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说明一、2004年，澳门基金会推动、组织了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2006年底，又主办了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这两项活动，均得到澳门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支持，为进一步推动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在此背景下，澳门基金会决定编辑一套丛书，对过去1/4世纪的澳门研究学术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2007年初，澳门基金会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围绕《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的编辑工作展开了讨论和论证，并取得共识。三、为了扩大与深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和影响，2009年中，澳门基金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达成多项图书出版合作计划，其中《文选》系列成为首批合作出版书目，全国发行。四、《文选》分政治卷、行政卷、基本法卷、法律卷、社会卷、文化艺术卷、历史卷、教育卷、文学卷、经济卷、语言翻译卷和综合卷共12卷，每卷一册或多册。五、文章选取标准为：①原则上主要在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取；②文章研究的范围以澳门为主体；③作者以澳门人为主；④所选文章需具有较高水平，在发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⑤文章的发表语言以中文为主，外语发表的暂时不收，由外文译成中文的可适当挑选。六、文章的收集年限由各卷主编决定，但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编辑时出版、发表在期刊内的论文为主。七、由于未能联系到作者而无法解决版权问题，主编选出的某些文章未能收入。八、由于整套丛书原预计在2007年底前出版，最新发表之论文未能收入。待这套丛书出齐后，希望每两年不分学科再出一卷，以同样的标准收录最新的研究成果。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社会卷程惕洁/主编．行政卷娄胜华/主编．政治卷余振林媛/主编．法律卷赵国强/主编．基本法卷骆伟建王禹/主编．经济卷杨允中/主编．教育卷单文经林发钦/主编．语言翻译卷程祥徽/主编．文学卷李观鼎/主编．文化艺术卷龚刚/主编．历史卷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综合卷吴志良陈震宇/主编

目录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韩牧/001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成俊/006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专题发言………………………李鹏翥/019澳门文学概貌………………………………………………………陶里/031澳门文学现状窥探…………………………………………………叶丽琴/041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郑炜明/053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庄文永/080 后现代的足迹 ——从新生代诗作看澳门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践概况……懿灵/103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穆欣欣/113 澳门小说的未来 ——一个小说作者的观察……………………………………邹家礼/124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汤梅笑/130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廖子馨/141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汪春/162澳门的小说批评……………………………………………………李观鼎/184 胡悦胡阅 ——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黄文辉/204 001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韩牧*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参加由《澳门日报》、星光书店、三联书店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的开幕式，并且被邀请参加今晚这个“港澳作家座谈会”。在我来说，不单是高兴、荣幸那么简单，更有一份亲切。我是“马交仔”，在澳门出生，在澳门玩泥沙，在澳门受教育。吃吉大番薯，吃喳咋，吃蛋卷，喝澳门的咸淡水长大的。正如一个女孩子，嫁到香港27年了，这次是回娘家。我认为自己同时属于香港和澳门，是有双重身份的。也许，今晚我坐到对面去更为适当。我想在这里提出一个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除了内地和台湾的文学作品，还有散布在世界各国，如美国、英国，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裔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两个国家，华文是官方承认的。之外，还有两个地区的文学作品：香港和澳门。内地和台湾的文学，一般人对它们有所识，原因在于其出版物多，而且有人整理史料。星马方面，好多年前已经开始有人做这种工作，如新加坡的方修先生，是很有成绩的。马来西亚方面，据知也有吴天才教授、李锦宗先生等。去年冬天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办了一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料展览，规模很大。因为大受欢迎，后来还在各地巡回展出。香港方面，小思女士以及一些朋友，已开始做这个工作了。澳门是卧虎藏龙之地，也许已经有人开始做，说不定今晚在座之中就有人在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澳门在这方面的表现。 _________________ *原名何思，澳门新诗月会创办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理事，国际诗人协会会员，澳门大学文学硕士。 001

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序李观鼎我总觉得，最难做的文章，大概莫过于为别人的著述写序了。好的序文，对他者之撰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审视，对读者所期是一种深入浅出的导读，要求实在很高。而限于时间，主要是限于识见和水平，我自感弗能。也曾想到另请高明，却又不忍心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将细读这几十万字的“包袱”推给师友。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做这一篇未知可否称得上“序”的文字。这里无意评价卷内具体篇什，而只是依照自己选择的角度，略述对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的一点看法，就算是参加与作者诸公座谈吧。一我始终认为，澳门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非商品化。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并未因金钱而喑哑了自己的歌吟，糟蹋了手中的笔墨。澳门文学于物欲喧嚣的重重包围下保持了自我，终未在物质和金钱面前自惭形秽。而保持了自我，也就保持了“个人话语”的纯洁性和自由度。如是，“自我”成为澳门文学“言说”的起结点：述录自己的经历，表达自己的体验，展露自己的良心，抒发自己的性情。而在说给别人听之前，先要说给自己听，过了“自我”这一关。在许多人眼里文学已经相当普遍地被边缘化的今天，澳门文学却走向了自己的中心，守住了文学的本真，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事。这样说，绝无从事澳门文学创作的人不需要金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 001

李观鼎原籍四川长寿，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土。1980年代中期定居澳门。现职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顾问、政府文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澳门笔会理事长、澳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曾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活动，尤擅长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主要著作有《论澳门文学批评》、《文苑春雨》、《诗歌美学》、《古典文学作品选》、《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边鼓集》等。2004年获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功绩勋章。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澳门文学边缘人的絮语 ——写于“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后……李鹏翥/211 澳门作家的人文精神 ——以李鹏翥《磨盘拾翠》为例……………………………龚刚/216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朱寿桐许燕转/221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饶芃子费勇/234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刘登翰/245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王岳川/262 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 ——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演…………………………杨匡汉/268 拨开迷雾窥真景 ——过渡期的澳门文学初探………………………施建伟汪义生/273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刘登翰/288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 ——论澳门新诗的发展轨迹…………………………………陈辽/300 感觉澳门 ——澳门散文阅读札记………………………………………姜建/309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朱双一/328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莫嘉丽/344澳门文学批评概况…………………………………………………古远清/356 “根”的追寻 ——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饶芃子/364 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 ——关于20 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钱虹/372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张建华/377 002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以前，几十年前，我小孩子的时候，是“省港澳”并称的。