、蒙古等等，曾經借用或改造漢字，但有的因為文字的變革而廢止，有的則隨著國家的衰落而絕跡。只有日本人借用漢字最為持久，而且運用自如，自成一格。日本漢學家白川靜認為漢字是：﹁書寫漢字時，每筆每劃每個動作，都是有意義的程式。尤如天神進行祭祀儀式時揮動權杖的過程一樣，實在是太了不起了﹂2。雖然日語和漢語是完全不同系屬的語言，日本人卻能巧妙地利用漢字來記錄日語，並且在日語中大量使用漢語借詞，在日本文學作品中大量使用漢字，因此對中日兩國文學24WSKG_PAGES_V2.1.indd 24 12/2/2016 4:46:07 AM
作品中的漢字進行比較研究，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研讀中、日文學作品，不可不先知漢字之特性。蓋文學作品本自文字之適當編排而來，不知文字特性，則縱有滿腹巧思，一如李、杜，亦終難發而為文，成千載不朽之名作；而於古人佳作，恐亦無由曲究其妙也。文學以語言為前提，包括語言豐富的意義、語法和句法，即詞匯的排列規則；文學由語言的基本要素──詞匯組成，並具有固定的意義。中國的文學發展到清末民初，在性質和形式上出現了巨大的改變，由﹁文言﹂過渡至﹁白話﹂，在形體上出現了新奇的創造，不僅如此，文學精神與作家創作的態度，同時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本文擬通過日本明治維新運動下的文化產物──和製漢詞在傳入中國後，對當時中國文化、文學界產生的受容、影響和互動進行分析，並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誕生、萌芽、發展造成何種影響，以及對在當時這種特殊的歷史大背景下中日兩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對和製漢詞的美學詮釋進行深入探討，利用比較文學學科的跨文化與跨學科的理念和方法，根據理論背景和它們之間的關係深入分解，借鑒語言符號分析法和代碼理論，尋求中日文化的異同性，從而對中日兩國彼此之間的文化、藝術形式與文本有一個更深更透徹的瞭解。25WSKG_PAGES_V2.1.indd 25 12/2/2016 4:46:07 AM
1.2 文獻綜述 1.2.1 中國方面的研究綜述 綜觀國內對現代文學、中日比較文學相關的研究相對較多，而且形式方面不乏論文和專著。例如趙家壁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和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還有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唐弢、嚴家炎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黃修已的︽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錢理群等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和范伯群、朱棟霖的︽1898-1949年中外文學比較史︾等。這些專著都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源起、歷史背景、發展、相關作品與作家和文體形式等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另外，王向遠著的︽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東方文學史通論︾和︽日本文學漢譯史︾則分別從比較文學、文學理論和翻譯學的角度對中日文學之間的密切關係作了細緻的梳理，配合理論透視和微觀辨析，並在史料和敍述上，填補了許多空白。作者在其著作中對自然主義、唯美主義等在中日兩國的翻譯傳播情況，從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國際關係、民族心理等不同角度作了令人信服的闡述。以上的專著和前人成果對於筆者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不過，這些研究大都是從文學史和理論的角度出發，集中討論中國現代文學與日本文學的影響關係和發展經過。 然而國內對於和製漢詞研究的專著不多。有關和製漢詞的專題研究有：湖南師範大學彭程對的碩士26WSKG_PAGES_V2.1.indd 26 12/2/2016 4:46:08 AM
論文︽近代和製漢語的產生及對漢字文化圈內其它語言的影響︾，作者從和製漢詞誕生的背景、發展和傳入中國的途徑入手，以語言學的原理和歷史學的方法，分析了中、日、韓三國地理學用語的變遷。作者認為，和製漢詞是在和訓的支撐下出現的產物，它不僅成為漢字書寫的輔助工具，而且具備了創造新字的能力。雖然現在漢字文化圈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但只要日語中以中國漢字發音為基礎的漢字讀法和韓語中的漢字發音形態依然保留，那麼，今後新的漢語還會以不同的形態出現。對外經濟大學的魏亞坤，有碩士論文︽和製漢語的形成與發展︾，對和製漢詞的概念、形成和入華過程進行了整理，釐清了近現代詞匯交流的歷史過程，以近代中日詞匯交流史角度，整理中國的翻譯介紹西方文化，如科學、技術、政治、法律等著作對日本的影響，強調突出明末清初基督教傳教士的貢獻，同時還介紹了日本反映西方新概念、新事物的詞匯隨著留學日本的熱潮湧入中國的過程和對中國文化、文學等方面的影響。論文對出現在︽萬國公法︾一書中的法律詞匯進行了分析，以翻譯學的角度對和製漢詞的作用和意義作出了詮釋。 1.2.2 日本方面的研究綜述 在日本，有關和製漢詞的研究十分豐富，不少華籍旅日學者從事該專業課題的學術研究。廣島大學秦春芳的博士論文︽近代漢語中有關日本漢字的借用研究︾，對19世紀中葉以後中日兩國之間的詞27WSKG_PAGES_V2.1.indd 27 12/2/2016 4:46:08 AM
匯交匯情況，以定期出版刊物──報紙為例，作了全面而細緻的研究，例如：以梁啟超主編的︽清議報︾、︽實學報︾和︽時務報︾為例，秦春芳將以上報刊由日語翻譯過來的文章和報導與日語原文進行了對照和分析，明確指出日本漢字的傳入是對中國社會各界，如報刊、翻譯以及日後辭典的編纂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專著方面則有黃文雄的︽日語與漢字文明︾︵日：︽日本語と漢字文明︾︶、陳力衛的︽和製漢語的形成及展開︾，這兩本專著分別對漢字文化圈對中日兩國文字的影響以及和製漢詞的產生根源、現狀及其發展作了完整及全面的詮釋。其他相關的研究還包括一些專題報告如：趙堅的︽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已野寬子的︽中國的近代化和日本漢語︾等。在臺灣，陳俊丞的論文︽日本文化影響下之外來語考察︾則以臺灣的國語語匯為中心，透過搜集臺灣的國語當中由日本傳來的新語匯，分析其構成及涵義，對瞭解日本文化如何在中國內地以外的漢字文明圈──臺灣──的滲透和融合，以上論著都具有參考的價值。 在中日比較文化文學方面，尤其是現代文學的研究範疇上的專著有：︽漢文脈的近代──清末＝明治的文學圈︾，著者齋藤希史從近代和漢文學史的開展背景的敍述開始，然後是梁啟超對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小說的影響，還有日本作家的中國遊記、刊登在報章雜誌上的小說，最後經由一個西洋人──中日兩國以外的第三者──的視點，對漢語文化脈絡進行了透徹地解析。和田博文的專著︽言語都市‧上海︾，則披露了上海──作為20世紀初一個重要的國際文化交流平臺，發揮了其媒介的作用，上海曾經是一個文本的言語都市，甚至可以說是為了與﹁他者﹂的邂逅而存在的一個都市。除28WSKG_PAGES_V2.1.indd 28 12/2/2016 4:46:08 AM
了政治和軍事上的目的，更多的日本人是為了文學體驗、文學創作而選擇踏足、旅居中國上海。嚴安生的專著及論文︽日本留學精神史︾，則從清末明治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為中心，透過當時留學生的心理特徵、學校生活以及赴日後的諸般行為進行了細緻的分析，是一本有助於瞭解當時中國人的日本觀的著作。高田昭二在︽有關中日近代文學觀的成立︾(︽日中近代文学観の成立について︾)中認為，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近現代文學的出現，經過向先進的西方歐洲國家學習這一過程，然後發展出各具自身特色的新文學，此外，還擔當了另一個重要的角色，引導了日中兩國，向著代表西方歐洲國家的﹁現代﹂非現實世界邁出一大步，成為文學史上改朝換代的一個里程碑。楊波的論文︽日本作家的中國體驗︾，則從另一角度，把明治至昭和時代曾經周遊中國的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芥川龍之介、火野葦平和武田泰淳，對他們創作的以中國為題材的作品進行了分析，從中找到日本作者是如何看待當時的中國，在創作上如何受到中國體驗的影響。另外，在中日文學翻譯方面，康東元的論文︽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漢譯及其歷史意味︾，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對清末至現代的漢譯日本文學進行了考察，探討了中日異地文化和文學的發展。29WSKG_PAGES_V2.1.indd 29 12/2/2016 4:46:09 AM
1.2.3 小結 總的來看，以上中日兩國專家和學者的專著和研究成果對於筆者的研究無疑是具有參考價值。不過，綜觀前人的研究，大都注目於中日現代文學的影響和發展經過，特別是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的影響，而且大都是從文學理論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卻沒有從和製漢詞的誕生及其出現的背景──日本的明治維新這場文化變革運動──入手研究其對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文人以及文學界的深層次影響，如有關文化、藝術形式和美學詮釋層面的研究亦相對缺乏。此外，過去中日學術界的大部份的研究成果認為，和製漢詞對中國文學文化的影響是單向性的，也就是日本單方面影響中國，本人認為這並不是絕對的，和製漢詞的形成和展開不應只是日本影響中國，這種影響性應該是雙向的。因此欲深入探究在明治維新運動這個大歷史背景下誕生的和製漢詞，以及它所代表的東洋文明、文化進入中國後，如何在當時中國特殊的政治、經濟、地理以及宗教、文化的氛圍下產生催化作用、產生影響；另外，這種影響，是否具有時間性，也是需要探討的。另外有趣的是，中國現代文學中存在著大量的和製漢詞，這已經在前人的研究中得到驗證，成為不爭的事實，但在這引進過程中還是淘汰了不少和製漢詞，其中原因何在？換一句話說，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和製漢詞能夠在中國開枝散葉。為何有的和製漢詞能夠在中國留下來；有的則被改頭換面；有的更被拒之門外……這當中到底牽涉了甚麼因素，這些問題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另外，和製漢詞不僅是東洋文明和文化的代表，而且在其誕生、發展和傳播過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元30WSKG_PAGES_V2.1.indd 30 12/2/2016 4:46:09 AM
2.1.1.3 ﹁和製漢詞﹂的由來 ﹁和製漢詞﹂英文可譯作Japanese-made Chinese words/compounds5；﹁和製漢詞﹂這個名稱出現的歷史不長。寛政十二年︵1800年︶的︽俗書正偽︾中，已經有﹁見当、和製なり﹂、﹁臆病、和制なるべきか﹂等﹁和製﹂、﹁和制﹂的出現，意思是日本的漢字表示法。但並沒有在︽國語學大辭典︾和︽國語學研究事典︾內收入以上詞語。直至1996年出版的︽漢字百科大事典︾，﹁和わせいかんご製漢語﹂(wasei kango)這一項目才被正式收入，其定義是﹁作為一種漢語的日語化，在日本產生的漢字、詞，稱為和製漢詞。是本來的漢語︵中文︶裡沒有的漢語﹂6。和製漢詞在時間方面則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從幕末上溯至奈良時期，可以稱為近代以前的和製漢詞；第二個是近代以後的和製漢詞，或稱明治和製漢詞。前者是在傳統的漢學領域產生的漢語，例如一些原為日語固有詞匯的詞，由訓讀轉化為音讀；後者則是在新興的西學領域中產生的漢語，當時西方歐美國家的科學、技術、制度和物品等持續並大量傳入日本，日本出現了學習西洋的熱潮，然後出現了大量漢字新詞。這種特徵決定了過去的和現在的兩種和製漢詞之間存在著諸多差異，應該分別進行研究，而本文研究的重點是明治時期創造的漢字新詞，為免混淆，以﹁明治和製漢詞﹂稱之。50WSKG_PAGES_V2.1.indd 50 12/2/2016 4:46:15 AM
後者有519個，即由幕末明治開始不足100年間，日本創造和製漢詞的數量佔了總數的45%，差不多是過去1000年的總和，這段時間成為了日本創造和製漢詞的頂峰時期。但為何中國在甲午戰爭戰敗以後，漢學、漢字和漢文化卻重新受到日本的注目呢？ 田岡嶺雲認為：隨著歲月的流逝，懂得漢學的人越來越少，遲早會消逝無蹤。可見他對日本漢學研究現狀的擔憂，並期望漢學能夠復興。19三浦葉認為，因為研究漢學的繼承人越來越少，令人感到一種危機感，所以提倡儒教復興的人增加。201890年日本明治天皇頒佈︿教育勅語﹀，其宗旨成為戰前日本教育的主軸。頒佈︿教育勅語﹀主要目的，是由於當時的日本教育偏重於歐美器物的介紹，而忽略道德教育；而道德教育為日本所固有，不可輕言廢棄；故要求學生在學習時也必須培養、鍛煉自身的道德與修養。但單憑︿教育勅語﹀似乎令人感到有些不足，期望能以儒教的道理作為其基盤，以填補︿教育勅語﹀的不足。此外，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希望以此作為自己精神的依託。 技術層面上，由於日語漢字的同音字比中文多，用羅馬字取代漢字，有句子太長、意思不明確、容易產生誤解等缺點，請看以下兩組句子及橫線上的單字： 句式1 日語 ：貴きしゃ社の記きしゃ者は汽きしゃ車で帰きしゃ社した。 羅馬字：kisha no kisha wa kisha de kisha shita.66WSKG_PAGES_V2.1.indd 66 12/2/2016 4:46:20 AM
漢譯：貴公司的記者坐汽車回去公司了。 句式2 日語：紅こうかい海への航こうかい海を公こうかい開したことを後こうかい悔した。 羅馬字：ko-kai he no ko-kai o ko-kai shi ta koto o ko-kai shi ta. 漢譯：對公開去紅海航海的事感到後悔。 若棄用漢字而只使用羅馬字表示，極難明白上文句子的意思。其他例如日語漢字：﹁機構﹂、﹁気候﹂、﹁寄稿﹂、﹁寄航﹂、﹁貴校﹂、﹁起稿﹂、﹁紀行﹂、﹁気孔﹂、﹁気功﹂、﹁帰航﹂、﹁帰港﹂等，以上漢字詞語在中文的發音各不相同，但日語羅馬字拼音皆為﹁kiko-﹂，如果不利用漢字表示，就必須根據整體文章，經理解句子的前文後理，甚至猜測才能領會該詞匯的含意，造成理解上的極大不便，而且不利於教育普及、文學欣賞以及書籍出版。 另外在一片廢漢聲音中，反對改革的論說亦不乏於耳。早於前島密提出改用假名後，明治初年的大臣大久保利通批評，這些議論漠視漢字有一大批貴族支持者，他們掌握漢字知識，朝廷上下以至士農工商都要聽命他們，若廢除漢字，猶如打倒貴族。1900年，井上圓了多次發表論說，整理成︽漢字不可廢論︾一書。他質疑假名派或羅馬字派忽視日本同音字多，唯有靠漢字才可消減當中的問題，就如67WSKG_PAGES_V2.1.indd 67 12/2/2016 4:46:20 AM
﹁忠、孝﹂二字，﹁忠﹂︵チュウ︶音可解作醜、紂、誅；﹁孝﹂︵コウ︶音也可以是﹁攻﹂、﹁降﹂、﹁考﹂；西方自古採用表音文字，才得以免除此一問題。他又指日本根本就是漢字之國，不少洋學家只到東京學了3年外語，就可招搖過市，但漢學正因為普遍，漢學家才要飽讀詩書。他一反其道，認為當時正是漢學帶領日本走向維新。支持大政奉還的藤田東湖、佐久間象山、吉思松蔭，全都是漢學出身；即使是伊藤博文，也是以漢學為根，辦理洋務。在各種反對聲音中，他把天皇權威、忠君體國與漢字連成一線，並指否定漢學，等同動搖天皇權威。這種論說觸動了日本社會的神經，當時日本天皇的詔敕仍是以漢字書寫，文化界雖有部份人士力陳平、片假名或羅馬字的好處，但對於詔敕上的漢字一直避免。 最後，甲午戰爭後，日本代替中國走向世界，相對﹁西洋﹂，日本希望繼續保持漢學以突出自己﹁東洋﹂的身份。這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因為，中國、日本和西洋三者之間的關係緊密相連。近代以來，日本的中國觀一直都是受到中國、日本和西洋三者的強弱地位影響以及左右。甲午戰爭前，日本的國力雖然逐漸增強，但還未有足夠能力能夠與西方列強對抗。這時，日本意識到必須提高自我認識和自我形象，與中國一爭高下，因此國語︵日語︶和漢語的問題成為了論爭的焦點。甲午戰爭後，清帝國已經病入膏肓，臨近崩潰，中國國力之衰弱亦赤裸裸地暴露在全世界的眼前，日本則在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的同時，也使其成為了東洋的強國，並擁有不遜於西方列強的國力。那時的大和文化不僅僅是大和文化而已，而是吸收、混合了中華文化，日本的競爭的對象也由中國轉向西洋，日本為了增強國勢，必須擺出能夠與之相應的姿態，並向全世界展示。當時的漢字漢學的去留問題也必然是在此情況背景下得以68WSKG_PAGES_V2.1.indd 68 12/2/2016 4:46:20 AM
解決，事實上經過長時間的爭論，在明治維新這種熱烈模仿西洋文化的歷史階段，日本出現了創造漢字新詞以翻譯西洋術語的高潮。因為漢字在日本，就像希臘文和拉丁文在西方各國一樣，漢語可以被用來作為構成日語新詞的基礎。除此以外，漢字還代表了中華文化和大和文化幾千年的歷史，是有別於西洋文化的東洋文化之精髓和驕傲。 2.1.3.4 和製漢詞的衰退 1866年日本的﹁漢字廢止之議﹂無功而回，漢字得以暫時保留，明治維新期間更出現了大量的和製漢詞。但日本人對於漢字的去留政策一直未達至共識。在1923年文部大臣監管的﹁臨時國語調查會﹂以減輕國民生活中的漢字負擔為由，發表︽常用漢字表︾，計1960字，這是日本限制漢字之始。當時的目標很明確：希望通過這個︽常用漢字表︾限制漢字的字數，以後再逐步減少以至達到以假名替代漢字的目的。限制漢字可節省工本，報社尤為歡迎。因發生關東大地震，未付諸實施。1938年日本政府的﹁漢字主查委員會﹂經過100次審議，1942年國語審議會提出︽標準漢字表︾，附有﹁簡易字體﹂，卻收用了2528個漢字，容許世間通用的略字或俗字，但當時正起勁鼓吹與中國﹁同文同種﹂，建設﹁大東亞共榮圈﹂之風 ，限制漢字之舉遭軍政府反對，也未至施行。1945年，主宰日本教育的佔領軍總司令部下令﹁把漢字限制在1500字以內，外語和數學的教科書用羅69WSKG_PAGES_V2.1.indd 69 12/2/2016 4:46:21 AM
馬字母編寫﹂，審議會提出把︽常用漢字表︾限制到1295個字。這個議案，又被說成﹁用於教育太多，用於社會生活太少﹂而被全體會議否決了，最後公佈了1850字的︽現用漢字表︾︵日：︽当用漢字表︾︶。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小說家志賀直哉在1946年4月發表︽語言問題︾時論斷，明治時代因沒有採用英語，妨礙了國民吸納文化，他當時進一步建議，日本應採用世上最漂亮的語言──法語，作為官方語言，多年來引起文化界責難。1951年眾議院通過了以︽現用漢字表︾為依據但不強制執行的﹁改正案﹂，又為限制使用漢字鬆綁，漢字改革又退了回去。日本的漢字改革一般都從限制漢字的字數開始，而且幾十年間實際上一直在兜兜轉轉，沒有甚麼突破。 相對漢字發展的停滯不前，以片假名製作的和制外來語，或稱和制英語卻以驚人的速度大量出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英語在科學技術領域具有領導性的地位，甚至連法語和德語也直接向英語借用詞匯，並在翻譯借用的過程中細微地忽略掉兩者差異，使用機械式的音譯方式。日本也開始不再使用漢語翻譯外來語，取而代之的是大量使用片假名進行翻譯。由歐美﹁進口﹂的事物、概念，一律用音譯的方式利用片假名書寫，這些譯語又被稱為﹁和製英語﹂、﹁和製外來語﹂，在數量上甚至有取代﹁和製漢詞﹂之勢。此外，由於新的片假名外來語似乎給人一種新鮮、前衛的印象，所以不僅僅在商業、傳媒等領域，乃至出現在文學作品以及學術文獻上。1956年，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針對雜誌上出現的詞匯數量，進行了大規模的研究調查，結果是和語佔36.7%，漢語佔47.5%，外來語佔9.8%，混種語佔6%，和語和漢語佔了壓倒性的地位。21然後，40年後，同一機構在1994年的進行的70WSKG_PAGES_V2.1.indd 70 12/2/2016 4:46:21 AM
述略並雜詠︾中介紹的日語有：﹁神社﹂、﹁元老院﹂、﹁市場﹂、﹁外務省﹂、﹁議員﹂、﹁出張所﹂、﹁少佐﹂等幾十個。1880年-1890年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介紹了百餘個日語詞匯。1903年汪榮寶、葉瀾的︽新爾雅︾也介紹了約112個日語新詞，其中明確借用日語的有36個，其餘的詞部份借用古漢語，而在現代意義上的用法來自日語，與現代漢語的詞義及用法相符合。證明中國從清末開始，已經源源不絕地由日本輸入和製漢詞。根據︽現代漢語外來語研究︾的統計，現代漢語中的外來語共有1270個，其中459個是來自日語。42王立達在同一時期發表的論著中，認為有589個。43日本的漢學家実藤恵秀在上述兩位統計的基礎上，經過整理與統合，得到了830個這一個結果。後來香港的學者譚汝謙及林啟彥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加上233個，數目上升至1064個。44︽漢語外來詞詞典︾在詞匯選擇上，相對嚴謹，其中收錄的日語借用詞有889個，相信其中會有誤差。因為在日本幕末、明治初期，由中國出發駛向日本的唐船，把在華西洋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共同編纂的︽華英辭典︾、專業學術書籍，如︽萬國公法︾，以及其他新的譯語傳入日本，這些明、清時期誕生的新制譯語雖然在中國國內並沒有紮根固定下來，但在日本卻十分普及，後來由清末明治時期的中國留學生以及在日華人再帶回中國。 有關這1000餘個詞匯，較為肯定的是，都是經日本傳入中國。其中大部份都是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領域的詞匯。還不能肯定的是，如果再加上其中一部份被認為是日語，或者在日語的影響下製造出來的詞匯，如﹁詞典﹂、﹁電視﹂、﹁営業中﹂等，那麼，最終數目將會極為龐大。有學者甚至估88WSKG_PAGES_V2.1.indd 88 12/2/2016 4:46:31 AM
計，和製漢詞的數目達到萬字以上。45 46因為，一部份的明治和製漢詞是由明、清時期製作的譯語傳入日本後生成的，這些詞匯的確是由中國製造，但首先是作為日語使用，然後再﹁回歸﹂中國被中國人接受，對於這批詞匯，應該如何看待，到底是屬於中文還是日文？單從造字方法、時間、技術層面上界定必定會引起爭議，但如果從文化層面、意識形態上判斷，應該屬於後者──和製漢詞。撇開統計學上的問題，大量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其實反映了一個事實，亦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資訊，就是這千餘個詞匯在中國的使用範圍非常廣泛，在現代漢語及中國現代文學中佔了一席極為重要的地位，這些詞語在現代漢語、白話文學中佔了很大的比重，約佔70%。47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語言中都存在外來語，一般情況下都是採用詞源的發音。特別是歐洲語言之間互相借用、流動，其過程自然、圓滑，不留痕跡。但中文和日語同樣使用漢字，在吸收西洋文化、概念的過程中，除了借用西洋詞匯的發音，還不得不面對意譯的現實。日本明治時期開始創造了大量個性豐富的意譯詞匯，但在昭和以後，則轉向使用片假名音譯外來詞語。而在中國，現在依然傾向使用意譯的方法，也就是說，從日本傳入中國後，在中國廣泛使用的外來語──和製漢詞，大部份都是在明治時期在日本誕生的。 以︽漢語外來詞詞典︾為調查對象，將進入中國分佈社會的各個領域的和製漢詞，分為12個範疇，經統計：89WSKG_PAGES_V2.1.indd 89 12/2/2016 4:46:31 AM
領域數量政治104經濟74醫學62軍事54法律49思想哲學121科學技術158宗教8文學藝術73社會生活125教育43度量衡18 從上表的統計數字可見，若將︽漢語外來詞詞典︾中收錄、曾經傳入中國的889個和製漢詞，從學科分類，文科包括思想哲學、文學藝術、教育及宗教，合共佔245個，若再加上社會生活方面的詞匯就共有370個；理科的醫學、科學技術等合佔220；財經政法科包括政治、經濟及法律合共227個。由此得知，雖然日本明治維新的核心目標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以及文明開發，但當90WSKG_PAGES_V2.1.indd 90 12/2/2016 4:46:32 AM
時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以文科佔多數，文科中則以哲學的詞匯佔最多數，可見當時國人最渴求的是思想上乃至意識上的文明開化。因此，本文擬在以下幾章逐一論述影響國人的文學觀和美意識。 2.2.2.2 明治和製漢詞的特徵及分類 明治時期的和製漢詞具有兩個特徵：首先，和明治或近世前的和製漢詞相比，對中國人而言，意思簡單易明。例如：﹁世話﹂、﹁無闇﹂等這些明治以前的和製漢詞，並非解作﹁世間的話﹂、﹁沒有黑暗﹂，而是解作﹁關照﹂、﹁亂來﹂的意思。單憑字面難以理解及推測字義。但是，明治和製漢詞如﹁細胞﹂，有﹁細小地包裹著﹂的意思，其他還包括﹁飛行機﹂、﹁電話﹂等新詞，一般都較易理解其詞義並掌握其使用方法。相對英語的專業術語，一般民眾對和製漢詞更有親切感及理解更方便。 雖然和製漢詞的出現為人們理解漢字新詞的字義帶來了不少方便，但同時其另一特點也隨之浮現，就是隨著大量的和製漢詞被製造出來，辨別同音字詞成為了一大問題。眾所周知，在中文的漢字裡有很多同音異義字，這種情況到了日語就更加嚴重，因為日語只有五個母音，本來在中文發音各異的漢字到了日語，卻變成相同發音，也就是日語的同意異義字比中文更多。此外，和製漢詞一般都是由雙音節或三音節詞語組成，同意異義詞也大量出現。例如：﹁協議﹂、﹁狹義﹂、﹁教義﹂、﹁競技﹂、﹁行儀﹂、﹁經木﹂的發音都是﹁きょうぎ﹂(kyou gi)，單憑一個單字，不理解文脈的前後關係，根本就無91WSKG_PAGES_V2.1.indd 91 12/2/2016 4:46:32 AM
法理解詞義。 在當時維新運動掀起的這股翻譯潮流下，並隨著一批漢學根底堅固的學者的努力，大量的和製漢詞接連不斷地誕生了。﹁社會﹂、﹁哲學﹂、﹁形而上﹂、﹁意識﹂、﹁抽象﹂、﹁交通﹂、﹁英國﹂、﹁女性﹂、﹁土地﹂等等數之不盡的、在現代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詞匯被創造出來。雖然這些新的詞匯數量龐大，但主要的造詞方法分為以下5個範疇： 1. 發明新﹁國字﹂：翻譯西洋醫學、度量衡等專業術語。例如，為了與普通的﹁線﹂區分，創造﹁腺﹂，用來表示人類或某些哺乳動物的一些分泌某種體液的器官。此外還有﹁糎﹂﹁噸﹂等。不過這些都屬於﹁和製漢字﹂，並非﹁和字漢詞﹂。和製漢字詞源腺英語：gland膜德語：vlies素丹麥語：stof呎英語：foot噸英語：ton糎法語：centimetre瓩法語：kilogramme92WSKG_PAGES_V2.1.indd 92 12/2/2016 4:46:33 AM
2. 音譯：例如英國的譯名是﹁英吉利︵イギリス︶﹂的縮寫。同樣，米國是﹁亜米利加︵アメリカ︶﹂的縮寫。德國的略稱﹁独﹂以及法國的﹁仏﹂是來自独逸︵ドイツ︶和仏蘭西︵フランス︶。除了地名，煤氣在當時用﹁瓦斯︵ガス︶﹂來表示，巧克力以﹁貯古齢糖︵チョコレート︶﹂譯之。這些詞都是利用漢字的音譯法創造出來的新漢語。還有﹁倶楽部﹂、﹁浪漫﹂、﹁亜細亜﹂等等。日本人在翻譯上述這些外來語時一般主要用片假名，但部份詞也用漢字音讀來音譯西洋術語，如﹁倶楽部﹂︵クラブ︶，是英語﹁club﹂的音譯，在這裡，﹁俱﹂有﹁大家都﹂、﹁樂﹂有﹁快樂、娛樂﹂、﹁部﹂有﹁聚會的地方﹂的意思，採取這三個字的組合，不但諧意，且有﹁大家都開心快樂聚集的地方﹂的意蘊。和製漢詞︵音譯︶詞源和製漢詞︵音譯︶詞源瓦斯荷蘭語：gas亞細亞拉丁語：Asia倶楽部英語：club仏蘭西法語：Française浪漫法語：roman獨逸德語：Deutschland檸檬英語：lemon伊太利亜義大利語：Italiana露西亜俄語：Федерация 3. 經重新組合後的漢語譯詞：相對上述﹁迴圈再造﹂的意譯方法，這類新譯詞則是﹁原創﹂的漢語。例如：cheese﹁乾酪︵チーズ︶﹂、tulip﹁鬱金香︵チューリップ︶﹂、tunnel﹁隧道︵トンネ93WSKG_PAGES_V2.1.indd 93 12/2/2016 4:46:34 AM
ル︶﹂、tobacco﹁煙草︵タバコ︶﹂等等。雖然大部份這些日語詞匯如今在日本很多都是用片假名來書寫表示，但仍然在使用的也有不少。例如： speech﹁演說﹂、philosophy﹁哲學﹂、herbivore﹁草食﹂、kleptomania﹁竊盜症﹂等等。另外還有﹁理學﹂、﹁玄學﹂、﹁形而上學﹂、﹁美學﹂等等，都是日本學者經過深思熟慮，精選漢字組合，自創漢字新詞。和製漢詞︵譯語︶詞源和製漢詞︵譯語︶詞源抽象英語：abstraction積極英語：positive象徴法語：symbole絶対英語：absolute催眠英語：hypnotize科学英語：science錯覚英語：illusion美学英語：Aesthetics消極英語：negative哲学德語：Philosophie 4. ﹁新﹂漢字和讀法：另外，他們還繼續利用過去日本固有的漢字訓讀造詞法，把新含義注入一些被訓讀的漢字，以翻譯西洋詞語。例如：﹁場合﹂、﹁身分﹂、﹁見習﹂、﹁取締﹂、﹁打消﹂等都是純粹按照和語的發音和造詞法，並經過一段長時間慢慢在日本社會固定下來，而之前在古漢語中並沒有出現類似的用法。94WSKG_PAGES_V2.1.indd 94 12/2/2016 4:46:35 AM
新漢語手続引渡身分打消取締場合見習取消 5. 為古代漢籍及佛教經典裡的漢語，賦與新的意義：或者稱為﹁迴圈再造﹂，例如，﹁共和﹂源自於︽史記‧周本紀︾，有合眾人之力共同統治的意思。但在近代，卻成為對應﹁Republicanism﹂的譯詞。還有，﹁社會﹂在古代漢語裡是指為祭祀土地神而聚集一起，而在明治以後，卻變成了﹁Society﹂的譯詞。 ﹁革命﹂在中國最早出現於︽易經︾，︽易經︾的彖辭裡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不過，它的含義跟現代漢語的﹁革命﹂不一樣。本義為革除破壞天地人事運轉者的天命，使其回歸正常的軌道，因此本義為重置而非改變。日本人則把﹁革命﹂作為﹁Revolution﹂的譯詞使用。這些詞都是由重新改造後用意譯的方法創造出來。其中比較出名的有﹁哲學﹂這個詞語，一度在漢語和日語裡都找不到能夠對應英語﹁Philosophy﹂的譯詞，創造這個詞語的人是曾經在荷蘭留學的啟蒙思想家西周(にしあまね)。西周還翻譯了﹁科學﹂、﹁肯定﹂、﹁主観﹂等詞匯。另外，當時還有不少如﹁經濟﹂、﹁文學﹂、﹁近代﹂和﹁権利﹂等含有﹁近代社會﹂特有觀念的語匯，也是在明治維新前後創造出來的和製漢詞。95WSKG_PAGES_V2.1.indd 95 12/2/2016 4:46:35 AM
古漢語出典舊意文化︽說苑‧指武︾文治教化文明︽易‧乾︾文采光明文法︽史記‧李將軍列傳︾法制；法規物理︽鶡冠子‧王鈇︾事理諷刺︽文心雕龍‧書記︾以婉言隱語相譏刺学士︽周禮‧春官‧樂師︾古代在國學讀書的學生具體︽抱朴子‧備闕︾指個別而細微的事情保險︽三國志‧魏志‧鄭渾傳︾據守險要之處封建︽禮記‧王制︾封邦建國法律︽莊子‧徐無鬼︾律令或刑法經理︽荀子‧正名︾常理経済︽晉書‧殷浩傳︾經世濟民共和︽史記‧周本紀︾中國西周時期的年號政治︽周禮‧地官‧遂人︾治理國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社會︽東京夢華錄‧秋社︾舊時用以稱村塾逢春秋祀社之日舉行的集會96WSKG_PAGES_V2.1.indd 96 12/2/2016 4:46:36 AM
