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對許多遊客來說，澳門很小，大半天時間可以走遍方圓不到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對本地居民而言，澳門很大，住了幾十年也未能充份了解城市的歷史文化。其實，無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旅客，還是“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居民，要真正體會一個城市的風情、領略一個城市的神韻、捉摸一個城市的靈魂，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澳門更是一個難以讀懂讀透的城市。彈丸之地，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是西學東傳、東學西漸的重要橋樑；方寸之土，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飽學之士從中原和歐美遠道而來，流連忘返，甚至終老；蕞爾之地，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廣州諸舶口，最是澳門雄”，“十字門中擁異貨，蓮花座裡堆奇珍”；偏遠小城，也一直敞開胸懷，接納了來自天南海北的眾多移民，“華洋雜處無貴賤，有財無德亦敬恭”。鴉片戰爭後，歸於沉寂，成為世外桃源，默默無聞；近年來，由於快速的發展，“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的澳門又再度引起世人的關注。

責任編輯 俞笛 裝幀設計 鍾文君 叢書名 澳門知識叢書 書名 澳門城牆興堡壘炮台 作者 譚學超 聯合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1304室澳門基金會澳門民國大馬路6號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印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522棟2樓 版次 2009年10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32開（120mm×203mm）88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877-7© 2009 Joint Publishing (Hong Kong) Co., Ltd.Published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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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品澳門鄉土韻味中西交融讓世界了解澳門讓自己認知家園澳門如何從一小塊租借地，發展為城市，甚至軍事重鎮？澳門的城牆興堡壘炮台，對澳門城市的發展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讓我們一起回顧16至19世紀末澳門城牆和堡壘炮台的源起和發展，在認識其軍事價值的同時，領略中西文化於軍事上的跨地域交流。

谭學超，就讀台灣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攻歐洲現代史和俄國史，旁及澳門史。曾於2007年獲得台北華嚴蓮社獎學金；2008年榮獲王唯農博士獎學金，并獲選歷史系年度系所之光；2009年獲得台灣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獎助。葡文題字：饒雙宜

這樣一個城市，中西並存，繁雜多樣，歷史悠久，積澱深厚，本來就不容易閱讀和理解。更令人沮喪的是，眾多檔案文獻中，偏偏缺乏通俗易懂的讀本。近十多年雖有不少優秀論文專着面世，但多為學術性研究，而且相當部份亦非澳門本地作者所撰，一般讀者難以親近。有感於此，澳門基金會在2003年“非典”時期動員組織澳門居民“半天遊”（覽名勝古蹟）之際，便有組織編寫一套本土歷史文化叢書之構思；2004年特區政府成立五周年慶祝活動中，又舊事重提，惜皆未能成事。兩年前，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史文化教育工作者的大力協助下，“澳門知識叢書”終於初定框架大綱並公開徵稿，得到眾多本土作者之熱烈響應，踴躍投稿，令人鼓舞。出版之際，我們衷心感謝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林發欽會長之辛勞，感謝各位作 者的努力，感 謝徵稿評委澳門中華教育會副會長劉羡冰女士、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單文經院長、澳門筆會副理事長湯梅笑女士、澳門歷史學會理事長陳樹榮先生和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副教授以及特邀編輯劉森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和寶貴時間。在組稿過程中，適逢香港聯合出版集團趙斌董事長訪澳，知悉他希望尋找澳門題材出版，乃一拍即合，成此聯合出版

之舉。澳門，猶如一艘在歷史長河中飄浮搖擺的小船，今天終於行駛至一個安全的港灣，“明珠海上傳星氣，白玉河邊看月光”；我們也有幸生活在“月出濠開鏡，清光一海天”的盛世，有機會去梳理這艘小船走過的航道和留下的足跡。更令人欣慰的是，“叢書”的各位作者以滿腔的熱情、滿懷的愛心去描寫自己家園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使得吾土吾鄉更具歷史文化之厚重，使得城市文脈更加有血有肉，使得風物人情更加可親可敬，使得樸實無華的澳門更加動感美麗。他們以實際行動告訴世人，“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澳門無愧於世界文化遺產之美譽。有這麼一批熱愛家園、熱愛文化之士的默默耕耘，我們也可以自豪地宣示，澳門文化將薪火相傳，生生不息；歷史名城會永葆青春，充滿活力。吳志良二〇〇九年三月七日

目錄導言/06澳門城防的源起 / 10澳門城牆 / 16澳門堡壘炮台 / 28澳門城牆與堡壘炮台的最終格局 / 72主要參考資料/76後記/79圖片出處/81

導言倘若，我們把澳門歷史古蹟，比作一條出土的珠寶項鍊，那麼飽受風蝕的軍事建築，則好比那貫穿其中的鍊子，在歲月的沖刷下，鍊子雖光澤不再，卻堅韌依舊。淡金色的外表，映照着曾經耀眼的過去，卻從不爭奇鬥艷。在眾多歷史遺址裡，澳門的城牆與堡壘炮台，堪稱早期中西文化相融的結晶。它不僅反映了中國兼容並蓄的文化胸襟，而且經受歷史的考驗、歲月的消磨仍屹立至今，塑造了色彩斑斕的澳門歷史。澳門是溝通東西方文化的橋樑。澳門的城牆和炮台反映出中西文化於軍事上的跨地域交流。城牆和炮台對澳門的影響，相繼滲透到地理、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最終成為反映“澳門式”社會發展與其文化形成之基本要素。葡萄牙人海上殖民事業起步早，沒落快。16世紀末的葡屬海外殖民勢力，就敗象已露：面對着後起強國的挑戰，自身卻處於失敗的軍事制度、停滯的航海技術、散漫

的政策管理中，令這個老牌海權強國急速沒落。然而，自負的葡萄牙人卻不改自以為是的“東方視野”，並妄想以印度少數據點為依靠，向東面的中國或日本擴張，企圖重新拓展勢力，避免衰落。狂妄的葡萄牙征服者於中國沿海遭受中國軍隊強勢之沉重打擊後，基於種種原因，不得不改變其侵略態度，向中國政府擺出了稱臣納貢甚至歸順的態度，終於1557年獲准租居澳門。習慣上稱這些居住於澳門的葡萄牙居民為“澳葡”。澳門的“開埠”，翻開了歷史上的重要一頁。不久，澳葡取得貿易保護，成為中國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擔當着西方貨物進口和轉運的重任，把歐洲的長程貿易引到遠東地區。因其扼守中國南部沿海的獨特地理位置，故而成為16世紀歐洲海權時代遠東最有戰略價值的城市和兵家必爭之地，澳門也隨即成為西方殖民勢力競爭之目標。澳門軍事史領域一直以來被列作政治史之附屬品，缺少專門性劃分，其中澳門城牆和堡壘炮台的研究，更過於

簡化。為了盡量改善上述情況，本書的主題着重於16世紀中至19世紀末期間具軍事歷史意義的澳門城牆和堡壘炮台。該段時期為澳門半島的炮台體系高度發展時期，對此集中描述，為的是着眼於炮台本身的軍事價值，及其對澳門歷史的格局性影響。從軍事史角度，對澳門歷史上三大炮台防禦體（炮台防線）進行描述。同時，為了突出其軍事意義的核心性，選擇敍述三大防禦體及其組成部分，如大炮台、東望洋炮台和望廈炮台等等。其他堡壘炮台，如媽閣炮台及沙梨頭城台等則略過。

11以中國主權原則為前提的中葡（澳葡）關係，是澳門歷史的基本脈絡。明代以及清代中前期，中國政府對澳門一直擁有最終的主權，而且實際管理澳門的政治。居澳葡人只是一支被允許租居“隙地”的族群。時至清末，這個模式才被徹底顛覆。明朝之際，葡萄牙人趁政府不備，竟不顧禁令擅自加強自身防禦。不過，葡萄牙人在16至18世紀期間還無法按自己的意思修築炮台城防。當時的城防體系是依照中國政府規定，在中國政府監管下建造的配合拱衛中國沿海的防線體系，而非進犯中國內地的橋頭堡。但是，葡萄牙人潛在之擴張性很難根本消除，兩者之間這種單方恭順而非民族融合的政治關係，難以在中國國力衰落後繼續保持。因此，澳門城防之性質至少有兩個：一、前期的城防，建基於澳門這一主導東西長程貿易的動能地帶，是中葡文化融合的表現。澳門城防乃中國與近代歐洲，在軍事上首次出現政治性跨地域交流的珍貴見證。二、後期的城防，卻是葡萄牙人在破壞中國主權原則下，侵犯中國、佔據澳門的野心展示。澳葡一直謀求通過軍事化澳門，形成割據勢力。不料從他們築起首道土坯牆時，即引起中國地方政府之密切關