现在这一个并称开始恢复。像今天这个展览会和座谈会，就是一个例子，是“省港澳”文学艺术交流的一个新开端。不过，在文学方面，不论国外国内，都没有重视澳门，连“正视”也没有。现在，内地已开始研究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叫做“台湾香港文学”，还成立了研究会，开过一次大型学术会议，又出版了论文集，听说今年五月要开第二次学术会议。相对台湾而言，香港这个小弟弟，反而带头，叫做“港台文学”，不叫“台港文学”。香港文学的成绩不一定比台湾高，也许只是香港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它包括各式各样的次文化。不管如何，这里面都没有澳门的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也许因为澳门没有文艺书籍、杂志出版，别人看不清它的形象。但是，澳门一向是有报纸的。报纸有副刊甚至是文艺副刊，这是中文报纸的特色。记得小孩子的时候，见到过一些报纸副刊的连载小说，是澳门作者写澳门的，例如写一个小学教师的生活，记得那个主人公是住在牌坊附近的。小时候，学校里也常演话剧，剧本往往是老师编写的。这些不就是文学吗？况且还有不少校刊、会刊（记得我的处女作是一篇翠亨村游记，投向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主办的《澳门学生》的），这些刊物上的作品也是文学作品。况且，还可能有少数作者把描写澳门生活的作品投到外地的文艺刊物去发表。其实，从“五四”至今，60多年，澳门是否真的没有过一份文艺杂志，一本文艺书？是否没有一篇作品是成熟的，没有一篇作品真实地描写了澳门的生活呢？记得几年前香港的文学工作者曾讨论过香港有没有文学这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有。要研究的是它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早还是迟，分哪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些什么特点，出现过哪些作者，哪些作品，成绩大还是小，将往何处去，等等。其实，就是“马华文学”（包括新加坡。也可分别称为“马华文学”和“新华文学”），从1919年开始，直到今天，主要的园地也不是文艺杂志、文艺书籍，而是报纸副刊。最近，我见到《澳门日报》文艺周刊《镜海》的一些评论和新诗，与香港的比较，并不逊色，有些还高于香港。也许有人会认为，澳门地方小，人少。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使它失去独立性，把它当成沙田，或者长洲离岛，并入香港。澳门，从历史、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甚至语言、语音，都是与其他地方有异的。从1557年开始，澳门就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 002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意思。生活于货币时代，谁无金钱之需呢？但是此“需”却人各不同：有的是为钱而写，赚钱成了文学创作的唯一目的；有的则是为写而求钱，以作品换取金钱乃为保障生存和审美创造的延续。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劳动。对此，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论》中曾做过严格的区分：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例如，弥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五英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五英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马克思所谓“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质性。文学是人的心灵和精神需要的产物，是人的“天性的能动表现”，是生命存在和人生追求的一种“必要”。精神无价，故文学无价。英国大诗人弥尔顿仅仅为了生活才出卖自己的作品，因而他的艺术创作是“非生产劳动”。而“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就不同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并为资本的增值服务，已经毫无“天性”的升华和“能动”的创造可言。这些作家连同他们的作品全被商业化了。从澳门文学的生成和发展来看，其“非生产劳动”性因别具特点而更为鲜明突出。如果说弥尔顿这样的诗人还可以凭着出卖作品维持生计的话，那么澳门作家连这一点也谈不上。因为他们的创作所得的报酬以及等待报酬的时间（至少一个月，甚至数月），远不足以应付生活所需。事实上，在澳门没有一位作家是靠写作养家糊口的。他们每个人都要打一份工，甚至两三份工，文学创作完全是业余的事。澳门作家“栖息”的“诗意”，是在工作和生活繁重负担之下，从“爬格子”、“敲键盘”的孤寂和辛劳中焕发出来的。而这，正是澳门文学特殊性所在，也是澳门作家作品可爱、可贵之处。澳门文学的“非生产劳动”性，令其大大降低了文学艺术商品化的影响，避免了许多弊端。它不属于资本，而属于灵魂。金钱可以扶植它，却不能控制它；可以鼓励它，却不能利诱它。惟其如此，澳门文学有了较多 002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 个西方民族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原是香山县（即中山，珠海）的一部分。例如，澳门的方音受中山口音的影响最大。它是古今之间的，又是城乡之间的，自有它自己的特点；我爱书法，正如爨宝子碑、爨龙颜碑，这些隶楷之间的产物，自有一种奇美。人口不太少，人际关系不至于过分简单；人口又不多，还保存了人情味。这两点，对发展文学有利。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些感人至深的小说、话剧、电影、电视剧，就是以小城镇为背景的。现在，澳门正在迅速发展之中，正需要我们用文学为它造像，用文学来探讨它发展的方向。文学源于生活生活不同，文学自然不同。就算作品质低量少，但如果描写澳门生活。总是澳门人自己动笔来得真实、真切。谁也代替不了，谁也超越不了。我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当然，也为了尊重前辈文学工作者的劳绩。别人没有正视，有时不能完全怪别人，因为澳门的文学面目不清晰，形象不鲜明。正如一个作家，作品没有结集，只是星散在各地、“各时”的刊物上，也难以给别人一个总印象。日子久了，自己的剪报自己也找不到，那就湮没了。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除了文学工作者外，也许主要责任落在报社和大学、中学的师生的身上。报社有最多的资料，师生有最多的时间。主要工作似应由澳门自己做，广州和香港也应从旁协助这个小弟弟，尤其在出版方面，因为目前澳门还没有出版文艺书籍、杂志的能力。记得几年前，我想自费在澳门出版一本诗集，因为我是澳门人，但是，经过师友努力，也还是没有成功。再说，如果能够搞成“文学大系”当然最好，起码，也要搞一些选集，像散文选、小说选、诗选、剧本选等。“花城”、“三联”也为香港、海外华人出过这类选集。我听说“三联”还准备编印1949年至1983年的香港小说选、散文选和诗选。这真令人高兴。在发展方面，我认为澳门是大有前途的。不要认为地方小、人少，重要的是它有没有特色，况且，所谓地方小、人少，也是比较而言。我可以举一些例子。上两个星期，我收到马来西亚朋友寄来一些剪报，是关于那里的文学活动。马来西亚南部有一个“南马文艺研究会”，在柔佛州的麻 003

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 的心灵成分，成为一种发自心底的真实追求，一种自由书写，一种“尽兴所为”。尽管其功力和才力尚待提升，视野和襟抱尚待拓展，但它从未远离真挚、善良、人性，并为此拒绝敞开心扉。虽然当下影响甚至左右文学艺术的因素越来越多（如市场、媒体、技术等），但澳门文学并未在艺术上“透支”而“负债经营”。它无须为了作品销路而去媚俗，而去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无须为了商业利益而制作“快餐”，批量生产“跟风”作品，以大量“复制”消解原创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它也没有因经受不起“摩登”诱惑，而拜倒在各种“新潮”、“先锋”的脚下。在西方思潮汹涌而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有一些人学习模仿现代派，但那不过是崇尚自由选择的澳门人的一种“各行其是”，而并非耐不住寂寞和浮躁的“趋之若鹜”。相反，它注重发扬优良传统，保持独创精神，待心血渗透笔端，一点一滴地浇灌健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无论从劳动层面还是作品本身层面看，澳门文学在商品化大潮的裹挟下都保持了相当高的纯粹度。这里涌动着一种自甘艰苦、自甘寂寞的诗性追求。在这种追求中，澳门作家正在发出越来越多的如葛赛尔所说的“灵魂的微笑”。二澳门文学如此，澳门文学批评亦如此，同样具有“非生产劳动”性。这使得它获致足够的精神资源，来抵御物质和金钱的辖制，而未匍匐于各种有形无形的威压之下。澳门批评家以独立的人格拒绝成为任何制造轰动效应的工具。其声音发自内心，属于自己，是一种“敝帚自珍”的执著。众所周知，批评家及其批评的被扭曲和异化，已在许多地方令文学批评陷入困境。当“否定”和“批判”成为一种时尚，一些批评家竟试图以此显示自己的价值。他们受不住媒体和商业陷阱的诱惑，沦为满足后者对武断、夸大和各种奇谈怪论需要的“传声筒”。而商业消费时代破坏力极大的畸形“看客”心理，及其对“否定”、“批判”效应狂热期待的社会氛围，则更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扭曲和异化过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些批评家正在脱离批评现场，正在丧失于第一时间引领读者分辨好坏优劣的能力。但澳门的情况有所不同。澳门的批评语境里，并未出现过在全球化背 0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坡。去年11月，搞了一次他们全国性的青少年文艺营，地点在居銮。竟然召集了近一百个文艺青少年，由作家、报纸编辑讲课，研讨、活动了两天。老中青少四结合，还邀请了邻国新加坡的文学团体的代表来交流。这也不过是他们所办的文艺活动中的一项，还有很多。麻坡、居銮，在哪里呢？我找出一本内地出版的《世界地图册》，用放大镜找，找到了，这两个地方，都是一个小圈圈，依“图例”，是“人口一万至五万的城镇”，原来人口只有一万到五万。我马上再找澳门，澳门是两个圈，是“人口10万至30万的城市”，不是“城镇”了。香港呢，是两个圈加中间一点，是“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一个比一个高两级。其实，澳门应该再升一级，因为近几年澳门人口大概已有40万呢，总之超过30万了。还有一位朋友寄来一本油印的儿童诗选，是小学生写的，由我的那位朋友指导，是属于《麻坡基督小学丛书》之三。小学校也出丛书。我孤陋寡闻，在港澳，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小学生写诗。最近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诗友。他说，他住的是小地方，人口我没有问，只知道中文地名叫“大山脚”。他说，他那个小地方，爱好华文文艺的有11个人。但我看到他们也出版文艺丛书，而且，竟然是十本二十本的出版下去。我只想说，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欧西不少画家，甚至美术大师，题材离不开他自己的村镇。小地方也是有作为的。发展澳门文学，除了组织文艺团体（刚才听到已经有了澳门笔会的筹备小组，真令人高兴）、与外地交流、搞文学班等之外，我以为有三项可以考虑，姑且提出来谈谈。(1)出版年度文选。每年年底，将该年内发表的作品精选，收集成一册，代表了该年的成绩。至于澳门作者在外地发表的作品，是否可以参选，可从题材是否写澳门，以及初次发表时，本澳的出版物是否容纳得下等方面来考虑。搞这种文选，不但鼓励了作者，也为将来的文学史家提供方便。(2)举办文学奖。报社可以办，书店可以办，教育团体可以办，学生团体可以办，更可以联合举办。不要像一般报纸的征文，要搞得隆重，使它产生社会效果。奖金可多可少，甚至没有奖金，只有奖座。香港市政局有“中文文学奖”和儿童故事奖。另一个文学奖是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办的“青年文学奖”，在座的谢雨凝女土是评判之一。在座的慕翼兄年前屡次获得这类文学奖的小说冠军。