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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責任編輯 俞笛裝幀設計 陳務華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書  名 澳門建築作  者 吳堯　朱蓉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 499 號北角工業大廈 20 樓   澳門基金會   澳門新馬路 61-75 號永光廣場 7-9 樓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印  刷　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 71 區留仙一路 40 號版  次   2013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規  格　特32開（120mm×203mm）124面國際書號　ISBN978-962-04-3067-1   ©2013JointPublishing(HongKong)Co.,Ltd.   PublishedinHongKong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分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跡）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羨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九年三月七日

序歷史學家湯因比曾說：“人類並非僅僅生存在直接的現代，我們生活在一條思想的河流當中，我們不斷記憶着過去，同時也要滿懷希望與恐懼的心情面對未來。”對歷史的回憶與總結是我們未來能夠更好發展的基礎，我們需要研究歷史，特別是有着豐富文化積澱的澳門。關於澳門專題史的研究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紀中葉（乾隆十六年）澳門地方誌《澳門記略》完稿。近年來，尤其是澳門申報世紀文化遺產之後，澳門建築價值逐漸為人認知，中外學者關於澳門歷史研究的著作更多，而且學科的交叉已成為日益明顯的趨勢。本書是關於澳門城市與建築專題史研究成果的專著，較為系統地論述了澳門社會發展不同階段城市與建築變遷與發展，並對澳門歷史上重大事件的前因後果進行了非常明確的總結與概括，將澳門建築史的發展置於世界發展宏觀語境之中，使得我們對澳門城市與建築發展過程中的偶然與必然事件有了非常直觀與清晰的認識，信息量豐富，可讀性強。本書的內容是對澳門城市與建築一種全景展示，揭示了澳門所具有的特殊城市精神——一種體現文化、語言和宗教融合的偉大象徵，她融合了中國傳統文化、葡萄牙文化，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文化，這也是澳門城市與建築內在之“靈魂”，是推動澳門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是未來澳門城市與社會發展的文化基因。最終，冀望澳門能在保持特色城市文化基礎之上，系統而有效的開展現代城市更新。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使更多的人瞭解澳門城市與建築，增加對澳門城市文化的熱愛，也希望吳堯博士繼續努力，深入研究，取得更多成果，服務澳門社會。博士、教授、博導江南大學校長

目錄導言/008開埠之初–澳門開埠之前至十六世紀末期/012城市初興–十六世紀末期至十七世紀中期/028緩滯時期–十七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前夕/050拓展時期–鴉片戰爭之後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068現代時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今/102結語/115參考文獻/117圖片出處/119

導言澳門是一個特殊的地方，特殊性在於這裡是中國與西方文明最早的接觸地。以葡萄牙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在此演繹了四百多年的碰撞與交匯的歷史，在物質與精神層面上都極大影響了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與轉型。這裡出現了中國地區最早的西式大學、教堂、醫院、劇院，這些機構和建築模式逐步散播到整個遠東；這裡也曾是羅馬天主教會遠東傳教中心，被喻為“東方梵蒂岡”，任何教士到東方傳教之前都必須在此學習。這裡還是帆木時代遠東地區最為重要的貿易港口，各國商人以此為據點連接日本、南亞、印度、歐洲、乃至全球各地。與此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在此延續發展，並成為影響澳門城市與建築的另一條文化主線。在四百多年的發展歷程中，中西文化或並行或交融，成就了澳門城市與建築獨特發展之路——繼承中葡文化傳統而加以變異，逐步形成了與眾不同的城市個性特徵。依據澳門社會與經濟發展狀況及城市建設規模劃分，澳門城市和建築發展大約經歷了以下五個階段：開埠之前及“開埠之初”，時間大約從開埠之前若干年，至16世紀末期。早期澳門只是中國南方偏僻的小漁村，葡萄牙人在此開埠之後，澳門城市與建築得到快速發展，到了十七世紀初期，澳門已逐漸成為一座相當規模的歐化城市。“城市初興”，16世紀末期至17世紀中葉。由於海洋貿易的興盛，澳門經濟迎來發展黃金時期。經濟發展也帶動了城市的發展，這一時期人口、住區和建築數量大增，澳門成為一座繁榮的港口城市。“緩滯時期”，十七世紀中葉開始至鴉片戰爭前夕。由於其他國家的競爭，葡萄牙漸漸失去了海上的霸權，一些傳統的貿易網絡也中斷了，加之其他一些內憂外患，澳門經濟經歷了嚴重的衰退。受此影響，城市與建築發展緩慢，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之後。“拓展時期”，鴉片戰爭以後到20世紀30年代末止。澳門尋求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城市建設掀起新的高潮。這時期內，澳門地界大幅拓展，相關城市基礎設施及城市更新運動也在大規模地進行。“現代時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今。由於鋼筋混凝土

成為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建設內容與特點，因此又稱作“鋼筋混凝土時期”。新材料促使新風格出現，並逐漸影響與改變澳門傳統的建造模式，成為之後城市建設中出現最多的一種建築風格，澳門歷史建築逐漸被淹沒在鋼筋混凝土高層建築叢林之中。本書系統而宏觀展示了澳門不同歷史階段城市與建築變遷與發展，並對一些影響澳門社會發展歷史事件簡單評述,使讀者能夠瞭解歷史發展偶然背後的必然現象；希望更多的人能夠讀懂澳門城市與建築表象之下的深意，進而發揚與保護澳門特殊的城市文化。本書圖文並茂，可讀性強，可作為普及讀本，亦可作為澳門建築專門書籍，供相關研究機構參考。

012013歷史背景澳門自古是中國領土，考古挖掘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澳門地區就有中華先民的活動。西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設立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古澳門屬南海郡番禺縣。此後至北宋，隨歷代行政設置變化，澳門歸屬均有更改：晉屬東官郡，隋屬南海縣，唐以後屬東莞縣。1152年（宋紹興二十二年），南宋拆東莞縣，劃出南海、新會、番禺三縣的濱海地帶設立香山縣，澳門劃歸香山縣管轄直至近代。至於澳門早期定居居民，一說是在宋末元初，南宋官兵及其眷屬避居於此，最遲也可認為出現在元末明初1。至明朝中葉葡萄牙人在此開埠之前，半島北部望廈和西南媽閣廟附近已形成一些小型聚落，散落着一些民居和寺廟，居民大多也是以農業和漁業為生。據澳門史家白樂嘉（J.M.Braga）研究：“在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之前，半島上已住有少數漁民……，在今天普濟禪院即觀音堂一帶……，這些少數移民，也就是澳門的初期居民了……，他們居住在此，賴西江所衝擊的肥土美壤，從事種植為生2”。汪兆鏞《澳門雜詩》有這樣的描述：“澳門紀事，葡人初至中國，寄碇澳口，是處有大廟宇，名曰｀媽閣，´葡人誤會此開埠之初–澳門開埠之前至十六世紀末期

014015一座正房和幾座廂房，還有較寬敞的院子。一座座建築毫無規則地排列，中間形成一些小的廣場和彎曲的街道4”。此外，在早期澳門居民所從事的行業及一些繪畫中，我們也可以推測出當時可能存在的一些建築形式。著名畫家奧古斯特．伯爾傑（AugusteBorget）的畫作中，依稀可以推測澳門早期漁民的居住形式——木板船形屋，與南方沿海一帶的漁民相似。船屋有水上和岸上兩種。水上的船屋名副其實就是船和屋的結合，所有生活與勞作都在船上完成。這些居民出生在船上，生長在船上，在船上成婚育子，亦在船上告別世界。有些漁民在岸上建造了固定的住所，外形像一條船，建築材料主要用木頭和木板。從畫面推測底層是廚房廁所，二層是臥室。通常幾戶人家緊挨着，各有小樓梯直接通到上層。屋頂鋪有茅草、木板或瓦面。廟之名為地方，故以初到所見者以名其地3”。這些記錄都表明，在葡萄牙人登陸澳門之前，半島西南端的媽閣一帶已有漁民居住，延續着嶺南小漁村傳統的生活方式。16世紀葡人東來徹底改變澳門的歷史進程，也造就了它今日的與眾不同。1514年（明正德九年）葡人經好望角通向亞洲的新航線首次來到中國，希望與明帝國建立官方貿易往來，並通過數十年努力，於16世紀中葉最終得以在澳門長期居留。此後，經中葡雙方共同經營，這個孤懸海島獲得了迅速發展，成為明清之際中國沿海最重要的東西貿易口岸，有“遠東第一商港”之稱。開埠之前建築由於時間久遠，開埠以前的建築遺留已不可尋，我們僅可從一些研究資料中，瞭解在澳門開埠之前，當地就有一些有嶺南文化影響的聚落與建築的存在。曹思健先生在《澳門媽祖閣五百年紀念碑記》中寫到：“澳門初為漁港，泉漳人蒞止懋遷，聚居成落……”。葡國學者科斯塔在《澳門建築史》中也有關於早期建築一些研究：“傳統的中國建築是由木柵欄圍起的空間，後來木柵欄改為高牆，裡面有畫家筆下的澳門開埠早期漁民住宅

016017開埠前澳門半島除了中式民居和廟宇外幾乎沒有其他類型的建築，其中媽祖閣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建築。媽祖閣（又稱媽閣廟），主要祭祀媽祖（或稱娘媽、天妃）。媽閣廟位於澳門半島西南端，背山面海，依崖構築。據《澳門紀略》載：“娘媽角，一山崷然，斜插於海，磨刀犄其西，北接蛇埒，南直澳門，險要稱最，上有天妃宮”。天妃宮指的就是媽閣廟。媽閣廟並非如一般寺院的佈局形制，而是採用因地制宜的依山濱海格局。早期廟前可以停船，潮水漫到海鏡石下面，因此，香客要從後山的小徑迂迴跋涉，進入廟宇。殿內正中供奉天妃娘娘，左邊供韋陀菩薩，右邊供地藏菩薩。殿門兩側左鼓右鐘，內部陳列着十八般兵器。這種神佛雜處的混和佈局，是澳門諸多華人寺院的特色。此外，在中國寺廟建築中出現“洋石船”也較罕有，它是澳門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媽閣廟曾多次受到颱風損毀，先後在1828年（清道光八年）、1874年（同治十三年）、1877年（光緒三年）重修。今天我們見到的媽閣廟大部都是光緒年間修建流傳下來的。媽祖閣盛名遠揚，是旅遊者必經之地。每年農曆3月23日天后誕辰，更是熱鬧非凡。廟前廣場搭棚唱戲，漁民進香獻祭，善男信女求神拜佛。這裡是一處佛道雜處、神媽祖閣

