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良  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完成澳门东亚大学两年制公共行政课程，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澳门成人教育学会会长，澳门公共行政管理学会理事长，澳门学者同盟主席，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主编有《澳门论丛》、《新澳门论丛》、《濠海丛刊》和《澳门法律丛书》；合编《粤澳公牍录存》、《澳门丛书》、《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总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粤澳关系史》、《澳门历史新说》和《澳门史新编》；著有《葡萄牙印象》、《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澳门》、《生存之道——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政治制度史》及《一个没有悲情的城市》等；合著有《澳门政治社会研究》、《镜海飘渺》、《东西望洋》、《过十字门》、《早期澳门史论》。林发钦  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副教授，澳门历史教育学会会长，澳门口述历史协会理事长；主要从事历史及教育研究，对澳门史、澳门教育、历史教育的研究用力尤多。近年撰写的主要著作有《澳门教育省思》、《澳门史稿》等；主编的著作主要有《澳门乡土茶事》、《澳门历史建筑的故事》、《澳门街道的故事》、《l9～20世纪明信片中的澳门》、《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两岸四地历史教育论集》等。何志辉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博士(2007)，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研究所讲师，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澳门法制史与法文化。近年出版专著有《澳门法制史研究》(2008)、《明清澳门的司法变迁》(2009)、《从殖民宪制到高度自治—— 澳门二百年来宪制演进述评》(2009)、《澳门法制史论》(2009)等，合著有《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百年进程（清末时期）》(2004)、《法治：传承与创新》(2006)等，另有二十余篇论文在内地与澳门各类刊物上发表。
目 录    上  卷历  史  编第一篇  澳门政治史关于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订立………………………费成康/005清末（澳门）路环海盗及其与同盟会之关系……………………郑炜明/014从政治发展看澳门历史分期……………………………………吴志良/031清末澳门的勘界谈判………………………………………………黄鸿钊/044澳门与入关前的清朝    —— 从外文史料透视努尔哈赤死因真相…………………………………………………… 金国平  吴志良/066再论“蕃坊”与“双重效忠”…………………………金国平  吴志良/085试论澳门葡萄牙人居留地的形成…………………………………廖大珂/113明中后期澳门葡人帮助明朝剿除海盗史实再考    —— 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资料为中心展开……………………………………………………………… 汤开建/128荷兰人东来与首航澳门……………………………………………林发钦/142 0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 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第二篇  澳门宗教史澳门高等教育的第一章—— 圣保禄学院历史价值初探…………………………………… 刘羡冰/163福建人与澳门妈祖文化渊源……………………………………… 徐晓望/178源远流长  文化瑰宝—— 谈澳门庙宇体系…………………………………………… 陈炜恒/197澳门—— 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黄启臣/208明清时代澳门诗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章文钦/245澳门圣保禄学院关闭时间之辨析…………………………………李向玉/254澳门三大古庙之历史源流新探……………………………………谭世宝/267澳门普济禅院所藏大汕自画像及大汕广南航行与重修普济禅院的关连………………………………………… 姜伯勤/315探讨澳门天主教文化及其文献宝库………………………………杨开莉/336澳门与礼仪之争—— 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 吴志良/362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方法研究…………………………………崔维孝/382澳门早期西洋美术述论……………………………………………莫小也/404澳门与妈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澳门的葡语名称再考………………………………………… 金国平/420澳门妈祖文化的形成及发展—— 从妈阁庙石殿神龛“万历乙巳四街重修”碑记谈起……… 陈树荣/452姗姗来迟的“西洋消息”—— 1709年教皇致康熙信到达宫廷始末………………………… 韩  琦/473种族中心论与辩护：澳门宗教史学之探讨………………………… [葡]苏一扬(Ivo Carneiro de Sousa)/486加比丹•莫尔及其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特殊关系………………戚印平/507瀛洲圣阙关山重—— 1709年教皇信滞留澳门始末………………………………… 韩  琦/526 002
目 录 中  卷第三篇  澳门经贸史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邓开颂/543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 万  明/556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白鸽票考述………………………………………………… 赵利峰/566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李金明/580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张廷茂/592澳门博彩业探源……………………………………………………胡  根/605第四篇  澳门社会史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德]普塔克(Roderich Ptak)/639百年前的“华人区”………[葡]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648澳门的日本人…………………………[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654澳门莲系地名考……………………………………………………邓景滨/689澳门地区台风考……………………………………………………叶  农/717青洲沧桑…………………………………………………金国平  吴志良/735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董少新/752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李长森/764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杨仁飞/789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郑德华/811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娄胜华/824 0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 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第五篇  其他浅话《澳门记略》及其校注……………………………………赵春晨/839 伯多禄和高美士：闻名遐迩的澳门土生汉学家………………… [葡]何思灵(Celina Veiga de Oliveira)/845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韦庆远/850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吴志良/887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葡]洛瑞罗(Rui Manuel Loureiro)/904 澳门考古学的反思………………………………………………邓  聪/935 下  卷法制史编澳门法制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何志辉/943 第一篇  主权·条约·法理澳门主权问题始末………………………………………………黄启臣/993 葡萄牙1783年《王室制诰》剖析……………………………… 黄鸿钊/1009鸦片战争前后葡萄牙寻找澳门主权论据的过程………………吴志良/1024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 从1862年条约换文到1887年条约谈判……………………… 黄庆华/1036澳门主权归属争议的国际法分析……………………………… 谭志强/10541887年《葡中和好通商条约》中有关葡萄牙在澳门主权议题诠释问题—— 《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292条第1款重阅心得…… [葡]萨安东(Ant6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1064 004
目 录 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国际法简析………………………柳华文/1093第二篇  政制·职官·管治唐宋蕃坊与明清澳门比较研究…………………………………… 邱树森/1117澳葡殖民政府早期政治架构的形成与演变………………………叶  农/1133澳门地租始纳年代及其意义………………………………………金国平/1151论澳门总督制的缘起………………………………………………张廷茂/1166澳门议事亭考………………………………………………………何永靖/1184早期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治与澳门同知的设立…………………黄鸿钊/1206清代香山县丞对澳门的管治………………………………………杜婉言/1234吏役与澳门…………………………………………………………刘景莲/1252澳门拱北海关的建立及其影响…………………………邓开颂  余思伟/1268第三篇  立法·司法·交涉皇帝的权威和对抗的象征：万历和乾隆“法典”在澳门…………………………………[葡]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1285走私与反走私：从档案看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中的中国商人………………………………………杨仁飞/1301康熙初年的澳门迁界及两广总督卢兴祖澳门诈贿案—— 清档《刑部残题本》研究……………………………………汤开建/1319张汝霖诈贿隐史……………………………………………………金国平/1346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吴伯娅/1369清代条例的效力—— 以澳门涉外命案的审理为视角………………………………乔素玲/1380从东波档看清代澳门的民事诉讼及其审判……………………刘景莲/1392谢清高与居澳葡人—— 有关《海录》口述者谢清高几则档案资料研究………………刘迎胜/1407论亚玛勒案件与澳门危机…………………………………………郭卫东/1422经元善避难澳门与晚清政治考辨………………………侯  杰  高冬琴/1447 0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 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多元文化结构下的法律与正义—— 关于一宗1925年发生的华人离婚案…………………[葡]叶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146020世纪葡萄牙与澳门—— 城市规划法律史之研究……………… [葡]阿丰索(José da Conceiςâo Afonso)/1477第四篇  其他澳门明清法律史料之构成…………………………………………李雪梅/1533澳门东西方法律文化初探…………………………………………赵炳霖/1550 006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第三篇澳门经贸史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邓开颂 *葡萄牙人是从事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殖民主义者，澳门则是中国苦力贸易的第一个市场和据点。澳门的苦力贸易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明嘉靖三十六年起到清道光三十四年（1557～1844）止，在这长达28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苦力贸易不仅从这里开始，并一直是“以澳门为中心”来进行的。第二个时期，从道光二十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45～1874），特别是从咸丰三年（1852）后，澳门的苦力贸易曾猖獗一时，可以说是“兴旺发达”时期。从光绪元年到辛亥革命（1875～1911年）为第三时期，澳门的苦力贸易被迫停止，名义上结束，实际上澳葡当局仍仿照香港的办法，将“猪仔馆”改为“自由客栈”，打着“自由移民”的招牌，继续贩卖苦力，可以说是“稍敛形迹”时期。因此，我们研究澳门的苦力贸易，对于了解中国苦力贸易的起源和发展，揭露西方殖民国家掠夺中国苦力的本质以及苦力（华工）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都是很有意义的。一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远航东来贿赂广东地方官吏而租占我国澳门之后，就在澳门掠卖人口，进行苦力贸易活动。万历四十一年（1613）七月二十一日刑科给事中郭尚宾上疏说：夷人佛郎机，以番船易达，故百计求澳而居之……有拐掠城市之*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5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男妇人口，卖夷取货，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画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为焉。①有鉴于此，明、清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贩卖人口，万历四十二年（1614）规定：“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吝不法者，按名追究，仍治以罪。”② 乾隆十四年（1749）又下令：“禁贩子女：凡在澳门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议定之例，分别究疑”。③ 但是，葡、英殖民者对此置若罔闻。18世纪末以后，随着开发美洲殖民地的需要，殖民者在澳门变本加厉地进行贩卖人口的活动。嘉庆十五年（1810）葡萄牙人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种茶，不久这些苦力全部死亡。④ 英国殖民者也在澳门拐骗华工，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和十九年（1814）二月先后两次从澳门贩卖1700名苦力，运到英属东印度新殖民文岛。⑤ 这说明，在鸦片战争前，葡、英殖民者就在澳门进行大量贩卖苦力（人口）的活动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禁止贩卖人口的禁令更是名实皆亡。于是澳门港的苦力（人口）贸易活动更加猖獗一时，葡、英殖民者公开设立“招工机构”来从事苦力贸易。据《1860年广州华商致英国领事馆文》称：迩来不意葡萄牙人于澳门开设招工馆数处，串通彼等所庇护之华商……运用各种诡计，诱骗良家幼童，以及无知乡愚。一经拐骗或掳获，或称“猪仔”，即被置于海泊，囚于黑暗舱中，然后运往澳门“猪仔馆。……被拐带者六七万之众，家毁者可六七万户，兴言及此，谁不为之痛心哉！⑥①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1936，第207页；（明）郭尚宾：《郭给谏疏稿》载《丛书集成初    编》，1936，第1卷，第11页。②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③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④  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⑤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 - 1834, Vol.3, Chap. 69.⑥  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第470-471页。 544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以后“招工馆”与日俱增，拐卖人口的数目也不断增加。据估计，1865年，澳门有8～10家招工馆（也叫“猪仔馆”），1866年增至35～40家①，同治十二年（1873）发展到300多家，经营苦力贸易的商人达三四万之多。②这么一来，把过去的非法偷运变成了“合法招工”；被掠卖的苦力（人口）变成了“自愿移民”。而且，不仅贩卖成年男女，还贩卖幼年儿童。据《中西闻见录选编》“澳门近事”记载：澳门……上月有船载粤工出洋，共三百七十五名，续有尚未出洋二船，共载工人三百六十余名。闻每月更将幼童五六十名，潜匿各船出洋，每年不下五六百名。③根据葡萄牙官方的公布，从咸丰六年到同治十二年（1856～1873）17年间从澳门港运往古巴、秘鲁的苦力（人口）就有18万多人。详见下表。表1  1856～1873年从澳门运往古巴、秘鲁苦力人数表年代 总数 去古巴 去秘鲁 去其他地方 咸丰六年（1856）           七年（1857）           八年（1858）           九年（1859）     十年（1860）     十一年（1861）      2493  7383  10034   8969  8719  —  2253  6753  8913  7695  5772  —  — 450  300  321 2098  — 325 — — — — — 同治元年（1862）     二年（1863）     三年（1864）     四年（1865）     五年（1866）     六年（1867）     七年（1868）      2536  6660 10712 13784 24343  — 12206   752  2992  4469  5267 15767  —  8835 1459 3738 6243 8417 7681 —3371— — — — — — — ①   P. C. Campbell, Chinese Coolie Emigration to Countries within the British Eirtpire, p. 152.②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③ 〔美〕丁韪良（W. A. P. Martin）辑《中西闻见录选编》，第26页“澳门近事”。 5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1年代 总数 去古巴 去秘鲁 去其他地方   八年(1869)   九年(1870)   十年(1871) 十一年(1872) 十二年(1873)   9000  13407  17083  21834  13016  4124  1064  5706  8045  6307  4876 12343 11377 13809  6709 — — — — — 合    计 182179 94714 83192 325 资料来源：根据陈翰笙主编之《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555页的表而略有增加。据上表统计，1856～1873年，共从澳门出口华工182179人，占同一时期出洋华工总数的将近一半。二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从咸丰二年（1852）以后的20多年里，澳门的劳力贸易曾猖獗一时，形成高潮，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第一，西方殖民国家急于开发它们的殖民地和占领地，急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它们视华工为最理想的对象。19世纪上半期，由于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棉花、茶叶、蔗糖等热带经济作物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咸丰元年(1851)北美洲西部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洲南部的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引起掘金狂潮，加上铁路的兴建、农田的开垦、森林的采伐以及秘鲁、古巴的自然资源开发，还有马来西亚锡矿的开采，爪哇各岛香料、茶叶、蔗糖等种植园无不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先后在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殖民地废除奴隶制度，禁止贩卖黑奴，饱受苦难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一旦获得自由，纷纷跑人深山丛林，拒绝再到庄园中去工作，造成劳动力的短缺和危机。各种植园主和矿业主急需大批劳动力进行补充，他们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泉源”①，视华工①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3～4页。 546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为最理想的对象。于是，西印度群岛中的英、法势力集团，向他们的政府提出向中国招工的要求，接着在外交上常与美英法处于对立的西班牙、葡萄牙和秘鲁等争先加入竞争行列，还有荷兰、美国、夏威夷（当时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掠夺华工上也不甘示弱。古巴和秘鲁的苦力主要来自澳门，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当时还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岛上的种蔗制糖工业需要中国的劳工。秘鲁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脱离西班牙独立的国家，辽阔的国境只有200多万人口，从国外移民特别是中国契约工，来解决本国劳动力的不足，是秘鲁立国以来的国策。葡萄牙靠着她与拉丁美洲的历史关系，又盘踞澳门可以作为从中国内地掠卖人口的据点，便成为西班牙和秘鲁办理招工业务的代理人。第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造成了人口向国内外转移的压力，这成了澳门苦力出洋的来源。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对人民出洋一向是严加禁止的，三令五申，不仅要严惩出国而回来的臣民，而且臣民本身也不敢回归。一些回来的苦力说：“我们害怕中国官吏的检查，他们手下员司的压迫和自家族人和邻舍的虐待。在我们回到中国时，我们会被诬控为盗贼和海盗，被诬控为夷人的暗探，为奴隶的购买者和拐骗者。很多人长年的积蓄被盗窃了，另一些人，家里房屋被拆毁，而且禁止他重建新房；更有些人被迫要偿还伪造的借据。我们孤立无援，亲戚们视我们如路人。”①鸦片战争后，门户洞开，一切听从侵略者摆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华工出国的态度，完全是不顾人民死活，说什么“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② 并把私自出洋的华工说成“是敝国的坏人，死了不要紧”。②而对侵略者的非法掳掠，清政府则听之任之，还签署了一系列出卖人民的条约，使在华进行苦力贸易合法化。首先是两广总督劳崇光和广东巡抚柏贵，不经北京同意，于咸丰九年（1859）擅自与英国巴夏礼制定招工章程和契约，允许广州以及广东各海口设招工公所，公开招工，接着咸丰十①  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第11页。② 《旅居南洋华商宝商约大臣公禀》，《外交报》，光绪二十八年，第30期。③  熊理等著《荷属华侨废约运动》，上海，1927，第3页。 5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年（1860）的《北京条约》承认英、法在华的招工权利。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同西班牙签订《天津条约》准其在华招工。同年，清政府同英、法公使三方签署了外国（指有约国）在华招工章程条约22条，同治七年（1868）又与美国订立《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这些条约中所谓的“合法化招工”实际是掳拐合法化。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封建制度进一步解体，加速了阶级分化，农村破产，民不聊生。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都是“地狭人众，纵有大年，不足三月粮”的地区，常受粮荒的祸害，清政府虽从海外进口大量粮食，仍远不能解决人民的饥饿问题。沿海人民“耕三渔七”，然而出海捕鱼，一遭台风袭击，则人船俱亡，至于天灾人祸，更使人束手无策，所以人民视外出谋生为重要出路。更加上时值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前后，在清政府疯狂镇压下，闽、粤地区的劳动人民，大批大批地逃往香港、澳门出洋避祸。人口的大批转移，为澳门的苦力提供了来源。第三，澳门经济全面衰落、从劳力贸易中寻求出路、高额利润的引诱，这是澳门苦力贸易形成高潮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作为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中转港和广州的外港，已从繁荣的顶点走向全面衰落。正如葡萄牙历史学家英素所说：“尽管澳门在她坎坷的历史上经历了许多次危机，但1842年才是它真正衰落的日子。”①首先，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② ，以后中国沿海对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广州地位的跌落，直接影响澳门的繁荣。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于咸丰初年另辟了澳门至北海港航线，用艋头船到北海运输来自“广西之北流、玉林、南宁、百色、归顺州、龙州及云南、贵州之货物”③ ，并向这些地方输入棉花、洋药、洋铁等，企图挽回他们在澳门贸易的败局。但是《烟台条约》签订后，北海港也开放了。至此，中国①  〔葡〕英素（Capitão-Tenente Jaime do Inso）：《澳门———远东最古老的欧洲殖民地》（Macau:     A Mais Antiga Colónia Europeia no Extremo-Oriente）, Macau: Tipográfica do Orfanato, 1929,第    25页。②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③  （清）梁鸿勋：《北海杂录》“原始”。 548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开放的通商口岸达34个之多，这样一来澳门再不是一个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了。其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占领香港后，他们利用香港优良的天然条件，很快把香港发展成英国在远东倾销产品的商业基地，成为中国沿海各口岸以及东南亚和欧美各地转口贸易的中心。昔日在澳门的洋行商馆，纷纷迁到香港经营，澳门的出人口生意一落千丈。其进出口的商品也发生了变化，过去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花、棉布和棉纱，还有大量的鸦片走私贸易，出口商品除茶、丝之外，现在出现了大量的苦力贸易。再者，澳门港的自然条件不再适应大汽船停泊和近代化贸易的需要，澳门内港水位淤浅，水深不到一米，西洋较大的货轮无法直接驶入码头，外港虽然水位较深，但经常受台风袭击，不利于外轮停泊。葡萄牙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既不能像香港港英当局那样建造深水港码头，也不能深挖内港航道，澳门港对外交通范围大大缩小，与外洋直接往来日益困难，只好变作隔海相望的香港的附庸了。最后，葡萄牙本国经济的崩溃，使澳门的对外贸易受到严重的影响。由于以上的四个原因，澳门以出入口贸易为主体的经济完全走向衰落，社会经济异常萧条，关税收入锐减。道光二十八年（1848）亚马留任澳门总督时，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随着苦力贸易的兴旺，澳门的经济才有所转机。自和议成后，澳夷不能专利，渐至穷蹙，而是时秘鲁、古巴等国，买华人回国供利，曰“猪仔”，在澳门设立招工馆，奸人借以为利，诱骗华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①葡、美等殖民者通过澳门贩卖苦力，猎取了高额利润。据美国记者凯利报道：劳动力的需要如此之大，种植园的资本家都愿花500元的代价买下一名能使用八年的中国佬，这种贩运的利润很容易计算。我到苦力船上看过，送到市场上去的900名活人，对于苦力进口商来说，就等于45万元的财富，而他们原来花费的成本，总共还不到5万元，运往古①  陈澧：《香山县志》卷8《海防》。 5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巴便可得到40万元的盈利，即使在非洲奴隶贸易的极盛时期也从来没有实现过这样惊人的利润。①近代爱国思想家郑观应，在他的《贩奴》一文中说：“粤东澳门……向有拐贩华人出洋之事……猪仔一名载至西洋，身价五六十元，税银一元，澳门议事务官收费二元。”②苦力贸易成了澳门财政的主要收入。据特瑞修神父统计说：“澳门政府每年通过苦力贸易，约有二十万银元的财政收入。”③ 这笔收入相当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葡澳海关税收总数的五倍。难怪，当1873年12月20日里斯本政府公布葡萄牙国王关于禁止澳门贩卖苦力的敕令时，澳门一片混乱：就如青天霹雳，所有在澳门之洋人、华人，无不满街飞跑，打听此事实，如有贼杀来，又如大火的光景。澳门地方葡、秘、西三国人所开招工局，计有三万余所，现俱关闭停业，管招工事务葡国委员及招工局各项人等，向来俱靠招华工发财，现在忽然无此生意，就如得重病一样，垂头丧气。澳门地方，一无正经生意，专靠招华工一样坏事做生意，现在将招工之事禁止，这三四万人又靠何事活命度日。④第四，咸丰二年（1852）厦门人民反抗拐骗华工后，澳门很快成为贩卖苦力出洋的最大港口，各国商人多在澳门设立据点。西方国家从中国沿海口岸直接贩卖苦力，是从厦门开始的。道光二十五年（1845）厦门被掠卖的华工就有180多人，而到咸丰二年（1852）仅八个月的时间被掠卖的人数高达1739人。殖民主义者在厦门掠骗华工的罪恶活动，激起了厦门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如咸丰二年（1852年11月21日）厦门人民捕获了一个为英商合记洋行进行拐骗华工的拐子手，把他送交参①  转引自陈翰笙《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97页。② 《郑观应集》上册，第413页。③ 〔葡〕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历史上的澳门》。④  总署清档。 550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将衙门处理，但当天该洋行经理桑穆强令释放了这个拐子手。清朝地方官吏的腐败无能，激起士兵和人民的联合反抗。尔后，厦门人民相继罢市，集合示威。美国军舰“萨拉门特”竟开枪惨杀8名中国百姓，重伤16人，血腥的屠杀激起厦门人民的愤怒。此后，厦门每天几乎都发生制裁人贩子的事件，同时对厦门洋行的贸易也一致予以抵制。这样，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厦门拐到一个华工了，经营苦力贸易的外国投机商“几乎不能继续在厦门做生意”。① 因此，苦力贸易的中心就南移到广东，澳门也很快成为贩卖苦力出洋的最大港口。这门生意导致澳门商业的迅速发展，到了同治五年（1866），已有大批的专在贩卖苦力生意中投机的各国商人涌至澳门。据广州美国领事馆译员梅辉立估计，1865年间澳门的猪仔馆不过8～10家，而1866年竟增加到35～40家。1865年问苦力的牌价是每一个人头35～40元，第二年则激增至每一个人头60～80元② ，过了六七年，猪仔馆猛增加至300多家，以“卖猪仔”为业的由原来800人，剧增至三四万人。苦力贸易是澳门最大宗的生意。澳门地方和它的居民都依靠贩卖这种人身货物所得利润而极度繁荣。③三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出国华工艰辛劳动，创造财富，对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一）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开发东南亚国家的生产和促进其经济发展上面。16、17世纪初期，东南亚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程度参差不齐，有的国家进入了①  〔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第213页。②  英国外交部档案，梅辉光报告，1866年11月12日。③  美国议会文件，第16号《罗伯逊致哈孟德文》。 5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封建社会，有的处于奴隶社会，还有少数国家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水平低下，经济很落后。从澳门运送出去的千百万苦力华工，散布在东南亚各国，明代后期已达10万人以上。这些苦力华工有的从事矿山的开发，有的在种植园种植胡椒等经济作物，有的垦种田地，生产稻谷，把无数的荒山野岭变为富源，用他们奴隶般的劳动把原来的一些不毛之地变为经济发展的地区。这种经济上的影响与作用，连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也十分肯定，他说：“开发马来西亚的锡矿，首推华工，由于他们的努力，致使马来亚能供应全世界用锡量的一半，是他们的才能和劳力，才造成今日的马来亚……英人初经营马来亚时，着手于道路建筑和其公共工程，皆成于华工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工开辟道路，投身蛮荒，冒万死，清除森林，开辟道路，每有牺牲性命的。此外做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很多。英国政府修铁路筑桥梁，全由华工包办。当时欧人不敢冒险投资的，华工则冒险为之。又经营商业，开半岛之航路，招致华工，开半岛未启之富源；英属马来亚政府十分之九的收入，皆出于华工之手。凡一事既成，应知其之所以成功，读此文者，均知华工有造于马来亚各国也。”①所以，马来亚的殖民官巴素（Purcell）也承认说：“假如没有中国人，就没有现代的马来亚，而且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橡胶，欧洲和美国的汽车工业也就永远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② 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也充分肯定中国华工对该地开发的重要作用：“若无中国移民（华工），我们将一事无成。”③16世纪末，西班牙莫牙博士（Dr. Antonis Morga）亦进一步肯定华工对菲律宾城镇经济建设的作用，云：凡一镇的建成，是不能缺中国人的。他们是各种事业的经营者，① 〔英〕瑞天咸（Swettenham Frank）：《英属马来亚》（British Malaya），伦敦，1907，第    213-233页，译文可参考李长傅《南海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4，第48页。②  Victor Purcell, Malaya, p. 128，译文参考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    《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③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4，第65页。 552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而且工作十分艰苦，工资很低。①约翰·弗曼（John Foreman）对于华工在东南亚诸国及菲律宾经济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也是肯定的。他指出：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是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番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糖榨（榨）汁和锻练熟铁的劳动。他们首先把用直立的石榨（榨）取糖汁和用大铁锅熬糖的制糖法介绍到这个殖民地。②到了近代，这种苦力华工在工厂、种植园等生产中更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马尼拉和甲来地（Cavite）有9家机械厂、造船厂和修船厂，雇用了3782名华工，但后来因排华法案实行以后，华工工人数大大减少，使工厂迅速陷于衰退。③马来亚的橡胶种植园的劳动力为10万人，其中华工45700人④，占45.7%。可见，华工对开垦和发展橡胶种植园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明清以来，马来亚早期筚路蓝缕的开创，锡矿和橡胶事业的发展，印尼爪哇的胡椒园，勿里洞和帮加锡矿的开采，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烟叶园的开辟等均与华工奴隶般的劳动分不开。可以说，没有千百万华工的艰苦劳动，就没有近代东南亚各国经济的发展。（二）对美洲国家经济的影响在美洲各国的开发和经济发展中，华工也起着巨大的作用，如从澳门运去苦力最多的秘鲁。根据温贝托·罗德里格斯著《秘鲁的苦力华工》一书记述，1849～1874年约有10万名华工被贩运到秘鲁，占当时秘鲁人口的1.8%，其中90%以上集中在秘鲁沿海各地种植园和沿海岛屿鸟粪开采场劳动，大大促进了秘鲁两大经济支柱农业和鸟粪开采业的发展。另外，①  Antonis Morga, Philippines（《菲律宾》），p.394．译文参看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    馆，1934，第70页。②  转引自陈翰笙先生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44、50页。③  转引自陈翰笙先生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44、50页。④  转引自陈翰笙先生编《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第44、50页。 5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秘鲁修筑铁路主要是依靠华工的力量，有些工段，华工竟占了全部筑路工人的一半。因此，该书作者最后说：“亚洲人（指华工）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具有决定性意义。”①又例如美国，在1840年代中期，西半部地区仍是一个人迹稀少的荒僻地方。可是当30万苦力华工被贩运到美国后，就逐步被开发起来了。1877年美国官方承认：由于华工的廉价，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获得更加迅速的开发和发展，增进了太平洋（美国西部）的物质繁荣。②加州的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是靠苦力华工，华工占加州矿工总数的一半以上。③据统计，1849～1856年，美国加州11个矿区所产黄金总值3.22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华工开发创造的。而加州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也是依靠华工，华工占农业工人的75%。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莱丹也说：“加里福尼亚加速发展，没有中国劳工是不可能的。”④这说明，美国的开发，华工是付出了巨大劳动的。又如旧金山，1850年代初，附近有500多英亩的荒凉低洼地，经过华工的平整种植，变为肥沃的良田，地价由每亩0.5～3美元提高到每亩20～100美元，增长了40—50倍⑤，年产小麦40万吨。⑥所以，郑观应说：“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⑦华工对开发美国的贡献还特别表现在兴修美国第一条太平洋铁路上。华工是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主要劳动力。据美国国会调查，这条铁路全部工程的4/5是由华工承担的，人数达四五万之多。⑧有10000名华工经常在工地上劳动，最多达到14000多人。这些华工担负着最沉重的劳动，如开方经凿路基、铺轨架桥、打通隧道。当时内华达山区遇上连续两年的特大风暴，大雪崩和大塌方经常发生，上万名华工惨遭不幸，可见中央太平洋铁路是由华工的血汗修筑而成的。而这条铁路对于沟通美国东①  转引自张铠《秘鲁的苦力华工》，载《世界历史》第1期。②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③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④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另见莱丹著    《美国外交政策史》，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37，第366页。⑤  转引自张铠《秘鲁的苦力华工》，载《世界历史》第1期。⑥  转引自张铠《秘鲁的苦力华工》，载《世界历史》第1期。⑦  《盛世危言》，第59页“贩奴”。⑧  朱杰勤：《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    1期。 554
澳门的苦力贸易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部和太平洋沿岸之间的联系，对于开发美国西部地区和发展美国经济起着巨大的作用。所以1877年2月27日《美国第44届国会参众两院调查华工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指出：“美国加州和太平洋沿岸的资源，由于华工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更为迅速的发展。就物质繁荣而言，毫无疑问，太平洋是最大的受惠者。资本家因为有了华工而大获其利。这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人境的后果是大大增进了太平洋（指美国西岸）的物质繁荣。”①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财富是离不开对华工廉价劳动力的残酷剥削的，是无数华工的血汗和生命凝聚而成的。（三）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贩卖人”原是主要来源之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家，在澳门经营苦力贸易，把华工运到东南亚各国和美洲各国出售，从中获得惊人的巨额利润。这些巨额的利润带回西方各国转变为货币资本，必然成为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雄厚资金，使之成功地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近代世界的先进国家。所以说，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暴利基础上的。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新兴的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有1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他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原载《广东社会科学》，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总第15期，1988年第1期）①  转引自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 555
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万  明 *海上丝绸之路，顾名思义，是以中国享誉世界的丝绸命名的，以中国丝绸占主导地位的东西方交往的海上通道。它的产生正是由于自古以来中国丝绸就是这一通道上的主要输出品，丝绸自东到西，连接了东方与西方，成为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海上纽带，而这条纽带的形成，是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就这个意义而言，16～17世纪中叶的海上丝绸之路，谈不上发生自东向西至自西向东的转向，毕竟当时的欧洲尚拿不出能够与东方抗衡的商品，中国丝绸仍旧在东西方交往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此，不能把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完全简单地视为西方海外扩张的工具。明代澳门的兴起和发展及其特性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紧密相连，正好可作为一个例证。然而，谈到澳门的海上贸易，以往大多只谈葡萄牙人建立并经营了以澳门为中心的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即葡萄牙人开展了澳门的国际贸易。而事实上，明代澳门的兴起和发展、地位和作用都不能撇开它是在中国的坐标系上这一关节点而孤立看待。葡萄牙人的经营在澳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是重要和显而易见的，应予肯定，但主要以西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过时，对澳门国际贸易作整体的论述，不能仅着墨于葡人的经营，这是以往学术界对澳门国际贸易研究的一个误区。首先，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据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澳门作为贸易港口城市迅速兴起和极度发展的黄金时期，亦即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明朝政府对澳门拥有和行使着完整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556
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 使澳门成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才促成了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其次，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和丝绸等产品。可以说澳门是作为中国商品输出世界的辐射地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商品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澳门兴起及其贸易发展，具有明末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繁荣发展的历史大背景，是以中国腹地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需求为依托的。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一个中心辐射地，是明代中西遇合和中国与西方直接交流的结晶。此外，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作为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的澳门，其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下面拟由此三方面展开论述。一明代是澳门兴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明朝政府对澳门拥有和行使着完整的主权。正是明朝海外政策的转变，使澳门成为一个中国对外的窗口，拥有了广州外港的历史地位，从而促使澳门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换言之，澳门这一重要中转港的特性是为明朝对澳门政策所确定的。葡萄牙人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人居澳门后，开展了活跃的海上中转贸易活动，吸引了大量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①这种情况引起了明廷关注。嘉靖四十三年（1564）庞尚鹏上疏详细叙述了澳门地理状况，以及兴起由来。由庞疏可以得知，葡萄牙人人居澳门以前，澳门作为中外交易之地，明朝设有守澳官，严防走私贸易，收取贸易税。守澳官允葡人“搭蓬（棚）栖息，迨舶出洋即撤去”。疏中称：“近数年来始人濠镜澳，筑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而有夷众殆万人矣。”②①  陈吾德：《谢山存稿》卷1《条陈东粤疏》，嘉庆刻本。②  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1《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清道光十二年叠滘敦睦堂刻本。 5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隆庆初年，明朝海外政策作出大幅度调整，主要体现在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伴随这一调整趋势，广东对澳门的政策也基本定型，澳门成为中国一个对外窗口的历史机遇到来。隆庆三年（1569），工科给事中陈吾德上疏，言及澳门葡人时称：“今即不能尽绝，莫若禁民毋私通，而又严饬保甲之法以稽之。遇抽税时，第令交于澳上，毋令得至省城，违者坐于法。”①此议得穆宗皇帝批准。自此，“禁私通，严保甲”成为明朝对澳门政策的基本点，而澳门也由此开始成为广州外港。此后，万历初年地租银规范化，葡人原来私下给予海道副使的贿银500两，成为地租银纳入香山县收入之中②；明朝广东官府在澳门北面香山县咽喉之地莲花茎上，设立关闸，置官防守③，这是广东官府在中央对澳门政策基调已定情况下作出的新动作。地租银的形成和规范化，不仅从根本上说明了居澳葡人在中国的赁居地位，而且也表明，明朝广东官府在事实上已承认居澳葡人的赁居地位。自此，终明之世，葡人一直向明朝缴纳地租银，到明末一度增至一年10000两。④清朝时期仍继续沿用这一政策，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而关闸最初每五天开放一次，后改为两星期一次，开启之时定期集市，进行贸易和供给居澳葡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非定期集市时，关闸大门关闭，以六条封条加封。⑤这样就将居澳葡人控制在有限的区域内，便于管理；不仅使葡人不得随意扩张，同时也使明朝官员多所顾虑① 《明穆宗实录》卷38，隆庆三年十月辛酉，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1962    年影印本。② 〔葡〕徐萨斯（C. A. Montalto Jesus）：《历史上的澳门》（Historic Macao），澳门，1926。    根据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文献记载，将时间系于1572年左右，即隆庆六年左右，第42    页。（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则系于1570年“向中华帝国国库交纳第一次地租”，澳    门，1995，第17页；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纪略》上卷《宫守篇》记载，“然则澳有地    租，大约不离乎万历中者近是”，嘉庆五年刻本。③  关于建闸时间，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系于万历二年（1574）；   〔葡〕徐萨斯著《历史上的澳门》，第40页系于1573年；又潘日明（B. V. Pires）也言建    于1573年，见[德）克莱默（R. D. Cremer）编《商业和文化之城澳门》（Macao City of    Commerce and Culture），香港，1987，第11页。④ 《崇祯长编》卷四一，崇祯三年十二月丙辰，卢兆龙上言：“某谋割澳地也，则要挟免其岁    输地租银一万两。夫盘踞其地而不输租，此地岂复朝廷有乎？”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⑤ 〔葡〕徐萨斯（C. A. Montalto Jesus）：《历史上的澳门》（Historic Macao），澳门，1926，    第41页。 558
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 的通番问题，得到了较妥善的解决。同年，明朝设广州海防同知于雍陌，以便就近弹压。①万历六年（1578），明朝规定在广州定期举行贸易集市，葡人于是一年两次可到广州进行直接交易②，这成为澳门海上贸易发展的源泉。万历十年（1582），两广总督陈瑞在居澳葡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③的前提下，以明朝广东地方政府最高官员身份代表明廷，在葡人居澳问题上公开表态，对澳门政策确定了下来。葡萄牙人租居澳门，那里成为广东香山县管辖下一个特殊的侨民社区。此后，广东地方官员按照地方管理的惯例，设立保甲，在澳门“中贯四维”的大街上“各树高栅，榜以‘畏威怀德’四宇，分左右定其门籍”。以《尚书，旅獒》篇中“明王慎德，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服食器用”20宇，分为东十号、西十号，“使互相维系讥察，毋得容奸”。④分析明朝最终将澳门作为一个对外的窗口、广州的外港，最重要的是出于中外贸易需要的考虑。明末商品经济和商品市场发展，社会内部经济运作需要对外贸易，而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央特别是地方财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惟其如此，驱逐居澳葡人之议迭起。两广总督张鸣冈、广东巡按御史田生金与两广总督周嘉谟都曾上疏，表态不同意驱逐。作为管辖广东地方的高级官员，其着眼点是既保存海外贸易，又便于管辖控制。因此，明廷终未改初衷，坚持“防患未然，随宜禁戢”的既定政策。⑤澳门是中国领土，在行政上，澳门地属香山县，由香山县主管。明朝政府在澳门设有提调、备倭、巡缉行署⑥，这些官员或称为“守澳官”。提调负责查验海商船舶进出口，代为向海道申报手续和征收进出口关税等事宜；备倭掌管海盗、倭寇的缉捕之事；巡缉则负责巡查缉捕走私等事。这些守澳官具有军事镇守之责。又设有海防同知，其上有海道副使，兼掌海①  田生金：《按粤疏稿》卷3《条陈海防疏》，万历四十五年刻本。② 〔意〕利玛窦、[比利时]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144页。③ 〔意〕利玛窦、[比利时]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中华书局，1983，第149页。④  万历《广东通志》卷69《番夷》，万历三十年刻本。⑤ 《明神宗实录》卷557，万历四十五年五月辛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    1962年影印本。⑥ 《澳门纪略》上卷《形势篇》。 5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防和海上贸易事宜。澳门设有议事亭，广东地方官员到澳门处理政务，在亭内进行。明代守澳官、市舶司、香山县以及海道官员等均参与澳门的贸易关税的管理。对于饷税的征收，《明熹宗实录》记载，澳门葡人“岁输二万金”。①这只是居澳葡人每年向广东官府缴纳关税的一个大致的数字。起初，广东市舶司饷额共26000两左右，其中包括澳门葡人所纳。②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派往广东搜刮税收的太监李凤，一度将广东税额增至每年20万两白银，又派澳门货税20000两。③而澳门葡人有时达不到常数，如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于那一年没有船只前往日本，只交纳9000多两。④明朝广东官府对停泊与居留在澳门的外国商船进行登记，发给许可证“部票”。持有“部票”的外国商船才能进出澳门港。对于不按规定停泊，偷税漏税的外国商船的不法行为，要“执送提调司究治”。⑤万历四十二年(1614)两广总督批准公布于澳门的《海道禁约》，对澳门的进出口贸易，著有明文加以管理。⑥以上说明，正是在明朝对澳门政策确定和明朝地方政府的管辖下，作为广州外贸的门户和中国对外重要转口港，澳门进入了海上贸易的黄金时期，从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辐射地。二葡萄牙人开展的国际贸易，是一种转运贸易，这已是国内外学界达成的共识。在东方，葡萄牙人建立了国际贸易网，转运贸易的重要支点之一是澳门。而澳门国际贸易的支点是中国商品，主要是中国的丝和丝绸等产品。可以说，澳门是作为中国商品输出世界的辐射地兴起和发展起来的，① 《明熹宗实录》卷11，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按语，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    1961年影印本。②  乾隆《广州府志》卷53，李侍问《罢采珠池盐铁澳税疏》：“香山澳税隶市舶司”，乾隆二    十四年刻本。③  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载《岭南遗书》本，清道光同治间刊。④  王以宁：《东粤疏草》卷5《条陈海防疏》，杭州，浙江图书馆油印本，1958。⑤  康熙《香山县志》卷10《外志，澳彝》，广州，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油印本，1958。⑥ 《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 560
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生丝和丝绸等商品从澳门大量出口，经由果阿销往欧洲，通过长崎销往日本，也经马尼拉销往美洲西班牙殖民地①。由此，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商品对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澳门是以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面貌出现的。葡萄牙人进行的中介贸易，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输入海外的货物，二是输出中国的货物。前者要保证有中国的市场，后者则完全依靠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事实上，葡人是凭借中国的商品和市场立足的，澳门中转港特性的产生，具有明末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繁荣发展的历史大背景。澳门国际航线的开辟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建立在中国明末商品经济和商品市场蓬勃发展的雄厚物质基础之上。海上贸易的发展与中国商品经济发展产生对外需求，中国手工业产品寻求出口市场紧密相连，同时，又反过来刺激和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需求增长和发展。以丝绸为例。江南是丝绸之乡，到明代桑蚕之盛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湖丝遍天下”之说。②明人王士性曰：“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丝，是每年两有秋也……农为岁计，天下所共用，惟湖以蚕。”③湖州之外，嘉兴在弘治年间，已是“桑林稼陇，四望无际”④，到万历时“民皆力农重桑”。④余杭“男务稼穑，女勤织红尤善御蚕”。⑥吴县到明中叶“以蚕桑为务，地多植桑”。⑥桑蚕业的发展，使商品化和专业化成为可能，也使江南丝绸不仅享誉全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大量运销海外。澳门作为国际贸易中转港的兴起与发展，尤应置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明中叶以后，珠江三角洲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商品性生产迅速发展，种类繁多，主要有塘鱼、水果、香料、甘蔗、桑蚕、①  有关这一时期丝绸贸易情况及其贸易额，见〔英〕博克塞(C. R. Boxer)《来自阿妈港的     大帆船》（The Great Ship from Amaeon），里斯本，1963；全汉升《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    易》，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第5卷第1期。②  宋雷：《西吴里语》卷3，吴兴张氏木刻本。③  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④  弘治《嘉兴府志》卷25《崇德县》，弘治五年刻本。⑤  万历《崇德县志》卷2，万历三十九年刻本。⑥  万历《杭州府志》卷19《风俗》，万历七年刻本。⑦  蔡升撰，王鏊重修《震泽编》卷3《风俗》，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5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茶叶、棉花、烟草、花生等，形成了农业商品生产的专业区域。赋役折银和一条鞭法的推行，白银的大量流通，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兴盛，更促发了商品经济的活力。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的《简明广东史》认为：“明代，广东部分地区或乡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认为，这两者的相互促进，是直到明代才非常明显的，显示出广州这个长期对外贸易的口岸，直到明代才真正发挥出联系广东农村和城镇的枢纽作用，在较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①丝绸业的发展，颇具典型性。由于对外贸易中生丝的需求量不断增大，珠江三角洲的桑蚕生产迅速发展起来。明初自给性的塘鱼生产，发展到明中叶成为商品性的塘鱼生产，并逐步形成了“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桑基鱼塘模式。这种三角洲低洼地开发的集约方式的出现，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促使养蚕植桑得到极大发展。按照《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的统计，明万历九年(1581)清理田塘的结果是：南海县有税鱼塘48326亩，顺德县40084亩，番禺县10702亩，新会县6588亩，三水县10250亩，香山县711亩，高明县7810亩，宝安县2698亩，东莞县32659亩，以上9县的鱼塘面积合计达159828亩。以顺德县为例，其自景泰年问就大量植桑，到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种桑面积达58094亩。②大片桑塘的出现，使蚕丝生产成为三角洲生产的重要部分。同时，广东蚕茧在明代实现了六收、七收，直至八收。植桑的扩大和蚕茧的丰收，使广东丝织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乾隆《广州府志》引嘉靖《广州府志》记载：“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在明代兴起的佛山，除了出产著名的铁器和陶瓷外，生丝和丝织品也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到清初，佛山的丝织业已分为18行，有八丝缎行、杂色缎行、元青缎行、花局缎行、丝绸行、蟒服行、牛郎纱行、绸绫行、帽绫行、花绫行、金彩行、扁金行、对边行、栏杆行、机纱行、斗纱行、花绫绸行等，分工细密，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③①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第238页。②  李本立：《顺德蚕丝业的历史》，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5辑，广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刊，1964。③  佛山档案馆编《佛山史料汇编》，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第36页。 562
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 明代广东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贯穿的是一条丝织品外销的道路。在对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下，明代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而广州在明末国内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市场繁荣的大背景下，成为对外贸易的枢纽。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外围城镇，在宋代有8个，明永乐时33个，到万历三十年（1602）达到176个。①因此，澳门作为广州国际贸易的重要门户，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与生丝出口，白银进口的明代外贸模式紧密联系，也与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有着明显互动作用。三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明代居澳葡人在明朝政府的管辖之下生活和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澳门与葡萄牙在东方实行殖民统治的其他地区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可以说，没有中国的政策，没有中国人的参与，没有中国的商品，没有中国的广大市场及其需求，澳门就不可能兴起。同时，作为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的澳门，其兴起和发展自一开始就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葡萄牙人人居以前，澳门地区就有中国人居住，地属广东香山县。嘉靖四十四年（1565）两广总督吴桂芳奏疏言：“驯至近年，各国夷人据霸香山濠镜澳恭常都地方，私创茅屋营房，擅立礼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长子孙。”②查嘉靖二十六年（1547）修《香山县志》载：“长安乡恭常都，故延福里，恭宇围、常字围，在县东南一百里，图三。一百二十里内村二十二。”③明代县以下的建置系统，有乡、都、图，所谓“以县统乡，以乡统都，以都统图，如身使臂，臂使指，势联属而民用一矣”。④都、图是以人户划分为主的建置，葡萄牙人人居的澳门地方当是在香山县长安乡恭常都的范围内。①  任美锷主编《中国的三大三角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250～251页。②  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342《吴司马奏议》，中华书局，1962    年影印本。③  嘉靖《香山县志》卷1《风土志第一》，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影印本。④  嘉靖《浦江志略》卷1《疆域志·乡井》，《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1963。 5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葡萄牙人初到广东浪白澳、澳门一带进行贸易时，就依靠中国人进行交易。《日本一鉴穷河话海》记载，周鸾号称“客纲”，“同装番货，市于广东城下，亦尝人城贸易”。①入居澳门后，根据庞尚鹏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济，岁规厚利，所获不赀”。②同时，由于中外贸易，大量中国商民和工匠“趋者如市”③，澳门出现了民夷杂居的状况。万历十年（1582），两广总督陈瑞在居澳葡人答应“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的前提下，允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广东地方官员按照地方管理的惯例设立保甲。澳门妈祖庙神山第一亭横梁写有“明万历乙巳德字街众商建”的字样，是澳门四条大街之一德字街华商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集资建立妈祖阁庙的明证；其右刻有“崇祯己巳怀德二街重修”的文字，是澳门怀字、德字两条大街华商在崇祯二年（1629）重修妈祖阁庙的证明④。这都说明华商在澳门据有重要势力。荷兰人林乔藤《游记》记载，在1596年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葡人与华人杂居的澳门”。⑤英人蒙地《游记》记载，在1637年的澳门，“据报道整个城中只有一名妇女是出生在葡萄牙的，居民的妻子不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与葡萄牙人的后裔，教会和圣卡塔利那的混血儿”。⑥而澳门史家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称：“直至19世纪末，澳门才明晰地显露出其划分为两个风格迥异的区域，即‘洋人区，和‘华人区，的特点。”⑦中国商民大量涌人澳门，以福建人、广东人最多，情况有多种。万历四十一年（1613）郭尚宾曾上疏说明：有“亡命之徒，因之为利”的；有因澳门食粮依靠广州，“私澳之贩”的；有的从广州私买往贩刀剑武器弹药，许多还直接在澳门参与制造；此外有拐卖人口的；还有更多的是在澳门为葡人出谋划策的。⑧明朝档案中有“香山县寨差官及提调、备倭各官，唤令通夷事①  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海市》，据旧抄本1939年影印本。②  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1《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③  陈吾德：《谢山存稿》卷1《条陈东粤疏》。④  谭世宝：《澳门妈祖阁庙的历史考古研究新发现》，载《文化杂志》，1996年第29期。⑤  转引自〔葡〕莱萨《澳门人口：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志》1994年第20期。⑥ 〔英〕彼得 • 蒙地：《游记》（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VIII,partⅠ），弄德恩（列支敦士     登），1967，第263页。⑦ 〔葡〕潘日明：《百年“华人区”》，载《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⑧  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1《防澳防黎疏》。 564
明代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 目、揽头至议事亭宣谕，督促各夷赴省”①的记载。通事、揽头都是中国人。重要的是，中国商人参与澳门的对外贸易。明末记载香山澳税“皆取诸丈抽，彝船与夫彝商、唐商之互市者”。“所抽者，皆于到澳番舶贸易之彝商，并唐商之下澳者”。②由此可见，“唐商”在澳门贸易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而明末海禁时，则完全要靠中国商人运货到澳。综上所述，对于澳门的兴起及其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们不应仅强调西方海外扩张时代西方海上活动的一面，而忽视了从中国本体的角度看问题。澳门是中国的领土，当时中国政府在澳门全面行使主权。葡萄牙人不是作为外在强权施加给中国影响，而是作为中国皇帝的子民、在服从中国官府管辖的前提下租居在澳门。葡萄牙人经营海上国际贸易的重要中介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归根结底，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明朝对澳门的政策，以及中国社会内部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丝绸和白银为主的贸易结构，孕育了澳门作为新兴的国际贸易中转港的兴起和发展。澳门在明代社会经济变革中起过重要作用，主要是以广州外港的地位发挥了中国商品辐射地的历史作用。而这一历史作用的另一面，是将中国丝绸等商品传播到了全世界，为海上丝绸之路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澳门为辐射地的国际海上贸易，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发展，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走向了世界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传播都广得多。中国丝绸在当时国际贸易中拥有优势地位，显示出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市场的形式，并在世界市场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在世界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伴有血与火的洗礼，但是，以中国丝绸出口为导向的海上丝绸之路，仍是各种文明间交往和对话的通路。通过澳门，海上丝绸之路再度辉煌，中国积极参与了创造一个整体世界的历史，并且起了重要的作用。（原载《世界历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1999年第6期）①  《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兵部题残稿》，上海商务印     书馆，1936。②   李侍问：《罢采珠池盐铁澳税疏》，见乾隆《广州府志》卷53《艺文》五。 565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 白鸽票考述赵利峰 *彩票，自1980年代中国开始发行各种福利奖券以来，已逐步进人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关于彩票问题的探讨，一般是将彩票目为舶来品，并非中国所固有。在中国出现最早的彩票，言者多以为源头是晚清时期在上海流行的西式彩票——— 吕宋票，但事实上彩票的形式在中国出现很早，即是自清雍正乾隆时期就已在粤东流行的白鸽票以及大约同时在闽浙等地出现的花会（拟另文讨论）。白鸽票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现在比较为国人熟知的香港六合彩——— 国内某些彩票的借鉴对象，究其渊源，就有白鸽票的影子。本文拟对白鸽票源流等问题作一简要考述，以求教于方家。一  晚清时期的西式彩票被称为白鸽票我们之所以认为白鸽票是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晚清时期在中国发售的西式彩票，无论是国人还是西人都将其称为白鸽票。在魏源《海国图志》中的“普鲁社国记”一节，提及普鲁社国的国帑收人中有彩票一项，此处即译为白鸽票：国帑所入……矿铸五金、制造磁器九十一万七千圆，驿务百四十*  暨南大学文学院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566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万圆，白鸽标务九十二万九千圆，税饷四千七百二十八万圆，杂税五千五百八十六万圆。①又如丁柔克《柳弧》中有白鸽票一条云：吕宋白鸽票，以洋钱六元而博之，或以十二元博之，或一人而打数标者，或数人而打一标者。六元者，头标得二万五千元，上下夹者各得三百五十元；二标得八千元，上下夹者各得一百五十元；三标得四千元。其余或一千元，或五百元、二百元、五十元，最少者得三十元。十二洋，头标则得六万元。此吕宋财赋所出也，贵贱一体，丝毫不欺。闻发标时，国君亲以风肩肩之。予曾细算之，大约二十余人中可得一人。现在上海打者甚多，甚至蔓延各省。然一经华人手，往往作伪贗赝以欺人，故信者虽多，而疑者亦不少矣。②又据《上海新报》所载的吕宋彩票：前闻吕宋国人开设白鸽票局，有华人以五元而赢一千五百元者。如能操必胜之权，真天下营生第一。现又有彰明较著开设白鸽票，又岂西人互相赌博，华人不与闻耶？抑借西人出名，华人从中派份耶？即上海洋泾浜，昔年赌风最盛，经中外官设法严禁，此风始息，何今又肆行无忌也？据云英国律例于白鸽票禁之最严，若在英国界内，当不久自除矣。华人自爱者谅不至（致）入其彀中。③外人亦将西式彩票称之为白鸽票。如同治二年（1863）澳葡政府发行的仁慈堂彩票，即后来在上海等地流行的“澳门彩票”，为便于向华人出售，特登中文告示，以白鸽票称之：①  （清）魏源撰，陈华等校注《海国图志》卷57，《北洋》，岳麓书社，1998，第1581页。②  （清）丁柔克：《柳弧》卷4，《白鸽票》，封面题光绪八年七月上浣重编，中华书局，第     285页，2002。③   1870年11月3日《上海新报》第426号，《赌局宜禁》。 5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育婴堂（注：即澳门仁慈堂，设有白鸽票四千条出卖。每条取银贰元，共成银八千元，为抽用行衰矜所用。此票分为四起。每起该票壹千条，均照式样如左：一条中式银五百元，一条中式银二百元，两条每条中式银一百元共二百元，三条每条中五十元共一百五十元，八条每条中廿五元共二百元，三十条每条中五元共一百五十元，七十五条每条中四元共银三百元。中式票一百二十条，不中白票八百八十条，二共票一千条。一扣用银三百元，中式银一千七百元，二共银二千元。卖票自本洋月二十日起，开票四次，即每起一次。首起在番人本年十二月十九沙麻度日（注：葡语，星期六）开。次起在番人明年三月十九日沙麻度开，三起在番人明年六月廿一爹沙日（注：葡语，星期二）开，四起在番人明年九月二十爹沙日开。每起票一日开全，卖此票议开第一起，始卖第二起，以此次第清款。一千八百六十三年十月初八日育婴堂票式。①还有，在外文记载方面，如在葡萄牙语中，澳葡政府一直是将白鸽票称之为“Lotaria de China”，意为“中国彩票”。②在一些英汉字典、词典中，也是直接以“白鸽票”来解释“Lottery”一词。比如1848年在上海出版的《英华字典》，以及1859年在香港出版的《英粤字典》等。③由此可见，西式彩票和中国固有的白鸽票之间，多有类通之处，在当时人们的眼中，被视为同一种东西。二  白鸽票的渊源晚清时，沪上赌风肆虐。有上海文人，目觇神伤，曾出一联，索人属对，曰：“三鸟害人鸦雀鸽”。结果有人以“一虫利世茧蚕蛾”联之，可谓①  COTA:AH/SCM/029,MIC: A0312，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② 《澳门政府宪报》第22号，1872年5月25日。③  Walter Henry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i: printed at the Mission Press,    1848, p. 807; John Chalmers, An English and Cantonese Pocket-Dictionary, For the Use of Those    who Wish to Learn the Spoken Language of Canton Province, Hong Kong: London Missionary Soeie-    ty's Press, 1859. p. 86. 568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妙对。鸦是鸦片烟，雀是麻雀牌，鸽则是白鸽票。白鸽票，有时亦简称为鸽票，是粤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博戏。白鸽票之名从何而来呢？就字面上分析，票同标，表也。古时投壶饮毕，为胜者树标，故角胜负谓之夺标；鸽，广人俗称之为白鸽。屈大均云：“鸽之大者曰地白，广州人称鸽皆El白鸽，不曰鹁鸽。”①《广东通志》称：“吴人呼鸽曰鹁鸽。鹁白，一声之转。”②粤东人家有养鸽之俗，成书于雍正年间的《粤中见闻》云：“广人多畜鸽，俱称白鸽者。”③《九江儒林乡志》称：“鸽多为人家所畜，野亦有之，以白色者为良。”④雍正年间曾任广东按察使的张渠《粤东闻见录》说：“《天宝遗事》载，张九龄年少时家养鸽，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足上，依所教之处往投之，目为飞奴，是传书不独雁也。今贾舶出洋携驯鸽往，虽一二千里，可系书放归，云以某日至某处。其家得信，即可转报同伴家。闻此等鸽值价数十金。”⑤此外，“又有一种不能飞天者，名曰地白，可治白蚁。鸽能孵卵生雏，邑人多豢之图利者”。⑥因鸽可以供出洋传信及治白蚁之用，养鸽是为粤东人家一生利副业。因此之故，近于内地农村骡马交易大会之类，广东有评定鸽之良优的放鸽会。《广东新语》记载：广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主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七也，则以印半嵌于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印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①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0《禽语·鸽》。中华书局，1985，第528页。②  （清）阮元：《广东通志》卷99《舆地略十七，物产六“羽族类”》，同治甲子重刊本，第     6页。③  （清）范端昂：《粤中见闻》卷31《物部十一·鸽》，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     345页。④  （清）冯械宗：《九江儒林乡志》卷3《舆地略·物产》，光绪九年刻本，第42页。⑤  （清）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下《传书鸽》，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第108页。⑥  （民）周朝槐、何藻翔修，欧家廉、卢乃潼总纂《顺德县续志》卷1《舆地略·物产》，    “白鸽”，民国18年版，顺德县志办公室重印本，1985。 5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而归者，内主验其翼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月某日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自飞来归，一日自横石而归，皆如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系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十人千鸽而只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①从屈大均的记载来看，名为放鸽，品定鸽之良优，而其实已与一般博戏无大分别。另外，在阿拉伯数字未为国人采用前，人们常用干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编排计数，如天字第一号等等，放鸽时亦采用此法。仅此之故，白鸽票来源于放鸽会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认同。比如曾写过《香港赌博史》的鲁言（梁涛先生），即认为白鸽票是由放鸽会演变而来的。②《澳门掌故》的著者黄德鸿先生亦持同一观点，并且指出，“白鸽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据说以前白鸽票的总场开出的‘字’，以白鸽为通讯工具，将已揭晓的‘字’，用白鸽由总场及时带到各地‘艇仔，（即分场），所以名之为白鸽票”。这种说法“亦是人云亦云而已”。③也有人认为白鸽票之得名另有来源。如梁绍壬所撰《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粤有白鸽标之戏。标主以千字文二十句为母，每日于二十句中散出二十字，令人覆射。射中十字者，予以数百倍之利。其余以次而降，四字以下为负。其法以二文八毫为一标，由此而十而百而千，悉从人便。其名有一炷香、八搭二、九撞一、大扳罾、小扳罾、河汊、百子图等目。谓之鸽者，凡鸟雄乘雌，鸽则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雌，而合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意盖取此。④①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0《禽语，鸽》，第527页。②  鲁言：《香港赌博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第28～30页。③  黄德鸿：《澳门掌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第34～35页。④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4《白鸽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21页。    梁绍壬，乾隆五十七年生人。 570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张心泰《粤游小志》亦云：“谓之鸽者，凡鸟乘雄乘雌，鸽则雌乘雄，且性喜合，以八十字之雌，合十字之雄，最易合者也，意盖取此。”①两人记载几近相同，按成书先后，可知张文大约是抄自梁书。《（南海）九江儒林乡志》的撰著者朱次琦、冯械宗在记述当地物产中的“鸽”时说：“《衍义》谓凡鸟皆雄乘雌，惟鸽独雌乘雄。以今考之，非是。”②由此观之，著者撰写此文，可能就是对人云亦云的白鸽票来由，提出的质疑。咸丰时香山诗人蔡惠清所撰《挹瓮斋诗草》有“咏白鸽票”诗一首，其序日：“吾粤无赖子以千字文首八十字当作阄，三分之二不开，仅开二十六字。众于八十字内任意书八字成一票，纳钱十文，射之。中八字得上彩，七字六字以次减。开者名鸽头，往来传信招众者名鸽媒，射者名小鸽。骗法多端。”考白鸽票之取名，盖以鸽能招群，养鸽者往往能以小群之鸽招引大群之鸽，是小往大来之意。故开票者名鸽头，买票者名小鸽，而带票掮客名鸽媒。③在一本1864年出版的西方汉学家所撰的中文语法书中，收录了一篇中国文人所作的关于白鸽票的文章———《白鸽票序》：窃谓弈棋因学战，估字为无粮。诚哉是言。原夫开票之法，由来久矣。始自大汉，设于张良。因城中被敌所困，军粮断绝，欲加收民税，劝捐军饷，则又不能，故以估字诱民财宝，决输赢于旦夕，分胜负于暮朝。以百二十字为题，八字为一号，民输一号则杀民财三厘，民赢一号则赏民银十两。设此规例，谁不贪于小往而大来，旦夕两场，估之毋论男女，仅开十日，遂至积银过千，越至数旬，积银无限。获民财宝而军需是济，复振中原。是以律则有序，禁而不删。令人习此义而为业，借用千字文而开取字八十，新创形图。十字为一条，任人买之于多少。三厘博十两，令人贪之于无厌。若中五字博银五厘，中六字赢银五分，七字赢银五钱，八字赢银二两五钱。遂至九字赢银五两，十字赢银十两也。唯是设厂远方，通报非易，然输赢之间，人望①  （清）张心泰：《粤游小志》卷3《风俗》，光绪二十三年上海著易堂铅印，《小方壶舆地丛     抄补编》本，第13页。②  （清）朱次琦、冯械宗：《九江儒林乡志》卷3《舆地略·物产》，光绪十年刊本，第42页。③   祝秀侠：《粤海旧闻录》，台北，圣文书局，1988，第40页。 5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知快，遂用白鸽佩还通报，故今人俗称为白鸽票者云尔。①此文言多不经，但透露出白鸽票之名来源与信鸽通报抽彩结果有关。清同光时期宦粤的陈坤，有白鸽票诗一首，内云：“鸽铃响处送标来，妇稚同心苦相猜。空说利钱千百倍，误人深是纸棺材。”说明白鸽报彩，并非虚言。但他在自注中说：“粤中白鸽标以雌乘雄取义，拣千字文中八十字，出二十字令人测猜，视中字多寡，分别赔偿，获利千百倍，故易惑众，谚以纸棺材譬之。”②与梁绍壬等人的认识倒是相同。在《中国丛报》中，西方的观察家则认为白鸽票（Peh-hoh-Piáu or Pi-geon Tickets）赌博形式系仿照澳门的葡萄牙人而创制。名称则是根据人们传送急件的习惯，用信鸽通知抽彩结果而来的。③以现在的所见材料，仿照说法，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因澳门葡萄牙人开始有正式发行的彩票是在1810年，该年澳门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被葡萄牙政府允准每年发行一次彩票，以所得之资为施药济贫事。④以上诸种说法皆似有根有据，可谓聚讼纷纭。然而，雍正九年（1731）十月十七日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所上的一份奏折，值得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查赌博之禁，屡奉谕旨申诫再三，皇上为小民身家计者，至深且渥也。乃小民无知，近因赌具难得，更新造一种赌法，名曰夺标。其法用纸一百二十块，书千字文内一百二十字。打标者每人出钱二十二文，于一百二十字内认取八个字，用纸条书写送与放标之家，登记部簿内，每标或百余人或数百人，密约开期。至开标之日，或早或晚，聚众人齐集，将前书一百二十字分为四股，以四碗分贮，以三碗投于①  W. Lobscheid,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Ⅱ, Hong Kong Daily Press, 1864,    pp. 156 - 157.② （清）陈坤：《岭南杂事诗钞》卷6，光绪二年序，第3页。③  The Chinese Respository, Vol. XVIII, Dec. , 1849, p. 663记载，1848年10月，南海县颁布禁    止彩票(Lottery)报告。④    J. J. Silva, 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ologico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ãto Ultramarina, "LO-    TERIAS", Lisboa: TYP. J. F. Pinheiro, 1904, p. 183. 572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水，以一碗开看，其所认八字俱合者，为夺标。将众人所出之钱，独得而去。如无全合者，即以字合多者为头标，少者为二标，再少者为三标，钱照次第多寡分给。其放标之家，即于钱内加一加二抽扣不等。汀州府属之上杭县拿获一起，现在通详究审。据供，其法乃从广东学来。臣因偷越外洋之事寄粤省督抚，并将此事一并写去，令其一体查禁，为此缮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朱批）赌法岂有底止，当择其盛行者禁之耳，不然则不胜其烦矣。①这条史料，在中国彩票的发展历史中，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上文记述分析，这种规避功令的赌博新法是从广东地方学来的。在道光年问成书的《粤东成案初编》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案例———“开设字标诱人猜赌照花会例治罪”：嘉庆九年十月，南海县陈玉章等十五人，每人出番银贰元作本，赢钱按股均分……在县属白泥乡外荒僻地方搭盖草寮，开设诱赌……（其法）：检出千字文一本，以寒来暑往起，至有虞陶唐止，共八十字，作为字母用，裁成小方块，逐一书写，搓成纸团，随意分为四分，每分二十个字。又随意检取一分，用竹筒盛贮，听人书写猜买。买标之人各于字母内书写十个字，自行封固，写列字号投交……登记号簿。每标出钱三文，即有情愿多买，各计标加本，听从其便。开标时，先将竹筒内纸团打开，用纸誊出，再将各人投买标纸逐一拆封，如有十个字全中者，赔钱三千文，中九字者赔钱一千八百文，中八字者赔钱九百文，中七字者赔钱三百文，中六字者赔钱六十文，中五字赔还本钱三文，四字以下，将本钱输去。②经过细心的考察，我们发现这里的字标和前面雍正九年出现在福建的① 《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奏报近造夺标赌博新法情形并于上杭县拿获一起究审折》，雍正九    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册，江苏古籍    出版社，1991，第342～343页。②  （清）朱耘辑《粤东成案初编》卷30，《奸赌私贩》，“开设字标诱人猜赌照花会例治罪”，    道光十二年刻本，第23页，该初编序中云所收乃嘉庆以来成案。 5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新式赌法“夺标”，尽管在彩金的分配上有些许区别，但依然能够判断出它们是一脉同源。由此推断，“夺标”和“字标”就是白鸽票的前身！另外，在《清史稿》中，嘉庆九年（1804），无锡人秦瀛擢任广东按察使时，曾有严禁白鸽票的记载。①这是在《清史稿》中关于惩治白鸽票的最早表述。从时间来看，与《粤东成案初编》中所述案例应指同一事。需要注意的是，案例中只是称“字标”，而《清史稿》中则称之为白鸽票，进一步说明白鸽票之名是后起的。综上所述，雍正年问出现的“夺标”赌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演变后被称之为白鸽票，这应与博徒为躲避官府查拿，白鸽票厂多开设在乡间荒僻地方有关。上文述及的嘉庆年间南海字标案即是一例。在道光二十六年（1845）刊刻的《新邑庠李捷舟戒白鸽票文》亦云：“今有白鸽票者，荒村设厂，邻界开场，以笔墨为行头，借诗书为赌具，决输赢于数字，分胜负之通宵。”②白鸽票厂，起初大多开设于乡野僻处，而买票之人多在市镇人烟密集之区，如何迅速通知获彩结果，最为便利的方式就是利用粤东地区常用的白鸽传信，所以，白鸽票之名来源于此，应是不误。三  白鸽票的流播白鸽票号称“刀仔锯大树”，有几文钱即可博十数两的巨大诱惑力，以致贪夫愚妇无不堕其彀中，使得白鸽票迅速发展，风行于粤东各地。到了道光年间，已是无处不有。当时的香山诗人黄承谦，目睹石岐城厢内外遍布白鸽票等各类赌博，曾写下了“杂感”诗四首，其中一首是写番摊、白鸽票的，诗如下：① 《清史稿》卷354《列传一百四十一秦瀛传》。秦瀛，宇凌沧，江苏无锡人。乾隆四十一年   （1776），以举人召试山东行在，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涛迁郎中。著有小岘山人文集    6卷，诗集28卷。②  Thomas Francis Wade, Wen Chien Tzu Erh Chi(a series of paper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    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part XVI,    London: Trübner, 1867, pp.127-129；又见《清代用文字赌博，戒白鸽票文》，《翁源文史》    第4辑，政协翁源县委员会办公室文史科，1986，第101～102页。 574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枭卢雉犊塞，乌曹始造博。格五与双六，樗蒲骰子落。歌奴叶茂连，戏爱叶子乐。选佛与选仙，选采图交错。古人诸博具，不为适情却，官府借盟欢，士庶恒相约。即今煽赌风，固已属轻薄。摊钱仿意钱，久为世人虐。富向季伦抽，贫亦长卿掠。祸虽遍市廛，剥未到闺阁。不闻小儿女，并倾囊与橐。胡为以鸟名？白鸽肆吞嚼（原注：开厂聚赌名白鸽厂）。始尚翔乡间，近竟集城郭。有如张网罗，举国几若狂（原注：各县皆有）。勿使群飞呜，亟须援弓缴。不见一枝栖，欣然有所托。①1847年，洪秀全、冯云山制定的拜上帝教《十款天条》中规定“买票、闱姓，皆是犯天条”。②其中的买票即是指白鸽票。《十款天条》可谓拜上帝教早期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而竟然将白鸽票列入其中，由此也说明当时白鸽票是多么的盛行。同治年间依然如此，时《番禺县志》记载：广州赌风甚炽，其名目有曰番摊者……有曰白鸽票者，取千字文前八十字，密点十字，令人亦猜点十字，猜得五字以上每一钱赢十钱，城乡各处俱开有票厂。猜票者以票投之，每日猜一次，于是老少男女均被诱惑。约千人之乡岁辄输银二千余两。妇女无知，有并举衣饰输尽而投缳服毒以死者。蠹害民生，莫此为甚。⑧白鸽票还播及澳门、香港、广西、上海等地。据澳门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载、大约在道光二十年(1840)，澳门就有一间颇具规模的白鸽票厂—— 和生堂厂。文件记述了该厂所设白鸽票的诸种投票得彩规限。④形制之复杂完备,一点也不亚于当今流行的一些彩票。1847年1月，适时的澳① （清）黄承谦：《观自养斋诗钞》卷1，第7页。黄承谦，字以受，号益斋。道光己亥科    举人。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二》，卷22，《志第一·上帝教》，中华书局，1991，第706页。③ （清）李福泰修，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卷6《舆地略四·风俗》，同治十年刊本，第    12页。④  刘芳编，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119号档，《赌馆和生堂厂规限》，澳门    基金会，1998。 5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督亚马留（João Ferreira Amaral）为弥补澳门财政出现的危机，允准白鸽票在澳门正式合法发售。①白鸽票自此成为澳门专营承充赌饷中最经常性的收入之一，一直延续到现在。澳门也成为中国最早公开发行售卖中式彩票的地方。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时间也是澳门博彩业合法化的起点。1851年7月19日的《澳门政府宪报》登载了招人承充白鸽票的中文告示：奉公物会宪命，缘澳内白鸽票厂于七月二十四日满期，是以预于六月十七日在议事亭从新出投夜冷（注：夜冷系葡文“Leilão”之音译，意为拍卖）。如有愿遵守规条及批出价最高者，准令承充。其白鸽票规条在亭与看。六月十二日谕。②这是在澳门政府档案中关于招人承充博彩的首次记载，也是目前仅见的有关澳门博彩业的最早出投告示。晚清时期的香港也有白鸽票流行的情形出现。1872年1月30日，在允许赌博合法经营约四年零四个月后，港英政府迫于舆论，发布告示禁赌，指出“示文中所谓赌博，其意包括一切闱姓、白鸽票、花会及其他有彩之赌博”。③就此可见香港白鸽票之一斑。白鸽票除了在国内流行外，还跟随晚清出洋的华工漂洋过海，到达了北美、澳洲的旧金山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在美国，白鸽票后来演变为现在依然流行的“奇诺（KENO）”彩票。④澳大利亚英语中有这样一个短语：“like a pakapu ticket”，意指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物。其中“pakapu”①  《澳门政府宪报》第11号，1888年3月21日，“Receita do Anno Economico de 1887-    1888”，相应的在澳门公物会1847年1月至6月的收支明细表中，有准许开设5个月的白    鸽票收益为720两的记录。见《澳门政府宪报》第27/28号，1847年8月12日。②  《澳门政府宪报》第35号，1851年7月19日。③  鲁言：《香港赌博史》，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8，第28页。④  John Scarne, Scarne's Complete Guide to Gambling, New York: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INC. , 1961, PP. 432 - 435.奇诺一般是从1到80个数字中开出20个，作为中奖数字，而    购买人则从80个数字中任意选取10个，如在10个数位中选对数个与所开出的数字相同，    即可中奖，奖金的数额视中奖个数不同而异。另外，西方国家流行的Bingo彩票，亦可能    渊源于奇诺。见同书，p．185。 576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即是白鸽票的粤语译音。①赌博百害无一利，随着白鸽票的发展，其弊端彰显，为害闾阎，殃及妇孺。遂为关心民瘼者，吁请予以惩治。如道光时期的广东清远县，“其时县差何孖二等，在县之西门外濠基开设白鸽票厂，日收票三十余万。有输至困极，因此悬梁者、服药者、投河者。自尽一道，妇女居多，至于作贼，男子不少矣”。当地举人郭志融，“通禀大宪，布政傅公立将票匪何孖二等按律严刑重办，县主梁某撤参，捕厅纪维钧革职，地方幸赖肃清。至今二十年未有敢开白鸽票者，皆公之力也”。②劝善之士，亦谆谆告诫。现在发现的关于劝诫白鸽票等彩票最早的一篇文章，为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新邑庠李捷舟戒白鸽票文》，流传最广，粤东许多戒赌之劝善文，多以此为蓝本。为存史料，兹录内容如下：盖闻开场聚赌，乃匪类之生涯；设局骗人，是棍徒之手段。劫财者，称为强盗；害物者，为谓之小人。朝廷法律难容，官府刑诛不赦。今有白鸽票者，荒村设厂，邻界开场，以笔墨为行头，借诗书为赌具，决输赢于数字，分胜负之通宵。毒计瞒人，一本居然万利；甜言惑众，小往可以大来。即使应手得心，岂或转贫为富。乃有农工商贾弃本业以求财，三教九流舍正途而谋利。心上望生钱树，梦里想出银花，谓奇货之可居，似醉翁之不醒。甚至豪华贵介，穷巷愚民，学里生徒，闺中妇女，同生妄想，共起痴心。类飞蛾之扑灯，若游鱼之上钩。引人入胜，总是迷途；度尔升仙，无非死路。多来多受，洗清财主身家；小买小收，累起担头生意。此则言之切齿，闻者伤心。然而开场者非能劫夺，买票者自好贫穷。欲以三厘博人十两，不思入穴擒虎之难，枉有上树捉鱼之志，浪费精神，徒劳心计。造成格局，一字有见五见六之方；创出规条，各法有搭二搭三之例。并非良谋胜算，独夸玉尺量天，谁是未卜先知，不过盲人测月。试思此局，实属无凭。八十个字，困尽英雄，一掌纸模，阔如江海。开窗见月，明明在我眼前；遁①  徐雅琴、朱永生：《澳大利亚文化与澳大利亚英语》，顾嘉祖、陆升主编《语言与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第198页。②  （清）吕相燮：《科场异闻录》卷8《国朝科场异闻录》，道光十四年甲午科乡试条，同治    戊辰序，第7页。 5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地飞天，种种出人意外。任尔邀来鬼谷，岂有奇谋；即使修到神仙，亦无良策。通宵作字，捉李闯难得真身；昨夜输银，借荆州无还之日。问卜问神问鬼，字字抛空；射天射地射人，枝枝（支支）不中。恍似财主追帐（账），日日还钱；犹如差役催粮，时时纳税。岂无得微利于蝇头，遂乃乘势穷追，反至失势，剥周身之蛇壳，尚谓小财无出难得大财，谁知贪字算来反成贫字。从此金生丽水，也要淘沙，玉出昆冈，奚能反璧。至贫无立锥之地，斯时虽悔其已迟，妻子何以自全，性命亦终难保。曾闻冻馁，绝火米以投河；亦有凄（凄）凉，典裙钗而反目。嗟嗟！铜推山倒，白鸽全飞。腰上囊空，不晓悬崖勒马；床头金尽，竟然慢火煎鱼。谁叫尔来，惟君自取。真可怜也，不亦拙乎。伏望及早回头，登时变计，勿贪难得之利，勿追已去之财。后车可鉴前车，一误岂容再误。惜金银之浪费，利害分明；思产业之艰难，身家保重。生财有道，勤俭即是良图；大事竞成，戒忍全凭立志。莫投罗网，跳出泥涂，痛改前非，免贻后悔。丙午年二月十七日。①同治十一年，粤省督抚更上奏朝廷，请以严法重惩：嗣后广东省匪徒开设花会、白鸽票案内，伙开纠人之犯，但经出有资本，合伙开设，应一律照首犯，均发边远充军。其住城乡分收字标，例应满徒。此等收标之人，每多开有店铺，阳为贸易，阴收字标，应将收标之店铺房屋查封入官。至地保汛兵起意纠伙诱赌，即属知法犯法，自应于首犯罪上加等定拟。若并未自行纠伙，仅止得贿包庇，自应照闽省之例，与首犯一体问拟，计赃重于本罪者，仍从重论。此等开设花会赌匪有供亲老丁单者，如系聚众诱惑多人，不准声请留养。②然而，由于粤东贪官蠹吏及劣绅婪弁的包庇纵容，白鸽票屡禁不止，①   Thomas Francis Wade, Wen Chien Tzu Erh Chi(a series of paper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    ry Chinese: designed to assist students of the language as written by the officials of China), part XVI,    pp. 127 - 129.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27《刑部一零五·刑律杂犯·赌博二》，第1011页，历年事例。 578
中国最早的彩票形式之一 愈演愈烈。光绪二年粤督又奏准加重罪名，仍然没有什么效果。甲午年前后，粤东赌商为求得白鸽票合法开设，又诡名而变为“小闱姓”。①至李鸿章督粤时，白鸽票被清政府允准在粤省承充发售，遂得大行其道。粤督岑春煊时期，迫于时势，又立碑禁绝。然而余烬难灭，间有私开。民国时又易名为“八十字有奖义会”。白鸽票在澳门则一直都有开设，到现在依然生命力不衰，不过它是以电脑控制摇号抽彩，所以称之为电脑白鸽票。粤东白鸽票作为一种新颖的赌博形式，能以小谋大，四两“博”千金，参赌者亦不必常厕身赌场，可谓别具特色，因而影响也特别深远。白鸽票还是粤东其他彩票类型的源流所在，由此而滋生变化出许多彩票形式，如闱姓、田票、基票、围票、山票、铺票等等。其中的闱姓，即是我国较早由国家正式认可发行的彩票，其开设一直持续到清亡，对清末其他省份影响甚大。清末各省盛行的彩票，大多即是援粤东闱姓案而开设。白鸽票在清后期的澳门又有变化，称为字胆（即在白鸽票抽中的20字内，再确定其中一字，是为字胆。类似现在的某些彩票中的幸运号码或特别号码）。至1970年代，白鸽票的部分内容为香港六合彩所借鉴吸取（白鸽票的赌法这里从略。可参卫恭《广州赌害：番摊、山票、白鸽票》②和郑砺石《害人最烈的赌博白鸽票和字胆》③两篇文章，对白鸽票赌法、舞弊情形等等，描述甚为详尽）。[原载杨士宏主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03年第3期]①  1894年6月21日《申报》三，谁生厉阶：粤东白鸽票尤为民间之漏卮，向来悬禁綦严，    仍未根株尽绝。前有粤绅吕某以闱姓已经承饷奉官开办，拟将白鸽票天地玄黄八十字，易    以赵钱孙李亦八十字，每日点开一次，改其名小闱姓，亦拟缴饷承充。粤中大宪未准所请，    遂航海北上斡旋此举。甫有眉目，而准其办理之某大僚作古，吕亦客死津沽。迄今数年，    无人敢筹议及此。不料日问复有甲乙二人，囊资到津，拟赴京都提前事，不知能如愿相偿    否？甚矣！人之见利忘义也。②  《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1963年11月。③  《中山文史资料》第3辑，1965年6月。 579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李金明 *17世纪，东亚海域的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来的西欧殖民者为争夺中国的丝绸与日本的白银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留居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为了避开荷兰殖民者的海上优势，放弃了原先使用的易被袭击的大帆船（Great Ship），改用快速航行的小船（Galliot）。为防止返航印度的船只在马六甲海峡遭到荷兰船只的伏击，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得不放弃与印度果阿的贸易，将其贸易范围集中在澳门—长崎—马尼拉—望加锡一带。于是，形成了一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一葡萄牙人早在1542年就意外地发现日本，当时一些搭乘中国帆船的葡萄牙人被台风吹到日本的种子岛（Tanegashima），在那里他们受到九州大名的赞赏，并仿制了他们的火枪。自此之后，葡萄牙人即不断地派船到日本，他们的贸易深受日本人的欢迎，因为它既是日本岁入的来源，又为日本提供了改变战争方式的火枪，而且使日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得到很大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这被认为是对明朝实行海禁的一种突破。①1571年，热心的葡萄牙传教士通过向好战的日本人提供他们所迫切想要的最新武器，为葡萄牙人在长崎谋得了一块基地。在这块基督教徒的新封地里，葡萄牙商人既可照常经商，又可安居度日，不久就形成了一个旺盛的卢祖一日人社区*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①  C. G. F. Simkin, The Tradition Trade of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86. 580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huso-Japenese community）①，澳门与长崎之间的贸易从此亦迅速地发展起来。葡萄牙船以澳门为基地每年定期航行到日本，它们主要的经营活动是以中国的生丝、丝织物和黄金换取日本的白银。17世纪初的日本，虽然也是个产丝国家，但是日本人非常喜欢中国丝。不管是生丝或纺丝，他们都认为比自己的质量好。②因此，在葡萄牙船运往日本的货物中，中国的生丝与丝织物占绝大多数。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平户商站的头目伦纳德，坎普斯(Leonard Campus)在1622年9月15日寄给阿姆斯特丹荷兰东印度公司17人委员会的一份市场研究报告中称，在日本售卖的中国货物有2/3是生丝和纺丝，其中白生丝的需求量很大，每年约3000担。③下面列举的是1600年一艘葡萄牙船从中国载运到日本的货物备忘录，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澳门与长崎贸易的大概。这艘葡萄牙船载运白生丝500～600担，每担从广州卖到澳门价80两，在日本卖140～150两。载运各种颜色的纺丝400～500担，优质纺丝买价140两，在日本卖370两，有时高达400两；普通纺丝在广州价55～60两，在日本卖100两。该船还载运织有鸟和其他图案的丝绸1700～2000匹，每匹价11钱，优质的价14钱，其中有长分别为7、8、9尺的，每块在日本卖约2.5～3两。另载运黄金约3000～4000两，普通黄金每两值银约5.4两，在日本卖7.8两；优质黄金在广州价6.6两（或7两），在日本卖8.3两。其他载运麝香两担，每斤在广州价8里亚尔，在日本卖14～16两，视市场的需求而定。载运化妆用的白粉500担，每担在广州价约2.7两，卖到澳门价3两，在日本卖6.5～7两，日本人使用的量相当大。载运棉线200～300担，在澳门买价每担7两，在日本售16～18两。载运棉布3000匹，大多数是白的，另有一些黑的和有颜色的，价格差别很大，大匹的100匹价28两，在日本卖50～54两；小匹的100匹在广州价12两，在日本卖23～24两；①  G. V. Scammell, The World Encompassed - The first European maritime empir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1, p.241.②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 - 1825,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1969, p.63.③  Kato Eiichi, "The Japanese  - Dutch Trade in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Seculsion Policy", Acta    Asiatica, No. 30, 1976, p.4. 5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有颜色的价8.5两，在日本卖16～17两。载运水银150～200担，有时多达300担，在广州价每担40两，卖到澳门价53两，在日本卖90～92两，有时卖不到90两。载运铅2000担，在澳门买价每担3两，在日本卖6.4两，赢利两倍。载运锡500～600担，买卖价不详（约10年后，锡在广州每担价15里亚尔）。载运500～600担菝葜根，每担价1两或1.2两，在日本售4～5两，赢利两倍。载运陶器约2000篓，在广州以各种价格买来，在日本可卖2～3倍价。载运大黄100担，在广州每担价2～3.5两，在日本卖5两，赢利两倍。载运甘草150担，在澳门买价每担3两，在日本卖9～10两，赢利3倍。载运白糖60～70担，每担价1.5两，在日本卖3～4.5两，但用量不大，因日本人喜欢红糖。红糖在澳门价每担0.4～0.6两，在日本卖4～6两，是一种赢利最大的商品，该船载运150～200担。①17世纪初澳门与长崎贸易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借助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明朝政府对日本实行海禁，禁止中国商船往日本贸易，尽管这种禁止的执行不是很严格，但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中已占有中日贸易的最大部分。另一方面，日本银矿的进一步开采，白银产量的急剧增加和中日之间白银差价的增大，使葡萄牙人更加有利可图。据记载，当时葡萄牙船从日本载运出来的白银数量相当巨大，如1636年10月，有四艘葡萄牙船返航澳门，载有白银2350多箱，按荷兰人的估计，价值6697500荷盾，比荷兰九艘船出口的价值（3129815荷盾）高出两倍多。②1637年，尽管当时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已陷入困境，但据荷兰方面记载，由西尔维亚(DomGonçalo da Silveira)率领的六艘葡萄牙船在11月6日返航澳门，“载有约2600箱白银，价值相当于80吨黄金，就贫困的市场而论，这是一笔极为可观的资金”。③博克瑟(C. R. Boxer)曾对葡萄牙船每年从日本运出的白银数量做过估计，认为“在16世纪末，每年葡萄牙船从日本出口的白银约100万葡元(cruzado)。40年以后，葡萄牙船每年出口估计超过300万葡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p. 179 - 181.②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147.③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152. 582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元。虽然这些白银有多少是真正属于中国人或日本人的资金尚无法确定，但是与17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在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相比，澳门与日本的贸易总额确实是异常难忘”。①至于日本出口的白银数量，据日本学者岩生成一估计，在日本海外贸易的全盛时期（1615～1625年），经日本、中国、荷兰、葡萄牙和其他船只载运出口的白银量极大，大概有13万～16万公斤，相当于世界白银总产量的30%～40%。②其实，葡萄牙船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日本人的资金。由于一些总部设在博多（现代的福冈）和九州其他城市的日本富豪很难参与海外贸易，即使在1636年幕府完全禁止日本船到国外贸易之前，该贸易也一直被限制在少数获得幕府颁发“朱印状”的幸运者手里，因此，这些日本富豪必须寻找一些贸易代理商。而当时到日本贸易的荷兰人和中国人都有自己足够的资金，唯有澳门的葡萄牙人缺乏资金，故这些日本富豪将资金以25%～50%的利率借贷给葡萄牙人，让他们以这些白银每年在广州交易会为日本市场购买生丝。这种借贷关系始于何时尚不清楚，但在1617年已明确地形成，有编年史学家安东尼奥·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的一篇评论为证。他写道：“当时日本航程的利润和澳门居民的财富都急遽地增长，原因是他们有借贷大量日本资金的习惯，这些资金有的作为佣金，有的则是船货抵押借款。”③由葡萄牙人代理的这种借款数额一般都比较大，如1638年12月22日的一份文件显示，澳门代理商佩罗·费尔南德斯·德·卡瓦尔霍（Pero Fernandez de Carvalho）这年在长崎以市政府的名义借了总共97000两的白银。④1639年，由船长瓦斯科·帕尔哈·德，阿尔迈达（Vasco Palha de Almeida）率领的两艘葡萄牙船，分别于8月17日和26日到达长崎，船上载有价值50万两白银的货物，为的是偿还他们借日本人的债务，但当时因日本幕府正极力驱逐葡萄牙人，故不准日本债权人接受这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p.169 - 170．②  lwao Seiichi,"Japanese Foreign Trade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Acta Asiatica, No. 30,    1976, p.10。③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115 - 116.④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120. 5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些货物。①此外，在葡萄牙船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中，也有部分是属于中国商人的资金。据《吧城日志》（Batavian Dagh Register）在1640年记载，当时在日本贸易中与葡萄牙人合作的不仅有广东商人，还有福建和南京商人。1639年澳门与日本贸易崩溃时，他们仍被澳门同行欠下相当于150万～200万荷盾的债务。有关中国经纪人，安东尼奥，博卡罗在1635年写道：“他们最值得尊重，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把大笔款项和货物委托给葡萄牙人，从而与葡萄牙人进行合作。”②然而，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贸易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们不仅要与到长崎贸易的大量中国船以及领有“朱印状”到东南亚贸易的日本船竞争，而且要经受荷兰与英国殖民者的联合袭击。1619年6月，荷兰与英国在伦敦订立所谓的“防御条约”，两个东印度公司同意把香料群岛的贸易合伙，荷兰分得香料的2/3，英国分得1/3。每个公司在远东海域保持12艘船，组成“防御船队”。每艘船船长都接到命令：“无论在何处遇到葡萄牙、西班牙及其追随者的船只，则袭击并俘获之。”他们无视幕府保护在日本领海的外国船只，声称“如果葡萄牙船敢再进入日本沿海任何港口，就让它在地下抛锚”。联合船队行动的主要基地在平户，捕获的船只、货物都是英荷平分。③不过，英荷联盟与联合的“防御船队”并没有维持多久，至1623年则宣布解散，其原因部分是英国没有派出定额的船只，但更主要是安汶岛上的荷兰总督以谋反罪处死了大量的英国人。就在这一年底，英国关闭了设在平户的商馆。④给澳门一长崎贸易以致命打击的，实际是日本幕府对葡萄牙传教士的怀疑。他们认为，只要准许葡萄牙人来日本，他们与传教士之间的斗争就将长期存在，而传教士对他们将构成最危险的威胁，1637年爆发的岛原起义就是明证。当时有磨村和天草郡受迫害的农民和秘密的基督教徒奋起反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p.159 - 160;②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169.③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98 - 99.④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1959, p. 109. 584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抗他们的封建压迫者，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血腥和最著名的事件之一。起义者使用伊比利亚的口号“圣地亚哥”（圣·詹姆斯），并焚烧他们见到的佛寺和神庙，因此当局很自然就怀疑这个运动是由葡萄牙人发起和支持的。1639年春天，幕府终于立法实施锁国政策，决定以禁止葡萄牙人与日本的所有交往来结束澳门贸易。幕府作出如此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光对基督教宣传所引起的破坏作用过于恐惧，担心由不满的浪人和受澳门暗中支持的秘密基督教徒结成的邪恶联盟可能会削弱德川王朝的霸权。①此决定传至澳门，对葡萄牙人无疑是晴天霹雳。1640年，他们不顾日本幕府的警告，决定派一个特别使团到长崎，结果使团中的61人被斩首，船只被烧毁，余下的13人被遣送回澳门，从此宣告了澳门一长崎贸易的终结。②二1565年，西班牙殖民者为了维护其在菲律宾及拉丁美洲的殖民统治，开辟了从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换取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使马尼拉成为当时东亚海域重要的港口之一。马尼拉与日本之间亦曾有过贸易联系，但至1586年则陷入僵局，其原因有三个。①西班牙人不像葡萄牙人那样迫切想要得到日本的白银，他们自己在墨西哥和秘鲁已有挖不完的银矿。②西班牙与日本在政治上互不信任，1591年丰臣秀吉曾威胁要吞并菲律宾，六年之后又处死方济各会的修道士。继任的德川家康虽说改变了政策，向西班牙反复保证，希望与马尼拉乃至墨西哥建立和平贸易联系，但终因宗教问题，又禁止西班牙人到日本贸易。③1580年西班牙与葡萄牙王室联合后，马德里政府基本同意葡萄牙的要求，把日本置于葡萄牙的影响范围之内，规定日本贸易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p. 153 - 154, 158.② 〔印〕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政治和经济史》（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 - 1700），何吉贤译，澳门，纪念葡萄    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第182页。 5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由澳门垄断。①至于日本商船则经常到马尼拉贸易，他们在马尼拉可与中国商人或印度商人享受同等的待遇，不仅贸易不受限制，而且可减税，甚至不必被规定价格“整批交易”（pancada）。日本船载运到马尼拉的货物多数是当地市场的必需商品，如面粉、咸肉、咸鱼和水果。马尼拉总督摩加曾列了一份清单，他写道：“他们也带来各种颜色的丝织品，精美的屏风，各种刀剑、大量的盔甲、矛枪等武器，还有制作很精致的写字盒、小木箱和其他漂亮的装饰品等等。”日本船载运回国的有“中国生丝、黄金、鹿皮、苏木、蜂蜡、棕榈油、卡斯蒂里安葡萄酒、茶具、玻璃、棉布和其他西班牙珍品。”当时因中国对日本实行海禁，故他们特别重视购买由中国船载运到马尼拉的中国生丝。1599年，马尼拉总督特洛（Tello）因担心大量的日本人涌进马尼拉，把每年到马尼拉的日本船数限制为三艘。然而，两年之后，仍有大批日本船进人马尼拉湾，其中包括萨摩藩的船只，故马尼拉当局只好一再加以限制，至1631～1632年，两地之间的交通虽说有过短暂的复苏，但最终还是断绝了。②澳门的葡萄牙人当然很乐意看到马尼拉与日本之间贸易的断绝，因他们正急于发展与马尼拉的贸易。虽然西班牙国王一再下令反对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如1608年2月敕令，准许马尼拉每年派一艘船到澳门购置船上的补给品和战争用的军需品，重申禁止两个伊比利亚殖民地之间的正常贸易。该敕令与1586年、1636年发布的其他敕令一样，都是绝对禁止两地贸易的命令，但事实并非如此，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贸易依然很兴旺。据摩加总督描述，当时澳门人在马尼拉经营着一种庞大和赢利的贸易，葡萄牙船通常在6～7月到达马尼拉，翌年1月返航澳门。摩加列举了他们进口的主要商品：香料、黑奴、印度棉纺织品（包括孟加拉的蚊帐、被子）、琥珀、象牙、宝石饰物和宝石，“印度、波斯的各种玩具和珍品、土耳其地毯、床、写字箱、澳门制的镀金家具和其他珍贵的商品”。这些澳门船都不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p. 3, 72.②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1959, pp. 114 -    115. 586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必缴税，因为他们属于官方禁止的非法贸易。①除了澳门与马尼拉的直接贸易外，还有大量的葡萄牙小船从印度经澳门到菲律宾，返航时亦经过澳门，这已成为一种规律。当时的编年史学家安东尼奥·博卡罗就谈到，奴隶是这种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在长途航行中，奴隶贩运一般很少获利，而在马尼拉的奴隶贸易却可获大利。②葡萄牙人为了垄断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一再阻止西班牙人直接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他们强烈要求中国官员禁止西班牙人到中国贸易。1598年里奥斯·科罗内尔(Ríos Coronel)写信告诉摩加说：“葡萄牙人看见我们到中国贸易的辛酸感受是无法形容的。”英国地理学家珀切斯(Purchas)描述这两个伊比利亚民族的利益冲突时说：“西班牙人到中国贸易可能导致澳门的衰弱，如果西班牙人把秘鲁和新西班牙的大量银元投入中国贸易，受到损害的不是西班牙而是葡萄牙，虽然他们现在同属一个国王的臣民，但各自的利益还是截然分开的。”此外，澳门葡萄牙人也设法阻止中国人到菲律宾贸易，他们造谣说西班牙在马尼拉的殖民地已濒临财政崩溃的边缘，无法偿付任何货款。为了使中国船不敢出海，他们甚至夸大荷兰海盗的危险，以利用中国船少到马尼拉的机会赢利。③从澳门到马尼拉贸易的葡萄牙船日渐增多，特别是1619年以后，在1620年就有10艘，其装载货物的价值，仅1626年的一艘就超过50万比索。阿尔瓦拉多(José de Navada Al-varado)在1630年声称，从澳门进口的正常价值约150万比索。④他们所取得的利润，据维尔霍（Lourenqço de Liz Velho）说，澳门一马尼拉贸易每年为澳门赢得净利6万葡元，这笔款可用来兴建城堡。⑤如此高额的利润是同时期在东方贸易的其他欧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如阿卡普尔科大帆船在较好年份载运到菲律宾的银元大约200万比索，返航载运的中国丝绸一般值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p. 74 - 75.②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94.③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9, pp. 130 -    131.④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9, p. 132.⑤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102. 5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200万～300万比索，已被认为是在东方贸易最赢利的一条航线。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就比较适中，1640年初他们派了四艘船到东方，载运的货物值5万英镑（相当于40万比索）；1636～1640年，三艘驶往英国的印度船载运的货物值109570英镑；①澳门与马尼拉贸易的发展，为西班牙大帆船提供了运往阿卡普尔科的中国丝绸，特别当中国商船较少到马尼拉时显得更加突出。马尼拉总督席尔瓦（Fernando de Silva）在1626年就说过：“如果没有澳门载运来的丝绸，新西班牙的船只将无货可载。”然而，葡萄牙人从贸易中攫取的巨额利润很快就引起西班牙人的不满，他们感到葡萄牙人实际是在分享大帆船贸易的利润，尽管他们本身无法参与大帆船贸易。因此，不少西班牙人要求禁止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而宁愿依靠中国商船载运来的丝绸。1633年，西班牙王室终于下令，禁止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联系。国王谴责葡萄牙人的高价勒索导致了马尼拉城的穷困，他们每年运走的白银是中国人运走的三倍。②但是，澳门葡萄牙人绝不会轻易放弃与马尼拉的贸易。他们认为，禁令是轻率和行不通的，马尼拉航程所产生的大笔驻防费和城堡维修费是难以取代的。假如澳门人不再载运丝绸到马尼拉，广东人将会自己载运，并与福建人联合起来直接同葡萄牙人竞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利用澳门商人作为他们的中介商。再说，禁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执行，因为中国商船经常与澳门商人合作载运货物到邻近小岛贸易。③更有甚者，西班牙大帆船亦乘机借口购买军需品或为天气所迫航行到澳门，而澳门商人则暗中供给他们所渴望得到的丝绸，一艘大帆船从事这种走私贸易通常都带有50万银元。④1639-1640年，澳门一长崎贸易的最后丧失导致澳门议事会再次致信腓力普国王，强烈要求他正式批准他们到马尼拉，甚至到墨西哥或秘鲁贸易,以补偿他们的损失。他们指出,1633～1634年王室禁令的严格执行,①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170.②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 1959, pp. 132 -    133.③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5 -    1640）, Lisbon, 1959, p. 135.④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 136. 588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只是把波托西(Potosi)的财富从尊贵的天主教陛下的澳门臣民的口袋里转移到广东与厦门异教徒华人的金库里。他们抗议说：“宁可把面包给孩子也不要给狗。”然而，当抗议书送到欧洲时，他们的君王已不再是哈普斯堡的腓力普国王，而是布拉干萨的约翰国王。①1669～1677年，曼内尔·德·利昂(Mannel de León)任马尼拉总督期间，曾恢复过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联系，准许葡萄牙船重新到马尼拉贸易。但是，此时每年春天的季风期都有接连不断的帆船从中国各港口来到马尼拉，而葡萄牙人再也无法获得他们原先在马尼拉的地位，他们只能指定一名丝绸贸易的小代理商，而他们卖给西班牙的却是当地制造的商品和一些印度与欧洲商品。这条航线与印度葡萄牙人的多数航线一样，不大注意执行葡萄牙本国政府的官方规定，故一直到1727年2月，腓力普五世才下令废除所有的限制。②三澳门一长崎贸易的丧失与澳门一马尼拉贸易的受限制，对于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贸易重点转移到望加锡和帝汶一带。早在17世纪前10年，葡萄牙人已在望加锡建立了一个大的居留地，并逐渐发展成为印度尼西亚东南部的主要贸易中心。据1625年一位从望加锡到巴达维亚的英国商人报道，每年大约有10～22艘葡萄牙船从澳门、马六甲和科罗曼德尔沿岸的港口到达望加锡，有时上岸的葡萄牙人多达500人。在那里，伊斯兰国家苏丹准许他们自由进行宗教活动。他们在11～12月到达，翌年5月离开，把望加锡作为售卖中国丝绸和印度棉纺织品的中心，换回帝汶的檀香木、马鲁古的丁香和婆罗洲的钻石。这位英国人宣称，他们每年的贸易额超过50万里亚尔，仅澳门的葡萄牙船就占6万里亚尔，难怪葡萄牙人把望加锡看成是比马六甲还要好的第二殖民地，他们自认为这里很安全，没有在印度遇到敌人，因为敌人从未进攻过①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138.②  William Lytle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59, p. 134. 5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这里。①在1660年荷兰人进攻之前，望加锡一直为葡萄牙人提供了一个赢利的商业基地，特别是澳门的葡萄牙人，望加锡的日益繁荣确实给他们以极大的促进。一些葡萄牙商人，如弗朗西斯科·维埃拉·德·菲盖雷多（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从望加锡到澳门、帝汶、弗洛勒斯和科罗曼德尔贸易，成为苏丹哈桑·尤丁（Hassan Udin）的亲信。苏丹的大臣佩坦加洛安（Patengaloan）能流利地说、写葡萄牙文，是一位欧洲书籍和海图的热心收藏者。毫不夸张地说，菲盖雷多已成为群岛东部最有影响的人物。②他名义上照管的范围是苏拉威西南部的一小片岛屿，即努沙登加拉群岛，群岛中有四个主要岛屿：索洛、英德、帝汶和弗洛勒斯。帝汶岛出产檀香木，1630年代初，葡萄牙在这一地区的贸易已十分繁荣，据说当时澳门的葡萄牙商人贩运帝汶檀香木的利润达150%～200%。③编年史学家安东尼奥·博卡罗在1635年的著作中提到过索洛居留地的繁荣以及帝汶和澳门之间兴旺的檀香木贸易。这种贸易是由当地基督教徒操纵的葡萄牙船经由望加锡进行的，这些基督教土著很善战，1630年曾俘获过荷兰船“耶格”（Jaeger）号及船上的所有船员。澳门一索洛一帝汶的贸易不像与日本贸易那样被垄断，而是由所有参加者自由贸易，这也许是它成功的原因之一。④从1660年代末起，特别是1669年荷兰船队对望加锡进行决定性的攻击之后，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只能零零星星地派船到帝汶贸易。他们逐渐把贸易延伸到努沙登加拉群岛和印度尼西亚的东部、马尼拉、雅加达、万丹、马六甲（甚至在马六甲已落入荷兰的掌握之后）以及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方，有时也向西扩展到果阿和古吉拉特。据估计，这些年中澳门的葡萄牙人经营的船只大约有10～11艘，在1680年代末和1690年代初，其中的2～3艘通常航行到荷兰控制下的雅加达，载运茶叶、丝绸、锌以及少量的贵金①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 177 - 178.②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 179.③ 〔印〕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政治和经济史》(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 - 1700)，第218页。④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 178. 590