《葡人管治之澳門》一圖上主要建築物及炮台均有標示注，最後城牆被中國官方清拆。自此，他們千方百計尋找相對合理的藉口和機會，如防衛海盜等等。當中，澳葡提出的“荷蘭威脅論”，使其於1622年戰爭前後，以相對合理的藉口，陸續加建炮台設施，並擴展到沙梨頭等非外海防禦地區，而又觸發了中國的強硬干預。經過一番周旋，最終也是以中國主權強勢壓倒性勝出。再次挑戰中國權威又再次慘敗後，葡萄牙人才真正臣服於中國的主權，炮台防務也隨之成為“炮口對外”的協防單位，維持了近兩個世紀。他們在中國政府的管治和監督下，擔當着澳門城防和商業等事務，包括協助抗擊外來入侵者和海盜等，且在政策上，絕對聽從中國的軍事差遣：政治上須要向中國政府繳納租金，遵守中國的制度和法律等等。中國方面對他們則給予保護，提供他們居所，給予

其在澳門的貿易優先權。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了相當的利益，但政治上，中國政府始終擁有對澳門及居澳葡人的統治權。在中國之中央集權主宰和規範下，居澳葡人的自我支配能力，始終被嚴密地看管在特定的“隙地”裡，牽涉到政治軍事的一切重大作為，都必須聽命於中國政府。正如當時荷蘭商人所言，當時的中葡關係，葡萄牙人實際上由對中國企圖侵略或殖民的“狼”，變成了幫助中國管理澳門東南沿海防務的“看門犬”。但是，葡萄牙人蠢蠢欲動的軍事野心又造成了新的緊張，在城防擴大化趨勢出現時，觸怒了一直容忍的中國政府。在發出警告和交涉無效後，中國政府就親自干預。簡言之，這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出於對西洋人的本能防範，期

14望防止其勢力過分膨脹，或以反制策略壓制之，以安其貪慾。1622年以後，經過多次協商，葡人在中國政府嚴加規範下獲准修築城牆或堡壘。中國政府利用其打擊海盜和入侵者，並嚴格規定火炮只能朝外海方向放置，杜絕其可能叛逆之企圖。城牆之涵蓋或隔離的範圍，即所謂城區隙《澳門半島圖》（引自《中國及日本通商口岸》，1867年）

15地，由葡萄牙人用以規定其自治區域的原意，反而成為了中國政府反制其擴張的屏障。這既反映中國政府拱衛沿海的軍事考量，以及葡萄牙人鞏固自身力量的手段，同時也體現了中葡（指澳葡）政治上的小規模角力，尤其在中國政府如何運用策略“化害為利”的做法。同時，澳門城防的內容，也包括日後亞馬留時期的軍政轉型，如推行帝國主義侵略等等。因此，澳門城防歷史滲透着澳門16世紀末至19世紀初期的政治脈絡，其一印證了明清之際的中國國力盛衰，其二也記錄了葡萄牙人的政治角色轉變。而在行刑等社會刑法方面，也體現澳門炮台承襲了西洋要塞之體例。作為城防核心的大炮台是很好的例證，因它一手包辦了行刑場和監獄，也是早期葡萄牙“兵頭”的大本營。可知澳門的炮台並非單純地為一兩個明確目的而設置的防務，同時，也是具有深刻歷史傳統的政治社會結構。至19世紀中後期，清政府因受內外威脅困擾，加上澳葡總督之權力已逐步穩固，以亞馬留為首的葡國本土殖民集團於是趁火打劫，借英法列強相繼侵犯中國之機，單方面毀棄了中葡（澳葡）以往的“君臣關係”，企圖以軍事手段顛覆和侵略中國，“犬”又變回殘暴的“狼”……

（左）歐洲中古城堡（右）中國長城澳門中西軍事文化相互融合的特點，是其他葡萄牙殖民地區（如東南亞）的防禦設施所不具備的。澳門城牆的建造，包括用料，構造上就以中式建築法為主，顯示出葡萄牙人善於汲取地域優勢。而另一方面，近代軍事革新歷程，並不只出現在西洋的中古城堡炮台要塞的轉變。17世紀時，中國和西洋的城防體系相繼進入成熟階段。中國的城牆在明代進行過很大的改良，最顯著的成果表現在防禦蒙古騎兵的中國長城（Die Chinesische Mauer）所進行的大規模重修和要塞化，以及抗倭時期沿海地區的要塞建置等，都是具有時代意義的軍事變革。而澳門的軍事建築，就為中西兩種不同軍事傳統，建立了一道交流的橋樑。其中，自古沿用下來的傳統築牆法──灰泥舂牆法，是簡單又實用的技術，明代更將其抗禦能力加以改進。至於歐洲方面，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之城防體系在土耳其火炮擊破後陷落，城堡逐步走向體例性轉化，而炮台則是中古城堡軍事去華麗和優化的結果，即進一步深化其

伊比利亞風格的要塞(西班牙)軍事價值，去掉領主政治等多樣層面功能。葡萄牙的城堡向炮台之演進歷程，在保留伊比利亞傳統的同時，廣泛地吸收阿拉伯、摩爾、北非的要塞風格融合成一個獨立體系─伊比利亞要塞。這些條件使澳門的炮台既保留中國要塞的傳統，也吸收了伊比利亞風格之歐式炮台特色，相較於馬六甲、果亞（Goa）沿岸的炮台而言，更能突出中西軍事文化的相互切磋。這比單純移植歐洲技術的層面，更具影響地加深了軍事傳統上的文化交流。其後，這種關係所呈現的高度互動，主要集中在廣東沿海的一些中國要塞。澳門城牆是澳葡於1560年代開始，在澳門城區外圍經幾個階段修建而成的一系列基本防禦牆體。它的建造，以

19中式牆體為基本脈絡。因為受地域和材料的限制，葡萄牙人在中國領土上建造城牆時，難以照搬伊比利亞建造的方式。據歐洲方面史料所載，葡萄牙人早在考慮於澳門建造城牆前，已特意派人到中國廣東地區考察過中國城牆和要塞的建築法，並深受影響，加上澳門的地勢條件及建築物料（尤指泥土和貝殼）適合建造中式防禦工事，使澳門城牆大體上採用中式風格。當時葡萄牙人照搬中國史前時代就開始應用的版築夯土技術：把很多混雜物料，諸如砂土、石灰、稻草和磚塊等雜物混合為泥漿，再摻入中國傳統上認為可強化黏合的貝殼粉，再把它們逐一擠壓堆砌而成。這種城牆儘管其貌不揚甚至粗糙，卻可以減緩攻城槌（siege ram）之衝撞，某種程度上克服了無防禦狀況的潛在問題。攻城槌（用撞擊方法擊碎城牆或城門）

20但若面對的是歐洲強大軍隊，澳門城牆就只有招架之功。由此可知，夯土牆當時也只是用於阻擋裝備相對有限的海盜。而北面的城牆，其實是用以分隔城區與望廈村等中國村落之城鄉界限。對於1568年首建的土坯牆的型體、結構和具體走向今已無從考究，而現時大三巴附近的城牆遺址，或許會使不知情的遊人對該段城牆感到疑惑，很難想像數百年前綿延的城牆，如今只剩下斷垣殘壁。城牆的主力部分，即較具軍事澳門城牆遺址—大三巴段

21實力之段落，基本上都在“亞馬留暴政”時被拆除。具體而言，北面貫穿大炮台城牆的用處，主要是區分“隙地”與中國政府管轄區村落方面。在19世紀政治緊張的背景下，北面的城牆難以逃避被拆毀的情況。誠然，那段舊城牆遺址的具體位置，未有過度“限制”澳葡的“隙地”勢力。因此，它被意外地保留下來，得以苟且與民宅共處至今。澳門城牆另有一段重要遺址，在目前嘉思欄附近，澳門城牆遺址—大三巴段牆體表面該段城牆的用料相對欠佳，其表層大致遭侵蝕而剝落，從各方面來看都能證實它不盡如人意的防禦力