018019俗共用之地，也是獨特的澳門景觀。1988年，一場大火燒燬正殿，後經澳門文化學會撥款重建，現為鋼筋混凝土仿古建築。開埠初期建築開埠之後澳門原有面貌迅速改變，城鎮建設以幾何級數般的速度飛速進行。《澳門紀略》中有描述開埠早期澳門城市的文字：“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貨不資，故舉國而來，負老攜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5”。西班牙神父貢薩雷斯（GregorioGonzalez）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向閣下匯報的事情係確鑿的事實，非道聽途說，均為我眼見之實……以此（1557年）在12年的時間內，在稱為Macao的一陸地頂端形成了一巨大的村落。有三座教堂，一所濟貧醫院及一所仁慈堂，現在已成為擁有五千基督徒的村落”。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大舉遷入澳門後，即有耶穌會士跟隨最早入澳的葡萄牙商人上岸登陸，籌建教堂。宗教的傳播始終是葡萄牙人海外擴張最強烈的動機之一，在傳教士眼中，中國是基督教打開整個東方大門的必經之路，澳門自然也成為天主教進入中國的前哨站。傑瑟斯．馬里神父稱：“1558年至1560年間，曾有數名耶穌會神父在此居住，商談籌建三座教堂，即望德堂、老楞佐堂及聖安多尼堂6”。貢薩雷斯神父寫於1570年的信札資料也證實了這一點7，這三座教堂確立了澳門城市初建早期最初的城市中心。望德堂，又稱望德聖母堂，聖拉匝祿堂，初建於1568年，位於瘋堂街，在瘋堂斜巷的對過處，亦即今聖母堂前地。教堂為痲瘋病人建造，供奉聖拉撒路——聖母希望之神（OurLadyofHope），即痲瘋病人的保護神。據《澳門記略》記載：“東南城外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古城以外多是中國人的村莊，中國教友常去祈禱，周圍地區也漸漸成為華籍教徒的聚居區，稱作“進教圍”，望德聖母堂是最早的華人教堂，稱作“進教寺”。1633年教堂改建，1885年教堂拆毀重建，1923年教堂被提升為教區教堂，1967年，教堂擴建，增加左右兩翼，並重新改造立面。教堂目前的規模是1885年重建時奠定的。教堂建於馬路邊上，建築前面有一個“前地”空間，前地一側矗立着一個巨大的十字架，上面的銘文譯作“希望十字

020021架，1637年”。教堂平面不對稱，室內陳設簡單，立面上有一座鐘塔。老楞佐堂，又稱聖老楞佐堂、因聖老楞佐堂是葡萄牙人心目中的航海保護神，故此葡萄牙人又稱聖老楞佐堂為“風信堂”，華人則稱之為風順堂，帶有祈禱順風，平安歸來之意。教堂初建於1558年，此後多次重修。教堂位於今風順堂街卑第巷的對過處，是澳門城市初建早期市南區的居民聚居中心。方豪神父在《中西交通史》中指出：“此堂創建之確實年代，雖不可知，惟萬曆四十六年（1618）第一次重修則有現存之聖母七樂祭台下之石刻可稽。是其興建必先於此年也。”1618年重修之後的教堂巍峨壯麗，美輪美奐。1844年，由澳門土生建築師湯瑪斯．達基諾（JoseTomasd’Aquino）主持教堂的改建工程，形成今天的教堂規模，1954年，高德華神父（CostaVaz）再次籌措資金裝修教堂內部。教堂平面是拉丁十字，中間是一個跨度為15米的中廳，覆蓋木製拱頂，並從天花之上垂下數個華麗的枝型大吊燈，端部的主祭壇和兩臂的小禮拜室都是半圓形平面，覆蓋用鋼筋混凝土製成的筒拱，室內還設有多個小祭壇，供奉天主教聖徒。彩色玻璃窗既有描繪聖經題材的複雜圖（上）望德堂（下）老楞佐堂

022023案，又有簡潔明快的現代造型。教堂立面左右對稱，鐘樓並峙，一是時鐘，作報時用；一是銅鐘，在教堂彌撒時，搖動鳴響。聖安多尼堂，因聖安多尼為葡萄牙人心目中的“婚姻主保之神”，駐澳葡人所有婚嫁喜慶之事皆於此堂進行，故又稱為“花王堂”。教堂初建於1558年至1560年之間，1638年重建。位於今花王堂前地，是澳門城市初建早期市西區的居民聚居中心。根據門前的石塊刻文記載：“（教堂）建於1638年，毀於1809年，重建於1810年，再次毀於1874年，重修於1875年”。特別是1874年9月22日的大火令人難以忘懷，以後每年的9月22日這一天被澳門人稱作“天災節”，市民們扛着聖安東尼像上街遊行，以示紀念。今天我們看到的教堂是1875年重修之後的規模，1930年改建教堂鐘樓和主立面，1951年和1953年兩度裝修教堂內部，特別是祭壇部分。教堂佈局因地制宜，平面不對稱，遷就周圍的道路環境。教堂以一個長方形中廳為主，木製拱頂。主祭壇右側有一個小禮拜室，室內另有多個裝飾精巧的小祭壇，供奉不同的聖徒，以滿足教友的祈禱需要。牆面用壁柱劃分，以拱券裝飾，教堂後部唱詩席的彩色玻璃窗選擇幾何圖案，流露着現代氣息。立面不對稱，只有一個鐘樓，採用現代的水刷石飾面，形式簡潔，體現新古典主義風格。除了在葡萄人聚居區內修建教堂等宗教建築之外，中式“古關閘”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建設工程，古關閘位於今澳門關閘馬路中段，而不同於今日關閘位置。關閘建於1574年（明萬曆二年），位置扼守澳門與內地唯一的路上通道——蓮花莖，是明朝廷為了限制駐澳葡人隨意出入、以及通過日用品的供應來控制葡人的重要設施。在明清兩朝對澳葡管理中起到關鍵性作用。蓮花莖南連澳門望廈山北聖安多尼堂

024025麓，北接今珠海拱北，由於是唯一的一條陸上通道，且地勢易守難攻，故明政府將關閘修建在蓮花莖的中央，是利用這裡的地形以便扼守，絕非將關閘作為葡人居留地的界址。關閘以南的望廈、龍田等中國村莊不屬於葡人居留的範圍，其中望廈村一些田主每年還需向香山縣官府繳納錢糧。作為對葡人管理的有效手段，中式古關閘一直存在到清末。據記載，“明朝初建的關閘是一座中國式的古城樓，城牙如排齒，分兩旁斜下，可直達城樓，飛簷翠瓦，樓前一匾額，上刻｀俘威鎮德四´個大字。城樓正中處，開一城門，門楣上枕有石碑一塊，上刻｀關閘門8´”。上面是駐守關閘守兵的住所。如今我們從布衣著《澳門掌故》中一幅插圖中還能依稀見到當年澳門關閘的影子。鑒於其在管制澳門中的重要作用，關閘不斷被重修與增建，駐兵的規格也逐漸提高。鴉片戰爭時期，由於清廷的孱弱，代表中央統治的關閘被推倒重建，成為現在西式凱旋門風格建築。1849年澳葡總督亞瑪勒被刺之後，關閘被葡軍佔領，1870年（同治十三年）被拆毀。同年澳葡重建關閘，並以此作為澳門北部邊界，這就是今日看到的澳門關閘。今（左）澳門古關閘（右）今日關閘日關閘位於古關閘以北處，關閘馬路最北端，其北即是珠海的拱北海關，南則近鄰澳門入境處。新關閘為一拱形城門，為西式凱旋門樣式，頂上仍懸掛着葡萄牙國旗，在其門洞內有“1870”字樣，在外壁上則嵌刻着“1849”。門楣兩側上方有兩個圖案，一邊圓圈內塑有一鐵錨，另一邊則為交叉狀鋼炮。“1849”字樣是葡萄牙人於1849年在此強佔為關口。“1870”年字樣指這座拱門建成年代，拱門上刻有賈梅士之所謂名句：“Apatriahonraequeapatriavoscontempla”，意即“你們光耀着祖國，因為祖國眷顧着你們”。

026註釋：1玄峰，《澳門城市建設史研究》，東南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2白樂嘉（J.M.Braga），《西方開拓者及他們對澳門的發現》，香港：香港出版社，1949年。3同1，258頁。4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澳門文化雜誌（第35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7頁。5印光任、張汝霖原著，《澳門記略》，趙春晨校註，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66頁。6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五章澳門早期教堂。7博克塞（C.R.Boxer），《佛郎機東來》，中外關係史譯叢第四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8黃啟臣，《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76頁。

028029社會背景16世紀70年代到17世紀上半葉，在這半個多世紀中，葡萄牙人利用其優越的地理位置，逐步將澳門發展成為國際重要商埠港口，建立起澳門—果阿—里斯本、澳門—長崎、澳門—馬尼拉—墨西哥等多條航線，形成以澳門為樞紐港的國際貿易網絡，通過這些國際貿易，澳門獲取了大量的財富，也為澳門城市建設和發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財力支持。除了良好的社會經濟原因之外，葡萄牙政府還積極推行一些城建發展措施，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成立議事公局加強建設方面的管理、興建教區以宗教建築帶動其他公共建築的發展。至1601年（明萬曆二十九年）時，澳門已發展成為一個人口超過十萬、房屋過萬、城市基礎設施完善的港口城市。經過開埠初期的初步發展，這一時期澳門已初步形成了舊城區現有城市格局。首先，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之後，在內港沿海、西灣及南灣一帶，形成若干聚居區，並與華人聚居區分開。圍繞這些聚居區，出現了最早的街道，並不斷延伸。因澳門是因航海貿易發展起來的，早期自發形成的街道佈局也反映了這一點，街道是由各個船舶碼頭、卸貨棧台等各沿岸水口向主要聚居區內部延伸而成的，其城市初興–十六世紀末期至十七世紀中期

030031方向與海岸線相垂直。因為最初的主要碼頭皆在半島西部西灣一帶，形成了早期與西海岸垂直的各水口街。之後，隨着聚居區人數與範圍不斷擴大，聚居區與街巷佈局都有所拓展與延伸。另外，由於開埠早期港口大都集中在半島西部內港一帶，整個內港沿岸逐步被開發成為商業空間。由於商業的繁榮，圍繞內港原先的海岸線—十月初五日街及下環街的碼頭附近，逐步出現一些新的街巷，如桔仔圍尾、吉慶里、十八間尾、舊茂記、司打口等，這些街道西面瀕水，為內港最彎處，且內凹的海灣利於船隻躲避颱風，這裡很早就成為澳門商業繁華的地段，它們均是商船進出澳門的通道，通過這些碼頭和街巷，貨物被運進運出。經過百餘年發展，澳門半島上遍佈眾多西式與中式建築，成為葡萄牙在遠東僅次於果阿的第二大城市。一位1640年到過澳門的神父曾說“澳門是一座建築優美的城市，因商貿和日夜繁忙的交通而十分富裕1”。我們通過狄奧多爾．德．比利（TheodoreDeBry）於1607年繪製的澳門全圖可初步瞭解當時繁盛景象。狄奧多爾．德．比利筆下1607年澳門景象

032033宗教建築宗教建築在這一階段繼續得以發展，從1557年澳門加入果阿教區至1575年澳門設立了主教轄區，到澳門的傳教士和神父日漸增多。初期修建一些簡陋狹小的宗教建築已不能滿足日益增加的使用需要。另外，這一時期澳門也通過國際貿易積累下巨額財富，使得大量的修建工程成為可能。於是，在這些傳教士和神父的協助下，新建重建了許多宗教建築，基本上都是以磚石建築取代早期以竹木為材料的臨時性建築，並重建成規模巨大、功能複雜的建築群。這些工程中以1594年修建的聖保祿學院與教堂最為著名，其他一些重要教堂，例如：大堂、聖多明我堂等等，也在這一時期得以重建，令教會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空間。耶穌會聖保祿學院與教堂。聖保祿學院初建之時只是一間簡陋的茅草屋，1594年澳葡斥鉅資重建，專門用於培養傳教士，重建後學院為一組規模宏大、設備齊全的公共建築群，包括各種教室、診所、觀象台和藥房等，並擁有數千冊書籍的圖書館、木板印刷所以及活字印刷所。此外，澳葡的金庫也設於此，當時記載稱“這所學院在建築物及人員數量和品質方面都是東方最大最好的教徒學院”。澳門歷史上著名的聖保祿教堂也在同一時期建成，耶穌會聖保祿學院復原圖

