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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責任編輯 程豐餘裝幀設計 鍾文君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書 名 澳門葡籍教育家著 者 安文哲譯 者 陳震宇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新馬路 61-75 號永光廣場 7-9 樓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印 刷 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 71 區留仙一路 40 號版 次 2013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規 格 特32開（120mm×203mm）104面國際書號 ISBN978-962-04-3033-6 ©2013JointPublishing(HongKong)Co.,Ltd. PublishedinHongKong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跡）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羡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作者導言/06編譯導言/11江沙維/15伯多祿/21高詩華/28文第士/35高若瑟/40白樂賈/47高美士/53文德泉/63潘日明/71飛雅德/78白妲麗/86參考資料/96圖片出處/98
作者導言Opresentelivro“EducadoresPortuguesesemMacau”apresentaostraçosbiográficos,opensamentoeaobradeumconjuntodepersonalidadesqueforamabsolutamentedeterminantesparaamodelaçãoculturaleeducativadesucessivasgeraçõesdejovensedeadultosdeMacau,nosúltimoscentoecinquentaanos.Macauaolongodasuamultissecularhistóriacaracterizou-sesempreporserumentrepostodeculturas,desensibilidades,denegócios,dereligiõesedeamizadesrecíprocas,ondeoOcidenteeoOrienteseencontrarameseredescobriram.Ecomummínimodeconflitos.Todosestesintelectuaisportugueses,naturaisouradicadosnoTerritório,trouxeramosvaloresdalatinidadeesimbolizaramomelhordaintelligentziaportuguesaemMacau:noestudodafilosofiataoista,nainvestigaçãodahistóriadeMacauedaChina,napoesia,nadialectologia,nasciênciasmédicas,noestudodalínguachinesa,napedagogiaounosestudosliterários.Ostrajectosdevidaedeinvestigaçãoestãoligadosporumfiocomum,adocênciaeoensinonosmaisdiversificadosestabelecimentosdeensinodeMacau,desdeoRealSemináriodeS.JoséatéàUniversidadedeMacau,passandopelaEscolaComercialPedroNolasco,peloLiceudeMacau,EscolaPrimáriaOficial,EscoladoExpedienteSínicoeEscolaCamõesemHongKong.Umuniversoportuguêseluso-chinês,sobaégidedaadministraçãocentralquemonitorizavaosprogramas,fiscalizavaoscompêndioseoutromaterialdidácticoeinspecionavaaleccionaçãopedagógicaeagestãoadministrativaefinanceiradecadaunidadeorgânica.Ocontrapontoaestecentralismoadministrativoestavanafaculdadedeosintelectuaisgozaremumaenormeliberdadedeconstruçãoliterária,defruiçãoestéticaedeinvençãocriadoradentrodocosmosdoconhecimento.Mantiverampáginasliteráriaseeducativasnaimprensaescrita,promoviamexposiçõesdearte,criaramrevistasespecializadas,apresentavamciclosdeconferênciaseorganizavamvisitasdeestudo,actividadesestassemprecomumúnicoobjectivo,aformaçãomoraleintelectualdoestudante.Observandoaobradestesautores,nodecursodotempo,podemosconstatarqueMacautemsidoumaterracosmopolita
ondealiberdade,aculturaeaeducaçãojamaisforamcerceadaspormotivosideológicos.Eistoéessencialporqueéumaposiçãofilosóficadeprincípioquedáconfortoaoinvestigadoretranquilizaasociedadenasuaexigentedemandademodernidadeedecomunicação.DeoutromodoJoaquimAfonsoGonçalves,PedroNolascodaSilvaouLuísGonzagaGomesnãoteriamtidoapossibilidadedeseembrenharemnosestudossínicos;JosédosSantosFerreiranãoteriatidoaliberdadeparapoetardeformacríticaeirónicaouJosédaCostaNunesaousadiadecompararocristianismoeoconfucionismo.Estamatrizhumanista,livreeradical,ondeainterpelaçãofilosóficacaracteristicamenteportuguesaestevepresenteeliderante,deixousemprequestõesemaberto,propositadamenteabertasaomundoluso-chinêsesino-português.Estelegadointelectual,culturalecívicodeveserpre-servadoedivulgadoàsnovasgerações,porqueforammentesbrilhantesqueajudaramaexpandiroconhecimentopluridimensionaldeMacauedaChina,emPortugalenaEuropa,mastambémnoBrasil,naÍndia,emAngolaeemMoçambique.AntónioAresta2013年3月本書《澳門葡籍教育家》，旨在介紹最近150年來在塑造澳門文化及連續幾代的青年、成人教育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一系列人物的生命足跡、思想和事業。在數百年的歷史中，澳門一直扮演文化、情感、通商、宗教和友誼交流中心的角色。西方與東方在此相遇，並重新發現彼此。在此過程中，雙方鮮有衝突。這些葡裔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澳門出生還是遠渡而來扎根此地，都帶來了拉丁式的價值觀，從道家思想研究到澳門及中國歷史研究，從詩學到方言學，從醫學到漢語研究，從教育學到文學研究，他們在澳門代表着葡萄牙知識界最優秀的一面。他們的人生和研究活動的軌跡，通過在澳門百花齊放的教育機構內的教學工作而連結在一起，從皇家聖若瑟修院開始，經過伯多祿商業學校、澳門利宵中學、官立小學、華務局翻譯學校、香港的賈梅士學校，直至澳門大學。葡文教育和中葡教育，在中央行政當局的庇蔭下自成一隅，而當局既監督教學計劃，又監察教科書和其他教材，亦視察授課情況以至組織單位的行政和財政管理。相對於行政上的集權，知識分子有權在浩瀚的知識天地中，享有文學建構、美學欣賞和創作發明的巨大自由。他們維
