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知識叢書澳門古籍藏書鄧駿捷

澳門古籍藏書

澳門知識叢書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基金會澳門古籍藏書鄧駿捷

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責任編輯  向婷婷裝幀設計  鍾文君　李達叢 書 名  澳門知識叢書書    名  澳門古籍藏書作    者  鄧駿捷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499號北角工業大廈20樓    澳門基金會    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印    刷　深圳市森廣源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71區留仙一路40號版    次   2012年6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規    格　特32開（120mm × 203mm）108面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3030-5    © 2012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著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 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跡）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者的努力，感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羡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 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導言 / 006何東圖書館 / 010 澳門博物館 / 034 澳門大學圖書館 / 046宗教機構 /078古籍藏書與澳門社會文化 / 094後記 / 101參考文獻 / 102圖片出處 / 103

導言早在商周時期，中國就已經有了圖書典籍，並且一直以其作為承傳智慧、記錄文明的主要載體。同時，外來文化的輸入和傳揚，也以翻譯和撰著書籍作為重要的媒介。中國人對紙的使用比歐洲早 1,000年，利用印刷術則要比歐洲早 600年。造紙和印刷術的發明和傳播，對於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無論是稿本、抄本，還是雕版印本、活字本，中華古籍在書寫、刻印上都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水平，無愧為世界藝術之林中的一株奇葩。古籍圖書的典藏，歷經聚散，背後大多包含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悲歡離合，往往讓人不禁發思古之幽情，歎世事之靡常。發掘和研究中華古籍藏書，不僅是一項學術文化工作，更是感知和探究華夏民族以及與其交往的其他各族人民的精神心靈的有效途徑之一，意義殊為重要。彈丸之地的澳門，自 16世紀葡萄牙人踏足伊始，便逐漸成為中外文化融匯的前沿地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因而形成了多元並包的文化性格。澳門在歷史上出現過一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著作，而現實中同樣存藏着不少珍貴的古籍圖書。中文古籍與外文文獻共同構成了豐富多采、別具特色的澳門文獻和藏書寶庫。另一方面，古籍圖書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更加發揮着維持民族自信心和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澳門的中文文獻和古籍藏書是連繫澳門與祖國的文化紐帶，它們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生生不息，與異質文明共生共存，融匯發展。因此，澳門古籍藏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的歷史面貌和社會文化，說明了澳門在保護和傳承人類文明上所作出的應有貢獻，未可輕易忽視。澳門中文古籍藏書的分佈與古代的藏書系統大體一致，基本上是四分天下的格局，即政府的公共藏書、學校的學術藏書、教堂寺廟的宗教藏書以及私人的鑑賞藏書。目前除了何東圖書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已經開展了初步的整理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中文古籍還處於“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亟待全面地訪查、整理和刊佈、利用，加強其保護條件。

最後有兩點必須說明：一、中文古籍通常專指自唐代雕版印刷以來至 1911年之間所產生的、內容為反映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印本和寫本。但是，鑑於澳門的特殊歷史背景和古籍藏書的實際情況，本書也兼及介紹一些中外人士翻譯和撰寫的非關中國傳統文化的中文古籍，並且略加延伸至民國時期的線裝書。二、除中文古籍外，澳門多個藏書機構（如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聖若瑟修院圖書館）還保存有大量珍貴的外文古書，然而限於本書的寫作範圍，雖然偶有涉及，但不會作全面的介紹，祈請各位讀者鑑諒。南宋刻本《漢書》 明代抄本《永樂大典》

011澳門公共圖書館的中文古籍，主要存藏於澳門中央圖書館轄下的何東圖書館。何東圖書館大樓建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以前，原為官也夫人（Carolina Antonia da Cunha）的府第。之後數易其主，1918 年歸香港富紳何東爵士所有，並用作夏季來澳門避暑的別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被日軍佔據（1941-1945），何東爵士曾一度移居於此。1955年，何東爵士逝世，後人遵照其遺囑將大樓贈予澳葡政府，同時捐贈 25,000港元，用於購置中文圖書，建立一所收藏中文書籍的公共圖書館。1958 年 8月 1日，何東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是當時澳門最具規模的中文公共圖書館，也是港澳地區唯一一所園林式圖書館。何東圖書館樓高三層，底層的前半部分是遊廊，二、三層相應的位置為內廊。立面每層開有五個拱券式大窗，佈局對稱，券間的牆設有愛奧尼式薄壁柱。大樓通體粉刷為黃色，壁柱、券線、檐口等飾以白色線條，而窗框則為綠色，屋頂是紅瓦四坡頂。該樓有開闊的前庭和後園，前花園黃色的圍牆與綠色拱形鐵柵門相映對比，石板小路直通正門，左側有假山、噴水池，還遍植了高大的樹木。後花園結合地勢做成台地形，空間層次豐富。這座古典優雅何東圖書館

012 013的大樓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於 2005年 7月 15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在何東圖書館服務澳門市民近半個世紀之後，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出於保存歷史建築物和發揮現代化圖書館功能的考慮，斥資千萬，在後花園側興建了新大樓，新大樓已於 2006年 11月 13日投入服務。目前何東圖書館新舊大樓的建築面積合共為 3,195平方米，花園面積 1,583平方米，閱覽座位 540多個，藏書量可達 10萬冊，是全澳最大的公共圖書館。大樓內設有藏書樓、多功能廳、室內和戶外閱覽區、兒童閱覽區、多媒體視聽區、休憩區、自修室、平台花園、書庫、行政區、ISBN中心等多個不同的功能區域，提供借還圖書和視聽資料、期刊閱覽、寬頻上網、音樂和電影欣賞、參考諮詢、展覽、講座、辦理ISBN、代辦 ISSN和 ISRC等服務，可說是集藏書、資訊、學習、人文、休憩於一體的圖書館。劉承幹“嘉業堂”舊藏十六種大樓的二樓為“何東藏書樓”，室內陳設雅致。正廳牆上懸掛的楹聯，中堂的何東爵士遺像，書房內的古典桌椅、雲石台板，與四壁的古籍融為一體，散發着中國古典書齋的特有韻味。何東藏書樓現藏有五千多冊的中文古籍，其中以近代著名藏書家劉承幹“嘉業堂”舊藏的十六種善本最惹人注目。劉承幹（1882-1963），浙江吳興（今湖州）人，字翰怡，號貞一、求恕居土，晚年自稱嘉業老人。劉家經營繅絲，富甲一方。劉承幹喜愛收藏古籍圖書，經過若干年辛勤搜集，甬東盧氏“抱經樓”、獨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結一廬”、豐順丁氏“持靜齋”、太倉繆氏“東倉書庫”等十數家的藏書盡為劉氏插架之物，“收藏遂富甲海上”（繆荃孫《嘉業堂叢書序》）。光緒皇帝死後，劉承幹何東圖書館大樓

014 015捐款在崇陵植樹，宣統皇帝頒賜九龍金匾“欽若嘉業”。民國九年（1920）至十三年（1924），劉承幹在浙江南潯鎮西南郊小蓮莊鷓鴣溪畔建成藏書樓，命名為嘉業堂。自 1933年後，劉氏家道中落，不得不變賣藏書，其中十六種輾轉由居澳葡萄牙學者白樂嘉（José Maria Braga，1897-1988）所得，其後於 1958年售予何東圖書館。以下是“嘉業堂”舊藏十六種的簡目：1. 《資治通鑑大事錄》一百四十四卷，48冊，（清）李祖陶輯並評點，清稿本。2. 《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篇》五十卷，40冊，（清）張星曜編，清稿本。3. 《中興綱目》十卷，10冊，（清）徐樹丕輯，清抄本。4. 《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18冊， （明）雷禮輯，明抄本。5. 《聖政記》十卷，10冊，明抄本。6. 《皇明大政記》三十六卷，33冊，（明）朱國禎輯，明崇禎《皇明史概》本，（明）錢謙益批校。7. 《皇明大訓記》十六卷，16冊，（明）朱國禎輯，明崇禎《皇明史概》本。8.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47冊，（明）朱國禎輯，明崇禎《皇明史概》本，（明）錢謙益批校。9. 《三朝要典》二十四卷原始一卷，22冊， （明）顧秉謙、徐紹言等纂修，明天啟六年（1626）內府刻本。10. 《罪惟錄》九十卷，100冊， （清）查繼佐撰，清抄本。11. 《江南野史》十卷，4冊， （宋）龍袞撰，清抄本，（清）趙輯寧跋。12. 《雍大記》三十六卷，20冊， （明）何景明撰，明嘉靖刻本， （清）楊自牧跋。嘉業藏書樓

016 01713. 《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不分卷，150冊，（清）翁方綱撰，稿本。14. 《桯史》存卷一至卷三，1冊，（宋）岳珂撰，清文瀾閣《四庫全書》本。15. 《太平御覽》原一千卷，100冊（缺卷七四一至卷七五○，合 1冊），（宋）李昉等纂，明楊氏黑格抄本，（清）繆荃孫校、費念慈跋。16. 《國朝典故》六十二種一百一十卷，32冊，（明）朱當 編，明抄本。在這批善本古籍中，以《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最為珍貴。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谿，晚號蘇齋，直隸大興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任廣東、江西、山東等地學政，官至內閣學士，降調鴻臚寺卿，卒年八十六。翁氏學問賅洽，勤於著述，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有創獲，尤以書法馳譽於世，位居清代四大家“翁劉（墉）梁（同書）王（文治）”之首，著有《經義考補正》、《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略》、《石洲詩話》、《復初齋詩集》、《復初齋文集》等數十種。翁方綱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入四庫全書館參與修（上）翁方綱像（下）《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

018 019書，先後斷續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近二十年。《四庫提要稿》為翁氏手書稿箋，後經粘裱，成為今日所見的經摺裝。此稿是翁氏在四庫館中擔任“校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負責校閱採進圖書時所撰的札記及提要稿，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和叢書，計經部 190多條，史部 220條，子部 180多條，集部 160多條，叢書 90多條，共著錄經眼圖書 1,000餘種，數量龐大。此稿是現存內容最豐富的《四庫全書》以及《四庫全書總目》編纂原始記錄，對於研究《四庫全書》這部曠世鉅編，具有重大的意義。《四庫提要稿》的流傳，曲折多舛。翁方綱身後蕭條，所撰詩文手稿散逸四處。直至清末，《四庫提要稿》曾經為南海伍氏“粵雅堂”、貴池劉氏“玉海堂”等分別收藏，民國初年歸入嘉業堂。20世紀 40年代初，《四庫提要稿》又從嘉業堂流出，抗戰中為張叔平所得，中經朱嘉賓短暫收藏。抗戰後由張氏自上海寄至香港出售，終為白樂嘉所得，後轉歸何東圖書館，自此《四庫提要稿》深藏館中長達半個世紀。20世紀末，澳門中央圖書館職員重新發現此稿，於是先後邀請上海圖書館館長顧廷龍先生、浙江省圖書館古籍部何槐昌先生、華東師範大學周子美先生等進行鑑別，明確定為真本。其後館方將之交付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和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整理，並於 2000年出版了線裝影印本兩函十八冊，世人終可一睹它的真實面貌。然而，由於原稿散亂，不易識讀，故此館方復請上海復旦大學吳格先生負責標點校勘，並於 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整理本，此舉有利於此稿的進一步流傳和研究。《四庫提要稿》是《四庫全書》編纂史上的重要文獻，又是著名學者、書法家翁方綱的親筆真蹟，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以及藝術價值。2010年，它被收錄於中國文化部評定公佈的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之內。《 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三批）證書

