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文化两题
种文化心理和文化思维模式,也是400年中葡文化交汇的产物。“土生”女作家玛尔丁妮在《废墟中的风》一书的“序言”中有过一段关于“土生” 葡人的描述:“四个世纪以来,葡国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愉快而和谐的关系,这一点体现在这一城市的许多方面:交汇融合的文化遗产,别具特色的城市建筑,还有它的被称为土生人的混血人种。经过这许多年肩并肩的生活,中国人气质一点一滴地渗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们那带着显殊的澳门人特点的欧洲人外貌上,为他们线条硬朗的欧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东方之美。”①“土生”诗人李安乐在他的诗中也写道: “我身上有来自贾梅士的优秀/和一个葡国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场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确实,我发起怒来就是个葡国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国人特有的 平和”。②这是“土生”作家对自己特殊文化身份的形象剖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土生”葡人身上两种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人格特征。就澳门的“土生”族群而言,他们文化身份复杂而多彩,具有边缘性、交融性,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基本上是照葡国(文化)模式和形态组织自己的。这是澳门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应纳入澳门文化研究的视野之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样是与世界相通的。二 历史坐标与未来意义在澳门半岛上,澳门文化的跨文化性质,几乎随处可见。但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在这里源远流长,尽管葡萄牙人据居澳门已400多年,但直至现在,澳门居民中的中国传统氛围还很浓厚,在精神思想范围内仍是“葡河汉界”,使澳门文化呈现出既多元交融又和而不同的特性。澳门很早就是葡萄牙基督教在东方的基地,而且外国宗教是经澳门向中国内地发展传播的,至今澳门仍有30所教会学校, 占澳门学校的1/2,但基督教在澳门华人中的影响却很有限,现在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主要信奉① Edith Jorge de Martini, 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 A Childhood in Macau, New York : Vantage Press, 1993. ②Leonel Alves, "Sabe quem Sou?" Por caminhos solitarios, 1953,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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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世俗每月统计传》,1833年与郭实猎在澳门合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它们均为近代中国报业的开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有着杰出贡献。这就是说,无论是16 - 17世纪的利玛窦,还是19世纪初来到澳门的江沙维、马礼逊,或澳门土生土长的玛吉士,他们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澳门的文化事业。无论是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江沙维的《汉字文法》和汉语教学系列字典、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中国一览》,还是玛吉士的《外国地理备考》等等,都凝聚了教士汉学家们无数智慧和心血,它们的于世流传,成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了解西方的无声教师,也使澳门无愧于19世纪汉学研究中心的称号。三
澳门是东西文化交汇的集散地。西洋的数学、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地理学、美术、音乐通过澳门中转,源源不断地渗人中华大地;而古老中国的典籍,又通过金尼阁、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卫匡国、冯秉正、宋君荣、马若瑟等学者之著、译,流入西方各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正当中国大地尚处于寂静的沉睡之际,西方传教士们已纷纷手捧“科技”之砖,来敲开紧闭的中国之门,他们采取了尽取中国皇帝之欢心的各种方式,以得到人华之宽容;尽结中国士大夫之友情,以得到传教之相助;尽以学术传教为策略,以达到进入中国传教之目的。因此,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新气象。 数学是西方科学传人中国的重要学科。利玛窦的《乾坤体义》被称为“西方数学传人中国之始”,此书成于1605年,其下卷专门叙述“数”。此后传人中国的数学代表作是利氏口授,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成书于1607年,主要介绍三角形、线、圆及圆内外形和比例、面积、体积等数学基本知识。以后又有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邓玉函译的《大测》,罗雅谷译的《测量全义》、《筹算》,穆尼阁的《比例对数表》,都对中国数学有很大影响,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捷法》就是据法籍教士杜德美( Petrus Jartoux)的《周径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而创造的。尤其 南怀仁、安多( Antonio Tornas)、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白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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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记澳门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人类的贡献
到了清代,由于康熙帝特别嗜好,特命耶稣会士派画师来中国,这就出现 了西洋画师供奉内廷的空前特殊情况,其特点是:来华人数多,供职时间长,有卫嘉禄、马国贤、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潘廷璋、安德义、贺清泰等,马国贤在画院供职13年,艾启蒙30年,潘廷璋39年,特别是贺清泰和郎世宁,前者44年,后者更达52年,他们把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宫廷的绘画事业,也难能可贵。他们来华后在康熙、乾隆两朝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郎世宁,善绘花卉、人物,尤工马,并将西洋画与中国画相结合,形成“精工细致,刻画入微”的风格,名闻一时。他们还受中国皇帝重用、恩宠、褒奖,如乾隆帝得知郎世宁病逝,立即颁旨“给予侍郎衔”,称其供职期间“颇著勤慎”,赏给三品顶戴,及“内府银三百两”, “以示优恤”。对艾启蒙的70寿诞,乾隆帝还“赐绸六匹”,赐“海国耆龄” 匾额,授三品官等。这种融洽的异国君臣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反映 了康熙、乾隆两代帝王的开放政策和豁达大度。西洋乐器在明清两朝也受到皇帝青睐,最早传人之西洋乐器是利玛窦的“西琴”,明神宗以此琴“抚之有异音”,特命内廷学习;崇祯帝还召汤若望入宫修理“西琴”,并在御前演奏。到了康雍乾三代,更为西洋音乐传人之重要时期,康熙帝听说葡萄牙教士徐日升( Thomas Pereira)精通音乐,还特地派人去澳门迎接。1713年由徐日升与德理格合编的《律吕正义》的被御定,对传播西乐有重要价值,此后有多位教士因“长于音乐”而由澳门召入内廷供职,如德理格、马玛若(澳门人)、魏继晋、鲁仲贤等。 “天主堂开天籁斋,钟鸣琴响自高低”,就是教会仪式、教士音乐传京后的生动写照①,可见西洋的钟声、琴音对古老首都的影响。东方典籍的西传,从1593年利玛窦译《五经》开始,到1831年《中国语札记》刊于马六甲计239年,主要是儒家著作的大量翻译和中国古代历史、古典哲学的著述。大致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6世纪后半叶至17世纪末,以翻译典籍为主,辅以少量著述。