还有一个是“工人文学奖”。这些文学奖，既鼓励了作者、辅导了青年，也发掘了人才。“工人文学奖”这次是 004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景下和大众传媒操纵下产生的那种令人无所适从的价值混乱和价值虚无。澳门文学批评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观点完成的对澳门文学形态和状况的判断，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批评，历史的、文化的批评，道德的、精神的批评，还是艺术的、审美的批评，均未见其极端化。在网络文化大发展，大众文化大崛起，大众传媒日益娱乐化，文学在不少地方被“游戏化”、“妖魔化”的时候，澳门文学批评虽然不够强大有力，却坚持着对澳门文学应有的尊重、中肯的评骘和充分的肯定。这里，没有文学的负面新闻，没有被肆意放大的批判声浪，所谓“酷评”流行不起来，“骂派”批评更难以引起共鸣。市场经济时代的畸形文化心理在这里却找不到它的市场，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奇迹么？澳门本土批评家，多为身兼创作、批评两种行当而富甘苦体验的“两栖”之士。澳门文学批评，则是一种紧贴文学实际的“在场阅读”。这种批评，不是那种宏大理论的挥写，而是真正关注澳门作家作品及其发展的论析；不是新闻体的“酷评”，而是认真、坦诚的艺术对话；不是居高临下的指点，而是在文本细读之后的“交心”。其中，贯穿着一种真诚，一种关切，一种热爱，一种蕴含所有这些珍贵情感的“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记得1998年，我在《澳门文学评论选》序文中，曾以本土性、温和性、体验性、业余性等方面，对澳门文学批评的特点进行归结，并就其短长做了分析。11年过去了我发现这些特点还在，只是经过不断地“扬长避短”，其面目已大为改观了。现在，澳门文学批评因其本土性而相对保守、短浅、狭隘的眼界，已随着对世界文学尤其是内地文学实际的联系、研究和比照而逐渐打开。批评家已不再满足于单纯从感性体验出发去阐释、评价文学现象，而开始在理论观照、通则探讨和艺术规律概括上投入较多的精力和工夫。业余性批评与专业性批评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如何建立自己的批评模式，如何在业余的批评中实现理论的深化，已经成为批评家努力的目标。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城温和性民风孕育出来的所谓“说好话”的批评。这种以说“是”为主的批评方式，经多年实践已纳入文学性轨道。它宽容，但坚守批评立场；它纯朴，但讲求审美原则；它“说好话”，但以说真话为前提，从而维系了批评的尊严，使之越来越多地具有“文学”层面的意义。正因此，澳门文学批评不仅未在金钱和物质面前瘫软下来，而且也未在人 004

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 第三届，我们刚刚看完稿，评选完毕。小说组有一篇很突出，得了冠军。一打听，原来作者是一个姓程的制衣女工。她几年前从澳门往港，小学毕业，商训夜中学只读到中二，但她的文笔流畅到令我惭愧。诗歌组里有一首是从澳门麻雀仔街寄来的，作者大概是个青少年。诗没有得奖，但可以见到真情。作者也是可造之材。由此证明，人才是有的，只是如何去发掘、培养而已。(3)发展儿童文学。 包括大人写给儿童看的和儿童自己写作。中华教育会、星光书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早些时候举办了儿童图书展。据《澳门日报》的“新儿童”版一篇由儿童写的参观记所述，人很拥挤，几重人，他挤不进去买书。这真是一个令人开心的现象，也证明了，儿童是需要我们去供给他们精神食粮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就是培养文艺接班人，包括读者和作者。澳门要先下手为强，以免被次文化所俘虏。让我再说一次：越早越好，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本文发表于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刊于1984年4月12日“镜海”版《澳门日报》；后收入韩牧著《韩牧评论选》，香港，红出版社，2006） 005

澳门文学与澳门文学批评 际关系面前患上“失语症”。三澳门文学的发展，引起外界特别是内地批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且不说澳门文学以独立的章节被编入各种版本的文学史，被一些学者作为专门课题来研究，单是发表在各地报刊的评论澳门文学的文章就有数百篇之多。在内地，有不少批评家是澳门的老熟人、好朋友。早在20多年前，有人说澳门是“文化沙漠”的时候，他们就站出来反对对于澳门文学的虚无主义了。出于一种热爱和信念，他们从文学萌芽中看到了澳门文化的绿洲。1980年代，正当澳门文学开始走向自觉的时候，他们参与进来，与我们一起打造澳门的“文学形象”。他们虽然身在域外，却心系现场，在阐释文学现象、指导文艺创作、推动理论批评建设、构建澳门文学批评新格局等方面，始终一往情深，不遗余力。由此展开的批评，因十分熟悉澳门文学生态及其历史渊源而毫无隔膜，因与澳门作家真诚地灵魂拥抱而直抵其心灵深处的当代历史，因扎实的文本阅读而获致在批评对象面前的主动权，因贴近澳门现实而充满鲜活感。他们的批评话语间，似乎包含着一种抵达的执拗和趋向的深远。在我们看来，这些内地批评家堪称“亦师亦友”。与他们的长期交流合作，让我们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具举二例。一是从文本出发的批评原则。我们发现，内地一些批评家面对澳门文学作品，不但有着敏锐的感觉，而且表现出很强的耐心和毅力。他们非常重视文本阅读。这种阅读是反复的、细读式的，不但起始于批评之前，而且贯穿于其后的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这一做法，让我们感到一份责任心，一份对批评及其对象的尊重，就像一位中年学者所说的：“一部作品，不读上几遍，连对象都没弄清楚，凭什么对人家说三道四！”批评在文本上的认真作为，在确保批评远离“臆想化”、“浮泛化”和“浅薄性”的同时，还避免了文学文本的被遮蔽。事实上，澳门文学的许多佳作，正是在批评家的文本阅读中被“筛选”出来的。二是从“文学”层面评价澳门文学的尺度。尽管澳门文学历来重视道德、精神的宣扬，而内地批评家也常以此作为评价澳门文学的重要标准，但是，他们的批评并未脱离“文学性”而成为纯粹道德、伦理意义上的 005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成俊*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这是一部披荆斩棘、不断前进、波澜壮阔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澳长期接受祖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哺育和影响，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这次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相信将会为推动中国文化在澳门的发展作出贡献，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请让我衷心祝愿座谈会取得圆满成果，祝愿年轻的澳门文学队伍日益茁壮成长。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1927年曾应邀到香港讲演。他在《语丝》上先后写过《略谈香港》、《再谈香港》等篇。这些文章后收录在《而已集》内。当时港督金文泰被称作金制军，一派前清遗老的色彩。中国人在香港犯了事被抽藤条。过关时，鲁迅的书籍、衣物被翻得乱七八糟，结果还是要递上“熟性费”十元才了事。一茅盾多次到香港播种直至 1938年、1941 年和 1946年，大批国内文化人先后来到香港后，香港贫瘠的精神生活，才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座各位主讲者都是省港澳的知名学人，我是来向大家请教的。今天想简略地谈一些个人对有关的事和人的看法。 _________________ * 《澳门日报》董事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006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讲辞”。作品主题和题材意义的分析，作家思想道德立场的判断，以及文化身份和世界观的探讨等等，都是在文学性轨道上运行，在文学话语体系内展开的。这就启示我们，文学批评的指向永远不能偏离文学本身那些永恒的艺术和审美元素。澳门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是因为它具备了文学的品格。只有在“文学”的层面上它才具有意义，只有坚持文学批评的文学性，澳门文学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科学定位。对于澳门文学来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内地批评家对澳门文学现场的积极介入和敏锐反应，体现了中国文学界对这一年轻的特区文学不断发展的可能性的热切期待和想象。事实上，这种期待和想象及其凝结的成果，已成为建设澳门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们将格外地珍视它，努力地学习它，以不断提升澳门文学的精神境界和文学品位。四本卷收录本地评论18篇、内地评论14篇，篇幅大体相仿。这样做，一则为了便于读者将两地批评加以比照，二则为了显示澳门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轮廓和线索。对于本卷文章的作者，以及更多的关注澳门文学的朋友，谨致以深深的谢忱。是为序。2009年10月6日于澳门 006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1938年，香港已有大小报刊三四十份。那时候，萨空了主持《立报》，金仲华当了《星岛日报》的总编辑。这两份鼓吹抗日的报纸，为香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当年，作家茅盾第一次到香港，住在九龙太子道。他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同时负责《立报》副刊《言林》。《文艺阵地》是一份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刊物，理论和创作并重。曾在该刊发表过的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稭》，传诵一时，引起国内外的注意，被译成英文在外国杂志刊出。茅盾刻画抗战的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是在《立报》上连载的。后来，《文艺阵地》因为香港当局检查官把“抗日”改成“x x”，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文章常常被迫开天窗即“口”之类，《文艺阵地》才转移到上海租界排印。这期间，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茅盾亲自走访居港的蔡元培，请他为《鲁迅全集》作序。茅盾在百忙中，还为中华业余学校义务讲课。该校董事长是陶行知，校长是吴涵真，教师有金仲华、刘思慕、林焕平和楼适夷等。茅盾每周讲一次文学，培养了文学青年，传播了文学种子。1941年，英国由丘吉尔上台组成战时内阁，对日本法西斯的态度较为强硬。其时，香港爱国文艺界颇为活跃。文艺协会在香港成立了分会，创办了《文协月刊》。同时文艺协会还办了“暑期文学讲习会”，为期一个月，招收了三四十位学员。许地山主持香港大学文学院，夏衍、范长江等创办《华商报》(晚刊)。该报有一个文艺副刊《灯塔》，其第一个连载是邹韬奋的《抗战以来》。邹韬奋的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报道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迫害人民的大后方生活。第二个连载是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茅盾还在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发表揭露特务罪行的名为《腐蚀》的连载小说。接着，第三个连载是夏衍描述广东青年积极参加抗战的名为《春寒》的连载小说。此外，茅盾在香港主编的《笔谈》，出版了七期。戴望舒主编的《耕耘》，出版了两期。这一时期，香港的文艺刊物还有32开本、短小精悍的《文艺青年》以及由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等。