020 021明末清初人張星曜的《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篇》稿本也甚為珍貴。張星曜（1633-1715或以後），字紫臣，杭州府仁和縣人，於康熙十七年（1678）領洗，教名 Ignatius（依納爵），著有《聖教贊銘》、《天教明辨》、《天儒同異考》、《天學通儒》、《葵窗辨教錄》等宣傳天主教的作品。《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篇》的序言撰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可知是張氏皈依天主教後的晚年作品。內容主要從史事和義理兩個方面批駁佛道二教，補正儒學，書後又附有《家學源流》。此稿對於了解張星曜這位重要的中國天主教徒的思想，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除稿本外，“嘉業堂”舊藏十六種中還有數種重要的明清抄本，其中明抄本《太平御覽》今存 99冊，僅缺 1冊十卷。此本用紙有二種，一為白紙，一為黃紙，黑格，書耳印有“楊氏私記”，從筆跡上看，抄寫者應有數人。想是楊姓主人有緣借得《太平御覽》，考慮到此書流傳不廣，所以僱請抄手數人傳抄於專用書紙上，時間似乎應於明嘉靖年間（1522-1566）。宋四大書，以《太平御覽》最先，次為《太平廣記》、《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的宋刻本有數種，可惜國內皆已湮滅不存，今傳世者皆為殘本。明代只有萬曆元年（1573）倪炳刻本、明萬曆二年（1574）周堂銅活字印本二種，明代抄本雖然存世較多，但是全帙者僅一部（藏於北京市文物局），其他皆為殘本。因此，何東圖書館所藏此本甚為珍稀，而且上有近代著名學明代抄本《太平御覽》

022 023者、藏書家繆荃孫（1844-1919）的校語，更加增添了它的學術價值。不得不提的是《四庫全書》文瀾閣本《桯史》。《四庫全書》先後共抄寫七部，分別藏於北京圓明園文源閣、紫禁城文淵閣、熱河行宮文津閣、盛京文溯閣等“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以及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等“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文瀾閣本在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二次攻入杭州時損失大半，散迭的《四庫全書》中包括南宋人岳珂（岳飛之孫）所撰的《桯史》一冊，後為劉承幹所得。文瀾閣本《桯史》卷一至卷三，合1冊。原書曾改為硬皮精裝，現為線裝。提要兩葉，卷一共十四葉，卷二共十四葉，卷三共十七葉，合計四十七葉，另有“詳校官學錄臣陳之綱”黃籤一條。卷一第一葉上方鈐有“古稀天子之寶”白文印，卷三第十七葉上方鈐有“乾隆御覽之寶”朱文印。全書紙質潔白，筆墨清晰，與紅欄朱印相映，雖然歷經兩百多年的顛簸流離，依然觸手如新，真不愧為書中珍品。其他的明清抄本，也有相當高的文獻和學術價值，如雷禮輯《皇明大政記》，雖有明萬曆三十年（1602）博古堂刻二十五卷本，但是何東圖書館所藏三十六卷本的抄寫和 《四庫全書》文瀾閣本《桯史》

024 025流傳時間，應較刻本為早。至於刻本，顧秉謙、徐紹言等纂修的《三朝要典》為明天啟六年的內府本。開本闊大，字大行疏，墨色潤澤，與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本不同，是難得一見的明代皇家刻印之書。明嘉靖本《雍大記》是古代雍州（今陝西、甘肅及青海額濟納地區）的地方志，此書傳世僅三四部，何東藏本雖屬後印，亦為少有之物。此外，明朝天啟年間內閣首輔朱國禎《皇明史概》六種中的《皇明大政記》、《皇明大訓記》、《皇明大事記》，是明代崇禎年間（1628-1644）的刻本，記載了明代掌故、朝章典制、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社會風俗、中外交通、倭禍邊患、人物傳記及農民起義、市民暴動等內容 。因曾被清朝列為禁書，所以流傳不多，於今頗為可貴。 明內府刻本《三朝要典》

026 027澳門文獻與宗教圖書何東圖書館古籍藏書中有一定數量的澳門地方文獻。明清時期，澳門隸屬香山縣管轄，所以《香山縣志》中有不少關於澳門的史料。中國古代有續修方志的傳統，由明代至民國，《香山縣志》先後至少纂修了九次，其中明代三次、清代五次、民國一次。館內所藏《香山縣志》計有三種，分別是：清乾隆年間知縣暴煜修、李卓揆輯《香山縣志》十卷，乾隆年間刻本；清道光年間知縣祝淮修、黃培芳等輯《香山縣志》八卷，道光七年（1827）刻本；民國年間知事厲式金修、汪文炳等纂《香山縣志續編》十六卷，民國十二年（1923）刻本。此外，民國十一年（1922）出版的《鏡湖醫院壬戌徵信錄》鉛印本，內容包括了醫院的內部規條、捐贈者名錄、歷年開支帳目、治癒者及不治者名錄等，為後人了解澳門鏡湖醫院在民國年間的情況提供了可貴的史料。寓居澳門名人的著作也是澳門地方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何東圖書館藏有清代屈大均的《翁山文外》（民國年間《嘉業堂叢書》本）、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編》（宣統元年﹝ 1909﹞鉛印本）等。此外，更有近代改良主義教育家陳子褒及其澳門荷蘭園蒙學書塾編印的白話蒙學教材若干種。陳榮袞（1862-1922），字子褒，又號耐庵，江門外海人，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1895年，陳氏在赴京會試期間，參加了康有為、梁啟超組織的“公車上書”行動，積極參與戊戌變法。在變法失敗之後，逃往日本。1901年，陳子褒赴澳門，開辦灌根學校，從事啟蒙教育工作。當時的蒙學書籍皆用文言文，這種書面語言與口語相距甚遠，初學者難以理解運用。陳氏認為要實現國家富強，必須從教育婦女兒童入手，所以自己動手編寫出版了大量粵語白話小學教材。何東圖書館便藏有《改良繪圖婦孺新讀本》、《初次改良婦孺論說入清乾隆本《香山縣志》

028 029門》、《三次改良婦孺論說入門》、《婦孺信札材料》、《婦孺淺解》、《婦孺須知》及《幼學婦孺韻語》等，這批蒙學著作是澳門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澳門在明清時期擔當起中西文化交流橋樑的重要角色，而圖書翻譯則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之一，澳門的古籍藏書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文化特性。何東圖書館藏有不少西方傳教士的宗教著作，如《聖經》譯本有：（美）花波氏《述史淺譯》，光緒十四年（1888）長老會刻本；《新約全書》，光緒三十年（1904）聖公會鉛印本；《舊新約全書》，宣統元年（1909）聖公會鉛印本；瑪竇、爾邇谷、露嘉、若望述譯《新約聖經譯註（四史聖經譯註）》，民國二年（1913）香港納匝肋靜院鉛印本等。至於其他宣傳教義教理之書，則有（英）本仁‧約翰（Bunyan John，1628-1688）撰、俾士（George Piercy，1829-1913）譯《天路歷程（土話）》五卷續六卷，同治九年（1870）至十年（1871）廣州惠師禮堂刻本。此書是一部講述基督信仰的宗教寓言，也是作者的寓言體心靈自傳，有官話、粵語、上海話等多種譯本。本仁‧約翰撰、容懿美譯《人靈戰紀（土話）》二卷，光緒十三年（1887）廣州美華浸信會刻本，此書是作者宗教小說“The holy war”（又名 the losing and taking again of the town of Mansoul）的粵語譯本。此外，還有（英）莫蒂母（Favell L. Mortimer，1802-1878）著、俾士氏譯《曉初訓道》，光緒二年（1876）廣州小書會翻刻本，此書是作者所著幼兒宗教啟蒙故事集“Peep of Day”的粵語譯本。（美）嚕但牧師著、那師奶繙譯《指明天路》十卷，光緒二十七年（1901）真寶堂書局鉛印本等。以上各書中，《舊新約全書》、《天路歷程》、《人靈戰紀》、《曉初訓道》、《指明天路》皆以粵語（羊城土話）寫成，明顯是針對廣東地區傳教工作而譯撰的通俗讀物。附帶介紹一本有趣的粵譯本西方小說─《辜蘇歷程》。此書是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1660-《天路歷程（土話）》

030 0311731）名著《魯濱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的粵語譯本，由英國教士英為霖譯，光緒二十八年（1902）羊城真寶堂書局刻本。全書共四十三章，配有插圖十數幅。自從清末林紓、曾宗鞏將此書譯成《魯濱遜飄流記》之後，膾炙人口，傳誦一時。粵譯本應從原文譯出，雖謂粵語，間雜英語語法，與林譯風格頗有不同。中外教科書近代中外教科書是何東圖書館古籍藏書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清代末年，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了天朝上國的固有觀念。隨着列強的持續入侵，不平等條約的相繼簽定，一些有識之士漸漸意識到國家民族正處於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想要擺脫和扭轉被動捱打的局面，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於是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主持下，開展了大規模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舊稱“同光新政”，所謂“洋務”，指諸如外事交涉、簽訂條約、派遣留學生、購買洋槍洋炮，以及按照西法操練軍隊（組建北洋、福建、南洋艦隊）、學習西洋科學、使用機器、開礦建工廠等，一切對外關係及與外洋往來有關的事情。其中由曾國藩規劃，李鴻章負責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簡稱江南製造局或上海機器局），是洋務運動中成立的軍事生產機構。江南製造局除了生產製造軍事機械之外，更設有廣方言館（即語言學校）、翻譯館及工藝學堂，介紹西方知識、培養語言和科技人才。又譯書 160種，以軍事科技為主，旁及地理、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何東圖書館中便有若干種江南製造局翻譯刻印的外國軍事教科書，如：（英）息尼德撰、（英）傅蘭雅口譯、（清）華備鈺筆述《兵船汽機》六卷附卷一卷，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美以納撰、白勞那撰、偉烈口譯、（清）徐壽筆述《汽機發軔》九卷表一卷，《兵船汽機》