澳門城牆遺址—嘉思欄段這是屬於主力部分的澳門城牆段落，其用料堅固耐磨，不僅能阻止攻城器之衝撞，也能夠一定程度上緩減炮彈威力屬於連接小炮台群和嘉思欄炮台防衛區之段落。不幸地，該段城牆與大三巴舊城牆遺址命運不同，始終未受重視。2007年七八月期間，更因工程被人為大肆破壞，中間部分被推土機打碎而使城牆遺址斷為兩截。澳門城牆在1622年後基本被毀滅，現存部分的斷垣殘壁分散在一些鮮為人知的角落。經考察，嘉思欄花園附近的城牆遺址，可以還原歷史上的設防狀況，但被嚴重破壞，實令人惋惜。儘管澳門城牆因歷史上的變遷，原貌難考，但我們仍可從文獻得知澳門城牆的某些情況，古地圖和文獻描述都有助於瞭解澳門城牆大概形態。此外，當代學者根據澳門地形所製作的復原圖也對澳門城牆之研究作出了學科性的突破，為還原澳門城牆起了重要作用。我們從中西史料文獻中，擷取了三幅具代表性的澳門

23地圖，從中可瞭解歷史上的澳門城牆。首先，據古代中國官方史料《澳門紀略》的澳門地圖來看，澳門城牆之外觀屬中式牆體，不論是正面圖還是側面圖，都被繪畫為帶狀的一般城牆，具軍事阻隔功能，也連接了炮台。南部城牆的走向圍繞着海岸線，而北面之一段則以三巴門和大炮台連成一直線，以作“隙地”與中國轄地之間的區分。因此，大炮台也在分隔中外族群雜居的澳門城區和北面純中國村落之界線上，處於政治地理的邊緣地帶。不相連的另一段則分隔了由中國政府直接管轄的望廈村和新廟等鄉村區域，此外，地圖上的澳門城牆不完全是《澳門紀略》之城略圖(局部)

《Macao城防圖》一個整體。除上述外，嘉思欄炮台之區域也是城牆的斷裂處。這兩幅名叫“澳門圖”的地圖，鮮明地勾畫了葡萄牙人居住的“隙地”形態，儘管城牆的走向未見全面，但在大炮台位置的橫向直線之城牆卻異常清晰。圖中勾勒出該地段的城牆意義，位處澳門半島近中心處的大炮台，它的邊緣和核心的地域意義被呈現出來。其餘部分卑拿炮台和媽閣炮台區域也有勾勒，大致如此。總括而言，出自《澳門紀略》的澳門地圖勾勒了澳門城牆的大體走向，也呈現了地理和政治上同樣重要的城牆地段，但對較宏觀部分欠缺詳盡，未能深刻地呈現，使後人在追溯城牆實際情況時，難免力不從心。其次，西洋文獻方面，古澳門地圖的版本相對較多，其中製於約17世紀中葉的《Macao城防圖》，城牆的走向與中國史料《澳門紀略》的地圖不盡相同。

25根據對該圖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葡萄牙人於基本觀念上視澳門半島為一整體，並不只有允許他們活動的“隙地”，因此，大炮台顯然作為半島的城防核心（安置於正中央），大炮台的周邊也並未把城牆的狀況繪畫好。事實上，這似乎表明葡萄牙人並沒有“大炮台於政治意義上為邊緣地帶”的概念，而是在根本上，已開始潛在侵犯中國主權的原始構想。當中，特別是強調大炮台的核心化，與實際的地域和政治情況背道而馳。在地圖處理方面，這幅Macao城防平面圖較為兼顧澳門城牆佈局的細節部分，其一重點是對澳門城牆的斷裂現象更為注重，而較為完整的是從平面圖的南部區域（即是大炮台以南，略偏東）始發，通過沙梨頭炮台，大炮台和聖約翰碉堡再連接嘉思欄炮台之段落，負責東面防禦的東望洋炮台則被“孤立”在一方，與現時文化遺產的簡單平面圖情況類似，也就是東望洋炮台在建築群以外之現象。牆體結構方面，兩者的差別僅在《澳門紀略》古澳門地圖上的舂牆，於西洋地圖上卻變成了恢宏的歐式石磚牆，而臨海之部分則有意無意地多了許多城門，卻無標示為中國官員進出而設的三大城門，而且存在城牆竟被置於海岸線上等等不合理之處。這大概由於西洋製圖師在繪圖上的主觀意識所導。雖然如

26此，這幅地圖的確對瞭解1622年荷蘭入侵之戰以後的澳門佈防，具有不可忽略的價值。最後，瞭解文獻地圖上的概況後，我們進一步根據葡萄牙軍事建築學者Francisco Vizeu Pinheiro博士所提供的澳門城牆分佈復原圖，對城牆加以認識。圖中除了可以清楚瞭解城牆的大致走向，還可以得知：自16世紀下半葉（1568年）至17世紀初，城牆在連接炮台方面，扮演着相當主要的角色。在反覆的拆建過程中，澳門城牆的格局，也在不斷地變化。時至1622年之戰後的軍事化後期，澳門的城牆，已不是在勾勒一個城牆防禦區域，而是在各堡壘炮台的佈防下加以連結，使總體佈局緊密化，提高了相互支援和合作的效率，減免因防禦空缺點過多而淪於一盤散沙的劣勢，填補了炮台與炮台之間的薄弱區域。1568年，澳門首建城牆，以此充當原始防線，打破不設防的局面，並逐漸向軍事化過渡。另一方面，澳門半島的炮台佈局，與城牆走向密不可分，因為後期的城牆基於政治因素逐漸失去改變的空間，漸漸貫穿山丘高地，成為炮台之間的紐帶。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若干組系統性防線。由此可見，假如沒有城牆、堡壘炮台，特別是守衛第一線的炮台，澳門不但無法系統地組織防禦或還擊，更無

1. 大炮台2. 三巴門3. 聖約翰碉堡／水坑尾門4. 東望洋炮台5. 聖耶羅尼炮台6. 嘉思欄炮台7. 伯多祿炮台8. 燒灰爐炮台9. 卑拿炮台10. 竹仔室炮台11. 媽閣炮台12. 銀坑炮台13. 花三廟門14. 沙梨頭城台15. 沙梨頭門澳門城牆分佈復原圖這是作者在Dr.F.V.Pinheiro先生所提供之原始圖基礎上翻譯修訂的版本，該圖清晰地表示1622年以來澳門城牆初步成型時之架構和走向，呈現城牆與炮台之關係等資訊，其中標有旗子的為堡壘炮台法阻止對手的滲入性全面進攻。澳門城牆，既不是預設天才的軍事理念，也不是最直接和主要的防範，而是在反覆試驗和修繕下，不斷適應歷史發展的結果。此外，除了軍事意義，在社會發展方面，城牆也使澳門的整體城市發展格局化，聚合了澳門的人文文化。基於城牆的限制，澳門城區的社會文化呈高度地域化、特殊化和集中化方向發展，族群也得以在城牆內部這一允許中外族群共同居住區域生活或交流，繼而逐漸產生受澳門文化影響的“澳門人”族群概念，為澳門特有的本地文化，提供了客觀而有利的發展環境。誠然，除了已知的大三巴旁邊的舊城牆遺址，以及嘉思欄炮台附近面臨毀滅之小段城牆遺址，目前還有一些遺址散佈在澳門半島鮮為人知的角落，尚未引起人們關注。由此可知，當前澳門城牆的文物保護工作，仍是有待加強的。