17世纪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 属，购买的货物主要是胡椒、其他香料、锡和铅。在1670年代初，大致相同数量的澳门商船也曾到过万丹进行贸易。此时澳门最著名的船商是佩罗·瓦兹·塞凯拉，他在80年代曾担任过暹罗阿瑜陀耶的大使，他经营着两艘与班贾尔马辛、帝汶、雅加达和阿瑜陀耶贸易的商船。①澳门葡萄牙人在失去与日本、马尼拉的贸易之后，就是采取这种不断扩展其贸易网，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办法，来弥补其贸易损失，继续维持澳门在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地位。博克瑟在《葡萄牙绅士在远东》一书中评论道：多种市场的存在是澳门依然相当富有和繁荣的原因，当荷兰封锁马六甲海峡，与果阿的交通实际已经断绝时；当在荷兰连续不断的袭击下，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地已渐渐消失时，满怀信心的澳门人有勇气和决心去开发这些新的市场，以维持他们在中国摇摇欲坠的立足地，尽管有多次他们几乎被遭受的种种困难所压倒。②综上所述，17世纪，在荷兰海上势力的不断袭击下，留居澳门的葡萄牙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贸易模式，即放弃与印度果阿的远程贸易，将贸易范围局限在东亚海域，开辟了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澳门—望加锡的贸易航线，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东亚海上贸易网。至1639年以后，当澳门与长崎的贸易因政治和宗教原因被关闭，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因西班牙当局的限制而停顿，澳门与望加锡的贸易亦因荷兰的进攻而丧失时，澳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因此失去信心，停止贸易，而是把市场开辟到荷兰进攻相对薄弱的小巽他群岛的外岛—— 帝汶岛、索洛岛和弗洛勒斯岛，利用贩运帝汶岛上檀香木的利润，继续保持着澳门在东亚海上贸易的重要地位。（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48期，2003年秋季刊）①  〔印〕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 - 1700,    政治和经济史》(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sia, 1500 - 1700)，第220页。②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48,    pp.10-11. 591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张廷茂 *西葡两国于1580年合并后，澳门葡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贸易航线———澳门—马尼拉航线。但是，由于受西葡两国官方的限制，直到17世纪初，该航线的贸易才真正获得发展。从17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期开始，澳门—马尼拉贸易的发展步伐显著加快，其主要表现是：航行规模的扩大，贸易额的增长，利润的上升，以及澳门一马尼拉贸易在马尼拉市场上地位的增强。澳门一马尼拉贸易的发展，不仅为澳门葡人增加了一条输出中国产品的有利可图的通道，而且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白银之路”；尤其重要的是，在1620年代后期，澳门—马尼拉贸易是澳门海上贸易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一个领域，成为澳门经济生活的又一支柱。一  航线的开通葡萄牙人人居澳门后，除了大力发展已有的里斯本—澳门、澳门—日本的贸易外，还开辟了新的澳门—马尼拉航线。菲律宾的马尼拉成为澳门与东南亚地区开展海上贸易的重点地区，其重要性仅次于对日贸易。在葡人人居澳门之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福建省）的商人早已同马尼拉建立起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在西班牙建立菲律宾殖民地后的最初10年（1571～1580年），中菲间的贸易有了更大发展，每年有20～30艘中国商船开到马尼拉，运去的货物有供当地需要的农产品、军需品、低廉棉布和航运设备，还有供外部需要的产品，即运往西属美洲的丝绸、瓷器、铁、铜、水银等。葡人租居澳门的最初20年，一直未能实现澳门与马*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 592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尼拉之间的直接通航。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尤其是西班牙使节桑切斯赴华使命的失败，为澳门葡人提供了开通这条贸易航线的机会。由于桑切斯的船被中国官员没收，他无法经由长崎返回马尼拉。1583年，一位澳门船主兰代罗（Bartolomeu Vaz Landeiro）用自己的一艘小船将桑切斯神父（Pe. Alonso Sanchez）送回马尼拉。该船由若热（SebastiãoJorge）指挥，装载着葡国酒和橄榄油，印度棉布和麻布，中国的瓷器、塔夫绸、锦缎、丝绸、象牙和药品。葡船到达马尼拉后受到已故总督的侄子龙基罗（Diego Ronquillo）的隆重接待。运来的货物顺利脱手，双方都获得利润，于是达成协定，葡人将每年组织一次澳门到马尼拉的航行。1584年3月，按照与西班牙当局达成的协定，兰代罗率两艘小船，满载货物抵达马尼拉，完成了贸易。①这两次贸易航行的成功，开辟了澳门至马尼拉的新航线：商船自澳门港出海，经万山向东南行，航至东沙群岛附近，再折向东南方向，循吕宋岛西岸南下，航至菲律宾之马尼拉港。②然而，新开辟的澳门—马尼拉贸易航线受到很大阻力。根据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条约的规定，西葡两国王室领地间的一切交通和贸易被绝对禁止。③1587年1月，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给葡印总督梅内泽斯（D. Duartede Meneses）下达指令，要他“阻止西班牙人与中国和摩鹿加群岛的贸易，同样要禁止澳门葡人与菲律宾间的贸易”。④类似的禁令在1587年、1590年、1595年又曾多次被重申。另一方面，澳门一马尼拉贸易亦受到里斯本和果阿当局的反对，其主要理由是：中国丝货出口到马尼拉和墨西哥，会使印一葡金库（the Indo-Portuguese Exchequer）丧失掉将这些货物运往马六甲时所征收到的税收；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对华丝的需求，将导致澳门葡人在广州购买销往日本的华丝价格的上涨。⑤一系列的官方禁令，使新开辟的①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9.②  黄启臣：《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年）》，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4，第71页。③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10.④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11.⑤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1948, p. 133. 5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门—马尼拉航线受到很大限制。西葡两国商人之间缺乏合作也是阻碍新航线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条航线开通后的20多年里，西葡两国商人一直处于商业对抗状态，为澳门与马尼拉之间的贸易设置了人为障碍。1589年，伽马率一艘葡萄牙船从澳门出发前往墨西哥。到达后，伽马被捕，其货物被没收，其他葡人幸免被捕，做完了买卖，带着大量白银乘船返回澳门。1590年初，为了得到修建菲律宾的防御工事所需的建筑材料，菲律宾总督达什马里南(G. P. Dasmariñas)派一艘大船前往澳门。澳门葡人为了阻止西班牙人直接进入广州市场，将其全部钱款没收。直到1592年这场对抗才得到解决。①由于存在着上述一系列阻力，澳门—马尼拉航线的贸易受到一定的限制，但除了少量的军需品外，两地间一般商品的直接贸易仍有一定的发展。据驻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1587年6月26日致菲力浦二世的信称：澳门葡萄牙人的两艘船抵达该市，运来新奇的商品，有生活必需品、大量生丝、塔夫绸、花缎及其他商品；他们从中获得大利，所以打算明年再来。②马尼拉法院（The Manila Audiencia）1588年6月25日致菲力浦二世的信称：澳门葡萄牙人开来一艘大船，运来大量货物；这些货物品质上乘，价值连城，与中国商旅（the Sangleys）运来的货物一样好③；另有一艘双桅小船（pat-ache）来到马尼拉。④1591年，马尼拉的西班牙官员就澳门与菲律宾群岛的贸易关系问题作了一项调查，证词称：澳门的葡萄牙人来该市与那些岛屿的西班牙人贸易并保持着商务联系；他们从这种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未曾也将不会因为来这些岛屿贸易而遭受任何损失；如果马六甲以及印度其他地区的居民继续来此地区贸易的话，他们也将继续这种活动。⑤调①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12.;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 - 175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69.②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Cleveland: 1903 - 1909, Vol. 6, pp. 303, 305. 按:Pierre Chaunu没有提到此次航行。③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6, p. 316.④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lbérques, Paris, 1960, pp. 149 - 150.⑤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8, p. 180. 594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查结果不仅反映了澳门—马尼拉贸易关系进展的事实，还揭示了此一贸易关系的发展前景：如果这些岛屿与澳门的贸易关系得以确立，那么在短期内，该市、它的居民以及那些岛屿都将极大地富裕起来。①一位证人说，他在马尼拉从一个葡萄牙人手中以高出成本价60%～65%的价格购买了一批货物；葡萄牙船长说，投资马尼拉航运之所得较前往印度其他港口的收入多一倍。一位叫弗朗西斯科·索布利诺的人称，他于1588年运来2000多比索的中国货物，一年后离去时带走了11300比索。②由此可见，官方禁令虽然对澳门一马尼拉航线的贸易造成一定的限制和影响，但并未完全禁绝两地问的贸易。事实上，除了军需品，一般货物的贸易也获得一定的发展，不仅如此，该条航线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良好的发展前景。二  澳门一马尼拉贸易粗具规模澳门—马尼拉贸易毕竟是一种获利很大的商业活动。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两地的商人都不可能坐失发财的机会，必然要想方设法冲破禁令，前往贸易。更为重要的是，马尼拉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尤其是西班牙王室所需的军需物资须以大帆船从中国输入，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又未能与中国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这就决定了两个王室的官方禁令是不可能持久的。16、17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发展更加快了西葡两国在军事和政治领域里的合作，从而推动了澳门—马尼拉贸易的发展。17世纪初，荷兰和英国两个新教国家在东方，特别是东南亚地区与葡—西帝国展开竞争，威胁到西葡两国在东方的商业利益。面对这种日益加重的威胁，西班牙王室要求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在东方采取军事合作，以共同对付荷兰。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西葡两国开始了军事合作③，澳门与马①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8, p. 181.②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8, pp. 182 - 183.③  关于澳门葡人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军事合作的详情，见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the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 - 1754,    pp. 70 - 71。 5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尼拉之间的商业关系亦随之获得改善。1603年以后，澳门与马尼拉之间开始有了比较经常性的商船往来：1604年5艘，1605年2艘，1606年1艘，1609年1艘，1612年7艘。①这时，尽管澳门—马尼拉航线的贸易量还不够大，带给西班牙王室的关税收入还不到总额的1%，②但是对于澳门葡人来说，这条航线的开辟意义非同一般，它将澳门的商业活动纳入了一种新的国际交换网络之中。以马尼拉为连接点，澳门商船与福建沿海的中国商船、马尼拉大帆船共同组成沟通中国与美洲的太平洋航线。澳门葡人多了一个活动舞台，澳门港多了一条生命线。每年一度的阿卡普尔科大船（O galeão de Acapulco）将西属美洲的产品特别是金和银运到马尼拉，澳门商船则将中国的丝绸、锦缎、瓷器、青铜、玉石、印度的纺织品运到马尼拉；交易完成之后，澳门船将西属美洲的贵金属和马尼拉的产品（糖、大米、巧克力、蜂蜡、马尼拉麻和贝壳）运回澳门，而阿卡普尔科大船则将来自中国的货运往大洋彼岸，在阿卡普尔科付税10%之后，转运西班牙的塞维利亚。③值得注意的是，在澳门—马尼拉贸易的早期阶段，丝绸和白银就占据了突出地位。萨拉沙主教（Saracha）称：（澳门）有商船载土产来此交易……除上举粮食之外，大部分为丝织品，包括花缎、黑色及有花样之锦缎，金银线织成之锦缎以及其他制品。④据载，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左右，从澳门输往马尼拉的货物总值为20万比索，其中丝织物就达19万比索。⑤白银则是澳门船运回货物中的①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aris, 1960, p. 152.; Benjamim Videi-    ra Pires, S. J.,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    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19.按：Pierre Chaunu没有提到1609年的航行。见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 The Philipp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17, pp. 129 -    130。②  1600～1606年为0.5%0见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s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 201。③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15.④  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第67页。⑤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第461页。 596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首项：1598年为80万～100万比索，1602年增加到200万比索，1604年更高达250万比索。①1608年，西班牙制定了一项王家法令，允许澳门船队司令在菲律宾总督出于防务考虑而发出要求时将军需品从澳门运往马尼拉。王室还致信马尼拉总督，要求密切两个城市间的关系，按照需要随时进行军需品贸易。② 这时，澳门为马尼拉提供水银成为两地贸易关系中的突出现象。鉴于菲律宾战略防卫对此种产品的大量需求，西班牙官方把中国视为一个可选择性的水银供应地，希望从澳门得到稳定的供应。1610年双方达成协定：澳门将为之提供所能得到的任何数量的水银，西班牙将以最高市价（即每担大约50比索）予以收购。席尔瓦（Dom Juan Silva）在1610年9月9日致菲力浦三世的信中说：运去5万比索到澳门购买水银，2.6万比索采购火药等其他军需品。③于是马尼拉大船从马尼拉启运的水银由1609年的20担增加到1612年的200担，至1615年合同临近终结之时，这个数目降至36担。④尽管这个合同只持续了几年，但是仍具有积极的成果。它除了为澳门带来直接收益外，更重要的是它在实际上巩固了业已开始的澳门与马尼拉之间以白银为支付手段的商业关系，为此后澳门—马尼拉贸易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三  澳门一马尼拉贸易的迅速发展自17世纪第二个10年的后期开始，东亚地区的形势变得对澳门葡人更加有利。前去菲律宾群岛贸易的华人与西班牙统治者发生冲突，尤其是1603年华侨暴动被镇压后，华人在菲律宾的势力遭削弱，赴菲贸易的华商和运入菲律宾群岛的华货亦随之减少。荷兰人以阻挠中国商船赴菲的策略①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第444页。②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4, pp. 215 - 216.③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17, pp. 130 - 131, 149 - 150, 237 - 238.④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the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    na Seas, 1630 - 1754, p. 72. 5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打击西班牙，拦截和掠夺赴菲的中国商船，特别是1624年占据台湾后，自福建开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更遭到频繁骚扰。于是，自中国驶入马尼拉港的船只数由1607～1612年间的平均每年37.8艘骤减至1620～1629年的年均13.8艘。①赴菲中国商船的减少，一方面减弱了对葡商的竞争，同时又造成马尼拉市场上丝货价格上涨，迫使西班牙统治者放松对澳葡商船的限制，为澳门葡人提供了贸易机会。1625年，当时的葡属印度总督唐·法兰西斯科·达·伽马（Dom Francisco de Gama）给澳门总督马士加路也（Dora Francisco Marscarenhas）下达命令：为了王家国库而组织一次澳门到马尼拉的航海，将所获收入用于购买果阿炮场所需的日本铜材和维持印度洋舰队所需的中国黄金。澳门议事会对此持反对态度。经过一番斗争，最后达成一项协定：航海的部分收入专用于维持当地驻军和防御工事，而澳门总督、议事会成员和其他要人均从其中得到相应的份额。这项协定的达成，是对澳门—马尼拉贸易管理制度的一次大改革，是这一贸易走向公开化和合法化的关键一步。马士加路也的继任者罗保（Dom Filipe Lobo）继续维持这一协议，伊比利亚当局对此也予以默认。在这种背景下，澳门— 马尼拉贸易自1620年代起迅速发展起来。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商业航行的规模扩大。（见表1）1620年6月14日的一封信称，今年从澳门来了10艘葡萄牙船，运来价值巨大的商品。②应澳门当局的要求，西班牙总督于1621年1月派一艘船抵达澳门，运来供澳门防卫所需的大炮，并于同年返回马尼拉，运回丝绸。同时，另有3艘葡萄牙船从澳门来到马尼拉，运载大量的丝绸和其他货物。③1626年7月30日席尔瓦主教（Don Fernando de Silva）给国王菲力浦四世的信称，6艘船从澳门抵达马尼拉，运来货物。④（2）贸易额大增。1616年以后，澳门运人马尼拉的货物量开始显著增①  据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p. 148 - 149, 152 - 153, 156之数    字计算。②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19, p. 69.③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0, pp. 31, 33.④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2, p. 96. 598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长。到1619年，来自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已经被西班牙官员视为大宗买卖，以至于提出建议，采取措施迫使葡萄牙人放弃澳门。①1620年6月14日的一封信称，今年从澳门来了10艘葡萄牙船，运来价值巨大的商品。②1626年，仅一艘船运去的货物价值就超过50万比索；到1630年，从澳门出口到马尼拉的货物价值一般在150万比索。③值得注意的是，澳门葡人采取措施扩大其商船的载货量，或以保证25%的利润为前提，说服广州市场上的中国商人尽可能多地将货物卖给葡人而不是自备船只载货前往；或说服中国商人将其货物委托给葡人运往马尼拉，葡人收取5%的佣金。1630～1631年，葡人以这种委托方式将价值15万比索的货物运人马尼拉。④作为回程货首项的白银的运载量由1627年的100万比索增加到1630年的150万比索。⑤澳门葡人已经建立起了一条获得美洲白银的通道。表1  澳门到达马尼拉的商船数⑥年期   澳门一马尼拉 年期 澳门一马尼拉 年期 澳门一马尼拉 1619 1620 1621 — 十艘 四艘 1627 1628 1629 六艘 二艘 二艘 1630 1631 1632 六艘 三艘 四艘 （3）利润丰厚。1621年的一份报告称，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每年为澳①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18, pp. 194 - 203.②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19, p. 69.③  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59, p. 132;Em-    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5, p. 114.④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5, pp. 117, 119.⑤  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第444页；W. L. Schurz,    The Manila Galleon, p. 132。⑥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aris, 1960,pp. 153, 156; Benjamim    Videira Pires, S. J.,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ltimos de Macau, 1987, pp. 19, 24;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    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75. 5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门带来6万克鲁札多的运费收入，其中一艘船的贸易获利8万帕塔卡。1625年澳门同马尼拉的贸易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年的航行带来4万歇勒芬的收入，付清了澳门的大部分债款。①（4）澳门—马尼拉贸易在马尼拉进口市场中的地位得到增强。随着贸易量的扩大，澳门船在人菲华货中的比重显著提高，以马尼拉海关所征收的入华货物关税的比重为指标，可窥见澳门商人对马尼拉进口市场的占有率：1616～1620年为13.2%，1621～1625年为35.4%，1626～1630年为27.65%,而就1620～1631年而言，平均为30.42%。②另有记载说，1619～1632年，马尼拉海关对澳门葡萄牙船运进货物年均征税额在12000～20000比索之间。③澳门葡人对马尼拉市场占有率的显著提高在当时颇为引人注意。当中国商船来数较少或不来时，澳门商船的到来更是不可或缺。前引席尔瓦（Fernando de Silva）在1626年的信中说：“如果没有澳门船载来的货物，（前往新西班牙）的船只将无货可载。”④正如一份专门研究葡萄牙人在马尼拉贸易问题的报告所称：“在1619～1632年间，澳门的葡萄牙人驾驶各种船来到该市贸易，每年不曾间断，运来中国商品在此销售；随着他们的到来，他们似乎已经占据了这种为各种法令所禁止的贸易。”⑤西班牙官员萨拉曼克（Juan Cerezo de Salamanca）1630年称：“与中国的贸易正在缩小，主要是由于澳门的葡萄牙人从中占去了许多。”因此，他提议禁止澳门同马尼拉贸易。⑥1620年代，除直接贸易外，澳门葡人还通过印度与马尼拉进行间接贸①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p. 19, 24, 22.②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s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aris, 1960, p. 203. ;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1630 -    1754, p. 83. 按：1621～1625年及1620～1631年的百分比为笔者自算。③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5, p. 113.④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2, p. 97.⑤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5, pp. 111 - 112.⑥  Emma Helen Blair &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4, pp. 23, 287 - 288. 600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易。葡萄牙商船从澳门出发，将黄金、中国及印度的棉布、丝绸等运至望加锡，再从这里将黄金、丁香运往印度，在果阿和柯钦以丁香和黄金交换硝石、火药，在马拉巴尔海岸购买奴隶，在克罗曼德尔海岸采购印度棉纺织品，运回中国。①澳门—马尼拉贸易就其规模和利润率而言，均不及同期的澳门一日本贸易。但是，它的快速发展已经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它不仅为澳门商人增加了一条输出中国产品的有利可图的通道，而且为他们开辟了一条“白银之路”，源源而来的美洲白银为澳葡商人在华贸易提供了又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尤其重要的是，澳门—马尼拉贸易正方兴未艾。在1620年代末期，它是澳门海上贸易中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一个分支，成为澳门经济生活的又一根支柱。四  澳门一马尼拉贸易的极盛与中断1630年代，当澳门—马六甲贸易和澳门一日本贸易陷入困境之时，澳门—马尼拉贸易却达到了极盛。1629年，卡尔瓦略(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以306000歇勒芬的价格购买了此后三年内澳门至长崎和马尼拉的航行权。按照合同规定，卡尔瓦略每年至少派三艘船到马尼拉；在合同生效期内，澳门至马尼拉的航海由他独享。由于澳门议事会的阻挠，航行被推迟了两年。1632-1634年间，在卡尔瓦略的内弟费雷拉(António FialhoFerreira)的指挥下，航海合同得到履行，其间共有九艘商船开到马尼拉，为卡尔瓦略带来11万帕塔卡的利润，为王室财政(Fazenda Real)提供的税收达7万帕塔卡。②但是，澳门—马尼拉贸易仍受到限制。葡萄牙当局申斥印度总督将此贸易合法化的做法，严令他禁止这种贸易；西班牙的菲力浦四世也下令不得进行澳门—马尼拉之间的贸易。然而，客观形势和菲律宾的切身需要，却使官方禁令不可能得到实施。一方面，正如以往那样，卫兵的军饷和维持要塞的费用要靠贸易的巨额收入来提供；另一方面，荷兰人在福建沿海的军事活动及其在台湾政权的建①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 - 1754, p. 76.②  Benjamin Videira Pires, S. J.,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7, p. 24. 6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立，导致了中国人在马尼拉商业活动的缩减，从而使澳门葡人得以改善他们在菲律宾的地位。1630年代后期，西班牙驻菲总督和其他官员对此一贸易给予默认或支持，澳门—马尼拉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1634～1637年，共有8艘商船进人马尼拉，来自这一航线的贸易收入占澳门每年赢利总额400万克鲁札多的半数；澳门商人的利润一般为100%。①由此可见，不论是贸易规模，还是实现的利润，澳门—马尼拉贸易在澳门的经济生活中均已跃居重要地位。据西班牙当局的文献记载，1638年5月，一艘双桅轻型货船（patache）和另一艘大船（galleon）由澳门抵达马尼拉。同年7月23日，又有一艘澳门的双桅轻型货船抵达马尼拉，从柬埔寨运来稻米、安息香及其他药材。10月问，有三艘船从马尼拉返回澳门，分别是澳门的那两艘双桅轻型货船和另一艘来自印度的船。此外，耶稣会的商船（cho）也在这一年由澳门抵达马尼拉。1639年，一艘通信船（adviceboat）和另一艘双桅轻型货船由澳门抵达马尼拉。迪奥戈·巴巴迪拉（Diego de Babadilla）在1640年的一份报告中说，澳门的葡萄牙人每年派二至三艘船来马尼拉，运来丝绸、麝香、宝石等货物。②1637—1640年，共有12艘澳门船到马尼拉贸易。③在澳门—日本贸易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澳门—马尼拉贸易为澳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1635年，一位访问过澳门的英国人称，葡人自澳门开船到马尼拉贸易，往返一趟可赚得100%的利润。④1630年代的一份葡萄牙文献显示，一艘双桅小船一次单程航海，货物售后可得25万～30万帕塔卡。⑤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在1640年的一份报告中提供①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6, pp. 41,    274; Vol. 29, p. 32;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aris, 1960,    pp. 157, 159; José de Jesus Maria，Ásia Sínica e Japónica, Macau: Instituto Cuhural de Macau &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8, Vol. 1, p. 229.②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9, pp. 36,    41, 49, 142, 150, 159, 306.③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ique des Ibérques, Paris, 1960, pp. 157、 159. ; Ben-    jamin Videira Pires, S. J.,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ⅩⅥ a ⅩⅨ,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1987, pp.27 - 30.④  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 -    1640, pp.17 - 18.⑤  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u,    p. 137。 602
明季澳门与马尼拉的海上贸易 了一些关于澳门—马尼拉贸易的资讯：澳门市的居民与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进行并继续进行着贸易，他们每年去一至两次，运去大量的丝绸、麝香、珍珠以及其他类似的贵重货物。①1640年代最初几年，澳门—马尼拉的航海仍保持一定的规模。1642年，两艘船由澳门抵达马尼拉，运去价值43.46万比索的货物，交纳关税达25476比索；1641～1642年，共有三艘澳门船到达马尼拉贸易，每年上交给西班牙王室的税收平均为15735.5比索，相当于关税总收入31425比索的50%。②17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当澳门与马六甲、澳门与日本的贸易陷入困境之时，澳门与马尼拉的贸易却显得日益繁盛。但是，就在这繁盛的背后，矛盾也在发展着。首先，葡人在马尼拉市场上的地位对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构成威胁。1633年，马尼拉总督萨拉曼克（Salamanca）在致国王的信中指出：“与中国的贸易已经衰落了，原因是澳门的葡萄牙人控制了它。”③1635年，菲律宾检查总长蒙法尔坤（Juan Grau y Monfalcón）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一封信中不无怨恨地写道：去年曾经向国王禀报，澳门葡人到中国广州购货物运往马尼拉出售，使该市的居民（指西班牙人——— 引者注）蒙受到损失和伤害。他们在马尼拉市场上垄断中国货物的贸易，致使马尼拉的居民不能像从前中国商人运货来卖那样有所获利。中国人不仅要价合理，还给买者赊账,直到他们返回中国时为止。所以,马尼拉的居民不花本钱就①  Alberto Iria, Da Navegação Portuguesa no Indico no Século ⅩⅦ (Documentos do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2a ed.,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eos Uhramarinos, 1973, p. 79.②  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 - 1754, p. 81; Pierre Chaunu, Les Philippines et le Pacifulue des Ibériques, pp. 160,    205.③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eds.),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4, p. 287;    Vol. 25, p. 130. 6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能获利，运送商品到新西班牙，从中获得大利。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不仅不准买方赊账，而且索价高昂。如果在马尼拉不能按他们自己所希望的价格售出货物，他们便自己投资，将货物运入墨西哥出售。如果他们留在马尼拉，就把货物压到次年再销售。由于（葡人前来贸易而使）马尼拉居民不再获利，后者便越来越贫穷，没有资本营业，亦得不到帮助。原来他们所赚的钱现在为葡人所赚，葡人现在从马尼拉运走的银币，有过去中国商人运走的三倍那么多。中国人以其大部分商品交换本地的产品，而葡萄牙人则完全运走银块和银币。①当日本贸易被禁止后，澳葡于1640年请求西班牙国王将澳门—马尼拉贸易合法化，并将这一贸易航线延伸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葡人的这些要求如果实现，就会对西班牙人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西葡两国商人在马尼拉贸易中的利益冲突，为澳门—马尼拉贸易关系的破裂埋下了祸根。西葡两国的关系对澳门—马尼拉贸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处在一个王室统治下的两国商人，纵然存在利益冲突，也不至于很快断绝澳门—马尼拉之间的商业往来。1640年12月，葡萄牙爆发革命，拥立葡萄牙王族布拉甘公爵为新国王，宣布葡萄牙摆脱西班牙而独立。祖国的光复激起了澳门葡人的爱国热情，他们向新国王宣布效忠，并为此进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同时也触动了他们心中多年的积怨。当西班牙国王遣使抵澳，试图使澳门归属西班牙时，他们便将西班牙使者囚禁，拒绝归还拖欠西班牙人的欠款，随后又于1644年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班牙人赶出澳门。②被激怒的西班牙人则将在菲律宾贸易的葡萄牙人赶出马尼拉，断绝与澳门的一切通商关系。澳门—马尼拉贸易就这样随着葡国的光复和西葡两国关系的恶化而结束了。（原载张廷茂著《明清时期澳门海上贸易史》，澳门，澳亚周刊出版有限公司，2004）①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25, pp.    135 - 136.②   E. H. Blair & J. A. Robertson ( eds. ),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 - 1898, Vol. 35, pp. 15,    180, 182. 604
澳门博彩业探源胡  根 *随着澳门博彩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所获得的巨大利润，世界各国对澳门博彩业也逐渐关注起来了。尤其是美国内华达大学、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等博彩合法化地区的高等学府，已纷纷开展对澳门赌业的研究，都在关注澳门赌权开放后对周边地区大环境的影响，经常有学者来澳门进行学术交流。自2002年以来，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旅游学院、中西创新学院先后开办了与博彩业有关的课程，已经招收了一批学生，可授予博彩学士学位、副学士学位、博彩机械维修专科学位；将来还可能增设博彩研究硕士、博士学位课程。澳门大学还增设了博彩研究所。2003年8月25日，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与澳门理工学院签订了“博彩研究合作备忘录”。按照这份备忘录，两校将建立博彩研究资料共用制度，设立博彩研究专项基金，联合申请经费，建立对澳门及亚洲博彩业未来发展有贡献的博彩学位教育和职业培训基地。如今，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社会及人文科学、数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在研究澳门博彩业，想弄清澳门博彩业的真正起源和早期的经营状况，以利于日后开展相关学科和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赌博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受禁，而在澳门是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产业。可以说，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成功与否，也能决定澳门社会可否保持繁荣稳定。然而，由于人们长期把赌博视为偏门，即不正当的行业，澳葡政府与不少赌业经营者对这一特殊行业的经营取利手法讳莫如深，加上缺乏研究资料，澳门的博彩业由非法状态转为合法经营状态的过程欠缺考据，对其中的诱因和澳葡政府决策的形成过程，都没*  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 6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本文主要是探讨猪仔贸易如何直接导致了澳门博彩业的勃兴，以及博彩业在澳门由非法状态转入合法化阶段的过程。一  特殊的历史背景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宣布香港为免税自由港。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又增设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多个通商口岸，澳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地位一落千丈。澳葡当局赖以维持“自治”的关税急剧减少，葡萄牙国内也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有些政客甚至建议把澳门“卖”给英国人或法国人，以免成为葡国的负担。①对于这段历史，葡萄牙历史学家费尔南多·科雷亚·德·奥利维拉认为，作为新的海上强国，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自由贸易。为了更好地进行贸易，英国要在中国领土上寻找一个据点，而用武力夺取或用金钱购买澳门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而鸦片战争的结果，是显示了中国的衰弱。其实在这一期间，葡萄牙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这个国家正陷于内战的混乱之中。②自1835年10月1日起，仁慈堂彩票就有完整的销售发行记录。③1846年8月11日，葡萄牙人在澳门宣布发行16000元彩票，作为仁慈堂的经费。在《澳门、帝汶、苏洛省政府公报》（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oo, Timor e Solor）刊登了彩票的赔率、发行时间和地点等，这是澳门官方准许赌博合法进行之后比较详细的早期记录。④1978年在香港出版的《香港赌博史》一书中，将港英政府1867年6月17日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赋予港督公开招商承饷开赌一事，视为中国赌博史和香港赌博史上赌博合法化的创举。⑤该书的作者认为：①  〔葡〕费尔南多·科雷亚·德·奥利维拉(Fernando Correia de Oliveira)：《葡中接触五百      年》(500 Anos de Contactos Luso-Chinese)，杨立民，王燕平译，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     区委员会、澳门东方基金会，1999，第134页。②  〔葡〕费尔南多·科雷亚·奥利维拉：《葡中接触五百年》，《鸦片战争》，第113页。③   仁慈堂彩票1835～1871年销售情形，见COTA: AH/SCM/029. MIC: A0312，澳门历史档     案馆。④  《澳门、帝汶、苏洛省政府公报》，非官方文告，1846年8月15日，澳门历史档案馆藏葡     文档案。⑤   鲁言：《香港赌博史》，广角镜出版社，1978，第12页。 606
澳门博彩业探源 在麦当劳未公开招商承饷开赌之前，香港固然没有前例，即在中国，甚至澳门，也没有先例……澳门今日虽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但是澳门招商承投赌饷的历史比麦当劳晚，在1870年以后才开始的。因为葡国人一向本着香港可行之事，澳门亦可行的原则，对满清政府负责。故当香港开赌抽饷之后，澳门才效法麦当劳，也开赌抽饷了。①其实，澳门的赌博合法化比香港和内地早得多。在麦当劳公开招商承饷开赌前19年的1847年7月，澳葡政府就把“中式彩票”即闱姓赌饷正式纳入财政收入之中，1848年7月起又增加了“中式博彩”即番摊的税项。②1851-1863年，在基马拉士总督执政期间，澳门就开始实行赌博专营。③而在香港“开埠”之前，获葡萄牙王室特许发行的澳门仁慈堂彩票，更已经卖得满街都是。澳门不仅仅是公开发行彩票早于香港，中式赌博的合法化也起码比香港早18年。澳门历史档案馆的葡文档案中，有一份刊于《澳门、帝汶、苏洛省政府公报》（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的“澳门公物会”(Junta da Fazenda Pública de Macau）的1849年上半年度收支总账目，其中一项为“中式赌馆”幸运博彩的税饷收入，数额为576两；而另一项来自“中式彩票”的税饷则达30960两。④中式赌馆(Casa de Jogo China)的赌博以番摊为主，还有牌九、摇骰等。清代以前就已经存在着摊钱赌博，人清以后何时开始称为“番摊”已不可考，有人说是因盛行于广东番禺而得名，⑤此乃广东人较喜爱的赌博种类之一。19世纪末在澳门出版的中文报纸《镜海丛报》，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摊馆”，而未提及什么“中式赌馆”，也没有“牌九馆”和“骰馆”的称谓。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显示“摊馆”内禁止兼营牌九和掷骰，报刊和①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18页。② 《澳门政府宪报》，1848年、1849年财政收支表，原文见澳门历史档案馆缩微菲林胶卷，     以及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o, Timor e Solor, 1888 - 3 - 15, No. 11, p, 100:    "Receita do anno Economico de 1887 - 1888"。③ 〔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9世纪），金国平译，澳门基金会，    1998，第112页。④ 《澳门、帝汶、苏洛省政府公报》，1849年8月11日封面版，澳门历史博物馆藏文献。⑤  刘如仲、李泽奉主编《中国赌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第225页。 6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档案文献也未出现过以番摊之外的中式赌术为主的“中式赌馆”文字，故可认定“中式赌馆”即“摊馆”的别名。至于“中式彩票”，当年最盛行的是白鸽票，只是被葡人误作闱姓。根据上述葡文文献，可以看出，澳葡政府在1849年之前已经开放赌禁，并从赌博合法化过程中抽取极为可观的税饷。因为官方文告中有关“澳门公共财政委员会”（Junta da Fazenda Pública de Macau，又称为“公物会”）1849年上半年的账目首次将“中式赌馆”及“中式彩票”列入法定收益，其合法化当在1849年1月1日之前。不过，现存的葡文档案中，1839～1845年的《澳门、帝汶、苏洛省政府公报》全部缺失，1847年缺第18期，故未能断定这些缺失的官方档案中有没有更早的赌博合法化文告，只能依据现时已经找到的文献作出上述判断。在澳门历史档案馆馆藏的葡文档案库里有一份1883年2月10日的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澳门帝汶省政府公报》），其中特别说明“闱姓”博彩是于1847年1月，应华人之要求，由澳门总督批准设立的；所有的番摊赌馆则系根据1846年2月16日的总督训令，在1849年4月正式发给牌照的。①在此前后的多份《澳门政府公报》中，都经常有这样的葡文注释。②亚马留(Ferreira do Amaral)于1846年4月21日才开始其澳门总督任期，1846年2月16日的总督训令应该是其前任彼亚度(José Gregório Pega-do)③所发出的。为什么彼亚度总督签署了批准设立番摊赌馆的训令，却又没有立即实行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彼亚度总督签署那份训令之后两个月就去职返回葡萄牙了，最大的可能性不外乎两点：一是他来不及实施这一政策；二是当时的环境发生变化，暂时不能开设中式赌馆。亚马留上任后虽然一度让番摊承①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8 - 3- 15, No. 11, P. 100:    "Receita do anno Económico de 1887 - 1888" . (h) Estabelecida pelo governador a requerimento    dos chinas em Janeiro de 1847. (i) As Licenças para as jogo foram estabelecidas em Abril de 1849    em virtude da portaria de 16 de Fevereiro de 1846.②  1883年2月10日，Boletim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p. 135,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Receita do anno econ6mico de 1882-1883".③  彼亚度，澳门第78任总督，任期由1843年10月3日至1846年4月20日。 608
澳门博彩业探源 饷，但直到1849年4月，才根据彼亚度在1846年2月16日签署的总督训令，正式向澳门的番摊馆发给营业牌照。1851年6月19日《澳门政府宪报》刊登了一份公开招投白鸽票的公告：奉公物会缘澳内白鸽票厂于七月二十四日满期，是以预于六月十七日在议事亭从新出投夜冷（投标）。如有愿遵守规条及出批价最高者，准令承充其白鸽票，规条在亭与看。①白鸽票属于中式彩票，在广东地方甚为流行，故此也是澳葡政府开放赌禁之后首批公开招商出投的彩票赌博品种。同治十年(1871)《番禺县志》载：有曰“白鸽票”者，取《千字文》前八十字，密点十字，令人亦猜点十字，猜得五字以上，每一钱赢十钱。城乡各处俱开有票厂，猜票者以票投之，每日猜一次。于是老少男女均被诱惑，约千人之乡，岁辄输银二千余两。妇女无知，有并举衣饰输尽而投缳服毒自尽以死者。蠹害民生，莫以此为甚。②签署批准设立番摊赌馆训令的虽然是彼亚度总督，但他在任内没能让番摊赌馆公开营业。中式赌博在澳门全面合法化时担任澳门总督者，正是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亚马留，他于1849年8月22日死于沈志亮等华人的复仇乱刀之下。③施白蒂女士在《澳门编年史》中有这样的载录：1849年，亚马留总督第一次允许在澳门设立“番摊”赌博。④现在从澳门历史档案馆找到的葡文文献可以证实，1849年这一年份记①  《澳门政府宪报》（第35号），1851年6月19日。②  （清）同治十年《番禺县志》点注本卷六，《舆地略四》，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46页。③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00页。④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02页。 6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载有误，因为澳葡政府早在1848年7月，就把“中式博彩”即番摊的税项纳入政府正式税收之中。在澳门第一次允许番摊赌博合法化的确是第49任总督亚马留，但博彩合法化的年份是在此之前。①二  亚马留开赌的历史契机（一）亚马留力图扭转澳门的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得到了香港，澳门的国际贸易地位急剧下降，澳府收入锐减，连生存也有问题。其实，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澳门的国际贸易港口地位已经衰落。正如陈炎教授所说：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下令对澳葡航运提出限制，指令将澳门原有25艘商船编号登记，但不准再增新船，出入港口要经中国港务监督官验查。就在这时，葡国王以前给澳葡通航葡国本土和葡属巴西的航行权，也宣布截止，中断了直接通航欧美的环球航线。再过两年，清廷鉴于南洋禁令给沿海依靠海外贸易为生的人民带来的苦难，地方官绅也因此失去税利，造成财政困难，不得不先后在粤、闽、浙等省开禁。这样，中国商船重新获得与东南亚各国的通航自由，在货源上与葡商展开激烈的竞争，澳葡失去了航运垄断权后，于是又进入一个新的低潮。②陈炎教授认为，鸦片战争后，澳门走向历史性的衰落，其原因有三：①  《澳门政府宪报》(1848-1849)中清楚地显示，澳门早在1847年7月就把“中式彩票”    即闱姓赌饷纳入财政收入之中，1848年7月起又增加了“中式博彩”即番摊的税项。原文    见澳门历史档案馆缩微菲林，以及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íncia de Macau e Timor,     1888 - 3 - 15, No. 11, p. 100: "Receita do anno Económico de 1887 - 1888"。不过，该馆    现存的葡文档案之中，1839～1845年的《澳门啼汶苏洛省政府公报》全部缺佚，1847年缺    第18期，故未能断定这些缺失的官方档案中有没有更早的赌博合法化文告，只能依据现时    已经找到的文献作出上述判断。②  陈炎：《澳门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载澳门《文化杂志》第13、14    期合刊，澳门文化司署，1993，第44页。 610
澳门博彩业探源 （1）中国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可以直接五口通航，不必再经澳门港；（2）英国从中国割取香港，原来旅居澳门的英国和外籍人士纷纷移居香港；（3）香港实行自由港政策后，各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香港，因而进出澳门港的外国商船急剧减少。①葡萄牙学者徐萨斯指出：“当澳门的门口崛起一个英国殖民地时，历史又重演了。就像孟买毁了果阿那样，香港现在又毁了澳门。”②香港的崛起间接损害了澳门的利益，但葡萄牙人并不是和英国人算账，而是把矛头指向懦弱的清朝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方提出许多蛮横无理的要求，例如拒绝继续向中方缴纳租金、禁止清朝官员在澳门鸣锣开道、拆毁清朝在澳门的关部行台、驱逐中国海关人员、扩张葡占领地等等。1844年9月20日，澳门、帝汶及苏洛组成一个独立于印度的海外省。1846年4月出任澳门总督的葡萄牙上校亚马留③是一名强悍的军人和崇尚武力的扩张主义者，他在致两广总督徐广缙的公函中说：葡萄牙是中国三个世纪的盟友，从来是最惠国，不可转瞬间成了次要国……往昔葡萄牙为唯一在华享有某些特权的国家，但诸条约签订后，中葡之间的一切章程及协议已失效。其原因为，要么上述章程及协议的条款优于条约的条款，但我们无法独享之，英国及其他国家亦有权享之；要么上述章程及协议的条款次于条约的条款，于是对我们毫无裨益。④①  《澳门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第47页。②  〔葡〕徐萨斯(C. A. Montalo de Jesus)：《历史上盼澳门》(Historic Macao)，黄鸿钊、李保平    译，澳门基金会，2001，第233页。（原版于1902年由香港别笃洋行出版）③  亚马留（约1803～1849），又译作阿马留、亚马喇、亚马勒。1846年4月从里斯本抵澳门    就任第79任澳督。亚马留是海军军人，其右臂在年轻时参加葡萄牙开拓巴西殖民地战争中    被大炮炸掉，葡人称其为“独臂将军”。亚马留上任后，在澳门推行殖民扩张政策，1846    年5月，宣布对华籍居民征收地租、人头税和不动产税，把原本只对葡人实行的统治权力，    扩大到华籍居民。他又下令所有在澳门停泊的中国船只要向“船政厅”登记纳税。1848年    下令开辟马路，掘毁关闸一带村民的坟墓。1849年3月5日，亚马留限令设在关前街的中    国海关“关部行台”8天内撤出，3月13日派兵捣毁海关，并随即拆毁竖立在市政厅的刻    有《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的石碑；并擅自审判在澳门的华人。亚马留的行径激起了中国居    民的义愤，1849年8月22日在关闸附近，被望厦村民沈志亮等人刺杀。④  〔葡〕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金    国平译，葡中关系研究中心、澳门基金会，里斯本，1997，“阿马勒政府”，第90页。 6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亚马留敢于向中国发起挑战，一来是清廷的腐败软弱，二来是葡萄牙国内有此政治需要。1846年2月，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部长若阿金·若泽·法尔康（Joaquim José Falcão）在葡萄牙国会阐述其政策主张时认为，自1843年以来断断续续从中华帝国政府处获得的一切微不足道，因为“这些优惠根本无法补偿澳门失去的特权。因此，政府决定采取一所有熟悉澳门利益的人一致首肯的唯一可使澳门摆脱其目前江河日下困境的办法，尽快将澳门港口向所有国家船只开放，此措施的目的在于使澳门获得新生。同时，促进它同我朝廷其他港口的关系，取消一切海关税。这是在澳门征收的唯一税项，往昔足以支付政府开支并有结余。近来，因中国港口开放，所人稀少，但仍可暂时造成一些麻烦。该省新任命的总督为当地的税务部门带去了适应澳门近来变化的指令。”①作者指出，“为新总督下达的指令十分明确——— 企图通过开港或采用指令中明确提出的三项措施（变相接受了澳门主教提出的三项建议，取消澳门葡萄牙海关、锐减公共开支、制定一套从未采取过的税收政策）彻底改革传统上被认为是澳门经济生活支柱的体系……”②亚马留实际上在澳门推行的政策又是怎样的呢？连葡萄牙历史研究人员后来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以头颅为代价完成的使命的另一部分，即由其发起的政治自主进程的指令。中国海关问题、取消中华帝国在澳门的管辖、领土扩展、取消泊费、占有潭仔等问题均被略去”。③然而，在亚马留出任澳督期间，由于市议会内部的党派斗争，加上亚马留的作风得不到澳门议事会的支持，为此，亚马留曾经解散了一届市议会，又重新成立了一个服从其需要的市议会。虽然亚马留的强硬政策得罪了多方面势力——— 清政府、澳门议会、澳门华人居民，但欧洲历史的这一时期正以列强重新确定扩张规则尔虞我诈，亚马留推行的扩张政策正好符合葡萄牙当时的国家利益。所以后来有葡萄牙人视他为英雄人物，也是有其道理的。葡萄牙历史学家萨安东一语道破其中奥秘：因为亚马留使澳门“完全成为葡萄牙皇室领地的一部分，此举可满足历史声望及阻止第三国对①〔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破灭的幻想”，第81页。②〔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破灭的幻想”，第82页。③〔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破灭的幻想”，第83页。 612
澳门博彩业探源 这一海外帝国领地的觊觎”。①除了葡萄牙国内的政治需要，刚刚从鸦片战争中取得巨大利益的英国人，也满肚子密圈地对亚马留作出了政治支持。1847年12月底，亚马留曾经访问香港，得到港督德庇时爵土及驻华英军总司令德忌笠少将异乎寻常的隆重接待。“欲使澳门独立这一棘手的使命，在香港当局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得以完成，此行必不可缺……”亚马留向里斯本发出的这份报告称，“驻华英军总司令德忌笠少将曾建议我请求我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命令港督在澳门受到非来自中国或来自于任何一个国家入侵的情况下，港督必须把澳门当作葡萄牙皇室的属地加以保护”。②其实，英国人对澳门垂涎已久，明崇祯十年（1637），英国东印度公司威代尔率四舰抵澳门，要求互市，被葡人拒绝其登陆；③嘉庆七年（1802）二月十八日，曾有三艘英国船来泊伶仃洋水域，三名英国军官乘坐舢板到澳门，借口防止法国船只来澳抢掠，要向澳门提供保护云云。④但未得逞。此后，英国人还不死心，1809年再派兵擅入澳门，以至事情闹到北京，“天威震怒”，几乎要用兵驱逐。⑤英国人“支持”亚马留白有其道理，英国人害怕法国人在澳门问题上从中插一手，威胁大不列颠帝国在香港和华南地区的利益。鉴于英国人在香港“开埠”大大促进了当地的贸易，澳门面临巨大的挑战。为了挽救澳门的贸易地位和地区公共财政，葡萄牙唐娜·玛丽娅二世于1845年11月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何国家的船只向澳门输入货物均豁① 〔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阿马勒政府”，第87页。②  1847年12月23日阿马留总督致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的公函，葡萄牙海外档案馆，二部，     澳门，1847年函盒。转引自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阿马勒政府”，    第91页。③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12章“澳门与英    国之关系”。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馆藏）第16章“澳门    与英国的关系”之四“英军图占澳门”，第1439条，第744页，“理事官为英国兵欲图上    岸占据澳门事呈香山县丞禀”（约嘉庆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即1802年3月28日），澳门基    金会，1999。⑤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馆藏）第16章“澳门    与英国的关系”之四“英军图占澳门”，第1453条，第750页，“香山知县彭昭麟为饬嗣    后恭顺守法安居乐业毋庸惶惑事下理事官谕”（嘉庆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即1809年2月25    日）。 6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免关税。1846年4月亚马留上任后不久，就向关闸内所有居民征税；同年9月12日，亚马留总督宣布：所有停泊在澳门的船只必须向港务局登记并交纳一元税款；亚马留又于1849年2月停止向清朝政府缴纳地租。①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年澳门的历史环境。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1844年8月25日），两广总督耆英、广东巡抚程矞采在奉上谕“体察澳夷实在情形”之后，向朝廷奏复：澳门僻处海隅，民夷杂处。关闸以内、三巴门以外，多系民庄，计有天成、龙田、龙环、望厦、石墙、新桥、蒲鱼、沙冈等八村，共居民八百一十九户，田庐坟墓鳞次栉比。其夷人所建礅台名东望洋，系踞山临海，并不占碍民基。三巴门以内虽尽系夷楼，西洋聚族而处，而其间如芦石塘、赋梅里、沙梨头等二十一处，俱有民房交错其中，共计四百六十六户，均系世守祖业，并不输纳夷租，相传三百余年，由来已久。计现在澳内夷人男女约四千余口，而十九年所查民户人丁，共四千九百二十八口，故澳门乃民夷错杂之区，非徒夷人托足之地也。②由此可见，在亚马留来澳之前，葡人仍是聚居在旧关闸以内，华人并不需向葡人缴纳什么公钞与地租。改变这一状态的是亚马留。（二）由禁止“非法赌博”到开赌亚马留曾经在非洲的殖民地打过仗，也把澳门当做葡萄牙的另一块殖民地。有了“尚方宝剑”在手，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钉关逐吏”，强行拆毁清朝驻澳门的海关，驱逐海关官员；③他不但拒绝向清朝政府交租，还“将澳门各店铺编列字号，勒收租银，如不依允，即带夷兵拘拏（拿）鞭① 〔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旧秩序的覆灭”，第113、115页。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第786页，“两广总督耆英等奏覆体察澳夷实在    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人民出版社，    1999。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第814页，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初七日（1849    年5月28日）“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酌移税口试办情形折”。 614
澳门博彩业探源 打。又在三巴门外开辟马道，平毁附近坟墓”。①亚马留于1847年2月27日决定向北修筑通往关闸一带的马路，为此，他还下令迁走上述地段的华人坟墓。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图造成既成事实，往北扩大地界”。②有葡萄牙史学家分析，亚马留在彻底切断澳门与中华帝国内部体制的联系时，只要控制这三方面：领土、行政及税收，他便可确定澳门对中国的“独立”。领土方面：确定葡萄牙对周围水域及城区老墙以外土地的管辖权；行政方面：取消澳门社团对当地官员的世袭附属；税收方面：向葡萄牙人及华人社团征收政府税、取消中华帝国海关。③亚马留把澳门与清朝的联系割断之后，清朝的禁赌律令就不能够再约束澳门的葡萄牙人了。澳门开放赌禁并非偶然，而是粤澳两地赌风历来炽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偏偏被亚马留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据《香山县志》记载，鸦片战争结束之后，香山一带“夷船复来，时洋船四五十只，华船蚁附，通市珍奇毕具，娼航赌艇比于珠江”。④当时社会环境的逐步稳定，中外贸易的恢复，为澳门开赌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当时澳门本身的经济状况却十分恶劣，华人又抗拒向葡国人交税，亚马留开放赌禁弥补税收之不足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葡萄牙学者徐萨斯所说：行商最终和澳门的其他外国公司一样，迁到了香港，随即靠这些行商生活的店主和劳工也都迁出了澳门。香港的行商终于有了起色，代价是牺牲了澳门的命根子。澳门出现了商业大萧条；葡萄牙船的货源越来越少；很多房子和货栈都空了，曾经富裕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澳门自取消关税以来，财政状况一直十分困难。政府从澳门市民贷款，从政府设在伦敦的金融机构抽取资金。税收资金很少，只好允许开设中式赌场来增加收入，虽然开赌场是违反葡萄牙法律的。香港的赌客成群结队来到澳门，那些赌窝纷纷挂出“一流赌场”的醒目招牌，这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二），第817页，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50    年1月1日)“两广总督徐广缙等奏报西洋兵头被杀业已缉凶正法折”。②  吴志良：《生存之道——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协会，1998，第152页。③ 〔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1-1854》，第201页，“王室训令体制的确立”。④ （清）同治年《香山县志》卷22，“纪事”，第42页。 6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让那些虔信派教徒和法利赛人感到非常可怕。①1849年3月2日，亚马留总督命令对所有在街上设点赌博和参与赌博的中国人施以二两银的罚款。②但是，这只不过是亚马留禁止“非法赌博”所玩的小把戏，并非真的要禁赌。他野心勃勃，要打破清朝法统几百年来在澳门的权威。在1848年7月至1849年7月的财政年度，澳府首次把“中式博彩”即番摊的税收纳入地区公共财政范畴；1849年4月，所有的番摊赌馆获亚马留政府正式发给营业牌照。③从此以后，博彩税就冠冕堂皇地纳入了澳门政府的公共财政预算之中，并且占有越来越重要的比例。不过，亚马留在澳门开放赌禁之举并非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那只是使澳门脱离中华帝国管治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一个为葡萄牙人管辖下的澳门增加库房收入的尝试。不但他本人没有预见到澳门将因开赌而成为日后的“东方蒙地卡罗”，在他成为望厦村民沈志亮等人的刀下之鬼后三年，葡萄牙外科医生若泽．安东尼奥。马亚(José António Maia)完成了一篇题目为《澳门开港回忆录》的论文，由著名的葡萄牙经济学家奥利维拉．马雷卡(Oliveira Marreca)作序。马巫医生在这篇论文中主张“降低澳门华人居民的人数，以补充葡萄牙子民”，因为后者可能成为纳税者。④显然，包括他在内的葡萄牙人当时还未意识到，面对以华人世界为主的博彩业，日后可对澳门社会及经济的未来发展起什么样的作用。二  澳门博彩业的兴起非法的赌博在澳门变成合法的博彩业，这个转变过程可以说具有许多偶然的因素。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占领了香港，直接威胁着澳门这个国际贸易港口的生命线；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令大批内地难民涌人澳门，接踵而至的“猪仔贸易”，让澳门刚刚兴起的博彩业得到迅速的发展机会。港英政① 〔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34页。② 《澳门、帝汶、苏洛省政府公报》，第98页。③ 《澳门政府宪报》，1848～1849年，以及 Boletim Official do Governo da Provlncia de Macau e Ti—     mor,1888—3—15，No。1，P．100： “Receita do anno Económico de l887—1888”附注。④ 〔葡〕萨安东：《葡萄牙在华外交政策：184l—1854》，“阿马勒政府”，第89页。 616
澳门博彩业探源 府在民间压力下的全面禁赌，则使澳门的博彩业锦上添花。由1840年到1872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到港英政府禁赌这32年间，是澳门博彩业全面兴起的时期。（一）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咸丰和同治年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1853～1864），这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社会革命之一。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仅三年就到达并建都于南京。在1853～1856年间，太平军在迄自南京的长江流域频频获胜。在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它已控制了中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多次威胁上海，甚至能够派出一支先头突击队指向北京。在15年中，它纵横16个省，攻占城池600多座。①与此同时，广东、福建、浙江、湖南、江西、四川各省的天地会与三合会，上海的小刀会，安徽、河南的捻军又纷纷起义，清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②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因战事频频，清廷调动大批军队，军费开支当然极为庞大。清廷军费支出大增，而前线粮饷供给却不足。湘军统帅曾国藩在其致同僚及亲友的信札中，屡屡述及军队筹饷的困难。同治元年（1862）三月，曾国藩在“覆袁午桥星使”一信中提到：东南饷源日涸，敝营亦欠发八九个月不等；后顾茫茫，绸缪非易。弟奏请办理广东厘金，专济皖、浙军饷。③太平天国起义方兴未艾之际，英法等国为了扩大他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于1856～1860年间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清朝的统治更加危机四伏。一方面是华东华中各地战事需饷，另一方面是土地荒芜，海关停市，税收大减。最令朝廷恐慌的是，英法联军攻占了清政府关税及军饷主要来源地之一的华南重镇—— 广州，给清政府构成重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威胁。从1853年起，广①  〔美〕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同治中兴—— 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房德    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24页。②  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第19页。③ 《曾国藩未刊信稿》，“覆袁午桥星使”，中华书局，1959，第39页。 6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东要临时筹拨巨额军费，协助邻省。1853年10月，广东即两次拨给福建军饷共30万两。①为了筹集军饷，朝廷允准各省增加捐官学额。清人陈康祺在《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一书中记述：军兴，各省捐输量加学额，自咸丰二年太常少卿雷以诚奏请始。②澳门的赌博和广东有密切的关系，晚清时的广东，赌风之炽为全国之冠。清律禁赌，但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后，因军费开支庞大，国库空虚，情况已发生微妙的变化。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十七日，湘军统帅曾国藩在“禀祖父母”家书中称：“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去年逆夷族广东曾经就抚，兵费去六百万两。此次之费，外间有言二干一百万两者。”③对付洋人之后，又是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战火蔓延半壁山河。由于军饷时有不敷，朝廷又催得急，这就为地方官僚和赌商找到了赌博合法化的理由。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任广东巡抚。他到任后先行发布禁赌告示，后查获天和等店开设闱姓，拿获到案讯明，以纳赎例判罚军饷14万。以后，他又准许闱姓立案，招商承饷。④太平天国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给澳门带来的直接冲击有二：一是促使澳门华人的人口急剧膨胀；二是促使澳门华人资本的大大增加，因为在避难进入澳门的华人人口中，有不少是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富人。澳门华人人口及澳门华人财富的大量增加，势必刺激澳门博彩业的发展。正如徐萨斯在《历史上的澳门》一书中所说：要不是基玛良士总督的调和政府以及太平天国起义和“亚罗”号战争引起的百姓和商业的涌入，澳门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华人社区的人口现在已超过五万人。从1857年5月到6月一个月的时间里，①  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4页。②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捐输加学额”，中华书局，1984，第    115页。③ 《曾文正公家书》卷1，台北，世界书局，2001，第7页。④  杨坚校补《郭嵩焘奏稿》，“天和等店闱姓罚款催缴完竣片”，岳麓书社，1983，第252页。 618
澳门博彩业探源 60艘船驶进了澳门港口，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没有过的数量。政府对赌博的垄断使税收急剧增加，每年财政都有结余；澳门殖民地拿出了大笔款项来解其他殖民地因长期透支而造成的困难，真是此得彼失。作者不无感慨地指出：澳门殖民地失去了往昔的海上优势之后，于1864年建造了东望洋灯塔，这是中国的第一座灯塔。但愿这一灯塔能引导澳门走出衰败，但愿这座长明灯能保佑澳门之星永远不落！①（二）港督麦当劳的禁赌香港与澳门一样，都是以广东人为主的社会，讲的是粤语方言，饮食和生活习惯、民间风俗，两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分别。《香港赌博史》提到：香港在开埠初期，并未禁止赌博，因为自从鸦片流毒中国后，在广州及澳门，赌博已渐渐形成风气，但不很流行，所以在1841至1844年这三年间，香港并未禁赌。所谓赌博，也只是三几个人围在一起作局，小赌一番而已。②到了1844年，一大堆法例先后在香港公布颁行。这一年共公布了22号法例，从法理的性质，可以看出属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维持治安，另一是征税。其中《禁止赌博条例》即属征税的，因为当时公布这些条例，主要是从罚款中取得政费。《禁止赌博条例》的内容，大意是规定凡聚众赌博以及找人赌博，最高罚款为200元，而赌馆主人或开赌者亦同样办理。《香港赌博史》的作者认为：当时香港禁赌的目的并不在于禁绝这种不良的风气，而旨在以罚款来增加库房的收入。这是香港开始立例禁赌的精神，一直维①  〔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61页。②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页。 6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持到1977年才略为改变。①既然禁赌是为了增加库房收入，所以港英当局也没有真正禁赌，“1844年有禁赌的明文，赌博却是越来越盛行。最初是三五人的聚赌，渐渐发展成几十人以至几百人的大聚赌。赌馆和赌场，在禁赌条例颁行之后越开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②当时在香港最大宗的赌类是番摊，而赌风和贪风又是一对孪生兄弟，当赌风于1844～1855年这11年间形成之后，1855年5月5日就出现了首宗摊馆贿赂公务员的案例。此后，几乎年年都有警员涉及被赌馆贿赂的事件发生，以至于香港警方为了防止警员受贿，于1857年起在警员制服上钉上编号，以方便证人辨认勒索赌馆的警员。③到了1867年，香港上环的水坑口、大笪地、四方街、华里、东街、西街，环绕着荷李活道与大道中的一些横街内，到处都是摊馆。这些摊馆差不多都是公开营业的，摊馆租用铺户来开设，其特点是门前垂下一块蓝布做的门帘，门外有人招徕赌客，高呼“发财埋底便！”④香港警方虽然常常扫荡赌馆，但因警察受贿，常和赌馆主人串通做戏瞒骗官府，结果是扫之不尽，越扫越多。香港一位叫做域陶（Whittell）的立法委员在立法局的常会中提出，警方经常扫荡赌窟，而赌窟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显见1844年的《禁止赌博条例》不足以达到禁止赌博的目的。他建议另订新的法例，准许开赌的人缴饷纳税，领取牌照开赌，这样既可纳赌博于正轨，也可扫除贪污。⑤域陶这一“寓禁于征”的提议，获得了时任港督的麦当劳的支持，香港赌博合法化时代也就是由这一年（即1867年）开始的，是年6月17日，港府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及风化条例》，该法例的第18条中，赋予港督公开招商承饷开赌的权利。博彩合法化从该年7月1日实行。《香港赌博史》认为：“这是中国博彩史和香港赌博史上的创举。”⑥①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5页。②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6页。③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9～10页。④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12页。⑤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14页。⑥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12页。 620
澳门博彩业探源 香港总督麦当劳指定警察司及总登记官招商承投赌饷，由警察司发给赌牌。每一赌商用申请书列明赌馆所在的地点和赌馆街道门牌号码，愿缴纳的赌饷数额。首次竞投赌牌开票的结果，共有12人投得，即批准12间赌馆公开开设。这些赌馆分布在基利文旧街、大道中、上环水坑口、荷李活道、西街、西营盘和湾仔等地，每家每年缴纳牌照费（赌饷）10000元，于7月1日正式营业。①港英政府的这一措施，在民间引起过颇多反对的声音，基督教圣公会的牧师查理士华伦（Charles Warren）认为这样维持社会秩序和风化，简直是一种讽刺，他四处奔走，向宗教界及社会知名人士要求签名，上书反对政府这种赌博合法化的政策。当时主持《中外新报》的伍廷芳亦有签名，反对赌博在香港合法化。不过，因赌饷可观，而且确实能够起到遏制不良警察勒收贿款的作用，港督麦当劳没有收回成命。到了第二年再度公开竞投赌牌时，他干脆取消以年计算的方式，改为以月计算。②港督麦当劳不顾社会人士反对，决意开赌，但中国的历朝法律都是禁赌的，赌博合法化所引起的各种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继查理士华伦以及伍廷芳等社会知名人士提出公开反对之后，1867年12月，英国贵族院议员丹顿、北擎咸公爵等指责香港公开承饷开赌是一种违反文明的政策，如属实当是英国这个文明国家之羞。③香港华人的商业发展和雄厚的资金，在1860年代后期及1870年初期已经凌驾欧人。1870年，伍廷芳与华人绅商梁安（仁记洋行买办）、韦玉（有利洋行买办）、曹雨亭（慎安号）、招雨田（广茂泰南北行）等，请求港督轩尼斯拨地兴建华商会馆。④华商在香港的经济实力以及社团组织能力渐大，在一些重大社会问题上，英国人也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伍廷芳后来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大律师（1877），首任太平绅士及立法局议员（1878～1880）,开华人参政之先例。另外,他又在洋务运动中长期担任李鸿章的幕僚①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16页。②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17页。③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0页。④  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7，第80～81页。    澳门大学国际图书馆“伍廷芳博士遗属赠书DS777，15，W77，CHA”。 6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862～1896），任翻译员并协助李鸿章对外谈判。①在反对香港开赌的过程中，在华商中享有崇高声誉和地位的伍廷芳所起的作用甚大。1868年5月，香港西商会开会时一致指责，公开赌博令商业萎缩，不少客商原本携款来港购买洋货，却在赌馆把货款输光了；有些运土货来港的商人，卖出土货之后，原可办运洋货回内地，也将货款输光而无钱办货。面对社会上激烈的批评指责，港督麦当劳依然不肯回头。1871年1月12日，第四届公开承投赌饷时，已经采用统一竞投赌权的方式。结果由赌商何亚锡以每月15000多元的赌饷投得赌权。港府的全年赌饷收入也增加至189600元。②眼看港府在开赌问题上越走越远，全港市民于该年发动了一次上书英伦的请愿运动，由当时的社会知名人士和商界知名人士发起，所有的商号都在请愿书上盖章，请港府转英国理藩院。与此同时，西商会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于是年5月上书英伦。这两封请愿书，都力陈赌博贻害社会之惨。香港总督麦当劳虽然一度扣压了两份请愿书，但赌害遗患之大，始终难以掩人耳目。结果，麦当劳于1871年12月由英国度假回港时，也带回来了英国理藩院禁赌的命令。③促成香港禁赌的还有一位人士，他就是曾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秘书，并在清政府外务部工作多年的罗向桥。他当时上书港督，痛陈赌害，请求勿弛赌禁。奈何港督一意孤行，不予理睬。于是，他又直接向英国政府上书，呼吁制止。英廷终于电谕港府不得弛禁，并复电罗向桥予以嘉勉。④1872年1月13日，麦当劳贴出禁赌告示，明示于1月20日起封闭所有赌场，所有开赌牌照一律取消；嗣后一切赌博如闱姓、白鸽票、花会及其他有彩私赌，一律禁绝，并加雇侦探严密侦缉，违者拘罚不贷。⑤香港严厉禁赌后，大批赌客从香港转往澳门，使澳门早期博彩业走向勃兴。①  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第63～96页。②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2页。③  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3页。④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岭桥拾遗》，上海书店，1994，第128页。罗向桥(1821～1900)，    字祥，又名森，广东南海西樵罗村人，前清孝廉，精通英语。⑤  郭双林、萧梅花：《中国赌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第128页。 622
澳门博彩业探源 （三）“猪仔贸易”对澳门博彩业的影响在研究澳门博彩业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资料指向俗称为“猪仔贸易”的苦力贸易，也不难发现“猪仔贸易”—— 苦力贸易与澳门近代赌业有直接的关系。贩卖人口虽然不是始于澳门，也并非中国才有的现象，但“猪仔贸易”盛行的时代，澳门周边的华南地区赌风极浓。清朝的法律禁赌，表面上无人敢公开与朝廷对抗，实际上民间的地下私赌一直没有停止过，南粤赌风历来炽热，一遇到适合的土壤就很容易滋生蔓延。澳门早就有仁慈堂彩票的存在，由于葡萄牙人治下的澳门并未严格禁赌，华人私下赌博比较普遍，内地的严禁赌博，正好为澳门的赌博合法化提供了生存的土壤。邻近广东的澳门在葡萄牙人统治下，成为一个与内地有着千丝万缕关联却又不受大清法律约束的“天朝特区”。尤其是自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腐败懦弱的本质暴露无遗，葡人趁势实行扩张政策，清廷对澳门葡人越来越不听话也无可奈何。185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一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谋生工具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以及内地难民，逃到相对安全的澳门，成为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货源”。①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中国内地多个口岸也在洋枪洋炮之下一个个地开放，这使澳门的国际贸易地位一日不如一日。澳门作为贸易港口的收入锐减，“猪仔贸易”这种能够暂时缓和经济困境的行当，便变得更加重要了。不过，香港崛起不久，就迅速取代澳门成为苦力贸易的最大转运中心。一如《中国殖民史》一书所说的那样：猪仔贸易之输出地，本以澳门为中心；自香港割让与英国后，乃以香港代之。②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称：①  例如《遐迩贯珍》（1854年8月朔旦，第八号）报道：“十五、六问，省垣各富商室，畏    乱先徙，多携眷附本港当行载运贸易之火轮船，赴本港及澳门寄寓。有一火船载至六百余    人者，多妇女幼稚。亦有用中土快艇载人，以缆系于火船以行者。各船价水脚涌贵，闻一    中土客赁一火船载眷，价至一千二百余元。”②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第266页。 6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那时在广州的中国人贩子，为了把劳工卖给外国的苦力贩运者，竞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苦力家屋门外捉人。正义的中国群众处死了一批拐骗者，中国官吏也处决了一批。然而存在着当地的失业和贫穷以及海外的需要和机会，这些因素汇合起来使移民继续进行不辍……为了这个目的，总督劳崇光实际上已使移民在这个地方合法化了。结果是，英、中两国官吏联合监督移民所（奴隶收容所）的批准和审查工作，并规定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自由签订合同。可是广州的这个制度，受到了澳门及其他不在劳崇光或巴夏礼（英国领事）控制的沿海地方的洋人和华人的蔑视；因为在沿海地方，接收船像以前从事鸦片进口贸易那样从事“猪仔”（即人口）的出口贸易。对中外合搞的这种公害进行控制的企图，又给中、英两国地方当局创造了一种共同的利害关系。①为了让苦力入彀卖身，人贩子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赌档，谋取双重的利润。而骤然间得到一大笔卖身钱的苦力，也希望通过赌一把赎身，衣锦还乡。实际上，大部分人无法扭转命运的安排，输光了卖身钱之后就被送上“猪仔船”，远渡重洋做苦工。“猪仔贸易”刺激了澳门的赌业，而日趋繁荣的赌业又吸引了更多青壮年人由内地前往澳门碰运气。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有好运气，但输光最后一文钱之后，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猪仔馆”和“猪仔船”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猪仔贸易”和番摊、骰宝等华人喜欢的杂赌，在澳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相辅相成，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澳葡政府虽不直接经营这种人口交易，但也从“猪仔贸易”中，取得一定的税收。②1. 澳门与香港两地的“猪仔贸易”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澳门之前，已经有过买卖人口的记录。《澳门史略》提到：①  〔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第282页。②  《澳门政府宪报》（第6号），1847年2月11日，《澳门公物会1846年下半年财政收支报    告》有如下记载："Idem dos Culi"（苦力项）“收入为255.621元”。 624
澳门博彩业探源 澳门的另一项罪恶贸易是人口贩卖。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早就是人口买卖的著名行家。早在1442年就开始做贩卖黑奴的生意，因此，他们占据澳门以后，就继续经营这项罪恶的贸易活动。明朝正德年间，在中国的官方历史文献中，就已经出现葡萄牙人“掠卖人口”、“掠卖小儿”、“掠卖子女”等字样。据耶稣会士1563年的记述，葡萄牙人曾先向果阿遣送第一批奴隶妇女450名以上，第二批又遣送约200人。入清以后，也再三提出关于禁止澳门买卖人口问题。雍正九年（1731年）设立澳门同知，专理夷务时，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在《为敬陈抚辑澳夷之宜以昭柔远以重海疆事》中，又提到澳门葡萄牙人贩卖子女为奴仆的事。再次提出必须申明典章，对于贩卖人口罪案，应归澳门同知查察办理。①乾隆十四年（1749），清政府下令：禁贩卖子女，凡在澳门华夷贩卖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详定之例，分别究治。②嘉庆十五年（1810年），葡萄牙殖民者从澳门掠去几百名苦力。运往巴西，做种茶实验。这几百人到巴西后不久，全部死光。③在澳门贩运苦力的不只是葡萄牙人，英国人也曾经参与了这一罪恶的交易。英国人于1813年12月13日和1814年2月8日，先后两次从澳门掳掠了1700多名苦力，运往英属东印度殖民地文岛。④咸丰四年至六年（1854～1856），英法美三国不满足于南京、虎门、望厦、黄埔等条约，要求增加新的条款，以便扩大在中国的势力。1854年英国政府通过给驻华公使的训令向清廷提出的要求中，就包括“准许中国劳动者向海外移民”一款。这一“修约”要求，实际上是要把掠卖华工的行为合法化。⑤①  元邦建、袁桂秀编著《澳门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第112页。②  《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政令附》，第38页。③  元邦建、袁桂秀编著《澳门史略》，第113页。④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4辑，中华书局，1985，第181页。⑤  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第24～27页。 6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中国沿海劳动人口到南洋等地做佣工，大约在明代就开始了。但是，作为契约劳工和贩运牟利的对象被诱骗出国，则是18世纪以后的事。由19世纪初开始，出国华工人数逐渐增多，到19世紀50年代达到高潮，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结束。粗略地估计，这前后200多年出国的华工有1000多万人次。① 彭家礼先生认为，“据不完全统计，自l517至1840年期间，掠卖的人口至少达到30多万人”。②澳门作为掠贩人口的老巢，1855年就有猪仔馆五所，1872年这里的人口贩子达800人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856年到1873年，西方侵略者从这里掠走了20万名华工；从1847年至1874年，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143000名和120000名华工，大多数是从澳门运出的。在1873年，即澳门苦力贸易停闭前夕，仅葡萄牙、西班牙和秘鲁三国设的猪仔馆就有300多家，靠苦力贸易为生的人多达3万～4万人。③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中，多处提到澳门的人口贩卖现象，他在文中写道：“夫猪仔馆者，拐贩华人过洋为奴……奇货可居，获利极厚，每名归西洋国税洋一元，归澳门议事亭番官使费银两元。”④他在“求救猪仔论”中抨击“澳门西洋人收取陋规，暗纵拐徒，窝娼聚赌”；⑤ 在“续澳门猪仔论”一文痛心地写道：“近读《香港日报》所云，吕宋国船，由澳门载猪仔往亚湾嗱（哈瓦那），已死三分之二……西洋人犹多方揜饰，谓保卫甚当，所载之人皆愿去者。” “余世居澳门，素知底蕴。非独窝娼聚赌，年投规银数十万，而又有贩人出洋之举。其中被拐见诱者，十居其九。”⑥郑观应这段话，比较准确地描述了澳门当时的社会特色，也揭示了澳葡当局窝娼庇赌与贩卖人口的“生存之道”。鸦片战争前夕，无业贫民互相介绍在澳门受雇出洋的情形引起了朝廷的注意。钦差大臣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二十四日发出的《奏查明外国船只骗带华民出洋情形折》中奏道：①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册，第1页。②   彭家礼：《十九世纪开发西方殖民地的华工》，《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③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前言。④  《郑观应集》(上)，《澳门猪仔论》，第6页。⑤  《郑观应集》(上)，《求救猪仔论》，第10页。⑥  《郑观应集》(上)，《续澳门猪仔论》，第8页。 626
澳门博彩业探源 迨六月间钦奉谕旨，饬查夷人收买幼孩，臣当以澳门为众夷聚集之区，密札署澳门同知蒋立昂切实查禀。据蒋立昂等先后禀覆：每岁冬间夷船回国，间有无业贫民私相推引，受雇出洋，但必择年力强壮之人。①殖民主义者为了开发南洋、北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各殖民地，先是奴役印第安人等土著，后来又贩运黑奴，以弥补劳动人口的短缺。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苦力贩运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当时奴隶制已取消，大量的甘蔗、棉花种植园缺乏劳动力。②1838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和自由贸易逐步取代了垄断政策，英国先后宣布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这使得美洲各个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更为紧张了。1848年和185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以及澳大利亚先后发现金矿，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极为紧迫。而在这时候，中国内地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社会动荡，广东、福建大批劳动人口纷纷逃到澳门和香港避祸，正好成为四处寻找劳动力新资源的西方殖民主义者猎取的对象。③咸丰六年八月（1856年10月）的《澳门政府宪报》刊载了一段“猪仔头”引诱华工前往古巴的声明：孟光来亭说称，旧年九月十八日，伊由汕头在洋船开身载客仔往哑弯嗱（Havana）埠，该埠之人待客仔甚好，每月有工银四元，并食东家，食用甚好，各客仔十分欢喜，每逢拜好日，各客仔穿着鲜明衣裳往各处游逛。又同埠内人入庙拜神，大家如兄如弟。埠内有富贵家甚多，每日晚上到五点钟时，客仔放工，任由行逛顽耍。又有客仔坐马车去逛的。其熟识工夫的客仔，每月受工银十元八元，亦有二三十元的。此埠所用系金银，不用铜钱。哑湾啥地方之人，富者居多，贫者甚少，此皆亲眼见真实。所称是实。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孟①  《林则徐集》奏稿九，道光十九年，中华书局，1985，第679～680页。②  〔葡〕若昂·格德斯（João Guedes）：《哀萨、科尔沃和澳门的苦力贩运》，澳门《文化杂     志》第7、8期合刊，1989年，第36页。③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一册，第2页。 6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光洪。①这段声明把悲惨的猪仔生涯美化成天堂般的生活，把葬送无数华工青春与生命的苦力场美化成海外蓬莱，不知多少华工被骗上当，就此一去不复返。《清实录》咸丰十年闰三月初二（1860年4月22曰）载：“粤东省城近有匪徒拐掳良民贩与夷人，男女被掳者以数万计。夷人以省城之西关，番禺县属之黄埔，香山县属之澳门，及虎门外之香港等处，设厂招买。每次买出外洋，皆满载而去。”②香港、澳门这两个弹丸之地，在掠运华工方面大发横财，从而迅速繁荣起来了。苦力贸易的暴利是很吸引人的，从中国贩运苦力到古巴、秘鲁等地，一般成本为150元，其中包括船票约70元。当地苦力市价通常是400～500元，有时可达1000元，利润率为233％～567％。其中以航运商获利最大，从香港、澳门开往美国的苦力船，其航行成本，每人还不到5元，而船票的售价为55元，利润高达10倍多。暴利所在，必然竞争激烈。从1845年到1874年是苦力贸易极为猖獗的30年，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参加了这一血腥贸易。③1856年，进入澳门的移民人数为2493人，10年之后，这一数字上升到10712人。到了1873年，又增加到13016人。这使得当时的澳葡政府受到国际上的谴责。④苦力被当做猪仔买卖，而且有价有市，既有现货也有“期货”。⑤据统计，当时在澳门从事贩卖人口的95家猪仔馆为：德记猪仔馆、咭咕行猪仔馆、日斯巴里亚猪仔馆、大班地猪仔馆、来吉掳那哈猪仔馆、和生猪仔行、锡合猪仔行、合和猪仔行、和记猪仔行、和升栈猪仔馆、潮州礼猪仔馆、祥利行、锡记猪仔馆、高楼锡①  《澳门政府宪报》(第50号)，1856年10月4日。②  《文宗显皇帝实录》第44册卷312，咸丰十年闰三月丙申初二日 (1860年4月22曰)，中    华书局，1987，第575页。③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一册，第8页。④  〔葡〕若昂．格德斯：《哀萨、科尔沃和澳门的苦力贩运》，澳门《文化杂志》，第7、8期    合刊，1989，第36页。 ⑤  1872年4月23日《申报》，《卖猪仔》。 628
澳门博彩业探源 记猪仔馆、白麻猪仔馆、白马猪仔行、和新猪仔馆、信合猪仔馆、新合猪仔馆、新义和猪仔行、同发猪仔行、新算合猪仔馆、合兴猪仔行、怡生栈猪仔行、饭焦猪仔行、虏即答猪仔馆、新昌记猪仔馆、新全合猪仔馆、广记猪仔馆、新记猪仔馆、意生猪仔馆、义生猪仔馆、和益猪仔馆、茂林猪仔行、仁和猪仔行、兴昌猪仔行、三角市猪仔行、澳门公司猪仔行、新福泰猪仔行、新茂隆猪仔行、恒发猪仔行、信昌猪仔行、新祥泰猪仔馆、镇祥泰猪仔馆、义合猪仔馆、发合猪仔馆、增祥泰猪仔行、新风记猪仔馆、冯昌猪仔馆、照合猪仔馆、新捷元猪仔馆、新发猪仔馆、大光地猪仔馆、如意猪仔馆、来记猪仔馆、礼记猪仔馆、新财合猪仔馆、根泰猪仔馆、新发合猪仔馆、博罗阿堂猪仔馆、尽记猪仔行、新公司猪仔馆、安记猪仔馆、新泰来猪仔馆、仁济大街猪仔馆、利生猪仔馆、新万合猪仔馆、黎阿柏猪仔馆、晏记猪仔馆、泰来猪仔馆、赖记猪仔馆、有信猪仔馆、茂经猪仔馆、新长泰猪仔馆、六合猪仔馆、广福来猪仔馆、伙计猪仔馆、新泰利猪仔馆、新太和猪仔行、盛记猪仔馆、茂隆记猪仔馆、茂名记猪仔馆、黎阿昌猪仔馆、如意来猪仔馆、新发堂猪仔馆、大邦地猪仔馆、新金记猪仔行、和昌记猪仔行、新问合猪仔馆、新怡和猪仔行、广益隆猪仔行、新泰隆猪仔行、林茂记猪仔馆、新成发猪仔馆。①这只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能够找到的猪仔馆记录，还有许多华工是直接经海上夹板船而被贩运上苦力船的，也有部分由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被贩运出洋。澳门的苦力贸易曾受到国际（主要是英美）舆论的谴责，但香港的赊单移民戴上了“自由移民”的桂冠。葡萄牙人曾反唇相讥，说香港的赊单移民同澳门的苦力贸易没有什么区别；香港和伦敦的英国商人从苦力贸易攫取的利润比澳门多得多。这是事实，但英国人恼羞成怒，断然下令禁止澳门的苦力船进入香港。澳门的苦力船无处修理改建和备办物料，不得不空船开走。在这一压力之下，里斯本当局被迫下令停闭澳门的苦力贸易，这一禁令于1874年3月生效。香港和澳门关于掠运苦力的竞争，以①  徐艺圃：《清末澳门猪仔馆述评》，澳门《文化杂志》第19期，1994，第120页。 6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门失败而告终。此后，从中国非法掳掠华工的买卖几乎全由香港包揽了。①2.“猪仔贸易”对澳门赌业的影响进入19世纪50、60年代，中国内地半殖民化危机加深，大批无法维生的手工业者、农民和破产商人，纷纷离乡背井到外国谋取生路。澳门逐渐成为“苦力贸易”即人口买卖的港埠，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外来人口。拿到卖身钱的苦力，在等候船只的日子里聚赌，希望赢一笔大钱后赎身回乡过好日子。手上拥有众多苦力和金钱的人口贩子也想借此敛钱，便开起赌来。郑观应在《救时揭要》一文中，曾经披露人贩子与葡人勾结，利用赌博引人入彀卖猪仔的把戏：吾闻拐徒与洋人串通，约有数万，专投人之所好。或诱以娼赌，或假以银钱，一入其饵，不拘多寡，偶不及偿，即拘而赴诸海外。②郑观应这段文字，很形象地描绘出苦力贸易刺激澳门赌业蓬勃的过程，这是澳门博彩业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诱因。他在这里提及的“拐徒”即人贩子数目居然有数万之众。虽不知其消息来源及准确程度，但即使打个折扣，被拐骗的苦力数字也可想而知。同治末年的《申报》曾有一则《卖猪仔》的报道：澳门卖猪仔生意甚多，有佛兰西船一艘，现载人出洋贩卖，每名取水脚银十五磅（镑）。前数日，有船二艘开行，一载三百五十人，一载四百五十人。澳门今卖人之法，仿鸦片烟例，则有曰卖盘期，有曰卖现银。目下行情，卖盘期者，每人价银九十八员；卖现银者，每人一百二十五员至一百三十五员。赌博一事，虽不在禁，至于以人为奇货，何不严申厉禁，俾生民免受涂炭乎？③①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四辑第一册，第9～10页。②  《郑观应集》（上），《求救猪仔论》，第10页。③  1872年4月23日《申报》。 630
澳门博彩业探源 这则报道反映了猪仔头与赌馆勾结，借赌牟利兼且“以人为奇货”，从而达到陷人入彀将其抵卖出洋的史实。澳门虽不禁赌，以人为质仍属于违法行为，所以作者呼吁当局严厉禁止。不过，葡萄牙人对此只眼开只眼闭，清廷又鞭长莫及，澳门猪仔馆和赌馆的生意照做不误。葡萄牙学者安德拉德·科尔沃（Andrade Corvo）在《苦力移民》中指出：1867年，根据葡萄牙外交部的情报，由于澳门没有中国权力机构，有些外国商人转入地下招工，甚至出现了运送华工的船只悬挂别国国旗的现象。因为根据澳督的规定，运送华工的船只只能来自那些与中国签有移民方面条约的国家或者来自华工移民目的地国家。①1870年以后澳门苦力贸易持续数年的兴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光绪初年的《申报》以下这段报道中，人们可看到澳门贩卖猪仔而令赌馆如何生意兴隆的景象：澳门尚以贩卖猪仔为生涯，当未禁以前，招工者既辟馆以接纳，承招者亦附船以前来，而且拐骗之徒视为利薮，熙来攘往，累万盈千，食用未免繁多，衣物每易流畅，下而至于娼寮、赌馆，恒踵相接而肩相摩，则其生意之兴隆殆由此也。②徐萨斯也揭露了人贩子以赌引诱苦力卖身出洋的事实：中国大陆上有数十名人贩子，他们用美味可口的食物来引诱农村人，骗他们说要把他们带到黄金国去，或者借钱给他们赌博，强迫赌输了的人卖身偿还赌债。人贩子弄不到农村人口时，就把小贩、手艺人和仆役骗进招工馆，强迫他们和那些被海盗抓来的安南人一起登船去做移民。③李长傅也提及：①  〔葡〕安德拉德·科尔沃(Andrade Corvo)：《苦力移民》，澳门《文化杂志》第7、8期合    刊，1989，第44页。②  1876年1月21日《申报》，《论澳门缉私》。③  〔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53页。 6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契约华工……其不幸的，被一班工头所掠卖，外人虐待，犬马不如，引嫖诱赌，借欠工资，呼吁无地，回国无期。就如南洋群岛的锡工，南非洲的矿夫，同十九世纪白人掠卖黑奴一般，呼做贩猪仔，可算我们独立国民最可惨最可恥（耻）的一桩事了。①由此可知，澳门赌业的勃兴，实与苦力贸易密不可分。赌业本是应苦力贸易之运而兴盛，二者同步发展，成为澳门一种畸形的经济体系。葡萄牙人对此当然是乐观其成，因为这样等于把他们带出了可怕的经济深渊。当世界各国对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猛烈抨击并予以取缔之后，苦力贸易无法再公开进行，偷偷摸摸的生意既不光彩也不能够带来厚利。在亚马留一手扶持下，赌业遂成为澳门主要的税收来源。澳葡公开招商开赌，全澳赌馆林立。据郑观应回忆，到1870年前后，全澳“番摊之馆已有二百余号”。②同治年间外务府档案《总署收到未具名寄来澳门拐骗华工情形八条》，其中提到“猪仔摊”的事：猪仔头故意借银与人赌博，名为猪仔摊。赢则倍偿本银；若输，则将本身写与猪仔头作按而设摊，亦系猪仔头等串同棍骗。又有骗猪仔到澳门后，即逼其先写一二百银欠单，若不允写，则又拷打，如允写而仍不愿赌，即凭单告帐，系狱受苦，务使堕其术中。③同治十三年（1874），陈委员（兰彬）、马税司（福臣）、吴税司（秉文）致总理衙门呈送《古巴华工事务各节》中呈，文中录得一批华工被诱落澳门出洋做工的申述，多人提及在内地赌输钱后才到澳门，但亦有一名华工是于同治七年（1868）在澳门被猪仔头诱到猪仔摊输光银子后卖身出洋的，原文为：①  李长傅：《世界的华侨》，载《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 李长傅先生论文选集》，暨南    大学出版社，2001，第23页。②  《郑观应集》上册，《澳门窝匪论》，第17页。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文献卷，第681页。 632