032 033同治元年（1862）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刻本；（英）連提撰、（英）傅蘭雅口譯、（清）趙元益筆述《行軍測繪》十卷首卷一卷，光緒元年（1875）至三十四年（1908）刻本等。在國人致力於學習西方文明的同時，傳教士也把外國的經驗介紹到中國來。德國傳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1839-1899）在華傳教時，撰寫了《大德國學校論畧》七卷（同治十二年﹝ 1873﹞禮賢會刻本），講述了德國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以及各類中等技術學校、高等專門學校的概況。他又撰有《教化議》五卷（光緒元年﹝ 1875﹞禮賢會刻本），以德國的成功經驗為例，介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以上兩書，現皆藏於何東圖書館。何東圖書館還藏有一批漢洋合璧漢語教科書、清末民初傳統蒙學著作、近代新式教科書。漢洋合璧漢語教科書主要有：曾任職北京總稅務司公署的 A. Mouilleseaux de Bernières撰、澳門翻譯家伯多祿‧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1842-1912）譯的《公餘瑣談》（中葡對照），光緒十六年（1890）鉛印本，此書曾經專門用以教授澳門中央小學（Escola Central）的學生；（清）鄺容階編《增廣英語撮要》（中英對照），光緒二十四年（1898）申昌書室鉛印本等。清末民初的傳統蒙學著作刻本主要有：（清）張鐵任註釋《四書白話旁訓》六卷，（清）鄒聖脈纂輯《禮記全文備旨》十一卷（善美堂藏版），（唐）鄭氏撰《女孝經》一卷（文光樓發行）及《新增詩經補註附考備旨》八卷等。近代新式教科書主要有：姚祖義編纂《最新中國歷史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二年（1906）鉛印本；蔣維喬、莊俞等編纂《最新國文教科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二年（1906）鉛印本；會文學社編譯所編輯《初等小學生理衛生教科書》，上海會文學社，光緒三十三年（1907）石印本；陸費逵等編《新式國文教科書》，上海中華書局，民國九年（1920）石印本等。

035澳門博物館坐落於澳門著名歷史遺蹟大炮台之上。大炮台是耶穌會會士在 17世紀初興建的，在其後的三個多世紀裡，一直是澳門城市防禦系統的核心。因此，大炮台曾經長期被列為軍事禁區，直至 1965年軍營改建成氣象台後才開放為旅遊區。大炮台西側緊鄰澳門另一著名的歷史建築─大三巴牌坊（聖保祿學院旁的“天主之母”﹝Mater Dei﹞教堂遺址），大炮台和大三巴牌坊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澳門博物館於 1998年 4月 18日正式落成開幕。博物館樓高三層，面積約 2,800平方米。其中兩層建於大炮台平台之下，而最上一層則由原氣象台的地面建築改建而成，從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大炮台原有的建築風格和地貌特徵。 澳門博物館是一間展示澳門歷史和多元文化的博物館。館內的展品以其豐富和深刻的歷史文化內涵，展現了澳門數百年來的歷史變遷，講述了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在澳門和平共處的生活模式。博物館的一樓展區主要介紹中華文化及西方文化在 16世紀葡萄牙人到達澳門之前的各自發展歷程，澳門的早期歷史，中國人和葡萄牙人在澳門的貿易、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接觸，以及此後數百年間逐漸形成的澳門文化。二樓澳門博物館

036 037展區從不同側面展示澳門的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再現昔日民間日常生活的場景，尤其是澳門人在休閒娛樂、宗教儀式和民俗節慶等方面的情況。三樓展區展示澳門當代的文化藝術活動、城市發展面貌及過渡期事務等，並介紹以澳門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和藝術品。 博物館除了收藏有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外，近年通過捐贈和購買等方式，入藏了一定數量的中文古書。內容以澳門地方文獻為主，大多是晚清至民國年間的抄本、稿本和刻本。在博物館的藏書中，首先值得介紹的是鄭觀應《盛世危言》刻本，以及鄭氏《滎陽家譜》。鄭觀應（1842-1921）本名官應（或張應），字正翔，號陶齋，別署羅浮偫鶴山人等，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十六歲赴上海從商，曾充當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後在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局、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等擔任高級職務，投資興辦了不少貿易、金融、航運、工礦等企業。鄭氏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啟蒙思想家，同時也是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熱忱的愛國主義者，其經典著作《盛世危言》對當時及後來的中國政界、思想界產生過廣泛而且深刻的影響。鄭觀應幼年隨父鄭文瑞在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十號的鄭家大屋居住過一段時間，其後斷續往來於澳滬之間，晚年定居於澳門。自光緒十二年（1886）起，鄭氏在鄭家大屋用了五年的時間增補編定了《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全書貫穿“富強救國”的思想，對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各個方面提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澳門博物館

038 039案。因為流傳廣泛，所以《盛世危言》的版本眾多，不過《盛世危言》大多以鉛印方式出版，博物館所藏的則為清末巾箱本，是目前所見唯一以刻本形式刊行的《盛世危言》。此書原為清朝末代狀元劉春霖的舊藏，書中有多處眉批，或出自其手，較為珍貴。博物館還藏有鄭氏家族的《滎陽家譜》，清代光緒年間抄本。此譜原為鄭觀應之弟鄭思賢所藏，封面簽題“積善堂存本”，積善堂即其堂號。此譜不僅為後人了解鄭氏家族提供了可貴的材料，其中更有多處稱鄭觀應為“張應”，可知“張應”或為其原名。博物館所藏古書的另一特色，就是擁有一批趙氏家族舊藏的圖書文獻、書畫文物等。澳門趙氏家族源出北宋太宗皇帝趙匡義（光義）一脈，至明洪武十九年（1386），第十二世趙友直（字彥方）先任福建南平知縣，後任香山知縣，並於任內去世，從此趙氏一族立籍香山。明末崇禎年間，第二十二世趙友璧（號英玉，1642-1715）與母親劉氏由上柵遷居當時恭常都望廈地方，這是趙氏定居澳門之始，其後開枝散葉，傳至今天已經第三十二代了。居澳三百餘年，望廈趙家對澳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曾產生過深遠的影響。趙氏向來重視教育，“世清末巾箱本《盛世危言續編》

040 041序相承，以孝友傳其家，《詩》、《書》世其業，子若孫，皆彬彬秩秩，有都人士風”（《趙氏家廟碑記》）。族中先後有二人考上舉人、二人入貢、一人入監學、二人入國學，如此輝煌的成績，相信在澳門的家族史上可謂絕無僅有。其中尤以乾隆嘉慶年間第二十五世趙元輅、第二十六世趙允菁父子相繼獲中舉人，“父子登科”一時傳為美談。趙元輅（1739-1780），字任臣，號九衢，又號仲樸，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考得科舉第十八名舉人，可惜病逝於赴京考取進士期間。趙允菁（1768-1834），字孔堅，號筠如，趙元輅長子，於嘉慶六年（1801）考得科舉第四名舉人。道光六年（1826），被授予南雄州始興縣教職兼主講文明書院，後遷連平州學正。趙允菁有兩個很出色的學生，一是中山人曾望顏（字瞻孔，號卓如，1790-1870），一是珠海人鮑俊（字宗垣，號逸卿，別號石溪生，1797-1851）。他們都是道光年間的進士，前者曾任光祿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出順天府尹、陝西巡撫和四川總督，後被召入京授內閣侍讀學士。後者授翰林院庶起士，改刑部山西司主事，是晚清嶺南的著名詩人、書畫名家，被稱為嶺南才子、香山文壇領袖。嘉慶年間，趙元輅父子在望廈村開辦澳門最早的私趙元輅像

042 043塾，塾址就設在普濟禪院對面的趙氏家廟中一個偏殿。除了教授《三字經》、《千字文》等蒙書以及“四書五經”之外，還讓學生學習地理、歷史等知識。趙氏私塾為望廈村培養了不少人材，如招子庸、曾望顏等都曾是私塾的學生。直至 20世紀中後期，趙氏仍有家族成員在新式中學從事教育工作，可見其對澳門教育事業貢獻之大。與此同時，趙氏家族也積極參與澳門的政治、經濟等社會活動，發揮過不少正面的影響。如趙元儒（趙元輅之弟）、趙允菁曾聯同澳門紳商向香山知縣彭昭麟禀請更換澳葡兵頭，致函澳門議事會挽留澳葡執事官。趙允菁又參與擴建普濟禪院，撰有《重修澳門望廈村莊普濟禪院碑記》，並多次就開設鴉片館、民居防火、私佔官地等事稟呈香山縣丞。為了表彰趙允菁的功績，道光皇帝誥封其父趙元輅為“修職郎”，誥封其母張氏為“八品孺人”。其後，趙允菁子趙勳（字宗屏，1790-1851）和鮑俊參與了策劃沈志亮刺殺澳督亞馬勒之事；趙仲開（1838-1895）報請澳葡政府，派遣兵艦截回販運苦力（俗稱“賣豬仔”）的船隻；趙士樂（1890-1954）出任鏡湖醫院值理會值理，參與抗日救亡的工作。由此可見，趙氏家族在當時澳門的華人社會，可謂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浦江趙氏家譜》趙家在澳門曾先後有兩個家祠：一在望廈村，一在趙家巷；而趙家巷二十六號的趙家大屋，則是在第二十八世趙仲開時遷入的。20世紀後期，趙家大屋日漸破毀，大量圖書文獻散出。今保存於博物館的趙氏家族圖書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是趙氏家譜、傳記的抄本，如《趙書澤堂家譜》、《浦江趙氏家譜》、《九衢公行略》等，它們為了解趙氏家族及其在澳門的活動，提供了可貴的材料。二是趙氏族人的詩文集抄本、稿本，如《宛如公雜

044文》、《宛如公詩集》是趙允菁的作品（其中前者還附有鍾鳳石、蔡湘生、吳磐石、黃在菴、黃次皋、莊植芳等人的評語），以及趙仲漳的《鄴生試律詩稿》、趙不爭的《雲孫詩集》（稿本）等。它們不僅為了解趙氏家族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前所未見的材料，更加補充了澳門清代以至近代文學史中本土文人作品的缺環，意義重大。三是趙氏舊藏的古籍，如：《日用雜字》，道光十四年（1834）刻本；（清）饒旬宣纂《奏摺譜》，光緒九年（1883）刻本；《科名金鍼》，光緒二十一年（1895）寫刻本；（清）林謙撰《類字訓蒙》，清末翼賢堂刻本；（清）芍唐居士撰《夷艘寇海記》，清末抄本；黎慶恩撰《拙存堂詩》，民國鉛印本；一些唐詩、古文的抄本等。此外，博物館還藏有趙元輅的圖像、趙允菁科舉考試的入場憑證、道光皇帝的誥命，以及趙家舊藏的眾多字畫、書信等，可以說是目前趙家文獻、文物收藏最為豐富和集中的機構，這些藏品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整理和深入研究。