最早将中国经籍译为西文的是利玛窦译《四书》为拉丁文,书名“Tet- rabillion Sinense de Moribus”,但今已佚,1626年金尼阁译《五经》为拉丁①据尤侗《意大理亚竹枝词》,当时北京有天主堂名“南堂”,它有二塔,一置大自鸣钟,一 置大管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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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文,书名“Pentabion Sinense”,为现存最早的一部西译本。其余有殷铎泽与郭纳爵译《大学》为拉丁文,书名《中国之智慧》①,殷铎泽译《中庸》为拉丁文,书名《中国之政治道德学》②,另外柏应理于1681年由澳门回罗马时,携带了教士所译华文书400册送呈教廷,并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于1687年刊行于巴黎③。第二阶段从18世纪初至19世纪30年代,以著述中国历史及哲学为主,以译典籍为辅。最重要的是卫匡国著《鞑靼战纪》、《中国新图志》④,1655 年刊行于阿姆斯特丹,后者详述中国疆域、人口、风俗、物产、山川、名胜等,为当时欧人了解中国最详尽的著作,对欧洲有很大影响。还有法籍教士冯秉正(Jos.MoyriacdeMail。)据《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著《中国通史》 (共13册),宋君荣据《元史类编》著《成吉思汗与蒙古史》⑤,值得一提的是法籍耶稣会士马若瑟著《经传议论》、《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以及以拉丁文著《中国语札记》刊行于马六甲,后者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汉语结构性质的专著。在哲学方面李明( Le Cormte)著《中国现状新志》于1696年刊行巴黎,专门介绍儒家仁治思想⑥。此外还有钱德明著《孔子传》、《孔门弟子传略》⑦,韩国英著《记中国人之孝道》,卫方济著《中国哲学》,白晋著《易经大意》等。在译经方面,有卫方济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等,定书名为《中华帝国六大经典》⑧,是一本兼译又论的著作,对欧洲思想界有很大影响。另外还有马若瑟译《书经》①《中国之智慧》西文( "Sa Pientia Sinica"),1622年刻于建昌。②《中国之政治道德学》西文名“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Moralis", 1669年刻于卧亚,书末附《孔子传》。③《中国哲学家孔子》,西文名“Confucius Sinarum Phllosophus"。④《鞑靼战纪》西文名“De Bello Tartarico”,《中国新图志》西文名"Novus atlas Sinensis”。⑤《成吉思汗与蒙古史》西文名“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ses Successeurs, Conquerants de la Chine”。《大唐史纲》西文名:“Abrege de I'Histore Chinoisedela Grande Dynastle Tang”。《中国纪年论》西文名“Traite de la Chronologie chlnoise”。⑥《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西文名“Essai d' introduction preliminaire a I,intelligence des- King”。《中国语札记》西文名“Notitia Linguae sinica"。《中国现状新志》西文名“Mouve-auxMemoires sur I'etat Present de la chine"。⑦《孔子传》西文名“Vie de K'ong-tse”。《孔门弟子传略》西文名“Abrege de la Vie des prin- cipauxdisciples de k'ong-tse" . ⑧参阅林子升《十六至十八世纪澳门与中国之关系》,第265页。《中华帝国六大经典》西文名 “Sinensis lmperii Libri Classicl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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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西文化的接受与过滤
在文化过滤中,有些虽被接受,但要加以改造,以更适合本土文化的习惯和需要。比如,澳门有一条十月初五街。内地初来澳门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十月初五究竟是个什么日子,何以用它来命名街道。原来这是一条历史较长的街道,原名泗孟街。新马路开辟后,向南延伸至新马路,澳葡当局以十月五日是葡国国庆,故改名十月初五街。其实,西方人纪月日的习惯,并无“初几”之说,十月初五是中国人的说法,是经过改造了的命名。澳门西望洋教堂前有一个高台,开阔平整,面临大海。高台上竖立了一尊大理石的圣母像,慈祥庄严,双手合十,似为众生祈福。因她面临大海,人称“望海观音”。明明是圣母玛丽亚,何谓“观音”?这是中国文化对其过滤并加以改造的结果。有些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文化现象,在文化过滤的过程中不被接受。比如澳门历史上发生过一起令人不愉快的事件:1849年,葡萄牙驻澳总督亚马勒(F.de Amarl)肆意毁坏农民庄稼、强令农民搬迁祖坟,致使民怨沸腾。后来,他又停止向清政府交纳地租,将设立在议事亭内的清朝皇帝御旨石碑拆除。农历八月二十三,望厦村村民沈亚米(沈志亮),率众杀死亚马勒。事后,亚马勒的部下米士基打(A.c.Mesguita)军曹率兵120人进犯北岭。这个事件在中葡关系上留下了阴影。有些以亚马勒名字命名的街道(如连胜街、连胜马路,澳葡当局命名为Rua de Coelho do Auakal和Eserand de coelhodo Amaral,关闻大马路命名为亚马勒土腰)、广场(铜马广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都回避了“亚马勒”字样。有些文化现象并不一定有殖民地色彩,但不符合中华文化的习惯,在文化过滤的过程中也消失了。比如,白鸽巢公园是澳门最大的公园。顾名思义,此名称自然与白鸽有关。该处原是葡国富商马葵士的住所,马葵士爱好养鸽,白色的鸽群常盘桓天际。马于1778年过世,生前将这块地方献给了澳葡当局。当局遂命名为贾梅士公园,以纪念葡国诗人贾梅士。但直到现在,人们却仍以往日习惯,称之为白鸽巢公园。澳门最繁华的贯穿东西的大马路, 自国际酒店向东沿路以至南湾口,1918年初开辟时人称“新马路”,后来政府正式命名为“AVEN IDA DE ALMEIDARBEIRO”,即“亚美打利比卢大马路”,长达九个音节,既不好懂又不好记,中国人依旧叫它“新马路”。后来,连葡萄牙人也用中文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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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SANMALO”来称呼它了。在谈到澳门中西文化的接受和过滤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到土生文化。土生群体是澳门居民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土生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奇特现象。澳门的多元文化是由多种因子组成的,其中包括中华文化、葡萄牙文‘化、土生文化和其他外来文化诸如日本文化、马来西亚文化、印度文化、菲律宾文化等等,所以土生文化是澳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位在澳门生活过多年的神父把它称为中华文化与葡萄牙文化结合而产生的第三种文化,它既有自己独特的风貌,又极大地丰富了澳门文化。在澳门的传统文化中,有些虽不为土生群体所专有,但它和土生文化一样是中葡文化、中外文化结合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葡国鸡、马介休炒饭。这些饭菜既非葡国菜,亦非中国菜,是地地道道的“澳门菜”。居住北京的外国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旅游澳门,如果不吃上一顿葡国鸡,好像没来过澳门似的。再如澳门秋冬之际盛产的西洋菜,有人说是葡国人从欧洲带来的,故名。也有人怀疑它本来就产于珠江三角洲,只不过是葡人最早发现它能食用,才取名“西洋菜”的。在土生人喜爱吃的食品中,牛油糕、喳昨是分别来自阿拉伯和马来西亚的食品。所以,土生文化实际上是世界多元文化交融过程中产生的比较文化或新一代文化。三 澳门中西文化的碰撞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相遇,由于相互间的差异,开始时总会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往往是伴随着政治和军事上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的斗争出现的。