澳门博彩业探源 莫阿冈供：年三十一岁，广东高要县人。我于同治七年到澳门觅工，有猪仔头给我银，到猪仔摊赌博输了，要我卖身出洋做工。拉见西洋官，打合同，无银给。①据《番禺县志》载，番禺员村人钟有恒：因赌负，自鬻身外洋。后由家人寄资赎回。②这种以赌为诱饵的把戏，实际上就是让华工拿自己作为赌注，一旦输光了卖身的钱，马上就会失去人身自由，被猪仔头扣押起来，变做待价而沽的奴隶。正如《申报》所说的那样：拐猪仔如诱豚入笠而复招之，布局委宛（婉），设谋暗密，使谋生乏路者，自坠其术中而不觉。计岁作猪仔者，如此其繁，然十九由于诱拐，求其甘心自愿者略无一二。③苦力贸易促进了澳门经济的畸形繁荣，赌馆、娼寮、食肆、当铺等行当的生意都逐渐好起来了。1876年1月21日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以《论澳门缉私》为题，文内提及：澳门尚以贩卖猪仔为生涯，当未禁以前，招工者既辟馆以接纳，承招者亦附船以前来，而且拐骗之徒视为利薮，熙来攘往，累万盈千，食用未免繁多，衣物每易流畅，下而至于娼寮、赌馆，恒踵相接而肩相摩，则其生意之兴隆殆由此也。④贩卖劳工导致大量人口积聚，是形成澳门近代赌业第一个高峰期的重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五），文献卷，第713页。②  （清）同治年《番禺县志》点注本，卷24，《人物志七·钟有成》，第437页。③  1874年1月6日《申报》，《澳门禁卖猪仔》。④  汤开建、陈文源、叶农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花城出版社，2001，第    263页。 6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要因素。也就是说，澳门的猪仔贸易直接导致了澳门博彩业的勃兴。“卖猪仔”这种惨无人道的贸易方式把人视为畜生，在海上运输和抵达目的地后的劳役中，牺牲了大量“猪仔”的生命。这既抵触了《大清律例》，也受到文明世界的谴责。从1850年到1872年，至少有34艘苦力船遇难，其中15艘英国船，6艘法国船，5艘意大利船，3艘秘鲁船，2艘美国船，以及荷兰、比利时、萨尔瓦多各1艘。这些船中，有13艘是从澳门出发的，其他是从香港和中国其他港口出发的。至少有15艘船遇难后，厄运才于1857年第一次降临到从澳门出发的苦力船身上；从那以后，在18次遇难事件中，竟有12次之多都是发生在澳门的苦力船上。①1859年10月14日，排水量1772吨的美国轮船“Flora Temple”号从澳门起航，载运了3850名苦力前往古巴，但这艘满载华工的轮船不幸在中国海沉没，仅部分水手获救，所有苦力葬身大海。②根据1873年12月20日的法令，葡萄牙政府宣布，出于人道主义情感，废除苦力贸易。不过，直到1875年4月21日，澳督才发出一道训令，宣布正式禁止从澳门港自由输出工（苦力）。③《中国殖民史》称：澳门之葡萄牙政府，亦公布关于苦力契约之苦力保护条例，但不过形式而已，对于南美洲之苦力输出，实取不干涉主义。后经英德法政府之劝导，华乃于1875年明令禁止。④葡萄牙历史学者徐萨斯说：这种利他主义的措施给澳门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几个贸易部门破产了，数千人失了业；接着又是人口外流，地产价格大跌；政府每年也损失平均20万元的岁入。英国官方担心澳门会像香港一样恢复苦力贸易。就像英国广州领事向北京公使所报告的，两广总督派一个军官到澳门告知，如果招工馆又在旅店恢复，中国就会派炮舰和军队去①  〔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55页。②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140页。③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第200页。④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267页。 634
澳门博彩业探源 澳门捣毁这些旅店，带有关人员回广州接受惩罚。澳督欧美德对此答道，要是真有这么回事，葡萄牙军队会协助取消这一非法贸易的。①据同治年《香山县志》记载，自鸦片战争爆发及《南京条约》签订后：烟禁弛，澳夷不能专利，渐至穷蹙。而是时秘鲁古巴诸国买华人回国供役，曰猪仔。在澳门设立招工馆，奸人借以为利，诱骗华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迩来此风经定约禁革，而澳夷益穷。②1874年1月的《申报》称：澳门猪仔生意现已停止，猪仔馆舍均已歇闲。其拐猪仔之头目皆已歇业，如有所失。③香港《循环日报》1874年7月8日报道：澳门近日消息，有人自澳寄书于其友云：近日港中日报皆以澳门一隅，自严禁贩人出洋以来，市廛冷落，贸易寥寥，失业之人几将坐而待毙。1874年5月，澳门的苦力买卖已经受到有力的遏制，当时出版的《中西闻见录》说：前闻葡萄牙国君禁止招工出洋一事，以三个月为限。届期闻有在澳门停泊招工出洋船七只，尽皆扬帆空舱驶去。④当时澳门的赌业尚未自成气候，失去苦力这些赌业主要的客源，无异①  〔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第257页。②  （清）同治年《香山县志》卷22《纪事》。③   1874年1月6日《申报》，《澳门禁卖猪仔》。④   1874年5月21日，《中西闻见录》，《澳门近事》。 6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于釜底抽薪。因此，同治末年的禁止贩卖劳工，对澳门赌业影响甚大。至光绪初年，澳门的赌业一度进入低潮期，但买卖苦力的勾当仍在暗中进行。由同治末年、光绪及宣统两朝而至民国初年，澳门的苦力贸易一直在断断续续，澳门仍有西船载运猪仔出洋。如1875年6月的《申报》以《东洋查放猪仔》为题报道：西字报云，前日船名麦利阿鲁思，由澳门载猪仔到皮鲁国（秘鲁），中途因遇大风，至长崎泊避。①不过，此时的苦力贸易已经式微，无复当年的盛况了，赖此为计的澳门赌业也因而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源。（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第36期，2006年10月）①  1875年6月29日《申报》，《东洋查放猪仔》。 636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第四篇澳门社会史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德〕普塔克（Roderich Ptak）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从广东当局那里获得可在澳门半岛上定居的许可。当时，在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他们大都是来自福建。葡萄牙人并不是像人们随便想象的那样只身来到澳门的。随他们一起前来的还有许多来自从里斯本经非洲、果阿、马六甲至日本这条印度航线沿岸诸国的人们。这条航线是葡萄牙人的船只最常航行的线路。这些同行者虽然种族、社会背景各异，但是他们与葡萄牙人都有着紧密合作的关系，有的是神职人员，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手工业者，还有士兵、水手和奴隶。与其他的殖民国家不同的是，葡萄牙设在亚洲地区的官方机构并不热衷于一种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而是更倾向于一体化，甚至主张那些在葡萄牙保护下生活和乐意在此保护下生活的亚洲人、非洲人和欧洲人混合杂居。这与当时的历史情况有关：在与从南部威胁着欧洲的北非和近东的伊斯兰民族所进行的战争中，葡萄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同时他们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网。由于葡萄牙本土的人口不多，海路遥远以及后勤补给上的困难等原因，要想保住这些基地并非一件易事。由于缺少人（特别是缺少欧洲妇女）、交通不便以及尽快地在非洲和亚洲争取一些同盟者这种政治上的需要，那么就应当对其他有色人种采取一种开放和宽容的态度。综观葡萄牙海外政策的历史，在某些时期，葡萄牙最高当局甚至鼓励和要求欧洲人与非欧洲人的混合杂居。那位因攻占了马六甲而为史学家所熟知的A·德·阿尔巴奎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就是这种多民族政策的倡导人之一。当然，在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背后也有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这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在葡萄牙的海外领地里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社会，与其他的殖民国家相反，在这些地域里人种混合所遇到的阻力比较小，这*  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座教授。 6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是一件富有积极意义的事。另一方面，这一多民族政策也为一层阴影所笼罩着，即存在着所谓的奴隶制度，这是消极的一面。有一点要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奴隶来自不同的民族。奴隶的地位决不取决于他属于哪一人种或民族。这主要是与处于奴隶地位的那些人的文化、教育水平和经济状况相联系着的。许多穷苦人不得不去当奴仆和陷入一种类似奴隶的劳动关系是屡见不鲜的。在中世纪，战俘沦为奴隶在大多数民族中是常见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姑且不论。葡萄牙人的奴隶大多数来自非洲，但是一些亚洲人有时也处于这种依附关系中。比喻说，一些年纪尚轻的女孩子为富有的商人所雇用，后来她们就成了这些商人的小老婆或与其姘居。由于这种奴隶制度的存在，当然也就带来了奴隶买卖。在中世纪，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从事奴隶买卖，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尚。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就葡萄牙的海外领地而言，奴隶买卖这种陋习主要是在其非洲和巴西的殖民地里盛行，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一般说来比较低。在亚洲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人种而言，为葡萄牙人服务的奴隶是印度、马来西亚和非洲人。但是这些奴隶的数量不多。奴仆的买卖是不人道的，但就其程度而言，亚洲的情况比在经济条件与亚洲完全不同的大西洋地区要好些。奴隶制度在当时并非为所有的人所接受，关于这一点，在葡萄牙与亚洲的关系史上可找到不少证据。果阿、马六甲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当局，特别是天主教会，在不同的时期都曾试图阻止奴隶买卖和逐步地废除这种制度。我们可以列举一些法规和决定，从中可以看出某种自由主义的思想①：1520年，葡萄牙国王反对以任何方式将奴隶运往欧洲。1567年，在果阿通过了一项规定，按照这项规定，任何占有奴隶的天主教徒都要受到重罚。这一决定，也是对1533年颁布的一项相应的法令的印证。①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2, Macau, Bispos e governadores do Bispado de    Macau,1940, p. 92;    Manuel Teixeira, The So-called Slave Trade at Macao, 载Chang Kuei-yu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台北，1962，第639～640页；    Manuel Teixeira, Os cafres em Macau, 载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70,    1972,第264页以下；    Manuel Teixeira, 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 载 Boletim do lnstituto Luís de Camiões, 10/    1 - 2, 1976, 12页以下；    Bento da França, 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 Lissabon, 1897, p. 21。 640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 1571年，禁止购买日本奴仆，这项规定主要是针对澳门富商购买日本妇女一事而作出的。1595年，果阿的总督禁止在澳门购买奴隶，而且中国当局也禁止当地的人口买卖。从1599年开始，拷打奴隶成为非法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将受到重罚。1624年，耶稣会坚决主张在澳门的华人不充当奴仆。此外，除了若昂·平托·德·皮耶达德（João Pinto de Pidade）以外，绝大多数主教都反对贩卖奴隶。教会一直就照料着葡萄牙人居住地区的奴仆和穷人并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我们仍然可以列举下去，但是，让我们集中来谈谈澳门的情况。在上述基础上，澳门与葡萄牙大多数海外领地一样，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混合杂居的状况。今天的研究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在最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①，但是在澳门城市建立起来以后（约1570年）的15～20年的时间里，邻近村庄的中国人大量涌入城市，他们有的是早来晚归，白天在澳门做工；有的是来安家落户；有的来与葡萄牙人或非中国人结婚，然后从这里前往葡萄牙其他的海外领地，人口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国人在数量上占有优势。换言之，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上说，澳门被逐渐地汉化了。根据现存的一些古代原始文献记载，对于这种变迁我们多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但是关于古代澳门那些既不是葡萄牙人又不是华人而属于其他种族的人口，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因此，本文将对这些人种中的一种—— 黑人作一说明，如果说这是可能的话。葡萄牙人称他们为“cafres”（黑种人）、“negros”（黑色的人）和“moços”（侍者）。②①  Manuel Teixeira, Os Macaenses, Macau, 1965,第7页以下；    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 Língua de Macau, o que foi e o que é, Macau, 1974, pp. 26 - 30;    Almerindo Lessa, 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 Macau,1974, 第100页以下，第152～153页；    Roderich Ptak, Portugal in China, Kurzer Abriβ der Portugie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und der Ge-    schichte Macaus im 16. und beginnenden 17. Jahrhundert, Bammental/Heidelberg, 1982, pp. 82-83;    Roderich Ptak, The Demography of Old Macao, 1555-1640, 载Ming Studies，第15卷，1982    年秋季号，第27～28页。    除以上诸书外，关于人口数字（除了Batalha的书之外），见Eusébio Aruáiz, Macau,mãe das missões    no Extremo Oriente，从西班牙文译为葡文，译者Artur Augusto Neves (Macau,1957)，第36～41页。②  注1所列的Manuel Teixeira的三篇文章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文章。 6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黑人”的概念和以上葡文的概念在这里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cafres”不仅是指非洲人，而且也包括其他深肤色人种的人在内，如孟加拉人。至于“moços”，一般也将所有的奴仆特别是侍从和家庭佣人归到这一范畴中来，这些人大都来自非洲。一般来说，在澳门的所有人种中（华人、日本人、葡萄牙人、印度人、马来人、帝汶人、泰国人、西班牙人和越南人等等），黑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他们大都来自非洲，几乎没有受过教育，只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如做水手、手工业者的帮徒，或者充当“moços”。《广东新语》对此亦有记载：“其（即葡萄牙人）侍立者，通体如漆精……所衣皆多罗绒、辟支缎，是曰‘鬼奴’……每晨必击铜钟，以玻璃器盛物，荐以白毡布。”①在这些非洲人当中，大概许多人是来自莫桑比克或佛得角群岛。说这些人是来自莫桑比克，主要是因为它在地理上与亚洲地区十分接近。早在宋代与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就与东非有了接触。说他们大概是来自佛得角群岛是以一些语言研究的结果为依据的。按照一些语言学家的看法，澳门葡萄牙人所讲的那种混杂的葡萄牙语（或曰澳门语）受到了佛得角群岛语言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来语对澳门语言的影响，这种语言上的考察对社会学分析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尽管相当大的一部分黑人究竟是不是来自佛得角群岛的问题尚无法得到最后的证明。②①  见屈大均撰《广东新语》卷二，“澳门”条。我将其译为英文，见Notes on the Kuang-tung     hsin-yü，载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15/1 - 2, 1981，第141页。在许多中文文献中    也曾提及澳门的黑人，如张甄陶《澳门图说》，载贺昌龄编《皇朝经世文编》；田明曜修，    陈澧等纂《重修香山县志》卷八；顾炎武修《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9册，“广东下”。16    世纪有关澳门的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提及黑人，如《野获编》。在张汝霖、印光任修的   《澳门纪略》中尚有一些有趣的记载，与本文所引证的章节差不多，见该书卷下，19a-b，     20b, 21a。有葡文译文，见Luís Gonzaga Gomes, Ou-Mun Kei-Leok（Monografia de Macau) , por    Tcheong-ü-Lâm e Jan-Kuong-Iâm, Macau, 1950, pp. 169 - 172。②  关于这些论述见Batalha, Língua de Macau, o que foi e o que é, Macau, 1974, 第24、27～30    页；又见Batalha, "A Contribuição malaia para o dialecte macaense", 载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ões, 第3卷，1968年，第7～19页和第89～108页。    C. A.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Hong Kong, 1984年再版，原版为1902年，第50～    51页和这两页上的注释。    J. Morais Barbosa, A língua portuguesa de Macau, Coloc. Prov. Port. Orient, Lissabon, 1968, 第2卷，     第147、157页（转引自Almerindo Lessa，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 Macau, 1974, 第100页以下，第140页和注118）。 642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 在澳门工作的非洲人中只有一部分是奴隶。奴隶主是葡萄牙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澳门没有像南美洲那样的大面积的种植园，澳门这个城市主要是靠贸易来维持的。因此，没有太大的必要收养大批廉价和简单的劳动力。澳门的经济，特别是丝绸和银器贸易，主要是建立在有效地使用资本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之上的。从整体上言，澳门的经济是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这对黑人和奴隶的生活水平有着积极的影响，因为商人赚取的大量利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一位名叫彼得·芒迪（Peter Mundy）的英国旅行家在1637年写道：那里的黑人身着锦缎，相比之下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织物，在欧洲，一些人是非常羡慕这种织物的。①与其他种族的人一样，黑人往往也有信教和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的澳门，入教和受教育是一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两项基本先决条件（从这点上说，黑人—— 其中不少人是奴仆—— 的处境显然比其他国家奴隶的状况要好些）。根据耶稣会传教士克里斯托旺·达·科斯塔（Cristóvão da costa）的说法，早在1577年，人们就开始教授黑人语言课程。1564年，黑人的子女（可能是在澳门出生的）可以在当地接受教会的洗礼。②一方面，上层对澳门的不同人种采取了某种宽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关于奴隶的状况—— 这主要是指黑人而言—— 在文献中也有一些反面的记载。③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就认为，1573～1574年间中国人修建的那座把澳门与内地分离开来的城门不仅是用来检查从广东输往澳门的生活用品的，而且也是用来阻止黑人逃跑的。④前一论点有据可查，第二个论点尚无凭证。但是，根据其他一些原始材料的记载，我们知道许多黑人是下定①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Hong Kong,    1984,第56页，原版为1942年，书名不同；Manuel Teixeira, O comércio, p. 10。关于黑人    的服饰见《广东新语》，卷二，“澳门”条；《澳门纪略》卷下，20b；以及Gomes的Ou-    Mun Kei-Leok, 第171页两处均说“黑奴，男女皆衣布”，但这段文字的出现晚于《广东新    语》。②  两者均见Manuel Teixeira, 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 p. 5。③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第190页注。④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第41页。 6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决心要逃跑的。①据说，有的黑人甚至逃抵朝鲜沿岸，他们很可能是从一艘往返于日本和澳门之间的葡萄牙人的船上跳水而逃的。②此外，英国的一位名叫威德尔(Wedell)的船长在试图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时（1637年）在珠江口曾遇到一些从澳门逃跑的黑人奴隶，他们显然在中国南部已经生活了多年。由于他们的语言知识，这些黑人甚至为英国人充当翻译。③在澳门，黑人与其他下层群众来往，其中不少是华人。通过这种交往他们掌握了澳门各式各样的语言。此外，他们还有另外的一些特点，例如，他们特别能战斗。1606年，黑人和葡萄牙人一起参加了在青洲小岛的战斗。由于某种误会，中国人攻打了这座岛屿。④ 1622年，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战斗中，黑人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荷兰人企图攻占澳门，对此有许多文献记载。据一份荷兰文的原始材料记载：“许多葡萄牙人的奴仆、黑人和其他的人都被酒灌醉了，他们毫不畏惧地向我们装备有滑膛枪的步兵冲来，其中的一位步兵被打断了气。”由于他们出奇的勇敢和可靠，后来葡萄牙以及中国当局都配给他们更多的口粮，以资奖赏。⑤在澳门，当时尚无通常意义上的警察，黑人则常常充当随身保镖和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关于这一点，不仅徐萨斯有过论述，而且安东尼奥·博卡罗（António Bocarro）在1653年对此也有过描述：“‘葡萄牙人家’平均每家都有六个适合于佩带枪支的奴隶，其中大部分是黑人，而且是最①  Mundy的这段话引自C.R.Boxer的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第63页，尚不能说明建立这座城门的原因。②  Koh Byong-ik, On Negro Slaves who Drifted to the Koreanshore in the Year 1801，载Chang Kuei-    yung,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台    北，1962，第647～655页。在这篇文章里有第641页注1所说的那些章节的英译文。③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53; Aus-    tin Coates, Prelude to Hong Kong, London, 1966, P. 13; 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    P.112．    此外,《澳门纪略》卷下，19a-b以及Gomes的Ou-Mun Kei-Leok，第170页都记载着当时黑    人学习汉语的事。④  关于这一事件，见Manuel Teixeira, O come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 P.6; Montalto de Jesus    的Historic Macao，第70页；《明实录•天启实录》卷六，天启元年，六月，丙子；《明史》    卷325，第8433页；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1984，第89～94页。⑤  关于1622年的战争，见 C. R. Boxer,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 - 1770，Den Haag, 1948,    第72页以下，引文见第85页；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Macao, P. 89; Manuel Teixeira, O    come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 PP. 6—9。 644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 优秀的黑人……”①他的这一段话被广为引证。古代澳门的黑人人数究竟有多少，今天我们已无法查考。这不仅因为一些数字资料残缺不全，而且也因为人们常常把黑人—— 就像前面所谈到的那样—— 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用同一个概念来表示，同时又把他们笼统地称为“奴隶”。除去澳门城市初建时期不说，根据莱萨（Lessa）对1563～1582年间所作的说明和上面引用的博卡罗的那段话，估计当时澳门的黑人和奴仆的数目始终多于葡萄牙人。②1640年以后，随着澳门经济的衰落，黑人的数量大概也随之减少。但是，一直到19世纪，澳门的非洲人及其后裔的数目仍是相当可观的。对澳门的黑人，一些艺术作品也有反映。16、17世纪日本制作的南蛮屏风上就有一系列的描绘。③这些屏风大小不一，多至八扇，往往是按照某种统一的组合图案描绘了每年“黑船”从澳门抵达长崎时的情景。在船的甲板上不仅有白色的葡萄牙人和亚洲人，而且还有深肤色的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水手。屏风的构图上往往还有一个刚下船的船长，他走向在岸上等待着他的那些同乡。当然他不是单独一人，而是被侍从簇拥着，其中也有一些黑人，他们撑着一个大伞，为他遮挡太阳。船长上岸的构图使人想起《澳门纪略》中的描述。该书是地方志，成书于1751年左右，其中有两幅插图，描绘一些富有的澳门人在其侍从的陪①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p. 47; C. R. Boxer, Seventeenth Century Macao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 p. 15; Manuel Teixeira, 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 Macau, 1977,    p. 16. Boxer指出，葡文的一些原始文献在这一点上有些矛盾之处。②  Almerindo Lessa, 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ái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ívica, Macau, 1974，第100页以下，PP．153-154；Manuel Teixeira,     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 p. 5; 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cao, p. 51。③  关于这些屏风的文献极多。在日本的其他一些艺术品上也有葡萄牙人和黑人的图案。这里    只选出一部分：《近世风俗图谱》第十三册“南蛮”，东京，1984年；〔日〕越中哲也、大    户吉古编《江户时代图志》第二十五册“长崎、横滨”，东京，1976年；〔日〕坂本满等：   《原色日本の美术》第二十五册“南蛮美术の洋风画”，东京，1970年；〔日〕武田恒夫：   《原色日本の美术》第十三册“障屏画”，东京，1967年，第217页；〔日〕坂本满等：   《日本屏风绘集成》第十五册“风俗画—— 南蛮风俗”，东京，1984年；〔日〕吉田光邦    等：《日本の文样》第十七册“人”，东京，1974年，图10、79、80、87、89、90、91、    95。此外，还可参阅C. R. 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 - 1770, 20页以下；N. H.     N. Mody, A Collection of Nagasaki Colour Prints and Paintings: Show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Art on that of Japan, London, 1939，图1、21、23、29、861、187、250等。 6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同下在市区游览时的情景。这些侍从并未标为黑色，根据大约同时成书的《中国与日本》（Azia Sinica e Japonica）一书的记载，当时在澳门尚有许多黑人，其中不少是莫桑比克人。①如同那些存在着奴隶制度的城市和国家一样，在澳门这一多民族的社会里也有奴仆的买卖，其中备受其害的是黑人。所谓的奴隶买卖在澳门历史上对于经济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是葡萄牙在亚洲的领地与其在大西洋地区的领地明显的区别之一。属于奴仆范畴的有佣人和姨太太，在这些妇女中，华人、马来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比黑人要多。她们是作为年幼的小姑娘被富有的人家所收纳并在那里长大和受到教育。其中的一些女子后来成为自由人，不再侍候他人。另一些则被送往马六甲、马尼拉或果阿，那里没有欧洲妇女，那些富有的商人需要本地年轻美貌的女子。②1600年以后，随着葡萄牙领地经济的衰落，这种妇女买卖，其中包括黑人妇女的买卖也大为减少。最后，让我们再来谈谈1640年以前的那段时期。澳门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是澳门与日本关系的终结。在1600年左右的那段时间里，葡萄牙人在日本这个太阳升起的国家遭受到官方和民众的敌视。1636年，这种敌对行为变得严重起来了。澳门人决定，在1640年向日本派遣一个使团，希望这能使日本当局感到高兴。这一使团包括不同的人种和各阶层的人士。这一多种族的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反映出种族混合在当时的澳门是怎样受到欢迎的。然而，心胸狭隘的日本人对此却大为不解。根据皮雷斯的研究结果，这一使团中的60多名成员惨遭杀害。其中有3名莫桑比克黑人、13名华人、18名葡萄牙人和25名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③①   Manuel Teixeira, 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 p.24. 《澳门纪略》中的章节也证实了澳门确有黑    人，见第642页注1的说明。②  耶稣会的一些教士曾促使澳门的葡萄牙人放弃那些剩余的妇女。她们被送往别处。见     Manuel Teixeira, O comércio de escravos em Macau, pp. 11 - 12; Macau através dos séculos, p. 5;    The so-Called Slave Trade at Macao, pp. 644 - 641。③  关于在日本的葡萄牙人的问题，Charles Ralph Boxer的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 - 1650,（Berkeley，1967）一书仍是目前西方最好的著作。关于1640年使团的问题，     见Benjamim Videira Pires, Embaixada Mártir, Macau, 1965, pp. 9, 94 - 95, 163 - 164; 此外    又见Manuel Teixeira, Os Macaenses, p. 29（以上所给出的页数章节说的都是那三位黑人    的事）。 646
澳门的奴隶买卖和黑人 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们同时遭受到同一命运的打击，世界上发生这类事情的地方大概不会很多。从其职能上说，澳门是将东、西方联系起来的第一座大门，也是远东第一个种族杂居的社会。（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1985年第6期） 647
百年前的“华人区”〔葡〕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 *直到19世纪末，澳门才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风格各异的城区，即“基督教区”（或称“洋人区”）和“华人区”。“洋人区”里，具有葡萄牙建筑风格的住宅、小巧别致的宫殿及其花园和西方果树，遍布半岛中部、东南部古城一带，以及昔日教堂与修道院的周围。从晨曦微露到夜幕降临，教堂悠扬深沉的钟声，兵营里阵阵撼动山岳的战鼓声与雄浑激越的军号声，赋予澳门以独特的色彩，迥然相异于充满英国（和中国）务实精神的其他城市。在澳门，贸易活动融合了生活的所有表现形式。①在城里“洋人区”以外的地方，南边的妈阁和主教山之间、北边的二龙喉花园、海边、沙梨头（Solidão）和马交石，以及被填平的路环黑沙海滨一带，澳门豪富和洋人在那里有大量的田地和庄园。湾仔岛是澳门蔬菜和肉类的供应地，岛上的（至少）10幢别墅早在1764年前后就无人居住了。②*   已故天主教神父，著名历史学家。①  〔巴〕恩里克·C. R. 里斯波阿（Henrique C. R. Lisboa）：《中国与中国人》（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gem），蒙得维亚，1888，转录自《贾梅士研究院院刊》，第9    卷，第3、4期合刊，1975，第165～181页。②  〔葡〕潘日明（Benjamim Videira Pires）著，发表于《贾梅士研究院院刊》，第1卷，第4、    5期，1967，第331～332页；〔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氹仔与路环》（Taipa e Co-    loane），澳门，教育暨文化司，第19～22页。我们至少认识湾仔岛10幢葡国庄园主人。如    果算上湾仔的炮台和船厂，以及妈阁对面的大琴岛和小琴岛，总共14座房产。    亦请参阅〔英〕奥斯汀·果阿德斯（Austin Coates）的著作和《澳门记事》（A Macao      Narrative），海尔曼，1987，第32～33页。关于昔日澳门的庄园，请阅施达时（António      Júlio Emerenciano Estácio）《澳门的绿化区和植物之趣》（Dinámica das Zonas Verdes na Ci-      dade de Macau），1982，第10～16页。     有关欧洲和远东人种、植物、花卉和日用品贸易史仍是一个空白点，有待研究。      1960年〔葡〕白乐嘉在香港发表的《香港与澳门》（Hong Kong and Macao: A Record of      Good Fellowship），第66～67页，曾作了初步的对比和探讨。 648
百年前的“华人区” 澳门半岛最有名的庄园要算圣若瑟（或曼努沙伊）圣珊泽大宅、玛利亚·菲利帕、莱唐（位于旧西洋坟场对面）和马德雷斯·坎诺西阿诺（在黑沙）的庄园了。还有奥尔塔斯·达·米特拉、沙梨头、和隆（至1894年）、康帕尼亚、山水园、摩啰园和奥尔托·多·圣埃斯皮里托的庄园。“华人区”位于妈阁庙到莲峰庙的内港沿岸。穿过水手西街、红窗门街、巴托尔（Bazar）和圣母望德堂，延伸到望厦山，直至北区三个农渔民聚居的村庄。由同时代的四名向导[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巴约（Manuel deCastro Sampaio）、巴西人恩里克·C. R. 里斯波阿（Henrique C. R. Lis-boa）、亚若索伯爵（Conde de Arnoso）和本托·达·弗兰萨（Bento daFrança）]带领我们游览一下100年前的澳门“华人区”，了解他们的居民、服装、住宅、食品和习俗。①在绘声绘色的旅途中，我们有机会看到，在某些像下环街、螺丝山、天神巷，特别是圣母望德堂和花王堂一带的住宅区内，分别具有葡萄牙和中国特色的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居住在广东省的民族，按其人数和重要性以次序排列，分别为汉、黎（在海南岛与泰人同种）、苗（北辽时期鼎盛）、越、回、侗和少量琼族。这些民族在澳门都能见到，但主要还是汉族华人。汉人迁自北方，并与越人（公元前196年）和后汉时期（25～220年）的马六甲沿海居民通婚，讲土语或广东话，仅限于口语。从前广州的肇庆城乡的百姓讲这种话最纯正，当前推广的教学普及化缩小了各大城市—— 广州、佛山、澳门和香港发音上的差别。②一个世纪以来，广东汉人面部特征是多肉、呈黄褐色、塌鼻梁、唇厚而苍白、深色或棕色的眸子、杏状眼、胡须稀少、头发黑亮。营养丰富的①  曼努埃尔·德·卡斯特罗·桑巴约（Manuel de Castro Sampaio）：《澳门华人》（Os Chins de    Macau），香港，1867；〔巴〕恩里克·C. R. 里斯波阿（Henrique C. R. Lisboa）：《中国    与中国人》（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gem），蒙得维亚，1888，转录自《贾梅士    研究院院刊》，第9卷，第3、4期合刊，1975，第165～181页；〔葡〕亚若索伯爵（Conde    de Arnoso）：《世界之旅》（Jornadas pelo Mundo），1896；〔葡〕弗兰萨（Bento da França）：    《澳门及其居民：与帝汶的关系》（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里斯本国    家印刷局，1897。哈雷·劳伍和米歇尔·翁特唐两位先生分别写于1829年和1857年的见    闻录，没在本章中参考。见〔葡〕文德泉《一位美国青年目睹的十九世纪澳门》，澳门，    1981，及《贾梅士研究院院刊》，第8卷，1974，第2、3期合刊，第83～88页。②  〔法〕路易斯·安巴扎克（Louis Aubazac）：《法粤字典》（Dictionnaire Français-Cantonnais），    香港，1912，第IV页。 6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西式食品使他们的肤色白皙，外貌逐渐温和，头发也逐渐变成亚麻色。清朝统治时期，华人用剃刀把除了头顶到颈部以外的头发剃掉，将留下的头发梳成辫子，用一条黑丝绒扎住发梢，辫子显得更长。干活时，工人、仆役和疍家婆都把辫子盘在头上，疍家婆还用布巾包住头。富家妇女把头发扎在脑后，发髻紧贴两耳形若一对翅膀，用银（或金）簪子别住（蝴蝶把，满族女子的一种发式）。未婚女子则梳辫子垂在背后，经常在衣襟的右侧把辫子打成结。澳门许多豪富华人通常是名誉官吏，他们为躲避内战或从事改良活动而寄居澳门。1911年后，中国的文武官员纷纷迁居九龙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身穿绸缎长袍、马裤、细棉袜和白纸底黑丝面尖头鞋。冬天，长袍外再套件棉袄。出门坐轿子或轿椅，有些轿相当豪华气派，两侧各有一根温桲木长棍，由二名或四名轿夫抬扛。富贵家妇女爱穿无袖或宽袖长袍，衣料名贵，她们浓妆艳抹，全身珠光宝气，特别喜爱佩戴玉器首饰。工人和店主穿黑色或其他颜色的宽肥布裤。夏天他们光脚赤身在街上行走，不戴帽子。苦力戴宽边草帽，光脚穿凉鞋。下层妇女穿黑色或蓝色短布衫和宽松长裤，她们几乎都光脚走路，如今这个习惯早已被摒弃了。阳伞或雨伞都是用油纸制作而成，有竹骨架，五颜六色，耀目显眼，酷似日本古代的水彩画。欧洲人使用的太阳帽也已传入澳门。①100年前澳门“华人区”的住宅都是一层或两层小楼，光线暗淡，通风也不好。有钱人家的房子在结构上大同小异，四周围有一座砖砌的或石堆的高墙。有的住宅入口是石砌或木雕的拱形大门。门廊尽头开有另一扇大门直通庭院。会客室坐落在院内。住室为彼此相通但风格各异的独立建筑。庭院呈方形，盆景千姿百态，池塘水平如镜，与环形的门廊交相呼应。妇女的闺房常常是在庭院深处的楼阁内。穷人住在郊区用土砖砌墙、茅草盖顶的棚子里。在新桥和沙岗的沼泽区盖起了一幢幢木桩支撑的小屋。福州来的疍家婆和她们的家庭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与子女、丈夫（可以在城里干活）以船为家，泊在内港或①  〔葡〕弗兰萨（Bento da França）：《澳门及其居民：与帝汶的关系》（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里斯本国家印刷局，1897，第125页。 650
百年前的“华人区” 南湾，与鸡、狗、猪同吃同住。巴扎尔（Bazar）曲折、狭窄的街道纵横交错，许多马路至今仍然存在。低矮的住宅鳞次栉比，杂乱无章。不计其数的竹竿、招牌与晒在楼前或横过马路悬于高处的衣服、绳子和各式各样的器皿纵横纷杂，令人眼花缭乱。人口高度密集，只有正面没窗的房子连绵不断，狭窄拥挤的街道，人畜混居，商业区和住宅区混杂在一起，贪婪地将所有的底楼用来做生意，中国人固有的惰性与肮脏，使庞大的住宅区整天散发着麝香、鸦片、油漆、做饭的油烟，特别是鱼腥和牲口粪便混合的令人恶心的怪味。①就是今天走过米糙街、营地街、锺家里和其他一些交通要道时仍须赶紧掩鼻而过……中国人家里摆设的家具同18世纪欧洲人使用的迥然不同，是用优质木料和名贵大理石精心雕刻、镂空并镀金，造型美观。中国工匠技术精湛，巧夺天工。②肉档里，人们可以看到悬挂着的大块肉和褪了毛的鸡鸭。路边的遮阳篷下和板凳旁边润茶烧水，炉子上煮着东西，就像节日的小酒店里一样热闹。流动摊贩高声叫卖水果。鲜嫩可口的荔枝，色如黑刺李般暗红，味似玫瑰香葡萄那样鲜美。有的大声叫卖新鲜蔬菜，大街上华人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偶尔可见到高挂“按”字的当铺。有一家当铺有六层高，底楼的铺面雇工们正忙着记账造册，接待顾客。从一座狭窄的楼梯爬上其余五层，每层都没有隔断，整个层面上，从高到低，从这头到那头，随处可见挂满当物的精制木柜。每行柜子之间，只留出仅够通往柜子的空位。当铺经营得相当出色，就连不等钱用的人，为了保存好衣物，也在不同的季节把用不着的衣服存放在那里。澳门旧货摊使人联想起里斯本的狗叫集市上摆卖的东西。酒楼的楼梯宽畅而豪华，每层都安放一块镀着金边的大镜子。有的酒楼配有睡房接待客人住宿。华人喜欢与亲朋好友在酒楼相聚。跑堂儿的在①  〔葡〕弗兰萨（Bento da França）：《澳门及其居民：与帝汶的关系》（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里斯本国家印刷局，1897，第128～130页；〔巴〕恩里克·C. R. 里    斯波阿（Henrique C. R. Lisboa）：《中国与中国人》（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    gem），蒙得维亚，1888，转录自《贾梅士研究院院刊》，第9卷，第3,4期合刊，1975．    第120～121页。②  〔葡〕弗兰萨（Bento da França）：《澳门及其居民：与帝汶的关系》（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里斯本国家印刷局，1897，第130页。 6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楼梯上大声吆喝着客人点的菜名，如：“来半个牛排！”①澳门番摊赌馆比比皆是。这些赌馆高挂灯笼和油灯，全天接待客人，午夜才停业。为了不与贱民混在一起，富裕华人和欧洲人总是坐在二楼雅厅的围栏四周行赌。这围栏正好在楼下衣衫褴褛的穷人的头上。赌注放在用绳系于栏杆上的草篮里送上送下。番摊的主人每年向财政部门缴纳12万澳门元。闱姓（Vae-Seng）的彩票是（100年前澳门）华人的另一种嗜好。每当北京或广东省府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时，每张彩票上写有20位应试者姓名。1000张彩票为1组，每组3个数字。中举者名字最多的彩票得奖。彩票面值有5毫、1元、2元、3元、5元、10元不等。10元的彩票奖金为6000澳门元。中国政府允许在广东出售彩票后，澳门闱姓老板每年只向葡萄牙政府缴纳36000澳门元。当时澳门有些行业比较发达：多家生意兴隆的制茶厂、1家烟草厂、1家鸦片加工厂、青洲水泥厂和3家缫丝厂，其中最大的一家雇用了400多名妇女。这样大大减少了沦落卖淫行业的不幸者人数。19世纪后期，至少有1万人从事捕鱼和腌制咸鱼业，年产值达80万澳门元。最后要说的是“华人尸体上剪下的辫子”出口欧洲，加工成假发出售。还有一间个人鸦片烟馆，亚诺索伯爵曾作详细描写。上一世纪末，澳门华人早晨在茶馆吃点心或饮茶，十月初五街至今仍有开业茶馆。两餐正餐，一餐中午12点左右，另一餐傍晚6点前后，睡觉前或玩过麻将后吃夜宵。早茶（当今已被西方人的咖啡替代）是亲朋挚友聚会的好机会，座无虚席的茶馆里，说话比吃东西声要高得多。人们饮着不加糖的浓茶，一边吃着鸡粥，一边品尝虾饺、肉馅小点、马蹄糕、萝卜糕、糯米鸡；等等。食品装在竹编圆形小蒸笼里，每笼四只，用小车送到客人桌上。如今，这美妙的饮茶习惯依然如故。两顿正餐也像今天一样，主食是锅煮的无盐大米饭，菜有鱼或肉和青菜，最后上热汤和水果。华人从来不喝凉水，也不吃耕地牲口的肉，如黄牛、水牛和马的肉。包裹在泥里的皮蛋过去（和现在）都是一道可口的佐餐菜。他们过去吃饭时不用桌布。①  〔葡〕亚若孛伯爵（Conde de Arnoso）：《世界之旅》（Jornadas pelo Mundo），1896，第130、140、    142～143页。我们所用的动词都为过去时，但澳门市中心的酒楼至今依然令人赞叹不已。 652
百年前的“华人区” 节日菜肴极为丰盛，多达10几种（比现在多），互相劝喝稻米酿成的烧酒。美味佳肴有海参、鱼翅、燕窝、烧鸭（澳门人对它已感厌恶）、用酱油汁炮制的“醉乳鸽”（佛笑楼餐厅的名菜）……华人对澳门有些菜并不感兴趣，特别是甜食，如粑粞荠（印度甜饭）、安地—安地（东南亚各国流行的甜食）、牛油糕、南瓜酱（南瓜泥加冰糖）、蛋丝（天使的头发、梅·法乌康曾把它带到泰国）……①持续两周的春节、关帝日祭祖、清明节（四月五日）和重阳节、扒龙舟、吃月饼、把陶瓷公鸡放在房梁上防白蚁、乞丐、装腔作势的中国人、进香朝拜、周末供英国人狂欢的彼得罗宴客饭店、闹蟋蟀、斗公鸡（从印度尼西亚传人）和其他众多的稀奇古怪的事，从那时起很少甚至没有变化。辫子和打赤脚的现象已见不到了。一般来说，典雅的长袍也难以寻觅。缎子鞋和诸多古老的中国时髦也都消失了。上海一名时装设计师把长袍加以改进，供现代女士享用。1878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澳门住有68086人，而本托·达·弗兰萨却认为那时已达100000人。1851～1874年间，华人苦力贸易使西班牙、秘鲁和古巴的人口贩子大发其财。然而，1874年之后，欧洲人的狂热与奢侈大为收敛（像塞卡尔男爵夫人这样的女士竟在一次晚会上三次换装，三次化妆；婚宴上华人新娘到现在仍然保留这种排场）。“华人区”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增添了风格、色彩、韵味与喧闹。驻扎在昔日圣多明我教堂的土生填补了欧洲军士的空缺。他们穿中式鞋、宽大的蓝布裤和宽衫，打绑腿，腰间扎着一条皮带，头上戴中国草帽，炮枪筒上写有“澳门警备队”字样，挎一枝“雷明顿”长枪。位于“华人区”中心的“营地街”之名就来源于这座兵营。（原载潘日明著《殊途同归—— 澳门的文化交融》，苏勤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①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澳门烹调中如此结合东方和葡萄牙的用糖方法。在这方面，科莱斯蒂     娜·梅洛（Celestina de Melo）和安东尼奥·维森特·洛佩斯（António Vicente Lopes）各为    我们留下了一部著作。在1999年以前，相信健在的土生葡人女士可以提供更多有关资料。 653
澳门的日本人〔葡〕文德泉（Manuel Teixeira） *一  引言日本基督教百年史中鲜为人知但又十分令人饶有兴趣的一面是澳门作为一个港口的作用。澳门是传教路线上的一个主要港口，后来发展成为传教士和日本教士的一个激发灵感之地，最后又成为被逐的日本基督徒之家，以及许多日本殉道者安息之所。葡日关系的特点使这一段历史时而出现某些颇具希望的时刻，但最后以失望告终。圣保禄（大三巴）教堂是日本在澳门的这段历史的最终联结物和最后的纪念标志。圣保禄教堂是耶稣会研习宗教之地，其后由于日本工匠建造了牌坊使其大为增色。三百年来，大三巴牌坊不仅是传教士而且也是葡萄牙诗人和新教圣歌作者的灵感源泉。澳门现仍保存这一光辉的历史遗迹。军事博物馆。馆中保存最近在长崎港海底发现的一颗炮弹。这颗炮弹是诺萨·森奥拉·达格拉萨号船上的。1610年，船长安德烈·佩索阿为了避免连同其货物一道被日本人活捉而将此船沉于港口。圣保禄（大三巴）教堂。富丽堂皇的圣母院建于1602～1603年，现存者仅有牌坊。这座牌坊竣工于1640年，为被逐的日本天主教徒和他们的传教士所建。路环岛上的圣方济各教堂。教堂龛中供奉日本殉道者的遗骨和圣方济*  已故天主教神父，著名历史学家。 654
澳门的日本人 各的一片遗骨。圣方济各的遗骨于17世纪初送去日本，传教士在圣若瑟修院研习时又迁返澳门。教堂中有一幅米迦勒圣像，历时已三百年，圣像系一日本画师所绘。另外还有一幅长崎殉道者图。本文述及有关殉道者遗骸方面的细节，以及16～17世纪日本人在澳门的情形。日本殉道者图二  圣母院1563年7月29日，耶稣会的弗朗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z）、曼努埃尔·特谢拉（Manuel Teixeira）神父和教友安德烈·平托（AndréPinto）等三人抵达澳门。他们于1565年在圣安多尼修道院附近修建了第一座耶稣会馆和教堂，均为茅屋草房。教堂后毁于大火，重建时改为木瓦结构。耶稣会士于1579年另筑了一所会馆，并于1582年在山上修建了一座新教堂，坐落于现已毁坏的圣保禄教堂的基址上。1595年，他们又建了一所神学院，附属于教堂。 6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597年，日本教区主教佩德罗·马丁斯（Dom Pedro Martins）的副手路易斯·塞尔凯拉（Dom Luís de Cerqueira）在澳门为第一批日本人加授神职。这些日本人均在圣保禄学院研习过。1601年，教堂焚于火，火蔓延至学院，将其部分烧毁。教堂于1602～1603年重建，教堂中的一些装饰为日本工匠所制。重建的教堂虽于1603年圣诞节前夕开放，但其耗资3000银两的著名牌坊直至1640年方告竣工。牌坊左侧基石上镌刻有“澳门城1602年兴建此教堂奉祀大圣母”的铭文，字迹仍清晰可读。费尔南多·格里罗（Fernando Guerreiro）神父有下列记述：全城居民为博爱和同情之心所感动，在总督面前集会，并一致决定，若上帝保佑他们所期待的失踪船只返回，他们则为修建耶稣会教堂捐献他们在日本的财物的百分之一的一半。此船果然返回，在上帝保佑下带回盈利极丰的货物。他们捐献的数量不少，总共3130帕多。因此可以说，教堂重建的经费系来自日本的贸易。据传耶稣会士使用日本难民重修教堂。这种做法比现代的仅发放布施而不安排工作的制度更好。这一传说被这种事实所证实，即雕刻在牌坊上的中国字不甚完美，颇似日本字体。M. 乌戈-布伦特（M. Hugo-Brunt）引述阿胡达图书馆的一份报告描述这座教堂如下：内部系以产于日本名叫Joniquini的优质木材装饰。报告提到，教堂有一雕刻精致、镏金木浮雕银器嵌于墙上，木条弯曲如绳状。所叙述的装饰物中有盘蜗状装饰、图案花饰，以及金色和朱色的玫瑰饰物。彼得·蒙迪（Peter Mundy）于1637年到过澳门。他对圣母院叙述如下：附属神学院（今称圣保禄学院）教堂之屋顶是我所记得、所见过的最优美的建筑，制作精巧。木雕出自中国工匠之手，描金、彩漆， 656
澳门的日本人 彩漆有朱红、天蓝等，斑斓绝伦。屋顶为方格组成，方格结合处则为一硕大的玫瑰，瓣叶重叠，进而逐渐缩小为一小圆球。玫瑰大可一码，垂悬于屋顶之下一码。此外，教堂前尚有精美的牌坊，可循宽阔的多级台阶而上。牌坊和台阶均为石雕。据卡尔丹（Pe. Cardim）神父说，1640年澳门正当最繁荣的时代，新建的教堂反映出该城的富裕景象。他说：澳门是一座建筑优美的城市，因商贸和日夜繁忙的交通而十分富裕。澳门公民正直、高尚。由于澳门备有各式货物，如金、银、丝绸、珠宝及其他珍宝，以及来自中国、日本、东京、交趾、柬埔寨、望加锡和索罗尔等地的药材、调料和香料，因此在东方远近闻名。更有甚者，澳门还是基督教在东方的首要之地。圣保禄教堂的废墟已是往日风光的残迹了。但在其断垣残壁中，澳门昔日的繁盛仍依稀可见。三  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于1602年兴工，多年之后才建成。它集古典和东方建筑艺术于一身。17世纪初，澳门有很多逃避国内迫害的日本基督徒，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参与了牌坊的建造。牌坊上雕刻有菊花，菊花是日本的象征。牌坊共四层，其中为一三角顶饰。三角顶饰中央有一铜鸽代表圣灵。铜鸽双翅展开，其旁有日、月和四颗星。三角顶饰两旁直立方柱四根，柱顶为一圆球。三角顶饰下层中央的壁龛中为耶稣铜像，右手指天，左手平伸，似曾握有一物，或许为一圆球，但早已失落。铜像四周为百合花和菊花。耶稣两旁有十字架刑具。向牌坊望去，耶稣右边有梯子一架、钉子三枚、绿色芦苇一杆和罗马旗帜一杆，左边有棘冠一顶、鞭一条、斧一把、钳一把和长矛一支。这一层有圆柱四根，每对圆柱缀一天使。右侧天使持一笞杖；左侧天使持一十字架，上书I. N. R. I. ，即犹太王拿撒勒的耶稣之意。右侧 6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圆柱之外有麦一束，象征最后的圣餐；另一端的圆柱外有绳索一条，代表捆绑耶稣的绳索。这一层两端各有一方柱，柱顶为一圆球。右侧方柱底座上有圣保禄的名字，方柱两边各有小方柱，基座上刻有东方含笑狮子，象征勇敢和力量。下面一层的中央壁龛中供奉圣母铜像一尊。圣母双手交叉于胸前，壁龛饰以玫瑰花边，拱顶中央缀一百合花，象征圣洁。壁龛两旁的石板上各刻有三位天使。上面二天使在祈祷，中间的二天使在奏乐，下面的二天使则在摆设香炉。这一层共有圆柱六根，壁龛左右各三根。右侧紧随天使的第一方石板上饰有生命之树，第二方石板上刻有一条七首龙，龙上方有一贞女在祈祷，并有“圣母踏龙头”中文铭文。第三方石板上刻有一具骷髅和一把镰刀，象征死亡；骷髅躺卧在地，为二箭所穿，一箭刺人腰间，另一插人肋骨之间，并有“念死者无为罪”的中文铭文。二方柱间的第四方石板上则是一顶冠，为交叉的双箭所刺穿。这一层紧挨天使的左边第一方石板上刻有生命之泉，第二方石板上有一艘三桅船在海上破浪前进；船上方为海上之星童贞圣母。其旁的一方石板上为一鬼头女身妖魔，象征世上的诱惑。魔鬼被箭所穿，卧地呻吟；中文铭文为“鬼怪诱人为恶”。在方柱间的第四方石板上刻有一鸽。这一层的石壁之下均有较小的石壁雕刻。向牌坊望去，自左往右依次是：神门（鸽之下方）、当地的罂粟花和荔枝花（魔鬼下方）、七分支的烛台（生命之泉的下方）、圣杯和纱布覆盖的圣饼（骷髅下方），以及鲜花环绕的窗门（棘冠下方）。这层两端各有方柱五根，最后边的柱刻有含笑狮子一只。其中一层共有三扇大窗门和四位耶稣会圣徒。中间的窗门两旁有石刻棕榈树。向牌坊望去，自左至右为：圣弗朗西斯·博尔吉亚（S. FranciscoBórgia）、圣伊格内修斯·洛约拉（S. Inácio de Loyola）、圣弗朗西斯·沙维尔（S. Francisco Xavier）和圣路易斯·贡萨加（S. Luís Gonzaga）的塑像之下镌有字母S，即圣徒之意；二人均于1662年被封为圣徒。圣弗朗西斯·博尔吉亚和圣路易斯塑像之下镌有字母B，意为受教皇宣福礼之亡故者；二人在其塑像奉祀于牌坊之上时尚未被封为圣徒。博尔吉亚于1634年受宣福礼，其塑像可能在此之后祀于牌坊之上。圣弗朗西斯·博尔吉亚直至 658
澳门的日本人 1671年才被封为圣徒，圣路易斯于1605年10月10日受宣福礼，1726年封为圣徒。牌坊底层有铁栅门三道。主门上刻有教堂的名称，即圣母院。另外二门上方镌有I. H. S. 字母，意为“救世主耶稣”。基石上的题刻为：1602年澳门城虔诚为童贞大圣母兴建。四  圣保禄教堂的日本工匠乔瓦尼·尼古劳神父（Pe. Giovanni Nicolao，或简称科拉神父Cola），是日本绘画学校的创建人。他在1560年出生于意大利萨莱诺（Salerno）附近的诺拉Nola。1577年12月入耶稣会，1581年4月8日乘赖斯·马戈斯号（Reis Magos）离开里斯本前去果阿。1582年4月26日与另六位耶稣会士，其中包括著名的利玛窦（Matteo Ricci），离果阿去澳门。他们于6月14日抵马六甲，8月7日到达澳门。尼古劳神父画过一幅耶稣基督图，此图系1583年2月弗朗西斯科·帕里奥神父（Pe. Francisco Pasio）为教堂向其订购。尼古劳神父并在澳门设立了一所绘画学校。1583年7月14日，尼古劳神父乘船去长崎，于7月25日抵达。1601年在有马设立了一所学校，1603～1613年在长崎又开办了另一所学校。尼古劳神父不但是一位画家，而且善于制作机械器件，如钟、乐器和竹管风琴等等。耶稣会的若昂·罗德里格斯（Pe. João Rodrigues）曾送给德川家康将军奇巧的自鸣钟一座，据说是尼古劳神父所制。自鸣钟除报时外，还能显示日期以及日、月之运行。德川家康十分喜爱西洋自鸣钟，并将钟安放于富士味（Fushimi）城堡的塔上。17世纪初，基督徒被逐出日本，于是尼古劳神父与他们一道于1614年去澳门。尼古劳神父死于1626年3月16日，毕生绘画授徒不辍。他葬于圣保禄教堂中的圣灵礼拜堂的旁边。来澳门的尼古劳神父的日本弟子中有大竹曼西奥。大竹于1607年在日本加入耶稣会，1614年避难于澳门，死于1615年1月20日，葬在圣米迦勒圣坛附近。另一日本弟子奇川佩德罗，又名佩德罗·若昂（Pedro João）， 6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585年入耶稣会，可能于1614年来澳门。于1622年11月28日死于澳门。还有一弟子田手乌于1590年入耶稣会，1627年11月16日死于澳门，葬于教友安德烈·平托和奇川佩德罗墓碑之间的圣米迦勒圣坛入口处。尼古劳神父杰出的弟子是雅各布·内瓦（Jacob Neva），又名雅各布·努雅（Jacob Nuia），中国名为倪一诚（译音）。1579年出生于日本，父为中国人，母为日本人。在天草的志岐神学院学习，年轻时即从居住在天草的尼古劳神父习西洋画。雅各布后被派往中国传教，于1601年至澳门。在澳门为圣保禄教堂绘制了一幅圣母升天图和一幅11000殉道贞女图。教堂被焚后，又为重建的教堂制作图画。1602年，努雅去北京，作为耶稣会传道候选人留居北京。他精于绘事，所绘之圣母怀抱圣婴基督图被利玛窦呈献中国皇帝。1604年圣诞节时，此图公开展出。据利玛窦说，中国人对这一幅图画和其他图画深表惊讶，认为无可比拟。在此之前，中国人一向认为他们自己的绘画独一无二。努雅于1606年返回澳门。此后努雅一直在中国内地和澳门从事绘画，死于1638年10月26日，时年58岁。他在南昌做见习修道士期间为教堂绘制过耶稣和圣母图。南昌的基督徒都有图像的复制品。1609年，他成为耶稣会士。1623年12月的耶稣会士录说他身体虚弱无力，然而他仍又活了15年多才死于澳门，葬于圣保禄教堂中的圣米迦勒圣坛附近。五  日本使团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于1582年计划组织日本使团前往罗马和里斯本。九州大名小村澄忠、乙供曾林和间洽信均同意派两个青年人伊藤曼曼修和千千石米格尔为其代表，其由二童子中浦·朱利安与原·马蒂纽陪同。耶稣会神父迪奥戈·德·梅斯基塔（Pe. Diogo de Mesquita）作为向导同行，范礼安神父也有意随行。他们于1582年2月20日乘伊纳西奥·利马号（Inácio de Lima）驶离长崎，3月9日到达澳门，受到了里昂纳多·德萨（D.Leonardo de Sá）和澳督和阿尔梅达及耶稣会士之欢迎。他们下榻于耶稣会馆，在澳门停留近10个月，在此期间读书、写作、演奏音乐、同耶稣会神父交谈。1582年12月31日，他们乘坐圣地亚哥号（Santiago）到马六甲，陪同 660
澳门的日本人 的有神父范礼安、德·梅斯基塔和奥利维拉·托斯卡内罗（Oliveira To-scanello），以及一位耶稣会日本教友。数月后，他们抵达果阿，范礼安神父被任命为当地的大主教，只得留下；努诺·罗德里格斯（Pe. Nuno Ro-drigues）代替其位置，陪同日本使团于1584年8月10日到达里斯本。他们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访问了几个城市后去罗马，于1585年5月23日在罗马受到教皇格里戈里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正式接见。他们于1586年4月13日自里斯本返回，1588年7月28日到达澳门，仍在圣保禄教堂下榻，1690年6月23日，在范礼安陪同下返回长崎。1582年日本使团离日时，基督徒在日本受到织田信长将军的庇护。未及一年织田信长被杀，职位由其下属将领丰臣秀吉替代。基督徒在丰臣秀吉治下继续享受太平和繁荣。但不久情况发生变化，迫害开始。但日本使团返回时，丰臣秀吉同意接见他们，一同被接见的还有范礼安神父，因为他是果阿总督的使节。日后日本使者虽在九州一些大名的宫廷中讲述西洋见闻和展示所带回的各种器物，但无法将其经历让全国知道。事实上，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返回后的二百年中，日本几乎完全处于封闭状态之中，日本使团虽鼓励教皇将日本明确置于耶稣会教区之内，并获得成功，但不久，事实上连耶稣会士都被禁止进入日本。日本使团中年青使者都加入了耶稣会，其中著名的为1663年殉道的朱利安。此前，伊藤曼曼修于1612年自然亡故，米格尔后来脱离了耶稣会，马蒂纽在澳门教授日文终其一生。六  圣若瑟学院中的殉道图1579年2月5日值得牢记。这一天是日本基督教史上最辉煌的一日。26位信徒用鲜血实践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殉道之地为西泽山，现称殉道山。他们所行经的途径现称为殉道小道。他们被割去右耳，自京都赤足步行一个月至长崎。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殉道。他们被丰臣秀吉判决。丰臣秀吉通常被尊为太阁。丰臣秀吉判令中的理由是： 6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此等徒众均系以伎者之名来自菲律宾，居住于都，传布数年前即为我所严禁之基督教旨，着将彼等及凡皈依基督教旨之日本人一并惩处。澳门圣若瑟学院中现存一幅他们的殉道图。此图作于1640年，耗费33帕特卡，费用由市政厅支付。1981年，此图由艾伦·布拉德福德（Alan Bradford）在伦敦修复，修复耗资45万港币，费用由何鸿燊先生负担。殉道图忠于史实。图右为耶稣会本主教佩德罗·马丁内斯（D. PedroMartins）及耶稣会士居住的耶稣会神学院院舍。佩德罗·马丁内斯身旁有二人。该主教是这次殉道的见证人，并首先对其经过作了报道。在他的左侧后面是一艘平底船，漂浮于长崎湾中。这艘船代表澳督费格雷多（Rui Mendes de Figueiredo）的船只桑托·安东尼奥号（SantoAntónio）。费格雷多也是这次殉道的目击者。风平浪静的海水象征殉道者争斗和受苦之后，上天晴朗安详的情景。图中十字架近处的刽子手手执长矛刺穿殉道者心脏，妇女用枕垫收集鲜血。前面，骑马的武士监刑，跪地祈祷的基督徒代表4000名虔诚的、哀哭祷告的徒众。一位妇女手指殉道者，向其子表明人们须为基督殉道，殉道者前面有两个空十字架。图中央的天空中，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给殉道者以鼓励，并为他们打开天国之门。两旁有飞翔的天使，在等待为这些斗士加冕的时刻。天边的乌云表示这一暴虐之恐怖。画板上的颜色为深褐（象征受难）和天蓝（象征暴风雨后的宁静）。殉道者的面容十分安详，毫无抽搐痛苦之状。前面两个小十字架上之孩童，一为路易斯，12岁，一为安东尼奥，13岁。图中情景对比强烈。一方面是对暴虐残忍所表示的恐惧，另一方面是报以清白纯真的笑容，以及对含苞未放的两朵幼小花朵的英雄气概所表示的同情和赞美。殉道者可分为六组。 662
澳门的日本人 （1）方济各修士会6人。神父佩德罗·包蒂斯塔、马丁·德拉·阿森西奥恩和弗朗西斯科·布兰科；教友弗朗西斯科·德·圣米格尔和贡萨洛·加西亚；以及学习教士费利佩·德·热苏斯。（2）耶稣会士。教友三木保罗，以及后藤若昂和喜斋迪奥戈等二辅助人员。（3）方济各修士会口授教义者7人。科斯梅、布埃纳文图拉、加布里埃尔、椴木托马斯、茨木保罗和乌丸莱昂兄弟，以及圣若瑟医院区公所弗朗西斯科。（4）方济各修士会辅助人员6人。小崎米格尔及其15岁之子小崎托马斯、保罗、若昂、马蒂亚斯和厨师若阿金。（5）二童子。茨木路易斯，12岁；安东尼奥，13岁。（6）二新教徒。佩德罗助次郎和京都木匠弗朗西斯科。此二人在去长崎路上加入原先的24位殉道者一道。兹将上面的殉道者略述如下。（1）佩德罗·包蒂斯塔·布拉斯克斯（Pedro Bautista B1ázquez）（1549～1597年），[西]阿维拉人，48岁，哲学和神学博士，主教代表，麻风患者之神父。（2）马丁·德拉·阿森西奥恩（Martin de la Ascensión）（1567～1597年），[西]吉普斯夸人，30岁，塞维利亚修道院神父。图上铭文为“马蒂纽·德·卢格兹（Martinho de Lugnez），比斯开的瓦拉古耶扎人”。（3）弗朗西斯科·布兰科（1567～1597年），加利西亚蒙特雷人，30岁，在墨西哥、菲律宾和日本等地的传教士。（4）贡萨洛·加西亚（Gonçalo Garcia）（1557～1597年），葡属印度伯塞恩人，父为葡萄牙人，母为印度人，耶稣会在日本的口头传教士，在澳门从商7年，1588年7月3日在马尼拉方济各修道院宣称信奉基督，日语流利，孟买教区创建人。（5）费利佩·德·热苏斯（Felipe de Jesús）（1573～1597年），墨西哥人，24岁，以前用名为弗朗西斯科·德拉斯·卡萨斯（Francisco de las Ca-sas），圣咏队的领唱，殉道第一人。（6）弗朗西斯科·德·圣米格尔（Francisco de San Miguel）（1544～ 6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597年），[西]瓦利阿多里德人，53岁，方济各修道会会外教友，曾在罗马、墨西哥、菲律宾和日本工作。（7）茨城路易斯（Luís Ibaraki），小和良人，12岁，茨木保罗和乌丸莱昂之侄，耳朵被割后一路边唱边笑从容殉道。（8）出井安东尼奥（António Deysan），长崎人，13岁，父为中国人，母为日本人。（9）崎托马斯（Tomás Kozaki），伊势人，15岁，大阪方济各修道院口头传教士。（10）茨木保罗（Paulo Ibaraki），小和良人，武士，受洗于耶稣会，生活贫穷，受京都方济各修道院之庇护，帮助种稻、酿酒，扶贫济苦，是一热心使徒。（11）马蒂亚斯（Matias），都（现为京都）人，方济各修道院辅助人员。官兵搜捕另一名叫马蒂亚斯者未获，自代殉道。（12）乌丸莱昂（León Karusumaru），京都人，茨木保罗之弟，方济各修士会之口头传教士，皈依基督前为一名和尚。图上所书姓名为：“莱昂·卡兰马罗·德·格拉萨（Leão Carainmaro de Grasa）。”（13）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京都人，方济各修道院的口头传教士。（14）榊原若阿金（Joaquim Sakakibara），大阪人，40岁，大阪方济各修道会圣若瑟医院厨师。（15）弗朗西斯科（Francisco），京都人，46岁，京都方济各修道会的圣若瑟医院医生。（16）椴木托马斯（Tomás Danki），伊势人，方济各修道会口头传教士。他是一位药剂师，免费为贫苦人治病。图上所书姓名为：“托马斯·达诺基丹克（Thomaz Danoquidanque）。”（17）杵屋若昂（João Kinuya），京都人，28岁，方济各修道会辅助人员，丝绸制造商。图上所书姓名为：“若昂·基诺亚（João Chinoya）。”（18）加布里埃尔（Gabriel），伊势人，19岁，方济各修道会口头传教士。图上所书姓名为：“加布里埃尔·多德雷诺·德·伊斯卡（Gabriel doReino de Isca）。”（19）铃木保罗(Paulo Suzuki)，小和良人，49岁，方济各修道会口头 664
澳门的日本人 传教士，负责京都圣若瑟医院事务。图上所书姓名为：“小原王国，保罗·苏奥克罗（Paulo Suoquero）。”图中共有23名殉道者，仅有19人的姓名。其他四人为：（1）竹屋科斯梅（Cosme Takeya），小和良人，受洗于耶稣会，方济各修道会的口头传教士，铁匠；（2）佩德罗助次郎（Pedro Sukejiro），京都人，受耶稣会神父奥尔加蒂诺（Pe. Organtino）派遣帮助原先的那些殉道者，不幸途中被捕一同殉道；（3）小崎米格尔（Miguel Kozaki），伊势人，46岁，弓箭匠，曾协助筑京都和大阪的方济各教堂；（4）弗朗西斯科（Francisco），京都木匠。图中略去的三位耶稣会士为：（1）后藤若昂（João），五列岛人，19岁，耶稣会口头传教士；（2）喜斋迪奥戈（Diogo Kisai），岗山人，64岁，耶稣会副主教；（3）三木保罗（Paulo Miki），津之国人，33岁，耶稣会神学院学者。七  长崎殉道者马丁内斯主教拟往观察殉道，但未获准，只得从其住所的窗口察看殉道者情况。殉道者惨死数小时后，他去察看刑场。见到殉道者为耶稣献了鲜血，他跪下，呼唤他们的圣名，作殉道弥撒讲话，在上帝面前将自己托付给他们。随后，他写信给方济各修道会马尼拉大主教，通报他们已殉道，并应方济各澳门—中国教区监护长之请另写一信，证明方济各会士及其同伴殉难的情形。兰德乔（Landecho）长官和西班牙人于4月到达马尼拉。新总督弗朗西斯科·特略·德·桑多瓦尔（Francisco Tello de Sandoval）获悉这一惨案后，遣使日本收取方济各会殉道者的遗骸，并要求说明此案真相和作出今后西班牙船抵日本免受迫害的保证。使者于8月到达日本，携带一头装饰华美的大象，以及身穿与此相匹制服的大象看管人。太 6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阁以礼接见，对自己的行为准备了严肃的辩解。太阁见大象表演出色十分高兴，愿将殉道者的骸骨与之交换，认为划算。不幸的是已无骸骨可以交换。监守殉道者遗骸的兵丁对于将遗骸肢解出卖并不认为是自私自利之事，他们早将遗骸肢解出卖，获得厚利。因此，仅收回少量骸骨。遗骨装箱后运往马尼拉，但在海上失落。殉道事件发生后，许多日本和葡萄牙基督教徒每天都去不久便称之为“圣山”的立山向殉道者致敬，请他们代向上帝求情，并收集他们的遗骨。根据日本习惯，殉道者的遗体须留在十字架上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便迫使主教禁止教徒取走骸骨，违者逐出教门，同时也迫使当局在刑场入口处配置护兵。但这些防范措施并没有阻挡虔诚的基督徒前去盗窃骸骨。在马尼拉派遣的使者路易斯·纳瓦雷特（Luís Navarete）坚持下，丰臣秀吉九个月后允许将殉道者的遗骸移去，许多人蜂拥至圣山争取骸骨。里瓦德内拉（Ribadenera）说：“等到使者自京到达长崎时，遗骸已所剩无几，甚至十字架均已不见。”四位仍然幸存的托钵僧在一艘葡萄牙大帆船甲板上目击这场惨剧。被禁止离开住所的马丁内斯主教自其窗口也目睹了这一惨剧。后来，他着手给罗马准备了证明文件。其他人也对此惨剧有各自的论述。关于惨剧的传闻也有较全的记载，其中包括据说发生于殉道者遗体留在十字架数月之中所出现的奇迹：往往是迅速将死者的尸体吃得仅剩骨头的乌鸦在麦山上空飞旋，不动殉道者尸体；令人生畏的各色亮光在天空中出现，佩德罗·包蒂斯塔神父从十字架上走下为日本人多次举行弥撒祷告。八  传教士被逐出日本1614年1月27日德川家康下令所有传教士离开日本，所有的日本天主教徒改皈自己祖先原有的宗教。 666
澳门的日本人 11月7日和8日，许多教士和基督徒分乘五艘大船离开日本，其中两艘驶往马尼拉，三艘去澳门和暹罗。在马尼拉的日本基督徒1592年有300人，1606年有1500人，1628年有3000人。他们在菲律宾建立了两个城镇，其中迪劳建于1592年，圣米格尔建于1615年。1636年，嫁给葡萄牙人的日本妇女及其子女共287人被流放至澳门。有一名叫约翰·帕切科（John Pacheco）的日本人，1668年3月8日出生于澳门，曾在圣伊纳爵神学院学习，1694年被任命为牧师，死于1725年4月4日，葬于圣保禄教堂。死亡登记上葬于圣保禄教堂中有姓名的日本人共25人。九  大天使圣米迦勒（São Miguel Arcanjo）圣像遵照德川家康1614年1月27日颁布的旨令，所有传教士均被逐出日本。曾在日本创办两所西洋绘画学校的耶稣会神父乔瓦尼·尼古劳将他的弟子带走，在澳门圣保禄学院继续办学，圣母院（通称大三巴教堂）于1835年1月26日焚于大火。圣米迦勒圣像幸免于难。据称此圣像是他们所绘，现存于圣若瑟修院中。大天使米迦勒是众所周知的带领天神同明亮之星及其徒众战斗的首领。他的名字为“彼那同上帝”之意。他的形象是一与地狱之龙战斗的勇士，胸前有一小小的圣母像。圣像的模样颇像日本武士：东方式的眼睛，武士的弯刀和铠甲，头盔上有光芒四射的光环。日本画工选取武士的形象为圣像的模型并不足怪。大天使的姿态犹如与一无形之敌争斗，但可以猜出这一无形之敌乃在大天使右足近旁喷出熊熊火焰的地狱之龙。大天使左足下面若没有安放耶稣受难像的圣骨盒，则将被认为是一位东方武士镇守佛寺山门持刀的怒目金刚。圣骨盒中为何有耶稣受难像？这只能假定它代表教会神学学者的这一概念：上帝告诫明亮之星对耶稣造人之事要尊崇，而明亮之星却反叛了上帝。这座以上帝之名为名的城市有着令人惊奇的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的融合。这座城又是以佛教妈阁娘娘之名命名的城市。圣米迦勒是天下 6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各教的庇护神。圣米迦勒节是9月29日。十  遗骨保存于澳门的日本殉道者遗骨均已混杂，但均保存路环岛上的圣方济各教堂之中：表1  遗骨保存于澳门的日本殉道者殉道者姓名 殉道地点 日本名  1. 华纳·泰萨法克西  2. 佩德罗·基埃因  3. 佩德罗·廷塔罗  4. 托梅·沃雷奇  5. 若昂·内西  6. 马尔·费阿西达  7. 若昂·塔顿  8. 莱昂·泰阿西达  9. 雅各布·泰阿西达  10. 若昂·塔菲奥尔  11. 西芒·塔杰达  12. 托梅·瓦达·塔巴耶  13. 莱昂·基塔  14. 米格尔·芬赫芒  15. 马尔塔·沃达  16. 雅各布·沃达  17. 托梅·迈泰提  18. 伊内斯·延格洛  19. 莱昂·塔普米达  20. 若阿金·瓦塔纳比  21. 胡斯托·韦达  22. 华纳·塔杰达  23. 米格尔·瓦塔纳比  有马，1613.10.7  有马，1614.11.22  八代，1609.1.11  有马，1613.10.9  生丹，1609.11.14  有马，1613.10.7     有马，1613.10.7  有马，1613.10.7  八代，1609.2.4  八代，1603.12.8  有马，1613.1.28  有马，1612.8.22  平户，1624.3.6  有马（北冈），1613.1.28  有马（上冈），1613.1.28  八代，1609.2.4  八代，1603.12.9     熊本，1606.8.26  有马（北冈），1613.1.28  八代，1603.12.9  有马，1612.7.25  高桥华纳  久安佩德罗  真鸟寅太郎佩德罗  川上托梅  仁志若昂  森田马尔达    森田营卫门莱昂  森田哈科（沃迪奥戈）  服部若昂  武田吾兵卫西芒  远田托梅  喜多左卫门莱昂  山田喜也门米格尔  远田马尔塔  远田哈科沃  三石托梅  武田伊内斯    渡边次郎左卫门若阿基姆  远田胡斯托  武田华纳  渡边（伊藤）米格尔 668
澳门的日本人 续表1  殉道者姓名 殉道地点 日本名  24. 保罗·达杰多米  25. 马蒂亚斯·瓦塔纳比  26. 路易斯·米纳米  27. 马达伦纳·泰阿西达  28. 若昂·夸戈  29. 多明戈斯·若热  30. 加西亚神父  31. 迪奥戈·基赛  32. 玛丽亚·马达伦纳  33. 米格尔·米图阿热    34. 华纳·坎夸扎基  35，安德里奥·扎卡塔西  36. 迪奥戈·坎古格米  37. 托梅·塔马基希  38. 莱昂纳多斯·马加塔西  39. 埃斯特旺·米塔莱  40. 莱昂·达杰多米  41. 托梅·米特阿米  42. 佩德罗·蒂图罗  43. 若昂·纳科  44. 胡斯托·沃达  45. 托梅·韦格纳比  46. 若昂·米纳米  47. 达米昂·塔马基奇  48. 本托·塔巴雅  49. 保罗·达杰多米  50. 马达伦纳·米诺尔米  51. 伊纳西奥·塔  52. 西芒·维利乌  53. 维森特  54. 弗朗西斯科·托拉米  55. 霍拉奥·布戈  56. 加斯帕·内西  有马，1613.10.7  有马，1612.7.25  八代，1603.2.11  有马，1613.10.7  长崎，1622.8.19  长崎，1619.11.18      八代，1603.12.9  八代，1609.2.6    有马，1613.10.7    口之津，1614.11.22      有马，1613.10.7  有马，1613 - 1614      有马，1613.1.28  福冈，1614.3.24  八代，1603.2.11  山口，1605.8.16    有马，1613.10.7  八代，1603.12.9        广岛，1624.2.16  野津，1588  1609.11.14  武富保罗  渡边（伊藤）马蒂亚斯  南路易斯  森田马达伦纳  扬戈若昂  若热      马达伦纳  三石米格尔    高桥门多阿德里安  加贺山迪奥戈  寺町托梅      武基近卫门莱昂  松岛托梅      远田胡斯托  渡边托梅  南若昂  山口达米昂    武富保罗  南马达伦纳        富山弗朗西斯科  仲霍拉姆  贺原西加斯帕 6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1  殉道者姓名 殉道地点 日本名  57. 乌乐苏拉·内西  58. 马蒂亚斯·沃达  59. 雅各布·康诺夸·休基罗  1609.11.14  有马，1613.1.28  澳门，1627.11 - 12  西乌尔苏拉  远田马蒂亚斯  古西忠次郎雅各布 十一  越南殉道者在圣骨柜中，除日本殉道者外，还有交趾殉道者的骸骨：表2  遗骨保存于澳门的交趾殉道者殉道者姓名 殉道者姓名 殉道者姓名  多明戈斯  托马斯  佩德罗  卡约  若昂  贝内迪克托  马蒂纽  阿戈什蒂纽  伊纳西奥·菲隆戈蒂斯  马里尼奥  佩德罗·丹  维森特  阿莱绍  安德烈，交趾的首要殉道者   所有的圣骨柜都存放在大三巴教堂中的圣方济各圣堂口。大三巴教堂1835年1月25日焚于火。1835年2月3日殉道者的骸骨被移至圣安多尼堂，19日又迁至天主堂中安放于圣饼堂地板下。1937～1938年天主堂重建，殉道者的骸骨迁至圣饼堂后面楼上一小室中。骸骨已杂乱，无法辨清。殉道者的骸骨一直存于圣饼堂楼上小室中，至1974年10月4日迁至路环岛圣方济各堂神学院，1976年9月迁至岛上的圣方济各堂。十二  日本神学院澳门圣伊纳爵神学院是一位日本神父和一位耶稣会殉道者所建。日本神父保罗·多斯·桑托斯（Paulo dos Santos）出资约3000两银，耶稣会殉道者弗朗西斯科·帕切科用这一笔款项于1623年建立这所神学院。 670
澳门的日本人 帕切科神父是加西亚·洛佩斯（Garcia Lopes Pacheco）和玛丽亚·博尔热斯·德·梅斯基塔（Maria Borges de Mesquita）之子；1565年出生于葡萄牙利马角。1592年乘船去印度，从印度至澳门，后又去日本。从日本被召回后，任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1604～1609）。1612年返回日本，两年后被放逐至澳门。1615年再回日本，1622年被教皇任命为日本教区主教和耶稣会首领。1625年帕切科神父被捕，次年被活活烧死，同时受难者还有若昂·巴菖蒂斯塔·左拉（João Baptista Zola）和巴尔塔萨·德·托罗斯（Baltazar deTorres）2位耶稣会神父，l位高丽耶稣会士，9位教外日本人，以及林燮·佩德罗（Pedro Rinxei）、贞松加斯帕（Gaspar Sadamatsu）、辛田纪保罗（Paulo Xintaki）和均左久若昂（João Kinsako）等4位日本耶稣会士。这17位殉道者于1867年7月7日受到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的赞扬。根据C. R. 博克瑟的记载，伊纳爵神学院创办人保罗·多斯·桑托斯曾卷入下述日葡纠纷：1634年8月1日，桑托·安东尼奥号旗舰在洛波·萨尔门托·德卡瓦略（Lopo Sarmento de Carvalho）率领下驶离澳门前往长崎，虽路遇飓风，但于8月底到达长崎。桑托·安东尼奥号这艘孤船抵港后，葡萄牙人遭遇到的麻烦并不因此而结束。船上一名商人赫罗尼莫·路易斯·德·戈维亚（Jerónimo Luísde Gouveia）轻率地带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澳门一个日本神父保罗·多斯·桑托斯写给一个在长崎的日本人，向其催讨债务的。信被口岸官员查出。德戈维亚不幸被投入监狱。最后，于次年10月被判火刑处死。查出这封信后，长崎当局即致函澳门议事会，要求将保罗·多斯·桑托斯遣去印度或遣送至与日本无法通信的其他地方。这一要求受到关心对日贸易的葡萄牙人的有力支持。保罗·多斯·桑托斯虽极力反对，但仍被遣送去印度支那教区。然而，数月后，他又回到澳门。1635年澳门的法官曼塞尔·拉莫斯（Manuel Ramos）致函总督要求断然下令将此日本神父遣送去交趾，因为长崎当局不会容忍受到玩弄的。这一年在长崎的葡萄牙人被禁止公开佩戴念珠和十字架，澳门教区代理主教强烈谴责他们屈从这一禁令。他还诬称居住在日本的许多葡萄牙人的子孙公开收纳日本妇女和叛教妇女为妾，这些葡萄牙人的子孙都没有受过洗等。 6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博克瑟在注脚中说：关于此事，日本人最为恼怒的是，保罗·多斯·桑托斯是在募集钱财供养在澳门的十二名日本青年基督徒，以便日后暗中将他们遣返日本传教，而无视幕府发布的旨令。澳门议事会委员会洛博·萨尔门托·德·卡瓦略（Lopo Sarmento deCarvalho）、曼努埃尔·德·塞凯尔（Manuel de Sequeira）、贡萨洛·达·席席瓦（Dom Gonçalo da Silva）、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阿拉尼亚（António de Oliveira Aranha）、若热·巴斯蒂安（Jorge Bastiam）、格雷戈里奥·德·莫赖斯·萨尔门托（Gregório de Moraes Sarmento）、曼努埃尔·阿多·德·索萨（Manuel Sanhado de Sousa）、弗朗西斯科·路易斯·莱亚尔（Francisco Luís Leal）、热罗尼莫·里贝罗（Jerónimo Ribeiro）、曼努埃尔·卡尔代拉·洛博（Manuel Caldeira Lobo）和洛伦索·贡萨维尔斯（LourençoGonçalves）等人于1634年10月5日写信给日本当局，博克瑟将此信翻译如下：河内水野时期即有禁令不许为在这些地区暗中活动的神父传带信件、单据或补给物。同时，澳督及其他人也签署了文件表示愿遵守这一禁令。今年，克里斯托旺·保罗（Pe. Christóvão Paulo）神父寄过数函，对此我们极为遗憾，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正当道理可言，深感内疚。上述保罗神父的信件是用日文写的，付与一澳门之日本人转交赫罗尼莫·路易斯，嘱其将信件带去长崎递交中屋右卫门和加贺帅兵卫。赫罗尼莫·路易斯认为是一日本人写的。倘若他知道信件是保罗神父的，由于澳门禁止此种信件往来，他是会拒收这些信件的，即使收了，其后也会将信件扔进海中的。从这一点上看，以及他将这些信和其他葡萄牙人的信件都上交给港口官员，都可表明他是无辜的。我们知道，这仍不足证明合法合理，这只是我们的一点说明而已，我们不想引出更多的争论。至于保罗·克里斯托旺神父，他的行为不像是一个神父，显系以 672
澳门的日本人 经商为主，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商人神父。由于他是一个神父，我们不便说他的坏话。因为他卷入了违反旨令暗中传递信件一事，最好是将他流放印度，我们料想这可能是合乎诸位大人的旨令的。保罗·克里斯托旺·多斯·桑托斯继续资助圣伊纳爵神学院，该院有日本修士学习，学习完后派去日本传教。1672年自马尼拉到澳门的西班牙籍方济各修道会士胡安·马丁·克利门特（Pe. Juan Martin Climent）神父提到这所日本和交趾青年人接受神职训练的神学院。1762年，耶稣会士被逐出日本。1775年8月5日澳门主教亚历山大·佩德罗萨·吉玛良士上书葡萄牙国王说，由于日本已经锁国，请国王允准保罗·多斯·桑托斯的遗产自圣保禄学院迁至圣若瑟修院。当时圣若瑟修院在培养中国教区传教青年。这一要求在1783年玛丽一世女王给亚历山大·德·戈维亚主教的信中得到批准。十三  葬于大三巴教堂的日本人托巴·玛丽亚·比库尼（Toba Maria Bicuni）。她被逐出日本，并葬于耶稣堂（Jesus）靠近布道讲坛的侧廊。路易斯和利诺（Luís and Lino）。他们葬于万圣堂（The 10000 Virgins）的侧廊。两人均为“多朱库”，这个日本词的意思是客人或房客。博克瑟的解释说：耶稣会吸收新成员唯一可能的来源是多朱库或多舒库，他们成为传教士的教义讲授者、侍僧、教学司事等，并且范礼安（Valignano）神父坦白承认，他们确实承受了当时的负担和压力。耶稣会从其对手佛教徒那里把语言和思想接过来，因为多朱库是执行修道院中普通日常职务的门徒或候补僧侣。虽然他们不懂拉丁文，并且有时对《教义问答手册》只略知一二，他们却是最有希望的人才，如能在一所神学院中得到适当的培训，就会成为杰出的新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根据这种认识接受教育的，如果他们期待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进入耶稣会的希望落空，他们可能被激怒，甚至会背教。主要的困难是他们不 6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懂拉丁文，因为成年的日本人实际上不可能攻克这种语言，只有那些从儿童时候起就学习拉丁文的多朱库才有希望达到耶稣会通常对其成员所要求的标准。①雷吉纳·佩雷拉（Regina Pereira）。她于1648年9月7日去世，葬于圣保禄教堂。一位日本妇女，加斯帕尔·巴尔博扎（Gaspar Barbosa）的母亲，1648年1月去世，也葬于大三巴教堂。玛丽亚·迪亚斯（Maria Dias），1649年11月3日去世，葬于布道讲坛的前面。托马济斯·达·科斯塔（Tomásia da Costa），日本人，巴托洛梅乌·达·科斯塔（Bartolomeu da Costa）教友的母亲，1652年10月7日葬于加斯帕尔·巴尔博扎（Gaspar Barbosa）的母亲先前所葬的墓穴。马尔塔·索瓜（Marta Songua），1654年4月10日去世。玛丽亚·费尔南德斯（Maria Fernandes），希翁·多诺（Xivon Dono）医生的姑妈，1655年3月10日去世。一位日本妇女，耶稣会见习修道士安东尼奥·罗德里格斯（António Ro-drigues）的母亲，1655年8月10日去世。安德雷·古萨基（André Cusaki），希祖贝·多诺（Xizube Dono）的儿子，1658年6月19日去世。保罗·沙罗贝·多诺（Paulo Xarobe Dono），1670年10月5日去世，他的妻子伊莎贝尔·若泽（Isabel Jozze）于1685年1月10日去世。莫尼卡·若泽（Moncia Jozze）葬于圣保禄教堂。莫尼卡·皮雷斯（Moncia Pires），1687年1月17日去世，她的姐姐热罗尼马·皮雷斯（Jeronima Pires）比她先去世。莱昂纳达·达·丰塞卡（Leonarda da Fonseca），1688年9月15日去世。①  C. R. Boxer (C. R. 博克瑟): Macau na Época de Restauração,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42, pp.41 - 42。 674
澳门的日本人 十四  耶稣会的路易斯·德·阿尔梅达（Luís de Almeida）耶稣会的路易斯·德·阿尔梅达大约在1525年生于里斯本，1583年在日本去世。在天草群岛（Amakusa Islands）的首府本渡（Honda）为他建立了一座纪念碑，1967年10月在长崎举行墓碑落成仪式，墓碑上镌刻有如下的碑文：路易斯·德·阿尔梅达，医生和传教士。1567年到达长崎的第一个葡萄牙人！日本大分（Oita）最大的医院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阿尔梅达是一位医生、传教士和商人。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因为他把欧洲的医学介绍给日本人。他是那个国家最伟大的传道者之一。他也同澳门有联系，因为他在那里接受授任的神父圣职。耶稣会的一位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 Valignano）于1579年7月7日乘坐莱昂内尔·德·布里托（Leonel de Brito）司令官的船前往日本，并于7月25日到达口之津（Kuchinotsu）。这位视察员派遣四位耶稣会教友前往澳门，接受神父这一圣职的授任。他们是弗朗西斯科·拉贡纳（Francisco La-guna）、弗朗西斯科·卡里恩（Francisco Carrien）、米格尔·瓦斯（MiguelVaz）和路易斯·德·阿尔梅达。他们乘坐同一条船，并由耶稣会的梅尔基奥尔·卡尔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主教在大堂授任神父圣职。他们乘坐米格尔·达·伽马（Don Miguel de Gama）的船返回日本，并于1580年7月到达长崎。十五  葡萄牙人“策划侵犯”中国1606年重建圣保禄教堂与日本人入侵广州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澳门的日本人历史上这一奇怪事件的背后存在着一些事实， 6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C. R. 博克瑟和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把这些事搜集起来。①博克瑟的叙述记录下这一时期：1606年。这一年迪奥戈·德·瓦斯康塞洛斯（Dom Diogo de Vas-concelos）成功地进行了一次远赴日本的航行，这次航行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目睹了荒谬地认为外国人会入侵广州所引起的恐慌。充满敌意的广州人控诉迪奥戈和耶稣会征募日本的基督教徒雇佣兵，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及荷兰人相配合，来侵略中国！这种万分紧张的恐慌只是在费尽周折，并且在一位中国耶稣会教友在广州监狱中被折磨致死之后，才有所减轻。②徐萨斯作了解释：中国人极其多疑，并且总是容易受一些排外的危言耸听者欺骗，现在甚至被人引导到把教堂错误地当作堡垒的地步—— 误会可能来自修建圣保禄教堂的不寻常的情况。一天，所搭的席棚突然拆掉，钟声欢乐地响起来，公众蜂拥前去仔细观看漂亮的建筑物，而在那一天以前，这座巨大的建筑物被小心地隐蔽起来，不让公众看见；而工人是日本人这一事实可能使中国人关于秘密修建了一座巨大堡垒的猜想显得十分可信。另外，在青洲（Ilha Verde），耶稣会修建了一座教堂，中国人认为那是堡垒；并且，当宗教争论发生时，耶稣会的教区长在这场争论中说服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中国人恶意地认为，他是打算彻底改革并征服中国。为了防御目的而修建城墙证实了这种怀疑，谣传葡萄牙人拟订了对中国的侵略计划，并且修筑了一些堡垒—— 人们这样称呼教堂—— 后1606年要在海岸设防。甚至暗中传说，一位耶稣会会士卡塔内奥（Cataneo）已经被选为皇帝……①  C. R. Boxer (C. R. 博克瑟):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从阿妈港的大帆船》), Lisboa,    1959, p. 70; Montalto de Jesus (徐萨斯): Historic Macao(《历史上的澳门》), Macau,    1926, p. 69。②  C. R. Boxer (C. R. 博克瑟):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从阿妈港的大帆船》), p. 70。 676
澳门的日本人 很快再次燃起怒火；一位中国学者在一篇关于外国入侵的文章中，用恶毒的笔调（保留原引文）谴责卡塔内奥是一位觊觎王位者，说他事先拟好计划，访问从澳门到北京的中国各主要城市，去熟悉帝国的陆路和海路以及语言和风俗习惯，并且获得很多信徒，他只是在等待早巳从葡萄牙派出的强大的舰队和来自日本及马六甲的援军—— 时刻盼望着的令人生畏的军队—— 使中国人成为奴隶，使锦绣王国落入野蛮人之手。在澳门，这篇文章广为流传，人们争相阅读，在中国人当中造成恐慌，他们逃往广州……澳门商业停顿，饥荒即将来临。议事会派出一个级别很低的代表团向总督说明，少数商人具有拟订做梦也不敢想的计划这样的野心是十分荒谬的。由于允许少数中国人回澳门旁听审讯并调查事实真相，广州出现了煽风点火的情况；有人以一种愚蠢的借口，声色俱厉地控诉说，海涛汹涌而来，冲垮了很多房屋，还有人强烈要求得到赔偿，并且把卡塔内奥押解到北京去审判和定罪……为了在公众面前替自己辩护，卡塔内奥迫不及待地利用对他的指控来反对一位年轻的澳门传教士马丁内兹（Martinez）。这位对基督教徒充满敌意、背教的新受圣职的教士，在一场大的骚动中，谴责马丁内兹是觊觎王位者的间谍和帮凶，为在那个国家举行暴动做好准备之后，又在打算为预期到达澳门的外国军队充当向导，而这个时候，马丁内兹刚刚从内地到达澳门……由于总督进一步的严刑逼供和审问，马丁内兹遭到残酷的鞭打并被处以死刑。他已经遍体鳞伤，在被带往代表王权的法庭的路上断了气。于是总督命令地方军事长官继续派军队包围澳门。这位精明的军事长官认为，最好还是事先查清事实真相。他手下的一位官员到达澳门后就去神学院，要求面见渴望获得天朝王位的著名的柯第良（Ko-ti-nion）。这位脾气极好的神父让他去图书馆，并且使他相信，那不是装满武器弹药的火库。柯第良指着图书馆里的书籍说，那些书就是他打算用来征服帝国的武器。这位官员露出笑容，似乎不再感到害怕。柯第良再把他引入神学院学生正在安静学习的大厅内，并且说，他们将是在他指挥下作战的军人，并将帮助他登上王位。官员现在完全消除了疑虑，然后又去看了教堂、修道院和其他机构。他的报告使广州当 6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局醒悟过来，逐渐解除了武装，恢复了平静，继续照常做生意。①这些荒诞谣传的唯一牺牲者是清白的耶稣会教友弗朗西斯科·马丁斯（Francisco Martins），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殉教者。十六  澳门的一场骚乱1608年11月30日在澳门发生了一场涉及两艘日本帆船船员和葡萄牙军人的严重骚乱。两艘帆船都已抵达澳门，遗憾的是，其中一艘在附近失事。没有记录可以说明，为什么两艘帆船的船员后来在澳门采取威胁的方式。他们三四十人一伙，手持武器，在城内各处走来走去。这种傲慢蛮横的行为使很多市民感到恐惧，他们要求当局把日本人赶出去。而市议员们却宁可规劝日本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并且穿上像中国市民一样的衣服。日本人拒绝这些要求。因此，城内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在冲突的过程中，澳门的审判官即法官受了伤，有一些日本人被杀害。教堂的钟声发出警报，司令官即地方长官安德雷·佩索阿（André Pes-soa）带着士兵到达骚乱现场。日本人迅速进入一所房屋进行抵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投降了，事后在监狱里关了不长的时间。他们当中大约有40人坚持到最后。没有参加骚乱的另一群50名日本人，躲在另外一所房屋内。若奥·平托·里贝罗·达·皮埃达德（João Pinto Ribeiro da Piedade）主教（1604～1626）和一些耶稣会会士进行调停。如果日本人投降，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和自由。他们中大部分人最后获得自由，不过有一两个头目被投入监狱。1609年安德雷·佩索阿乘坐慈悲圣母号商船前往长崎。他于当年7月29日抵达。与此同时，那些在澳门被杀害的日本人的亲属向春野武（Daimyo Arima Harunobu）提出申诉，要求他惩罚佩索阿。日本人拟订了攻击佩索阿的计划。1610年1月3日他的船受到几十只日本船的攻击。这支①  Montalto de Jesus（徐萨斯）：Historic Macao（《历史上的澳门》），第39～74页。 678
澳门的日本人 攻击力量得到1200名武士的支援。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船上的葡萄牙人以为胜利在望，开始雀跃欢呼，这时突然一艘日本船发射的炮弹落入一个葡萄牙人正在准备投掷出去的纵火罐旁，纵火罐点燃他脚下的火药，火势开始蔓延，无法控制。船长知道他和他的船员可能被俘，便下令烧毁火药库，结果商船发生猛烈爆炸，爆炸声在离长崎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见！商船被炸成两半，并且很快就沉入深达32尺的海底。在以后的两百年间，日本的潜水员试图重新找到船上贵重的货物，但是徒劳无功。1928年，后来又在1933年，潜水员找到一些物品：航海星盘，一门青铜大炮和其他东西，并从水下把它们带回来。在澳门军事博物馆的圣弗朗西斯科总部，参观者可以看到慈悲圣母号弹药舱中的一枚大炮炮弹。十七  圣方济各圣堂的圣骨圣方济各（S. Francisco Xavier）于1552年在上川岛（Sancian Island）去世，他不朽的遗体被送到马六甲，然后再送到果阿（Goa），安放在博穆热苏斯大教堂（Basilica of Bom Jesus）中供人瞻仰。由于日本对天主教的猖狂迫害，耶稣会传教士写信给罗马教皇穆西奥·维提列希（Mucio Vitellesci），请求把圣者的圣骨送往日本。教皇同意这一请求，命令果阿的天主教雅科梅·德·梅德罗斯（Jacome de Medeiros）割下圣者的手臂。他是在1619年4月27日遵命照办的：“我们取出右臂从肘部到肩部的骨头，并把它交给加布里埃尔·德·马托斯（Gabriel de Ma-tos）神父带到日本去。”圣骨是圣者的肱骨，长度为13厘米。当时，日本的主教、耶稣会的迪奥戈·科雷亚·瓦伦特（D. Diogo Cor-reia Valente）正在果阿，他是1618年11月4日从葡萄牙到达果阿的。圣骨交给他。他于1619年5月20日乘船去澳门，并于7月18日抵达。圣骨保佑旅客一路平安。他们为了感恩，做了一个银制的臂状盒子来放圣骨。因为迫害使主教不能前往日本，是日本人主教辖区代理人加布里埃尔·德·马托斯神父在1619年把圣骨带到日本。1620年1月15日，日本巡视员热罗尼莫·罗德里格斯（Jerónimo Rodrigues）神父为了宝贵的圣骨写信给穆西奥·维提列希表示感谢。由于日本继续进行迫害，把圣骨保存在那里不安全，1635年之前，圣 6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骨又被送回澳门。博卡罗在1635年写的文章中提到这一情况：从前那里（在澳门）经常出现叫做台风的巨大风暴，这种风暴把大树连根拔起，猛烈地把人推倒在地上；但是，自从光荣的圣方济各的手臂送往那里之后，这种风暴现在已经很少出现。①圣骨供奉在圣保禄教堂已达二百年；当圣保禄教堂于1835年被火烧毁时，圣骨被送往圣安多尼堂，后来又送往大堂。圣骨供奉在圣若瑟教堂的圣若瑟圣坛上。它保存在纯银做成的贵重的圣骨箱内，该箱高72厘米，上面有这样的题词：“本圣骨箱是由安东尼奥·佩雷拉及其儿子和媳妇们在伦敦定做的，谨呈献给澳门大堂，1865年9月1日。”1952年12月，圣方济各的圣骨暂时送往马六甲，在纪念圣方济各逝世四百年之际供成千上万的人瞻仰。1965年，应纽约大主教弗朗西斯·斯皮尔曼红衣主教（Cardinal Francis Spelman）的请求，圣骨曾在美国短期展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Newark）市，数十万人前往瞻仰圣骨。1974年10月5日，圣骨被送往路环岛的圣方济各教堂。十八  海崖圣母教堂（西望洋圣堂）这座教堂位于西望洋山的顶峰，可以眺望澳门、氹仔岛、路环岛、珠江、湾仔岛和中国内地。根据牌坊上的题词，达佩尼亚·德·弗兰萨修道院是由奥古斯丁教徒于1622年修建的，题词上说：CONSTRUÍDAEM1934-1935EM SUBSTITUÇÃODA①  C. R. Boxer（C. R. 博克瑟）: Macau na Época de Restauração, p. 38。 680
澳门的日本人 PRIMITIVA CAPELAEDIFICADA EM 1622EREEDIFICADA EM 1837译文是：建于1934～1935年用于代替原来的教堂原来教堂1622年建并于1837年重建这座教堂与日本有关系。1620年7月28日，小船圣巴托罗缪号（St.Bartolomeu）在若热·达·席尔瓦（Jorge da Silva）的指导下，在从澳门至日本的商业航行中，遇上一艘荷兰船，当时，另外三艘葡萄牙船也在那里。荷兰战船开始向这三艘船开炮，但是这三艘船比较轻便灵巧，于是设法逃走。荷兰战船转而向小船发起攻击，命令它投降。葡萄牙船员发誓，如果海崖圣母拯救他们脱离这次危险，他们把船上的全部货物都给她。他们准备放火烧掉小船，宁可与小船同归于尽，也不愿投降。最后，他们居然死里逃生，并且抵达澳门。在返回澳门的途中，他们把钱交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弗里亚尔·奥雷利奥·科里托（Friar Auré1io Coreto）。市政厅提供了西望洋的一块土地，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教堂。1622年4月29日，圣奥斯丁修道院的新院长弗里亚尔·埃斯特旺·达·克鲁斯（Frair Estêvão da Crus）在新教堂中做弥撒。那里还修建了一座堡垒。博卡罗（Bocarro）在1635年写道： 6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海崖圣母教堂（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位于比刚才提到的烧灰炉堂圣母院（Nossa Senhora do Bom Parto）的堡垒更高的山上，那里也有一个小堡垒，装有两门青铜小炮，每门小炮发射重量为七磅的铁弹。①马尔科·达弗洛（Marco d'Avalo）在1638年说道：第二个堡垒叫做天主（Nostra Seignora de la Penna de Francia），在它的墙内有一座同样祈求神灵保佑的修道院，它有六门轻炮，发射六至八磅的铁弹。②徐萨斯（Montalto de Jesus）说道：在澳门曾经修筑堡垒是不容置疑的。在一份古老的法文手稿中，把澳门描述为在山脚下的海边的一个地方，从前葡萄牙人在那里修筑了堡垒，堡垒内住有很多葡萄牙人。按照德·吉内斯（De Guignes）的说法，佩尼亚（Penha）修道院最先是一个堡垒。《澳门记略》叙述说，葡萄牙人为了防御荷兰人，完全根据一座已被拆毁的堡垒的设计修筑了一座堡垒。拆毁堡垒的理由显然就是修建围墙、构筑堡垒的侨民们现在同样要考虑的理由，那就是中国人的担忧。中国人极其多疑，并且总是容易受一些排外的危言耸听者欺骗，现在甚至被引导到把教堂错误地当作堡垒的地步—— 误会可能来自修建圣保禄教堂的不寻常的情况。③徐萨斯大量的叙述是不正确的。《澳门纪略》中根本没有谈及1622年后重建佩尼亚堡垒是为了抵御荷兰人。所以，马斯卡雷尼亚（Mascarenha）与此毫无关系。1623年之前，那里存在的堡垒并未被拆毁，把堡垒的拆毁①  C. R. Boxer （C. R. 博克瑟）：Macau na Época de Restauração, p. 18。②  C. R. Boxer （C. R. 博克瑟）：Macau na Época de Restauração, p. 72。③  Montalto de Jesus（徐萨斯）：Historic Macao（《历史上的澳门》）, p. 69。 682
澳门的日本人 归因于中国人的担忧，纯粹是想象出来的。堡垒很久以前已经拆毁。1927年1月，一个大理石圣坛放置在该处，那是安东尼奥·阿图尔·德萨（António Artur d'Eça）捐献的。在空旷地的中间，在露德圣母院（Our Lady of Lourdes）的洞室前，经常放置一块镶嵌着两块铜牌的大理石板。在铜牌上刻有若奥·保利诺（DomJoão Panlino）的名字和纹章以及下面这些字：你进入你的天国。下面的铜牌上刻着这样的题词：A PΩ①HEIC ADQUIESCITD. JOANNES. PAVLINVS. DE AZEVEDO. ET. CASTROMACAUNENSIS. EPISCOPVSVIR. EXIMIA. IN DEVM PIETATEMORVMQUE INTEGRITATE CONSPICVVSAMOREM. PATRIAE. ET. LAVDEM. EMERITVS QVI. ANNOS. NATVM. LXVIMACAI. VITA. EXCESSIT. XIII KAL. MART.MDCCCXVIIIPAX. TIBI. ET GAVDIA. CAELESTIVM题词的下面部分是：O CABIDO DA SÉ CATEDRAL DE MACAUOFERECE E DEDICA ESTE MONUMENTO题词的上面部分是：①  A=阿尔法（Aifa），意思是“开始”；Ω=亚米茄（Qmega），意思是“终结”；P=“基    督”（Christus）。那就是说，“基督是万物的开始和终结”。 6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TRASLADADO EM 6 - 2 - 1923PARA A VILA DAS LAGES DO PICO-AÇORES这些话的意思是：基督：开始和终结。这里长眠着澳门主教若奥·保利诺·德·阿泽维多·埃·卡斯特罗（Dom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一个对上帝十分虔诚的人，他以其生命的完善，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和献身精神而著称。他于1818年2月17日在澳门去世，终年66岁。安宁和进入天国的幸福伴随着你。澳门大教堂的牧师会奉献此纪念碑，并为之举行落成仪式。1923年2月6日转让给拉热斯·多·皮科 - 阿索内斯（Lages do Pico-Açores）。这块铜牌在中日战争期间丢失。1835年，随着女修道院的废除，教堂成为公共财产。它被1835年8月5日的台风毁坏。40名信徒向市政厅申请，对教堂进行管理和使用。1836年6月8日同意了他们的这一请求，直到上级可能作出决定为止。于是他们在1837年重建该教堂。1846年9月12日的皇家法令批准1836年参议院的决议，把教堂交给信徒。1909年，在面对教堂的空旷地北端，建立了圣灵怀胎的雕像。教堂的这块空旷地，即有两个楼梯通往下面的空旷地，露德圣母院的洞室就在那里。这块土地属于若泽·马利亚·德·卡斯特罗·埃·巴斯托（José Maria de Castro e Basto）和他的妻子卡西米娜·德·塞纳·费尔南德斯·巴斯托（Casimira de Sena Fernandes Basto），他们把它赠送给若奥·保利诺·德·阿泽维多·埃·卡斯特罗（D. João Paulino de Azeredo）主教。1908年主教修建了一个5米高和5米宽的拱形门，在门的下面，是安放露德圣母的大理石雕像的洞室。这尊雕像是热那亚的维托里亚·斯皮诺拉·帕拉维希诺（Vittoria Spinola Pallavicino）赠送的。 684
澳门的日本人 十九  在澳门的日本避难者1685年3月10日，有人发现一艘日本帆船在澳门附近的马卡里拉岛[Macareira Island，从前叫做若奥岛（Dom João Island）]搁浅。当葡萄牙当局前去查看这艘船时，他们还发现12名日本船员，这些船员跪在地上，举起手臂，祈求葡萄牙人搭救他们。船员们惊慌失措，十分饥饿。船上装载着74大包烟草。船员们被带到澳门进行查问，但是，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日本人起初害怕自己会被抓获他们的葡萄牙人杀掉。但是，他们得到丰富的食物，并且狼吞虎咽地吃掉这些食物，因为他们十分饥饿。这时，找来一位上年纪的日本妇女，让她讲日本话。但是；最初她也无法听懂他们说些什么，因为她已经忘记了她本国的语言。慢慢地，她能够弄清楚他们的经历：这些日本人生活在日本的伊势，他们居住在一条叫做神馆（Kamijashi-ro）的街道上。船长的名字叫田吹（Tafek），是这艘船的船主。船员们的名字是太郎兵卫（Tarobe）、外间（Gempachi）、银财（Ginzabro）、出四方（Diyomu）、少财（Shoza）、矢葺（Yafek）、三喜卢（Sankiro）、二郎（Je-ro）和十美（Jubi）。船长花费1500两银子建造了自己的这艘船，船上烟草的成本是98张金票。船上货物的一半归船主所有，另一半归船长雇用的船员所有。该船从伊势驶往长崎，但是途中遇到暴风雨，大部分货物从船上落入海中。在以后的5天中，因为气候极其恶劣，天昏地暗，他们在船上彼此不能看见对方，11天后，他们抵达马卡里拉岛，葡萄牙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们。葡萄牙当局决定把帆船带到澳门，并且把船上的货物清点造册，当他们回到帆船搁浅的地点时，大吃一惊，全副武装的40名中国人已经接管了这艘船。因为没有力量迫使中国人离开这艘船，他们就告诉中国人，政府命令3艘船和70个人把这艘帆船带到澳门。这些中国人听说大批武装人员即将到来，就安静地离去。帆船被带到澳门，日本人由当局供给住房。葡萄牙人认为这件事是天意的征兆。他们在47年前被驱逐出日本，现在，在他们的照顾下，给日本人提供了安全的避难所，希望他们有朝一日 6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能够重返日本，在那个国家布讲福音。在这期间，中国人已经知道日本人出现在澳门，派出三名官员去询问市议员和日本人。但是，这些官员对日本人的命运不感兴趣，却十分关心金银和日本刀的下落。他们来到这座城市，给市议员带来很多麻烦。当葡萄牙人决定把日本船员遣返回国时，他们发现日本船员没有足够的钱购买船只。耶稣会会士请求市议会的帮助，住在圣保禄学院(st．Paul's College)并且是日本耶稣会大主教辖区代理人的菲利波·马里亚·菲谢（Filippo Maria Fieschi）神父写了一封信给市议会，并在信中提出如下建议：他与佩德罗·瓦斯·德·塞克拉（Pedro Vaz de Sequeira）①、若泽·皮涅伊罗·德·法里亚(José Pinheiro de Faria)和贝尔纳多·达·席尔瓦(Bernardo da Silva)共同购买一艘船，并把该船提供给市议会，把日本人送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他们未能尽快地买到一艘船，佩德罗·瓦斯·德·塞克拉提供他自己的名叫圣保禄的帆船。在支付旅途费用方面，菲谢神父同意支付三分之一，皮涅伊罗·德·法里亚支付其余部分。当这件事情最后定下来时，日本船被拆卸成好几部分，运到圣保禄号帆船上。曼努埃尔·德·阿吉亚尔·佩雷拉(Manuel de Aguiar Pereira)被挑选担任船长。日本人在起程离开澳门之前，市议员送给他们新的丝绸衣服。帆船终于在6月30日起航，于7月3日抵达长崎。令葡萄牙人大失所望的是，不允许他们重开与日本人的贸易；但是，允许帆船上的日本人上岸回家。圣保禄号帆船于8月30日回到澳门。①  佩德罗·瓦斯·德·塞克拉是葡萄牙驻日本大使（1644～1647年）贡萨洛·德·塞克拉·    德索萨(Gonçalo de Sequeira de Sousa)上尉的儿子。1657～1659年，他还在印度，在路    易·德·门东萨·富尔塔多(Luís de Mendoça Furtado)，在海上舰队服役，1659年参加从    荷兰人手中夺回广州的战斗，以及为保卫交趾( Cochin)再次与荷兰军队交锋的战斗。后    来他定居澳门，被任命为司令官即地方长官。他在1698～1699年和1702～1703年曾两次    出任公职。他的儿子安东尼奥·塞克拉·德·诺罗尼亚(António Sequeira de Noronha)在    1711～1714年也成为澳门的司令官。司令的儿子曼努埃尔·德·卡马拉·德·诺罗尼亚    (Manuel de Câmara de Noronha)在1743年获得高贵骑士这一贵族称号。    在澳门和香港，仍然还有很多姓诺罗尼亚的人，他们可能是这个家族的后代。    还有另一个曼努埃尔·德·卡马拉·德·诺罗尼亚，他是1631～1636年的澳门司令官。     关于贡萨洛·德·塞克拉大使的情况，参看C．R．Boxer（C．R．博克瑟），The Embassy of Cap-     tain Gonçalo de Sequeira de Souza to Japan in 1644 - 1647（《1644～1647年贡萨洛·德·塞克    拉·德·索萨上尉出使日本记》），Macau，1938。 686
澳门的日本人 二十  日本船只失事1832年，一艘有14名船员的商船在从名古屋驶向东京的途中遭到严重破坏，只有3名船员生还，他们是教友岩吉（Iwakichi），28岁；弓吉（Kyukichi），15岁；乙吉（Otokichi），14岁。他们像漂浮在水面的船只残骸和货物那样，在太平洋上漂浮，最后终于到达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夏洛特女皇群岛（Queen Charlotte Islands）。在以后的两年，他们经历了很多艰难困苦，有一段时间，他们被抓获他们的印第安人部落强迫从事艰苦的劳动。他们甚至失去了回到祖国的希望。但是，1834年5月，属于哈德逊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的一艘英国船抵达夏洛特女皇群岛。船长麦克尼尔（MacNeill）在同印第安人做生意时看见了这三个日本俘虏。他同情他们，并且把他们带回自己的船上。到达温哥华后，他委托该公司的麦克法伦（MacFarling）医生保护这三个人，医生答应帮助这些日本人返回日本。他们搭乘一艘鹰号英国船离开温哥华前往伦敦。在开往英国的途中，鹰号曾在夏威夷停靠，然后绕过南美的合恩角，驶抵伦敦。在伦敦城，日本人受到很好的接待，请他们游览城市，包括去白金汉宫、伦敦塔、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英国政府决定把日本人遣送回国，他们乘坐的是帕尔默将军号（GeneralPalmer），这是属于哈德逊湾公司的另一艘船。该船经好望角驶往日本，于1835年12月抵达澳门。在澳门，波美拉尼亚地区的基督教传教士卡尔·古尔兹拉夫（KarlGulzaff）①负责照料这些日本教友。他安顿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直到关于①  卡尔·古尔兹拉夫出生在德国北部波美拉尼亚省（Province of Pomerania），现在该省已经归    还给波兰。23岁时，他乘船去印度尼西亚的巴塔维亚（Batavia）（雅加达），他在那里学习    华语、马来语，还学习了一点日语，但是他不在那里布讲基督教。后来他乘船去泰国，在    那里学习泰语，并且把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翻译成泰语。他于1835年12月30日到达澳    门，他的妻子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学校。他仍然对自己沿中国海岸线的“圣经航行”感兴    趣：他去过满洲；在朝鲜，他访问过济州（Cheju）和冲绳（Okinawa）。他还从那里去了台    湾，台湾更多地被称为“福尔摩萨”。他在香港去世，并葬于香港。 6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教友返回日本的事情安排妥当为止。在此期间，他向他们宣讲基督教，并向他的客人学习日语，成功地翻译了约翰福音及三篇使徒书信。这对于古尔兹拉夫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地位低下的农民，并且只有一个人会书写。这些日本人讲他们家乡的尾纳廖（Owairiyo）土语。卡尔·古尔兹拉夫的约翰福音译稿终于在1836年完成，并在新加坡付印。在此期间，合众国政府试图与日本开展贸易，但收效甚微。1837年7月，美国船莫里森号访问澳门。卡尔·古尔兹拉夫利用这一机会带着这三个日本人登上该船。这艘美国船于7月27日抵达东京。古尔兹拉夫请求让这些日本人上岸，遭到拒绝。日本当局向他出示183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该法令判处任何从国外回来的日本人死刑。也许，谈判惹恼了日方，当局下令向莫里森号开火。船长并不泄气认输，而是从东京驶往名古屋。但名古屋的强风使他无法抛锚。船继续往南向鹿儿岛（Kagoshima）驶去。莫里森号再次遭到海岸炮火的攻击，不得不向公海驶去。三名教友在亲眼看见自己的祖国及其城镇、山脉、树林和湖泊之后，不得不回到澳门避难。他们后来的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成为基督教徒，同中国妇女通婚，娶她们为妻，隐姓埋名地在澳门的中国社会中生活。有些人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搭乘莫里森号去了美国。至于约翰福音的译本，著名的美国传教士海普伯恩（Hepburn）牧师在新加坡发现了这个译本，它被用于把《圣经》翻译成日文（1880～1888）。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因为三名地位低下的日本人1832年在海上遇险。上帝的安排是多么不可思议！（原载官龙耀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文化司署，第17期，1993年第四季度） 688
澳门莲系地名考邓景滨 *一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是绘有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图案的绿色旗帜。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徽，中间是五星、莲花、大桥、海水，周围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葡文“澳门”。上述两段文字摘自1993年3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0条。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均以莲花作为主体图案，而莲花图案中的三片花瓣则表示澳门由三个地方组成：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此后，澳门政府在松山东隧道口设计竖立一座中葡友谊纪念物，并于1995年6月10日落成揭幕，此金属纪念物命名为“莲花”。1997年3月，澳门政府环境技术事务办公室创办了一份以再造纸印制的环保杂志（季刊）亦以“莲花”命名。一个旨在推广莲花种植、开展与莲花有关的文化艺术活动的民间社团于1997年7月乘势创建。此团体名为“澳门莲艺文化协会”。随后，由“荷花老人”王其超、张行言教授夫妇主理的“中国荷花研究中心”亦在澳门设立。1998年6月29日，连贯珠海横琴与澳门路氹，全长1300公尺、六线行*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6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车、造价高达两亿澳门元的跨海大桥正式动工兴建。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跨海大桥由中葡关于澳门与内地大型基建协调小组经过反复磋商，最后一致同意命名为“莲花大桥”。……莲花，究竟与澳门有何关系？莲花，作为澳门特区的区旗、区徽的主体图案究竟有何依据？曾经有人表示质疑。然而，根据笔者的考证，可以绝对肯定：澳门自古以来，就与莲花结下不解之缘。澳门的一系列与“莲”有关的地名，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现试从如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一）史家记录的澳门地貌澳门的地貌，曾有多部古籍作过生动形象的描述。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1630～1696）的《广东新语》卷二“澳门”将莲花山喻为“莲茎”，将澳门喻为“莲叶”：自香山城南以往（一百）二十里，一岭如莲茎。瑜岭而南，至澳门则为莲叶，岭甚危峻，稍不戒，颠坠崖下。江苏陆希言于康熙十九年（1680）随吴历入澳学道，撰《墺门记》，内将澳门喻为横披水面的“荷葵”：遥望如一叶荷葵，横披水面。迨其茎，则有关焉。浙江杜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奉旨巡视闽粤两省，二十三年二月莅澳。其《闽粤巡视纪略》将澳门喻为莲之“菂”（莲子）：诸岛虽为省会之案砂，而周罗环匝，岙门独居其中，如莲之有菂，亦一奇也。清代乾隆六年（1741）举人、山西暴煜于乾隆十六年（1751）任香山知县。在其编纂的《香山县志》卷八“濠镜墺”将关闸沙径喻为“莲根”，将澳门喻为“莲花座”： 690