其间，香港也出版过一份英文的文学刊物，由冯亦代主编，名为《中国作家》。编委除戴望舒、徐迟、叶君健外，还邀请了爱泼斯坦和艾伦等美国友好人士协助。抗战爆发后，主要是上海沦陷后，不少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南下，促进了香港电影新的变化。1937年，邝山笑、林坤山等人发起成立了华南电影 0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赈灾会，进行救亡工作。第一炮是各家电影公司共同合作，拍摄了描写中国人民奋起抗战的《最后关头》。其间，反映抗战的电影作品还有马国彦导演的《前进曲》，洪仲豪导演的《回祖国去》和《女战士》，关文清编导的《边防血泪》，黄达才导演的《中国青年》，冯志刚导演的《焦土抗战》，侯曜编导的《血肉长城》，苏怡编导的《大义灭亲》和《傀儡美人》，侣伦编剧、黄达才导演的《民族罪人》等。后来，蔡楚生、司徒慧敏来到香港，先后拍摄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给香港电影业带来了新的气象。1940年，李枫出任大观影片公司宣传主任，编写了《小老虎》和《小广东》。汤晓丹编导的《民族的吼声》，以及她改编的《雾重庆》、《夜上海》，刘芳编导的《流亡之歌》，卢敦从移植陈白尘《魔窟》而编导的《烽火故乡》等，都有较大影响。1940年9月至1941年2月，香港曾经出版过一份32开的半月刊《文艺青年》，由杨奇、彭耀芬、陈汉华、麦烽等人发起创办。因为经费困难，筹不到一笔按金登记注册，该刊只好宣称是在韶关出版。实际上，该刊是在香港秘密印刷和公开发行的。创刊时，该刊鲜明地提出三大目标：①作为文艺战线的尖兵；②作为文艺青年学习及战斗的园地；③团结广大的文艺青年群。该刊深受广大文艺青年欢迎，销数不断增加，每期发行三千份。这一发行数在当时是香港各文艺刊物发行数的首位。该刊出版了半年。后来，由于皖南新四军被国民党部队围剿的事件发生，全国出现政治逆流，该刊发表了《新四军解散事件讨论大纲》，遭当局搜查印刷厂，印刷厂被迫不肯再承印。《文艺青年》为了保存力量，终于停刊。《文艺青年》停刊后，彭耀芬写了一篇《香港百年祭》的新诗寄到新加坡发表。文中的“百年”指从鸦片战争的1840年到1940年。当局借口“有违犯本港战时法例之嫌疑”，下令“驱逐”作者出境，押彭耀芬到澳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彭耀芬潜回被日军侵占的香港，转往新界参加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独立大队，在艰苦的生活中不幸因肺病辞世。 008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二许地山、萧红辛勤耕耘许地山，福建龙溪人，生于台湾，笔名落华生。许地山曾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后又转入伦敦牛津大学，研究梵文、民俗学和印度哲学。他是“五四”后著名的“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他早期的代表作《空山灵雨》、《缀网劳蛛》和《命名鸟》等，颇受宗教哲学的熏陶。1935年，他应邀到香港主持香港大学中国语文学院，把文学院革新为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系，废除原来四书五经的课程，仅讲授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每周担任的课程达20小时，开授的科目也很多，课余还教一些学生学普通话和梵文，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除教学外，他还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学学会理事等职，并曾一度主持抗敌协会香港分会，走出书斋，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他在文协主办《文艺周刊》的稿酬，全数拨入文协作经费。那时文协属下的刊物不下十余种，周围的青年团体组织有好几个。许地山在群众集会上当主席，经常发表讲话。他还为画家徐悲鸿、林风眠等筹备展览，积极赞助粤语片电影红星李绮年把自己的照片展览义卖，将筹得的款项捐献抗战。许地山的最后一本著作《国粹与国学》，以精辟独到的见解，批驳当时一些所谓的“学者”做学问的浮夸之风，也对当时的迷信和复古论予以迎头痛击。他不幸因心脏病于1941年8月4日逝世于香港，终年48岁。萧红，女，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乃莹。她幼年丧母，后来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女中念书，阅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开始爱好文学。20岁时，她为了反对父亲包办的婚姻，逃离家庭，开始过流浪生活。1932年秋，她与萧军同居。1933年她写了《两个集》、《跋涉》、《看风筝》、《旋风》等短篇，次年10月与萧军一起到上海，同鲁迅相识，可以说是鲁迅的入室弟子。1935年底，她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出版。《生死场》是文学界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之一。这一作品的出版轰动文坛，显示了她的创作才华，奠定了她文学生涯的基础。《生死场》曾收入鲁迅编的《奴隶丛书》。鲁迅亲自给小说写的序言中指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活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 0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萧红于1936年去日本养病，“七七事变”后，回国投入抗战工作，写了短篇《手》、《牛车上》等。1938年应李公朴之约，她从武汉去山西临汾，在民族大学教书。1939年她写了《回忆鲁迅先生》、短篇《朦胧的期待》、《山下》和长篇《呼兰河传》的前几章。1940年萧红在病中写了长篇《马伯乐》第一部。同年她去香港，与端木蕻良同居，写了纪念鲁迅的大型哑剧《民族魂》，刊于杨刚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尽管这时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她仍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呼兰河传》。1941年秋，她在病中又完成了中篇《小城三月》，刊于《时代文学》上。《小城三月》用淡墨似的笔触描绘了故乡小镇的风情。这一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萧红在兵荒马乱中迁往思豪酒店。1942年1月13日，她因为严重的肺病在跑马地养和医院匆忙地做了一次手术，18日转入玛丽医院。19日夜十二时，她于临终前留下遗嘱：“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2日上午10时，这位一生在流浪中度过的女作家永别人间，终年31岁。24日，萧红的遗体在香港跑马地背后的日本火葬场火化，翌日黄昏葬于浅水湾，地近丽都花园的海边，当时连碑石都来不及设立。1956年，香港文化界人士发现浅水湾的萧红墓已经被人填平。每到夏天，又有人在上面搭了帆布棚，变成卖汽水的摊子，男女泳客随意践踏着萧红墓。经过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广东作家协会的努力，1957年8月3日，萧红的骨灰被重新安葬于广州东郊的银河公墓。近年来，国内外都很注意有关萧红的研究。其中，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卢玮銮（小思）的《一九四零年萧红在香港》以及《萧红在香港发表的文章——补遗》，先后在《明报月刊》和《抖擞》刊出，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萧红病逝前，在香港一直受到诗人柳亚子的关怀和照顾，两人以兄妹相称。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1970年代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传记文学课教授。1972年，33岁的葛浩文在他的指导下以萧红传记作为博士论文题目，接着又把萧红两部长篇小说《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译成英文，颇有分量。 010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三中共营救数百文化人1942年1月初至2月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营救了留港的三百多名抗日文化人。他们中比较知名的有：韬奋、茅盾、宋之的、章泯、 胡风、戈宝权、于伶、凤子、周钢鸣、金仲华、乔冠华、胡绳、千家驹、胡仲持、沈志远、张铁生、杨潮、许幸之、特伟、丁聪、黎澍、徐伯昕、袁水拍等。此外，被营救的还有一千多名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刘清扬、邓文钊等。另一批——22名抗日文化人偷渡到澳门，由澳门坐小艇到北水，换船到台山都斛。他们是夏衍、端木蕻良、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华嘉、郁风等。冯裕芳（化名丘老师）因病留在了澳门。他们在澳门耽搁了十天，原先打算经湛江转入内地。由于日本船忙于搬运从香港掠夺的赃物，所以澳门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断。当年剧作家田汉写过一首《再会吧，香港》，脍炙人口：再会吧，香港！你是旅行家的走廊，也是中国渔民的家乡；你是享乐者的天堂，也是革命战士的沙场。这儿洋溢着骄淫的美酒，积流着英雄的血浆；这儿有出卖灵魂的名姬，也有献身祖国的姑娘；这儿有迷恋着玉腿的浪子，也有担当起国运的儿郎；这儿有一掷万金的暴发户，也有义卖三年的行商。一切善的在矛盾中生长，一切恶的在矛盾中灭亡。 0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在香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一批批文化人撤走以后，部分坚持下来的作家继续做了不少工作，《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戴望舒就是其中的卓越者。他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罪名是从事抗日活动。在狱中，戴望舒写了《狱中题诗》以明志。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令人敬佩。直至抗战胜利前夕，他才被营救出狱，后来患了严重的气管炎，据说是由于长期关在潮湿的牢狱里所引致的。他不幸于1950年2月28日病逝于北京，终年45岁。1946年，因为内战爆发，大批文化人由内地再一次转移到香港。当时《华商报》最早复刊，夏衍负责该报副刊《热风》。接着，杨奇主持的《正报》、徐铸成主持的《文汇报》、费彝民主持的《大公报》先后出版。1947年3月，邵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创刊，而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新一期，由穗迁港出版。同年，黄新波、黄宁婴、华嘉等人组成“人间书屋”，分别出版《人间文丛》、《人间诗丛》和《人间译丛》。这期间，全国文协港澳分会也恢复了工作，创办文艺函授学院，由黄宁婴、华嘉负责。该学院的第一期有港澳和南洋各地的文艺青年四五十人报名，后来发展到逾百人。学院增聘司马文森、黄秋耘、韩北屏、洪遒、陈芦荻等为讲师，还编印了一份《文艺信箱》。1947年11月27日，郭沫若在叶以群的陪同下，南下香港，最初住在当时的六国饭店，后来迁到九龙山林道一幢大厦楼上。郭老应夏衍之约，在夏衍主编的《华商报》副刊上，连载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洪波曲》所写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后，准备保卫大武汉而终于弃守的那一阶段。1948年“五四”，以郭沫若、茅盾为首的60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签署了一份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这份文件鼓励知识分子继承“五四”的爱国主义精神，踏着反饥饿、反迫害的英勇步伐，呼应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同时，这份文件表示了海外知识分子的心和大家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文件还指出了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搞什么新“第三方面”和“自由主义”运动，是行不通的。