葡萄牙人于16世纪初试图敲开中国的南大门,一场中西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516年4月葡萄牙派费尔南•比利,达•安特拉德(Fernao Percy de Andrade)率舰队从马六甲出发来中国,葡萄牙国王的特使、药剂师皮来资( Thomas Pirez)随行。他们闯入珠江口,直达广州,突然鸣放大炮,要求与中国贸易。中国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早在春秋时各诸侯国之间进行外交活动,都是通过朗诵《诗经》中的诗篇来表达意向,以至出现“不学诗,无以言”的情况。中国官员何曾见过这些“高鼻深目”的“佛朗机”人,竟跑到人家大门口鸣炮要求通商呢?于是以他们不懂规矩之故,让他们在广州先学习礼仪三天,然后才予以接见。这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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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世界--19世纪法国艺术家眼里的澳门钱林森*澳门自16世纪(1557年)对外开埠以来,便成了东西方两大文明互看的窗口,它是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佛家思想交流碰撞、共生互补的重镇,经过了漫长的四个世纪的岁月陶冶和历史更迭,构成了今日的多元文化共存、和谐发展的新世界,举世瞩目。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汇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中所承担的历史角色,及其由多元文化生态所共建的社会治理和历史传统,不仅引起了当今国际文化界、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也早已为历代前往澳门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作家和艺术家不断描述和见证。梳理这些外乡人写澳门、看澳门的历史资料,审视历史上“他者” 目光下的澳门形象,对提升澳门人的文化自觉精神,创建和谐发展的新澳门,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描述澳门的相关文字和材料极为丰富,已不断为海内外学者发掘、研究,本文仅以国内学界尚无涉猎的法国艺术家奥古斯特•博尔热( Auguste Borget,1808~1877)的《中国和中国人》为例,看一看19世纪中西关系对抗之际,地处东西往来前哨的澳门,在这位西方来客的眼光下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风貌。奥古斯特•博尔热,系法国19世纪著名画家、旅行家。1836年10月至1840年8月,他从法国勒阿弗尔港起航,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环游世界之旅。他先后到过美国的纽约、南美洲的巴西、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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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革命后澳葡政府文化政策及意图分析
然而,虽然多数葡国人对殖民战争和殖民统治怀有反省意识,但他们仍然分享着“文化伊比利亚”或“文化第五帝国”之梦,仍然希望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在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延续其影响力乃至主导地位。这从“四,二五”革命之后澳葡政府的文化政策及其嬗变轨迹之中即可窥见端倪。“四•二五”革命之后,尽管葡方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放弃在海外的殖民地,承认澳门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或所谓“澳门省”,而是中国领土,是葡萄牙管理的特殊地区,且在1976年,公布新宪法,准许澳门享有内部的自治权及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①,但葡萄牙对澳门仍大权在握,主宰着澳门的内外发展。在1970年代末,澳门由于政制的变动以至于各方面仍处于调整期。此时,澳葡政府对于文化策略的制定并未有明显的斧痕。至1982年末,酝酿已久的澳门文化学会(1990年中文名改为澳门文化司署)终于横空出世,其创办的宗旨表面看来是“推行适应本地现状和特性的文化政策,具体而言,适应澳门中葡文化共存的特点”②,但若对其“扩大对讲葡语和葡人后裔社会的支持,增进他们之间以及与葡萄牙、巴西和非西讲葡语国家联系和互助,传播传统文化的精粹;创立亚太地区大学葡语师资;继续举办葡国语言和文化课程;与葡国文化和语言学会合作,确保在亚太地区大学葡国师资的讲学,并设法安置新的师资”③等90年代初预期达到的宏伟目标进行仔细分析,就可见澳门文化学会成立的目的实乃卡蒙斯学会( Instituto Camses)④及东方葡萄牙学会(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⑤的一脉相承,也可说是其为葡萄牙设在澳门的文化扩展政策具体实施的一个集散地。为了完成“适应澳门中葡文化共存的特点”的“美好愿望”,澳门文化学会在其“90年代文化纲领”中也提及“制定收集有关葡萄牙人在远东的①[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思磊译《澳门编年史——二十世纪(1950~1988)》[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Século XX (1950 - 1988)],澳门基金会,1999, 第105- 119页。②《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一期“档--90年代文化纲领”,1987年第二季度③《文化杂志》中文版第一期“档--90年代文化纲领”,1987年第二季度。④卡蒙斯学会成立于1992年,其宗旨为联络散布海外的葡侨,以及使葡萄牙语言及文化世界化。⑤东方葡萄牙学会成立于1989年,其主要功能乃在于在澳门及东方推广葡萄牙语言及使葡萄牙 文化世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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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五”革命后澳葡政府文化政策及意图分析
传用中文或葡文写的澳门作家作品;与葡萄牙文化和语言学会合作,确保在东方教授葡语的协调工作,并在该地区开设新的葡语班;为印度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学生举办第四期葡国语言和文化假期班;为了达到各准备出版收藏在国立图书馆的有关葡国文学的书籍汇编①;继续以中西语文出版有关葡国文学之书刊②”等等出现在政府施政方针中的纲领性文字皆清楚地反映出葡萄牙在维护及加强其在澳门及东方影响的用心及努力。根据《中葡联合声明》和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公务员本地化、官方语文中文化、法律本地化”为澳门过渡期须重点解决的三大问题。③故此,若把《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前澳葡政府的文化政策与其后的澳葡政府文化政策相对照,我们不难察觉,1987年之后澳葡政府所制定的文化方针似比前期的文化方针更为重视中文的地位。然而,当回顾葡萄牙于1989年在澳门设立东方葡萄牙学会(Instituto Portugués do Oriente-IPOR)及葡萄牙语中心(Centro da Língua Portuguesa)的目的时,它借着开办葡语课程、出版葡语书籍(如葡语作家丛书、康乃馨译丛等)以及其他葡萄牙文化推广活动等种种手段来扩展及深化其在澳门及在东方影响的用意便昭然若揭。此外,葡萄牙长期以干预澳门政府施政以达到弘扬其文化的目的的手法依旧持续不断,如它通过法律条文来保障澳门回归后葡萄牙文化语言的影响力:“调整司法组织,澳门文化政策以及葡国文化语言在东方永久存在的法律保证”④;另外,在教育政策方面,如“重新确定葡语教学的目的、方法及大纲;继续开展对葡语教师的培训工作;促进与全世界,主要是与葡萄牙、中国内地以及该地理区域内能对东亚大学的发展有利的高等学府的联系”⑤,也可见其苦苦经营“葡萄牙文化堡垒”的“匠心”。1993年3月31日,随着澳门基本法的正式颁布,澳门进入过渡期的后 半阶段,“公务员本地化、官方语文中文化、法律本地化”等三大问题日显突出,须加速进行完善。政权交接过渡期的缩短,标志着葡萄牙撤出澳门的日子更近,中方心急如焚以完成过渡期的重大事务,葡方也处心积虑要① 1989年度澳门政府《施政方针》之“文化政策”。② 1992年度澳门政府《施政方针》之“文化政策”。③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基金会,1999,第132页。④1989年度澳门政府《施政方针》之“文化政策”。