澳门莲系地名考 前山南二十里，陆路沙径，状如莲根；彝人居澳中，自名为莲花座。田明曜编纂的《香山县志》卷八收录张甄陶《论澳门形势状》一文，内将前山喻为“荷根”，关闸沙径喻为荷“茎”，澳门周围之大小十字门、九洲洋、鸡颈头、金星山、马骝洲等喻为“花之瓣”，而澳门则喻为“荷心莲蕊”：前山如荷根，山路一线直出如茎，澳地如心。此外如大小十字门、九洲洋、鸡颈头、金星山、马骝洲，星罗棋布，宛如花之瓣。澳夷男妇共有二千余人，如蟋螟蠕动于荷花莲蕊之中……清嘉庆六年（180l）的《重修莲峰庙题名碑》记录了当时的澳门形貌，亦将“濠镜澳”喻为“莲花”：（香山）邑东南百里，重岚叠山献，岿然秀出，为凤凰山，蜿蜒曲折，趁南一路，为莲根；二十里，为莲花，即濠镜澳也。营地大街、关前街、草堆街三街会馆内有《三街会馆碑》，碑文将澳门喻为“莲花”：澳门则如莲花，其地三面环海……（二）诗家描绘的澳门形胜清初画坛六大家之一的江苏天主教徒吴历，于康熙十九年（1680）冬莅澳，寓大三巴，后著《三巴集》，内有《澳中杂咏》30首，其一云及“濠镜山形可类花”：关头阅尽下平沙，濠镜山形可类花。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 6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诗末原注：“山色紫黑，形类花朵。”番禺诗人汪后来（1678～1752）是武举人，历官干总、守备，曾巡视广东边海，在《澳门即事》中将澳门地形喻为“莲花”：莲花出水地形奇，为问何年借岛夷。却怪伏波征戍日，不将铜柱立江涯。汪后来又在《初至澳门回柬吴都阃》诗中言及澳门“势作莲花”：名驹借得不知穷，潦倒生涯旅病中。口腹累人闵仲叔，山川成癖米南宫。声传海市浮天白，势作莲花拔地红。井澳有门天设险，只今翻为岛夷雄。道光二年（1822）进士、高要诗人黄德峻于嘉庆十五年（1810）写了一首《澳门》诗，首句便说“形胜似莲花”：传闻形胜似莲花，孤屿南浮水一涯。潮落海门分十字，钟鸣山寺礼三巴。鲸鲵浪静通番舶，蛎蛤塘宽占蜑家。好是葡萄新酒美，高台风月不须赊。也有诗人将澳门喻为“芙蓉”（莲花之别称）。明代香山诗人黄畿便在《登莲峰》诗中写出气象瑰丽的名句：“芙蓉干丈海中出。”清代番禺诗人苏鸿亦在诗中将澳门描绘为“宛似芙蓉出水浮”。也有诗人将澳门地形描绘为“莲叶”。雍正七年（1729）武举人、顺德诗人潘宪勋曾写下《澳门曲》三首。其中第三首末句便说“莲茎莲叶似蓬莱”：钳髠欲赎罪难开，汉官番官不爱财。东国共传有声教，莲茎莲叶似蓬莱。 692
澳门莲系地名考 另一位顺德诗人廖赤麟（1775～1823）有《澳门竹枝词》10首，其第一首次句便将澳门喻为浮在海面的“莲叶”和“出水”的荷花：波光错绮涨晴霞，莲叶形浮出水花。一角天开航海径，果然无外是中华。乾隆元年（1736），居于广州城南濠畔街的南海诗人冯公亮开设白兰堂诗社。其后曾来澳门，并写下长诗《澳门歌》，将“濠镜”喻为“莲花座”：……濠镜由来荒僻滨，今成戎蛮贸易津。十字门中拥异货，莲花座里堆奇珍。……第三任澳门同知张汝霖（1709～1769）在七律《寄椗青洲饭罢抵澳》末句将澳门地形喻为“莲台”：楼船鼓角晓风催，载到厨烟翠一堆。山势不根浮树出，钟声微浊带潮来。已同纳秸孥西至，犹见倾葵户北开。一段海霞红蘸处，粉墙高下簇莲台。（三）形家口中的澳门风水形家，即堪舆家，又称地理家、地舆师、地师，俗称风水先生。形家根据地形、环境、方位、山水、气象诸因素，以相度地形凶吉。历代形家对澳门的风水大都赞不绝口。据王文达《澳门掌故》一书所载，澳门地脉属赣粤龙脉入海处之一：宋代名堪舆家赖布衣……弃官浪游，沿江西追“龙”南下，至广 6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东见“龙脉”分为两支，其一趋向香港与宝安之间，因名该地曰九龙；其一则趋于澳门莲峰山下，其地冈陵环抱，田亩纵横，因取名龙环及龙田云。龙环遗址现在濠江中学球场处，龙田遗址则在罗沙达街、巴士度街、飞良绍街及文第士街一带。因龙脉“趋于莲峰山下”，而莲峰山貌酷似莲花，故此地便称为莲花地。为强调其地风水佳胜，便冠之以“宝”、“胜”、“福”等吉祥字眼，故又称“莲花宝地”、“莲花胜地”、“莲花福地”。形家对澳门风水的直接记录似乎难得一见，但借着诗人的笔录，仍可窥见片麟只爪。例如清代香山诗人吴亮珽在《澳门》二首之二的“十载兴衰客惯论”句末加注云：“指形家言澳门为莲花地，当十年一消长。”可见风水先生早已有“澳门为莲花地”之说。风水先生所说的“莲花地”，是指永无血兵之灾的福地。历史真乃巧合，澳门开埠至今的四百多年间，中国虽经多次改朝换代及战争浩劫，但澳门能一一渡过危机，不染血兵之灾。澳门近代名人郑观应（1842～1921）颇好形家之道，曾拜师学过堪舆学，亦曾亲身考察过风水。他的名著《盛世危言续编》卷十五“杂著”，收录了他写的多篇有关风水的文章和信札，如《望气寻龙诀》、《致王爵棠方伯论考地师书》、《致陈盘溪地师论风水书》、《与欧阳伟南地师书》等。光绪十一年（1885），郑观应为其在澳门下环妈阁街龙头左巷10号的新居留下《题澳门新居》二首。其一云：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作者于末句自注：“先荣禄公梦神人指一地曰：此处筑居室最吉。后至龙头井，适符梦中所见，因构新居。”诗中以“山”、“水”、“云影”、“波光”描绘新居环境之秀丽风光，末句借神人托梦，以形家之风水观念，道出澳门之地“筑居室最吉”。郑观应在《题澳门新居》之二中更以形家兼诗家的触觉，尽道新居环 694
澳门莲系地名考 境之幽清祥端，并直呼澳门为“莲花地”：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住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比郑观应早二百多年的顺治进士、工部尚书杜臻（? ～ 1703），曾奉清廷之命与内阁学士石柱巡视粤闽沿海，有长篇七言古风《香山澳》传世，开篇六句为：香山之南路险巇，层峦叠嶂号熊罴。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诗中云及“西洋道士识风水”，其实是作者的风水意识透过“西洋道士”而折射出来。连“西洋道士”也认为澳门利于居住、利于贸易，故不远万里而选择“居于斯”，足证澳门是一块风水宝地矣。诗中第四句形容澳门的地形如一株茎部盘曲的仙灵芝，这较之以“莲茎”、“莲花”喻澳门地形更为别开生面。杜臻在《粤闽巡视纪略》称澳门“形如灵芝，广二十里，长半之。正北一石埂贯大海而属于前山寨，广十余丈，长六里，如芝之有茎”。此言直可作为第四句诗之最佳注脚。光绪庚子年（1900），顺德诗人梁乔汉于澳门设馆授徒，并于教余作《镜湖杂咏》50首，其诗序尽道澳门风水之来“龙”去“脉”，指出澳门“向号莲花出水之地”的由来：近自前山城白石村来龙，脉沉海底，有随龙砂由北山岭出，蜒蜿数里，是名高砂。护障东海，到头突起。青盩（洲）山在西北作迎龙，跌断，复由砂冈上。脉起红毛山（又名金字冈），开帐；再起柿冈，连复开帐；南走大庙及龙嵩庙，至风信庙，高耸转侧，出西望洋山，结马角庙。一路起伏活动，是为正干龙，发祖自青盩山。其右边由红毛山帐角，拖出白鸽巢山，为右迎龙。对正青盩山，为顾祖回龙之局。 6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其左边起莲峰山，在正北方为左迎龙。东走望厦冈、金菊冈，转折南走猪头冈，起东望洋山，出雀仔园山至南湾花园。尽结一带，陇断冈连，行度屈曲，皆为干龙作护障东海之势，补其空缺，是为枝龙。故全澳向号莲花出水之地。其发脉处为莲峰，下为莲溪，外接高砂如莲梗，内绕众山如蓬如叶，正结马角山则为莲花，石瓣透露，如跗萼相衔，诚逼肖矣。《镜湖杂咏》有多首诗作提及澳门的山石地形宛若莲花或花瓣。例如开篇之作即描写了龙脉结穴处的“马角”（即“妈阁”）正是“满山蟠结莲花石”的真龙灵地：神母风帆择地来，灵祠马角郁佳哉。满山蟠结莲花石，占尽真龙海岛回。又如杂咏第15首描绘了澳门数里之地宛如重重的莲荷花瓣：莲峰古庙接来龙，壕镜全窥入首踪。直干蜿蜒经数里，平阳开放瓣花重。（四）佛家眼里的澳门净土佛家眼里的净土，是充满祥和宁静、无灾无劫的莲花世界。可以说，莲花是佛教的吉祥物。在中国影响至深、信仰最广的佛家如来之一观世音菩萨（又名观自在、光世音，唐朝为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简称观音）的造像，均以莲花为座。此座台便称为莲花座、莲座、莲台等。澳门有八座观音堂分布于莲花三岛之上，最早的是建于明代天启七年（1627）的望厦观音堂（即普济禅院），已有370年的历史，足证澳门人对此信仰之悠久普及。信奉佛教的人，往往将佛家的修行胜境比喻人间的佛国净土，以引发信徒参禅礼佛，共证菩提。澳门有不少诗联将澳门喻为莲花地或莲台、莲座，将澳门当做想象中的佛国胜境而加以描绘和赞美，使澳门这块“莲花地”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696
澳门莲系地名考 妈阁石刻诗中有一首署名“布衣”的五言律诗。此“布衣”是否赖布衣，不可考。诗中充满禅味，将澳门喻为佛家的莲花世界：古木涵江影，峰奇拏石亭。鱼龙沾佛法，鸟雀带仙灵。水镜云磨碧，山屏雨洗青。莲花开世界，烟霭遍南冥。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香山知县的许敦元，在巡视澳门妈阁庙时，写了《游海觉石下》诗两首，其一描绘了海觉石周围的美景，并将澳门喻为“莲花”似的吉祥“佛地”：石磴盘纡入，山阿结小亭。莲花开佛地，蓬岛宅仙灵。岩树千年碧，中洲四面青。鸿蒙原一气，天水共冥冥。清代道光癸卯年（1843），广东大鹏协副将、自号翰墨将军的张玉堂，在澳门妈阁庙留下了拳书“名岩”二字及七律一首。其诗风格豪迈，出语不凡，飘然有道佛之气，当然亦少不了“莲花”之语：何须仙岛觅蓬莱，海觉天然古刹开。奇石欲浮濠镜去，慈云常拥鲎帆来。莲花涌座承甘露，榕树蟠崖荫玉台。谨向名山留妙笔，淋漓墨泼破苍苔。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黎中岳在庙内观音阁题撰了一副木刻联，佛味更浓，且不忘“莲花座”上的“妙香”：南海善慈悲，杨柳瓶中生，生意满西方大欢喜，莲花座上妙，妙香来 6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此联与莲峰庙天后殿陈子清撰书的木刻联稍有不同：前者为赞颂西方佛家之联语，而后者则赞颂中国沿海的天后女神。然两者均与“莲座”或“莲台”发生了联系：德可配天，现莲台大造仪咸奉母，惠镜海群生类似的对联，在澳门三岛的庙宇中有十余副。或曰“莲座”、“莲花座”、“座下莲花”、“座涌莲花”，或曰“莲台”、“莲华台”、“白莲台”，或曰“莲华妙法”、“莲花说法”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将佛家的“莲花”与“澳门”牢牢地连在一起。综上所述，可见澳门与“莲花”之缘是多个不同文化层面的融合，其内涵丰厚而悠久，其影响深远而广泛：史家从地貌角度指出澳门形似莲花；诗家既从陆路上描绘澳门的莲花茎和莲花山，又从海面上描绘澳门如“出水”之“莲花”，依山而筑的白色建筑物又如“莲瓣”拥“莲台”；形家从风水角度宣扬澳门为吉祥宜居之“莲花宝地”；佛家则将澳门视作佛门修行的莲花胜境……这些文化层面虽各有不同，渊源各异，但将澳门视作“莲花”是一致的。如是，澳门开埠几百年来，不断受到这些不同的文化意识的浸淫，其结果必然会将不同文化层面的“莲花”意念深扎于澳门的土壤之中。澳门有众多的“莲”字地名，其主因亦源于此。二笔者从方志、史书、笔记、杂志、掌故、诗集、图册甚至石刻、楹联中搜集了27个澳门“莲”系地名，其中有作为特指的局部地名，也有作为泛指的澳门雅称。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用作泛指的澳门地名，有些是属于史地书籍的用名，具史舆性；有些只是文人骚客在吟咏时运用借代手法，以小喻大，将专指的地名转为泛指的文学性雅称，这是需要加以区别的。（一）莲花山此名属专指地名。 698
澳门莲系地名考 清代乾隆九年（1744）担任首届澳门同知的印光任，曾与张汝霖合著《澳门记略》，其“形势篇”有云：出（前山寨）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茎尽处有山拔起，跗萼连蜷，曰莲花山。乾隆十年（1745）二月，分巡广南韶连道薛馧巡视澳门，并撰写《澳门记》，内云：……断亘沙堤如长桥，曰莲花茎。茎末，山又特起，名莲花山。又据王文达《澳门掌故》所载，此山“所以名曰莲花，除了在地形上它在莲茎的尽处，突然拔起，宛如花球外，而它亦多奇石，千形百态，旧日其山顶的岩石，远望之如一位观音立在莲瓣上，其他岩石拱托如云，更像是莲花盛开”。《昔日澳门》明信片集中有多幅莲花山旧貌照片。其中一幅摄于1890年，内有中葡说明文字，均提及“莲花山”之名：从马交石炮台马路眺望螺丝山（近处）及莲花山（远处），可见黑沙环海滩全景。另一张明信片说明文字为：从渔翁街远望黑沙环马路及位于莲花山的望厦城堡。岳铭于1978年仲夏出版的《濠江溯源》，内有作者所撰七律三首。其《铜马像二首》之一首句便有“莲花山”一名：莲花山下起仓惶，骠马悍夷气嚣张。澳督有心扩地界，清兵无力保家乡。村夫奋臂断酋首，壮士从容赴法场。 6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为解敌军攻寨急，挺身就义一肩当。莲花山因坐落于望厦村，故又名望厦山；又因葡人于1849年在此修筑炮台，并派肤色黝黑的来自葡国在非洲殖民地的雇佣兵把守，故又名黑鬼山。（二）莲华峰莲华峰即莲花山之异名。华，读如花，通花。此名见释纯谦之《重游澳门普济禅院与秉上人》诗。释纯谦，字涉川，曾为广州海幢寺住持，著有《片云行草》。秉上人即澳门普济禅院秉机存禅师。诗云：数载曾经望厦村，黄花晚节喜君存。远钟声彻三巴寺，番舶帆收十字门。万里潮音来有信，一轮蟾影淡无痕。莲华峰上披襟坐，共向清宵话故园。（三）莲叶峰莲叶峰即莲花山之又称，因山上巨石似莲叶而得名。此名见南海诗人黄呈兰（1705 ～ ？）《云谷诗草》之《澳门》诗：莲叶峰头抹紫霞，烟开濠镜百蛮家。星占牛女仍分野，地尽东南尚有涯。海市远通门十字，蜃楼高耸寺三巴。怪来异域乘潮至，争说中原盛物华。（四）莲峰山莲峰山是莲花山之又名。此名见广东化县诗人黄秀松写于1951年的《冬夜怀龙思鹤先生》诗： 700
澳门莲系地名考 莲峰山下一诗人，霭霭风光九十春。梅鹤双清超绝代，魔高十丈存其真。首句原注：“公寓居莲峰山下。”诗题的“龙思鹤先生”自号“双清白斋”，能诗，曾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参谋、广东茂名县县长，晚年居澳门，与夫人刘均皆为基督教信徒。（五）莲峰莲峰，原为莲花山之又称。莲峰庙内观音殿前有一石砌荷池，池壁有铭文四句，首句“峰以莲名”点出了“莲峰”得名之由来：峰以莲名，池发其馨，擢青挺秀，应地之灵。此铭文为钟士超、李大临撰题于清代嘉庆四年（1799）春。历代诗人均有吟咏莲峰之诗作，如明代景泰丙子年（1456）举人、香山直臣黄瑜有五律《莲峰瑞云诗》，其子黄畿（人称粤州先生）亦有《登莲峰》七绝一首：振衣舒啸凌崔嵬，紫翠簇簇临风开。芙蓉千丈海中出，文笔一枚天外来。“芙蓉千丈海中出”极言莲峰耸峙海中的雄姿。此两诗题中的“莲峰”均为专指地名。以下各例的“莲峰”，则泛指澳门。郑观应在《澳门感事》一诗中介绍了澳门的历史、风俗和制度。首句点出了“澳门上古名莲峰”的史实：澳门上古名莲峰，鹊巢鸠占谁折冲。海镜波平涵电火，山屏烟起若云龙。华人神诞喜燃炮，葡人礼拜例敲钟。华葡杂处无贵贱，有财无德亦敬恭。 7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外埠俱谓逋逃薮，各街频闻卖菜佣。商务鱼栏与鸦片，饷源以赌为大宗。历查富贵无三代，风俗浇漓官势汹。屋价千金抽八十，公钞不纳被官封。昔有葡督极暴虐，竞为义士诛其凶。自谓文明实昏瞶（聩），不识公法受愚蠢。请问深知西律者，试思此事可曲从。1954年，诗人龙思鹤携其所藏古物来澳展览，居澳的顺德诗人欧阳韶为劝诗侣龙思鹤定居澳门，便写了一首七律《龙鹤翁絜其所藏古物来澳展览，赋此贻之》，末句以“莲峰”喻澳门：六年古澳养疎慵，粤北湖南溯旧踪。劫外江山容隐豹，兵中诗酒识元龙。当年吟侣欣无羔，希世奇珍幸偶逢。听说移居知有意，莲峰烟景胜炉峰。“炉峰”原指香港的香炉峰，在此借喻香港。末句意谓：澳门风光胜过香港！普济禅院龙华堂内的楷书木刻联嵌有“莲峰”一名：长寿智灯传普济峡山明月照莲峰妈祖阁正门刻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金字石刻联亦以“莲峰”喻澳门：圣德齐天恩流镜海母仪称后泽沛莲峰莲峰下的莲峰庙、莲峰学校、莲峰球场等，均取名于此。 702
澳门莲系地名考 （六）莲峰半岛澳门半岛三面环海，北连前山，因有莲峰而名莲峰半岛。民国饶平诗人甄陶曾来澳写下《翠楼吟》词，其上阕有“莲峰迤半岛”句：万里寻幽，一岩托迹，支那别开天地。莲峰迤半岛，珠海外受廛城市，华夷楼止。溯四百年前，葡帆东指，依稀似，帝秦求药，遣来方士……此词摘录自甄陶之《袖兰馆词》。（七）莲山莲花山简称莲山。莲峰庙内观音殿有嘉庆庚申年（1800）的木刻联嵌有“莲山”之名：镜海覆慈云，紫竹风摇千里泽莲山开宝座，绿杨露拂万家春妈阁庙内观音阁正门石刻联有“莲山”之名，此“莲山”已属澳门雅称。镜海渡慈航，人登觉岸莲山开法界，座彻禅灯（八）莲岫莲峰又称莲岫。岫音袖，峰峦。莲岫，即莲峰。此名仅作莲花山之别称，出自明代香山诗人黄瑜《莲峰瑞云诗》之首句：莲岫倚空苍，卿云忽降祥。九霄悬锦绮，五色焕文章。远霭兼山碧，非烟带日黄。 7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虞廷如可献，将补舜衣裳。此诗见于刘烯芬、黄绍昌编纂的《香山诗略》。（九）莲岛此名属澳门雅称。王文达在《澳门掌故》中曾写道：“明时，有称澳门为莲岛，那是以莲峰为澳门名矣。”莲溪新庙正门石刻联以“莲岛”喻澳门，充满祥和瑞气：镜湖恩曜聚莲岛瑞葩重镜湖医院始创时设址祠庙，并在庙门石柱刻上一联，联中嵌有“莲岛”之名：一脉分来莲岛秀万株移到杏林春渔翁街天后古庙内的天后像前有同治四年（1865）孟春勒石的对联，联中嵌有“莲岛”之名：莲岛承恩，圣麻曜日莆田著迹，母德齐天连胜巷先锋庙内堂有光绪四年(1878)季春所立的木刻联亦有“莲岛”之名：庙貌重新，马饮镜湖尘亦净声灵显赫，鸿施莲岛福无疆建于清初的柿山哪吒古庙石刻以“莲岛”喻“澳门”： 704
澳门莲系地名考 二百余年赫声濯灵，泽敷莲岛数千万众报功崇德，亭建柿山（十）莲花岛此名属澳门雅称。山西浮山人张道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任广州知府，以职事巡历香山而至澳门妈阁，即景题诗勒石，后踵而咏和者历二百余年而不衰，诗中直呼澳门为“莲花岛”：遥转莲花岛，天然石措亭。当轩浮积水，护揖有仙灵。海镜终宵碧，榕垂万古青。鲸波常砥定，风雨任冥冥。葡国著名汉学家高美士在《澳门的中国神话》（澳门知识丛书，澳门1951年出版）一书中提到“莲花岛”的雅称。（十一）莲花仙岛乾隆三年（1738）仲夏，林国垣与康健生同游妈祖庙后题诗勒石。此为妈阁摩崖廿四诗中最早的一首。诗内有“莲花仙岛”语：水碧沙明远映鲜，莲花仙岛涌清涟。岸穷海角应无地，路转林深别有天。一任飞潜空际色，半分夷夏杂人烟。幽心已托南溟外，独坐松阴觉妙禅。（十二）莲花三岛澳门由澳门半岛、毬仔岛、路环岛组成，故澳门特别行政区区徽用三片莲花瓣组成含苞待放的莲花以代表澳门三岛，此亦符合自古以来以莲花 7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喻澳门的习惯，以莲花三岛喻澳门三岛亦在情理之中矣。1997年4月7日，澳门近代文学学会会长邓景滨在《镜海钩沉》的发行仪式中，曾以七绝一首明志，其中便有“莲花三岛”一语：贝海琼山何处寻？波光岚影醉乡心！莲花三岛堪垂钓，漫放银钩送月沉。（十三）莲花茎莲花茎因莲花山而得名。此茎为莲花山北的一条沙堤，“径十里，广五六丈”。莲花山如莲花盛开，此茎则如莲花之茎，颇为形象。莲花茎又作莲花迳、莲花径，或简作莲茎，均属专指地名。清代嘉庆香山诗人李遐龄（1766～1823）以诗鸣世，被时人誉为“白香山后李香山”。他在《观黄总戎所藏西洋镜画》诗中提及“莲花茎”之地名：将军十幅西洋画，镜里依稀记昔游。橘子围边多白屋，莲花茎外是青洲。华鬟细草开春宴，落日微风晚放舟。树影水光都曲肖，廿年如梦爪痕留。顺德诗人张琳（1770～1825）著有《玉华诗集》，内有《澳门竹林词》七首，其一提及“莲花一径”：莲花一迳跨岩疆，险设关门善制防。试向青洲林外望，层层楼阁白如霜。清代道光七年（1827），“粤东三子”之一的香山诗人黄培芳访澳，有《澳门莲峰寺》提及“莲花径”：奇辟莲花迳，莲峰翠作屏。 706
澳门莲系地名考 海浮天外白，山拥寺前青。薄岸鱼龙跃，虚堂草木灵。南隅原不尽，一气接沧溟。此诗录自《粤东三子诗钞》。又汪兆镛《微尚斋诗续稿》中有五言古诗《己卯正月十三日偕张閤公莲峰庙礼佛作》，诗前小序首句云“庙在澳门莲花茎山麓”，诗内有“莲茎望嶙峋”句。汪兆镛在《澳门杂诗》中另有一首题为《莲花茎》的五言诗，直道澳门之地貌“俨如莲茎植”：北自前山来，沙堤平而直。路南一山耸，俨如莲茎植。跗萼连路中，秀采森释蓟。怪石高逾寻，惜今文字泐。徘徊一瞻眺，天然树封域。（十四）莲茎莲茎是莲花茎的省称。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曾在《澳门诗》中提及“莲茎”之地名：路自香山下，莲茎一道长。水高将出舶，风顺欲开洋。鱼眼双轮日，鰌身十里墙。蛮王孤岛里，交易首诸香。清代乾隆年间，香山诗人陈官有七律《望濠镜澳》，内有“白满莲茎屋作花”句，并自注云：“夷人皆垩其屋，以取象莲花云。”陈官另有一首《澳门竹枝词》，亦提及莲茎：澳门东接大洋边，十字门开天外天。 7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头一直莲茎路，侬是中间一朵莲。乾隆举人、顺德罗天尺（1685～1764）有《题澳门图》诗提及“莲茎”：澳口东风未易寻，莲茎关外大洋深。谁当海不扬波日，写出人来归市心。鱼撼腥风疑岛动，蜃浮楼气入春阴。天边不用乘槎去，酒后青山画里吟。另一位乾隆年间的顺德诗人何松亦有一首《澳门》诗提及“莲茎”：路断前山锁暮烟，莲茎关外大洋边。插天楼矗三巴寺，入贡人来万里船。绕渚太平酋长集，沿崖多事炮台迁。日南忝处安居好，犹胜寰中陆地仙。道光三年 (1823) 进士、香山诗人鲍俊于咸丰、同治年间来过澳门，填了一阕著名的《行香子》，内有“山锁莲茎”语。上述之“莲茎”均为特指地名。至于“莲花茎”、“莲花围”等街名，即源于此。“莲茎”一名，除特指外也有借喻整个澳门的，妈祖阁内正觉禅林殿柱木刻联的“莲茎”，当指整个澳门：南海香兮，泽播莲茎开澳表东洋迹著，恩流濠镜自闽中（十五）莲花地此名属澳门雅称。清代香山翠微诗人吴亮埏在七律《澳门二首》之二的首句“十载兴衰 708
澳门莲系地名考 客惯论”中自注：“指形家言澳门为莲花地，当十年一消长。”足证“莲花地”之说久矣。澳门三大庙宇之一的莲峰庙，其客堂大门侧有一木刻联，联语整嵌“莲花地”之名：慈云密绕莲花地皓月长留贝叶天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举人、香山诗人刘世重（?～1702）在其《东溪诗选》中有一首五律《望洋台》，首句便提到关闸外的“莲花地”：关外莲花地，莲花山半腰。筑城陶甓垒，对岸海门潮。怪浪排空黑，惊涛带日摇。望洋人不见，台畔草萧萧。道光丁酉年（1837）孟夏，番禺诗人苏鸿曾写过一首七律《丁酉四月初六日郑梦生招游澳，同游李容斋、吴渊海、何槐林》：中原一线抵遐陬，宛似芙蓉出水浮。绝岛有天皆化日，夷人无地不巍楼。羁縻可想垂裳略，密迩应烦食肉谋。控制抚绥原匪易，莠良难辨是诸酋。原诗第二句有注云：“澳门是莲花地。”郑观应在《题澳门新居》二首之二中，曾满怀深情地将自己居住的澳门喻为“莲花地”：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住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 7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十六）莲瓣地此名属澳门雅称。清朝雍正年间香山诗人李珠光在《澳门诗》二首之一中，将澳门喻为“莲瓣地”：无多莲瓣地，错杂汉蛮居。版籍南天尽，江山五岭余。一邦同父母，万国此车书。舶趋浮青至，微茫极太虚。（十七）莲地莲地是“莲花地”之简称，亦属澳门雅称。清乾隆三年(1738)，康健生于妈阁庙山径题诗刻石，诗题《同游步林国垣原韵》，内有“莲地”一语：岛幽满泗庙亲鲜，门凭井麓拱漪涟。盘空磴石开莲地，向日东洋泛海天。风度远航归镜水，鹤楼高树绝虚烟。我来面壁寻诗句，净业同参白社禅。抗战期间，新会诗人吴鸣医师来澳门设诊所，曾作七律《白鸽巢公园》，首句即有“莲地”一名：莲地到今气尚温，步随殊景已难轩。密林狐鼠声相接，横野丘墟望欲昏。曲径迂回多草木，石台重叠类笼樊。诗人去后余岩窟，如此流风曰国魂。莲峰庙正门前柱曾有纸写联一副，以“莲地”喻澳门，善颂善祷： 710
澳门莲系地名考 莲地之灵，千载繁荣千载盛峰林之茂，万年毓秀万年青普济禅院大雄宝殿有一立于咸丰八年(1858)的木刻抱联，将“莲地”分拆倒嵌成“地生莲”，颇为别致：妙相群瞻，海月澄空濠有镜慧光普照，慈云拥座地生莲（十八）莲花宝地澳门既有“莲花地”之名，为强调其“宝”、其“胜”、其“福”，便有“莲花宝地”、“莲花胜地”、“莲花福地”之誉称。此均属澳门雅称。中国楹联学会副会长毛智汉在《澳门名胜楹联辑注·序》中写道：澳门虽地域狭小，但素有“莲花宝地”之誉，开埠四百余年社会安定，无兵燹之灾，名胜古迹保存完好，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楹联作品。澳门莲艺文化协会副理事长杨允中博士曾在《莲花与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一文中写道：由于莲花造型被采用于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莲花在澳门必将受到更多的重视、爱护，在澳门的公园、水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君子之花”，使莲花宝地更加名实相符，这会是澳门走向更加繁荣的一个信号。（十九）莲花胜地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先生在1942年曾写过一首七律《濠江立业》，诗前有小序：“港陷留澳，立业安身，关心国事，无时忘怀。”诗云： 7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故乡陷敌两年长，刻苦筹谋复创伤。炮火无情摧港岛，莲花有意护牌坊。青山留得仇当记，瀚海飘零恨未忘。虽是安居观静变，深祈国土早重光。诗末有注云：“莲花，象征澳门。此地常能避过灾难，故有莲花胜地之称。”（二十）莲花福地澳门环境技术事务室出版的《莲花》总第5期，内有《澳门日报》副总编辑陈树荣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澳门与莲花不解之缘》，文中多次提及“莲花福地”：澳门与莲花结缘，一向被誉为莲化福地……让莲花福地造福澳门。（廿一）莲城此名属澳门雅称。澳门因“濠江”而有“濠城”之称，亦因“莲花”而有“莲城”之誉。澳门楹联学会同仁在悼念其名誉会长何颂恒校长时，写了数十副挽联，其一内有“莲城”之名：联苑誉声传玉宇杏坛功业耀莲城（廿二）莲埠此名属澳门雅称。昔日澳门，因盛产咸虾，故有“咸虾埠”之名；又因有赌场，往往令游客输光输尽一如衣袋被梳打漂洗般，故又称“梳打埠”。现澳门以莲花为特别行政区之标志，故人们改称为“莲埠”。《莲花》总第5期，有一篇由 712
澳门莲系地名考 《华侨报》记者萧德创撰写的文章，题目为《澳门──莲花之城》，内文多次提到“莲埠”和“莲埠人”：澳门素有“莲埠”誉称，却没有“万顷波光摇月碎，一天风露借花香”的自然风貌，作为一个国际都市，实属遗憾……莲埠人当倡扬“出污不染”的品德……莲埠人当推崇“悉身奉献”的精神……（廿三）莲洋莲洋本指莲花山下的海面，也特指与莲花山相对的青洲岛一带的海面。1957年澳门政府出版的《澳门市街名册》，在“前言”中有如下记载：澳门之中国名称甚多，其主要者并依使用多寡之次序排列如下：澳门、濠江、濠镜、镜海、镜湖、海镜、海觉、莲洋。上列最后的一个“澳门之中国名称”就是“莲洋”，于此作为澳门之雅称。此名在其他典籍并不多见。据笔者手头的资料，仅见于乾隆年问新会诗人钟启韶《澳门杂诗》12首之一：抱琴游镜海，歙篷帆莲洋。汗漫神仙气，空明水月光。登台发长啸，倚醉问扶桑。北乡冰天雁，先春半欲翔。原诗末有注云：“澳门一岛状如莲花。香山尽处有路名关闸沙，直出抵澳，若莲茎矣。其两傍为内外洋，水分二色，内红外黑，亦曰红黑海。中有关曰飞沙。时于珠江饶送公车，即放舟南下。”另在澳门三大古庙之一的莲峰庙内有“泽普莲洋”之匾额，红底金字，光绪九年(1883)立，足见“莲洋”早已成为澳门古称之一。 7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廿四）莲海莲海当指莲岛周围的海面，借代为澳门的雅称。1998年8月出版的《澳门手册》，在《澳门概况·名称》中先后两次提到“莲海”一名：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在明朝，澳门已名为壕镜澳、香山澳。后来，又名濠镜、镜海、镜湖、壕海、海镜、濠江、莲峰、莲洋、莲海、莲岛等。………古人把澳门比喻为飘入海洋的一簇莲花，澳门便有莲海、莲岛、莲洋之誉。…以上两段文字均为“莲海”的今典，至于其古典出处，待考。（廿五）莲溪莲溪原是水名，惜已淤积湮灭，徒留其名。王文达在《澳门掌故》追溯新桥历史时曾提及“莲溪”：何以曰新桥，乃该处昔有溪水灌注其间，为了交通方便，村人架以木桥，而旧桥圯（圮）毁，又换以新桥，故曰新桥也。《香山县志》称该水曰莲溪，俗称为咸涌。莲溪之畔，有莲溪庙，始建何年已不可考。清道光十年（1830）曾扩建重修，故又有“莲溪新庙”之称。庙宇三进，两叠为神殿，供奉之神颇众，而以华光大帝为主。庙前空地原有同治六年（1868）兴建的、由花岗岩石砌成的椭圆龟池，供人放生之用，名曰“莲溪新池”。1960年代，该龟池被移往白鸽巢公园。莲溪前地由新桥坊会出钱出力建成了一个篮球场。1981年7月又修建了一座六角形的莲溪亭，由唐平题写亭匾。1983年仲春，谭允猷为亭柱题刻了一副楹联： 714
澳门莲系地名考 新貌胜有桥，坊众寄闲花香鸟语莲溪名依旧，回廊亭外永乐笙歌联语巧妙地嵌上了“新桥”、“莲溪”和“永乐”（戏院）诸名。1986年，莲溪前地扩建为新桥花园。（廿六）莲花村自拱北人澳，必经莲花茎。莲花茎西侧，本是云水相接，海天一色。岸边有一渔村，因坐落莲花山下，故名莲花村。其后日渐填海，海面越窄。20世纪初，曾在莲花村之填海地建了一间“台山炮竹厂”，至1924年该厂爆炸后，莲花村及其周围统名为台山。莲花村之名便成为历史了。（廿七）莲花洲广州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汤开建在其《澳门诸名浅议》（《文化杂志》总26期，澳门文化司署，1995，第29页）一文之首段列举澳门诸名时提及“莲花洲”一名，但未有任何论述，不知典自何处。姑且记存备考。为方便读者了解上述27个莲系地名及本文第一部分提及的另外4个地名（共31个地名）的相互关系，兹列“莲系地名示意图”如下（见图1），凡两个地名之间有箭头者，当指直接的传承关系。 7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图1  莲系地名示意图（原载邓景滨著《澳门莲系地名考》，澳门，澳门语言学会，2000） 716
澳门地区台风考叶  农 *一  前言台风是指形成于热带太平洋西部南海的发展至一定强度的热带气旋。它直径不大，但中心气压很低，来临时往往带来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具有很大的破坏力，是一种灾害性天气。珠江口是台风影响或登陆频繁的地段之一。澳门地区过去属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管辖，于珠江口西侧，也常受台风影响，形成风灾。这些风灾亦成为澳门历史中特别是城市发展史、救灾史、航运史、气象史的重要内容。例如，“1775年10月21日，印度总督询问为什么在澳门没有海关？议事会回复说：‘澳门从建埠以来一直没有海关，这是因为，关税以实物交纳，并且港口经常受台风袭击，大家都急于忙卸货，如果集中四五条船才卸货会给货主造成巨大损失…。①本文选取从澳门1554年始有葡萄牙人人居，至澳门于1881年开始有正式气象观测这个时间段，从中外文献中选取有关史料，来探讨以下问题：①台风的历史记载；②台风给澳门地区造成的损失；③在这个时期内的台风气象观测。二  台风的记载通过对下列中外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对上述研究时间内的台风有一个*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①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第171页。 7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清楚的了解：（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11月；（明）黄佐等纂《广东通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清）瑞麟、戴肇辰等纂《广州府志》，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清）李卓揆等纂《香山县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刊本；（清）许乃济等纂《香山县志》，道光八年（1828）刊本；（清）陈沣总纂《香山县志》，清光绪五年（1879）刊本；《东莞县志》，民国十六年（1927）本；《龙山乡志》，民国十九年（1930）本；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7月； 邹鲁等纂《广东通志稿》，民国二十四年未成稿；《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它是当时在华外国人创办的一份英文报刊，先后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出版，出刊时间为1832～1851年，刊期为每月一期，每年一卷；[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通过对上述资料的研究，在这时段内影响澳门地区的台风情况可见下列统计：表1  澳门地区在1569～1875年间台风一览表明隆庆三年（1569）六月二十九日飓风大水坏屋（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六月飓风大水坏屋（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七十八前事略四；清道光八 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明隆庆五年（1571）九月飓风伤禾稼大饥（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七十八前事略四）九月飓风作水大至岁饥（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 《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清顺治九年（1652）八月朔……是日飓风大雨三至晚禾灾谷贵（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十 前事略六；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分卷广州府前事略）八月飓风大雨三至晚灾谷贵民饥（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 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清康熙元年（1662）六月内飓风霪雨古榕吹折（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一山川） 718
澳门地区台风考 续表1清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飓风（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十前事略六）八月二十八日飓风[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香 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一纪事]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八月初一日飓风水涨至城脚城外街道尽淹陆地撑船郊野民居倒塌越两日飓息水 消（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 分卷广州府前事略）秋八月初一日飓诏免被灾粮钱三分之一（民国十九年《龙山乡志》卷二灾祥）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八月飓风（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十前事略六）六月二十九日飓风大水（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 《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八月初八日飓风大雨（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八月飓风大雨（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 卷二十二纪事）清康熙五十年（1711）秋七月飓风（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前事略六）七月十七日飓风（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香山 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二十三日飓风拔木次日大雨（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八月二十九日飓风（同上）四月乙亥飓风拔木（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光绪五年《香 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十六日飓风大雨坏屋（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光绪五 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七月戊辰飓风坏屋（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九月飓风平岚诸乡民多溺死（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十前事略六）九月初六日飓风；棂星门义路门俱倒塌市可行舟平岚诸乡民多溺死（清乾隆十 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 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一纪事）清雍正元年（1723）五月十九日飓风大雨市可行舟（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 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五月丁酉飓风大雨市可行舟（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六月初二日飓风水高七尺（同上）十六日复飓风折树倒屋覆舟（同上）夏五月飓风大雨（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十一前事略七）清乾隆三年（1738）秋七月飓风（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 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西历9月5日澳门遭到强台风袭击造成的损失和灾难都是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澳门编年史（16至18世纪）》，第126页]清乾隆十年（1745）秋九月飓风（清乾隆十五年《香山县志》卷八祥异；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 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一纪事）清嘉庆元年（1796）六月飓风（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 二十二纪事；清光绪五年《广州府志》卷八十一前事略七） 7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1清嘉庆二年（1797）闰六月飓风大水（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 志》卷二十一纪事）清嘉庆五年（1800）五月癸未飓风拔木（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 具袁仑卷……：十一纪喜）清嘉庆十四年（1809）在这里以及吹到更内陆的地方的这次风暴远比1831年8月的那次大（《中国丛 报》第1卷第156～157页）清嘉庆十六年（1811）六月丁酉飓风拔木（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 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清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壬辰飓风（清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卷八事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 卷二十二纪事）清道光六年（1826）五月飓风（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 志稿》不分卷灾变）清道光十年（1830）八月十四夜飓风大雨三日（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民国二 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变）清道光十一年（1831）同嘉庆十四年清道光十二年（1832）六七月间飓风五学宫棂星门圯乔木折屋瓦飞去（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 二十二纪事；《中国丛报》第1卷第156- 157页；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 稿》不分卷灾变）清道光十三年（1833）七月飓风西潦大至（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民国二十四年 《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变）清道光十五年（1835）闰六月十二日飓烈甚学宫戟门破（半山书院《龙门坊志》；清光绪五年《香山 县志》卷二十二纪事；《中国丛报》第4卷第197～198页；民国二十四年 《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变）清道光十六年（1836）西历7月30日澳门遭上飓风袭击[《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63页]清道光二十年（1840）西历7月19日东面来的飓风吹过澳门（《中国丛报》第9卷第166～167页）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初四日飓风初九日飓从西北来水大至早禾大伤（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 卷二十二纪事；《中国丛报》第10卷第421页；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 不分卷灾变）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八月初三日飓风风过有光如电[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 《中国丛报》第17卷第540～542页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 变；《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97页]秋九月二十四日夜飓风复作海涨潮既落复风三日乃止（同上）十五日至三十日黄梁都飓风三次山田禾稻杂粮俱坏（同上）清咸丰四年（1854）秋日飓风大雨（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西历10月6日11时，发布了将有暴风雨从东登陆、预计大风将持续到第二 天、风向转往东南的消息[《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19页]清咸丰五年（1855）西历9月29日强台风肆虐，造成很大损失[《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23页]清同治元年(1862)西历7月27日由于特大飓风袭击，造成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四万人死亡 [《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48页]秋七月朔飓风已时风息午后复大作雨甚水暴至高丈余濒海民居淹没甚多（清光 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二纪事；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变） 720
澳门地区台风考 续表1清同治八年（1867）西历10月1日澳门遭遇一股飓风袭击[《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69页]清同治十年（1871）五月二十八日飓风；六月初八日复飓风大雨损禾；秋七月十八夜飓风大作拔木 扬沙岐头树偃毙二人民居多损坏海舟多漂溺（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 十一纪事；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变）西历9月2日强台风袭击澳门[《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83～184页]清同治十三年（1874）西历5月31日澳门遭一场强台风破坏[《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195页]秋八月十二夜飓风大水害稼拔木坏屋无算（清光绪五年《香山县志》卷二十 二纪事；民国二十四年《广东通志稿》不分卷灾变）清光绪元年（1875）西历5月31日第23期政府公报提及于31日夜晚至6月1日又一次强台风经过 澳门[《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01页]本表按时间顺序排列，中文文献的记载因字数较少，全录；同一记录在文献中有记载时，完全相同者在后列明出处。不同，则另注出处。外文文献如字数较多，则注明出处，并参见第三部分“台风给澳门地区造成的损失”。三  台风给澳门地区造成的损失澳门地区历来是台风破坏的重灾区。每次台风过后，总是给澳门地区带来很大的损失。从这些台风来看，它们给澳门地区造成的灾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对澳门地区植物的破坏从中文文献来看：清康熙元年六月内飓风霪雨，古榕吹折。清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飓风拔木，次日大雨；八月二十九日飓风。清雍正元年六月初二日飓风，水高七尺，十六日复飓风折树。清嘉庆五年五月癸未飓风拔木。清嘉庆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飓风；初九日飓从西北来，水大至，早禾大伤。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秋九月二十四日夜飓风复作，海涨潮，既落复风三日乃止；十五日至三十日黄梁都飓风三次，山田禾稻杂粮俱坏。清同治十年六月初八日复飓风，大雨损禾；秋七月十八夜飓风大作拔木。清同治十三年秋八月十二夜飓风大水，害稼拔木。①从外文文献来看，“在这次台风（1841年7月21日至26日）中来自北面的风以其威力和持续时间著称，对澳门的植物的影响是摧毁性的，任何①  除另行标明外，本处及以下各处所引的出处均见在一览表中所注明的出处。 7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东西都像被火烧过表面似的，空气中弥漫着盐雾。幸运的是，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水稻已经收割了”。①“1867年10月1日，澳门遭遇一股飓风袭击，受损严重，南湾一带的大树刮倒。”②（二）对澳门地区建筑物的破坏1．台风对澳门地区的教堂、公私建筑物造成严重损坏从教堂来看，遭破坏过的教堂有：①望德堂。“1571年贾内洛主教，在此搭木作宇。以作为他的办公署，直至1623年，新主教座堂未落成之前，未尝搬迁，或改变形状。1623年，大庙粗成，主教公署也就迁出望德区。后来，因台风袭澳，望德旧堂，破坏不堪，遂于1637年，重加修建。”③②圣多明我教堂“1738年9月5日，澳门遭到强台风袭击，造成的损失和灾难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圣，多明我教堂（玫瑰圣母堂），水位到达其正面墙的高度。”④ ③风顺堂。“1801～1803年，马塞利诺·若泽·达·席尔瓦（D. Marcelino José da Silva）主教领导了圣·洛伦索（S．Lourenço）教堂的重建工作。由于飓风的破坏，教堂先后……进行了修复。”⑤ ④主教座堂。“今天的主教座堂，或称大堂，乃建于1622年。但于1836年8月5日，因遭台风吹袭，损坏不堪，而须加修建，故曾一度借用玫瑰堂……”⑥ ⑤圣奥斯丁教堂。“1867年10月1日，澳门遭遇一股飓风袭击，受损严重……圣·奥古斯汀（Sto. Agostinho）教堂等均受到损坏。”⑦⑥花王堂。“……在1874年9月22日晚上，台风袭澳，花王堂遭雷击起火……花王堂翌年重修完竣。”⑧2．对城区建筑物的破坏从中国文献来看，明隆庆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飓风大水，坏屋。清康熙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旧飓风，水涨至城脚，城外街道尽淹，陆地撑船，郊① 《中国丛报》第10卷，第421页。②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169页。③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6页。④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第126页。⑤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4页。⑥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4页。⑦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169页。⑧  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澳门基金会，1996，第435页。 722
澳门地区台风考 野民居倒塌，越两日飓息水消。清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十六日飓风大雨，坏屋。清雍正元年，五月十九日飓风大雨，坏屋。清雍正元年，五月十九日飓风大雨，市可行舟。清同治十年……秋七月十八夜飓风大作……民居多损坏。清同治十三年，秋八月十二夜飓风大水，坏屋无算。从外国文献来看，“1738年9月5日，澳门遭到强台风袭击，造成的损失和灾难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许多房屋屋顶被吹走，受到严重的损害。南湾、嘉思栏和市集区（Bazar）一带成一片泽国”。“1784年，由帕德利希奥·德·圣若泽（Patrício de S．José）神父设计，工程耗资八万两的议事会会址建成……1874年的台风使这幢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①“1836年7月30日，澳门遭受强飓风袭击。10月7日，澳门检察官致函前山寨守官，请求允许修复妈阁炮台，称该炮台是公众须臾不离的设施。炮台是被上次飓风大雨冲坏的。”②“它（1841年7月21～26日）的暴风和灾难性的影响对城市的东、西两边有明显的不同，在南湾房屋只遭受了部分损坏……在沿岸，25所中国人的砖房、30间茅棚和木屋及12间水边住宅被毁。”③“1854年10月9日，发布了将有暴风雨从东登陆、预计大风将持续到第二天、风向转往东南的消息之后，罕见的大雨倾盆而至，给房屋等造成了很大破坏。”“1865年9月27日……松山灯塔正式启用……1874年9月22日飓风曾给灯塔造成损坏。”“1869年10月1日，澳门遭遇一股飓风袭击，受损严重，南湾一带的大树被刮倒，该处一段城墙被毁，各处炮台以及一些公共建筑物，如军事医院（位于圣·奥古斯汀修院）、圣·奥古斯汀（Sto. Agostinho）教堂、伯多禄五世剧院等均受到损坏。”“1874年，特强台风在（9月）22日夜间至23日袭击本市，毁坏了大量政府与私人楼宇，并造成多人死亡，在毬仔和路环亦造成很大破坏……醛仔与路环军事长官瓦吉尼亚斯（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中尉在第39号公文中向政务司描述了岛上这场给留下惨痛记忆的灾难性台风后果。他在公文中扼要介绍说……村屋完全倒塌……到处都是废墟，甚至码头、栈桥和兵营围墙亦只剩下地基。只有总督最近命令修建的新楼房才需要小规模修理。这次台风还袭击了澳门，摧毁了市政厅部分建筑物。①  此两处引文见[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第126、189页。②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63～64页。③ 《中国丛报》第10卷，第421页。 7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修复及扩建工程成为当务之急。”①3．对航运业的破坏台风袭击澳门时，对当时澳门的航运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大量的中外船只损毁。从中国文献来看，清雍正元年六月初二日飓风，水高七尺，十六日复飓风……覆舟。清同治十年七月十八夜飓风大作……海舟多漂溺。从外国文献来看，“1738年9月5日，澳门遭到强台风袭击，造成的损失和。灾难都是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数中国船只在海滩上粉身碎骨，所有在港口的轮船──十或十二艘──都被刮到了湾仔和澳门的几处地方，一些完全报废，例如在锒坑（湾仔）的布莱吉·博义号、彭达·达·雷德号及科尔萨里奥号。”②“在这里及吹到更内陆的地方的这次风暴（1809年），远比1831年8月的那次大。它不寻常地吹到了更北的方向。它在澳门对澳门内港的船运业和本地船员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一艘荷兰船几乎是在伶仃洋与澳门的视线范围内完全沉没。亦被冲出海的斯巴达人（Spartan）号则成为拯救大约40名船员的幸运设备……从海南、暹罗和新加坡来的中国帆船员在伶仃洋与澳门的邻近地区遭遇到了这场台风，它们或是被打断桅杆，或是失事沉没了。在一些失事的事例中，船只上大量的货物被抛入水中，一些承受不了的船只沉没。一艘载有12000袋货物、驶回厦门的帆船被冲到了cabreta Point的岸上。货物被抢，船只沉没。几艘水师船亦出事……”“在最近（1835年8月5日至6日）这一次风暴中……另一艘英国船只Caur de Lion号在潭仔搁浅。两艘停在澳门内港人口处的西班牙船只被冲上岸；两艘用于载货的大型船只──葡萄牙快艇完全失事，其中之一的船员死亡。在广州与澳门之间运行的欧洲旅客船只之一的圣乔治号，停泊在澳门内港，被大风吹得随风漂流，在一艘葡萄牙快艇船首翻侧、沉没，船员获救。三艘同样情形的船只，气精、鹰（Hawk）和潜鸟（Loon）号，它们的桅杆被砍掉，船被风暴吹了出去……”“它（1841年7月21日至26日）的暴风和灾难性的影响对城市（澳门）的东、西两边有明显的不同，在南湾房屋只遭受了部分损坏，船只的损失是巨大的……8只葡萄牙快艇、11①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119、160～161、169、    195～196页。②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澳门基金会，1995，第126页。 724
澳门地区台风考 艘快船、2艘小渔船、5艘小渔船、5艘旅客船、7艘大船、54只蛋家艇损失了；瑞典船Cart Joan号、葡萄牙双桅帆船Geneveva号、英国船Calder号、汉堡的纵帆船Sylphide号和纵帆船Mayflower、Raven、气精和Alpha号，全部在内港被吹上岸。”①“1855年9月29日，强台风肆虐，造成很大损失。英国双桅船Hornet号被刮离锚地，后不得不去哈港（Bugio）避风。”“1871年9月2日，强台风袭击澳门，导致荷兰船罗琳娜·玛丽亚（Rolina Maria）号和俄国船维斯多拉（Vistula）号在路环岛附近沉没……满载食粮和葡萄酒准备驶往横滨的葡国多桅船贡萨桑·德·玛丽亚（Conceição de Maria）号──归弗朗西斯科·曼努埃尔·达·库纳（Francisco Manuel da Cunha）所有，在Kaikiao处遇难，全体船员脱险。戈雷戈里奥·若泽·里贝罗（Gregório José Ribeiro）海军中校指挥的帕米拉公爵（Duque de Palmela）号巡洋舰、D．玛丽亚·皮亚（D. Maria Pia）号大船和贾梅士（Camões）号炮艇由于相继撞上了中国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1874年5月31日，澳门遭一场强台风破坏，鄱阳号船失事……”②4．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从外国文献来看，“（1809）在这里及吹到更内陆的地方的这次风暴，远比1831年8月的那次大。它不寻常地吹到了更北的方向。它在澳门对澳门内港的船运业和本地船员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在那片狭窄的区限内，据说有多达100具死者的尸体被冲上了岸……几艘水师船亦出事，船上的一些官员和士兵被淹死。一名有相当职位名叫潘高（Pwan Gau）的军官亦在其中。我们听说许多载客船只亦出事，大量人员被淹死。在广州、澳门及其他地方的沿岸地区，许多人被倒下的墙和梁柱等砸死砸伤。”在最近（1835年8月5日至6日间）这一次风暴中……广州所蒙受的由风暴引起的损失不大，但在金星门、澳门和其他沿岸地区却不这样。下列的特例搜集自许多途径，但主要是《广东记录报》：它（1841年7月21日至26日）的暴风和灾难性影响对城市（澳①  此三处引文见《中国丛书》第1卷，第156～157页；第4卷，第197～198页；第10卷，第421～423页。②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119、123、183～184、195页。 7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门）的东、西两边有明显的不同。五人被淹死，詹姆斯·麦克穆勒（James McMurray）先生与其他人，组成了每组五个人的两个愉快聚会，同样被淹死，城市内或附近有大约100名中国人死亡。①1862年7月27日，由于特大飓风袭击，造成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四万人死亡。1871年-9月21日，强台风袭击澳门，导致……荷兰船上16名水手中有7人遇难……戈雷戈里奥·若泽·里贝罗（Gregório José Ribeiro）海军中校指挥的帕米拉公爵（Duque de Palmela）号巡洋舰、D．玛丽亚．皮亚（D. Mafia Pia）号大船和贾梅士（Camões）号炮艇由于相继撞上了中国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相撞中，共有150余人受伤。1874年9月22日，毬仔与路环军事长官瓦吉尼亚斯（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中尉在第39号公文中向政务司描述了岛上这场给留下惨痛记忆的灾难性台风后果。他在公文中简要介绍说：26日从早上7点30分到晚上8点焚烧及掩埋了两僚村的尸体。毬仔约有1000名遇难者，路环有400人丧生，尽管该数字亦包括了300艘船只的遇难者，该数字后来因另一些伤亡消息而被修正。②在1874年9月23日，一股强烈的台风袭击澳门的时候，嘉思栏炮台的守兵，除一人外，全部罹难。③四  在这个时期内的台风气象观测澳门的定时气象观测在1881年才开始由葡萄牙驻澳海军负责进行。在此之前对台风进行的观测记录，主要是私人，尤其是在澳门、广州居住的外国人及在中国海航行的外国船只上的人员进行。《中国丛报》刊登了部分这类气象资料。这样的观测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早的，它完全可以填补中国在台风观测这个方面的空白。①  此两处引文见《中国丛书》第1卷，第156～157页；第10卷，第421～423页。② ﹝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19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148、183～184、196页。③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32页。 726
澳门地区台风考 （一）第一次为1809年（嘉庆十四年）据其记载：在1809年，当“特里•布里顿”（True Briton）号带着其官员、乘客和海员失事时，气压下降到仅有28.30。①（二）第二次是1835年（道光十五年）8月5日至6日间据其记载：台风  本月（1835年8月）5日和6日经历了在中国沿岸所知的最严重的风暴。在1809年发生的那次，水银柱下降到28.30。在1832年8月3日，它下降至28.10，一些仪器还降到更低。……下列澳门的水银柱升降记录将作为测量这场风暴的威力和发展过程的一些手段（见表1）。表1  风暴期间（1835年8月）澳门的水银柱升降记录5日1时00分上午29.476日2时00分上午28.372時30分下午29.282时25分28.565時00分29.202时45分28.687時20分29.123时10分28.759時00分29.083时40分28.8310時20分28.954时10分28.9010時45分28.904时45分28.9711時05分28.855时15分29.0211時30分28.756时00分29.0811時53分28.656时45分29.126日0時15分上午28.507时45分29.200時30分28.408时15分29.210時45分28.308时45分29.231時20分28.059时30分29.271時25分28.0810时25分29.301時45分28.2011时00分29.341時55分28.30①  《中国丛报》，第1卷，第156～157页。 7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在（6日）下午2时，它位于29.42，并不断上升至29.65，这一点通常是好天气时的情况。①在第8卷中刊登了一篇题为《在中国与日本海域的台风发展过程，附录雷德弗尔德（Redfield）先生的图一份；风暴的统计数据与理论；大西洋飓风：在马德拉斯观察台的观测》，文章对于这次台风的活动范围与行进情况进行了研究。关于这个风暴西移过程的实际情况主要包含在英国皇家船员锐雷的报告中。该船在这次风暴中于中国海航行时遇险，倾覆并无法再航行，该报告我引用如下：“英国皇家船只锐雷号。1835年8月1日。在澳门港外工作。中午，大横琴岛弯曲的一端，东，南90。8月2日，中午，台湾东南端，北东85，340海里，整天好天气。8月3日，中午，台湾南端，北，东82.5，252海里，整天好天气。8月4日，上午10时20分，收顶帆和下桁大横帆；下午12时30分，气压表从中午以来下降了13/100：收中桅帆和前帆；在1时30分，准备防风暴；航速三到四海里；气压表为29.40，下降；在7时30分，风向转为北、东北，台风开始了；下午8时，气压表为29.36，下降；8时30分，台风正在增强；下午10时，收顶斜桁纵帆，绑好；台风转向为东、东北，海上波涛汹涌；半夜．台风正在增强，气压表为29.04，下降。8月5日，上午3时，台风转向为东，东南，强度仍在增加；6时30分，气压表为28.25;上午8时，台风正在增强；上午9时30分，如果风再大一点，将翻船。在这种可怕的形势下，本船等待了20分钟；9时50分，下帆被抛入海中，底舱入水七英尺；气压表没有下降到更低，在中午，台风减弱了一点；在下午6时，台风又减弱了一些，但海上仍然波涛汹涌；半夜，从南面吹来了强阵风，并带来汹涌的波涛。”（节选自《广东记录报》1837年3月14日）①  《中国丛报》，第4卷，第197～198页。 728
澳门地区台风考 在澳门，台风于5至6日经过，许多房子损坏严重；许多人在内港丧失了生命，一些船只被冲上了岸。在澳门，台风的风向和变化没有说明，但我们得益于下列台风期间气压状况的、有价值的图表（见表2）。表2  台风期间澳门的气压状况日期时分气压日期时分气压8月5日1：00p.m.29.478月6日2：00a.m.28.372：30p.m.29.282：25a.m.28.565：00p.m.29.202：45a.m.28.687：20p.m.29.123：10a.m.28.759：00p.m.29.083：40a.m.28.8310：20p.m.28.954：10a.m.28.9010：45p.m.28.954：45a.m.28.9711：05p.m.28.905：15a.m.29.0211：30p.m.28.856：00a.m.29.0811：53p.m.28.756：45a.m.29.128月6日0：15a.m.29.507：45a.m.29.200：30a.m.28.408：15a.m.29.210：45a.m.28.308：45a.m.29.231：20a.m.（最低）28.059：30a.m.29.271：25a.m.28.0810：25a.m.29.301：45a.m.28.2011：00a.m.29.341：55a.m.28.302：00p.m.29.42并继续上升至29.63。在这一点，通常是好天气时的气压。（这里涉及的是在西南季风时的好天气；用气压的方法表示，在广州的7月和8月，比东北季风季节的12月和1月低0.4英寸。在澳门的气压，根据《广东记录报》比广州低0.15或0.20英寸。5年的测量为30.027……──原注）这张表提供了旋风中心在澳门附近经过的最好证据。“在本月5日星期三，一个台风扫过广州城。……由台风引起的损失在广州是小的，但沿岸的金星门、澳门和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广州新闻报》（Canton Paper）。 7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从嘉斯柏（Gasper）岛出发，经过14天航行……于7日到达的美国船“利温特”（Levant）号，船长Dumaresq，在中国海航行时，沿途都是轻风，没有感受到台风，这个重要的情况刊登在《广东记录报》8月11日上。图1摘自从海斯女士号上发出的一封私人信件。它在风暴前一或二日离开澳门街，在风暴后返回金星门。图1  台风路径图“在5日早晨，我们观察到了坏天气的种种迹象。在上午10时，风力增强了一些，风向与过去24小时一样，仍然是北，考虑到我们离开陆地有35海里，所以我们想到最好是调转船头，寻找避风处；我们满帆航行至中午，当我们发现我们在到达避风处还有太远的距离要航行……我们便调转船头驶向大海，匆忙升起她所有的帆，使她摇晃着前进，航向由东改为东南。风向为北，我们渴望离陆地尽可能远，并希望风向转为东，因为我们嗅到那里有大风吹来。在下午4时，吹起了强阵风，我们航行了许多距离，船只变得难以操纵，在8时30分，风向改为西，但强度与以前一样，直到半夜，风向改为了南，风力减弱了一点，它继续在那个方向强劲地吹到6日中午；当它很快速减弱时，我们收起了一些其他的帆。当风暴开始时，我们认为当时是5日下午l时，我们在Lema岛大约20英里以东；当它停止时，很难说是至7日早晨，此 730
澳门地区台风考 时我们在Modego岛……”（节选自《广东记录报》8月18日）在这里引用的图表上，海斯女士号和利温特号的航迹被估计并绘了出来。由风暴包围的小圆圈B用于指示在锐雷号倾覆时风暴中心的位置；后者根据里德（Reid）上校的航海日志中绘出的经纬度在某种程度上靠近这个中心。这个风暴出现在北偏西72°；它的中心推测为5日8时20分锐雷号所在的位置。因为在这个糟糕的时候，气压表没有被严密地监读和记录。通过出示这个最严重风暴的旋转图，我以为同其有关的气压下降，是由于其旋转，气压最低点指示出其真正的中心或风暴的旋转轴。从我们面前的线索，我们得到下列事实：1．锐雷号遇到风暴时，风向为北，它后转向为东、东南、南。2．在（澳门、金星门等）及广州内的港口和街道内，风暴在稍后的时候降临；风亦按锐雷号报告的那样，从北方吹来，并改变为东及东南。3．根据在澳门附近岛屿的海斯女士号，风亦起于北方；但船只在帆受到的压力下，通过东面转向东南（并毫无疑问地从东面吹起，引起海面波涛汹涌）。风向在风暴的中期，开始转向西方，当它转向南面时，风暴接近尾声。4．风的强度，锐雷号感觉到，明显强过海斯女士号。5．英国纵帆船（锐雷号）于8月5日在北纬18°2’，东经115°50’经历该风暴，但航程经过中国海的利温特号在7月到达时没有遇到风暴。6．在澳门及锐雷号气压计的升降及后者斯感觉到的风的强度与变化，经常地在飓风中心出现，大约在锐雷号之后17小时在澳门出现了最小的下降。这些事实似乎能确立下列的结论：①台风的方向是西进。②相反一它不是从东北到西南，也不是从西南到东北穿过中国海。③它是一个发展中的旋风，围绕其旋转轴向左转。④它的旋转中心通过了北面的海斯女士号，并到南面的锐雷号和广州及澳门的锚地；几乎靠近我们图中的直线A、B、C。⑤它的前进速度为每小时17海里。⑥从其减弱与减速的地方算起，它最强的部分延伸或直径有大约400海里或等于纬度6或7度。⑦以后的归纳证实了该风暴地理情况。台风移动的速度在17海里，它先在东面遇到锐雷号，后在西南遇到海 7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斯女士号，由此推测它以圆的形式旋转，其旋转速度达每小时30英里……如果这个圆在图上B与c间出，半径有纬度3或3.5度。这个圆近似地覆盖了（锐雷号8月）5日上午9时至6日上午2时之间风暴的活动范围。①（三）第三次为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7月21日至26日据其记载：本月21日和26日的台风和其有关的损失引起了大量的不幸出现。澳门的大气情况由Beale先生编制的下表指示出来（见表3）。……表3  1841年7月澳门的大气状况星期三，21日星期一，26日 8: 00 a.m.29.42西北阵雨，大风 7: 30 a.m.29.17西北雨 9: 3029.32西北大风 9: 0029.94西北大雨10: 0029.25北雨10: 0028.94西大风11: 0029.15北雨，起风暴10: 4029.00西南雨，大风12: 0029.03东北强风11: 0029.08西南雨，大风 1: 00 p.m.28.96东北强阵风 0: 25 p.m.29.25西南雨，大风 2: 0028.92东北更强阵风 1: 0029.33西、西南雨，中大风 3: 0028.94东 2: 0029.37南阵风 3: 3029.04北 3: 0029.40南弱风 4: 0029.10东薄雾 4: 0029.41南大雨 5: 0029.21东南雨、阵风 5: 0029.49南大雨 6: 0029.27南浓雾 6: 0029.53南来自风的大雨 7: 0029.34南中雨 7: 0029.58南大微风 8: 0029.38南中雨 8: 0029.58南雨 9: 0029.45南雨，大微风 9: 0029.64南雨10: 0029.53南雨，强微风10: 0029.68南雨11: 0029.54南雨11: 0029.70南阵微风12: 0029.54南阵微风12: 0029.70南阵微风①  《中国丛报》，第8卷，第232～237页。 732
澳门地区台风考 上表显示，第二日的风的方向由北逐渐转为西和西南；我们被告知，在黄埔与香港，它由北转向东、东南和西南；这表明，根据雷德费尔德的理论，在澳门与香港之间是旋流。（四）第四次为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9月1日据其记载：在上月1日，一次严重的台风在这一带的海岸发生，它经过了更大的地区，引起了比以前记录的更大的生命和船只损失。风来的前一日所做的预测显示一个最糟糕的（台风）将要到来，所以，所有的船只能够开始做好准备。在香港，风是从东北开始的，当转向东时增加到猛烈，在夜间，吹强阵风；破晓时减弱，沿东南转向到南；在澳门，它的方向从北经过西到西南。下面的记录表包含了在两地做的观察；气压计在澳门总体上在29.60到29.65之间（见表4）。以下是在澳门的观察：表4  台风到来之前（1848年9月）香港与澳门的天气状况时间气压风向天气情况时间气压风向天气情况8月31日2.3028.43西北7.00p.m.29.35北雨2.4528.33平静雨停8.4029.29北雨3.0028.33平静雨停9.2029.27北雨3.1528.33平静雨停9.3529.25北雨3.3828.33西和南微风9.5529.22北雨3.4528.35平静下雨10.4529.19北雨4.2028.39南阵风11.0029.16北雨4.2528.47南风力增强9月1日4.3528.57南风力增强1.15a.m.28.82西北4.4528.61南风力增强1.2528.79西北5.0028.70南风力增强1.3028.72西北5.1528.75南风力增强1.4028.63西北5.3028.82南风力增强2.0028.54西北5.4528.90西南强阵风2.1028.52西北6.0028.93西南强阵风2.2028.48西北6.1529.00西南强阵风 7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4时间气压风向天气情况时间气压风向天气情况6.3029.03西南强阵风7.4529.16西南强阵风6.4529.06西南强阵风8.0029.20西南强阵风7.0029.09西南强阵风8.1529.25西南强阵风7.1529.12西南强阵风8.3029.30西南减弱7.3029.14西南强阵风……①（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43期，2002年夏季刊）①  《中国丛报》，第17卷，第540～542页。 734
青洲沧桑金国平*   吴志良**中葡四个多世纪的关系史上，青洲曾多次成为双方交涉、冲突的起源。汉籍所载多有模糊不明之处，而葡语资料相对而言则较完整而详细。中葡学者对此问题论述颇多，但尚缺乏系统及实质性探讨。本文拟从梳理中外史料着手，试图对青洲的史地变化作一回顾。一  青洲称谓之嬗变多数澳门地名在中葡两种文字中风马牛不相及，但青洲一名颇相像。葡语称青洲为Ilha Verde，义即“青岛”。①青洲中洲字实际上在汉语中也作岛解，因此两种语言中的名称几乎异曲同工。青洲在葡语图籍及文献中出现的年代较汉籍为早。在一幅作于1574年以前的古航海图中，在内港近莲花茎处已出现一岛，但无图例。在一稍晚的图上，同一岛有了I．Verde的标示。此图与前图基本一样，所不同的是在今青洲上有了图例并标明了关闸。由此可以推断其成图日期在1574年之后，但不会太晚②，因为两图所使用的墨水、字迹、绘制方法无甚区别。因此可以设定，今青洲在1574年左右便有了其第一个葡语名称。从文字记载来看，在1603年耶稣会正式占据其地之前，曾称“鬼岛”。一份1621年的葡语手稿称：“1603年，耶稣会驻澳视察员为范礼安神父，耶稣会*   葡萄牙中国学学院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①  大部分澳门掌故文将Ilha Verde译为“绿岛”，但从葡语语义学的角度来分析，verde可译     为“青”。见《中葡字典》，澳门政府，1962，第59页上“青”字条。②   我们认为不迟于1603年，原因是葡语文献中出现Ilha Verde始于是年。 7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会院长①为瓦伦丁·德·卡尔瓦略（Valentim de Carvalho）神父。澳地水土甚恶，加之会院房屋窄小，无法为患病神父提供养休之所，因此视察员为会院的神父及修士寻找一课余休憩及养病的安静之处。他同几名神父无意中乘船到了青洲。此地时称鬼岛（ilha dos Diabos），因为传说岛上闹鬼。那里土地荒芜，为盗贼及逃仆的巢穴。视察员登岛后，发觉此地可派他所渴望的用场。他下令在水畔打扫出一块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发觉该地还有其他便利。因无任何不妥，逐渐平整土地，起造数间小屋，在岛上耕作，还栽植了许多果树。”②耶稣会大概从1603年开始经营“鬼岛”，开植林木后，始有Ilha Verde一名。曾住澳门三巴寺学道的吴历作有《岙中杂咏》，其中第12首云：“一发青洲断海中，四围苍翠有凉风。昨过休沐归来晚，夜渡波涛似火红。青洲多翠木，为纳凉休沐之所。海涛夜激，绝如散火星流。”巡视闽粤至澳门的焦祈年记称：“青洲，草木蓊翳……”岭南文豪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谓：“青洲，林木芊森……”在1615年至1622年间绘制的《澳门平面图》上，青洲为一荒岛。③1626年绘制的一澳门图上仍不见青洲上有树木、房屋④，但同年的另一图上出现了青洲。⑤至1635年，在佩德罗·巴雷多·德·雷曾德（PedroBarreto de Resende）所绘制的彩色澳门图中已出现有树木、房屋的青洲。⑥查明季《苍梧军门志》及《粤大记》广东沿海图均不载今青洲，入清以后的通志、县志及《澳门记略》中始见《青洲山》图。从文字记载①  原文“Reitor”。方豪将其译为“会院院长”，见《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清代篇》，台北，明    文书局，1985，第269页。﹝德﹞莱布尼兹编《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    史》，梅谦立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第1页上作“院长”。待查时译。②  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钞件49-V-5，第344页。③  《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第112页。﹝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葡语版），    第1卷，第85页上图所标的年代“约1607”有误。我们核实了卢伊斯·达·席尔瓦（Luts    da Silva）所汇集的地图第837号，此图的制作日期不早于1625年。④ ﹝葡﹞黎沙（Aimerino Lessa）：《澳门──热带葡萄牙人类学研究》，里斯本，国际出版社，    1996，第299页，上图。⑤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正文前1626    年澳门图。⑥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18及    130页。 736
青洲沧桑 的角度来看，《明实录》里提到，“……万历三十四年，于对海筑青洲山寺；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国梵刹比。县令张大猷请毁其垣，不果”。①这一天启朝补记万历年间事的记载可能是汉籍对青洲的最早涉及。《澳门记略》对青洲的地理描写最为详尽，且录有释迹删《青洲岛诗》、印光任《青洲烟雨诗》及张汝霖《寄桅青洲饭罢抵澳诗》。此外，还有许多文人墨客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赞美青洲的诗句。今青洲在葡语中有过上述两个不同的称呼。其汉名除青洲山、青洲岛及简称青洲及青山②外，还有一个从葡语音译过来的“伊立湾列地”。③葡语“Ilha Verde”的图籍标示及文字记载均早于汉语青洲，其地及其周围大多秃山荒野，由耶稣会垦殖后才成为苍翠的“青岛”。从其名称演变及岛貌变化来看，青洲源于“青岛”似为定论。二  青洲失地小史从1583年利玛窦、罗明坚入肇庆至1601年利玛窦人京，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一度大获成功，但在利玛窦逝世后不几年；明廷内外反教势力再占上风，南京教案遂起。1617年，耶稣会会士在华财产遭禁没，人被逐至澳门并限令归国。鉴于对耶稣会谋反的指控，中国官方再议逐葡人出澳，以铲除天主教的传播中心。政治嗅觉灵敏的耶稣会立即意识到了证实葡萄牙居澳合法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借以保护澳门这一在中国及远东的传教中心。于是，根据口碑传说及1613年劳伦索，卡瓦略（Lourenço Carvalho）的申呈，由大三巴会院④院长卡布列尔·德·马托斯（Gabriel de Matos）于1621年以同议事亭就青洲房屋建造问题发生争执⑤的方式，抛出了“海盗①  《熹宗实录》，卷11，载杨继波、吴志良、邓开颂总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    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汤开建主编第5卷，第36页。②  《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5卷，第77页。③  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第86页。④  Colégo似乎不作“学院”解。为耶稣会在某地的最高管理机构。关于此间题，我们拟另文    叙述之。⑤  耶稣会通常与葡萄牙人保持政治上的一致，但在此问题上双方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歧见。 7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说”、“银札”诸说，为日后长达数世纪的澳门主权问题之争埋下了契机。①国际政治角力经验丰富的耶稣会充分意识到澳门有可能不复存在。面对这一可能，耶稣会采取了在澳门周围寻求新基地的战略，而选择的对象便是青洲。耶稣会染指青洲的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在澳门这一传教基地万一消失的情况下，将其开辟为新的传教中心。为此目的，第一个步骤是确定青洲作为澳城以外的耶稣会“游眺地”的法律地位。南京教案后被驱逐至澳门的耶稣会会士王丰肃（Alfonso Vagnoni）在耶稣会与澳门议事亭关于青洲产权的争论中，撰有《论耶稣会对青洲所拥有的权利》一文，企图阐明耶稣会进入青洲兴建的法理依据：1603年，耶稣会驻澳视察员为范礼安神父②，耶稣会会院院长为瓦伦丁·德·卡尔瓦略（Valentim de Carvalho）神父。澳地水土甚恶，加之会院房屋窄小，无法为患病神父提供养休之所，因此视察员为会院的神父及修士③寻找一课余休憩及养病的安静之处。他同几名神父无意④乘船来到青洲。此地时称鬼岛（ilha dos Diabos），因为传说岛上闹鬼。土地荒芜，为盗贼及逃仆的巢穴。视察员登岛后，发觉此地可派他所渴望的用场。他下令在水畔打扫出一块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发觉该地还有其他便利。因无任何不妥，逐渐平整土地，起造数间小屋，在岛上耕作，还栽植了许多果树。过了一段时间才得知沙尾的一些华人居民在岛上有祖坟。视察员带领几位神父数次亲自与他们交涉，最后约定给他们相当大一笔银两，让他们将墓迁至他处，由视察员继承①  金国平：《TCHANG-SI-LAO其人文海鈞稽“海盗说”溯源》，载《澳门研究》，澳门，澳门    基金会，第9期，1998年11月，第70～109页。另见《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澳门    基金会，2000年，第61～100页。﹝葡﹞阿尔维斯（Jorge dos Santos Alves）：《青洲之    争──关于葡萄牙居澳合法性的首次讨论（1621年）》，载《两个帝国间的一个港口──    澳门及葡中关系研究》，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125～165页。②  范礼安因肠梗塞，于1606年1月2日逝世于青洲，两天后移葬澳门。③  “1603年大部分时间内，本会院常住63名耶稣会会士，其中31名为神父，余为修士。”见    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钞件49-V-5，第20页。④  庋藏里斯本国立图书馆的一绘制于1574年以后的D89R航海图中已标有青洲，并配有    I. Verde图例。 738
青洲沧桑 他们在岛上的权利。他们用视察员分两次给他们的银子在别处购买了墓地。有了此约，视察员放下了心，更有了把握，开始斥资整治岛屿。约两年后，神父们已启用该岛。一些心术不正的华人想找他们的麻烦，企图从神父及地主处获得更多的银子，于是到官员处去告地主的状，说他出卖墓地。官员出于对外人的嫉妒与恐惧，设法阻止我们起造房屋，于是悄悄来到岛上，将所有草顶房屋付之一炬。这些房子里设有一圣米格尔小堂。但官员未有将神父们赶出该岛的想法。在焚烧房屋时，神父各个群情激愤，于是率领仆人及从外面赶来的学员向官员示威。①后来得知，在广州不仅没有因此控告我们，反而惩罚了这些官员，革了他们的职。之后，神父们开始重建房屋，没有人再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已拥有该岛多年，不曾有人找他们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官员们又谈起了该岛，决定派一姓俞②的海道来澳门，巡视此地一带。他沿海围绕该岛转了一圈，笑着说那是什么，好像一只倒扣着的瓷碗，并称中国国王不会给人寸土。之后，官员们再未提起该岛。后来，又有一位姓刘③的海道来巡视澳门，他见到该岛，亦未予以理睬。如果不是后来盖起了楼房，也不会引起澳官们的注意。守澳官们前去视察这些房屋，他们见到是盖在旧基上的，于是向上汇报了情况。前山官员也如实禀告了海道。海道来到当地视察，证实情况与议事亭的公函相符。实际上，这位海道并不相信当地官员，认为他们有受贿之嫌。他命令香山县令④来查看这些房屋，核实是否建造在旧址之上，还是新建筑。香山县令来视察，糟糕的是正好看见几个佣人手持砍刀在劳动，他以为是蔑视他，向其示威。此外，由于未向其献金，他耿耿于怀，决定向其上司大说坏话。的确，他向海道及都堂这样做了。他说是新建筑，请下令拆除。就此，广州官员及守澳官们与议事亭几经交涉。最后，通过都堂的声威要求将其拆毁。但由于一再向其①  疑汉籍“敌杀官军”即指此事。②  俞安性。③  刘承诹。④  张大猷。 7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呈请，未实施。①去年广州交易会时期，陆若汉②在广州与葡萄牙人见了面，并在海道处办妥了此事。海道后见都堂，决定既然有言拆除那些房屋，但他作为澳城的上司，以他的权威为解决此事辟一蹊径，于是同意在那些房屋（不予以拆除）中设立两座小教堂，一座供奉圣母，另一座敬拜圣地亚哥。然后，还下令核实此命令执行的情况。海道本人也将此情况告诉了来此取炮的两位杭州籍入了天主教的文官。③通事弗朗西斯克•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以海道的名义，将此以书面形式通知了议事亭。议事亭又提出请海道马上执行一切有关命令。海道也这样做了。广州交易会结束后，一切安宁，不再提及青洲之事。但在这位海道逝世后，与我们作对的那位县令因未达其目的仍不肯罢休，于是旧事重提，欲拆除那些房屋，但无从下手。他待到葡萄牙人参加广州交易会的时候，设法让福建商人扣留葡萄牙人的船，直至拆除那些房屋为止。这便是获得青洲至今的简史。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1621年耶稣会年度报告对此问题的记叙：……神父们在我们拥有了好几年的青洲岛上修整了一些房屋，以便在那儿远离喧闹，学习重要的功课。已经有了大致规模。神父们学习十分努力。如果不是人类的敌人以为我们以上帝神圣之言之剑与其战斗的话，神父们可以安享其劳动成果了。华人受到了挑拨，气势淘淘，拆毁了房屋，逼我们退回澳城。不仅如此，还想从我们手中夺走青洲岛这一本会院唯一的去处。他们没有使用他们根本不会使用的进攻型武器，而是玩弄一些卑鄙伎俩。主管本省的海道驻扎广州。当时，① 《明实录》中“县令张大猷请毁其垣，不果”的记载与此说吻合。葡语文献并说明了不果    的缘由。②  关于此人物，有一本很好的传记著作。见（美）库伯（Michael Cooper，s．J．）《通事陆若    汉── 一位耶稣会会士日华经历录》。近期关于陆若汉的重要研究有刘小珊著、汤开建导    《明中后期中日葡外交使者陆若汉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以及汤开建和刘小    珊系列文章。陆若汉离日赴华原因似乎还有商讨的余地。③  张焘与孙学诗。④  见阿儒达宫图书馆《耶稣会会士在亚洲》钞件49-V-5，第344～346页。 740
青洲沧桑 葡萄牙人正投入大量银钱在那里工作、贸易、购货。华人以为这是达到他们目的大好时机，于是派遣一官员来本澳，要求当政者①下令拆除神父们在青洲建设的房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将扣押在广州的葡萄牙人及其钱财。本城市政议员们个个束手无策，回答说对神父们的事情无法介入，因为他们是宗教人士，不受他们的管辖。这样回答也无济于事，华人一再坚持拆除房屋。为了进一步威逼，竟然禁止附近村庄供应必需品。受损失最大的还是穷人。议事亭成员向我们的人通报了所发生的情况，请求我们尽可能设法解决这个麻烦。我们看到，只有我们可以平息这场暴风骤雨，保住我们的房屋。这房屋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但华人并不善罢甘休，一直逼得我们同意将这些房屋拆除为止。为避免议事亭遭受更大的麻烦，我们同意了。在那里居住、学习语言的人退回了会院。人人心怀不满。此情难以言状。经过这一大风波后，不仅因为失去了那些房屋，在那里休憩的人不得停留该岛，而且还因为饱尝了妒恨我们的人给我们造成的苦果，我们只得随遇而安，幸好保住了青洲。但官员们却又勒令我们从岛上全部撤退，将树木伐倒。然而，此时在广州的葡萄牙人已回到本城，危险小了一些，这才可以作些抗争。于是官员们至此罢休，在岛上竖起了一块石碑，铭文禁止无中国国王的同意不得在此兴建房屋。但时间可解决一切，现在在官员的同意下，我们又有了几间草棚，青洲似乎更加屹立了。②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让，皮特尔颂·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一封于1622年1月21日写给荷兰东印度公司大班的信中说：“……他们（华人）强迫葡萄牙人拆毁并放弃18年前耶稣会会士在某一岛上构筑的几间砖石小屋。”③可以说，此信从第三者的角度证实了耶稣会1603年人青洲说。①  澳门议事亭。②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日本一中国档》，第114号，第268～269反面页，转引自（葡）若昂•    保罗·奥利维拉·科斯达（Joao Paulo Oliveira e Costa）《澳门圣保禄会院年度报告（1594～    1627）》，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1999，第236～238页。③  ﹝英﹞博克塞：《1622年澳门击退荷兰人之役》，载《澳门历史研究（16～18世纪）》，第1    册，里斯本，东方基金会，1991，第75页。 7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值得注意的是，利玛窦及1621年耶稣会年度报告对耶稣会“据有”、“拥有”青洲的事实直言不讳。而王丰肃购买墓地说难以核实，不无一面之词之嫌。无论如何，占地之事实先于买地之解释。即便是买地，其契约需要经官方核实方为有效。耶稣会早期在澳门、中国内地传教的文献保存完整，但至今未见这花了“相当大一笔银两”的契约。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发生“青洲争端”时，耶稣会也应向议事亭出示。这也许是另外一个类似“金札”的历史谜团。至于耶稣会正式占据青洲的年代，从该会的记叙、荷兰人的旁记及1606年郭居静事件来看，1603年说是可信的。汉籍对耶稣会在青洲历史起始的记载稀少。曾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出任广东按察司副使的徐如珂①在《望云楼稿》中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并证明他对耶稣会的企图有所洞察：……青洲山事，仰杖威灵，尽撤而毁之。此数十年来所姑息养成而不敢问者也。而一旦伐其狡谋，破其三窟，非神谋伟略，出人意表，何以有此？②万历四十六年为公元1618年，推溯“数十年”，虽略有夸大，但亦可能泛指对澳门葡人的“姑息”，大致与外籍记录相合。《明实录》在天启朝补记万历年间事说：……万历三十四年，于对海筑青洲山寺；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国梵刹比。县令张大猷请毁其垣，不果。③万历三十四年为公元1606年，至此耶稣会已在青洲经营了四年，但只是“已经有了大致规模”，并无“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国梵刹比”的教堂。《明实录》此记载言过其实，大概系由张大猷谎报造成。葡语中教①  阮元：《广东通志》第Ⅱ卷，第375页。②  徐如珂：《望云楼稿》卷11《覆冯云冲道尊》，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    5卷，第313页。③  《熹宗实录》卷11，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5卷，第36页。 742
青洲沧桑 堂为igreja，一般指高大宏伟的建筑，且对外开放。青洲当时仅为耶稣会的休憩地，无其他常住人口，因此无必要起造教堂。从上述葡语文献来看，当时的简陋草棚中设有两个小教堂。小教堂在葡语中作capela，它并不是小的igreja，而是某所建筑物中派宗教用途的部分，犹如中国建筑物中所设立的佛堂、道场。青洲的小教堂为耶稣会会士在那里休息期间所使用的私人小堂，其建筑规模不会超过容纳它的“草顶房屋”。如果我们考虑到同年发生惊动朝野的郭居静事件时①国人耸人听闻的言论，说“于对海筑青洲山寺；高可六七丈，闳敞奇秘，非中国梵刹比”，实不足为怪。（崇祯三年五月）礼科给事中卢兆龙上言……臣生长香山，知澳夷最志，其性悍桀，其心叵测。其初来贸易，不过泊船于浪白外洋耳。厥后渐入澳地，初犹搭篷厂棲（栖）止耳，渐而造房屋，渐而筑青洲山，又渐而造铳台、造坚城，为内拒之计；蓄夷众、聚兵粮，为颜行之谋。②卢兆龙为香山人，其言“渐而筑青洲山”当为可靠。作为“言官”，若青洲曾有过高大的教堂，他不会不禀告朝廷。从前引葡语文献中，我们可以获得补充中国正史、方志记叙简略的细节，并澄清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王丰肃（Alfonso Vagnoni）所称青洲系耶稣会于1603年从在青洲拥有墓地的几名华人手中购得一说，不见汉籍有载，待考。但从耶稣会大量投资青洲一事来分析，若无任何依据，对中国文化历史有着精深了解的耶稣会也不会轻出此举。但他们获得的权利至多是土地的使用权，不具备产权，“地主”仍然存在。耶稣会从私人处购得使用权，“地主”则承担向国家纳税的义务。这与葡萄牙人在澳门半岛的法律地位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葡萄牙人需向中国官方纳租，而耶稣会在青洲一次买断了永久使用权。汉籍言之凿凿的“敌杀官军”事件,实际上是“在一官员的带领下，①  ﹝葡﹞徐萨斯：《历史上的澳门》，黄鸿钊、李保平译，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第45～    48页。②  《崇祯长篇》卷34，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5卷，第41页。 7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群情激愤的华人占领了青洲，摧毁了草顶房屋及圣米格尔小教堂，亵渎了圣米格尔塑像。一得知此事，会员院的佣人冲向官员，将其逮至三巴。后经唐·迪奥戈·德·瓦斯孔塞罗斯·梅内泽斯（D. Diogo de VasconcelosMeneses）①的干预才获释放”。②葡萄牙人及其佣人（一般是黑人或印度、马来、帝汶人）在宗教热情的驱使下，见到他们信仰的宗教物受到亵渎，作出超出平常道德水准的举动在澳门历史上屡见不鲜。葡萄牙人的黑佣除了从事粗重的家务外，还兼任保镖。③耶稣会对青洲的经营至18世纪。至其时，中国地方官员也不得不承认：“由澳稍西，为青洲，其地多树木，有台榭园囿，夷之别业也。”④1705年4月2日，教皇遣华特使多罗（Tournon）宗主教曾借寓青洲耶稣会住院，次日即动身前往广州。⑤《澳门纪略》称：“今西洋蕃僧栖楼榭，杂植卉果，为澳夷游眺地。”《澳门纪略》付梓后不几年，青洲易手私人。澳门政府执行庞伯尔（Pombal）侯爵制定，以葡王名义于1759年9月3日在里斯本颁布的取缔耶稣会的敕令⑥，于1762年在澳门逮捕了所有耶稣会会士，并将他们从海路押回里斯本待审。当时耶稣会亏欠富商西孟·维森特·罗纱（Simão Vicente Rosa）⑦的债务高达6147两。1765年，西孟·维森特·罗纱同意接受耶稣会拥有的青洲抵偿这笔债务，于是成了青洲全岛的“地主”。1813年，葡人曼努埃尔·奥门·德·卡尔瓦略（Manuel Homem de Car-①  当时的澳督。②  ﹝葡﹞文德泉：《17世纪澳门》，澳门，教育文化司，1982，第9页。③  金国平、吴志良：《郑芝龙与澳门──漫谈郑氏家族的澳门黑人》，载《早期澳门史论》，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368～391页。④  张甄陶：《澳门图说》，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卷，第607页。⑤ 《在华方济各会会志》第5卷，第506～511页；以及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台北，    光启出版社，1972，第109页。关于华方济各会研究，近期有崔维孝著《明清之际西班牙    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⑥  全文见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1，第283～287页。⑦  澳门古今掌故文中每每出现的“泗孟街”，“泗孟街市”及“泗孟码头”中的“泗孟”及    道光《香山县志·濠镜澳全图》中“士孟步头”中的“士孟”均是西孟·维森特·罗纱    中Simao的对音。 744
青洲沧桑 valho）①及贝尔那尔德·戈麦斯·德·雷莫斯（Bernardo Gomes de Lemos）以200两白银在一次拍卖中购得青洲。1828年，三巴仔修院②从葡人贝尔那尔德·戈麦斯·德·雷莫斯手中③以2000西班牙银圆（元）购下青洲。当时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价格如下：“……再次声明，将上述青洲（位于内港，沙梨头对面）、果树及上面的建筑物以2000西班牙银圆的价格出售给三巴仔王家修院院长尼古拉·罗德里格斯·佩雷拉·达·博尔查（Nicolau Rodrigues Pereira da Borja）……”④贝尔那尔德·戈麦斯·德·雷莫斯出售的原因是：“……为了偿还结婚时所欠下的旧债并防止华人占有上述岛屿。这已不可避免，因为他欠了华人许多债务。可以看到，为讨债，华人天天找他，加以谩罵（骂）。如果不加以修缮的话，华人将逐步侵占其地，搭造棚寮等。这样便会失去对此岛的所有权，无法再恢复，因而给我们民族及澳城造成损失。为迫使华人离开那里并不再将其视为己物或无主之物而任意出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⑤由此可知，此次收购行动具有一定政治成分在内。从1828年起，青洲的业主是三巴仔修院。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后，旅澳美侨渡海至青洲欢庆。⑥1873年，澳门王室财政检查官为将青洲开辟为公众游地，要求法院查核三巴仔修院对青洲持有的权利。官方败诉。⑦1886年青洲的产权登记如下：“……周长约1000米。其售价估计为10000澳门圆（元）。”⑧1886年5月3日，澳门主教明德禄（D．António Joaquim de Medeiros）①  西孟·维森特·罗纱的曾孙女婿。②  亦称圣约瑟修院。③  另一股东曼努埃尔·奥门·德·卡尔瓦略（Manuel Homem de Carvalho）当时在巴西，所以    合同仅以贝尔那尔德·戈麦斯·德·雷莫斯（Bemardo Gomes de Lemos）一人签署。④  ﹝葡﹞文德泉：《澳门地名》，澳门，官印局，1979，第1卷，第550页。⑤  ﹝葡﹞文德泉：《澳门地名》，澳门，官印局，1979，第1卷，第550页。⑥  ﹝葡﹞文德泉：《澳门地名》，澳门，官印局，1979，第1卷，第550页。⑦  ﹝葡﹞文德泉：《澳门地名》，澳门，官印局，1979，第1卷，第550页。⑧  ﹝葡﹞萨安东主编《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金国平汉译，专题系列，卷3，《澳门问题备    忘录》，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9，第31页。 7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将青洲部分以1200两年金①租与“青洲英坭有限公司”（The Green IslandCement Company Limited），② 同年5月11日，批准香港律师艾云斯（CreasyEwens）③ 在青洲设立水泥厂之申请。④1889年5月4日，澳门主教明德禄又与艾签订一补充合同⑤，但未加租金。其原料“系用澳门之泥，英德县之灰石合炼……”⑥ 生产矽酸盐（Port-land⑦，又称波特兰水泥）水泥。产品除本地使用外，还输往中国内地⑧和帝汶。⑨1887年8月，澳门当局批准该公司挖掘内港河泥。⑩同年，在青洲山南麓，灰泥公司新建粉红色洋房二所、淡黄色窑房一所、黄黑色砖彻高方烟囱一座。山西及北，小屋数处，为工人居住。⑪或曰，该公司乃光绪八九年间⑫，由香山商人余瑞云“合资10万元”⑬①  民国《香山县志》称：“每年收租银一千二百两。”见《中山文献》，台北，学生书局，    1985，第7卷，第2247页。②  ﹝葡﹞萨安东主编《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金国平汉译，专题系列，卷3，《澳门问题备    忘录》，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1999，第32页。③  王燕谋编著《中国水泥发展史》，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第38页。④  MCAHM/AC/31/700/A．G12，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民政总局档）：Processo 662:    Licenças concedidas ao solicitador Judicial de Hongkong, Creasy Ewens do estabelecimento na Ilha    Verde，de urea fdbrica de cimento，1886 Mai011．关于这个工厂及污染的研究，见赵利峰《晚    清澳门环境问题两则》，载《澳门历史研究》，第2期，2004年12月，第131～135页。⑤  王燕谋编著《中国水泥发展史》，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第32～33页。⑥  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3，    第20页。⑦  "O Macaense", 4(176) de 13 de Maio de 1886, p.200.⑧  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    1998，第322、328页。尤其是邻近的中山，“进口货中之水泥一项，因中山县大兴土木，    江口甚多”，第373页。另见王燕谋编著《中国水泥发展史》，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    社，2005，第38页。⑨  MCAHM/AC/242/907/B. G4,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 5472: Aquisição e envio    de 300 barris de cimento para a Provincia de Timor,1916 Setembr015 a 19. ⑩  申请挖掘内港河泥之申请，见 MCAHM/AC/33/702/A．G12，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 774: Acêrca da extração lodo do Porto Interior pela Companhia Industrial de Cimento    que trabalha na Ilha Verde,1887 Agosto 10。⑪  （民国）陈沂著《澳门》，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册，第534页。⑫  （民国）陈沂著《澳门》，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册，第534页。⑬  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3，    第22页。 746
青洲沧桑 倡办。据清光绪十五年（1889）十一月初五日，唐延枢上李鸿章禀帖称：“……再查澳门土厂，资本十万元，久已用罄，其厂现已停工，现闻香港有人复行招股接办，至将来所制土，如比去年所制加好，职道自当购送天津军械局，再行试用。”①灰泥公司为集股开设，至光绪十五年（1889），公司股本银25万元，分1万股，每股银25元，每月可制造灰泥4000桶。当年2月，该公司扩股改造，以便每月可造泥四倍之多。是以再创一公司，凑本银100万元，分作2万股，每股银50元。将拨银50万元以为购买旧公司之机器物业等，其旧股份人应将欠旧股本之银交足，其余1万股，每股应交银50元。至于分派新股之法，凡有旧股两份则派一新股，已派去5000股；又有3000股早已应承分派与人，尚剩2000股，以1000股份派与澳门人。其旧股份之银，限15日交足，然后派新股份。②1889年7月，它宣布成为受葡萄牙法律管辖的公司。③同年9月，澳葡与该公司签订内港填海条约。④至于其关闭之原因与时间，一说1930年，粤省当局禁水泥进口该公司收入大减，于1936年被迫关闭其澳门厂房。⑤一说陈济棠主粤期间，限制英德石出口，该厂原料无以为继，生产难以维持，宣告破产，迁往香港九龙。⑥真正原因是1933年，“本年5月修正海关进口税税则施行后，进口税率多予提高，而本埠进口之主要货物，所遭打击尤甚，进口统计数字因之锐减。如水泥一项，进口税率，激增一倍，复有地方各项捐税，负担益重。故澳门青洲英泥工厂出品，不克与国产争衡，输入锐减。计由上年之一百①  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三联书店，1963,    第22页。②  澳门宪报》，1889年3月7日第10号。③  MCAHM/AC/38/707/A. G12,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 911: Termodas    declarações prestadas pela Companhia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para ter existência    juridiea nesta Cidade, 1889 Junho 7.④  MCAHM/AC/38/707/A. G12,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eesso 929: Termo do eontrato fei-    to entre o Estado e a Companhia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Limited" para proceder o aterro do    porto interior, 1889 Setembro 2.⑤  王燕谋编著《中国水泥发展史》，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第38页。⑥  李鹏翥：《澳门古今》，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门星光出版社，1986,第59页。 7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万担降为四十一万一千担，驯至营业无法维持，而致搁浅。”①1934年12月，中止1926年2月8日签订之13.335m’租约合同。②1935年，“澳门青洲英泥工厂出品之水泥，向为进口大宗，本年输入锐减，由二万三千五百九十八公担，降而为一千五百二十四公担，是可知省政府减少洋货进口政策之运用，业已见效也……”③1936年，宣布破产。④1937年6月，取消1889年8月29日填海地租约。⑤海军军官博尔札（Cust6dio Miguel de Borja）于1890年10月16日出任澳门总督。上任后11天，他便颁布了1890年10月27日第146号训令，决定建筑一长堤，连接青洲与澳门。工程预算为23800澳币，施工期为两年。堤上的大道后命名为Avenida do Conselheiro Borja（博尔札参政大臣大马路），其汉名作青洲大马路。早在1621年，议事亭为了保护澳门立身的根基──对外贸易，与耶稣会在青洲房产是否违背“五禁”第5条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以致在葡人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葡萄牙居澳合法权的辩论。几个世纪之后，澳门教会为保护自己的权益，与博尔札总督又斗智一场：当长堤筑了相当远的时候，手腕强劲的明德禄失眠，他下令在青洲筑起一道围墙。大堤落成剪彩那天，他致函博尔札总督，表示祝贺，并为他在青洲提供住宿：①  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    1998，第375页。②  MCAHM/AC/579/1240/B.G9,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cessos 15162 a 15175, Proces-    so 15171:Rescisão do contrato de arrendamento do terreno a sul da Ilha Verde, com a ãrea de    13.335m2 feito a favor da "The Green Island Cement Co Ltda" em　8-2-926,1934 Dezembro　27.③  莫世祥、虞和平、陈奕平：《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澳门，澳门基金会，    1998，第377页。④  Luis G.Gomes,Efemérides da história de Macau, Macau: Edição de Notícias de Macau, 1954, pp.    88-89；王燕谋编著《中国水泥发展史》，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38页。⑤  LMCAHM/AC/629/1289/B. G10, Fundo de Administração Civil: proeessos 16222 a 16254, Proces-    so 16250: Anulação do arrendamento do terreno conquistado ao mar pela Companhia "Green Island    Cement, Co Ltd." concedido ao mesmo por escritura de 29/8/1889, 1937 Junho 9 a 11. 748
青洲沧桑 ──您要是想去青洲休息或避暑，尽管向会院院长索取钥匙，他定会满足您。博尔札咽下了……当然他可以随时出游他称之为“近岛”的青洲，不过也当然要得到主人的同意啊。①1887年中葡条约谈判、签订过程中，1909 -1910年中葡香港勘界会议上及1910～1923年内港疏浚期间，青洲水界均成为中葡交涉的焦点。南京教案前，葡人居澳合法性从未引发过争论，耶稣会也心安理得地将澳门作为其远东的传教基地。教案发生后，为保护其传教利益，他们先后抛出了“海盗说”、“银札说”、“金札说”、“赐予说”，试图以此证实葡萄牙人居澳的合法性，但他们十分清楚这几枚“历史烟幕弹”总有烟消云散的一天。作为第二步，他们需要在澳门城以外寻找一新基地。恰好从1603年起他们已开始经营青洲，但他们对青洲的权利也是可质疑的，因此借明廷在澳门购炮之政治良机②，通过与议事亭辩论的形式巧妙托出葡萄牙人居澳合法性的辩论，试图彻底解决青洲的法律地位。鉴于青洲面积狭小，无法作为长远基地，于是他们又策划了第三步，将目光投向了大澳门半岛数十倍的对面山。携炮北上援明抗清有功的陆若汉逝世后，他们请求京廷在蠔田赐地③安葬这位“功臣”，借此获得对蠔田④的所有权。这样，即使在澳门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也可将传教大本营迁移至蠔田。这三部曲可谓用心良苦，谋虑至远！耶稣会私占青洲是件大事，对此广东各级官吏竟然不闻不问。明副使①  ﹝葡﹞文德泉：《澳门地名》，第1卷，第558页。②  金国平、吴志良：《努尔哈赤死因新证》，载《早期澳门史论》，第512～535页；黄一农和    汤开建系列研究，以及黄洁娴《明末葡国铸炮业在澳门与中西关系》，澳门大学葡文学院    硕士论文，第19～71页。③  黄伯禄：《正教奉褒》，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六日毕方济奏，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    汇编》，第5卷，第109～110页；钟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    《毕方济奏折》，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5卷，第427～428页。近期关    于毕方济的重要论文有汤开建、王婧《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    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9～162页。④  ﹝瑞典﹞龙思泰著《早期澳门史》，吴义雄、郭德焱、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北京，东方    出版社，1997，第166～168页。 7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徐如珂曾谓：“……青洲山事，仰杖威灵，尽撤而毁之。此数十年来所姑息养成而不敢问者也。”反而是澳门其他教团因嫉妒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事业的蓬勃发展引发了郭居静事件。从1583年陈瑞批准耶稣会留居肇庆传教，至1598年戴耀出任两广总督，广东大吏对葡人及耶稣会种种破坏中国主权的行为实不能辞其咎。葡人人澳与居澳，同广东官员的姑息大有关系。至于葡人居据澳门的起因，近年流行一种超商业行为说，将这一复杂的历史事件简单地归咎于葡人的扩张。在葡人人澳的几年前，朱纨成功地铲除了双屿及浯屿的葡人居留地。如果广东当局也像朱纨那样令行禁止的话，葡人很难在广东沿海立足、生根。以往，通常将剿匪、充饷视为葡人人居澳门的主要原因。但不应忘记的是，当时朝廷命寻找龙涎香，且需要以澳门购炮。剿匪充饷为地方利益，而寻香是天子的圣旨，佛郎机炮更可以为明朝续命。或许不难回答，在这二者之间广东当局以何为重。利玛窦推行的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政策，很快在各省大吏、京宫中奏效。各级官员猎珍、容教保教，对澳门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保护伞。澳门葡人的许多政治举动、宗教攻势、商业推广，甚至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皆未得到广东各级官员的有效管辖与制止。从最近披露的部分明档来看，针对葡人的上述几近猖狂的活动，明末时北京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军事、行政措施，以制约葡人，而作为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却对葡人、耶稣会筑城建房等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一味姑息。“督粤十有三载”的戴耀①向为史家所指斥。明人沈德符揭露说：丁未年，广东番禺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岙夷，仍归濠镜故地，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盖其时岙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杂杳住居，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时督两广者戴耀也。②戴耀坐镇两广十余载，一代显宦，《明史》不为其立传，反采沈德符①  据耶稣会史料，戴耀曾经建议耶稣会以“天竺国”的名义出使中国。“天竺国”音同“天    主国”，借以鱼目混珠。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北京，中华书局，1997，下册，第785页。 750