持報刊的文學和教育專版、推動藝術展示、創辦專門雜誌、舉辦一系列的研討講座及組織學習參訪。這些活動從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德智。時光荏苒，縱觀這些作家的成果，我們可以確定：自由、文化，尤其是教育，在澳門這個國際性城市中，不同的意識形態得以順利磨合。這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原則的哲學立場能給予研究者安慰，能把安寧給予追求現代特色和溝通的社會，否則江沙維、伯多祿或者高美士便沒有可能埋首於漢學研究；飛雅德便沒有以批判和諷刺的眼光創作詩歌的自由；高若瑟便沒有比較基督教義與儒家思想的膽量。在如此自由和徹底的人文矩陣中，當時存在着佔領導地位的葡式哲學質問。這塊矩陣永遠留下尚待解決的問題，且有意地為葡中世界和中葡世界而留下。這些知識、文化和公民遺產，應加以保存並向新一代傳播，因為它們是光輝的思想，在葡萄牙、歐洲，乃至巴西、印度、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幫助擴充澳門地區和中國多方面的知識。安文哲2013年3月編譯導言澳門的教育是當地文化特色與族群關係的典型寫照：中文、葡文、英文教育並存，辦學團體意識形態各異、課程紛陳、百花齊放，而又和諧共處。其多元化的特性，很好地反映出澳門“多元文化拼圖”的獨特個性。基於歷史原因，葡萄牙教育源流和羅馬天主教的聖召教育是構成澳門教育特徵的重要部分，尤其在葡萄牙對澳門實施政治行政管理期間，公立教育體系不但對華人居民大力推廣葡語教育，也同時鼓勵葡裔居民積極學習賈梅士語（現代葡語）以及漢語。而作為聖召教育場所的修院，更因傳播信仰的需要使漢葡雙語教育被視為重中之重。在上述的時空背景下，不少在公立學校乃至修院任教的葡籍教師，無論來自葡萄牙本土，還是土生土長的後裔居民（俗稱“土生葡人”），都得以扮演傳播文化、溝通彼此的橋樑角色，延綿超過四個世紀，幾未間斷。通過澳門葡籍教育家多年來的不斷努力，中國語言文化開始為葡萄牙人民所認識和關注，而葡萄牙語言文化也
開始在澳門扎根傳播，在建設澳門獨特的文化個性上，以至開拓中國近現代的外交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安文哲老師長期從事哲學教育工作，足跡遍及葡萄牙、澳門和莫桑比克，在工餘時間又潛心研究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文化與教育事業。離開澳門後仍繼續埋首研究，近20年來以母語葡文寫下多篇介紹澳門葡籍教育家的文章，刊登於《澳門公共行政雜誌》。雖然此等文章曾譯成中文發表，惟往往受到當時資訊條件所限，常見誤譯，致使其參考價值大為降低。鑒於此等文章內容有助外界瞭解澳門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歷程中的獨特方面，同時也為擴大知識傳播和覆蓋，經安文哲老師同意，在不影響原文精神的原則下，特選取部分具重要意義的文章，節錄重譯成冊，並配合適圖片，祈使華文讀者對這批在澳門教育史上曾作出重大貢獻的葡裔人士有更深入的認識，亦可為澳門文化教育的歷史研究的華文資料填補空白。在審閱原稿期間，編譯者發現部分內容或不為華文讀者直接理解，或存在文誤，或與本書其他部分不相連貫。基於尊重原作者和原文精神，編譯者在必要之處將另附腳註或補遺加以說明。至於葡文名稱的中譯方面，除有正式或通用的譯名外，人名悉依新華通訊社譯名室編《葡萄牙語姓名譯名手冊》的譯法，地名悉依中國地名委員會編《外國地名譯名手冊》的譯法譯出。《外國地名譯名手冊》沒有相應譯名的，悉依《葡萄牙語姓名譯名手冊》的《葡萄牙語漢語譯音表》的規則譯出，請讀者注意。陳震宇2013年5月於英國蘭開斯特倫河之濱
江沙維JoaquimAfonsoGonçalves江沙維是19世紀葡國、中國及澳門之間文化關係上的主要人物，對漢學有深厚的認識。江沙維於1781年3月23日在雷亞爾城區（DistritodeVilaReal）切爾瓦市（ConcelhodeCerva）的托雅爾（Tojal）出生，1799年5月17日入里斯本里利亞福萊斯（Rilhafoles）江沙維像
1617修院，1801年5月18日發聖願。1812年，他從里斯本出發，於1813年6月28日在澳門登岸。他原來的目的地是北京，但礙於朝廷政治局勢影響，於是一直留在澳門傳教，曾任教於皇家聖若瑟修院，是加爾各答皇家亞洲學會和里斯本科學學院成員，還是維索薩城聖母騎士勳賢，於1841年10月3日逝世。江沙維是遣使會神父，因精通音樂、數學和神學而聞名。他認為憑着這些優勢，在北京朝廷中定當大派用場，《漢洋合字彙》因為當時很多歐洲及葡萄牙傳教士都為清朝皇帝和朝廷的達官貴人在科學、技術、人文、藝術上提供意見。他不但獻身於這種真正的文化交流，同時也熱衷於處理中葡關係及維護澳門福祉的工作。他在文化及教學方面的工作均非常出色。作為一位由拉丁文和天主教文化培養出來的人，要以理智的態度，放棄歐洲中心論和種族中心論的情結，敞開自己的心扉，去接受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明世界觀，回想起來頗為有趣。他首先以有條理的方式和毅力學習艱澀的中文，然後又適應無數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的心理、文化，一般藝術或禮儀。時至今日，人們對於江沙維神父能在短短數年間迅速學懂中文均表驚訝。他不但能講，而且能以極有深度的中文撰寫大量的作品。從江沙維神父的事跡可見，夸美紐斯（JanAmosKomenský）1的學說是千真萬確的：“語言的學習，不是教育或知識的一部分，而是取得教育及與別人溝通的工具。”江沙維神父發表的著作都蓋有皇家聖若瑟修院的印章，包括：《中國青年實用拉丁文文法》（1828年）；《漢語技巧：字母、文法及各種文章範例》（1829年）；《洋漢合字彙》（1831年）；《漢洋合字彙》（1833年）；《簡明
1819《漢洋合字彙》內頁拉漢讀音字典》；《袖珍拉漢詞典：附所有早期聖經用語》（1839年）；《拉漢大詞典：附包括詞源、正音及文字結構》（1841年）。此外他尚遺下未有出版的著作：漢譯《新約》和《漢拉字典》。上述著作足以證明他當中文教師時的教學知識十分淵博。他是雙語人才的導師，很多學生在行政當局擔任高職，例如華政衙門等。雙語的重要性，一直體現在多個世紀中，到19世紀更趨不可或缺，其專業地位亦日益提高。就此來說，江沙維神父在教學上的成就，毫無疑問地成為歷史上首位偉大的葡籍漢學家，因為自從1627年《城市語言規章》頒佈以來，從未出現教授和學習書寫及講中文的策略，俾能組建翻譯專業隊伍，以協助行政當局執行規範，且更有效率地連結行政當局與社群的關係。國際學術界如何看待江沙維神父編纂字典的功績？法國著名漢學家雷暮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於1831年9月對他有這樣的高度評價：“澳門遣使會會士江沙維神父是這部題為《漢語技巧》的中文研究的作者。這部作品是為初學講寫實用漢語的學生提供所有必需的工具⋯⋯按照類似蒙突奇（AntonioMontucci）2提倡過的新方式，把在字典中按次序排列使用