三大防線之當代位置標示圖(如圖所示，五角星代表核心堡壘炮台，四角星是防線的其他堡壘炮台，三角形是輔助炮台或小炮台。顏色粗線是防線的核心力量所在，而虛線則表示功能較次，或只是戰略構想而已，後者如北面防線的i至k地段，泛東面海防的g和h與f的地段。讀者透過本圖能大體上瞭解到澳門城防的宏觀情況，有助於進一步閱讀後面的內容)澳門軍事史始於澳門城牆、堡壘炮台和小炮台的建立。1622年澳葡擊退荷蘭人後，堡壘炮台更成為穩定澳門的防禦重心。直到19世紀末，澳門的炮台總數約22座，它們與城牆體系相互補足，形成了相應的防線，產生了區域城防。因為史料殘缺，數據模糊，我們對於澳門第一座炮台的考證至今未有定論。本章對堡壘炮台的描述，主要着重於軍事方面的狀況，故集中對擷取的幾個炮台防線進行介紹，這些防線的劃定，主要是依據其歷史功能和軍事狀況而加以歸納。其中軍事價值相對顯著的防線，計有大炮台三角防線、東望洋炮台和19世紀的北面防線，三者分別在時間、結構、功能和背景等方面，各自突顯出澳門城

30防發展的階段特徵，並在其軍事格局上有所展現。大炮台三角防線大炮台三角防線，代表大炮台與泛南灣防線體系的防禦統稱，是17世紀以來，澳門半島的核心防禦力量。這個體系以三座核心炮台組成，即分別位處兩大制高點的大炮台、卑拿炮台，以及位居澳門半島東南端海岸的嘉思欄炮台。它們分別扼守澳門半島的核心圓形區域，西灣和南灣沿海及其延伸的海域部分，穩固了中心和半島西部和南部的防禦，包括南面的整體海防。作為防線的總核心，大炮台首先具有宏觀的指揮和調配力，不僅是澳門軍事的防禦中心，還控制着各區域炮台的防禦，同時擁有相當數量的士兵。而為什麼說大炮台不單是一座炮台，而是軍事、行政中心，這是因為大炮台曾是澳葡兵頭及軍官的駐地。在19世紀中葉以前，大炮台代表着兵頭，亦即澳葡總督前身的勢力，具有行政、司法等決策能力。大炮台正是發揮這種能力的首要機關。這樣，我們就能夠理解何以《香山縣志》會把大炮台

31和刑場扯上關係。大炮台的炮刑，即是近代西洋史上的極刑，方法是將死囚綑綁於火炮口前，然後燃炮，受刑者便會在炮彈爆炸的衝擊壓力下粉身碎骨。大炮台代表着澳葡勢力的最高威權，在其上執行刑法的意義，代表着澳葡兵頭及軍方宣稱在葡萄牙皇室允許下，作出的具判決力的司法行為。這也客觀反映了澳葡兵頭擁有一定的司法自理權，這種政治和法律上的複雜關係，也為18世紀發生的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政變，埋下伏筆。三角防線於南灣海域部分還有若干輔助炮台（主要以其功能歸納），包括竹仔室炮台（Fort of St.James）、燒灰爐炮台（Fortress of Nossa Senhora do Bomparto）和南灣炮台（Fortof St.Pedro）作二線防禦，用以支援和填補主力炮台可能出現的火力漏洞，但這種防禦的構想，基於種種原因，卻未盡其善。此漏洞在其後英軍入侵時，即原形畢露。這條防線的軍事意義在1622年之戰曾有所體現。1622年之戰後，總督馬士加路也（D.Francisco Mascarenhas）企圖延伸澳門城牆，藉以連結大炮台和1624年興建的沙梨頭城台，實現澳門半島北部的雙核心城防，試圖加強泛北面的軍事實力，將居住區域再向北推移。馬士加路也企圖霸佔澳門，進犯中國的野心，不久就

大炮台及其平面圖被中國政府識破。可想而知，中國政府對這種破壞原則的行為，不會輕易妥協。這項城防擴建計劃，最終在中國政府捍衛原則的強勢下，化為泡影。而尚未建好的沙梨頭城台，也被中國方面派人拆毀。大炮台作為原貌保存最完善的炮台古蹟之一，大炮台（Fortaleza do Monte de St.Paolo）始建於1617年（一說1615年）。靠近耶穌會的要地─聖保祿教堂，現為大三巴遺址。大炮台不僅是澳門城防的總核心，被視為三角防線的大本營，同時也是澳門城區邊緣據點，把守在北面澳門城牆之上，具有雙重軍事涵義。這個現象反映了中國政府對澳門的政治主導，葡萄牙人只獲准在“隙地”中居住，而其炮台及炮口位置也須迎合中國對澳政策的主權原則。儘管大炮台不是城區的第一座炮台，其軍事力量也最為綜合和平均，卻

33起着對澳門半島的防衛主導作用。大炮台位於澳門城牆經過之其一高地─柿山的山頂，海拔53米，古澳門城區偏中央的邊緣凹陷處，形狀呈不規則四邊形，邊長各100米左右，佔地約一萬平方米（官方測量資料），屬於大型軍事堡壘。最初其由耶穌會控制和監督，其主體大致是總督馬士加路也1625年完成改造的，是城區防禦之核心和邊緣之雙重地帶。大炮台堡內廣場（inner ward）之城牆，以複合結構組成。建基於3.7米寬的石料基底上，以中式舂牆建築法混合大炮台之護牆

大炮台的塔樓和火炮建成。牆體為岩石配合石灰、稻草和泥土，附以貝殼粉和泥漿膠着，逐層夯打而成。這種結構使高約7米，且高出部分（架炮區）厚1米多的城牆，具較佳的抗碎裂功能，比澳門城牆更能集中防禦，有效抵擋西洋火炮的火力。護牆靠近棱堡塔樓的一處有一口小型金屬鐘，當時用途尚待深入考究，相信或多或少都與炮台日常運作關係密切，可能屬宗教用途，也不排除是警鐘或命令鐘。堡內廣場的四個角位向外延伸，形成四處前面提到的棱堡（bastion）。棱堡原指中古城堡的防禦箭塔，是中古城堡“最強部分”。近代炮台的棱堡則是一種設計概念，是炮台角位發揮最大火力之點。這種菱形設計的區域中，可架

澳門博物館設主力大炮或在菱形突出的三點配置三門普通火炮，或在三個火力點建三座塔樓，形成火力覆蓋。就實況而言，大炮台的棱堡配置一座塔樓和若干門威力較強的火炮，大大增加火力覆蓋率。朝北的棱堡位置，基本上沒有包括塔樓在內的高威脅性軍事設施。堡內廣場區域，大致在目前澳門博物館之位置，曾有一座高三層的高威力炮樓（keep），三層都裝有火炮，可做毀滅性還擊，對中國構成重大隱患。因此，炮樓在中國政府之強令下被拆毀，但至今仍無史料說明當時的詳細情況。炮樓的具體位置、架構、形狀和實際威力都沒有詳細資料，炮樓遺址且因澳門博物館工程而徹底被毀。但它在

37（上）總統住房和炮樓等建築物的基石遺址，今已無存(由F.V.Pinheiro先生提供)（中）邊線城牆炮口的火炮群組（下）槍眼配置建構大炮台核心力量的層面上，的確十分值得探討。棱堡與棱堡之間架列的火炮群組，是以城牆炮口（casemate）為基礎。這是按中國式雉堞設計為依照，同時糅合伊比利亞風格的結晶，它的凹陷部分是炮口，現存共計32處，火炮或炮車被置於其後，由數名炮手操作、燃引、開火和射擊；凸出部分配置槍眼，供火槍手之短程射擊，在對方近距離突襲時保護炮台。在安全考量下，大炮台的炮口位置配備，充分顯露出中國主權原則這一特色。朝北面中國內地的棱堡和城牆，都相對低矮且不架設火炮，沒有任何攻擊力，從而杜絕了當時出現炮口朝內，隨時反叛的可能。作為臣屬的澳葡，在中國的強硬態度下，只在朝外海方向設置火炮。另外，炮台還擁有相當完備的後勤設施，包括軍營、軍需庫和蓄水池，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有生力量，還有通往神

軍需庫學院和連接其他地道以備不測的若干暗道，除了通往神學院的一條外，其餘的考古工作尚未進行，已進行的亦不全面，以致歷史學者無從研究，而引致傳說紛紜，如“寶藏說”等。現時崗樓大門後方的一些房子，是以前的軍營；現為炮台史展覽區之原址是軍需庫，蓄水池則成為澳門博物館的一部分，兩者都是在守城期間提供有生力量的設備。但史料上提到的刑場設備，據目前考察結果，尚未能逐一詳細敍述。大炮台廣大的火力範圍與它相對合理的選址和規劃關係密切。在澳門半島與城區的雙重概念，以及於17世紀的澳門海防與陸防中，大炮台既是半島和主導海防上的核