青洲沧桑 说，予以掊击：知县张大猷请毁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举人卢廷龙会试入都，请尽逐澳中诸番，出居浪白外海，还我壕镜故地，当事不能用。番人既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耀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①。连熟悉澳门故事的《澳门记略》的两位作者也对戴耀大张挞伐：“吏兹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总督戴耀在事十三年，养成其患。”明清两代史家对戴耀的评价如出一辙，可见戴耀的劣迹的确昭彰。从以上所披露的关于郭居静事件处理的葡语资料可知，是戴耀下令不拆除耶稣会在青洲私建的房屋，还允许在内添加小教堂。戴耀当在《明史》所痛斥的“将吏不肖者”之列。总督戴耀如此失职，自然“吏其土者，皆畏惧莫敢诘，甚有利其宝货，佯禁而阴许之者”。戴耀素有“劲吏”之誉，但督粤期间对葡人及耶稣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放任自流，究其原因，大概可有以下几点：（1）“以‘老迈昏庸，不足弹压’，为沈凤翔所劾的两广总督戴耀，（《万历实录》卷四一七万历三十四年正月癸巳条）未奉有朝廷明令，自然更不敢有所举动。”②（2）万历年间，京廷仍在粤闽寻访龙涎香，仍需保持从澳门购炮这个渠道。为得此两物，朝廷不可能有“弹压”葡人之“明令”，戴耀也自然需要与葡人保持友好关系。（3）迎合神宗的意图，确保广东市舶税的征收。（4）以利玛窦为首的“宫廷神父”在京广交达官贵人、文士骚客，风云一时，成为澳葡的政治保护伞。（原载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①  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8433页。②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第95页。 751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董少新 *葡萄牙早期海外扩张要面临多种困难，其先进的航海技术和武器装备固然在此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伴随其势力扩张所建立起来的海外医疗体系，对此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漫长的航海生活、船上恶劣的营养卫生条件乃至各种战争所造成的伤病，都要求船队医疗的改善。①16世纪葡萄牙在东方的多数据点上，均建有医院、仁慈堂、药房等医疗救助机构。②其中最早也是级别最高者，当属果阿“皇家医院”(Hospital Real)，它是葡萄牙在亚洲所建立的其他医疗机构的总部，为阿丰索 • 德 • 阿尔布克尔克(Afonso de Albuquerque)建立于1510年第二次攻打果阿的战役之后，其建立目的主要是为征服战争服务。③平托《远游记》中说，葡人在双屿所建的据点已经有了仁慈堂和两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教授。①  关于葡萄牙海外扩张时期的船上医疗，参见Joseph Rodriguez de Abreu, Luz de Cirurgioens em-    barcadissos, que trata das doenças epidêmicas de que costumam enfermar ordinariamente todos, os que    embarcão para as partes ultramarinas, Lisboa na Officina de António Pedrozo Galram, 1711; Luís de    Pina, Medicina Embarcada nos séculos XVI e XVII, in Arquivo Histórico de Portugal, Vol. IV, Lis-    boa, 1940; Ana Maria Amaro, Medicina Popular de Macau, Vol.1,Tese de Doutoramento apresen-    tado na Faculdade de Ciências Sociais e Humanas da 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 Lisboa, 1988,    pp.648-680。关于船上医疗史的综合研究，见Joan Druett, Rough Medicine, Surgeons at Sea    in the Age of Sail, New York: Toutledge, 2000。此书承蒙范岱克先生相告，深表谢忱！②  亚洲建有医疗机构的葡萄牙据点有：霍尔木兹、马斯喀特、第乌、大芒、果阿、科钦、马六甲、    宁波、澳门、暹罗及日本丰后高田、长崎，等等。见P．J．Peregrino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lente, Séculos XVI-XX, Bastorά: Tipografia Rangel,1948, pp.5 - 55,58。③  关于果阿“皇家医院”，见Vítor de Albuquerque Freire da Silva, O Hospital Real de Goa   （1510 -1610）, Contribuição para o Estudo da sua História e Regimentos, Lisboa: Dissertação de    Mestrado em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e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1997。 752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 医院，①鉴于《远游记》内容多有失实及尚未发现其他资料证明其存在，我们只能对平托这一记载持保留态度。澳门仁慈堂及其附属医院建立于1568年，在时间上晚于葡人在日本大丰高田(Bungo)②所建立的医院（1556年）。③澳门仁慈堂纯属宗教慈善机构，并没有军事目的。关于此医院的情况，葡萄牙学者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研究。④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较弱的早期历史再作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一  建立1553～1567年间，澳门中外居民的医疗状况与方式，由于文献阙如，我们知之甚少。当时澳门处于开发初期，且居民多从远方而来，环境状况对身体健康是一种不小的挑战。妈祖庙和传教士建立起来的简陋教堂，可能对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外居民提供着各自的传统医疗救助服务。1568年5月，受罗马教皇之命，耶稣会士贾尼劳⑤(D. Melchior MiguelNunes Carneiro Leitão，1516～1583)抵达澳门，担任日本和中国教区代牧主①  ﹝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下册，金国平译，澳门，葡萄牙航海大发现事业    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699页。②  属日本大分县。③  关于早期西洋医学在日本的传播，见Dorotheus Schilling,Os Portugueses e a lntrodução da Me-    dicina no Japão，Coimbra: Instituto Alemão da Universidade de Coimbra, 1937; P. Charles, L'    introduction de la Médicine au Japon par les Portugais au XVI Siècle, Actas do I Congresso de    História da Expansão Portuguesa no Mundo, Lisbon, 1938; Yuuki, R., Luίs de Almeida (1525 -    1583), Médico, Caminhante, Apóstolo, Macau: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89.④  前人的研究主要有 P．J．Peregrino Costa, Medicina Portuguesa no Extremo-Oriente, Séculos XVI-    XX, Bastorã: Tipografia Rangel,1948, pp. 57 - 69;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1950, pp.146 - 152;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Macau: Imprensa Nacional,1975, pp.239 - 257。⑤  此名有多种中译形式，如卡内罗、贾尼路、加奈罗等，2000年6月澳门特区政府在仁慈堂    右侧为创建人立纪念雕像一座，铭文译做“贾尼劳”，本文从之。关于贾尼劳，参看[法]    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之《加奈罗传》，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    第18～20页；﹝法﹞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之《加奈罗传》，耿升译，    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109～111页；Manuel Teixeira,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eau, Composto e Impresso na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    1969。 7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教。他在写于1575年的一封信中说：“当我于1568年5月末抵达时，那里只有很少的葡国居民，以及一些当地天主教徒的家庭……”“我们没有给异教徒们任何轻蔑基督教的机会，我们的富人和豪商也没有引起那里人们的不满，这是我们所获得的第一个果实”。“我一到达这个岛（按：应为半岛），便命令为本地人和基督教徒建立两所医院，接收所有天主教徒和异教徒。我还建立了一所仁慈堂，与罗马的慈善组织相仿：为所有赤贫的人们和其他贫困地区提供帮助。这可以对那些中国人产生好的影响。据我观察，他们中没有人对患病者抱有同情心，即使是亲密的朋友和亲属也不例外：比如，如果婴儿生了病，他们的父母便弃之于垃圾和粪土堆中。如果谁有些可自助的东西，这只对他自己有好处；那些一无所有者，便处于痛苦之中，并伺机抢劫。然而，其他人却懂礼貌，讲究公共秩序，这真是个难以置信的奇迹。”①1569年12月2日，克利斯多万·达，科斯塔（P. Cristóvão da Costa）在马六甲给耶稣会总会长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贾尼劳所开办的仁慈堂和医院，说：“今年没有船从中国来。我们知道去年那里的情况与以往一样。我们的（耶稣会士们）在澳门与葡人相处在一起，在精神上帮助他们，祈求天主的仁慈。”“贾尼劳主教在其职位上，犹如上帝的忠诚奴仆，待我们的教士如同兄弟一样，邀请他们到他的家中与他一同进餐，并趁此机会给他们以精神食粮。这种方式人人喜欢。他与教外人同样相处融洽，并用善良的话语和仁慈的典范来劝诫他们……很少惩罚他们（指麻风病人），也从不接他们到自己的家中，而是将他们送到一个医院中去。该医院是他命令为麻风病人建的，那个国家有很多麻风病人：通过这种途径，麻风病人们获得了通向我主基督的灵魂”。②贾尼劳所建立的两所医院，一个是科斯塔在信中所说的收留麻风病人的麻风病院；③另一个，贾尼劳也没有说医院的名字，据戈列高里奥•冈萨①  Lettere dell' India Orientale, scritte da' Reverendi Padri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 In Venezia,    appresso Antonio Ferrari,1580, pp.215 - 219，转引自 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u,    Vol.1，p. 240。②  Del Padre Christoforo d'Acosta, di Malaca al Padre General. 2-XII-1569, in Lettere dell’ lndia,    p. 71, 转引自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pp.240 - 241。③  关于澳门麻风病院，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754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 雷斯（Gregorio Gonzalez）致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尔阿（Juande Borja）的信函（1573年11月下旬）说：“因此在12年的时间，在称为Maguão的一陆地顶端形成了一巨大的村落。有三座教堂，一所济贫医院（Hospital dos Pobres）①及一所仁慈堂。现在已成为拥有5000基督徒的村落。”②冈萨雷斯于1569年或1570年受马六甲主教之命离开澳门，他所说的应为医院建立之初的情况。他第一次提到了医院的名字叫做“贫民医院”，但他说只有一个医院，对此葡萄牙历史学家文德泉神父（P．ManuelTeixeira）解释说，这是因为当初医院中有一个隔间，专门收留麻风病人。③通过上述资料所提供的资讯来看，澳门仁慈堂和两所医院是贾尼劳主教于1568年④建立的。贾尼劳是葡萄牙人。1498年，葡萄牙第一个仁慈堂机构成立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⑤此后，随着葡人海外扩张的进程，仁慈堂这一慈善组织也传播到非洲、美洲和亚洲各地。葡人建立仁慈堂的兴趣如此之浓，以至于当时在巴西流行着这样的话：“两个葡人相遇，是一个拥抱；三个葡人相遇，是一桌酒宴；四个葡人相遇，建立一个仁慈堂。”⑥ 从这一大背景来看，澳门仁慈堂不过是葡萄牙海外仁慈堂体系中的一个，并无特别之处。但考虑到澳门当时的特殊环境与背景，我们发现贾尼劳建立澳门仁慈堂及其医院，有特殊原因。贾尼劳在来澳门之前，虽是尼斯主教（Bispo de Nicea），但只是埃塞俄比亚教区总主教（Patriaca）若奥·努内斯，巴雷多（João Nunes Barreto）的第二副主教，第一副主教是安德莱，德，奥维埃多（André de Oviedo）。①  本文采取直译法，译为“贫民医院”。②  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葡人人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文化杂志》，第43期，2002    年夏季刊，第48页。③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p.241.④  关于建立时间，贾尼劳在信中明显说是1568年刚到达澳门之时，科塔斯所提到的麻风病院    情况也是1568年的，但不知道为什么，Soares推测建立时间为1569年或1570年（参见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147），而文德泉则直接说建于1569年（参见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 Vol.1, p.241）.⑤  关于里斯本仁慈堂，见Joaquim Veríssimo Serrão, A Misericórdia de Lisboa-Quinhentos Anos de    História, Lisboa: Livros Horizonte e Misericórdia de Lisboa,1998.⑥  José Manuel de Sousa & Faro Nobre de Carvalho,IV Centenάrio da Santa Casa da Miseri córida de    Macau 1569 - 1969, Imprensa Nacional, Macau,1969, p.10. 7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566年，教皇庇护五世（Pio V）发布敕令，命奥维埃多到日本，开辟日本和中国教区，由贾尼劳协助其工作。但奥维埃多辞却不就，开辟日本和中国教区的任务便落在贾尼劳身上。①贾尼劳到达澳门后，并未去日本，而是留在澳门。由此看来，初来乍到的贾尼劳，在那些已来澳门多年的传教土中并没有多少威信，故要邀请教土到自己家中进餐，以笼络人心。当时澳门的耶稣会士在进入中国内陆传教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譬如两个西班牙耶稣会士在未得到广乘官方同意的情况下偷偷进入广州，后来被他们的上级强行带回澳门，引起不少争执。②贾尼劳“新官上任”，为解决这些争端，他首先通过建立仁慈堂及医院等机构，在传教士中树立权威。1568年，澳门有人口6000人，其中大部分应该是华人，因为在1563年，澳门人口为5000人，其中华人有4100人，葡萄牙人有900人。③华人在数量上占了绝对优势，盘踞澳门未久的葡人要想在澳门站稳脚跟，首先要与这里的华人和睦相处。从贾尼劳的记述来看，当时澳门社会并无安全保障，特别是那些赤贫的华人，在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会“铤而走险”。建立仁慈堂和医院，救助贫穷的中国人，显然会对葡萄牙“富人和豪商。有安全保障作用。耶稣会土对商人的帮助，也因此由单纯的“祈求天主的仁慈”而落到了实处。妈祖信仰④是早期澳门中国居民的主流信仰之一，天主教要在澳门扎根，便要在华人中扩大影响。通过救助和治疗的方式，显然是达到此目的的最佳方式。而事实上，澳门仁慈堂及其附属医院的建立，确实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其发挥的作用被贾尼劳称为“第一个果实”，即天主教没有引起异教徒的轻蔑，葡萄牙富人和豪商也没有引起当地人的不满。贾尼劳通过建立仁慈堂和附属医院，确立了自己的权威，扩大了天主教在当地华人中的影响，也稳定了澳门的社会秩序，从而保护了葡萄牙商人的利益，实乃三得之举。①  Manuel Teixeira,Melchior Carneir。，Fundador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6rdia de Macau, Composto    e Impresso na Tipografia da Missão do Padroado,1969, pp. 21 - 31.②  Manuel Teixeira, Melchior Carneiro, Fundador da 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 de Macau, p.42.③  黄启臣：《澳门历史（自远古～1840）》，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9页。其实当时    澳门人口成分比这要复杂，起码还有一些上文提到过的西班牙人。④  关于澳门妈祖信仰，见姜伯勤《大汕禅师的澳门南海航行与唐船贸易圈中的禅宗信仰及妈    祖礼拜》；章文钦《澳门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航海保护神》；黄晓峰《澳门与妈祖文化圈》，    均载《澳门妈祖论文集》，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合编，1998，第174～225页。 756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 二  仁慈堂对贫民医院的管理现存澳门仁慈堂档案中最早的一份，是当时仁慈堂书记员安东尼奥·格拉塞斯（António Graces）于1592年8月6日记录下来的一份遗产捐赠书，①捐赠人是安东尼奥，派斯（António Pais），他在妻子去世后，将她住过的两座房产捐给贫民医院，“以供病人食物开销”。可见，医院经济来源之一是靠葡萄牙商人对仁慈堂的捐赠。研究早期贫民医院的历史，最主要的资料是颁布于1627年的《澳门仁慈堂章程》，（以下简称《章程》）②通过此章程，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仁慈堂对贫民医院的管理及贫民医院的运作情况。仁慈堂每个月底都要选举一名修土（Irmão）来管理医院，③ 该名修士当选后就成为当月的医院总管（Mordomo do Hospital）。“医院总管有义务协助医生和外科医生的每一次出诊及对病人的每一次治疗”。④ 此《章程》的最后一款中，对医院总管作了更详细的规定，譬如：“必须每天上午和下午留守医院，并要出席病人的治疗现场；给病人分发食物，满怀关心地探望他们，给予每一位病人充足的必需品。”“给医院的服务人员提供鱼和米，数量上只要够吃就可以；禁止使用大锅以外的炊具烧饭，以免因此带来麻烦”。“未经总管批准，任何男仆不得离开医院”。“月底总管进行交接时，前任总管要将钥匙、财产清单、白色衣物以及箱子里所有属于病人的物品交给继任者，让后者了解缺少什么必需品，以便补充”。⑤医院总管之下，还有一名男性护理人员（Enfermeiro），⑥ 其职责主要①  澳门历史档案馆仁慈堂档：AHM/SCM,N．302, Microfilm A0370,p．3。②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Ordenado, e Acceitado em Janeiro de MDCXXVII，关于此    《章程》，见董少新《关于<澳门仁慈堂章程（1627）>的初步研究》，《澳门杂志》总第    34、35期，2003。③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Ordenado,e Acceitado em Janeiro de MDCXXVII para Maior    Gloria de Deos, e da Virgem Nossa Senhora, Macau: Typographia Activa de João José da Silva e    Sousa, 1843, p.25.④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p.57 - 58.⑤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p.102 - 103.⑥  该词直译为男护士，但从其工作职责来看似不恰当。 7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有：“守护医院四周栅栏，不要让任何携带刀剑或其他武器的人翻墙而人。”“监督病人，不准男女病人互相来往，除非他们是夫妻、兄妹或母子”。“注意不准人从外面带任何吃食进医院，除非是内科医生所允许的”。“如果病人的病情十分严重，则让仁慈堂的侍从来照看，如果这个侍从已婚，允许他的太太住进诊所”。“如果有人在医院中去世，负责将其财物交给总管，然后由总管交给董事会”。“若病人病危，负责为其找遗产见证人，并向其证明仁慈堂的开销”。①男性护理人员每个月可以从总管那里领取现银五两六分三钱，并可以得到适量的灯油、橄榄油和柴火。②医院里有男性侍从（moço）数名，负责照料病人、打扫卫生之类的事物。医院费用从仁慈堂司库处支取，即《澳门纪略·澳蕃篇》所谓“其费给自支粮庙”。每笔花销都要由总管报给仁慈堂书记进行记录，总管“每月底要向仁慈堂司库汇报医院开销情况，并将剩余的银子交给司库”。③以上诸类管理可算做仁慈堂对医院的世俗性管理，除此之外，还有宗教性的管理。仁慈堂是慈善机构，同时也是宗教机构，由教会开办，管理人员从董事会成员到各级总管、书记、司库等，都是教中人士。作为仁慈堂的一个分支机构，贫民医院也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仁慈堂共拥有三个小礼拜堂，一个在仁慈堂内部，一个在麻风病院附近，另一个便在贫民医院中。④“医院总管要立刻使那些由主席和巡查员选送来的人们进行忏悔”。“在医院举行弥撒的那些日子里，总管要使医院所有侍从和病人在弥撒中各就各位；另外，每天晚上要向他们讲解基督教义”。⑤可见，从基督教义的角度而言，贫民医院担负着拯救贫穷病人身体和灵魂的双重任务；对初来不久的耶稣会来说，贫民医院是一个笼络人心、扩大其势力和影响的布道场所。①  Comproml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p.103-104.②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103.③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58.④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58.⑤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102. 758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 三  贫民医院里的病人仁慈堂建立伊始，贾尼劳便提出“接收所有天主教徒和异教徒”。可见对病人不加选择，只要有需要，便可以得到贫民医院的帮助。中文资料只说“凡夷人鳏寡茕独有疾不能自疗者，许就庙医”，“夷病不能自疗者就医”，① 并没有提到华人到贫民医院求医，当属疏漏。陆希言的记述则比较全面：“又有别一堂，以病院为名，凡有病之男女老幼无扶持者，远来孤旅无依者，皆归于是愿护之……至于济众博施，不特愿病者幼者，而贫者苦者，七日之内，两给其衣食用。”②但从1627年《章程》上看，贫民医院在接收病人方面，是有一定限制的。《章程》中有一条规定：“对来自任何船上的印度水手（Lascar），均不予以接收和治疗；没有主席的特殊命令，也不接收被监禁的仆人；所有病人的被接收都须主席的批准。”③ 18世纪初，仁慈堂接收了一个被某澳门市民打伤的华人，当时澳门总督弗朗西斯科·德·梅洛·伊·卡斯特罗（Francisco de Melo e Castro，1710～1711年在任），以“如果这个中国人死了会给澳门带来很大麻烦”为由，逮捕了当时仁慈堂的主席弗朗西斯科·兰吉尔（Francisco Rangel，1700～1711年在任）。④ 尽管此事所反映的是总督与仁慈堂主席之间的矛盾，但也说明贫民医院在收留病人问题上，并不能完全执行其创建人的遗言。仁慈堂设巡查员（Visitadores）一职有多人，按规定他们“要双双为伍，每月在各自的责任区域内，细心地看望赤贫者和患病者”。“同样，与仁慈堂的内、外科医生（如果需要或患者的特殊请求，也要与相应的其他人）一道，要认真地探望其责任区域内的贫穷病人，并按照主席和董事会修土的要求，携带上药品和床褥。对这些贫穷的病人要每天精心护理，对他们的请求要尽快作出安排。”⑤ 对于无法通过出诊治愈的贫穷病人，巡查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澳蕃篇》；祝淮：《新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附澳门》。②  （清）陆希言：《岙门记》，BNF：Chinois 7043。③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103.④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p.34.⑤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p.45 - 46. 7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员要把他们带到医院，“医院总管要接受这些病人，并使他们得到仁慈的治疗”。①从《章程》上看，仁慈堂管理者对医院中的病人也算仁至义尽了。“仁慈堂主席有责任在董事会修士的陪同下，每个礼拜四造访贫民医院，以了解医院的进展情况，并对病人的需要、治疗和卫生进行更为方便的安排。如果主席卧病或有其他事，便要差书记员来做此造访；若当时缺少书记员，则由董事会的一个修土代替，然后在接下来的董事大会上汇报医院所需要的援助和治疗，董事会将对此做最快的安排”。②但病人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准男女病人互相来往，除非他们是夫妻、兄妹或母子”。此时医院的规模较小，男、女住院部未有明确的界限，所以有专人把守，禁止男女病人往来。由于文献阙如，目前尚不知道16～17世纪贫民医院的病人数量。1747年澳门贫民医院扩建后，不但扩大了规模，而且分开男、女两个住院部，各有30张床位。③到了18世纪后期，根据仁慈堂档案中1756～1768年的收支账单，其问每月的住院人数都不超过30个。④四  历史沿革（一）名称如上文所说，在建立之初，仁慈堂医院被称为“贫民医院”。该名字在澳门葡人中一直使用至19世纪。大约在1834年之前，这所医院也被称为“市民医院”（the Civil Hospital），见于龙思泰的记载。⑤ 1841年，仁慈堂对贫民医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并在正门之上辟一神龛，内中置有圣徒传记中的病人保护神圣拉法艾尔（s. Rafael）像，大概从此人们开始称这所医①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57.②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29.③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ίtas na Ásia（China）, Cod.49-v-29, fl.225.④  AHM/SCM, N.277, microfilm A0367.⑤  ﹝瑞典﹞龙思泰：《早期澳门史》，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第56页。 760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 院为圣拉法艾尔医院(Hospital de S．Rafael)。①贫民医院在华人之中被称为“医人庙”②或“医人寺”，③ 也有称其为“白马行医院”的，因为华人称医院前面的街道为“白马行”。据说源于举行佛教游行仪式时白马偶像由此经过，④医院由此得名。白马行在葡人中称为“医院街”（Rua do Hospital），街因医院而得名，与汉名恰好相反，倒也相映成趣。（二）建筑贫民医院位于三巴炮台山南麓、板樟堂之东及白马行（现名伯多禄）街最末，距水坑尾街工务局西北面一箭之地，在400多年的岁月中一直没有变化。其主体建筑的扩建与重修情况在建立后近两个世纪中，均无史籍可考，只知道在1640年贫民医院曾有一次改建。⑤1747年，仁慈堂主席路易斯·科埃略( Luis Coelho)针对当时医院建筑的情况，决定投资进行改建。这一年仁慈堂董事会会议记录载：“仁慈堂所属医院，特别是医院的小礼拜堂，已经彻底成了废墟……病人所在的诊室，脏乱不堪，几非人所处之所。鉴于这种情况，仁慈堂董事会当值主席路易斯·科埃略先生及其他成员，建议动用教友们通过遗产代理人捐给本堂的遗产500两以上，对此医院进行重建，并建成男女病人可以分开住院的形式。如果500两不够，则再加大投资数额；如果仍无法使医院建得尽善尽美，则由下届董事会来完善。”⑥据一份工程进度报告称，工程开始于1747年4月10日，至7月2日已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共使用了750两银子。已完成的一段墙为东西走向，宽38掌。小礼拜堂居中，正对大门。新建部分一侧为男部，另一侧为女部，①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α Assistência, p.160.②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澳蕃篇》：“别为医人庙，于澳之东，医者数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卷四《海防·附澳门》：“医人庙在澳东。”③  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八《濠镜澳》：“俗好施予，建寺独多，枕近望夏村，故有    东、西望洋寺，又有三巴寺……医人寺……”。④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α Assistência, p.148.⑤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α Assistência, p.150.⑥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α Assistência, p.151. 7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各有30个床位，而旧的部分则仍为女部。①这一工程的奠基石，至今仍在，上面刻着：“此仁慈堂医院由路易斯·科埃略主席于1747年下令修建。”因为这块碑石，很多人误认为仁慈堂医院始建于1747年。②新工程最大的特点，便是分男女两个住院部，中间是小礼拜堂，其形式对这个宗教慈善组织来说，显然再合适不过了。此次重建后不久，1766年又有一次重建。③ 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此医院又经过多次重建，现在所看到的建筑的基本面貌，是1939年重建的。④（三）机构前面说过，贫民医院有专门负责的总管，有外出察看病人的巡查员，有带薪的男护理员，有小礼拜堂神父，还有许多仆人。此外，还有内、外科医生和放血师，他们“有义务给仁慈堂制药膏，总管要给他们提供制药所需；如果他们向仁慈堂申请蜂蜡，也要经过总管的批准”。⑤除上文提到的病房、诊室和小礼拜堂之外，还有药房。总管对药房要严加管理，“任何男仆都不得人内，除非得到为仁慈堂制药的医生的允许；只有经过医生检查了数量，才能把药物交给男仆带出”。⑥无论从人员配备还是从部门设置来说，贫民医院都算得上齐备了。但事实上，在贫民医院的历史中，其人员和部门也是根据实际情况而不断变化的，缺医少药的情形经常发生。从18世纪初开始，澳门市政厅开始聘任医生。受聘医生部分职责是到医院治疗病人及到穷人家中出诊。市政厅由于缺乏资金，有时会长时间不聘任医生。没有医生，药房也就形同虚设。在18世纪中期，由于缺乏医生和药物，住院病人长期得不到康复，有些因此而丧生。⑦耶稣会被驱逐以后，澳门的医疗状况一度十分糟糕。从①   Biblioteca da Ajuda, Jesuitas na Ásia (China), Cod.49-v-29, fl.225.②   如 http://www.laoluo.net/history/sssy/macau/history.htm，“澳门专题”的1747年条。③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α Assistência, p.152.④   郭永亮：《澳门香港之早期关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73页。⑤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103.⑥  Compromisso da Mizericordia de Macau, p.102.⑦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181. 762
澳门贫民医院再研究 1762年至1790年，澳门一直没有一个药房。在仁慈堂和市政厅拉锯式的交涉后，终于在1790年由市政厅出资重新建了药房，第一位药剂师是若阿金·若泽·多斯·桑多斯(Joaquim José dos Santos)。①1784年，澳门第一支正规部队由果阿抵达。② 按照当时果阿总督的要求，军队中患病的军人被澳门总督安排到贫民医院住院就诊。为此，仁慈堂在贫民医院中专辟一处接收军人。这样，本不算大的贫民医院显得有些拥挤、秩序混乱；军人患者的人住，与贫民医院“接收贫民”的宗旨相违背。于是，仁慈堂主席多次向澳门总督表示，贫民医院无法为军队服务，应该由市政厅出资建一专门的军事医院。此事交涉多年，涉及澳门总督、印度总督，甚至还闹到了葡国王后那里了。终于在1798年，仁慈堂的建议被接受了。市政厅在贫民医院的附近划出一块地，建立了一所小型的军事医院，以治疗驻扎澳门的葡萄牙士兵和军官。③ 这是中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所西式军事医院。澳门贫民医院在19世纪也有所发展，著名的西洋牛痘法便是通过这里传人中国的。④ 贫民医院一直到1973年才结束其历史使命，其400多年的历史，也是澳门历史发展的一个投影。1999年，原贫民医院的建筑变成葡国驻澳门总领事馆。（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51期，2004年夏季刊）①  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α Assistência, pp.181 - 187. 关于药剂师桑多斯，见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p.11之注释。②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784年”条，小雨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③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1, pp.25 - 37.④  关于牛痘法经白马行医院传入中国，见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2,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75, pp.163 - 170。 763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李长森 *在分析历史上澳门土生族群人口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即在统计澳门早期人口数字时，中国和葡萄牙史料上的记录方法是不同的。中文史料中，一般按人头来计算人口，而葡文史料在许多数情况下，尤其是统计澳门开埠初期的人口数字时，会按“户”来计算人口。但葡文又不会使用“户”的概念，而是使用“已婚者”的概念。这点是中国人难以理解的。在分析、研究葡文史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就会造成统计数字的混乱。譬如谈到某一时期有多少“已婚者”，实际上就是指有多少个“户主”，而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儿童以及家奴等一般并未计算在内。这种错误已见诸不少国内学者发表的论著之中，不仅有违历史事实，而且误导读者，贻害不浅。①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学者身上，而且也发生在葡国学者身上。譬如澳门土生历史学家徐萨斯在引述澳门开埠之初人口情况时，可能是担心读者对“已婚者”概念不理解，因而将“已婚者”改为“人”。幸好他在后面又加上“其中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予以说明。然而中国学者在征引有关数字时，却往往会忽略后面的说明。例如《澳门通史》是一部常用的澳门史参考书，其中关于澳门开埠初期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然是引用了外文史料，但在“葡国籍人”一栏中所征引的数字仅是“已婚者”数字，并未把葡国学者在后面附加语中所指的其他人包括在内。②*   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教授，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暨南大学历史学    博士。①  《澳门通史》，第9页：1621年葡籍人口为700～800人，而英国史学家博克塞则说1621年    “……在荷兰人进攻的前夕，葡亚裔社会有700至800名‘已婚者’”，显而易见，博克塞在    这里使用了葡文资料中“已婚者”的说法，而《澳门通史》中却使用了“人”的说法。②  1563年葡籍人口为900人，而徐萨斯说“……1563年……该数字增至900,其中不包括    儿童”，见《澳门通史》，第9页。 764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看来，由于征引澳门开埠初期人口数字时，没有注意到葡人对东方葡裔使用的“已婚者”概念，或者没有作出必要说明，已经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很大混乱，使人们对澳门开埠之初的人口数字产生误解。由此可见，对于澳门开埠之初至17世纪居澳葡人的具体人口数字至今还是不清楚，尚待人们发现新的史料予以确证。其实，博克塞在《16～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一文中把澳门开埠之初的人口计算方法已经说得很清楚：已婚的葡萄牙男子户主的人数1601年达四百人，1635年八百五十人，1640年六百人。如果我们以每户平均五人的系数来计算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就相当于二千至四千二百五十人。①按照安东尼奥·博加罗的说法是：葡萄牙人的家庭里至少平均有六名以上奴隶……如果把已婚男子同妻室、子女、女仆及女仆的子女都计算在内的话，总人数将由四千上升到八千五百。②在葡文史料中，由于开埠之初一切尚未进入正轨，作为管理机构的市政厅尚未成立，所以未见官方统计数字。然而，零星的统计数字却不时见于各种历史资料之中，特别是在当时的船长、兵头及神父的来往书信或者其他文件中会提到某一方面的人口情况。因此，综合这些方面的资料，可对当时的人口情况有概括性了解。显而易见的是，通过这些非官方文献获得的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准确，甚至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但各方面的资料都说明，澳门开埠之初的葡裔尤其是欧亚裔人口已经相当可观。虽然许多史料指出，澳门开埠之初的①  ﹝英﹞C. R. 博克塞：《16～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中外关系史学会、    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第82页。②  博加罗引用了1635年果阿的统计资料。见C. R. 博克塞《16～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    转港之作用》，中外关系史学会、复旦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外关系史译丛》，上海译文出版    社，1991，第82～83页。 7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葡裔及欧亚裔人在最高峰时不到1000人，但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数字仅指男人，也就是所谓的“已婚者”，是有民事能力的“自由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看法他们就是“家长”，以他们为中心构成了一个个家庭。也就是说，在人口统计中，是指一家一个代表，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妇女和儿童，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另外，按照葡人传统，每个“已婚者”都拥有许多佣人和家奴，这倒不是由于他们生活奢侈，而是他们要常年在外从事海上贸易，家中妇女及诸多子女需要这些人服侍照顾。从福尔加斯的《澳门土生家族》中可以看出，土生葡人家庭子女甚多，一个家庭有七八名子女司空见惯，甚至有的夫妇竟有十五六名子女，最多的有24名子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操持家庭各种杂务、保证家庭成员安全、充当轿夫杂役、照顾诸多子女等，都是很繁重的劳动，需要多名佣人及奴仆才能完成。据印度学者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研究，在印度地区葡裔人家中平均有10名奴仆，据统计，仅果阿一地就有8000名奴隶。他曾举一例，有一位名叫加西亚·米洛（Garcia de Mello）的财务官员，于1611年因诈骗被捕，当对其财产进行清点时，发现他家中有19名奴隶，其中6人来自孟加拉，6人来自中国，7人来自非洲。这些人均改变了宗教信仰，只有教名，没有姓氏。① 该案例亦说明，至少在17世纪初，就有华人被送往印度做奴隶或者家仆的情况。澳门的情况虽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据1773年的一份人口统计资料，当时澳门正值衰落时期，宗主国来的葡人仅127人，土生及混血“已婚者”1325人，但仍有奴隶1100人。② 博加罗提供了另一个数据，在17世纪30年代，澳门“有5000名奴隶，平均每个‘已婚者’有6名奴隶”。③ 这与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分析的情况有很大差异，但亦说明将妇孺及家奴数字加上去，则总人数亦会很大。《澳门记略》也有“凡为户四百三十有奇，丁口十倍之”的说法。④ 这样看来，庞尚鹏说澳门开埠之初葡人“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人矣”是可信的，而并非史学界一般征引的①  ﹝葡﹞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    贤译，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1997,第237页。②  Relação das cazas ricas de Macao, AHU, Macau, cx. 6, doe. 47, in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 1800),de A. M. Martins do Vale,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7.③  António Bocarro,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p. 261.④  任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蕃篇·诸蕃附》。 766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数字600～800人①。图1  1791年澳门土生族群中奴隶所占比例桑贾伊认为，1640年左右：澳门总人口估计为四万人，其中约有二万人是葡裔或者葡亚裔血统的人。17世纪后半期，这一数字无疑大幅度减少，到1669年，澳门“已婚者”人口下降到不足1635年的一半。②桑贾伊根据康熙年间同时期（1665年）的文献指出：来此澳居住之夷人……查老幼男女五千六百余口。③ 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1640年代末发生的一场严重饥荒，导致该地区人口大量死亡，但也可以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王朝由明朝变成清朝的缘故，他使①  庞尚鹏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在《抚处濠境澳夷疏》中说以上这番话的，而史学界在征    引该年居澳葡人数字时多称该年葡人为600～800人。该数字的来源应是《澳门教区教会通    讯》分别记载的《1563年12月1日Manuel Tei。eira s. J. 致果阿耶稣会士的书信》    （Epístola de Manuel Teixeira S. J. aos Jesuítas em Goa, I-XII-1563）和《1564年12月1日    Manuel Teixeira S. J. 致 A Leonel de Lima S．J．的书信》（Epístola de Manuel Teixeira S. J. a    Leonel de Lima S.J., Cantão, I-XII-1564），但他们只引用了数字，却忽视了文中的说明，即    这些人是指“已婚者”，其中并没有包括家人及奴隶。②  ﹝葡﹞桑贾伊 · 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    贤译，第216页。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 卷一》，“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题行    稿”，第112页，“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巡查澳门谕令西洋人等须安分守法及沿海一带情形折”。 7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中国东南沿海的内陆市场变得不太稳定。①但桑贾伊没有提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澳门政治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大批澳门土生葡人又回流到其祖上数十年前曾活动过的望加锡等南洋一带。目前尚未有官方具体资料可提供葡人居民在澳门开埠最初几年的准确人口数字，特别是“广义上关于来自（葡萄牙）王国的男性及其亚洲妻妾和混血子女，以及非洲和亚洲奴隶及家奴的情况”，②尽管人们相信第一个居住中心的居民人数在400～500人（已婚者）之间。③数年后的1563年，由于原居浪白澳的葡裔居民相继来澳定居，在澳门已有900名葡人（已婚者），当中并不包括儿童。④次年的数字最接近实际情况，表明在该城的常住葡裔人口为600人（已婚者），另外还有他们的家佣和奴隶。⑤而赴日船队在澳门停留的数月里，在上述人数中会加上商人、船员及船长，从而使总人数增加到800人。⑥大约在1570年前后，澳门已经“有三个教会、一所贫民医院和一个称为‘仁慈堂，的慈善机构，这个地方目前已发展为拥有五千多天主教徒的城市”，⑦说明人口规模已相当之大。1582年的一份西班牙资料确认“澳门已经是一个拥有五百户人口的重镇”。⑧但是，另一份资料显示1582年在澳①  ﹝葡﹞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政治和经济史》，何吉    贤译，第216页。②  Gonçalo Mesquitela, História Macau, pp.15 - 18.③  Montalt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Macau, (1.α ed. 1926,1990), p.58, from Almerindo Les-    sa, 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ά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ίvica, Macau,p.15.④  Montaho de Jesus, Macau Histórico, Macau, (1.αed.1926,1990),p.58, from Almerindo Les-    sa, A História e os Homens da Primeira República Democrάtica do Oriente, Biologia e Sociologia de    uma ilha cίvica, Macau,p,58.⑤  Epistola de Manuel Teixeira S. J. a Leonel de Lima S. J．，Cantão,1/XII/1564, Boletim    Eclesiά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62 (724 - 725),1964, pp.766 - 767.⑥  Epistola de Manuel Teixeira S. J. a Leonel de Lima S. J．，Cantão, 1/XII/1564, Boletim    Eclesiά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62 (724 - 725),1964, pp.729 - 739.⑦  据塞维拉的印度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文件，格里高里·冈萨尔维斯世俗教士曾亲身参加澳门    开埠建设。这份文件由冈萨尔维斯于1570年写成，记述了其在澳门12年的所见所闻。转    引自《16 ～ 17世纪澳门的宗教和贸易中转港之作用》，《中外关系史译丛》，第82页。⑧  C. R. 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O．P.,Fr. Martin de Rada,O．E. S. A.，(1550 - 1575), Londres,1953, pp.    XXXVI-XXXVII. 768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门计有2000住户，其中包括葡萄牙人、混血天主教徒以及当地土著。①到了17世纪，这一特点更加明显。1601年，澳门有600名葡裔“已婚者”，另外还有从事地区贸易及中日贸易航行的商人在那里临时停留。②20年后，在荷兰人进攻的前夕，葡亚裔社群有700～800名“已婚者”，而华裔人口达到l万人。③然而，1624年的一份史料提供了不同的数字，其数量更大一些：在澳门居民中有840名“已婚者”，其中437人是葡萄牙人和混血儿，而其他“已婚者”则是信奉天主教的华人永久居民，这些华人是通过“进教”才加入葡人社会的。④在这一资料的基础上加上“已婚者”的妻子、子女和奴隶，再加上其他华人居民，博克塞认为澳门居民的人口总数接近15000～20000人。⑤如果按照张汝霖“丁口十倍之”的计算方法，则得出的结果恰好与博克塞提供的数字相似。1630年代更为完整的统计数字显示了繁荣时期澳门各类人口的情况。该时期在澳门有850名葡萄牙“已婚者”和相同数目的当地土著“已婚者”。参与海上贸易的商人、船长以及船员有150人。另外还有驻守的军人，同时还显示有5000 名各种奴隶，也就是说平均每个（葡萄牙）“已婚者”拥有6名奴隶。⑥这应该是历史上居澳葡裔土生族群人口最多的时期，其人口总数甚至超过今天。葡萄牙光复期间，澳门“已婚者”社会的人数有轻微下降：计有600名葡萄牙“已婚者”及其相同数目、适龄参军的儿子。⑦500名澳门本地土著“已婚者”和“单身者”，以及5000名奴隶。⑧与此同时，澳门华人人口约有①  Livro das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 in ob. Cit., pp.105 - 106.②  Carta régia ao vice-rei, 22/II/1601, publicada por C. R. Boxer, in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Vol. 1, pp. 56 - 57.③  C. R. Boxer,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VoL. 1, p. 24.④  C. R. Boxer, 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 1550 - 1770: Factos e Lendas de Macau Antigo,    Macau, 1993, p．100.⑤  C. R. Boxer, 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Vol. 1, p. 24.⑥  António Bocarro,O livro das plantas de todas as fortalezas, p. 261.⑦ 《澳门通史》中1640年的葡裔人口数字（6000人）与前后数字悬殊甚大，即前面的数字   1621年为700～800人，后面的数字1700年为900人，估计为 José de Jesus Maria 所指“600    名葡萄牙已婚者”之误。⑧  José de Jesus Maria (1988 [1．a ed.1941]),Ásia Sίnica e Japónica, Macau, p. 224. 7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2万人。①1644年的葡裔居民及其家属有2000人②，总人口达到4万人。③表1  澳门开埠至17世纪中叶澳门葡裔“已婚者”统计数字①年份人数1557156315641582 16011621 1624 162516301635 16401644 1662400～500人（已婚者）900人（已婚者）600～800人（已婚者）500人（已婚者）②600人（已婚者）700～800人（已婚者）③840人（已婚者，其中437人为葡国或者混血）④853人（绝大多数为“已婚者”，其中75人为暂住者，227人为欧亚裔，551人为土著居民）⑤850人（已婚者），另有同样数字的本地进教者850人（已婚者）⑥600人（已婚者，另有本地进教“已婚者”500人）1000个葡裔家庭，另有华人进教家庭⑦300人（已婚者）资料来源：①表中所列数字主要依据A. H. de Oliveira Marques主编的《葡萄牙人远东史》（葡文版），第1卷第1册中提供的资料重新整理。不属该书资料的数字另有出处注释。②据博克塞提供的数字。③据荷兰人科恩(J. P. Coen)于1621年记述，该年澳门葡裔社会有700～800户人，总人口达1万人（Boletim Eclesiάstico de Macau, 1938, p.97）；同年英国人里察德 (Richard) 亦证明该数字，并说明总人口中3/4是华人进教者，同时还包括有西班牙及日本的避难者。见《文化杂志》（葡文版）第20期，澳门文化局，第75页。④C. R. Boxer. 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 1550-1770: Factos e Lendas de Macau Antigo, Macau, 1993,p.110., 见《文化杂志》（葡文版），第20期，第105页，另见同期中文版第125页。⑤Papéis de D. Francisco Mascarenhas, Biblioteca Pública e Arquivo Distrital de Évora, Cod. CXVI/2 - 5, fls', pp. 226 - 232. In Ana Maria Amaro, Filhos da Terra, Revista Cultura, n.º20, Instituto Culturalde Macau, 1994.⑥António BOCARRO, Livro das Fortalezas da Índia,1635, Revista Cultura, n.º20, Instituto Culturalde Macau，1994，p．75；另见《文化杂志》同期中文版，第73页，但中译本有误，将数字误译为650 人。⑦据卡丁神父 (Pe．Cardim) 于1644年亲眼所见，当时居澳葡裔有1000户，每个土生家庭平均20口人。基督徒总数达4万人。见文德泉神父：Os Macaenses, Revista Cultura, N.º20, p.75。①  C. R. Boxer, Fidalgos no Extremo Oriente, 1550 - 1770:Factos e Lendas de Macau Antigo,    Macau, 1993, p.154.②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Lisboa. Macau, CX.1, doc.32, in Consulta do Conselho Ultrama-    rino, 14 de Janeiro 1644.③  G. Bryan de Souza, A sobrevivência do Império, Os Portugueses na China,(1630 - 1754) Lisboa,    1991, p.50. 770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澳门开埠之初的20～30年里，人口持续增长，至该世纪末保持稳定。1582年人口轻微下降似与西班牙吞并葡萄牙引起的震荡有关。由于日本从17世纪初开始驱逐基督徒，大量侨居日本，的澳门葡亚裔人携家眷来澳门，致使1621年后人口大幅上升，令17世纪前半叶人口一直保持在高水平。1662年人口再次大幅下降，应与马六甲的失陷及南洋葡荷两国争夺势力范围有关。关于澳门开埠初期的100多年间土生族群的人口发展演变情况通过下图（图2）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图2  1557～1662年澳门土生族群人口到了17世纪后半期，统计资料显得比较少，这种情况反映了葡亚裔社会进入动荡时期，人口数字有所减少。这主要是由于1640年结束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以及葡荷之间敌对加剧之故。“南方被荷兰人控制，与马六甲、苏禄和印度的联系更加困难”，①土生族群中许多人离开澳门到其他地区定居。莱萨教授认为，“1662年，同中国的整个海上贸易被禁止，海上危险重重，饥饿越发严重”，②这对于以海上贸易为生的土生族群来说，无疑失去了最主要①  [葡]莱萨( Almerino Lessa)：《澳门人口── 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    志》第20期，澳门文化司署，1994，第127页。②  [葡]莱萨( Almerino Lessa)：《澳门人口── 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    志》第20期，澳门文化司署，1994，第127页。 7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的维生手段。1662～1669年，葡萄牙“已婚者”的人数不超过300人①，人口比高峰时期少了2/3还要多，从此，澳门土生族群的人数便一直维持在这个数字左右，直到19世纪末。上述统计数字说明，直到17世纪中期，澳门葡裔“已婚者”社会的人口一直呈现迅速上升状态，后来趋于稳定，或者说略有上升，使人口数字到1620～1644年期间达到了比较稳定的高峰期。中国史料亦证明了这种情况。据明崇祯七年(1634)的一份档案记录：往者夷数不满千人，近且报至数万……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逞不得，此大可忧者也。而大蠹则在闽海。起聚食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②说明直到17世纪前期，澳门由于独揽中日贸易而达到繁荣顶点，因此人口十分兴旺。同时也说明该时期人口的急剧增长与日本迫害基督徒，导致大量难民逃到澳门避难有关。葡萄牙对日本的贸易终止后，一些最初从日本逃到澳门的葡人家庭于数年后又迁往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其他定居点，譬如苏拉维西岛的望加锡和暹罗南部沿海地区。③从此以后，虽然在康熙及乾隆年间由于偶尔开放海禁有过短暂回升，然而居澳葡人总数还是逐年下降，越来越少。葡国学者莱萨提供的资料似乎印证了乾隆年间土生族群人口回升的情况，关于该时期的人口情况，他一共提到两个数字，第一：1743年，在本市有常住华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大约有三四千，而葡萄牙人在30年以后，即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才达到这个数字，尽管混血儿数量非常之大，以至于皇室在两年前就作出决定，在①  [葡]莱萨（Almerino Lessa）：《澳门人口── 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     志》第20期，澳门文化司署，1994，第127页。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等事    题行稿”，第16页。③  Rodefich Ptak, Portugal in China, Kurzer Abriss der portugiesi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und    Macaus, Klemmerberg,1980, pp. 45 - 47. 772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市政厅的督察员中，必须永远为混血儿保留六个职位。①第二：1776年，编年史学家们说有三千个欧洲各国的人；第二年（1777年）主教本人②说本市人口大约是六千葡萄牙人、混血儿和中国天主教徒，以及二万二千俗民。③这两个数字看起来差别很大，但考虑到后一数字中包括中国天主教徒的话，就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无论如何，都能说明人口略有回升的情况。表2  1745～1793年澳门人口统计数字① 单位：人  年份非华人华  人总  计17455212800012312②17504000③——177260002000026000④1775497320000～2200025000～27000⑤177630001600019000⑥177760002200028000⑦1780—18000～20000⑧—1784—30000⑨—1788—30000⑩—17914851⑪——179152332200027233⑫17936000600012000⑬资料来源：①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 1800),p. 119.②José de Jesus Maria （1988[ 1.a ed.1941]）,Ásia Sίnica e Japónica, Macau,p. 231. ③据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记略》（葡文版），A．M. Martins do Vale 译，第141、208页。④Rela da população da cidade de Macau, presumivelmente remetida pelo governador Salema de Sada-①  [葡]莱萨（Almerino Lessa）：《澳门人口── 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载《文化杂    志》第20期，澳门文化司署，1994，第131～132页。②  “主教”应是指 D．Alexandre da Silva Pedrosa Guimarães，于1774～1779年担任澳门主教。③  [葡]莱萨：《澳门人口── 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第133页。 7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nha 22 de Janeiro de 1772, in AHU, Macau, cx. 6, doc. 48, from 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em Macau (1750 - 1800), p. 119.⑤ Rezumo de todos os homens de Macau, anexo ao relatório do bispo D. Alexandre Guimarães de 8 deJaneiro de 1775, in AHU, Macau, cx. 8, doc. 6.⑥《东望洋圣母号》三桅船舰长 Nieolau Fernandes da Fonseca 于1776年1月2日写的报告，海外历史档案馆澳门部分，cx．10, doc. 2。转引自 A．M．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1750 - 1800), p.119。⑦Parecer do bispo D. Alexandre de Guimarães sobre a residência de estrangeiros em Macau remetido aoSenado a 8 de Agosto de 1777, publicado em A． M ., 3 a série, Vol. XVI, n．o 4, 1971, pp. 204 - 209.⑧Carta dogovemador da Índia ao govemador de Macau, de 9 de Maio de 1780, transcrita em A． M ., 3a.série, Vol. X, n.o 5, 1968, pp.258 - 259.⑨O termo do conselho geral de 15 de Junho de 1784, publicado em A. M ., 3a série, Vol. IV, n.o 4,1965, pp. 234 - 240.⑩ Carta do Senado à Rainha D. Maria I, de 12 de Janeiro de 1788, em A. M ., 3a série, Vol. XVII,n.o 1, 1972, pp. 52 - 54.⑪Mappa da população de Macάo, anexo à carta do governador de Macau, de 24 de Dezembro de 1791,em AHM, Macau, cx. 19, doc. 17.⑫Cartas do bispo de Macau de 28 e 29 de Dezembro de 1791, em AHU, Macau, cx. 19, docs. 20 - 21.⑬Relatório de George Stauton, secretάrio da embaixada inglêsa enviada a Pequim chefiada porM ' Cart-ney, citado pelo Padre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ulo XVIII, pp. 696 - 720.表3显示1774年澳门土生族群人口构成情况。其中的“华人天主教徒”应该是指“进教者”，但并不包括与葡人联婚者的后代。表3  1774年澳门土生族群（葡籍）人口单位：人人口构成堂   区修   院总计风顺堂大堂花王堂多明我会奥斯汀会方济各会圣衣会葡萄牙人（本土）414919————109葡萄牙人子女3813824————200土生人208323138————669华人天主教徒10—2————12世俗教士6143————23少数教派及僧侣—5—————5神职人员（男）———1016219神职人员（女）——————3030已婚妇女26217590————527寡妇14011269————321未婚妇女728437189————1354儿童122338167————627印度人——6————6 774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续表3   人口构成堂   区修   院总计风顺堂大堂花王堂多明我会奥斯汀会方济各会圣衣会奴隶238523299————1060自由人——9————9西班牙人——1————1法国人——1————1合  计1793211410171016324973资料来源: Rezumo de todos os homens de Macau... e de todos os mais christaons Vassalos del Rey N.Snr. Anexo ao Relatório de D. Alexandre da Silva Pedrosa Guimarães, de 8 de Janeiro de 1775, in AHU,Macau, cx. 8, doc. 6, from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 1800), p. 131。表4显示1791年澳门土生族群人口构成情况，表5显示1773年澳门土 生族群人口结构。 表4  1791年澳门土生族群（葡籍）人口单位：人人口构成堂   区修   院圣约瑟修道院总计风顺堂大堂花王堂多明我会奥斯汀会方济各会圣衣会已婚男子14616558—————369丧偶男子14167—————37未婚男子14713846—————33112岁以下男童12320059—————382已婚女子17219762—————431丧偶女子11215748—————317未婚女子322349120—————79112岁以下女童14221760—————419牧师—7——————7世俗教士1151————522少数教派—5——————5修士———————1717男性神职人员———7382—20女性神职人员——————42—42世俗人——9—13——13男佣12—83—2—16女佣—61————15—76成人男奴209229907—665552 7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4  人口构成堂   区修   院圣约瑟修道院总计风顺堂大堂花王堂多明我会奥斯汀会方济各会圣衣会成人女奴295320166———20—801幼年男奴2342——————65幼年女奴207——————27男性华人天主教徒—38——————38女性华人天主教徒—20——————20病残者—60——————60总  计172722457262271787274858资料来源: Carta do Senado à Rainha D. Maria I, de 12 de Janeiro de 1788, em A. M.,3a série, Vol.XVII, n.° 1, 1972, pp. 52 - 54。表5  1773年澳门土生族群（葡籍）人口结构类别阶层各阶层居民人数各阶层居民平均拥有财产葡萄牙人 一等二等三等6211005万～20万两4000～40000两舰队军官葡裔或混血儿后裔一等二等三等111413001万～6万两1000～2000两海员及士兵华人或土著天主教徒（Naturais）一等二等与三等810002000～3000两海员及士兵奴隶—1100—总   计3560资料来源: A.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 1800) , p. 134。①  这里的“葡裔或混血儿后裔”指早期葡人与非华人种族通婚所生、具有葡萄牙血统的后裔，如    具有印度人、马来人、香料群岛及马鲁古群岛血缘的葡裔。由于是澳门的开埠者，故自视为血    缘高贵，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明显高于具华人血统者。为区分两者的关系，前者可被视为“纯    种土生人”，后者可被视为“本地土生人”。由此可见土生族群结构之复杂。②  据 A．M．Martins do vale解释：华人天主教徒（chineses critãos）和土著天主教徒(Naturais)均与    华人有关。“Notticias e ReflexÕes”的作者认为二者均为信仰基督的华人，但澳门教区主教却    认为这二者是有严格区别的。对于教会来说，“华人天主教徒”是指华人中接受洗礼而“进    教”的新天主教徒，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土著天主教徒”则是指澳门的“老葡裔    居民”与华人联婚的所有后代，在政治、行政及文化方面与葡国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由此    可见，“华人天主教徒”和“土著天主教徒”构成了“本地土生”的主体。前引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 - 1800), p. 133. 776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图3显示1773年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结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各类人群的分布情况相当有趣。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奴隶在土生家庭的人口数量中，一直占有很大比重；另外，在18世纪中后期，华人已经成为土生族群的重要血缘来源，而且许多人在加人土生族群后，仍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图3  1773年澳门葡人社会人口结构关于19世纪的人口情况，莱萨提供了一个数据：1822年，本市有4312名基督徒，其中2027名是妇女，而女教徒中有437名年龄在14岁以下；有637个男女奴隶和约8000个中国人。①数字显示，土生葡人族群中，男性流动情况减少，男女比例趋于平衡，同时，随着西方奴隶制的废除及人权意识的增强，土生族群中使用奴隶的情况也减少了，与表4中所列1791年的土生族群拥有1447名男女奴隶及其子女的情况相比较，人数已大幅度下降。嘉庆十七年（1812）六月二十九日，香山县左堂谕夷目传令各夷主约束黑奴时说道：①  [葡] 莱萨：《澳门人口── 一个混合社会的起源和发展》，第134页。 7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内黑奴数百，每有呼群引队，在于街上。或抢果贩，或醉酒行凶，多端滋事，不可枚举。①从中亦可看出澳夷奴隶数量大幅减少。表6  1856年澳门天主教徒人口堂区户数25岁以上男子25岁以上女子男童女童总计花王堂144182423104105814大  堂5603796504134131855风顺堂6083717755366862368总数计13129321848105312045037资料来源：Pe. Monsenhor Manuel Teixeira, Os Macaenses, Revista Cultura, n．0 20, ICM, 1994。在中文史料方面，《澳门记略》引薛韫著《澳门记》说：澳门夷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来此，岁输廛缗五百一十有五，孳育蕃息，迄今二百有余年矣。其户四百二十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内刺兵一百五十名。这里应该是指18世纪中期居澳葡人的数字。但早期在中文史料中很少见到居澳葡人的具体数字。最早提到澳门葡亚裔人口数字的应该是明人庞尚鹏。他于1564年在《抚处濠镜澳夷疏》中说：近数年来，始入濠镜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当时葡人居澳不到10年，应该是最早的数字。关于人口，如前文所引：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筑室又不知几许，夷众殆①  李德超：《台湾出版之有关澳门史料及庋藏之澳门档案举隅》，《文化杂志》，第19期，澳    门文化司署，1994，第35页。 778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万人矣。①数字虽不具体，但也说明了澳门开埠之初人丁兴旺的景象。次年（1565年）叶权说“今数千夷团聚一澳，雄然一镇”，②同年吴桂芳的数字较为具体，称“非我族类，不下万人”；③王临亨于1601年提出一个数字，认为“香山之夷，盘踞澳中，闻可数万”；④明末兵部尚书张凤翼于崇祯年间说“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呈不得，此大可忧者也”。⑤以上数字有一个共同特点，虽不具体，但均“数以万计”，说明澳门开埠之初居澳葡人的人口数字，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关于澳门葡人的人口情况，多见于清朝康熙以后的记录。康熙四年（1665），广东总督卢崇峻提奏称：唯来此澳居住之夷人，年代已久，生齿日繁，集聚渐众，查老幼男女五千六百余口，彼等不事耕作，除经商外，委实无力谋生，自从禁止海船以来，苦不聊生。⑥康熙五十六年（1717），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又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有八千余口。奴才细访实有万余口。⑦说明虽然与明末时期的数字相比大幅下降，但人口依然不少。雍正二年（1724），两广总督孔毓殉奏请准许西洋人在广州天主堂居住时称：①   前引《抚处濠镜澳夷疏》。②  （明）叶权：《贤博编》附《游岭南记》。③  （明）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三》。④  （明）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志外夷》。⑤  （明）张凤翼等：《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题行稿》。⑥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46页，“广东总督卢崇峻提议香山澳西洋人     不宜准留本”。⑦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112页，“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巡查澳门谕令     西洋人等须安分守法及沿海一带情形折”。 7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其澳门居住之西洋人，臣委员查点，男妇共计三千五百六十七名口，各有家室生业，与行教之西洋人不同，住经二百年，日久人众，无地可躯，守法纳租，亦称善良。①关于雍正八年(1730)的澳夷人口，清朝乾隆年问的暴煜在《香山县志》中说：雍正八年册呈，彝人五百一十七名，彝奴六百六十三名，彝妇一千三百九十七口，彝婢九百九十口。岁输租银五百两，解司库。②总数仍为3567人，估计采用的依然是雍正二年的统计数字。而清人王植则说雍正乾隆年间：澳地夷人计四百二十三户，男妇三千四百三十余口。汉民赁居澳地者计八百五十四户，男妇二千五百七十余名口。③根据王植提供的数字，可以看出这段时期居澳华葡两族的人口有不同的特点。澳门土生族群户数少人口多，华族户数多但人口少，说明土生族群家庭的人口较多，规模较大，相比之下，居澳华人家庭的人口一般都比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葡文史料中曾多次提到的特点：土生家庭子女多、妇女多、奴婢多。中文史料中关于乾隆年间居澳土生族群的人口资料显示，其人数与雍正年间区别不大。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在乾隆七年(1742)的一份奏折中说道：现在澳夷男妇三千有奇，五百内地佣工艺业之民杂居澳土者二千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145页，“两广总督孔毓询奏请准许西洋人    在广州天主堂居住并限定澳门洋船数目折”。② （清）暴煜：《（乾隆）香山县志》。③ （清）王植：《崇德堂稿·卷二·香山险要说── 覆抚都堂王》。 780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余人，均得乐业安居，诚圣天子复帱无外之盛治也。①乾隆年间《重修三街会馆碑记》亦说当时的澳门“遂成一都市焉”。②乾隆年间，由于居澳葡人晏些卢扎伤中国商人陈辉千致死，广州将军策楞等于乾隆九年（1744）向朝廷奏报办理该案经过，谈道：夷人寄居市舶，起自前明中叶，迄今垂二百年，中间聚集番男妇女不下三四千人，均系该国夷王分派夷目管束。③关于该时期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情况亦见于印光任和张汝霖的《澳门记略》，称乾隆十年（1745）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是：其户四百二是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内刺兵一百五十名。④到了19世纪初，土生族群人口似乎略有上升。1808岁末，英军未经中国政府同意，悍然以保护居澳葡人为借口，在澳门登陆并占领炮台，两广总督永保于嘉庆十三年（1808）奏复，将妥善办理英兵占据澳门炮台一事的奏折中说：即如澳门地方均称尽系西洋及各小国夷人在彼居住，设立洋行，向与内地贸易，已数百年，房屋华丽，不下数千家人。⑤数字虽不具体，但“不下数千家人”已能够说明人口的规模。嘉庆十四年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192页，“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请于澳门地    方移驻同知一员专理夷务折”。② 《（乾隆）重修三街会馆碑记》，《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第249页。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198页，“广州将军策楞等奏报办理晏些卢    扎伤商人陈辉千致死案缘由折”。④ 《澳门记略•上卷•形势篇•潮汐风侯附》，第3页。⑤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714页，“两广总督永保奏覆在途谕旨俟抵    任将妥善办理英兵占据澳门炮台等事折”。 7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809）的数字较为具体，广东巡抚韩身在谈到澳门形势的一份奏折中称：近年生齿日繁，大小男妇约计共有三千余名口。其华人在澳开铺落业者，男妇共有三千一百余口，因夷人来往贸迁，凡百工所备，均需仰给于华人，而贫民亦可借此稍沾余利，历久相安，从无争竞。①同年两广总督百龄在一份奏章中说：随查在澳居住之西洋人唼嚓哆等男妇共四千九百六十三名，又有各国经理交易留寓之英吉利夷人喇佛等四十名，贺兰夷人立面爹等七名，瑞国夷人替麻吐等四名，吕宋夷人吗玉等九名，单鹰国夷人啤啼等二名，均极安静。②很明显，其统计数字与广东巡抚韩葑的数字虽为同年所报，但出入较大。由于百龄提供的数字统计得颇为详细具体，甚至罗列出“各国经理交易留寓。的英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商人数字，因而更为可信。同时，百龄提供数字的准确性亦可通过次年的一项数字得到证实。梁廷柑在《粤海关志》中提到嘉庆十五年（1810）的居澳土生族群时说道：彼时人口未获盈千，今生齿日繁，男女计至五千余众。③以上情况说明，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自进入19世纪后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与前朝相比，道光年间（1821～1850）澳门土生族群人口的统计数字开始出现波动，反映了该族群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困居澳门一个多世纪后，随着中国近代政治社会形势出现的动荡而再次进入活跃期。道光三年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724页，“广东巡抚韩封奏报查阅澳门夷民    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一》，第731页，见嘉庆十四年，四月初八日“两广总    督百龄奏覆查明上年英兵入澳系图占地并参吴熊光等办理不当各节折”。③ （清）梁廷柑：《粤海关志》。 782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1823），两广总督阮元等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到：澳内男夷一千余名，女夷二千余口，夷兵二百余名，在西洋诸国中为弱。①道光十四年（1834），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奏覆查明澳门夷人炮台原委请免驱拆折”中提到：驻澳夷人共五百余家，男丁大小一千余人，黑夷奴二百余人。该国派喽黎哆一名，兵头、番差各一名。②说明这期间由于“鸦片贸易”而使澳门土生族群人口有所上升。为了查禁鸦片，林则徐命令对澳门人口进行查点，于道光十九年（1839）向北京上报了“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等奏报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折”，据该奏折称：造册呈送，计华民一千七百七十二户，男女七千零三十三丁口;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英吉利国僦居夷人五十七户。③在严厉查禁鸦片的背景下，这次人口调查的数字应该是准确的。从数字中可以看出，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明显增加，“西洋夷人七百二十户；男女五千六百一十二丁口”，其中尚未包括“英吉利国僦居夷人五十七户”，这是雍正以来的百年间十分罕见的现象，可见鸦片贸易带动了人口的发展。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澳门土生族群人口又明显下降。道光二十四年（1844），两广总督耆英就澳门夷情发出奏折，统计出：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二》，第174页，“两广总督阮元等奏陈饬谕小西洋    人嗣后无须带领多船来粤片”。② （清）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一》，“奏覆查明澳门夷人炮台原委请免驱拆折”。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二》，第345页“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等奏报巡阅澳    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折”。 7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现在澳内夷人男女约四千余口，而十九年所查民户人丁，共四千九百二十八人，故澳门乃民夷错杂之区，非徒夷人托足之地也。①从数字中可以看出该年“夷人男女约四千余口”，比1839年少了1000多人。仅仅五年时间，人口下降了两成多，显然不是自然的负增长率，而是大量人口外流所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许多澳门土生葡人流向了中国新开埠的香港和上海等地。同治年问，由于许多土生葡人继续在港、沪等地定居，该族群在澳门的人数依然维持在不高的水平。同治三年（1865），广东巡抚郭嵩焘在查明澳门前后大概情形的奏折中称：澳城内逶西为商贾麇聚之处，西北皆民居，西南下环沿海以至南环为夷房，约五六百家，铺户千五六百家，商贾麇集，无艺游民常至万人。②奏折中说夷人“约五六百家”，多集中在下环至南环一带，而且此时几乎每户都有人在港、沪一带发展，留澳家庭中的人口并不如以往多，所以虽有“约五六百家”，但总人数不会太多。光绪年间（1875～1908），人口依然维持在4000人左右：葡夷男妇丁口约四千人，水师二百，陆师八九百人，其国募来者约三百人，土著三百，其余华人。③从该时期人口数之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葡萄牙已经逐渐占据澳门。首先是军事力量加强，并且实现了正规化，从历史上由少数葡裔及“能拿起武器的男性已婚者”所组成、半军半民性质的两三百人的武装①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二》，第532页，“两广总督耆英等奏覆体察澳夷实    在情形折”。②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二》，第755页，“广东巡抚郭嵩焘委员赴澳查明各    项事宜并由驿附呈事至总理衙门函，附件，广东巡抚郭嵩焘查明澳门前后大概情形清折”。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卷三》。 784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力量，转而建立了团一级建制的正规军队；另外，澳葡当局已经能够从居澳华人中征募兵员了，而这些华人在以前一直是“天朝”的臣民，属香山县管辖。澳葡当局还第一次为华籍军人设计了军服，“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为他们配备了竹笠及中式布鞋”。①图4  显示据中文史料整理的1665～1875年澳门土生族群的人口情况：表4  据中文史料整理的1665～1875年澳门土生族群人口表7  据中文史料整理的澳门葡裔人口数字①年  份人   数嘉靖四十三年（1564）1万人②嘉靖四十四年（1565）数千至1万人③万历二十九年（1601）数万人④崇祯七年（1634）数万人⑤顺治元年（1644）20000人⑥（包括华人天主教徒共40000人） 康熙四年（1665）康熙五十六年（1717）雍正二年（1724）乾隆七年（1742）乾隆十年（1745）嘉庆十四年（1809）道光三年（1823）道光十九年（1839）道光二十四年（1844）5600人8000人3567人 3500人3400人4963人3200人5612人4000人①  Manuel A. Ribeiro Rodrigues,400 Anos de Organizaçãto e Uniformes Militares em Macau, Artilharia,    Instituto Cuhual de Macau, 1999, pp. 255 - 256. 7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7  年  份人   数同治三年（1865）光绪年间（1875～1908年）500～600家，估计约4000人⑦4000人（另有军人800～一百900人，含华裔兵勇300余人）资料来源：①表中所列数字主要依据A. H. de 01iveira Marques 主编的《葡萄牙人远东史》（葡文版）第1卷第1册中提供的资料重新整理。不属该书资料的数字另有出处注释。②《抚处濠镜澳夷疏》：“今筑室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另据同文“……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每区为一户，按印光任“丁口十倍之”的计算，亦达万人。③明人叶权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游历澳门，在其所著《游岭南记》中说，“今数干夷团聚一澳，雄然巨镇”。前揭《贤博编》附《游岭南记》；另据同年吴桂芳言，“……况非我族类，不下万人”。见《议阻澳夷进贡疏》，《明经世文编·卷三四三》。④万历二十九年(1601)，明人王临亨游澳门言，“香山之夷盘踞澳中，闻可数万”。王临亨：《粤剑篇·卷三·志外夷》及《卷四·九月十四日夜话记附》。⑤《兵部尚书张凤翼等为广东深受澳夷之患等事题行稿》载：“往者夷数不满千人，近且报至数万…… 一旦有事，此数万夷人，何呈不得，此大可忧者也”。⑥当时到过澳门的英国人卡丁神父(Pe. Cardim)确认澳门“有四万天主教徒分属一千左右的葡人家庭及华人基督徒家庭”。他认为每个葡裔家庭平均有20口人，故估计葡裔人口总数为20000人。据文德泉《澳门土生葡人》，载《文化杂志》（葡文版）第20期，第75页。另据澳门主教林家骏提供的数字，该时期澳门人口亦为4万人。见汤开建《明代澳门城市建置考》，《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第229页。⑦据广东巡抚郭嵩焘“西南下环沿海以至南环为夷房，约五六百家”之说。按印光任“丁口十倍之”的计算方法应为5000～6000人，但19世纪已不同于印张二人所处的年代。考虑到葡国宣布奴隶制的废除，居澳土生葡人已不可能蓄养大量奴隶，加之许多家庭有人赴香港、上海等地谋生，故总人口应维持在该年前后的水平，即为4000人左右，甚至达不到这个数字。根据以上列举的葡文和中文史料，由于年份及来源不同，可以发现双方提供的数字有很大差异。现不妨将以上数字进行整理后绘成图表，比较当中异同之处。表5  根据葡文史料整理的澳门土生族群人口走势图说明：图中1662年以前的数字，乃依据葡文史料中“已婚者”数字，再按印光任“丁口十倍之”的计算方法得出大概人数。1745年以后的人口则为史料提供的具体数字。 786
澳门开埠初期葡裔人口辨析 表6  根据中文史料整理的澳门土生族群人口走势图说明：图中1644年以前的数字为中文史料中的概略数字或间接数字，1665年以后的数字为清康熙以后各种史料中提供的具体数字。从以上图5、图6比较中可以看出，虽然中西文献提供的不是同年份的数字，而且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使数字差异很大，甚至有互相矛盾的情况，但仔细研究，却会发现两幅图有以下共同特点。（1）中葡双方史料对17世纪中期以前的居澳葡人统计数字均较模糊，没有官方的正式统计数字。葡方在教会的来往书信及访澳西方人士的记录中使用了令人费解的“已婚者”概念，使人口统计十分困难。而中方在雍正以前亦无确切统计数字。说明从澳门开埠至17世纪中期的百多年时间里，中葡官方均未对居澳葡人确切人口数字进行过统计。（2）双方史料均说明澳门开埠之初的葡裔人口数字起点较高，并非人们一直认为的仅有数百人。对于西方史料，即使选择文献中提到的最小数字400人，但根据前面保守的分析亦要“丁口十倍之”①才能得出大概人数，那就是4000多人；中文史料虽未指出1557年的具体人数，但庞尚鹏于1564年就说葡人“今筑室不知其几许，而夷众殆万人矣”。（3）双方史料提供的土生族群人口四个半世纪的发展演变曲线，大体上是一致的。最明显的是开埠以后澳门土生族群人口急剧上升，至17世纪中期以前人口一直处于高位状态，形成澳门开埠100年来，葡裔人口迅速发展兴旺的繁荣时期，而该时期正好与葡人与日本及马尼拉开展贸易的黄金时期相吻合。①  英人里察德于1640年认为土生葡人平均每户有15口人，而卡丁神父于1644年则认为土生   葡人平均每户有20人。 7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4）两个图表均显示17世纪中期土生人口急剧下滑至最低点，而该时期正好发生了对土生葡人至关重要的几件事：日本驱逐基督徒并终止与澳门的贸易；葡国摆脱西班牙统治导致与马尼拉贸易的中断；荷兰占领马六甲，切断澳门和果阿的联系，并中断澳门与巴达维亚的贸易来往。（5）从17世纪中期以后，澳门土生族群一直处于低位发展状态，虽然不停上下浮动，但始终在3000～6000人的范围之内。（原载李向玉主编《中西文化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总第8期，2005年12月） 788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杨仁飞 *我们应看到明清时期澳门的平民阶层是动态的阶层，首先是这个阶层不同群体成员来源是动态的，澳门的商业、就业机会吸引着许多外地民众涌人澳门。事业成功与否，总有一些人慢慢地在澳门定居下来，与澳门土著中的一部分人构成澳门的平民阶层。而作为平民阶层，它的社会流动性呈现阶层内与阶层外之间向上晋升与向下沉沦的两种趋势。在向上流动方面，由于科举制度与捐纳制度的盛行，容许人们很快地转换自己的身份，晋升为绅士阶层。这一阶层的平民一旦生活陷于困顿，则有可能向下流动，即沦为奴仆、差役之类的“低贱”阶层。在明清社会里，一个具有流动性的城市，往往为改变身份与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机会，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则使这个社会充满了活力。①澳门是我们了解封建时代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阶层流动的一扇窗户。清朝法律有所谓良人，特权等级当然是良人，但不是一般意义的良人。良人，也即平民，系指无特权而又不是贱民的人。在清代一般由地主、商人、自耕农、手工业者、佃农、渔民、一部分佣工、僧侣构成。平民等级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法令的平人、良人、凡人，没有特权，受到政府的控制和特权等级的欺凌，但是比贱民社会地位高。其中富有者和少数平民追求特权，求助于科举与捐纳，脱离平民阶层。二是平民等级的成员，经济状况相差悬殊，自耕农虽列为四民之前列，但不乏贫困者。三是平民，是政府赋役的主要承担者。清朝政府财源有三大项，即*   厦门市台湾学会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①  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真年第3期，    第7页。 7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土地税、商税、盐税。地主、自耕农、商人是主要纳税人，所以说平民经济是政府的经济基础。四是平民等级所包含的社会成员，比起其他等级，在成分上最复杂，在数量上最为众多，如小手艺人、医卜、佃农也是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下层。①本文通过分析澳门地主、商人、买办、通事、工人、雇工的情况以及平民阶层内部之间、平民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流动，旨在揭示这一时期澳门平民社会的丰富多彩。一  清代澳门档案中的民人从目前作者所掌握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来看，民人所涉及的案件占了很大的比例。清地方官员有时直接指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凡属平民身份的，称为“民人”、“铺民”，而百姓也自称“民人”、“民女”，身份的标签与自我认同表明民人与其他社会阶层是有区分的。这些中文档案中所提到的民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农业、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各业，他们的具体身份因为工作的不同，有了农户、雇工、铺户、商人等的区分。表1  澳门部分档案中提及民人的资料姓名年代事项、身份资料来源杨亚苟、黄平章乾隆五十八（1793）私行开垦、把截山泉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页邓朝籍嘉庆二十三年（1818）手艺营生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页陈辉长、谭三龙、陈亚华道光六年（1826）冒充夷人，串局捏欠夷货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3页邓华瑞嘉庆十二年（1807）铺民，在三巴下开张源源裁衣店营生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0页①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沈阳出版社，2001，第14页。本文所提到的民人并不    包括“列为齐民之首”的士绅这一群体，因为士绅群体不但不承担国家的赋役，而且还享    受一定的特权。 790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续表1  姓名年代事项、身份资料来源黎东利、韦亚元嘉庆十三年（1808）铺民，承买芦石塘海边白地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5页廖亚笃约嘉庆二年（1797）向在澳门挑油卖，做买卖经、私运铁锅出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9页陈和嘉庆二年（1797）勾串夷人私运铁锅出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8～119页郭丽彬、黄显 开铺营生，租夷人房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58页黄玉成 承租夷人房屋，纳地租银三十两零三钱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0页二  上层平民（一）拥有小量土地的“地主”从占有土地数量和经济状况看，清代地主有大中小的区别。大地主占有数百亩以至成千亩的土地，个别的可达到几千亩。在南方有四百亩耕地、二三十位佃农即为大、中地主。一般来说，小地主的数量最多。地主之所以为地主，是拥有耕地出租。在经营方式方面，绝大多数地主像先辈一样采用租佃，向佃农收取实物地租，当然也有征收货币地租，但不普遍。地主收租，同时向政府交税，这是对政府隶属关系的直接表现。①在这些大大小小地主中，大、中地主往往是乡绅阶层，与官府有密切的关系，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真正属于平民的应是小地主，他们不享受特权，只是与其他平民群体相比，他们的生活境况稍好些。澳门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商业化程度较高的市镇，本来可耕农地就少，不易产生大中地主。在清代，澳门最大的地主可能要算那些庙宇①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第14～25页。 7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了。鸦片战争之前，拥有土地最多的要算普济禅院，有189亩之多。除去普济禅院外，澳门拥有土地最多的要算沈家沈遐龄，有税田51亩多。其次是胡徐亮与何积善堂，有30亩左右的税田。相比中国其他地区，澳门沈、胡、何家所拥有的土地数实在不多，只能是小地主而已。与其说他们是地主，还不如说他们是自耕农。表2所列的税亩土地拥有人应该归类为自耕农之列。因为根据冯尔康等人的研究，自耕农拥有的土地一般为几亩到几十亩不等。自耕农与政府发生直接的关系，是政府的编户齐民，完纳赋役，不履行这种义务将构成犯罪。表2  鸦片战争前后澳门纳田税名录税田拥有者地  点税  亩柯亮华柯亮明沈遐龄吴尚灵堂高睿贤沈振江沈琥珀沈登有沈头有林连号黄朝业李玉号陈惠成钟宅普济禅院 佘腾号陈裕宁堂陈宅容福源堂区滋本张阶祖墨厦村砂岗西宅下仔望厦半边月等处水雍塘坑口望厦后山水雍海望厦后山水雍海望厦后山水雍海龙田村白石头龙田村中塘等大界尾等望厦新桥共二十九处横界望厦、龙田村等龙田村龙田村龙田村三巴门外上望厦等二亩七分九分九厘共五十一亩七分五厘九毫十亩三亩八分四厘四毫五分二厘九分一厘一亩六分六厘一亩二分十三亩五分七厘八毫三丝一十五亩四分五厘五十亩二分八亩一分二厘八丝一百八十九亩三分六厘九分共八亩八分正九厘六丝六毫六八亩四分一厘四毛八分九厘六丝九亩 792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续表2  税田拥有者地  点税  亩陈光绍何积善堂胡徐亮望厦等望厦、龙田、龙环等望厦村、龙田村十一亩一分五厘三十一亩九分三十亩一分六厘五毫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有关土地拥有者的资料非常零星，而且仅局限于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的情况，因此本文难以深入了解澳门农村土地主的资料及由此引起的租佃关系。（二）商人清代商人的概念，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经营商品交易，通常所说的商人大体是这类人；一是手工业商品生产的专业经营者或兼营者；一是商人兼经营土地，有的做生意赚了钱购置田地，出租给佃农成为商人兼地主。商人中大商人的人数不多，但他们经营的商品占整个商业流通的比例较大；小商小贩人数庞大，势单力薄。作为一个高度对外开放而且土地资源有限的商业化城市，商人兼地主在澳门历史上并不多，主要还是以外贸商人为主。1．澳门的外贸商人1553～1644年是澳门对外贸易的兴盛时期，世界各国的商品云集澳门。对于外国商人运来的货物，自有一批官商与之交易，即澳商又为三十六行官商。霍与瑕曾提议，由广州府召集澳票商人，先行把澳票交与他们，然后由这些商人与葡人进行交易，最后由澳票商人代葡人交纳出口税。①“洪武初，令番商集止舶所，不许入城。正德中，始有夷人始筑室于番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间更替价至数百金。嘉靖三十五年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②与官商相对的是一些私商。终明一代，私商也是澳门对外贸易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私人贸易或走私贸易，不仅是明海禁政策的副产品，也①  霍与瑕：《霍勉斋集》，转引自《明经世文编》卷368。②  严如煜：《洋防辑要》卷15，《广东海略》。 7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是官商垄断制度的副产品。王临亨在《粤剑篇》卷三《外夷》称“西洋人往来中国者，向以香山岙为舣舟之所人，市毕则驱之以去，日久法弛，其人渐蚁聚蜂结巢穴澳中矣。当事者利其入市，不能尽法绳之，姑从其便而严通澳之令，俾中国不得输之米谷种种，盖欲坐而困之，令自不能久居耳。然夷人金钱甚多，一往而利数十倍，法虽严，不能禁也”。私商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走私贸易。1615～1616年任职广东巡抚的田生金指出：“近来闽粤奸徒，以贩为业，违禁通倭，踪迹不事究诘。近臣等缉得通倭真犯，有饱载而归，真赃可据者；有满贮倭货未下洋者。利之所在，此辈走死地如骛。”①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郭尚宾请逐葡人离澳时曾指出，“闽广亡命之徒，因之为利，遂专为肆奸，有见夷人之粮米牲菜等物，仰于广州，则不特官澳运济，而私澳之贩米于夷者更多焉；有见广州之刀剑、硝磺、铳弹等物，尽中于夷用，则不特私买往贩，而投人为夷人制造者更多焉”。②清代广州独口贸易之前，特别在海禁期间，官商与私商实难区分。清初迁界时期，一些官商干私商的行当，直接参与走私贸易。尚可喜多次派商人、家人到澳门贸易，甚至出洋经商。“藩棍沈上达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结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为市”。两广总督卢兴祚与香山知县姚启圣在迁界、海禁甚严之时，私自下令与澳门葡商交易。在这起走私案中，有不少官商与私商参与其中。“据知县姚启圣口供，总督卢兴祚差我追要人官五船货物去来，我同詹其祯等到澳，叫鬼子委黎多，说将五船入官货物收了给我。委黎多等向我们说，五船货物所到之年，我们就送总督一万三千两，将货物退给我们卖讫。若要赔补入官货物，商人所买旧货因禁截在此，你们拾分抽出四分，给予商人陆分。及告诉总督商人程之复、李之凤等……如此告诉李之凤等先往澳去，我后去了，将商人所买物件俱抽取四分，奉有不叫澳门不迁之旨。我等带领众商人出所禁之界，非系我私到澳贸易等语。”③参与这次违禁贸易的官商有程万里、李之凤、吴培宇、黄拔华、方玉、李启、程之复、原六、程启文。官商参与走私贸易实际上对违禁贸易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田生金：《按粤疏稿》卷3《大计刻方面疏》、《参防汛把总疏》、《问过钦总林荣疏》。② 《郭给谏疏稿》卷1，第12～17页。③  赫玉麟：《广东通志》卷62，吴兴祚：《议除藩下苛政疏》，《明清史料》己编，“刑部残    题本”。 794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1757年广州独口贸易后，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由粤海关管理，通过十三行商人来进行的。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规则十分严格，粤海关在澳门设立总口税务，又称澳关委员。其职能是“粤海关管理总口七处，以省城大关为总汇，稽查夷船往回贸易，盘诘奸（宄）出没，均关紧要。是以向设立旗员防御两员，一驻大关总口，一驻澳门总口，每年请将军衙门选员前往弹压”。澳门为粤海管理的七处总口之一，辖关闸、大码头、南湾、娘妈阁四个小口，居于省城大关同等重要的地位。①作为清朝垄断贸易制度的一部分，清政府在澳门也安排了一些“官商”参与其中的贸易，叫澳商，他们专门承充澳行，承担起保商的作用。②澳商是澳门官商的总负责人，代各官商报输进出口税，责任较重大。如专门从事硝生意的，是地地道道的官商。③“署军民府熊，为披沥苦情事。嘉庆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准广州府关开、奉布政使司衡批。据有硝商冯卓干、吴荣山，保商李大成、曹安堂等禀称，现奉南海县谕开，奉藩宪批，据具禀委员押同硝商赴澳议买咸砂未成，请示办理缘由。奉批。查上年硝商曾买咸砂一百余万斤，每百斤价六、七、八圆。该商等自向夷人议买，并未报司。今此次奉行准买，何至骤然增昂？该商与夷人买卖情熟，更难保无串通抬价居奇情事”。④地方官员对硝砂之进口及价格十分关心，因为硝砂属于军用物品，由专门的商人负责进口，每年朝廷均有资金拨出，专供采购。硝商冯卓干等称：“切洋砂一项，上年奉宪议定口口（章程），所有夷船带到，由关部宪丈量时查明移咨，饬着洋商公同估价给照，然后商等备价赴买煎解。等因。兹本年三月内，有吕宋夷船带有洋砂二千担，收泊澳门地方，已有经纪到厂言买。商等以奉有立定章程，未敢擅为交易。现查该夷船货物系投东生洋行上饷发售，其带到洋砂，未奉查明饬知赴买。但洋砂在澳每有匪徒私贩。”⑤外国商人见清政府有收购硝砂之需求，便大量运进硝砂，这不仅导致硝砂价格波动较大，而且也导致大量违禁私买之事屡屡发生。如澳葡商人央那里向①  梁廷枏《粤海关志》卷7《设官》，第4～5页。②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澳门基金会，1999年，第633页。③  章文钦在《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第279号档案（第162页）中也指出，硝商是清代官    方特许商人之一，专门承买洋船蕃舶所带压舱硝砂，以供军需。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77页。⑤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61页。 7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海关申报运进38担25斤，而实际还在澳门存放4123包，每包有100余斤，共计有4O余万斤。故香山知县等认为葡商是违例私带私售，已干禁令。①而澳门葡人所需出口的白铅由澳商代为采购。澳葡商人因此新条例而受影响，故要求从额定的70万斤中拨出30万斤给澳门葡商。“查历年所买货物，首重白铅，为大小西洋各埠所必需，皆由澳商代夷接办，前往佛山采买，至省报明关宪，输税给照，运回澳门，统计每年不下万万斤。历年开行报单可据，相沿无异。去年新例，东省洋船买运白铅，止许七十万斤。省城贴近佛山，递年尽归洋商收买，转售黄埔各国夷船，致令澳夷欲买不得……只得禀乞转请督、关二宪，将每年额定白铅七十万斤拨三十万斤采买，澳商承接往佛山置办到省，报明关宪，输税给照下澳”。②后清廷允许拨出l4万斤给澳葡商人，由澳商采买。当时做白铅生意的澳商有王文德③、叶柱、李芬、王章瑞、纪荣和等。④道光初年获准从事对外贸易的中国商行有泰记、景记、瑶记、荣记、兴记、中记、顺记、吉记、恒记、升记、佳记、雍记等，道光二年(1822)他们在向葡商承买入口货物后，因存放货物，被澳葡设立的抽分馆执锁人役偷窃客货，又向客商出货船私抽规银，以致这些商行投诉至澳葡理事官。⑤澳门王文德最后希望辞去澳商之责，也因行商所负的责任太重之缘故。垄断贸易制度下，自然难免有走私贸易，私商参与其中不乏其例。一些私商也卷入私买之列。如嘉庆十四年(1809)红单船户梁顺和从澳门夷人购买炮位、火药等。⑥沙尾村民人容亚骚等与容廷满，顺德人关亚四与澳门人吴亚元一起向澳门葡人白眼大仔家购买存于货仓的硝砂，自行煮制售卖。⑦除硝商外，澳商有从事经营出口白铅的权利。《粤海关志》载，嘉庆十三年(1808)特别规定：“夷船回货置买白铅，每年统计各船，先以最少年分七十万斤为率”。⑧由于澳门是各国商人居住、贸易的重要之地，澳门①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70 - 171页。②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1页。③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1页。王文德本为通事。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51页。⑤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5l页。⑥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79页。⑦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60页。⑧  梁廷柑：《粤海关志》卷17《禁令》。 796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大大小小的商人实际上均有与外国人做生意的机会。嘉靖、万历年间澳门已是“其商侩、传译、买办诸杂色人多闽产，若工匠、贩伕、店户则多粤人，赁夷屋以居，烟火簇簇成聚落”。①乾隆五十五年（1790）后，营地街有墟亭，各行商贩在此经营。华夷杂处给许多商人带来贸易机会，也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私商。②清代盐为专卖品，严禁私盐，但是贩卖私盐现象在澳门也屡见不鲜。如嘉庆九年（1804）林亚炳贩运私盐，寄放在澳门外国人的楼中，被香山县丞缉拿归案。③铁也是清政府严厉管制的出口商品，严禁私自出口，《粤海关志》载：“内地商人私行夹带不成器皿之铁至五十斤者，将铁人官。百斤以上者，照例治罪”。雍正七年（1729）规定，“凡有海洋贩卖铁者，一百斤以下，杖一百，徒三年。一百斤以上，发边卫充军。若卖与外国，及明知海寇与者绞监候”。④雍正九年（1731）还规定铁器之类之出口也有限额。乾隆六十年（1795）粤海关澳门口委员派人拿获走私生铁的容亚安、王亚英等人。⑤嘉庆二年（1797）娘妈阁水手查获三板船运铁锅412件，是由澳门葡人鲍咣吔向本澳唐人陈和所买。⑥当时参与这次铁品走私的商人陈和和廖亚笃招认，他们都是做买卖经纪生意的。除走私上述禁品外，鸦片是清代中叶最严重的走私品，大量的商人卷入其中，与政府官员构成庞大的走私网络。林谦在《禁烟议小注》中指出：“澳门设有划艇，包载鸦片、私货，入口总派陋规。年终则统计所获，按股均分。而妈阁之关税不能逃。所以澳门之船钞少而货税多，洋货之公税少而鸦片之私税多，鸦片入口之夷税少而鸦片出口之民税多。故省城之关税渐亏而澳门之关税独裕，澳门之总口稍裕而妈阁之子口独丰也。”⑦三  平民中的下层：各行各业中的民人平民中占最大份额的是各行各业中的民人，他们是澳门社会的主体成员。①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上《形势篇》，第3页。②  参见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③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20页。④  梁廷桐：《粤海关志》卷17《禁令》。⑤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7页。⑥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8页。⑦  陈澧：《香山县志》卷22《纪事》。 7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一）服务行业1．泥水、木匠行与工匠替澳门外国人修理房屋的泥水匠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明清政府对其管理比较严格，设立泥水头、行长，制定章程、规范房屋修葺事宜。一是规定泥水匠名额。“查澳内承修夷屋坭水以及各行工匠，原有定额名数，夷屋破烂倒塌，原许照依旧地修复，不许添建增盖一椽一石”。①二是葡人若要葺修房屋、城墙均要报批。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西洋理事官“为禀恳批照，雇匠承修有凭事：切澳内大炮台围墙壹幅，长叁丈贰尺，日久被风雨坍塌，呞咑拟欲雇请坭水匠人容亚英照旧修复，未敢擅便。除该匠人容亚英禀恳批照外，理合禀明，伏候恩批准照”。②三是向政府申请行业执照，规定泥水木匠，修理船只、房屋，必由分府、分县递禀请牌。③四是泥水头、行长负责议价议工派工之任务。嘉庆六年（1801）香山县丞下令让“坭水头、行长议立章程，自后遇有夷屋坏烂，应行修葺。无论大小工作，悉与坭水匠头并行长议定工价，即行绘图禀报，随即派诚实坭匠承修，速为完竣，不得迁延日欠。如散匠不为完工，即着落匠头、行长加匠修完，倘有推延□（拐）价逃匿等弊，许该夷目据实禀报，以凭严拿究惩……谕到该夷目，即便遵照，传知澳内各夷人，嗣后如有夷屋渗漏坏烂修葺，务俱向匠头、行长议工议价，着匠头、行长派给散匠承修”。④五是泥水等工匠与夷人雇主签订修葺合约。乾隆五十七年（1792），陈亚富、郑玉屏、容业长、容平立等均与夷人签有合同，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合同承接人、维修内容、材料工钱价格、完工约定等。如乾隆五十七年陈亚富、郭亚保所签的承接维修大庙泥水修葺合同：“立明合同人陈亚富、郭亚保，承接到管库吔呣大庙后座壹问，深四丈贰尺，阔一丈□□（尺），其墙壹幅，修整瓦面，并前座吹烂瓦面修回。其砖灰、木料、铁器、石、宜茶、系管库自出。所有禾草、篸缆藤、纸根、锄头、（?）□、水桶，系富自办。言定人工、批手本银并禾草……共计番面银五百□两正。二面言明，其银两陆续①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28页。②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2页。③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页。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28页。 798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交富手，应交人工费用等项。其庙后座壹间，照旧修整，及前座吹烂瓦面修起，交与管库。□□银须要交清富手收用，毋得推延。此系两家情愿。今欲有凭，立承接单壹张，交与管库收执为据。即日收定银贰百两正。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立承接人陈亚富、郭亚保。”①一般承接澳葡政府或公共工程的工程量大，造价也高，因此签订正式合同，规范双方的行为。如郑屏玉承接修大庙泥水修葺，价银550两；兴源号麦亚星承接三巴寺、东望洋教堂等处泥木修葺合同，共计材料、工钱507两，银70元。②表3  清中叶前澳门泥水匠档案资料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容亚英泥 水 匠嘉庆二十五年（1820）替葡人修三巴炮台围墙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2页吴亚美泥水匠头嘉庆六年（1801）查泥水匠是否有私自替夷人修补房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28页吴泽亮行   长嘉庆六年（1801）查泥水匠是否有私自替夷人修补房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28页郑亚允泥 水 匠乾隆五十八年（1793）承修大庙传教士屋宇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页宋亚晓泥水匠人嘉庆十七年（1812）替葡人翻修房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7页容业长泥 水 匠嘉庆元年（1797）与António Vicente订有泥水修葺合同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3页容  平泥 水 匠嘉庆二年（1797）与理事官订有泥水修葺合同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3页黄亚汉泥 水 匠嘉庆二十一年（1816）替葡人修筑下环街房屋，工银890圆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99页①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2页。②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2～54页。 7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3  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黄  朝泥 水 匠嘉庆九年（1804）修南环公司行内围墙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8页郑玉屏泥 水 匠乾隆五十七年（1792）与大庙订立修葺泥水合同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2页陈亚富郭亚保泥 水 匠乾隆五十七年（1792）与大庙订立修葺泥水合同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2页2．铺户（小商小贩）澳门作为商业化程度较高和消费型城市，存在一大批铺户商贩，他们是活跃自由的平民群体，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必要的生活用品。在澳门的营地墟市中，猪肉、鸡鸭、瓜菜行已有行业公会雏形，如有猪肉行长吴中和、鲜鱼行长何大兴、鸡鸭行长鲍永举、瓜菜行长郑燡南。①而经营杂货、南北行的铺户大有人在。如张廷芳、韦学众等，他们从事贩卖米酒、油漆、洋毯等与民生有关的商品。表4  清中叶前澳门铺户档案资料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张延芳铺户嘉庆六年(180l)开张油漆生理，租夷人房屋，纳地租18元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2页韦学众铺户乾隆五十八年(1793)开泗合酒米铺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7页郭丽彬黄  显铺户乾隆五十八年(1793)租夷人房屋、开铺营生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58页黄玉成铺户嘉庆四年(1799)承租夷人房屋，纳地租银30两零3钱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0页①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4页。 800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续表4   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区亚兴铺户嘉庆八年（1803）向租澳门呢啪寺（嘉辣堂女修道院）水坑尾屋一间做生意，屋租银77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5页王维新铺户嘉庆九年（1804）租夷野仔对街小铺一间租银36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5页 吴起观、 吴亚耀   父子    铺户嘉庆十年（1805）租夷John铺屋两间租银13两5钱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9页谢清高铺户嘉庆十一年（1806）租夷罢德肋安哆呢桔仔围铺屋卖果生意租银7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72页文亚雄张允平铺户嘉庆十二年（1807）承租夷人空地建屋形式张裁缝杂货生理，年纳地租银18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74页叶琼彩铺户乾隆五十三年到嘉庆十三年（1798～1808）红窗门铺户，洋货生意，承租夷人铺屋纳租银24～60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75页杨亚旺铺户嘉庆四年（1799）起租夷人在圣多明我堂旁的铺屋年租银72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78页杨老旺张老济铺户嘉庆十七年（1812）租理事官板樟堂附近屋一间租银72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80页苏超元铺户嘉庆十一年（1806）租夷屋一问租银60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80页叶亚息林述苍铺户嘉庆七年（1802）起租夷人风顺庙铺（圣老楞佐堂）一间月租银4元开张生意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83页鲍仁伟鲍仰云铺户乾隆五十八年起至嘉庆二十年（1793～1815）租夷人三层楼铺开张生意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83页郭端盛号（吴亚棠）商号乾隆五十八年（1793）经营洋毡、洋布、手巾等杂货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87页陈维茂商号乾隆六十年（1795）经营铜器，代做铜镬、（紬）伞等铜器生意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89页梁亚信铺户嘉庆五年（1800）在营地大街有商铺替外国人承办货物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91～292页 8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4   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悦茂店区士奇铺户嘉庆十二年(1807)经营酒米生意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96页锦纶店德聚店铺户嘉庆二十四年(1820)接办各澳船货物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0页广源号韦鲁起沛源号钟达常铺户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下环街开果子杂物铺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7页吴亚表铺户嘉庆十七年(1812)在澳三层楼开张文盛店卖果子面包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27页郭宁远铺户嘉庆十七年(1812)在澳三层楼开张丽盛店卖果子面包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27页黄亚意铺户嘉庆十七年(1812)在澳三层楼开张玉兴店卖果子面包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17页大利店铺户约嘉庆二十三年(1818)木料、铁丝、五金店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60页复源店铺户约嘉庆八年( 1803)复源店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58页鲍亚何铺户嘉庆十二年(1807)开卖水手黑奴酒食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63页方亚豪铺户嘉庆十九年(1814)下环街开同盛番衣铺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65页3．买办、引水等群体澳门作为对外贸易的城市，在明清政府的管理下，产生了一批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专业人员，如买办、通事、引水，政府对他们实行严格的人员与行为规范管理。明朝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云：“其通事多漳、泉、宁、绍及东 802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莞、新会之人为之，椎髻环耳，效番衣服声音。”①清申良翰《香山县志》卷十外志澳夷条介绍通事称：“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议事亭上。夷目列坐进茶毕，有欲言则通事番译传语。通事率闽粤人，或偶不在侧，则上德无由宣，下情无由达。夷人违禁约，多由通事导之。”地方官员多次警告通事、番书不要一味糊涂，任听夷目指使。②明末清初之时，有通事带英国船只强闯广州，引起轩然大波。另有通事刘德为葡人服务。③两广总督百龄于嘉庆十四年（1809）奏酌筹民夷交易章程，其中规定引水：“夷船到口，即令引水先报澳门同知，给予印照，证明引水船户姓名，由守口营弁验照放行，仍将印照移回同知衙门缴销”。对于买办，则要求“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蹇之人，取具族长保憐（邻）切结，始准承充，给予腰牌印照。在澳门者应由该同知稽查，在黄埔者即交番禺县就近稽查。如代买违禁货物，及勾通走私，并代雇民人服役，查出重治其罪，并将狗纵之地方官一并查参”。④道光十五年(1835)两广总督卢坤规定：“夷船引水、买办应由澳门同知给发牌照，不准私雇。查澳门同知衙门向设引水十四名，遇夷船行抵虎门外洋，应报明该同知，令引水带引进口。应用买办，亦由该同知选择土著殷实之人承充。近年来每有匪徒在外洋假充引水，将夷人货物诓骗逃走，并有匪徒诡托买办之名，勾串走私等弊，迨事发查拿，因该匪徒诡托姓名，无从缉究。嗣后澳门同知设立引水，查明年貌、籍贯，发给编号印花腰牌，造册报明总督衙门与粤海关存案。遇引带夷船给予印照，注明引水船户姓名，关汛验照放行。其无印花之人，夷船不得雇用。至夷船停泊澳门、黄浦时，所需买办，一体由该同知给发腰牌，在澳门由该同知稽查，在黄埔由番禺县稽查。如夷船违例进出，或夷人私驾小艇在沿海村庄游行，将引水严行究处。如有买卖违禁货物，及偷漏税货，买办不据实禀报，从重治罪。”⑤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28册《广东》（中）。②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56页。③ 《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17页。⑤  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7《方略》26，驭夷二。 8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表5  清代澳门买办档案资料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郑信周买办乾隆五十八年(1793)香山县城濠头村人充当夷人买办八年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9页江亚灿买办嘉庆六年(180l)为夷人嚶哆弥充当买办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41页杨光 买办道光六年(1826)接办夷船食物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39页何敏汉船匠嘉庆十三年(1808)承办澳门洋船维修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43页梁钟合船户嘉庆七年(1802)盐船被葡船撞坏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50页陈有胜引水人嘉庆九、十四年(1804、1809)禀告英国、美国商船船内有无货物情况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21页；下册，第690页刘启芳引水人嘉庆九、十三、十八年(1804、1808、1813)向署左翼镇中营守备报告夷船船主乘客数目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572、690、695页梁显茂引水人嘉庆十九、二十二年(1814、1817)盘查在鸡颈洋的法国、俄罗斯商船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77、702页 吴朝宁引水人嘉庆十二年(1807)盘查停在潭仔海面的美国船只发现船上有铜条200多箱、大炮4门、枪20支、剑刀20口、火药200斤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92页王绍禹引水人嘉庆三年(1798)盘查英国商船嗱嗹号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59页宋德宽引水人嘉庆七年(1802)盘查英国商船啉号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60页（二）澳门的雇工与雇工人在清代社会中，农业、商业、手工业中都有不少的佣工，他们被主人 804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雇用，但没有卖身，只按做工时间领工钱。他们和雇主订有文字合同或口头协定。雇工有两类，一是与平民身份相同的佣工，另一种是低于平民身份的雇工人。明万历十六年(1588)条例规定：凡官民之家雇请工作之人，定有文券，义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目是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依凡论。①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规定：“凡官民之家，除典当家人，隶身长随，仍照定律治罪外，如系车伕、厨役、水火伕、轿伕及一发打杂受雇服役人等，平日起居不敢与共、饮食不敢与同，并不敢尔我相称，素有主仆名分者，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以雇工人论。若农民佃农雇请耕种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分者，亦无论其有无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②雇工人与凡人主要以雇主身份、工作性质、生活习俗、受雇时间、称谓进行区分。由于雇工人与凡人不同，他们的法律地位低于一般的平民，雇主、雇主家人对雇工人的伤害只要不成伤，政府就不治罪，如果雇工人得罪、侵犯了雇主及家人，罪比凡人加一等。③澳门明清中文档案中记载了工商、服务业中雇工与雇工人的工作、生活情况，但对农村的雇工情况记载甚少，从现有的资料还可以看出澳门雇工、雇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低下的，时常受到雇主的欺凌，收入十分微薄，有的月收入仅一元，有的干脆没有收入。表6  澳门有关档案中提及雇工人、凡人的资料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陈亚则托养小孩乾隆五十九年(1794)代葡人照料小女孩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页毛亚炳杨亚明雇工人嘉庆六年( 1801)被潮州流匪所伤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页漆垚峰客民（佃农）嘉庆二十二年(1817)欲承租莲峰新庙官地计地纳租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7～28页① 《明律集解附例》卷20《刑律斗殴 • 奴婢殴家长》，光绪三十四年刊本。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10，《刑律斗殴》。③ 《大清律例案语》卷59，《刑律斗殴 • 奴婢殴家长》。 8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续表6  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邓亚迭雇  工嘉庆、道光年间长期在澳门裁缝“番衣”店做“番衣”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70页陈  贵良  瑞家  人乾隆六十年(1795)澳门关口委员家人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7页徐德昂木  匠乾隆五十九年(1794)受雇于夷人修屋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59页何亚提佣  工嘉庆四年(1799)受雇于夷人若瑟家10余年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90页韦亚源搬运工乾隆四十五年(1780)受雇夷人搬运船货物，领分工钱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3页文亚平佣  工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澳门夷妇家中佣工四年并无工钱仅供吃住称雇主为主妇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5页唐亚苟佣  工乾隆五十七年(1792)受雇于第14号额船，家中贫乏每月工银l元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8页杨亚妙佣  工嘉庆元年(1796)受雇于兵总马诺哥斯达牒家使唤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12页鲍亚旺鲍亚柄佣  工嘉庆十三年(1808)受雇于夷商嗲口庇口臣家使唤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16页叶亚满工  人嘉庆十三年(1808)受雇于澳夷咈啷哂咕吡喇哪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16页陈亚连水  手嘉庆十年(1805)受雇于唧辰夷船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37页陈成富陈成斌兄弟  佣  工乾隆五十九年(1794)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二班唫口烟家佣工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16页刘亚苟佣  工嘉庆三年(1798)受雇于澳葡噶喊充当火工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18页杜亚日佣  工嘉庆六年(18m)受雇于外国妇女家中作佣工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19页 806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续表6  姓名身份年代事项资料来源郭遂意佣  工嘉庆十年(1805)受雇于澳夷行内做火工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64页宋定荣佣  工嘉庆九年(1805)受雇于英人家中伙头（厨师）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61页  汤亚珍/  郭亚大  工人(铺民)乾隆五十七年(1792)受雇于铺主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32-335页吴宗显铺  民乾隆四十五年(1780)私与葡人贸易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18页郑亚二铺  民嘉庆十四年(1809)代人租赁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45页清朝虽定有条例严禁外国人雇用中国居民，但事实上澳门的外国人都不遵守这一规定，请中国工人作雇工的现象很普遍。而夹在政府与外国人之间的雇工人，其工作是受到中外关系、清政府政策影响的。《海国图志》写道：“外夷雇中国人供役曰沙文（仆人，Servant），故华夷有事，官府辄先以禁买办火食及撤退沙文为首务。嘉庆十二年兵头特鲁里带兵上澳，及嘉庆十九年英兵头那列士到澳门，道光十九年律劳卑到省城，均即封港停止贸易，驱逐沙文，打破夷馆，提拿通事，必待事定，始开舱发沙文也”。①四  澳门平民阶层的流动我们应看到明清时期澳门的平民阶层是动态的阶层，首先是这个阶层不同群体成员来源是动态的，一部分是世代定居于此的土著，而大多数是移民，来自中国其他省份，其中以福建、广东两省的民众为多，另外还有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澳门的商业、就业机会吸引着许多外地民众拥人澳门，事业成功与否，总有一些人慢慢地在澳门定居下来。而世世代代都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到澳门经商、谋生，他们作为平民阶层最终与当地土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6《夷情备采》三。 8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著一起构成了澳门的平民阶层。这种流动性与稳定性正是澳门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常态。其次，作为平民阶层，它的社会流动性呈现阶层内与阶层外之间向上流动与向下沉沦的两种趋势。在阶层之间的流动方面，明清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一方面强化了阶层与群体的分野，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与捐纳制度的盛行，容许人们很快地转换其身份。接受教育与参加科举考试使人们有改变自身地位与命运的机会；商业型的社会则孵化出一批批富商大贾，他们则通过金钱的力量跻身向上。科举制度、财富捐纳是明清时期澳门平民提升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渠道。本文作者在《明清时期的澳门绅士》一文中曾指出士绅尽管是“齐民之首，乡民之望”，但由于他们较之一般平民百姓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较多的权利，因而士绅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阶层。而士绅群体正是平民阶层中一小部分人向上流动的结果。在澳门，科举出身并有过官职的有赵允菁。赵允菁，字孔坚，号筠如，赵元辂之长子，例授文林郎，嘉庆辛酉科中式，广东乡试第四名举人。道光丙戌乡科会试后大挑二等，授南雄始兴县教谕，专管学校教育及儒学督导之事，为官两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谓其足为文士之楷模，调任越华监院，癸巳年升授平州学正，改就京职，后升到翰林院典簿，著有《书泽文稿》，卒于道光甲午年。①乡试中举人的有赵元辂。赵元辂，宇任臣，号九衢，例授文林郎，以府案首入泮，补廪缮生，乾隆丁酉科中式，广东乡试第十八名举人。著有《观我集》，会试时死于京城。②通过捐纳出身的上层绅士有叶恒澍（鸦片贸易商人，捐香山县六品职衔；另外，两广总督阮元在奏折中指出，其捐纳州同职衔）③。练总、武官李大熊、陈纫兰、赵钊④、黄琮（道光年间，援例捐千总）⑤、杨云骧（北①  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第315～316页。②  王文达：《澳门掌故》，第315页。乡试即乡举考试之谓，中式称举人。乡试每三年一科，    每逢子、午、卯、酉年称正科，遇庆典，加科称恩科。由于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故乡试    又称秋闱。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    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9，第164页。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77页。⑤  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16《列传·忠义》，光绪五年刻本。 808