20的214個部首減少至121個。他還編寫了1,300個拼音組的目錄，稱之為‘音差’⋯⋯作者按照他獨特的排列次序，編訂中文字的筆劃、部首和拼音表。這一目錄佔去了74頁，內載1,411個符號，稱之為‘中文字母’⋯⋯這部由一個精通學術的文學家編纂的作品，若得不到公認，的確是於理不合的。就憑這作品的第一冊便足以使作者在芸芸學者中⋯⋯穩佔一席之位。”1937年7月出版的《遣使會誌》則對江沙維神父有這樣的評價：“如果我們不認同他的學術工作和熾熱仁愛的心，就是沒良心的人。因為我們時常看見他無時不備地服務人靈，尤其是正陷於死亡危險的外國天主教徒和那些因天主恩寵而真正皈依教會的人。這是他在天主聖名之城澳門所發揮的雙重作用。澳門的年青一代可見證他長居澳門期間所作出的堅定獻身與忘我精神。”註釋：1捷克教育家。2意大利漢學家。伯多祿像伯多祿PedroNolascodaSilva1912年10月14日，香港的《每日雜報》（HongKongDailyPress）1重點綜述了伯多祿的傳記。由於其重要性，值得在此引述：伯多祿先生參與了一系列有關教育發展的工作，並且
2223發起各樣市政改善工作。他在1842年5月6日於澳門出生。他在聖若瑟修院讀書時，取得哲學科的一等獎；完成學習時，被委任為華政衙門的翻譯學員，繼後更成為翻譯主管……1887年，伯多祿先生又被委任為時任北京全權公使、現任巴黎大使羅沙伯爵（CondedeSousaRosa）的翻譯秘書。羅沙在中國首都的特別任務以於該年12月1日簽訂《中葡條約》為成果。通過此條約，中國首次承認葡萄牙對澳門的主權。伯多祿先生極關注教育事業，曾是聖若瑟修院和商業學院的中文教師，並翻譯和整理了一些課本，其中有《土生青年適用中文課本》。他還創辦“振興學會”2……在他的推動之下，顯赫的慈善機構仁慈堂，通過發行彩票使其財政基礎穩定下來，更得以再度興盛。他多年來曾出任該龐大慈善機構的值理或主席，任內顯赫的功績計有建立孤兒院、為貧困人士開辦救濟服務，以及修訂現行規章。伯多祿先生在參與市政事務的工作期間，也有相當的貢獻：當他出任市政廳，法律上稱為議事公局的局長或副局長時，實行了一連串的重大改革，新街市與一些既舒適而結構又好的房屋在舊營地街市和議事亭前地一帶建立起來。在此之前，當地只有衛生條件欠佳的細小房屋，在城振興學會開辦的商業學校，後以伯多祿命名
2425市的其他角落，則開展使房屋符合衛生條件的工程，而公共街道的電力照明就是他努力的成果。伯多祿先生曾短暫出任在香港出版的葡文週報《人民之聲》編輯，也是澳門出版的週報《澳門人報》和《鏡海叢報》的主要協作者，還是澳門視學委員會、總督公會的成員。大約20年前，葡萄牙政府向他頒授耶穌基督騎士勳章，肯定他的眾多功績。由此可見，伯多祿確實是把一生完全貢獻於社會的人。伯多祿有很多卓越的著作，例如《初學者適用：以葡文認識中文和中國》、《寓言故事》、《日常廣州及北京方言葡譯《聖諭廣訓》內頁用語》、《中文實用語法》、《中文書寫語及口語教程》、《譯自〈聖諭廣訓〉的中文書寫語》、《粵語指南》、《澳門葡文學校適用：粵語中文文章》、葡譯《國文教科書》等，在當時而言成就非凡，大多數更是以啟發性教學及教育的模式來構思和制定，有系統地編排準備每一課，更以拼寫法/正字法配合，以便學習。這些著作不單是學校課本，也是傳播和鞏固歷久不衰的中國傳統觀念的卓越工具。然而，對當時的澳葡行政當局而言，這種教學方式卻與本身的政策相違背。當局於1908年設立的一個委員會便認為，澳門的教育問題應以葡籍居民為首要考量。當時的伯多祿，是唯一一個表達保留意見的委員會成員。伯多祿的文化和教學活動顯示的，就是當時的另類政策邏輯：在一個因為沒有法律配合的極度不滿的框架內，連給予中國語言和文化教育的最低要求也付諸闕如。一本關於中文書寫語的教科書封面，雖其外表與其他書籍一樣平平無奇，卻讓我們從中發現意外驚喜，那就是秉承《聖諭廣訓》的經典教學方式，開展了新儒家思想的教學，且其精神思想一直留存至今。《聖諭廣訓》中的“聖”係指智者，由清朝開國皇帝順
2627兩條以伯多祿名字命名的澳門街道：卑度路街（位於內港）和伯多祿局長街（位於中區）一和控制的基礎。伯多祿選擇了此部作品並非偶然。他是一個文明有教養的人，為葡萄牙教育帶來新儒家思想正統論的核心價值，這價值對瞭解中國人典範行為的精神架構有着莫大的用處。《聖諭廣訓》為強化等級制、容忍或服從價值提供機會，強調政策與市民利益之間調和的重要性。此外，《聖諭廣訓》的教學焦點就是，把思想引導至需要學習權威的特質係以等級制構成，且具備正式的溝通網絡。這樣使正統學說價值得以強化。具體到澳門，由新儒家理論所推動的社會契約轉變成共同協商，變成超越不穩定平衡意欲的長期再循環。也由於《聖諭廣訓》的內容不會給當時的社會結構帶來壞的影響，使課程講授不存在疑慮。對於伯多祿的貢獻，值得用較長時間仔細研究。註釋：1又稱《孖剌西報》。2今稱“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治編著，其子康熙和孫兒雍正所提倡。《聖諭廣訓》是一本真正的公民、道德及政治教育的教科書，遵從中華民族最精純的正統儒家觀念。這部18世紀的作品被視為教育和普及教學中最悠久的標記，而儒家思想則是奠定中華帝國統
29高詩華JoséGomesdaSilva高詩華出生於波爾圖，畢業於波爾圖外科醫學學校，之後走上軍事生涯。1881年，被派遣出任澳門及帝汶衛生人員二等醫生。1884年，澳門暨帝汶總督羅沙（TomásSousaRosa）委任高詩華出任帝力市政廳的管理委員會主席。在這段時昔日帝力街景期，他已經發表了一系列與自然歷史和衛生學有關的著作，例如《澳門暨帝汶植物錄》（1887年）、《澳門暨帝汶衛生服務報告》（1887年）、《帝汶衛生服務需求報告》（1889年）等。他還發表過《在帝汶》（1892年）等關於帝汶的著作，並為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園和當地的植物學會各提供一套植物標本。高詩華在1888年擔任派遣暹羅外交使團秘書期間，發表了《暹羅行》一書（1889年）。1892年，他在波爾圖水晶宮舉行的屬地展覽組織委員會工作，負責澳門和帝汶的歷史和文化部分。1894年3月24日，憑藉其學識和創業精神，高詩華獲高詩華像
3031時任總督的高士德（HortaeCosta）委任為澳門利宵中學首任校長。事實上，設立一所國立中學，是居澳葡人長期以來的願望，正如1893年9月5日在《葡屬東方》刊登的報道所言：“澳門利宵中學的設立，滿足了居澳家長和青年們的最大願望。”作為首任校長，高詩華承擔了組建學校的重任：物色聖奧古斯定修道院原建築物作為校址，聘請庇山耶、慕拉士、阿卑寮奴你士等著名教師，頒佈校規，舉行入學考試等。高詩華的努力隨着同年9月28日舉行開學典禮而化為實質成果。在任校長期間，高詩華兼教物理、化學和自然史，還繼續發表一系列的科學論文，例如《印度航線和澳門痲風病院中的流行性霍亂報告》（1885年）、《使用凡爾桑血清治療鼠疫的報告》（1897年）及《關於澳門和對面山鼠疫的報告》（1897年）。除了科學方面，還涵蓋民俗社會學方面，例如《澳門共和國》（1896年，於1994年再版）、教學方面，例如《澳門教區修院學生用衛生及實踐醫學入階》（1899年）。高詩華還不時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一些獲《澳門地捫憲報》選登的報告，更成為研究澳門和帝汶歷史的重要文獻來源。高詩華是1898年發現印度海上航線400週年慶祝活動澳門執行委員會成員之一，1900年又成為巴黎世界博覽會利宵中學內的科學博物館聖奧古斯定修道院舊貌。利宵中學首座校舍即設於此
3233澳門委員會委員。他還在澳門武兵醫院設立過一座自然史博物館，在1906年撥歸澳門利宵中學管理。他曾多次受勳，主要有：海外服務金質獎章、聖地亞哥軍劍勳章、刀塔勳章、阿維斯聖本托軍事勳章，還有許多次嘉獎。由於來自葡萄牙北部，高詩華對紅葡萄酒情有獨鍾，更從他位於杜羅河下游的莊園，把酒直接進口到澳門。1905年11月1日，高詩華於澳門的宅院“白朗嘉莊”內逝世，其時軍階為上校醫生。他去世時，在由文第士主持的澳門利宵中學校務委員會會議上，記錄了高詩華作為該校首任校長時所作出的最顯著貢獻──鞏固發展了利宵中學，為它帶來了信譽。他的私人藏書也捐贈予利宵中學，當中以醫學和植物學方面位於南灣的利宵中學校舍，現已拆除的書籍為主。事實上，今天民政總署大樓內的圖書館，即為利宵中學圖書館，當中大部分的醫學書籍，便是由高詩華醫生捐贈的。而曾經在澳門利宵中學任教的慕拉士，在一封《日本來信》中寫道：“最後，說句思念我在遠東的同事高詩華醫生。他是《波爾圖商報》的通訊員。我剛剛收到信，得知了他的逝世。高詩華醫生為人十分緊張、多愁善感和喜怒無常。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在澳門，顯然未能逃過這一屬地對他的尖刻批評，由此產生的負能量是強烈的。然而，今天，他那以高詩華名字命名的街道：施利化街