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在翻譯西洋術語創造新詞語時利用了一種﹁寶石箱效應﹂(日：﹁カセット効果﹂)。例如，﹁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詞，如今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都是作為對應英語﹁Politics﹂、﹁Economics﹂、﹁Law﹂的譯語使用，當初，在日本明治維新期間，翻譯這些詞都是極其困難的事，因為無論在日語或漢語中，都無法找到完全相對應的詞語，而其背後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東西方的世界觀在某些方面存在著偏差。最後雖然日本人決定以﹁政治﹂、﹁經濟﹂、﹁法律﹂作為對應的日語譯詞，而且最終獲得社會各界的承認，但當時日本人對這些新漢語背後所反映的世界觀卻似乎是一知半解。柳父章認為，這些新詞，其實都是日本人千百年來一直嚮往的，一個由兩個漢字組成的，內含﹁高級進口貨﹂意思的漢語。48人人都覺得這幾個詞語裡面，似乎隱藏著一些﹁既抽象，又高級﹂的內涵。但是，誰也不清楚到底是甚麼東西。所以，柳父章用﹁寶石箱效應﹂形容這個現象，不管裡面放著甚麼東西，寶石箱本身從外面看就給人裡面像是有寶石的印象。對於這些新的﹁東西﹂，並非知道其用途以及有需要才接受的；而是先接受，等知道其用途後，再賦予意義，就是指先於需要或意義，物訴諸於人感官的效應。語言的寶石箱效應本質上與實物的寶石箱效應是相同的。像﹁政治﹂、﹁經濟﹂、﹁法律﹂、﹁社會﹂這種在明治時期製造的新漢語，與一個個寶石箱無異，外表光芒四射，令人著迷，大家都認為裡面裝了一些珍貴的東西。不打開看，就不可能知道裡面藏著甚麼，但打開一看，可能裡面甚麼也沒有。反正越令人摸不著頭腦，就越神秘；越神秘，就越有魅力。現在，大家能夠不加思索其意義來使用這些詞語，這是因為過去在一段時期內，人們是在摸索如何打開﹁寶盒﹂的過程97WSKG_PAGES_V2.1.indd 97 12/2/2016 4:46:36 AM
中，漸漸清楚明確其內在的涵意，其意義才被最終固定下來。但不是所有﹁寶石箱﹂最終都被留下來，有的打開後，裡面甚麼也沒有，有的還沒有被打開，就己經被人們遺忘或拋棄了。 進而和製漢詞的﹁寶石箱效應﹂還具有甚麼其他特點以及文化意涵呢，下一節深入討論。2.3 和製漢詞的文化意涵 2.3.1 和製漢詞的編碼 2.3.1.1 ﹁寶石箱效應﹂和漢字符號 上文所述，﹁寶石箱效應﹂是明治和製漢詞的其中一大特徵，也是當時日本翻譯界特有的現象。我們通過考察，翻譯過程中的某些現象確確實實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製漢詞的一個途徑。 著名的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A. Nida)認為，翻譯的基本條件有四個： 1. 意義相通 2. 能夠傳達原來的精神和思想98WSKG_PAGES_V2.1.indd 98 12/2/2016 4:46:36 AM
係的問題，嚴格地說，離開中日兩國民族的歷史、政治和文化的關係，就不可能對和製漢詞進行科學的研究，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確地認識和製漢詞文化的價值。 從時間上說，從和製漢詞產生一直到現在，是在和製漢詞文化的界域內；從空間上說，凡使用漢字的地方，無論哪個國家與地區，都在和製漢詞文化的界域內，例如：中國、朝鮮。無論和製漢詞的出現，還是其傳播，其實是回應了社會文化的需求，才出現了造語方式的改變。日本人使用日語，有自己的民族傳統文化，同時，還有自己的一套字元體系，日本人曾經有人提出過廢止漢字，按理說來，他們廢止漢字的條件和理由比中國要充分得多。可是，日本至今還是用﹁假名漢字混合文﹂，上文提到，最後他們不但沒有能夠廢止漢字，更在明治時期發展了有史以來數量最多的和製漢詞。在中國，歷史上也有人提出過廢止漢字，以標音符號代替漢字。1891年至1910年近20年，人們先後提出了近30種拼音方案，61例如盧贛章的︽一目了然初階︾︵1892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1900年︶。當時已明確提出了拼音化的任務和目的，提出了拼音化的基本理論並進行了拼音方法的實驗，或仿照拉丁字母筆形，或採用速記符號，或仿照日文假名、採用漢字筆劃，制定出多種音標用以注音切字。中國的漢字拼音化運動的初衷是代替漢字，採用拼音文字，但是，經過幾十年實踐的摸索，人們逐漸認識到，與漢字相比較，在跨越時間障礙，溝通方言隔閡，體會民族審美經驗等方面，拼音文字也有自身的缺點，就是無法解決傳世的大量古代文獻的傳承問題，對於有著悠久歷史，又非常重視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來說，割斷歷史的辦法並不能接受。所以，到目前為止，拼音並沒有取代漢字，只是起了輔111WSKG_PAGES_V2.1.indd 111 12/2/2016 4:46:42 AM
助學習漢字的作用。 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漢語，則如同進入一個加工廠，千百年來被不同方式改造加工，雖然日語本來就是一種與漢語很不一樣的語言，但日本人把漢語融入和語的系統中，而且並沒有令兩者之間出現排斥。他們使用﹁假名漢字混合文﹂至今，併發展出一系列的和製漢詞，和製漢詞的形體結構雖然出現了變化，但是性質卻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就其所使用的字元的性質來看，和製漢詞始終都在使用意符、音符、記號，且體現了一種綜合性的造語法。上文提到的﹁寶石箱效應﹂就是和製漢詞其中一個最獨特的結構特徵，其功能就是能夠輸入並儲存新的意識、涵意以及審美觀，但卻能同時保留古老的文化和涵意。值得一提的是，特別是明治時期的和製漢詞，它不僅僅是翻譯了西方的詞語，而且同時引進了西方的文化觀和包含了西方人的思維方式。因此，和製漢詞還是一定社會人群的文化符號，是對美的欣賞，是一定地域、一定時間內社會人群的集體創造物。從文字創造者和使用者的文化背景的角度來看，和製漢詞還應該是文化交流和碰撞的產物。這些和製漢詞後來回傳中國，彌補了漢語在這方面的不足，同時為漢語的進化起了催生的作用。例如，語言中往往因音節等因素的影響，音譯詞被排斥改為意譯。改譯中的有些現象是值得注意的，如﹁德律風﹂(Telephone)、﹁愛斯不難讀﹂(Esperano)改為﹁電話﹂、﹁世界話﹂。以上兩詞均為和製漢詞，還有﹁瓦斯﹂、﹁組合﹂、﹁取締﹂等，這些詞都借用了源自日本的和製漢詞。和製漢詞的影響也通過種種管道滲透在中國的現代社會中，滲透在中國人的精神意識和日常生活當中。112WSKG_PAGES_V2.1.indd 112 12/2/2016 4:46:42 AM
更重要的是，漢字代表了文明的延續和基礎。帕默爾指出：﹁一個學生學了4000個左右的視覺符號之後，四千年的文獻就立刻展現在他的面前了。﹂62漢字具有自給自足，可以凝聚不同語言的文化力量，具有同化異質文化的大一統品格。漢字的超方言性使得漢字文化圈的國家都獲得了一種跨文化、跨語言、跨地域的交際工具。任何文字都有兩個文化指向：其一是通過指向母語而指向本土文化；其二是通過指向其他文字而指向異族文化。因此文字的文化功能確切地講應該叫做﹁文化聯繫功能﹂，即文字在同質文化的繼承和凝聚功能而言的，我們稱之為漢字的同質文化的聯繫功能。當漢字指向其他文字進而指向異質文化時，也就是說，漢字與其他拼音文字發生代碼轉換關係的時候，漢字行使的則是異質文化的聯繫功能。比如漢字總喜歡用意譯而不是音譯的方式、喜歡用符號的方式而不是記號的方式來借貸外來詞語，這就造成兩種文字在代碼轉換過程中的結構上的不對應性、不同構性。同樣，和製漢詞也發揮了﹁漢字文化圈﹂的﹁文化聯繫功能﹂， 能夠把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日、韓三個國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而和製漢詞所具有的﹁文化聯繫功能﹂是源於其文化要素的多元性。因為，古代經中國傳入日本的﹁漢字﹂本來就是二元或三元的。例如：古代從中國直接傳入日本的漢字就是二元的；經中國傳入日本、含印度佛學含義的詞匯則為三元。同樣，近代從日本回歸中國的和製漢詞亦為三元，具有中國︵古字和古文化︶、西洋︵主要是歐美︶和日本︵派生的新釋義︶的三元性。 筆者不否認江戶時期或之前誕生的和製漢詞曾經﹁逆流傳﹂進入中國，也不排除這些和製漢詞進入中國後，對中國社會、知識界、中國古代文學曾經產生影響。但本文探討的重心並非著眼於以上的﹁逆113WSKG_PAGES_V2.1.indd 113 12/2/2016 4:46:42 AM
流傳﹂和﹁影響﹂。因為，相對明治以前的和製漢詞，明治以後誕生的和製漢詞，包括一些借用字，都是日本人嚴格遵照中國古代漢語的造字、構成方法，製造而成。因此，對於這些回歸中國、按照正統漢語造字法則創造的和製漢詞，中國人並沒有感到任何的不協調。而且，對於清末民初的中國而言，來自明治︵明治維新︶期間的和製漢詞所代表的，又何止是一個符號，一堆代碼，明治和製漢詞代表的是一個新的世界、一種新的文化、新的思維、新的概念和新的審美價值。相比江戶時期前的和製漢詞，回傳中國的明治和製漢詞，對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及政界等各個範團都帶來了爆炸性的衝擊，這種衝擊是積極及正面的，並引領當時的中國走向價值取向多元化，思維方式多元化的新紀元。以下在第三、四章繼續探討明治和製漢詞的傳播媒介、途經、及對文化、文學的影響。114WSKG_PAGES_V2.1.indd 114 12/2/2016 4:46:42 AM
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第三章115WSKG_PAGES_V2.1.indd 115 12/2/2016 4:46:42 AM
3.1.1.1 ︽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 黃遵憲︵1848-1905年︶，字公度，別號人境廬主人，生於廣東嘉應。晚清詩人，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光緒2年︵1876年︶中舉人。黃遵憲曾出任過駐日使館參贊，後又當過新加坡總領事，此後歷任駐美國、英國、馬來亞等國的參贊、總領事。著有︽日本雜事錄︾︵1878年︶、︽日本國志︾︵1898年︶和︽人境廬詩草︾︵1902年完稿︶等。 黃遵憲1877年隨何如璋東渡出使日本，之後前往英國、美國、新加坡等地任外交官。駐外期間，他留心觀察所在國的事物，認為中國要革新自強，必須效法日本維新變法。撰寫︽日本國志︾，全書共40卷，50餘萬字，詳細論述日本變革的經過及其得失，藉以提出中國改革的主張。黃遵憲在日本期間，對深入研究駐在國的社會歷史負有強烈的的使命感，他感到身為外交官員，對日本的古今變遷種種情況應當瞭解，應當記述。他驚訝地發現，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彼此的認識程度相差極其懸殊，日人﹁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2，記載研究中國的書籍不但數量可觀，而且詳實。反之，中國人對近鄰日本卻知之甚少，甚或茫然無知，因此將真實的日本展現給國人，亟不可緩。另外，明治維新帶給日本的重大變化，更加促使黃遵憲決心寫作日本史，為此他刻意留意收集各方面的資料，詳細考察日本社會，他清楚地看到日本﹁進步之速，為古今萬國所未有﹂3，中國要自強禦悔，﹁與其遠法歐西，117WSKG_PAGES_V2.1.indd 117 12/2/2016 4:46:43 AM
必多轉折，曷若近法日本，速效可期﹂4。他意在記述日本作為借鑒，警示國人。據薛福成所作序言，﹁采書至二百餘種，費日力至八九年﹂5，完成了內容豐富、體系完善的︽日本國志︾，在當時的年代，堪稱是品質最上乘的日本史著作。6 黃遵憲到了日本後，讀了一些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如盧梭、孟德斯鳩的書，思想開始發生轉變，特別是當他觀察到日本的明治維新，取法西歐，已初見成效，尤其在經濟和文教方面，成效卓著。他認為，中國的變法必須先學日本，通過學習日本達到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目的。他在該書的︽凡例︾中說： 檢昨日之曆以用之今日則妄，執古方以藥方今病則謬；故傑俊貴識時，不出戶庭而論天下事則浮，坐雲霧而觀人之國則暗：故兵家貴知彼。日本變法以來，革故鼎新，舊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牽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若夫大八洲之事，三千年之統，欲博其事，詳其人，則有日本諸史在。7 很明顯，黃的本意是希望人們把他的書當作為中國改革和施政的參考書來讀，而不只是作為一部日本歷史的教科書來讀。甲午戰爭後，︽日本國志︾獲正式出版，梁啟超讀後大聲疾呼，告誡人們不能把它僅當作歷史著作來看待。他說：118WSKG_PAGES_V2.1.indd 118 12/2/2016 4:46:43 AM
以吾所讀《日本國志》，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閨闥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又豈惟今日之事而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顧犬補牢，未為遲矣。孟子不雲乎，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乎，豈可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 8 這表明，時人皆是把︽日本國志︾當作一部明治維新史來讀，對於書中表現出的強烈的改革思想，力加推崇。9 明治初年推行的學制改革，是日本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實行﹁文明開化﹂政府的一個重要環節。與學制改革的同時，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還提出改革語言和語體的主張。黃遵憲在考察日本的語言文字過程中，發現日本的假名文字的優點，能夠使語言與文字相合，這大大方便普通百姓掌握文化知識。而中國的語言與文字相差太遠，漢字難識難寫，老百姓學文化受教育極為困難。於是他提出要改革中國的文體和文字。他說：﹁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因此他提議要創造一種﹁明白曉暢，務期達意﹂的新文體，以便﹁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10黃遵憲的這些思想，說明他對多數中國人長期處於受不到文化教育的愚昧狀態深表同情，以及對封建時代少數人把持壟斷教育的局面表示不滿。此外，黃遵憲設想的這種新文體的產生，必然有利於廣大勞動人119WSKG_PAGES_V2.1.indd 119 12/2/2016 4:46:43 AM
民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當時的一班改良派思想家們都很少注意到這一點。在後來的戊戌變法中，黃通過從事辦報，對於創造新文字及語體在西方思想啟蒙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設想的新文字和新語體應﹁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與胡適在1916年提出的有關對白話文的八點建議大致上相同，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通行的白話文。 黃遵憲到日本後，為撰寫︽日本國志︾收集素材，寫作了︽日本雜事詩︾，在詩後附以注文，記述本事，記錄了在日本所見所聞千姿百態的事物。該書起草於1878年，於次年謄清。11︽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這兩部書為同一系列，二者的中心內容，都是在肯定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的進步、政治的改革，以及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飛速發展的成就。︽雜事詩︾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它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例如：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漢學史、西學史、中日關係史、西方國家與日本關係史，還有日本的天文地理、民情風俗、音樂舞蹈、醫、農、工、商，特別是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發生的變化，皆作了概要的敍述和介紹。 ︽日本雜事詩︾的內容是豐富多彩的，或記述中日友好的歷史，如：︿立國扶桑近日邊﹀、︿避秦男女渡三千﹀；或在︿海外遺民竟不歸﹀中讚頌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做出貢獻的中國學者朱之瑜︵1600-1682年︶，日本尊稱為舜水先生；或書寫唐代中日兩國人民一段動人的情誼，如：︿檀腹琵琶出錦囊﹀，詩中洋溢著兩國人民的深情厚誼，表達了詩人希望中日兩國友好相處、敦為睦鄰的美好心願。12︽日本雜事詩︾更為重要的主題是禮贊日本明治維新後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新變，120WSKG_PAGES_V2.1.indd 120 12/2/2016 4:46:44 AM
從而激勵國人奮發自強並以之為借鑒，在初刻本154首詩中，介紹明治維新及改革後日本出現的新事物的就佔40多首。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策，概而言之，有如下三方面，即﹁文明開化﹂、﹁富國強兵﹂和﹁殖產興業﹂。︽日本雜事詩︾以四分之一的篇幅描述了這三方面的成就。明治維新後日本所推行的﹁文明開化﹂，是包括近代科技、文化教育、社會風尚和生活方式在內的一次資產階級的啟蒙運動。它的宗旨是以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為榜樣，實現日本資產階級社會的近代化。黃遵憲認為這點對中國尤具借鑒意義。在︽日本雜事詩︾中有大量的詩描述了日本的新式教育、各類專門學校、海外留學以及科技的進步。 如果說，︽日本國志︾通過敍述日本從古到今的歷史事實，特別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內發生的一系列的飛躍性地變化，並用理論的方式大力提倡學習明治維新的必要性；那麼，︽日本雜事詩︾就是以文學的形式向中國人介紹了日本，使國人瞭解日本、特別是明治維新產生的效果。黃遵憲在撰寫︽日本雜事詩︾的同時，也在編撰︽日本國志︾。因此說︽日本雜事詩︾是︽日本國志︾的姐妹篇，他的︽日本雜事詩︾是一部詩體的﹁明治維新史﹂，是日本﹁崇尚西學，仿效西法，丕然一變其積習﹂的藝術再現。13可以這樣說，︽日本國志︾與︽日本雜事詩︾同是肯定和讚頌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學習西方、實行政治變革、推動社會進步的兩部書，所不同者，一為史書，一為詩歌。121WSKG_PAGES_V2.1.indd 121 12/2/2016 4:46:44 AM
3.1.1.2 黃遵憲的﹁文言一致﹂ 中文的﹁文言一致﹂，日語又叫做﹁言文一致﹂，日本現代文學裡面發起過的一場叫文言一致運動，聽起來與中國現代白話文運動一樣。﹁言文一致﹂指日語使口語和書面語一致的文體，最初是在幕府末期由受西歐影響的洋學者們提出的。1853年4月在美國海軍提督柏利所率艦隊堅船利炮威脅之下被迫開港的日本，面臨淪陷為殖民地的危機，國內矛盾激化。為達到啟蒙開化目的，1868年前島密向幕府提交︽漢字禦廢止之義︾14，主張必須立即提高大眾的文化水準，拉開了﹁言文一致﹂的序幕。之後福澤諭吉採用寫文章讀給他人聽而修改的寫作方法，於明治時期形成風氣。1887年至1889年，二葉亭四迷用言文一致的文體寫了︽浮雲︾。其後尾崎紅葉、幸田露伴、森鷗外等分別在其作品中以和、洋、漢三種問題進行新問題的嘗試，嚴穀小波在童話作品中採用了言文一致體。1905年開始，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在︽杜鵑︾上連載，其通俗清新的文體引起了巨大反響。其後，田山花袋的︽田舍教師︾、島崎藤村的︽破戒︾都以言文一致體描繪人的內心世界，致使學術著作中也開始出現口語體。﹁言文一致﹂運動一般認為開始於幕府末期前島密提出︽漢字禦廢止之義︾的進言，一般認為言文一致是為建立現代國家不可或缺的事項，在明治10年代後期成為重大問題被提上日程。﹁日語假名學會﹂︵1883年︶、﹁羅馬字學會﹂︵1885年︶的結成是在鹿鳴館時代，這時出現的﹁戲劇122WSKG_PAGES_V2.1.indd 122 12/2/2016 4:46:44 AM
改良﹂、﹁詩歌改良﹂、﹁小說改良﹂，在廣義上都包含在﹁言文一致﹂運動中。15另外，前島密的進言明確標示了言文一致運動其根本在於文字改革和文字的否定。隨著日本國內民族情緒的高漲，以及盛極一時的自由民權運動的啟蒙，西方現代文學、思想及價值觀作為﹁文明﹂的範本被介紹到日本，如何適時地將改良和民主的思想由以往少數士人和知識份子的主張，推衍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思潮成為開化的知識份子的課題。文學方面，隨著這股﹁洋風東漸﹂，西方文學思潮大量湧入日本。寫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相繼統領明治文藝領地。16日本引種西方文化，並使之隨日本的水土而發生了變異，從而日本文化得到了進一步的補給。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對日本近現代文學的轉型產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它不僅提升了日本民族的總體文化素質，增強了國家社會的凝聚力，而且開闊了日本人的視野。擴大了日本人對外來文化的吸納能力。與此同時，由於具有日本民族特質的新文學的產生，反過來又進一步豐富了日本文化，增加了日本文化的厚重感，增強了日本文化的張力。 封建時代，由於存在著識字率低、性別、地域差別以及階級地位、身份差異等原因，各國語言普遍存在著談話體︵口語︶和書面體︵書面語)兩個體系。在民族與國家建立過程中，二者走向統一，實現了﹁言﹂與﹁文﹂的一致，完成了文體的變革。在中國，早在鴉片戰爭前後，部份知識份子已經意識到放眼面向世界的重要性，西方現代文學、思想及價值觀成為中國知識份子心中﹁文明﹂的尺規，啟蒙開化的重要性日益為開化的知識份子所認識，中國歷史進入全新的思想啟蒙時代。晚清時期黃遵憲發起的﹁詩界革命﹂、梁啟超宣導的﹁新小說﹂在文學語言的變革方面取得初步成果，經過胡適、陳獨秀等123WSKG_PAGES_V2.1.indd 123 12/2/2016 4:46:45 AM
人的鼓吹和推動，白話文運動漸漸引起重視。17白話文運動指我手寫我口，就是書面語與口頭語相一致。文言一致則強調我們書寫的文字應該是要表達我們說的話的。﹁言文合一﹂這一思想，導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各國，他們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改變古拉丁文所造成的言文分離狀態，以各自的方言土語為基礎，實現了書面語與口頭語的統一。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文學條下用﹁外史氏﹂名義所作的一段重要評論，它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論主張，宣導以口頭語為基礎來形成書面語，為白話文學開闢了較為寬廣的途徑。﹁五四﹂宣導白話文學所依據的﹁言文合一﹂說，早在黃遵憲1887年定稿的︽日本國志︾中就已提出，黃遵憲明確指出﹁文字者，語言之所從出也﹂及﹁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的道理。18它比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同類論述，足足早了30年。但黃遵憲畢竟是位詩人，他似乎缺少將小說、戲曲亦視為文學正宗的意識，除了日語，他又未能通曉一兩種歐洲語言，這些局限終於使黃遵憲未能明確提出﹁白話文學運動﹂的主張。但是白話文最終戰勝文言文，卻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即白話文運動與反帝反封建的文學革命結合在一起之後。因此，無論是在中國還是日本，﹁文言一致﹂實際上也是各種複雜的政治、歷史等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黃遵憲找到了問題的根子：﹁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這可能是西歐各國文藝復興後社會進步很快，國勢趨於強盛的一個重要原因。黃遵憲得出的邏輯結論是：書面語不能死守古人定下的﹁文言﹂這種規矩，應該從今人的實際出發進行變革，讓它﹁明白曉124WSKG_PAGES_V2.1.indd 124 12/2/2016 4:46:45 AM
暢﹂，與口頭語接近乃至合一。19事實上，黃遵憲所關心的日本﹁文字語言之不相合﹂問題，也已在1885-1887年間由坪內逍遙、二葉亭四迷發動的文學革命所解決，他們宣導以口語寫文學作品，真正實行了﹁言文一致﹂；20可惜黃遵憲寫定︽日本國志︾時，早已離開了日本，因而可能不知道罷了。但黃遵憲所謂﹁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這種文體其實就是白話文。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所鼓吹的﹁言文一致﹂的思想依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當清廷甲午戰敗，人們紛紛思考對手何以由一個小國突然變強，都希望從︽日本國志︾中尋找答案的時候，﹁言文合一﹂、﹁辦白話報﹂等措施也就成了變法維新的組成部份，聲勢猛然增大。梁啟超後來在︽小說叢話︾中能夠說出：﹁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其中就有黃遵憲最初的啟發和影響。21黃遵憲本人晚年的詩作，較之早年﹁我手寫我口﹂突出﹁我﹂字的主張，也更有新的發展，他大量吸收俗語與民歌的成分，明白曉暢，活潑自然，又有韻味，力求朝﹁言文合一﹂的方向努力。 3.1.1.3 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及其詞匯 黃遵憲的︽日本國志︾，首次對日本的歷史與明治維新以後的現狀做了詳細、全面的介紹，是一個同時具有跨時間、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多重性的近代文本。黃遵憲利用古今日本的素材完成了︽日本125WSKG_PAGES_V2.1.indd 125 12/2/2016 4:46:45 AM
國志︾的編碼，沈國威認為作為文本的︽日本國志︾，在生成的編碼上可以分為三種方式，分別是﹁徵引﹂、﹁翻譯﹂和﹁譯述﹂22。書中一些來自于日本漢文體文獻的內容構成了︽日本國志︾的徵引部份，對於這些﹁徵引﹂素材的處理，有兩個方法，一是藉改動個別字句，統一敍述的視角；另一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對徵引內容進行篩選和取捨。此外就是那些反映明治以後日本變化的書籍多用﹁和文﹂，黃遵憲在﹁凡例﹂中說： 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即日本文，以漢字及日本字聯綴而成者也，日本每自稱為和國。不可勝譯，則征今亦難。此采輯之難也。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達，應對為煩，則詢訪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流覽所及，繕錄為勞，則抄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中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則校讎亦頗為難。23 從以上的敍述中可以瞭解到，可以直接利用的日本的漢語文獻並不太多，要利用這些資訊必須借助翻譯，也就是將日語文獻翻譯成漢語，︽日本國志︾中有大量的翻譯部份。翻譯和徵引從編碼的角度講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本生成過程。最後是譯述，譯述也不同於徵引，並不是調整簡單的內容專案和語126WSKG_PAGES_V2.1.indd 126 12/2/2016 4:46:45 AM
詞，是作者對日語文獻加以綜合整理，進行重新表述。無論是﹁徵引﹂、﹁翻譯﹂或﹁譯述﹂，︽日本國志︾的編碼素材包括三個部份：1.對日本固有情況的介紹；2.對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發生的變化的介紹；3.作者的意見、評論。這三部份中，以第二部份介紹的和製漢詞最多最廣泛，而且集中在︽日本國志︾的和製漢詞，80%集中在﹁職官志﹂︵行政)、﹁食貨志﹂︵經濟)、﹁兵志﹂︵軍事)、﹁刑法志﹂︵法律︶和﹁學術志﹂︵教育︶這幾卷中，24黃遵憲通過以上數個領域廣泛介紹日本的明治維新，明治時期誕生的和製漢詞自然在這幾卷中大量湧現。 黃遵憲為撰寫︽日本國志︾收集素材，同時寫作了︽日本雜事詩︾，在詩後附以注文，記述本事，記錄了在日本所見所聞千姿百態的事物。該書起草於1878年，於次年謄清。︽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志︾這兩部書為同一系列，二者的中心內容，都是在肯定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社會的進步、政治的改革，以及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飛速發展的成就。︽雜事詩︾涉及的範圍極為廣泛，它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例如：日本的社會發展史、漢學史、西學史、中日關係史、西方國家與日本關係史，還有日本的天文地理、民情風俗、音樂舞蹈、醫、農、工、商，特別是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後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發生的變化，皆作了概要的敍述和介紹。我們可以把︽日本雜事詩︾視作是︽日本國志︾的詩歌版本，在︽日本雜事詩︾的詩和注裡也可以發現不少和製漢詞的蹤跡，第一批的明治和製漢詞可以說是通過這兩個文本進入中國的。 以下詞匯，是對照︽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的內容，並查閱明治時期的文獻以及辭典，抽出127WSKG_PAGES_V2.1.indd 127 12/2/2016 4:46:46 AM
的表示外來概念部份的日語新詞語，其中包括和製漢詞。帶＊的詞匯是被收錄在︽漢語外來詞詞典︾中的日語來源詞。雙音節詞語印紙衛生*共和*國會國體*政黨議院*改進會計*幹事*解放*藝術*銀行*公園*汽船*議員*議長會議改選會社*後備憲法*刑法*公判*許可權*警視警部員警*交番金屬*建築*經費*金額*規模仮名*化學*課目學科公立*教員訓導國旗記者*競馬私立*神道石屬證券*參觀*中將*常備選舉*自由*總理*主義*知識*進步紙幣總裁市場*移民體操*內閣*社會*消防*宗教*定員統計*投票民主*麥酒*物件蒲團保釋法廷*法律*理事*民權民法*予算*予備予審洋服相撲雅樂*鏡餅門松昆布*權妻猿樂*雜煮旦那廣場*落語和歌中將*炮兵聯隊128WSKG_PAGES_V2.1.indd 128 12/2/2016 4:46:46 AM
越權起訴時限終審從犯出廷*上訴職權特權*取消*沒收幹事*經濟*決算*公債*礦山國債財政商業*商務政體鐵道學期證書體操*哲學*版權模型予科留學歷史海軍旗艦勲章軍屬憲兵*工兵少尉*少將*大尉大將彈藥三音節詞語印刷局共和黨*國民軍警視廳出張所常備兵*消防局*政治學生物學教導團製造所造幣場制造物綿織物操練場自由黨*裁判所徵兵令統計表*煉化石博物館*物理學*封建制*紡績所民主黨*郵便局幼稚園立憲黨揚弓店稻荷祭売捌所大安売貸座敷加追澳祇園祭島田髻三味線*人力車*數奇屋大問屋淡巴菰*踏踏美*無神髻飛腳屋兩替屋料理屋國事犯*常備兵*被服課近衛兵員警官*檢察官原告人裁判官被告人辯護人*防疫法營業稅決算表*資本金*準備金消防部*總領事*造船所造幣局地方稅博覧會副議長保證金煉鐡所衛生局*幾何學*經濟學*後備兵生理學*小學校大學校129WSKG_PAGES_V2.1.indd 129 12/2/2016 4:46:46 AM
文學士*法學士*理學士*留學生 四音節詞語士官學校*師範學校立憲政體*小間物屋現行犯罪高等法院治外法權無期徒刑自由自主*民權自由*野營演習教科之書*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專門學校 由上表可見，黃遵憲在其︽日本國志︾和︽日本雜事詩︾中，借用了大量的和製漢詞，其中包括140個雙音節詞、82個三音節詞及15個四音節詞，合共237個詞匯。作為介紹日本明治和製漢詞的先頭部隊，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專業領域上是無出其右的。和製漢詞的傳播就是對外來詞匯的一種借用，而這種借用可以被視作黃遵憲個人的借用行為，也可以是一種社會語言現象。這種﹁借用﹂不僅在空間上拉近了中文和日文的距離，而且通過和製漢詞的﹁借用﹂在時間上拉近了中國固有文化和世界通行文化︵主要是歐美的︶的距離。130WSKG_PAGES_V2.1.indd 130 12/2/2016 4:46:47 AM