清中叶前的澳门平民阶层及社会流动 山村人，咸丰年问协助官兵，率船援剿土匪，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保奏，奉旨戴蓝翎，相当于六品，以都司用。后补为和平营都司，后辞官回乡里）①、胡慕超[浙江布政使林福祥之外甥，咸丰四年(1854)跟从林福祥宦江西，选充勇目，有功给六品顶戴蓝翎，后有功补千总]②、蔡全清（原为澳门县丞府职员，捐纳出身）、何广成（望厦职员）、朱作宁（又叫朱梅官，由监生捐纳州同职衔，在澳门贸易，同时兼做鸦片贸易）、朱哲堂（由监生捐纳州同职衔，六品职衔，鸦片贸易商人）、郑怀魁（由监生捐纳州同职衔，六品职衔，鸦片贸易商人）。③属于下层绅士的人数比上层绅士人多一些，其中正途出身的生员有钟士澜、宋壁、赵勋④、杨钟麟（翠微乡人，后定居澳门）。⑤捐纳的监生有王邦达（原籍安徽人，在澳门贸易）⑥、史惠元（在澳门做包括鸦片贸易在内的生意）⑦、曾永和、郭亚厚⑧（贸易商人）、黄际勋⑨、冯起驺、梁大任、赵允麟、钟士超、蔡兆文、赵允禧、林作典、赵允龄、梁贤昭、林宗礼、林作勋、胡廷玑⑩、王文德（澳门行商）⑪、胡连官⑫、容大振⑬、陈荣禧、许鸣乔。⑭另外，由于资料关系，一些士绅是否正途或异途出身未明，他们有李晋⑮、李德兴⑯、蔡保官永清、黄保官尔善⑰、赵元儒、钟岳乔、毛澄客。⑱平民这一阶层一旦生活陷于困顿，则有可能向下流动，即沦为奴仆、① 《重修香山县志》卷15《列传·国》。② 《重修香山县志》卷16《列传·忠义》。③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第2册，第41页。④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77页。⑤  田明曜：《重修香山县志》卷16《列传，忠义》。⑥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685页。⑦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25- 326页。⑧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300页。⑨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99页。⑩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第777页。⑪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111页。⑫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0～31页。⑬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61页。⑭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第2册，第41页。⑮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470页。⑯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292页。⑰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65页。⑱  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335页。 8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差役之类的“低贱”阶层。清法典规定：“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为贱。凡衙属应役之皂隶、马快、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与奴仆等。”①法律还规定：“倡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人考捐监，如有变易姓名，蒙混应试报捐者，除斥革外，照违例律杖一百”。②以差役这一群体为例，看门的门子、牢房的禁卒、捕捉盗贼的捕快等，在官府内听人差遣，虽表面风光，不少时候可以依仗官府之势，在执行差遣时滥发威风，敲诈勒索，但是他们的法律身份是贱民，不得进学，做官更无指望。粤海关澳门总口有巡役5名，内澳门口、关闸口、大马头口、南湾口、娘妈阁口各1名，水手15名，伙夫2名。这些吏役每年更换。③澳门军民府衙门中，门子2名，皂隶12名，马快8名，轿伞扇夫7名，澳门县丞衙门门子1名，皂隶4名，马夫1名。④而奴仆，则“子孙冠婚、丧祭、屋制、服饰，仍要守奴仆之分，永远不得创立大小祠宇”。⑤在平民阶层之间的上下流动现象是十分普遍的。有办法承接到澳葡政府大型泥水工程的匠头，往往获得的利益最多。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与服务于外国商人的买办也可利用对外贸易的机会，走上致富之路，不但晋升到平民阶层的上层，而且有可能向更高层次——士绅阶层流动。在明清社会里，一个富于流动性的城市，往往为人们改变身份与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动力和机会，而社会群体之间的流动则使这个社会蓬蓬勃勃充满了活力。⑥明清时代澳门多姿多彩的社会特性，为我们了解封建时代商业化程度较高城市社会阶层流动打开一扇窗户。（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57期，2006年夏季刊）① 《清史稿》卷120《户口》第13册，第3481页。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52《刑律·户律·户役》。③  梁廷柑：《粤海关志》卷7《设官》。④  乾隆《香山县志》卷2《户役》。⑤  Liu Zhiwei, Lineage on the Sands: The Case of Shawan, Down to Earth,1995,p. 14.⑥  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第7页。 810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郑德华 *在澳门的历史研究中，客家人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以至于一般人对澳门客家人的历史都不甚了了，更遑论客家人与澳门历史发展的关系了。在2005年出版的《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中，作者把客家人看成一种由少数民族混合而成的方言群，且把他放在“澳门原住民”的条目之下：“傜、畬、蜑三族应该为澳门地区最原始的居民。徭、畬、蜑三族同源客家，因此，客家文化是澳门历史文化的起始成分。”①在该条目中，有一句是涉及九澳村的人口历史的：“其早期村民为客籍。”②因本文不是讨论客家方言群的起源的文章，也不打算全面研究澳门地区客家人的来源问题，只是就九澳村客家人的历史做初步的探讨，是属于个案研究，故并不打算详细分析这些近期发表的有关澳门客家问题的言论，但对涉本文研究内容的个别论点，则会清楚地阐明作者的看法。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九澳村客家人发展的历史主线以及他们凝聚的方式。由于澳门现存有关九澳村的文献资料甚少，故本文所用资料除历史文献、历史地图等外，很多是实地访问、调查的资料，希望透过这些资料的分析，重构这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一  从山区到海滨：清代广东客家人迁移的路线之一笔者一向认为，客家人是历史上北方汉族南迁过程中，不断融入沿途地*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代主任。①  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澳门基金会，2005，第490页。②  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第16页。 8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方的血统（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最后在粤、闽、赣三省交界处形成具有独特方言和习俗的方言群体。客家人在形成方言群后，无疑仍然属于汉族的范畴，所以在学术界客家方言一向被认为是汉族方言的一种。明清时期，粤、闽、赣三省交界的客家人开始不断向外扩散，其中广东粤东的一支向西南方向迁移，沿今河源、紫金、惠州进而到达中山、珠海、新安一带。①客家人迁移海滨，其重要原因与雍正年间清政府的鼓励直接相关。康熙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迁海运动使广东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急剧下降，雍正年间清政府颁布的垦荒优惠政策，就是为了解决沿海人口不足的问题。雍正十年（1732），广东巡抚鄂尔达在委派陶正中勘察广东中、西路土地的基础上，提出以业户招佃承垦的办法来推动沿海垦荒计划的实行：……因该处地广人稀，虽有藩库垦荒银两，莫肯赴领承垦。臣等谕令有力商民召集惠、潮等处贫民，给以庐舍口粮工本，每安插五家，编甲入籍，即给地百亩。复念各佃远来托居，虽有可耕之业，仍恐日后予夺凭由业户，不能相安，应为从长计议。凡业户领田百亩，各佃俱带领地五亩，与田主一例纳粮，永为该佃世业，田主不得过问。②适逢此时粤东的客家地区人口与耕地资源的比例已经失调，存在人口过剩的社会问题。于是，客家地区部分人口在政府鼓励垦荒政策的推动下，向广东中路及沿海一带流动。相信早期迁入九澳村的客家人，就是属于粤东向西南方向迁移的客籍移民的后代。关于这个推断，从九澳村张氏和钟氏族谱均可以得到证明。①  有关明清时期广东客家人的迁移原因和路线问题，见拙作《晚清以来客家研究述评》，《中    文集刊》第2卷（1986～1988）,第95～123页；本人在香港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广东中路    土客大械斗研究（1856～1867）》第二章“广东中路的‘土’与‘客’”。②  鄂尔达：《按察粤东穷民疏》，载仁和琴川居士编辑《皇清奏议》，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第2565～2567页。 812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 （一）《张氏族谱》1．螺旋形诗永振家声  伦发南洋  义支并茂  气运中山  奥连紫金隆盛河新  惠志太平  传我宗族  奕世其昌  安守全志训道远长  洪忍可胜  转达明源在诗两旁的联句是：永源转伦从头起后代宗枝顺行流诗中提到，张氏家族在广东中山、紫金、河源、新安（深圳）、惠州、太平（东莞）等地均有落籍繁衍，还有部分到东南亚谋生。而与本研究有关的就是明确指出张氏家族一支到了中山县。2．族系资料张氏二十一世祖张云三……葬于惠州红田尾。夫人刘氏，生五子，葬于九澳村。张氏二十二世祖张廷湘（张云三儿子），生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葬于九澳村。张廷海（张云三儿子），生于嘉庆三年（1798），卒于同治元年（1862），葬于九澳村。①张氏的族系资料说明：其一，他们的先人在21世即祖先张云山的时期开始迁到九澳，而在22世祖时，开始定居于斯。虽然张云山本人不葬在九澳（按：许多宗族的历史都显示，第一代移民有回原居地安葬的习惯），但①  《张氏族谱》，手抄本，藏九澳村，见附图1。 8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夫人刘氏葬在九澳，而他的儿子张廷湘、张廷海均葬于九澳。其二，张氏的22世生活于乾隆晚期到同治年间，即从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60～70年代。由此推算，张氏先人大概应在乾隆中后期迁到九澳村的。（二）《钟氏族谱》钟氏约在宋哲宗时代（1086～1100）从江西、福建一带入迁广东，到长乐县（今五华县）、归善（今惠州）、龙川县、河源县、东莞县等开基立业。来广东后的其中一支，在第15代程理公时入迁香山县下恭围。来广东后的第18代立成公葬于九澳村。来广东后的第19代贤彰公于光绪十四年（1888）安葬。①《钟氏族谱》的资料说明目前居住在九澳村的钟氏家族，其先人自宋代以来活跃在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是典型的客家人。后来其中一支首先在粤东立基，然后再度向西南方向移动到了香山县。虽然《钟氏族谱》在年代的记录方面欠详，但按他们人粤后的第18代已生活在九澳，19代死于光绪年间，大概可推算钟氏最迟在嘉庆至道光年问，已经来到九澳。当然，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九澳村的家族资料不算太充分，但如果参照邻近地区，如中山、珠海、深圳、香港等地的客家族谱资料，便可清晰地看到清代客家人的迁移路线，他们中的部分从闽、赣、粤三省交界的山区逐步向平原和海滨迁徙。二  九澳与九澳村澳门地区路环岛，在历史上曾属香山下恭镇管辖。据有关澳门、香山的历史地图资料，“九澳”地名的出现，比“路环”早，约在清嘉庆到同治年间已经非常明显地出现在地图上。②而到1923年厉式金编修的《香山县志续编》，在下恭镇属下的路环岛图，仍只有“九澳”一个地名，可见九澳① 《钟氏族谱》，手抄本，藏九澳村。见附图2。②  参看嘉庆和同治时期绘制的《香山县图》，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一国两制研究中    心选编《澳门历史地图精选》，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第79页。 814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①结合上文提及的有关族谱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九澳起码在清中叶，已经有人在这个地方活动并引起清朝政府的关注。虽然我们不敢武断地把历史上的“九澳”等同今天的九澳村，但历史地图所标的九澳方位与九澳村完全相同，均位于路环岛的中部偏北的一个小山沟。九澳村是一个杂姓村，目前以姓钟、张、何、吴较多，全部自我界定为客家人。全村人口约200人，但常住人口不到40人，年龄平均超过60岁。他们的耕地大部分已经出卖，但除早已建成的发电厂和水泥厂外，新的土地主人对原农耕土地并未大量开发利用，所以基本上保持着自然村落的形态，是澳门地区仅存的郊野村落之一。我们把从村中访问调查所得的口述资料和文字资料互相引证，加以分析整理，把这个小村的历史发展线索简括如下：清代乾隆年间，一些来自香山县的客籍人开始在九澳一带活动。他们的先民虽然并不是渔民，而是习惯于山区耕种的农民，但由于向香山一带迁徙的过程中，逐步学会适应滨海的生活。所以当他们到九澳后，最初在九澳湾（现九澳水泥厂位置）── 一个非常原始的海湾以从事打鱼、煮盐为生。后来逐步迁往现在的村址，回复客家人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形态。他们最初租地耕种，土地属于香山沙尾乡（现珠海湾仔后背南屏镇）人所有，后园地主觉得土地离他们居住的地方太远，管理不便，逐步把土地转卖给在九澳村落籍的客家人，于是他们便成为今天这里的原住民。②在清代中后期，在九澳村的西面亦逐步形成另一个客家村落，名叫“黑沙村”。③这两个村和当时岛上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渡船码头距离较远，所以都没有发展为商业与居住结合的墟镇型的民居点，而是发展为以农业为主的村落形态，而它们之间的联系，因语言的沟通方便逐步加强，成为一①  厉式金修、汪文炳等纂《香山县志续编》卷一“图”，1923。②  口述资料的访问者：张国财、邓观爱、钟容根、张娇等；时间：2005年10～12月；地点：    澳门路环九澳村。本文口述资料之来源下同，不再一一作注。③  该村是澳门地区另一个客家村落，与九澳村有相似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关这个客家村的历    史情况，容另文撰述。 8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种海岛型的客家聚落。九澳和黑沙村是澳门地区目前仅存的客家村。九澳村人到路环后移动的历史痕迹，可以从庙宇的迁徙得到证实。现坐落于海边的三圣公庙，是于光绪九年（1883）新建的庙址。①兹我九澳湾，有洪圣神也，由来古矣。迨至同治初年，人倡建增，劝捐重修，迄今多历年所。②从碑文可见，此庙在最初供奉的是海神广利王洪圣。而据当地流传的口述历史，在九澳湾时的庙名叫“大王庙”，“三圣公庙”是迁到现址后改的名字。③目前这座面临大海的神庙，邻近仍可见有几间半荒废的旧房屋、少量菜田，但只有一人居住，并与现在九澳村人口密集的地方有一段距离，说明这个地方已被逐步荒废。现九澳村人均声称拥有道光年问的买地地契，可见这里一向属清朝管辖，但从1860年代开始，澳葡政府已经在路环开始实行行政管理，并征收地税。④在1887年的《中葡条约》签订后，路环完全被葡人纳入控制的范围，在九澳一带建麻风院、兵营、学校和教堂，开始了九澳村的现代转变。20世纪初，是九澳地区发展的重要时期。1912年，澳葡政府在这里建筑一个兵营，随着这一设施的设立，许多配套的设施亦接踵而来，如兴建马路、水渠、邮局、学校。⑤这些转变，对九澳无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澳葡政府在这里增设的只是一些非民用的设施，因而并没有刺激当地的生产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改变九澳村客家村的特色，这里的主要人口（按：指男性人口）仍然是客家人，农业仍然是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①  此庙按老一辈的村民说，原址在现庙址的小山丘之背，即在名为九澳湾的地方，亦即他们    开村先人最初到九澳落脚的地方。②  见《新建九澳湾三圣公庙碑序》，载郑炜明编《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匾汇编》，香港，加略    山房有限公司，1993，第92～97页。③  从庙宇名称的改变，可以看到九澳村民的神灵崇拜既包含了客家人信仰传统的继承，又显    示了他们的信仰文化随着时代和迁移地方的变化有所改变。④  Subsίdios para α História do Municίpio das Ilhas, Vol.1, 1993, pp.20 - 53. ⑤  Subsίdios para α História do Municίpio das Ilhas, Vol.1, 1993, pp.152 - 190. 816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 三  九澳村客家人凝聚与发展的方式本文在前面曾经提及，从可考的资料说明，九澳村建村至今看200多年的历史。这一村落最大的特点是一直保持客家村的特色。它与邻近地区所使用的方言完全不一样，生活的传统习惯也有较大的差别，可以说它是一个由各种偶然历史因素集合而成的方言孤岛。①由于本文研究的重心是这一客家村落的发展历史，而不是作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所以对有关九澳村客家话的源流和变异不作具体的论述。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人口自然凝聚的因素主要是血缘、地缘和方言，而三种主要因素往往会因具体历史环境而有所偏重。从九澳村的历史发展来看，该村凝聚的最重要因素是方言。理由之一是九澳村一向没有建祠堂。这一点非常特别。从客家发展历史考察，我们发现这个方言群比较重视传统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自宋代以来，所有中国基层社会对宗族的三大支柱即族谱、族田和祠堂都十分重视。祠堂是宗族存在的标志，所以宗族建有自己的祠堂，这似乎已成了基层农村的定例。但是，九澳村的情况比较特殊。在20世纪以前，这里交通极为闭塞，对外联络极为不便。另外，加上在孤悬的岛上，会常遇海盗的侵扰，邻里的互助显得格外重要。如果强调血缘，势必各立门户，使人口本来不多的村落四分五裂，绝对不利于生存。理由之二是他们比较重视客家方言的传递。从200多年前建村到1970～1980年代，九澳村一直保留客家方言的使用，嫁人这里的妇女都学会客家话。“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这条客家人的祖训在九澳村实行得很好。正是由于以方言为凝聚的主要媒介，因此九澳村是一个杂姓的客家村，睦邻是他们生存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方言为凝聚力的客家村，虽然没有依靠宗族势力作为支柱，但完全可以维持血缘纽带的存在。透过方言保持甚至加强血缘关系这一种理论，①  有关客家方言孤岛的论述，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第33～35页。 8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在九澳村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充分的证明。直至今天，村中各姓氏家族对本族、本房的世系仍然十分清楚，不少族姓都保留有自己的家族传统，如实行按字排辈，代代相传。村内每个家庭都有祖宗的神位，慎宗追远的观念仍然牢固，而九澳村的墓地，虽然经过数次迁徙，但先人的墓葬仍然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和宗族文化相互依存的关系。无论哪种方言，它们总是和某种文化相结合。语言带着文化走的规律是使客家人始终没有脱离自身原有的文化的根本原因，居留地的转移，并没有使客家人群体失去它的凝聚力。九澳村人能凝聚的另一最重要因素是有共同的神灵崇拜。在九澳村，家庭内崇拜的神灵包括：祖先、土地、天官、观音、关帝等，而在村里，则有一座观音庙、一座三圣庙，还有一座伯公神坛、一座土地庙、一座海神神坛。观音庙和三圣庙是村中的大庙，在澳门地区亦薄有些名气。观音是客家地区崇拜的重要神灵，作为客家村，有一座观音庙是顺理成章之事。三圣庙供奉的是：洪圣、关公和谭公。洪圣是海神，在明代以前是南海最高的神灵，后来虽然逐步被天后取代其首席海神的地位，但仍属重要的神灵。而关公作为正义、正气的社会象征，作为镇邪驱妖的神，对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土来说特别重要。谭公则是流传于惠州客家地区的神，所以拜谭公实际是表现了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的客家人特性。①从光绪九年（1883）的《新建九澳湾三圣公庙碑序》后面所列的善信捐工金银芳名中可以看出，当时崇拜三圣庙善信不少，特别应注意的是，芳名中有相当多的商铺名字，说明这座庙宇的威名远播，在澳门地区的神灵中属威望较高的一个。我们都十分清楚，在光绪年问从澳门半岛或香山到路环的交通仍然十分不便，水路是唯一的通道，所以更显得三圣庙神灵具有非同一般的吸引力。在中国古代，一个地方神灵的威望，实际上就是某一地方的威望。相信当年三圣庙的威望成为九澳村人的骄傲，这种精神上的满足使九澳村人的凝聚力更加巩固。①  据考谭公原名谭峭，元代广东归善（今惠州）人，12岁就得道，练成长生不老之术，并能    预测天气，治病救人。他经常帮助、保护惠东一带的渔船和商船，故被当地人供奉为神灵，    是客家人崇拜的神灵之一。见鲁金《香港庙趣》，次文化堂，1992，第10～11页。 818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 在九澳村流传着一个有关伯公神的传说。一次，为了做庆观音诞的法事，请来一位道士。这位道士看到村里一切正常，想作法扰乱这里的正气，使九澳村人要常常请他来作法，以便从中图利。可是正当他想施法时，却看见一位高大威风的伯公对着他怒目而视，他大吃一惊，立即停止作法的歹念，并到处对同行说，九澳村的伯公真厉害，切不可在那里造次。另一个是关于三圣公显灵的故事。九澳位于十字门的要冲，在19世纪是海上商旅的重要通道，亦是海盗活动猖獗的地方。当年的海盗不仅打劫商船，还常到岸上抢劫。有一次一群海盗驾船到九澳村企图抢劫，忽然见到村内旌旗飘飘，一队队兵将铁盔铁甲，装备精良，严阵以待，只好慌忙逃去。我们从流传于九澳村有关伯公、三圣公显灵的故事可见，村民之所以构想出一种超现实的神灵力量，无非是为了保护地方安宁，使九澳村成为他们世代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这里的客家人，正是从神灵的崇拜中获取生存于这块土地的理由，从而产生出一种乐意生于斯长于斯的归属感，这种对神灵的崇拜，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九澳村的凝聚力，亦来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团结互助的精神。由于九澳村的形成不是由某一个姓氏的移居、繁衍发展而来，而是由不同姓氏的共同开发而逐步建立，所以团结互助精神便成为这个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通过使用共同的方言达到凝聚的目的，更因生活在共同的风俗文化中融为一体。村中的老一辈人家可以非常生动地叙述这个村子在春节、寒食、清明、盂兰、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节日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共同爱好的客家饮食文化，如何使他们的祖先乐于生活于此。①由此可见，相同的文化习惯和心理，就是九澳村人能够凝聚的另外一种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察，更会发现，这种相同文化群体的结合，在有外部压力的环境中，不仅能够产生独立的村落形态，而且会形成特别团结的气氛。正如前文所述，客家人是在清代才逐步向广东沿海扩散的，他们往往以方言孤岛的形态存在。这种存在的形式决定他们必定会承受一定的外部压力。在清乾隆年间形成的九澳村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①  据现在九澳村内老人的回忆，这个村子最受欢迎的节日食品是用装糖的大瓦缸煮的客家盘    菜、年粄、葛扣肉等。 8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这个村地处偏远海岛，交通不便，加上附近一带都是广府方言群活动的区域，种种社会的因素都要求村落内部非常团结，才能生存下来。九澳村就是在内部具有客家人共同的方言和文化风俗、外部生活条件艰苦并不能一下子融入地方文化圈子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产生一种非常突出的团结精神，而这种团结精神，正是使这一客家村落能够凝聚和不断延续不可或缺的原因。当我们考察九澳村客家人团结精神的原因和表现时，发现互助是他们促进团结的重要方法。我们知道，互助是人类在同自然和社会斗争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象，也是克服困难的重要武器。客家人在不断的扩散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与其他方言群不同的特性，其中对群体内部的互助特别重视，尤其在孤岛型的方言聚落中更是如此。九澳村为让人了解客家人这方面的特性，提供了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当笔者在口述调查时，所得的资料都显示，互相帮助是九澳村突出的文化传统。无论过去还是今天，无论是在生产还是生活上，如果一家有困难，其他家庭都乐意提供帮助。特别是于1991年成立的村组织，就叫“九澳村民互助会”，充分表现了这种互助文化传统的重要影响。四  九澳村历史的研究价值和存在问题九澳村研究价值在于：①由山区和半山区迁到海滨的客家人，他们仍然以方言群的形式存在，但在社会的形态上，如对宗族活动的模式却有所改变。②客家人一方面善于利用自然条件进行生产活动，但又往往不忘山区和半山区农业生产的经验，使新开拓的地方很快能从事农业生产，这对沿海地区生产多元化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③客家人善于调和处理方言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使社群和睦相处。④客家是澳门地区清代以后人迁较早的居民之一，他们带来的耕读文化，对沿海地区无疑存在一定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九澳村与外界交通的改善，封闭的村落形态迅速改变，到了21世纪，九澳村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改变，他们可能永远告别过去的村落形态。由于时代的前进，传统村落的消失固然不可避免，但作为澳门稀有的客家村落，是否应该把它作为典型的地区历史，如氹仔旧市区那样保留下来？这很值得我们推敲、研究。 820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 笔者认为，近年澳门特区政府在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方面成绩令人瞩目，如果能在郊野村落的历史文化方面再加努力，使澳门成为一个既有城市都会历史文化，又有郊野村落历史文化的文化之城，这岂不是锦上添花，令人向往？附图1  张氏族谱的螺旋形诗 8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附图2  钟氏族谱 822
澳门路环岛九澳村：一条滨海客家村的历史考察 附图3  互助会部分女会员在村公所前合照留念(1991年)（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62期，2007年春季刊） 823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娄胜华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期间，是澳门的“中立”时期，①也是澳门社团发展的特殊阶段。自1931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对中国的侵略并不局限在东北地区，而是步步紧逼自北向南不断扩大侵略范围，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对民族危亡，国内外华人掀起了抗战救国的热潮。澳门华人虽然生活在“中立”的安全地带，几乎没有直接受到战火的侵袭，但是邻近地区的陷落，特别是蜂拥而至的难民同胞，激起了澳门华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组织起来支援中国内地抗战事业成为当时澳门华人共同的心愿与行动。然而，由于澳葡政府执行“中立”政策，千方百计在交战国以及周边多种政治力量之间寻求平衡，致令澳门公开的专门针对日本的敌对行为无法存在。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澳门民族主义社团与国内乃至海外同期华人社团相异的特殊性：只能以救亡赈难的形式出现并活动，而不能有公开直接的抗日名称和行为。救亡赈难社团②是战时状态下*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①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3月5日，葡萄牙外    长费尔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Fernando Augusto Branco）根据海牙第十三号公约的规    定，在日内瓦国联总部，发表在中日冲突事中持中立立场的声明，宣称葡萄牙是中日世    代朋友，在第二次大战中取得了中立国的法律地位”。因此，受葡萄牙管治的澳门“也没    有被日军占领过，一直维持着中立的状态”。分别见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澳    门，澳门文化局、澳门博物馆，2001,第22页；[日]宜野座伸治《太平洋战争时期的    澳日关系── 关于日军不占领澳门的初步考察》，《澳门研究》第5期，第76～84页。②  现有的研究将二战期间的澳门社团称为“抗日救亡团体”，本文认为，如此结论是对同期    国内或其他海外社团的袭用，而没有注意到澳门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因此，本文未采用    “抗日救亡团体”而使用“救亡赈难团体”概念，以求更符合历史事实。 824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澳门“中立区”社团发展的特殊形式，是民族主义社团的一种变体形态。其活动以慈善赈济为主，而不是直接从事政治的或武装的反抗。一考察该时期澳门救亡赈难社团，其演变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内及澳门周边地区的沦陷所产生的外部冲击，二是澳葡政府“中立”政策随形势发展而产生的摆动效应。在澳门历史上，慈善赈济性社团称得上是最古老的民间结社形式，而1930年代救亡赈难社团在澳门再度勃兴并非仅是民间结社传统的现代延续，其骤起骤伏的演变特点反映了外部因素形成的冲击强度。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逐步升级，从局部冲突扩展到全面对抗。相应的，澳门救亡赈难团体从初兴走向高潮。澳门最早成立的有影响的救亡赈难团体是在九一八事变不久的11月27日由澳门商人范洁朋、李际唐、高可宁、毕侣俭等发起成立的“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慈善会成立后，召集澳门各行业，如匹头行、理发行、番摊行、鲜鱼行、火柴厂、戏院等商讨向中国内地抗日将士捐输事宜。该会1932年4月的工作报告声明：本会成立，深荷各界代表，勇于任事，鼎力赞助……迩者沪战虽停，和约暂署，各方捐款似可结束。惟是撤兵弭祸，奚异止渴饮鸩。强寇方张，鲁难未已。况东北将士，恢复失地，奋斗犹烈，牺牲至多，告急呼援，势难坐视，故各地募捐工作，仍前进行，未尝中辍，本会不容独异，伏望我侨澳同胞、各界领袖，一本精诚团结之心，贯彻长期抵抗之志，合作到底，始终弗渝，有厚望焉。①报告表明，该慈善会“不容独异”，是因为“各地募捐工作，仍前进行，未尝中辍”，反映出澳门所受的外界影响，同时也表明澳门华人社会的上层人士对因国内对日抵抗而引致的长期捐输存在心理准备。①  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第94～95页。 8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1935年，华北事变和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催生了澳门的一批青年救亡及妇女互助团体，以读书会、文学社、剧社、音乐社、歌咏团等形式出现，如“炎青读书会”、“呐喊文学社”、“焚苦文艺研究社”、“青年音乐社”、“妇女互助会”等。分散的以趣缘为纽带的青年救亡社团虽然自身不具经济实力，但所从事的宣传动员活动是无可替代的，并在日后与上层人士组织的慈善社团一起，成为大规模救亡赈难团体的组织基础与动员载体。标志着中日之间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激起了澳门华人社群的民族主义义愤，澳门救亡赈难团体走向爆炸式增长。此后直到1945年8月中国抗战取得胜利，澳门救亡赈难社团潮起潮落，期间1938年10月广州陷落、1940年3月日军攻占中山县、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引起的难民潮对澳门影响至深。同时，澳葡政府的“中立”政策，随着战争发展引起的力量对比变化而不断摇摆。广州沦陷前，澳葡政府站在亲国民政府的立场执行其“中立”政策，在不刺激日本军方的前提下，经常以人道主义方式（如医疗救助）协助中国军民。对于澳门华人组织救亡社团及其活动，除了为避免刺激日本而不允许使用“日寇”、“敌寇”、“抗日”、“抗敌救国”等词语名（报纸上登载的有关新闻稿件也不准出现这些字样，因为当时的澳葡政府不愿得罪日本人，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因此，报纸刊登涉及“抗日”等字样的新闻稿件时，均以“×”号代替。遇有因审查不通过而被迫撤稿时，报纸就可能出现“天窗”）外，通常干预甚少。广州失守特别是香军港沦陷后，澳门处于日直接威胁之下，澳门政府慑于压力改变原先亲中立场转而向日示好，对内厉行高压管制，在新闻检查与物品监管基础上，施行戒严防止内乱，限制公开集会结社，社团领导人选须经澳督认可方得上任。进入1945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日趋明朗，澳葡当局为避免战后政治被动而适度拉开与日本的距离。总之，中日战争期间澳葡政府在社团政策上作出预防性限制的选择，其具体表现：一是限制社团自主冠名。禁止以“抗敌”、“抗日”为名的团体，准许民间成立以“救灾”、“慰劳”为名的组织。如中国国民党澳门直属支部在卢沟桥事变后发起组织“澳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因该团体名称涉忌而遭澳葡政府禁止在澳门设立和 826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活动，后被迫移设于澳门半岛对岸的中山县湾仔乡。①二是限制社团活动内容。允许救亡赈难团体进行筹募活动，但规定以人道主义为限，如金钱、医药、粮食、物品等，禁止购置武器与军械。三是限制社团活动方式。澳葡政府规定，所有筹募活动必须事先申报，获批准后才能进行。一般户内的小规模筹集，须向警方办理申请。如果户外筹募活动，如售花、售旗、售章、沿门劝捐、兴办球赛等，须向澳督申请批准。对于风行澳门的义卖活动，除每个义卖单位须向警方申领“人情纸”（许可证）外，为防止不义之徒借机生财，警方还进一步规定，义卖发起社团对义卖单位负有监管之责（如给钱箱加封条）。1940年春季之后，澳葡当局不允许进行一切户外筹集和宣传活动，只准户内非公开筹集。②因此，除了得到政府支持或经济实力雄厚的上层人士组成的社团外，澳门一些救亡赈难团体于1940年春之后陆续停止活动。预防性限制而非禁止的政策导向，其意在将非常时期的澳门社团及其活动引向合乎官方需要的结构。内部的政策导向与外部的民族危机交互作用，推动了澳门救亡赈难性社团如春草怒生，蔚为壮观。二对非常时期澳门救亡赈难性社团，以活动内容为据进行分类，可分为以募捐赈济为主与以救亡宣传为主两大类；以存在方式为据进行分类，可分为本土社团与外来社团两大类，而本土社团还可以进一步分为新生社团与原有社团。在此以上述两个维度为观察视角，对来源报纸《华侨报》③所载其间澳门救亡赈难社团进行不完全分类统计，整理汇总成下表。①  陈大白：《天明斋文集》，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154～155页。② 《天明斋文集》，第144～147页。③  选择《华侨报》作为来源报纸，首先是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新生救亡社团章程没有像以往那    样被要求刊登在澳门政府官方刊物《澳门宪报》上，而事实上它们的成立及其活动需要澳    葡政府的批准，接受澳葡政府的监控，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澳葡政府避免因大量的    救亡社团在澳门出现引起日方注意，而政府刊物登载社团章程有可能成为日方交涉凭据。    其次，《华侨报》创刊于1937年11月20日，是目前所见的一份比较全面客观反映当时澳    门社会现实且保存完整的唯一报刊。 8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表1  澳门“中立”时期民间救亡赈难社团概览①以募捐赈济活动为主以救亡宣传活动为主本土社团新生社团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澳门各界救灾会澳门四界救灾会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广东国防公债总会澳门分会澳门救济广东难民慈善会阖澳华侨赈济会（济难会）澳门救济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澳门粮价平抑会澳侨协助难民回乡会澳门学生赈济会澳门洋务工友赈灾会澳门洋服行友救灾会澳门花界救灾会中国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旅澳中国华侨青年乡村服务团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澳门中国青年救护团澳湾各界抗敌后援会澳湾各界抗敌后援会救护团旅澳青年救亡移动剧队岐关车路公司职工同乐会炎青读书会、起来读书会、呐喊文学社、焚苦文艺研究社、青年音乐社、中流剧社、剑电剧社、艺联剧团、前锋剧社等文艺团体原有社团澳门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医院澳门华侨联合会中央国医馆澳门分馆澳门中华教育会外来社团救护桑梓筹募委员会中山民众御侮救亡分会中山济难会澳门分会广东辛亥救护医院附属辛救护队华侨品物筹务赈灾会广州中山大学北上服务团中山中医救护队香港中华学生救济会澳门华侨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革命同志抗敌后援会澳门分会澳门中国妇女生计促进会募捐赈济活动均在澳门举行，各界救灾会以及原有华人代表性社团──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等充当倡议者与组织实施者的角色。筹款方式有献金运动、捐献运动、捐薪运动（工友）、“一仙运动”（学生）、各种游艺会、体育比赛、义演、义卖、义展、义舞、义拉（人力车）、义擦（擦鞋者）等。从1937年到1940年三年多的时间里，由澳门各界救灾会等团体组织的大小募捐活动100多次。②其中，1939年的“八一①  根据1937年11月至1945年9月《华侨报》刊登的有关社团活动资料整理而成。②  张量：《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9页。 828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三”献金活动，“三天就筹得国币近十万元”。①各界救灾会还组织。七七卖花队”，卖花筹款；中华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简称“妇女慰劳会。）②出售“胜利灯”、“复兴灯”、“统一灯”筹款。③鉴于澳门各界救灾会筹款出色，1937年11月7日中央侨委特致函嘉许，称其“同仇敌忾，踊跃捐输，至足嘉佩”。④除组织直接性募款外，救亡赈难团体还动员澳门各界踊跃购买各种救国公债，并专门成立了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澳门分会。该会号召澳门同胞“购债救国……购债越多，国防越伟。劝君购债，一洗前耻。爱国者，必须购买救国公债！要抗战胜利者，必须购买救国公债！”⑤澳门各界群起响应，积极购买国债。例如，中央舞场的舞女曾以“义舞”形式，将某日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内地发行的“救国公债”。募集现款与购买国债之外，根据国内前方将士之急需，澳门救亡赈难团体还组织有针对性的实物募集活动。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时，正值寒冷季节。“镜湖医院劝各商捐棉衣食品……并捐助棉衣、食品、药物等件，寄沪散赈”。⑥在募集的实物中，最多的是药品与食品。同时，也有雨衣、胶鞋甚至蚊帐等。虽然澳门救亡赈难团体举办的各种筹款募捐活动在1931～1945年的中国内地抗战期间从未停息，但是，在1938年10月广州失陷特别是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随着大量内地与香港难民涌人作为“中立区”的澳门，赈济难民活动成为该时期澳门救亡赈难团体的重点工作，并因此而形成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难民救济。在战前，澳门人口约有15万人，广州、香港陷落后，澳门人口激增至30万人，高峰时达到45万人。其中，大部分进入澳门的人属于贫苦无依的逃难者，从而成为困栖澳门亟待赈济的难民。面对国内战争灾难与汹涌而至的难民，澳门救亡赈难团体立即展开赈济活动。与组织募捐活动一样，参加赈济活动的民间组织，既包括原有的民间社团，如澳门中华总商会、镜湖医院慈善会、同善堂、中华教育①  1939年8月13日《华侨报》。②  内地抗日军兴后，澳门妇女界成立了“中华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该妇女团体后来改名    为“澳门中华妇女会”（非如今之“澳门妇女联合会”）。③  1932年3月1日《华侨报》。④  黄慰慈主编《濠江风云儿女》，澳门，澳门星光书店，1990,第18页。⑤  张量：《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0页。⑥  1938年7月9～11日、11月7日《华侨报》。 8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会等，也包括新生的救亡赈济团体，如澳门各界救灾会、澳门四界救灾会、中华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澳门花界救灾会以及按行业组织的各种救济组织，如澳门洋服行友救灾会等。中华总商会同样成为澳门华人社会救济活动的中心，同善堂、镜湖医院是直接实施救济的民间社团，澳门各界救灾会、中华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澳门四界救灾会则是比较活跃的临时救济组织。它们开展的救济活动，除前述部分直接用于救济流落澳门的难民而进行的筹募救济款物外，还包括以下方面。1．协助收容难民与施粥派衣镜湖医院、同善堂、各界救灾会等民间社团直接参与难民收容活动。内地抗战爆发后，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主席徐伟卿（也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以及各界救灾会的有关成员受邀加入澳门政府组织的难民救济委员会，并参与了勘地搭建氹仔、路环难民营。1938年11月，面对拥人澳门的内地难民，镜湖医院尽量收容，两周内收容难民达2000余人，并于12月分三批迁往氹仔难民营。1941年3月5日，日军飞机轰炸中山，大批难民避人澳门，三天之内镜湖医院收容难民达1371名。①在难民流人澳门之初，同善堂曾办理设于青洲工厂内的难民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善堂向政府领米煮粥，运往莲峰庙附近的镜湖长亭施派，每日派粥约千份，最高时达到16000多份。1942年春节前后，寒潮袭澳，同善堂值理连夜运送衣被向露宿街头的贫民发放。6月，同善堂接办“青洲难民营”的煮粥施粥工作。从1943年开始，每日向流澳难童施粥千份，是为著名的“难童餐”。②镜湖医院在战时收养了400余名难童，并设难童疗养所。该院还收留治疗若干名英、美、葡籍难民。③2．协助政府推行“以工代赈”的救济办法澳门政府对流落澳门的内地难民中有劳动能力者，实行“以工代赈”的救济办法，交由澳门中华总商会具体组织实施。如商会组织青壮难民填筑南湾地段，向务工难民发放工资等。类似的雇用难民填濠、平地、耕种等“以工代赈”活动，多数由商会、同善堂等社团协助组织。对此，葡萄牙政府属务部曾专门致电澳门中华总商会表示感谢。④①  1938年10月1日、11月5日、12月30日；1941年2月2日、3月8日《华侨报》。②  陈树荣主编《同善堂一百周年特刊》，澳门，同善堂值理会，1992，第89页。③  吴润生主编《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第75页。④  1940年12月12日《华侨报》。 830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3．兴办义学，收留流澳难童面对蜂拥而至的难童，澳门民间社团再次掀起兴办义学的高潮，形式多样的“难童义学”纷纷出现。澳门中华教育会开办的6所难童学校，分设于崇实、陶英、越山、知用、孔教和知行6所会员校内。所有费用全免，并由教育会筹备书籍、笔墨纸张，分赠难童。“澳门救济难民兼管理粮食委员会”开办了“难童义学”，招收难民营中的失学儿童。妇女慰劳会、同善堂、镜湖医院等团体，先后在难民营筹办难民小学及设保育部、托儿所。粤华中学设立了难童小学及习艺所。庙宇和社团也开办义学，如“康公庙义学”、“望厦坊会义学”等。①与此同时，因澳门属于“中立区”，广州当局将澳门列为战时学校疏散区。不少迁入澳门的内地学校在澳门民间团体的协助下继续办学。“至1939年，澳门共有中学和中专学校36所，学生三万余、小学140所，学生约四万”。②相较募捐赈济活动而言，救亡宣传活动的地域范围更广，不仅在澳门，还逐渐延伸到邻近澳门的广东省中山甚至更远的地区，主要承担者是四界救灾会、中华教育会等团体。这些团体的成员以青年为主体，其领导人来自教育文化界，具有丰富的宣传实践与鼓动才能，且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影响力与号召力，从而使青年学生成为澳门救亡宣传的先锋与主体。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受其影响，澳门迅速出现了文化协会、妇女协会、剧社、音乐社和歌咏团等形式的团体。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开展救亡宣传活动。例如，“绿光”、“晓钟”、“前锋”等话剧社，演出中国内地抗战内容的剧目。大众歌咏团曾在清平戏院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呐喊”、“起来”、“前哨”、“炎青”、“晓社”等读书会，阅读和赠送各种救亡进步书刊。1936年底，在澳门岐关车路公司工作的爱国进步青年廖锦涛与陈少陵等成立“澳门文化界救国会”，该会派员进人工厂、学校，在工人和学生中进行救亡宣传工作。③1937年8月，以廖锦涛、陈少陵等为首组织了“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简称“旅澳服务团”）。8月12①  1939年3月5日、3月30日《华侨报》；刘羡冰：《澳门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第85页。②  丁中江主编《澳门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4，第73、76页；张量：《澳    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111页。③  张量：《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5页。 8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日，“澳门四界（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成立。①该会成员实际还包括了澳门新闻、教育、美术等各方面的人土，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时成为全澳最活跃的救亡宣传团体。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进犯广州。10月15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召开全澳青年团体联席会议，协商发动青年回国参加战地服务。10月21日，“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正式成立，由廖锦涛任团长。该团成立后，先后组织11个队共160多名男女青年返回内地从事包括救亡宣传在内的大量工作。②澳门妇女界成立的“妇女慰劳会”、“妇女互助会”等妇女救亡团体邀请当时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前来澳门，史良在平安戏院全澳妇女界为她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抗战与妇女》的演讲。③需要说明的是，除前表所列的民间救亡赈难团体之外，组织难民赈济工作的还有澳门政府与教会组织，个别教会组织甚至参与了救亡宣传活动。为了赈济难民，澳门政府成立了处理相应事务的慈善组织。政府慈善委员会专门负责全澳难民救济事务，向民间慈善组织发放救济款。1944年成立的“葡萄牙国红十字澳门分会”，属于半官方组织，以救济葡人为主。历史悠久的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órdia）也是以救济服务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慈善团体。同期内参与难民救济表现出色的宗教组织还有澳门公教进行会、中华天主教救护总会澳门支会、基督教澳门志道堂、澳门女青年会、功德林等。天主教组织澳门公教进行会，不但参与慈善救济活动，甚至派遣人员前赴澳门附近的唐家湾和香洲宣传抗战、慰问同胞。佛教组织功德林于1943年举办粥厂，免费向平民派发白粥等。三综合分析澳门“中立”时期救亡赈难社团的活动内容、方式以及人员①  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第70页。②  郭防凌：《试论澳门在广东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第99～104页；左双文：《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澳门的活动》，《中共党史研究》    1999年第5期，第51～57页。③  傅玉兰主编《抗战时期的澳门》，第106页；张量：《澳门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初探》，《抗日    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7页。 832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构成等因素，可以发现其具有的基本共同特征。1．骤兴骤落，存续时间短促与原有社团的稳定性相比，绝大多数新生的救亡赈难社团寿命短暂，旋生旋灭，可谓“其兴勃矣，其亡忽也”，更不用说那些临时性在澳募捐的外来社团了。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失陷期间，澳门救亡赈难性社团走向全盛。广州沦陷后，随着中国抗战持久阶段的来临与国内政治局面的复杂化（如汪伪政权的建立），澳门上层华人领袖开始观望，筹募工作趋于萎缩与停顿。至1940年春之后，各界救灾会停止募捐，走向沉寂。1941年冬，四界救灾会会务停顿。阖澳华侨济难会成立于1941年3月12日，解散于当年6月10日，前后不到三个月。①1945年5月17日澳门绅商合组“粮食救济会”，6月28日决定停止工作，前后不过41天。②甚至不乏仅成立了社团筹委会便永无下文之事。2．服务对象、活动内容与功能集中单一澳门救亡赈难社团发起组织的救亡活动形式多样，仅以募捐为例，“募”的方式有出售救国公债、演剧、球赛、展览、卖物、卖花、卖旗等；“捐”的方式有商店的譬一日捐”、工人的捐薪运动、学生的“一仙运动”、市民的捐米粮衣物药品等。虽然活动形式杂然纷呈，但社团活动的内容与功能却是集中单一，以筹募捐款及物品支持中国内地抗战与救济流落澳门的难民为主，以救亡宣传为辅，避免从事直接抗日活动以免刺激日领（当时日本在澳门设有领事馆），引起澳葡政府的干预。3．上层工商界人士主导，各阶层全面动员参与新加坡学者吴逸生说：“抗战是一个大烘炉，在这烘炉里，什么窳败的，腐化的，都要被熔蚀下去，重新改造过来。”港澳社会学者黄枝连认为，东南亚华族社会在“援华抗日运动”期间，经历了从“帮派社会”到“华侨社会”再演变为“华人社会”（1940～1950）的曲折发展历程。③同样，民族灾难引发的“烘炉效应”在澳门的一个显著表现是促进了民族凝聚与社群团结。救亡赈难运动波及澳门各行业各阶层。澳门救灾团体，既有行业、职业性的①  1941年3月12日、6月11日《华侨报》。②  1945年5月17日、6月28日《市民日报》。③  吴逸生：《抗战二周年与华侨》，1939年7月7日《南洋商报》（新加坡）；黄枝连：《东南    亚华族社会发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8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界别团体，也有跨行业、职业的联合团体，还有全澳各行业各阶层的共同团体──澳门各界救灾会。在澳门各界救灾会的倡议下，澳门各行商号自动组织起来，银业、香业、洋货、鲜鱼、理发等都组织起本行业东家与西家的救灾会，长期捐薪，汇寄内地支援抗战。①又如1937年8月12日成立的澳门四界救灾会，②由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发起，联合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的50多个读书会、文学社、音乐社、剧社等文艺小团体组织，以“共拯我被难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宗旨，以“只知工作，不求名利；工作至上，民族利益至上”为口号，汇集了澳门各阶层的青年爱国力量。甚至连素为世人所不齿的歌姬、舞女、妓女也组织“花界救灾会”，并在四界救灾会主席陈少伟帮助下，向澳葡政府注册成立，促进澳门筹募救亡运动。③可见，民族危难引发的社会动员是空前绝后的。在澳门形形色色的救亡赈难团体中，比较活跃的新生社团有澳门各界救灾会、澳门四界救灾会、中国妇女慰劳会澳门分会，尤其是由原有民间社团中华总商会、同善堂、镜湖医院、中华教育会，联合各行业各阶层救亡力量组成的各界救灾会，在其存在期间，集救亡赈济的组织领导者与动员实施者于一身，功绩卓著。其中起核心骨干作用的仍然是由工商界人士组成的中华总商会。中国内地抗日军兴，该会即发起救灾活动。至抗战胜利，中华总商会始终承担了筹募救济、宣传鼓动、沟通联络的重要职责。中华总商会成为澳门各方救亡赈难的指挥中心。其地位与作用得到澳葡政府当局以及中国国民政府的认可与表彰。国民政府领导人林森、蒋介石分别以不同方式予以嘉勉。④澳葡政府不但以中华总商会为管理澳门华人社会的可靠合作对象，而且通过向领导商会的上层工商人士颁授奖章的方式对其行为予以肯定。当然，工商界上层人士及其组织中华总商会在澳门救亡赈难中核心地位的形成，在政府认可之外还不应当忽视救济活动所必需的财富条件，因此，在社会群体中商人所拥有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4．以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为文化价值认同“在整个现代世界，民族主义都是组织和强化集体性认同（collective i-①  1937年12月18～23日《华侨报》。②  有关澳门四界救灾会的详细材料，见黄慰慈主编《濠江风云儿女》。③  1938年6月7日《华侨报》；陈大白：《天明斋文集》，第151页。④  1937年11月29日、1938年4月28日《华侨报》。 834
兴盛与转折：澳门中立时期的救亡赈难团体（1931～1945） dentity）的一个关键方式”。“历史总是表明民族性是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原生的。民族主义所谱写的自身历史始于民族认同之存在，这种历史通过英雄主义的行动（有时是反压迫的斗争）而延续下来，并以过去伟大的文化成就凝聚着当下的民族成员”。①日本对华侵略与中国抗日战争促使华人在辨别共同敌人的过程中完成了民族身份的集体建构。民族主义的文化价值认同解决了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的身份归属上存在的疑问与困惑。救亡赈难社团的涌现反映了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在当时所形成的高度社会整合。以澳门各界青年团结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所聘任的28位名誉顾问为例，他们的身份十分耐人寻味。其中有天主教澳门教区的两位华籍神父严绍渔、颜俨若，澳门政府华务局主管中文报刊检查与翻译工作的华籍官员徐佩之、何仲恭，警察厅葡籍华探长兼掌管批准华人筹募事宜的施基喇，还有澳门中共地下党活动家柯麟医生，国民党澳门支部负责人、教育会会长梁彦明，中山县县长杨子毅等人。②如此无分政党派别、不论宗教信仰、不辨在朝在野的社会团结，若非共同一致的价值认同，是任何力量都难以联结的。在救亡赈难社团建立及其活动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资源得到发掘，并成为与民族主义同等重要的精神价值纽带。如救亡赈济团体组织的募捐活动，突出强调了“义”的文化力量。义演、义卖、义展、义舞、义唱、义赛、义拉等利他主义（altruism）行为反映了人道主义的精神诉求。义学作为一种物质之外的救助难童方式，其在中日战争时期的澳门兴起并形成高潮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社会关怀。对于宣称“中立”的澳葡政府来说，人道主义可以成为其容忍、接受甚至于鼓励救亡赈难社团普遍存在与广泛活动的价值底线。在澳葡政府明确宣示的有关战争引起的难民救济政策中，人道主义原则得到贯彻与尊重。澳门总督戴思乐（Gabriel Maurício Teixeira）于1942年通过电台公开宣布凡欲避难澳门者来者不拒。“按照1938年9月17日第579号立法例之引端已明白表示凡为政府与人民之职责必须以公益为依归故凡因战事影响避乱来①  [美]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ng Calhoun）：《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民主、多样性和自    决》，载邓正来等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 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2，第333、346页。②  名单见黄慰慈主编《濠江风云儿女》，第243页。 8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而托庇于葡国国旗之下者莫不竭力以保护之”。①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价值，澳葡政府与民间救亡赈难社团共同合作将战前由民间社团内部救济（如堂会、同乡会、炮会等）与政府个别救济并行的救济制度发展为政府与民间社团分工合作的社会救济模式。政府开征慈善税增加救济收入，通过政府专事慈善救济的机构——慈善委员会与品物统制会向民间社团拨付救济款项，由民间社团具体组织施救。如同善堂办的“难童餐”、澳门中华妇女会经办的新口岸贫民粥厂与望厦粥厂均得到政府的拨款资助。“以工代赈”、“以粮代酬”制度也是通过民间工商团体组织实施的。新的社会救济模式摆脱了传统救济模式的缺陷，推进了现代社会福利救济制度在澳门的形成。四总之，澳门“中立”时期兴起的救亡赈难社团是非常动力作用的结果，代表了澳门社团发展史的一个过渡与转折的特殊阶段。民族危难激起的民族主义价值认同，不但使任何意识形态纷争失去存在基础，而且促进了社群之间的凝聚与团结，强烈的民族性构成了澳门救亡赈难社团的群体性特征，同时，民族主义的价值传承也体现了救亡赈难社团与此前澳门社团发展的连续性所在。然而，应当看到民族性社团兴盛与团结的动力并非出自于澳门社会自然生长的内部力量（如工业化等因素），而是民族灾难所引发的“烘炉效应”。民族危机作为一种救亡赈难社团兴盛的特殊基础，既是牢固的，甚而坚不可摧，可又是脆弱的。当对日战争以中国胜利而解除了中华民族覆亡的危机后，高度团结的民族性社团因其动力基础减弱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分化，由此开始了澳门“中立”时期民族主义社团从非意识形态化向意识形态化的“左”右互争时代的过渡与转折。（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63期，2007年夏季刊）①  Boletim Oficial de Macau, No.44,28 de Outubro de 1944（《澳门宪报》1944年10月28日，    第44期）；[葡]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900～1949）》，金国平    译，澳门基金会，1999,第293页。 836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第五篇其  他
浅话《澳门记略》及其校注赵春晨 *距今240余年前，即清朝乾隆年间，有两位中国的学者，也是清朝的地方官员，合作写成了一部名叫《澳门记略》（记或作纪）的书。这部书后来成为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关于澳门史地的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方志类图书中专记澳门的唯一一种。写作《澳门记略》的两位学者是江南宝山（今属上海市）人印光任和安徽宣城人张汝霖。他们都是通过保举到广东来为宦的文士，并且都曾担任过澳门同知一职。当时这个官职的全称叫“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是从清乾隆九年（1744）起开始设立的，职责是管理在澳门居住的外国人和海防方面的事宜（即所谓“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官署就设在距澳门不远的前山寨，属广州府管辖。印光任和张汝霖在先后担任这个官职期间，都很留心时事和地方上的情况，立意要撰写一部关于澳门史地的著作，以“补志乘之缺”。乾隆十年（1745）印光任在澳门同知任内就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初稿，并将它交给了接署官职的张汝霖，“期共成之”，但是这部初稿后来不幸失落，所以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在广东潮州署任知府时，张汝霖恰巧也到潮州署盐运通判，两人聚首，才重新“搜觅遗纸”，“大加增损”，终于写成我们今日所见的《澳门记略》一书。《澳门记略》的内容是记述澳门的历史、地理和社会风情，全书共6万多字，分为两卷三篇。上卷包括形势、官守两篇，其中《形势篇》写的是澳门的地理形势、山海胜迹和潮汐风候等，《官守篇》则是记明清政府在澳门设宫置守的情况和葡人人居澳门的经过。由于印光任和张汝霖都曾任职澳门同知，书中所记大量使用了衙署档案等原始资料，或是采自他们“历*  广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8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海岛、访民蕃”的考察见闻，这使得他们的记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成为明清中国政府对澳门拥有主权的确证和研究早期澳门史的珍贵资料。例如在《形势篇》和《官守篇》中，记载了明朝在澳门设有“提调、备倭、巡缉”三个官员行署，清朝在澳门设有粤海关监督行台和税馆，明清中国官府曾多次发布政令，对居澳葡人加以限制和管理，以及设置澳门同知、移驻香山县丞到望厦村“专司稽查民蕃一切词讼”，行使司法权等情况。关于葡人当时向中国官府交纳地租银的事实，《官守篇》中也有明确记述：“其澳地岁租银五百两，则自香山县征之。考《明史》载濠镜岁输课二万，其输租五百，不知所缘起，国朝载人《赋役全书》。《全书》故以万历刊书为准，然则澳有地租，大约不离乎万历中者近是。”说明当时中国政府是以租赁形式，将澳门租给葡人居住的。《澳门记略》上卷附有插图11幅，即海防属总图、前山寨图、青洲山图、县丞衙署图、正面澳门图、侧面澳门图、关部行台图、税馆图、议事亭图、娘妈角图、虎门图。这些插图绘制精细，对当时澳门的地理方位、居民分布、官府所在、建筑格式、炮台教堂等都标画得相当准确。如在“正面澳门图”和“侧面澳门图”中，很清楚地画出了清政府在澳门设立的粤海关监督行台以及大码头、娘妈阁、伽斯兰三个税口的所在。对当时葡人赁居的范围，以及他们在水坑门、三巴门至沙梨头一带所修筑的围墙等，图中也有明确的勾画。《澳门记略》的下卷为《澳蕃篇》。所谓“澳蕃”，主要指的是居澳葡人。书中对他们的体貌服饰、生活起居、习俗风尚、物产器皿、船炮技艺、语言文字及其在澳的行政设施、教堂、炮台等有详细的记述，对当时经澳门从事对华贸易的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有简单的介绍。由于澳门是明清之际中西贸易、交往的中心地，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得以窥见西方世界和文化的唯一窗口，所以这些记述不仅十分生动地表现了早期澳门的社会生活状况，而且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例如书中记澳门葡人的饮食习俗：“饮食喜甘辛，多糖霜，以丁香为糁。每晨食必击钟，盛以玻璃，荐以白氎布，人各数器，洒蔷薇露、梅花片脑其上。无几案匕箸，男女杂坐，以黑奴行食品进，以银叉尝食炙。其上坐者悉置右手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食必以左手攫取。先击生鸡子数枚啜之，乃割炙。以白氎巾拭手，一拭辄弃，更易新者……食余，倾之一 840
浅话《澳门记略》及其校注 器，如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记葡人婚姻：“婚姻不由媒妁，男女相悦则相耦。婚期父母携之诣庙（按：指天主教堂）跪，僧（按：指教士）诵经毕，讯其两谐，即以两手携男女手，送之庙门外，谓之交印。”皆生动细致。关于西方器物传人中国的情况，书中详列草木、禽兽、虫鱼、食货、器用五大类，其中单是食货一类，就包括花露、药露、洋酒、洋烟、鸦片、珠宝、呢绒、羽缎、诸香、洋钱、银器等，器用类中则包括钟表、兵器、乐器、玻璃镜等。书中还介绍了西方技艺开始流人中国的情况，主要是西洋历法、铸炮、西医、绘画等。对于西洋绘画，书中介绍说：“有纸画、有皮画、皮扇面画、玻璃诸器画。其楼台、宫室、人物，从十步外视之，重门洞开，层级可数，潭潭如第宅，人更眉目宛然。又有法瑯人物出水画、织成各种故事画、绣花画。”《澳蕃篇》末尾附有《澳译》一篇，是用汉字注葡文单词的读音，分为天地、人物、衣食、器数、通用五类，共收葡文单词395个。据有的学者查对，这些“澳译”的译音相当准确。如关闸译为波打些芦古，即Pona deCerco；前山寨译为家自罢令古，即Casa Branca；青洲译为伊立湾列地，即Ilha Verde；澳门译为马交，即Macau；兵头译为个患多虑，即Governador，葡言总督也；管库译为备喇故路多卢，即Procurador，葡言理事官也。这些真可称之为比“洋泾浜英语”资格更老的“澳门洋泾浜”，是中西文字翻译史上难得的资料。《澳门记略》下卷也附有插图10幅，即男蕃图、女蕃图、三巴寺僧图、板樟庙僧图、噶斯兰庙僧图、龙松庙僧图、硬轿图、软轿图、女轿图、洋舶图。这里的“男蕃”、“女蕃”，画的是居澳葡人男女；“寺”、“庙”，指的是澳门的天主教堂；“寺僧”、“庙僧”指的是天主教堂的传教士。这些插图形象逼真，人物具有西洋人深目高鼻的显著特征，服饰则各具特色，可以说是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澳门的社会场景。《澳门记略》全书除正文和插图外，还在正文相关处注录了大量的诗歌。它们有的是印光任、张汝霖自己所写，有的是与友人间的酬唱之作，还有不少是选自其他人以澳门为题的作品。如明清之际岭南著名诗人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方殿元、方颛恺等人的作品，书中都有选取。这些诗歌内容丰富多彩，既是对正文形象化的注释和引申，又很富艺术特色和鉴赏性。’例如屈大均（书中署名释今种）的《澳门诗》：“广州诸舶口，最 8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印光任的《濠镜夜月诗》：“月出濠开镜，清光一海天。岛深惊雪积，珠涌咤龙旋。杰阁都凌汉，低星欲荡船。纤尘飞不到，谁是广寒仙。”写得都很有气势，韵味无穷。屈大均记澳门葡人习俗：“礼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按：指当时澳门的天主教主教）。花祸红鬼子，宝鬢白蛮娘。鹦鹉含春思，鲸鲵吐夜光。银钱么凤买，十字备圆方。”方颛恺（书中署名释迹删）记寓居澳门普济禅院（今望厦观音堂）的见闻：“蕃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鹅音。两岸山光涵海镜，六时钟韵杂风琴。”张汝霖记葡人在澳势力：“居然百夫长，位极以权专。列炮遥堪指，为垣近及肩。舞戈当负弩，释甲学行缠。慎尔一隅守，蒙鸠击可坚。”可以说是当时澳门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还有像区怀瑞的《机铳铭》，描写中国人初次见到的西洋手枪：“有械咫尺，出自岛舶。具铳之型，焰烟小弱。支绪琐陈，炼钢而作。辐辏委蛇，洞空橐龠。节短势长，旋螺屈蠖。鱼乙畛分，犬牙绣错。关键相须，石金喷薄，浑合自然，不焚而灼。激射摧残，等于戏谑。迅击寻丈，不爽锱铢。蜕胎重器，巧捷于兹。触光毫末，锋镝为威。变生袵席，狃而不知。明信在躬，圣铁是衣。君子警斯，毋中于微。”梁迪描写澳门三巴寺（即圣保禄教堂）里的西洋风琴：“西洋风琴似凤笙，两翼参差作风形。青金铸筒当编竹，短长大小递相承。以木代匏囊用革，一提一压风旋生。风生簧动众窍发，牙签戛击音砰訇。奏之三巴层楼上，十里内外咸闻声。声非丝桐乃金石，入微出壮盈太清。传闻岛夷多工巧，风琴之作亦其征。”读来都十分有趣。《澳门记略》一书因为有如此之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所以自它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先后刊行的版本有十余种。在这些版本中，最早的一种是乾隆年间的刊本，它是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张汝霖合作完成书稿后不久付梓的。但目前这个初刊本已很罕见，比较容易找到的是嘉庆五年（1800）江宁藩署重刊本和光绪六年（1880）江宁藩署再刊本，此外还有道光年间的《昭代丛书》本、光绪十年（1884）广州萃经堂本、光绪十六年（1890）《岭海异闻录》本、《如不及斋丛书》本、民国年间的《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台湾19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国史学丛书》等所收入的《澳门记略》，则皆是据上述流行刊本影印的。另外据说《澳门记略》 842
浅话《澳门记略》及其校注 还出版有日文译本和葡文译本，可惜笔者均不曾见到。就国内流行的刊本而言，比起乾隆初刊本来，错字均多，有的且有节删。如《昭代丛书》本将原书注录的诗文、奏议和所附插图基本上全行删去，文字仅有原书之半，只能算是一个节本。因为流行刊本存在上述问题，所以对于广大读者来说，需要一个经过仔细校勘整理过的刊本，以完整、准确地阅读此书。有鉴于此，笔者曾以此书乾隆初刊本作为底本，校以流行诸本，并参校明清有关典籍，对原书标点分段、改正错讹，于1988年交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岭南丛书》之一种出版。但是校点只能解决刊本文字上的歧误和句读不便的问题，却无法起到帮助读者理解书中内容、考订史实的作用，更不要说对书中所涉及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笔者在校点本基础上，近年复对《澳门记略》一书的内容详加注释，共得条目1000余个。这些注释条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对重要史实的考订，特别是书中记述有误或与其他史料不尽吻合者。如《官守篇》中记述葡萄牙商船首次来华事：“明正德中，佛郎机（按：指葡萄牙）突入通贡，守臣以非例不许。”但据明胡宗宪辑《筹海图编》所收时人记载，广东地方长官对这次来华的葡人商船给予了相当友好的接待，并未“以非例不许”，故予注出。又如《澳蕃篇》中言道：“佛郎机后又称干系腊国，今称弗郎西，或曰法郎西。”注释指出明代佛郎机是指葡萄牙，干系腊是指西班牙，弗郎西指今法国，这里是把这三个国家弄混在一起了。（二）地名今释。《澳门记略》书中涉及很多中外地名，其中不少与今地名称不同。例如澳门最初被称为“濠镜”，毬仔岛在书中称为“鸡颈”，路环岛被称为“九澳”，今珠海市小横琴岛被称为“舵尾”，九洲列岛被称为“九星洲山”等。还有一些外国地名，像称呼葡萄牙为“佛郎机”、“博尔都噶尔”，西班牙为“大吕宋”、“干系腊”，荷兰为“和兰”、“贺兰”、“红毛番”，丹麦为“琏”，泰国为“暹罗”等。这些皆加以注释，使读者晓其方位，以免搞错或者莫知所云。（三）人物简介。《澳门记略》书中涉及人物也很多，其中既有在澳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作用的中葡双方人土，也有以澳门为题创作诗文的文人墨客。对所有这些人物，注释皆尽力介绍其生平简历，以使读者有所了解。 8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四）对较特殊的物产、较费解的典章制度以及引用图书等的简释。如《澳蕃篇》中记载的一些西洋草木、禽兽、虫鱼、器皿，中国古代的博买、抽盘、题缺等制度，以及《破邪集》、《旷园杂志》、《坤舆外纪》等书名，注释皆一一加以介绍。（五）版本文字上的校勘。现在这个校注本在澳门文化司署的大力支持下，即将在澳门出版发行。在此我要深深感谢为此书出版而奔走操劳的诸位澳门朋友，同时笔者衷心希望它能对广大读者有所帮助，并为进一步开展对澳门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基础。（原载官龙耀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文化司署，第13、14期，1993年第二季度） 844
伯多禄和高美土：闻名遐迩的澳门土生汉学家[葡]何思灵（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就政治和外交的艺术而言，澳门是藏有无尽资料的宝库，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分析的课题，当时葡萄牙人要在澳门停留就要遵守中国朝廷所规定的对外关系的严厉规则。由于这种情况，葡萄牙人要在澳门安顿，就必须要有非常巧妙的外交手段不可。其时，澳门的行政工作联系于果阿，有时因远程遥控和利益冲突而产生一些难题，虽然如此，但两地因使用同一种语言为沟通带来不少方便。而澳门与天朝帝国的联系就复杂得多了，如果没有懂双语的人作桥梁，根本就不可能沟通。在葡萄牙行政当局和当地社群的内部关系上，由于有人懂双语，所以困难并不大。当时的中国人受中国官员所管辖，他们与葡萄牙当局在政治行政上的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自19世纪中叶开始，唯一的葡萄牙行政当局政治整合了中国居民，而当时的文化表现，尤其是语言就出现了二元性。①由于形势使然，必须要设置懂双语的公务员，亦即译员。这些译员，为了行政效率和方便施政，必须要懂得管理者的文化和天朝的文化，借此确保把外交的词汇和信息正确无误地翻译出来。因此，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施政理念可能衍生的麻烦便消弭于无形。做译员要经过严格和多方面的培训，对同时期共存的两种社群的基层文化要有广泛的认识，他们在多方面都要具有译的才能，换句话说，译员如果能超越两种专业职能的狭窄目标的话，它便会成为一个汉学家。*   葡萄牙特茹河女神出版社编辑，时为澳门总督顾问。①  关于这个问题，见拙文《葡中关系背景下的中文翻译学校》，《文化杂志》第18期，澳门    文化司署，1994。 8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今日，我们要向在当时能达到这境界的两位人士致意，他们就是伯多禄和高美士。一  伯多禄是谁要把一个最出色的大地之子的一生浓缩在一篇短文内，对我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伯多禄于1842年出生，14岁开始在圣若瑟修院，又名圣若瑟学校读书。当时，一个青年人要在澳门受教育是绝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澳门尚未从驱逐耶稣会士的国令下所受的创伤中复原过来，这件事波及所有的学校教师，因为他们大部分是耶稣会士。1862年，耶稣会士返回圣若瑟学校，恢复教育澳门的青年。①伯多禄是在圣若瑟学校的耶稣会士教导下的一名最出色的学生。虽然他是学生，但他已被录取为华务代理所的学生翻译员。在他的公职生涯中，担当的职务繁多。在这里有关他的记录中，他是华务代理所的第一个传译员，是圣若瑟修院、商业学校、商业学院和利宵学校的教师，是中国贸易行的临时代理人，是1885年设立的华务专理局的领导。在公务生涯结束时，伯多禄说：我们所担任的一切公职，是要经过考试的，借此公开考核我们的才能资格。在这方面，我们是能孚众望的。②有关汉学的研究方面，可以肯定地说伯多禄是众多研究博大中国文化的杰出学者之一，③同时他又写了多本教授汉语的书籍。①  在香港出版的葡文周报Echo do Povo 1862年6月15日这样说：“1862年在澳门土生历史年    鉴中将作为我们祖国的一段幸福时光永远令人记起。我们有幸在今年参加了两所学校的开    幕礼（新澳门土生学校，于1862年1月5日开幕；圣若瑟学校，于1862年6月8日开    幕），澳门无疑进入一新阶段，系我国完全遗忘这生活必需品多年后‘澳门土生青年的教    育复兴阶段，。昨天我们在圣约瑟学校的礼堂聚首，家长们将部分重要的父权交予尊敬的    神父，他们尚不为人熟悉，会上清楚说明澳门需要一所招收全日制学生的学校，而这所学    校刚好成立了；与此同时，会上亦借此感激多位知名人士，他们在近年来为推动本地青年    教育出钱出力。”转引自[葡]文德泉蒙席（Manuel Teixeira）《十九世纪澳门名人录》    （Galeria de Macaenses Ilutres do Século XIX），澳门，官印局，1942。②  文德泉蒙席：《十九世纪澳门名人录》，第293页。③  [葡] 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教育历史中汉学研究之总览》，澳门《行政》，第38期，澳    门行政暨公职司，1997。 846
伯多禄和高美土：闻名遐迩的澳门土生汉学家 这些书籍如下（要注意其著作对教育的贡献）：（1）葡文及中文的知识课程，为开始学习中文者之用；（2）汉语实用语法；（3）澳门葡文小学男校用的初级汉语；（4）澳门葡文小学学生用的北京及广州话常用句子及会话汇编；（5）汉语读写手册第一册及第二册；（6）基础概念及进阶课程：（7）澳门葡文学校适用的广州话指南；（8）《圣喻广训》的译本。这是一本巨著，是真正的儒家教育手册，由清朝的开国君王顺治编撰，并由他的儿子康熙和孙儿雍正继续增订，这本书是用于教育人民的。透过这译本，我们明白了通过复兴儒家思想去维持国家统一的皇室策略。1887年，他以传译秘书的身份陪同澳门前总督罗沙前往北京，而后者是签署当年中葡条约的全权公使，这条约赋予澳门一个新的政治身份。在关于社会贡献方面，伯多禄是仁慈堂的领导人，他设立了孤儿院，他又是振兴学会的创办人、澳门市政厅的副主席及主席，曾是《澳门人报》、Echo Macaense和Hong Kong Daily Press的记者，在邻埠香港出版的葡文周报Echo do Povo的编辑及国民教育监督委员会和海外省委员会成员。伯多禄于1912年去世，在他的墓碑上有十分公正的碑文如下：他为澳门贡献良多，其一生所为对澳门均是有利的，所以当受赞扬。①①  转引自文德泉蒙席《十九世纪澳门名人录》，第356页；《澳门教区教会报告》第十卷第    111～112号（1912年9、10月，第67～69页）：“伯多禄先生，大地杰出之子，于10月12日清早逝世，享年71岁。他是澳门土生中较突出的人物，无可否认，在50年的社会生涯中，他为出生地的发展而努力。他绝顶聪明，热爱学习，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奋力为这殖民地谋幸福，以真正同胞的心为这地方作出贡献，伯多禄留下了一个难以填补的空缺。他为澳门贡献良多，其一生所为对澳门均是有利的，所以当受赞扬。在教育和公益事务上，很多是经市政厅而为的，他多次当市政厅的领导，在省行政上和在解决有关殖民地名声的严峻问题上，一切都为了公共利益，代表着澳门土生的功绩。毋庸置疑澳门失去了它最出色的儿子，他对这殖民地所做的事很多，他的离开将是我们重大的损失。（转下页注） 8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二  近代的汉学家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可以说是华务专理局所属学校培养出来的最后一位伟大汉学家。他生于1907年，曾就读于澳门利宵学校，在完成中学课程后进入华务专理局工作，并成为该机构的一等传译员。他走上汉语研究的路途，在他一生中都可以寻找到踪迹。他以热诚和毅力对中国文化进行研究，这些都远远超过作为华务专理局工作人员所要求的。高美士并不仅是翻译员和传译员，他是汉学家，是中国人思想的解码者和揭示者，更是对澳门历史进程有很清楚认识且能提供这些重要资料的学者，这些可以透过其不同方面且数量众多的著作看到。在众多作品中要提及的是，在中国文化方面有：《澳门的中国传说》、（接上页注①）在圣若瑟修道院学习期间他已是一位出色的学生，完成学业后投身社会工作成    为政府翻译员学生。    他醉心于学习中国语言，在翻译专业中表现出色，有理由相信他是首位的葡人汉学家。    后来被委任为华务专理局的领导，并以新基础重组这个机关。    1887年，以传译秘书身份陪同全权公使罗沙先生前往北京。他在商谈1887年条约时    表现出积极和聪颖，这个条约确保了澳门的独立（当时，他是条约的葡文官方翻译），受到国    人的感谢和友善对待。    教育事业是他生命后期值得我们特别关心的。澳门振兴学会便是由他一手创立的，这    个学会出了不少学生，今天在整个远东他们都占有很好的地位。他还创办商业学院和利宵    学校，编写了各式教科书，其中包括《澳门土生青年中文使用手册》。仁慈堂在澳门开设，并    因他而茁壮成长。当他出任这个慈善机构的领导时（他多次担任此职位），成立了孤儿院，    收养和教育了很多贫穷儿童，如果没有澳门土生慈善院的照顾，他们还生活在痛苦中。同    时组织和规范该机构辖下的所有慈善服务，使仁慈堂在澳门作为慈善机构可以做很多有意    义的事。    伯多禄系国民教育委员会成员，多年来参与省委会工作，亦以记者身份在多份定期刊    物如Echo do Povo、Echo Macaense和《澳门人报》中发表文章。    参与多个处理殖民地整体利益的委员会工作，在各个委员会工作中，他的真知灼见和    高标准令他懂得解决复杂的问题。    没有人像他那样认识殖民地最近50年的历史，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由于他经常参与省    的行政和政治事务有关。    在繁忙的一生中，伯多禄从未忘记他的信仰。一直是个忠实的教徒，而他辞世前所做    的一切均符合一个真正教徒的所为。    我们深深惋惜这个杰出公民的离去，他一生为善和具有高尚情操，给后代和同胞们遗    下尊敬的模范，作为家长、祖国杰出政治家的模范。在此谨向其家人表示哀悼。” 848
伯多禄和高美土：闻名遐迩的澳门土生汉学家 《中国的领养制度》、《中国的寓言故事》、《中国人的言行举止》、《中国传统节日》、《中国艺术》等。在语言方面有：《葡语粤语词汇》、《粤语葡语词汇》、《汉语基础理论》等。在历史方面有：《旧澳门逸事》、《澳门手写本著作目录》、《澳门历史事件》、《土生葡人书目》以及关于澳门市政的一些重要作品。在翻译方面有：《三字经》、《孝经》、《四书》、《澳门记略》、Álvaro Se-medo 所著的《大中国志》以及 Gabriel de Magalhães 所著的《中国新志》。高美士搜集在当时若不懂中文而难以明白的资料，借着这些资料，葡萄牙的汉学家便可以走进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里。高美士不但是知识分子，亦是一位被认为对其出生地有大量贡献的人。他在一生当中做过多种工作，曾当过记者和《复兴杂志》等刊物的合著人、官立小学的教师和校长、利宵学校教师、市政厅副主席、澳门国立图书馆馆长、《贾梅土学会学刊》社长、贾梅士博物馆馆长等，同时亦是著名的音乐人，曾领导“音乐文化界”乐队和澳门电台。在1976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朋友曾对他的生平作出了高度的评价：高美士为人特立独行，他以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成功，他代表了澳门文化史的一个阶段。而这些都不是像今天所采用的宣传工具和赞美的方式而取得的，所以他的作品必能长存。①本人对此毫无疑问。时间借着历史所筛选的自然进程，以凸显澳门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今天我们在此追忆这两位具有汉学家、智者、外交家、政治家和具有公民风范的人物，他们在构筑澳门的特征方面作出贡献。而我们只要将这些回忆世代相传下去，就算尽了我们的责任了。（原载《行政》杂志，澳门，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总第44期，1999年6月）①  [葡]Túlio Tomás：《朋友和欣赏者证言》（Depoimento de um amigo e admirador），载《高美    士影集》（Catάlogo da Exposição Fotobibliogrάfica Luίs Gonzaga Gomes），澳门，澳门文化司署，    1987。 849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韦庆远 *一随着追求黄金和土地的狂潮，西欧各殖民主义国家也竞相发展半海盗式的航海通商事业。15～16世纪时期，曾作为航海大国的葡萄牙也极力注目于东方，葡人觊觎中国领土、资源和市场之心，早已策划于16世纪初叶，并一再采取过各种试探活动。最早在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便一再派遣以官方旅行团、远征队、外交使团等名义的组织前来中国广东沿海，甚至悍然入寇屯门，并以发展贸易为名驾驶武装船队闯入广州，一度因行使巨赂得到佞臣江彬等的庇护，曾派人到南京面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以贡上。奇淫巧器”等西方享乐品，博取到“荡子皇帝”朱厚照的欢心，企图获得御准，得以建立据点，长驻中国。后因朱厚照猝死，江彬被处决，葡萄牙的使节和船队均被驱逐而未果。其后30余年，葡萄牙从未间断在中国粤、闽、浙三省沿海进行侵扰和走私活动，一再游弋于闽、浙海岸，寻觅可能建立的立足点，但活动的重点逐渐集中到广东省香山县属的澳门，认为是湾泊船只、起卸货物的良港，又因邻近广州，购销方便，故此，葡方的武装船队频繁地活动于澳门及其离岛过路环、毬仔海域之间，处心积虑地谋求登岸居留。直到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六年间（1553～1557），托言船只遭受风涛冲击渗漏破裂，所载商货俱受水渍，请求借地晾晒，以重金厚礼买通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得允许在澳门盖搭临时蓆棚数十间以暂留。但葡人得到暂留后即盘踞不去，人员迅速麇集，来船每年增加，并在*  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 850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澳门开展营销买卖，逐渐建盖起砖瓦木石房屋，以走私漏税牟取暴利为特点的商业规模日益扩大。直到隆庆五年（1571）之前，汪柏曾较长期担任海道副使之职，他每年收受葡人贿送白银500两及其他礼物，故对葡方据地营私，侵犯国家利权故意放纵包庇，葡澳势力遂得以恶性膨胀。及至汪柏调离广东，继任的海道副使才将此定额贿款改为葡方每年应缴纳给中国官库的地租。葡萄牙人在澳门亦从被准从暂住改为租住。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或法律作为依据，葡萄牙人从明代嘉靖中期人住澳门，其后又从恳准暂留演变为租住的体制，直到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拒绝纳租，并相继提出扩界永踞的侵占要求，曾经持续维持了290余年。自从道光二十年（1840），中英爆发鸦片战争，中方战败，被迫割让香港岛，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西方列强纷纷将侵略黑手伸向中国，谋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特殊利益，原来久已租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也狰狞毕露，乘中国积弱，不但停止纳租，而且相继提出扩界永踞，逐步侵占澳门及其附近海岛土地，宣布澳门是所谓葡萄牙属地，实行殖民地化，甚至企图改称之为葡萄牙澳门省。中葡围绕澳门问题的矛盾日渐激化。当时的清朝和民国政府虽然对葡方的侵占要求也有过一定的抵制和抗拒，但由于国势不振，外交部署失当，总未能有效地遏制葡方的侵占野心，屡有被迫妥协，相继丧失利权。中葡两国为澳门问题发生的冲突，进行的交涉和谈判，曾持续了100余年之久，它是随着国际风云的急剧演变，中葡两国各自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动，政权的更迭，国势强弱的易位而几经跌宕曲折，变化多端。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顺应全国人民殷切的反侵占要求，坚持必将收回澳门的主权，经过50年的稳妥准备，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与葡萄牙近几届政府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在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的协议，为这一绵亘400余年的问题画上完满的句号。像澳门这样，从允准外国暂住，演变为租住，又发展为被逐步侵占，历经中国若干代人的交涉斗争，终于和平收回，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全世界国际关系史上亦属罕见。对于澳门地区数百年来特殊的历史发展，中外不少史家曾进行过大量的考订和论说，在有些问题上也确实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众说纷纭，迄今还存在不少疑点和难点，仍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议。究其原因，除因观点、立场和方法的歧异外，还在于仍缺乏足够分量的原始史料以供稽考，对各种文献仍缺乏汇总齐全和进行认真的订正。 8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故此，前此有些著作或以一些二手三手的传闻资料作为依据，以讹传讹，显得单薄，难成信史；另一些著作则往往采取一些带倾向性的揣测之词以立论，甚至站在侵略者的立场来炫耀所谓殖民盛事，有失学术公平，违背了反对侵略是天然合理的道义原则。在当前，认真吸取中外各种有关澳门史研究的成果，扬弃其谬误和偏见；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形成于中外的历史档案、著作、评论、舆论报道等一切资料，严肃地订正各种史实，撰写出客观公正而且内容充实的澳门史论著，已经提到中外史学工作者的日程上来。为适应上述学术和现实需要，作为明清历史档案保管基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作，共同编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邓开颂教授在策划和联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全书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持将有关澳门问题的明清档案认真筛选，加以系统整理和编纂，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负责辑录明清时期除档案以外的汉文文献资料，澳门基金会鼎力资助。该书篇幅浩大，分别收载明清历史档案2197件，收录明清文献397种，总字数达370多万字，分6册出版。历史档案是各时期历史活动进行过程中的原始记载，是第一手的史料。该书收载的档案，既有以历代皇帝名义发出的谕旨、朱批；还有大量由内阁、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吏、户、兵、礼等部、内务府、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粤海关临督等衙署的题奏本章和相互间的咨呈批示；以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抒发意见的奏折，亦有负责具体处理澳门事务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香山县丞的禀呈和所获的批谕；还有清朝派外使节的咨呈奏报，清朝官方与葡国政府、葡澳理事官（总督）及与法、英、俄、美等国有关澳门问题的来往文书，照会、电文等等。特别是，《汇编》还收载了较大量自近代以来，澳门以及邻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遍及五洲四海的海外侨胞寄发的公函文告，各种陈情书、呼吁书，为坚决要求反击侵略、坚定保土护权的倡议，表达出炎黄子孙的热血赤忱。更可喜的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还书面授权，允准本书选载该所前些年出版《澳门专档》刊载的清档，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明清档案本来都出自故宫，本是同根同源，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分存两岸，今因两岸合作，使有关澳门问题的一部分得先“统一”，是很值得欣幸的事。 852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在文献方面，既包括一般官书、政书，也尽可能收集当时有关人员的文集、日记、信札，有关地区的地方志，时人或后人有关澳门问题各种事件的评述、笔记、诗文、著作，等等。用以从各个不同层面和角度核实史事，作为档案的补充。通过这一次对明清澳门问题汉文文献拉网式的搜集辑录，虽然未能说是已经完全，但漏网的鱼应该不会太多了。手此一编，对澳门问题研究工作者，应该是极为方便的。以档案为主，兼详文献，本书可说已能充分反映明清两代各不同时期，上及廊庙，下至庶民，旁及海外和国际有关澳门问题始末的汉、满文记载和评议，其覆盖面是十分广泛的。特别可贵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编辑本书，动员了馆内专家精搜细觅，发现了一些从未面世的明代有关澳门问题重要档案，从馆藏满文档案中也查找出若干史料价值甚高的精品，从而做到明档与清档相结合、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相结合、大陆所存档案与台湾所存档案相结合、档案与文献相结合。这些特点构成的学术优势，使本书在内容质量上必然超出此前已出版的有关澳门问题的各种史料汇编，是对澳门和平回归祖国的重要献礼。忝为档案学和澳门史研究工作者之一，笔者以极其喜悦和钦佩的心情阅读了本书的目录和大部分稿件，很为主持本书编纂出版的上述单位的灼见，参与辛勤工作诸同仁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本书必将推进澳门研究的深入，这是笔者深信不疑的。二回眸四百多年来澳门问题的历史发展，必然会为它的特殊曲折历程，为其跌宕起伏、波澜翻腾而惊叹。澳门以弹丸之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一时成为举世瞩目的地域。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特例：在不同阶段间形势变化幅度之大，在不同时期与国际风云变幻、列强的利益角逐、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都存在着悠久和密切的关系，澳门的工商业，曾经有过畸形的繁荣，又有过几度急遽的衰替，近代则成为转贩鸦片和贩卖华工的渊薮，极大地激化了中葡和粤澳关系。中葡之间截至1949年前进行过马拉松式百年交涉谈判，侵占和反侵占斗争的长期尖锐持续，都使澳门成为一个敏感的特殊地区，澳门问题也成为一个 8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复杂的研究课题。明清澳门历史的发展过程，似可分成三个不同的大阶段，即：从明代正德、嘉靖时期到清初顺治时期（约1506～1661），历经150余年，葡萄牙人交替使用着要挟和恭顺两手，以贿赂开道，取得了在澳门居留和租住的地位，是为第一阶段。从清代康熙年问（1662～1722），特别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海禁以后，继之以康雍乾盛世，以迄嘉庆、道光朝，在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前，澳葡当局对清王朝和广东地方官极力表示感戴忠顺，“愿为外臣，代守疆土”，基本上不敢违规越境，历时将近180年，是为第二阶段。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清方战败，被迫割让香港岛，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葡萄牙政府在这样的大气候下，翻然改态，反恭为倨，咄咄逼人。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单方面撕毁纳租借住惯例，逐步扩界侵权，企图将澳门及其邻近地域侵占为殖民地，中国官民为此进行持续的抵制抗拒，海内外人民群众展开此伏彼起的保土护权斗争，历时60余年，以至于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是为第三阶段。当然，斗争正未有穷期。转人中华民国时期以后，斗争仍当以更复杂更尖锐的形式在继续，但此段史事，已不属于本书记载的范围。《汇编》对于上述三大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都收载有详细的记录。历史沧桑，档案为凭，文献亦资佐证。三首言第一大阶段的情况和问题，着重介绍《汇编》提供的珍贵史料。葡萄牙人从明代正德年间开始窥测中国，但几度试探入扰均未得逞，直到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六年问（1553～1557），才通过行贿，被允许在澳门上岸晒晾水渍货物和暂住贸易。最初期，葡方来船和来人都很有限，外示谦卑恭敬，还能遵照在被准暂住的指定范围内活动，如额支纳贸易抽盘货税。但不久之后，葡萄牙人即携家带眷，簇拥而来，骤增至万人，围地建垣，俨然要作为“化外之区”。在人澳数年之后，葡萄牙人即暴露出要盘踞澳门为基地的野心，他们勾结闽粤沿海的奸商海枭，大肆进行非法走私贸易，甚至擅筑堡垒，设置军事设施，架设火器，恃势偷漏船钞货税，甚至 854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抗拒抽盘，“凌轹居民，蔑视澳官”，① 十分猖獗。尚在葡人人住澳门的最早期，嘉靖四十三年（1564），粤籍监察御史庞尚鹏即提出，在澳葡人“窃据内地，实为将来隐忧”。②稍后，隆庆六年（1572），时任两广总督的吴桂芳更认为：葡人在澳门“聚落日繁，骜横日甚，切近羊城，奸宄叵测，尤为广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③万历四十二年（1614），两广总督张鸣冈也紧急上奏，说：“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④类似的奏疏和议论，正说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的活动，已远远超出了正常贸易的范围，其野心已引起明朝有识之士的警惕。《汇编》不但较充分地登载着有关文献，还较系统地介绍出，从嘉靖末年以迄明朝覆亡的70余年中，明代朝野对于应如何制裁澳葡日肆不法，应如何维护国权的问题，曾展开过长期而激烈的政策争论。嘉靖末年，以御史庞尚鹏和给事中郭尚宾等言官为代表，倾向于加强管制，饬令葡人拆除私建房屋堡垣，限期撤出澳门，仅允许它的商船可停泊在指定的浪白澳进行贸易，事毕即返航。⑤以武职将领俞大猷和广东省本籍士绅、举人卢廷龙等为代表，则认为葡人人住，已扎下祸根，绝非“饬令”所能谕服，主张动用水陆兵力以驱逐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俞大猷提出用兵方略，甚至主动请缨“今与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⑥主张在使用武力逐出之后，仍可以准许葡船湾泊于浪白澳从事正当贸易。以上两种主张的目的和善后措施并无不同，而在执行方式上则有区别。但两种主张虽然已提出四五十年，“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⑦到明末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王朝才决定接受两广总督张鸣冈和广东巡抚霍与瑕的奏请，放弃了“饬令”或“武力驱逐”的办法，采取允准葡萄牙人继续以租住方式仍居留澳门，但采取加强防范和管理的方针，所①  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明经世文编》卷357。②  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明经世文编》卷357。③  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明经世文编》卷342。④ 《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⑤  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明经世文编》卷357；郭尚宾：《郭给谏疏    稿》卷1。⑥  俞大猷：《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正气堂集》卷15。⑦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30《香山澳》。 8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谓“建城设官而县治之”。提出这种方针，是因为明王朝当时正处在急遽衰败的过程中，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子辽沈，民变的烽火遍燃于山陕，对于远在南疆的澳葡，既无威望以“饬令”，又乏实力以“驱逐”，于是采纳了这种自认为务实的折中方案。张鸣冈说过：“粤之有澳夷……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①正是如实地反映出明朝官方举棋难定的窘困。当然，“建城设官而县治之”方针的出笼，也反映着明朝官方在对澳葡控驭策略、贸易、税费和防务等多方面的考虑。霍与瑕对此有一篇重要的论证，言：岛夷关市与为寇异，四夷来王，无以绥之，仁者所不取也……不察其顺逆，不辨其奸良，一概名之为贼，非但俱焚玉石，将有俗疱月易一刀之虑，知者所不出也。或曰何如？曰：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倘其哀乞存留，愿为编户，乃请于朝，建设城池，张官置吏，以汉法约束之，此谓用夏变夷，故曰上策……两广百年间资贸易以饷兵，计其入可当一大县，一旦弃之，军需安出？一不便也；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闺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为守，二不便也。今设城池，置官守，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诚策之得。②按照“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原则规定，明朝政府将澳门划归香山县管辖，兼受广东海道副使管理，并在澳门派驻有提调、备倭、巡缉等三位职官，各设有衙署，分别掌管查验外商船泊进出口，征收船钞货税；防御倭寇海盗并流动巡查，缉捕奸宄，保持治安等事务，统称为守澳官。守澳官亦具有对居澳葡人监督管理之责，但不干涉其内部自治性质的事务。明朝政府本以为，用上述方式处理澳葡问题，既能在行政管辖、贸易关税、治安防卫等方面保持主权，又可以对居澳葡人的活动加以防范和限① 《明史》卷325《外国六·佛郎机》。②  转引自卢坤《广东海防辑览》卷3《险要》。 856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制，但从万历末年颁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规定以后，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明朝灭亡之前，这一套构想可谓完全落空。相反，葡萄牙的奸枭豪棍反而更利用此一合法形式，便于与中国国内的贪官污吏、奸商地痞盗贼等密相勾结，放肆地联手走私漏税，甚至以澳门为基地，在广东沿海各地抢掠和掳拐人口，演变成为海岸一大蠹患。《汇编》收载了从未公布过的明代有关澳门的档案，详细地反映出居澳葡人的猖獗活动，与广东地方腐败恶势力密相勾结为非作歹的实情，有关官员对此的急迫呼吁，以及崇祯皇帝的谕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崇祯四年（1631）九月，广东巡按御史高钦舜题报：夫东粤之所大忧，有在肘腋间而中人膏肓者……省会密迩澳地，夷人实逼处此，非粤之利也。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饷，暂许栖息，彼亦无能祸福于我。乃奸商揽棍，饵其重利，代其交易，凭托有年，交结日固，甚且争相奔走，惟恐不得其当，渐至从中挑拨，藐视官司，而此么么丑类，隐然为粤腹心之疾矣。查澳关之设，所以禁其内入，惟互市之船经香山县，原立有抽盘科，凡省城酒米船之下澳，与澳中香料船之到省，岁有尝额，必该县官亲验抽盘，不许夹带盐、铁、硝、黄等项私货。立法之始，为虑良周。今甲科县官往往避膻，不欲与身其间，而一以事权委之市舶。市舶相沿陋规，每船出入以船之大小为率，有免盘尝例，视所报不啻倍蓰。其海道衙门使费称是，而船中任其携带违禁货物，累累不可算数。更有冒名饷船，私自出入游奕，把哨甲壮人役，托言孥接济，而实身为接济者又比比而是，不可致诘。总之，以输饷为名，以市舶为窟，省会之区，纵横如沸……番哨听其冲突，夷鬼听其抢掠，地方听其蹂践，子女听其拐诿，岂不亦大为失计，大为寒心者哉！①崇祯七年（1634），粤籍监察御史胡平又紧急具题，奏报“澳夷日日杀掳”的情况，言：①  兵部转奏高钦舜《摘陈粤事切要等事题稿》。 8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夷）占住濠镜，而拦入之路不特在香山，凡番（禺）、南（海）、东（莞）、新（会），皆可扬帆直抵者。其舡高大如屋，上有楼栅，叠架番铳，人莫敢近。所到之处，硝、黄、刀、铁，子女玉帛，违禁之物，公然搬载。沿海乡村被其携夺杀掠者，莫敢谁何。官兵间或追之，每被杀伤，而上司亦莫之敢问，有掩耳盗铃而已。往者番哨不过数只，今打造至于近百，出入无忌，往来不绝，藐视汉法，挟制官司，居然有据防以叛之意矣。往者夷数不满千人，近且报至数万，试思此数万人者日食若干，无非粤人之膏血，犬羊鸳鷔之伦，肯贴然相安乎？