34僵直的軀體安息在一個墓穴中。整個屬地和所有認識這位偉大鬥士的人，都為失去這樣一位敏銳的知識分子、傑出的作家、孜孜不倦的澳門醫局局長而感到真正的悲痛。無疑，他是過去20多年中，澳門最傑出的歐裔居民。”澳門政府在1917年收購了白朗嘉莊，將之闢為隔離天花病人的“高詩華醫生室”。他的名字留在了澳門的街名中1，一所葡語預備中學也長期以他的名字命名2。註釋：1即“施利化街”（RuadeGomesdaSilva）。2即EscolaPreparatóriadoDr.GomesdaSilva，中文譯名為“高詩華預備中學”。該校於1968年成立，至1993年停辦。文第士ManueldaSilvaMendes文第士是澳門當代葡人知識分子的最傑出代表人物之一。我們不可能把他從不懈的公民和政治參與、研究和傳播道家思想、中國宗教和藝術，甚至從他本人置身其中的偉大教育事業中分割出來。他於1876年11月30日出生於波爾圖區聖蒂爾索市文第士像
3637（ConcelhodeS.Tirso）的聖米格爾．達斯阿韋斯（S.MigueldasAves），科英布拉大學法律學士，曾積極展開支持葡萄牙設立共和政權的活動。1901年初，他在法馬利康新鎮（VilaNovadeFamalicão）收到一封由時任葡萄牙下議院（CâmaradosDeputados）院長的桑托斯．維埃加斯（SantosViegas）蒙席拍來的電報，表示澳門利宵中學有教職出缺。這對當時的文第士而言，可能只是一次到外地的短暫工作，後來卻變成在澳門終生長居。文第士在利宵中學的職務是葡語和拉丁語教師。1904年至1907年間，以及1909年至1914年間，曾兩次出任校長。1914年，文第士撰文指出，澳門的教育“比宗主國的早期利宵中學校徽教育先進得多⋯⋯的確，在澳門沒有文盲，僅僅完成基礎小學教育的人只佔少數，一般人的水平接近小學補充課程的水準，完成或幾乎完成中學教育者不乏其人。”文第士的學生若阿金．帕索．德阿科斯（JoaquimPaçod’Arcos）回憶道：“文第士老師教授葡語和拉丁語，同時又是法語代課老師，是一個瓷器和中國藝術品的大收藏家。他一生的收藏足以開設一個真正的博物館，其內容之豐富可與庇山耶（CamiloPessanha）的藏品媲美。老師對世俗藝術的知識比那位大詩人的知識更加扎實。他教書的同時，又是一個聞名遐邇的大律師。同時，又是作家，留下了法律、文學及解釋中國哲學的著作⋯⋯居澳30年期間（1901-1931)，他為報刊撰寫了大量文章，最終長眠於澳門⋯⋯他那寶貴的中國藝術收藏品猶幸得到保護，成為今天澳門賈梅士博物院中最重要的展品。”文第士遇到的澳門，是一個葡萄牙民族意識極其薄弱的殖民地，沒有具體參與傳統的輿論，也存在着因經濟疲弱而衍生的基礎設施嚴重欠缺的問題。通過文字，通過他的榜樣與行動，文第士嘗試扭轉一些局面。一方面，促進形成當時人的思維；另一方面，提高建設性批評的社會威望。他積極不懈地捍衛澳門的葡萄牙身份認同，以及與之
3839形成反差的巨大的中國影響。早在1909年，他便指出：“前幾年仍然是具有求知慾的人談論題目的東方學，如今由於東西方關係，主要是經濟及政治關係的接近，已進入普遍文化的範疇。”澳門的確是文第士所選擇的第二故鄉，因此他對中國文化，尤其是藝術，宗教及哲學有着濃厚的興趣，並學有所精。他的粵語講得還算流利，但識字不多。正是在與中國文化的長期接觸中，他達到了新的思想境界。除了散見於報刊的大量文章外，他還出版過兩部關於道家學說的著作。事實上，文第士也被視為首位研究道家學說的葡萄牙人。第一部著作名為《老子及其道德經》，出版於1909年，由他在陸軍俱樂部中發表的一篇演講編輯而成。此書明確系統地闡述了道家的哲學與宗教，並回顧了它的歷史及政治文化背景。他在學術上與時俱進，引用了當時最重要的法、英漢學家的著作，可被視為欲研究此問題者的可靠指南。第二部作品《道學選萃》則以老子的《道德經》和莊子的《南華經》為藍本，刊於1930年，僅出版了第一部分。這是一部標新立異的著作，反映了作者對道家的成熟想法。事實上，只有完全認同中國哲學大師的理論，才使文第士對道家精髓有着新異而深刻的領悟。文第士不僅公開承認是道家的追隨者，而且活出了其中的道德操守和性情。而在他關於中國藝術，尤其是繪畫、陶器及建築的論著中，不時可以看到他作為評論家或史學家的目光裡流露出道家影響的光芒。文第士曾擔任過多個重要職務，計有市政廳主席、澳門市行政局局長、利宵中學校長、法官和檢察官。他於1931年12月30日逝世，亦有一條澳門街道以其名字命名。文第士街名牌
41高若瑟JosédaCostaNunes高若瑟（1880-1976年）出生於亞速爾群島，是在東方遊歷和工作過的最負盛名的葡萄牙人之一。他於1902年來到澳門，當時還是英雄港神學院的畢業生，為新任命的主教、同樣是亞速爾人的鮑理諾當秘書。高若瑟在1903年受鐸，隨即加入葡萄牙東方傳教會。高若瑟像高若瑟曾任聖若瑟修院和澳門利宵中學的教員。多年後，他回憶說，“聖若瑟修院培養了幾代神父。無論是人品，還是為教會提供的服務，都是出類拔萃的。聖若瑟修院和利宵中學為澳門、香港、上海、廣州和中國各開放口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澳門人才。他們擁有良好的商業準備和各種知識，並用根深蒂固的宗教感情為培養他們的母校增光。”曾師從高若瑟學習葡語的一位學生若阿金．帕索．德阿科斯（JoaquimPaçod’Arcos）在《我的一生與我的時光回憶》中寫道，高若瑟是“一個智力與道德水平崇高的人”，說話“娓娓動聽，說服力強，表達非常明確清晰，教書熱心，一絲不苟。是他首先注意到了我的作文練習文修生時代的高若瑟
4243字輕快、有章法。他如預言家，為我安排了一條作家命運之路。”1911年，他受命牧訪海峽差會、馬六甲和新加坡差會及帝汶差會。時逢亂世，共和政權顯然相當不容教會。在澳門，這種激進的思想主要由葡萄牙海軍艦隻上的水手帶來，更在回航時發生衝突：有一次，高若瑟獨自一人，以大無畏的勇氣，阻止了他們入侵主教府的企圖。他於1915年創立《東方雜誌》。這是一份短暫的出版物，出了十幾期便結束了。文第士是主要合作者之一，曾寫過一些關於中國美學的文章。在鮑理諾主教逝世後，高若瑟被任命為澳門暨帝汶主教（1920-1940）。1937年，他牧訪了東帝汶，並向屬務部部長彙報擔負葡萄牙教育使命的基督教和人文主義視野問題：“我認為，我們所有的殖民與教育活動必須直接有益於當地人，而不是白人。”他繼續闡述這一想法：“（屬地的財富）集中在一些歐洲人手中，而土著居民仍生活在原始時代的簡陋和無知之中。這不是殖民，是剝削。”他將教育視為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當他1940年離開澳門教區時，學校的數量為96所（1920年僅有47所），教師為331人（1920年僅有124人）。高若瑟的教會生涯是輝煌的，因為他的確是一位具有罕見的人文、教牧、知識和公民素質的人，曾被任命為果阿和達曼總主教（1940-1953年）、東方首席主教和東印度宗主教（1940年）和科東蓋盧爾（Kodungallur）名譽總主教（1940年）。他去羅馬時的職務是敖德薩名譽總主教和教廷副總務。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1962年任命他為樞機主教。所有這些職務，的確很有排場、很風光，但絲毫未改他處事為人的準則。1964年，澳門市政廳向他授予澳門榮譽市民稱號。在此之前，他於1946年獲得葡萄牙殖民帝國大十字勳章、1953年獲得基督騎士團大十字勳章。澳門有一所幼稚園自1949年1起以他的名字命名，稱“魯彌士主教幼稚園”。亞速爾群島皮科島（IlhadoPico）馬達萊納市（Madalena）同樣有一所中小學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高若瑟生前即捐贈了他在坎德拉里亞（Candelária）的祖宅，用來設立一個幼兒園和社工機構。高若瑟是一位優秀的散文家，明晰的教育家，人生和人類行為的思想家。他周遊列國，見多識廣，成為其研究和教誨，以及康德式的道義責任靈感的源泉。後來，卡多佐神父（Pe.TomásBettencourtCardoso）負責編輯《高若瑟
4445樞機主教文集》共17卷，由澳門基金會出版。2008年，黎祖智（JorgeRangel）發表一篇重要的研究文章《澳門功勳市民高若瑟》，由澳門國際研究所出版，當中收錄了一段維托里諾．內梅西奧教授（VitorinoNemésio）21955年對高若瑟的評價：“我們這些人，沒有對這位國家偉人和教會的驕子採取客套和恭敬的限制。這使得我們每在談到高若瑟主教時激動不已。他是模範神魯彌士主教幼稚園舊貌《高若瑟樞機主教文集》第一卷封面父、寬宏大度的朋友、有骨氣的葡萄牙人，是那麼的神聖和光榮，如初生子那樣平靜、無邪。對這位精神領袖，我們很感興趣。在這樣一位被召以重任、作實事人的身上，保留了皮科島人的慎重。他的謙虛、正義和勇敢精神，他與生俱來的大主教的氣質是多麼的慷慨和堅強：在亞洲和歐洲的道路上，一步一腳印，每天如是，如同晨禱。他巡視學校，發現有志趣的人，監護孤兒。在此一切之上，他