047澳門大學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成立於 1981年，前身是澳門東亞大學圖書館，新館於 1999年落成，樓高五層，面積約 15,000平方米。目前共有中、英、葡、日文等圖書 40餘萬冊，每年圖書平均增長量為4萬餘冊，館藏特色文獻包括澳門文獻、中文古籍，以及歐盟等國際組織出版物、美國研究資料、葡文法律文獻等。澳大圖書館現藏有中文古籍 7,000餘種，14,000餘冊，主要是明清時期的刻本、套印本、抄本、批校本等，包括傳統的四部著述，並有大量嶺南和澳門的地方文獻以及西洋宗教譯著。以數量而言，可以說居全澳各藏書機構之冠。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室

048 049（明）王廷相撰《王氏家藏集》，嘉靖刻本；（明）王世貞輯《尺牘清裁》，隆慶五年（1571）王世懋寫刻本；（明）薛應旂撰《憲章錄》，萬曆二年（1574）陸光宅刻本；（漢）劉向撰《說苑》，萬曆中程榮刻《漢魏叢書》本；（宋）宗澤撰、（明）張維樞選《宗忠簡公文集》，萬曆三十三年（1605）宗煥刻本；（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明末刻本等。清刻本、抄本中較為珍貴的有：（梁）蕭統輯、（唐）李善註《文選》，清初汲古閣本；（清）錢謙益註《杜工部集》，康熙六年（1667）季振宜靜思堂刻本；（清）潘高撰《南邨詩稾》，康熙十九年（1680）鶴江草堂刻本；（宋）陸澳大所藏古籍主要來自近代嶺南學者汪兆鏞（1861-1939）、汪宗衍（1908-1993）父子的一批舊藏，計有 360餘種，3,000餘冊。汪氏微尚齋構成了館藏古籍的主體，亦是最有價值的部分，主要包括史部和集部（多為嶺南文獻），更有一些罕見的刻本、抄本及清代以來著名學者、藏書家的批校題跋本。此外，還有香港大學陳君葆教授（號水雲樓主，1898-1982）的部分藏書，計有 4,500餘種，6,500餘冊，以詩文集為主，多為清代刻本；澳門歷史文化學者陳煒恆先生（1962-2007）的全部藏書，計有 100餘種，1,200餘冊。明清善本古籍中的善本，向來以其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和藝術代表性為世人所重，澳大所藏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的刻本、抄本及具有特色的批校本、套印本共 100餘種。明刻本中較為珍貴的有：（宋）劉恕撰、史炤音釋、（明）王逢輯義、劉剡增校、劉弘毅補註《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劉氏慎獨齋刻本；（宋）姚鉉輯《重校正唐文粹》，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本；（明）陸深撰《儼山外集》，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三十年（1551）陸楫刻本；《重校正唐文粹》

050 051游撰、（清）楊大鶴選《劍南詩鈔》，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清）宋犖撰、邵長蘅選《宋氏綿津詩鈔》，康熙三十四年（1695）刻本；（清）錢謙益撰《錢牧齋先生尺牘》，康熙三十八年（1699）顧氏如月樓寫刻本；（陳）徐陵輯《玉臺新詠十卷》，康熙五十三年（1714）硯豐齋寫刻本；（清）楊陸榮撰《三藩紀事本末》，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清）馬驌撰《繹史》，康熙刻本；（清）朱彝尊輯、汪森等評《明詩綜》，康熙刻雍正印朱氏六峰閣本；（清）郝玉麟等修、魯曾煜等纂《廣東通志》，雍正九年（1731）刻本；（明）區大相撰《區太史文集》，雍正刻本；（清）翁方綱撰《粵東金石略》，乾隆三十六年（1771）石洲草堂刻本；（清）任果等修、檀萃等纂《番禺縣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清）黃景仁撰《竹眠詞鈔》，（清）吳蘭修校抄本；（宋）田錫撰《咸平集》，清抄本等。在眾多的清代刻本中，有不少是嶺南地區的套印本。如（清）王世貞等評《杜工部集》，光緒二年（1876）廣州駱浩泉翰墨園刻六色套印本；（清）許槤評選《六朝文絜》，光緒三年（1877）馮竹儒讀有用書齋摹刻朱墨套印本；（清）黃淳耀評、黎簡批點《李長吉集》，光緒十八年（1892）刻朱墨套印本等。以上各書，皆是體現中國古代精良印刷術和藝術特色的地方刻書佳品。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個別本子或目前尚未見於公私書目的著錄，或具有較高的文獻和學術價值，而其中三種已收錄於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以下取五種略作介紹：1. 《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五卷《資治通鑑釋例》一卷。此書原為清聖祖第十三子怡賢親王允祥之子怡親王弘曉（?-1778）所藏。劉弘毅為明中葉福建建陽書坊慎獨齋主人，自幼酷愛經史，設肆刻書，以史籍為主。劉剡為劉弘毅同族祖輩，永樂年間遊王逢門下，《﹝嘉靖﹞建陽縣志》謂其“世居書場，博學不仕，凡書坊刊行書簡，多《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第二批）證書

052 053剡校正，嘗編輯宋、元《資治通鑑節要》等書行於世”。劉剡精於校刊，應是書坊中長於史學的專業編輯。此書未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收，且由王逢輯義、劉剡增校、劉弘毅補註刊刻，三人一脈相承，關係密切，對於研究劉氏一族和慎獨齋編書刻書的情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值得重視。此書已於 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2. 《重校正唐文粹》一百卷，（清）辛耀文跋，並過錄江沅、王芑孫校跋。此本雕工佳妙，印刷精美，是晚清嶺南藏書家辛耀文（1876-1928）的舊藏。據辛跋可知，他於光（左）《宗忠簡公文集》（右）《區太史文集》緒三十三年（1907）在北京書肆見到王芑孫題跋、江沅校跋的《唐文粹》，因為索價過高，所以未有購置，遂迻錄王、江二氏校跋於此本之上。全書校語以紅筆校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刊本，黃筆校明嘉靖中張大輪項錫刊本，加上王、江、辛三人的校跋，朱墨粲然。此書已於 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3. 《宗忠簡公文集》二卷，（清）戈宙襄批校並跋，汪宗衍跋。此書為乾嘉時期學者戈宙襄（1764- ?）的舊藏，戈氏於卷末跋云：“辛酉（嘉慶六年，1801）八月初六日坐廣居讀一過，略校數字，不能盡也。□小蓮戈襄記，時年三十有七。請回鑾六表十八疏非二十四疏也。 ”書後又有汪宗衍跋文，對戈氏生平事蹟有所考證。此本刻印皆精，且有名家批校題跋，承傳有緒，具有較高的版本和學術價值。此書已於 2008年入選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4. 《區太史文集》十二卷，清雍正刻本，第八、九卷配以影抄本。區大相（? -1614）是明代嶺南高明人，萬曆元年（1573）舉人、十七年（1589）進士。登第之後，被選為庶起士，先後授任檢討、同修國史、經筵展書等官職，負責草擬皇帝詔令，萬曆三十三年（1605）調任南太僕丞。區大相以詩聞名，著有《區太史詩集》（明崇禎十六年﹝ 1643﹞

054 055刻本）。此本前有汪宗衍題跋，詳述得書及配抄的經過，又云：“此本缺筆至‘胤’字，而‘丘’字未加‘阝’，當為雍正初年刻本，似有清一代未有第二栞也。 ”細查全書，不避乾隆“曆”字諱，定為雍正刻本，應該說是恰當的。此書未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傳世稀少，甚為珍貴。5. 《竹眠詞鈔》不分卷，吳蘭修校抄本。黃景仁（1749-1783），字漢鏞，一字仲則，號鹿菲子，江蘇陽湖（今常州）人。乾隆時人，曾為安徽督學朱筠幕僚，工詩詞，以奇肆新警見長，撰有《兩當軒全集》。書前有汪宗衍題跋，云：“趙希璜刊本《兩當軒詩鈔》坿《悔存詞鈔》，僅七十九闋。道光間許玉彬重刊本改用吳蘭修校鈔本《竹眠詞鈔》，凡一百三十餘闋，詳見許跋。此鈔本標題、闋數、編次悉與許本同，書眉朱筆校記亦與許本合，當為吳氏手筆，即許刊之底本也。 ”吳蘭修（1789-1839）是清代嶺南著名學者，精通經史、詩文、算學，人稱“經學博士”。阮元賞識其才，任命為“學海堂”第一任學長。此本保存了大量黃景仁的詞作，又經吳蘭修批校，在《兩當軒集》的編纂史上起過舉足輕重的作用，洵為清代詞史上的重要文獻。《竹眠詞鈔》

056 057嶺南及澳門文獻由於汪兆鏞、汪宗衍父子皆為近現代著名的粵籍學者，尤長於嶺南文史、鄉邦文獻以及澳門歷史的研究，著有不少關於嶺南文史方面的作品。如汪兆鏞有《元廣東遺民錄》、《廣州城殘磚錄》、《廣州新出土隋碑三種考》、《嶺南畫徵略》、《澳門雜詩》等，又參與《番禺縣續志》的編纂，汪宗衍有《清末中英虎門事件題稿考證》、《天然和尚年譜‧天然和尚著述考》、《屈翁山先生年譜》、《陳東塾先生年譜》、 《陳東塾先生詩詞》 、《廣東書畫徵獻錄》、《廣東文物叢談》 等。出於研究著述的需要和濃厚的桑梓之情，汪氏父子對於嶺南文獻的搜集和保存，可謂不遺餘力。另一方面，陳煒恆生前致力於澳門歷史文化的研究，著有《澳門廟宇》、《蓮峰廟史乘》、《路氹掌故》等，藏書中有大量原供其寫作研究之用的澳門文獻。加之館方十分注意對澳門文獻的購藏，因此嶺南及澳門文獻成為了澳大藏書的另一大特色。這些文獻多為清代刻本，以史籍、方志為主，較為珍貴的有 30餘種。如（清）郝玉麟等修、魯曾煜等纂《﹝雍正﹞廣東通志》，雍正九年（1731）刻本；（清）任果等修、清雍正本《廣東通志》檀萃等纂《﹝乾隆﹞番禺縣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刻本；（清）于卜熊修、史本等纂《﹝乾隆﹞海豐縣志》，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清）彭人傑等修、黃時沛等纂《﹝嘉慶﹞東莞縣志》，嘉慶四年（1799）刻本；（清）洪先燾纂修《﹝嘉慶﹞大埔縣志》，嘉慶九年（1804）刻本；（清）郭汝誠、馮奉初纂《﹝咸豐﹞順德縣志》，咸豐三年（1853）至六年（1856）刻本；（清）鄭夢玉修、梁紹獻等纂《﹝同治﹞南海縣續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清）仇池石輯《羊城古鈔》，嘉慶十一年（1806）大賫堂刻本；（清）翁方綱撰《粵東金石略》，乾隆三十六年（1771）石洲草堂