⑤1989年度澳门政府《施政方针》之“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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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会经济、政治条件和社会生活需要的不同而发展变化。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都依据各自的意志,运用报纸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传播有利于自己的舆论”。①无论如何,报刊在文献传播及信息产业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它不仅是世界各地各类图书馆、信息研究中心、档案馆等公共机构的收藏品及利用品,也是大众传播渠道及一地区多元文化的体现。澳门报业,由于特殊历史背景和条件,其开端和发展在中国报业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澳门文献及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综观澳门报业发展,尤具研究价值的为早期之报刊。中文报有林则徐组织手下办的《澳门新闻纸》,还有与孙中山先生有着密切关系的《镜海丛报》,以及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知新报》等。而葡文报刊方面,最广为人知及备受关注的是《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因此我们以澳门报业的这几个重点为脉络探讨报业及澳门历史文化特色。二 《蜜蜂华报》——中国第一份外文报(一)诞生背景《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于1822年9月12日,由葡萄牙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和阿美达(José de Almeida)医生在澳门创办。它由阿马兰特(António de S.Gonçalo de Amarante)神父编辑,在澳门官印局印刷,每逢周四出版(54期以后改为周六出版),一共出版了67 期。1823 年,由于立宪政府被推翻而改为保守派操控,它于12 月26日停刊。19世纪初,在欧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葡萄牙展开了自由派与专制派的斗争。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和军队中的部分官兵联合组成拥护宪章的自由派,反对以国王和专制派为代表的君主专制政体,主张推翻英国统治,于是在1820年,受西班牙革命的影响,葡萄牙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英国人的长期统治局面,成立了临时政府。1821年,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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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迟胤:《报纸(Newspaper)》,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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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澳门早期报业发展看澳门文化特色
议会通过了葡萄牙的自由宪法,并于1822年颁行。与此同时,澳门受剥削及歧视的土生葡人组成立宪派与历来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澳门本土葡萄牙贵族组成的保守派之间亦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君主立宪运动。立宪派要求恢复如1783年皇室制诰颁布前的原有议事政体,允许土生葡人在当地文职机构及军队中任职,以摆脱葡萄牙的束缚和影响,使澳门实行完全意义上的自治。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澳门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报纸,亦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外文报纸——《蜜蜂华报》于1822年诞生了。它是澳门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的喉舌,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立宪党人的言论,并详尽刊登政治消息、会议记录、名人演说、议事会与市民的往来信函、王室谕旨与报告等,同时一如本身的名称——蜜蜂那样,痛击保守派,使其手足无措、狼狈不堪①,可见它是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而诞生的。
图1 《蜜蜂华报》(A Abelha da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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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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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畅绘艺评论[葡] 罗世贤Rui Manuel de Sousa Rocha*对廖文畅而言,城市的日常生活皆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本澳著名画家陆大同先生于1999年12月在东方基金会会址画廊举行的廖文畅作品展上,说道:“对廖文畅而言,城市的日常生活皆是艺术创作的灵感。”在过去六年的光景,城市一直是其目光及绘画的美感旅程。目光及绘画是打开复调音乐与多种哲学思想混合空间的交互可视性之对话序曲,然而,澳门同时亦表现隐约的美,而且在文化上是一词多义的。这种交互可视性并不是让我们对澳门的都市实况及混合性的社会作出一种直观的阅览,而是向我们引介一种城市阅览的新模式,它是集合多种鉴赏的可能性,加上其感官对每一种阅览的丰富精髓。不论是现时或昔日的作品,当画家利用澳门的社会及历史性参考汇编时,透过收集值得纪念的感知及回忆,就成为城市生活历史的实质日志。或者,我们想要的正是一本叙述生活经历的自传。时空、画家与时空之间的关系,仿佛是其绘画艺术中最有趣的一环。时空有两条路径,在同一空间内叠合:一条是中国文化的循环路径,借着永恒不变的完美无瑕、无休止的延续、象征永生及天国的时空无限结合等去代表宇宙的起源;另一条是直线路径,西方文明的创意源于希腊人思维中的科学现实主义,其后旧约圣经倡议基督犹太人的思维,当中显示时空的概念是实在的、历史性的、单一直线方向的及重视将来,其后,古典物理定律亦印证了这点。廖文畅的绘画反映出城市内人文的多面体,并以螺旋形方式表现出在我们之间穿插但表面上仿佛不是互补的各种世俗性。最后,时空持续不断*东方葡萄牙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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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人版画艺术的造梦者——冯宝珠版画新作展感言黄晓峰*早在1990年,一位颇有心思的进入澳门视觉艺术学院学版画的女生历三载获首届澳门艺术双年展版画一等奖,由此澳门这个梦幻岛开始造就20 世纪末所谓“艺术之英雄时代”的一位女版画艺术家。1997年,冯宝珠从英国伦敦大学获版画系纯艺术硕士荣衔归来,带回来了“极富感性和诗意般的想象”,那是她在英伦创作《寂静的世界》组画已萌动的“如诗的、悸动的情怀”(导师勃度罗评语)。从1996年入选全英纯艺术研究生版画展之冯宝珠作品《失落的诗篇》中( Lost Poem),可见她已专注于蚀刻版画创作,想象力丰富,驾驭单调的素材得心应手,表现力深刻强烈,擅长于赋予形体和材质在争夺明暗的对峙抗争之中阐析荒原神话的美学感觉——如此敏锐的艺术灵感及其风格的独特性出现在一位澳门女生身上,确实只有用“英雄时代”具有的目空一切的精神力量方能解释。冯君在创作上讲究个人化和随意性,在讲坛上强调版画制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技术性意外”,尤其看重作者的“应变技巧”。她的优秀作品十之二三就是操作应变的“意外”之作,往往在形式上达到一种可称为“冷处理”的极端状态,宛若在梦中窒息的瞬间去定格被命运之神撕裂于蛮荒世界的生命或无机物的碎片,无论是孤独的蝎子、佛偈色空的隐喻,还是女体轮廓纤细而丰满的空间感,它们借以表达的艺术理念蕴含象征性的诗性哲理,宣泄着说不尽的黯淡而沉重的艺术人生的诉求。所谓“重拾*《文化杂志》总编辑,暨南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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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展厅共三层,展出三千余件展品,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幕,展现了中华古老的东方文明和欧洲文明的由来、发展和在16世纪的汇合。