46是一位世界公民，但他永遠是一位上帝的僕人。”高若瑟在永恆之城──羅馬逝世，終年96歲，未有留下回憶錄。註釋：1原文為1945年，此屬文誤。2亞速爾作家、詩人。高若瑟牧徽，上書格言“划到深處”（DucInAltum）白樂賈JoséMariaBraga白樂賈（1897-1988年）博學多才，在研究葡人在澳門和遠東歷史方面一絲不苟。他當時以“JackBraga”署名，為葡萄牙文化和澳門貢獻良多。他出生於香港，身材魁梧，眼睛清澈明亮。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他與家人就一直住在這裡，其父親曾擔任圖中最左者為白樂賈
4849香港具影響力的報章——《士蔑報》（HongKongTelegraph）社長。白樂賈本想成為一名醫生。他的女兒瑪麗亞．布拉加（MariaBraga）記錄了這段往事：“兩行熱淚從他的臉上滑落，但再也未談及此事。那時他只有15歲，剛收到學能測驗的結果：是整個香港殖民地最優秀的學生。聖若瑟修院的修士來到他的家裡，告訴他如何申請進入醫校的獎學金。他父親罷辣架（JoséPedroBraga）回到家後，命令他不要申請，要求他開始工作，幫補家庭。畢竟他是一個13名子女家庭的長子。”1920年代初，白樂賈跟隨家人來到澳門，進入聖若瑟修院當教師。他在此教授土生葡人青年英語、英國文學和商務英語，源源不斷地補充了散居在香港、廣州、上海、曼谷、東京和橫濱的經商群體。1924年，他在澳門與奧古斯塔．伊莎貝爾．奧索里奧．達盧斯（AugustaIsabelOsóriodaLuz）完婚。文德泉神父的回憶彌足珍貴：“當我於1924年抵達澳門時，他還是一個28歲的青年教師，在聖若瑟修院裡教授英語和英國文學⋯⋯白樂賈自1920年代起，開始對澳門歷史感興趣，改行易幟，成績斐然。十餘年中，他成了本地偉大的歷史學家⋯⋯他以英文出版的著作令澳門聲名在外⋯⋯白樂賈促成了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二版的刊行並安排了一切事宜。但1926年，形勢突變。該書在洗衣塘（竹仔室）被當眾焚燬，作者遭法院審判，後來死於潦倒之中。至今仍等待着為他平反，只有白樂賈仍屹立不倒。”白樂賈頻頻為媒體撰文，發表了多篇關注歷史，尤其是澳門歷史的文章，分別刊於《澳門教區簡報》、《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刊》、《香港葡萄牙學會會刊》、《澳門檔案》、《復興雜誌》、《澳門消息報》、《東方文化：澳門評論》及聖若瑟修院教堂
5051《南華早報》。他的女兒卡羅萊納．布拉加（CarolinaBraga）認為，父親求知慾很強，“除了出任⋯⋯澳門自來水公司的經理外，他大部分的業餘時間都投入歷史研究，同時還從事進出口貿易。”因此，他的作品題材非常廣泛，僅舉數例：《風景如畫的澳門》（1926年），《美國人在澳門及南中國》（1930年）、《澳門的早期醫療實踐》（1935年）、《博克塞上尉的圖書館》（1938年）、《澳門印刷業之肇始》（1938年）、《澳門木刻印刷業之肇始》（1941年）、《聖保羅總會院之寶藏》（1942年）、《登陸中國：歐維士抵華》（1955年）、《澳門簡介》（1963年）、《往昔之聲》（1964年）及《香港的葡語教學》（1969年）等。據彭傑福（GeoffreyBonsall）回憶，太平洋戰爭期間，白樂賈和何東都住在澳門。白樂賈向彭傑福透露，何東在戰後要返回香港時，他勸說何東把在澳門居住的房子捐出，闢作何東藏書樓。學者和作家高志（AustinCoates）就曾使用過他的書籍從事研究。事實上，很多人經常到白樂賈家裡作客，尤其到他位於般咸道公寓裡的圖書館查閱資料，他的妻子也很高興地接待所有人。他的私人圖書館是一座真正的寶庫，包括書籍、報紙何東藏書樓
52和雜誌的彙編、手稿、地圖、信函，印刷圖片、照片和繪畫等。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由他歷年收集起來的。1966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期間，幾個國家的大學和國家圖書館競相購買這批龐大而寶貴的藏書，最終由他母親的祖國——澳大利亞的國家圖書館奪魁。白樂賈逝世時，香港《南華早報》刊登的訃文提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內容：“居澳期間，白樂賈是幾任總督非正式的顧問，尤其是為澳門和香港政府之間的關係提供諮詢。他是路透社和《南華早報》的通訊員。他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為盟軍所做的工作，世人知之甚少。在澳門，他是幾個情報機關之間的聯絡官，包括中國政府和英軍服務團，負責香港、澳門、重慶與在敵後的盟軍無線電台之間的情報轉接工作。”1993年，澳門行政當局通過文化司署、澳門歷史檔案館和中央圖書館舉辦了紀念白樂賈的活動：在市政廳圖書館舉辦生平圖片展。自1965年以來，白樂賈是葡萄牙文化國際學院通訊院士，並曾於1950年獲頒聖地亞哥軍劍勳章，獲追授殷皇子大官佐勳章。高美士LuísGonzagaGomes高美士（1907-1976年）於1907年7月11日在澳門出生，富有文化修養，關心時事，有細膩的音樂與藝術感，酷愛中國傢具和瓷器，是豐富多彩的當代葡中文化對話的最高代表之一。他在雙親的監護下完成小學教育後，進入澳門利高美士
5455宵中學並以優秀的成績完成7年級的學業。在這段漫長的智力、科學及道德培養的過程中，有幾位老師對他的性格和求知慾的形成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高若瑟（JosédaCostaNunes）、庇山耶（CamiloPessanha）、文第士（ManueldaSilvaMendes）及溫貝托．塞韋里諾．德阿韋拉爾（HumbertoSeverinodeAvelar）。儘管已註冊就讀華務局翻譯學校，準備從事翻譯職業，高美士還是體察父母希望他從教的心情，當了20年的小學教員，曾出任伯多祿官立小學的校長和小學視學官。1951年，柯維納（AlbanodeOliveira）總督曾公開表揚過他：“茲表揚小學教員高美士，因其於擔任過之職務中，表現聰敏過人、工作努力、勤懇奉獻；尚通過發表多份以中國為主題之著作，為進一步聯繫葡中兩國，貢獻傑出，且彰顯其作為研究人員之勝任與博學。”此外他還曾經在澳門利宵中學和郵電專理局任教中文。非凡的知識以及隨和的性格，讓他在當時的社交和及文化生活中如魚得水。從他所參與的各項工作可窺一斑，例如澳門海外省音樂院1籌備委員會秘書、澳門廣播電台台長、賈梅士學院創始人、藝術及歷史遺產保護委員會秘書、國民協會澳門省委員會秘書、歷史暨海外研究中心委員、賈梅士博物院院長、澳門扶輪社主席、澳門國立圖書館館長、澳門文化協會秘書、澳門市政委員會副主席、土地委員會委員、澳門土生體育會（AssociaçãoDesportivaMacaense）秘書等。高美士在出版界的多種撰文使他享有忠厚、博學、縝密及多產研究者的盛名。文德泉蒙席曾評價：“高美士是本高美士曾參與主編的《復興雜誌》創刊號
5657澳400年歷史中最優秀最多產的土生葡人歷史學家，但他卻十分謙虛，隱身於檔案的舊塵中，很少在聚會或娛樂中見到他的身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隱士。”他主持過《賈梅士學院學報》和《澳門檔案》，擔任過《復興雜誌》編輯部主任、《澳門消息報》秘書和葡萄牙新聞通訊社2通訊員，還為許多澳門、葡萄牙以至海外屬地的報刊撰寫文章。高美士於1976年逝世，生前曾獲葡萄牙政府頒發殷皇子勳章，法國政府也向他頒贈過一級教育勳章。1977年，賈梅士博物院的大廳內豎立一座高美士的半身像。1984年，加思欄花園又為他安放了一尊半身像，兩件藝術作品均出自雕刻家夏剛志（OseoAcconci）之手3。1984年，當局設立高美士獎4，並於1989年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所學校——高美士中葡中學。1993年，澳門文化司署與一批人士成立“高美士文社”（CenáculodeLuísGonzagaGomes），主要倡導人有官龍耀（LuísSáCunha）、馬若龍（CarlosMarreiros）等。高美士從學校到創作，以及所參與的社會活動，扮演的都是教員角色。作為一位知識淵博、感情細膩的人，高尚的人類靈魂工程師，他以平等的方式教書育人，毫無家長式的態度，既努力探索澳門所處的中國世界，又努力理解另外的一個世界，解開捆綁着文化和人類，從而造成不安和誤解的束縛。促進澳門土生葡人和葡萄牙本土人士之間的相互瞭解，使他們在歷史的迷宮中尋找共同根源及親情，高美士終其一生，視為己任。更重要的是，他鼓勵人們嚴肅地探求對中國文化和文明的認識。他在研習神話、風俗習慣、傳統、心理、人物和歷史時，沒有濫用感情心理、社會政治偏見和極端保守的民族主義，身體力行地促進澳門各群體之間的理解。高美士中葡中學舊貌