058 059刻本；（清）馬符錄撰《西樵志》，嘉慶十九年（1814）乙藜書閣刻本；（清）劉子秀輯《西樵遊覽記》，道光十二年（1832）黃亨補刻本等。其次是明清至近代時期嶺南文人學者的著作，以詩文集為主，較為珍貴的有：（明）區大相撰《區太史文集》，雍正刻本；（清）趙希璜撰《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嘉慶五年（1800）安陽縣署刻本；（清）黎簡撰《五百四峰草堂詩鈔》，乾隆嘉慶間眾香亭刻本；（宋）余靖撰《武溪集》，嘉慶十八年（1813）文林堂重刻本；（清）韓遠鵠輯《韓節愍公遺稿》，嘉慶二十一年（1816）羊城朵雲山房刻本；（清）釋今無撰《光宣臺集》，嘉慶二十四年（1819）重刻本；（清）朱次琦輯《朱氏傳芳集》，咸豐十一年（1861）刻本；（清）彭泰來輯《端人集》，同治六年（1867）刻本；（清）陳在謙撰《七十二峰堂文勺》，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明）釋函昰等撰、（清）徐作霖等編《海雲禪藻》，道光十年（1830）番禺陶克昌不如不來齋重刻本；（清）屈大均撰《道援堂詩詞集》，道光刻本；（清）釋成鷲撰《咸陟堂詩集》，道光刻本；（明）釋函昰撰、（清）釋今毬編《瞎堂詩集》，清刻本；（明）王邦畿撰《耳鳴集》，清末民初綠格抄本等。其中釋函昰、屈大均、王邦畿、釋成鷲、釋今無、陳在謙等人皆為明代遺民，著作曾於清代列為禁書，因此流傳較少，甚為後世重視。至於澳門學者文人的著作，則有（清）印光任、張汝霖撰《澳門記畧》，乾隆嘉慶間刻本。《澳門記畧》是一部清代中期私人合撰的志乘，同時也是一部蘊含中西文化的中國地方志，更是一部敘述國際關係的史書。它反映了澳門15世紀至 16世紀的政治、軍事、貿易、關稅、宗教、社會以及西方人物、風情、物產等各個方面的情況。書中又大（左）《道援堂詩詞集》（右）《澳門記畧》

060 061量載錄了明清官員的文書和文人墨客的詩文，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澳門的崛起和歷史發展，對於研究澳門歷史以及中外貿易史、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澳門記畧》的作者有兩人：一為清乾隆初澳門第一任海防同知印光任，字黻昌，號炳巖，江蘇寶山（今上海寶山區）人。生卒年不詳，約生於康熙初年。官澳門同知為乾隆九年（1744），十一年（1746）因公落職，終年六十八歲。另一為張汝霖（1709-1769），字芸墅，安徽宣城人。乾隆元年（1736）以拔貢生官廣東河源、香山、陽春知縣。乾隆十一年（1746）至十二年（1747）再任香山縣令時，權澳門同知，十三年（1748）實授，同年以葡兵殺害中國人命案而降旨貶官。《澳門記畧》兩卷，約六七萬言（插圖不算）。上卷為《形勢篇（潮汐風候附）》和《官守篇（政令附）》，《形勢篇》主要記述澳門的名由、位置、山川、名勝古蹟以及沿海島嶼、潮汐、風候等。下卷為《澳蕃篇（諸蕃附）》，主要記載西方人（主要為葡人）的體態服飾、生活習俗、物產器具、船炮技藝、語言文字等，同時對來華進貢、貿易的東亞、西亞以及歐洲部分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作了簡介。此書最早的版本是乾隆西阪艸堂刻本，刊刻時間約在印光任為該書作序的乾隆十六年（1751）之後。乾隆年間，西阪艸堂本曾先後刊刻過三次，內容彼此不一。嘉慶五年（1800），在任、張兩家後人的推動下，江寧藩署重刻了《澳門記畧》，世稱嘉慶本，流傳較廣，內容與西阪艸堂各本亦不一致。澳大藏本過去被誤認為乾隆本，實為西阪艸堂本至嘉慶本之間的一個過渡性本子，此書對於研究《澳門記畧》版本的變化有着不可忽視的價值。此外，澳大還藏有鄭觀應所撰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增訂新編》，陳子褒所撰《婦孺釋詞》等十餘種白話蒙學教材，民國年間澳門著名詩社雪社出版的仝人作品集《六出集》第五集（作者之一梁彥明題贈本）等一批澳門地方文獻。至於上述汪氏父子的著作，澳大基本上皆有存藏，則是自不待言的。宗教譯著澳門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初始之地，澳大圖書館作為學術性藏書機構，收存漢譯西學著作便成了題中之義。館方曾經購入Mr. Simão Leong的一批家藏古籍圖書，主要是清代至民國年間刊行的天主教文獻。就內容而言，大致可以

062 063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關於《聖經》的譯著，如（葡）陽瑪諾譯《主日聖經直解》十四卷。陽瑪諾（Emmanuel Diaz Jr.，1574-1659），字演西，葡萄牙耶穌會士。1601年在印度果阿完成學業後，到澳門教授神學六年。1611年入廣東韶州傳教，後被當地人所逐，1616年因南京教案謫居澳門。1621年被派往北京，1623年被任命為中國副區長，曾在南昌、南京、松江、福州等地傳教，1659年死於杭州。撰有天文學著作《天問略》，神學著作《代疑編》，教會史著作《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正詮》等。陽瑪諾在 1636年完成了四福音的中文翻譯，《聖經直解》則是詮解一年中之主日聖經，並加以箴言，對一年中的瞻禮亦有清晰詳解。書後編有三個“目錄”，是最早附有索引的中文古書。此書有崇禎九年（1636）初刻本，澳大藏本為清代重刻本。此外，澳大還藏有《聖經節錄》，光緒十年（1884）刻本；《新約聖書‧使徒行傳》，光緒二十九年（1903）刻本等。第二類是關於教義教理的著作，皆為西方傳教士和中國教徒所撰，如（意）艾儒略的《滌罪正規》四卷和《彌撒祭義》二卷。艾儒略（Julian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意大利耶穌會士。1610年，艾儒略經果阿抵達澳門，在耶穌會學院教授數學和學習漢語。1611年嘗試進入中國內地，但被逐回。1613年後在浙江、江蘇、山西和陝西等地傳教，其間結交徐光啟，接納楊廷筠、李之藻兩位重要人物入教。1625年應內閣首輔葉向高邀請到福州傳教，艾儒略在福建期間，與上層士大夫廣泛接觸，討論天主教教義與儒學的關係，又修建教堂，並用中文撰寫各種著作，影響較大。1641年至 1648年，艾儒略被任命為中國南部教區副主教，管理南京、江西、湖南、四川、浙江、福建教務。1646年，清軍攻入福州，艾儒略逃至莆陽，後又避難延平，死於該地。艾儒略精通漢語，在華傳教期間，出版了二十多種著《主日聖經直解》

064 065作，涉及天文曆法、地理、數學、神學、哲學、醫學等多個方面。其中《職方外紀》是繼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之後詳細介紹世界地理的著作，《西學凡》則講述了西方的文學、哲學、醫學、民法、教規和神學等，故有“西來孔子”的美譽。《滌罪正規》是艾儒略第一部為天主教教徒所寫的問答體教牧作品，全書以十誡和七宗罪作為良心反省的依據，宣揚懺悔罪過並獲寬恕便是新生的開始。今知此書有崇禎十七年（1644）刻本，澳大藏本為道光二十九年（1849）《聖母行實》重刻本。《彌撒祭義》闡述了如何理解和參與彌撒，上卷是對彌撒的總體介紹，下卷則着重說明彌撒的主要儀式。此書有崇禎二年（1629）福州景教堂刻本，澳大所藏亦為道光二十九年重刻本。此外，澳大還藏有（意）陸安德（Andre-Jean Lubelli，1610-1683）撰《善生福終正路》，咸豐二年（1852）重刻本；（法）馮秉正（Joseph François Marie Ann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9-1748）述《盛世芻蕘》，清末刻本；（西）白多瑪（Thomas Ortiz）撰《聖教切要》，道光二十二年（1842）重刻本；（清）李杕（1840-1911）撰《煉獄考》，光緒三十一年（1905）上海慈母堂鉛印本等。第三類是關於聖母、聖徒和傳教事蹟的作品，如（意）高一志譯述《聖母行實》三卷。高一志（Alfonso Vagnoni，1566-1640），意大利耶穌會士。1605年來華，取名王豐肅，南京教案發生時被逐出境，押送至澳門。1624 年返回中國內地，至山西傳教，因識之者眾，改名高一志（字則聖），1640年 4月 9日死於山西絳州。高一志深通中國經史典籍，多與上層知識分子往來，談經論道，暢言信仰，譯著有《天主聖教聖人行實》（謫居澳門時作）、《勵學古言》、《空際格致》（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子部雜家類）、

066 067《寰宇始末》等。《聖母行實》是明末出現的第一部聖母瑪利亞中文傳記，很可能作於澳門。卷一簡述瑪利亞從生到死的事蹟，卷二引用神學家的言論闡釋聖母神學教義，卷三枚舉聖母在後世所行的諸多聖蹟，被譽為敘述聖母行實最好的一部中文作品。此書有崇禎四年（1631）絳州初刻本，澳大所藏為嘉慶三年（1798）重刻本。此外，澳大還藏有（清）黃伯錄（1830-1909）譯《聖女斐樂默納傳》，光緒五年（1879）上海慈母堂刻本；夏顯德譯《觀光日本》，同治十年（1871）上海慈母堂刻本等。名家批校題跋本澳大藏書中有部分是清代以來著名學者、藏書家的批校題跋本，具有較高的學術和史料價值，茲舉四種如下：1. 清代何焯校跋本《說苑》。清代學者江德量（1751-1793）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在揚州小玲瓏山館的“馬氏叢書樓”內得閱其所藏的何焯（1661-1722）校宋本《說苑》，極為珍視，遂將何焯校語和跋文迻錄於此本之上，又撰跋文交代了此一過程。所錄何焯的校語共計百餘條，這些校語對了解宋本《說苑》的面貌有一定的價值。2. 清代陶邵學批點本《兩當軒全集》（光緒刻本）。陶邵學（1864-1908），字子政、希源，廣東番禺人。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二十年（1894）進士，官至內閣中書。曾主講肇慶端溪書院，素工書法，撰有《頤巢類稿》等。此本鈐有“陶邵學讀書印”朱文長方印，於黃景仁《自敘》後有綠筆題跋，又有朱筆、綠筆批語十數條，其中涉及黃氏的詩學淵源、詩風特色以及總體評價，頗有價值。3. 近代羅振玉題跋本《憲章錄》。書前有近代著名學者羅振玉（1866-1940）的題跋，云：“《憲章錄》四十七卷，《說苑》