3.1.2 梁啟超 3.1.2.1 梁啟超的語言意識 梁啟超在廣東省新會出生，母語為粵語︵廣東話︶，因為地理上的距離，廣東話與以北京音為基礎的﹁北京官話﹂之間並不僅僅是﹁口音﹂的問題了，甚至可以說兩者是截然不同的言語︵方言︶。梁啟超不擅長官話，梁啟超第一次接受光緒皇帝謁見時曾經發生過以下的逸話。1898年7月3日，光緒皇帝召見梁啟超。按清朝慣例，舉人被皇帝召見通常會被賜予翰林，或者至少是內閣中書。以當時梁啟超的聲望，卻只被賜了個六品官，原因今天看來，應該是梁啟超不會說官話，而光緒皇帝基本上聽不懂梁啟超的粵語。既然君臣對話形似雞同鴨講，縱然君王滿腔誠意，臣子滿腹經綸，也只能相顧茫然，因為語言的隔閡無法傾心暢談，光緒皇帝很不愉快，所以沒有重用梁啟超。25據說梁氏當時方言濃重，把粵語的﹁孝﹂讀作京話的﹁好﹂、把﹁高﹂讀成﹁古﹂。26 粵語﹁孝﹂的發音是︹hau3︺，和官話﹁好﹂的發音近似；﹁高﹂在粵語的發音是︹gou1︺，而﹁布﹂和﹁報﹂的粵語發言是相同的，都是容易和官話的韻母相混淆。當時所謂﹁官話﹂是清朝在公開場合使用的口頭語，相對其他方言有規範性的地位。梁啟超曾經在﹁亡友夏穗卿先生﹂裡這樣形容自己的﹁廣東腔﹂：131WSKG_PAGES_V2.1.indd 131 12/2/2016 4:46:47 AM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腔」，他的杭州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瞭解了。27 這裡的﹁廣東官腔﹂，並非指﹁廣東話﹂，而是指帶有廣東口音的北京官話。以粵語為母語者說北京官話時，因為口音，以及加上文法、詞匯等原因，會帶有很明顯地粵方言特徵，也就是一種所謂的﹁藍青官話﹂。俗話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就是指這種現象。梁啟超承認自己說的是﹁廣東官話﹂，證明他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中國知識份子在意識上認為，文言是中國語言的起源，對梁啟超而言，就是粵語。就算在全國各地存在各種不同種類的方言，但是都共用相通的起源，因為其言語構造同屬中華民族。28站在梁啟超的立場，故鄉和粵語是相互聯繫的，中國和文言是相互聯繫的，從而，只要能夠讀懂文言，就算不擅長官話，也不會有損自己作為漢民族的自尊。官話的重要性在於其流通的功能，例如，高鳳謙認為：﹁外國用英語為主，以前此譯書多用英文也；中國以京音為主，以天下所通行也。﹂29當時很多外國書籍的翻譯工作多是出自閩粵地區的譯者之手，雖然他們有很多﹁方音﹂，但只要能夠廣泛通行，不管翻譯出來的是閩音還是粵音都不成問題。對於梁啟超而言，﹁官話﹂只是一種﹁超民族語﹂(Les langues véhiculaires)30，所以提倡白話文並不是企圖統合文言和粵語，是為了讓﹁超民族語﹂的﹁官話﹂，不僅作為一種口語體，並且成為一種書面語流傳通行。這樣，無論是傳統文言，還是粵語也能夠原封不動地132WSKG_PAGES_V2.1.indd 132 12/2/2016 4:46:47 AM
保留承傳下去。1896年，沈學在︽申報︾以及︽時務報︾上發表了評論梁啟超的︿沈氏音書序﹀的文章︿盛世元音﹀： 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質，一曰文。文者，美觀而不適用，質者，適用而不美觀。中國文字畸於形，宜於通人博士，箋注詞章，文家言也。外國文字畸於聲，宜於婦人孺子，日用飲食，質家言也。……西人既有希臘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複有英法，各國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學。……此後中土文字，于文質兩統，可不偏廢，文與言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氏，可以日多矣。31 當時他們把中國跟西方國家以及日本相比，感到處處落後。他們看到這些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教育普及，而它們的教育普及大多得益於文字簡易，也就是﹁切音為字﹂。切音為字的拼音文字有三大優點：①容易學：﹁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②容易記：﹁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③容易寫：﹁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捉筆﹂。日本雖然也用漢字，還發明了一套表音的﹁假名﹂文字，與漢字合用，日語中的漢字只表實詞，虛詞和詞尾等都用假名表示，同時還用假名給漢字注音，這樣大大便利了文字的學習。於是當時一些有維新思想的人也紛紛創造中國的拼音文字，用來輔助漢字和普及教育。︽盛世母音︾提倡以速記符號製作的切音字代替漢字，並主張把字從133WSKG_PAGES_V2.1.indd 133 12/2/2016 4:46:47 AM
左向右書寫。1896年，梁啟超為︽盛世母音︾作序時，就提到﹁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32。同年，梁啟超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指出：﹁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33。1902年，梁啟超在譯作︽十五小豪傑︾的評語中再次更明確地強調：﹁……語言文學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梁啟超這種從語言問題入手，著眼於文體、文學乃至文化改良的基本思路，不僅與改良派整體性的變法維新思想相一致，而且也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他認為，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關係，就如同漢字和切音的關係一樣，也就是﹁文﹂和﹁質﹂的關係。﹁質﹂是指以實用為宗旨，正因為有﹁文﹂，才需要有實用的﹁質﹂來貫徹。同樣，日語對梁啟超而言，也是一門﹁質﹂的語言。 3.1.2.2 日語學習及︽和文漢讀法︾ 梁啟超經常在其著作中論及日語，這些論述大致分為兩個方向，一種是日本人的日語，另一種是中國人的日語。眾所周知，梁啟超在亡命日本前，對日本的瞭解以及日語的認識來自黃遵憲，例如﹁變法通議﹂論幼學的﹁說部書﹂： 日本創伊呂波等文字四十六字母，別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語以輔漢文，故識字讀書134WSKG_PAGES_V2.1.indd 134 12/2/2016 4:46:47 AM
閱報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解者必多，而讀者當亦愈夥。 日語裡有假名字母，因此日人識字率高。在中國，就算不能立刻製造字母，也應該用口語與文書一致的俗語寫文著書。梁啟超最初就是從黃遵憲的︽日本國志︾中得知日本的假名文字。黃遵憲曾說過﹁日本之語言，其音少﹂，在夾註中又說﹁土音只有四十七音，四十七音又不出支微歌麻四韻﹂。日語的假名文字提高了日本人的識字率，啟發了梁啟超對白話文的提倡，因為日語能夠潤滑地轉化成白話文。 從時間上看，第一次公開提出以譯日文書的方式引進西方新知識建議的應該是梁啟超。1897年7月，梁啟超在刊登在︽時務報︾上的︿譯書﹀一文的末尾寫道： 日本與我為同文之國，自昔行用漢文。自和文肇興，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與漢文相雜廁，然漢文猶居十六七。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今誠能習日文以譯日書，用力甚少，而獲益甚巨。計日文之易成，約有數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無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闊，三也。名物象事，多與中土相同，四也。漢文居十六七，五也。故黃君公度謂可不學而能，苟能強記半歲，無不盡通者，以此視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34135WSKG_PAGES_V2.1.indd 135 12/2/2016 4:46:47 AM
音節數少、日語有的發音中文全有、文法不拘、名稱和概念與中文的相同、佔漢語的六、七成。以上對日語的認識幾乎全部都是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為依歸。其中最為其強調的就是﹁同文﹂──也就是漢字的使用。梁啟超在其︿讀日本書目志書後﹀更為明確地指出： 且日本文字猶吾文字也，但稍雜空海之伊呂波文十之三耳。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本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費不千萬金，而要書畢集矣。使明敏士人，習其文字，數月而通矣，於是盡譯其書。35 他認為能經由日語獲得西洋學術的精華，這種思想，直至他流亡日本，在日語環境下生活以後，也一直沒有改變。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裡強調了學習日語的好處，認為﹁學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36。但梁啟超學習日語的最大、最終目的並非為了流利地用日語說話，而是希望通過日文書籍瞭解西方的學術知識，因此必須學會看懂日文的方法。梁啟超發明了一套具體的解讀方法，他和留學生羅普在翻譯︽佳人之奇遇︾時，使用過這個方法。當時日本人有一套漢文訓讀法，按照日語語法，在改變語句順序的同時讀出漢文，還有相關的﹁複文﹂課程。日本人理解漢文的方法似乎啟發了梁啟超，他認為中國人只要把日文文章用顛倒地方法讀出，就可理解其意。例如漢語的﹁讀書﹂，日語是﹁書ヲ読ム﹂；漢語的﹁飲水﹂，日語是﹁水ヲ飲ム﹂，其他句法，皆以此為例。136WSKG_PAGES_V2.1.indd 136 12/2/2016 4:46:47 AM
日本成城大學的陳力衛教授在其發表的︿﹁同文同種﹂的幻覺：梁啟超︽和文漢讀法︾的改版過程與日本詞典︽言海︾﹀一文中，對於︽和文漢讀法︾作出了詳細的論述。他在該文第四節中以︽和文漢讀法︾對語言學產生的影響為中心，在﹁對辭典的影響﹂及﹁對文體的變化產生連携﹂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37對前者而言，︽和文漢讀法︾的流行加強了學習日語的動機，造就了﹁日語速成教育﹂的出現。以蔡元培為例，當時他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成功把這種日語學習的方法引進上海南洋公學；在出版界，無論是日本還是中國，速成教科書和各種各樣的日語學習小冊子大量在市面出現。對於後者﹁對文體的變化產生連携﹂，作者以當時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和周作人的見解作為論據，指出在日本的明治時代及之前，日中同文既是時代的特徵，當時的日語文體亦能以︽和文漢讀法︾解讀。不過，明治以後，日語語法出現了明顯地變化，︽和文漢讀法︾不再適用。陳氏在論文的結尾指出：﹁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由梁啓超為首的近代中國文人及其日本體驗，或者如何評估漢語和日語之間的異同，由︽和文漢讀法︾這本小冊子當時被增印的數量和普及的程度可見端倪﹂。不難想像當時大家死抓住﹁同文﹂不放，全力運用並發揮自己本身的漢語能力去理解日語。無論是甚麼內容，反正眼前的任務就是盡快把日語變成漢語，結果因為半生不熟的理解導致消化不良，而成為了那個時代特有的產物。 梁氏這本小書基本上抓住了日語﹁和漢混合體﹂的一些主要規律，雖然漏略草率殊多，但也確實為當時有志西學的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學習日語的快捷方式，充分利用日語作為一種﹁策騎﹂的工具，通過日語的學習間接汲取西洋知識和技術。此書在當時盛行一時，仍然充分體現了晚清知識界對求取新知137WSKG_PAGES_V2.1.indd 137 12/2/2016 4:46:48 AM
的欲望；迎合了希望在短時期內學好日語的人的心理；起到了辭典輔助資料的作用。梁啟超對於語言的認識，是基於﹁粵語和廣東人之間關係密切﹂的基礎上證明了﹁文言文是漢民族的一部份﹂，從而超越這個框架，成為一種先驗的存在。至於︽和文漢讀法︾這本小冊子的另一個正面影響，夏曉虹認為：﹁︽和文漢讀法︾的意義主要不在於它作為一種日文學習方法有多大的應用價值，而在於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人通過日本學習西方文化的普遍熱情和開放心態﹂38。同時，官話、白話文、切音字、日語和梁啟超的新文體，也完全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構成語言的元素，清末民初中國的語言空間正是由﹁故鄉話﹂、﹁通行語﹂和﹁傳統語﹂構建而成。這個三層構造的語言空間在中國的近代化過程中，其框架逐漸重組，各自成為中國﹁漢語﹂中的一部份被社會大眾重新認識和接受。梁啟超在當時闡明日語的效用，提倡白話文的時候，充份發揮了這些元素的功能，對推動近代中國﹁語言﹂、﹁文字﹂、﹁文學﹂的改革，具有極大的貢獻和意義。 3.1.2.3 中日兩國﹁同文同種﹂？ 由於梁啟超大力提倡學習日語，介紹︽和文漢讀法︾這本日語學習工具書，強調日語和中文屬﹁同文﹂。所謂的﹁同文﹂，並非指漢語和日語是同一種語言，而是指中國和日本都使用漢字。事實上，明治時期大量使用漢語，除了﹁て﹂、﹁に﹂、﹁を﹂、﹁は﹂等助詞以外，名詞、動詞、形容詞，甚至138WSKG_PAGES_V2.1.indd 138 12/2/2016 4:46:48 AM
連副詞也大量使用漢字點綴，這不僅令中國人感到親切感，而且在閱讀理解時十分方便。梁啟超在其︽論學日本文之益︾說道： 日本文漢字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頭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閡矣。餘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39 就是說，中國人能夠迅速學好日語。梁氏還為中國留學生發明了﹁和文漢讀法﹂，利用了﹁同文﹂的優勢，找出中文和日語文法上的差異點，進而更容易地學習日語。他認為： 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孰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閡矣。 例如，以下是1912年︽東京日日新聞︾中有關﹁米価論﹂的報導：139WSKG_PAGES_V2.1.indd 139 12/2/2016 4:46:48 AM
世界の主食品と日本 今日、世界を通じて、(日本以外)各国人民の常用たる主食品は、其価六銭以下なり、然るに、我が邦人の主食品は、十四銭以上なり、而して世界の人民が、通じ用ゆる主食品は、邦人にも用い得べきものなるに、邦人が故に高価の主食品を選むは、事実、自ら求めて飢餓の苦を取るの姿なきにあらず、是第一に邦人の留心すべき事柄にして、永遠に米価高直を防止せんと欲するときは、先ず思いを茲に到さざる可らず…… 漢譯：﹁今天，世界上，日本以外，各國人民的常用主食品，其價格是在六錢以下，然而，我國人民的主食品，是在十四錢以上。世界人民共通使用的主食品，國人也應同樣取得。國人何故要選用高價的主食品，事實上是自討苦吃，首先，必須留意的事情是，如欲永遠防止米價的高騰，首先在這裡必須思考……﹂ 從例文中，我們不難發現，那個時期的日語，幾乎都用漢字書寫，也就是所謂的﹁漢文體﹂文章，尤其是當時日本的公文、以政論為主體的報紙、雜誌等。對中國人來說，只要理解文中的漢字，其本上可以用直譯的形式140WSKG_PAGES_V2.1.indd 140 12/2/2016 4:46:49 AM
去理解日語的大概意思，雖然這種形式的漢譯，多少感到有些生硬，但句法結構，已經基本上接近中文了。這對於肩負著維新歷史使命，廣泛尋求救國良方等留學生來說，可以說是一種極大的便利。但筆者曾經作為一個日語學習者，對於梁啟超所說：﹁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為我有矣。﹂則不敢苟同。如以下例文，出自日語古典小說︽枕草子︾第二段： 正月。一日はまいて。空のけしきもうらうらと、めづらしう霞こめたるに、世にありとある人はみな、姿かたち心ことに繕ひ、君をも我をも祝ひなどしたるさま、ことにをかし。七日。雪間の若菜摘み、青やかにて、例はさしもさるもの、目近からぬところに、持て騒ぎたるこそ、をかしけれ。40 漢譯：正月元旦特別是天氣晴朗，而且很少有的出現霞彩，世間所有的人都整飭衣裳容貌，格外用心，對於主上和自身致祝賀之意，是特有意思的事情。正月七日，去摘了雪下青青初長的嫩菜，這些都是在宮裡不常見的東西，拿了傳觀，很是熱鬧，是極有意思的事情。 以上日語中雖然也夾雜漢字，文章整體結構以和語為主，或稱為﹁和文體﹂文章，這類文章別說是不懂日語的人，就算是一般的日語學習者，也不明所以。 由此推論，當時梁啟超等文人，包括後期大量的赴日留學生們能夠在到達日本不久後就展開日語書141WSKG_PAGES_V2.1.indd 141 12/2/2016 4:46:49 AM
籍的翻譯工作，除了明治時期的日語在語法上已經﹁言文合一﹂，使用近似現代的白話文或口語體寫作。最重要的是明治和製漢詞的出現令留學生能夠更容易理解日語文章的大意，也令他們翻譯的對象集中在用漢文體書寫的、大量和製漢詞出現的書籍、報刊以及雜誌上。因此，在這段時期裡，各種報刊、雜誌和日語書籍的翻譯活動以及文學創作成為和製漢詞進入中國的媒介之一。3.2 報刊中的和製漢詞 上文所述，新聞、雜誌等定期刊物發揮了媒介的作用，把日本的語言、文字、文學帶進中國。以下以︽實學報︾、︽時務報︾和︽清議報︾這三份與日本的新聞有緊密關連的報刊為觀察物件，通過分析相關報刊文章內出現的詞匯的特徵，及語義的比較，闡述清末‧明治，和製漢詞傳入中國的實際狀況。 3.2.1 ︽實學報︾ ︽實學報︾︵︽実學報︾︶於1897年8月22日創刊，至1898年1月期間在上海發行。總理為王仁俊，總撰述為章太炎。︽實學報︾以﹁實學﹂為名，所載的﹁實學﹂即新知識，文章譯自英、法、日等國外文報刊，也刊登一些國內學者的自然科學研究心得。雖然發行時間不夠半年，但被142WSKG_PAGES_V2.1.indd 142 12/2/2016 4:46:49 AM
評為是19世紀末維新運動發生期間﹁最足以動守舊者之聽，且足以奪維新者之心﹂的定期刊物。 ︽實學報︾收錄有關﹁實學﹂的文章，其他內容還包括天文、地理、人物學和物理學4個分類，是一份學術性報紙刊物。在其第三期內容還披露了全國各地的發售地點，包括北京、香港、天津、南京、寧波、杭州等國內36處，以及海外地區的英、美兩國。41︽實學報︾面對的讀者群方面，馬西亞認為﹁在當時，教育只適於文人學士，而且完全以漢語典籍為基礎﹂42。回顧1890年代中國的教育狀況，對於像︽實學報︾這種類型的刊物，未曾接觸過書面語的庶民階層通常不具有足夠的解讀能力，所以︽實學報︾的讀者應該是知識人，或是具有相當一定的漢語基礎能力水準的人。而︽實學報︾刊登的日語翻譯文章，其來源出處繁多，例如：︽大阪朝日新聞︾、︽時事新聞︾、︽中外商業新報︾、︽東京日日新聞︾、︽神戶又新日報︾、︽東京經濟雜誌︾等等。翻譯文章在內容方面，包括：經濟、外交、交通、通訊、政治、軍事、社會、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新聞報導，而且有關的資訊內容涉及世界各地。由此明顯可見負責人的編撰意圖，就是通過翻譯充滿近代要素的日本新聞報導，把西方文明傳入中國，從而帶動中國的現代化。 作為清末時期第一批出現的新媒體，︽實學報︾響應了當時中國社會各界對現代化的期待和追求，在報紙上大量翻譯了有關日本﹁洋學﹂的新聞，同時也引進了代表新概念、新事物和新意識的新漢語──明治和製漢詞。雖然，要分辯一個詞語的出處，到底是來自中文還是日語，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況這些詞語包括由17世紀歐洲傳教士登陸中國後，與中國知識份子共同合作翻譯的，代表143WSKG_PAGES_V2.1.indd 143 12/2/2016 4:46:49 AM
西方文明的新概念語──明清新製譯語；還有明治時間，由日本的知識份子憑自己的努力發明創作的和製漢詞。由於時間之長、範圍之廣、種類之多，更增大了究明﹁真相﹂的難度。根據秦春芳的﹁有關近代漢語裡日語漢字詞滙借用的研究──以定期刊物的翻譯文章為中心﹂︵﹁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心に－﹂︶的調查，結果表明，︽實學報︾裡出現的日語借詞，或和製漢詞，大約有813個。按照詞匯所屬範圍，可分為7個種類，另外，約有100個日語詞匯現在已經不再流通使用，成為﹁死語﹂。43詞匯分類表數量表示抽象關係207表示人類活動的主體183表示人類活動︵精神及行為︶303表示物品及用具73表示自然界及自然現象46死語100合共：813144WSKG_PAGES_V2.1.indd 144 12/2/2016 4:46:49 AM
以上由日本輸入中國的813個和製漢詞，很快滲透中國的社會各界，其中最主要的途徑包括辭典和文學作品。包括︽新名詞訓纂︾中收錄，曾在︽實學報︾裡出現的和製漢詞就有64個，佔總數的8%，例如：﹁演說﹂、﹁改良﹂、﹁革命﹂、﹁教育﹂、﹁經濟﹂、﹁研究﹂、﹁思想﹂、﹁專制﹂、﹁地軸﹂、﹁獨立﹂等等；︽詞源︾內收錄了193個，佔24%左右，例如：﹁演說﹂、﹁科學﹂、﹁議會﹂、﹁國庫﹂、﹁裁判﹂、﹁社會﹂、﹁自由﹂、﹁大統領﹂、﹁博覧會﹂等等；還有︽漢語大詞典︾也收錄了大量曾在︽實學報︾裡出現的和製漢詞，例如：﹁假設﹂、﹁試験﹂、﹁新聞﹂等等。 文學作品方面，曾在日本留學，有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之稱的魯迅，44他在1918年4月至1935年12月期間完成的短篇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墳︾，在中國文化史上享有極高的地位及評價。上野惠司認為，上述作品是魯迅的文學代表作，而且也是﹁五四﹂白話文學的典範，具有很高的完成度，能夠成為語言資料研究的物件素材。例如：﹁擴張﹂、﹁教育﹂、﹁經濟﹂、﹁公園﹂、﹁國民﹂、﹁主義﹂、﹁卒業﹂、﹁圖書館﹂、﹁美術家﹂等等。145WSKG_PAGES_V2.1.indd 145 12/2/2016 4:46:49 AM
魯迅在這四個文集中使用了231個曾經在︽實學報︾裡出現的和製漢詞︵見上表︶，佔了總數的28%。可見，經︽實學報︾介紹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大部份在20世紀前葉，已經由辭典及文學作品的引用後，在中國﹁登陸﹂，在中國社會首先被一批知識份子所接受，並逐漸流傳開去。 3.2.2 ︽時務報︾ ︽時務報︾於1896年8月9日創刊於上海，每期20餘頁，約3到4萬字，直至1898年8月停刊，共出69期，是晚清維新運動中影響較大的國人自辦報刊，鼓吹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引進近代思想和提倡變法。創辦人為黃遵憲、汪康年及梁啟超等。梁啟超在︽時務報︾創刊號上發表︽論報館有益於國事︾的文章，後來成為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經典之作。︽時務報︾在梁啟超主持期間，成為維新派的宣傳機關和聯絡機關，產生過巨大的影響。該報最大銷量曾達17000份，成為當時發行量最高的維新報刊。梁啟超後來自述說： 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44148WSKG_PAGES_V2.1.indd 148 12/2/2016 4:46:50 AM
︽時務報︾中有專門翻譯外國新聞的﹁域外報譯﹂專欄，約佔整體文章的一半，其中的﹁東方報譯﹂一欄，翻譯日本的新聞報導，由日本漢學家古城貞吉主持，欄中594篇報導是出自古城一人手筆。這個專欄無疑是中國戊戌變法時期日本新名詞傳入中國一個重要的管道之一，而且由日本人親手﹁輸入﹂。讀者方面，︽時務報︾和︽實學報︾、︽清議報︾相似，以全國各地的﹁官吏﹂、﹁士子﹂、﹁鄉紳﹂為對象，按照當時中國的教育狀況和社會情況，讀者都屬於﹁統治階層﹂或﹁知識階層﹂。︽時務報︾和︽清議報︾的文章來源及消息出處大致相同，大約有25-30種左右，與︽實學報︾的來源出處相比較，三者參考最頻繁的就是︽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其他還有︽國民新報︾、︽日本新報︾、︽時事新聞︾、︽時事新報︾等日本報章。︽時務報︾集中介紹有關政治和外交的報導，例如有關政治政黨、國家體制、共產主義運動方面的詞匯是由此報首先傳進近代中國的。 中國到19世紀末為止，由清政府官方主辦的翻譯機關或西方傳教師傳入的﹁西學﹂，一直只局限在工業生產技術等自然科學與宗教的領域，鮮有關於人文科學的知識。︽時務報︾下意識地把介紹﹁西學﹂的重點，放在政治、法律等人文科學的領域。不過，介紹新的知識體系，需要新的詞匯，特別是相關的﹁新名詞﹂，但是，作為一個傳播新知識的媒體，中國的古漢語和文言文，無論是在文體或詞匯方面，都不具備相關的條件。因此，不難想像，當時︽時務報︾的執筆者和翻譯者在文體及用詞面上是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時務報︾最初的主筆是梁啟超，他的宗旨是﹁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時務報︾的文體被稱為﹁時務文體﹂，對當時的讀者而言，這些都是嶄新的事物。因此，﹁時務文體﹂再149WSKG_PAGES_V2.1.indd 149 12/2/2016 4:46:50 AM
加上大量輸入中國的﹁新名詞﹂，不僅為中國的知識界帶來了新的概念和思想，而且對中國舊有的文體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由於﹁東方報譯﹂的文章出處是日本的新聞報導，翻譯者又是日本人，這些要素加在一起，都成為了和製漢詞在︽時務報︾內大量出現的原因。︽時務報︾的專欄﹁東方報譯﹂，翻譯引進中國的﹁新名詞﹂數大約有600個左右，45雖然這600多個詞匯並非全部都是和製漢詞，但由此，卻可窺見在日語詞匯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現代漢語詞匯以及現代漢語文體的是如何通過對日語的借用、對抗、融合、排斥等現象最終落實成形的。這些詞匯的分佈領域極為廣泛，包括經濟、政治、外交、教育、交通、軍事、貿易、外交、礦產物等等。例如：﹁演說﹂、﹁軍艦﹂、﹁君主專制﹂、﹁教育﹂、﹁國庫﹂、﹁植民地﹂、﹁造幣局﹂、﹁銀行﹂、﹁關係﹂等等。以下是在︽時務報︾﹁東方報譯﹂一欄的文章出現，也是被︽漢語外來詞詞典︾確認為日語借詞的和製漢詞。 例如：這篇︽時務報︾刊登的日本︽時事報︾翻譯文章﹁加拿大排斥華人﹂，就使用了不少和製漢詞，其中如﹁……以未足其所欲也，遂上書於加拿大議會曰：加拿大議會曾據中人移住法第四十八項四十九項及七十一項抽中人入國稅五十元，以杜絕華工矣。﹂其中的﹁議會﹂一詞，利用漢語意譯對應歐美詞匯的parliament150WSKG_PAGES_V2.1.indd 150 12/2/2016 4:46:50 AM
︵英語)，chambre︵法語︶和Volksvertretung︵德語︶，是介紹西洋政治制度的一個日語譯詞。日本在明治10年左右，經過自由民權運動以後，最初是在︽明六雜誌︾內，和﹁議院、議員、國會﹂等詞匯登場。可是﹁議會﹂一詞，其雛型是來自﹁議院﹂，最初是由中國傳入日本。19世紀初期的中國洋學書︽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1833-1838年︶裡，已經有﹁爵房、鄉紳房、上房、下房﹂的說法。後來傳教士偉烈亞力(A.Wylie)編纂的雜誌︽六合叢談︾︵1857-1858年︶，曾在24處，例如：﹁瑞顛國舊設議院四﹂、﹁正月九日英辟議院﹂廣泛使用﹁議院﹂一詞。︽六合叢談︾後來傳入日本，在英和辭典︽附音插圖英和字彙︾裡，作為對應﹁House﹂的譯語。46後來，由於日本國會的開設和憲法的制定，﹁議會﹂作為一個文明詞匯在日本﹁落地生根﹂，不久﹁回傳﹂中國。 在另一篇翻譯文章中：﹁主銀党以西部諸州為根據，其壟斷銀幣。全賴該地方銀行為接濟。而該銀行等。﹂﹁銀行﹂一詞，在現代漢語裡是﹁辦理存款、放款、匯兌、儲蓄等業務的金融機構﹂47。在古代中國，和﹁銀行﹂概念一致的詞語，是﹁銀號﹂。銀號是古代中國經營貨幣兌換和存放款業務的一種金融機構，與151WSKG_PAGES_V2.1.indd 151 12/2/2016 4:46:51 AM
﹁錢莊﹂的名稱並存，北方的﹁銀號﹂就是南方的﹁錢莊﹂，只是叫法不同，性質都一樣。﹁Bank﹂的語源是12世紀時，在當時的世界貿易、文化中心──北義大利誕生，意指兌換錢幣的商店。明治和製漢詞﹁銀行﹂這個名字，最初是日本根據美國的﹁國立銀行法﹂(National Bank Act)，在1872年制定﹁國立銀行條例﹂時，作為對應英語的﹁Bank﹂所產生的譯語。據說當時大批學者經過協議討論，因為是處理﹁金、銀﹂的店，所以最初使用在漢語中和﹁店﹂同義的﹁行﹂字，譯為﹁金行﹂、﹁銀行﹂兩個版本，最終落實選擇了語感較佳的後者。48清末時期，中國的翻譯家嚴復曾經以﹁版克﹂音譯英語的﹁Bank﹂，但最終不敵日譯的﹁銀行﹂。 這篇報紙翻譯文章中：﹁……並知東方政國與歐洲甚有關係……﹂的﹁關係﹂一詞，在古代漢語表示﹁關聯、牽涉﹂的意思。例如：︽宣和遺事︾前集：﹁這個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49︽金瓶梅詞話︾第65回：﹁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的嫂子來。﹂50但直至19世紀末為止，都沒有現代漢語表示﹁人和人、人和事物或事物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聯繫的狀態或性152WSKG_PAGES_V2.1.indd 152 12/2/2016 4:46:51 AM
質﹂。中世以後，這個詞語傳入日本，最初在︽英和對訳袖珍辭書︾裡出現，作為對應英語﹁relation﹂的譯語。後來，其他英語辭典，例如︽哲學字彙︾內也收錄了此詞。︽時務報︾內出現的﹁關係﹂一詞，既有如﹁日露關係﹂、﹁英仏關係﹂等表示﹁relation﹂的用法，也有類似古代漢語表示﹁帶來重大影響、結果﹂的用法。 3.2.3 ︽清議報︾ ︽清議報︾是由梁啟超等維新人士於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橫濱創辦的旬刊。旅日僑商馮鏡如為出資人和發行人，梁啟超為實際主持者，麥孟華和歐榘甲輔助。此報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是中國首個設有新聞評論專欄的報紙，專欄名為﹁國聞短評﹂。︽清議報︾後來被認為是戊戌政變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在海外所創的第一個輿論機關，通過推崇光緒帝提倡﹁維新﹂和強調﹁民權﹂的重要性，希望透過﹁哲理﹂達到啟蒙國民的目的。清議報出滿100冊後，梁啟超撰文概括該報特色：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公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並指出：﹁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3年後，在1901年12月︽清議報︾初至第100期，梁啟超發表︽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內設﹁西報訳篇﹂和﹁東報訳篇﹂兩個專欄專門介紹世界大事。為表示紀念，第100期改為特大號。結153WSKG_PAGES_V2.1.indd 153 12/2/2016 4:46:51 AM