第二部分展现了澳门地区文明的起源,由史前到17世纪中叶。第三部分展现了澳门民间艺术与传统。第四部分展现了当代澳门的特点。馆内采用了声、光、电等先进技术和中、葡、英三种语言文字讲解。参观结束可从三层出口进入炮台参观,俯览澳门全景。澳门博物馆采用欧陆建筑风格设计,与环境协调,设计细部细腻简洁,受到游客的欢迎,并被誉为澳门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馆。(三)澳门文化中心澳门文化中心坐落在澳门半岛外港的填海区上,总占地面积五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澳门文化中心由两部分组成,西侧为展示建筑,呈长条形,东侧为观演建筑,呈圆弧形,中间由一个一层平台连接,及由平台入口。平台将这两部分有机地组合成一个整体。澳门文化中心位于澳门最具现代化的新区,建筑物也采用了现代的设计手法,展览馆共四层,设有不同的展厅,以陈列艺术品为主,除设电梯外,每层间还有坡道连通,除展厅还设置了办公、购物等配套设施。并为商业活动预留了空间。观演建筑内设两个剧场,大剧场设置1200座位,舞台面积近400平方米,可供音乐会、歌剧、芭蕾舞表演使用。观众厅的天花板经过精心设计,采用流动天花板,以取得最佳的音响效果。小剧场容纳400个座位,可放电影和作讲座用途。而建筑顶上设置的一个长60米、宽25米弯曲的屋面造型,更让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两部分间的平台为一个广场,南侧有一幅宽大的瀑布将这两部分建筑物分开。澳门文化中心于1995年开始进行前期工作,1999年3月建成对外开放使用,由苏尔坡(Antonio Bruno Soares)建筑师主持设计。澳门现代文化建筑不仅数量大,种类多,而且设计精湛,从这些根植于澳门这块土地上的现代文化建筑,我们可以看到澳门建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原载张祖刚主编《建筑学报》,北京,中国建筑学会,199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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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东西
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前途,我们应该持一种跨文化的思想和胸襟去容纳各种艺术体系。①如香港设计师协会一幅“中国毛笔指着油画裸女下体”的海报所示,此作品是由香港著名外籍设计师石汉瑞先生设计的。意念取自18世纪西班牙印象派画家戈耶笔下的美丽女公爵,加上中国毛笔,是希望透过趣味及幽默手法,表达东西艺术的融合。此幅作品曾一度引起社会上的关注和争议,惹来妇女团体的不满。但这样跨文化的争议性设计正好凸显出我们关于东西文化融合和再创作、接受和再呈现的思考。②(二)东西文化体系的拒斥与游离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全球化文化传播的不平等性。很多学者也提出这种两极文化传播的不平等论说——由于全球化本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全球扩展,全球化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各国的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性。世界范围内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将遥远的东西方联系起来。然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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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红野:《全球化文明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新模式》,载海外华人网,www.hichinese.net。② Hong Kong Designer Association, X press, Vol. 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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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现状评估戴定澄*一
为论述的明确,本文将“艺术音乐创作”定义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作曲者,以一定的音乐感受,运用一定的作曲技术手段和相应媒介所创作的在形式与相应内容表现上具有一定深度和规模,并具一定的“高雅、经典”之特征的世俗音乐会音乐作品。与此相对应,本文将民间音乐、教会纯礼仪音乐、流行音乐等视为同“艺术音乐”相并列的类别,这三类音乐(恕本文暂作如此分类)亦各自具有不难确定的创作特征。就此分类而言,应该说,艺术音乐同民间音乐、教会纯礼仪音乐、流行音乐等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联系。以民间音乐为例,该类型音乐多为民间艺人或祖辈相传的、于生活中有感而发、强调个人感受又同一定生活环境相关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停留于口传心授、自娱自乐或即兴抒发的层面,因而,其传承、影响都极其有限而易于自生自灭。然而,正由于民间音乐常常具有的上述特质及反映具体真实和个性的特征,使得艺术音乐创作需要保持一种与之交流、沟通的态势,一方面从中吸取清新、鲜活的养分,另一方面亦对之予以关注、研究和保护,这方面,为人熟知的一些著名作曲家、理论家同其所在地区民歌生活之间的密切互动,即为重要例证。虽然,将音乐创作在上述领域间画上一条不容置疑的“小节线”似乎并无必要,在不少情况下,也是难以明确的,但为着分门别类叙述、分析的需要,本文将在前述定义的框架下进行论述。限于篇幅与主题,有关艺术音乐之外的类别,将不在本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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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校长、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理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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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就一定意义而言,艺术音乐创作代表着一个地区的主流音乐创作意识,艺术音乐创作及相应环境(另文探讨)的兴旺与否,既同这一地区的文化、文明水准成正比,亦对这一地区的文化、文明水准的发展起着不可言喻的反馈作用。具体而言,本文所指“澳门艺术音乐创作”之内容,以前述定义为前提,根据澳门音乐文化的具体情况,主要包括了下列三个方面:其一,由本地作曲家创作的作品(不论其在本土或在外地演奏);其二,由本地团体委约外地作曲家写作的作品;其三,在本地表演的外地作曲家的新创作品。①尚需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探讨的创作范畴,除原创作品以外,也部分地包括了改编(二度创作)作品。
二
澳门近代曾有过得天独厚、颇具特色之艺术音乐创作的相对繁荣时期,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天主教范畴于1920年代之后,由于一些外来作曲家②的推动、身体力行而形成的较为旺盛的作品创作情形,这些作曲家在为教会礼仪作音乐服务时,也同时创作为数不少的世俗艺术音乐作品。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澳门这块土地上出生或初期培养了不少以后成为作曲大师或学有成就的作曲家,如出生于澳门的作曲家冼星海(1905 -1945年);5岁(1889年)时随父移居澳门,一直住到15岁并在澳门受到葡萄牙牧师音乐熏陶的中国近代作曲先驱之一萧友梅;于澳门出生并在澳门接受早期音乐培训的“香港现代音乐之父”林乐培(现居香港);早年就读于澳门学校的著名华人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刘志明神父(现为台湾辅仁大学音乐教授)等,还有为数不少的澳门出生或在澳门受过教育的作曲家、后起之秀及由外国、外地来澳居留的、质素颇高的专业音乐家,也给澳门带来不同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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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严格地说,“其三”并不能归属于“澳门专业音乐创作”之范畴,但考虑到前二类情况的有限范围,及“其三”之情况对本地区音乐创作氛围的重要启示和推动作用,亦将之辟为一个考察指标予以叙述。② 如马炳灵神父(F.Maberini.1886-1956)、司马荣神父(Pe.Schmitt,1910—2000),区师达神父(Pe.A6ureo de Castro,1917一199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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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现状评估