034035規模宏偉。聖保祿教堂立面是歐洲古典元素與東方裝飾圖案相結合的產物，教堂立面通過水準簷口分為五層，通過垂直柱子分隔九列。柱子從下到上，分別為愛奧尼柱式（Ionic），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以及組合柱式（Composite）。為了保持穩定感，遵循下大上小，由簡而繁的原則。下面兩層構成長方形，上面三層組成三角形，上面三層佈滿雕刻。1601至1644年間建造的聖保祿教堂是耶穌會鼎盛時期的產物，代表天主教藝術在遠東的最高水聖保祿教堂殘壁平。1798年，教堂和修院成為葡國王子騎兵團的駐紥營地。1835年1月26日因軍隊在廚房內存入大量柴薪，教堂和修院在大火中徹底毀壞，今天殘存的“大三巴牌坊”，就是當年聖保祿教堂立面前壁遺跡，時至今日仍然十分壯觀。大堂，又稱主教座堂、望人寺。教堂位於澳門古城的東南部高崗之上，山下是南灣海面，船舶出入，一目了然。昔日，葡萄牙婦人常常來到這裡，翹首企盼家人泛舟而歸，所以華人稱這座教堂為“望人寺”。據《香山縣誌》記載：“大廟在澳東南，即望人寺。夷人始在澳所建也。”大堂奉獻給聖彼得，是澳門天主教的中樞。主教堂的建造年代渺不可考。施白蒂認為，早在1564年，就有人提到“在居民區內有一座主教堂，供奉聖母瑪利亞”。1576年1月23日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宣佈澳門成為獨立教區，管轄中國和日本，同時還提及：“聖瑪利亞教堂可以升格為澳門的大堂”，不過不是現在的主教堂2。今日的主教堂始建於1622年3，初期教堂是簡陋的木構建築，1623年教堂改為夯土結構。此時的教堂遵循古制，教堂入口朝東，祭壇朝西。1849年教堂重建，由澳門土生葡人建築師JoseTomasd’Aquino設計，1850年完工。重新修建的教堂的入口朝南，與主教府共同圍合成一個

036037“前地”空間。1874年，教堂遭受嚴重的颶風破壞，經過多次修繕後於1937年再度重建，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19世紀的作品被認為是“澳門最美的設計”，二十世紀的作品留下了許多遺憾之處。教堂內只有一個中廳，左右兩邊各有一個耳堂，其中一個最古老的耳堂採用木拱頂，供奉貞節聖母——澳門城市的保護神。每逢新總督上任，都要來到大堂，把權杖放在貞節聖母像旁邊。主祭壇的設計樸素而簡單，祭壇下面掩埋着十六、十七世紀的主教和聖徒遺骨。教堂入口處的木製葡國屏風、教堂內部的聖像以及彩色玻璃窗都是歷史文物，教堂立面帶有“新古典主義”風格的痕跡。教堂的大鐘是英國製造的，為紀念唐．彼得五世登基王位。玫瑰堂，又稱為聖道明堂、板樟堂。玫瑰堂是多明我修會的教堂，位於營地大街旁邊。今天，板樟堂前地與市政廳廣場相連，這一區域被認為是保存得最完好的“中世紀城市意象4”。1587年西班牙多明我修會從菲律賓來到澳門，創建玫瑰堂。開始教堂以木板搭建，非常簡陋，所以華人稱之為“板樟堂”。《澳門記略》記載：“有板樟廟，相傳廟固庳隘，貧蕃析樟板為之，今壯麗特甚”。1721年教堂重建，大堂

038039改為夯土結構。1828年教堂大修，由一位擅長建築的西班牙神父參與工程建設，裝飾圖案模仿古老的西班牙風格。根據1874年的文獻記載，澳門玫瑰堂具有所謂的“菲律賓巴羅克風格”。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聖奧古斯丁教堂是典型的菲律賓巴羅克建築，教堂採用大量鍍金圖案，帶有巴羅克奢靡之風，考慮到當地多颱風、多地震的地理氣候條件，建築佈局做了相應的改進，平面是一個完整的長方形（避免十字形平面），無側廊，並且降低建築高度，從而形成帶有菲律賓地域特點的教堂建築。玫瑰堂的立面處理與之類似，水平線條佔主導地位，垂直線條通過不同的柱式斷續完成，從下至上，由簡而繁，是17世紀澳門教堂典型的設計手法。教堂內部採用“巴西利卡”的空間佈局，通過兩排柱子分為一個中廳和兩個側廊，中廳寬8米，側廊寬3米，木製天花，拱頂正中描繪着修會標誌。主祭壇高貴典雅，進深8.5米，寬6米，是澳門最美麗的祭壇之一。二層的唱詩席幾乎環繞整個中廳，大型的百葉窗體現南方建築特點，使教堂內部清爽明亮。公共建築仁慈堂和醫院是開埠之初出現的新的建築類型――這也是中國最早的西式醫院和專門救濟窮人的慈善會，1569年由卡內羅主教支持建立。最早由葡國王后於1491年8月15日創辦。仁慈堂在幾個世紀的澳門慈善救濟工作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當時華人俗稱仁慈堂為“支糧廟”。初期仁慈堂大樓包括一座教堂，教堂內設五個祭壇，配有鐘樓，教堂側面和後面有寬敞的院子；此外，建築還包括檔案室和棄嬰收容院。現在仁慈堂大樓位於議事亭前地，始建於18世紀，是一座兩層的磚石建築，除花崗岩基座外，整個建築均粉刷成白色，正立面券柱式構圖，中軸對稱，共七開間，中部三開間較大並略突出於左右兩翼，三角形山花內有白色淺浮雕，立面柱子成對佈置，柱式多變，均立於基座上。玫瑰堂

040041仁慈堂二層遊廊欄板和屋頂女兒牆做成鏤空狀，立面線條豐富，整個建築顯得很精緻。聖拉法爾醫院，又被稱為醫人廟、白馬行醫院。與仁慈堂同年創立，是遠東地區最早的西式醫院，亞洲地區第一次接種牛痘疫苗就是在這裡進行的。初建時規模很小，後陸續重建、拆建，早期的聖拉法爾醫院早已不存，現在的建築為1929年在原有建築基礎上重新修建而成，是葡萄牙駐澳門總領事館所在地。建築是典型的葡萄牙殖民風格，三層，完全水平展開，給人以強烈的橫向延伸感。整幢建築對稱設計，入口在正中，有貫穿三層的雙柱支撑。三層正中頂部有小小三角形的山花，整幢建築三層均有外廊，廊柱比例細長，反映出歐洲地中海建築為適應南亞當地氣候而產生出的一種變化。廊後方窗用白色窗框、白色百葉，非常統一。整幢建築開敞、亮麗。建築前面有寬闊的大院落，內有寬大的草坪。從院落入口到建築入口地形逐漸上升，這也使得建築顯得更為高大，院落還為觀賞建築全景提供了距離，輕盈的建築形體躍然於翠綠的草坪之上，顯得尤為純淨。

042043軍事建築葡萄牙人入駐澳門之後便逐步開始構建軍事設施，開始時主要將防禦設施佈置在裝備大炮的商船中，之後逐步改建為地面工事，早期炮台的建設主要用以抵抗來自海上的襲擊。16世紀末開始，西、荷、英艦隊接踵而來，對澳門發起了多次進攻，尤其在1601年至1622年間，澳門沿海一帶局勢動盪，戰爭頻繁。為保衛自己辛苦營造的貿易商港，葡萄牙人於17世紀初開始陸續修建了一大批軍事建築——大大小小的炮台和城牆，1622年建成南灣炮台，1626年建成大炮台，1629年建成媽閣炮台、嘉思欄炮台，1638年建成東望洋炮台，其他還包括南灣炮台、沙梨頭炮台、西望洋山炮台、聖地牙哥炮台等，因此這個時期也被稱為“炮台時代5”。開始時，這些炮台的修建沒有得到明朝政府的允許，但自1622年荷蘭人對澳門發動進攻被打敗後，明朝政府默許了這些炮台和城牆的存在，實際上也是將保衛本地區的責任交給了葡萄牙人。在中國古文獻中，記載澳門早期有六座炮台，如《澳門記略》：“炮台六，最大者為三巴炮。台冠山椒，列炮二十八，上宿蕃兵。台垣四周為磚龕，以置守夜者。台下為窟室，貯焰硝。次則東望洋、西望洋。兩台對峙。東置炮七，西五，餘制與三巴略同。娘媽角炮台，在西望洋下，炮二十有六。南環炮台，置炮三。噶斯蘭炮台，置炮七，設火藥局於左側。通計炮七十有六，大者六十一，餘差小，銅具四十六，餘鐵。其大銅具者重三千斤，大十餘圍，長二丈許，受藥數石。明時紅毛擅此大器，嘗欲窺香山澳，脅奪市利。澳人乃仿為之，其制視紅毛尤精，發時以銃尺量之，測遠鏡度之，靡不奇中，紅毛乃不敢犯。今海宇承平，諸蕃向化，以此為天朝守海門而固外圉，洵有道之隆也。”聖保祿炮台是耶穌會士建造的第一座防禦工事，位於澳門半島的中心，佔地約兩千呯，是防禦系統的聖拉法爾醫院

044045核心，炮台與海岸線很近，主要用於防禦來自海上的入侵。其他炮台沿着南灣每一個戰略要地部署，最南端是南灣炮台，最北端是伽思蘭炮台，中間是東望洋山炮台，南灣對面，保護內港入口的是娘媽角炮台。炮台之間以城牆連接，城牆分別在城市北端和南端開始建造，連接山頂上的炮台。北端的城牆始於白鴿巢公園的賈梅士洞，向上延伸至三巴炮台，從另一側蜿蜒而下，直抵東望洋山腳下，向上攀登至東望洋炮台，然後下山連接嘉思欄炮台，這是南灣最北端防禦點，至此結束北部城牆建設。這道城牆有兩座城門，一是“三巴門”，在白鴿巢公園附近；一是“水坑尾門”，在聖保祿山與東望洋山之間。為了封鎖半島南端，在城市南邊建造了另一道城牆，從西望洋山頂蜿蜒而下，連接南灣炮台，這是城市最南端的防禦點，當時的澳門就像一座設防嚴密的歐洲中世紀城堡。聖保祿炮台，在眾多炮台之中，最為主要的是聖保祿炮台，又稱大炮台、中央炮台、三巴炮台，位於今澳門半島中部大炮台山頂。大炮台1617年前後開始興建，1626年完工，是澳門最大的炮台。儘管是在1626年完工，但是大炮台在1622年6月22日打敗荷蘭人的進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澳門近代防禦體系的核心。大炮台建造得非常堅固，有這樣的記載：“一堵牆始於地基，寬20柞，大理石部分高出地面6柞，其上是土混合一些草，夯得非常結實，猶如石頭一樣結實，紋絲不動6”。大炮台最後建成之後佔地約為一萬平方米，呈不規則四邊形，邊長約為100米，每翼的圍牆形狀也不規則，高大的圍牆四角各有一個碉堡。同其他軍事建築一樣，大炮台的建造也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干涉，其結果直接影響到大炮台的設計，如炮台的西、北圍牆以及連接西北圍牆和西南圍牆的碉堡是沒有雉堞的，暗示對中國方面的友好姿態。大炮台建成之後在幾百年中曾經過無數次改建，至20世紀初期社會形勢漸趨穩定，許多部分都被拆除殆盡，但聖保祿炮台