39心，也是城區和陸防的邊緣，體現其戰略存在意義的多面性。這主要受限制於背後的政治因素。除了三角防線，大炮台也與周遭的眾多小炮台組成了不容忽視的軍事體，是維繫澳門半島防禦及軍事力量所在的大本營。澳門歷史上，臣服中國的澳葡，其對手主要來自海上，故炮台是極其有效的防禦工具。但大炮台的軍事意義，並非直接打擊敵人的平台，而是以戰略組織著稱的指揮核心，從而維護澳門城防。這種能力，在1622年之戰，得到了很大的發揮：以其為首的三角防線，於作戰中迫使荷蘭軍隊無法從南灣全面登陸，荷蘭戰士企圖撕裂沿海防崗樓入口處的葡萄牙徽章

40線，擴散性進攻澳門之企圖因而落空。身處大炮台的羅神父，親手發射的幸運之火，不但切斷了荷軍的彈藥供應，更成功粉碎荷軍佔領東望洋山之企圖，並直接促成荷軍的潰敗。1622年以後，總督馬士加路也武力佔據並徹底改造大炮台，將之設為城防大本營，企圖通過軍事手段控制澳門，但未完全得逞。一言以蔽之，大炮台對指揮和協調各據點、防線的運作起着極其宏觀的策略性主導作用，在邊緣與核心之特殊地域營造軍事平衡，使最初組織性偏低的城防禦力變得相對集中和整體化。卑拿炮台澳門人大概不會對主教山教堂感到陌生，對她在陽光和樹木襯托下呈現的美景，往往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令人猜不透的是在主教山上，竟然曾經出現一座鎮守澳門西灣的堡壘炮台，這就是歷史悠久的卑拿炮台（Fortress ofNossa da Penha de Franca）。卑拿炮台俗稱西望洋炮台，它建造於澳門半島南部海拔63米的西望洋山上，一如不少澳門炮台，它也具有良好

41制高點。令人惋惜的是，卑拿炮台的原貌今已消失殆盡，也可算是澳門城防史研究的一大缺憾。後人在沒有任何史料輔助還原下，一直對卑拿炮台所知有限，而僅能於稀少的文獻圖片和史料中盡量拼湊。迄今為止，我們只能知道這曾是一座由岩石磚頭砌成的炮台，護牆高而堅固，堡內廣場中有兩門能夠發射七磅炮彈的薩格雷斯（sagres）火炮，六門能發射六至八磅鐵炮彈的小火炮。戰略位置上受澳門城牆橫貫，直接延伸至燒灰爐炮台和南灣炮台等據點，是嘉思欄炮台的最佳火力支援。炮台最受矚目的功勞莫過於1622年之戰中發揮的作用，也有跡象顯示在1622年戰後首任總督馬士加路也曾多次在原位的小規模重修。此後其一直呈擱置或廢棄狀態，直至1892年被徹底拆除。由此看來，卑拿炮台的歷史存在不少空白部分，特別是其建造與落成年份，督建團隊和計劃等，現時都很難考究，即使在重要史料《要塞圖冊》中，所能見到的也只有三句描述，不免有乏善可陳之感。卑拿炮台，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湮沒在樹木成蔭的西望

42洋山上。它的歷史，目前還有待進一步的考察和研究。嘉思欄炮台嘉思欄炮台（Fortaleza de S.Franciso）是澳門早期最重要的軍事堡壘之一。它位於澳門半島東南部海岸，同時坐落在東望洋山山腳，既是三角防線東端的最前線，也是由南灣炮台、燒灰爐炮台等組成的泛南灣海防線的第一關，儘管其天然高地優勢相對較弱。作為一座純粹的海防炮台，嘉思欄炮台發揮了最直接的海岸防禦作用，是守衛澳門半島第一門戶的重點炮台。嘉思欄炮台扼守着半島海岸線的第一關，戰略意義非常重要。稍為觀察一下澳門戰略地理，可知海上進攻方通常會從東至西進攻南灣，或是直接地從東南海岸登陸，而嘉思欄炮台的存在則很大程度上防範了陷入交叉火力之可能性。歷史上，1622年荷蘭人的艦隊遭受過嘉思欄炮台的抵抗，主力戰艦Galliasse被意外擊沉，因而失去了戰艦炮火的支援，可見嘉思欄炮台的威力。但受制於設施簡陋，嘉思欄炮台不能直截了當地擊潰荷蘭軍艦群，使1622年之戰得以擴展到半島內地。繼而，

嘉思欄炮台平面圖1808年英國入侵澳門時，也不敢貿然挑戰嘉思欄炮台，而是採用外圍重點攻擊的策略，偷襲守軍相對較少的東望洋炮台和燒灰爐炮台，再往內地推進，並用了兩座炮台去換取嘉思欄炮台的佔領權，以掌控進出澳門的閘門。此炮台始建年份不詳，但應該是介於卑拿炮台和大炮台之間建成，約建於17世紀初，在1622年之戰期間已投入應用。嘉思欄炮台結構嚴謹，戰略意義深遠。自始建至19世紀末，經歷多次修繕增建，使炮台在改進中不斷強化自身防禦力。可見這道澳門大閘，確實有其重要性。現存的嘉思欄炮台，已和炮台原貌關係不大。堡內廣

44場的火炮，很多都是用以裝飾的複製品。而主炮炮壘中，一門奪目的英式榴彈炮，估計是20世紀的產物，用於裝飾，與17世紀的嘉思欄炮台沒有關連。1629年，嘉思欄炮台的原始形態奠定，成為一座直接受大炮台指揮，由聖約翰碉堡和聖耶羅尼小炮台協防，拱衛進出澳門南灣海路的炮台。炮台原始的結構大致如下：嘉思欄炮台是一座複合堡壘炮台，1623年於炮台底部建有主城池的火炮複製品

英式榴彈炮一種特有的延伸性海防工事（redoubt），和堡內廣場的護牆緊密相連。護牆方面，臨海的一方呈半圓形，其餘覆蓋海岸的則按照海岸線走向建置，高約8米，厚約1.5米，用岩石和黏土堆砌而成，異常堅固，能抵禦近代艦炮的鐵製炮彈的攻繫。堡內廣場的原貌，不容易還原。歷史上，最初基本上有駐軍站、倉庫、教堂和指揮部等基本後方設施。炮台的核心攻擊力在於依着護牆的火炮群，它們遵循護牆佈置並呈現環狀火力包圍圈，初時城牆的東西兩面各有兩座塔樓用以監察瞭望，各設有六個炮位，並安置六門

46普通銅炮。1623年炮台得到重整並增設了延伸性海防工事，當中有一門長18英尺的36英寸口徑海防巨炮（culverin），可以發射重35磅的鐵炮彈至1.5公里遠的目標，威力驚人。炮台雖在1775年經歷改變，1808年英軍佔領時也添置了新的英式裝備，而歷史性的變革，則要到亞馬留當政時期才出現。其間，嘉思欄教堂被拆除，改為興建嘉思欄兵營，擴大駐軍。除了護牆，炮台的基本設置大體上改變，面貌逐漸傾向於今時之狀：護牆的東西兩側各有一座棱堡，兩個棱堡之間有一處闊角度的三角形壁壘，是火力最集中的還擊點，目的是為了抗禦海上突襲。1872年在海岸延伸性海防工事的基礎上，加建了12月1日炮台（Battery 1st.of December，又名臘一炮台）。這組海岸炮台，是用水泥灌注的圓環形工事，抗炮彈能力極佳。它的出現，也使嘉思欄炮台成為澳門史上唯一一座結合雙炮台的複合型海岸堡壘。從照片觀之，主炮台附有崗亭和軍火庫，炮壘以炮組為攻擊單位，每兩門火炮為一炮組，按崗亭指示開火。最初採用較舊式的海岸大炮，後來增設口徑7英寸的阿姆斯特朗炮（Armstrong gun）、9英寸的Blackly火炮和一些普通滑膛炮，主力火炮之射程始能遠