这一年10月，方方以“野草”的笔名在《正报》上连载的《三年游击战争》完稿，全书出版发行，郭沫若亲自在封面上题字并作序。郭老热情地赞扬该书是“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纪录者”。郭老还说：“水有源头树有根，读了这部书，你才能了解新四军和八路军，读了这部书，你才更能 012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了解工农阶级子弟究竟是些什么样人。”郭沫若是1948年11月24日离开香港赴解放区的。留港时，他除写作外，还经常到社团以及达德学院和南方学院文艺系讲课。茅盾于1947年底自上海到香港，在九龙弥敦道住了一年。他曾参与《小说》月刊的编辑，并于1948年9月至12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的《文艺周刊》。这期间他先后应邀在达德学院文学系讲“关于创作”，在《文汇报》谈“新闻与文学”，对广大读者提高文艺创作水平和欣赏能力，起了教育和指导的作用。1948年，邵荃麟主编了以文艺批评为主的《大众文艺丛刊》，内容涉及方言、诗歌、音乐、美术等方面；生活书店办了一个函授大学，邵荃麟和葛琴是文学系讲师，每星期发一次讲义，选些中外短篇小说作分析讲解，海内外学生达数百人。在电影制作上，这一时期的香港先后拍摄了《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羊城恨史》、《冬去春来》、《静静的嘉陵江》、《珠江泪》，以及《满江红》等。与此同时，对电影的评介工作得以开展，如《华商报》由于伶主编的《舞台与银幕》双周刊，《文汇报》由柯灵主编的《影剧周刊》，《大公报》由章泯、洪遒主编的《影剧》周刊等，大大促进了香港爱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四民族形式大众化方向1948年夏，建国剧艺社、中原剧艺社和新音乐社联合公演六幕二十场歌剧《白毛女》。在排练期间，由于工作的艰辛和营养不良，一位女演员因此而小产；一位工作人员在装台时不慎从天桥跌下，折断了手骨。《白毛女》的演出，把整个香港文坛轰动起来，也引起了国际人土的重视，受到高度评价。年前，内地报刊先后刊登了反驳“文革”时期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和《姚克其人》两篇文章，不但为影片《清官秘史》平了反，也为编剧姚克恢复了名誉。姚克原名姚莘农，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戏剧家、文学家。1930年代，他与鲁迅过从甚密。鲁迅的《野草》英文本是由他翻译的。1948年，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拍摄的《清宫秘史》，由朱石麟导 0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演，姚克编剧。剧本是姚克按照他早年的创作话剧《清官怨》改编的，很受观众欢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黄谷柳在《华商报》副刊《热风》上的连载小说《虾球传》。该作品分《春风秋雨》、《白云珠海》和《山长水远》三部，曾改编为电影，口碑载道。当时谷柳的生活环境十分困难。他在九龙联合道租了一间不到四平方米的小卧室，卧室内只能摆一张床，没有桌和椅。谷柳在前门通往厨房的走道的一端，于房东安放“神位”的墙壁下，摆了一张小板台，又拿了一小梱木柴与邻居换回来一个肥皂箱，就这样坐在肥皂箱、伏在小板台上创作。一直到《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问世，卖了版权，取得稿酬后，他才有钱购置桌、椅和一些日用的必需品并迁到九龙城郊牛池湾村平房居住。《虾球传》通过无产者少年虾球的曲折经历，描写了香港、国民党统治区和游击区的广阔生活图景，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深受夏衍的赏识。谷柳离开香港前，写过电影剧《此恨绵绵无绝期》和中篇小说《刘半仙遇险记》等作品。他于1977年1月2日在广州逝世，终年68岁。当时同《虾球传》风格近似，也是在《华商报》连载的作品还有江萍的《马骝精》。他以写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香港活动的“刘黑仔”事迹著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商报》迁回广州，同内地报人联合经营《南方日报》。大批文化人也随着工作上的需要分散各地。但香港的文艺队伍在艰难困苦中仍然有所发展。文艺界同人先后印行了《红豆集》、《新绿集》、《南星集》、《新雨集》、《五十人集》、《五十又集》等合集。香港先后出版过《文艺伴侣》、《文艺世纪》、《乡土》、《海洋文艺》、《文美》、《开卷》、《八方》、《香港文学》等杂志。而梁羽生和金庸等受到在澳门举行的“吴公仪、陈克夫比武”的启发，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新派武侠小说被称为成年人的童话，是“百花齐放”中的一花。从历史上说，澳门文学比香港文学历史悠久，但从现状来说，澳门文学比香港文学落后。 014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五澳门文学抗异族压迫澳门文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同反抗异族的压迫相结合。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澳门望厦普济禅院（俗称观音堂）的开山祖师大汕是一位富有民族思想的文学家。大汕法师字厂翁，号石濂，又号石廉，别署石莲，诨名石头陀，自称觉浪（道盛）大师的衣钵子弟，广东南海九江人，生于明思宗崇祯六（癸酉）年，即1633年。当时满人入主中原，大汕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曾驻锡长寿寺，以僧人的面目创建普济禅院掩护反清活动。他不落发，不剃头，亦不拘泥佛诫。其文章不避绮语。他为人博雅谐趣，好谈兵法，懂得制兵器，凡星象律历理数篆隶丹青之属，无不精通，尤长于诗词。他写的《侬梦寻欢》竹枝词卷，有“侬梦寻欢路万重，欢在江南亦梦侬，欢梦来时侬梦去，欢依依旧不相逢”，“忍看花田双燕飞，行人春日换替衣，最怜昨夜花田月，如见夫君春正归”等句，刻画儿女私情，佯狂玩世。他曾率徒远赴安南（越南），广交达官骚客，大做木材买卖，红极一时。晚年因开罪吴江名士潘稼堂，他被拘捕放逐，在押解途中病死。其时为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大汕著有《离六堂集》十二卷。该书雕版之精，为清初粤中刊本之冠，乾隆时被列入禁书。《海外纪事六卷》，记述他在安南说法时该地的风土习俗，为研究华侨史的珍贵资料，原刻本现存日本东洋文库。普济禅院最珍贵的文学遗著是金堡的《丹霞日记》。金堡法名今释，字淡归，号道隐，浙江仁和人。他生于1614年，即明万历四十二（甲寅）年；死于1680年，即清康熙十九（庚申）年，时年 67岁。他是明思宗崇祯进士，历官御史，临清太守，以廉能正直敢言见称。出家后，他眷怀故国，写下不少著作寄托满腔孤愤。后来虽然圆寂，他仍因此而遭到毁坟灭骨的“处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更加凸显了金堡的民族气节。他做过大官，是个诗人，也是个书法家。他的草书写得很好。《丹霞日记》记述了他在丹霞寺中的日常生活，对研究南明史的人，很有参考价值。澳门还有一座逾百年历史的大三巴牌坊，原是天主教的三巴寺。清初诗人吴历曾在此当过修士。吴历是清常熟人，字渔山，号墨井，性恬淡，擅长写画，学习过西洋画的素描。晚年，他在在大三巴做神甫，著有《三 0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巴集》、《澳中杂咏》等。魏源(1794～1857)，字默深，才华横溢，知识渊博，是清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驱者。他曾经到过澳门，在澳门写过一首《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这首诗歌之前有长序，其中说：“澳门自明中叶为西洋市埠，园亭楼阁，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种。其樊禽之所，网其上以絧丝，纵横十丈，高五丈。其中沼树木，飞浴啄息，空旷自如，忘其在樊也。”此序虽未明言游澳中何园，看来很可能是白鸽巢公园。魏源接触到花园的主人——葡人委理多(VEREADOR)。（笔者按：委理多应译为议会议员，非人名。)他被邀请到楼上，见一座洋琴，“如半几，架以铜丝”。他希望委理多弹奏，委理多辞以不晓，然后拉其妻出来表演。后来魏源写了一首诗送给主人，而主人也回赠洋画一幅。诗云：“天风吹我大西洋，谁知西洋即在澳门之岛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园与海涛隔一墙，墙中禽作百蛮语，楼上人通百鸟语，鸟声即作琴声谱，自信传自龙宫女。蝉翼纤罗发鬌鬖，廿弦能作千声弹。有如细雨吹云间，故将儿女幽窗态，写出天风海浪寒，似诉去国万里关山难。倏然风到帆归岛，鸟啼花放墙声浩，触碎珊瑚抚瑟声，龙王乱撒珍珠宝。有时变节非丝竹，忽又无声任剥啄，雨雨风风海上来，萧萧落落灯前簇。突然千声归一声，关山一雁寥天独。万籁无声海不波，银河转上西南屋。呜呼，谁信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膝前况立双童子，一双瞳子剪秋水。我昔梦蓬莱，有人长似尔，鞭骑么凤如竹马，桃花一别三千纪。呜呼，人生几度三千纪，海风吹人人老矣。”当时沙梨头附近还是汪洋大海，故有“园与海涛隔一墙”句。委理多曾叫他的两个儿子出来，因而诗中说“膝前况立双童子，一只瞳子剪秋水”。全诗对琴声的描述，使人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至于写作年月，根据“海风吹人人老矣”，估计应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春夏之间。1870年代至189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束缚，使自身的资本主义利益得到保障，于是产生了一股希望清政府厉行革新的社会思潮。1892年，住在澳门下环街龙头左巷的郑观应刊行了一部《盛世危言》。此书可以说就是当时这一社会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016

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 郑观应生于1841年，广东香山人。他在《盛危世言》中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危机，力陈清朝顽固保守、政治腐败的种种弊害。他崇拜西洋新的科学与技术，认为这是西洋富强的由来，也是外商所以能占上风的原因。他主张中国要立宪、建议院，使政治发生根本变化，在这基础上再以商战为中心，发展国家经济。他由此谈到整顿文化、教育和道德。他写过这样两首诗：“匡时敢谓竟无人，曲突如何未徙薪？堪叹羁縻先议款，哪知边牧又扬尘。天涯真慨王孙草，泽国谁收楚草萍？此日东南防御急，诸公莫恋故乡莼。”“亡羊补牢尚未迟，农工商是富强基。强邻环伺犹堪虑。当轴因循岂不知？贾谊上书唯痛哭，班超投笔莫怀疑。疮痍满目凄凉什，深盼回春国手医。”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的局限性，郑观应晚年失意，愤世嫉俗，最后差不多完全转学丹道。即使这样，《盛世危言》这本书对推动后来的维新变法，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澳门早期的新文学活动应该说是自“九一八”救亡运动以后逐步开展起来的。最早是爱国人士陈少陵从星、马回来，开设第一间供应新文艺书刊的“小小书店” （不是现在的“小小书店”）。著名学者缪朗山教授，组织过多次专题报告会，辅导青年学生阅读爱国文艺作品。之后，“七君子”之一的史良来澳宣传抗日救国，救亡团体如“四界救灾会”、“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起来读书会”、“焚苦读书会”、“大众歌咏团”、“前锋剧社”、“晓钟剧社”、“绿光剧社”等纷纷成立。这些团体演话剧、唱救亡歌曲、写宣传抗日的漫画和文章，输送了一大批爱国青年到国民党的“七政大”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太平洋战争期间，澳门先后出现了“艺联剧团”和“中流剧团”作半职业性演出。由于当时电影片源中断，故这些演出上座率颇高。作家端木蕻良路经澳门时，因为能够看到《明末遗恨》，所以深受鼓舞。接着，达用国语讲习所同学会组织“修社”，团结业余青年阅读文艺书籍，出版不定期油印文艺刊物。