046047規模基本不變。東望洋炮台，又稱松山炮台，坐落於澳門半島最高的東望洋山頂。早在1622年，葡人曾利用荷蘭俘虜修築東望洋炮台。炮台面積佔地約為800平方米，圍牆高6米，整個炮台只有一個入口，平台之上建有塔樓四座，火藥庫、瞭望所等；並安置大炮5門；另外，在平台之上還建有聖母雪地殿教堂和東望洋燈塔，該燈塔建於1864年，是南中國海第一座燈塔。燈塔為圓柱形，磚砌築，白色，高13米，底部直徑7米，外觀兩層。澳門古城牆，1605年，葡人開始在大三巴以北地區修建城牆，1622年完成北起大炮台山麓，東抵嘉思欄炮台附近海濱的一段城牆。關於城牆底建造，澳門掌故記載：“其底闊二十指尺，漸漸向上收窄，至城牆頂闊為十五指尺，城牆高度為五十指尺（每指尺約為9英寸），全城牆為泥土及白灰滲以草根，槌椿結成，甚為堅固7”。到17世紀30年代，澳門城牆基本完成，形成了有完整城牆環繞的“澳門城”，據有學者實地考察結果表明：“其牆所經，為自東望洋山頂天文台西側起，下山，經水坑尾細井巷，上大炮台，連接大炮台城，復下山，西括慈幼院，北繞白鵑巢花東望洋教堂與燈塔

048049園，經大三巴圍營地街至西，南延由通天街紅窗門街過萬里長城、媽閣廟之東北背，繞西望洋山，東南坡以迄西環竹室海濱8”。綿延數里，伸至海濱。“依山勢高下築室如蜂房虼蛭，儼然成雄踞海畔，隱然敵國之勢9”。由此便形成了澳門“城內”和“城外”明顯的城市格局。城內主要是葡國居民，居住在南灣沿岸和今天新馬路南端一帶。而華人主要居住在城外內港一帶——火船頭街，草堆街和白鴿巢一帶；建築發展也呈現出兩條並行交錯的主線，在各自的居住區內，延續着本國的營造傳統。這樣的城市格局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中葉澳門另一個城市發展高峰時期，澳葡政府逐步推行事實強佔的殖民政策，原有的澳門城牆成為限制澳葡政府殖民擴展的障礙，開始逐步拆毀，澳門城延續了300年的以城牆為界的城市格局明顯發生了改變，城市和建築也開始了向現代發展的演變。到了20世紀初，澳門古城牆拆除殆盡，只有少量保存。舊城牆的拆毀，打破了澳門之前城內城外明顯的城市發展格局，由此，澳門半島作為一個整體發展起來。註釋：1澳門從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J〕，《文化雜誌》第36、37期，45頁。2〔葡〕施白蒂（BeatrizBastodaSilva），《澳門編年史之十六世紀的澳門》（中文版），澳門基金會，1995年。3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第五章澳門早期教堂〔M〕。4樊飛豪（FranciscoVizeuPinheiro），《澳門——一個具有西方傳統的中國城市》，世界建築，1999年12月，總114期。5〔葡〕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5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7年，22頁。6澳門博物館項目組，《大炮台——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澳門博物館出版，1998年，49頁。7王達文，《澳門紀略》，澳門教育出版社，11頁。8陳新文，《早期澳門城市的形成與發展》，《文化雜誌》36、37期，84頁。9《香山縣誌》卷八《海防》〔M〕。

050051社會背景17世紀中後期，由於荷蘭和英國在遠東地區的競爭，葡萄牙漸漸失去了海上的霸權，1631年荷蘭人奪取葡屬馬六甲海峽，中斷了澳門—果阿—里斯本的航線。澳門主要經貿來源被切斷，轉而只能依靠澳中、澳日之間的轉口貿易勉強維持，澳門經濟逐漸步入衰弱期。雪上加霜的是，1639年7月日本政府頒佈《歐洲貿易帆船渡海禁令》，不許葡萄牙船進入日本，對日貿易隨之中止；中國明朝廷亦於6月11日禁止葡人在廣州貿易。儘管後來1647年（南明永曆元年，清順治四年）清政府接受兩廣總督佟養甲建議，內地貨物可到澳門出口，但仍不准葡人入廣東貿易；葡萄牙人被迫在帝汶、所羅、望加錫等地開闢一些新市場，但僅可以彌補部分損失。另外，從十八世紀開始，廣州港對外開放並舉行一年一次的定期交易，澳門作為中國唯一外貿港口的優勢消失了，澳門經歷了嚴重的經濟衰退，這也直接導致很難有足夠的資金用於澳門城市建設。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有一個因素也導致建設工程的減少。清政府在1749年宣佈未經批准不得在澳門建造房屋，只允許對既存的建築進行必不可少的維修工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政治管理在澳門鬆緩滯時期–十七世紀中葉至鴉片戰爭前夕

052053動之後才有所好轉。所以，澳門在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城市建設基本沒有大的發展。十八世紀澳門的宗教組織與活動也陷於危機之中。1712年聖奧斯定教派因“禮儀之爭1”被逐出澳門；接着是1759年耶穌會士被逐。此後，在澳各教派的活動均受到很大限制，並導致宗教建築的建設大為減少。至18世紀末期，澳門的城市管治結構有所改變，議事會和政府分享權利，並逐步恢復了教會的宗教權威，這一情況才有所好轉。雖然如此，還是有一些好消息。首先，由於廣州港的開放，清政府規定外商及其家屬都不能在廣州居留，澳門成為眾多國外公司進入廣州前的中轉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澳門經濟的特殊性。澳門實際上成為廣州的外港，丹麥、瑞士、荷蘭、英國、西班牙等歐洲商船都在澳門設立公司，購建商邸，大量外國人的出現多少改變了澳門的城市生活，並催生出新的建築類型與風格，主要表現在南灣一帶的商行、住宅和行政建築，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物業，其中包括18世紀末期英國大使馬嘎爾尼（GeorgeMacartney）下榻過的位於白鴿巢附近的花園宅邸（CasaGarden）。另外，1749年清政府的禁建令雖然存在，到了19世紀花園宅邸

054初期，有些建築因為自然災害引起坍塌，有些建築由於經歷火災燒燬需要修建等等原因，很多原有建築必須重建，於是澳門在這一時期還是修建了一些重要建築。例如，1784年重修西式風格的市政廳、聖老楞佐堂；1809年重修被焚燬的聖安東尼堂；1818及1820年間，三街（營地街、草堆街、關前街）一帶的華人商市也因連年發生火災而不斷重建2；玫瑰堂也在1828年進行了修繕；1831年的颱風也使得南灣一帶歐式住宅損失嚴重。另外，由於結構腐朽，1833年原有仁慈堂建築倒塌，並根據原有設計重建；特別是1835年，聖保祿教堂發生大火，焚燬了當時亞洲最大的天主教中心教堂，只留下一個緬懷它昔日光輝的立面——大三巴牌坊。除了這些之外，媽祖閣也在1828年間有大的重修，並形成今日所見規模。另外，普濟禪院也在這個時期重建，氹仔三婆廟、北帝廟和天后宮也是建在這個時期。公共建築市政廳前身是明朝建立的中式風格的議事廳建築，是明朝中國官員在澳門臨時辦公的地方，主要負責處理在澳葡人的具體事務。吳歷《三巴集》詩註稱：“凡海上事，官紳集於亭中，名議事亭3”。由此可見，議事亭乃明朝駐澳官員與澳葡商議貿易及辦理居留事宜之地點。據《澳門記略》保存的一幅澳門議事亭圖，古議事亭是一座中式建築群，幾近方形的院內築有大三開間的硬山頂居屋，連正門建有——“簷牙高椽，鳥葷羽飛4”的木結構歇山頂八柱方亭，四面通風，中放桌椅，圍以花欄。院外左側有一耳院，內有廂房數間，為駐節官吏的處所。1614年（明萬曆四十二年），明朝政府與葡澳簽訂“海道禁約”五款，並用中葡兩種文字勒石立碑置放在議事亭古議事亭圖

056057內。議事亭後來成了在澳葡人集會的場所，在這裡討論罷免總督以及諸多事項。清初朝廷還把重要的法令用中葡兩種文字刻在四塊大石碑上，豎立在議事亭內入口處，作為官員辦事的依據。但是，漸漸的，議事亭失去了其強有力的管理作用，權威性更加受到了強有力的挑戰。清道光年間，葡萄牙人總督亞瑪勒率兵拆毀“海道禁約”石碑。1783年，澳門議事局成立後，向中國有關西式風格的市政廳建築關部行台圖方面購買了議事亭地段及後方的華人住宅，並於1784年建成了葡萄牙風格的市政廳，並附設監牢。據當年有關資料記載，當時營造耗銀八萬兩。該廳在1940年又加以維修，並保留當年按葡萄牙國王約翰五世時代的建築風貌。17世紀下半葉，清政府將港口向外貿開放，在澳門設立了被稱為“關部行台”的海關，向那裡前往廣州的船隻徵

058059稅，並增加了地稅和徵收居留稅，這種稅收措施也對澳門經濟造成直接影響。關部行台又稱為“行廨”，“海關監督行台”，舊址位於今關前街和關後街之間，關前街因近關部行台而得名。據《澳門記略》刻印乾隆年間澳門關部行台的圖樣，同澳門古議事亭一樣，關部行台是一座中式合院建築群，周邊以木柵欄，四圍建有倉庫，正中間是一座兩層高的建築物，基本按中軸對稱佈局，軸線上佈置廳堂，兩側佈置高杆和哨房，正對大門有照壁。接建築院牆圍以木柵欄，在建築群前形成開敞的空地，木柵欄左右開轅門，空地為驗貨場。作為中國的稅收機關，關部行台對來澳貿易船隻徵收稅款。澳葡早先對此並無異議，並因自身的利益而對其權威性加以維護。鴉片戰爭以後，為提高澳門港口的競爭力，葡女王單方面宣佈澳門為自由港，同時通知關部行台停止收稅，遭中國方面拒絕。1849年，澳葡強行勒令關部行台官員離澳，“釘關逐役，砍斷圍杆，破虎頭碑5”，關部行台被破壞，此後隨葡人進一步擴張，整個關部行台被拆毀。宗教建築聖若瑟教堂和修院，又稱小三巴、三巴仔。由耶穌會士所建，此教堂和修院與聖保祿學院一樣，為培養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而建，只是規模小，時間也較晚。聖保祿教堂稱為“大三巴”，聖若瑟修院聖堂稱為“小三巴”或“三巴仔”。王文達先生《澳門掌故》記載：聖若瑟修院聖堂早於1657年就已經存在了，現今基石上刻着1746年是重建的年代，工程歷經十二年，1758年巍峨壯麗的教堂終於落成。1762年，耶穌會士被逐出澳門，修院與教堂歷經磨聖若瑟教堂