阿姆斯特朗火炮達氹仔一粒米之區域，在確保南灣海防同時，也能保衛澳門半島和氹仔相隔的海域。雖然卑拿炮台和嘉思欄炮台都不是南灣海防線的首批炮台，但為澳門南灣海防的主力。17世紀初，澳葡海防出現危機之際，這兩座炮台擔當了犄角拱衛角色，配以輔助炮台的二線火力，使荷蘭軍隊無法撕破南部海防、保存實力，專心於登陸和全面進攻。這就是協助澳葡取勝的海防炮台戰術。導致卑拿炮台沒落的因素很多，但都不可考，其一推論就是因其位處於深入防禦的據點，雖是制高點，卻不是戰略重地。事實上，卑拿炮台和媽閣炮台距離不遠，而且該區域也是中國守軍實力所在，他們並不允許葡萄牙人在此擁有很具威脅的軍力。此外，基於對方艦隊是從東而西（地圖視角方位以蓮花莖朝上），掃蕩南灣的佈防，卑拿炮台周邊的輔助炮台在協防同時，也很大程度上分割了卑拿炮台的主體功

49能，從而加速其邊緣化的過程。嘉思欄炮台因處於南灣海域的閘門要津，從南灣進攻的戰艦基本上難以繞道而行，而硬闖顯然會遭到炮台密集的火力打擊，或重創，或潰退，或元氣大傷。這就造成了嘉思欄炮台不論在17、18還是19世紀都得以充分展現其海防前沿不可或缺的軍事地位，實戰上屢屢重擊進攻者。無可否認，嘉思欄炮台為澳門海防所作出的貢獻，是無法用數字衡量的。總體而言，三角防線大致鎖定了半島中部和南部的整體防禦力，其核心主導作用把所有輔助炮台、小炮台、碉堡和哨所都統合起來，而這種配合，也幫助澳葡多次轉危為安。無庸置疑，大炮台三角防線是澳門構想防禦網的中心力量所在。它並不是葡萄牙戰術套用於澳門的必然結果，而是不斷改良和嘗試的產物，在炮台成型後亦然，只是在停滯期中沒有顯著發展。大炮台三角防線對澳門半島的城防領導地位，一直維持到城防核心轉移的19世紀。

東望洋炮台東望洋炮台體系位於大炮台東北方的東望洋炮台（Fortress of Guia），又名基亞炮台，乃澳門軍事化成熟期（1622-1640年）的主要產物，也是眾多炮台中最有特色的一個。而東望洋炮台體系是指以東望洋炮台為主的東望洋山海防。當然，20世紀初增建的松山洞穴要塞，也可歸納於此。澳葡的佈防觀念，一直將東望洋炮台視為一邊緣之地，刻意強調南灣的海防。這一點在其做法上顯而易見。其結果便是於19世紀初遭英軍侵擾時，澳葡吃盡大虧。原則上，“東面海防論”理應是 17、18世紀向19世紀過渡時，看待澳門整體海防轉變的可行態度。而東望洋炮台體系是相對獨立的體系，並僅由單一炮台組成。綜合其原因，在於東望洋炮台的區位極佳，控制範圍很廣，海防上基本上90%的東部和東北部海域受其炮火覆蓋。更有學

51者分析其炮火能夠遠達氹仔，但這種推測並不符合17、18世紀的加農炮實際性能。東望洋炮台對澳門半島具有火力主導作用，它也是澳門半島僅有的高優勢據點。其建造在澳門半島東部，位於半島最高的海拔94米的東望洋山山頂。即使今天在山頂眺望，澳門半島仍可一覽無遺，更何況是17世紀未經填海，沒有高樓大廈的澳門。東望洋炮台的威力至少一半建基在東望洋炮台平面圖

52它的高地優勢上。然而單憑地理條件是遠遠不夠的，顯然還有一半威力就是來自它的構造。1622年之戰，荷蘭軍隊對東望洋山發起重點進攻，希望藉以控制制高點反壓制大炮台，企圖一舉剿除這個城防中樞，由此可以看出東望洋山的軍事潛力。澳葡也意識到荷軍之所以能登陸，是泛東面海防的空虛所致，因此，在戰後的戰略規劃上，東面是着手加強的重點。馬士加路也汲取1622年的教訓，大力發展澳門軍事，並借此擴充勢力，在城防事務上提出 修建東望洋炮台一事，把澳門軍事化推向頂峰的計劃。然而，計劃歸計劃，實際上的動工時間從炮台大門的石刻上可知，足足拖了15載，才於1637年付諸行動。督建炮台的是軍官安東尼奧·列貝羅（Antonio Ribeiro）。為了不動用軍費，當局榨取澳門居民資金以籌集炮台費用。1638年，東望洋炮台的主體建成。直至1865年，炮台才有比較大規模的重整和修繕，形成了東望洋炮台的最終面貌。1930年代，松山洞穴要塞的建成，也意味着現代東望洋海防體系的建立。

53東望洋炮台東望洋炮台佔地800平方米，呈三角形，屬中型炮台。護牆為石砌的迴引式複合城牆，並用泥漿黏合，能抵擋艦炮炮彈。牆體高6米，為典型炮台牆體，女兒牆（小型外牆）高約2米，以迴引方式連接主體。炮台的大門設於崗樓（現東望洋炮台護牆

東望洋炮台堡內廣場用於存放風球）的入口，是連接堡內廣場基本通道。崗樓也是戰時指揮官的指揮廳，平日有衛兵把守。堡內廣場儘管面積不大，卻有緊密的複合型軍事佈局，合理利用了松山頂部

有限的建築用地。沿樓梯而上便是澳門半島的最高點，這也是世界地圖上的澳門坐標位置。炮台後勤設施的具體位置今已難考。軍營的主要部分，

塔樓a大概位於崗樓對面的左排房子（資訊站之處）。火藥庫的具體位置不詳，炮台內的軍火庫大概在現時鐵欄後方的區域，在雪地聖母殿後方；還有一個軍火庫設在山腰，靠近俗稱松山防空洞的松山複合型洞穴要塞（tunnel fortifications）的入口。主體方面，東望洋炮台具有的四座塔樓，其功能兼具崗哨、暗堡和瞭望、射擊，是除主炮台以外之還擊類建築，對炮台的整體功能具有重要意義。現存有兩座塔樓：塔樓a內置三個槍眼，比外牆槍眼更有效地保衛炮台，除了可從不同角度鳥瞰澳門半島，取得監視瞭望優勢，戰時也可以讓守軍躲在其中保護自身安全，並通過槍眼從高處出其不意地射殺敵軍；另一座位處三角形的前端、有着扁平圓形屋頂和水泥灌注型體的塔樓b，類似現代碉堡

57（pillbox），其槍眼適用於機關槍連續掃射，而且和洞穴要塞相連，可通往山腰的現代炮台，由此可知，它不屬於17世紀所建原始設施群，而是20世紀時洞穴要塞的配套設施。堡內廣場的炮台位置依着護牆佈置，最初架設火炮七門，炮口和槍眼各有14和13處，形成密集的火力線，能夠對環狀陣列的敵艦群實行擴散性炮火還擊。然而，東望洋炮台最受世人矚目的設施，當屬於1865年啟用的、有塔樓b

58“遠東第一燈塔”之稱的東望洋燈塔。這座高13至15米左右，能夠以每四秒360度，循環照射外海的燈塔，兼具軍事警戒和導航等多重功能。其導航功能更一直持續至今。東望洋炮台由誰建造，值得一提的是出自《澳門古今》之荷蘭戰俘修炮台一說。姑且勿論其始建者為誰，我們都無法在歷史上找到相應的根據。首先，按照西日耳曼語支的辭彙結構，G在荷文發音“希”，被譯成基亞的可能性不大。經過考查，恰恰是西班牙語和葡語“基亞”的發音，初步在語言學上斷定Guia是屬於羅曼語支的葡文字詞，不是荷蘭人名，並具有“指引”之喻意。其次，文獻所載，當時荷蘭的戰俘人數大約十餘人。因此，單憑他們的勞力，去建造結構複雜的東望洋炮台，以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顯然是不可能的。而建造炮台的工人，實際上主要為伊比利亞人（Iberian people），即是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為主。由此觀之，“荷蘭戰俘修炮台”一說是以訛傳訛。東望洋炮台是城防發展成熟期的代表性產物，是目前原貌保存得最完善的炮台之一。其他後續建築如燈塔、海岸炮台和洞穴要塞，非但未大幅度改變其原貌，還增添和豐富了東望洋炮台的特殊性和景觀價值。東望洋炮台的軍事價值，表現於1622年之戰的荷蘭軍