068 069萬曆甲戌（1574）刻本。此書薛應旂撰，前有應旂自序及陸光宅跋，共四十七卷。起洪武元年（1368），訖正德十六年（1521）。《澹生堂書目》及《明史‧藝文志》作四十六卷，疑誤。澹生堂尚有續錄二十卷，亦應旂撰。⋯⋯光緒甲辰（1904）得之南海孔氏嶽雪樓。戊申（1908）正月上虞羅振玉題記。 ”這段跋語對於考察該書的著述原委以及此本的流傳經過，皆有一定的參考價值。4. 近代黃佛頤校跋本《武溪集》（嘉慶刻本）。黃佛頤（1886-1946），字慈博，號慈溪，廣東香山人。曾先後擔任廣東通志局分纂、香山修志局分纂、廣州時中學校校長。幼承家學，博學多才，工詩文詞，致力於嶺南鄉邦文獻的研究整理，撰有《廣州城坊志》、《珠璣巷民族南遷記》、《先三鄉賢年譜》、《紹武實錄》、《嶺南藏書家考略》、《廣東鄉土史教科書》等。此本鈐有“佛頤手校”白文方印，書前有題跋。黃佛頤用明清以來多種版本《武溪集》互校，又參校其他相關古籍，全書有墨筆校語數千條，用力極勤，黃氏其後輯有《武溪集補佚》一卷，可謂余氏功臣。此外，還有（清）吳榮光、翁方綱等批校的《金石萃編》，（清）何焯校、錢士謐校、佚名氏過錄並校的《文選》，（清）王芑孫題跋、江沅校跋、錢師璟校跋的《潛研堂文集》，（清）汪瑔批校的《晁具次先生詩集》等。同時，汪宗衍於多種古籍上的題跋，或考證版本年代，或闡析著述內容，或探討批校、遞藏的情況，都為後人進一步了解這些古籍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遞藏情況舉隅澳大的藏書不少流傳有緒，曾為清代以來著名學者、黃佛頤校跋本《武溪集》

070 071藏書家所藏。以下就部分古籍中的藏印說明其遞藏經過，相信對於了解清代（尤其是嶺南）藏書史和學術都不無裨益。至於書中題跋所反映的遞藏情況，已見上文，不再重複。1. 《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前的《資治通鑑釋例》上鈐有“安樂堂藏書記”朱文長方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白文長方印，證明此本曾為清聖祖第十三子怡賢親王允祥之子怡親王弘曉所藏。弘曉平居積古好學，經史諸子靡不探其深頤，撰有《明善堂集》。嗜愛古籍，其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又有安樂堂、似太古齋、冰玉山莊，所藏宋元本極富，明本亦甚夥。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天下藏書家紛紛遵旨進呈家藏珍秘，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不乏世之罕見者。怡府藏書，流傳百餘年，咸豐末年，慈禧殺載垣，其書始散落於外，多歸山東楊氏“海源閣”。此本輾轉千里，流至澳門，可算異數。2. 《咸平集》上鈐有“張月霄印”朱文方印、“愛日精廬藏書”朱文方印、“秘冊”朱文長方印、“弎間草堂圖書”朱文方印、“五橋珍藏”白文方印、“陽湖陶氏涉園所有書籍之記”朱文長方印等，證明此本幾經易手，所藏者皆為名家。“愛日精廬”主人為清代著名藏書家張金吾（1787-1829），字慎旃，號月霄，江蘇昭文（今常熟）人，“張月霄印”、“愛日精廬藏書”、“秘冊”皆為其藏書印。他一生藏書、校書、纂輯，藏書達十萬四千卷，編有《愛日精廬書目》二十卷和《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卷，晚年家道中落，負債纍纍，藏書盡為債家索走。“弎間草堂”主人為浙江蕭山陸芝榮（1808-1830），字香圃，藏書富甲蕭邑，尤以元明刻本及抄本為多。“五橋珍藏”印的主人為王蔭昌，字子言，號五橋、午橋，河北正定人，道光二十年（1840）舉人，曾官武定府知府，以文詞書法名重一時。“涉園”主鈐有“ 安樂堂藏書記”、“ 明善堂覽書畫印記”的《 新編纂註資治通鑑外紀增義》

072 073人為陶湘（1870-1939），字蘭泉，號涉園，江蘇武進人，近代著名藏書家和文獻學家，藏書三十萬卷，晚年家道中落，藏書散售四方。此外，李盛鐸《木犀軒藏書書錄》曾云：“《咸平集》三十卷，宋田錫撰，舊抄本（清抄本）。前有蘇軾序，范仲淹序，司馬光撰神道碑。末附田錫所撰其父懿墓碣一首。首有‘張印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兩朱文方印，又有‘秘冊’朱文長方印。 ”所述抄本與此本全同，可知此本或曾為李盛鐸所藏，至少為其所見。3. 《金石萃編》（嘉慶十年﹝ 1805﹞刻本）上鈐有“筠清館印”朱文方印、“端溪何叔子瑗玉號蘧盦過眼經籍金石書畫印記”朱文方印，證明此本先後為嘉慶道光年間吳榮光、道光光緒年間何瑗玉所藏。吳榮光（1773-1843），原名燎光，字殿垣，一字伯榮，號荷屋、可庵，別署拜經老人、白雲山人，廣東南海（今佛山市）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道光元年（1821）官福建按察使，調湖南巡撫，擢湖廣總督。從學阮元，精研碑帖拓本，著名鑑藏家、金石學家，書畫、篆刻亦卓有成就，撰有《辛丑銷夏記》、《吾學錄初編》、《白雲山人文稿》、《綠伽楠館詩稿》，編有《筠清館金石錄》、《歷代名人年譜》等。吳榮光精於金石，書中若干批校文字，或出於其手。何瑗玉，字蘧盦，號蓮身居士，又署何叔子，廣東高要人。官翰林待詔，富收藏，精鑑別，善畫梅，又善摹印，撰有《書畫所見錄》。此外，據汪宗衍《廣東文物叢談》考證，此本中有十數條批校實出自翁方綱之手，有數條批校則出自黃本驥之手，又有何瑗玉之兄昆玉批語一條。吳榮光、翁方綱、黃本驥、何昆玉、何瑗玉皆為清代金石篆刻名家，此本流傳有緒，甚有價值。4. 《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十四卷（光緒二十一年（左）鈐有“張月霄印”、“愛日精廬藏書”的《咸平集》（右）鈐有“筠清館印”、“端溪何叔子瑗玉號蘧盦過眼經籍金石書畫印記”、“宗衍”的《金石萃編》

074 075﹝ 1895﹞鉛印本）。《盛世危言》的版本眾多，主要有光緒二十年（1894）的五卷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十四卷本及光緒二十六年（1900）的《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八卷本。此書是經鄭觀應修訂重編且較為完備的《盛世危言》版本之一，上鈐有“香山鄭觀應原名官應”白文方印、“羅浮黃龍觀偫鶴道人鄭陶齋”朱文方印。此本應是該書出版後鄭氏家藏之物，具有一定的文物價值。此外，還有莫友芝（1811-1871）“影山堂”舊藏的《揚子法言》（鈐有“莫友芝圖書印”朱文長方印、“莫彝孫印”朱文長印、“莫繩孫印”白文長方印），吳式芬（1796-1856）舊藏的《繹史》（鈐有“海豐吳氏藏書”朱文方印），梁鼎芬（1859-1919）舊藏的《晁具次先生詩集》（鈐有“臣梁鼎芬”白文方印、“節庵藏書”朱文方印），方鼎銳（咸豐至光緒年間）舊藏的《姜白石集》（鈐有“方氏子穎”朱文方印、“子穎平生珍賞”朱文長方印），張其鍠（1877-1927）舊藏的《王氏家藏集》（鈐有“无竟先生獨志堂物”朱文長方印）等。至於《重刻秫坡先生集》上鈐有“汪瑔私印”白文方印、“穀庵”朱文方印，說明此本曾是汪兆鏞叔父、“粵東三大家”之一的汪瑔（1828-1891）藏書。《宋氏綿津詩鈐有“羅浮黃龍觀偫鶴道人鄭陶齋”的《盛世危言》

076 077鈐有“微尚齋”的《潛研堂文集》鈔》、《潛研堂文集》上鈐有“微尚齋”朱文長方印，則是汪兆鏞的藏書印，同時多種古籍上鈐有“汪宗衍”白文方印、“汪”朱文圓印、“宗衍”白文方印。凡此足以說明，此批古籍確為汪氏三代人舊藏之書。為了進一步保存和利用館藏古籍圖書，澳大近年積極加強館藏古籍的整理研究，又投入大量資源，發展藏書電子化計劃。目前館方已將部分古籍的全書圖像上載到圖書館網站（http://library.umac.mo），可供查閱使用。

079宗教機構明代中後期，天主教等西方宗教信仰，經葡萄牙、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國的傳教士傳入澳門。四百多年來，雖或偶有衝突，但基本上與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宗教和諧共處，並且成為了體現澳門中外文化交融特色的閃光點之一。1557年，明朝政府正式批准葡萄牙人在澳門通商居住。1576年 1月 23日，天主教教宗額我略（Gregorius VII，約 1020-1085）頒令在澳門成立遠東第一個教區，作為遠東傳教的基地。自此以後，耶穌會、方濟各會、奧斯定會、道明我會等的傳教士絡繹不絕地踏足澳門。他們在修建教堂、傳教佈道、教授神學的同時，也為將要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士提供漢語、中國文化的教學工作。內地發生教案之時，澳門更往往成為被逐傳教士的避難所。由於傳教和教學的需要，澳門教會保存和製作了大量有關西方文化（尤其是天主教文化）的圖書文獻，又把現代印刷術傳入澳門。如歷史上著名的澳門聖保祿學院（Colégio São Paulo）就擁有一個庫藏豐富的圖書館，藏書一度達四千多冊，後來又成立了一個印刷所。另一方面，為了學習中國語言文化，來華傳教士也購買和編撰了不少中文圖書。昔日的輝煌雖然已成歷史的煙塵，可幸的是，澳門既