060061難。1903年和1953年教堂兩次重修。教堂入口沿街，進入小院門，突現一排壯觀的花崗石大台階，拾級而上，典雅端莊的教堂逐漸呈現於眼前，氣勢非凡。教堂平面是典型的希臘十字，交點處覆蓋穹頂，穹頂距地面19米，天花之上裝點着耶穌會標誌“IHS”，穹頂以帆拱支撐，壯麗華美。主入口處有四根麻花柱，據說是1856年從聖方濟各修院中移來的。主祭壇供奉手抱着小耶穌的聖若瑟，他的左邊是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右邊是耶穌會聖人聖方濟各。側祭壇供奉無原罪聖母像，這是由葡萄牙波爾圖最精巧的雕塑家製作的，是修院內最珍貴的文物。另一個側祭壇供奉耶穌聖心像。教堂立面是巴羅克風格，兩個鐘樓覆蓋中式屋頂。主教山聖堂，又稱海崖聖母小堂。位於風景秀麗的西望洋山之巔。西望洋山的葡文為“Penha”，是“海邊山巖”的意思。主教山聖堂是澳門西端的標誌，與東望洋山上的燈塔遙相呼應，宛如近在咫尺。昔日隱居澳門的學者汪兆鏞吟詠此景：“東西兩望洋，崷然聳雙秀。地勢繚而曲，因山啟戶牖。南北成二灣，波平鏡光逗。登高一舒嘯，空翠撲襟袖。尤喜照海燈，轉射夜如晝”。教堂前有炮台，後有城牆，形成完整的防禦工事。炮台是十七世紀初期建造的西望洋炮台，被稱為“卑那炮台”。據《澳門三百年史》記載：“卑那炮台，在竹仔室炮台的山頂上。堡內設有銅炮兩尊，每尊可發射七磅重的鐵彈”。1622年，荷蘭人偷襲澳門時，炮台發揮了重要作用，1892年炮台被拆毀。西望洋炮台南面有一道城牆，一端與南灣海濱的竹仔室炮台相連，另一端延伸至媽閣廟前面的海鏡石。這段城牆是澳門西南隅的屏障。今天媽閣廟附近的一條街道名叫“萬里長城”，就是當年城牆遺址。1622年，主教山聖堂由奧斯丁修會創建，供奉聖母瑪利亞，每當葡萄牙船隻駛進澳門港時，海員就會鳴槍致意，教堂遂敲響歡迎的鐘聲回應。另外，遠航的葡人臨行前也會來這裡祈禱，願聖母保祐一帆風順。1834年澳門各個修會被驅主教山聖堂

062063逐出境，聖堂由奧斯丁修會手中移交給澳門信徒。1837年及1935年兩度重建，奠定今日之規模，同時建成的還有一幢巍峨壯觀的主教府，所以西望洋山又名“主教山”。現在的主教山聖堂是一座現代建築，室內設計簡潔，教堂有一個鐘塔，帶有20世紀早期流行的ArtDeco（裝飾藝術）風格。中式建築由於在澳華人人口增長迅速，華人住區與住宅大量建設。許多華人住宅是一種在閩粵地區較為常見的“竹筒屋”的住宅。這是一種單開間民居，平面特點為面寬較窄，進深狹長，面寬多為3到4.5米，進深視地形長短而定，一般為面寬四到八倍，內部通過天井隔成眾多房間，形如竹筒直入。竹筒屋立面包括屋頂與屋身兩部分，屋頂均為兩坡瓦頂，屋身上下分層，下部開門上部設窗。建築結構為“硬山擱檁”式，屋頂橫樑直接擱置在間距四、五米的磚石山牆，室內不設柱，檁直接插入牆體中，承受屋面重量，屋頂覆蓋紅磚。樓板的做法也是將橫樑直接插入山牆中，其上放置一層木板，再鋪一層摻雜了燒過的蠔殼粉的沙土，最後鋪上傳統的方形油面磚。兩道山牆往往突出於主立面，加之屋頂外挑的簷口，使建築正面形成一個凹進的空間。竹筒屋可並聯成建築群，也可垂直發展成多層建築，將兩個竹筒屋直接並聯，若為一戶，將中部山牆打通即可，垂直方向發展時，後牆要築得高一些，屋頂抬升，以獲得良好的通風效果。竹筒屋這一建築形式的出現是由於人多地少，地價昂貴造成的，這符合了澳門人多地狹的現實情況，並且很符合澳門實際情況，成為澳門延街商業建築最主要的一種形式，被廣泛建造。竹筒形店舖住宅

064065澳門竹筒屋可分為居住類和商住混合兩類。居住類竹筒屋多為兩層，底層為廳、廚與衛，二層為臥室，正立面凹入較多，形成入戶的緩衝空間。一般在入口右側突出的山牆上常垂直設有兩個神龕，上為天官，下為土地。入口設籠樘門以防盜通風，門兩側開小窗。入戶為廳，廳後隔牆擺設神龕，供奉財神，廳前左側設單跑樓梯通二樓臥室，為獲得良好通風採光效果，二層立面開大窗，多個這樣的竹筒屋並聯形成住宅區。商住混合類平面基本分成三部分，臨街前廳作為接洽生意之用，後兩部分作儲藏及服務空間（爐灶、廁所），三部分依靠側邊走道相連，垂直方向上，藉由前廳邊側狹窄的樓梯相連，上部住人或儲貨。為求貨物進出方便，正立面凹入較少，底層的入口擴大成整面牆，門板可隨時按需要拆卸，二樓正面中間有時開門，方便貨物運送。商住混合類多見於內港地區，資料記載：“17世紀中葉，華人住在西部，沿着內港逐漸擴展。華人區人口稠密，建築擁擠，店舖和住宅街為一體，分佈在狹窄的街道上。所有的房屋都是磚瓦房，有陽台，組成一個風格各異的建築群，……18世紀，華人街區呈長方形，由狹窄小巷隔開，房屋兩層，下層是商店或作坊6”。竹筒屋作為一種主要的居住建築曾遍佈澳門半島各地，後由於葡人進行城市改造而被大量拆除，今天這種建築形式在內港沿岸和福隆新街一帶仍能看到。二十世紀以後，由於新材料的使用，一些新建的商業區中出現了一種用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底層帶有騎樓的、商住混合的聯排式竹筒型舖屋。建築首層沿街舖位外空間成為公共的空間和行人往來的通道。底層用作商店，樓上住房有單開間或打通隔牆使用兩開間，雖然面積小，室內空間佈局簡單，但是實用性很強。沿街外牆立面成為主要的裝飾部位，窄窄的立面上遍佈當時所流行的、五花八門的中西結合的建築符號，形成了澳門城市的基本特徵，表現出當時建造工匠的工藝水準和一般民眾的審美情趣。這一時期，澳門當地已經具有吸收和消化外來事務的能力，可以將接踵而來的新潮形式融入這種拱廊和騎樓的體系，而且由於長期保留，這種體系逐漸成為澳門建築的特色。註釋：1“禮儀之爭”指17世紀至18世紀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就中國傳統禮儀是否背違天主教義的爭議。狹義而言，這是指康熙與傳教士就儒教崇

066拜引發的爭論，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當時認為中國儒教的帝皇及祖先崇拜違反天主教義，結果引發清朝廷反制，嚴厲限制傳教士活動。直到1939年，羅馬教廷才撤銷禁止中國教徒祭祖的禁令。類似爭論如印度的馬拉巴禮儀之爭。中國禮儀之爭是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2邢榮發，《明清澳門城市建築研究》，香港：華夏文化藝術出版社，47頁。3（清）吳歷，《三巴集．粵中雜詠》。4（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註》，趙春晨點校，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218頁。5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年，19頁。6澳門從開埠至20世紀70年代社會經濟和城建方面的發展，《文化雜誌》第36、37期，1998年。

068069社會背景19世紀中葉，隨着鴉片戰爭的結束，澳門又迎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首先，因為是中立區，鴉片戰爭期間有大量人口（包括當時居住在中國的英國人）湧入澳門避難，新人口的注入為城市發展帶來新的生機。另外，英國人在香港開埠也對澳門產生了重大影響，受到新的優良港轉口站的吸引，駐葡萄牙的外國公司及歐洲、美洲的貿易和外交機構紛紛遷到香港，澳門結束了作為西方與中國之間重要貿易轉口站的歷史，澳門需要積極尋找新的經濟推動力。19世紀後期，藉苦力貿易、鴉片走私和博彩業，澳門經濟再度活躍起來。在政治方面，由於清政府的軟弱，葡澳政府逐漸擺脫了清政府的控制，建立起殖民模式的管治結構，開始了澳門的殖民時代。在這樣背景之下，政府推出一系列的城市改良和發展計劃。首先，1846至1849年在任的澳門總督亞馬留，推行了一系列土地拓展及殖民擴張政策，在其執政期間，先後拆毀駐於澳門城外沙梨頭村的香山縣丞衙門、關閉清朝駐澳門海關公署、封閉關閘、驅逐官員，推倒1749年澳門次任同知張汝霖製定的“制澳十則”石碑，並以武力徵稅，強迫泊在澳門的中國商船繳納“澳門海關拓展時期–鴉片戰爭之後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070071稅”。他還佔領垃塔石炮台，在蓮峰山建造新的望廈炮台，並在氹仔加固原有簡陋炮台；在澳門半島北部修建一條直達關閘的馬路，並將道路兩旁編了門牌，納入葡澳管轄範圍，並逐步將其城市化。最後亞馬留被當地華人沈志亮刺死。1887年（清光緒十三年）12月1日澳葡總督羅薩（TomasdeSousaRosa）赴北京與清廷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規定葡萄牙永駐管理澳門。1910年（清宣統三年）8月4日駐葡澳政府佔駐路環。1910年及1912年，葡中兩國先後成立資本主義共和國，徹底推翻了舊有專制帝制統治，之後兩國關係走向緩和。然而，這次持續時間長達七十多年的殖民行動，最終使得葡治澳門的城市領地擴大到了澳門全島、青洲、氹仔及路環，澳葡當局佔據了一直延續至回歸前的澳門全部屬地，極大地拓展了自己殖民統治空間。填海造地開埠以來直到19世紀中葉，澳門城市發展主要集中在半島，半島面積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鴉片戰爭之後，澳門居住人口從開始的五、六百人增至1860年的八萬五千人，1927年人口更是增加到了十六萬人，人多地少的情況非常嚴重。土地資源匱乏成為影響澳門城市發展最為緊迫的問題，填海造地則成為解決這種矛盾最為直接且有效的方法。澳門的填海歷史，是澳門近代都市化發展的重要一環，隨着填海的進展，極大拓展澳門城市土地，形成了新的發展空間，為以後的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開創了城市和建築發展的新時代。在1850年左右，最早的填海工程在內港一帶，三巴仔橫街和下環街之間的一段地方進行，之後，由沙梨頭一直延續到下環街整條內港沿線的區域都進行了大面積填海整治工程。1863年，澳門政府又下令開始填海造地，在南灣澳督府對面的海灘填海，填築南灣堤岸並新建一條南灣大馬路，為這裡逐步發展成為一處高級別墅區創造了條件，1865年南灣填海工程基本完成。自1866到1910年，澳門填海工程主要是在半島西岸的內港地區，包括北灣和淺灣，使澳門半島的面積擴展到3.3平方公里，為以後內港重建打下了基礎。1919年開始實施“填海築港”規劃，澳葡政府結合改造內港的工程，又將內港的填海規模擴大，到1924年的短短五年中，已使半島