果特大號剛剛出版，報館遭遇火災而被迫停刊。 ︽清議報︾和︽時務報︾，兩者都是由梁啟超主持，除了有專門翻譯世界大事的外國新聞專欄以外，同樣都是在日本發行。由於前者刊登了各種各樣為主題的文章，從﹁和製漢詞的輸入﹂這一角度考慮，其中有三類文章的可能性最高，除了上述外國新聞的翻譯專欄以外，還有梁啟超自己的文章和﹁譯書付錄﹂的譯文。︽清議報︾的翻譯專欄和︽時務報︾的﹁東方報譯﹂、﹁西方報譯﹂相似，不過︽時務報︾的日語翻譯是由古城貞吉擔任，︽清議報︾就沒有固定的日語翻譯，估計日語的翻譯者不止一人。新聞報導的來源基本上和︽時務報︾相同，日語報紙佔25份左右，英語的佔12份左右，日語新聞來源佔絕大多數。其中，︽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時事新報︾的新聞數量最多。 梁啟超的文章則大致可分為四類：第一類為政治論說文，例如：1899年2月的︿商會議﹀、同年4月的︿論學日本文之益﹀、9月的︿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等，三年以來發表超過70篇以上的相關文章。第二類是﹁政治學譚﹂專欄，這個專欄連載了由梁啟超翻譯，有關政治的長篇譯文，例如在1899年3至9月期間連載的︿國家論﹀、同年4月經2期刊登的︿各國憲法異同論﹀、1901年11至12月分6回連載的︿政治學案﹂。第三類是名為﹁飲冰室自由書﹂的專欄，這個專欄是梁啟超以自由的文體書寫，把平時想到的感想記錄下來的雜文，合共46篇。最後一類是政治小說，例如在︽清議報︾第1至35冊翻譯連載的︽佳人奇遇︾。朱京偉在︽清議報︾中﹁外國新聞的翻譯專欄﹂和﹁譯書付錄﹂的譯文中抽出1190個日語漢字，51按字數─雙音節詞、三音節詞和四音節154WSKG_PAGES_V2.1.indd 154 12/2/2016 4:46:52 AM
詞分別作整理，雖然沒有按照詞義進行歸類，但從中可見以下詞語出現頻率較高：運動社會學美術品共和政治病院稅關技師妥協外交政策勲章領土雜誌機關任務發信經濟科學列強艦隊資本家反對現象自由貿易民主主義感覺理由增稅事務員 以上例詞可見，在︽清議報︾中使用最多的是有關經濟、自由、政治、外交、教育、交通、軍事、貿易等領域的詞匯。此外還包括以﹁～力﹂、﹁～家﹂、﹁～者﹂作詞尾的三音節詞語，例如：營業家改革家外交家教育家銀行家工業家愛國者戰死者代表者哲學者當局者勞動者活動力經濟力生產力團結力反動力原動力 還有首次在中文新聞文章中使用兩個雙音節詞語組成的四音節詞語，例如：國際關係國家觀念自由貿易殖民主義經濟學者社會主義民主共和交通機關外交政策社會問題經濟競爭國家思想155WSKG_PAGES_V2.1.indd 155 12/2/2016 4:46:52 AM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就是在陳獨秀的敦促和幫助下，於1917年1月在︽新青年︾2卷5號註銷，從而引起強烈迴響。同年，陳獨秀在二月號︽新青年︾雜誌2卷第6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認為中國社會黑暗的根源是﹁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單獨的政治革命不能生效，﹁充分以鮮血洗淨舊汙﹂，需要先進行倫理道德革命，於是提出﹁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21主張改文言文為白話文，文章內容也要趨向實際。同時也是對古代文學進行了徹底地批判以及否定，這也成為了中國﹁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的開端。 1919年5月4日以﹁五四運動﹂的發生為契機，新文化運動進入了新的階段，華人文學界在這段時期，誕生了各種各樣的文學結社以及出版了大量新的雜誌。22183WSKG_PAGES_V2.1.indd 183 12/2/2016 4:46:55 AM
年份文學結社年份文學結社年份文學結社1920年文學研究會1922年淺草社1923年新月社1921年創造社1922年彌灑社1924年語絲社1922年南國社1922年湖畔社1925年莽原社 4.2.4.2 文學翻譯作品的統計 至於在這段時期內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情況，下表可見，由梁啟超自1898年在︽清議報︾上連載翻譯的日本作家東海散士的︽佳人奇遇︾打開序幕，直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約40年間，1920-30年代的翻譯作品佔最多數。1917年至1919年是空白的，﹁五四運動﹂發生翌年︵1920年︶，只翻譯了一個作品，到了1923年則達到了80個作品，之後數年每年都平均保持著一定的翻譯數量，直至1929年達到了120個作品，到了1933年更高達155個作品，翻譯的高潮一直維持到1937-38年中日戰爭開始，數量才開始逐漸下降。23184WSKG_PAGES_V2.1.indd 184 12/2/2016 4:46:56 AM
文學作品翻譯情況1898119157193225189911916119331551900019170193473190131918019352919022191901936231903121920119374819046192111938291905419228193926190671923801940211907619244319411119085192550194211190921926341943221910019274619445191101928831945719121192912019462191331930121194761914111931711948119494185WSKG_PAGES_V2.1.indd 185 12/2/2016 4:46:56 AM
4.2.4.3 文學翻譯作品的特徵及影響 這段時期︵1920-30年代︶日本文學作品的翻譯具有一個特徵，就是這些作品多數是出自留日學生之手。例如，1902年留學日本的魯迅先入東京弘文學院預科，1904年9月入讀仙台醫學專門學校，1906年他棄醫從文，1909年回國後從事文學活動，大量翻譯文學著作，如：芥川龍之介的︽鼻子︾、︽羅生門︾、有島武朗的︽與幼少者︾、︽阿末的死︾、夏目漱石的︽掛物︾、︽克萊喀先生︾、森鷗外的︽遊戲︾、︽沉默之塔︾等等。1906年至1911年期間留學日本的周作人，翻譯了國木田獨步的︽巡查︾、︽少年的悲哀︾、鈴木三重吉的︽金魚︾、︽黃昏︾、︽照相︾、佐藤春夫的︽我的父親與父親的鶴的故事︾、︽黃昏的人︾、︽形影問答︾、武者小路實篤的︽一日裡的一休和尚︾、︽某夫婦︾、︽第二的母親︾等等。還有翻譯夏目漱石的︽草枕︾的郭沫若、其他包括張資平、夏丏尊、謝六逸、田漢、豊子愷、夏衍等均為留日學生出身的文人學者。24 當然我們不能斷言所有的翻譯文學著作都是由曾經留學日本的中國文人學者所譯，但根據以上資料可見，大多數的作品是由他們翻譯介紹的。但是，前往日本留學學習日本文化及文學，卻並非他們的初衷，他們都是受到﹁明治維新﹂運動的成功並令日本脫胎換骨這一個事實的吸引，希望通過留學日本學習日本的﹁西洋知識﹂。例如本來在仙台學醫的魯迅、在九州島學醫的郭沫若、在東京學地質學的張資186WSKG_PAGES_V2.1.indd 186 12/2/2016 4:46:56 AM
平，他們都是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日本文學後，改變志向，從希望學習先進西洋科技轉變為希望通過文字和文學救助國人。魯迅在其︽吶喊︾的自序中敍述了他棄醫從文的原因及決心。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在東京的留學生很有學法政理化以至員警工業的，但沒有人治文學和美術；可是在冷淡的空氣中，也幸而尋到幾個衕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須的幾個人，商量之後，第一步當然是出雜誌，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為我們那時大抵帶些復古的傾向，所以只謂之《新生》。25 由此可見，像魯迅一樣，有一部份希望在短時間內急速學會﹁明治維新﹂成功之道的赴日中國留學生，在留學期間隨著時勢的變化而改變初衷，將學習物件改為文學。因為，新知識和先進技術等實業可以令國富民強，醫術可以救人因為可以讓人減少身體上的疾病所帶來的痛苦。但醫者只能醫治人的肉體，沒法醫治人的﹁心靈﹂，文學救國可以﹁醫治﹂醫者不能﹁醫﹂的思想。迂腐的思想不能帶動積極作用，唯有思想的激發和更新才能真正的令國家民族發奮自強。187WSKG_PAGES_V2.1.indd 187 12/2/2016 4:46:56 AM
及此日文中譯作品在華人社會上得到廣泛的傳播，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迫使中國人從失敗的教訓中重新考察日本，學習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成功經驗。梁啟超認為﹁日本自維新以後，銳意西學，所翻彼中之書，要者略備，其本國新著之書，亦多可觀。﹂26通過翻譯日譯西學書籍傳播西學，能夠滿足社會對西學的需求。梁啟超創設上海大同譯書局，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寫道，﹁譯書以東文為主，輔以西文﹂，主要翻譯日文作品。其他類似的翻譯機構還很多，翻譯出版了多種有關西學之社會、經濟、法律、歷史、教育等方面的日文書籍。同時，在﹁文學革命﹂的背景下，﹁日本留學→翻譯→文學結社→出版﹂，以及學者對文學、文字的改革思維及決心，對整個中國文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型﹂提供了諸多的啟發。4.3 現代文學的開拓 留日學生通過日文重譯或翻譯了大量的西洋學說、世界名作，其中最早而且意義重大的是魯迅、周作人於1909年合譯的︽域外小說集︾，收作品37篇，另如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雖根源於俄國19世紀的文學，其中的主要論點則多半是通過日語或英語的翻譯而接觸俄國書報的。創造社高張的﹁為藝術的藝術﹂的浪漫主義思潮，也多是從日本移植的，至於20、30年代的普羅文藝思潮就幾乎全是從日本轉販而來的，這種現象的產生與日本學習歐美、翻譯文學興盛有關。另外，188WSKG_PAGES_V2.1.indd 188 12/2/2016 4:46:56 AM
通過日本教育，留日學生一般都能掌握兩種以上的外國語，打開了直接通向歐美文學的大門。郭沫若在描述﹁五四﹂新文學時曾說： 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創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學生……就因為這樣的緣故，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27 留日學生不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骨幹，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從而也使日本成為我國通向世界文學的一座橋樑！以下選擇幾個在當時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形成比較大的留日學生及社團，加以介紹和探討。 4.3.1 蘇曼殊 蘇曼殊為廣東香山人，生於日本橫濱。他的父親是中國商人、母親是日本人，原名子戩，後更名元瑛，曼殊為僧名。蘇曼殊幼年孤苦零仃，16歲出家。1903年留學日本，在東京早稻田大學預科，成城學校等處就讀，回國後任上海︽國民日報︾的翻譯，不久即於惠州出家為僧。1907年赴日組織亞洲和親會，公然反抗帝國主義，後與魯迅等人合辦雜誌︽新生︾，但未成功，此後遠赴爪哇。辛亥革189WSKG_PAGES_V2.1.indd 189 12/2/2016 4:46:56 AM
那支那國孔子的奴隸教訓，只有那班支那賤種奉作金科玉律，難道我們法蘭西貴重的國民也要聽他那些狗屁嗎？29 蘇曼殊還借助另一人物抨擊中國文化： 哎，我從前也曾聽人講過，東方亞洲有個地方，叫做支那的，那支那的風俗，極其野蠻，人人花費許多銀錢，焚化許多香紙，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薩。更有可笑的事，他們女子，將那天生的一雙好腳，用白布包裹起來，尖促促的好像豬蹄子一樣，連路都不能走了。你說可笑不可笑呢？30 我們從以上生動的文字中可以一窺蘇曼殊翻譯小說運用白話的水準。1917年初，陳獨秀到北大任文科學長。同年，胡適在︽新青年︾2卷5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點主張。他的白話文改革思想提出後，劉半農立即寫信給陳獨秀，建議︽新青年︾刊登白話詩、白話小說與白話論文；請蔡元培、章秋桐、蘇曼殊多作提倡改良文學的文字。可惜，蘇曼殊於翌年離世，雖然蘇曼殊創作的白話文學作品不多，但卻為﹁五四白話文學﹂的﹁鋪路﹂作好了準備。191WSKG_PAGES_V2.1.indd 191 12/2/2016 4:46:56 AM
4.3.2 周作人 周作人是魯迅的胞弟，1885年出生，1906年隨魯迅前往日本留學。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廣泛接觸外國的學術文化以及西洋文藝思想，深刻受到其中的個性主義及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和魯迅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兩兄弟都在當時文壇享負盛名。周作人不僅對文學革命理論的確立做出了貢獻，還有在散文、詩、歌、兒童文學、大眾文學、外國文學的創作、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顯著的成果。如果說﹁小說﹂，是他在文學革命中取得的一項突出的成果，那麼，在周作人所有的文學作品中，最優秀、最引人注目的，非﹁散文﹂莫屬。被譽為﹁現代散文大師﹂的周作人，一生發表了3000多篇散文、40多冊散文集。其中在1937年出版的散文集中的︽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舄集︾、︽談龍集︾、︽談虎集︾、︽永白集︾、︽看雲集︾、︽苦草隨筆︾、︽苦竹雜記︾、︽風雨談︾、︽瓜豆集︾等作品，曾多次再版，直至現在依然受到讀者的追捧，成為不朽的名作，這些作品將彌漫在當時文壇的那種陳腐、晦澀、鬱悶的風氣，一掃而空，帶來了自由、新鮮的空氣。郁達夫認為周作人文體是：﹁徐舒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卻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少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31。192WSKG_PAGES_V2.1.indd 192 12/2/2016 4:46:57 AM
周作人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他也是首先提出﹁人的文學﹂概念的知識份子。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6號上發表︽人的文學︾，對當時的文學革命影響很大。周作人從個性解放的要求出發，反對封建社會對人權的輕視、個性的抹殺，充分肯定人道主義，認為新文學即人的文學，應充分表現﹁靈肉一致﹂的人性。在︽平民文學︾中，周作人進一步闡述﹁人的文學﹂的主張，強調文學須應用於人生上，提出﹁普遍﹂與﹁真摯﹂的原則，並申明﹁以真為主，以美即在其中﹂的文學觀念，這對五四時期尤其是為人生派的創作影響很大。周作人的散文作品，題材廣泛、內容豐富，涉及政治、生活、人情、自然、民俗等多個方面。除了寫中國的事物，也包括外國的題材，其中以有關日本的居多，例如：︽日本的人情美︾、︽談日本文化書︾、︽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日本的衣食住︾、︽日本與中國︾、︽日本的落語︾、︽隅田川兩岸一覧︾、︽東京散策記︾、︽兩國煙火︾、︽日本的詩歌︾、︽森鷗外博士︾、︽有島武郎︾、︽与謝野先生紀念︾等等。由於曾經在日本留學和生活居住，周作人對於日本的文化與生活有著一種特殊的喜愛，尤其是對日本文學的研究十分深入，視日本文學為其精神故鄉，翻譯有大量日本文學名著，並創作大量以日本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除了散文以外，還有雜文、評論、傳記、詩歌等等。193WSKG_PAGES_V2.1.indd 193 12/2/2016 4:46:57 AM
4.3.3 郁達夫 郁達夫出生於1896年，1913年赴日留學，在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學習，後來進入第八高等學校理科，中途放棄學醫，改學文學。1919年，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他雖然修讀的是經濟，但文學活動不絕，在留學期間閱讀了不少外國小說，在四年大學生涯裡，他閱讀了俄、德、英、日、法等外國小說，逾一千部以上，32這令他成為一個小說家奠定下扎實的文學基礎。1921年，他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織文學團體﹁創造社﹂。同年他完成了三篇小說作品，該年2月，完成首部作品︽銀灰色的死︾，第二部作品︽沉淪︾在5月完成，第三部作品，︽南遷︾在7月完成。這三篇作品都是以日本的留學生活作為題材，都是其自傳式的小說。其中，︽沉淪︾的內容暢述留學日本時迷戀日本女人的故事，故事也刻畫了主角因孤獨、性壓抑及對中國的矛盾情結所產生的複雜心理結構，內容香豔豪放，這三篇作品作為創造社叢書同時在 10月15日出版，當時轟動國內文壇。吉田富夫就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把此小說集評為﹁新文學裡最初的白話小說集﹂，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白話短篇小說集，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紀念碑。然而，郁達夫的白話小說，無疑是受到了日本文學的影響，從他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 在郁達夫的文本中，﹁神經衰弱﹂、﹁憂鬱症﹂和﹁歇斯底里﹂等和製漢詞的詞匯充斥，所描寫的194WSKG_PAGES_V2.1.indd 194 12/2/2016 4:46:57 AM
男女主角往往沉溺於性放縱或性壓抑，因此處於神經崩潰邊緣。在偏愛情色描寫上，郁達夫對這些醫學詞匯特別熟悉，並不讓人意外，因為他曾在年少時負笈日本學醫。︽沉淪︾中，﹁憂鬱症﹂一詞反複出現。首度在第二章出現時，加上了英文 ﹁hypochondria﹂ 作為解釋，33彷佛是如果沒有英文加持，就不足以描述男主角的心理狀況。﹁憂鬱﹂在日文漢字發音是﹁ゆうつ﹂(yu-u-tsu)，如果追索字源，在古典中文裡面，通常當成動詞使用。例如︽大宋宣和遺事︾和︽清史稿︾，可見﹁憂鬱成病﹂或﹁憂鬱遂久病﹂之說。34在中國古典醫書中，﹁憂鬱﹂一詞比比皆是，總是作為動詞，通常和肺疾有關，如﹁憂鬱傷肺﹂。35﹁憂鬱﹂和字尾﹁症﹂合成一字作為疾病的名字，則是日語的創造。可見當時的郁達夫，必須透過譯介的知識，來嘗試瞭解自己和他人的身心。 4.3.4 創造社 創造社是1921年6月至7月間在中國上海成立的現代文學社團，由日本留學生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共同創建，當時是中國兩大革命文學團體之一，另一個是太陽社。創造社在成立後編輯出版︽創造社叢書︾，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以及郭沫若所譯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第二年開始發行︽創造季刊︾，1923年編輯出版︽創造週報︾以及︽中華新報︾的文學副刊︽創造日︾。創造社在前期以尊重天才、主張自我表現為藝術宗旨，作品有典型的早期195WSKG_PAGES_V2.1.indd 195 12/2/2016 4:46:57 AM
浪漫主義唯美特徵，對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起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以創造社為核心所形成的詩歌流派也稱為早期浪漫主義。 由於日本在明治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初期︵約為1900-1910年︶，言文一致體這種嶄新的白話書寫方式，以及伴隨這個白話運動產生的自然主義文學，透過雜誌媒體啟蒙了廣大民眾，日本文壇也開始頗具規模。同時，日本的文學潮流即因翻譯文學的推波助瀾，快速地推動啟蒙與教養之學，同時也為日本近代語言結構、小說形式、文學體例、童書內容等方面帶來豐富的刺激與影響。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也出現﹁白話文運動﹂。其實，﹁白話文﹂這一詞本來就有矛盾存在。﹁白話文﹂這一詞的概念顯示，不管寫下來的文體是﹁白話文﹂或﹁文言文﹂，都屬於一種﹁文體﹂。換言之，在﹁白話﹂與﹁文言﹂這二元對立的概念下，﹁白話文﹂本來擁有著被﹁文言﹂概念吞噬，終究仍被歸納於﹁文言文﹂的一種。但比較中、日兩國的白話文運動，中國的白話運動比較有趣：中國一方面直接受到西洋現代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透過日本間接地吸取西方文化，過程相當複雜。此過程中，中國知識份子對自己原有的文化開始產生懷疑，甚至企圖捨棄原有文化， 全盤西化。就在此新思想吸收、消化過程時，文言文這個舊文體無法接納新思潮，所以，應該創造新文體的呼聲漸漸擴大。 創造社的成員，在早期創造社的刊物︽創造季刊︾上發表的短篇小說，許多都是模仿當時日本短篇小說的形式，並以這種形式作為文學理論的基礎。另外，為了能在中國文學中產生新的口語文體，創造社的作家們都不斷作出各種各樣的嘗試，並寫出了各自不同的文體。通過留學日本，他們在東西方接觸196WSKG_PAGES_V2.1.indd 196 12/2/2016 4:46:57 AM
的當下，透過﹁取捨折衷﹂，自覺地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不但創新了文學語言、日常語言，也形塑了對自我自他、知己知彼的認知、對世界的認知。創造社的作者們通過日本接收西方知識時，發揮個人介入和體制實踐之間的折衝平衡工夫，不斷地挑戰外來體制及傳統體制實踐的界限。總體來看，他們在學習近代日本文學的基礎上，在自己的作品中，試圖寫出新的文體──白話文。例如郁達夫的小說，是創造社初期的代表作品，備受中國青年的熱愛，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學習了具有新鮮魅力的日本文學的那種充滿感情和平實簡明的文體。 4.3.5 和製漢詞豐富了白話文學的詞匯 19世紀以來，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西洋近代文明慢慢滲入東方的漢字文化圈。這種對新文明的受容，不僅僅在物質層面上改變了東方人的生活方式，還對人們的價值觀等精神層面以及語言範疇帶來了影響。明治時期的日本學者為近代西洋人文、自然科學等概念的翻譯介紹賦予了極大的貢獻，他們在創造近代新概念的日語譯詞之際，除了從古代中國的典籍、近代的白話小說︵古代白話小說︶以及在比日本稍早時期完成的漢譯洋學書籍︵包括英中、中英辭典等︶借用、引用以外，再加上他們自身的努力，利用一些既有的詞匯進行替換、音譯或重新造語等方法，重整了近代漢字詞的體系。 在漢字文化圈的國家中，中國在過往一段頗長時期都是一個漢字文化、儒教文化的輸出國，作為一197WSKG_PAGES_V2.1.indd 197 12/2/2016 4:46:57 AM
個佛教文化的發源地也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是，受到中國長期以來的華夷思想所限制，以及在清朝政府200多年期間一直採取的鎖國政策的負面影響下，中國對於由西方歐洲國家掀起的工業革命及其所引發的近代科學技術，可謂一無所知，處於一種落後的狀態。在這個背景下前往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皆抱著一種﹁洋務圖強﹂的夙願，希望能竭盡所能在政治、思想、教育、哲學和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把近代文明引進中國。段躍中認為，目前在漢語中大量存在的日語借詞，都是通過留學生翻譯介紹進入中國。36這些詞匯是日本人翻譯西歐的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領域的日語譯詞，是誕生在明治時期的和製漢詞，例如：﹁革命﹂、﹁民主﹂、﹁自由﹂、﹁主義﹂、﹁文明﹂、﹁文化﹂、﹁科學﹂等等的常用詞語。 可以說，﹁翻譯﹂是在留學的過程中，或者是在留學活動完成後出現的。無疑，翻譯對思想、文化和技術等方面的交流以及傳播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且翻譯對接受國一方的語言或多或少地產生了影響。正如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幾千年來都是以漢字作為文字，而且兩國之間的語言交流史非常悠久，翻譯活動對於語言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在日本留學的中國人通過日本學習西方近代文明，並履行了將之引進中國的職責。他們在留學期間首先掌握日語的運用，通過日語成功接觸了近代文明，在向祖國傳播近代文明之際，考慮到時間與效力的問題，他們首先選擇翻譯代表西方近代社會的思想、政治、經濟、技術等相關書籍。再加上，像梁啟超和章太炎等親自執筆進行文學創作活動的學者也不少，這些翻譯及文學創作活動，有純學術方面的，也有思想啟蒙和革命宣傳方面的，其內容在留198WSKG_PAGES_V2.1.indd 198 12/2/2016 4:46:57 AM
學生接受日本的學問和思想的同時，隨著時間上的變遷，以及他們的思想的成熟度而調整。 留學生的翻譯活動始於1898年。首先，梁啟超以個人的形式翻譯介紹了日本作家東海散士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並在︽清議報︾上連載翻譯。至於團體的翻譯活動，最初是由日本的留學生成立的﹁譯書彙編社﹂開始的，此社發行了名為︽譯書彙編︾的月刊雜誌，同時編譯了大量的單行本。之後，﹁教科書譯輯社﹂和﹁湖南編譯社﹂作為其支社的形式分別在1902年和1903年成立。這些團體發行的翻譯書，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先在東京印刷，再送往中國。1933年﹁會文學社﹂以︽普通百科全書︾的形式出版了100種中學教科書以及普通教育方面的書籍。另外，魯迅、郭沫若等現代中國文學家受到日本文學的影響後，在翻譯日本文學作品的同時，對文學作品的創作也不遺餘力。隨著翻譯及出版活動鋪天蓋地的進行，大量和製漢詞伴隨著以白話文及口語體寫成的教科書及翻譯文學傳入中國，吸引了一批新的讀者群，為中國文學形式的進化埋下了種子。當時在華人社會，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後，這批新的讀者，他們以開放性的姿態歡迎並接受了這些來自日本的大眾化白話文學以及和製漢詞。 語言及文字的問題，是文學大眾化的關鍵，中國和日本相同，同屬漢字文化圈，幾千年來使用漢字，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也必然是從文字、語言的更新著手，產生變化。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一個可見的成果就是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形成了現代漢語和現代文學以白話文為軸心的語文體系，並以新漢語輔之，也就是所謂的白話文。文言文與白話文在詞匯上有很大的差異，相較於白話199WSKG_PAGES_V2.1.indd 199 12/2/2016 4:46:57 AM
文的詞以雙音節為主，文言文的詞匯較為簡潔，以單音節為主。︽漢字百科大事典︾中的﹁和製漢詞一覧表﹂中收錄的和製漢詞，三音節或以上的詞匯佔28%，其餘幾乎全是雙音節詞，可見和製漢詞為中國現代文學及時補充了新鮮的﹁血液﹂，若非如此，中國文學的白話運動充其量只會落套於﹁換湯不換藥﹂的境地。 清末的語言變革運動，為文學革命的發生和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諸多思想資源和實踐準備。清末以來形式多樣的語言變革，其目的雖在求﹁文字簡易﹂以便﹁普及教育﹂，而不在文學本身，但其﹁文字救國﹂的觀念，後來卻逐漸演變為﹁文學救國﹂的現代文學功能觀。這確實說明清末以來的語言變革為五四文學的先導，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突發的事件。4.4 東方的言語都市──上海 上海是從19世紀中開始，逐漸蛻變成一個國際文化城市的。1843年，鴉片戰爭後所簽訂的︽南京條約︾迫使上海開港，從此外國勢力就不斷擠進這個城市；1845年，第一部︽土地章程︾出臺，確認了英租界的範圍，所謂的租界，就是指中國和列強國家議訂租地或租界章程後，在中國的領土上為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的另一國設立的合法的外國人居住地。1848年，上海地方官允許美國聖公會傳教士的要求，在虹口開闢美國租界。1年後又設置了法租界，1853200WSKG_PAGES_V2.1.indd 200 12/2/2016 4:46:58 AM
年9月，小刀會佔領上海縣城，從此中國政府失去對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上海英法美租界聯合組建獨立的市政機構﹁上海工部局﹂，建立員警武裝，正式形成第一個後來真正意義上的租界──國中之國。到了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併，成為共同租界。上海的歐美現代化設施，是在1870年左右陸續興建起來的，當時英國人出現的地方必定會有教堂和賽馬場，不僅如此，還開拓了上海──歐美之間的定期航路、以及在租界上建造了不少西洋建築物。37各種現代化設施都逐漸落成並且系統化，如築路、架橋、路燈、學校、醫院、消防機關、監獄等。文化方面，劇場、公園、俱樂部、板球場等社交、娛樂及運動施設也相繼落成。1872年隨著海底電纜的接通，連接了與倫敦的電話通訊，上海──除了是一個商業城市，而且變成了一個歐美人生活的地方。 日本的明治元年是1868年，上海開港及成立租界的時候，日本還是幕末，那時候前往上海的日本人不多。直至1871年，在中日簽訂︽日清修好條規︾後，日本才和清朝政府有了正式的交往，翌年日本總領事館在上海設立，1875年三菱商會開通了上海──橫濱的航路，這時，日本人才開始逐漸出現在上海了。根據池田桃川的︽上海百話︾記載，從明治元年開始的15年間︵1868-1883年︶，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大約有10幾個到100多個，平均每年以5到6個人的幅度增加。一般男的都是商人、公司職員或官員，女的以妓女居多。38 相對19世紀末在留上海的日本人只有數百人，到了20世紀初，日本人的人數突然遽增，1905年達到了4300人，391909年超過了8000人，40這是由於以紡織業為中心的日本201WSKG_PAGES_V2.1.indd 201 12/2/2016 4:46:58 AM
企業大量進駐上海的結果。為此，日本人成立了﹁上海居留民團﹂等日本人協會，專門管理上海在留日本人的學校經營、墓地管理、乃至日本義勇隊經費補助等業務。41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15年，上海的日本人在留人數，甚至已經超過了英國人，達到了11000人。1920年代大量有關上海的日語書籍出版，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由於來往上海的日本人越來越多，介紹上海狀況、生活等情報資訊的旅遊指南書的需求增加，而且大量出版。除了旅遊指南書，這些前往上海的日本人裡，還包括如芥川龍之介、井上紅海等日本著名文學家，他們除了向日本介紹上海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並以上海為舞臺創作了不少小說和紀行文等文學作品。上海作為一個東方的言語都市，通過日本文人的文字介紹，經由多重管道，向讀者們發佈了各種各樣的資訊。同時，不少中日文人以上海為平臺，在這個新興的文化都市進行學術、文化交流。 這批在1880-1930年代旅居上海的日本文化知識人，在文學創作路程上很大程度受到了上海的影響。在這半個世紀裡，曾經有過﹁上海體驗﹂的日本作家，包括芥川龍之介、村松梢風、井東憲、橫光利一、金子光晴、吉行エイスケ、森三千代、榊山潤、草野心平、阿部知二、武田泰淳、堀田善衛等。42他們豐富多采的上海體驗，最終成為文學著作發表、出版，以各種各樣地形式影響了當時日本人對上海的形象觀。下面以岸田吟香、芥川龍之介、金子光晴、森三千代為例，通過他們的﹁上海體驗﹂、文化活動以及文學創作，試圖解讀上海這個言語都市。202WSKG_PAGES_V2.1.indd 202 12/2/2016 4:46:58 AM