乐创作观念、作曲技术和相应教育手段。上述因素,加上澳门所特有的多元文化基础、较为发达的经济状况及和谐质朴的社会氛围,对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发展,客观上提供了相当出色的资源。然而,时至今日,音乐创作的前述盛况已不再延续,断层已明显形成。①而众多出生于澳门,或在澳门成长、生活过的音乐家(无论本地或外来)所具有的对澳门音乐创作的优势,并未理所当然地反映在澳门现今的音乐创作状况之中——澳门现有的艺术音乐创作之气氛并不尽如人意,澳门现有文化环境对艺术音乐创作,尤其对现代风格音乐创作所反映出的观念、品位和相应评估水准并不高,澳门的艺术音乐创作并未进入主体文化境界。上述状况,形成现今澳门虽有相当繁荣的音乐活动(无论是大型音乐节,还是民间社团的各类音乐活动),却很难有真正意义或深层次的本地文化发展;虽有相当可观之文化和音乐范畴的人力、物力、财力之投入,却并不可能形成显著个体特色和卓越成品;虽关注于民众普及,并采取不同优惠方式吸引民众参与音乐活动,却仍不能在本地民众中达到深入人心之作用的现状。如此,使提高或普及文化修养程度的努力和目标流于空泛,更难以在周边地区和国家产生独树一帜的影响。显然,作为音乐文化、音乐文明水准重要标志的澳门艺术音乐创作本体与相应现状,在上述情形中的作用至关重大,而作为必备前提的评估与思考就更显得时不我待。
三
为着论题的集中、深入之需,本文仅将探讨范围、对象限在澳门当代作曲家作品和澳门当代所委约或演奏的作曲家(以现今仍在世为标志)作品,对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现状作出一个初步但尽可能客观的评估。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讨论。(一)本土作曲家之创作1.关于林乐培及其作品林乐培生于澳门,长于澳门,早期在澳门独特的天主教音乐氛围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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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之前较为繁荣的澳门天主教音乐创作,笔者正在准备和搜集资料,有待另文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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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染,得教于外来音乐家后又赴外留学,专攻作曲,学成后还曾返澳,为澳门音乐事业从事专职服务。林的作品不仅具民族特点,同时立足创意,因应时代与环境。 由于历史的原因, 其作品在华人音乐圈中的“先锋”之意义,为国内外音乐界所注目。现今活跃于国际乐坛的作曲家谭盾等,早期亦受林乐培之创作风格影响。作为一位风格独特的作曲家,同时由于其突出的音乐组织与活动贡献,被认为是有影响作用的华人现代作曲家之一,2001年版的《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将其同其他有限的几位华人作曲家、理论家列入专门目录,一定程度上亦说明了他的影响。然而,这样一位出生于澳门,在澳门有丰富的音乐活动,并在一定范围内关注本土音乐文化、音乐创作的本土作曲家,由于其大多的音乐创作与表演活动均发生在香港,被冠以“香港现代音乐之父”称号, 在国际乐坛上, 亦无人称之为“澳门作曲家”,这种现象值得思考。2.关于林品晶女士及其作品“澳门本土音乐家林品晶精通钢琴、指挥、作曲。在第16届澳门国际音乐节上献演文化局委约作品获得广泛赞誉,充分显示了她的音乐天赋。林品晶现任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客席教授。”①林品晶是一位有着深厚的澳门情怀、长期在国外从事专业创作与教学的澳门作曲家,由于本地的委约,促成了她一些澳门主题作品的问世,这为澳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合作创作模式。继16 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委约作品成功演出后, 2005 年澳门举办的19届音乐节又邀约了作曲家的一部名为 “澳门怀思” 的为钢琴与乐队而作的作品。 该作品同旅中美国作曲家艾利,马歇尔(Eli Msrshall)的管弦乐作品《情系现在》(见本文后述)并列组合成该届音乐节唯一的一场新作音乐会。笔者因赴外地,未能出席音乐会,但赶在之前听了排练,以下是笔者当时发表于《澳门日报》的听后感:林品晶的作品未有听完全,所以不敢从总体上说,但就听到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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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摘引自2005年8月5日C2版《澳门日报》“文化局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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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现状评估
半部分而言,感觉作品清楚透析着一种民族的气质和精神,又具有着浪漫、奔放、抒情的特征,大量被使用的汉族民歌和五声调式旋律,在优美的配器和不同织体背景上呈现出诗一般的美丽。作品基本上是传统的民族风格,但运用了精密的构思和合适有效的配器,相信这样的作品会以一种纯熟、唯美的特色为大家所欢迎。①至笔者发稿时,林品晶的另一部充满探索精神的现代作品在澳演出,作品运用了京剧唱腔及之变形,并在西式乐队中加入了二胡等中乐器表演。作品充分体现了林品晶对现当代风格音乐创作的个性创作特征,反映出其敏锐处理音乐细节及强有力把握总体的能力。3.关于几位本澳音乐高等教育专职教师的创作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音乐课程(也是本澳唯一一所颁发音乐教育学士学位文凭的课程)的部分全职导师,在教学之余,亦由于本身受教背景和授课的经历,不时有作品问世,如查伟革副教授( Veiga Jardim)曾应邀为电影《大辫子的诱惑》配乐及创作主题曲,为着教学和表演之需,亦常为学生们改编管弦乐作品;如莫健儿讲师所作五重奏“三声五乐”,曾应邀参加北京中国现代音乐节演奏;以及笔者本人,在音乐研究、教学之余,创作百余首(部)作品,亦曾由学生在澳首演我所创作之钢琴组曲。课程前任导师白世门( Simao Barreto),在里斯本国家演艺学院学习后于1980年代来澳,在澳为国际音乐节等写作各类风格的管弦乐、弦乐四重奏及歌曲多部(首)(有关详细情况,本人将另文专论)。上述人士,并非以职业作曲家身份居澳,但以其专业教学、研究、作曲并重的特点,遇有合适氛围和合适土壤,亦可发挥创作方面的才华、作用,更可发挥上述特点,在创作教学、探讨研究方面贡献力量。以上所述(限于条件、时间和视野,恕暂先列出这些事例),从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本澳艺术音乐创作人群的几种类型。澳门现今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尚无职业的高等作曲专业课程),因此,所谓的本土作曲家,只能是上述事例所反映出的,表现为本土出生的作曲家(包括在澳或在外工作的作曲家),外来移居至澳门工作、生活的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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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5年10月20日《澳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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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两大类。两种类型,都因先天或后天同澳门的联系,有可能首当其冲地为澳门的艺术音乐创作作出贡献。换言之,这两类音乐家,也应该是本地音乐创作主要的生力军。因此,如何建立合适的客观创作环境?如何在主观意识与观念上重视和支持本土作曲家的创作?对一些富于发展潜力的本地年轻作曲家(包括一些尚在国外深造的作曲专业学生)可采取些什么样的资助条件?在这种条件尚不成熟之时,如何积极倡导并创造这种条件?当是文化部门的一大课题。(二)本土专业团体委约(外地作曲家)作品之创作1.