从广州、中山迁来澳门的学校学生，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各校同学通过体育活动和文艺演出，提高爱国觉悟，不少同学毕业后投身到敌后游击区。例如，东纵的东流剧团和珠纵的流星队等，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他们以文艺为武器，进行抗日斗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澳门设立“领事馆”和特务机关，成为统治澳门的“太上皇”。当时的澳门，汉奸、大天二恶霸横行，烟窟林立，刀光剑 0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影。诗书雅集的雪社社长、崇实中学校长和国民党地下党书记梁彦明、林卓夫，先后被日本特务枪杀于街头。不少正直的报人、文化工作者接连收到敌伪寄来的恐吓信。有一间报社因为宣传抗日遭到特务冲击，字架被推翻。翌日，该报出一大版全澳街道图，减少排字困难，渡过难关。在敌人的魔爪下，文艺工作者的斗争特别复杂和艰苦，斗争的形式也有许多新的发展。留澳养病的民主人土冯裕芳，化名丘老师，以讲授世界语作掩护，团结了不少文艺青年组成“文艺阅读小组”，积极介绍爱国文艺书刊。金应熙写了不少历史小品，借古讽今，针砭时弊。陈霞子因为报社经济极端困难，他一身兼数职，既编副刊，又执笔为文。报社没有稿费支付，找不到作者写稿，他就一个人写多种多样题材的小说以及杂文专栏，每日数达万字，用不同的笔名，差不多将整个副刊包下来。他善于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熟读的“四书五经”，使文章通俗生动，于笑谈真理中对敌人反戈一击，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富有特色。战后，他在香港创办《晶报》。1979年5月19日，他因患癌疾逝世，终年75岁。抗战胜利后，作家茅盾曾应柯麟医生的邀请，来澳小住。作家张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镜湖医院留医了半年。他们在居澳期间，对文艺爱好者和作者做了不少有益的辅助。一群爱好文艺的青年，还合资，主要是以捐赠旧书形式，在板樟堂街开设“惠记书店”。后遭当局压制，书店开业不足半年即被迫关闭。目前香港有不少作家、翻译家、漫画家、戏剧家、歌唱家都来自澳门。他们推动了澳门当年的文化活动，澳门不宜妄自菲薄。1950年代，由文艺青年出钱出力办的油印刊物《红豆》和《新园地》、《学联报》、《中华教育》等，培育了不少写作的新苗。《新园地》自1958年8月纳入《澳门日报》副刊后，春华秋实，硕果累累。年前，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创立。该学会支持《澳门日报》开辟了《镜海》文艺周刊，出版了《中国语文学刊》和《澳门文学创作丛书》。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不懈的努力，澳门文艺的百花园，必将灿烂盛开。谢谢各位！（原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后收入李成俊著，廖子馨编《夜未央楼随笔》，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5) 018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的专题发言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本人限于学历和见识，远远没有充分的条件来谈这个问题。不过由于主办座谈会的东亚大学（编者按：东亚大学即现今之澳门大学）中文学会诸公的安排点题，已经有多位学者谈及澳门跟内地和香港的文学关系，中国文学在澳门的发展情况，澳门文学资料的搜集与研究，以及澳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现在我仅以一个新闻工作者，以及与文学副刊和文学创作有点关联的身份，通过30多年来的具体接触，谈谈一些情况和对有关问题的个人看法，借此抛砖引玉，听取各位有益的意见。一50年代文学活动不说得太远，如果从1950年算起，直至刚过去的1985年，36年来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发行售卖的文学作品，也很少出版文学创作单行本或丛书。澳门有过的只是社团或同人性质出版的以赠阅为主、或收取少量工本费的文学性期刊。1950年3月8日创刊的《新园地》，无论是半月刊、旬刊或周刊时期，都相当重视刊登文学作品。现在的中年人大概还记得在那里刊登的诗歌、杂文、小品和短篇小说。澳门的文坛老将方菲、梅谷曦等在《新园地》发表了不少作品。1958年8月15日，《澳门日报》创刊，其综合性副刊即沿用《新园地》为刊名。《澳门学生》从1950年的《学联报》开始，也辟有创作园地。如今活跃在澳门文化、文艺、教育线上的思放、梅萼华、葆青、蓓尔等，都是当年这两份刊物的青年作者。给我 0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印象最深的是从1963年5月至1964年7月出版的《红豆》。《红豆》一共出版了14期，这是一群热心的文学青年作者，自动组织起来出版的文学期刊。该刊基本上每月出版一期，用油印形式的32开和16开本出版，并非公开发售，里面收有诗歌、散文、小说等作品。这群青年作者燃烧着文学的热情，在月薪六七十元的时候，每月掏出十多元来作为印刷费，前后坚持了一年多。这本刊物后来虽然不再出版了，但还有好几位青年作者，如凌棱、金良、阿根等继续坚持在业余的文学、戏剧、漫画岗位上，应该说他们都是20多年来澳门文学的热心者。二澳门文学源远流长我这样说，只是说明澳门不是文学的沙漠。对于澳门文学，我自以为是个乐观主义者。远在抗日战争期间，澳门的文艺活动就曾蓬勃一时。活动的主题，都与抗战这一个历史使命有关。这些活动与数千年来文学上的爱国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历史上，澳门有过一些文学家或文化工作者进行过此类工作。明朝末年（崇祯六年），即1633年出生的大汕和尚，是澳门普济禅院（观音堂）的开山祖师。他能诗擅画，同时还是一位反抗清朝统治的志土，曾以僧人身份在越南、中国澳门等地从事反抗民族压迫的活动。他著述的《离六堂集》在乾隆时被列为禁书；《海外纪事六卷》则记述他在越南说法时该处的风土人情。他晚年的活动与倾覆清朝统治紧密结合。明末金堡的《徧行堂集》，诗文中虽多禅门往来文字，但充满反清思想的语句随处可见。他写的《丹霞日记》手稿，今日还藏在普济禅院中。清初吴历50岁后到澳门写的《三巴集》（其中有《岙中杂咏》三十首），形象地描绘了澳门当时的礼文俗尚，是一辑比较集中的有关澳门的文学作品。清代的何绍基、丘逢甲、魏源等都写过有关澳门的诗篇。翻阅清末在澳门出版的《镜海丛报》、《知新报》，也可以看到以爱国革新为主线的澳门文学活动的轨迹。清末民初，汪兆镛在澳门写的《澳门杂诗》，应该是有关澳门的文学创作。1930年代，梁彦明、冯秋雪、冯印雪等组成“雪社”，出版过多集诗词唱和作品，自然是澳门文学历史的宝贵资料。至于路过澳门，或在澳门短暂生活过的新文学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于逢、华嘉等一连串的名字和他们有关的作品，都说明了澳门与内 020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地、香港的文学血缘关系。“五四”运动以后，澳门文化、澳门文学不能不受到影响，澳门文学的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树干伸延出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海外的恶风浊雨，都使一些来自内地或海外的文学工作者，与土生土长或定居稍早或移居较迟的本澳文学工作者结合在一起，为澳门的文学埋头苦干。三长期缺乏文学杂志长期以来，澳门缺乏一家定型的有规模的出版社，缺乏一份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从这点上说，澳门文学是在瘠土中生长的。但是，澳门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具有复杂现象和生活色彩的社会，有报纸，有书店，有剧社，有作者（即使是业余作者占了绝大部分），有电台，近年还有电视台，因此，有反映澳门的文学。这里有水源，有土壤，尽管水不很充沛，土不很肥沃，但有人播种，有人耕耘，也结出了果实，不能说是沙漠。有些从澳门成长起来的作家，在羽翼丰满之后，都飞到别的地方去大鸣大叫了。譬如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韩牧，散文家谢雨凝、杜临风，翻译家罗志雄（笔名罗斯、新民）等，都是从澳门去了香港，渐为人知，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作品是怀着深沉的感情来写澳门的。四澳门作者坚持创作至于坚持在澳门和后来定居澳门的新老作者，如鲁茂、陶里、胡晓风、佟立章、陆觉鸣、云力、谭任杰、贾亦珍、徐敏、汪浩瀚、白思群、金良、玉文、周桐、林中英、凌棱、航青、金中子、彩妮、郑重、翔鹰、陈怀萱、王文琴、郑卓立、嘉鸣、容可儿、懿灵、韩旭、凌明、文芊、尧林等，尽管他们之间，创作年龄相距也许三四十年，但对澳门文学的执著，使他们克服了不少生活和工作的障碍，用各种形式来坚持着文学创作。 0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五与内地、香港有血缘澳门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与内地和香港有着长时间密切的血缘关系。别的报纸我不敢讲，单以《澳门日报》来说，许多副刊中刊登的文学作品，都是内地以及香港的作家的手笔。秦牧是其中热心的一个，香港已经逝世的阮朗也是热心的一个。《澳门日报》创刊的第一篇连载小说，就是阮朗的《关闸》，当时他用的是“陶奔”的笔名。1970年，《澳门日报》曾经举行了一连两晚的有关文学创作的讲座，邀请阮朗专程自香港前来澳门主持。由于当时报社会议厅的面积有限，每晚听讲的文学青年只能容纳一百多人。听讲者一早到场，把会议厅挤得满满的，连走道和厅外都坐了听讲者，这次讲座的听讲者总人数达400人次。讲座的气氛热烈，听讲者把阮朗团团围着，踊跃提问，有比较好的效果。青年女小说家周桐最近对我说，这次讲座，对她此后的多部作品的创作起到了鼓励作用。中华总商会附设的阅书报室举办过阅读讲座，邀请香港作家李怡前来主讲怎样阅读文学作品，参加者达到两三百人。1970年代，归侨总会和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先后举行阅读文学作品讲座，邀请方菲、梅萼华主持；青年牧民中心、青年书屋年前曾经邀请香港或在港的台湾学者余光中、常宗豪、苏文擢、张双庆、黄坤尧等前来主持文学讲座。1983年和1984年，中华教育会先后邀请香港的麦思刈、何达、何家松三位前来讲诗朗诵和朗诵诗，听讲者人数众多，尤以何达那次，除在中华教育会演讲外，还巡回到濠江、培道、劳校、商训、岭南等中学对学生进行辅导讲座，听众达4000人，堪称盛况。《华侨报》去年曾邀请程祥徽副教授主持文学讲座，推动青年文学奖征文比赛。六各方开展文学活动《澳门日报》创刊后不久，曾经举行过征文比赛。最近几年间，推动文学活动的社团、报社、机关多起来了。教区社会传播中心、圣安多尼堂、农林厅、澳门笔会筹备组、归侨总会、澳门学联、《华侨报》、东亚大学中文学会都先后举办了征文比赛、剧本创作比赛以及青年文学奖等推动创作的活动。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归侨总会、澳门学联，都先后举办过多次 022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征文、作文比赛。1985年，中华教育会举行了全澳学生朗诵比赛，天主教会学校则另外举行过学生朗诵比赛。这些活动对澳门文学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益和有建设性的。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劳校中学、教业中学，都组织了文学小组，由语文教师亲自带领学生参与各种文学活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在饶宗颐教授、云惟利副教授、程祥徽副教授、吴淑钿老师以及我认识的已离校返港从事出版工作的梁后养先生等支持下，做了不少推动澳门文学活动的工作。七澳门成长，香港驰名各方面举办的文学活动都播撒了种子。今天坚持在澳门文坛的中、青年人，不少是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或是参与者。坚持下去，努力实干的都各有成就。尽管成就有大小，但老天不会辜负下了苦功的人。例如，曾经在香港出版了20多部译著，主编了《英华双解词典》、《袖珍英汉·汉英词典》、《一〇〇〇〇英文新字字典》多部英语单词共达1200多万字的罗志雄，他在澳门接受中小学教育，是体育运动的三掷好手，也是英语教师。他的第一部译著是埃德加·斯诺的《大河彼岸》。这一译著首先在《澳门日报》的《新园地》连载，随后在香港出版，译笔很流畅，斯诺夫人和内地的翻译家都很赞赏。