強烈踐踏了中國留學生的民族感情，大書特寫他們的愛國及革命熱情，與此同時使他們對日本有了更加深入且全面的認識。在中國留學生的各種各樣的刊行物中頻繁地記載有關日本的評論集見聞，報導日本的內政及外交的初期動態，還有刊登在日本報紙及雜誌上的譯稿。他們也大量翻譯了日本書籍，介紹日本各方面的情況，加深了中國人對日本的瞭解。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逐漸克服了全面肯定的片面性，也開始對日本社會存在的問題及中國侵略政策進行了初步的指摘及批判。 1907年11月劉師培的︿亞洲現勢論﹀刊登於中國留學生的無政府主義刊行物︽天義報︾上，此論文強烈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政府是﹁亞洲共同的敵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與西方列強勾結，正在進行對亞洲的侵略擴張。﹁今日之世界，強權橫行之世界也，而亞洲之地又為白種強權所加之地。欲排斥白種之強權，必排斥白種加於亞洲之強權。﹂白人在亞洲強權的突出表現，便是英國統治印度、法國統治安南、美國統治菲律賓，而日本雖是亞洲國家，卻與亞洲人並非一個心眼，因為它侵佔了朝鮮。至於中國，更是﹁瓜分之禍，懸於眉睫﹂。然而，日本又不是朝鮮一國的敵人，而是﹁亞洲之公敵﹂；日本對亞洲的危害，更甚於白種人。77他主張亞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應該與日本人民的革命運動相呼應。 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使中國滅亡的︽二十一條要求︾時，在日本留學的李大釗擔任代表的中國留學生總會起草了︽警告全國父老書︾。文中列舉了甲午中日戰爭以來日本侵略中國的罪狀，指責日本帝國主義是﹁嗟彼日人，陰賊成性，當民國初建之際，挑兄弟鬩牆之機，射影含沙，無所不至。雙方蠱以顧問，百計施其鬼謀，欺我政府，愚我黎庶……此不義、不仁、不智、不勇、不信之行為，於日本234WSKG_PAGES_V2.1.indd 234 12/2/2016 4:47:02 AM
為自殺，於世界為蟊賊，於中國為吾四萬萬同胞不共戴天之仇讎，神州男子，其共誓之！﹂781917年，李大釗撰寫了宣傳日本帝國主義的︽亞洲主義︾。他嚴格指責日本是﹁若乃假大亞細亞主義之旗幟，以顏飾其帝國主義，而攘極東之霸權，禁他洲人之掠奪而自為掠奪，拒他洲人之欺淩而自相欺凌，其結果必召白人之忌，終以嫁禍於全亞之同胞。﹂791919年元旦，李大釗更分析日本帝國主義的﹁大亞細亞主義﹂實際上是﹁吞併中國主義﹂，是﹁大日本主義的別稱﹂，﹁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80 中國留學生通過在日本的實際體驗與深入觀察，指出並批判日本社會存在的貧富差距，階級的壓迫，資本家的剝削、軍閥的專制、統治集團想法的試探等問題。這反映了中國人對日本認識有了很大的進步，表示了當時的中國人已經意識到更加全面且深入地分析日本，認識日本的必要性。上述對於近代中國人日本觀的變遷過程的歷史考察給了我們更多的歷史經驗與啟蒙。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例如，近代中國多次體會到認識世界、研究外國的重要性。例如，19世紀末，對於日本明治維新的認識及研究很大程度地促進了中國的維新變法運動。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成為維新運動的啟蒙書籍，康有為的︽日本政變考︾成為光緒皇帝實行百日維新的初步計劃。兵部郎中付雲龍收集各國的資料，撰寫文章，製作圖表和地圖，編著︽圖經︾，僅︽遊學日本圖經︾就達30卷，包含天文、地理、技能鑒定、兵制、官員、外交、文學、風俗等部份，是一部關於日本的百科全書，也是中國人認識日本的235WSKG_PAGES_V2.1.indd 235 12/2/2016 4:47:02 AM
重要資料。像黃遵憲、付雲龍這樣的傑出外交官及認真的遊學使節通過自己的細緻的調查研究及思考，編寫了︽日本國志︾、︽遊學日本圖經︾等大著，對中國人認識日本發揮了卓越的貢獻，克服了對外國認識的片面性。強調無論是瞭解日本，還是其他國家，不論是盲目的自大及全盤否定、還是盲目的自卑及全盤模仿，皆非正確的態度。如果不對外國進行客觀的辯論及具體的分析，就不能吸收其精髓，丟棄其殘渣，通過現象看清本質得到全面性科學的認識。 4.5.2 日本人的中國觀 4.5.2.1 欣賞和崇拜、在模仿中競爭 日本在幕末明治之前一直以中國為榜樣，並把中國當成競爭對手。到18世紀以後，國學者開始鼓吹神國日本的精神優勢，而對中國採取了輕視的態度。而蘭學者們在熱衷於歐洲文化的同時，也不忘對中國人科學精神的欠缺進行了批判。例如，他們認為中國解剖學者的敍述毫無事實依據，而認為荷蘭的醫學著作是正確的；他們看不起中國畫俱有﹁精神內涵﹂的風景畫，而追捧歐洲風格的寫實主義作品。但是總的來說，中國文化對19世紀的日本的影響還是不容小覷的。明治維新雖然導致了對西方文明／文化的盲目模仿，但中國文化的威信基本上沒有改變。明治天皇參拜神社時，紀念石碑上所刻236WSKG_PAGES_V2.1.indd 236 12/2/2016 4:47:02 AM
的銘文即是漢字。德川家的統治者所信奉的儒家思想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修正，但﹁本質上﹂仍是日本或西方思想體系所無法替代的。 暫時撇開中國文化不談，日本人對中國這個國家的感情還是很曖昧的。早在18世紀，林子平就明確表示，中國對日本的安全而言是個潛在的威脅；81而在國土防衛的相關言論中，也不乏有肯定林子平這一見解的言論存在。中國鴉片戰爭中的戰敗，讓日本人看到，中國與英國等歐洲強國相比，軍事力量非常薄弱，但日本人對中國的崇拜並未因此而瓦解。大多數1890年出生的日本人，對﹁中國是強國﹂這一認識深信不疑。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戰爭，日本也對其進行了詳細且全面的報導，甚至還用彩色版畫對其進行了描述，由此，中國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多多少少恢復了一些威信。此外，與擁有戰艦的日本相比，中國海軍還強化了自己的艦隊，這一點令日本人感到震懾。1890年，中國艦隊訪問日本之時，︽國民新聞︾的記者寫下了這樣的戲劇詩：﹁鏘！霸主意氣風發，震懾世間弱者。﹂東京大學校長、指導性教育學家及作家外山正一︵1848-1900年︶則對中國艦隊的旗艦定遠號來訪時的情景做了如下描述： 我曾作為貴族院議員受支那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閣下之邀（中略）支那的軍艦，即定遠號確為優秀的軍艦，其的堅固在東方各國均無法與其匹敵，可謂聲名遠播。其中大炮的炮管很大，其下設有旋臺，可自由轉動。其上為鋼鐵艦，全身以厚鐵蔽之。船上所乘將士和其外237WSKG_PAGES_V2.1.indd 237 12/2/2016 4:47:02 AM
的士官何以護之？曰，從將士到軍官均受過適當訓練，且多人均能聽懂英語，（中略）對我來說，東洋能擁有配備了如此水準的軍艦和如此水準的士官的艦隊感到高興。但略為遺憾的是水手的狀態，其人看上去不太精神，氣色不太好，甚至看上去似乎沒有吃飽。總之，其水手的狀態於我來說並不完美，但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均讓我臣服。81 根據日本某海軍軍官的建議，外山在當天也參觀了日本艦隊的旗艦高千惠。他被告知：日本軍艦的艦載炮較小，但與定遠號的巨型大炮相比，在操作上較為容易。但他本人卻完全不認同這一點。乘上高千惠，外山感慨最大的是水手。 明天，高千惠即將揚帆起航，水手們或聚集在水手房間裡，或獨自坐著給家裡寫信，或在閱讀書籍。在我國的軍艦上，將士無不思家思鄉思親人。擁有如此心境的水手，和擁有如此心境的士官，如今心連心，不知他們他日想著外出征戰，會不會感到悲涼。一旦發生戰爭，第一時間與敵人面對面的就是軍艦，只要在戰艦上戰鬥，就有贏的決心。我國的士官和水手就是這樣思念父母思念妻子的內心溫柔的大和男子。如何不讓這些人白白犧牲，是我們全國人民應該考慮的問題。……雖然我在參觀這艘支那軍艦和高千惠艦後的感受是如此，雖然社會經常對支那人和日本人進行比較，但是支那與日本乃兄弟之邦，與支那為敵，斷不可也。82238WSKG_PAGES_V2.1.indd 238 12/2/2016 4:47:02 AM
丁汝昌提督的這次訪問，更多的是炫耀，並使日本人感到敬畏，而外山和其朋友也確實多少感覺到了恐慌。但這種心理的本質其實是對中國文化的尊敬。丁提督與中國海軍士官們受亞洲協會的邀請，出席了於東京紅葉館舉辦的宴席。在宴席上主客作詩互贈，中國的詩句多是讚美日本的優美景色，與宴席的氛圍相吻合，充滿了華麗且厚重的辭藻。其後的詩句則較為平庸，是定遠號副艦長陳思壽之作。 東瀛勝地喜重臨，紅葉樓中聽鼓琴。三國聯歡開盛會，群賢畢集證同心。冠賞此日雖因革，文字從來是古今。旦賦小詩志鴻爪，愧無佳句答知音。83 勝海舟作了如下的詩句贈予了定提督： 鐵艦數百尺，逐鯨大東洋。握手煙波裡，望我好誼祥。84 今日的亞洲協會成員讀著這樣的詩句，仿若千年前的日本人，體會到了當時對中國人的美好印象。甲午戰爭爆發前從歐洲和美國來訪的高官數量很多，居住在日本的中國使節們對他們的態度很是誠懇。但是，對於到中國訪問的日本人，他們得到的待遇卻並未有如此好。儘管那時的日本在物質方面取得的進步已經超越了中國，但大多數中國人還是將日本人視作﹁東夷﹂，他們對日本人也不屑讚賞。但是，239WSKG_PAGES_V2.1.indd 239 12/2/2016 4:47:03 AM
旅日中國文人們無論到哪裡都能受到賓客般的待遇，即使在歐洲也不多見，這正是日本的獨特風景。日本的學者文人從與王韜等學者、或黃遵憲等外交官之間互相贈予詩句之中感到喜悅。漢字為世界所享受、漢字超越了國境，這是中國與日本共有的理想，是高雅學者的世界。 有學者說：﹁日清戰爭前的中國是很偉大、很浪漫、很英勇的。﹂ 這一說法深深地刻在了多數日本人的頭腦中。過去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日本教育的根本是中國的古典文學，結果導致強烈的中國讚美之情，印在了日本人的心中。在貴重的美術作品中，以浪漫且通俗易懂的風景為背景的，以及描繪中國人物的作品居多，這一點與大多數西方美術作品形成了強烈對比。日本人對中國的文化依賴度極高，因此﹁當時的日本人並未覺得自己比支那人優越，甚至覺得應該低支那人一等。﹂85大多數日本人對在日本橫濱港的中國商人們非常有好感。在日本人中，也不乏對中國人存在危機感，例如擔心中國人在日本定居後，其優異的經商能力會超過日本商人。儘管定居的中國人也與部份西方人一樣具有傲慢的地方，但這畢竟是少數，尤其是中國與日本自古以來就有非常親密的關係。大部份日本人認為如果過了多年，歷經幾個世紀所建立起來的中國崇拜傳統分崩離析，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由友情轉為輕蔑，那才是真正讓人悲哀。240WSKG_PAGES_V2.1.indd 240 12/2/2016 4:47:03 AM
4.5.2.2 從崇華到崇洋、武士道與大和魂 然而，明治維新期間，日本人開始重新定位中國以及中日關係，撇開政治、外交、軍事以及經濟上的因素不談。在文化層面，有許多有名的日本人政治家、學者和作家等認真考慮過文字語言問題，例如本文第二章所述，戰爭期間，當時在日本曾出現﹁廢止漢字﹂的聲音。例如岡田正美︵1871-1923年︶，他的日語改良方案在明治33年︵1900年︶得到議會的批准，明治35年建立了名為國語調查會的組織。岡田在明治28年提出過激的改良方案，其中心是必須全面禁止使用漢字。他在﹁帝國文學﹂上發表了通篇只用改良的片假名書寫的論文，以貫徹他的觀點。雖然此後岡田的觀點逐漸變得和緩，但明治33年以後，學校教育的漢字以及作家使用的漢字數量與種類銳減，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受到了岡田的廢除漢字論的影響。 明治27年10月就任文部大臣的西園寺公望︵1849-1940年︶，在第2年8月提出應將英語作為正規教育的中心課程，希望學校逐步取消日語與日本文學的教學。這個方案並不是他首先提出來的，因為外山正一早在明治17年︵1884年︶就提出應該盡快放棄漢字，強化英語學習。去世前一直擔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禮︵1847-1889年︶也早在明治5年就提出應把英語作為日本的國語。西園寺在日清戰爭剛獲勝，日本處於國家主義感情頂峰時期時提出這一方案，叫人難以理解。241WSKG_PAGES_V2.1.indd 241 12/2/2016 4:47:03 AM
這正是西園寺對教育執著的性格與當時日語改革意見的碰撞結果，反映了那個特殊時期的情況。 在同一個時期，漢文的學習出現了明顯衰退。按照吉川幸次郎的說法，儒家的教育功不可沒：文學家夏目漱石、森鷗外；軍人山吳有朋、乃木希典；政治家西園寺公望、原敬……這些後人難以超越的人才都是戰前儒家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從那個時期起，漢文演變成了國語內容的一部份，以學校必修課的形式保留至今，只是儒家學者教漢文的私立學校漸漸地消失了。儒學的信徒，狂熱的國家主義者井上哲次郎在明治28年認為，漢學在中國本土都不斷衰退，日本人乾脆別學漢文了。他說： 除非支那人裡找不到具有學術研究漢文能力的人，否則我們日本人有甚麼研究的必要呢。 如井上所說的那樣，自那時起，漢學不再是教育的基礎知識，而是作為獨立的一門學問進行教育。同樣對日語的重視程度也不斷加強，以前像地理、自然科學等課程全都是用英語授課，後來所有的帶有近代色彩的課程都改用日語施教。 ﹁甲午戰爭﹂這個近代日本人首次和外國人的戰爭，自然在日本人的內心喚起了﹁日本人究竟是誰﹂的自我覺醒意識。日本人也始終關注歐美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日本人在戰爭的勝利讓西方人改變了對日本的看法。任何軍事家也沒有能夠預料到日本能戰勝那樣一個大陸強國。戰爭以勝利告終，西方人看到的不僅是燃放的焰火。他們不得不承認日本的現代化不只是過去炒作得沸沸揚揚的官方改革、喊242WSKG_PAGES_V2.1.indd 242 12/2/2016 4:47:03 AM
叫口號，而是真正在實現現代化。岡倉天心曾經諷刺地說： 當日本沉湎於和平文藝的時候，西方人說日本是野蠻國家，當日本人在滿洲瘋狂殺戮的時候，卻說日本是文明國家。86 被許多歷史學家提及的日清戰爭後興起的國家主義也得到了外國的支援。那個時候日本產生了一種特殊使命感。不論人們說甚麼，說國家主義也好，說演變為帝國主義也好，說促進工業化也好，總之從中國獲得的戰爭賠款，在各種意義上改變了日本。然而有些日本批評家認為日本的文化其實沒有變。戰後考察了日本文學之後，島村抱月預言將來日本的文學發展將以日本人的本性為基礎。他說： 日本人的生命價值在哪裡？歷史會做出回答。這就是武士道與大和魂，這是千古不渝的一種精神。（中略）只有一條道路就是以日本文學體現日本文學之靈魂。87 從明治28年到32年︵1895-1899年︶這5年是近代日語發展的命運大轉折。明治28年前後，人們深切地感到必須要設法創造一個統一的日語。其原因是一方面人們重新認識到日本文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日本人更加切實感到不論是中國古文派生的漢文或日語古文都不適合表現日本的243WSKG_PAGES_V2.1.indd 243 12/2/2016 4:47:03 AM
詩歌或文章。日語學者也是拉丁文推廣者上田萬年︵1867-1937年︶在明治28年，也就是日清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主張目前急需制定日語標準，文學家應齊心合力創作言文一致的藝術作品。明治28年以後逐漸出現了兩個特殊的文學傾向：主觀主義文學與厭世文學。這兩個文學的起源究竟在哪裡呢？第一個來源大概是國民對於各種現實問題關心度的高漲。第二個來源可能更重要，就是在日清戰爭時期產生的一場關於日語改革的大論戰，最後這場論戰發展到語言媒體的創新問題。還有一個就是許多文人作家提到的﹁言文一致﹂運動，也就是書面語口語化的問題。這場運動通過若干次反復，最終取得了以二葉亭四迷的︿浮雲﹀︵明治22-24年︶為標誌的徹底勝利。耐人尋味的是凡是以戰爭為題材的作品，不論是散文或者詩歌，沒有一個是用口語體寫的。最多就像泉鏡花寫的短篇小說中那樣，只有人物對話部份用口語寫。就連明治27年編寫的小學教科書的文章也幾乎全用文言文寫的。姑且不論這個教科書是文言文或者口語體，打開第一卷的開頭文章就是﹁イケニハスアリ﹂︵池中有蓮也︶，依舊是文言體。歌頌白神源次太郎和原田重吉戰功的文章更不用說是用文言寫的。明治28年9月，尾崎紅葉以簡體︵である體︶發表了作品︿青葡萄﹀。第二年用同樣的文體發表了長篇小說︿多情多恨﹀的第一章。這些作品將成熟的口語文體帶給小說界。到了19世紀末，也就是明治30年代初，更多的作家採用了口語體，例如作家內村鑒三甚至用言文一致的文體撰寫了社論。正岡子規帶領的﹁子規﹂團隊的俳句作家們也在作品︿寫生﹀裡採用口語體。雖然在當時文言文並不是立刻被廢除不用，可見言文一致運動曾面臨著許多需要克服的障礙。244WSKG_PAGES_V2.1.indd 244 12/2/2016 4:47:03 AM
關於戰爭的詩歌幾乎都是用遠離口語的文言文寫的。將中國人醜化為野蠻人的詩歌不斷從日本人學者的筆下流出。就連在︽日清戰爭實錄︾那樣發行量很大的雜誌上面刊登的漢語古詩，也都是原文刊登，不僅沒有翻譯成和語，就連標注假名也沒有。本來用漢語最適合表達日本人的心理世界，可是因為戰爭中興起的國家主義情緒，又因為當時中國是敵對國，在社會上掀起了抵制外語，也就是抵制古漢語的風潮。這正好給日語復古創造了機會，結果是這場戰爭不僅促進了對日本古典文化的關注，也煥發了對如何正確書寫﹁日本語﹂和創造﹁和製漢詞﹂的關心。245WSKG_PAGES_V2.1.indd 245 12/2/2016 4:47:03 AM
美意識的種子第五章246WSKG_PAGES_V2.1.indd 246 12/2/2016 4:47:03 AM
第五章 美意識的種子5.1 審美意識與美的體驗 5.1.1 審美意識的形成 心理學對於﹁意識﹂的解釋是指人類所覺知的資訊；而當人們對自己的意識來解釋自己的某些行為時，才會認識到無意識資訊的存在，許多像呼吸這樣的身體過程通常是無意識的。1例如人們經常對各種事物全神貫注，是最質樸的一種深入認識事物的方法，這通常是無意識的。2無意識可以成為全神貫注的條件，這時人們完全進入忘我的境地，甚至聽不到旁人的疑問或議論。為了能使忘我狀態得以持續就要暫停我們的感覺功能，所以一個人能夠進入全神貫注的狀態是一種幸福。設想一個人對花草的外形與其鮮嫩的色彩陷入忘我狀態，如果問他究竟這個花草好在甚麼地方，他一定無法給你滿意的答案。若你硬要糾纏著讓他解釋，他會覺得他心目中最美好的感受被你破壞，所以他自然就不願意回答你的問題了。不難理解，這種因意識游離而導致的﹁全神貫注﹂雖然處於一種迷茫狀態，但是裡面卻蘊藏著寶貴的質樸與純真。為了防止被他人誤認為是走火入魔，就需要有保護自己的手段，這就是正確的價值觀。247WSKG_PAGES_V2.1.indd 247 12/2/2016 4:47:03 AM
可是作出上述精心的準備需要意識，這恰恰破壞了無意識的境界，因此為了給自己留下最重要的東西僅僅依靠上述的努力還是不夠的，必須不斷學習，去培育這種認知能力。既然從無意識狀態中產生意識，人就產生了讓別人理解自己的願望。從這個意義上講，意識具有很大的人情色彩，它不能由個人自發產生，審美意識也不例外。 由於意識的許多功能都包含與那些保存在無意識狀態中的東西的內隱比較，也就是說，意識過程經常影響無意識過程或受到無意識過程的影響，心理學家證明了無意識過程可以影響意識行為。3佛學認為，一切有情眾生本來就有無意識界與意識界。無意識界就是指人體離意識情況下的自然反應，如被熱水燙到手時自然會無意識的縮手。而心神正是控制無意識界的心體，按照︽金剛經︾的說法，是﹁意識界，非意識界，是名意識界。無意識界，非無意識界，是名無意識界。﹂4這是大乘佛教不分別，不執著的說法。例如，不分別意識界和無意識界，也不執著意識界，也不執著無意識界。不分別不執著，就是講實相法。實相、無相、無不相。無相，就是不執著有，無不相就是不執著空無。用無相，來破除﹁有﹂的執著，用無不相，來破除﹁空無﹂的執著。空、有兩邊都不執著，才是﹁中觀﹂。總結心理學、美學和佛學對﹁意識﹂的詮釋，審美意識應該就是在這種半無意識界狀態下形成的。 如果我們把審美意識這一概念放進特定的美學圖解中，在許多情況下這些概念會具有不同的含義。如果進一步將這個含義沿著自由思維的長河流淌下去，概念的含義將擴展得更加多樣。這裡所說的﹁特定的美學圖解﹂，是按照現象學思路解析出的現象形態的一套模式。5因此所謂的審美意識是指以審美248WSKG_PAGES_V2.1.indd 248 12/2/2016 4:47:03 AM
價值內容為對象，在意向中建立起來的特殊意識狀態。在這個狀態中，從意向性挖掘出來的物件，其來源已經在潛意識中，又附在意識中表現出來。將這個表現不斷溶解於現實主題的存在中，這種為現實存在賦予一種特殊的、美學含義的行為，就是審美體驗的過程。6審美意識是對美的事物的意向性意識，也就是說它是從無意識的直覺反映到自覺行為的過程中產生的，因此這個行為並不能永遠保持同樣的清晰度。6它與存在論的定量認證得到的審美體驗相比較，美學概念的內容顯得模糊。可以把兩者的關係概括如下：審美意識不過是在某個特定時間、場所，碰到某種機遇，在整個流動地意識中的一部份從內心深處湧出，並產生的意識活動的瞬間閃光而已，如果阻礙這個機遇︵審美契機︶，那麼這些閃光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也就是說這種審美體驗並不是固有的，而是由機遇產生的。這種體驗就像螢火蟲的光，處於時暗時亮的閃爍迷離之中。 當然僅僅是判斷美與醜還算不上審美意識。從能夠判斷出美與醜的階段發展到形成審美意識萌芽的階段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必須經過反復多次的學習和訓練才能完成。美學家康德認為：﹁審美快感取決於主體的心靈狀能和精神素質，每一種特殊的審美感受都要求一種特殊的主體能力。要享受崇高的愉快，我們必須有崇高感；要享受美的愉快，我們必須有美感﹂7。康德所說的﹁崇高感﹂和﹁美感﹂是指主體在審美活動之前就己經具有的心靈能力。前者指是人的崇高品格、高尚的心靈和情操。這樣的人才能理解自然和社會中的崇高事物，才能在各種物件中發現崇高的性質，才能獲得崇高的感受。後者指的是人理解美、感受美的能力和素質。具備這種能力和素質的人，能夠更容易發現和欣賞物件的美，249WSKG_PAGES_V2.1.indd 249 12/2/2016 4:47:04 AM
能夠獲得更強烈的審美享受。8 同樣，回顧中國，在1896年至1937年約40年間，赴日留學生人數超過11萬人，大量的留學生體現了國人試圖瞭解和學習日本的強烈渴望，也反映了清政府培養具有現代科學文化技術的統治人才的迫切需要，這些是外在環境因素。而最初留學生抱著對祖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以及憂國憂民的崇高情感前往日本；他們持相對開放的態度，希望通過赴日留學，感受東洋文明和外國文化，因此說他們具備了﹁崇高的情感﹂和﹁美的情感﹂這兩個基本條件也絕不為過。除此以外，中日兩國的風俗習慣比較接近、多數知識份子認為日語和漢語同樣使用漢字，以上都是他們最初對﹁留學﹂所產生的印象。隨著留學生在日本生活、接受教育，並漸漸融入當地社會，他們就好像兒童一樣，在大人︵日本教育︶的影響下，在一種半有半無的意識下重新形成了對事物的審美觀。當然，這其中還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因素，例如與中國人和日本人原有的美意識是有著密切的關係，本章第二節將詳細探討。 總的來說，審美意識發自於情感，動之於理性。也就是儘管它可能來自於情感萌動，也必須適時更新，在創作過程中整合成形象。然而審美意識的發生並不像從真空、抽象的思維中自發湧出泉水一樣，而是從特定物件觸發的審美體驗中產生的。如果審美體驗的主體是創作者，就可能把流向審美體驗各方面的潛在創造力引導到創作行為方向上來，因為剛開始，審美意識基本上僅具有美學享受形態的被動性質。那麼審美意識起甚麼作用呢？它應該是在創作者和觀賞者眼光相遇交融之際，將作品的本質以設想的形態埋藏在現實之中，構成了一個共通的、新的審美體驗的場所；也可能是在創作者和觀賞者眼光交250WSKG_PAGES_V2.1.indd 250 12/2/2016 4:47:04 AM
匯的虛擬空間出現的一縷閃光。明治時期的和製漢詞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出現的一縷閃光，它們源自於中國，但被日本的創作者重新組裝，放入﹁寶石箱﹂，經過日本人的﹁美的體驗﹂。後來又在赴日留學生的面前閃亮登場，最初留學生是觀賞者，後來又成為了創作者，同時，這些和製漢詞，通過創作者及多種媒介又回歸中國，完成了一系列的創作過程，成為一個全新的形象、一個美學物件。 5.1.2 美的體驗 美的體驗，或稱為﹁美感經驗﹂，朱光潛認為﹁美感經驗﹂就是我們在欣賞自然美或藝術美時的心理活動。9人們的生命源泉在於經驗，構成我們人生的立足點既不是意識︵cogito，我思︶，也不是存在︵sum，我在︶，實際上正是個人的經驗。10經驗對人類來說，是生生不息的自我肯定，也是無法還原成任何事物的個人生命與思考的出發點。審美體驗也不例外，審美體驗先於審美意識與美學物件而存在。審美體驗的基本作用是從經驗逐漸分泌產生，沿著不同的方向形成審美意識與審美價值。也就是在審美體驗的具體進程中，審美意識的思維功能逐漸被認識，將審美物件也作為一種價值形成了思維物件。審美體驗的結構可由靜態分析得到，它是固有的心理活動過程，各要素成分在整個心理活動的過程中相互有機結合。這種活動形態基本上是美學欣賞或享受。帶有審美體驗特徵的意向物件，不論是自然景觀還是藝術作品，首先要作為美的事物被我們接受，然後觸動審美意識。這種意識從觀賞的結果產生，如同251WSKG_PAGES_V2.1.indd 251 12/2/2016 4:47:04 AM
一粒種子，具有一定外形的審美萌芽，這樣就產生了美學創作，在多數情況下叫做藝術創作。觀賞與創作是審美體驗活動的兩個側面，當然也有人認為它如哲學家Denis Huisman解釋的那樣，可看作是第三次體驗形式。11這裡面任何一個過程都有審美意識的參與，在創作的體驗過程中，是先啟動﹁有形生命﹂(Focillon Henri)12，然後將寄託於創作者內心深處的某種形式的能動視覺，通過審美體驗將它顯現出來加以形象化。 ﹁藝術的審美性是人類審美意識的集中體現，是真、善、美的結晶，藝術的審美性體現為內容美和形式美的統一﹂13。藝術體裁決定觀察對象的性質，所以藝術體裁不同，審美意識的性質也不同。若比較一下文學與造型藝術，造型藝術的要素直接形成感覺，而文學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主觀思維。當然文學也力圖將主觀思維通過各種手段加以形象化，形成具體的圖像。通過與造型藝術視覺圖像的比對，將主觀的含義變為形象。不管文學語言是來自理念還是來自傳承，它的感官圖像只不過是將精神上的美學幻覺映射到光彩繽紛的多維空間──主觀世界而已，最終形成了主觀形態的實體。同樣，和製漢詞如同一顆美意識的種子，這顆種子從中國進入日本後，在日本萌芽成長，產生了美學創作，明治時期，日本人對和製漢詞的創作和使用無疑是一種美的體驗，在這個體驗活動中，和製漢詞成為了一種﹁有機物﹂，或﹁有形生命﹂，通過大眾對它的審美體驗，逐漸形象化，其美學生命力得以萌發、繼而生長茂盛，最後又回到中國再次開花結果，發放異彩。 中日兩國的文人雅士在審美體驗上的共同點是因為感到愉悅而接受自然之美。實際上因為美學感情252WSKG_PAGES_V2.1.indd 252 12/2/2016 4:47:04 AM
的生命力必須經過本人的認可，所以廣義的愉悅︵美學快感︶是美學感情的基礎。幾乎在所有的審美體驗中，愉悅都是從零星的感受開始經歷的，並發展到強而有力的階段，最終令自己受到感動而亢奮。因此在愉悅擴展的過程中，人們不斷被推到美學享受的前沿，被包圍在愉悅中。超脫審美快感並不是審美體驗的終點，它還會向心靈深處擴展。美學享受不論是瞬間的、被動的、偶然的或者微不足道的，都能使我們從平凡的生活中解脫出來，這種解脫意味著從內部向外部的轉化。經驗的主體正是把精神層面由內部向外部轉化，從一般的社會學觀點看來，這可能被認為是一種自我排斥現象。可是意識只要不是陷入空想或妄想，而是向有意識的、構成美學物件的方向發展，那麼以下的條件一旦具備，構像力就會變為構想力。這些條件是：首先是要認識到審美直觀對於審美物件的存在價值；其次是具有把美學感情從最初的感動與亢奮昇華到具有能動審美意識的判斷能力；最後是具有把審美心情從簡單的欣賞提高到積極評價的凝聚能力。審美體驗就是在這樣的辯證關係中孕育起來。也就是說，基於自我本能意識︵或者說無意識︶的審美反應，提高構像力，把美學物件組成並向有意識結構的方向發展，最後到達綜合構想力階段，產生能誘發創作行為的視覺圖像。假如我們在審美之前存在恐怖或低落的心情，則一旦遇見美，就會產生﹁驚訝﹂這種本能反應。簡單得出結論：審美體驗的快樂，是在掙脫世俗的激動中產生的，如果自身對產生這種掙脫感到驚訝，那麼這是一種愉快的驚訝。美感是相對於人的意識不停流動的現象，首先是在半無意識的審美體驗中產生預感的萌芽，然後心理活動受到審美物件觸發，上升到自主意識的層面，接著按照各自情況、時間、機遇的不同形成了審美意識。最後受到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253WSKG_PAGES_V2.1.indd 253 12/2/2016 4:47:04 AM
中形成的民族、精神的催化後，一旦時間、場所、機遇等條件成熟，審美意識就分離成個別獨特的體驗，這個過程好像是盆栽藝術的剪定與整姿一樣；審美意識的﹁形﹂猶如胚芽，繼續受到有機體內部精神活動的控制，最後受到外在審美觀的影響，在主觀世界長成審美態度的枝節形態。正如Denis Huisman所說的那樣，由於審美態度具有獨創性，所以它必然自然轉化為美學創作行為。14 審美意識既是一個理論上固有的概念，也是一個對具體的實踐經驗廣為使用的字眼。不過如果認真推敲一下它的真正含義，就會覺得它像軟體動物那樣，時而喪失了固定的外形，時而看不見其生命徵候。每個人的實際審美體驗都在適應著各自的具體情況並慢慢被賦予生命力。然而沒有一種審美意識是全人類一致的，也就是說儘管存在著無數的審美體驗，若試圖將他們集中起來提取共同觀點的話，則無論如何也只能具有模糊的意義。首先是因為體驗的領域與物件，其含義是千差萬別的。例如我們看一下喚起我們審美意識的物件吧，那也許如同某個山巒湖沼、蝴蝶樹木、晚霞雲彩那樣的自然的局部；也許是靜物寫生、古代陶器、古戲木偶、交響音樂或科幻電影作品等；也許是石雕樹木組成的獨具匠心的園林、巧奪天工的紀念建築或者是綜合設計的城市景觀。這樣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當我們站在這些風景、作品或景觀面前時，能否從每個人千差萬別的體驗中，提取出一個具有共同意義的審美意識呢？朱光潛曾說過： 一個東西如果是美的，雖然不能使一切人都覺得美，卻能使多數人覺得美。所以美的審別究竟還有幾分客觀性。15254WSKG_PAGES_V2.1.indd 254 12/2/2016 4:47:04 AM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不同的文化中成長，分別代表中華文化和大和文化，又可以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生活在同一文化內不同的環境下──漢字文化圈的中國和日本；因此對於現實的個人建構會出現很大的個體差異。然而，由於漢字傳入日本，千餘年來，它已和日本文化錯綜交織融合在一起，並深入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在日本經﹁重新組裝﹂的和製漢詞回流中國，其中的一部份直接為中國人所接受，也有部份則在中國接受了﹁二次改造﹂後，再一次融入中國的社會、文化中。這是因為如果身處同一文化中的人們分享許多相同的經驗，他們就會具有相似的現實建構，這是由特定一組人群的多數成員所分享的思考世界的方式。當社會中的一個成員發展了一種與文化建構相適應的現實的個人建構，它會被文化肯定，同時也肯定文化建構。心理學對於這種意識建構的相互肯定稱為﹁共識效度﹂16。在日本，和製漢詞就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誕生──明治維新，經過日本人的﹁美的體驗﹂，逐漸被主流社會所肯定；然後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文化意識建構的審美物件，再次傳入中國，經過中國人的﹁美的體驗﹂，產生共識，最後在中國落地生根。因為和製漢詞所包含的不僅僅是中國古代的﹁美﹂、日本的﹁美﹂，還有西洋(主要是歐美國家)的美，這也使和製漢詞成為中日兩國之間一種美意識的溝通工具，也成為中日兩國之間共通的審美對象；同樣，比較中日兩國對於自然觀、文學文字觀的審美意識，有助於我們更深入理解和製漢詞的內涵及其現代意義。255WSKG_PAGES_V2.1.indd 255 12/2/2016 4:47:04 AM