关于叶小钢作曲的《澳门新娘》被称为“澳门首部原创舞剧”①的《澳门新娘》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统筹制作,由本澳作家徐新与舞蹈艺术家应萼定编剧编舞,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教师叶小钢为全剧作曲,舞美设计则为本澳设计师马伟达。一部舞剧的创作,编剧、音乐、编舞、舞美等缺一不可,成功的剧作一定是相辅相成、交相辉映。而真正成功的舞蹈音乐,在为舞剧构思、舞剧表达方面恰当而主动地发挥作用外,其本身的音乐性、音乐构思亦一定会有着相对独立的留存价值,有些甚至由于其极高的品质而超越剧本本身的影响,如斯特拉文斯基为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春之祭》谱写的著名三部曲音乐,堪称20世纪现代音乐经典。据报道,《澳门新娘》的创作使人“感受中西文化融洽”②,从音乐角度而言,“有观众赞扬这出舞剧编曲优美,音乐效果独特而令人难忘”。③笔者尚未能有机会聆听该舞剧的音乐,无从评论。但显然如前所述,一部舞剧的成功程度同音乐创作情况是应成正比的,舞剧的成功,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音乐的成功。音乐在这一类充分反映澳门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创作中成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应能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的。可惜的是未有发现有关该剧音乐的专业评论,也未听说过有该剧音乐的唱片出版或编排为组曲形式的音乐会表演④,就音乐创作本身而言,亦缺乏对该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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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自报章有关报道,由徐焕华先生提供资料。② 摘引自2005年8月15日C2版《澳门日报》“文化局特刊”。③ 摘引自2005年8月15日C2版《澳门日报》“文化局特刊”。④ 在本文即将发表之时,获悉澳门乐团将于2006年下半年的音乐会中演奏《澳门新娘》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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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艺术音乐创作的现状评估
乐的探讨。不言而喻,这些都是不利于作品的留传和发扬光大的。2.关于2005澳门国际音乐节“澳门委约作品首演”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委约的两首曲目,分别为来自美国青年作曲家艾利·马歇尔(Eli Marshall)作曲的《情系现在》与出自本澳作曲家林品晶所作的《澳门怀思》,这也是2005国际音乐节唯一的一场新作品音乐会。以下是笔者当时在《澳门日报》发表的评论文中的引摘:在大多当代作曲家都乐于以小型室内乐编制或自由混合编制、以较为特别的乐目组合来诠释作品时,马歇尔却仍大胆起用传统管弦乐队、传统钢琴和传统美声男高音。尽管如此,在新鲜的现代创作理念下,他试图明确地追求一种新鲜的东西……无调性的总体氛围,时时出现美妙的意境,具有相当大的“可听性”,又不失新鲜的音响组合,是对20世纪无调性音乐极端发展后“否定之否定”的表现,在力求打破传统乐团音响模式的同时,又充分发掘了乐队中的可行性潜质。作品慢板部分的陈述,隐现着肖斯塔科维奇配器的影子——这是稍感保守的地方。①有关林品晶的作品,因已有前述,不再展开。需指出的是,后者的作品以传统曲调和音乐的灵性、精致见长,但相对而言作品的新意不足,据说是因为作曲家深知澳门的听众环境,所以特地用相对“传统”的“主旋律”式手法写作。果然,演出后,不仅一般听众,包括报刊上大多评论文章在赞颂林的作品(当然无可厚非)的同时却对马歇尔的现代理念作品持着极为反向的否定态度。无疑,评论可以自由发表观点,但将“好坏”之分只是放在作品的创作理念上,未免显示出在对现代作品的接收资讯方面的不够宽容、中肯,是为遗憾。反过来讲,这也同现代作品在澳门较少上演、难以为人理解有关。3.关于澳门中乐团2004年6月 《澳门情怀》音乐会与2004年10月《民乐新经典》音乐会先谈《澳门情怀》音乐会,笔者于音乐会后写作了《中乐表演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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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5年10月20日《澳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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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一文,其中有关的作品问题论述摘录如下:音乐会上表演的多首作品,有着不同的风格,但大致表现为几种类型:第一类为现今创作作品……中乐,尤其是大型中乐乐队缺乏合适的作品演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困扰,所以常常以委约的方法请作曲家写,好的作品(能为听众接受又有较高艺术价值的),确实少之又少……一些作品, 大多引用了一些民族音乐素材,在调式类别、主题呈示、发展手法、配器组合形式等方面,基本上还是属于较为保守的处理和表现方式,创意性稍显薄弱。第二类是改编作品,除了彭修文的两首改编曲较为生动、有着丰富的乐队意蕴外,其他作品只是将现成旋律加以中乐编配,是一种“应景式”的改编,创作意念不佳……当晚作品的创作和改编者不乏名家,然而假若受着委约要求的制约,也是难为作曲家的……可以说,中乐团发展的第一要素是作品——然而,在当今中乐不景气,创作权益不保障的消极情形下,有多少作曲家会倾情投入呢?又有多少已创作的作品能够做到“推陈出新”并具有较好的存留价值呢?①再谈《民乐新经典》音乐会,对之的评述,亦从笔者的相关评论文中录出:中乐表现的传统内涵,在当代的改编与创作中,以一种颇有新意的思维方式和相应手法得以显现,令人深思……谭盾的《火祭》……音乐既有点描风格,又有立体、多层的综合效果。……其实,作品用何种手法并非目的,重要的是作曲家所要表达的那种渗透着民族灵魂的混沌、原始、野性和宗教般虔诚的氛围。郭文景以一个凝重的七音主题作帕萨卡里亚式变奏展开的《日月山》,以点描、模仿、对比、交叉多种方式将音乐的外层在变奏中逐步剥落,显现出其主题核心的内涵。这首作品将欧洲17世纪的作曲方式,以现代思维运用于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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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4年8月8日《澳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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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第一,关于古琴曲的调式。古琴的定弦为CDFGACD(为F宫音的五声音阶),实音范围为大宇组C上方三个八度再加一个三度。据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琴家林友仁先生所言①,古琴谱的纯五声调式乐曲多出自于清代,而明代及之前更早时期的乐曲中有更为丰富的音阶结构,如明代的樵歌就包含了九声音阶。这是令人感兴趣的观点。古琴谱是活化石,乐谱的实证价值大大胜过众多理论的比较、推测。这对五声音阶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地位、五声音阶的起源及之同其他调式关系的研究可能会有较大的比照、参考价值。事实上,在西方早期音乐中,教会调式②同五声调式的起源及相应关系问题,仍未有定论。第二,关于古琴的奏法。古琴奏法极为丰富,其中的揉弦手法之精致多样,给人印象深刻。这种被琴家称为“吟揉”③的手法,除了同西式弦乐相同的在发出的音上揉弦的效果(但荡漾、振动的幅度要大得多)外,还可改变音级,甚至在音的消逝之处,“吟揉”出一种耳朵听不见的“虚音”。如此意境,是内心乐思的延续和想象、向往,同中国国画留白的意境相似——“此时无声胜有声”,是一种哲学意蕴上的虚实相生之境。这种富于中国文化特征的音乐手法与相应意念,是值得人们深一步思索的。而古琴的自然泛音相当多(每弦为七个,共七弦),加上同样音高、不同音位的泛音计有百余种④之多,并有相应的律制的规范。其中所存在的物理及心理各方面的形态与内涵,值得进一步考察。第三,关于古琴音乐的织体。古琴音乐的本质为线形单声音乐,但当天所演绎的乐曲在一些重要部位却能立体、同时地发出八、五、四度音程的和音。据悉,在早期琴谱中甚至还有较多大二度的和音⑤,令人称奇。在多声音乐思维与技术发达的欧洲,其初始阶段多声体裁“奥伽农”(orga-num)中的和音即以八、五、四度音程为可接受的协和音程,之后随律制及听觉、观念的变化再逐渐往三、六度发展。而古琴谱中还存在的大二度和音,既同定弦相关,亦可验证日本学者曾提出东方五声调式的特征音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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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当日音乐会后笔者同林友仁先生交谈之记录。② 戴定澄:《欧洲早期和声的观念与形态》。③ 据当日音乐会后笔者同林友仁先生交谈之记录。④ 据当日音乐会后笔者同林友仁先生交谈之记录。⑤ 据当日音乐会后笔者同林友仁先生交谈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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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音乐:形态、风格与研究方式