后来，他把稿费放在增添参考书、工具书方面，十多年如一日地钻研，写出了有关学习英语的普及读物如《怎样学好英语会话》、《三种学习英语的新方法》、《英语杂谈》、《日用英语知识》、《妙语如珠》、《习语英译法》、《英汉汉英新编翻译手册》等，在香港和内地大量出版。他以多部译作如《飞行史语》、《拳王阿里自传》、《KGB内幕》和编纂英语辞书的理论和实践等超卓的成绩，通过考试、答辩，成为北京大学在香港的一位外语博士研究生。他研究的论文题目《英汉词典的编纂》，是很少有人从事研究的。如果以他的中英文造诣，可以为我们写出优美的作品，但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翻译和词典编纂上。当然，他的努力并不白费，对文学活动和文学工作者都作出了贡献。 0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八内地作家关心澳门近几年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澳门和内地的文学活动联系较之前更紧密。澳门不仅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有作家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广东作家协会的代表会议；内地的著名作家如秦牧、紫风、杜埃、林彬、陈残云、黄新娥、陈芦荻、伍韵等，都先后到过澳门进行访问，出席文学座谈会，主持文学讲座，对澳门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并且做了一些具体的辅导工作。许多全国著名的作家如冯至、冯牧、艾青、艾芜、田间、张光年、王西彦、孔罗荪、钱谷融、唐达成、马烽、王辛笛、孙峻青、严阵、严辰、邵燕祥、袁鹰、毕朔望、铁依甫江、鲍昌、张锲、金敬迈、杨沫、韶华、玛拉沁夫、鲁藜、绿原、菡子、雷加、林斤澜、丁宁、晓雪、高缨以及广东作家韦丘、曾炜、黄庆云、范怀烈、沈仁康、刘逸生、苏晨、王伟轩、林骥、黄伟经、朱崇山、黄培亮、欧阳翎、黄树森等到珠海来，都约晤澳门有关的文学工作者专程前往，交流意见。澳门文学工作者跟珠海市文联主席曹何、副主席唐亢双以及居留珠海的广东名作家杨干华等，来往相当密切。九台湾海外息息相关在部分学校里，由于教师的影响，台湾作家的作品对于文学青年的影响不小。他们读白先勇、余光中、三毛、琼瑶、张秀亚、痖弦、杨牧、于梨华、李黎等海外、台湾作家的作品。不管是内地、台湾、香港还是澳门，甚至海外的华文文学活动和文学的根，都是与中国文学分割不开的。虽然港澳、台湾和海外的华文文学创作受到外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但华文文学流淌着的血，总是有中国人的血，有中国文学传统的血缘。《澳门日报》创刊后，《新园地》、《小说》、《年轻人》等副刊，都是公开，大量刊用名作家和青年作者作品的园地。先后为《澳门日报》副刊写过作品的内地和港澳名家颇多，不能一一叙述。许多青年作家的第一、二部作品或成名作，往往都在《澳门日报》的副刊上刊登。我在这里随便举些例子：高雄、若望、金依、羊璧、鲁茂、海辛等港澳作家，在成名前或 024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成名后，都支持过《澳门日报》的副刊；如果没有记忆错误的话（请原谅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翻查），谢雨凝、卓力的第一部作品，先在《澳门日报》刊出，然后收集成书。不过，较集中地刊登文艺作品，还是在《镜海》文艺周刊创刊以后。十镜海创刊提供园地《澳门日报》的《镜海》，是在内地和香港的作家支持下，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的师生支持下，在澳门广大业余作者的支持下，于1983年6月30日创刊的，至1986年元旦，已经出版了129期。《镜海》的创刊，使澳门有了一个较集中发表作品的园地，尽管篇幅不大，但也刺激了业余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的创作兴趣，写出了一批作品。澳门的写作队伍渐渐有所扩大。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于1985年出版的《澳门文学创作丛书》，是热心的云惟利博士大力促成的。第一辑的五部作品是：云力的《大漠集》，韩牧的《伶仃洋》，再斯、叶贵宝、苇鸣、林丽萍、刘业安的《心雾》，苇鸣、刘业安、林丽萍的《双子叶》，叶贵宝、苇鸣、黎绮华的《三弦》，里面有诗、散文、小说等各类体裁。对于比较寂寞的澳门文坛而言，她的出现引起了惊讶和热闹。其中相当多的作品，曾经在《镜海》上发表，再经整理和集中，给人们的印象自然更鲜明。不知道是否太过浮想联翩，我竟把这其中的合集，与30年代的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的《汉园集》联想到一起。我不是将这些作品与《汉园集》联系起来评价，而是想起《汉园集》的三位诗人写出令人难忘作品的时候，都是正在大学读书的20多岁的青年人。《澳门文学创作丛书》的五部作品的作者，除了云力、韩牧、再斯以外，都是在大学读书的20多岁的青年人。此时的他们创作才华已露出光芒，这点是令人感到十分高兴的。十一新的发展规模更大记得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曾经借着举办“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的机会，邀请了港澳的作家、作者和文学研究者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交流创作经验和推动文学活动的意见。出席座谈会的有澳门笔会筹备组负 0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责人梁雪予，《澳门日报》总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成俊（编者按，李成俊现任《澳门日报》社长），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经理（后任总经理）萧滋，星光书店经理林苹，香港作家原甸、梅子、东瑞、谢雨凝、韩牧、陶然、陈浩泉、慕翼、盛美娣，以及澳门文艺界人士陆昌、余君慧、黄蕴玉、邱子维、胡培周、胡晓风、谭任杰、张兆全、李时雨、黄德鸿、汤梅笑、陈浩星等。座谈会由李鹏翥主持。会上，大家发表了很多恳切而有益的意见。比较一致的是，都希望建立鲜明的澳门文学形象，大家动手展开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培养和壮大青年文学队伍，出版有关澳门的文学创作，注意收集和整理澳门的文学史料。特别是后者，由于长期以来澳门缺乏一份文学杂志，也缺少澳门作者的创作专集或合集，作品大多散见于澳门的报章以及内地和香港出版的杂志，史料的收集和整理相当困难和费劲。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者中，韩牧下的工夫最多。这次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举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实质是研讨会，可以说是上次“文学座谈会”的继续，也是新的发展，规模却更大。十二缺少辑集，作品分散谈到澳门的文学创作和研究，发展不算得蓬勃，但是，虽然寂寞一些，却也并非是冷冷清清。否则，报纸上的副刊就没有相当数量的小说、散文、随笔和诗歌，也就没有戏剧社的朋友从事戏剧改编和创作了。只是如果不经常留意澳门刊登创作的报纸副刊，就不容易发现有哪些经常写作的人，至于外地文艺界，就更不容易知道澳门有哪些文学作者。内地或香港文学同行知道澳门的作者，多半是因为他们的文学杂志刊登过澳门作者的作品，或者与这些作者有过接触和交往。人们从澳门作者创作的结集上认识的作者数量就少得多了。澳门的作者要辑集出版一本作品集，得将作品送到香港或内地去出版，有些作品还要送到台湾去出版。在内地还没有采取开放政策的时候，港澳作家只有阮朗，也就是唐人，在内地出版过多部作品。其较为人知、印数最多的作品自然是《金陵春梦》，内地读者连《关闸》也知道得不多。这几年来，内地出版的香港作家的作品较多，港台文学是内地学者的一个热门研究题目。但澳门作者的作品专集或合集，据我所知，现在内地还没有出 026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版过，更谈不上有人提港澳台文学。我这样说，并不是埋怨内地不重视澳门。名作家袁鹰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外90多位华人作家近年创作的150多篇约60万字散文作品。袁鹰曾请方菲、梅萼华、鲁茂、陶里等送去若干篇，将辑成《海天·岁月·人生》出版。在政治上，祖国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对港澳和港澳同胞都是十分关心和照顾的。可能由于澳门的作家和作品不多，而且作品散见报纸、杂志，内地对此印象不集中，要谈澳门文学便谈不上来。我所接触过的内地作家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很想了解澳门的文学活动，但是，我只能感性地介绍一些并不全面的情况，更难拿出若干作家的专集来推荐。这是常常令我感到十分遗憾的。十三无出版社出版不易作者将作品送到台湾去出版，我只知道一位作者这样做过。将作品送到香港去出版，多年来我替一些写作的朋友做过，但并不太容易。罗志雄译的《大河彼岸》，我代送到香港去，得到方菲的帮忙以及香港出版界朋友的支持，才比较顺利地得以出版。以我的经历作例子，我在《澳门日报》副刊上刊登过的文章和连载，送到香港去出版的有十多本。知识性、趣味性的作品出版较容易，文学作品就不那么顺利。冼得霖的《诗词评赏》出版了两集，第一集出版得较快，第二集从发稿到发行，前后经历了差不多六年。有一位作家的诗集需要找地方出版，让我帮忙跟香港和广州打招呼，结果几年后才由他自己在内地找到出版社出版。陶里的散文集《静寂的延续》，交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84年末，他要我为这书写序，全部稿件交给出版社已一年多，至今还未见书印出来，只是看到书的广告有这样一个条目。陶里还有一本小说集《春风误》，也是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诗集《紫风书》，则有待出版（编者按：陶里这三本作品，已1986、1987年间出版）。林中英撰写的20000多字的短篇儿童生活小说集《爱心树》，由香港绿州出版社出版。周桐写了《晚晴》、《狭路姻缘》、《逃妻》等多部小说。他将《晚晴》送到香港去，据说篇幅大的小说不易出版，由热心的朋友转到内地的出版社去。鲁茂30年来写了《辫子姑娘》、《冬暖》、《星之梦》、《爱情的轨迹》、《百灵鸟又唱了》、《铁汉柔情》等十多部长篇 0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小说和散文，超过400万字，技巧很熟练，内容也健康，竟一部都没有出版为单行本（编者按，澳门星光出版社于1989年12月出版了鲁茂的散文集《望洋小品》）。十四文社阙如，队伍不壮如果还要讲一点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以36年来我所知道的，除了近年组成的澳门笔会筹备组、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之外，澳门没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文社或文学团体的组织，文学创作队伍不算壮实，文学批评队伍尤其薄弱。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学小组不是没有过，但是聚集时间不长，也没有打出旗号公开招集志愿入伍者。与文艺部门中如美术、摄影、戏剧等每一种都有三几个团体相比，文学在这方面则比较落后。说来惭愧，我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曾经和多位文学青年组织过一个文学小组，讨论研究过一些名家作品，交流过创作经验，后来因为彼此来自不同的工作单位，也受到不必要的影响，坚持了不长时间，即曲终人散。20多年来，除了有些朋友从事影评工作外，只有若干位敲边鼓式写点书评、书话。严肃的恳切的文学批评不多，对澳门文学队伍的成长自然帮助不大。十五脚踏实地开拓前路说了半天，我只是罗列现象地谈了一些很不系统很不完整的澳门文学的过去和现在的片断。谈到将来，尽管还有不少有待我们努力克服的障碍和困难，但我是充满信心的。石在，火是不会灭的。只要有志于推动澳门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的人，锲而不舍，实事求是，不尚空言，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路是可以走出来的。鲁迅先生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何况我们回首看看澳门文学的路，不是没有人走，也不是没有路，只是路那么狭小，那么崎岖，有待我们日益壮大的有志开拓文学道路的队伍走出一条沿途花香四溢、康庄宽广的大路来。热心的朋友提出要修建澳门的文坛，建立鲜明的文学形象。这是很好的建议，值得我们支持，并为此而努力不懈。从澳门文坛的过去和现状出发，展望未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盲目乐观：一方面摒弃豪言壮 028