5.2 中日兩國的美意識 5.2.1 中國人最初的美意識──羊大為美 那麼，中國人最原始的美意識是怎樣，或者是在怎樣的生活環境以及體驗中誕生的呢？當然，說到美意識，自然會聯想到和﹁美﹂這個字相關的事物，如上，我們首先需要對﹁美﹂字的自身形成以及其原本在古代的意思做何解，進行詳細的研究。下面，我想先來討論一下﹁美﹂字在︽說文解字︾中的本義，並以此為線索對前述問題進行分析。 依據︽說文︾，﹁美﹂字從﹁羊﹂從﹁大﹂17，就是說﹁美﹂是由﹁羊﹂與﹁大﹂二字組合起來的，它的本義是﹁甘﹂︵︽說文︾羊部︶。這表明﹁美﹂字在中國人的審美意識的初期階段上，一般用來表現人們對於某一物件的某種特殊感覺，或者說是某種官能上的感受。這時，只就結構本身來考慮，﹁美﹂字的本義，因其是由﹁羊﹂與﹁大﹂二字組合而成，所以可以說它表現了﹁羊之大也﹂、﹁軀體碩大之羊﹂的意思，或者表現了這種對羊的姿態的感受。假如這種純理論的解釋是可能的而且是正確的，那麼，中國人最原始的審美意識，可以說是起源於對﹁羊大﹂──對形象豐碩、羊毛濃密、象徵旺盛的生命力、膘肥體壯的羊的姿態的感受。然而，如上所述，﹁美﹂字的本義是﹁甘﹂這一味覺性的感受，所以，﹁羊大﹂這一特殊姿態與美感之間有何關聯呢？因為﹁羊大﹂，烹飪後的甘味可謂美也。由此可256WSKG_PAGES_V2.1.indd 256 12/2/2016 4:47:04 AM
知，中國人最原始的審美意識終究還是起源於﹁甘﹂這一味覺性的感受。那麼，﹁美﹂和所謂﹁羊大﹂以及﹁甘﹂之間存在著甚麼關係呢？據段玉裁所述，﹁甘﹂字本來一般作為五味之一，意味著﹁甜﹂18。可是在這裡卻並非這個意思，而是日語中的﹁甘うまい﹂︵中譯：好味道︶之義。19這與﹁甜﹂、﹁辣﹂等沒有關係，僅僅是表示人喜好的味道，即為﹁甘﹂。另外，從上述可見，古代漢語的﹁美﹂字和日語的﹁甘うまい﹂是相通的。作為由所謂﹁羊大﹂的姿態而創造出來的﹁美﹂字的本義，是因為﹁羊大﹂，即﹁肥碩的羊﹂其肉味﹁甘﹂的緣故。換言之，段氏的解釋是﹁美﹂作為從﹁羊大﹂的字，本來不是為了表達對於羊大的姿態的感受，而是因為古時肥大的羊其肉味﹁甘﹂。﹁美﹂正是為了表述對﹁甘﹂這一味覺經驗的審美感受。如果這一見解正確，那麼，可以說，中國人原始的審美意識起源於﹁肥美的羊肉味鮮美﹂──這一古代人的味覺感受，然後由﹁美﹂字表現得中國人最原始的審美意識與所謂﹁羊大﹂的關係。但僅做如此解釋就夠了嗎？伴隨審美意識，構成其本質或內容的心理經驗，僅僅如前述那樣是﹁甘﹂這一官能上及味覺上的感受嗎？另外，從所謂﹁羊大﹂的姿態中得到的感受，只限於對﹁羊的姿態之大﹂的視覺性感受上嗎？那麼，由此會自然產生一個問題，作為一般家畜的羊，在中國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怎樣的意義或怎樣的價值呢？ 在中國，自古以來，羊的皮毛不但廣泛被用來禦寒，而且羊肉可供人們日常食用，在祭祀或會盟時，羊常常被用作犧牲品，或在獄訟時被奉為神聖的審判者。從這些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得到，羊在過去的物物交易中，是作為一種重要的畜產來飼養的。羊在中國古代人們的生活上、經濟上具有如此的意257WSKG_PAGES_V2.1.indd 257 12/2/2016 4:47:05 AM
義和價值，從所謂﹁羊大﹂，首先想像到那濃毛稠密、茂盛、骨骼健壯和胖墩墩的羊的姿態，至少在理論上，就使人不僅僅停留在單純的視覺性感受上，而更喚起人們以下的種種印象和意識。首先，其濃密豐厚的皮、毛，作為防寒用具令人喜愛，對於肥厚脂膏的肉所象徵的﹁甘﹂味的聯想，帶來口福上的愉悅、舒心；其次，這樣的羊是極其重要的生活物資，擁有這樣的羊，特別是數量眾多這樣的羊，對於以物易物的牧羊部族來說，從具有很高的交換價值這一點上來看，就有﹁快樂﹂、﹁吉祥﹂的含義，並使得他們的生活富足、祥和，成為左右人們生存意義的東西。 總之，從所謂﹁羊大﹂所興起的這種人們對生活的直接意識或感情，即包涵在﹁美﹂字中的最原始的意識內容，應該是：第一，視覺方面，對強壯的羊以及其所象徵的龐大身軀的感受。第二，味覺方面，是對其肥厚肉身的美味官能上的感受。第三，觸覺方面，是對羊所擁有的防寒功能這種期望上的感受。第四，從經濟立場考慮，是對這樣的羊具有的經濟價值及交換價值上的感受。歸根結底，這些感受在心理方面是包含在喜愛、愉悅、快樂之中的，可以稱之為生活的吉祥、幸福感。正因為如此，自古以來，由﹁美﹂字從﹁羊大﹂，從其本義解釋了中國人審美意識的起源在於對碩大的羊的姿態的感受，或在於這樣的羊會帶給牧羊部族帶來的吉祥感及幸福感。此外，又有如︽說文︾所見的那樣，把﹁美﹂字的本義解釋為對於羊肉之﹁甘﹂這一味覺的感受上。 關於中國人的美意識的起源，無論是從所謂﹁羊大﹂這一﹁美﹂字的構造上來觀察，還是從純理論角度來思考，中國人審美意識的起源，在最原始時期，都只能是圍繞著所謂﹁羊大﹂的姿態所激發的種258WSKG_PAGES_V2.1.indd 258 12/2/2016 4:47:05 AM
種生活感情的某一種，或者說存在於這一生活感情之中。把它徵之於文獻，其中特別是如許慎的記述、段氏所注釋的那樣，飲食物之味，都是飲食美味上的這種味覺美，因此普遍認為﹁美﹂字本來是起源於對羊肉美味的官能感受。因為不只是﹁甘﹂的本義在︽說文︾中被解釋為﹁美﹂，而且從羊字的﹁羭﹂也被訓為﹁美﹂20︵參照︽說文解字︾﹁羊部﹂，﹁羭﹂字，段注，︽左傳︾﹁僖公四年﹂：﹁專之渝攘公之羭﹂，注：羭，美也。杜注及正義︶。根據︽說文解字︾，﹁味﹂字，﹁從口，未聲﹂，其義﹁滋味﹂，其聲段注為﹁無沸切﹂。而﹁味﹂在︽說文解字︾中的本義是，﹁味也，六月滋味也﹂，其聲與﹁味﹂同。 對於上述﹁味﹂和﹁未﹂的音義的解釋，我們不僅能充分推測到它和︽史記・律︾所謂：﹁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且，當注意到﹁味﹂、﹁未﹂與﹁美﹂存在著雙聲關係的時候，也就能夠推知，在古代，﹁Mi﹂的聲音，一般是表述食物滋味的語言，而所謂﹁滋味﹂是從﹁口含物﹂的意義引伸而來的，它一般不僅意味著﹁口中甘味﹂，而且﹁滋﹂有﹁美﹂之義，﹁美﹂與﹁味﹂又有著雙聲關係，等等。綜合考慮這些就可知道，一般所說﹁好味道﹂的﹁味﹂，與所謂﹁滋味﹂、﹁甘味﹂或者﹁美味﹂等是同義。因而，在這裡，﹁滋﹂、﹁甘﹂、﹁美﹂、﹁味﹂之間，古來就有同義詞的關係，這本身就表明了已述的﹁美﹂和﹁甘﹂能互訓的原因，同事也證明了﹁美﹂原來是表現味覺感受的字。 如果從中國人的日常經驗、和從﹁羊﹂從﹁大﹂的結構來看，中國人審美意識的起源一般如下所示。259WSKG_PAGES_V2.1.indd 259 12/2/2016 4:47:05 AM
① 最原始的起源是與﹁羊大﹂的姿態性密切相關的生活感情之一。 ② 一般是指食物味道﹁甘﹂這樣的味覺美。 ③ 對於羊肉的﹁甘﹂這樣的官能上的感受。 一般對於中國古代人而言，如前所述，美的感動與﹁美的物件﹂的種類、形態、內容無關，其重點在於能否在心理上、情感上感到喜悅與快樂。這些快樂一般是從自身的喜好、理想相符而產生的，可以切實體會到自身生命的充實感。另外，表示美味含義的﹁甘﹂原本是五味之一，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可將其理解為不論何種滋味，其重點在於合口味。就像﹁人各有所好﹂這句老話一樣，我們知道可以憧憬、同感、共鳴的東西就是﹁美﹂。追求﹁美﹂是基於人的本能所產生的必然性要求，因此，把美的物件與在人的內部產生影響的事物進行相互協調，其結果就是人意識到﹁美﹂，可以說明為審美意識。從﹁美﹂字的本義看出，中國人講﹁美﹂，是從味覺開始的，即以味甘為美，也就是說，中國人最初的美意識是始於味覺美。中國人自古以來都認為：﹁民以食為天﹂，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反對的。以上事實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人最原始的美意識來源於味覺，進而其內容或本質不斷逐漸擴展，若抽象概括，即為從某物件上得到的肉體上及官能上的愉悅感。260WSKG_PAGES_V2.1.indd 260 12/2/2016 4:47:05 AM
5.2.2 日本人的美意識和自然觀 前文所述，中國的﹁美﹂字，是羊與大，﹁麗﹂字更是頭上長著大角的鹿，回想起中國國土千里疆域，宮城廟宇氣勢恢宏，果然離不開徐志摩那句﹁數大便是美﹂，無論是裝飾多、尺寸大、或是背後灑的血淚有多少。對比中國人的﹁羊大為美﹂，日本人則強調精細地認知和表現事物。戴季陶在︽日本論︾中說： 崇高、偉大、幽雅、精緻這四種品性，最富的是幽雅精緻，缺乏的是偉大崇高，而尤其缺乏偉大。日本人標榜為美的極致，不過一個富士，偉大崇高也不足比中國的諸名山。不過他在一個海國山地當中，溪谷岡陵，起伏變化，隨處都成一個小小丘壑，隨地都足供人們的賞玩。而這些山水都是幽雅精緻，好像刻意雕琢成功一樣。這樣明媚的風光，對於日本的國民當然成為一種美育，而自然的賞鍳遂成為普遍的習性。21 這就指出了日本人民族性格和審美情趣上的﹁氣局褊小﹂的特點。這種特點還表現在日本的文學作品中，日本詩歌中的﹁俳句﹂形式，就是從中國古典詩歌的近體詩，尤其是絕句形式蛻變而來的，刻意在一兩詩句中下功夫，以表現更豐富的思想。大野晉對於日語的﹁美﹂字，就有以下的解釋，日語中的261WSKG_PAGES_V2.1.indd 261 12/2/2016 4:47:05 AM
的變化可得知，日本人所認為的美，是小巧的、令人愛憐的，比起碩大、強力、豐盛的意象，小巧愛憐且潔淨的事物，更能引起他們的共鳴。22 有人認為，森林與海洋文化是日本美學生成的土壤，日本學者梅原猛指出：﹁日本人心靈深處的森林信仰﹂23是日本宗教思想中核心的信仰，是日本精神思想結構的支柱。當今的日本國土的87%仍為森林所覆蓋，其中的54%是天然森林，也就是說，日本全部森林的三分之一是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的原始森林。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同森林結下了深厚的關係，遠古以來的﹁萬物有靈觀﹂、﹁萬物有生觀﹂、﹁精靈觀念﹂、自然之間的﹁生命平等﹂觀念等，都同森林環境緊密聯繫在一起。而形成日本文化的另一重要的環境因素是大海，日本列島由眾多的大小島嶼組成，故有漫長曲折的海岸線。一望無際的大海既壯闊美麗又神秘兇險，歷來是人類冒險探索的對象。日本人對大海的冒險和征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日本人的冒險精神和探索勇氣。隨時面臨死亡的威脅，促成了日本人好勇鬥狠的征服性格和崇高精神。日本人把森林文化的優雅精神同海洋文化的狂暴精神結合起來，從而構成了日本文化的主體內容。對日本民族精神的對立的兩重性特徵，美國人類學者本尼迪克作了較恰切的表述： 菊花與刀兩者都是這幅畫中的一部份。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擺佈，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且這一切矛盾的氣質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現出來。24263WSKG_PAGES_V2.1.indd 263 12/2/2016 4:47:05 AM
明治時期的日本美學家西周，主張美是﹁美真善的統一﹂25，美是多樣性的統一和調和，美在於物我二元的相互作用等觀點。大西操山也主張﹁真善美三位一體﹂，他認為：﹁善與美如果分離，就不存在真理了。而離開真理，善和美也就不存在了。﹂26這些觀點明顯地受到西方美學的影響，但這些命題中又蘊含著深層的日本審美意識，這表明西方美學的這一主要觀念吻合了日本傳統的審美意識，因此得到明治時期的美學家的迴響。然而，古代漢語﹁善﹂、﹁良﹂為同義互訓的漢字︵︽說文︾：良，善也。︶，例如在︽國語‧周語下︾中有﹁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是良材﹂27；︽管子‧宙合︾：﹁可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28；還有陸賈在︽資質︾中指出：﹁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29可見在中國古代與﹁善﹂同義互訓的﹁良﹂和﹁美﹂亦屬同義詞，日本人討論﹁美﹂與倫理、道德的價值，也就是與﹁善﹂的關係，其實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謀而合。這樣與﹁善﹂具有相同價值關係的﹁美﹂，不久更推移到與﹁真﹂，具有相同含義的階段，並且融入文化藝術—文學、音樂、武術等世界中。這裡的所謂﹁真﹂不是具有客觀妥善性的﹁真理﹂的﹁真﹂，其含義是一種﹁藝術的真理﹂，在所有事物生成或消滅的諸相中，實際主宰形式主義的唯一存在，也就是所有事物的根源性生命。在日本美學思想中，﹁真﹂主要是指真摯的情感，也含有﹁逼真地再現事物的形、態﹂的意思。日語﹁まこと﹂︵中譯：真誠︶是指情感或事物的本質、本真、因此其日語漢字除了﹁真﹂，還可寫作﹁誠﹂或﹁實﹂等，以此表現其精神本質，並且含有一定的道德內容。在日本審美觀念中，真實性與自然性是一致的、相同的，可以互換的。而對於人來說，美與善是同一的，人之美一定要有內心的264WSKG_PAGES_V2.1.indd 264 12/2/2016 4:47:05 AM
善，即內心的純淨以及與萬物相處的親和感。這一觀念成為日本民族重要的審美標準。所以親和感是日本美學的重要思想，﹁和﹂是日本最高的美學思想。﹁和﹂的審美理想就是不把任何物件看作是對立和分裂的，而是在異中求同。以這種審美理想去看待生活與藝術、宗教與藝術、自然與人、人與人時，就強調融和、親和、物我同一，這說明日本美學思想的根本特點是崇尚和諧統一，並把和諧之美運用於一切方面。 日本民族的審美意識最初源於對自然美的體悟。自然美是日本全部文化形態之美的原型，自然美觀念是日本美學的基石，且以自然美為起點形成美學範疇系列。可以說，日本美的相位首先是自然美和色彩美的相位，自然美和色彩美是日本審美意識的原型。樹木花草從發芽、成長以至開花結果的生命歷程，使日本人有了最初的生命輪迴和變化的感受，使自然人情化，人與自然互滲交融，也更強化了對植物、花樹的一葉一枝的敏銳感受。這種纖細的敏銳感受，通過比喻，象徵和聯想的方式進入文學、文字、藝術等文化創作。30中國人古來使用﹁美﹂這一文字表現實體本質或姿、態的物件，即美的物件，意味著不論它具有怎樣的世俗實體──地位、身分、富貴、權勢；不論它具有怎樣的本質──成為五覺物件那樣的事物；或者具有怎樣的形體性──有形、無形；或具有怎樣的樣態性──動態、靜態，都沒有關係。這種美的物件具有特殊性、個別性、還有多樣性。一般人的個性是多樣的，從而作為其憧憬、理想而描繪出的事物也本來不可避免地是特殊的、個別的和主觀的。這就是中國人所謂﹁蛾眉不同貌而具動魄，芳草不共氣而皆悅魂﹂，日本人所說的﹁人各有所好﹂那樣，古來味、色、臭等因人所好而異265WSKG_PAGES_V2.1.indd 265 12/2/2016 4:47:06 AM
的原因。可是認真思索一下，因為人們的本能、性質中普遍相通的東西也存在於其他方面，其憧憬、理想也有共通的東西，因而，其美的物件的種類也應有相通之處。 5.2.3 和製漢詞與盆景美學 上文內容所述，在中日兩國的美意識裡，中國人的美意識與日本人的美意識是在共同的東方文化背景下產生的，當然有別於西方的共同特點，同時也是在各自的風土中經過長期演變、醞釀而成的，各自在不同的人文地理與文化軌跡中發展，自然也就形成各自獨特的美意識。從宏觀上粗略地看，似乎是渾然一體，而從微觀細緻研究，就可看到涇渭分明之處。日本人的審美意識最早起源於對自然美的感悟，具體地說就是對森林植物的生命姿態和日、月、星、辰、風、花、雪、霧等自然物的同情和欣賞。這些自然物生命形態、色彩的變化，導致人們對季節變化的深切感受和對生命本質的理解。這種生命感和季節感，一方面被凝固、抽象為﹁物哀﹂、﹁風﹂、﹁雪﹂、﹁月﹂等美學範疇，並由此生發出形、姿、繁茂、華麗、豔麗、嬌豔、蒼勁、枯瘦、寂靜、餘情、冷寂等美的形態。這種由自然生命感和季節感所發生的美學範疇被日本美學家稱為﹁植物之美學﹂。而中國人發明的漢字，作為一粒美意識的種子，自從千餘年前傳入日本後，被日本人視之如寶，在當地萌芽成長，轉化成各種不同形狀。對於這些漢字，日本人採取了一種藝術創作的手法，例如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們參考了中國人的傳統方法進行﹁種植﹂，266WSKG_PAGES_V2.1.indd 266 12/2/2016 4:47:06 AM
中途也有按照日本人本身的審美觀﹁栽培﹂的。可見，和製漢詞不就是一棵有生命的植物、一件活生生的藝術品嗎？它的存在如同一盆盆栽一樣：盆景的造型本來就注意結構之美，貴在和諧。結構還涉及層次，層次由樹木主幹上的枝葉位置和鋪展狀態所形成，以自然和諧為佳。創作盆景，除了植物自身，還要選擇合適的支架、盆具，有時還得配合以奇石。日本人創造和製漢詞和盆景藝術一樣，遵守協調、和諧的原則，其歷史、文化背景源遠流長，是大自然的縮影，取大自然之優，去大自然之劣，以人工思維模仿大自然的方式，以形小相大來表現，是﹁無言的詩詞，活的藝術品﹂。日本人把和製漢詞的製作過程與盆栽的﹁剪定﹂與﹁整姿﹂看齊，是以一種嚴謹的態度、創新的思維來進行的。另一邊廂，中國自從發明漢字以來，幾千年來也是以相同的態度和思維來對漢字的字形以及文體的意境及形態進行改革。但到了清末，由於朝廷腐敗，國家無論在政治、軍事及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都陷入停滯不前的僵局，在這一段時期，對於漢字及漢語文體的革新，中國人似乎有心無力。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則為中國填補了這一段空白，縮短了中間磨合的過程，延續了漢字文化在詞匯、語體上的進化、更新和改革。這也解釋了為何由日本人﹁剪定﹂、﹁整姿﹂的﹁盆栽﹂被送回中國後，容易受到中國人的接受，而且很快融入漢語中，沒有引起強烈地排斥。267WSKG_PAGES_V2.1.indd 267 12/2/2016 4:47:06 AM
內剛剛可以自己生產步槍後，早已成為天主教信徒的很多大名人，馬上放棄了天主教這一表面的信仰。據高瀨弘一郎所述，天主教傳教士早有一連串的軍事計劃：16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當時的歐洲航海強國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表面目的為天主教傳教，實質目的則是通過傳教士傳教，使大量民眾成為天主教信徒，再發動軍隊進攻並征服該國使其成為自己的殖民地。傳教士來日本以前，歐洲國家對墨西哥、菲律賓、莫桑比克、果阿等都是通過上述方法成為其殖民地。32天主教認可﹁可以征服自然﹂這一點是大航海時代的開端，產生了用於征服的﹁器械﹂步槍，步槍傳入日本後，不久天主教就被帶入日本。儘管日本對外來文化很包容，但也不願意成為他國的殖民地，豐臣秀吉看穿了傳教士的軍事計劃，發佈了天主教傳教士驅逐令。但是，另一方面南蠻貿易卻被認可，日本仍然專心致志地吸收外來文化。日後的德川政權也具有同樣的傾向，也多次發佈了禁止天主教傳教的命令，最終導致其採取鎖國政策，但還是通過長崎港口與西方接觸，繼續吸收西洋文化。 日本對於接受外來文化所採取的寬容態度，是由於日本的多神崇拜以及佛教本身所提倡的對世間萬物的包容性所造成的。自古以來日本人無論從森林、高山、太陽還是大海、河流中都可以發現神的存在，佛教通過絲綢之路傳入日本時，將婆羅門教、印度教的神比作佛教的保護神、明王、天神等，對其採取包容的態度，可以說神道與佛教培養了日本人這種看上去好像毫無保留的寬容。如果更極端地來評價日本人的這種傾向，我們可以把日本人這種行為說成是一種不斷追求共通協調的世界主義習性。 首先，佛教的核心教義是提倡﹁輪迴﹂，基督宗教提倡生與死的二元論，而佛教提倡面對生與死可269WSKG_PAGES_V2.1.indd 269 12/2/2016 4:47:06 AM
以選擇進行﹁轉世再生﹂的多元論。神道教的根本內容是太陽崇拜，重視日沒西方︵沒︶，日出東方︵再生︶。淨土宗中就存在﹁共生﹂的概念，這與現代我們經常使用的﹁共生﹂具有相同的含義。釋迦牟尼提出了﹁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的四聖諦，第一、人生皆苦。第二、苦的緣由是愛欲。第三、消除愛欲。第四、選擇消除愛欲的正確道路。也就是告誡我們不要沉迷於個人的愛欲，要實行像宇宙一樣大的愛的實踐，這也可指輪迴所產生的共生。如果對耶穌與釋迦牟尼進行比較就可以發現，基督教的耶穌是由聖母瑪利亞所生，釋迦牟尼是由摩耶所生。也就是說耶穌最初就是神的兒子，而釋迦牟尼是凡人。耶穌去了天國一去不復返，而釋迦牟尼則出現在人間，並向其弟子教導人生的變化無常。耶穌屬於天上世界，而釋迦牟尼則從事凡人的行為。另一方面，對於死，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殺死，而釋迦牟尼則以涅盤的姿態在弟子守護下，微笑著終結其80歲壽命。觀察釋迦牟尼﹁死﹂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是自然死亡→悲傷→真理→微笑這樣的過程，其根本是﹁慈悲﹂。與此相對，耶穌﹁死﹂的過程是殺人→絕望→憤怒→復仇→審判這樣的過程，其根本是﹁正義﹂。換句話說佛教提倡斷念、讓步這樣的審美意識，而基督教提倡復仇，證明正義這樣的審美意識。古代的﹁十字軍東征﹂以及作為基督教國家現代的美國試圖發動的復仇戰爭正是這種提倡復仇，證明正義是基督教觀點的體現。另一方面，佛教提倡斷念、讓步，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軟弱無節操的表現，但在某種意義上來看它確是一種極為強大的力量。從世界和平的觀點來看，日本曾經作為佛教國家，不斷試圖追求共通性，其具有的世界主義習性，具體體現在佛教的﹁共生﹂及對外來文化的包容上。這也可以從和製漢詞，特別是270WSKG_PAGES_V2.1.indd 270 12/2/2016 4:47:06 AM
大地進步。其次尊重自由與理性的想法使近代文明得到順利發展。日本接受歐化的形式是引入﹁蘭學﹂，這在江戶幕府末期就已經開始了。但是，當時的日本人從﹁蘭學﹂中學到的僅僅是鑄炮術、兵學、醫學等這種技術上的學問。但是，明治時期引入的西方體系不僅僅是在技術層面，學問的中心從﹁蘭學﹂轉向﹁英學﹂。33如上所述， 明治時期全面引入﹁尊重自由與理性這一觀點﹂，也就是在政治、經濟、教育、社會與多個學術領域全面引入自由主義、合理主義這樣的思想。到了明治中期，歐化政策達到最高峰。同時期也就是清朝末期的中國呈現了與日本截然不同的近代化過程，雖然同樣接受了﹁西方影響﹂，但中國接受西方的近代化不同於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直接進行西方的近代化，中國接受西方的近代化過程是在迂回曲折中前進的。中國的近代化過程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首先是19世紀70年代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主要把重點放在引入和學習科學技術上，並沒有顧及到制度以及概念等。第二階段是1898年發生的戊戌政變，戊戌政變以明治維新為榜樣試圖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但政變只是指明了改革方針，並沒有得以實行。但是，從試圖進行全方位改革這一點來看，這一運動還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時的中國人︵不論高級官僚還是普通民眾︶被中華思想也就是儒教的精神主義所束縛，看不到西洋思想所具有的價值觀。戊戌變法派認可西方文化中使本國富強的要素，提高了人們引入西方近代化的熱情。而民眾對近代化的熱情得以進一步高漲是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時。這一時期確立了應該具有的社會制度──民主共和制，而且1919年的五四運動對儒教進行了過去從未有過的嚴格批判，終於令中國實行了以思想及文化變革為中心的近代化。272WSKG_PAGES_V2.1.indd 272 12/2/2016 4:47:06 AM
呈現這種對稱性的近代化背景主要還是儒教概念的存在。正如在代表明治初期啟蒙思想家的西周︵1829-1897年︶、加藤弘之︵1836-1916年︶的思想中所看到的，34日本是從傳統的儒教概念中引出新的概念，並逐漸理解歐美的制度，從而最終認可這一優越的制度。但是，在中國，很多學者認為就連這種被認為最先進的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根源也可以在數千年前的中國看到，他們把引入中國的西方新體系比喻為對本國傳統回顧的﹁中體西用論﹂，這種想法當時非常盛行。因此，可以說儒教觀念是中國近代化進程推遲的原因所在。 而漢字作為一種表意的文字，不像歐亞其他古典語言，如：拉丁語、希臘語、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等一樣具有宗教神聖性，但這並沒有阻礙它成為跨文化、跨語言系統的書寫符號體系。漢字為日本、乃至東亞各國提供了古典文本和語言的記錄手段，形成了一個文化共同體，或所謂的漢字文化圈。對於漢字文化圈而言，漢字使書面表達成為可能的同時，漢字記錄的古典文本所體現的規範性又嚴重束縳了表達的自由。因此，域內各﹁國語﹂的形成必須經過一個去﹁漢文﹂的過程。儘管議論百出，甚至多項改革被付諸實施，但漢字的地位並沒有被撼動。不但如此，漢字文化圈正是依靠古老的漢字才完成了西方近代新知識體系的容受。在進入20世紀之前，漢文發揮了漢字文化圈書面共同語的作用。與之相比，日語在商業活動、古典的傳承、新知識的容受等所有方面都不曾是重要的語言。然而，明治維新以後，日語率先完成了向近代國語的轉變，開始與西方文明連在一起，成為傳遞近代新知識的載體。漢字文化圈的其他國家、地區，例如中國、韓國，發現通過日語可以短時間內接受西方的新知識，日語歷史上首273WSKG_PAGES_V2.1.indd 273 12/2/2016 4:47:07 AM
次成為非母語使用者的學習對象，與漢文對換了角色，從﹁方言﹂演變成東亞的強勢語言。日語的變化可以說是江戶時期以來接受西方新知識的結果，而在這一過程中和製漢詞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是它所從屬的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漢字作為語言的符號系統，既是美意識的一種載體，又是文化構架中的一個有機體。和製漢詞是中日兩國文化的一個衍生物，從中不僅可以找到中國和日本的﹁基因﹂，還可以找到其他國家的﹁元素﹂，如印度的宗教、西歐的科學等等。和製漢詞的特性使它不僅僅作為一種語言的符號，更是一種歷史文化的符號。作為主客觀的統一體，明治和製漢詞的主客觀因素當然是日本和中國，特別是反映與記錄進入文明時期的中日兩國的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也是中日兩國人民經歷的﹁美的體驗﹂，通過大眾對它的審美體驗，逐漸形象化，其美學生命力得以萌發、繼而生長茂盛，在漢字文化圈奠定了其重要性。它不僅凝聚著當時學者和文化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還映射著民族感情和人文觀念。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不僅具有地域特點、時代特點，而且還具有明顯的美學意識，作為一種美意識的載體，承載著大量民族傳統文化資訊和審美觀，使我們可以從中瞭解到當時︵清末民初︶中國歷史中的政治、文化面貌、特徵及其影響。因此，和製漢詞及其體系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歷史文化符號，這種具備大眾文化的審美觀分別為日中兩國國內所發生的維新、文明開化運動的步伐和進展帶來了不同的影響，同時也促成了中日兩國的雙向互動和深度溝通。274WSKG_PAGES_V2.1.indd 274 12/2/2016 4:47:07 AM
5.3.2 美的體驗──中國對和製漢詞的反應 5.3.2.1 ﹁華製漢詞﹂和﹁和製漢詞﹂之爭 清末大量的和製漢詞隨著書籍的翻譯出版傳到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文化衝擊。面對日本詞匯的入侵，張之洞、嚴復、林紓、章炳麟、彭文祖等中國官員、學者和學生無不給予了嚴厲的批判。其中，翻譯大師嚴復或通過創造新詞，或通過修正、加工和製漢詞等努力來應對這一形勢。這樣的競爭從晚清一直持續到民國初期，到了20世紀20年代才﹁分出勝負﹂，可以說，最終獲勝的是﹁和製漢詞﹂，尤其是指明治維新前後，日本人翻譯的新名詞。而中國國內的﹁保守派﹂的抵抗則全面敗退。例如：嚴復的﹁拓都﹂(total)、﹁麼匿﹂(unit)、﹁烏托邦﹂(utopian)等音譯詞與﹁部勒﹂、﹁群學﹂、﹁天直﹂、﹁民直﹂等意譯詞。35這些譯詞最終無法與和製漢詞相抗衡。而這也影響了嚴復的名詞統一工作，其主編的︽編訂名詞館︾最終未能取得顯著成果。嚴譯詞匯有不少﹁善名﹂，遺憾的是在各種因素影響下，嚴復的﹁新制譯詞﹂終未能﹁約定俗成﹂，他的審美傾向似乎也沒有得到大部份國人的同感。 嚴譯的失敗是有其原因的，自晚清以來由日本翻譯過來的書籍數量很多，幾乎壟斷了出版界，和製漢詞的使用已經基本固定，要改變較為困難。其次，梁啟超就認為嚴的翻譯由於﹁太務淵雅，刻意模仿275WSKG_PAGES_V2.1.indd 275 12/2/2016 4:47:07 AM
先秦文體﹂36，一般人並不容易理解，因而在五四白話文運動後很難受到人們的歡迎。再次，嚴的翻譯喜歡用單音詞︵計學、群學、心學等︶，而反對使用傳達豐富含義的﹁複合詞﹂︵經濟、社會、心理等︶。最後，嚴喜歡音譯，其負責的譯名統一工作遲遲未能展開，因而未能有效推廣。這些原因可以大致說明﹁名詞戰爭﹂所帶來的詞匯消長。 1895年嚴復開始著手翻譯工作的時候，和製漢詞已經通過梁啟超和其他眾多日本留學生所翻譯的著作、以及日本人的漢文著作和報紙雜誌的翻譯記事︵如在︽時務報︾的日籍譯者古城貞吉等︶大量流入中土的文章，很多概念如果不採用日譯新詞則無法理解其意思。有關張之洞的一則掌故生動地描述了這一情況。︽張之洞事蹟述聞︾中記載，張之洞有一個學生要去外國出差，臨行前往拜見。張之洞問他何時啟程，他答曰：辦完出國﹁手續﹂就走。張之洞聞之不悅，說：﹁以後不要用這類新名詞。﹂該生笑曰：﹁﹃新名詞﹄三個字也是﹃新名詞﹄。﹂37這個故事說明，和製漢詞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名詞﹂這個詞實際上有兩種意思。其一是詞匯、術語︵英語為term︶，其二是文法中表示人、事、物名稱的詞匯︵英語為noun︶。38這兩種意思有重迭的部份，但新名詞的﹁名詞﹂很明顯更接近前者的意思，這兩種用法在中國傳統文獻中均未出現過。1902年梁啟超在撰寫︽新史學︾與︽生計學說沿革小史︾時，大概是最早使用意指英文﹁term﹂一語的﹁名詞﹂者。39而日語中的﹁名詞﹂一語，在明治時代，幾乎都是出現在文法書中，這樣一來可能是梁啟超把﹁noun﹂的﹁名詞﹂延伸至﹁term﹂的﹁名詞﹂。 其實，在﹁名詞﹂普及以前，和製漢詞很早就隨著︽時務報︾、︽湘報︾等維新派刊物而大量流入276WSKG_PAGES_V2.1.indd 276 12/2/2016 4:47:07 AM
中國，並在語言使用上引起了爭論。戰火始於上海出版界的嚴復和梁啟超的筆戰，而且有關的論戰並未因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結束，反而因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而進一步激化。特別是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與日本留學生發行的︽遊學譯編︾等書籍風靡一時後，新詞匯逐漸變得普及而普遍起來。梁啟超引入的新詞匯與其﹁新民﹂思想密切相關。對梁啟超來說，社會之變遷日繁，﹁新現象、新名詞必曰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其後，﹁新新相引﹂，社會就會一天天地進步。40由於梁啟超的這一主張，新名詞進入到了科舉答案和官員的奏摺中。黃遵憲在1903年底給梁啟超的書簡中指出，﹁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均受梁啟超的影響，對新詞匯趨之若騖。41 這樣的情況引起了反對派人士的不滿。1903年，由張之洞與張百熙主導制定的︽新訂學務綱要︾批評道：學堂﹁戒襲用外國︵指日本︶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且﹁其與中國古典用詞不宜同用﹂；尤其是對不是出自中國古籍的各種日本﹁通用名詞﹂，或覺﹁欠雅馴﹂，或覺﹁迂曲難曉﹂，甚不恰當。該綱要甚至覺得﹁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將新名詞與使用者道德風氣敗壞聯繫一起，主張禁止使用不具雅馴的新名詞。41這篇文章發表後，當時在京師大學堂擔任心理學教師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在其編纂的教材中以較為保守的方式提出了異議。他認為： 奏定學堂章程有不許用新語之不雅馴者一條，然學術欲隨時而進步，學者隨事而創作新語，亦勢所不得免也。……玄奘等所創作之語，在當時未必皆雅馴，而今人則不復問其雅馴277WSKG_PAGES_V2.1.indd 277 12/2/2016 4:47:07 AM