人知澳夷叵测之为害大而且烈，不知其名为忠顺，实则日日抢犯，害久而且长也。①这两份题本都先后经过各该时期的兵部尚书熊明遇和张凤翼奏报给崇祯皇帝朱由检，崇祯皇帝也对此专门颁发有“圣旨”，其内容无非是着令香山县知县。设法稽诘”，“躬亲盘验”，又饬令道府各官“弹压厘剔”，“如讥（稽）察无方，玩纵启衅，该抚按一并参来处治”等等官样文章，②这两份明档有力地表明，当时覆亡已迫近眉睫的明王朝，已经绝无实力以对付猖獗无忌的澳葡势力，也绝无能力以遏制内部已深入骨髓的腐败，所谓“建城设官而县设之”，无非是一纸空文。1644年，明王朝覆亡，清代明以兴。新兴的清王朝，自其建立开始，即对澳门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2），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及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等官，即不断向朝廷奏报有关葡人在澳动态、粤澳关系以及有关因应对付的建议。顺治时期，清朝官方对于澳门问题主要是维持明季成议，暂不作太大更张。顺治四年到八年（1647～1651），首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主张仍准葡人留澳，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以上文字，暂转引自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佛郎机来广东互市》，校订后转注①  兵部转奏胡平《粤东有三可忧三大蠹等事题稿》。②  均引自崇祯四年九月，兵部转奏高钦舜《摘陈粤东切要事题稿》所附崇祯“圣旨”。 858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为《汇编》顺治四年五月初三日佟养甲题本）。佟养甲作出上述建言，有其客观的原因和需要。当时广东地区先有明朝后裔朱聿銬称号绍武，继又有已降清明故将李成栋的叛反，后又有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二人的盘踞。两藩拥兵擅权，藩舡横行海岸，清朝督抚要着力应付这些关系存亡的大问题，加以兵力不敷，饷源不继，暂时维持澳葡成局，是有其必然性的。但也必须看到，这是在截然不同背景下出现的局面。对于澳葡当局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清初南下的百战雄师（含叛乱前耿、尚二王兵力），绝不同于晚明衰朽的地方当局，不能不因此受到震慑。终顺治一朝，罕有澳葡船舶敢擅人内河登岸掳杀的活动，亦未见有如同明季严重瞒关漏税的行径，可见澳葡不法势力在中国换代之际，显然已受到新朝强大声势的威慑，不敢不有所收敛。他们在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便由头目喽嚓哆向广东巡抚李栖凤“呈文投诚”，就足以说明，形势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四档案和文献都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从康熙时期（1662～1723）开始，清王朝虽仍允准葡萄牙人继续租居澳门，但切实加强了对澳葡的管制监督。在行政管辖、司法、财政贸易、防务各方面，都切实保证了对澳门拥有的领土主权；与此同时，又考虑到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澳门百余年来，已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转口港，中西科技文明的汇合处，人员来往的孔道和居留所，康熙帝亦思有必要妥善运用之，继续发挥其特殊地位和作用，因而制定并执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政策。明代制定对澳门“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原则，只有在清代康熙时期才真正得到实现，并且在政策和措置上作出了重要的充实。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持续到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之前。兹分述之。首言行政管辖权限方面。广东省香山县知县一直被授权直接督管澳门事务。与明代不同，清代前期的香山知县是拥有实权，视澳葡理事官为辖下属官，随时随事可以根据中国政制法令，给予谕示、督办和纠正申斥。为专任责成，早在雍正八 8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年（1730），署理广东巡抚傅泰即题请，建议增设专职的职官以就近控驳澳门事务。同年，经雍正帝批准，将香山县知县的副职、官秩八品的县丞任命为。分防澳门县丞”，以作为香山县衙门与澳葡理事官之间的官方联系人，并处理“民番一切讼词”。实际上，澳门的行政、海防、贸易和一般司法案件都归其管理，或经由他向香山县以至广东省督抚长官呈报，并接受各级上司的指示。到乾隆八年（1743），为进一步加强统率，又根据广东将军策楞和广东按察使潘思榘的奏请，乾隆帝批准了再设置一个作为广州府知府的副手，官秩为五品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驻扎在邻近澳门的前山寨，“以重海防”，香山县丞成为他的下属。到乾隆十年（1745）又谕示：因“广州海口紧要，香山县丞驻答澳门，相应铸给钤记”，“就近弹压，以昭信守”。①故此，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和香山县丞，就成为清朝主管澳门事务的法定长官，是澳葡当局的顶头上司。这样的体制曾长期延续，有效履行职任。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前，所有由军民同知、香山县丞发给澳葡理事官的文书，均以谕、札、牌、示等公文体裁下达，经常使用“仰即凛遵办理，切切勿违”等指示性的文句，而葡官亦一再表示“奉命唯谨”。设置“分防澳门县丞”和“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在清代官制是特例，而非常例。由此可见，清代朝廷必须将澳门纳人行政管辖的态度是坚定的，措置也是及时的。在当时，居澳华人所有户口人丁及其居屋和耕种的土地，均必须按照内地规制，统一编人土地赋册；人口编入保甲，每年向香山县衙门册报，并缴纳土地租税。澳葡作为租住的代价，每年必须向香山县交纳租金515两，仅在乾隆十一年（1746），因澳门地区发生特大风水等灾，经两广总督策楞等专门具折“奏请蠲免澳门夷人丁卯年（十二年）应完地租”，②这虽然是皇家恩泽，但亦说明，交纳地租乃葡萄牙人得以被准居留的必要义务，除非得到钦准蠲免否则概不准拖欠。对于已入澳居住的葡人和其他国籍人员，也必须区别国籍、职业、性别、家庭人口、年龄等缮造清册，向香山①  乾隆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请于澳门地方移驻同知一员专理夷务折》。② 《汇编》第1册，第217页。 860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县报送，请求审准。历届两广总督都应“题报清查澳门西洋人数”，①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八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还“奏报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②凡此，都说明，即使在澳葡租居地范围之内，中国政府亦持续履行着包括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在内，所有居留人户监管核查的职能，历经100余年未有中断，作为体现主权的表现。还必须注意，清代前期广东的满汉高级军政长官，也一直将严格监管葡人租住澳门一事作为要政。据档案和文献记载，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1682、1684)，两广总督吴兴祚即两度巡视澳门，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也奏命驰驿南下，进入澳门。其后，历任的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广东巡抚、广东水师提督等要员，诸如满丕、法海、杨琳、管源忠、傅泰、福康安、那保成、韩野、百龄、松筠、蒋攸铦、阮元、卢坤、关天培、邓廷桢、林则徐等，都在任内来澳视察，或在广州召见澳葡理事官员，对有关迁界、通航贸易、防务、华洋关系、禁止销售鸦片烟等问题作出训示，并检阅驻扎在澳门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从康熙到道光的历次巡视中，澳葡当局都以恭迎上宪的仪式远接，一再表示“感戴皇仁”。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石柱公毕回京，康熙帝立即下谕，着石柱兼程前来驻跸的拜察地方陛见，君臣在御帐中进行了一番有关澳葡状况的谈话：上顾石柱曰：“尔至广东，想至香山。”石柱奏曰：“臣曾至其处。香山居民以臣为奉旨开展海界之官，皆放炮远接，甚为恭敬。其本地头目至臣前跪云，‘我辈皆海岛细民，皇上天威，平定薄海内外，克取香山，我等以为必将我辈迁移，蒙皇上隆恩，令我辈不离故土，老幼得仍守旧业谋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辈庶获互相贸易，此地可以富饶，我等诚欢欣无尽矣。皇上浩荡洪恩，我辈何能酬答，惟有竭力奉公以纳贡赋，效犬马之力已耳。’”③①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孔毓殉题报清查澳门西洋人数并请限制洋船数目本》。②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等奏报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折》。③ 《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七月乙亥。 8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又例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广东巡抚满丕用满文向皇帝奏报：奴才抵澳门看得……西洋人无滋事之处，西洋人会晤奴才时，奴才训谕称：圣主一体惠爱天下万国，尔等西洋人现为朝臣效力，又如此守分安生，我定奏闻圣主等语。众西洋人不胜欢忭，脱帽向北叩头……驻澳门副将以下之员，奴才亦一一训诫。①又例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广东巡抚法海，遵照康熙的谕示，到任后即饬召澳葡负责头目前来广州，跪听“圣旨”。他也以满文奏报：奴才法海于正月十八日抵达奴才之广州衙门，钦遵圣主训谕，携驻澳门之西洋人。二十五日，澳门首领沃利多、安多尼雅回喇、巴斯瓜罗萨……等六人前来。令伊等下跪传达圣旨：尔等于澳门之西洋人甚好。感戴圣主洪恩，甚为效力，等因。伊等具奏：圣主之恩无不尽施外国，惟我等西洋人蒙恩又重于他国，正思不能图报……我等西洋人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圣主仁养之恩，皆叩头不已。②同年四月，新任两广总督的杨琳也奏报他履任后即赴澳巡视经过，以及澳葡的动态。言：奴才于四月初十日到任，十八日就近先往澳门查阅，有住澳门头目带领夷兵百名站队迎接。奴才谕以皇上柔远德意，容你们在此居住，须安分守法，不许买中国的人，不许在界外又租民人地方盖造房屋。又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共有八千余口。奴才细访，实有万余口，俱仰藉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弹①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满丕奏报巡查澳门等地接见西洋人，谕令守法并训    诫驻澳副将等员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② 《广东巡抚法海奏闻传召澳门夷目委黎哆等转宣谕旨谢恩情形折》，《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    全译》。 862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丸一舆，代守险要。①以上几份档案，如实地反映出当时中葡之间在澳门问题上的地位和态度。一方面，清朝皇帝和封疆大吏十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有关澳门的事务；而另一方面，澳葡头目则一再用隆礼卑词以求能继续租住营生，两方对于中国拥有对澳门完整的行政管辖权、领土所有权，是绝无任何异议的。有些外国史家侈言葡方400余年前即拥有对澳门的主权，实属背离事实的谎言。第二是在执行司法审判权方面。《汇编》以大量的判例表明，清朝在澳葡租居地内，长期拥有并持续行使着司法审判权，对于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与华人之间、华人与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国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民、刑案件，一概应依照《大清律例》规定的量刑标准和程序进行审讯和判决。广东官方有权派遣香山知县或县丞前来澳门提讯犯人及查证案情；也有权饬令澳葡当局查缉逮捕指名的华洋人犯。按照清朝司法程序，凡被判决死刑的华洋人犯，均应逐级由香山县一广州府一广东提刑按察使司一广东督抚审核判决后，报送朝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复核，批示执行。澳葡当局只有奉谕配合缉捕提讯，并对应处死刑的洋犯，在清方官员专门赴澳监刑的情况下执行绞决，葡方并无参加审讯、驳回判决及自行处决的权力。为慎重起见，当时对于华洋之间发生的人命案件，以及执行死刑的处理，均应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或广州将军等，将每案案情缘由、审讯经过、判决依据的律例以至执行死刑的过程，专门上折奏报。此类的案卷多有保存，其中收载人《汇编》，的亦不少，诸如：乾隆九年（1744）正月，《广州将军策楞等奏报办理住澳门夷人晏些卢扎伤商人陈辉千致死缘由折》；十三年（1748）八月，《广东巡抚岳浚奏闻澳门夷人哑吗口卢等殴毙民人李廷富等依法办理情形折》；三十一年（1766）十一月，《署两广总督杨廷璋等奏报水手咿口些呡掷伤民人郑亚彩致死已在澳门勒死（按，即绞刑）折》；三十三年（1768）四月，《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报澳门夷人咹哆吔殴死民人①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巡查澳门谕令西洋人等须安分守法及沿海    一带情形折》，在《汇编》第1册，第112页。 8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方亚贵按律拟绞折》等。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道光六年（1826），仍有《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遵例审办致毙民命之夷人绞决折》，此折说明，直到中英鸦片战事爆发前不久，清朝在澳门按清律审讯并处决犯罪葡人，仍然是执行无碍的。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与华人之间的刑民案件，当然也归由清朝官员审决，有关人命重案，也要专门具题奏向皇帝报告，如乾隆十四年（1749）十月，《广东巡抚苏昌题报香山县民陈亚二在澳门强奸蔡氏致该氏自缢身死案本》，即为一例。对于此类在澳门发生的案件，较之在内地发生的同类案件，查办奏报更为郑重。因为类似的因强奸致死人命的案件，如在内地发生，只需要在每年秋审和勾决册内汇总册报，并不需要一案一奏。至于一般户婚土田钱债等案，则由在澳华人居民径投香山县衙门控诉求断。这是中方在澳门履行司法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廷要求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办理涉外案件，但参照西方的习惯亦稍有通融。例如，《清律》规定的死刑本分斩（立决、监候）、绞（立决、监候）二级四等，但对在澳葡人杀伤人命，甚至杀伤多命，也避免施用斩首之刑。为防范失出失入，审核案件情节也比较认真，对上文引述过的乾隆十三年（1748），对殴毙民人李廷富的凶手哑吗口卢竞潜逃出洋未获，广东巡抚岳浚为此“奉旨申饬”，并谕令将此案转由两广总督硕色办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时任广东巡抚的郭世勋也因处理澳门夷人吭哆口卢（戮毙民命）案援例不当，也受到“传旨申饬”。可见，虽然贵为二品高官，在处理涉洋案件时如有疏虞失当之处，便会受到公开申饬的处分。另一方面，对于谋害夷人性命的华人凶徒，道光皇帝则下谕“严审”，“按律定拟”并严拿逸犯。①这也体现出并未因华洋之别对本国凶徒略有庇纵，显示出司法公平。澳门在清代前期，社会治安较为良好，秩序基本稳定，与中国有效执法是密不可分的。第三是制定和执行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清朝前期，澳门已逐渐形成为东西方贸易的聚散地和转口港。上文说到，顺治初年，清朝首任两广总督佟养甲建议仍准葡萄牙人继续租住澳门，①  见道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谕内阁将拏获谋害夷人多命之凶犯解赴广东严审，按律定拟，    并饬将逸犯严拏务获》。 864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很主要的动因也是为了保持“番舶通市”，是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角度着眼的。及至康熙皇帝主政之后，为保持和发展东西贸易和交往，也适时采取过一系列特殊的政策措施。清朝初年，为有效镇压与海外联手的东南反清势力，防堵郑成功、张煌言等率军入犯，断绝他们从大陆取得给养和情报，清王朝先后于顺治十二年( 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七年(1678)五次颁行“禁海令”；更于顺治十七年(1660)、康熙元年及十七年(1662、1678)三番下谕强制进行“迁海”，规定凡商民船只私行出海，或有与海外擅自贸易的，俱行奏闻处斩。但是，对于澳门却另有特殊处置，表面的原因是，“香山外原有澳夷，以其言语难晓，不可耕种内地，况驻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昨已奉命免迁矣”。①实质性的意义则远过于此。康熙皇帝是在17世纪中期最具有高瞻远瞩眼光，能着眼于境外海外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早年即没有批准广东总督卢崇峻认为“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的题本，②也不支持以顽固守旧大臣明珠、李光地等为代表的，认为“海舡不宜人大海”的意见，他坚定认为，由于历史形成和地理所在的原因，保留澳门作为与东西洋、南洋交往的渠道，特许各国商舶仍可进出于澳门，继续进行海外贸易，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故此，不但在厉行“禁海”时，特许澳门“免迁”，还在康熙十八年(1679)，就专门批准开放广州与澳门之间的陆路运输贸易，某些外洋货物及经批准的人员俱可经此途径进入内地。对澳门华洋人士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柴菜等亦特准运进，以保持澳门生活秩序的稳定。凡此种种，与在内地执行“不许片帆人海”的规定是截然不同的。从长远效果来检验，显然都是明智之举。康熙执行通过澳门进行“互相贸易”的政策，不但符合澳葡当局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对外贸易和加强对外交往的要求。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废除海禁之后，更公开颁旨“开海贸易”。但是，所有通过澳门进行的对外贸易，绝不允许自流发展，而是必须在清朝严格管制之下营运。清朝官方牢牢地掌握住“开海贸易”的主权。①  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4。②  康熙四年二月十四日，《广东总督卢崇峻题议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 8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紧随着明令开海的第二年，即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便宣布在粤海关之下设立澳门总口，设置澳门关部行台，在澳葡租住境内设置大码头、南环、娘妈阁等税馆，负责办理报关和征收船钞货税。当时，澳门总口征得的关税数额，在全国各海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清朝政府还相继给予澳门一些特惠，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准许在澳门登记的船舶较其他外国减低三分之一的港口税；卸储在澳门的货物，可以估出后再报验纳税；在澳门本地，由一些葡萄牙人或当地华人经营的商船，叫做“本澳洋舡”，或简称为“澳舡”，可准保留25艘的定额，并可准自由载运客货来往于欧洲及南洋各地。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扶持澳门的航运业和外贸业，而又直接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澳门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州的外港，成为中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转口港。但是，与此同时，又规定，不准擅自增加“澳舡”的数目，只有旧舡朽坏报废才能经报准后用新舡代替。每一澳舡出洋的路线、目的地、回澳日期、装卸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必须向粤海关澳门总口申报清楚。每年，两广总督都要向皇帝奏报澳门港进出西洋船只的数目，不得超过限制。还规定，其他外国商船必应先在澳门湾泊，经批准给予印照后，才得驶入广州黄埔港，因此，澳门总口又起到第一层检验关卡的作用。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了松江、宁波、泉州三海关，独留广州一口通商，澳门总口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一再发出公告，晓谕各国商船不得再到除广州（澳门）以外的港口停泊和贸易。所有这些管制措施，曾经在较长期间严格执行。嘉庆十年（1805），粤海关监督延丰因擅准俄罗斯国商船来粤卸货交易，内阁和军机处分别传询和奏报议处情况，嘉庆皇帝下谕将延丰革职，两广总督吴熊光亦因失察，办理未协，受交部议处的处分。又寄谕给吴熊光，着他晓谕俄罗斯来人，再有该国船只来澳门，便“严行饬驳，不得擅与通市”。这一案件的处理前后经过两个月，屡经两广总督及吏、户两部和内阁、军机处等高层官吏衙门，反复核查奏报，最后还由皇帝下谕，处分了两广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足以说明朝廷的重视。第四整顿防务以捍卫澳门领土不受侵扰方面。以武装力量保卫本国领土，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清朝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澳门及其周边地域驻有军队，承担着捍卫边疆、不容侵犯的责任。早在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广东巡抚满丕 866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即从军事的角度，奏报广东驻军兵额满员，装备齐全，并专门提出“澳门地方海疆要地，拟亲临视察以勉励文武各官”，①完全是将澳门视为自己管辖的土地。葡萄牙人在租住范围内一切防务设施，亦必须受清朝广东地方长官的严格监管，不容随便增置。乾隆四十年( 1775)四月，因传闻澳葡当局竟擅自增筑炮台，乾隆谕令彻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经核查后，奏复“澳门夷人并非另筑新台”，对澳葡头目味瞠可免议处，②此亦足以证明，清方对于澳葡当局在防务上一切措置，绝不许超逾限度，从不放纵。葡萄牙人自获准租住澳门后，即以此为据点，大力发展东西方转运贸易，从中大获利益，一再引起了西方诸国如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的嫉妒和觊觎，企图分享利益，甚或取而代之。从明代万历初年起，这几个国家相继来澳要求通商贸易，甚至企图恃强占领澳门，并以此为跳板，进入内河，窥测内地。几乎每一次发生事故，澳葡当局都禀求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保护，或出兵驱逐来犯的敌船。最典型的事例，是在清代嘉庆七年(1802)，因英法交战，英国托言为防止法国侵占澳门，要求派兵人澳“协助”葡萄牙人防守，澳葡当局明知英国舰队企图借此夺取澳门，便急忙向清朝两广总督吉庆报告，请吉庆出面交涉，吉庆遂饬令洋商转谕英国战舰立即驶离澳门海岸，并向清朝廷奏告，嘉庆皇帝对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居住澳门之大西洋夷人禀称，有英吉利夷船湾泊零丁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恳求保护。当即饬谕英吉利夷船回国，毋许登岸，澳门情形安静。得旨：有犯必惩，切毋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③英军头目开始时并不接受吉庆的饬令，但因广东官方断绝其粮食供应，且陈兵备战，严厉戒备，英军知难久留，只好开船离开零丁洋海面。①  康熙五十年十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满丕奏闻广东兵额俱满，澳门地方海疆要地拟亲临视    察以勉励文武各宫等情折》。②  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覆澳门夷人并非另筑新台味口兰免议折》。③ 《东华续录》卷12《仁宗圣训》卷107，见本《汇编》收载嘉庆七年八月初二日，《内务府    大臣苏楞额奏报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国战船逼近澳门蓄谋叵测折》。 8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但是，英国人觊觎澳门之心不死，从嘉庆八年至十二年(1803～1807）仍屡来干扰。最突出的是到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英国突派军舰10艘，载官兵约4000人进逼澳门海岸，其中数百人恃强登岸，仍借口所谓防止法国侵澳，分别占领了澳门境内东、西望洋、三巴寺、龙嵩庙等要塞。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当即晓谕英军：“澳门非葡萄牙所有，乃我大清土地，法焉敢侵？且边寇有警，中国自能御之”，饬令英军即退出澳门。当英军拒不撤兵时，吴熊光便下令封舱、停止贸易，断绝其买办，并奏报朝廷。嘉庆帝获悉后，采取了更为坚定强硬的方针，朱批斥责吴熊光。所办太软”，并谕示：“边疆重地，外夷敢存心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即当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莫及。”此后，清朝便使用军队驱逐窜入省河的英军，毙伤其数人，更禁止所有英船进入黄埔港，已入港船只亦一律逐出零丁洋外。英国知难得逞，乃敲诈葡人若干银两后，撤兵开船而遁。吴熊光为办理此事不善，被撤职查办，谪戍伊犁。翌年二月，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广东巡抚韩封一到广东，便先后前去澳门“查阅”，决定加强澳门的防御工事，奏称。澳门西洋人旧设炮台六座，白伽思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带，石坎形势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由此登岸，今拟加筑女墙一道，增高四五尺，共长二百余丈，该处夷民等亦欢欣愿办”。①此外，又决定在澳门周边地区增设游击、守备、水师千总各一，“层叠钤束，以资控制”，必要时可快速开入澳门作战。所有这些军事防务措施，都得到嘉庆皇帝的批准。《汇编》收载了从嘉庆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嘉庆帝为抗击英国企图入侵澳门问题全过程中，曾连续给先后任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内阁、军机处等十多次上谕，以及上述职官历次的奏章题报，可见在卫权保土上是十分认真的。嘉庆一再严申“天朝禁令甚严，不容稍有越犯”。澳葡当局因得到中国在军事和交涉上的坚定支持，已登岸的英军被迫撤走，亦多次表示对中国的感戴，“我们西洋人仰受天恩”，澳葡理事①  嘉庆十四年四月二十日，《两广总督百龄奏覆等议控制澳门添设营汛并酌建炮台各事宜    折》。 868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官唼嚟哆为英兵登陆未能阻止，亦专门给中国官宪呈上一份“请罪”的禀文，①等等。从这一类突发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政府曾长期严密掌握对澳门的防务，视澳门为不容侵犯的神圣领土，甚至不惜为此一战，曾多次有力地挫败前来侵扰的外国势力。以上从行政和司法管辖、控制外贸、主持防务等方面，都有力地说明，直到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一直是澳门领土和主权的当然主人，澳葡仅是受特许租住，并经常因受到中国的保护而得以保持租住权利的客户。《汇编》公布的大量档案，收载的丰富文献，均以事实证明了这样的关系。五或有论者提出，上文说到清代康、雍、乾时期的鼎盛，国势的兴隆，又一直牢牢掌握着对澳门各方面的主权，为什么还让蕞尔小国葡萄牙仍旧租住？仍能俯允继续维持前朝的许诺？按照当时的国力对比，宣布废除旧约，饬命葡人撤走，将澳门重新划回香山县辖区，仗雷霆万钧之威，挟泰山压顶之势，水陆雄师并进，在澳葡方势力是绝难抗拒的。之所以弃此而不为，显然不是由于最高决策的疏忽或姑息，而是由于存在着从另一角度出发的政策考虑：一则以为，既然保有着可以充分行使的对澳门在行政、司法、财政、贸易、防务的统率监管之权，又严定了澳葡当局的管理范围和必应恪守的禁约，认为仅准许葡人借住居留，并未有损主权；二则看到，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百余年来，澳门久已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转口埠，中西科技文明的汇合处，人员来往的孔道和居留所，亦可以在必要时，作为外国与中国内陆间的一个缓冲区，对有些来华人物或涉外事件，先让停留在澳门，经过考察或初步处理后，再决定是否准许有关人物入境。有关船只也必须在澳门经估算并征纳关税，卸除为航海自卫用的枪炮后，才准许其驶入内河。澳门实处于由中方控制的“外港”的地位。清朝亦欲运用之，继续发挥其特殊作用。清朝前期对澳门问题的处置，是强者在清醒权衡后的抉择，而非弱者昧于形势的屈从。①  嘉庆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唼嚟哆的禀文，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8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门是16～19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康熙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皇帝，他勤奋好学，对新鲜事物抱有敏锐的认知和积极接受态度。他主政以后，逐渐认识到，“天朝”并不是真正统辖着“万邦”；在远洋之外的西方，还存在着若干个国力亦相当强大，挟有众多贸易商船和较高科技能力，拥有自己语言文字和宗教哲学思想，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国家。他从年轻时期开始，就接触过一些外国传教士兼科技专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外洋诸国的情况，以及某些科学部门和技术的发展状况，引起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的浓厚兴趣，逐渐形成了在坚决捍卫中国原有传统纲常伦理的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科技及其人才的思想，而利用澳门作为渠道，则被认为是现成的便捷途径。康熙经常通过垂询，了解来华人员的情况及其专长，主动征调有才能的人人京候用。例如，康熙十一年（1672）闰七月，他下谕礼部并咨兵部，命礼部立即派员到澳门调取通晓历法的传教士徐日升来京，为郑重起见，还指示，应着已在钦天监服务的传教土南怀仁也加派同去，由兵部派兵护送。①又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他亲自询问南怀仁：“现在香山熟练历法及精善医学者有几人并何姓名？”南怀仁答：“熟使历法者仅有一人，姓名安多，精善医学者不知尚有人否。”②康熙在谈话后，即派礼部郎中黄懋偕同已在京服务的传教士闵明我驰驿往澳门，面召安多并陪同他人京，到京后即派人钦天监工作。③后来，这个安多一直在钦天监工作，以至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病逝，康熙还亲自下谕“殊觉恻然”，着令给予厚葬。康熙四十二年（1703）六月，他用满文写了一道“朱谕”，内说：传谕西洋人：用外科甚属紧要。无论其修道人或澳门地方人，若能得外科者，则当速找预备，勿致稍怠，关系紧要，等语。其如何说，现有无人之处，从速奏来。④①  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②  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③  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④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84页。 870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康熙对于通过澳门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吸收使用外国科技人才，是抱着认真的态度。《汇编》收载了数量颇多的有关资料，例如，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和八月，两广总督赵弘灿先后奏报该年“新到西洋技艺人情况”，以及“将通晓制药天文之西洋人魏哥儿等三人伴送来京”的折子；四十七年（1708）广东巡抚范时崇等奏报“差人前往澳门寻药，西洋人送到格尔墨斯药”的折子。特别是，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钦派西洋人费隐等前往四川等九省绘制各该省的地理图。允许这些人实地勘察，依地形地貌，用西方测量方法绘成的地图，较中国原来绘制的地图，在准确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康熙对于传教士中兼怀有科技专长的人与单纯为传教而来的人，持有严格的区别，他在四十六年（1707）六月，为此亲笔谕示两广总督赵弘灿、广东巡抚范时崇：“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①当时，清朝政府对于征召使用西方来人，是要经过一定筛选然后择优录用的，其主要条件就是学术与技艺水平。大都是要经过先来的传教土的推荐，有时还要再经广东督抚派人到澳门考察，然后再奏请裁定。在这个过程中，来人也只能在澳门等候，于是，澳门便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员的立足点、预备站和候聘所了。积极而慎重地选用西方科技人员的政策，在雍正、乾隆、嘉庆等朝一直继续，并未因康熙去世而中断。《汇编》收载了雍正七年（1729）正月，《礼部尚书常寿题报西洋人等精通历法请准伴送进京效力本》，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两广总督苏昌奏报意大利人叶尊孝到澳门情愿进京效力折》；三十七年（1772）五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西洋人李俊贤等到广情愿进京效力代为转奏折》；四十六年（1781）闰五月，《两广总督巴延三奏覆遵旨访查情愿进京效力之西洋人情形折》；直到嘉庆九年(1804)二月，还有《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闻谙晓天文之西洋人高守谦等情愿进京当差折》；等等。从明末到清代前期漫长的时期中，特别是由于康熙以来，清代朝廷的大力引导，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较系统地传人中国，其中包括数学、①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第701～704页。 8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医药学、物理学、建筑学，也还有哲学和伦理学、工艺美术，等等。但必须注意，当时不但有西学东来，也存在着较系统的东学西去。中国的重农理论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积累了数千年治河治水经验的水利学、中国卓有成效的中医中药学、具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及手工业技术等都相继传进西方。翻译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如《大学》、《中庸》、《论语》，介绍中国古典作品，如《诗经》、《易经》、《书经》等，在西方住华科技人员中蔚成风气，有相当一部分著作，就是他们在澳门旅居时翻译或写作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康熙帝本人带头亲自与西方学者对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满文档案中记载有，他曾对传教士兼哲学家博津和富生哲二人关于对《易经》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不同意见；对闵明我、吉利安等在天文学中计算太阳位置不准确提出批评；他还命皇三子胤祉鉴定戴进贤、颜家楼、倪天桥三人在天文、律吕等方面的学术水平，并希望能得到有关简便计算表、开方方法的书籍。康熙好学不倦，孜孜钻研学术，对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实起到重大推动作用。在康熙年间，对外最重大的交涉事件之一，是清朝廷与天主教罗马教廷之间，关于是否准许在中国境内传教，天主教徒是否仍应恪守原有的敬天事君祀祖敬孔子等习俗，改而遵从教规的禁约。康熙对天主教在西方传播较广，受到相当一部分人民的信仰是有了解的，对于天主教教义亦略有所知。他承认这一重要宗教在西方的存在和具有的重大影响，只是反对它在中国传布，反对以它的教规教义来干扰甚或取代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国情民俗。康熙二十六年（1687），他曾对此作过一次明确批示：“天主教应行禁止，（礼）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①从康熙开始以至道光前期，清朝官方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限于只让西方各国人供奉。清朝朝廷与罗马天主教教廷关系的激化，是出现在康熙四十三年（1704），天主教罗马教皇格勒门第十一接受传教土龙华民等人的怂恿，对中国教徒颁布了禁约七条，规定天主教堂不得再悬挂“敬天”匾额，不准再用“天”作为尊崇的用语，禁止教徒参加祀天敬孔祭祖先的任何活动，①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884～885页。 872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不准再进入孔庙或家族祠堂，不准再保留祖先神主牌位，等等。并专派主教多罗持教皇谕旨来华，要求面见康熙，并要康熙转饬所有教徒遵行，“永远世世悉知”。①凡此，都是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伦理礼仪制度以及康熙本人的哲理信仰从根本上抵触的，自然引起康熙极大的反感，逐条予以驳斥。②在此后十多年间，教皇曾再派嘉乐主教充当使节前来重申禁约，康熙亦一再派遣某些西方传教士作为信使，远渡重洋前往罗马申明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若干记录和来往文书。《汇编》连载有关艾若瑟、罗若德、李若瑟等持信经澳门往来罗马的信息，以及康熙对此事的连续关注和亲自掌握。中外史家称之为“礼仪之争”。所谓“礼仪之争”，实际上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权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冲突和不可调和。清朝不但坚拒将教皇禁约施用于中国，亦断不许教廷或澳葡当局在澳门禁行中国礼教。雍正和乾隆时期严禁传教士经澳门潜入内地传教，正是“礼仪之争”的延续。澳门以弹丸之地，却因为其具有的历史和地区特点，成为双方信使往来的交接点，取得情报信息的来源地。每逢国内对通西洋、南洋等政策发生转折之时，澳门往往显示出与内地迥异的特殊性，起着与内地一般口岸有所不同的作用。清朝将澳门作为对外贸易的特别渠道，额外给予优惠和加强管制的情况，上文已有论及。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因厉行“禁通南洋”，其后又颁布了“禁止出洋贸易”的政策，起因是康熙认为本国商人制造的舟船航行到南洋诸国贸易，多有将船只转卖给当地人的，又有多携粮米卖给外国以牟利的，更有人留居在当地做生意而不回祖国的，所以决定禁止。当时禁令极严，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哕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③但与此同时，又宣布澳门商船，即所谓澳舡不受此限制。两广总督杨琳在视察澳门时，就一再面谕当地的葡萄牙头目，“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你们原是外国人，皇上恩典任凭你们行走就是”。④因此，①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件），禁约译文。②  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件），禁约译文。③ 《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乙丑庚辰两条。④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8册，第268、524、905～906、884页。 8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舡取得了中国商船根本无法得到带垄断性的通航权利，这自然极有利于澳门工商业的繁荣。康熙之所以颁行如此特殊的规定，并不是一时性的随意措置，而是基于对某些重要国内外事务的郑重考虑。事实上，要完全割断已经长期存在的中国与南洋诸国间的贸易，不但绝不可能，而且还有许多涉及南洋的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并有待处理，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实现大禁小开，有意保存一个半公开的合法通道，既可堵杜私卖船只、私运粮食和人口私留外国诸弊，又仍可保持着某些重要商品的进出转口，某些人物信息的往来，有利于接回滞留在南洋的中国居民，便于遣回那些遭海难盗劫等流人中国的南洋“难民”，等等，保持着机动。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复杂的原因，盛清时期仍然能允许澳葡继续租住澳门。六其实，澳葡当局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表现“忠顺”，对清朝颁定诸种规章基本上“凛遵恪守”，其之所以不敢像明末时期那样放肆侵扰，无非是因为力量悬殊，不得不约束收敛，并极力表态，在“结好天朝”的前提下图得存在并谋取利益。一旦形势有变，便必然会在态度和手法上逐步改变。澳门的地位和澳葡的态度是与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的。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两者在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英、法、美等国相继将澳门作为在华的活动基地和侵华的跳板，而中国从嘉庆初年起便国势颓弱，民变蜂起，内外交困，也逐渐为包括葡萄牙在内的西方诸国所洞晓，澳葡当局逐渐采取以戕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来牟取非法利益，即将澳门发展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集散地。澳葡当局从18世纪末叶，即嘉庆初年，便大力支持葡国商船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以澳门为据点，渗运入广东。其规模和毒害已逐渐引起清朝廷的重视，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嘉庆皇帝即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铦，着令“严禁携带鸦片入关”，蒋攸铦亦奏复：“有本 874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地奸商在澳门设立窑口，贩卖鸦片”。①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更具体指出：“大西洋（葡萄牙）住居澳门，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之时，回帆夹带鸦片，回粤偷销。”②到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即在道光十九年（1839）三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来广州查禁鸦片，更深刻认清澳葡当局将澳门营建为倾销鸦片基地的恶劣作用，故于该年三月，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发指示给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着即转谕澳葡当局：前已访得，该西洋住澳夷人，多有私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利，历次拿获烟匪，供指买自澳夷，确有案据。叠经本大臣、本部堂谕饬该同知，转谕该夷目唩嚟哆遵照，毋许奸夷囤贮售卖，并令将所存烟土呈缴。③接着，林则徐还严肃警告，如果澳葡当局继续庇纵或抗拒，甚至会导致撤销他们已享有200余年的租住权益，声言：限三日内开单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听候本大臣、本部堂赴澳门亲督验收……倘再执迷不悟，不肯尽数缴呈，妄思存留售卖，是其有心违抗，怙过不悛，虽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惟有撤去买办，封澳挨查，从重惩罚，恐该夷不能久居澳地也。④细读以上数则史料，就不难看出，从嘉庆中叶到道光中叶的30余年间，中国与澳葡当局的关系已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双方矛盾冲突日趋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形势发展的特点是，或者是澳葡真正切断配合以英国为主的倾销鸦片势力，重新修补与中国的关系；或者是甘于为虎作伥，继续充当着蓄意戕害中国人民以牟取暴利的角色，两者已无回旋余地。①  嘉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寄谕两广总督蒋攸铦等严禁携带鸦片烟人关并晓谕西洋人不得    传教惑众》。② 《清季外交史料》道光朝1。③  林则徐：《信及录》，第51～52页。④  林则徐：《信及录》，第51～52页。 8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葡当局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当时中英之间已经剑拔弩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方面英国舰队不停游弋于粤澳近海，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八月，两广总督卢坤即曾增派兵员人澳，“筹办澳门水陆防守”；①十月，又奉谕彻查澳葡当局是否“自筑炮台，训练番哨”；②道光十五年（1835）正月，广州将军哈丰阿等亦陈奏“查明澳门炮台等情形”。③很显然，清廷对于一旦战争爆发，澳门在攻防战守中将起到什么作用，澳葡是敌是友，已引起高度的警惕，并从军事角度采取过一些并非寻常的措施。当战端已开之际，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也有预见地提出，必须“派妥员提防澳门”。④澳葡当局在中英战争胜败未分之前，还不敢正面顶撞中国，他们采取首鼠两端的手法。一方面，对林则徐、邓廷桢的严厉谕令，表示愿意遵命禀报在澳葡人人数户口，具结保证不再囤销鸦片，不敢违犯中国政府的禁烟令；另一方面，则暗里仍与英国侵华势力互通消息，仍联手包庇、窝藏鸦片贩子。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在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由澳葡理事官唩嚟哆亲笔签名，并盖有西洋公务火漆印的具结文件：第一件是《督理澳门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禀报澳门西洋人及其奴婢并呈缴具结》；第二件是《督理澳门西洋理事官唩嚟哆具结不在澳门囤顿贩卖鸦片》。在第二份具结文件中，有唼嚟哆表示情愿禁烟，如有违反，则甘照﹝清﹞国法办理的内容。这两份具结文件，充分说明了澳葡当局在时危势急，但大局势尚未明朗之前，仍在狡黠地使用两面派手法以麻痹清廷。虽有甘结，并不甘心。他们正在密切窥视着形势的变化，谋定然后动，要静待胜负分晓之后，才及时改变面目，变换姿态，迅速加入西方侵华列强的行列，企图分取一杯羹。果然，鸦片战争的炮声刚停歇，葡萄牙人便马上抛弃了“忠顺外臣”的虚饰面具，暴露出加紧侵占的野心。①  均见有关载在《汇编》中的上谕和奏折。②  均见有关载在《汇编》中的上谕和奏折。③  均见有关载在《汇编》中的上谕和奏折。④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奏陈请饬进剿驱逐定海之夷并请派    妥员提防澳门等管见折》。 876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七道光二十年（1840）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清廷被迫割让香港，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继此之后，美国和法国也紧相跟进，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列国纷纷伸出魔爪，企图宰割中国。中国社会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都缺乏对此的思想准备。李鸿章说此一时期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许多志士仁人泣血椎心，认为此是“神人共愤”的时期。在“大变”和“共愤”的氛围中，葡萄牙当局也扮演着激进的侵略者角色，毫不掩饰地提出多种侵占的要求。从1840年代到1940年代的100年间，中国与葡萄牙政府从未间断进行侵占与反侵占澳门地区的斗争，谈判交涉和冲突未断，其过程尖锐激烈而迂回曲折。从道光二十年到清末宣统三年（1840～1911），即到清王朝覆亡之前，大体上集中以下三个方面：一为葡方贪念大炽，要求永远侵占澳门，并扩大到附近地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二为葡萄牙一直依靠法、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庇护以牟取侵略利益，法英等国为共同利益，也一再出面支持葡方，遂使中国反对葡萄牙侵澳的斗争必然与反对国际的侵略斗争汇合起来；三为与清朝廷的软弱畏懦相反，中国海内外同胞，包括少数广东的督抚大吏和地方官在内，对葡方侵占澳门的抵制抗争日趋激烈，舆论和措置逐渐有力，迫使葡方侵略意图部分受到遏阻。《汇编》对于这三个方面，都提供出翔实丰富的资料，可以作为撰写信史的重要依据。首先评述第一方面的问题。道光二十三年（1843）二月，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告平息，葡萄牙人便急不可待，澳葡总督边度便向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大体仿照《南京条约》的内容，议定该国与中国的《通商章程》，在照会中还提出免交200余年来相沿为惯例的地租515两；还要求突破原定租住范围，要求从三巴门到关闸俱划为葡管地界，由葡兵把守；允准各国商船随便来澳停泊贸易，意即开放澳门为葡辖自由港；更要求葡船可自由开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贸易；清方在澳门停止收取修理房屋船只及请领牌 8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照各费，等等。一开口便要价很高，俨然将自己与所谓战胜国英国同列，要求索取与英国侵略者略同的利益。同年秋天，继任的澳葡总督彼亚度竟面向耆英提出，要派兵进驻澳门附近离岛氹仔岛。对于以上无理要求，耆英和两广总督祈埙等虽然派员据理和澳葡谈判交涉，也赶忙给道光皇帝上奏报告，道光也寄谕耆英、祈埙等“熟筹事势，妥议具奏”，“变通办理”等，但在清朝君臣下谕上奏，议论未定之时，葡兵已径自入驻氹仔，并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由葡女皇宣布澳门为葡辖自由港，葡国商船更取得了携带包括武器及火器等商品进入澳门，并享受免税的自由。道光二十六年( 1846)春天，葡国任命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殖民者亚玛勒出任澳门总督。此人到任不久，即宣布废除清朝官府向澳门居民掌握户口和征收土地赋税的财政权力，改为由澳葡当局征收地租、不动产税和人头税；中国船只进入澳门港内亦必得缴交停泊税；翌年，他擅自开辟了从原租住地围墙直达关闸的道路，显示沿途均为葡占；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他更出告示宣称：澳门既已成为葡辖自由港，不能再允许中国粤海关在澳门设立总口，他勒令澳门关部行台即日起停止征税，随后，又率葡兵钉锁澳门关部行台的大门，推倒门前的中国旗帜，驱逐中国官员丁役，捣毁竖立在市中心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不认澳门是“天朝地界”。与此同时，又宣布香山县官府再无权审理涉及中国居民的案件，改由澳葡官所审办和处理。在中国境内犯法的葡人罪犯也要求解回澳门，由葡官处置。如此一来，实际上是将中国一向持有对澳门的行政管辖权，对财政海关贸易的控制权和司法审判权统统取消了，要将澳门变成纯粹的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激愤于亚玛勒的暴戾蛮横，澳门龙田村村民以沈志亮为首七人，相约在该年公历8月22日，将这个不可一世的侵略头目刺杀，是为人民群众挺身抗暴的第一声。清朝前后任的两广总督耆英、徐广缙等面对葡方咄咄逼人的气焰，除了驰奏上报外，一无良策，道光皇帝实际上也是步步退让，不敢坚持维护原有权益，他寄谕将被捣毁的粤海关澳门总口移入黄埔，又忍将爱国志士沈志亮“正法”（斩首）以徇葡方要求。当时的朝廷真正是“洋人的朝廷”。在此之后，问题继续恶化。澳葡当局一再加紧进行扩界侵权的活动，先后侵占了氹仔、过路环、青洲等三个离岛，自三巴门到关闸地区开辟马 878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路，在澳门全岛，包括历来由中方管辖的大小村庄编制户籍门牌设立警署，征收赋税。继而，又拔毁澳门与青洲之间的海上浮桩，驱逐清方的水师船只，声言此为澳门的内海，属于葡占的“水界”，甚至公然干扰清方在关闸以内的内地和澳门对海香山县属的湾仔行使职权，又提出对大小横琴岛的管辖权等。诸如此类的挑衅和交涉谈判，直到清末宣统三年（1911），还在进行之中。八葡萄牙本来是一个小国，到19世纪，早已丧失其一度据有的海上权威，陷于贫弱窘困的境地。其之所以敢于在澳门问题上向清朝官方一再要挟讹诈，以至使用暴力拆毁中国在澳衙署，驱逐中国官役，一是看清楚了中国积弱，清廷懦弱无能；二是恃着有主要侵略国家作为后台。而所谓列强特别是其中的法国和英国，为了共同的侵略利益，曾经一再出面，为葡侵占澳门撑腰，出谋划策。到清代咸丰（1851～1861年在位）、同治（1862～1874年在位）时期，葡萄牙政府认为侵占澳门已是既成事实，便希望通过缔订正式条约的合法形式，取得清廷对其已攫有澳门主权的承诺。于是，其侵占手法的重点乃转移到外交方面，葡萄牙侵略者的口气很大，要价也很高。同治元年（1862）五月，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在致清朝政府的照会中，公然提出：“本国大君主特派钦差前来，与贵国议立章程，俾本国所获利益，与大英国所得无异。”甚至自抬身价，说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派军进逼天津，美、俄亦各派舰助威，“本大臣斯时亦可俱至天津议立章程，与各国无异”。他竟然还要挟说：“英国与大西洋俱系外国，自应一视同仁，何以伊住香港则可听之，而大西洋住澳则必索还，未免不公……英国所以不要澳门而要香港，正以澳门有大西洋在彼占住也。”①这些以强盗腔调说出来的强词歪理，正说明葡方已俨然自居于列强之列，居然以战胜国的态势对清朝压迫凌辱。①  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总理衙门为与葡使面商删添条约及驻京还澳事致三口通商大臣崇    厚函》，此材料暂引自《澳门专档》第3册，第24～25页。 8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但葡萄牙终究是贫弱小国，它气势汹汹，但其实色厉内荏，缺乏与中国独立进行交锋的实力支持。故此，自咸丰、同治到光绪年中葡为期约数十年的交涉谈判中，葡方无不是站立在主要侵略国家的黑幡底下跳腾鼓噪，企图借助它们的气焰以捞取非法利益。在咸丰末期，葡萄牙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国政府出面，请求允准派使来京开议以订约。在谈判开始之后，法国先后任的公使哥士耆、柏尔德和翻译官丰大业等人，都仿似作为葡萄牙利益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直接出面与清朝政府打交道，企图操纵谈判的进行。开议之初，哥士耆便以公函傲慢地照会清总理衙门，说什么“以澳门为中国之地，此亦捕风捉影之谈”，“欧罗巴大小诸国均已晓此情节，遂共推许澳门之地为大西洋所有，立即各派领事官往该处悬挂各国旗号，均视澳门地面与香港无异”。①其后继哥士耆任的法国公使柏尔德及公使馆翻译官丰大业也持同一态度。丰大业甚至“友好”地建议，由葡萄牙委派人员担任澳门海关的税务司，并另派税务司一员来广东省城监察“公海关”的税务。如此一来，则中国不但未能恢复在澳门设立粤海关行台的既有权利，反而要将广东海关拱手让给葡萄牙监察。怪不得连参与谈判的中方官员也提出，法国使节“一味左袒大西洋”。②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等亦觉察到，葡方之所以冥顽索取非法利益，“察其词意，不过恃有法国在京相助，故敢仍为崛（倔）强……其外强中干流露意之表。窥其立意，总恃法国为护符，想法国必来总理衙门饶舌”。③由于中方官员尚能看出，葡萄牙无非是借法国人之口说出自己的奢求，借法国之力以虚张声势，因此尚能够据理力争，对葡萄牙使节时而“历述从前友好，不胜忭庆”，时而在议席上咆哮叫嚣，时而“遽行回澳”，甚至扬言“要派军舰北来”等等，均不甚理会，故此，虽有法国助虐，时谈时停，历时20多年，葡方尚难达到如其要求订约的目的，各国亦未肯真正为它卖力。但到光绪十四年(1888)，中葡之间还是草签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并于翌年正式换文缔约。这份条约的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①  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法国公使哥士耆为与葡国定约并请定期会晤事致总理衙门函》。②  同治元年七月十三El，《总理衙门为葡约条款议成，定于本日与葡使盖印换约事致三口通    商大臣崇厚函》。③  同治三年五月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等为与葡约已定，碍难增人限制洋人人内    地传教等事致总理衙门函》。 880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家尊严，因为它包括中国政府同意将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交给葡萄牙永远驻扎管理；还答应撤走设在澳门附近的常关厘卡与巡船，并绝不在其他地方设立等条款，用以换取葡方“在澳门设法相助中国征收洋药（鸦片）税项”。①所谓“设法相助中国征收洋药税项”，其实质内容只是“凡英国在香港施办之件，则葡国在澳类推办理”。②很显然，清朝廷所以甘于出卖澳门的领土和主权，实基于“洋药税项”的经济收益。这样的条约当然符合了葡萄牙的侵略利益，因为它梦寐以求的侵占澳门的图谋得到合法化，骗取到对澳门“永驻管理”的权利。但它也特别符合英国的侵略利益，因为港英政府不但由此可以得到同澳门一样按国内常关税则纳税的利益，而且可以免除澳门作为走私中心来和香港竞争。洋人控制下的港澳可以沆瀣一气，制定共同的“洋药税项”标准，联手贩毒并合力对付中国。英国老谋深算，蓄意牺牲中国的权益，使用狡黠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企图。受清朝政府聘用的英国人、海关总税司赫德及其助手金登干就是英国侵略方针的实际执行人，他们深切了解清朝廷的腐朽短视，或以鸦片烟税利息为诱饵，或以列国干涉的危词以恫吓，使用瞒骗欺诈的手法以促成《中葡通商友好条约》的缔订，为英葡侵略利益效劳。缔订这份条约，早在光绪十二年(1886)春夏间即开始酝酿，赫德即以可以增收鸦片税款利益向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怂恿建议。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庆亲王奕劻，着眼于眼前财利，甚至极其昏聩地竟然派赫德作为中方代表，三次往返于港澳之间，分别与港英总督波温和澳葡总督罗沙磋商，甚至背着清政府与罗沙达成了拟议条约的内容，回京前后，又一再致电李鸿章和奕劻，大肆兜售其“澳门永租葡国”无可避免的谬论，企图诱使清政府同意放弃澳门。李鸿章等不以赫德为居心叵测，反而大加信任，竟然正式委派赫德代表清朝政府，而金登干则全权代表赫德到里斯本与葡方进行谈判。这样一种授权于外籍人员进行重要外交活动，而且密切涉及该外籍人员本国的利益，本来是反常的方式，是世所罕见的。在华民指赫为异族，在葡人谓赫为华官，在英国视赫为心腹，由赫德操纵的谈①  参见《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华书局，1983，第7页。②  参见《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第74页。 8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判的恶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果然，赫德和金登干在谈判和缔约过程中，曾连续使用极不光明正大的做法，以诱使李鸿章和奕劻入彀。他们多方为葡方出谋划策，建议澳葡总督兼葡方谈判代表，可以利用英文字句的多义译文作为骗取清政府对条约条款认同的办法，其用心实在卑鄙。例如赫德对罗沙出点子，说：地位条约的英文字句必须仔细斟酌，使它包含了每一意义。我预料用perpetual occupation（永久占据）等字就可以达到目的。中文文字不妨含蓄，只要提到就够了，不必说得太多。我原来拟的已经可以行了。新拟的条文首先带有强占意味，其次内中关于治理澳门的词句又意味着割让领土。①赫德又示意罗沙，暂时不宜过细指明“属澳之地”的具体范围，先谋取囫囵通过，作为伏笔，“将来日子一久，白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②他更利用中葡双方约定，条约分别使用中、葡、英三种文字书写，但以英文本为准的规定，根据中英文文体中某些关键词的含义不同，从中做了手脚，例如，中文本“永驻管理澳门”，则有意在英文中写成“perpetual occupationand government of Macao”，此语既可翻译为“居住”之意，亦可译为“占有”；把“未经大清国首肯”，写成“without previous agreement with China”，此语既可翻译为“未经中国事前同意”，也可译为“未经事先与中国商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说明赫德、金登干之流，实在挖空心思以算计中国，时时处处埋下祸根。甚至赫德本人也承认，他是采取了“连哄带骗”的手段以促成这个条约的缔订。李鸿章、奕劻等原期待赫德等可以为中国利益服务，实无异于与豺共舞，与狼谋皮！事实正是如此。葡萄牙侵占之心本不限于澳门本岛，而是包括与澳门邻近的水陆要塞百余里的地区。早在光绪十三年( 1887)六月，罗沙即向总理衙门交出一份“属澳之地”的地图，东至九洲洋，南至大小横琴岛、过路环、述仔，西至湾仔、银坑，北到前山后山脚，周围百余里陆地、岛①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第92页。②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第92页。 882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屿和海面俱以红线划人葡人界内，其面积反比澳门岛大出若干倍，当时被总理衙门拒绝，而赫德“指导”罗沙，暂先含蓄一些，“将来日子一久，自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就是指可以在条约上先取得“属澳之地”的笼统承诺，再作蚕食。缔订条约的墨迹未干，由英国介入，中葡之间就“属澳之地”范围的争执即接续出场了。葡方一再扩张水陆界线，公然抗议中方在湾仔、舵屋山搭厂驻兵；反对中方在关闸至北山岭设置兵卡税站；擅自宣布所谓葡管澳门水界，驱逐中国在青洲水面的兵船；甚至强行在中国境内的大小横琴岛构建兵营，派兵占取；在香山县界内，葡人官役一再越界征收华民税钞；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造成既成事实，谋取“更有利的东西”，在划界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英国政府并未因此而止步，他们的野心不息，竞唆使其外交官在赫德哄骗的基础上，再公然出面，在“属澳之地”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配合葡方胁迫中国让出超越澳门范围以外的更多领土主权。清末宣统年间(1909～1911)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就是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他秉承英国政府之命，几次三番以公函及亲到总理衙门、外务部质询等形式，向中国施加压力。朱尔典先以“澳门界务有无进展，是否退让”要求中国表态；继又以所谓“中国不允调处，惟英葡有约，设葡境受侵，英有保护之责”，“澳界案，若中侵葡，中英恐将决裂”等言辞进行恫吓（以上引文均见《汇编》有关文电）。其实，所谓“英葡有约”云云，原来是英葡两国早在200多年前，即在1661年，即中国康熙元年签订过早已经废止的旧约，且英葡在嘉庆年问，亦因澳门问题发生过交战，英国无非是借此以作为对清朝进行恐吓讹诈的口实。清朝外务部即以“英葡前约于澳界案渺不相涉，未便牵扯插入”，将其伪托的历史谬论顶回去。英葡共同采用的另一手段，是分别向中国提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要将澳门问题“交海牙公断”，因为海牙国际法院其实是控制在英、法、美等列强手中的工具，如交其判断，必然是偏袒侵略者，是绝难有“公断”的。但这不过也是讹诈空言，因为海牙法院的实际约束力是很有限的，只有对患有“恐洋病”的人才有作用。图穷匕见。原来英国之所以不惜声言“决裂”，乃基于它本身的侵略利益。当时中英之间，正为开平矿案和铜官山矿案进行激烈的谈判，中国为 8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维护本身矿权，要求收回英国已攫取到手的部分利益，更不答允再让出其他利益。英国侵略者便企图将水搅浑，居然说什么“须将中国预允开平（和）澳界，如议不成，定归公断”等谰言作为恐吓的借口。当中国坚持开平矿利与澳门划界问题是中英、中葡分别交涉的事件，绝无理由混淆在一起驳斥，指出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惯例的，英国外交部和朱尔典其人亦无辞以对。正当交涉胶着之际，葡萄牙国内爆发革命，废除君主，改为共和，居澳葡人亦分为拥护君主和主张共和两派，互相攻讦，且引起兵变。在殴洲，英德关系又急遽紧张，世界大战的危机又迫在眉睫，英国已自顾不暇。不久之后，中国亦爆发了辛亥革命，有关澳门地位和划界问题的交涉，遂成为悬案。《汇编》收载资料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将近代以来，为澳门问题与中国打交道的，诸如葡萄牙的亚玛勒、基玛良土、罗沙等人；法国的哥士耆、丰大业等人；英国的赫德、金登干等人的言论活动如实地记载了下来。这些分属于不同国家，但俱是以侵略中国为职志，借澳门问题以为其本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知名人士”。他们或巧言如簧，或狰狞凶煞，脸谱和手法虽各有不同，而且还更番轮换，但总而言之，谋我之心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是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可以促使中国人民反省和深思，认识到国势衰弱是必然要招致侵略的，蕞尔小国葡萄牙尚敢对我压迫凌辱不留余地，围绕澳门问题所出现的诸多事故，无非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形势的投射，无非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并发症状。它激发中国人民猛醒，“痛哉列国议瓜分，虎视眈眈伺我隙”。①唯有奋起自强，坚决以反侵略的斗争来对待侵略和压迫，包括澳门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中外关系问题，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九随着澳葡当局扩界侵占所到之处，不论过路环、氹仔、青洲等岛，龙田、望厦等村的人民群众，必起而抗争。他们或是对侵入境内的葡国官兵，鸣锣集众以驱逐；或是抗缴洋租洋税；遇有民、刑官司诉讼，仍然禀呈中①  郑观应：《郑观应集·赠日本佐藤侯相三十六韵之一》。 884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序言 国官府审断，拒绝葡官裁理。他们誓言，生为中国之人，死守中国之土，“联二十四村之众，振臂奋呼，有非官司所能禁止者”。①反对澳葡侵占，反对签订丧权辱国《通商条约》的高潮，大体上是从光绪十年（1884）以后日趋高涨的，直到清朝在1911年灭亡，一波接一波，从未停息。望厦村村民为反对“澳葡越界收租”，反对“驻澳葡人收钞勒索”，一再向清朝官府呼吁维护主权，切不可将寸土片地轻让于人。稍后，在中葡关于澳门划界问题交涉期间，香山县各界、香港各界、广东省各界、各省人士，以及包括旅居欧、美、东南亚各地的侨胞，均以同乡会、商会、勘界维持会、中葡界务研究社等名义集会和发表宣言，或献上原葡方租居澳门岛界址的地图，或探求数百年来澳门被租住以至被逐步侵占的历史过程，用以供反抗侵占谈判的参考。有些人士甚至连续数十次上书，泣血椎心，要求废止条约，收复国土。海内外群情激奋，众志成城，足以表明民气不可夺，民心不可侮。这些活动也确实曾挫折过澳葡的侵占气焰，他们一再致函两广总督，要求限制抗葡“莠民”的活动。还应该注意到，也是从光绪初年开始，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些督抚大吏，如先后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张人骏等人，曾任广东巡抚的吴大澂等人，都是对澳葡侵占有过抵制的。特别是张之洞和吴大澂，曾经一再实地履勘，剖陈利害，多次向清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反对让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认为此是“肘腋之患”。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和宣统元年（1909），葡国军警包庇私运军火，窥伺关闸以内土地，张人骏毅然决定派兵驻扎拱北以保境护关，双方对峙数月，葡方不得不将官兵后撤。这不但说明，在清朝高级官吏中，已逐渐有人觉醒，必须以实力遏阻澳葡的侵占野心，还说明，直到清王朝覆亡前夕，在澳门问题上的对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汇编》收载文件的内容，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1911）八月初二日，还有17天（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便是爆发武昌起义的日子了。可以说，是上溯至明末，又完整地包括了有清一代有关澳门问题的起伏跌宕，复杂变化的全过程，“黑龙王气黯然消，莽莽神州革命朝”。②维护澳门主权的斗争，是与辛亥革命的浩荡潮流① 《望厦等村绅民反对葡占廪文》。②  马君武：《马君武诗词稿·去国辞之一》。 8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汇合在一起的。当然，斗争正未有穷期。中葡之间、国际之间关于澳门问题的利害冲突，各种交涉谈判和抗争，在清朝覆亡、中华民国建立后仍然会继续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民要求澳门回归祖国的决心绝不会减退。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稳步有序地达到澳门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的结果。当此400余年的历史公案即告一段落，当此举国同庆的日子，《汇编》的出版发行，不论在现实还是在学术上，都是有重大意义的。笔者撰写这篇序文，旨在对《汇编》所收浩瀚史料粗加条理和介绍。如果能对读者诸君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时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则是笔者深感欣幸的。（本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之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86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吴志良 *我们一直认为，澳门作为第一块被西方人占领居住的中国土地以及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商贸港口，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500年中国与西方交往角力的全过程，澳门历史亦从侧面清晰折射出中西文明交锋撞击的轮廓，而这种交锋撞击，不可避免地体现到澳门历史研究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透过总结澳门历史研究来考察中国与西方的观点和方法，了解其异同，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自己对西方的认识，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看清楚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虽然澳门历史只是个别案例，但通过对澳门历史研究的分析，足以勾画出双方对历史的不同阐述和解释以及其认知过程的演变。此外，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刻，对澳门历史研究进行总结，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澳门历史的发展过程充分表明，不同文明如果不去或缺乏沟通，如果想显示优势甚至互相征服，肯定会产生冲突，反之，则完全可以和睦共处，相安无事，携手并进。一  澳门史研究现状（一）澳门史学之史学澳门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中文的应该是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1751年），西文的应为龙思泰( 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1834年）。恰好在这一段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葡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意识到澳门的主权和治权的归属问题，并诱发了葡萄牙深人搜寻占*  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8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据澳门的证据，澳门历史研究亦由此产生。从此可见，澳门历史研究一开始就染上了官方色彩，就有争议性。而其后澳门历史研究的高潮，都是在中葡之间出现争议的情况下产生的，例如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前后，20世纪初期中葡有关澳门划界、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呼吁收回外国占领的港澳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代初关闸事件，1979年中葡建交，1987年签订《中葡联合声明》这几次重大变革和历史事件，有关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很少关注澳门史学的史学。1980年代起澳门历史研究大力起步后，才有几篇史学评论的论文相继间世。1994年，黄启臣发表《澳门历史研究刍议》①，对至其时的澳门历史研究状况进行了介绍，提出了深入研究澳门历史的内容并阐述了一些研究方法。同年，邓开颂以《中国大陆之粤港澳关系研究概述》②为题，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了简介。1995年，张海鹏在《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国内澳门史研究的动向》③中提出：“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说，澳门史的研究，当以1936年出版的周景濂《中葡外交史》为发端。”他认为“档案史料的挖掘还有待继续努力”，“对澳门历史作用的分析要使人接受，还要作出巨大的努力”。④通过中外学者近几年的共同努力，上述两个困难已基本克服。1996年，笔者曾撰有《澳门史研究述评》一文。⑤1997年，笔者在南京大学答辩澳门史博士论文时，对中外澳门研究的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评述。⑥1999年，澳门回归前夕，龙心刚发表《近20年来澳门史研究综述》⑦，论述了澳门史中一些重要问题研究的进展与现状。葡萄牙学术界因没有通中葡双语的人才，无法对中国的澳门史学加以① 《文化杂志》，澳门，澳门文化司署，第19期，1994年第二季度，第156～160页。② 《文化杂志》，澳门，澳门文化司署，第19期，1994年第二季度，第161～167页。③  张海鹏：《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 国内澳门史研究的动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第74～78页。此文后发表于《文化杂志》第27，28期，    1996年夏秋季号。④  张海鹏：《澳门史研究：前进和困难──国内澳门史研究的动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学报》1995年第5期，第74页。⑤ 《行政》杂志，澳门，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总第32期，1996年第2期，第509～520页。⑥  吴志良：《生存之道── 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第3～    8页。⑦  龙心刚：《近20年来澳门研究综述》，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第41～44页。 888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评论，对西方研究澳门历史的状况也缺乏总结，有关论文反而是由外国人撰写的。中国学界熟悉的德国学者普塔克（Roderich Ptak）于1997年撰写了《玩弄历史──中国大陆近代史中的清初澳门形象》① 一文。1998年，他又以《澳门及中葡关系》②为题，对中国的澳门史学进行了评述。上述两文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1997年那篇文章，火药味很浓，但未得到其所预期的中国学术界的反响。应《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之约，普塔克近期将对澳门回归前后的有关研究进行再次评论。我们期待他的新作问世，并将届时一起评述。（二）研究机构、人员及成果鉴于澳门历史本身的特殊性，中国内地、澳门及葡萄牙为澳门历史研究的三大重镇，中葡学界近年逐渐形成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科研队伍，成为澳门历史研究的主力。欧美其他各国也有学者从事澳门历史的研究，但甚为分散且数量不多。在中国内地，1980年代中期以前澳门历史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以及南京大学。此后，上海、北京、福建等地的学者也先后加入研究行列，如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福建社会科学院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都设立了澳门或港澳台研究中心，加强对澳门历史的研究。回归前夕，澳门研究更加遍及全国各地，不少新闻媒体亦刊载了大量有关澳门方方面面的文章。在澳门，官方、半官方机构如澳门文化学会（后来改名为澳门文化司署、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局）、港务局及其海事博物馆、教育暨青年局、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东方葡萄牙学会，民间组织如《澳门日报》、《华侨报》、东方文萃出版社、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历史学会、澳门近代文学学会、澳门中华教育会、天主教会、澳门成人教育学会等，也发表或出版了不少澳门历史的文章和专著。①  [德]普塔克：Manipulating History : Modern Mainland Chinese Images of Early Qing Macao，载    《自由大海》（Marum Liberum）1997年第14期，第63～84页。②  [德]普塔克：Macau and Sino-portuguese relations，载《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1998年第46卷，第343～396页。 8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从研究人员年龄来分析，中国学者队伍老、中、青备，而西方学术界尤其是葡国，多为40～50岁这一年龄组的研究者。特别是近年来，国内许多研究澳门的青年学者刻苦学习葡萄牙语，因此，华人学者中可用中葡两种语言阅读、写作者越来越多，精通双语者不乏其人，而西方学者绝大多数只能以其母语或英语进行研究。长远来看，我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可能超出西方学者。出版物标志着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数量与质量。在澳门回归热的效应之下，中国内地前些年所出版的有关书籍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规模，尤以各种通史型著作见多。而澳门本地的研究则是另外一种走向，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文献整理、出版形成了一个历史高潮。澳门基金会策划和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中、葡文或中葡双语的文献集，并开始将中国古代文献以及西方语系，尤其是葡语的史料系统地引进澳门历史研究中。例如《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葡中关系史资料汇编》（10卷）及《粤澳公牍录存》（8卷）。①澳门文化局印行了多种文献目录②，为有关澳门档案的利用提供了方便。第二，大量研究澳门史地的专著、专论问世。澳门基金会积极参与学术著作的出版，近年来，先后编辑出版了《濠海丛刊》、《澳门丛书》、《澳门论丛》、《澳门译丛》等大型丛书；澳门文化司署和东方葡萄牙学会也出版了多套极具分量的丛书，只因为大多以葡萄牙语出版而不为中文读者所知。第三，编写出版大型基本工具书，如已出版的《澳门编年史》、《澳门总览》及《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大学正在编写的《澳门历史词典》，将同时出版葡语及汉语版。它将为汉语学者进人广阔的西方语言文献天地提供捷径，使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迅速接轨。相比之下，各种西方文字有①  吴志良、金国平：《挖掘原始档案文献重现澳门历史原貌》，载《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    第4期，第52～58页。② 《葡萄牙国立档案馆中的澳门及东方史料》，1995；《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及区档案馆中的澳    门及东方史料》，1996；《海外历史档案馆中的澳门及东方史料》（2卷），1996；《汉文文    书》（2卷），1997；《耶稣会会士在亚洲》（2卷），1998；《阿儒达宫图书馆中的澳门及东    方史料》，1998。 890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关出版物的总和不及汉语出版物的一半。①以前，葡萄牙的研究与教学单位主要集中在里斯本，如里斯本古典大学文学系历史专业、里斯本新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系海外学院、里斯本科技大学社会及政治科学系国际制度研究中心、中国学院及东方学院、天主教大学葡语国家及文化研究中心。近来，北部的阿威罗（Aveiro）及米纽（Minho）大学也设立了汉学课程，部分研究澳门问题。东方基金会也设有一个汉学研究中心。葡萄牙政府机构中研究澳门的机构有：装备、计划及领土管理部下属的热带科研学院内的古图研究中心及亚非研究中心。几年前，科技部又与澳葡政府于里斯本设立了澳门科技文化研究中心（CentroCienttfico e Cultural de Macau）。该中心拥有一个专业书籍收藏丰富的图书馆和一个澳门博物馆。葡萄牙似乎没有具一定规模的有系统、规划的澳门研究成果。然而，葡国学者的研究基本同国际学术界接轨，其主要形式为参加各种国际研究计划及会议。其次，葡国学术界开始系统利用以英法两种文字为主的国际书目。在此方面，中国较年青一代的学者，由于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外语，特别是英语，也开始参考国际书目，但所征引的具体书籍多为各学科的经典著作，对新著作、新观点的接触较少，因此，同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仍然有一定的差距。中葡两国学者对国际书目的利用目的也有所不同。葡国学者具有利用葡语早期汉学著作及档案的优势，但他们的中国文化、历史的整体知识较欠缺，所以他们利用国际书目加以补充。中国学者则将国际书目作为研究及著作的重要参考。澳门历史的先驱学者，如张天泽、张维华及戴裔煊等人之所以能独树一帜，无不得益于对中国史料的发掘及对外文资料的综合运用。中葡学术界研究的共同趋势是以原档为研究基础。关于澳门的灰色文学，主要是博土及硕士论文，华人学者的博士论文数量超过西方学者，而硕土论文则不及。就质量而论，因中葡大学制度的不同，很难对其学术论文发表对比性的评论，但从里斯本新大学海外发现史专业及澳门大学葡文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来看，二者之间的学术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从论文①  详见《澳门历史指南（1500 - 1900）》，澳门，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    1999。 8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的主题来看，葡萄牙学者多半从事断代史、专门史及人物研究，如东方基金会组织编写的《葡萄牙人在远东史》（已出版2卷3册）和东方葡萄牙学会的《东方追忆》丛书（已出版17卷）。华人学者中，有老一代补充再版通史型著作，也有同中、青年学者通力撰写的新编历史及专论粤澳及粤澳港关系的著作问世。葡语学界尚无此类研究书籍。据悉，他们亦无此方面的研究出版计划。另外一个新趋势是，华人研究人员中出现了一批以澳门及中葡关系史地考证见长的学者。①他们努力搜寻中外新史料，重新解读史料，开拓新的研究方法，进而在史著中提出了新的观点，澄清了一些误区。例如，澳门地名的研究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汤开建考证出“蚝镜”为一种动物，笔者与金国平的共同研究证明“蚝镜”与“海镜”相同。我们在近期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澳门”初为一普通名词的新观点。②（三）澳门史主要问题第一，政治史是澳门历史研究的古老课题，多年来，澳门历史研究基本上围绕着政治史特别是中葡关系史来展开。近年来，随着澳门问题的政治解决，在澳门起源方面，西方，尤其是葡萄牙学术界近年已逐渐放弃了带有明显殖民主义及民族主义倾向的观点。在某些华人学者中，受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的某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史学观念和某些支配性的传统思维亦正在渐渐得到更新。有学者开始从政治、军事及经济之外的角度探讨这一议题。我们以中外史料为依据，分析了京廷勉期寻求龙涎香这一向来不大为史家重视的原因，对澳门的出现提出了较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表述，证明了以“超商业行为说”为基础的霸占说缺乏历史依据。此外，笼罩澳门起源的许多历史谜团，如“张四老”、“海盗说”、“金札说”③，均已基本澄清并得到了双方学界的接受。尽管如此，在澳门历史上某些重大事件的论述上双方仍有一定分歧。例如，对亚马勒的评价、1887年条约关于澳界①  例如黄德鸿、唐思、邓景滨、章文钦、汤开建及金国平等。②  详见金国平、吴志良《寻根探源话开埠》、《“蚝镜”与“海镜”》、《广东“蚝镜”与台湾    “蚝镜”》及《澳门今名推陈》，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第215～    239页。③  金国平：《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基金会，2000。 892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内容的解释以及“五二九”惨案、关闸冲突、“一二·三”事件等。近年来大量出版的中、葡或中葡双语的档案资料，为中外学术界的对话提供了工作平台，为客观、科学评价某些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文字依据。此外，其他欧洲国家档案资料的运用也有助于中葡双方学界的对话。因此，本着寻求历史真实的精神，某些分歧会逐渐消除，乃至达成共识。例如，葡萄牙史学界一直认为，中国官方参与了亚马勒谋杀事件，但新近发掘的当时西班牙及法国驻澳门公使向各自外交部提供的情报报告表明，两广总督虽然事先得知此事，但并未正式参与。第二，宗教研究是继澳门开埠史研究的第二大课题，亦是从文化视野去考察澳门并挖掘其内在价值的一条重要路径。澳门开埠以来，商贸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天主教远东传播中心。文德泉（Manuel Teixeira）神父的16册巨著《澳门及其教区》（Macau e a Sua Diocese）（1940～1979年）可作为澳门传教史来阅读。近期，中葡两国有四种关于澳门宗教问题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应该指出的是，宗教研究主要集中于耶稣会。其他早期天主教会团，如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入澳、入华史的研究，仍属空白。由原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会与澳门理工学院联合出版的《西方宗教人士与近代中国文献对照述评》（Os Religiosos Oci-dentais na China na Época Moderna - Ensaio de Análise Textual Comparada）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详细的由澳门进入中国的四个天主教主要会团──耶稣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及奥斯定会的西文研究书目。国内关于后三会的研究也是十分薄弱的，近来出版的某些关于基督教在华早期传教史的书籍，对耶稣会以外的会团几乎只字不提。实际上，上述三会都有自己的通史出版。而且还有记录在华传教的专史与文献集，例如多明我会有7卷本的《多明我会在华传教史》（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17世纪末，澳门出现了第一位中国籍主教──多明我会士罗文藻（1616～1691年）。尽管罗文藻在中国教史上大名鼎鼎，但尚不见有一部较详尽的中文生平传记，彰其宣教业绩，倒是外国人写了厚厚的几百页，为其立传。①方济各会从1936年起，编辑出版了10卷15册《在华方济各会会志》 （Sinica①  [西]何塞·玛利亚·贡萨雷斯（José Maria González）：《首位华人主教──罗文藻先生》    （El Primer Obispo Chino: Padre Lo），维亚尔巴 - 潘普洛纳，1966。 8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Franciscana），记载了该会在福建及山东活动的许多事迹。近年来，中葡学术界开始了对礼仪之争的深入研究。所谓礼仪之争，其实质是西班牙及法国的教团围绕葡萄牙王室的保教权同耶稣会展开的一场争夺。这一天主教内部教团之间的纷争卷入了中国的皇权。长期以来，学界认为，康熙大帝努力学习西方科技出于个人的爱好与兴趣，但事实上，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尽管清朝一贯奉行安抚政策，但根除汉人“反清复明”的侧隐之心并非易事。明朝的对澳政策是随着澳门的发展逐步制定的，但清朝在人关前大致有了对澳政策的基点。就全国政策而言，为避免引发更大的社会动荡，清政府基本沿袭明制，自然在澳门问题上也会维持“明季成议”。满族人推翻了朱明汉族王朝，形成了与汉人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正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少数民族，所以较注意民族政策，同时利用安抚、起用贰臣、免除赋税等具体政策来笼络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汉人。入主中原前50年仍处于游牧、无文字状态的满族人，为了在军事征服全国后发展经济的同时，能控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知识分子，使其心服口服，统治者需要一批具有与汉文化发展水平相同或在某些方面领先的人员来辅佐执政。例如，中国无先进科技人才，就必须引进。澳门是获得外来人员的唯一渠道，因此在康熙执政时颇得重视。他的孜孜苦学完全是为了其统治的需要，借西洋科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以便更有效地治理国家。为此，清朝初期统治者不断从澳门寻找具有各类专业知识的传教士为其效劳。从这个角度观察礼仪之争，我们才能看到康熙所采取的断然态度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分析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评估礼仪之争及后来在欧洲取缔耶稣会给中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巨大破坏。1932年陈垣发表的《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文献。西方文字关于此问题的书籍论文多达数百种，更有大量的葡语及其他西方文字原档尘封于欧洲数个大图书馆及档案馆。葡萄牙著名澳门历史学者萨安东（António Vas-concelos Saldanha）正在整理这部分资料。借庆祝利玛窦人京400周年纪念之际，澳门东方葡萄牙学会将在《东方追忆》（Memórias do Oriente）这套高质量的丛书中出版一部有关史料精选集，随后可能接着发行汉语译注版。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均系葡萄牙保教会属下的传教士，但他们现在大多被“国有化”了。他们的母国 894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将他们引为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使者，以各种形式进行研究。直至澳门回归前夕，一些不如上述人物有名的葡国传教士，如曾德昭、安文思、徐日升等人才引发了中葡两国的研究兴趣。中国科技部与葡萄牙科技部联合创办了中国一葡萄牙科学历史中心，着手对在京廷任职的葡萄牙籍传教士展开研究。第三，外贸史是澳门历史的主体部分之一。这方面的论文向来很多，近年在里斯本新大学海外发现史专业及澳门大学葡文学院学习的学生答辩通过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澳门与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情况的硕士论文。这些论文发掘了许多葡语档案资料，开始将统计数字引入澳门对外贸易研究。因此，较之以前的研究成果，这些论文更具科学性及准确性。从中国内地完成的某些有关博士论文所征引的书目来看，仍未能完全跟上时代的发展。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外的差距不小。海禁期间，澳门是中国外贸的唯一通道，因此，通过对澳门外贸的研究才可获得对同时期中国外贸的客观认识。这是澳门历史研究中应该加强的一个方面，而葡语档案及保留在葡萄牙国立档案馆中的汉语文书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资料可供研究使用。第四，传教士的东来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融合。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其双向性尤应加以强调。葡国学术界以往侧重澳门政治、宗教及经济史的研究，对澳门的文化交流史较少问津，而中国学者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处于领先地位。从1930年代起，张维华、方豪、林子升等学者陆续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方撰有专著①，详论中西文化交流之历史。林的博士论文②有过半的篇幅论述这一问题。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邓开颂、黄启臣、黄鸿钊陆续发表有关论文。澳门《文化杂志》及《行政》上所刊登的这些论文的葡语版常为葡萄牙学者所引用。1950～1980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中有些章节涉及这个问题。1990年代，美国学者拉驰（Donald F．Lach）及科雷（Edwin J．Van Kley）的《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蓬勃的世纪》（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A Century of Advance）一书第3卷第4册使用了洋洋几百页的篇幅，专门论述中国文化西传及对欧洲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及一般读①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3～1955年。②  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澳门基金会，1998，第185～273页。 8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者中，拉驰及科雷不如李约瑟知名，但他的著作专论中西文化交流，应该引起应有的重视。拉驰及科雷著作的深度与广度，可成为以后此类研究的参照。通常而言，澳门中西文化交流史在通史型著作中所占的篇幅很小，不能完全反映澳门在此方面所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认为，澳门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更是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典范，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有必要组织一个国际编写小组，采取新的研究、写作方法，引入更多的资料，通力撰写一部以澳门为背景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或许，中外史学界在此领域较易获得共识。第五，澳门居民中，除了96％以上的华人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族群──土生葡人。他们兼具不同的血缘和文化习俗，长期以来在澳门这个弹丸之地自成一体。这方面研究的先驱是葡萄牙人类学专家黎沙(Almerin-do Lessa)教授，继黎沙之后的阿马罗(Ana Maria Amaro)出版了《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几年前，贾渊(Pina Cabral)等撰写了《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一书，澳门《文化杂志》等亦曾刊登过一两篇关于水上居民的葡语文章。总体而论，此问题尚未引起中国学界澳门历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而我们讨论澳门土生葡人时，也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和语言文化层次，十分缺乏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深入研究的成果。第六，也是我们认为最为薄弱的一点，是澳门华人社会的研究。澳门社会一向是华人居民占多数，澳门的原居民最初怎么形成、华人社会内部形态如何演变发展及其与内地地方当局的关系、华人社会又怎样与葡人社群及其政权相处，是撰写一部完整、客观澳门历史不可缺少的内容。长期以来，澳门历史研究者并未清楚界定澳门与澳葡──澳门葡人社群和政府的概念，经常把两个概念交叉使用，故而难以跳出澳门历史等于或基本等于中葡关系史的框框。近期，杨仁飞在这方面作了些努力①，金国平与笔者也尝试研究了澳门“原住民”，得出客家文化是澳门历史文化的起始成分的结论。澳门是客家先民从中原徙迁、开发华南的历史足迹之一。②①  杨仁飞：《澳门近代化历程》，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②  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地区原住民研究》，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    第247～256页。 896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二  沟通中西观点与方法推动澳门历史研究（一）澳门历史研究与澳门学近年来，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澳门历史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基础科研均有了长足的发展。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对明清史的深入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认为，澳门史学对中国整体史学可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学术推动：（1）促进中外交流史的研究；（2）促进欧洲列强在华关系史的研究；（3）促进明清史的研究，尤其是清史上几个历史疑案的澄清。近来，金国平和笔者根据耶稣会的档案资料，对努尔哈赤的死因进行了新的探讨①并已发表研究成果。雍正继位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我们正在系统研究西方档案资料及流落在欧洲的汉语文献，试图为此悬案寻找历史答案。澳门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止于澳门学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或葡萄牙历史的一部分，或许从欧洲海外扩张史及中国近代对外交流史的视野来研究澳门历史的意义会更加重大。因此，澳门学是中西交流研究的切人点。由此，我们可以进入欧洲、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广阔天地。就此意义而言，澳门问题的政治解决不仅不会使澳门史学降温，反而为澳门史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研究人员也因为没有了历史包袱而可以更加客观、理性。澳门史学不局限于澳门的史地研究，实际上，它贯通中西，博大精深，远远超出了中国地方史的范畴，为学术界开启了新的思维视野。澳门史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史学定位呢?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史学的重心在于“民族国家”。世界史，除了意识形态外，也几乎都是依据“近代民族国家”而形成的叙述架构。澳门独①  金国平、吴志良：《澳门与人关前满清──从耶稣会文献重探努尔哈赤死因》，载《镜海飘    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第51～85页。 8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态使其不得不但又无法完全被归人任何一个与其关联的“民族国家”或“近代民族国家”的范畴，因此具有独特性。自16世纪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澳门曾扮演着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的角色。多元化的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建筑风格、文化习俗在澳门相互影响，共存共生，从而在总体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一方面，它植根于母体──中华文化，与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与外来文化相交融。澳门各项科学文化事业，澳门居民的宗教信仰、民风民俗，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独特的文化特性。从澳门历史文化的构成来分析，它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吸收了相当多的拉丁文化成分，但世界其他文化，如阿拉伯、印度、马来文化的成分也是不少的，尤其是从19世纪起，接受了大量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养分。因此，澳门文化不是几种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单纯总和，而是多元文化的融合体。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透过中、西文化存在的总合，注重这些文化在相互融合时形成的关系，也就是说，注意文化“差异”在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交流、包容或渗透以致产生一种新文化的形态。从此基本构思出发，澳门史学应以对多种文化整体造成了影响的一些历史事件作为论述核心。因此，它应该是一门具有主体特色，并能体现多种文化精神的世界史新学科。澳门史学应试图超越以往欧洲史与中国史的支配性思维，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回顾澳门的历史。欧洲的海洋史源自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殖民时代，原来就是一部鲜明的“欧洲扩张史”（European Expansion History），后转为多角度的海洋史（Maritime History）。在研究澳门历史时，传统的中国史学则较注重于海外交通史的视角。我们认为，基于上述独立性与独特性，加上有欧洲及中国通史这样一个广阔的大历史背景，再有欧洲扩张史及海外交通史所赋予的具体历史环境，澳门历史研究完全有依据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澳门学（Macaology）。十多年前，以陈树荣、黄汉强、杨允中为代表的一批澳门学者首先提出建立澳门学的构想，并进行了多次深入的探讨。①1994年，常绍温又对此①  吴志良：《旧话重提“澳门学”》，载《东西交汇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37～    42页。 898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问题进行了论述。①汤开建则较好地论述了澳门学的概念。②澳门学的葡语名称，除了Macaulogia之外，也可采用Estudos Macaenses或Estudos de Macau这两种译法。因此，澳门学与澳门研究可以交互使用。要严格界定澳门学的范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以为，其主要内容可包括下列诸项：（1）澳门起源；（2）澳门宗教及中国传教史；（3）澳门港口都市发展；（4）中西文化交流；（5）澳门海外贸易及其在中国总体海外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6）原住民、民族融合及族群关系；（7）以澳门为中心的华人移民史；（8）涉外关系；（9）海洋思想文化；（10）文学史；（11）语言史；（12）世界澳门学资源普查；（13）其他。明清史专家韦庆远先生指出：“澳门以弹丸之地，但450年来牵涉世界风云。它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社会经济的发展潮流、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国近代的改良和革命等息息相关的。它不但是西学东来的人口处，又是东学西渐的出发站。澳门的人口种姓、文化组合、建筑艺术、风俗习惯，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其影响远远超出本身的地理范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建设‘澳门学'已经提到了中外学术界的面前，它应该是一门涵盖面广泛，学科多样，需要深入分析和高度综合的学问。由于近年来，海内外先后公布了大量有关澳门问题的历史档案，更为①  常绍温：《从澳门历史文化的特点略谈建立“澳门学”问题》，载《文化杂志》，澳门文化    司署，第19期，1994年第二季度，第168～169页。②  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代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1～8页。 8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门学’的研究，提供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条件。‘澳门学’必将成为重要的‘显学’，需要若干代学人的潜心努力。”①我们相信，韦庆远先生的预言与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成为现实。（二）21世纪澳门学的挑战展望21世纪澳门学，我们以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人才的培养。在中国大学（包括澳门的高等院校）内，并无设置澳门文化历史本科专业课程。在一些开设澳门历史研究生课程的学校里，葡语也未成为研究澳门史的科研语言之一，为全面深入研究造成客观困难。葡萄牙语的确不是很容易学会，但我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有很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何将澳门历史研究与葡萄牙语学习结合起来，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只有不断培养澳门研究人才、壮大研究力量，澳门学才能成长发展。第二，基础科研项目应列入日程。其一为澳门历史研究题解书目的编写。从18世纪中叶《澳门纪略》问世以来，澳门历史研究至今已有250年的历史。20世纪为澳门历史研究勃兴的世纪，尤其是澳门回归前夕，各类有关著作论文似雨后春笋般涌现。曾有学者撰文介绍了1980年代以前的主要研究成果，一些书籍所附的书目也可作为参考②，但仍缺乏一比较全面的汉语澳门研究题解书目。葡语方面，有澳门土生学者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编写的《澳门书目》（Bibliografia Macaense）。澳门文化局从1988年起出版《澳门图书目录》。③1999年，该局将其补充、汇集成书出版并有光碟版《中葡关系四百五十年》。英语方面，有里查德·卢伊斯·爱德蒙（Richard Louis Edmonds）的①  韦庆远：《澳门史和澳门学院研究》，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讲座演讲提要，    2000，见 www.cciv.cityu.edu.hk/website/?redirect=/visitor/1999-2000-b/wei/indnex-    php。②  例如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第286～317页；黄启臣、邓开颂：   《中外学者论澳门历史》，第364～385页；谭志强《澳门主权问题始未》，第331～362页；    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第305～351页；吴志良、杨允中《澳门百科全书》，第    716～748页及《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卷，第871～885页。③  共计4卷：第一卷专题论文，第二卷期刊，第三卷报刊分析，第四卷图片。 900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澳门》。①上述两种著作对汉籍涉及甚少，即便是西方语言的书目也亟须更新。葡国学者洛瑞罗（Rui Loureiro）的新作《澳门历史指南（1500～1900）》（1999年）及何思灵（Celina Veiga de Oliveira）、若泽·加华列路（Jorge Cavalheiro）著、柯天莲译的《澳门历史文化指南》（1999年）更新了部分西语研究书目，并收入了澳门各类葡、英语中出版的华人学者论文译本的题目，但一部较全面的汉语研究书目仍属空白。因此，摆在澳门历史研究人员面前的一项当务之急，也可以说是澳门学的基础工作之一，便是编写一部汉语澳门历史研究题解书目。对于新的研究人员来讲，了解、研究历史及现状是一项很费时费力的工作。有些人往往因为无从下手而放弃某些项目的研究。即便对于在行的学者专家而言，此类工具书亦往往有事半功倍的功效。澳门文化局在档案专家辛耀华（Isaú Santos）的策划与组织下，编辑出版了一系列葡萄牙及欧洲主要档案馆及图书馆有关澳门史料的文献目录。其中只有《汉文文书》有分卷的葡文和中文版。我们认为，除开继续挖掘整理原始档案外，将上述葡语文献目录汉译出版可被视为澳门学的基础工程之一。即便华人学者无法据此直接使用所登录的葡档，至少可以了解某些历史事件文献收藏的情况，并从档案收藏的日期来确定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可在了解文献收藏情况的基础上，调取某些关键的文件，请人翻译后用于研究。其二，为了更好地研究澳门华人社会、弥补这方面的空白，从族谱资料研究澳门历史是一个有待开创的领域。香港于1950年便开始了族谱的收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澳门也应从此类文献的征集开始这方面的工作。搜集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澳门，应该向澳门居民主要来源地的澳门周围地区征集。此前，可对美国家谱学会所收集的中国家谱进行资源调查②，先探虚实。此外，以澳门为中心的华人移民史方面，大部分汉语研究论文仍停留在声讨阶段，缺乏根据有关史料所进行的学术性研究。这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研究课题，其意义可能不在白银资本研究之下。我们在研究所谓① ﹝美﹞里查德·卢伊斯·爱德蒙（Richard Louis Edmonds）：《澳门》（Macau），牛津，科里    奥出版社，1989。这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澳门历史题解书目。②  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9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猪仔贸易”的负面效应时，是否也应分析它可能有过的正面效应呢？其三，澳门军事史为澳门通史中较薄弱的研究领域。葡人治澳时期，基于此问题的敏感性，所披露的资料十分稀少，仅从某些阅兵仪式上可以见到一些武器装备，因此华人学者尚未进入这一课题的研究。葡语研究成果以文德泉神父的《澳门军人》（1974年第一版，1976年第二版）一书为集大成之作。此书大部分篇幅叙述澳门的起源、炮台的历史、重要人物，粗线条地回顾了澳门的驻军史，但对军事法令、葡军的编制、人员及武器配备无详细涉及。上述资料在里斯本军事历史档案馆有十分丰富、系统的收藏。关于澳门的资料共43盒，其时限为1817-1975年，计有军方的函件，澳门驻军年度报告（平均150页），军事立法条例，军事行动及作战总结，澳门军事地图、照片等文献。尤其是抗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澳门的资料（第11函盒，D297-1938年，D298-1939年，D299-1940年，D300-1941年。第12函盒，D301-1942年，D302-1943年，D303-1944年，D304-1945年，D305-1948年），显示了葡萄牙在澳门保持中立的军事实力。冷战期间的资料，为研究西方对中国防卫体系的部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资讯。上述资料原藏澳门独立军区司令部，1977年转入里斯本军事历史档案馆，澳门目前无藏。鉴于这批资料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澳门历史档案馆应复制收藏，以供有关研究人员使用。其四，澳门语言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启动的研究领域：澳门的语言系统十分复杂。除了汉语的各类方言(粤、闽为主)外，有正规葡语、澳门土语（patois）及华人使用的具有前二者成分及汉语的洋泾浜葡语。洋泾浜葡语只有不稳定的口头形式，而澳门土语的口语及书面语形式较为固定。葡语学术界从20世纪初开始了澳门土语的研究，主要是进行语言搜集，加以发表（不少刊于《大西洋国》、《澳门教区报》），随后又有一些论文发表。此领域的扛鼎之作为白妲丽（Graciete Batalha）的《澳门方言词汇》及《澳门方言词汇补编》。有关方面的研究仍停留在词汇的研究阶段。葡入学者中尚无掌握一定程度书面体汉语的研究者，因此他们无法进行澳门土语的深层研究。澳门土语的全面研究应由掌握中葡双语的华人学者或中葡学者合作进行。澳门语言的研究，尤其是早期语言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澳门早期史的疑难，例如，为何葡语文献中称屯门为了Tamanlabua? Taman是汉语屯门的音译，而labua在马来语中是港湾、澳口的意思。Tamanlabua意 902