072073西北角的台山、青洲、筷子基形成一個三角形地段與半島連為一體。1923年起至30年代初，又將媽閣至沙欄仔又至蓮峰廟的沿海邊築起的堤岸拓寬。1928至1929年，澳門又在黑沙環—跑馬場—跑狗場—磚場一帶的黑沙環沿線進行了填海工程，獲得了一塊面積較大的填海區（即ZAPE——外港填海區），這是澳門進行規模最大的一次填海工程。1932年，在澳門城市發展跨入現代階段後，又進行了新南灣填海，將嘉思欄炮台至政府大廈對面一帶海面填成陸地，這個工程直到1937年抗戰前夕方才完成。澳門半島面積又增加2.5平方公里。氹仔和路環兩島的填海是在20世紀開始的。昔日氹仔原係雞頭山、觀音巖及菩提山三個小島組成，其後通過填海將觀音巖與雞頭山相連成為大氹。面菩提山則稱為小氹。直至1919年，大氹、小氹仍是兩個小島，面積合計僅1.5平方公里。今天的西沙、賽馬車場、西堡街一帶原是一片汪洋，後來由於泥沙沖積和人工填海，1910年氹仔的面積擴展到1.98平方公里，及至1927年增至3.48平方公里。路環島的填海工程曾於20世紀20年代進行，1910年路環面積為5.61平方公里，1927年擴展為6.662平方公里。在歷經一個多世紀的填海造地後，到20世紀30年代，澳門的土地得到了很大的擴張，整個澳門半島的面積達到了5.4平方公里，接近於原始面積的兩倍。這些無疑為澳門的近代都市化取得了新的城市發展空間，並為新建築地建造做好了準備。此外，配合填海工程的進行，澳葡政府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新城開發和舊城改造活動，澳門由最初海港小鎮向近代化海港都市轉變。新區建設新北區路網建設。19世紀下半葉，在澳葡政府新的殖民政策的指引下，軍事佔領了澳門舊城牆以北關閘以南的大片土地，成為澳門半島的新北區，在實行了軍事佔領之後，為了加強與老城區的聯繫，緊接着就是修築道路，新 19世紀末 20世紀初 20世紀30年代澳門地形變化圖

074075北區路網的建設成為重點。從1848年北區三大馬路修建，到1911年時，澳門新北區最終形成了“六縱六橫”的路網體系，至此澳門新北區內的整個近代城市路網體系已基本形成。北區路網的修建，首先是由“三大馬路”開始。事實上，早在澳門首任殖民總督約翰．亞馬勒上任之初即確定了修築三條大馬路的計劃。1848年“三大馬路”正式開始修建，這三條馬路很多都是以原有華人土路為基礎，並拓寬取直。因為有部分土路是穿過華人墳場，因此拓寬工程夷平了大量墳丘，這引起當地華人的強烈不滿。“三大馬路”至1863年古西路．亞馬勒政府統治時期已基本建成，成為連接花王堂門、水坑尾門至關閘，以及連接兩個城門之間的幹道，這也基本確定了新北區城市路網的最初骨架。1889年時，原有的“三大馬路”連同東線馬路的三條支環路一起擴建為林蔭大道，在此基礎上，在東西線縱向馬路中間又新建成了三條東西向的橫向聯絡馬路。至高士德政府時期時，澳葡當局在之前建造的北線馬路（今美副將大馬路）與中線馬路（今羅利老馬路）之間，再新建兩條東西向的連接東、西線馬路的橫向馬路，橫穿望廈村面前的廣大農田，形成了今天的雅廉訪大馬路和高士德馬路。1912年澳門地圖

0760771911年時，澳門最終完成北區路網體系，並最終形成新北區城市路網體系。這一時期奠定的路網體系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並一起沿用到了今天。舊區道路改造。由於北部新城區的土地大多是保持自然原始狀態的大片農田或荒山，可以大刀闊斧地施行近代化宏觀路網規劃。與新佔城區不同，澳門老城區的城市結構已基本穩定，城區內的舊有土地大多已歷經了超過三百年的緩慢而持續的城建開發，可建土地已基本開發建設完畢。城市道路網也基本穩定，沒有太大的改變，也正是這個原因，直至今天我們漫步澳門老城區時，依然可以體會到西歐中世紀海港小城的味道。在20世紀初期左右，在維持老城原有格局下，進行了少量的建造，延伸出一些新的道路，進一步加強了各個區域之間的聯繫，例如：媽閣北街、萬里長城街與高樓街。在舊城區中，對現代城市格局影響最大的一次道路改造是開始於1915年修築的亞美打利庇盧1大馬路工程。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又稱為新馬路，澳門半島南部的主要街道之一。其東端接殷皇子大馬路，由南灣大馬路起，西端至火船頭街與巴素打爾古街之間，長620米。在新馬路開埠之前，連接內港和外港地道路只有一些曲折蜿蜒的小徑，“這些小街通常以偶然的方式交叉，充滿驚奇，……這些街道展現了19世紀澳門的都市空間2”。這些都是在18至19世紀隨意規劃的。1880年，澳葡政府開始有計劃介入舊區道路的改造，1910年，開始着手考慮修建一條馬路，把市政廳和內港的中國市場連接起來。1918年，新馬路最終竣工完成。馬路開通後，市政當局把市政廳至西端路口命名為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而把市政廳到東端路口，即今天大西洋銀行處叫做美副將大馬路。後來又統一稱為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澳門市民還是習慣性的稱它為新馬路。完工後的新馬路由南灣大馬路延伸至內港沿岸的巴素打爾古街，將南灣區域的城市商業中心與城市內港直接聯通起來，成為澳門老城區中新的都市骨骼。這無疑大大方便了老城區的東西向交通，強化了老城區的商業服務業的經濟功能。馬路開通之後，內外港之間逐步連接成為一個整體，發展起來。因此這也被形容為：“澳門心臟地帶裡一道尊嚴的傷口，一個健康的傷疤，標誌着這個殖民地二十世紀早期歷史的空間統一的概念。3”之後在新馬路兩邊建造了一批ArtDeco風格的騎樓，引起了用鋼筋水泥建造帶拱門的建築物新的設計浪潮，成

078079為澳門繁華的商業中心。此外，在開通新馬路的過程中，澳葡當局還於1919年在老城區先後拓寬了內港沿岸的大馬路與沙欄仔街，便利了內港沿岸交通4。舊城區整治。舊城區中，由於時間久遠，一些老舊建築與環境亟待更新。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資料的記載，瞭解澳門在19世紀中後期一些舊城區的環境狀況：“有些中國人的房屋簡陋，所用的材料和技術遠不如人意……，另一方面，白蟻群生，幾乎破壞澳門房屋的所有木質結構，澳門土生人和歐洲人的房屋雖然在品質上比中國人好一些，但也是大部分建造得不堅固。”此外，19世紀不斷發生的一些天災人禍，也對建築產生了極大的破壞：“澳門土生葡人和歐洲人居住的房屋大部分建造得不堅固，使颱風顯得更加猛烈。這些房屋只有兩層，臥室位於第一層，大部分採光和通風狀況不好，尤其是在底層。在建造這些房屋時忽視科學原則和衛生觀念，內部條件極差：客廳很大，臥室非常狹小，大都如此。5”對舊城區老建築的改造，迫在眉睫，急需整治。為此，澳葡政府開始了大規模的舊城區的改造，使得城市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望德堂地區整治。早期的望德堂區是在聖母望德堂和治療痲瘋病患者的拉紮羅醫院周圍發展起來。這裡原本只有一些低矮的茅屋，只在通往教堂的街上有幾所像樣的住宅。由於大多數人們怕染上痲瘋病，不願到那裡居住，所以住戶都是最貧窮的人家，後來有些華人新基督教徒也到了那裡。當時街道狹窄而擁擠，條件極差。1895年的一場瘟疫在這一地區蔓延開來，幾乎毀滅了整個區域，澳門政府下決心重新規劃建設了這個街區。舊望德堂和整個街區都被拆除，只保留望德聖母堂，重新建設。至今還可以看新馬路的開闢

080081出，與瘋堂重斜巷毗連地長方形區域內方正筆直的街道與周圍的城市肌理形成了鮮明對照，是一種“新城市規劃的新古典主義晚期實用風格的網絡模式6”。由於這種網絡模式沒有考慮到現代交通工具，主要供人步行，因此比較狹窄。菜園坊的規劃。菜園坊位於魯子高街、崗頂街、東汪洋新街和馬大臣街之間，那裡原本是一片叢林，後來一些華人移民開始前去安家，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小村落，但是“那裡衛生條件太差，成了一個傳染源7”。1865年菜園坊大火之後，得到徹底整治，並在該地重建居住區，後來命名為羅沙區。同望德堂地區的規劃類似，也採用了方格網道路規劃的方式，重建之後街區“街道筆直，石板鋪路，房屋空氣流通，朝向便於陽光照射，有一個遵守衛生條例的市場，一座新的廟宇——中國土地廟——替代了被毀的灶王廟8”。和隆居民區。這片民居的範圍北至西墳馬路，西至瘋堂街，南至東望洋，東至如今已不存在的二龍喉大馬路。在澳門早期，這裡曾在—片竹林之中，1622年荷蘭人進入澳門時本來打算要從這裡經過，懷疑竹林中有埋伏，改為爬上東望洋山，這反而導致慘敗，因此這裡就被稱為“後悔園”。後來被葡萄牙籍華人法蘭西斯科．和隆購買下來，改稱為“和隆菜園”。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隆菜園”逐漸衰敗，成了一個既擁擠又骯髒的居民區。19世紀末這裡蔓延一場瘟疫過後，1895年被政府徵用，被完全拆除後，建成了街道，並預設一些基礎設施，為日後的建設打下基礎。棚屋區整治。19世紀中葉之後，澳門逐步成為苦力販賣的中心，大量內地入澳的華工和相關的各類人等齊集於此，這使得澳門人口有了較大增長。到1867年，澳門居民總數增加為近八萬人，約為鴉片戰爭前六倍。1873年葡萄牙頒佈禁止澳門苦力貿易的條令，令許多人滯留，這些貧苦的華工逐步在內港一帶聚集起來，在這裡自行搭建簡陋的棚屋，逐步形成了一些貧困區。例如台山棚屋區，衛生環境狀況非常惡劣。澳葡政府為了重振經濟，開始大力整治環境，對棚屋區的整治成為澳門政府20世紀早期重要的建設工程。台山棚屋區。台山在官方的名稱叫巴波沙坊，區內有一座叫做巴波沙牌樓。由於習慣，澳門華人多稱之為“台山”。關於台山棚屋區的改造，首先應該提到總督巴波沙（SousaBarbosa）。他是澳門第一位文人出身的總督，並且是在澳門歷史上任屆最多的總督。由1918至1937年，他

082083整治之後的台山棚屋區

084085先後三次擔任澳門總督，1918年至1919年首次出任澳督，充分與澳門當地各界人士建立起關係，對澳門情況擁有比較多的瞭解。1926年再度出任澳督，在澳門推行對內慈善，對外友好的政策。1928年10月8日發生台山大火災，造成大批人無家可歸，促使巴波沙總督下定決心對此地區重新整治。1929年為了安置眾多災民，澳門官商聯合起來籌集經費，由仁慈堂及華人社團的鏡湖醫院、商會、同善堂協同主理。於1931年在該區建立起一列列的瓦房，分別以號數為街名，收容澳門災民與貧民，這便是今日台山第一街至第十一街。這是澳門第一批政府平民房屋區——公共屋村的雛型，也是澳門最早建成的磚瓦平民屋區之一，同時這也是東南亞地區最早的貧民安置區之一，“對於那個時期來說，整個住宅發展計劃是相當大而且相當有雄心的9”。這開創了一種新的模式，較好的緩解了當時緊張的貧民安置工程，改善了澳門城市環境，並為日後更大規模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稍遲於台山，筷子基貧民住宅區亦於隨後的1932年落成。港口建設伴隨着填海工程，特別是北灣和淺灣填海工程的進行，出現了很好的機會，可以對一些舊城區和港口重新進行改造，重整澳門港口經濟。為此，澳葡當局首先拆除了內港一帶面積龐大的華人棚戶區，重新規劃建設，開始了內港港口建設。為了更加有效開展港口建設，葡澳政府首先啟動了“內港的改良研究”計劃，1864年研究正式啟動並由葡國海軍部的海外工務局負責，相關科技人員參與進行。首先在內港河岸線的馬路集散點上重新建設了新的港口碼頭，並在半島南端媽閣灣處新建了海軍船塢以泊軍用船隻。在1885年，基本清除了內港新橋水渠上用木椿支撐的蜑民棚屋，重新整理了內港。1918年，澳葡當局成立了澳門港口改良委員會。次年，該委員會即制訂了新的港口工程計劃。此後澳門港口建設即基本上是在這些港口工程計劃的指導下進行的。在其指導下，在內港從火船頭至沙梨頭海邊新街的填海地上又建起十五個簡易的碼頭，分別為：澳穗線的升昌，澳港線的里安、瑞壽、恆昌輪渡泊招商局碼頭以及筷子基北灣海港碼頭等。配合碼頭的重建又添建了頗具規模