5859毫無疑問，翻譯是他腦力勞動的重要部分，其中有曾德昭（ÁlvaroSemedo）的《大中國誌》（RelaçãodaGrandeMonarquiadaChina）和安文思（GabrieldeMagalhes）的《中國新誌》（NovaRelaçãodaChina）。高美士曾經指出：“我們翻譯曾德昭神甫這本書的原因，是為了方便那些渴望瞭解《大中國誌》的人士。從事早期葡中關係研究的人士在寫作時常常引用它，但無法得以一閱。無論是這本書的意大利文初版，還是以後的西班牙文、法文或是英文譯本，都是可望不可得的珍本。即使偶有出現，舊書商的索價也高得驚人。據悉，本書的葡文原版從未問世。”至於安文思神父所著的《中國新誌》一書，也有類似的情況。把這兩本原以葡文撰寫的著作再譯回葡文，是對葡萄牙漢學和傳播中國歷史及文化的卓越貢獻。將部分中國經典作品，例如《孝經》、《三字經》、《四書》及《道德經》等譯成葡文，高美士藉此為葡萄牙文化瞭解中國人的思維開闢了新路。這些題材的選擇反映出一位教師嘗試在複雜的教學框架內向學生或讀者灌輸不同文化價值的精神。其中，《孝經》從1944年3月起連載於《復興雜誌》，並附帶譯者充滿真知灼見的評論：“如同在其他語言中無法高美士譯《道德經》內文
6061找到準確表達我們葡語中saudade（鄉愁、眷戀、思念之意）的詞，在歐洲語言中亦無法以一個詞來囊括‘孝’字所具有的感情及義務觀念。大部分有名的漢學家約定俗成地將其譯為piedadefilial5。孝不是悲憫，不是憐憫，也不是對宗教的狂熱，它是子女對父母幾近崇拜的虔誠，包含了深深的敬重，內心的奉獻，深摯的愛，絕對的服從，完全恭順的情感。這是一種可以作出任何犧牲的愛，可以替父受極刑，可以將自己的肉割下煮熟，供病危的父母食用。”至於18世紀由兩位中國官員撰寫的《澳門記略》，高美士在譯作中認為“是漢語出版中關於澳門問題最重要的書籍。它包含了大量資料，或是證實或是否定已知信息。書中轉引的中國官方文件今日通過其他途徑已無法得知⋯⋯本譯文由於我們漢學知識的不足，遠非成熟之作。我們懇切地希望對因孤陋寡聞或不甚體察而犯有的錯誤加以指正。”通過這些翻譯，高美士傳播了中國文化，開創了一個平行的學習網絡，促進了葡萄牙人瞭解中國文化的願望，同時建立起一種本土知識結構，滿足了不同利益的需要。高美士的工作創造了聯繫葡中雙方的紐帶，以知識來鞏固一種身份認同——澳門的身份認同。他對漢語學習的關注還體現在辭書的編寫上，例如《粵葡辭典》、《葡粵辭典》、《葡英粵辭典》和《漢語基礎知識》。這些辭書滿足了鼓勵學生瞭解所有現實的需要。要是未能掌握葡語和漢語兩種語言，如何能理解澳門多元文化的現實？所以，高美士在1955年曾向殷皇子國立中學校長建議在校內開辦中文課程，但這個構思直到1980年代才高美士街名牌
62成為現實。事實上，這正是伯多祿教育工作的延續。高美士傳播中國文化的工作，為葡萄牙漢學和葡萄牙文化上留下三個方面的影響。首先，他在不同教育思維、理念及實踐的比較研究上，留下不容置疑的遺產，豐富了葡萄牙教育史；其次，為保持葡萄牙對中國研究的興趣創造參與條件，推動學者研究；最後，他吸引了一大批讀者，陶冶了他們的喜好及求知慾，因為沒有人像他那樣，能駕輕就熟地通過傳播中國文化，去探索葡中關係的歷史。註釋：1又稱“文藝音樂學社”。2時稱AgênciaNoticiosadeInformação，今名Lusa。3應為同一尊半身像，現安放於高美士中葡中學。4原文為1986年，此屬文誤。高美士獎設立初期旨在獎勵小學師範學校各課程的優異生。獎項隨小學師範學校結束而停頒，直至1997年復頒，以獎勵在撰寫有關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文章中取得最佳成績的初中學生。5英文為filialpiety。文德泉ManuelTeixeira對所有有志研究葡人在澳門及遠東存在歷史的人來說，文德泉蒙席的著作堪稱真正不朽，是不可或缺的指南。文德泉幾十年如一日勤勉和耐心地工作，不但把有嚴重失傳危險的文獻原件拯救過來，而且還建起一座氣勢宏偉多姿的歷史研究大廈，可以作為研究歷史、宗教和文化文德泉
6465中最具爭議及疑難問題的起點。在澳門歷史的每一章節中，人們都不難尋覓文德泉勤勉耕耘的身影。他收集資料，將翔實的史料加以歸納，或將某一時期印象頗深的事情和感覺記錄下來。總之，文德泉是一部當代的百科全書，無論怎樣讚譽他都不為過。文德泉1912年4月15日生於葡萄牙東北部山後地區（Trás-os-Montes）菲雷索．德埃斯巴達．阿辛塔（Freixo-de-Espada-à-Cinta）。1924年10月27日，他來到澳門，就讀於神學院並完成神父學業。據文德泉的自述，當時一起來到澳門的還有四名同樣來自菲雷索的少年。他們從里斯本乘坐達塔尼昂號（D’Artagnan）郵輪前往香港，然後乘坐瑞泰號（Sui-Tai）汽船到達澳門。他們都來自葡萄牙布拉干薩（Bragança）教區，接受該教區聖召教育的人員，傳統上都會被派遣到葡萄牙屬地，尤其是遠東屬地工作。文德泉和其餘四名少年到達澳門後，全部都進入聖若瑟修院學習。聖若瑟修院始建於1728年2月23日，具有悠久的神話般歷史，被視為一所精英薈萃的學堂，其校園規模和聖保祿學院相似。當時的修院給文德泉留下這樣的印象：“在同一座建築物裡，寄宿着兩組截然不同，而且毫無學習專文德泉（左）與胞弟
6667業聯繫的學生——修院生和中學生。其中中學生除了有與修院生相若或稍多的寄宿生之外，還有走讀生。在寄宿生中，有些則是靠仁慈堂資助的。當年利宵中學學生不足百人，但修院卻有數百名學生，且當時修院無論在學習、體育或其他方面，都享有崇高的聲望。”在澳門，葡裔居民的教學，除了家庭私塾外，均不會突破天主教學校的模式。直到1762年，當局為執行葡萄牙龐巴爾侯爵1的政策而驅逐了耶穌會會士，之後才承擔起教學和解決相關難題的責任。1775年，第一位皇室教師若澤．多斯桑托斯．巴蒂斯特．利馬（JosédosSantosBaptistaeLima）抵達澳門，建成了第一所公立學校。1930年聖若瑟修院師生合影縱觀整個公共教育的發展歷程，從葡萄牙精神的文化範圍看，教育部門需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正如1914年公共教育改革委員會的報告所言：“在使澳門物質與精神進步和發展受益方面，澳門做得很少或什麼都沒有做。在利用其地理條件和民眾的勤勞才智，以提高屬地的地位方面，澳門也做得很少或什麼都沒有做⋯⋯顯而易見的落後面貌、糟糕透頂的公共教育等服務行業的現狀便是證明⋯⋯在澳門，人們講英語比講葡萄牙語更普遍，澳門的中產階級更熟悉莎士比亞的語言，而不是賈梅士的語言。”若非發現教師把自身經歷寫成回憶錄的人實屬鳳毛麟角，文德泉在編寫澳門教育史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貢獻就會被大大地貶低。比如，他曾經有一名學生曼努埃爾．達科斯塔．努內斯（ManueldaCostaNunes），在學習語言時“用盡了吃奶的力氣”，所以進步很快。“如果我們想取得成績，就要敢於拼搏。在澳門，教育事業和教育史好像受到冷遇並被看成是次要的事情，因為編撰澳門歷史和葡人在遠東生活的文獻才最重要。”這裡提及的是《澳門教育》一書。談到寫這本書的動機時，文德泉特意做了如下的描述：“有幾位中學和小學的校長來找我，要求我提供有關他們所在學校的組建過程及
6869其歷史的情況。為滿足其要求，也為了告知後人，我以此勞動成果以饗讀者。此書分為兩部分：1.平民學校；2.天主教學校。”此書確實十分重要，它不僅開了先河，而且是從學校到學校、從校址到校址，全面介紹有關澳門的葡文和中葡雙語教育歷史。它是一部歷史索引，某程度上也是參考來源。文德泉蒙席提出，澳門教育史具有顯著和重要的地位，在當時看來這一評價是公正的，因為它涉及在中國出現了按葡萄牙本國哲理創立的學校組織，還涉及堅實地植文德泉在檢視歷史地圖根於中國土地和中國文明底蘊之中的葡萄牙教學文化特徵。文德泉曾任葡萄牙在華傳教團財產總管，1948至1962年在新加坡傳教，先後任教於聖若瑟修院、伯多祿商業學校、殷皇子國立中學，主持編輯《澳門教區簡報》、《澳門檔案》和《賈梅士學院學報》。除了是澳門東亞大學名譽博士，他還是葡萄牙歷史研究院、里斯本地理學會、葡萄牙海軍研究院、國際亞洲歷史學者協會會員。在他獲得的勳章中，較為突出的有殖民帝國勳章、殷皇子勳章、英勇勳章和基督十字勳章，並曾文德泉長期在歷史文獻堆中爬梳，留下大量研究成果