澳门历史研究述评 即屯门澳。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早期葡人与为他们充当舟师、翻译的粤、闽籍华人沟通的语言既不是葡语，也不是汉语，而是马来语。其五，随着澳门史研究的深人化、精致化，澳门史教学也须与研究同步，将新的研究成果引入教学。除了教师队伍本身知识的更新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澳门史教材的编写。澳门曾出版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的《澳门史略》（1955年），作为教材使用。澳门回归前夕，中国教育部出版了由汤开建主编的《今日澳门》，作为大学的辅助教材。澳门主要大学中均有设立澳门史这一课程，但处于有课无本的状态。历史书籍可以作为教学的辅助材料，但不可代替教科书。1998年，澳门大学实验教材编写组出版了《澳门历史实验教材（第一册）》。此书篇幅偏小，仅仅32页，而且过半的篇幅为彩色插图，其中某些观点在学术上也不无商榷的余地，所以至今未公开发行。编写一部简明易懂的澳门史教材，对普及澳门历史知识、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促进澳门青年一代的文化认同的形成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三，我们认为，除开上述基础工程，澳门历史研究深入的关键在于研究理论的提升及专题研究的增加，在于中西学者观点和方法的沟通与接近。由于澳门历史研究起源于中葡两国对澳门主权治权问题的争议，中西、尤其是中葡学者已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立场观点的对立和分歧，语言的障碍更加令这种对立和分歧加深加大，本来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可幸又可喜的是，借澳门回归的东风，不仅消除了许多政治上的干扰因素，中西文著作互相翻译也逐渐多了起来，虽然还远远不足够，可中西学者起码知道大家在做些什么，水平去到什么程度，哪些是分歧，哪些是误会，最重要的是，双方都逐渐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和目标，即怎样将澳门历史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并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创新，以最终写出一本大家都认为比较科学、接近事实而且有一定深度的澳门历史。（原载《史学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2002年第1期；后收入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2） 903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葡﹞洛瑞罗（Rui Manuel Loureiro） *一般说来，澳门的开埠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和补充的直接结果。首先是葡萄牙人为寻求一系列的和广泛的物质利益及宗教利益，特别是为了接近“天朝”，于1511年征服马六甲后便开始出现在远东的大海上。其次是葡萄牙航海家于1542年或1543年发现了日本，从而促进了南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商业的日益蓬勃发展，再就是当时中国的广东省存在着有利于同外国人进行和平交流的机遇。葡萄牙人的澳门商埠大约出现于1557年，其原因至今尚不十分清楚。在此前两年，葡萄牙商人经常来广州湾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岛浪白滘（Lampacau）做生意，并利用澳门半岛作为定期去中国南方大都市广州的中途停靠站。①这个被命名为“MACAU”（马交）②的船舶码头当时位于该地区一个荒无人烟的或者说是人烟稀少的毫不起眼的地方。但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由于葡萄牙人的经营，它获得了飞速发展，直至发展成为亚洲海岸线上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   葡萄牙拉各斯市政厅部门主管，里斯本大学历史学博士。①  Rui Manuc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Musc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1.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    罗理路）：《澳门寻根》，文献一，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53～59页。② “MACAU”这个名字的由来至今尚不十分清楚。最普遍的说法是说它与粤语“妈港”   （“妈女神港”或“阿妈女神港”）有关。见Graciete Nogueira Batalha，Este nome de Macau,    Revista de Cultura（Macau）, n. 1, 1987, pp.7 - 15。中文版见[葡]白妲丽《澳门地名    考》，载《文化杂志》第1期，1987年第二季度。 904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这个“天主圣名之城”①的形成，始终是学者研究最多的一个课题，是葡萄牙人在中国出现这段历史中最含混不清的历史问题之一，因为有关的文献相对缺乏，所以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种种罗曼蒂克但实际上缺乏根据的说法。②正因为如此，或许利用现存的15世纪伊比利亚文献中的大量资料来解开当时在珠江口崛起的这个葡萄牙人定居点的谜团是很有意义的。一  远东疆界上的澳门商埠澳门的第一批西方居民中，可能包括格雷戈里奥·贡扎勒兹（GregórioGonzález）。关于他的情况至今知之甚少。这位西班牙教士约在1573年给当时菲利普二世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唐·胡安·德·博尔雅（D．Juan de Borja）的一封信中讲述了前几年南中国沿海发生的一些事情。看来，贡扎勒兹神父是中国“同葡萄牙人和解”③之后，即在莱昂内尔·德·索萨（Leonel deSousa）同广州官员为葡中贸易关系正常化而于1554年签订了一个非正式协议之后从马六甲派往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使节。莱昂内尔·德·索萨这位阿尔加维船长是在1555年3月才回到马六甲的。因此，贡扎勒兹神父只可能在这一年的季风季节抵达广东海岸。1555年，在以前的葡萄牙商人被迫离开其临时居住地之后，格雷戈里奥·贡扎勒兹神父同“七个基督教徒”踏上了“这块土地”。据说，广东当局把他们①  根据17世纪初的一份文件，“天主圣名”这个名称可能是在1585年由总督唐·杜阿尔特·    德·梅内泽斯（D．Duarte de Meneses）授予马交的，见Rui Manucl Loureiro, Visões da China    na literatura ibérica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Revista de Cultura（Macau）, n. 31, 1997, pp.154-    158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编《16和17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集》，    载《文化杂志》第31期，1997年夏季号，第l46页。在1589年，马交居民已经有了上面    标明“天主圣名之城”的证件，见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海外影像馆馆刊》），    n．15，1960，P．599。②  Rui Manuel Loureiro，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贵    族、传教士与官员──16世纪葡中关系》），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Jorge Manuel dos    Santos Alvcs, Um Porto entre dois impérios-Estudos sobre Macau eas relaçães luso-chinesas（《两个    帝国间的一个港口──澳门及葡中关系研究》），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9。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12.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12，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l39～146页。 9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都抓了起来，并高声讯问神父“为什么来到这里?”①贡扎勒兹没有直接回答，没有明确说出他们曾经在海上停留过的地方，没有提及以前被俘虏过的同伴，看来只是承认他同一些葡萄牙商人来到澳门。的确，就是在1555年初，一些葡萄牙商人，其中包括几个耶稣会士，曾在浪白滘岛上过冬，他们没有遭到广州官员的任何反对。可能当时只有位于大陆岸边的澳门码头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这一情况或许正好能充分说明这位西班牙教士为什么在来到这里后遭遇到种种波折，并被监禁了起来，直到海外贸易活动解禁时才被释放。1556年，形势又出现了反复。在这一年，当所有的葡萄牙船只离开澳门这个驶向广州的中途临时停靠地之后，已经使一些华人皈依基督教会并在澳门建起了一间茅草教堂的格雷戈里奥神父决定同他那“有75个基督徒”的小小教会团体一起在这个船只停泊地居住下来。结果，他们又都被广东省的官员监禁了起来，直到次年春才获得释放。在这一年，中国人第一次强迫外国人摧毁“搭建在那块叫做马交的坚实土地上”的临时茅屋，②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发觉这样的建筑当年在这处增加得太多了，怕今后要摧毁它们太麻烦，也或许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外国人逐步习惯于在这块曾经是人烟稀少的半岛上长期居住下去。格雷戈里奥．贡扎勒兹神父以上所讲的至今没有得到同时期的任何其他文献所确认，因此他的说法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这位西班牙教士的下述说法则是确定无疑的，1557年后葡萄牙人可以在马交安宁地居住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逐渐变成“一个很大的村镇”，12年之后便有“五千多个基督教徒”。③至于这个葡萄牙居民点创建的确切年份，看来①  Rui Manuel Loureiro，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ã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12.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 (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12，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l39～146页。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12.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 (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12，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l39～146页。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12.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12，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l39～146页。 906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至今难以确定，因为曾经在1556年游历过中国沿海的加斯帕尔·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修士在他的巨著《中国事务论》中对于这个村镇都还没有任何提及。①这位多明我会葡萄牙修士1555年9月离开马六甲前去柬埔寨王国，因为之前他听到在那个国家经营贵重木材的葡萄牙商人说，柬埔寨国王本人请求派一些传教士到他的国家去，他希望了解“福音和基督教教义”。②这些关于可能皈依柬埔寨君主的传言后来得到费尔南·门德斯·平托（FernãoMendes Pinto）的证实，他在1555年初可能同加斯帕尔传教士一同到达马六甲。③加斯帕尔·达·克鲁斯在柬埔寨王国待了一年之后，由于他感到继续待在那里“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加上染上“重病”，于是决定离开那些“信奉异教的，愚昧无知的”柬埔寨人。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斯帕尔修士于1556年下半年（确切日期不明）决定乘坐“当时停泊在那个国家的一艘中国帆船”来到中国的一些港口城市，因为他早就听人讲述过“中国及其人民的许多传奇故事”并为之而陶醉不已。⑤他首先抵达浪白滘，在那里当时停靠着许多来自马六甲和日本群岛的葡萄牙船只。之后，可能在1556年12月和次年1月之间，他在葡萄牙商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广州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在那些年月，葡萄牙人去这个中国南方的大都市参观访问，都要事先得到广州官员的正式允许。通行证一般要申请后30天内才能获得，访问结束后书面“路条”作废，在外国人访问期间，任何本地人不得同他们接触。⑥①  Gaspar da Cruz, 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Évora, 1570]（《中国事务论》）, edição de Rui    Manuel Loureiro, Lisboa, Ediçôes Cotovia, 1997, cap. 29。②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3, p. 364。③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l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3, p. 364。④  Gaspar da Cruz, 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Évora, 1570]（《中国事务论》）, edição de Rui    Manuel Loureiro, Lisboa, Ediçôes Cotovia, 1997, cap. 1。⑤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01. 3, p. 152。⑥  Gaspar da Cruz, 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Évora, 1570]（《中国事务论》）, edição de Rui    Manuel Loureiro, Lisboa, Ediçôes Cotovia, 1997, cap. 28。 9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这位心地善良的多明我会修士很快得出结论，如同柬埔寨一样，中国给予适合于传播福音的条件也是少得可怜。一方面，任何外国人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因为当局只发给他们临时居住证。这样，他们就无法开展长久的传教活动，无法使其工作“取得和巩固丰硕成果”。另一方面，中国人又都非常听他们的官员的话，“在没有得到他们的许可，任何人都不敢擅自皈依天主教”。当时，要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教，首先需要得到皇帝批准，然而这只能通过葡萄牙印度省派出的官方使节才可能实现。①于是，在1557年的头几个星期，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尔只好返回马六甲，随后去了印度。几年之后他写出了《中国事务论》，该书于1570年在埃乌拉出版，作者在书中讲述了“天朝”的生活及风土人情。十分有意义的是，作品反映出作者对中国情况以及对当时的葡中关系了解非常深入，但是其中只字未提马交码头或村镇的任何情况。加斯帕尔在其作品中只是提到一些“安全的商埠”，葡萄牙商人在那里过着“安宁的、毫无风险的、没有任何人打扰的生活”。②从这些讲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1556年末，在中国的海岸线上尚不存在任何比较稳定的葡萄牙人定居点，葡萄牙人还像前几年他们做的那样，继续请求将他们的船只停靠在浪白滘，继续利用马交作为他们经过虎门和珠江前往广州的中途停留地。1557年末，一个居住在马六甲的传教士也提到过“葡萄牙人在中国做买卖的商埠”，但没有说到其他任何细节。③这样看来，马交的开埠在当时可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因此它并没有引起那段时间在广东沿海岛屿游历的任何葡萄牙观察家的重视。几年之后，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其作品中写到，葡萄牙商人直到1557年都还在浪白滘“同中国人做生意”。之后不久，广州官员应当地商人的要求，准许他们“在马交口岸”进行商贸交流，之前，这个口岸只是一① “印度省”这个概念普遍使用于16世纪下半叶，它泛指葡萄牙人在东方建立的定居点所包    括的广大地区，其政治及行政中心设在果阿。②  Gaspar da Cruz, 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Évora, 1570] (《中国事务论》), edição de Rui    Manuel Loureiro, Lisboa, Ediçôes Cotovia, 1997, cap. 23。③  Documenta lndica (《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01. 3, p.529。 908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个“人烟稀少的岛屿”。①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已经没有理由来质疑这位知名冒险家的这些话了，因为稍后的其他文献资料也证实了他的说法。对此，我们在下面还有机会来进行进一步的证实。由此看来，现在有必要强调的是，葡萄牙人当时在马交定居下来并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的仪式，完全是十分节制的和普普通通的行为。格雷戈里奥·贡扎勒兹神父在其信件中指出，从1557年底到来年初，数目不清的一批葡萄牙商人在商贸活动结束后就在马交那个口岸待了下来。据梅尔希奥尔·努内斯·巴雷托(Melchior Nunes Barreto)神父所述，许多所谓“奸商”在“许多年前就开始在浪白滘一声不吭地”从事着一种规模并不算小的神圣职业。还有些流氓无赖在那里整天同一些亚洲女子鬼混，任何道德或宗教规范都不在他们眼里。但他们的这一行动并没有遭到中国官员的任何反对。②在其后的数年，这个突然崛起的村镇发展势头一直不减，因为无论从从事商业活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获取食粮的角度来说，澳门半岛由于离广州更近，而且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内地，都比浪白滘具有更为优越的地位。当葡中贸易扩大到一个空前规模的时候，③加上当地中国官员的宽容，葡萄牙人的这个定居点不能不得到飞速的发展。根据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所述，中国方面觉得，“本地商人”同外国人进行贸易，对双方都有利。④在广州人看来，外国人迁到马交这个新的口岸，缩短了他①  Fernão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Lisboa, 1614], edição de Adolfo Gasais Monteiro，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8, cap. 221, p.698. 中文版见﹝葡﹞费尔南·门德斯·    平托《远游记》，第221章，金国平译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    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698页。澳门实际上是个半岛，尽管16世    纪的葡萄牙文献中有些说它是一个“岛屿”。②  广东官员表现出的这种好意或许正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是收受了丰厚的贿赂的结果，这一    推测似乎得到了稍后的一些文献的证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将提到。③  1555年，中葡商人在浪白滘上的胡椒贸易额已高达3万多担，仅一艘商船就能从日本运来    10万克鲁萨多银币，见 Rui Manuel Loureiro，Em busca das origens，Lisboa，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ô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2。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    中文版译作罗理路)《澳门寻根》，文献二，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60～69页。④  Fernão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Lisboa, 1614], edição de Adolfo Casais Monteir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8, cap. 221, p.698. 中文版见﹝葡﹞费尔南·门德斯·    平托《远游记》，第221章，金国平译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    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698页。 9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们到广州来的路程，这对双方也都是有利的。尽管有了马交这个稳定的商贸中心，但浪白滘并没有立即被葡萄牙商人抛弃，他们仍然将一些船只停泊在那里。显然，并非所有的船长对中国人都完全相信，他们宁愿将其船只停泊在海中的某个岛屿，而不愿在靠近内地的海岸边寻找一个坚实的避风港来停靠，因为他们担心在这些地方容易遭到当地武装力量的突然袭击。也许是他们昔13在同中国沿海其他地区的官员打交道和发生冲突的经历使他们如今不得不采取更为小心谨慎的做法，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善他们同中国人的关系，进而获得更多的特许权利。①当时在浪白滘以及在马交无疑笼罩着一种真正的不规范的边疆混乱气氛，因为那时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行政管理常设机构。大约从1555年起，这个葡人定居点的最高权限由一位名叫唐·弗兰西斯科·德·马斯卡雷尼亚斯·帕利亚（D．Francisco de Mascarenhas Palha）船长行使，但他于次年5月乘船去日本群岛的一些港口任职了。②根据稍后的一份国王所签发的命令，这位船长有权管理“在日本所有口岸停靠的葡萄牙船只和上岸的葡萄牙人”。③这一事实表明这位船长在浪白滘和马交负责的时间实际上不到一年。在他离开后的时间里，葡萄牙商人只好自己管理自己，各自按照自己认为可以的方式或善于运用的方式行事。这样一来，在葡萄牙贵族或商人之间便经常发生分歧，出现了一些相互对立的派别，以维护各自团体的利益。即使在1555年，尽管有唐·弗兰西斯科·德·马斯卡雷尼亚斯·帕利亚在浪白滘管理，生活在那里的葡萄牙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斗。当 ①  关于马交开埠之前的葡中关系，见 Rui Manuel Loureiro, Da passagem portuguesa Pela China    （《葡萄牙人经过中国》），in Rotas da Terra e do Mar，direcção de Martim de Albuquerque & José    Manuel Garcia, Lisboa, Diário de Notícias &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ôes dos Desco-    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4, pp.428-456。②  Fernão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Lisboa, 1614], edição de Adolfo Casais Monteir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8, cap. 123, p.706. 中文版见﹝葡﹞费尔南·门德    斯·平托（远游记），第223章。金国平译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    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706～710页。③  Archivo Portuguez Oriental（《葡萄牙东方档案》），edição de Joaquim Heliodoro da Cunha Rivara,     6 fasc. / l0 pts. Nova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2, fasc. 5, pt. 2, p. 538。 910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时住在这里的梅尔希奥尔·努内斯·巴雷托神父后来写道：“当时在浪白滘存在着各种团伙帮派，一些船长相互敌视。”尽管这位耶稣会士没有说出他们争执的缘由，却写道：他不得不“成天往返于一艘艘船只”之间，试图平息同乡们的激动情绪，因为他发现他们甚至敌视到了双方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他经过巨大的努力，终于得以使一些本来相互充满敌意的商人和好了。①巴雷托神父上述这些关于葡萄牙人当时在中国口岸发生冲突的情况，已得到另一个耶稣会士的证实。这个耶稣会士名叫安德雷·平托(AndréPinto)。他在事情发生之后不几年曾回忆道，由于缺乏葡萄牙王国官员在那里进行管理，葡萄牙人之间“相互仇视和报复的大门始终敞开着”。此外，这位年轻的传教士还补充道，当时混乱的局面非常复杂，以至于所有的商人都随身携带着武器。②在解决这些主要是因争夺某些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各种冲突方面，看来耶稣会士经常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安德雷·乎托修士本人回忆说，他仅在一年内就通过做调解工作，避免了20多起发生在同胞之间的激烈对抗，其中包括几次决斗。除了在解决激烈冲突中充当调解人角色之外，神父们在日常生活中还竭力向商人讲解宗教道德规范。据巴雷托神父说，在浪白滘有许多“Cha-tims”，③他们不仅“已多年不进行忏悔”，而且也不从事神圣的职业。这位神父还说，还有些人甚至成天同他们雇来工作的一些亚洲姑娘鬼混在一起，无视道德或宗教规范。④面对这一混乱局面，这位传教士有时也感到“巨大的困惑”，但从未失去信心，他的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不仅向①  Documenta l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4, p.99。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ô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6.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六，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页。③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l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4, p. 98。“Chatim”一词源自印度南方的马拉巴尔    词语“chetti”。它最初指印度南方的一类商人，后来被葡萄牙作家用来指那些以前当过兵、    退役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④  Documenta lndica (《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e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4, p.98。 9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越来越多的人“传了教，讲了道”，而且还使一些葡萄牙男子同其女奴成了亲。①以上这些信息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当时位于广州湾的葡萄牙人定居点的混乱图景，在这里“尔虞我诈，签约毁约成了每13的家常便饭”。②1550～1557年，来自马六甲和13本的船只根据周期性的风向几乎总是定期到达，又定期返回。葡萄牙人常常居住在一些修建在岛屿岸边的临时宿营地里，他们一次往往住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在这段期间，他们同中国人进行着紧张的交易。莱昂内尔·德·索萨同中国官员签订协议后，葡萄牙人获准到广州，并可以在这个城市居住一段时间。与此同时，那类临时修建的驻地则逐渐从一个岛屿发展到另一个岛屿，但每次都越来越靠近广州城。这些一批批有实干精神的葡萄牙商人，已习惯于艰苦的生活条件，他们随着季风的变化规律来来去去，没有固定住所，更没有任何稳定的组织约束。不过，在每艘商船上都有相当严格的等级界限，都有相当严格的纪律规定，以适应共同对付变幻莫测的环境条件的需要和达到保护自身的目的。但是，当几艘船只聚集在一起，比如在浪白渭的情况，由于缺乏一个直接或间接由葡萄牙王国委任的合法的管理机构，贵族及商人之间为维护各自的利益而发生冲突的情形就屡见不鲜了。后来委任一个常从日本航行来澳的船长负责此事，这样便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因为他每次来都要在中国沿海停留几个月时间，一方面是为了做买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等待适合的季风的到来。然而，总的说来，葡萄牙人在来到浪白滘和澳门的初期，由于生活在所谓“印度国”的最边缘地带，所以难以受到果阿当局任何有效的控制，中国沿海一带主要是葡萄牙商人和冒险家任意驰骋的天地。二  一个葡萄牙商埠的发展壮大葡萄牙航海家最终获准在澳门半岛建立一个临时的基地，尽管获准的①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4, p.98。②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l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4, p.245。 912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原因至今尚不完全清楚。有些中国文献认为这一许可是“海道副使”汪柏于1553年给予的，因为他收受了以莱昂内尔·德·索萨为首的葡萄牙人赠送的贵重礼品。①据说，这些外国人对汪柏说，他们船上的货物在暴风雨中淋湿了，在按惯例进行交易之前，需要在广州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晾晒一下。葡萄牙人利用这一借口，随后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富有成果的努力，终于得以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了一个坚实的基地。②迄今没有任何葡文文献能确认这一说法，尽管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其《远游记》中提到过一个在中国沿海其他地方发生的类似情节。③两年之后，即1555年，根据门德斯·平托和梅尔希奥尔·努内斯·巴雷托神父的说法，前往广州的葡萄牙人常常要求利用马交码头来作为中途停靠地。开初，一般是临时请求使用，后来，至少从1557年起，就变成了葡萄牙商人的常设基地。在这一年，中国当局首次允许外国人离开他们的临时宿营地，搬进这个定居点。从此，马交这个定居点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一方面，由于马六甲与日本之间的航行时间所决定，葡萄牙航海家需要在中国沿海做长时间的中途停留。在通常条件下，一艘去日本的船只在3～8月间从马六甲起航后，抵达广东的某个岛屿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时，它在这里做一次中途停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不在这停留期间装上许多中国丝绸，那它继续航行到日本群岛去就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日本人就是喜欢中国的丝绸。但是，从中国吹向日本的季风通常是在5月底至7月底这段时间才有的，因此，马六甲与日本群岛之间的整个航程通常不可能在同一年内实现。于是，航海者不得不在中国的口岸做10个月左右的技术性① “海道副使”，是中国当时的一官职名，主要负责管理海事，并有权管理外国人事务。②  J. Gregório Pegado，Um inquérito do Visconde de Santarém，Ta-ssiyang-kuo（《大西洋国》）, Lis-    boa, sér. 1, vol. 1, 1899, pp.141-160; Kai-cheong Fok（霍启昌）,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澳门模式》）,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inédita],    pp.150-151.③  Fernão Mendcs Pinto, Peregrinação [Lisboa, 1614], edição de Adolfo Casais Monteir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8, cap. 60, p.171. 中文版见[葡]费尔南·门德斯·    平托《远游记》，第60章，金国平译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基金    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l76～178页。 9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停留。只有在次年的5月或6月，商船才可以离开浪白滘或澳门前往日本，进行大约为期两个星期的航行。约在同年9月到次年3月间，商船满载着在日本赚得的银两返回中国广州湾，开始新的停留和等待，因为适合最后回到马六甲的季风要在10月至次年2月才有。在这种条件下，由于有数量众多的商船参与葡、中、日间的贸易，所以先是在浪白滘，后是在澳门半岛，全年都总是需要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口集散中心。另一方面，在“天朝”沿海存在一个葡萄牙人定居点，这势必会对生活在附近的中国人产生吸引力。浪白滘是个岛屿，进出显然有些麻烦，而马交位于一个半岛上，这里同毗邻的香山县人接触无疑要方便得多。而且，人们生存必不可少的基本食粮的供应以及雇用从事各种杂务的劳工在这里也可以得到更可靠的保障。奔波于中国海域的葡萄牙人只做商品运输工作和服兵役，而瞧不起直接的生产活动。于是，在亚洲海岸线任何一点上定居的葡萄牙人，在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获得方面，总是完全依赖于当地的经济。葡萄牙人通过定期缴纳关税，通过给相关的官员慷慨地送礼，终于平息了广东官员的反对。这样一来，他们的正常贸易活动就通行无阻了，进而促进了葡萄牙马交商埠的持续发展。虽然关于马交开埠初期的生活情况的文献资料至今发现不多，但现有的文献已清楚地说明那时广东官员已允许葡萄牙人在正常贸易时间结束后继续居留在那个口岸。①这样，葡萄牙人便可以利用广州官员给予他们的这一便利条件了。当时的广东省政府对形势作了十分现实的评估。他们认为，同“佛郎机人”进行贸易对沿海经济的发展将很有利。第一，葡萄牙人可以为本地市场提供充足的贵重物品，比如胡椒和香料等，这些物品当时在本地非常缺乏。第二，同他们贸易可以为广东带来新的巨额关税，因为在这方面双方已签订了一个协议。第三，通过他们可以向外推销大批的丝绸、瓷器和其他中国特产，这样便可以换回大量的日本银子──这是当时中国人十分渴望得到的宝贝。第四，葡萄牙人在广州湾定居下来还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繁①  霍启昌也提到1564年的一份中文文献，其中清楚地指出，不几年之前外国人已获准永久定    居马交，见K. C. Fok(霍启昌)，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    erners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澳门模式》),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inédita], pp.74-76。 914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荣，因为他们建立的商埠在El常生活品的供应方面将完全依赖于内地。最后一点好处是，通过葡萄牙的商船常常可以弄到譬如琥珀一类的珍稀物品，这些东西正是中国上层社会，尤其是皇宫里的达官贵人所钟爱的。①在安全方面，葡萄牙人在马交定居同样可以给广东当局带来好处，因为这些外国人现在是集中住在一个限定区域里的，而不是游荡在毫无限制的广阔无垠的沿海区域。这样就能对他们的人员、船只及商品的往来进行戒备、监视和控制，中国人同外国人的接触也可以局限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葡萄牙人从浪白滘迁移到澳门是逐步进行的，但他们的贸易条件和所处的困难地位等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比如，1557年弗兰西斯科·马尔丁斯(Francisco Martins)船长指挥印度总督弗兰西斯科．巴雷托(Francisco Barre-to)的商船从日本航行来到这里。②由于他可能以前没有指挥商船来马交停泊过，因此他这次来这里的许可手续都是新办的，仍然费了许多周折。③这位船长可能于次年同莱昂内尔·德·索萨的商船④一道又回了日本。后者这位阿尔加维船长，正如前面所述，以前曾同广州官员签署了一个协议，从而完成了他早在1546年就接受的一项葡萄牙国王的命令。过不多久他离开中国去了马六甲。没几年之后他又回到中国海岸。⑤这次随同他和马尔丁斯的船只一道离开澳门去日本的，还有船长吉列尔梅·佩雷拉(Guil-①  巴雷托神父在1555年曾试图拯救一些被囚禁在广州的葡人，为此，他向当地有关官员送了    一大块琥珀，见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ã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2。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    中文版译作罗理路)《澳门寻根》，文献二， 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60-69页。另见    Jin Guo Ping, Wu Zhiliang, Reformular as origens de Macau-Imperadores, ámbar-cinzento e Macau,     Revista de Cultura(Macau), ns. 38-39, 1999, PP.3-22。中文版见金国平、吴志良《龙涎    香与澳门》，载《镜海漂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第38～50页。②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港大船》), Mae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9, p.23。③  迪奥戈·多·科托(Diogo do Couto)在讲述1556年印度发生的事情时首次提到“中国帆    船”的结构和装备。见Diogo do Couto, Década VII(《七十年代)), Da Ásia [Lisboa, 1778-    1788], edição fac-similada, 15 vols., Lisboa, Livraria Sam Carlos, 1973-1975, liv. 2, cap. 11,    p.185。④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港大船》), Macau, Fund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9, pp.23-24。⑤  Jordão Freitas, Camôes em Macau(《贾梅士在澳门》), Lisboa, Imprensa de Libanio da Silva,    1911, pp.26-27。 9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herme Pereira)的商船。①这位船长是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的兄弟。在那些年里，他们两人是最经常出没在中国海域的葡萄牙富商。那一年，他们在日本平户(Hirado)的生意特别好，因为莱昂内尔·德·索萨后来写道，他从那里带回了足以“令他致富”的“五千克鲁萨多银两”。但是，他的回程结局却是悲剧性的，因为，他在从中国回到马六甲的航行途中，“在中国海湾”遭遇海难，“受到毁灭性的损失”。②几个月后，巴尔塔扎尔·加戈(Baltasar Gago)神父曾提到这次发生在“经过中国海岸时”的海难，③尽管没有具体说出事的确切地点，然而稍晚一点出版的一本关于航海的书籍则是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莱昂内尔·德·索萨他们遭遇海难的地方”，④大致位于中国南海中部帕尔塞尔(Parcel)群岛附近，那是一片布满小岛和暗礁的当时航海家最为惧怕的宽阔海域。这次惨剧后来有相当的名气，因为据说失事船上有一名乘客便是贾梅士(Luís deCamões)，他在那个年代也常在东方的海域游历。⑤不管怎么说，那位阿尔加维船长最终还是得救了，他得以“坐上一只能载23个人的小船”，侥幸地到了马六甲，⑥然后他从那里前往印度，于l560年抵达目的地。关于他们的航程，莱昂内尔·德·索萨这样评论道：“这次生意的兴①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港大船》),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9, p. 23。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ô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4.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四，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77～80页。③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lesus escreuerão dos Reynos de lapão & China    [Évora, 1598](《耶稣会士书信合集》), edição fac-similada de José Manuel Garcia, 2 vols. ,     Maia, Castoliva, 1997, fl. 63。④  Le“Livro de Marinharia”de Gaspar Moreira, edição de Léon Bourdon & Luís de Albuquerque, Lis-    boa. Junta de Investigações Científicas dos Ultramar, 1977, p. 120. 根据这一大约于1595年编撰    出版的书籍，那次海难可能发生在1、2月份，那时正是海浪最猛烈的季节，海浪将莱昂内    尔·德·索萨他们的船只推到了一片充满暗礁的低洼地带。⑤  Rui Manuel Loureiro, Fidalgos, 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 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XVI     (《贵族、传教士与官员──16世纪葡中关系》),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2000。⑥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4.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四，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77～80页。 916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趣”完全集中在指挥“那艘毒品船”上。至于说到“船长这个头衔”，在那漫长的航程中给他带来的，“除了名声和无休止的工作以及指挥大家同风暴搏斗之外”，就别无其他任何利益了。①实际上这位船长遭受的都是大自然对他的严酷鞭打，而对自己所拥有的“支配权力的使用”则是谜一般虚幻。莱昂内尔·德·索萨断言他所担任的船长职务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没有领一分钱的薪水，得到的只是形式上的荣誉。因此，凡是获得日本之行机遇的贵族都只关心经营能给自己带来丰厚利益的毒品和香料生意，而对他们作为船长应做的“各项工作”不感兴趣。②现有的关于那段时期的文献资料少有提及马交的这一事实，不能不说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这似乎意味着在那时马交还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可能马交当时确实只具有葡萄牙人在昔日漫长的大发现过程中所建立的那些定居点的特点，临时搭建的简陋的茅屋群，它们只是用来作为航海者在航行途中停留休整时的聚集地和商品的集散地，或者用来作为他们从当地最贫穷的家庭中买来做女奴的姑娘的集中地。③的确，马交当时还是位于“天朝”遥远边疆偏僻处的一个由葡萄牙冒险家及商人的活力和意志力所支撑着的小村镇，只不过这些葡萄牙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已经善于尊重和忍受中国官僚施加的种种沉重的压力。日本航线当时获得迅速发展，甚至设立了定期航班。尽管至今尚不清楚航行许可证为何拥有许多恩惠，但耶稣会的文献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系列航行的相当严格的时间表。④在那些年里，“因为日本对中国不断开①  Rui Manuel Loureiro，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é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b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4.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四，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77～80页。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4。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四，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77～80页。③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1. 4, p.98。④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港大船》),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9; Georg. Schurhammer, Francisco Javier. Su    vida y su tiempo(《方济各·沙勿略：其生平与时代背景》), 4 vols., [Pamplona], Gobierno    de Navarra, Compania de Jesús & Arzobispado de Pamplona, 1992, vo1. 4, pp. 845～854。 9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战”，葡日贸易变得特别能够赢利。①1555年，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写道：“日本沿海一些王国的国王为了同中国海滨城市的总督打仗大办水师”。②这位传教士在其作品中清楚地谈到了“倭寇(即席卷中国南海的海盗)对中国沿海，尤其是对福建和浙江两省的掠夺性侵犯”。③为了对付海盗的威胁，广东地区的民众也建立了强大的舰队。④由于这一缘故，日本和中国之间就“没有商人来往了，港口也都关闭了”。⑤面对这一局面，葡萄牙人没有卷入那些倭寇的劫掠行径，采取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立场。⑥在日中之间的冲突中，他们由于严格保持中立，所以在日本群岛和中国边境贸易中得以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1554年后葡人同中国在广东地区的关系正常化看来有助于将当时活跃在东亚海域的葡萄牙船只吸引到这一地区来，由于葡人按协议缴纳关税，葡萄牙商人同中国的合法贸易比任何走私方式都遇到较小的风险，并进而获得较大的利润。马六甲同广州湾之间的以及日本群岛同中国沿海各口岸的频繁的商贸往来显然促进了马交的飞速发展。⑦1559年中，鲁伊·巴雷托 (Rui Barre-①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4.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四，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77～80页。②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1. 3, p, 361。③  So Kwan-wai(苏均炜),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l6th Century(《16世纪明代    中国的日本海盜》)，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45-160。④  根据巴雷托神父所述，广东省当局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在不到一个月内就“装备了280艘    帆船和一万人马”，见 Rui Manuel Loureiro，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p. 82。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    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澳门寻根》，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63页。⑤  Rui Manuel Loureir0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a Maritimo de Macau，1997] doc．4．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四，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77～80页。⑥  So Kwan-wai(苏均炜), Japanese Piracy in Ming China During the 16th Century (《16世纪明代    中国的日本海盜》),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45-160。⑦  Roderich Ptak, The demography of old Macao, 1555-1640(《澳门早期人口，1555-1640》)，    Mine Studies (Geneva，Nova Iorque), n. 15, 1982, pp. 27-35。 918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to）船长指挥船队经过中国沿海驶向日本平户，数月后回到广东海岸。①看来，官方所发的通行证并没有起到任何垄断作用，因为私商的船只继续不断驶向那个“太阳升起的地方”。比如吉列尔梅．佩雷拉就于同年将一艘帆船开到了日本的丰厚（Bungo）。②次年，即1560年，若昂·德·门多萨（João de Mendonça）的侄子马努埃尔·德·门多萨（Manuel de Mendonça）又驾驶两艘帆船去了日本。③据说也是在这一年，有一位名叫埃雷斯·波特利奥（Aires Botelho）的葡萄牙人也驾船到日本口岸进行了一次私人之旅。④在这段时期的头几年里主要有两方面的葡日贸易渠道。⑤一方面，葡萄牙王国或其在东方的代理人所进行的日本之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在印度斯坦和遥远的日本群岛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首批受益者，比如弗兰西斯科·马尔丁斯、莱昂内尔·德·索萨、鲁伊·巴雷托和马努埃尔·门多萨等，看来是属于最亲近印度总督或马六甲首领的阶层。另一方面，那时马交通过最初在这里定居下来的葡萄牙商人，比如吉列尔梅·佩雷拉和埃雷斯·波特利奥等，已开始同日本保持着某种独立自主的贸易关系。这两个方面的力量都有助于马交这个年轻的葡中商埠的不断发展，①  Luis Fróis, Historia de Japan（《日本史》）,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5 vols.,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76-1984, pt. 1, cap. 20（vol. 1, p. 131）。②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港大船》）,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1989, p. 24。③  Luis Fróis, Historia de Japan（《日本史》）,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5 vols.,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76-1984, pt. 1, cap. 28（vol. 1, p. 183）。④  Georg. Schurhammer, Francisco Javier. Su vida Y su tiempo（《方济各·沙勿略：其生平与时代    背景》）, 4 vols., [Pamplona], Gobierno de Navarra, Compania de Jesús & Arzobispado de Pam-    plona, 1992, vo1. 4, p.847。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其作品中也提到一个名叫阿伊雷斯·    博特略·德·索扎(Aires Botelho de Sousa)的人，说他在1546年前后常出没在泉州口岸，    见 Fernão Mendes Pinto, Peregrinação [Lisboa, 1614], edição de Adolfo Casais Monteir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8, cap. 221, p. 700。中文版见﹝葡﹞费尔南·门德    斯·平托《远游记》，第221章，金国平译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    基金会、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1999，第700页。⑤  或许列举出在1560年及其后数年中进行的所有航行将是单调乏味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    因为已列举的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见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    港大船》），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9,    pp. 25-41 (para viagens até 1583); Georg. Schurhammer, Francisco Javier. Su vida y su tiempo   （《方济各·沙勿略：其生平与时代背景》）, 4 vols., [Pamplona], Gobierno de Navarra,     Compañia de Jesús & Arzobispado de Pamplona, 1992, vo1. 4, pp. 847-854。 9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到1560年，在马交已常住着大约“五六百个葡萄牙人”了。①与此同时，在一则由巴尔塔扎尔·加戈自东方发来的消息中明确提到“浪白滘过去几年是个商贸口岸”。②这一消息毫无疑问地证明在1561年或1562年，商贸口岸已经不在浪白滘了，而可能迁移到了马交。也就是说，获准在中国内地定居之后最多不过四五年，葡萄牙人已经将其商业活动集中到了马交口岸，而他们之前在广州湾的一些岛屿上设立的居住地则都迅速消失了。马交由于与内地直接相连，从这里去广州又近，所以它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它在安全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最终得到了优先的考虑。三  广州湾的中国海盗活动根据阿尔瓦罗·塞梅多（Álvaro Semedo）神父大约在17世纪出版的一部历史著作中的一种传统说法，马交的形成与葡人帮助抗击活跃在广东沿海地区的海盗这一因素有关。感到无能为力对付海盗猖狂活动的广州官员可能请求当时在漳州的葡人援助，这些葡人由于他们的武器威力巨大，很快就帮助他们解决了问题。于是，中国当局就允许他们在之前被海盗盘踞的澳门半岛上定居，以此作为对他们帮助的酬劳。③这种说法尽管已得到广泛传播，④但我们绝不能像过去那样仅凭一些16世纪的文献资料来确认。1554年莱昂内尔·德·索萨同海道副使汪柏签订协议之后，随着中国官员的正式承认，葡萄牙商人将其生意从漳州迁到浪白滘。1555年他们在定期前往广州做生意途中，已开始常在马交短暂停留，①  Cartas que os padres e irmãos da Companhia de lesus escreuerão dos Reynos de lapão & China    [Évora, 1598]（《耶稣会士书信合集》）, edição fac-similada de José Manuel Garcia, 2 vols.,    Maia, Castoliva, 1997, fl.95。②  Enformação das cousas da China - Textos do século XVI（《中国见闻史料：16世纪的文献》）,    edição de Raffaella d' Intino,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Casa da Moeda, 1989, p. 94。③  Álvaro Semedo, 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大中华帝国志》）, edição e tradução    de Luís Gonzaga Gomes, 2 vols., Macau, Notícias de Macau, 1956 [Reedição de António Aresta &     António Carmo: Macau,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 Fundação Macau,    1994], pt, 2, cap, 1(vo1. 2, pp. 9-10)。④  Luís Gonzaga Gomes（高美士）, Um entusiástico defensor da tese dos piratas, 载Macau, um    Municίpio Com História, organização de António Aresta &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1997。他非常    赞成关于海盜的这一观点，并在其作品中多处提及此事。 920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两年之后他们在得到当地中国官员批准的前提下便开始在马交定居。不过至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后的最初几年中曾经同当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的中国海盗有过交锋。实际上抗击海盗的斗争发生在1564年。①这一事实已从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当时从澳门和广州发出的信件中以及从吉尔·德·戈依斯(Gil deGóis)大使的秘书若奥。德·埃斯科巴尔(João de Escobar)呈交北京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得到证明。②在这年初的确有一支“中国皇帝的舰队”在征伐骚扰某些沿海地区的海盗后回广州的途中，因为广州官员拖欠了他们的薪俸，而举行了暴动。③暴动军人在多次击退了派来征剿他们的部队之后，在沿海一带大肆进行破坏，甚至袭击了“广州的部分郊区”。有段时间，暴动者还打算进入“我们的口岸”，试图“从这里登陆，烧毁村镇，抢劫财物和杀死葡萄牙人”。④但是，他们遭到了“葡萄牙舰队”的顽强“抵抗”⑤，于①  Benjamim Videira Pires(潘日明), Os Três Heróis do IV Centenário(《三位英雄》),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1. 62, ns. 722-726, 1964, pp.687-728。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l06～128页。关于这位大使的情況，见    Alves. Jorge Manuel dos Santos - Um Porto entre dois impérios - Estudos sobre Macau e 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两个帝国间的丫个港口──澳门及葡中关系研究》),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9, pp.51-102。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s. 6, 8 e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    路)《澳门寻根》，文献六、八和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100～105、    106～128页。Kai-cheong Fok(霍启昌)，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澳门模式》), Honolulu, Univer-    sity of Hawaii, 1978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inédita], pp.78-85。④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a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⑤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 9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是不得不放弃对马交的进攻，而撤退到邻近的“东莞”镇。①接着，他们从这个“距离广州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加紧进攻中国的大都会广州。②在这个时候，吉尔·德·戈依斯大使同葡萄牙人定居点当时的首领迪奥戈·佩雷拉一道向广东官员表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如果广州方面有效利用他们船上的大炮，就可能迅速解决问题。③一连好几个月，暴动的中国军队，乘着战船游弋在珠江口的各岛屿间，妄图俘获从东南亚各港口到马交的葡萄牙船只。7月初，路易斯·德·梅洛·塔·席尔瓦（Luís de Melo da Silva）从爪哇开来的一艘商船遭到暴动者的一支小型帆船队的袭击，不过因为船上装备有“精良的大炮”和配备有"技术高超的自卫人员”，所以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并最终得以安全抵达目的地。④几星期之后，唐·若昂·佩雷（D．João Pereira）指挥的一艘驶向日本的商船⑤也遭到中国海盗的袭击，不过袭击者同样被大炮击退了。⑥遭到这一连串失败的暴动部队并不甘心，于是他们集中了九艘“装备有①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0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o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④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⑤  Luís Fróis, Historia de Japan(《日本史》),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5 vols.,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76-1984, pt. 1, cap. 63 (vol. 2, p. 70)。关于该贵族的商船在1565年的日本之    行的情況，见 Charles R. Boxer，0 Grande Navio de Amacau(《亚马港大船》),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c Centro de Estudos Marítimos de Macau, 1989, pp.288-290。⑥  Rui Manuel Loureiro，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ítimo de Macau., 1997] doc. 8.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八，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0～105页。 922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大量弹药的大帆船”沿珠江向上航行直逼广州，以猛烈的炮火加倍攻击其郊区，①使在这里做生意的商人遭受重大损失。②这时完全感到措手不及的广州官员决定接受马交葡人以前表示提供的援助。一位当时居住在马交的耶稣会会士曾十分惊讶地评论道，“这个帝国以前从未从任何外国人那里接受过这样的援助，更不用说是葡萄牙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样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说他们总是认为自己是个“强大的国家，什么都很充足”，用不着求人。③中国当局的决定确实不能不令人惊奇，因为它的确是空前的。广州的统治者首次向世人表明，他们对解决内部危机已无能为力，不得不绝望地利用他们一向认为野蛮的“佛郎机人”的军事援助。看来，部分广东海防部队的这一暴动使广州这个中国南方的大都市陷入了困境，因为它已不具有对付某些意外事件的应急手段。④基于对葡人军事能力及其经验的了解，广东省政府终于作出明确的决定，招募外国人来当雇佣兵。一方面，马交葡人拥有重型大炮和轻型火器，实践证明他们拥有使用这些武器的高超技能；另一方面，招募外国人当雇佣兵后，便可以防止他们同暴乱者进行任何形式的结盟，进而就可以避免在这方面可能给广州当局的利益带来损失。广州官员通过一位葡萄牙富商给澳门带来口信，说迪奥戈·佩雷拉以①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8.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八，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0～105页。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6.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六，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页。④  Kai-cheong Fok (霍启昌),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澳门模式》),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    waii, 1978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inédita], P. 78。安东尼奧·佛郎哥神父在查阅了一些    耶稣会会士所写的关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文献资料后，指出，暴动部队由“两千名士    兵”组成，他们从陆路进攻广州郊区，并当着官员们的面抢劫了这些地区，这些官员沒有    可以调动指挥的任何人马，只好眼巴巴看着暴动者劫掠，见 Pe. António Franco. Imagem da    Virtude em o Noviciado da Companhia de Jesus, 2 vols., Évora & Lisboa，Oficina daUniversidade,    1719, vo1. 2, P. 402。 9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前建议的援助已予接受。①这位富商出于对官阶的尊重，向当时已担任马交首领的唐·若昂·佩雷拉报告了此事。接着当时居住在马交这一村镇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被召集起来商讨相关事宜，他们通过认真评估影响全局的各种战略问题，最后一致决定接受广东省政府的请求。根据弗兰西斯科·佩雷斯神父当时的陈述，这些人士作出这样的决策主要基于三个理由：第一，作为生活在异乡的外国人，葡萄牙人应当给予当地政府向他们请求的任何支持。第二，消灭所有的“盗贼”同样是葡萄牙商人所希望的事情，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生意受到暴动者行为的损害，他们同广州方面的联系也因此而中断。第三，积极回应广州官员的请求将有助于“同他们建立更为深厚的友谊”，②进而淡化他们昔日对葡人一向的疑心。③在澳门的葡人同意参与之后，广东“总兵”率领“五艘大帆船和七艘小帆船”来澳门迎接葡萄牙志愿者。马交兵团很快就组织了起来，仅几天工夫就“集结了250个到300个装备十分精良的葡萄牙士兵”，他们将大炮装配到中国帆船上。征讨部队分成两支，一支由迪奥戈·佩雷拉指挥，乘坐大帆船沿海岸行驶，另一支由路易斯·德·梅洛指挥，乘坐“小帆船”沿江而上，向广州市方向开去。④看来事情并非如之前想象的那么严重，因为仅通过一次迅雷不及掩耳①  Rui Manuel Loureiro，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8.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八，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l00～105页。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6.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六，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页。④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6.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六，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页。 924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的军事行动，葡萄牙武装力量就击败了中国暴动者。①这一突袭看来有重要作用，因为暴动者根本没有想到葡萄牙的军人和武器会在他们帝国海军的战船上出现。正如安德雷·平托修士所写道的：“他们仅仅看到基督教徒们的目光就已经被吓坏了”，因为他们一发现“中国船上坐的葡萄牙人”，就大批地向广州当局投降。②根据另一份文献资料，其实被俘的帆船“非常之大，如同大战船一般”，但是，葡萄牙讨伐者作为英勇善战的军人的名声在外，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员受伤，也没有任何东西受损”，仅“在半小时之内”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船只。③葡人的巨大胜利看来给广州当局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至少这是那些见证这一事件的耶稣会士的看法。安德雷·平托说：“他们感到非常吃惊”，从而“使他们对我们的人产生了加倍的信任”。④弗兰西斯科·佩雷斯也赞成这一看法，他甚至说广东“总兵”还亲口用下列的话语高度赞扬过葡人，“国王有这样好的臣属真可以说是有福气”。⑤与此同时，给予广东当局在消灭暴动方面的援助看来特别改善了葡人在马交定居点以前的不稳定地位，因为葡人远离了暴动者，积极同中国当局合作打击不法分子，这样就使自己最终被接受为一支拥有自治权的力量。这样一来，这些“佛郎机人”就①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9.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九，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6～128页。②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6.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六，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页。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8.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八，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0～105页。④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6.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六，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8～96页。⑤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8.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八，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100～105页。 9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被认为完全不同于“倭寇”了，就被认为是一个绝对温顺且愿意接受中国官员任何要求并因而获得商业特许权的人群了。看来他们当时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对广东省官员来说，是有着广泛利益的。四  天主圣名之商埠从那时起，马交这个村镇就成了同中国南海地区不断进行海上贸易的场所，因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葡人协助广州当局打击海盗和平息暴动显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所以被广州当局看做能和平相处的并可给他们自己带来好处的邻居。看来葡中利益的结合使双方都获得了理想的结果。一方面，葡人从此拥有了一个有助于进行马六甲与日本之间航行的可靠基地，可以通过缴纳关税和大量送礼来改善其贸易机制，从而可以放手地做他们的生意。①另一方面，广州官员通过把马交特许给葡人，便可以将他们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区域里，从而便于对他们进行控制。此外，他们还可以通过外国人活跃当地经济，可以征收到关税，可以随意弄到无穷无尽的来自东南亚和“太阳升起之地”的珍稀商品。②根据当时居住在马交的传教士的报告，1564年，在马交居住有“八百到九百葡萄牙人”。③1565年，耶稣会负责人派安德雷·费尔南德斯(André①  几年之后，一份在澳门写的佚名记载说，中国官员们的要求，是“靠源源不断由澳门运送    白银到广州去才能得到满足的，非此不能维持”(“开始时的报告”，埃武拉公共图书馆，    编号CV/2-7，第2张)，转引自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p.60, n. 232。中文版见    ﹝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澳门寻根》，注释232，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    第48页。②   一个当时在广东省任职的中国高官之后曾列出一份葡人带来的贵重物品清单，其中包括胡    椒、巴西木、象牙、神香和檀香木等，见 Kai-cheong Fok (霍启昌),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    (《澳门模式》),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inédita],     pp.82-84。③  Rui Manuel Loureiro, Em busca das origens, Lisboa, Grupo de Trabalho do Ministério da Educação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6 [Reedição fac-similada: Macau, Mu-    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7] doc. 5. 中文版见﹝葡﹞洛瑞罗（此书中文版译作罗理路）   《澳门寻根》，文献五，澳门海事博物馆，1997，第81～87页。 926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Fernandes)神父来到马交，使其同马努埃尔·特谢拉(Manuel Teixeira)神父和安德雷·平托一道，对“数量很大的葡萄牙商人”提供宗教保护和支持。①当然，在马交的葡人数量也不总是很大，因为有时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在商船离港去日本和自马六甲开来的船队又尚未到达期间，马交的人口自然相应减少。比如在1568年，当特里斯坦·瓦兹·特谢拉(Tristão VazTeixeira)船长不得不到这里来过冬时，“村镇里只有不到130个葡萄牙人”。②不过，这一说法是来自一个从未到过东方的人的作品，所以不值得完全相信，因为它可能依据的是某个不确实的资料。更为可靠的说法应该是马努埃尔·特谢拉神父作品中提供的，他在马交居住四年后于1568年说那里估计还居住有“五六千基督信徒”，其中包括“带有中国血统”的葡人。③据估计在这些人中，葡人协助广州当局打击海盗显然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被广州当局看做能和平相处的可给他们带来好处的邻居。看来葡中利益的结合使双方都获得理想的结果。有许多是妇女，因为任何一个葡萄牙商人通常都有几个在东南亚各口岸买来的女奴。耶稣会传教士为规范这个新城镇的道德状况，将600多个亚洲女奴航运到印度，在她们中间，有“两百来个是陷人情网最深，因而难以运走的女人”。④在那些年里，有一位很有名声的人曾到过马交，他对此曾经写道：“她们中没有谁是必须离开这里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有权利拥有妻子儿女”。⑤他这一观点或许是很有道理的。马交这个村镇当时只有“中国允许修建的”木房，⑥还没有任何炮台或①  Documenta l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6, p.607。②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152。③  Documenta l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7, p.614。④  Sebastião Gonçalves, Primeira Parte da História dos Religiosos da Companhia de Jesus(《耶稣会会    士史第一部份》),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3 vols., Coimbra, Atlântida, 1957-1962, liv. 9,    cap. 25 (vol. 3, p.144)。⑤  Benjamim Videira Pires(潘日明), Cartas dos fundadores(《创始人书信集》), Boletim    Eclesiá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vol. 62, ns. 722-726, 1964, p.799。⑥  Documenta l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7, p.585。 9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城墙，因为广州官员不允许修建石头建筑物。①这一禁止或许表明这样的事实，中国人仍然只给予葡人这个定居点以临时的地位。虽然以前外国人已获准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商埠，但它仍然没有任何自治权。②耶稣会教堂本来应该是马交最大的建筑，尽管也是用木料建成的，③但因为它建得很雄伟，并带有一个炮台，同样引起中国官员的抗议。不过，正如塞巴斯蒂昂·贡萨尔维斯(Sebastião Gonçalves)神父后来所说：“通过再三向他们进行有说服力的解释和送礼后，他们也就不再吭声了，一切就没事了”。④根据稍晚一点的一份文献资料，在1568年，葡人不得不修建首批防御工程，以巩固其在这块土地上的存在。关于这一点，是加斯帕尔·弗鲁托如(Gaspar Frutuoso)首先讲到的。他说，特里斯坦·瓦兹·特谢拉船长于1567年离开日本，本来打算返回马六甲，但由于错过了回到那里的季风期，被迫停留在中国的沿海过冬。⑤大约在6月中旬，马交整个村镇被横行于沿海各岛屿的中国海盗包围和进攻。特里斯坦尽管兵力很少，但通过巧妙地使用炮火，仍然给予了包围者沉重的打击，海盗们在几天的包围中所得到的只是自己的大量伤亡，所以最终被迫撤退。在整个抵抗过程中，特里斯坦·瓦兹·特谢拉精心组织战斗，“竭力让战斗在村镇外进行，设法避免敌人放火烧毁村镇”，因为这个村镇这时已经“很大”了，已经有不少“木房和茅屋”了。⑥随后，特里斯坦·瓦兹·特谢拉命令修筑一圈土墙，高三米多，“长约四百四十米”，以保卫葡人的商埠未来不受仍然活跃在广东沿海地区的海盗①  Josef Wicki, Duas relações sobre a situação da Índia portuguesa nos anos de 1568 e 1569, Studia    (Lisboa), n. 8, 1961, pp.133-220, p.142. ②  Bodo Wiethoff,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 From Ancient Times to 1912(《中国历史导言一    远古至1912年》), Londres, Thames and Hudson, 1975, pp.143-144。③  Documenta lndica (《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7, p.585。④  Sebastião Gonçalves, Primeira Parte da História dos Religiosos da Companhia de Jesus(《耶稣会会    士史第一部份》),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3 vols., Coimbra, Atlântida, 1957-1962, liv. 9,    cap. 25 (vol. 3, p.142)。⑤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152-156。⑥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153。 928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的袭击。马交居民在两周多一点的时间里修建起来的防御工程中还包括“四个方形堡垒”和“一条在村外有出口的地壕”。①加斯帕尔·弗鲁托如感到有些奇怪地强调指出：这些工程在修建之前居然已经得到中国官员的同意，要知道在这之前，尽管葡人通过大量“工作和送礼”，中国官员也才只允许他们修建“一间茅屋”。②除上述之外，这次葡人同中国海盗的斗争很少有当时的其他文献资料予以证实。加斯帕尔·弗鲁托如在其晚年居住在亚速尔群岛期间，即在1580～1591年间，曾写了一部名为《怀念故土》的作品，其手稿至今尚未出版。③作者试图通过其作品，以文献形式再现马德拉·亚速尔和加那利群岛的历史，但他着重描写了土生土长于这些大西洋群岛上的船长们的生活。1582年马希科(Machico)船长将其职位让给特里斯坦·瓦兹·塔·维加(Tristão Vaz da Veiga)，这一事实恰好证明加斯帕尔·弗鲁托如这位著名的编年史家在其作品中对特里斯坦这个贵族的赞美是完全有道理的。④不过，现在还不清楚的是，他的作品中是否有些部分就是那位直到1585年还在担任受赠船长本人直接撰写的，这是一种或许值得重视的假设，因为一方面加斯帕尔这位知名的亚速尔编年史家的作品篇幅十分浩繁，汇集了大量资料，共有400多卷。但另一方面，这部作品中关于赞美特里斯坦船长的手稿字迹又与作者本人的书法特点相当不同。⑤至于作品中对马希科功绩的讲述，有部分是涉及中国的，这说明作者确实通过各种途径十分清楚地了解葡人在中国的各个停留处的生活情况。为了使其赞颂更加完善，加斯帕尔·弗鲁托如在其作品中转抄了《围攻马六甲史》一书中的一些片段，当①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155。②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152。③  Joaquim Verissimo Serrão, A Historiografia Portuguesa (《葡萄牙历史编纂学》), 3 vols., Lis-    boa, Editorial Verbo, 1972-1974, vol. 3, p.311。④  Carlos Francisco Moura, Tristão Vaz da Veiga - Capitão-mot da Primeira Viagem Macau-Nagasáqui    (《特里斯坦·瓦玆·塔·维加──澳门—长崎首航船长》), Boletim do Museu e Centro de Es-    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Macau), n. 3, s d., pp.106-107。⑤  Carlos Francisco Moura, Tristão Vaz da Veiga - Capitão-mot da Primeira Viagem Macau-Nagasáqui    (《特里斯坦·瓦玆·塔·维加──澳门—长崎首航船长》), Boletim do Museu e Centro de Es-   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Macau), n. 3, s d., pp. 107-108。 9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然在抄写某些片段时还做了适当的改编。《围攻马六甲史》这部作品描述的是1575～1576年间发生在马六甲的一些历史事件。当时，特里斯坦·瓦兹·塔·维加正是那里的首领。①不管怎么说，《怀念故土》一书中提供的信息看来可以确认，大约在1568年，即在马交开埠十年多一点之后，马交这个村镇，一方面由于葡中贸易，另一方面由于广州官员的善意，获得空前迅速的发展。何况，葡人在这之前本来早就善于特别是通过诸如赠送珍稀物品和帮助维持海域治安等方式来讨中国人的欢心。澳门的迅速发展，加上基督教在日本传教使命的空前繁重，②甚至使得有人认为有必要为东方这些遥远的地区委任一位主教。于是，在葡萄牙王国的直接过问下从印度派来了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神父，他大约于1568年抵达澳门，并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宗教活动。③从那时起，这位主教就同自日本航行回来的，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位船长一道直接承担起马交定居点的政府管理工作，尽管其身份是非官方性质的。④因为那个时候马交还没有市政当局。位于广东沿海的这个商埠由于早就是丝绸、铜器、“金器、麝香、瓷器和其他物品”的交易中心，因此在经济方面已具有相当的分量。关于这一点，葡萄牙印度省当局已开始注意到，所以在他们心中逐渐产生了如何加强管理马交的各种想法。⑤于是也就在1568年，一位葡萄牙印度省行政管理高级官员向葡萄牙王国国王进言：“马①  这部史书的作者若热·德·莱莫斯(Jorge de Lemos)是否对撰写上述赞歌起过某种作用，    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关于这个人物，至今几乎没有甚么可靠的资料，只知道他在印度    省担任过各种行政职务。此外，加斯帕尔·弗鲁托如(Gaspar Frutuoso)也蜻蜓点水般地提    到过“这个博学多才的若热·莱莫斯”用“优雅的文风”所撰写的作品，见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ea do Porto, 1925, cap. 24, p.157。若热·德·莱莫斯的史书于1585年在里斯本出版。②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O Japão e o Cristianismo no Século XVI - Estudos de História Luso-    Nipónica (《16世纪日本与基督教── 葡日史研究》), Lisboa, Sociedade Histórica da    Independência de Portugal, 1999。③  Documenta Indica(《印度传教文献》), edição de Josef Wicki, 18 vols., Roma, Institutum His-    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48-1988, vol. 8, pp.107-108。④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154。⑤  Josef Wicki, Duas relações sobre a situação da Índia portuguesa nos anos de 1568 e 1569, Studia    (Lisboa), n. 8, 1961, p.143. 930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交应当有一个首领，为各个方面主持公正，并负责将财物从那里运往印度”。①然而，这一建议直到许多年后才得以采纳。因此，马交尽管发展非常迅速，但仍然是位于印度省最直接利益边缘的一个边疆商埠。这个村镇仍然由自日本航行来的一些船长临时组成的联盟通过他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来管理。这些船长每年来到这里一次，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但居住在这里的葡萄牙商人则更关心这个“天主圣名之商埠”的永存。②据估计，大约自1568年起，这两方面人的利益才终于得以结合起来，因为在这一年制定出这样一条规定，“所有来此口岸的船只，每年都必须交付一定数额的税金”，用以维修及保养已建成的围墙和一个必不可少的“火药及军需物资库”。③在伊比利亚的文献中，关于马交的建立的资料并不多，因为葡萄牙人这个定居点当时的不稳定性以及这里进行贸易的私人性质等因素都不使人有兴趣撰写和注意保留当时情况的书面记载。唯独耶稣会有习惯收集整理其会员的经历。但令人遗憾的是，传教士着重关心的是他们的宗教活动，而不大留心葡萄牙商人为了使自己得以长久地居留在澳门半岛所做的一些承诺和所承担的一些责任。于是马交这个村镇就只好在它的永久性和临时性居民不太关心其住处的地位和身份的情况下，在令人不知不觉的状态中逐步形成和变得日益重要起来。更晚的一些文献资料告诉我们，葡人实际上从他们来到马交的初期起就按规定向广州的官员缴纳“关税或停泊税”。除此之外，每年还交纳“一定数量的银两”，人们通常称它是“给海道副使上的贡礼”，因为该款项是由负责处理与“佛郎机人”之关系的这一高官为私利而亲自收取的。④1571年，当葡萄牙商人到中国的大都市广州去向这位官员纳贡时，一个名叫佩①  Josef Wicki, Duas relações sobre a situação da Índia portuguesa nos anos de 1568 e 1569, Studia    (Lisboa), n. 8, 1961, p.144. ②  对 MACAU 的这个命名，如我们所看到的，大概在1585年之后就开始普及了。③  Gaspar Frutuoso, Livro 2º das Saudades da Terra(《怀念故土之二》), edição de Damião Peres,    Porto, Empresa Industrial Gráfica do Porto, 1925, cap. 23, p. 156。④  Jordão Freitas, Macau - 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ória no Século XVl(《十六世纪澳门史料》),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20。 9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罗·贡萨尔维斯(Pêro Gonçalves)的基督徒传译员无意中对海道副使说他们带来的是澳门居民“应交纳的地租税500两银”。由于当时广州当局的其他官员都在场，那位海道副使就不得不将他们交纳的款项作为澳门缴纳的地租收下，为的是避免暴露自己以前曾经收受过外国人的贿赂。①据说，从此以后，每年缴纳500两银来作为葡人所占之村镇的“地皮和土地税”看来就成了一种正式规定。②葡人由于交清了广州当局要求缴纳的关税以及非正式的居留税，从而确保了他们1557年之后能够在澳门一直居住下去。不过，稍微晚些的文献资料证实，尽管他们不折不扣地满足了中国官员的各种要求，他们的生活在往后的许多年内实际上仍然并不安定，因为中国官员可以在任何时候切断对马交的食粮供应，可以随时取消他们特别给予“佛郎机人”的居留许可。③五  结论1557年，即在莱昂内尔·德·索萨同中国官员签订第一个令葡中关系跨人妥协时期的协议不到三年时，葡人终于在澳门半岛定居了下来。在“天朝”的大地上保持下来这个葡萄牙基地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葡萄牙商人和冒险家们，是他们从邻近的大都市广州当局那里获得了值得信任的对话者的地位。此外，马交也是广州官员异乎寻常的特许之物，正是他们为外国人在中华帝国的疆界内建立起这个村镇开了绿灯，他们采取这种态①  Jordão Freitas, Macau - 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ória no Século XVl(《十六世纪澳门史料》),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21。②  Jordão Freitas, Macau - Materiais para a sua História no Século XVl(《十六世纪澳门史料》),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20. 1621 年在澳门还居住着一个名叫安东尼奧·    加尔塞斯(António Garcês)的葡萄牙人，他在半个世纪之前曾经亲眼目睹了这些事件，见    J. Freitas, Macau, p.21. 关于这个问题，见 Benjamim Videira Pires. O Foro do Chão de Macau    (《澳门的地租》), Boletim do lnstituto Luis de Camões(Macau), vol, 1, ns. 4-5, 1967, pp.    319-334。③  Chang Tien-Tsê (张天泽), O Comércio Sino-Português entre 1514 e 1644-Uma Sintese de Fontes    Portuguesas e Chinesas, Macau, l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7, pp.132-144。中文版见张    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姚楠、钱江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William Robert    Usellis, As Origens de Macau, (《澳门的由来》)Macau, Museu Maritimo de Macau, 1995,    pp.56-64。 932
伊比利亚文献资料中关于MACAU的由来 度的原因至今都还完全没有正式公之于世。大约于1583年，葡人终于在中国沿海牢牢地扎下根来，这虽然主要是由于某些地方官员同他们狼狈为奸的结果，①但这也同中央政权的默认有关，因为万历皇帝本人就曾多次收到过广东省关于佛郎机问题的奏折。②在那段时间里，看来葡人和华人共处的这个村镇对于广东省政府说来已经享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在之前一年编辑出版的《城市和炮台记事》中已经写道，那里有“一个葡萄牙人居住的大村镇”，“居民已超过两千人”。③根据这本无名氏作品，“虽然这块土地是中国皇帝的”，但这里的居民“依照葡萄牙王国的法律及制度”行事。④此外，也是在1583年，马交市民正式获得了相对的独立，他们首次选出了一个“市政厅政府及其阁员”，这个政府几年后得到了于1581年已登上葡萄牙王国宝座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Fil-ipe Ⅱ)的承认。⑤直到进入17世纪若干年之后任命马交第一位总督之前，这个市政机构始终主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命运。⑥同广州的商贸关系终于过渡到了取消关税的阶段。但是，同时代的一份文献也提到葡人“每年要缴纳捐税五百两银”，以换取其居留许可。⑦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交纳的是①  Instrução para o Bispo de Pequim e outros docu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eau, edição de Manuel    Múrias, Lisbo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1943 [Reedição: Macau, l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1988], pp.116-118. ②  Kai-cheong Fok (霍启昌), The Macao Formula: a Study of Chinese Management of Westerners from    Mid-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Opium War Period(《澳门模式》),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78 [Dissertação de doutoramento inédita], pp.99-105。③  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 edição deF. P.    Mendes da Luz,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0, p.158. ④  Livro das cidades, e fortalezas que a Coroa de Portu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 ediçãode F. P.    Mendes da Luz, Lisboa, Centro de Estudos Históricos Ultramarinos, 1960, p.159.⑤  Documentação para a História das Missões do Padroado Português do Oriente - Insulindia, edição de    Artur Basilio de Sá, 6 vols., Lisboa, 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 & Instituto de Investigação    Cientifica Tropical, 1954-1988, vol. 5, p.68. ⑥  Manuela Blanco Velez, A primeira Capitania Geral de Macau, 1623-1626 (《澳门的第一位总    督》), in As Relações entre a Índia Portuguesa, a Ásia do Sueste e o Extremo Oriente-Actas do VI    Seminário Internacionalde História Indo-Portuguesa, edição de Artur Teodoro de Matos & Luis Filipe    Thomaz, Macau & Lisboa, s. e., 1993, pp.7-20。⑦  Rui Manuel Loureiro, Visões da China na literatura ibérica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Revista de Cul-    tura(Macau), n. 31, 1997, pp.154-158。中文版见﹝葡﹞洛瑞罗编, 《16和17世纪伊比利    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集)，载《文化杂志》第31期，1997年夏季号，第97～    102页。 9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一种地租税，这一做法至少自1584年就开始了。能够佐证这一事实的报告是由一个曾访问过澳门的西班牙人写的。他在这份报告中还指出，葡人在同广州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总是非常低三下四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使其生意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在他们会见中国官员时，常常“跪着”同他们说话，为了受到接见，有时甚至不得不“光着头站在太阳底下等候长达六个小时”。①马交居民实际上自这个商埠诞生那一刻起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地位的脆弱性。他们之所以能长期生存下去主要是多亏了势力强大的邻居的好心好意，因为他们不能自给自足，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得从邻近的村镇进口。假如中国官员对生活在这个广东海湾的葡人定居点实施任何封锁，他们都将立即陷入灭顶之灾。正如菲律宾总督辛酸地所说的那样，或许这就是马交的葡人总是对“中国人施加的百般压力报以低三下四的态度”，简直“就如同黑人一样”屈从于他们的原因所在。②不过，葡人采取的这种卑微的态度对于保持他们所获得的这一村镇的治外法权地位，对于他们有机会通过同日本及菲律宾进行贸易来繁荣自己等确实是至关重要的。③（原载黄晓峰主编《文化杂志》，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第45期，2002年冬季刊）①  Rui Manuel Loureiro, Visões da China na literatura ibérica dos séculos XVI e XVII, Revista de Cul-    tura (Macau), n. 31, 1997, pp.154-158。中文版见﹝葡﹞洛瑞罗编，《16和17世纪伊比利    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文献选集)，载《文化杂志》第31期，1997年夏季号，第97～    102页。②  Léon Lopetegui, Contactos entre España y China en el siglo XVI(《16世纪中国与西班牙的交    往》), Missionalia Hispanica (Madrid), vol. 1, 1944, p.345。③  Charles R. Boxer, O Grande Navio de Amacau (《亚马港大船》), Macau, Fundação Oriente &    Museu e Centro de Estudos Maritmos de Macau, 1989; Benjamim Videira Pires, A viagem de    comércio Macau-Manila nos séculos XVI a XIX, Macau, Centro de Estudos Maritimos de Macau,     1987。 934
澳门考古学的反思邓  聪 *一  前言澳门是由澳门半岛、路环岛和氹仔岛组成，地理的坐标是北纬 22°06′40"～22°13′01"，东经 113°34′47"～113°35′20" 的范围。澳门的历史从来都是珠江地区的一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澳门回归祖国后，澳门地区的考古亦进人一个新阶段。澳门考古学的资料却显示，自新石器时代距今6000多年前起，此地就一直有人类在活动和繁衍。考古学对澳门近代史的研究，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葡人东来澳门早期的活动，如l7世纪初期耶稣会教士所建立的圣保禄教堂、圣保禄神学院及大炮台等辉煌的建设，是代表了葡国过去在东亚地区政治、军事、宗教与教育等方面重要的遗迹。迄今为止，澳门考古学的工作，主要是外来考古队所承担的。回顾澳门考古发展的历史，同样是认识澳门历史重要的环节。二  澳门早期考古工作澳门地区迄今仍未有进行全面的考古普查工作。这是很遗憾的事。由于近年澳门都市迅速的发展，即使过去已被发现的遗址，最近是否已被破坏，现今我们尚未能准确掌握。毋庸讳言，目前澳门史前或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还是处于起步的阶段。*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9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澳门地区的考古工作起步很晚。迟至1972年7月15～16日间，香港考古学会一些业余的考古爱好者，在路环进行地表的调查工作，分别在竹湾、黑沙、路环村及九澳湾的五个地点发现了史前及唐宋历史时期的遗物。在竹湾西部岩荫及谷地，发现了一些夹砂几何印纹陶及相当风化的残块饰。黑沙分南北两个地点。南部的黑沙即现今黑沙公园的范围。在这里沙堤上暴露出较丰富的遗物，如夹砂绳纹或素面陶片、刻划纹残器座、砺石、石纺轮及砾石尖状器等。此外尚发现有一些带绿釉陶罐残片。黑沙的北部沙堤较窄小，地表暴露有夹砂粗陶及网状纹泥质陶及环砥石、有肩石锛等。路环村附近的路径，因修路暴露出不少夹砂粗陶及几何印纹硬陶残片。此外，尚发现有一件残石英环及“玉髓的刮削器”，该刮削器长5厘米、宽2厘米，有较全面的加工。九澳湾并没有形成第二级沙堤，湾内捡拾到若干的遗物，如绳纹及几何印纹泥质陶片、石网坠及一些带青釉陶片。根据以上的调查，W. 凯利(W. Kelly)认为这些遗物的年代，横跨新石器时代至宋元之间，路环村附近所发现“玉髓刮削器”，可能早于新石器时代。1973年5月26～27日，香港考古学会在黑沙遗址进行试掘调查。由A至F六个小探方南北向在沙堤上布置。E探方内发现有“五铢”钱币。B探方出土若干可能属于唐代的陶瓷。F探方最丰富，发现有较多的陶片及石器，其中若干陶片为几何印纹泥质陶。1977年及1985年，香港考古学会又在黑沙先后组织两次调查发掘工作。1977年10月的调查共开3×3米探方G、H两个及6×3米T探沟一条，并在遗址的沙堤上钻探调查。这次调查发现自表土以下20～30厘米有若干清朝陶瓷残片及钱币。据调查发现，包括史前时期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下文化堆积出土可复原的圈足彩陶盘一件。1985年1月香港考古学会于黑沙进行最后的发掘工作，共开三个5×5米探方及一个三角形的探方。据报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三  香港中文大学在澳考古发掘调查1990年由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文物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一书中，笔者所执笔的《香港和澳门近十年来的考古收获》一文，初步讨论港澳地区的史前文化的编年，尝试建立以东湾Ⅰ期→东湾Ⅱ期→黑沙期→鯆鱼湾期→蟹地湾期的五个代表的发展阶段。其中 936
澳门考古学的反思 黑沙期就是以路环的黑沙遗址为代表。同文章中更指出黑沙期的文化是“代表沿南海沙丘的传统文化”。1991年笔者在《环珠江口史前考古刍议》中提出“大湾式彩陶盘”的概念，以涵盖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圈足彩陶盘。同年笔者所发表《香港考古之旅》中“南海彩陶的文化圈”的假说，其中收录有黑沙、大湾、后沙湾、龙穴、小梅沙、舂磡湾六处遗址的完整圈足彩陶盘分布图的彩版。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黄韵璋人类学的学位论文《新石器时代环珠江口之彩陶》一文中，收录了黄氏在香港考古学会会所内所实测的七件黑沙遗址出土的彩陶陶片测量图。其后，1994年黄氏测量黑沙遗址彩陶陶片的实测图在《大湾文化试论》一文中正式发表。《大湾文化试论》一文尝试就环珠江口的沿岸及岛屿约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期文化的分布、分期及文化的内涵特征、航海技术及源流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1995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与澳门大学中文系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在澳门路环黑沙遗址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文化层中确认了一处红烧土与砾石构筑遗址，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水晶玉石饰物制作相关工具和饰物的毛坯。是次的发掘其后由邓聪及郑炜明共同编著《澳门黑沙》专刊，在1996年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及澳门基金会共同出版。黑沙考古发掘的重要性确实有点始料不及。当时在考古工地工作完成后，我们在1995年2月7日举行现场新闻发布会。翌日澳门《华侨报》以“黑沙发现新石器时代文物”为题，副题是“包括整套整玉石工具料该处为饰物作坊，系对古东南沿海文化交流探索重要环节”，①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注。其后一年《澳门黑沙》出版后，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先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的著名学者。最近在他的《关于史前琢玉工艺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一文中，②讲述到“回顾二十年琢玉工艺的研究过程中，有两件值得大家庆幸的事，①  1995年2月8日(华侨报)，第1版。②  牟永抗：(关于史前琢玉工艺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载《史前琢玉工艺技术》，台北    台湾博物馆，2003，第19～40页。 9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其一是研究的队伍扩大了……其二是研究的层位有了提高，《澳门黑沙》考古发掘报告之后……标志着琢玉工艺深层次研究的开始”。牟先生对黑沙遗址报告的错爱，不无可商榷之处。然而，对笔者来说迄今黑沙遗址的吸引力，有增无减，有如痴如醉的感觉。《澳门黑沙》发表后，笔者在日后研究中发现从黑沙出土一种所谓“环砥石”，就是一种圆盘旋转机械中轴的承轴器，可简称为辘轳承轴器。①最近笔者再次检查1995年黑沙发掘原始资料和幻灯片的资料，考察到辘轳承轴器的旁边有一处呈浅黄色的圆圈遗迹，直径约5.7厘米，中孔直径约2.4厘米。据发掘者黄韵璋氏的记忆，该圆圈遗迹的厚度约5毫米，用手铲水平削切数次就消失。该圆圈遗迹在原报告中图版10-2及11-2中已发表。然而在原报告相关探方图12-3中未有报道此遗迹的资料。这确实是笔者疏忽大意所致。经过多年来反复思考，今日笔者认为此圆圈遗迹很有可能就是空心木质管状轴的遗迹。辘轳承轴器两侧旋转研磨痕与管状轴遗迹的内径基本上一致，令人兴奋。从辘轳承轴器与管状轴遗迹两者相邻密切的关系显示，辘轳承轴器(直径5.5厘米)原来很可能是安装在木质管状轴(直径5.7厘米)上的一种设施。如果以上推测正确的话，澳门黑沙圆盘旋转机械很可能是水平的竖轴辘轳(相对于横轴辘轳来说)，就是一种由圆盘带动水平旋转的平台装置。过去笔者谈及“黑沙95A探方第一层生活面中发现一处红烧土与砾石构筑遗迹。这里围绕红烧土的周围，出土环块制品及芯。据观察，环的内壁及芯的管钻面上，均遗留有由于高速旋转形成的光泽及线状痕迹。同样就在红烧土的附近，出土一种长椭圆形的砾石，砾石长轴两端各有一处乳突，两处乳突周围亦可以见到有明显由于高速旋转带动而形成的光泽及线状痕。环、芯及上述砾石三者出土空间位置相当接近，而三者同样遗留有由高速带动旋转的摩擦痕迹，其中相互间的关系如何解释，引人人胜”。②看来这个推测是有一定科学的根据。本拙文中首次论证的圆盘旋转机械，很可能是用作玉石空心管钻穿孔加工。玉器管钻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制作所备受赞誉的工艺。距今约①  邓聪：《环珠江口考古之崛起》，《珠海文物集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2000，第l2～60页。②  邓聪：《史前玉器管钻辘轳机械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2    年第3期，第49～51页。 938
澳门考古学的反思 5000年前长江流域良渚文化以玉工技术精湛，享誉于世。良渚玉工制作的玉琮，有的管钻深几达50多厘米，在世界人类史前机械工程的历史里，闪烁着耀目的光芒。然而，此种管钻技术具体的真面目一直是不解之谜。黑沙辘轳承轴器的发现，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圆盘旋转机械首次重大的发现，也为史前管钻之谜的破译，提供了重要的根据。澳门4000多年前竖轴辘轳机械的认识，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工艺史上很重要的突破，同时亦为中国科学技术上旋转机械历史重大的发现。这些实为笔者在澳考古所始料不及的，亦为在澳所留下最值得纪念的美事。四  葡国学者及其他在澳考古活动澳门水域的水下考古资源，更完全是未知之数。据闻澳门新机场兴建期间，曾发现过沉船，l4C测定其年代可能属于明代的末叶，可惜未有更进一步公布发现的情况。按现今于珠江口一带海域，屡屡打捞出唐代的陶器。1977年中国渔民在外伶仃岛附近海域、1984年在荷包岛海域附近，先后打捞过唐代的青釉四耳罐和碗。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认为，这些打捞所得器物均为古代沉船的遗物。元灭南宋之间有十字门大海战。十字门即珠海横琴与澳门至路环间海道，应当有大量沉没于海域中的船只。因此，未来澳门水域之水下考古工作，可能是大有可为的。再者，从16世纪开始，“中葡两种源远流长的丰富文化在澳门这儿相遇相融，创造性地互相影响移植”。澳门近代历史考古学的价值，是众所公认的。1990～1992年间，澳门政府集合建筑、工程、历史和考古专业人员对圣保禄教堂遗址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工作，发掘深度达4米。并运用雷达探测记录，对教堂建筑遗迹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和复原。此外还发现了大量陶瓷的遗物。圣保禄教堂的发掘，是澳门历史考古学开创性的工作。1998年澳门博物馆的开幕，同时出版了《与历史同步的博物馆──大炮台》，其中多篇文章揭示了1990-1997年间葡国考古学者在大三巴遗址发掘一些最新的成果。还有，郑炜明于1993年及1995年分别发表的《(葡占)氹仔路环碑铭楹匾汇编》和《(葡占)氹仔路环遗刻题记志》。1996年Lindsay与May Ride的著作《东印度公司墓地》，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鸦片战争前后外籍人士160多人在澳门墓地的墓志资料，其中既有鸦片商人、 9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历史卷（含法制史）（中卷） 冒险家，又有艺术家和学者，如著名学者马礼逊和龙思泰的墓地。本书提供了近代史上外籍人士在中国活动的实物资料。以上都是有关澳门历史考古学重要的著述。五  展望综观从1972年澳门路环发现的考古地点，迄今已有20多年。这20年间澳门的都市发展迅速，不少的考古遗址都受到相当程度的破坏，或被湮没。1993年威斯汀酒店前门的建设，破坏了原黑沙北部的沙堤考古遗址。另一方面，香港考古学会在黑沙自1973年、1977年及1985年的考古发掘调查工作迄今20多年，正式报告书尚未出版。近年大三巴遗址发掘的资料，尚在整理的阶段。现今要全面理解澳门考古的工作，尚有一定的困难。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后，在考古事业上可发展之处甚多。澳门政府内部及大专教育界应增强田野考古专业的人员。其中以制定完善的文物法为首要之举。通过成立管理文物事业的机构，逐步在大专教育中培养本地考古的专业人才，建立本地考古文物的专业队伍，使文物考古专业性置于其应有的位置。此外，组织一次全澳的考古普查，制作本地区详尽考古资源的目录及地图等，都是当务之急。最近澳门的考古活动也有了一些可喜的进展。2003年7～8月间由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办“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的暑期研究班，很受本地青少年学生的欢迎。其后又举办了“艺博馆馆藏澳门黑沙遗址史前陶器展”。展出了一批最近复原史前的陶器，很惹人注目。①我们期待澳门文化界对自身当地古文化以更大的投入与支持。6000多年澳门的历史，必须要由澳门人自己动手动脚发掘和复原。当然，澳门历史也要融合到环珠江口的范围去考虑，澳、港及广东三地合作，势必为2l世纪此地人类历史认识掀开新的一页。（原载吴志良、杨允中等编《澳门2004》，澳门，澳门基金会，2004）①  陈炳辉：《澳门史前考古与文化》，《澳门杂志》第36期，2003年，第64～70页。 940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社会卷• 行政卷• 政治卷• 法律卷• 基本法卷• 经济卷• 教育卷• 语言翻译卷• 文学卷• 文化艺术卷• 历史卷• 综合卷程惕洁／主编娄胜华／主编余振  林媛／主编赵国强／主编骆伟建  王禹／主编杨允中／主编单文经  林发钦／主编程祥徽／主编李观鼎／主编  龚刚／主编吴志良  林发钦  何志辉／主编吴志良  陈震宇／主编

    進階搜尋|全站搜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