與否。由是觀之，語之雅馴與否，畢竟不過慣與不慣而已。今中國正當廣求知識於外國之時，而敢問語之雅馴或因此致阻礙學術之發達，則豈能免顛倒本末輕重之譏乎？42 這樣的言論主要是針對學術和教育的領域的，但是，圍繞新名詞的爭論卻並不限於學術和教育，還涉及政治立場和權利鬥爭。1904年以後，新舊兩派之間展開了一場﹁新名詞戰爭﹂。此時，新舊兩派不僅指的是維新派和反維新派，還包含了支持﹁中體西用﹂的改革派與革命派。1904年9月17日，宣傳革命的︽警鐘日報︾發表了題為︽新名詞被黜︾的文章。該文說，浙江省當局為培養﹁速成政法官﹂而派遣官紳各10人赴日進修，由浙江巡撫聶緝槼︵1855-1897年︶捐廉籌款，並親自考試，結果卻是﹁知縣趙熙光竟以用新名詞過多被黜。聞趙君甚喜新學，時向浙江藏書樓借閱新書瀏覽，為官場中所僅見。而此次不得與派出洋之列，知者感惜之。﹂43在當時，使用新名詞之人無疑就是新學的支持者，因而受到壓迫。 這種爭執在學校內則更甚。1904年，湖北方言學堂的歷史教師趙伯威是常用新語、提倡新學之人，當時輔佐湖北巡撫張之洞籌辦農務、工藝、軍事等各種專業學堂的梁鼎芬︵1859-1897年︶對趙伯威甚為不滿，找了個藉口把他免職後，僅因﹁摭拾東洋史要諸書，略為綴連﹂就用其他教師代替。44此外，教師與學生之間也經常發生類似的爭執。湖北師範學堂有一門名為﹁道德倫理﹂的課程，其中一名學生﹁屢以用新倫理名詞被斥，深恨之。﹂有一次他改變寫作方式，不用新詞，而專用舊278WSKG_PAGES_V2.1.indd 278 12/2/2016 4:47:07 AM
詞，老師閱讀後十分高興，﹁遂大加獎勵﹂。這件事被支持新派的︽警鐘日報︾報導，並視為笑柄。45 在新聞出版界，這種爭論更為顯著。1904年，︽東方雜誌︾刊載了題為︽今日新黨之利用新名詞︾的文章，對﹁冒險﹂、﹁人類平等﹂、﹁家庭革命﹂、﹁婚姻自由﹂等新名詞進行了攻擊，同時也對傳播新名詞和新學所帶來的道德敗壞進行了嚴厲批判，指摘毫無顧忌地使用和製漢詞：﹁吾國未有新學以前，國中士大夫，雖黑暗、雖腐敗，然舊道德猶存方。……自此種新名詞出，於是前此之顧忌諱飾而為之者，今則唐然皇然，有恃無恐。﹂46該文發表後，﹁新黨﹂大覺不滿，因此有人發表了︽論今日舊黨之用新名詞︾一文，指﹁今日的舊黨，亦恒用新名詞，尤為近今新事業之障礙﹂。其所列舉的﹁保存國粹﹂、﹁排外思想﹂、﹁外交手段﹂、﹁維持秩序﹂、﹁妨礙治安﹂等新名詞的使用均受到了新思想傳播的影響，得出﹁新事業可仇，而新名詞獨不可仇﹂的結論。47 舊派人士顯然不接受這樣的回答。1906年10月28日，︽申報︾又發表了題為︽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的文章，︽東方雜誌︾也轉載了。該文繼續強調﹁為惡為非者均恃新名詞為護身之具，用以護過飾非，而民德之壞，遂有不可勝窮者矣。﹂48面對這樣的情況，張之洞等主張保存﹁國粹﹂的人士從1905年起開始提倡﹁消極﹂與﹁積極﹂的兩大策略。急進策是﹁禁用新名詞﹂，而穩健策以傳統為先，主張﹁設立存古學堂﹂。49但是，這些措施受到了他人的質疑。商務印書館的高鳳謙認為：279WSKG_PAGES_V2.1.indd 279 12/2/2016 4:47:07 AM
今之言保存國粹者，大抵有積極消極二主義。其消極主義者，曰禁用新名詞，以絕莠言也。其持積極主義者，曰設立存古學堂，以保舊學也。二說皆言之成理。誠憂世之苦心而不可輕議也。雖然，吾竊有疑焉。請先論消極主義。今之所謂新名詞者，大抵出自翻譯。或徑用東鄰之成語。其捍格不通者，誠不可勝數。然欲一切摒棄不用，則吾又以為甚難。何也，世界之變遷益甚，則事物之孳乳益多。此不可逃之定例也。其後起之事物，既為古之所無，勢不能無以名之。此正新名詞之所由起。故不必來自外國，而始得謂之新也。以設官言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新增之官，在夏商視之，不謂之新名詞，不可也。由此例推，今之所謂舊，皆古之所謂新。充類至盡，即謂昨日之新，為今日之舊，亦無不可。新舊二字，本對待之詞，其界說孰能從而畫之。 因為不但翻譯書刊、報章大量使用新名詞，甚至﹁奏定之章程，欽頒之禦旨﹂都用新名詞。高鳳謙還語帶諷刺地說： 又況國粹新名詞也，新名詞亦新名詞也。反唇相稽，未有不啞然失笑者矣。50 更有意思的是，高鳳謙認為﹁存古﹂二字並非傳統詞匯，其涵義也有問題。﹁陽湖陸煒士語餘曰：280WSKG_PAGES_V2.1.indd 280 12/2/2016 4:47:07 AM
存古二字，不成名詞。遍稽載籍，就耳目之所睹記，曰好古、嗜古、尊古、重古、修古、考古、師古、法古之屬多矣，從未聞有所謂存古者也。﹂51除此以外，高鳳謙並未注意到，其文中所使用的﹁消極﹂和﹁積極﹂兩詞也均來自日本。 上述新舊兩派互相指責對方使用新名詞的現象，表明了新名詞，尤其是借用日本新詞的情況在晚清非常普遍。不管贊成還是反對，人們在文章中敍述事物時，很難不使用日本引入的詞匯。在當時，與日本名詞對抗的手段除了上述的﹁禁止使用新名詞﹂和﹁設立存古學堂﹂外，還有由中國人親手創造譯詞，或修正日本譯詞等手段。在這其中，嚴復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近代中國的翻譯史中，嚴復是直接從英文翻譯洋書，而梁啟超等則是通過日本的學術界間接接受西洋知識，翻譯風格雖然不同，但都是為了學術的傳承。嚴復一直對梁啟超式的﹁東學﹂深感不滿。52他將中國學界混亂的原因主要歸諸大量從日語翻譯過來的作品，其內容多在﹁可解不可解﹂的中間，而未能得西學之精髓。他將以﹁東學﹂視為﹁新學﹂的結果是造就了吳敬恒、孫揆鈞等愛好運動的學生，更滋生出﹁輕佻浮薄、無縝密誠實之根﹂的學風。 以上所述的嚴復譯詞與和製漢詞的競爭隨著晚清名詞翻譯的混亂，顯示出了譯名統一的必要性。在這方面，嚴復的成績不盡理想，也未能起到對抗東語的支持作用。中國與西洋接觸的初期開始，傳教士即提出了譯名統一的問題，同文館內的譯學館也進行了這方面工作的嘗試。53清政府對此問題進行了制度上的努力，在學部下設立了﹁編訂名詞館﹂。該館於1909年底設立，一直存在至辛亥革命告一段281WSKG_PAGES_V2.1.indd 281 12/2/2016 4:47:07 AM
落。當時的學部尚書榮慶︵1859-1897年︶聘任嚴復為該館的總纂一職，直至1911年清朝滅亡。54嚴復就任後，立即開始招聘分纂，並著手工作。該館的分纂有：常福元、曾宗鞏、劉大猷、王國維、王用舟、高近宸、王世澄、林志琇、魏易等人。其中最有名的要數王國維，他不僅學過歐洲語文，也精通日語。常福元︵1874-1897年︶則是畢業於天津水師學堂的嚴復的學生，並就職於京師大學堂的譯書局，精通天文、曆算、力學等。魏易精通英文，並在京師大學堂任英文教師。義和團事件後，在杭州與林紓一同翻譯︽民種學︾、︽黑奴籲天錄︾與莎士比亞的作品。 嚴復在這期間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纂︽國民必讀︾，並於1909年12月21日至第二年2月5日完成了全7卷的內容。該書的目的是普及教育，使貧民或失學之人也能閱讀。學部同時還編制了︽簡易識字課本︾，在預備立憲期間應對國民教育的需求。1910年，學部的﹁編譯圖書局﹂和名詞館共同完成了教科書中的名詞統一規範，並完成了算術、生物、物理、化學、地理、心理、憲法等科目的教科書，還公佈了各學科的中外名詞對照表。551911年3月26日，︽申報︾刊登了﹁學部新編各種教科書﹂的廣告，除修身、國文、算術、物理、化學等各科﹁教科書﹂與﹁教授書﹂外，還刊載了嚴復編制的︽簡易國民必讀課本︾。 但是，嚴復擔任的名詞統一工作，顯然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而只是進行了初步的工作。在此期間，民間出版社也認識到專門學科的語彙詞典具有高度的市場價值。當時出版的書籍中有錢恂和董鴻禕編的︽日本法規解字︾︵1907年︶、商務印書館編的︽物理學語彙︾︵1908年︶、︽漢譯日282WSKG_PAGES_V2.1.indd 282 12/2/2016 4:47:08 AM
本法律經濟辭典︾︵1909年︶等。56其中最大規模的叢書是東吳大學的漢語教師黃人︵摩西︶所編、上海國學扶輪社於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詞典︾。該叢書合計15冊，全書有﹁一百數十萬字﹂57，收集了11865條詞語，據統計，其中至少有5500條是社會科學領域的詞匯，除此以外則為科學和技術領域的詞匯。58全書按照筆劃順序排列，並對每個科目付了索引。該叢書的市場反應極好。︽時報︾在1911年5月1日、7日、14日、17日刊登了該書的兩種廣告。其一是告知﹁普通百大辭典，准五月二十日出版﹂，其二是﹁預訂截止廣告﹂。根據廣告，該書定價8元，預約七折的價格出售，申請訂購的已超過9200冊，因此在發售的3天前即停止預訂。59實際上，該書自1911年5月初出版後，6月即再版，7月第三版，同年冬又在發行第四版的同時增印3000冊。該社還在其後出版了︽文科大辭典︾，由此可見，該類書籍的出版確實有較大的收益，而這也是民間出版組織比學部更積極編制該類書籍的根本原因。 不少學者認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所收錄的新知識用語主要取自和製漢詞，並大量刊載日本與西洋的地名和人名，因為編者所依據的參考書絕大多數都來自日文書和日譯版。60這種看法可以說是正確的。那麼，嚴復所作序文的辭典中，嚴復所譯的詞語還剩餘多少呢？據考證，編者大部份採用了和製漢詞，而未採用嚴復的翻譯。例如，書中收錄了﹁神經﹂、﹁星雲﹂、﹁單位﹂、﹁權利﹂、﹁銀行﹂、﹁望遠鏡﹂、﹁社會學﹂、﹁人類學﹂、﹁進化論﹂、﹁有機體﹂等。如前所述，﹁神經﹂之下附了早期的譯語﹁腦氣筋﹂，而非﹁涅伏﹂。當然，也有少數幾個詞語是採用嚴復譯法的，如﹁三段論283WSKG_PAGES_V2.1.indd 283 12/2/2016 4:47:08 AM
法﹂之下附了﹁聯珠﹂、﹁人為淘汰﹂下的﹁擇種留良﹂、﹁邏輯學﹂下的﹁名學﹂、﹁經濟學﹂下的﹁計學﹂等。該書所收錄的超過1萬個詞語中，僅採用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內籀﹂︵後為﹁歸納﹂︶、﹁外籀﹂︵後為﹁演繹﹂︶。但在這4個譯詞中，﹁內籀﹂和﹁外籀﹂最後也採用了日譯，而︽天演論︾中的﹁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是僅存的詞條。 熊月之在討論西學東漸時，曾對嚴復譯語做過一個統計，他說：﹁嚴復冥思苦索、刻意創立的詞，……絕大多數都競爭不過從日本轉譯的新名詞。……商務印書館在嚴譯名著八種後附︽中西譯名表︾，共收詞482條，經考察，其中被學術界沿用的只有56條，佔不到12%。﹂61該譯名表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部在1930年代所做的，不經意地剔除了許多已融入中文的和製漢詞，對於一些嚴譯新詞也未摘出，雖然這個統計不足以反映嚴譯新詞的困境，但從中亦可窺見嚴復譯詞在晚清﹁新名詞戰爭﹂的始末。 從︽天演論︾這一詞語可以知道，嚴復在翻譯西洋的概念時沒有活用和製漢詞，而是將中國的文言詞匯作為譯詞使用。但是當文言詞匯的傳統概念過於強烈無法活用時，就產生了新譯詞。僅限﹁自由﹂這個詞語來說，與梁啟超通過﹁和製漢詞﹂這一篩檢方式而使用這一詞語有所不同，嚴復將其作為中國的傳統概念﹁放恣﹂，而使用﹁自由﹂這一詞語。嚴復活用文言詞匯的原因，是其作為中國讀書人的那種自豪感。他將周代哲學家的文體作為翻譯的規範文體，是為了滿足﹁信﹂︵忠實︶、﹁達﹂︵容易理解、通順流暢︶、﹁雅﹂︵文字典雅︶這三個翻譯條件。尤其是從其將﹁文字典雅﹂作為翻譯的條件這284WSKG_PAGES_V2.1.indd 284 12/2/2016 4:47:08 AM
一點可以看出嚴復的審美傾向及其對自己文采的自豪感。另外，使用文言詞匯的理由還有文言詞匯是﹁社會精英所使用的語言﹂這一原因所在，終究還是沒有完全擺脫中國古代的傳統概念。另外與日本人用片假名來表記一部份外來語相同，嚴復在翻譯外來語時也忽略了大眾的存在。 為對比以嚴復為代表的﹁新製譯語﹂和梁啟超為代表的﹁和製漢詞﹂的特點，下面列舉了兩種譯語和︽英漢詞典︾、︽英日字典︾的比較。62原文嚴復的譯詞梁啟超的翻譯英日字典英漢詞典atom莫破塵阿屯原子原子capital母財母財資本資本、資本金city錫特雪地都市、都會城市、都市yeometry形學量法幾何學幾何economics計學計學経済學経済學induction內籀帰納法帰納帰納法logic名學論理學論理學邏輯、論理學market市場瑪傑市、市場市場、市集monopoly幸権獨佔獨佔、専売獨佔、壟斷psychology心學心理學心理學心理學285WSKG_PAGES_V2.1.indd 285 12/2/2016 4:47:08 AM
revolution理弗留顕改革大変革、革命革命science學術質學科學科學society群社會社會社會utopia烏托邦華厳界理想郷烏托邦total拓都團體団體全體unit麼匿個人個人個別bank版克銀行銀行銀行nebula涅菩星雲星雲星雲feudalism払特封建封建封建主義metaphysics美台斐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形而上學、玄學286WSKG_PAGES_V2.1.indd 286 12/2/2016 4:47:08 AM
5.3.2.2 和製漢詞的﹁保留﹂和﹁消滅﹂ 晚清的﹁新名詞戰爭﹂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以﹁和製漢詞﹂的絕對勝利而告終。今日華人中也許很少有人意識到，所使用的﹁團體﹂、﹁組織﹂、﹁膨脹﹂、﹁舞臺﹂、﹁代表﹂等詞語都是來自日語。︽荀子︾的︽正名篇︾中有一節說：﹁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這裡所說的﹁約定俗成﹂大致可解釋成和製漢詞的成功。文化差異是由於不同民族的文化歷史背景、審美心理的不同而產生的，是在社會的發展、歷史的沉澱中約定俗成的，而審美上的約定俗成則是經過一段時間後形成的一種審美觀念、一種習慣或一種人文文化現象。 基於上述事實表明，譯詞本身的優劣並不會決定人們對其的接受程度，或影響人們的審美感。清末民初的﹁新名詞﹂之爭，以嚴復為代表的﹁新制譯語﹂的敗陣暫告一段落。至於﹁和製漢詞﹂，中國人也並非全盤接受。有關和製漢詞在中國﹁紮根﹂和被﹁消滅﹂的原因，大致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明治時代，大多數的日本知識份子具備極高的漢學素養。隨著近代西洋文明的導入，他們在創造新漢語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漢學知識的作用。因此他們創造的大部份日語新漢字基本上與當時一直沿用的漢語︵中文︶，基本構造一致。287WSKG_PAGES_V2.1.indd 287 12/2/2016 4:47:08 AM
例如：漢語語法例子並列結構教育品質主述結構市立戰亂修飾結構原質美術家述補式改良完成述賓式加速增稅 從上述例子可見，這些日本新造的漢語和當時︵中國︶漢語的造辭法、詞匯構成法幾乎一致。因此，按中國人造詞規則製造的和製漢詞，很快得到了中國人的接受，得以在中國保留下來。此外，胡以魯在︽論譯名︾中提出： 吾國未嘗著其名，日本人曾假漢字以為譯，而其義於中文可通者從之。學術，天下公器。漢字，又為吾國固有。在義可通，盡不妨假手於人也。63 例如：﹁社會﹂、﹁淘汰﹂等新詞出自漢語古典，而﹁主觀﹂、﹁客觀﹂等日語譯詞則偶然和漢語288WSKG_PAGES_V2.1.indd 288 12/2/2016 4:47:08 AM
的語法一致。他認為這些新詞無論在形式上還是意義上對於中國人而言都是﹁相通﹂的，所以能夠引進漢語中。他特別著眼於從造辭法、語義和語言規則的一面，去理解和製漢詞的﹁導入﹂。 其次，部份和製漢詞能夠表達漢語︵中文︶所缺乏的概念。一般而言，中國人基本上能夠從漢字的字形來猜測字義，但未必能夠深入理解其涵意。胡以魯以﹁心理學﹂為例，有以下的解釋： 心理學以心之舊義為解。誠哉不可通。……欲取一允當之新名不可得。則因陋就簡而已。64 也就是說，因為在中文裡面無法找到適合的譯詞，所以只能從日語引進。而這些從日語引進的和製漢詞不久就融入中文裡面。 相反，如果一些新造的詞語所表達的概念，已經在漢語中存在。那麼，由於這些和製漢詞未能動搖原來的漢語的地位以及代替其位置，自然被淘汰和消滅了。例如：相對日語新詞﹁舎密﹂，漢語已經有﹁化學﹂一詞，並且延用至今。還有，日語裡有法律譯詞﹁弁護士﹂，早期的英華字典裡已經有﹁律師﹂一詞。雖然﹁弁護士﹂這一詞語一度被引進中國，曾經在A.H.Mateer的“NEW TERMS for NEW IDEAS – Last Supplement-”刊登發表，但並沒有被廣泛使用，不久就消失了。 另外一個決定性的原因就是中、日兩國同屬漢字文化圈，追根遡源兩國人民對於美的欣賞以及在漢字的審美意識方面，是從同一起跑線開始的，尤其是日語在歷史上，千餘年來都是以漢語為﹁指標﹂及289WSKG_PAGES_V2.1.indd 289 12/2/2016 4:47:08 AM
﹁藍圖﹂，雖然中間有﹁分道揚鑣﹂的階段，而且中日傳統美意識也有不少相異點，但對於漢字的欣賞及審美觀，基本上是向著同一個方向發展的。因此，在明治時期，雖然日本人大量引進西洋知識，創造了帶有西方新概念的和製漢詞──一種美的事物或美的物件，但這一過程是發自於情感，動之於理性，將新概念和新事物的本質以設想的形態埋藏在現實之中，從而構成了一個共通的、新的審美物件。因此，當這些﹁美的物件﹂進入中國後，中國人同樣通過﹁美的體驗﹂去鍳賞、篩選、接受、淘汰並決定其去留。 例如，中國從古代開始就通過改變詞語原有的形態，產生新的詞匯。例如﹁療治﹂→﹁治療﹂，這兩個詞都是中古開始使用。例如：在︽正法華經‧卷七︾中有﹁世吼療治，眾生之病，開導癡騃，令離愚冥﹂；︽大莊嚴論經‧卷九︾中有﹁王聞貪欲不可治療﹂。日本從江戶到明治期間也有相同的造詞法，例如在中國宋朝期間使用的﹁康健﹂二字，日本為了製造一個新的專門用語，改變原詞的形態，變成﹁健康﹂。雖然在日本的﹁蘭和辭書﹂裡也曾以﹁康健﹂作為譯詞使用，但日本人認為新的詞語形態更加符合新的概念。因此，最後日本在18世紀創造了﹁健康﹂一詞，20世紀初期這個明治和製漢詞作為一個表示新概念的詞語，被引進中國。兩者可謂是具有﹁同工同曲﹂的效果。 但其中也有例外，例如日本人以相同手法炮製的新詞，如﹁運搬﹂、﹁露顕﹂、﹁暗黑﹂、﹁段階﹂、﹁離脫﹂、﹁詐欺﹂等等，上述詞語都曾經被引進中國，但卻沒有保留下來。取而代之的是﹁搬運﹂、﹁顯露﹂、﹁黑暗﹂、﹁階段﹂、﹁脫離﹂、﹁欺詐﹂。估計其中的原因，是因為這批和製漢語，290WSKG_PAGES_V2.1.indd 290 12/2/2016 4:47:09 AM
是雙音節同義詞的組合，而按照普通話四個聲調的排列，這些詞具有順序排列的傾向；如果使用聲調順序不規則的雙音節新詞，可能會破壞漢語的韻律、對偶等形式上的特徵，影響文體的一致性，也不符合中國人對於漢文文體和文章的審美觀，因此可能遭到排斥。不過由於查證的時間以及收集詞匯數量的不足，日後還需進行更深入的挖掘以及嚴謹驗證。 另外還有一部份表示西方新概念、新發明的明治和製漢詞，特別是名詞，雖然一度傳入中國，但最終沒有在中國落地生根。例如：﹁萬年筆﹂︵鋼筆)、﹁日傘﹂︵陽傘︶、﹁車掌﹂︵乘務員︶、﹁殘念﹂︵可惜︶、﹁支那﹂︵中國︶、﹁切手﹂︵郵票︶、﹁手紙﹂︵信紙︶等。這些表示新概念的名詞，就如同各種各樣不同的寶石箱一樣被送往中國，大家最初都對其﹁內容物﹂表示好奇，對其作出品評和鑒賞，通過一段時間的體驗，得出孰優孰劣，或決定這些新詞的去留，或找到更適合的﹁代替品﹂，完成了審美上的約定俗成。291WSKG_PAGES_V2.1.indd 291 12/2/2016 4:47:09 AM
總結第六章292WSKG_PAGES_V2.1.indd 292 12/2/2016 4:47:09 AM
第六章 總結6.1 和製漢詞具有的三元特性 在中國現代文學與國內外眾多的文化交流中，日本最值得我們關注。這不僅僅是因為近代以來對於中國留學生來說日本是最大的留學目的地，而且出現了第一批留學生作家，他們在中國社會及文化等眾多領域充當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著名比較文學學家賈值芳先生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留學生運動既是新文學的濫觴，也與它的具體發展軌跡和面貌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1。中國的近現代作家通過日本改變了中國文學發展的路程，改變的開始不完全是單純的﹁中日文學交流﹂的結果，而是由於這些中國作家自身生存的真實感受而改變的。我們把到日本留學的中國留學生與日本的關係作為﹁美的體驗﹂進行定義，不只是將其作為通過文字閱讀積累的﹁文學交流﹂來把握，這不是否定文學交流的存在，而是強調要將所有書面的文字認知活動放入人們生存並成長的過程中，使所有的理性受到認可，並且感性地融合。 中國和日本同屬漢字文化圈，幾千年來使用漢字，如果說文學的現代化必然是從文字、語言的更新著手、產生變化，那麼五四新文化運動其中一個可見的成果就是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形成了現代漢語和293WSKG_PAGES_V2.1.indd 293 12/2/2016 4:47:09 AM
現代文學以白話文為軸心的語文體系，並以新漢語輔之，也就是所謂的白話文。總結本文第二章的內容論述，日本在鴉片戰爭後代替中國走向世界，面對﹁西洋﹂，日本希望繼續保持漢學以突出自己﹁東洋﹂的身份，這也成為漢字在日本一直被重視及沿用至今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日本從明治開始，其競爭對手由中國轉向西洋，當時的大和文化不僅僅是指日本本身的文化而已，而是吸收、混合了古代的中華文化，面對﹁西方列強﹂，日本必須增強國勢，擺出能夠與之相應的姿態，向全世界展示實力。這解釋了為何在明治維新這種熱烈模仿西洋文化的歷史階段，日本出現了創造漢字新詞以翻譯西洋術語的高潮，因為漢字在日本，就像希臘文和拉丁文在西方各國一樣，漢語可以被用來作為構成日語新詞的基礎，除此以外，漢字還代表了中華文化和大和文化幾千年的歷史，是有別於西洋文化的東洋文化之精髓和驕傲。 因此，明治和製漢詞在當時是發揮了﹁漢字文化圈﹂中一種的﹁文化聯繫功能﹂， 能夠把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日，還有韓國等國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而和製漢詞所具有的﹁文化聯繫功能﹂是源於其文化要素的多元性。日本本身作為一個媒介集散地，借著﹁和製漢詞﹂有效地把中、西方不同的元素收攏在一起，因為，古代經中國傳入日本的﹁漢字﹂本來就是二元或三元的。例如：古代從中國直接傳入日本的漢字就是二元的；經中國傳入日本、含印度佛學含義的詞匯則為三元；幕末以前使用的和製漢詞，部份源自明清時期的傳教士與中國文人所譯的新詞，內含中華與西學的元素；而明治時期從日本回歸中土的和製漢詞也具有三種元素，分別是中國︵古字和古文化︶、西洋︵主要是歐美︶和日本︵派294WSKG_PAGES_V2.1.indd 294 12/2/2016 4:47:09 AM
生的新釋義︶三種元素。我們知道日本明治維新的核心目標雖然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以及文明開發；赴日留學生的首要任務是學習科學、技術等﹁現代文明﹂。但當時傳入中國的和製漢詞，以文科佔多數，文科中則以哲學的詞匯佔最多數，可見當時國人最渴求的是思想上、乃至意識上的文明開化。這也解釋了為何﹁明治和製漢詞﹂能夠有效地影響黃遵憲、梁啟超的文學觀；赴日留學生的思想形態以及中國知識份子的﹁美意識﹂。6.2 和製漢詞喚起的媒介啟動作用 本書第三和第四章分別對明制和製漢詞在中國傳播的情況及其現代文學觀的影響作出了論述，從中可見兩者之間明顯是互為因果。首先，雖然康有為、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被迫流亡日本，但是這一政治上的重大挫折沒有減慢中國通過日本學習新知識的速度。中國繼續派出學生，送往日本留學，學習日語；無論是公費還是私費，很多中國學生為了留學而東渡日本；許多日本教育者也在中國的各類學校中擔任教師。在出版界，由日語翻譯過來的書籍佔了一半，尤其是教科書，基本上都是由日語翻譯或改編而來，日本成為接受現代知識的主要途徑。在傳播知識的基礎上，隨著日本模式的確立，更多的日語新詞和譯詞通過報紙、雜誌、教科書及辭典類讀物融會到漢語中。以梁啟超為例，赴日以前他主要通過﹁知識﹂接受日本文化和其他西洋文化，但是當變法失敗亡命日本後，他從本來外國文化的﹁旁觀者﹂295WSKG_PAGES_V2.1.indd 295 12/2/2016 4:47:09 AM
變成在日本文化中本質性的﹁生存者﹂。在這一時刻，梁氏結合過去理性地觀察與現在切身的體驗，終於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轉變帶來了長遠地影響──文學界的﹁革命﹂、語體的﹁改革﹂等具體的主張，這些劃時代的新概念為赴日留學生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些主張充滿了他們對日本文學實際動向的密切關心，因為他們在日本的﹁體驗﹂都與他們有著切身關係，很多事物停留在腦海中已經成為習慣，變得難以忘記。到了魯迅、周作人及更年輕的創造社同人的留學生時代，他們以日本為立足點，以日語翻譯為仲介，發現並接受了大量的西洋文學。隨著中國作家的文學視野不斷擴大，日本作為世界文學的﹁集散地﹂比其作為文學﹁輸出地﹂的意義具有更明顯地意義。在這裡，強調日本為某一代中國青年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特殊環境，在一般意義上來看不是降低日本的價值，而是更值得我們在更深層次上清楚地看清其價值。作為中國作家最初、最大規模的外國體驗的場所，日本對於那一階段的中國學者的感情、思維、生存方式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如果說以黃遵憲、梁啟超等為首的東洋文化的先驅，以及緊隨其後的留學生們，他們從日本帶回中國的﹁美的體驗﹂是抽象的，難以觸摸的；那麼經過他們體驗的﹁和製漢詞﹂就是具體的，可以感受的。我們從和製漢詞的本質可見，由於和製漢詞為借形詞，即採用漢字字形，漢字的存在使借形成為可能。借形詞如音譯詞般選擇漢字，無需再轉換發音，因此不會出現因方言不同而導致字形不同，而且也如意譯詞般無需花時間構成新詞。也就是說，和製漢詞以漢字的字形融入中文，使中國的讀者容易瞭解日語的含義。借用了漢字字形的和製漢詞，也方便了日語資料的漢譯，加快了翻譯的速度。除了日語資料的296WSKG_PAGES_V2.1.indd 296 12/2/2016 4:47:09 AM
翻譯外，部份直接從英語書籍翻譯過來的文學作品和詞典也包含了不少日本要素，可見日語對中國社會產生的影響。不過，由於數量太多、介紹的速度太快，一部份新詞在詞典裡的含義一度脫離了文脈，成為沒有文脈的新詞，其意義往往不明確。︽辭源︾的︽說略︾︵序文︶中說： 癸卯、甲辰之際，海上譯籍初行，社會口語驟變，報紙鼓吹文明，法學哲理名辭，稠迭盈幅，然行之內地，則積極消極、內糟外箍，皆不知為何語。2 由此可見，擔任啟蒙角色的知識層與一般民眾之間在語言上出現了很大的隔閡。但同時，人們也通過這些﹁不知為何語﹂的詞來吸收新知識。由於大多數和製漢詞對當時的使用者而言只是具有某種﹁價值﹂的符號而已，但正是這些符號的存在，才保證了問題的可討論性。它們提示了我們最新知識的存在，其內含的實際意義也隨著人們的使用而逐漸豐富起來。五四前後，中文完成了向現代漢語的轉變，成為了國語。文學界也相應捲起革命浪潮，﹁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文界革命﹂、﹁戲劇界革命﹂等相繼出現，完成現代化轉變的時間與日本幾乎相同。可以說，由於日語︵和製漢詞︶的介入，加快了漢語進化的速度，填補了清末民初的一段﹁真空期﹂，同時也加快了文學進化的速度，和製漢詞為中國現代文學及時補充了大量新鮮的﹁血液﹂。清末的語言變革運動，為文學革命的發生和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提供了諸多思想資源和實踐準備。這些形式多樣的語言變革，其最初目的雖然不在文學本身，297WSKG_PAGES_V2.1.indd 297 12/2/2016 4:47:09 AM
在於求﹁文字簡易﹂以便﹁普及教育﹂，但其﹁文字救國﹂的觀念，後來卻逐漸演變為﹁文學救國﹂的現代文學功能觀。這確實說明清末以來的語言變革為五四文學的先導，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非突發的事件。隨著翻譯及出版活動鋪天蓋地的進行，大量和製漢詞伴隨著以白話文及口語體寫成的教科書及翻譯文學傳入中國，吸引了一批新的讀者群，為中國文學形式的進化埋下了種子。當時在華人社會，特別是五四運動前後，正是這批新的讀者，他們以開放性的姿態歡迎並接受了這些來自日本的大眾化白話文學以及和製漢詞，同樣和製漢詞的出現喚醒了他們對於文字的審美觀、以及對文學觀的一種新的認識。6.3 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 我們若把國人對文學觀所產生的這種新的認識，上升到一個意識形態的層面，比較中日兩國對於自然觀、文學文字觀的審美意識，這無疑有助於更深入理解和製漢詞的內涵及其現代意義。朱光潛認為：﹁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係……凡是美都要經過心靈的創造。﹂3本書在第四章和第五章從情感上、思想上、審美觀以及美學意識出發，回歸原點，往深處挖掘，進一步解析了明治和製漢詞的核心思想組成架構，與其傳入中國後所造成的影響之間的關係。在日本，和製漢詞是在一種特殊的環境──明治維新下誕生的，經過日本人的﹁美的體驗﹂，逐漸被主流社會所肯定；然後作為一種具298WSKG_PAGES_V2.1.indd 298 12/2/2016 4:47:09 AM
有特殊文化意識建構的審美物件，再次傳入中國，經過中國人的﹁美的體驗﹂，產生共識，最後在中國落地生根。所以和製漢詞所包含的不僅僅是中國古代的﹁美﹂、日本的﹁美﹂，還有西洋︵主要是歐美國家︶的美，這也使和製漢詞成為中日兩國之間一種美意識的溝通、或分享工具；和製漢詞也成為中日兩國之間一個共通的審美物件。隨著﹁和製漢詞﹂的傳入，漢語逐步完成了語言的進化過程，這段時期亦成為了中國由文言文進化至白話文，從古典文學進化到現代文學的過渡期。同樣，以上海為例，上海作為中日間文化交流其中一個重要的﹁平臺﹂，也充份發揮了一種﹁媒介集散地﹂的作用，成為我國其中一個重要的中、日文學以及中日文人學者﹁相聚﹂的﹁空間﹂，為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及普及起了相輔相成的交流作用，加快了﹁寶石箱效應﹂的速度，發揮了和製漢詞所具備的﹁媒介﹂和﹁啟動﹂的作用。和製漢詞所攜帶的﹁美意識﹂也通過種種管道影響了中國的現代社會，滲透在中國人的精神意識和日常生活當中。 本書在第五章中還論及了中國和日本最初的美意識。我們知道赴日留學生所經歷的﹁美的體驗﹂，不是在他們到達日本後才形成的，也不是在他們回國後出現的，因為﹁體驗﹂實際上在生命中漫長地成長過程中，令過去的人生與文化經驗與新的﹁美的體驗﹂相互作用，成為某種新的人生體驗與文化體驗。這種日本﹁體驗﹂，其深層的意義不只限於﹁日本﹂，還可以從中國的日本留學生──這一特殊團體的自我固有經驗出發，獲得全新的人生經驗與感動。﹁新﹂也是這一體驗為何可以構成體驗的原因所在，﹁日本的新體驗﹂是通過﹁中國的舊經驗﹂才突圍而出。這種﹁美的體驗﹂包含在從一個空間角度299WSKG_PAGES_V2.1.indd 299 12/2/2016 4:47:10 AM
所能看到的關係中，更包含在中國人自身對歷史的時間體驗中。所謂﹁美的體驗﹂的背景是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成長過程，被捲入歷史的潮流中絕非是單純的國內外交流，也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固有呼籲。因此，中國文學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轉變過程中，整體時間及空間關係是其重要的構成要素。這解釋了為何由梁啟超發明的﹁新文體﹂能夠風靡一時，促進了當時的文學變革，對五四白話文的興起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因為﹁新文體﹂比傳統中國古代的文言文在語言上更加通俗，在詞匯方面更加豐富，在句法上更加靈活。後來﹁新文體﹂經過﹁五四運動﹂的改良，逐漸成為﹁五四白話文體﹂。可見，明治和製漢詞所啟動的，不僅僅是中國古代的、或固有的元素，還緊緊地收攏了代表歐美現代文明的西方元素，以及內含了喚發媒介啟動作用的日本元素，和製漢詞所包含的中國、日本和西方的文化，三種元素之間沒有產生排斥，而且和諧共存，凡此，均為中國現代文學及其變改，鋪就了文字內在的變改基礎。我們可以把這種﹁和諧﹂上升至﹁美的意識﹂或﹁美的體驗﹂，明治和製漢詞與其所具備的三元素亦使五四運動成為一場自覺的文化、文學運動，而並非一場政治運動。 可是，五四運動以後，經過短暫的繁榮，20世紀初期曾經出現過的赴日留學及日語的翻譯熱潮逐漸消退，辛亥革命勝利後，由於日本的侵華和戰爭，中國對日本以及日本知識的好感也消失了，之後，日本模式逐漸從人們的視野中消逝了。雖然明治維新最後沒有成為中國的範本，那麼，日本模式對於中國還剩下些甚麼？若僅就語言來說，通過日本模式，中文得以引入數千個新詞和譯詞；換言之，現代中文的語言體系中，有幾千個詞語的形成過程與日語有著一定的聯繫。不管是詞匯數量，還是語義上的重300WSKG_PAGES_V2.1.indd 300 12/2/2016 4:47:10 AM