70兩次榮獲古本江基金會歷史獎。他的著作甚豐，部分已被翻譯成英文、中文、日文和泰文。註釋：1龐巴爾侯爵（MarquêsdePombal），原稱塞巴斯蒂昂．多斯桑托斯．巴普蒂絲塔—梅洛（SebastiãodosSantosBaptistaeMelo），1750年出任葡萄牙軍機大臣，任內雷厲風行，整頓吏治、壓制走私和黃金出口，又效法英國加強對外商貿活動。1755年，首都里斯本發生歐洲歷史上最嚴重的地震後，他領導當地重建工作，市中心區面貌從此維持至今。他於1759至1760年間，以耶穌會“圖謀不軌”為由，驅逐該會會士，旋即於葡萄牙本土廢除奴隸制度，推進國家世俗化，普及平民教育，在科英布拉大學開辦自然科學和數學系，並以皇室機構取代教會從事出版檢查。葡王若澤（D.José）於1769年冊封其為“龐巴爾侯爵”。若澤於1776年駕崩後，繼任者瑪麗亞（D.Maria）立即解除其職務，着令流放至位於龐巴爾（Pombal）的私人莊園，於1782年逝世。1934年，當局在里斯本市中心自由大馬路（AvenidadaLiberdade）北端設一大型紀念圓柱，刻有龐巴爾侯爵生平政績，頂部放有其塑像。該處被命名為“龐巴爾侯爵廣場”（PraçadoMarquêsdePombal）。潘日明BenjaminVideiraPires潘日明無疑係二十世紀下半葉澳門教育史上其中一位重要人物。謹慎、和藹、耐心、博學，可能就是潘日明的個人寫照。他一生致力於傳教、研究澳門歷史、研究葡人在遠東活動的歷史、從事文學創作或漢學研究，是探究澳門歷史晉鐸時的潘日明
7273某些複雜課題的先驅者和原創者。他的著作廣袤，承澤耶穌會士博學多智的傳統，今天在民間仍然流傳，作品以互相諒解的人文主義剖析文化的多元性。不過，人們對於他作為教育者方面所知不多。潘日明的教育工作並不平凡，正如其他的教育工作一樣，雖然日復一日重複着無數的工作，但又從不放棄具系統和方法的潘日明（右）與文德泉研究之路。潘日明於1948年11月抵達澳門，由於當時二次大戰才結束數年，讓他經歷了好幾年的艱苦生活。無數的中國移民為了找尋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環境而湧到澳門。這樣一來，學校數目無法滿足入學的需求。因為擔心教育的質量，同時為了尋求使耶穌會再次成為優質教育的領頭羊，潘日明於1961年9月4日創辦取潔中學（InstitutoD.MelchiorCarneiro），收生對象為華人社群。據文德泉蒙席的研究，取潔中學在創辦初期，於伯多祿局長街29號地下租借校址，開辦小學一年級，收生41名並聘用1名女教師。1962年7月，學校遷往哪吒廟斜巷41號的建築物內，9月開學時學生人數急升至223名，教師增至7名。1963年，取潔中學先後獲得耶穌會葡萄牙會省和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捐助。1964年，行政當局免費批出一幅面積為1,900米的土地，另撥款50,000澳門元資助。1965年6月，首批21名學生完成小學課程，學校另增建4個課室。1966年，經行政當局協助，取得連安巷的一幅地段，在此興建一座三層高的樓房。1969年，行政當局在大三巴巷1號A以89,000澳門元取得一幅面積為2,600
7475原取潔中學校舍一瞥平方米的舊菜園，另向該校捐助82,000澳門元。同期，校方獲羅馬教廷、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天主教澳門教區和大西洋銀行等捐助，興建第一座中學及商科大樓，並於1970年12月22日揭幕。1971年至1973年間，學校又興建了一座較大的大樓，後來又得到行政當局和商人高可寧的後人捐助，重建幼稚園和托兒所，分別於1980年和1981年啟用。取潔中學這段令人難忘的發展過程，應歸功於潘日明神父百折不撓的意志。他動用在教育機構和國際上的廣大網絡，最終實現值得世人稱頌的教育目標和教學質量。葡國語言和文化的教學和推廣，在澳門的私校課程中一向佔有主導地位，儘管取潔中學的學生全部都是華人，但仍設定葡語教學。在商科組課程內，葡文為必修科，每週3節，另有3節是高中班級的選修科，採用已故顏儼若蒙席編著的教材和其他教學方法。取潔中學是潘日明的教育傑作。它從一所很小的學校，轉變成澳門一所頗具規模和多人入讀的私立學校。他時刻銘記馬卡連科（AntonMakarenko）1的名言：“我以一顆無私和毫無保留的心，致力於永無止境的教育工作”，始終懷着使命精神和崇高目標，為教育事業畢生奮鬥。
7677編譯補遺：潘日明1916年出生於葡萄牙米蘭德拉（Mirandela），1933年加入耶穌會，1945年晉鐸，在波爾圖擔任神職。他1948年抵達澳門後，即前赴肇慶擬學習中文，惟逢內地政局劇變，不久便召回澳門，曾於殷皇子國立中學任教。他於1961年創辦取潔中學，採“取潔”之名是由於學校創辦時的原址為兼具傳教和救濟功能的“天主教取潔會所”。該校於1995年曾發生辦學牌照歸屬爭議，並發展成社會事件，1996年被當局下令中止運作。1998年12月，耶穌會在當局協助下接管校舍，至1999年5月併入同屬耶穌會的利瑪竇中學後，取潔中學正式結束。潘日明於1998年7月返葡休養，1999年1月病逝，終年82歲。曾於1973年獲葡萄牙政府授予殷皇子軍官勳章，1996年獲授予聖地亞哥寶劍司令勳章，1999年獲追授聖地亞哥寶劍大十字勳章，並於1987年獲澳門行政當局授予英勇勳章。註釋：1前蘇聯教育家。潘日明（左五）為取潔舊生作證婚人
79飛雅德JosédosSantosFerreira飛雅德（1919-1993年），朋友稱他為“阿德”（Adé）。他通過“澳門的基督語言”（papiácristámdiMacau）1，把土生葡人的藝術、工藝發揚光大，並從文學角度謳歌他們的靈魂，因此備受讚譽。他說：“土生葡人在彼此溝通時，不想使用漢語或其飛雅德他語言，可又無人教授祖國的語言2。可以相信，他們一直試圖努力維護調整自己的口語和書面語的規則。毫無疑問，雖然多少年來困難重重，但還是保留了下來，直至出現第一批老師，向他們傳授具有正確語法和發音的葡萄牙語。”阿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居澳葡人幾代以來的缺失：沒有學校、沒有教學、沒有葡萄牙語的傳播。其實，擔負其責的神職人員和首批王室教員，早已抱怨澳門缺乏對葡裔居民的正式教學，而由聖若瑟修院傳播的文化和語言教育，顯然並非人人得以享有。他在“土生土語”的維護方面也作出貢獻，例如在1978年，他自費出版《澳門的基督語言：簡要比較語法及詞彙、土生葡人方言》。這本書絲毫沒有“土生土語”所說的“葡萄牙文人”（toráportuguês）——刻意講標準葡萄牙語、發音矯揉造作的人——的痕跡。在土生葡人詞彙中，有“妹仔”一詞（Bicha，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個字都有貶義）。它具有地方文化人類學的意義，而且聽上去有一種美妙與可理解的發音。不經阿德解釋，還真不知道它的含義是：“這是給一個被父母賣給或送給別人，對接受她的人絕對服從的中國姑娘起的名字。”
8081飛雅德的結婚照阿德隨後明確提醒：“在澳門土生葡人方言中，它是一個貶義詞。”說到“妹仔”，曾有一個發生於來自上海的澳門土生太太與里斯本警員之間的故事。據說事情發生在里斯本，土生太太在等車，但沒有排隊，還試圖插隊。此時過來了一位警察，對她說道：“夫人，請排隊！排隊！”（Bicha,senhora!Bicha!）。那位女士以為受辱，憤慨地回答道：“我是妹仔？你敢叫我妹仔？你才是阿仔！”（Ioubicha?Vóschomáioubicha?Vósbicho!）此外，阿德還在澳門媒體上留下許多署名文章，並參加了無數次的話劇演出、音樂會，小歌劇和電台節目，提高了“土生土語”的地位。阿德的“土生土語”著作的確很神奇，也應該給予肯定。他幫助了這種含糊不清的混合語，不僅僅賦予它在使用上的概念、語法和詞彙，更主要的是以它從事文學創作，重溫熟悉的家庭環境和都市神話，並以此阻止了虛無主義的空虛。與此同時，土生葡人族群通過使用這種語言溝通，在本體上變得更為緊密。他的主要作品有：《斯堪的納維亞：風情萬千》（1960年），《澳門本如斯》（1968年），《枱球與慈善》（1982年），
8283《賈梅士：民族偉人》（1982年），《澳門詩歌》（1983年），《瑪麗亞與若昂少尉的故事》（1987年）和《澳門土語詩歌》（1992年）。澳門基金會後來出版了《飛雅德全集》，從而向大眾普及了這一重要的文化遺產。飛雅德與高可寧夫婦合照原澳門市政廳在藝園內設立“飛雅德徑”的牌匾飛雅德徑