086087的貨倉，在實現了秩序化、有組織化與系統化的前提下，澳門內港口的轉口海運能力得以大大提升。澳門內港原有的髒亂、擁擠、衰敗的城市景象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周邊環境大為改觀。1922年，澳門港口改良委員會制訂了新的港口規劃，確定了更大規模的港口建設。1927年港口改良委員會在總結前面規劃方案的基礎上，重新制定了一個更加現實可行的港口規劃。至此為指導，在東望洋山以東的外港區域以及黑沙環以北的馬場區域建設澳門東線外港。1930年，新口岸外港區前海沿的混凝土棧橋碼頭落成。從此，澳門有了直接朝向珠江口及外海的東線外港碼頭，澳門與香港、內地及東南亞等地的海路交通大大方便起來。改良風景計劃在19世紀之前，澳門並非如現在一樣被翠綠森林所覆蓋，相反，城市綠化相當貧乏，有大片荒山。1655至1657年期間，雅各布．德凱澤和皮埃爾．德戈耶爾曾如此描寫澳門：“往陸地上望去，你看不到一棵樹木，路上不見任何東西，一切都光禿禿的沒遮攔。僅有兩座岸邊城堡戒備森嚴，保護該市不受敵人進攻。”一篇關於澳門綠化的報告中也曾記錄道：“到達澳門海域和進入該港口之後感到滿目淒涼，光禿禿的小山上偶爾有幾間白色的房舍和一片片紅色沙礫……”為了改善澳門城市環境，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澳葡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變澳門城市環境的措施，葡人稱之為“改良風景”，顧名思義，這是一個增加綠化，改善和美化城市環境的一項宏大的計劃。這項工程由19世紀初修建的植物園——賈梅士花園開始，成為之後大量建設公園和綠化地的開端。整治後的內港碼頭

088089鴉片戰爭之後，澳葡政府更是集中力量加快綠化的步伐，先後出台了一些關於改善城市衛生和加強綠化的報告或條令，更加有系統的進行了綠化和環境改造。1871年澳門政府頒佈的《市政條例法典》中，宣揚綠化環境的好處，要求保護樹木，加強綠化。此後更是不斷的定期編制報告，限定時間考察城市綠化狀況。特別是從1882至1888年，澳門政府工作中關於城市綠化的報告更是數不勝數。也是在這段時間內，建設了許多城市公園，比較重要的有：嘉思欄花園、燒灰爐公園、白鴿巢公園、二龍喉嘉思欄花園公園、市政廳前地花園等等，其他各個街道、街區、住區和前地的綠化更是不能統計。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造，澳門“原來荒涼光禿甚至骯髒的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人們開始對它讚歎有加，甚至把它描寫成為帶有田園牧歌的情調”。到19世紀末，原先惡劣的環境狀況被徹底改變，澳門城區景觀大為改觀。城市建築發展在建築方面，隨着澳門城市發展新定位的確定——旅遊休閒城市，一些與此相關的建築類型得到了很大發展，包括豪華的別墅、商業樓宇、賭場、妓院、影劇院、當舖等等。例如：位於東望洋山的白宮、快樂宮等別墅建築；陸軍俱樂部和伯多祿五世劇院；仁伯爵醫院和峰景酒店等一批較大規模的休閒娛樂類建築。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澳門建築已經基本形成了一種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可以將接踵而來的新形式融入拱廊和騎樓體系中，這種體系也成為其突出的特色，以至於在之後的許多建築中都採用了這種立面體系，拱廊和風格的處理相和諧，粗大的磚石柱子和輕巧的欄杆扶手

090091（上）白宮（下）快樂宮（上）陸軍俱樂部（下）伯多祿五世劇院

092093（上）高可寧住宅（下）伯多祿局長街83號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在高可寧住宅、伯多祿局長街83號，我們都能發現這種建造的痕跡。在商業區則出現了一種新的中式建築類型――塔型碉樓當舖，其外牆均為厚實牆，僅開極小窗洞，外形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碉樓相似。當舖是專門收取抵押品放款的特殊金融機構，當戶與當舖之間通過抵押借貸行為，形成一種特殊的債權債務關係，這種關係起止於當舖，抵押物扮演着聯繫的角色。鴉片戰爭後，澳門對外貿易完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苦力”貿易以及嫖、賭等特種行業的經營，向賭徒、煙鬼及嫖客牟利，是當舖又一生財之道，因此19世紀中葉是澳門典當業發展的全盛期。澳門當舖常與賭館相伴建造，這樣當賭客輸光以後便可以到附近當舖以物換錢然後再賭，因此賭館周圍常常開設許多當舖，成為澳門城市景觀的一大特色。19世紀中後期，隨着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急劇變化，尤其是近代新式銀行的設立和發展，人們再也不願意把物品抵押到按期長的店中，這時期短、押價高的押店因適合潮流而興旺起來，並逐漸形成澳門的典當傳統延續至現代，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德成按、泰生押、大興押、大福押、又泰押、中安押、永安押、長泰押、長興按、高升按

094095等數十家。德成按，是新馬路幹道上一處早期的典型當舖實例，建造於19世紀末，2002年建築進行大修，恢復當舖原樣，作為展示場所。當舖分為當樓與貨樓兩部分，前者沿街部分為營業場所，三層，騎樓式立面；室內通過木柵欄或鐵柵欄隔成兩部分，前面交貨，後面付帳。進入當樓後面的第二道木柵欄內，有一條形冷巷，直到舖尾，進入第三道柵欄，裡面便是貨樓，即當舖的倉庫，貨樓多層，內放貨架。貨樓必須與四周保持相當距離，以防附近失火而受波及。除了防火，貨樓最重要的還是防盜，德成按沿街牆壁下段以麻石砌築外牆，中間隔以鋼板，內裡用青磚砌築內牆，以防盜匪挖掘牆壁。基地不大卻高有7層，總高約25.6米，形成如塔一般的建築造型，貨樓開窗狹小，並用石製窗框、弧形石製窗楣、中間豎鐵柵欄以防盜，當樓之上，有天台用於晾曬貨物。在新馬路邊的新填海地修建了福隆新街，這是當時典型的中式民居聚落，典型的晚清風格民居建築，整條街在明清時代是澳門的風月場，20世紀50年代被徹底整治，開發成旅遊景點。這裡原本只是內港淤塞海灘，無人願往之地。《澳門掌故》中有關於此的記述：“舊日俗稱｀籮底德成按橙，´所謂籮底橙云者，即餘剩無人欲所之地區。19世紀初閩籍富商王祿、王棣父子二人，承購該區地段，填海造地，開闢福隆新街附近街道，興築館戶，建立戲院，遂為澳中繁盛區域。當時之行莊、商店、客棧、戲院等，皆設立於斯，漸且秦樓、賭館、酒家、煙室等，亦紛紛擇租是地，致使該區一帶，不分晝夜，熱鬧異常，真是笙歌載道，燈火通明，鬢影衣香，車水馬龍，盛極一時也。雖時至今日，該處之酒樓飯店生意，仍是不衰。”足可見當年的繁盛。整條街約有50幢建築，每幢建築面闊三至五米，進深九米左右，所有建築均為兩層，雙坡頂。建築細部考究，裝飾精美，窗戶的圖案不以一般的幾何圖案和貝殼組成，

096097雕刻有植物和花卉圖案並描以金漆，木工亦同樣精雕細琢，墀頭亦有精美的花草磚雕裝飾，兩兩建築相隔的外牆向外延伸成為防火牆。步入建築群，紅窗、白牆、黛瓦，色彩明淨。住宅群的小環境鬧中取靜，每戶住宅面朝石板小道，形成中式民居建築典型的巷道空間，也是進入每幢住宅前的公共場所，反映出中式傳統建築群的佈局方式和空間處理方法，是澳門地區較為完整的中式住宅建築群。這個時期，西式建築中常用的建築元素開始在中式大宅中出現，形成中西建築融合的高峰期，一直延續到20世紀。較為典型實例包括建於1904年的盧廉若花園——華人富商盧廉若住宅，另外兩個實例是鄭家大屋和大堂巷7號建築。盧廉若花園原名娛園，又稱盧九花園，坐落於羅利老馬路10號，羅利老馬路與荷蘭園馬路交界處。花園佔地規模非常宏大，位於四條街道夾交之間，總面積約一公頃。整個花園設計取意於蘇州園林，院內叠石理水，種植花草，曲徑通幽。花園始建於清光緒年間，原來是附屬龍田村的一片農田菜地，後由廣東興會的望族盧華紹購得興建，因其排行第九，所以又被稱之為“盧九花園”或“盧園”。盧九去世後，其子盧廉若大興土木，着意經營，從1904年至1925年歷時二十載，花園及建築全部竣工。整個花園的設計與策劃者是廣東中山縣人劉吉六，他是一名有着豐富營造經驗的藝術家，工書善寫，且好山水花卉。盧廉若重金禮聘他，構思設計。園內臘石、松皮石等均是盧廉若不惜重金由洞庭湖運回。盧廉若還從杭州運來盆栽，由肇慶七星巖運來做假山的石塊，從江浙一帶聘請園林技工，前後耗資白銀80萬元，建成了澳門獨一無二的江南式名園。園內亭台樓閣，修竹飛瀑，曲徑通幽，所福隆新街

098099盧九花園內景以它又有“盧園探勝”的美譽。現在院內主要建築為春草堂，高約六米，外牆黃色粉刷，有白色裝飾線腳。建築風格中西合璧，使用西式柱式、寶瓶簷牆、平屋頂、拱圈門窗，同時也用中式琉璃瓦邊簷、美人靠等中式構件，盡顯澳門建築中西合璧之特色。1973年花園由政府收購後進行大修，現已改為公園。註釋：1亞美打利庇盧（AlmeidaRibeiro）是葡萄牙最高法院法官，1913至1917年，歷任殖民地部部長、內政部部長，1917年政變後作為政治犯被捕入獄。2Jeffreyw.Cody，《裁割組織——澳門的新馬路》，建築雜誌第30號，台北：行政院新聞局雜誌社，1998年，56頁。3Jeffreyw.Cody，《裁割組織——澳門的新馬路》，建築雜誌第30號，台北：行政院新聞局雜誌社，1998年，56頁。4〔葡〕費爾南德斯（JoseManuelFernandes），《1820-1920年的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8年特輯，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89-95頁。5〔葡〕費爾南德斯（JoseManuelFernandes），《1820-1920年的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8年特輯，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8年，89-95頁。6胡紀倫，《澳門街》，1999年，100-102頁。7〔葡〕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文化雜誌》35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社，11頁。8〔葡〕科斯塔，《澳門建築史》，《文化雜誌》35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社，11頁。春草堂