60企圖，及1808年的英國戰艦侵擾和佔領。當中的共通點，進攻方皆以東望洋山作為偷襲/佔領之目標，從而可知東望洋炮台扼守的海防戰略價值。然而，東望洋炮台並不局限於海防，它同時能鉗制澳門半島，威脅中國內地，這是一些葡國學者曾提到的。但遺憾的是，澳葡在1808年英軍侵擾而吃虧之前，都沒有重視東面海防的重要性。他們過度加強南面的海防，對東望洋炮台的軍事作用評估偏低，造成駐軍不足和設施陳舊，小隊的精銳英軍得以出奇制勝，成功佔領東望洋炮台。東望洋炮台自 1865 年重整至 1931 年洞穴要塞建置，證明了東望洋山的軍事地理優勢是把守澳門半島東面海防的重心。東望洋炮台的軍事潛力，時至 20 世紀依然發揮作用。東望洋炮台體系所保留的歷史形態，可謂囊括了從17世紀的碉堡塔樓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工事的特點，見證了1622年之戰後的澳門軍事防禦的變化興替。東望洋炮台最終仍因局限於停滯保守的葡萄牙戰術而走向衰亡。但毫無疑問，東望洋炮台的歷史價值有目共睹，從側面反映了澳門近現代軍事史。

61北面防線北面防線泛指澳門半島北部的炮台戰線，乃澳門軍事政治性質及形態轉變背景下的軍事產物。北面防線由19世紀時期建成的三座小型炮台，即望廈炮台、馬交石炮台和青洲炮台組成，其中望廈炮台是19世紀後期的核心力量所在。參考自Jorge Graça的The Fortifications of Macau所述，由於青洲炮台沒有顯示充分的實力，既在戰術上忽略實戰目的，也在戰略上造成了防守重疊、屯駐冗贅等不利現象，使其成為北面防線中夭折的炮台。北面防線控制半島的北面陸地和東北部海域，其防禦外海傾向顯然遠不及其攻擊中國之意圖，興建炮台的明顯動機，表現在覬覦澳門和侵略中國上。馬交石炮台儘管尚無面積測量數據，仍可肯定馬交石炮台（Fort ofD.Maria II）的規模相當小，基本上只比小炮台略大一些。但結構複雜的它，是一座兼具海防和陸戰的軍事據點。它坐落於澳門半島東北部海拔僅47米的馬交石山（D.MariaII Hill）上，負責控制東北面海域（Cacilhas Bay附近海域）

馬交石炮台外觀和支援北面陸地據點，與望廈炮台相互配合，組成了北面防線，目的基本上在於對付中國，具有侵略意圖。1852年啟用的馬交石炮台是單一小型炮台，平面上呈不規則圖形，南北為端點，由工程師安東尼奧．古雅少校（Major Antonio de Azevedo e Cunha）負責規劃和監察。馬交石炮台沒有太多輔助配置，形似一個大碉堡。外部由一層厚厚的護牆保護，護牆高3米多，以大型岩石磚塊和黏土堆砌而成，且勻稱地留有若干槍眼，形成步槍火力圈，以防對方攻佔。牆外有一條很窄的護城溪，戰略上形同虛設，根本無法阻擋對方的強攻。大門入口的造型形似中古城堡，仿古意圖濃厚，頂部模仿城堡垛牆，並有吊橋連接被護城溪分隔的炮台，是華而不實的設施。堡內廣場很小，現已荒廢，配合文獻和照片來看，內

64部只有軍需庫、彈藥室、小駐軍房和長官室，大約駐守20餘人的小規模軍力。炮台的核心威力僅在於位處炮台最高點的一座旋轉炮塔（turret）。這個被美軍炸毀的現代軍事配備，建置於一個圓形戰壕中，圓底機械炮座是炮塔的基礎，火炮就架設在可旋轉360度的主軸上，能隨意調校攻擊角度，不但攻擊範圍廣，精度也相當高，對守衛東北面海域和支援望廈炮台理論上是有效的。望廈炮台望廈炮台（Fort of Mong-ha），又名蓮峰山炮台和黑鬼山炮台，是北面防線的核心堡壘。它坐落在澳門半島北部，海拔60.7米高的蓮峰山上，其炮火覆蓋控制澳門北部的陸地，包括舊關閘及其要地，但不涉及海域部分。所以，不具備海防能力的望廈炮台是澳門唯一一座陸戰堡壘炮台，這也充分地突顯其侵略擴張的野心。回顧早期眾多的中外文獻史料，皆有影射或指出望廈炮台乃用於挑釁和侵略中國大陸。通過軍事研究，可見19世紀後期澳葡毋庸置疑的侵略意圖——無論是其炮口方向，抑或是攻擊範圍等戰略動機，皆把駐守舊關閘的中國守軍視為潛在打擊目標。

望廈炮台平面圖望廈炮台始建於1849年，由總督亞馬留主導和策劃。他推行高壓的殖民政策，接二連三地燒殺搶掠後激起公憤，最終遭到望廈村民沈志亮等人伏擊，於巡邏途中遇刺身亡。亞馬留被殺後，手下的軍官美士基特，隨即展開報復行動，發起了關閘之戰，擊潰駐塔石炮台的中國守軍，並殺死多名中國士兵，迫使他們的防禦圈逐漸退出舊關閘區域。這樣，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也隨之喪失。儘管以上的情況為葡萄牙人修炮台提供了有利條件，但因牽涉到不少政治和計劃方面等因素，導致炮台的工程一度被擱置。直至1864年，時機比較有利之際，葡萄牙駐澳軍方，也進一步意識到望廈山對威脅中國的戰略重要性，於是恢復望廈炮台之工程，最後由亞馬留之繼任者C．亞馬留（Coelho do Amaral）於1866年完成。在結構方面，望廈炮台以現代炮台構思為主導，佔地650平方米，為一複合式中小型炮台，形狀可直觀地理解為一個矩形、三角形和圓形構成合成圖形，現在的面貌是經

崗樓及其內部的指揮室歷幾次大規模重整的結果。要還原望廈炮台於19世紀的形態具相當難度。因為後期重整頗大程度地改變了炮台原貌。特別是堡內廣場方面，新舊建築不倫不類的搭配，不免有所混淆，使人難以瞭解炮台的沿革，同時難以就炮台設施進行劃分。目前據專家F.Pinheiro解釋，炮台的原貌只能就原始結構圖、復原圖和歷史照片，加以比對推斷。誠然，就現況來看，炮台的主要設施包括護牆和堡內廣場，堡內廣場內則只有火炮架設點和火藥庫是原始建築，崗樓及其內部的指揮室則經過改造，而中央瞭望台、崗哨和主炮炮台則是新建築。其中護牆厚度已經強化和加

炮台補給庫強抗爆裂性，可抵禦大型艦炮的炮彈。牆體採用石頭砌成，高7米，外圍還有一段不完全包圍的矮牆（parapet），高2米，形成一種內外包裹的牆體。望廈炮台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崗樓與大門連接，乃守軍留守和戰時指揮的地方；通過崗樓連接堡內廣場的樓梯，可以到達堡內廣場的平台，而平面圖上的圓形部分，是炮台的補給庫，設有一扇木門供進出，內有軍需品、口糧、軍火和炮彈等，並由一條樓梯和堡內廣場相連，門牌上的“OPM1887”是補給庫重建年份。

槍眼視野面向崗樓的一方，有一道帶有11隻槍眼的防禦牆防備偷襲。炮台矩形部分的最北端，正對關閘，其火力可覆蓋當時舊關閘以外100平方米範圍，對清軍構成巨大威脅。初時曾架設兩門65mm的阿姆斯特朗海軍巨炮。這種巨型火炮，在台灣台南的億載金城炮台也有類似配置，專門用於擊穿並炸沉裝甲戰艦。以這種威力強勁的火炮針對關閘守軍，足以表明亞馬留企圖佔據澳門的野心。阿姆斯特朗火炮之特點是初速快、射程遠（一公里左右）、殺傷力強，可瞬間毀滅對方。該海軍巨