要性，日語的深刻影響是其他語言的外來語所無法比擬的。對於文學作品來說，豐富了文本的意蘊，作者︵譯者︶使用特定的歷史語境所提供的詞匯、語體及樣式等語言素材，在特定的知識體系中傳達自身意圖的內容。因此在研究現代文學史時，我們必須全面把握現代漢語中的和製漢詞。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認為雖然目前的資料雖然尚不完整，但根據他大膽的推測，在某種程度上語言自身規定並限制了人文社會的思想。4從這一觀點出發，可以說日本對現代中國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批評研究專家王彬彬教授就認為： 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5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所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代為翻譯的，中國與西方之間永遠地隔著日本。對於這一主張是否能成立，目前許多學者抱持疑問。但筆者在這裡對於王彬彬的見解也同樣大膽地提出：日本從千幾年前開始使用漢字至今，日本與世界之間，又何嘗不是隔著一個中國呢？無論如何，由於外來語融入本國語言後，必定會進行體系上的調整。每一種外來語都是語言體系的一員，一旦定位完畢，那麼在重新構建的語言體系中，外來語的意思、用法和價值都會反映出本國語言的特徵。例如，中文的表示﹁自由﹂、﹁民主﹂、﹁社會﹂、﹁個人﹂的內容與西方的不同、與日本的也不同。同301WSKG_PAGES_V2.1.indd 301 12/2/2016 4:47:10 AM
樣中國現代文學的變革，與其說受西方或日本的影響，不如說是一種內在西方／日本／中國三元素的綜合作用。像這樣通過比較相互之間的異同點，我們在引入西方概念的時候，可以發現中國文脈所發生的變化，對其中的原因進行研究。這正是以學術視野為基礎進行中日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所在。6.4 今後的研究課題 本研究從三個方面：和製漢詞的形成和歷史及傳播、和製漢詞的媒介者、中日兩國對漢字的審美意識三方面來分析，所收集的語彙來源以清末、明治中日著名作家、文人的文學作品和新聞報刊為主，可能會稍微偏重於某些類別以及語匯量可能會稍嫌不足。因此，希望將來能夠收錄更大範圍關於清末民初中國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影響下產生的新語彙匯。另外，也希望與日本作對比，研究日本人在吸收、創造新語匯時的手法與模式和中國有何不同，而借用外來語時的語匯結構，又與中國有何異同。關於新語匯與既有語匯的使用替代性，雖然已經有大致上的敍述，但希望能夠進行更深入的論證，針對新語匯與既有語匯之間的語意做研究，探討兩者之間所存在的是意思並存、意思取代還是意思分擔，而在何種情況之下會使用新語匯？何種情況又會使用既有語匯？而哪些新語匯又會因為不常用，很快就被淘汰掉？ 一個社會裡新語匯的產生，反映了社會的脈動，也反映了當代社會的新事物、新思想、人們與其他地區的交流狀況、人群的價值觀以及整個社會所抱持的態度。總括而論，它的反映擴及了物質、制度和302WSKG_PAGES_V2.1.indd 302 12/2/2016 4:47:10 AM
心理三個層面。在進行分析時，有時很難劃分清楚三個層面的界限，例如一個物質層面的詞匯產生，也是因某方面的心理層次發生改變，才導致它的發生。三個層面之間的關係是具有關聯性的，多少在分析時都會介入其他兩個層面的內容之中，但做這樣的歸類與分析，能較清楚地表現中國社會本身的現況與它同外在世界的互動，還有各層面間不可分割的牽繫。因此希望將來能單就文化的部份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探討這些外來語究竟對我們的文化帶來甚麼衝擊，而我們又是如何去適應這樣的改變。 另外，歷史上，中日兩國漢文字相互借用的結果，就是中日兩國文字裡存在著大量同形字或同形詞。在這些詞語裡面，既有同形同義、也有同形異義或是部份同義、部份異義的詞語。無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對於同形同義字／詞都較易理解，不存在很大的問題。但對於同形異義字／詞，則值得被視作課題進行研究。例如探討其產生的原因、歷史上的語義變化，還有因為文化差異引起的誤解；還包括在引進表達現代文明的譯詞時，雙方的相互參照和借用等因素。因此，我們可以在進行漢語、日語、中國現代文學以及日本近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中，向學習者強調：大多數的和製漢詞都是在明治維新前後期間，通過日本作家的文學作品、留學生的翻譯和中國文人的文學作品，傳入中國，並在中國落地生根。讓學習者可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更深入有效地瞭解和製漢詞的誕生原因及其意義、詞義的異同以及不同的使用方法。由此可見，和製漢詞也是學習中、日語言和文學的一個重要講題。 此外，澳門是歐洲在中國的第一個據點，亦是中國、歐洲和日本之間重要的窗口，二戰期間的澳門由葡萄牙管治。葡國沒有參加歐戰，與軸心國保持交往，並且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宣告中立，澳門擁有非303WSKG_PAGES_V2.1.indd 303 12/2/2016 4:47:10 AM
常特殊的空間和時間，是遼闊的中日戰區當中的細小中立區。雖然當時日本沒有佔領澳門，但在日本駐澳機關影響和控制下，一些親日中文報紙如︽西南日報︾和︽民報︾等，不但給了後世另一個新視野去觀察當時的澳門文學，對於和製漢詞的傳播及影響，也具有很大的研究價值。 最後，日本自明治以後，基本上對於新的概念或外來事物，一般都使用片假名來翻譯表示，已經極少創造新的和製漢詞。相對而言，中國則依然使用漢字翻譯︵音譯︶、或創造重組新的名詞以表示新事物。中日兩國由於地理關係、經貿合作等原因，雙方的留學活動十分頻繁，比起清末民初有過之而無不及；學術、文化交流也絡繹不絕。因此，不能否定兩國之間的漢字︵或漢語︶交流、相互借用至今依然存在。最明顯地例子莫如近年來，日本向全世界積極推廣其飲食文化，一些日本菜肴、食材如：﹁便當﹂、﹁豚肉﹂、﹁海老﹂、﹁定食﹂等名稱無處不見，無論在中、港、澳、臺等地都被普遍直接引用。可見和製漢詞依然有如﹁盆栽﹂一樣，繼續生長，或被純綷移植，或被改變形態。因此，希望以後繼續研究有關20世紀末至21世紀的﹁新‧和製漢詞﹂是如何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 304WSKG_PAGES_V2.1.indd 304 12/2/2016 4:47:10 AM
博士論文原致謝詞305WSKG_PAGES_V2.1.indd 305 12/2/2016 4:47:10 AM
博士論文原致謝詞 博士學習生涯，即將在此劃下句點。首先，由衷的感謝我的導師孫景堯先生，在這段時間期間，無論是在課堂上的指導、還是帶領我們研究生參加田野作業，乃至在論文的撰寫過程中，對我循序漸進的指導，給予寶貴的意見，所有的收穫與心得，皆讓我受益良多；不時的討論並指點我正確的方向，使我在這些年中獲益匪淺，老師對學問的嚴謹更是我輩學習的典範。在這裡，我也要感謝我的父母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回想自己在這幾年遠距離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因此經常需要穿梭中國內地、澳門兩地，還有前往日本搜集資料……那些挑燈夜戰的日子，尤其是工作之餘，仍需面臨著論文寫作的壓力，持續的毅力與耐力的考驗，對我個人來說是一項極大的挑戰，家人的鼓勵是我勇於挑戰的原動力，有家人的支持才使我更加堅強。還要感謝上海師範大學的學長和同窗們，包括鄧豔豔師姐、賈西貝、姚連兵，始終不吝給我的幫助和支持。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難以一一細數，謹將完成此論文的喜悅，與所有支持我的人分享。最後，深深敬禮！2012年5月306WSKG_PAGES_V2.1.indd 306 12/2/2016 4:47:10 AM
註釋307WSKG_PAGES_V2.1.indd 307 12/2/2016 4:47:1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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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印書局：︽現代漢語詞典︾，2005年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編纂部：︽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1980年山田孝雄：︽国語の中における漢語の研究︾，宝文館，1940年源順：︽和名類聚抄︾佐藤喜代治：︽和製漢詞の歴史︾，明治書院，1982年，第71頁商務印書局：︽辭源︾，1915年︽古事類苑︾，三省堂，1914年陳力衛：︽和製漢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汲古書院，2001年，第7頁山田孝雄：︽国語の中における漢語の研究︾，宝文舘，1940年湖北辭典出版社：︽漢語大字典︾，1995年周聖來：︽談﹁宗教﹂一詞的來源及衍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總略︾高名凱、劉正埮：︽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高名凱、劉正埮：︽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年王立達：︽現代漢語從日語借用借來的詞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年︽さねとうけいしゅう︾，1973年，第312-342頁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312WSKG_PAGES_V2.1.indd 312 12/2/2016 4:47:11 AM
崔崟：︽進入中國的﹁和制漢詞﹂︾，燕山大學，2007年，第25頁金光林：︿近現代の中国語、韓国・朝鮮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の影響－日本の漢字語の移入を中心に﹀，︽新潟產業大學人文學部紀要第17號︾2005年，第113頁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間的日本─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問題﹀，︽上海文學‧第2輯︾，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0年柳父章：︽翻訳語成立事情︾，岩波新書，1982年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Holland: Brill, 1964, p. 164柳父章：︽翻訳語成立事情︾，岩波新書，1982年，第23-25頁許慎：︽說文解字︾，東漢黃亞平、孟華著：︽漢字符號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3頁陣內正敬：︽外来語の社会言語学‧日本語のグローカルな考え方︾，世界思想社，2007年，第35-39頁中村正直：︽自由之理︾，1871年西周：︿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明六雜誌︾，1874年周聖來：︿談﹁宗教﹂一詞的來源及演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2011年454647484950515253545556313WSKG_PAGES_V2.1.indd 313 12/2/2016 4:47:11 AM
慧開：︿﹁宗教﹂一詞的文化脈絡比較詮釋﹀，︽普門學報︾，2005，第9頁普濟、蘇淵雷點校：︽五燈會元︾，中華書局，1994年磯前順一：︽近代日本の宗教言説とその系譜-宗教・国家・神道︾，岩波書店，2003年石井研士：︽手に取るように宗教がわかる本︾，かんき出版，2002年黃亞平、孟華：︽漢字符號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0頁帕默爾：︽語言學概論︾，第99頁575859606162314WSKG_PAGES_V2.1.indd 314 12/2/2016 4:47:11 AM
沈國威：︽黃遵憲的日語；梁啟超的日語︾，WAKUMON 137 No.11，2006年，第137頁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吳振清等編，黃遵憲：︽黃遵憲集︾︵上、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頁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梁啟超：︽日本國志後序︾，見羊城富文齋改刻本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三聯書店，1988年，第261-262頁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鄭海麟：︽黃遵憲與近代中國︾，三聯書店，1988年，第77頁吳振清等編，黃遵憲著：︽黃遵憲集︾︵上、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郭延禮：︿草完明治維新史 吟到中華以外天﹀，︽中華讀書報︾，2005年前島密：︽前島密――前島密自叙伝︾，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7年，第10頁1234567891011121314 第三章 和製漢詞在中國的傳播315WSKG_PAGES_V2.1.indd 315 12/2/2016 4:47:11 AM
齋藤希史：︽漢文脈の近代︾，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9-110頁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一︾，中華書局，1936年，第72頁林正寛譯：Luis-Jean Calvet, Les langues véhiculaires, ︽Que sai-je?︾no1916, PUF, 1981，︽超民族語︾，白水社，1996年，第23頁梁啟超：︿沈氏音書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二︾，中華書局，1936年，第1頁黃遵憲：︽日本國志︾卷三十三，︽學述志二︾，第346頁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一︾，︽變法通議‧論幼學︾，中華書局1936年，第54頁梁啟超：︿論譯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一︾，1936年，第76頁梁啟超：︿讀日本書目志書後﹀，︽飲冰室合集‧文集二︾，1936年，第54頁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文集四︾，第81頁陳力衛：︿梁啓超の︽和文漢讀法︾とその﹁和漢異義字﹂について―︽言海︾との接点を中心に―﹀，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国際共同研究シリーズ6︽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2008年9月，第423-462頁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頁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飲冰室合集‧文集四︾，第81頁清少納言著：︽枕草子‧第三段︾，日本古典文學全集，藝文印書館，1974年，第3頁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317WSKG_PAGES_V2.1.indd 317 12/2/2016 4:47:12 AM
秦春芳：︽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心に－︾，広島大學，2010年，第29頁黃河清譯：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UC Berkeley，1993. 漢譯：︽現代漢語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上海，1997年，第62頁秦春芳：︽近代中国語における日本漢字語借用に関する研究－定期刊行物の翻訳記事を中心に－︾，広島大學，2010年，第51-58頁張春穎、王建華：︿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追求﹀，︽新聞愛好者︾，北華航太工業學院， 2007年06期 梁啟超：︿本館第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飲冰室合集‧文集六︾，第48頁沈國威、內田慶市、熊月之、王揚宗著：︿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し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財団法人松下國際財団研究助成‧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年，第17頁沈國威、內田慶市、熊月之、王揚宗著：︿欧化国家を目指せ：情報発信基地としての19世紀日本－日本新聞の中国語訳を通して見る近代日中語彙交流﹀，財団法人松下國際財団研究助成‧研究成果報告書，1998年，第17頁劉正琰等：︽漢語外來詞詞典︾，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4年，第391頁4141424344454647318WSKG_PAGES_V2.1.indd 318 12/2/2016 4:47:12 AM
﹁銀行はなぜ「銀行」というのですか？また、「Bank」の語源は何ですか？﹂http://www.boj.or.jp/announcements/education/oshiete/history/11100004.htm/曹濟平等校點：︽宣和遺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頁蘭陵笑笑生原著，梅節校注：夢梅館校本︽金瓶梅詞話︾，里仁書局，2007年，第1048-1049頁朱京偉：︿︽清議報︾に見える日本語からの借用語﹀，︽漢字文化圏諸言語の近代語彙の形成：創出と共有︾，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国際共同研究シリーズ，第120頁石雲豔：︿梁啟超與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詞﹀，︽廣東社會科學︾，2007年，第137頁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儒家哲學︾，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頁陳俊啟：︿重估梁啟超小說觀及其在小說史上的意義﹀，︽漢學研究︾第20 卷第1期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1冊1卷，第54頁康有為：︽日本書本志︾卷14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第1冊1卷梁啟超：︿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42頁齋藤希史：︿近代文學觀念形成的梁啟超﹀，見狹闖直樹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99頁李伯元：︿前本經國美談新戲﹀，︽繡像小說︾，商務印書局，1903年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319WSKG_PAGES_V2.1.indd 319 12/2/2016 4:47:12 AM
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康有為撰，姜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集︶孔子改制考、日本書目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梁啟超：︽論學日本文之益︾，︽清議報全編︾卷4，第73頁張之洞：︽勸學篇‧外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篇張之洞：︽勸學篇‧外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篇実藤恵秀：︽中國留學生史談︾，第一書房，1981年，第188-193頁王奇生：︿中國人的百年留學夢﹀，︽神州學人月刊︾，2000年第6輯張之洞：﹁勸學篇‧外篇‧廣譯第五﹂，中華書局，1985年，第127-128頁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自序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折﹀，宋原放主編；汪家熔輯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頁顧燮光編：︽譯書經眼錄︾自序梁啟超著：︽清代學術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161頁顧燮光：︽譯書經眼錄︾，中華書局，1935年12345678910111213 第四章 和製漢詞對現代文學觀的影響320WSKG_PAGES_V2.1.indd 320 12/2/2016 4:47:12 AM
譚汝謙著：︽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譚汝謙著：︽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譚汝謙著：︽中國譯日本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1980年嚴安生：︽日本留學精神史︾，岩波書店，1991年陳生保：︿漢語中的日語﹀，︽日本學研究論文集︾，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康東元：︽日本近‧現代文学の中国語訳とその歴史的意味︾，筑波大学，2006年，第22頁康東元著：︽日本近‧現代文学の中国語訳とその歴史的意味︾，筑波大学，2006年康東元：︽日本近‧現代文学の中国語訳とその歴史的意味︾，筑波大学，2006年魯迅：︽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21頁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創造月刊︾第一卷第11期，1928年蘇曼殊：︿斷鴻零雁記﹀，︽蘇曼殊小說詩歌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30頁王宏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的中國翻譯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57頁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21WSKG_PAGES_V2.1.indd 321 12/2/2016 4:47:12 AM
303132333435363738394041王宏志：︽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的中國翻譯研究︾，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第157頁劉緒源：︽解讀周作人︾，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78頁張志晶：︿中日近代文學的相互交流、影響關係的考察─以郁達夫為中心﹀，︽教育研究所紀要第8號︾，1999年，第2頁郁達夫：︿沉淪﹀，︽郁達夫文集．第一卷．小說︾，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 年，第21頁︽新刊大宋宣和遺事︾，世界書局，1962年，貞集，第137頁、趙爾巽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86 年，卷 529，第12822頁陳夢雷纂輯：︽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人民衛生出版社，2000年，第 4 冊，卷124，第799頁段躍中著，︽現代中國人的日本留學︾，明石書店，第49頁土方定一、橋本八男譯：︽上海史︾，生活社，1940年池田桃川：︽上海百話︾，日本堂書店，1921年副島円照：︿戰前期中國在留日本人人口統計﹀、︽和歌山大學教育學部紀要人文科學‧第三三集︾，1984年副島円照：︿戰前期中國在留日本人人口統計﹀、︽和歌山大學教育學部紀要人文科學‧第三三集︾，1984年︽上海居留民團三十五周年紀念志︾，上海居留民團，1942年322WSKG_PAGES_V2.1.indd 322 12/2/2016 4:47:12 AM
和田博文等著：︽言語都市‧上海︾，藤原書店，2006年，第44頁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談講社，2000年，第82頁芥川龍之介：︿新芸術家の眼に映じた支那の印象﹀、︽日華公論︾，1921年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第8頁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第11頁芥川龍之介：︽支那遊記︾，第19頁劉建輝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談講社，2000年，第100頁谷崎潤一郎：︽谷崎潤一郎全集‧第十卷︾，中央公論新社，1982年，第563頁芥川龍之介：︿日本小說の支那訳﹀，︽芥川龍之介全集‧4︾，築摩書房，第225頁︽魯迅全集︾，中國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75頁張中良：︽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秀威資訊，2005年，第165-169頁劉建輝：︽魔都上海─日本知識人的﹁近代﹂體驗︾，談講社，2000年趙怡：︿一九二〇年代の上海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人の交流﹀、︽一九二〇年代東アジアの文化交流︾，思文閣，第7頁金子光晴：︿南支の芸術界﹀，︽週刊朝日︾，中央公論社，1926年，第141頁金子光晴夫婦共著：︿上海より﹀，︽日本詩人︾六卷六號，中央公論社，1926年424344454647484950515152535455323WSKG_PAGES_V2.1.indd 323 12/2/2016 4:47:12 AM
金子光晴夫婦共著：︿上海より﹀，︽日本詩人︾六卷六號，中央公論社，1926年，第314頁金子光晴夫婦共著：︿上海より﹀，︽日本詩人︾六卷六號，中央公論社，1926年，第314頁金子光晴、森三千代共著：︽鯊沉︾，有明社，1927年田漢：︿鄉愁﹀，︽田漢全集︾，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和田博文等：︽言語都市‧上海1840-1945︾，藤原書店，2006年班固：︽漢書︾，︽地理志‧第八下︾，東漢王曉秋：︿近代における中国人の日本観の変遷﹀，︽中国人の日本観︾，三和書籍，2009年，第113-131頁石韞玉跋：︽吾妻鏡補︾，1814年徐繼佘：︽瀛寰志略︾第十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7-18頁陳其元：︽日本近事記︾，廣文書局發行，1877年金安清：︽東倭考︾，廣文書局，1964年李鴻章：︽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廿四，1905年劉學洵：︽遊歷日本考察商務日記︾，1899年羅振玉：︽扶桑兩月記︾，1901年張騫：︽東遊日記︾，1903年康有為：︿上清帝第二書﹀，︽戊戌變法︾︵二︶，︽康有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324WSKG_PAGES_V2.1.indd 324 12/2/2016 4:47:13 AM
康有為：︽日本變政考‧序︾，︽康有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康有為：︽日本變政考‧跋︾，︽康有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朱劍凡：︿致湖南青年勸學外洋書﹀，︽遊學譯編︾第四期，1902年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臺灣商務印書局，1992年，第233頁劉師培：︿亞洲現勢論﹀，︽天義︾11-12卷合冊，1907年李大釗：︿警告全國父老書﹀，︽李大釗文集︾︵上︶，1915年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李大釗文集︾︵上︶，1917年，第450頁李大釗：︿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李大釗文集︾︵上︶，1919年ドナルド・キーン著、金閣寿夫譯：︽日本人の美意識︾，中公文庫，1999年，第139頁ドナルド・キーン著、金閣寿夫譯：︽日本人の美意識︾，中公文庫，1999年，第139頁ドナルド・キーン著、金閣寿夫譯：︽日本人の美意識︾，中公文庫，1999年，第140頁ドナルド・キーン著、金閣寿夫譯：︽日本人の美意識︾，中公文庫，1999年，第142頁ドナルド・キーン著、金閣寿夫譯：︽日本人の美意識︾，中公文庫，1999年，第142頁ドナルド・キーン著、金閣寿夫譯：︽日本人の美意識︾，中公文庫，1999年，第142頁岡倉天心：︽茶の本︾，講談社学術文庫，1994年島村抱月：︽近代文芸之研究︾，中央公論社，1970年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325WSKG_PAGES_V2.1.indd 325 12/2/2016 4:47:13 AM
理查德‧格里格、菲力浦‧津巴多著、王壘、王蘇等譯：︽心理學與生活︾，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年，第135、137-138頁串田孫一：︽美意識の発生︾，東海大學出版會，1982年，第2頁理查德‧格里格、菲力浦‧津巴多著、王壘、王蘇等譯：︽心理學與生活︾，人民郵電出版社，2003年，第140頁南懷瑾：︽金剛經說甚麼︾，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胡塞爾著、倪梁康譯：︽現象學的觀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佐佐木斐夫：︽美意識と美の体験︾，東海大學出版會，1982年，第220-221頁李鵬程：︽胡塞爾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楊振：︽康得美學思想探繹︾，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頁曹俊峰：︽康得美學引論︾，天津教育出版社，第30頁朱光潛：︽文藝心理學︾，香港開明書店，1961年，第3頁串田孫一：︿自然と美意識﹀，︽美意識の発生：自然・芸能・生活・音楽・映画・演劇・絵画・文学︾，東海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222頁123456678910 第五章 美意識的種子326WSKG_PAGES_V2.1.indd 326 12/2/2016 4:47:1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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