大二度,以此区别于欧洲和声中三度特征音程的观点。①此外,古琴虽以横向旋律进行(单线条)为本质,但在乐曲表现中实际上可听到存在着多个声部交替的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多声部音乐的同时叠合(以复调对位手法或以主调和声手法),古琴曲的多个声部的角色(如主声部与辅助声部、主声部与呼应声部、高音部与低音部等关系)的交替是横向、前后进行的,这种声部感是在横向进行中由演奏者与听众共同体验、把握的。第四,关于古琴曲的记谱。古琴谱实质为用文字标示的指法谱,“按图索骥”,即可找到相应的音位,是一种先知琴位后知琴音的演绎。这同五线谱、简谱等以音高定位的思维方式有所不同,其中的文化差异、思维观念差异亦令人深思。古琴曲的呈现,除以琴谱为基本依据外,较多的还是由口传心授、历代相传及一些即兴、自由诠释的惯例而来。这种情况,同西欧早期的记谱与表演之间的关系有相同之处:表演者以乐谱作为演唱的提示或提纲,一些手法如变音( 伪乐Music Ficta )等则更多依据师承及一些演唱惯例(规则)进行。因此,当时的歌唱家亦需具有厚实的学术技术与修养。不同的是,西欧的这类乐谱早已被能更精确记载音乐的五线谱所代替,而古琴谱却独独得以千余年承传沿袭。就某种意义而言,保存得最长最好的,亦应是最原始的。且不论是非功过(之中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古琴与古琴音乐的原始性特征,决定了这种记谱的原始性;换言之,记谱的原始性最大可能地保证了古琴音乐的纯正性。如果改变了记谱法,那么今天的古琴音乐亦将异化,亦再难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今天,对这些记谱之规律的考证、对各方琴家“打谱”②个性特点的探讨、纪录(含文字表述和现代乐谱复记两类),应予以高度重视。第五,关于古琴曲的节拍律动。古琴曲中散板形态(自由节拍、节奏)占有较大的比重。无疑,这同其所表达的中国古代士大夫特别意趣是分不开的。这种散拍的演奏,不在于形,而在于意,得之意而忘之形。随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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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萁作耕一。② “打谱”意为琴家根据古时带有很大不确定成分的工尺谱进行现代考证和传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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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化艺术卷
游移,依心境漂浮,是为古琴艺术的精髓所在。如将之同西欧中世纪无节拍、节奏标示的格里高利圣咏作一番比较,有异曲同工之感。后者的散拍表达,其内在节律依据于语调的态势而行,有如散文式的表述,虽非为格律诗词般节奏分明,却需韵律得当,而富于内在节奏感。对这种观念的探讨,可以引发节拍形式化与非节拍形式化音乐之表形及内涵的进一步研究。第六,关于律制,很明显,古琴音乐的表述采用五度相生律(亦即毕德哥拉斯律)或纯律。欧洲自J. S. 巴赫([德]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年)后普遍为人所接受的12平均律主要是为着和声转调的方便,而旋律的纯音高感则稍弱。古琴音乐的自然本质,决定了其并不需采用12平均律制。相对易于纵向和音协和感的纯律而言,估计有利于横向旋律感的五度相生律则更适合于古琴。对古琴演奏律制作必要的现代仪器测试和对相应律制不同泛音列的进一步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对五度相生律这种古老律制的实证价值的认识。第七,关于古琴音乐的表现风格。古琴音乐流派多宗多元,总的可分为南北两大门派。是次音乐会上的五位琴家,在演奏中均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令人为之感染。其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吴钊先生诠释的《忆故人》一曲,苍劲老道,一派古士之风;上海音乐学院林友仁教授手下的《平沙落雁》充盈着学者气度,自得、含蓄,富于历史的距离感;而上海民族乐团的老团长龚一先生,则一展其职业演奏家的特点,《梅花三弄》和《醉渔唱晚》两首作品的演绎表情丰富,注重现代听众的趣味,讲究音色变化——似乎特别能吸引普通听众;出生古琴世家的姚公白先生表述的《鸟夜啼》,则从容、清晰、细致而周到;由武汉音乐学院丁承运教授压轴演奏的《流水》一曲,气势凛然,激情浑厚,但似乎是稍少了些古琴音乐及《流水》一曲的雅致风味。当然,各架琴本身的音色、性格亦不尽相同,亦辅助琴家表现不同的演奏风格。由此,想到古琴音乐的品味问题。古琴音乐讲究三五知己、知音的聚会性品乐,是一种修身养性之乐,一种内涵深邃、意境隽远的音乐。古琴音乐发自于生活,其本质非为舞台表演艺术,让古琴艺术回归生活,是为其原本面貌。但在现今人们远离古琴艺术,知之者、爱之者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不得不借用、依赖于舞台的表演来做适当的传播、普及。同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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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音乐:形态、风格与研究方式
琴家而言,是从历史、艺术的视角,还是从现实、普及的视角去诠释古琴音乐,是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态度与艺术观念。事实上,当天的音乐会的表演风格亦微微体现出这种区别。这也是一个历史传统与现实面对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在学术界作严谨、艺术、中肯的研究的同时,亦应鼓励琴家的多元风格并存,提倡个性,共同发展。三 研究思维方式古琴音乐作为中国音乐历史源远流长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对古琴音乐的研究领域宜拓宽、掘深,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容纳不同方向、不同视角的思维与相应研究方式。除了在古琴的音乐美学、历史资料、文化底蕴、哲学意念、思维观念、乐谱考证、乐曲分析、律制测试等方面予以关注外,还需对古琴音乐在本体方面的技术、古琴音乐演绎的风格、古琴“打谱”的不同版本等方面,从作曲技术理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角度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在古琴音乐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倘能在文中所述方面形成同西欧、东欧①及其他民族在早期音乐方面可能的比照、比较研究,相信亦会具备相当丰富和潜在的价值。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古琴音乐的研究参与需多面、多元化,除了前述研究领域的因素外,在人员方面要鼓励各方面有兴趣的专家参加,并吸引国外学者加入探讨。各领域、各有所长的专家们应在相互尊重学术思考、学术观点的立场上,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同古琴音乐研究需同步进行的,应是古琴音乐的再生工作。其中应包括:现存古琴乐器、乐谱的文物性保存与演奏、观摩、交流;现今对古琴乐器的精品再造与相应探讨;现今对古琴曲的创作可能性;现今各派琴家的演绎音响留存;古琴音乐在国内外合适人群中的合适推广;古琴艺术书籍的出版、推介。以上各项“再生”工作,显然已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与实践,如现今较多由个人作坊完成的古琴制作,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古琴的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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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俄罗斯东正教和西欧天主教的早期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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