1009ManuelVicente,HistoryandTransformationofSocialHousingProjectsinMacao.楊仁飛，《澳門近代都市格局》，《文化雜誌》第32期，123頁。轉引自：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文化雜誌》36、37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社，1998年，121頁。坦克雷多．多．卡薩爾．利貝羅：關於1883年6月至1884年澳門綠化的報告，見1885年6月2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阿豐索，《澳門的綠色革命》，《文化雜誌》36、37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社，115頁。王達文，《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224頁。

102103社會背景由於世界和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澳門在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兩次大的移民潮，一次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另一次是20世紀中葉的60年代，人口的劇增導致城市急速的擴張和佔用空地。為了解決基本的居住需求，20世紀中期，澳門政府將城市建設的控制權交給了投機商和開發商手中，並不加區別，毫無規劃地將舊建築改建成以多層和高層為主的新樓宇，在南灣、海邊、新馬路和東望洋山建高層酒店和娛樂場，以混凝土為主要材料的國際式風格成為主流，形成千篇一律的混凝土方盒子建築，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澳門文化財產保護法令的頒佈才開始有轉機。在相應住宅的建設和分配的制度上，政府採取了樓宇分層、分單元買賣形式和准予分期付款購買樓宇的辦法，加快了住宅建設的速度。各種類型的公建也是大量建設，並呈現出向高層發展的趨勢，建築風格則緊緊追隨歐美流行時尚，各種建築管理條例的制定也多參照香港和歐美地區。1980年代中期，澳門政府開始和私人發展商聯手開發公共屋宇，這種開發住宅的運作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現代時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今

104105香港公共屋宇的經驗。政府一方面通過提供廉價土地，以降低最低面積標準來降低單元造價，另一方面還提供市民低額貸款，鼓勵購買樓宇。澳門地產業在各種因素刺激下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大量的高層住宅建築拔地而起，尤其是在外港填海地區，方格網式的道路規劃和沿街林立的高層建築，形成了與舊城區完全不同的城市風貌。建築材料的現代化新技術的推廣還表現在建築營造過程中對新材料的使用，澳門早期近代建築的主要材料以磚、木、石等為主，19世紀中期之後，水泥逐漸成為主要建築材料而被廣泛使用。早在1886年（光緒十二年），澳門青洲島已出現了水泥廠，該廠位於青洲島東南的原三巴仔聖若瑟修院屬地內，是由香港的英國廠商租地建造，稱為“青英水泥廠”，又稱為士敏土（Cement）廠。據《香山縣誌續編》稱：該廠每年納租銀達一千二百兩。於1886年開工生產，水泥廠以廣東英德石和就地挖取的河泥、山石作原料，粉碎加水攪拌，製成一定的形狀，在陽光下曬乾，然後放進特製的水泥窖中，用從日本進口的炭燒製，最後將燒製成的水泥塊用粉碎機磨成細粉。生產的水泥品質很好，水泥廠規模相當大，除了澳門自用外還大量外銷，1917年全澳第一條水泥馬路——伯多祿局長街所用水泥就出自該廠。1923年，澳葡當局實施內港計劃開始填塞青洲海灘擴建青洲大堤時，因該廠正位於大堤要衝處，英國人曾在此自建一個鐵閘以阻止澳葡當局工程的繼續進行。1925年，青洲水泥廠遷往香港九龍。外港新區現代城市建築

10610720世紀初，在青洲還建造起了大型的磚廠，用機器打磚，以煤為燒磚原料，共有磚窯十多個，一些生產其他建築材料的工廠也逐步在澳門出現，例如在青洲出現的兩間燒灰廠，以蠔殼為原料，以木材為燃料進行生產，供應居民建造房屋住宅之用。建築風格的現代化鋼筋混凝土建築在20世紀初出現在澳門，逐漸影響改變澳門傳統的建造模式，新的建造模式也促成新的建造風格出現，一開始鋼筋混凝土建築還是採用古典的拱券形式，例如20世紀初期建造的郵政總局辦公樓、助學會大樓以及消防局辦公樓，這些建築室內空間佈局靈活，但仍以較為古典的風格出現，體現出一種折衷的態度。而後出現了一種較為簡潔的、向現代過渡的建築風格——ArtDeco，1918年建成新馬路，而後兩邊陸續修建起的券廊建築就較多表現為此種風格，並最終形成簡潔的現代主義風格，這種新的建造模式促進了澳門建築發生整體性變革，成為之後澳門建設中出現最多的一種建築風格。至20世紀30年代，澳門出現了純正的現代建築，如郵政局大樓

108109助學會大樓（上）高美士中葡學校（下）紅街市

110111着簡潔的立體主義手法，澳門近代傳統建築形式已逐步為現代建築取代，現代建築開始在澳門蓬勃發展。城市基礎設施更新19世紀末，為迎合城市職能的轉變，創造良好的城市環境，澳門傾力進行城市衛生的治理，配備了一些具現代意義的城市設施，如公廁。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上海《點石齋畫報》曾刊登相關圖畫和跋文予以介紹，跋文說“近日葡人在澳門地面創立大便公鈔，列廁於市，派人看守，凡仕商賜顧者每人須納一文錢”。據當時報導，這項市政建設是由澳門政府在同年九月下旬開會決定實施的，這是當時澳門城市建設和管理的一個重要舉措，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城市從近代步入現代的過程。關於公共交通，20世紀30至40年代之前，人力車還是比較經濟實惠的大眾化交通工具，到20世紀50年代，第一輛汽車在澳門出現，標誌着澳門交通工具跨入現代社會，1927年創辦的澳門的岐山車站是當時最大的一家汽車運輸企業，主要經營澳門至廣東乃至全國各地客貨運輸業務。國際大飯店高美士中葡學校、國際大飯店、以及大量的集體居屋，城市設施、港口樓宇等，這些建築都具有簡潔的幾何形狀，無繁瑣裝飾，外牆粉刷，帶形長窗等現代主義建築的特徵。另外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是建於1936年的紅街市，它是當時澳門最大的市場，磚紅色外牆，白色的飾樑，體現

112113澳門對其他城市基礎設備的改造，從19世紀初開始也在逐步進行：1800年澳門開始有郵政服務，1844年澳門與香港的電報通訊開通，1929年郵政大樓落成。1873年治理市場的衛生，在大炮台與望廈之間的所有區域鋪設下水管道。1884年，澳門半島和離島之間的電報業務開始，從那年起還有每天通過郵政船舶的正常書信傳遞。19世紀後期，歷史上首次進行的公共照明設施的建設。1871年，澳門開始用2032盞油燈為城市照明，而負責點燈加油的工作則由澳門議事局定期招投，由專人承包。1903年，城區開始安裝電燈。19世紀末，澳門出現自行車，澳門政府還專門規定一些街道為自行車道。1920年無線電話開通，1929年無線電報接通，1933年無線電台成立，每週播音三次。1936年建起供水系統，開始了自來水供應。1948年，澳門與香港、石岐、廣州、江門的長途電話開通。除城市設施現代化外，同一時期一些建築也開始配備現代化設備，如1928年開業的總統酒店，該酒店當時被稱為“葡萄牙殖民帝國最高的酒店”，也是澳門第一座摩天大樓。在這座建築中，廚房配有現代化的電器，如通風、加熱和冷凍等設備。此外酒店還配有電梯，可以看出電力在酒店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國華戲院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劇院建於1931年，是澳門第一座放映有聲電影的劇院，當時報紙稱“這是澳門唯一可以和香港一流戲院抗衡的戲院，椅子是特製的，有軟靠背，寬闊而安全，原料均由上海訂購……儀器均由著名的享譽全球的西部電力公司製造”。除公共建築外，在一些私人住宅中也開始出現現代化設備，如“白宮”和“快樂宮”等豪宅配備了抽水馬桶等現代化設施。城市博彩建築20世紀60年代，葡澳政府頒佈法令將賭博業合法化，博彩業成為龍頭產業，經營博彩業的澳門旅遊娛樂公司交納大筆專利費和博彩稅，帶動了澳門的經濟發展，澳門逐漸發展成為名聞世界的賭城，這促使在這一時期修建了大大小小的許多賭場和娛樂場等建築，其中最為著名便是由華人建築師梁達民設計的葡京娛樂場。1980年代後期，澳門政府開始重視對城市整體風貌的控制。在整體規劃的控制下，開始以一種反省的態度進行城市和建築設計，一方面在舊的城市網絡中謹慎地植入現代建築，另一方面結合城市風貌進行古跡建築的保護和利

114115用，這些措施較好地維護了澳門的城市面貌。總之，這一時期不僅對澳門建築，甚至對整個澳門社會來說都是一個重要過渡與轉型時期，新建築形式出現、海底電纜的啟用、自動電話的安裝、郵電大廈的興建和其他一些工程的完成，這些新的基礎工程建設，成為澳門現代化的信號，預示着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發生着深刻的變化。結語近年來，各地學者對於澳門舊城區與建築遺產研究興趣日增，特別是在2005年澳門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之後，澳門研究更是成為一個熱點，一方面體現出澳門政府和研究機構重視程度的加大，同時也體現出澳門城市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吸引力。關於“澳門城市與建築發展”未來研究展望，首先，這種研究仍需加強，澳門城市與建築專項研究是澳門文化史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常常提到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具體而真實的體現，也是澳門“城市魅力”的有形體現。其次，作為有豐厚文化積澱的澳門社會需要有足夠豐厚的建築專題研究積澱，以展示其特有的文化內涵，並據此作為未來城市發展持久的文化動力；最後，除了研究之外，還需要拓展及利用各種可能管道，將研究成果呈現給大眾。不瞭解澳門城市與建築發展歷史，就不能夠讀懂豐富多彩澳門城市與建築背後的滄桑與深意。感謝亦師亦友辛向陽教授，在寫作過程給予方向性的指導，同時，他的理解與鼓勵也是我近年來能夠持續澳門葡京娛樂場

116117研究的重要原因。感謝東南大學建築系“澳門研究”的兄弟姐妹們，當初一同跟隨劉先生在澳門開展紥實的調研工作，互相鼓勵，如今這些經歷與成果是我後續研究的堅實基礎。最後，尤其感謝澳門基金會在推廣澳門文化方面的所做的努力，並給予本書的出版發行各方面的支持，希望澳門城市與建築專業研究能夠繼續深入，並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與推廣。在研究過程中還得到以下一些基金與專案支持，在此一併致謝。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專案號：51278228）、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專案（專案號：2011ZDIXM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專案號：JUSRP51318B與JUSRP21149）、江蘇高校“青藍工程”優秀青年骨幹教師計劃。由於本書受篇幅所限，內容相對簡要，加之完成時間較短與作者能力所限，難免掛一漏萬，很難盡述澳門歷史發展中所有重要建築及影響其發展的各種事件，只能以點帶面，管中窺豹，誠摯盼望各位讀者對本書的缺點提出寶貴的意見，以便日後的增補與修正。2013年8月參考文獻1. 《香山縣誌》卷八《海防》，清道光八年。2. （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校註》，趙春晨點校，澳門文化司署，1992。 3.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1999。4. 吳志良，楊允中，《澳門百科全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5. 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6. 黃啟臣，《澳門通史：遠古—1998年》，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7. 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 劉先覺，陳澤成，《澳門建築文化遺產》，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5。9.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1999。10. 鄧開頌，黃鴻釗，吳志良，陸曉敏，《澳門歷史新說》，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11. 〔瑞典〕龍斯泰著，吳義雄、郭德焱、 沈正邦譯，《早期澳門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12. 〔葡〕官龍耀著，崔維孝譯，《葡萄牙城市》，澳門：澳門文化學會，1990。13. 〔葡〕若澤．曼努埃爾．費爾南德斯，《葡萄牙建築》，北京：中國文聯出版中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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