080 081未經戰火的蹂躪，又沒有因政權更迭而出現動亂，加上天主教在澳的傳教事業一直興盛，教堂林立、信徒眾多，因此，目前一些教堂和修院之內，仍然藏有大量中外文古籍圖書。不過，絕大部分的教堂和修院（包括澳門天主教公署）的圖書館皆不對外開放，所以一般市民和遊客難以一睹它們的豐富珍藏。聖若瑟修院在眾多的教堂和修院中，以聖若瑟修院的中文古籍藏書最為豐富。聖若瑟修院（Seminário de São José）於 18世紀 20年代晚期由耶穌會士創辦，經過三十年的經營，院舍陸續落成。修院大樓最初為二層建築，後經加建成為今天所見的三層規模，主要以青磚為建築材料，寬厚的牆身建在花崗石之上，顯得沉實穩重。修院帶有內外花園，院內各層房間由既長且寬的走廊貫連，其中一條走廊縱向寬 3.8米，長達 80米，房間門窗均為半圓拱狀。大樓屋頂為中式瓦頂，杉木樑直接架在牆體上，包含了中西建築的特色。修院過往以學院制方式培養修士，1924年改為修道院制。在二百多年的辦學過程中，培養了大量赴中國內地和東南亞傳教的神職人員，亦曾為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二、三校的校址。2005年，修院和毗鄰的聖堂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修院所藏中文古籍，大部分購自澳門崇實學校，其中年代較早的有（清）丁易修、釋成鷲纂《鼎湖山慶雲寺志》八卷。釋成鷲（1637-1722），本名方顓愷，字麟趾，又字跡刪，號東樵山人，廣東番禺人。明末孝廉方國華之子，天性聰穎，允文允武，少逢易代，歷盡艱辛。康熙十八年聖若瑟修院外貌

082 083（1679）在羅浮山石洞禪院出家，先後在海南靈泉寺、廣東南海龍華禪院修行。康熙二十九年（1690）遷香山縣東林庵，倣傚東林黨結社於城東高氏園林，入社者達三十餘人，皆一時之名流。期間曾到澳門普濟禪院，秘密進行反清活動。康熙四十七年（1708）出掌鼎湖山慶雲寺住持，六年之後自願退院，晚年又曾住持番禺大通寺。成鷲梵行精嚴，工詩善畫，被譽為“詩僧中之第一”（清人沈德潛語），著有《楞嚴經直說》、《道德經直說》、《咸陟堂全集》等。成鷲是慶雲寺的第七代住持，在任雖僅短短六年，卻使慶雲寺的各方面建設都步入一個新的階段。他在原有的基礎格局上對寺院進行擴建、改建，使寺院殿宇寮舍的佈局和用途更加完善合理；又寫《重申祖訓約》，著《僧《鼎湖山慶雲寺志》鐸》，讓寺內僧人學習，重振戒風。此外，更邀集各方文士賢達，為鼎湖山慶雲寺選定“十景”。《鼎湖山慶雲寺志》主要記載了從初代棲壑到七代成鷲開山建寺，延綿佛教南禪曹洞一脈七十餘年的寺史，又詳細描繪了“十景”的精華，載錄了詩人墨家的登臨題詠等，為後世了解和研究嶺南禪史、鼎湖山風景文化提供了可貴的材料。此書後來曾被清廷所禁，修院所藏為康熙四十九年（1710）刻本，甚有價值。此外，在崇實學校的舊藏中，還有數百種清代中後期至民國時期刻印的傳統四部之書，如經部的《十三經註疏》，同治十年（1871）廣東書局重刻武英殿本等。史部的（清）吳熙載撰《資治通鑑地理今釋》十六卷，光緒八年（1882）江蘇書局刻本；（清）顧炎武撰、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二十二卷，清刻本；（清）魏源撰《海國圖志》一百卷，咸豐二年（1852）古微堂刻本等。子部的（清）陸樹芝輯註《莊子雪》三卷，嘉慶四年（1799）刻本；《晏子春秋》四卷，光緒元年（1875）浙江書局刻本等。集部的（唐）杜甫撰《杜工部集》二十卷，同治十三（1874）年倣玉勾草堂重雕本；（唐）陸贄撰《陸宣公奏議》四卷，同治四年（1865）刻本；（清）周壽昌輯《宮閨文選》二十六卷，

084 085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等。（清）吳蘭修輯《學海堂集》十六卷，道光五年（1825）刻本；（清）劉晚榮輯《述古叢鈔》，同治刻本等。至於澳門地方文獻方面，則有鄭觀應撰《羅浮偫鶴山人詩草》，光緒二十四年（1898）海上偫鶴書屋鉛印本；鄭觀應等撰《偫鶴山人六秩唱和詩集》，光緒二十七年（1901）鏡湖慎餘書屋；鄭觀應等撰《待鶴山房唱和集》，民國十年（1921）鉛印本等。修院另藏有百多種天主教中文古籍，這些古書都是當年傳教士遺下的。如西方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撰寫的神學譯著有：（意）艾儒略撰《三山論學記》，道光二十七年（1847）重刻本；《道原精華》光緒十三年（1887）上海慈母堂鉛印本；《性學觕述》上海土山灣印書局民國十一年（1922）刻本等。此外，還有（意）聖多瑪斯（Thomas Aquinas，1225-1274）撰、（意）利類思（Ludovic Buglio，1606-1682）編譯《超性學要》，民國十九年（1930）鉛印本；（法）孫璋（Alexander de la Charme，1728-1767）述《性理真詮》，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慈母堂鉛印本；（清）李杕撰《理窟》，光緒十二年（1886）鉛印本；沈則寬譯《地獄信證》，民國十七年（1928）上海慈母堂鉛印本等。中國傳教史著作有：《大聖五傷方濟各行實》，光緒八年（1882）刻本；（法）樊國梁（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1837-1905）撰《燕京開教救略》，光緒三十一年（1905）北京救世堂鉛印本；（清）包士傑輯《拳時北堂圍困》，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等。神修類圖書有：（意）晁德莅（Ange Zottoli，1826-1902）譯述《取譬訓蒙》三卷，同治九年（1870）上海慈母堂刻本；（法）羅特理撰、（清）蕭靜山（1858- ?）譯《崇修引》，光緒二十一年（1895）鉛印本；（葡）林德瑤（Jean de Sexa，1710-1785）撰、（葡）張舒（Ignace Francisco，1725-1792）譯《照永神鏡》，民國十四年（1925）鉛印本。《談《取譬訓蒙》

086 087道遺稿》，宣統二年（1910）北京救世堂鉛印本；《要理解略》，民國十三年（1924）北京救世堂鉛印本等。更加值得指出的是，修院藏有為數近千冊的 17世紀至19世紀的珍貴西洋古書。茲舉數種如下：1670年比利時出版 P. Joanne Baptista Giattino所編的“Vera Concilii Tridentini Historia”（《古拉丁文本大公會議歷史實錄》）三冊，1740年威尼斯出版 Bartolommeo Gavanti 所撰的“Thesaurus Sacrorum Rituum”（《拉丁文本聖教規條總覽》），1751年巴黎出版“Dictionnaire Universel d’ágriculture”（《法文農業辭典》），1742年Hippolyte -Louis Guerin於 Lutetiae Parisiorum出版 Stephanus Fourmont所撰的“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拉丁語教授中國官話》），以及 1833年澳門 Impresso com Licença Regia no Real Collegio de S. Jose出版“漢洋合字彙 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中葡字典》）等。2010年，澳門天主教公署所藏教區檔案文獻和修院所藏中外文古籍圖書以“天主教澳門教區檔案文獻（16世紀至 19世紀）”的名義，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亞太區），充分證明了澳門所藏宗教圖書文獻對於人類文化的重要價值。普濟禪院早在葡萄牙人踏足澳門之前，佛教、道教等中國傳統宗教已在澳門廣泛傳播，並成為華人的普遍信仰，目前寺廟總數達四十餘座。號稱“三大古廟”的媽閣廟、普濟禪院、蓮峰廟，歷史皆已達三四百年以上。這些廟宇不僅在澳門社會文化的發展上起過重要的作用，也是諸多歷史大事的發生地。如相傳葡萄牙人最早是在媽閣廟前面的海灘登岸，而“MACAU”一名則是“媽閣”的對音。又如道光普濟禪院外貌

088 089十九年七月廿六日（1839年 9月 3日）欽差大臣林則徐偕同兩廣總督鄧廷楨，統領將備管帶弁兵巡視澳門時，就是在蓮峰廟正殿接見當時的澳葡理事官員。再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清廷與美國在澳門望廈村簽訂《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又稱《中美望廈條約》）的具體地點，就是在普濟禪院內，所用石桌石凳至今仍然保存良好。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是澳門最大的禪院與最具規模的廟宇，採用古翬飛式的佛教建築，表現了明清時期中國南方廟宇的特色，1992年被評為澳門八景之一。禪院始建於明朝天啟年間，屬於南禪曹洞宗一系。明末清初的成鷲、大汕（原姓徐，名石濂，1633-1705）曾到此弘法，其中大汕對於禪院的建設和發展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禪院內收藏了許多名家的書畫、文物，包括有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的陳恭尹（1631-1700）、清初名僧釋成鷲、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1869-1936）、嶺南派大師高劍父（1879-1951）及其弟子關山月（1912-2000）等人的書畫作品，而鎮寺之寶則當屬明末清初高僧金堡的《澹歸和尚丹霞日記》手稿，以及被尊為普濟禪院祖師的大汕禪師的自畫像。金堡（1614-1680），字衛公，又字道隱，浙江仁和（今 普濟禪院藏大汕禪師自畫像

090 091杭州）人。崇禎十三年（1640）進士，授臨清知縣。順治二年（1645），清軍攻下杭州，金堡偕原都督同知姚志卓起兵抗清，勢孤而敗。永曆二年（1648），金堡赴廣西，任桂王（號永曆帝）禮科給事中，以“直臣”著稱。永曆四年（1650）被黜戍清浪衛（今貴州岑鞏縣境內），中途留居桂林。該年末清兵破桂林，金堡削髮為僧，初名性因。其後投到廣州海幢寺天然和尚門下，又名澹歸，一名今釋澹歸。康熙元年（1662），澹歸率徒至丹霞山開闢道場，築建佛堂精舍，命名“別傳寺”，自充監院。後又建曲江會龍庵、仁化准提閣、始興新庵和南雄龍護院，合稱“丹霞四下院”。澹歸在丹霞山弘法十六年，深受四方僧眾敬重。康熙十九年（1680），澹歸圓寂於江蘇平湖，門徒將其骨殖帶回丹霞山，葬於海螺峰海螺巖下。著作有《徧行堂集》、《嶺海焚餘》、《千山剩人禪師語錄》、《丹霞澹歸禪師語錄》等。《澹歸和尚丹霞日記》手稿，全 1冊，共二十八葉，經摺裝，末有“今釋”朱文方印、“澹歸”白文方印。後有嘉慶十三年（1808）張璐題跋，丁卯年（1927）、丁丑年（1937）、戊寅年（1938）汪兆鏞題記，戊寅年（1938）李仙根（1893-1943）題記，己丑年（1949）商衍鎏（1875-1963）題記，1962年汪宗衍題跋。《日記》內容起自康熙十二年（1673）六月廿九日，迄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半部記載澹歸和尚住持粵北丹霞山別傳寺的活動，下半部為澹歸和尚九月二十日到別傳寺下院南雄龍護院以後的活動，包括整頓別傳寺、營建龍護院的過程，以及與各地高僧、遺民名士、達官貴人交往的情況。此稿屬於清初嶺南佛教的珍貴文獻，具有無可替代的史料價值。普濟禪院所藏古書、字畫、文物甚多，堪稱澳門佛教《澹歸和尚丹霞日記》