保存下來的主炮台及火炮複製品炮雖已被運走，但用水泥填平的炮座仍然可見。原址所設置的兩門古炮（前膛炮）為複製品。20世紀時期，望廈炮台更加設了中央瞭望台和崗哨，兩者都是用水泥灌注的，其中位於平面圖中三角形的中央瞭望台，更充分展現現代軍事特色，呈三角形的外觀具有一定的遮蔽力，內置有瞭望窗口、機槍槍眼和溝通崗樓的暗梯，以加強綜合機動性。當時炮台只有少量防禦空間給予守兵逗留，大部分軍人都居住在現旅遊學院區域的軍營中。這些軍人大多是來自非洲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地的黑奴傭兵。他們聲名狼藉，經常酗酒，惹禍生事，又下山搶劫或騷擾居民，侵犯婦女，深為群眾憎惡。因此，望廈山才一度落得“黑鬼山”之惡名。

73亞馬留死後，北面防線由其後繼者加以完善，最後成了澳門唯一完全用於對付中國的武裝防線，望廈炮台也就成為澳門城防的新核心。望廈炮台背景，最能突顯澳葡勢力對中國的態度明顯轉變。目前不少學者都贊同澳門炮台本身對中國存在一定的威脅性和侵略性。不論這種說法的商榷度如何，北面防線明顯地展示了其侵略動機，是不爭的史實。城防變動上，亞馬留搗毀澳門城牆，企圖單方面否定葡萄牙人租居區域——澳門城區的存在，從而把擴張行為合理化，強佔了澳葡管理範圍外的望廈村後，亞馬留隨即計劃大舉興建侵略性堡壘。至於對待北面防線背後的歷史，不僅需着眼於澳門局勢，也要兼顧國際形勢的情況。誠然，葡萄牙後期對澳門的侵佔，不僅僅是借助英法等列強肆虐的時機，同時，晚清不穩之國勢，是助長澳葡野心的原因。所以，以望廈炮台為主的北面防線，既證實了19世紀中後期葡萄牙侵佔澳門的局勢，也反映了晚清國力的不濟。至此，澳門堡壘炮台及其防線之佈局，大致完成。自葡萄牙人獲准租居澳門以來，從1568年擅自在澳門修建城牆，經歷其多次被中國政府局部拆毀，復建……

74直至19世紀中後期，城牆被葡萄牙人自毀之時段，恰是處於澳門歷史之高度發展期：從1557年歸順中國政府的葡萄牙人入住澳門半島的“隙地”，經歷了澳葡“大獲全勝”的1622年之戰，至1846年亞馬留背信棄義侵華佔澳的暴政。而這個橫跨明清兩代，約300年的“澳門城防型態”形成的歷程，使澳門在歷史的累積下，漸漸趨於成熟化而成為東亞極具規模的戰略軍事重鎮。澳門的城牆與三組炮台防線，分別代表了澳門城防發展沿革的不同時期。從無軍事化到產生第一道城牆；接着因應軍事需要，逐步組建堡壘炮台；最後完成由大炮台至望廈炮台的核心轉變過程。16世紀末至19世紀末，澳門城防體系的建立和變遷，緊密地建基在中國主權強弱及澳葡政治意圖的變化。作為軍事歷史的固態呈現，澳門城防體系對維繫澳門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社會穩定和發展，或是造成葡萄牙帝國主義勢力於19世紀中葉壯大的歷史現象，都扮演着相當重要的支配角色。另一方面，澳門的城防，無論在結構、軍事作用抑或政治涵義，都體現了中葡在思想意識上的碰撞或衝突，既有潛移默化，也有尖銳激烈的衝突。正因為這種複雜曲折的歷史，澳門城牆和炮台才如此耐人尋味。

75因此，澳門炮台之所以有機會躋身世遺之列，是因為它與澳門發展基本上處於同一脈絡，如實地反映澳門歷史，也反映了中西軍事優勢之跨地域文化交匯。雖然它們並不能代表澳門的全部，但其聚合澳門的歷史點滴，卻是如此濃縮和直接。

76主要參考資料(其他次要參考資料限於篇幅所限從略)史料、原典1.Anders Ljungstedt,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 Description ofthe City of Canton,Viking Hong Kong Publications,1992.2.澳門歷史檔案館：《望廈炮台平面圖》（Planta da Fortaleza do Mongha）,手稿年份未確定。3.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紀略校注》，澳門文化司署，1992。4.官龍耀總編《文化雜誌—16和17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集》，澳門文化司署，中文版第31期，1997。5.威．伊．邦特庫（荷）著、姚楠譯《東印度航海記》，中華書局，2001。

77專著1.Equipa de Projecto do Museu de Macau,A Fortaleza de S.Paulo do Monte,Museu de Macau,1998.2.Jorge Graça,Fortifications of Macau:their design & history,Servicos deTurismo de Macau,1984.3.W.Robert Usellis,The Origin of Macao,Museu Marítimo de Macau,1995.4.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全二冊)，中華書局，1987。5.郭永亮著《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6.王曾才編著《西洋近世史》，正中書局(台北)，1976。7.譚世寶著《澳門歷史文化探真》，中華書局，2006。8.費成康著《澳門︰葡萄牙人逐步佔領的歷史回顧》，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9.林發欽著《澳門史稿》，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5。10.黃啟臣編《澳門通史》，廣東教育出版社，1998。11.徐薩斯（葡）著，李保平等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12.施白蒂（葡）著《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中譯本，澳門基金會出版，1995。13.施白蒂（葡）著《澳門編年史》(19世紀)，中譯本，澳門基金會出版，1998。14.吳志良楊允忠主編《澳門百科全書》(修訂版)，澳門基金會出版，2003。

78論文1.Francisco Vizeu Pinheiro:The Role of Iberian Institutions in the Formationand Development of Macao: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Macau,Journal of AsianArchitecture and Building Engineering,November 2005.

79後記本書的寫作是一個偶然的機遇。三年前的寒假，筆者剛完成了大學一年級的上學期課業，回澳度假，並約見曾輔導筆者參與博物館學生研究員活動的林發欽導師。這位任職澳門旅遊學院的老師，提議我參與知識叢書計劃。老師的鼓勵加上筆者自身對澳門史、軍事史的熱忱，令筆者選定了這一題目，由當日起，即開始了本書的構思，着手擬定研究計劃。獲得基金會審核通過後，筆者便利用課餘時間，開始了資料搜集和寫作，大一的暑假，是本書大致成型的時間。本書的寫作過程，在筆者而言，並非一如早前所預料的順利。在經歷大學第一年的浸禮後，出於原稿在史實敍述及編排的結構性錯誤，筆者多番考量，曾經一氣之下，把將近完成的書稿撕毀重寫。接下來在斷斷續續的兩年中，其間亦經歷了不少學術以外的打擊，不管付出多少，最終還是寫完了這本小書。在成書的這段艱辛而冗長的過程中，仰賴於父親譚世

80寶不厭其煩的悉心教導。正因為如此，筆者才更深入地掌握了史學和澳門史研究的處理方法，並徹底由一個只會剪剪貼貼的中學生，成為具有史學思維的大學生，特此向父親由衷致謝。其次，還致謝澳門工程師學會的Dr.FranciscoVizeu Pinheiro和國立成功大學的翁嘉聲教授，以及專長於地方文化文物研究的何培夫副教授，他們對本書的基礎內容和寫作，都提出了相當重要而實際的建議和指導。當然，還有很多人需要感謝，包括筆者的母親和一年前與世長辭的外祖母，以及朋友們、師長們等等。雖然本書的成稿不盡如人意，然而，對於筆者自身的成長歷程，以及對澳門歷史普及化方面，本書還是扮演着一定的角色。不過，在融合知識性和可讀性的同時，若然因疏於考實，出現任何錯漏，還望包涵見諒，也希望各位同仁不吝指正！二○○八年十月四日於成功大學

81圖片出處P.35、53、54、56、57、62、63、66、67、68、69、70盧嘉志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