8485位於藝園內的飛雅德塑像以“土生土語”創作的詩歌《澳門本如斯》飛雅德曾任澳門利宵中學秘書處的負責人、澳門省體育委員會主席，而且是仁慈堂值理，還隸屬澳門曲棍球總會、澳門足球協會和扶輪社，深受大家的愛戴。他曾獲頒殷皇子勛章和澳門政府文化功績勳章。藝園內建有一尊飛雅德的雕像，藉此公認其以創造性、品德和公民素質，為澳門的文化身份認同作出貢獻。註釋：1此為澳門葡萄牙後裔居民族群在葡語基礎上，混合粵語、馬來語、英語、西班牙語及意大利語等而形成的口語，自稱“土生土語”。2指葡萄牙語。
87白妲麗GracieteBatalha白妲麗1925年1月30日出生於萊里亞（Leiria）市，1949年取得科英布拉大學古典語言學學士學位。同年，與剛剛畢業的醫生、澳門土生葡人青年白德雅（JoséMarcosBatalha）1共諧連理，8月雙雙來到澳門。對於一位剛剛結婚，同時又剛剛從古典語言學專業畢白妲麗業的葡籍姑娘來說，遠東、中國和澳門的文化和歷史面貌究竟是怎樣的？葡萄牙人總是認為，澳門遠離整個海外屬地問題的利益中心，故而關於這個地方的消息和資料十分貧乏。用白妲麗的話就是：“中國，這個傳奇的國家為我帶來了愛。事實上，只有她才能把如同我這樣既無宏圖大志，亦無掙錢意欲的葡萄牙女孩帶到這遙遠的地方⋯⋯如果把我最初幾年在澳門寫給家人和朋友的信件複製出來的話，如今能成為一冊厚厚的文獻，說明一個當年只通過賽珍珠（PearlBuck）和綠蒂（PierreLoti）的愛情小說瞭解東方的少女是如何突然在一個相當不同的現實中生活的。”“在澳門，華人學校數目非常之多，從幼兒教育到初、高中教育應有盡有，受教育的人數非常之多。在早上8點和11點半吃午飯的時間（華人學校的作息時間一般與我們的不同），所有街道上都是多如螻蟻的華人學生。這些學生身着頗具特色的藍色布裙或長褲及白色襯衣，手中拉着帶有輪子的書包或藤籃。據說對於這些兒童來說，學習繁瑣且數量眾多的書寫方塊文字，要比西方兒童學習相對比較簡單的拼音文字困難得多，但我們並未發現這種情況。如果下午到窮區轉一轉，便會看到不少孩子小小年
8889紀便在街邊練習寫字。他們坐在小櫈上，一把椅子當作桌子，用在我們看來驚嘆不已的靈巧小手握着毛筆一筆一劃地學寫字。”白妲麗尋找第一份工作的過程，讓她認識到澳門舊有公共行政體系的錯綜複雜。雖然澳門利宵中學沒有她需要的職位空缺，讓初來乍到的她十分沮喪，卻意外地找到一份她絲毫沒有思想準備的教職——小學教師。據回憶，中央學校2校園宏偉，對於“見慣了科英布拉小學簡陋的校舍”的她而言，這“已經是夢幻中的豪華境界了”。那她對任教班級的學生的最初印象又是怎麼樣的呢？“我彷彿進入一座令人感到恐怖的房屋。我當時還不懂澳門土生孩子講的語言。他們的閱讀十分糟糕，也不明白我的‘牛叔’（ngausôk，葡萄牙本土人之意）發音，因為他們已經習慣聽帶有本地口音的土生葡人教師授課。也許正因如此，聽寫練習錯誤百出。”第一年“是十分艱難的一年。雖然只是小學二年級的學生，但這些男孩子大都是烏合之眾，幾乎個個是留級生，有些甚至留級兩、三次，劣跡斑斑。我沒有經驗面對這一切。就像所有沒有經驗的教師一樣，我對這一切感到十分害怕，怕不能控制課堂紀1949年的畢業照
9091律。我是一個嚴厲而獨斷的人，因此經常會同年紀較大的學生及搗亂的學生發生衝突。後來，我開始變得寬容起來，只要讓他們不停埋首於各種活動之中，便自然會遵守紀律⋯⋯課堂上再也沒有什麼問題了。”白妲麗於1949年至1957年擔任中央學校教師，1958年至1959年在香港大學教授葡語。後來，她的大部分教學生涯是在殷皇子國立中學度過的，直到1985年7月15日才結束，期間她還在澳門小學師範學校授課，並於1967年至1969年期間擔任校長。對於白妲麗來說，開展研究一直是她從事的教學工作中理所當然的組成部分。1950年，即開始教學工作一年後，她在本地報章發表了第一篇文章，題為《澳門兒童的語彙》，呼籲講葡語的家長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要用葡語和他們交流，不管其母親是否華人，也不管她們是否用自己的語言同子女說話。她在語言和方言研究方面作出的極大努力，佔用了大量的課餘時間。從1971年起，她陸續在科英布拉大學《葡萄牙語言學雜誌》（RevistaPortuguesadeFilologia）上發表質素出眾的研究文章。葡萄牙語在澳門以及在東方的生存和地位，也是白妲麗長期堅持的研究工作。她在日記中寫道：“由於現在沒有任何人研究澳門土生葡人使用的克里奧語，也由於我僅在自己的範圍內謹慎地開展這項工作，我在《葡萄牙語言學雜誌》發表的文章似乎只在國外得到肯定。在葡國的情況就不得而知，我沒有看到任何人發表意見。也許是由於‘本地薑不辣’的緣故吧⋯⋯我這裡保留了漢考克（IanHancock）和埃德加．波洛梅（EdgarC.Polomé）的來信，他們兩人都是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的教1968年與小學師範學校畢業生合照（後排左三），左旁為文德泉
9293授，信中邀請我擔任即將發行出版的《克里奧語研究學報》（JournalofCreoleStudies）的‘顧問編輯’和編輯委員會成員⋯⋯在此之前，我已經就此事收到一封非正式函件，信中指出另外一些擔任‘顧問編輯’的人，其中有些是我通過閱讀作品或通信而認識的學者，包括基思．惠納姆（KeithWhinnom）和馬里于斯．沃爾克霍夫（MariusWalkhoff）。我曾給後者用英文寫過一封信，而他卻用純正的葡文給我回信。另外還有約翰．賴內克（JohnReinecke）等人。我是當中唯一的葡萄牙人，這也難怪，因為很少有葡萄牙的語言學家去研究我們的克里奧語，特別是東方的克里奧語。”實際上，作為歷史遺產，葡萄牙語極有可能在廣泛分佈的地緣政治地區經過本地化後得以保存。這些地區從果阿、達曼、第烏直到日本，中間經過香港、馬六甲、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或者中國。葡萄牙語局限於很小的社群及其後裔，其結構古老繼而逐漸被方言化，變為一種能保持這個有別於居住國社會共通性的社群的神秘和優越感的語言。這種語言能夠長期在當地存在有其深刻原因，白妲麗則強調了人的因素：“儘管葡萄牙在當地的物質存在已徹底結束，但對於曾經與我們共同生活過的人來說，雖然沒有在他們中間從事殖民，但我們在精神上為他們留下了一些永恆印記。很難界定這些東西，是一種依戀？一種記憶？還是某位馬六甲的葡萄牙人為此曾使用過的一個詞語來解釋的那種感情——一種思念（saudadi）？”白妲麗於1992年去世。曾擔任澳門立法委員會委員和臨時諮詢委員會委員3，曾榮獲帝國軍官勳章（1973年）和文化功績勳章（1984年），於1991年獲得東方葡萄牙學會頒發的庇山耶獎，還是里斯本地理學會會員。白妲麗曾為澳門和葡萄牙報刊撰寫過許多重要文章，推動出版各種著作並為其作序。一本書名為《白妲麗》澳門葡裔學生上課情形
9495（GracieteBatalha）的作品目錄對其著作的出版情況有詳細的介紹，由澳門文化司署於1995年出版。在澳門的教育史中，白妲麗老師理所當然地佔有突出位置。她生動的教學方法和研究工作，對於瞭解在澳門與中國文化的底蘊共存了幾個世紀的葡萄牙文化底蘊來說，有着不可估量的參考作用。通過她的著作，我們可以在今天重溫澳門的葡萄牙教育史，也可以瞭解澳門本身的歷史。各種情節忽而在這裡出現，忽而在那裡出現，瑣碎而又真實，有些甚至令人驚異，展現出一幕幕鮮明而生動的歷史場景。註釋：1眼耳鼻喉科醫生，曾於新馬路1號行醫。2原文為“伯多祿官立小學”，但該名稱於1974年才正式使用。3原文為“澳門立法委員會（ConselhoLegislativo）委員，澳門立法會（AssembleiaLegislativa）議員和澳門總督諮詢委員會委員。”此句模棱之處較多，需詳加說明。首先，白妲麗是在1973至1974年出任立法委員會委員。根據1972年生效的《葡萄牙海外組織法》及《澳門省政治行政章程》，立法委員會的葡文名稱應為“AssembleiaLegislativa”，而非此前的“ConselhoLegislativo”。其次，葡萄牙1974年4月25日發生軍事政變後，臨時政府於9月6日下令解散省諮詢委員會和立法委員會，並由一個臨時諮詢委員會暫時行使兩者原來的職能。該委員會事實上並無正式名稱，並運作至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生效後，據之成立的澳門諮詢會和立法會為止。原文提到的“澳門總督諮詢委員會”，即指該臨時諮詢委員會，名稱取自1975年度《澳門年鑑》。白妲麗曾出任該委員會的委員，代表道德及文化利益。最後，在1976年《澳門組織章程》生效後，白妲麗並無出任過澳門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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