092文獻的寶庫，可惜目前尚未全部公開。但是可以預言，其價值當不下於澳門其他任何藏書機構，且多與澳門宗教史關係密切。此外，澳門獨一無二的尼姑庵“功德林”亦藏有不少古籍圖書，主要為佛教文獻，計有三千餘冊。如《大乘起信論科經》光緒三十年（1904）刻本，《大乘起信論疏解彙集全函》光緒二十四年（1898）金陵刻經處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民國年間翻刻明永樂七年（1409）本，《楊仁山居士遺著》光緒二十七年（1901）刻本，以及大量佛經抄本等。與教堂和修院的情況相同，澳門寺廟的藏書也是不對外開放的，想了解它們的情況，很多時候真是要靠佛家所說的機緣。

095古籍藏書與澳門社會文化通過對澳門各個主要藏書機構的簡略介紹，可以發現明清古籍善本、澳門地方文獻以及西方宗教圖書，構成了澳門中文古籍藏書的三大特色。這些藏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的歷史面貌和社會文化，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澳門的文化底蘊，值得引起應有的重視。自古以來，澳門就是中華民族的聚居之地，生生不息，繁衍壯大，因此中華文化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澳門文化的主根正脈。然而，文化有所謂“大傳統”與“小傳統”之別，“小傳統”可以理解為一般日常生活方式、民俗習慣等代表的大眾文化，而“大傳統”則是指上層社會、知識分子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中國古代精英文化的承傳方式，主要是對傳統經史子集之書的研讀和學習，澳門自不例外。目前各個藏書機構之中，無論是數量還是種類，中國傳統經典都是一個龐大的存在。像何東圖書館、澳門大學圖書館這樣藏量較多的機構，自然毋庸贅敘，就算由天主教團體開辦的粵華中學圖書館，也藏有一套幾近完整的《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由此說明，長期以來中華文化在澳門廣泛傳播，成為了華人的共同文化根基。明乎此，就不難理解澳門為什麼會在清朝乾隆嘉慶年間出現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後中舉的佳話，為什麼會在光緒年間出現立志

096 097濟世救民的鄭觀應及其《盛世危言》了。澳門華人歷來心懷祖國，熱愛鄉土。一方水土一方民，對於生養之地，澳門人自有一份天然的真摰感情，不僅喜愛它的一花一樹、一山一石，更對記載它的歷史、述說它的情感的地方文獻倍加愛護。目前各個藏書機構都藏有一定數量的澳門文獻，包括記載澳門歷史的《香山縣志》、《澳門記畧》等方志，世居澳門的望族家譜《浦江趙氏家譜》、鄭氏《滎陽家譜》等，居澳寓澳人士所撰的《宛如公雜文》、《盛世危言》、《羅浮偫鶴山人詩草》、《澳門雜詩》、《六出集》等文集詩集，以及陳子褒編印的各種蒙學教材等。雖然它們並不能包羅所有的澳門中文地方文獻，但是已經足以說明澳門人對於鄉邦文獻的保護和愛惜之情。與此同時，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葡萄牙人曾經管治澳門四百多年，天主教等西方宗教在澳門長期傳播、影響廣泛，所以澳門各個藏書機構也藏有不少有關西方文化（尤其是天主教文化）的中文古籍，這也是澳門作為中外文化交融之地的一個極好腳註。當然，若以圖書典藏來說明澳門中外文化共存的特色，則更應數聖若瑟修院所藏的眾多珍貴西洋古籍，以及澳門中央圖書館轄下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專藏的一萬九千多冊 17世紀至 20世紀中葉外文古籍、葡國政府文獻、葡文報章等。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於 1929年啟用，前身為澳門中央圖書館。它的建築設計是倣照葡國瑪弗拉修道院的圖書館（Biblioteca do Convento de Mafra），陳設裝潢典雅，書架、傢具帶有濃厚的洛可可風格。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主要收藏 1950年以前的外文古籍，數量達到一萬多冊，同時也存放了 16世紀至 20世紀葡萄牙在遠東的部分文獻、前葡屬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

098 099各海外領地的法令和政府公報。此外，還有九十多種 19世紀末至 20世紀初的葡文報紙，當中包括創刊於 1822年，外國人在中國創辦的第一份外文報紙，也是澳門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報紙── A Abelha da China（《蜜蜂華報》）。一個頗有趣味的現象或可令人換一個角度加以思考，聖若瑟修院的中文古籍藏書主要來自崇實學校。崇實學校是由同盟會會員梁彥明（1885-1942）於宣統元年（1909）創辦的，校址屢經遷移，先後設在澳門半島的賣草地街、天神巷、龍嵩街、南灣街、巴掌斜巷等處，民國時期享有較高的聲譽。梁氏遭漢奸殺害後，學生四散，學校約於 1961年間完全停辦，而其圖書館的古籍圖書大多為聖若瑟修院購入，一直保存至今。從此可以看到澳門社會各種不同文化之間的互相尊重，甚至彼此愛護和珍惜。這種寬容和博大的精神，正是澳門文化長期堅持的核心價值之一。澳門中文古籍藏書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部分藏書機構擁有悠久輝煌的歷史，其中聖若瑟修院、何東圖書館大樓、民政總署大樓圖書館已經作為澳門歷史城區的一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更為重要的是，機構與藏書之間往往有着深厚而且密切的歷史文化關係。如聖若瑟修院的中文天主教古籍，就是修士們過往購買、閱讀和使用的圖書。通過調查這些圖書，可以進一步了解當時天主教修士的學習情況、靈修活動及傳教工作。又如普濟禪院所藏的古籍手稿、字畫文物，大都與禪院及嶺南禪宗的活動有關。它們對於了解禪院的歷史，以及禪院在澳門以至嶺南佛教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都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古籍藏書的整理研究，無疑是發掘和豐富包括澳門“世遺”在內的眾多歷史文物的文化內涵，彰顯澳門文化價值的重要途徑之一。最後，由於各種原因，澳門私人所藏古籍的具體情況，目前還難以充分掌握。然而，隨着近年個別藏書家慷慨地將他們的藏書贈予各個圖書館，部分的私人藏書已經開始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其中特出的例子有：1. 1982年何賢先生（1908-1983）從汪宗衍處購入其父汪兆鏞的一批家藏古籍，並轉贈予東亞大學，即今澳門大學圖書館；2. 2002年劉羨冰女士將一批家藏古籍和平裝書贈予澳門中央圖書館，其中有近百冊清代至近代的翻譯教科書、蒙學著作和新式教科書；3. 吳利勳先生先後多次將家藏包括趙氏家族的古籍圖書、書畫文物等，贈予澳門博物館和澳門大學圖書館；

100 1014. 陳煒恆先生病逝之後，家屬依照其遺願將家藏的古籍圖書，悉數贈予澳門大學圖書館。以上各位先生女士及其他眾多的捐贈者出於保存文化的赤誠之心，多方辛勤搜集古籍圖書，並表現出無私奉公的崇高風範，可謂替澳門藏書事業添上了一抹人性的光輝。《老子》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澳門古籍藏書的調查和研究僅處於起步階段，目前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在現有的成果之上，對已經公佈的古籍圖書進行深入的考證研究，包括版本著錄、批校題跋、流傳過程等，並在加強保護的同時，適當地開發利用。二是盡可能地對還沒有公佈其古籍藏書情況的機構，進行細緻的調查，以期對澳門古籍藏書有較全面的認識，從而發現更多有重要價值的古籍文獻。三是通過古籍藏書的研究，進一步探討澳門的文化內涵，彰顯澳門在保存中華文化以至世界文化上所作出的貢獻。後記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得蒙澳門中央圖書館代館長伍家駿先生、澳門博物館薛啟善先生、澳門大學圖書館館長潘華棟博士、聖若瑟修院高天予神甫，以及各個藏書機構工作人員的熱情無私幫助。此外，筆者曾經先後陪同中國國家圖書館李致忠先生、中山大學駱偉教授、中山大學圖書館沈津先生、著名藏書家韋力先生等，參觀澳門多個藏書機構，他們有關古籍圖書的寶貴意見，本書多有採錄。謹向上述諸位先生女士致以由衷的謝忱。澳門古籍藏書的調查和研究，目前僅處於起步階段，大量圖書尚在編目整理，部分機構仍未公開其豐富典藏，加之筆者水平所限，因此書中掛一漏萬、錯誤訛說之處肯定不少，祈盼讀者不吝批評指正。

102 103參考文獻1. 澳門中央圖書館主編《何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籍展覽目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澳門中央圖書館，2000年。2. 澳門中央圖書館主編《澳門中央圖書館珍藏古籍展覽》，澳門中央圖書館，2007年。3. 澳門中央圖書館主編《劉羨冰女士贈書目錄》，澳門中央圖書館，2002年。4. 沈津《在澳門何東圖書館看書的備忘錄》，《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1年10月第5期。5. 陳麗蓮、徐新編《盛世危言—鄭觀應文物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08年。6. 蔡佩玲主編《口述歷史—宋皇朝趙氏家族與澳門》，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錄像空間，2006年。7. 鄧駿捷主編《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特藏圖錄》，澳門大學，2006年。8. 鄧駿捷《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藏書特色概述》，《澳門研究》2011年第3期。9. 姜伯勤《澳門普濟禪院藏澹歸金堡日記研究》，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9年春季號。10. 鄧駿捷《澳門漢文古籍藏書的系統特色》，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2009年夏季號。11. 楊開荊《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2.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圖片出處P.8、9 《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品圖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P.10、16、19、20、23、24、27、29、31、97 澳門中央圖書館提供P.14 《嘉業藏書樓》，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4年P.5、34、39、40、43 澳門博物館提供P. 47、49、51、52、55、57、59、63、64、67、69、70、73、75、76 澳門大學圖書館提供P.89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2002年春季號P.91 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1999年春季號P.94 楊開荊拍攝其餘圖片均為作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