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语，一方面脚踏实地工作。在谈到当今澳门文学时，我们要承认作品不多，体裁不广，作者较少，成绩较小的现实，不宜作出超乎实际的评价。作家应该常常以新的作品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不要背上历史的华丽的包袱，老是念着祖先有多少遗产。因此，为了繁荣澳门的文学，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工作。（1）多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学活动，如举办文学营、文学讲座、文学研讨会、文学创作比赛，邀请本澳和外地作家演讲、进行辅导工作，与外地的文学同行交流切磋等，以吸引更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加入我们的行列，补充新血，壮大队伍，提高水平。（2）繁荣创作。大家用作品去支持《澳门日报》办好《镜海》文艺周刊，支持开放文学园地的澳门中文报纸办好有关的副刊版面，支持外地出版的文学杂志，以迎接在条件成熟时，创办一份属于广大文学爱好者的澳门文学杂志。（3）加强文学团体的组织作用。鼓励文学创作者、爱好者参加澳门笔会，通过团体的力量更好地开展文学活动和交流创作经验。东亚大学中文学会要发挥优良传统，既团结校内同学，也积极参与和推动澳门的文学活动。（4）希望有条件的中学能成立文学小组，像培道、培正、劳校、教业等中学那样，由教师对爱好文学的组员进行文学欣赏、写作等辅导活动，为文坛培养和储备生力军力量。（5）争取条件在澳门、香港、内地以至台湾，出版澳门作者的作品集或外地作者写澳门的作品集。（6）要有人做澳门文学研究和整理澳门文学史料的工作。东亚大学中文系和中文学会固然有这方面的优越条件，其他有志之士亦应该各就各位，一起分头动手。（7）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拨款资助有关团体、学校、报社进行澳门文学的研究和创作活动，资助出版澳门文学作品。这些工作需要透过有品德、有资格、有能力、有劲头、熟悉澳门情况而长期为澳门文学献身的人士组成专门委员会稳妥地进行。（8）有经济力量的工商界人土，有舆论影响的新闻界人土，有培养职能的教育界人士，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化界人士，都来关心支持澳门的 0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文学活动。（9）澳门文学界的朋友透过澳门笔会筹备组以及其他适当的途径，加强与香港、广州、内地其他地区以至台湾、海外的文学同行的联系，推动创作，交流经验。十七甘于淡泊，共同努力澳门自1986年开始，即面临一个新的过渡时期的转变。这是400多年来的大转折。可以预见，澳门文学反映的历史现实将有所改变。那种受殖民主义影响的痕迹将逐步消除。澳门文学和祖国文学的关系将更密切，澳门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也将有新的变化。这是健康的转变，爱祖国、爱澳门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都会欢迎这种转变。大家的事大家干，大家来干有力量。让我们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甘于从事淡泊的文学工作，为澳门的文学献身吧！谢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听我的浅薄之言，说得不对的，挂一漏万的，请各位批评、补充、指正。（原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 030

澳门文学概貌陶里*一楔子澳门文学近年的发展，引起研究海外华文文学者的关注，尤其内地学者，对此时有论著，甚至编为大专院校教材。由于澳门资讯不发达，对外联系不够深广，文学作品数量有限，研究者掌握一鳞半爪的资料，发而为论，难免以偏概全，不尽不实；不过，对澳门文学道出个人一得之见，立中肯之论者，亦大有人在。笔者流寓澳门十多年，闲时好摇笔杆，信手龙蛇写文章，目睹澳门文学在1980年代蓬勃发展的整个过程，但自问个人并非搞研究的料子，所以从不妄论澳门文学，就算有学者嘱咐共同研究澳门文学，也不敢从命。近日，继华南师范大学澳门中文班同学会要我讲现代诗之后，又有东亚大学公开学院同学会和澳门电视台晨彩节目要我讲澳门文学，盛情难却。我告诉有关的主持朋友，我对现代诗，可以随口说说，不作学术性看；澳门文学也者，牵涉面广，我实在无能讲个全面，略作个介绍，提供个线索，让有兴趣者按图索骥去读或研究，大致还可以做得到。于是，我去翻查资料。做到差不多的时候，友人张兆全兄送来一份他搜集的澳门出版书目，要我校对。经过一番整理和翻阅，我首先肯定了澳门文学有哪些作品这个大前提，然后才决定向听者介绍哪些内容。两次讲座的听众不多，所讲的内容也属浮光掠影，但自问为了提供澳门文学的概貌，我已经做了一番工夫，故整理讲稿为文章以飨读者。 __________________ * 原濠江中学总务主任，澳门笔会理事长、澳门五月诗社社长。 0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二 澳门文学的源流和发展澳门文学，至今有文献可查者，始自清初乃至民国。据韩国全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客座副教授李德超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一文所记，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屈大均、魏源、何绍基、丘逢甲等130多人都曾到过澳门，而且留下诗文400多篇，所以他认为“夫澳门之中国文学，实可视为岭南文学之支脉”。①李氏在该文之后表列了那130多人的姓名和400多篇诗文的题目，十分详尽。在文章的结尾，他说，“有知其曾寓澳门而作品未及得见者”，“有作者籍贯，一时未及考知者”，“有代笔，其姓名年龄，不可知矣”者。因此，对于这一批作者和作品是否可以划为澳门文学，有待进一步考究和鉴定。据澳门新文学先行者李成俊的考究，在澳门创建普济禅院的大汕和尚“为人博雅谐趣，好谈兵法，懂得制兵器，凡星象律历理数篆隶丹青之属，无不精通，尤长于诗词”。他的著作有《侬梦寻欢》、《离六堂集》、《海外纪事六卷》。李氏又说：“普济禅院最珍贵的文学遗著是金堡的《丹霞日记》。”金堡原在丹霞修道，法号今释，后住持普济禅院。早期澳门，还有一个天主教作家，他就是大三巴寺的神父吴历，著有《三巴集》、《澳中杂咏》等。李氏还指出：“1892年，住在澳门下环街龙头左巷的郑观应刊行了一部《盛世危言》，可以说就是当时这个社会思潮的代表作之一。”②“九一八”救亡运动期间，著名学者缪朗山曾组织多次文学讲座，辅导青年写作。抗日战争时期，梁彦明组织诗书雅集的“雪社”，民主人士冯裕芳组织“文艺阅读小组”，陈霞子（后来的香港《晶报》社长）主编文艺副刊，进行小说创作，金应熙写历史小品。这些人士，都是澳门文学的先驱。“五四”运动对澳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那是无可置辩的，再加上路过澳门或在澳门小住的著名作家茅盾、张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于逢、华嘉等的春风吹笛作用，推动了澳门文学的发展。1950 _________________ ①芦荻、李成俊等：《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司、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第15页。②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载芦荻、李成俊等《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司、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 032

澳门文学概貌 年3月，澳门文艺期刊（由半月刊而旬刊、周刊）《新园地》出版，刊登了不少文艺作品，为澳门培养作家；1958年8月，《澳门日报》创刊，《新园地》成为该报的综合性副刊，仍以发表文艺作品为主。1960年代初，由爱好文艺的青年创办《红豆》，专门发表散文、诗和小说作品，可惜此刊物只办了14期，为时一年两个月。假如把上面的一段时间说成是澳门文学的萌芽期，那么接下来的是它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大约在1970年代。当时的澳门文坛，除了老将梁披云（雪予）、佟立章、方菲（李成俊）、梅萼华（李鹏翥）等诗人作家之外，还出现了韩牧、汪浩瀚、江思扬、林中英、沈尚青（即周桐）等文坛新秀。1980年代可说是澳门文坛的成熟期。这个分期的界定，目的在于说明澳门文学发展的连贯性，读者不必执著于逻辑的推理。其原因在于，澳门文学在8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跳跃式的发展。何以至此？我们讨论澳门文学，不能割裂历史、只讲目前、抛弃过去，更不能不思考其整个过程。文学的继承性十分重要，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澳门文学继承了些什么？植根于何处？可以说，澳门文学和其他海外华文文学一样，其血缘来自中国，其精神、其手法植根于神州大地。李鹏翥说：“不管是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以及澳门，甚至海外的华文活动和文学的根，都是与中国的文学分不开的。”①三八十年代的澳门文学（一）小说“一个时期的小说的创作成就的大小，是衡量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水平的重要标志。”②这句话说得完全正确，用小说创作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创作的水平，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谈世界文学名著，必首数小说，如英国狄更斯的《双城记》、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 _________________ ①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载芦荻、李成俊等《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司、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②《中国当代文学，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第一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页。 0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母院》，俄国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其他国家作家的作品如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奎斯的《百年孤寂》，等等。小说既可以表现作者的睿智，又可以反映一个地方、一个民族或跨国的人类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它的容量是文学作品之中的最大者，可说是社会科学最生动的课本。因此，研究文学，必先从小说下手。1980年代至今，澳门文学出现了以下几本小说：① 心雾再斯等东亚大学1985② 爱心树林中英香港绿洲1985③ 云和月林中英香港绿洲1987④ 春风误陶里中国友谊1987 ⑤ 今夜没有雨梁荔玲香港友禾1988⑥ 我身我心梁荔玲香港友禾1988 ⑦ 他来自越南梁荔玲香港友禾1988⑧ 错爱周桐澳门星光1988⑨ 陈邈自选集陈邈澳门出版社1990 ⑩ 澳门小说选李毅刚编 澳门出版社1991澳门有40万人口，有写小说技巧的，不少于20人，但十年里，只出版10本小说，数量未免是少了些。但在没有出版社，市场小等条件的制约下，作家冲破种种障碍，使自己的作品可以结集面世，为澳门文学保存一点资源，其精神是可贵的。上述作品之中，从篇幅来说，只有短篇和中篇，没有长篇。这不是澳门没有人写长篇小说，只是没有结集出版而已。柳惠（鲁茂）是写长篇小说的能手，从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30年间，他的长篇小说有近二十部，每部二三十万字。柳惠并非视个人文字为金玉的人。在报纸副刊上连载的长篇小说，据他说，早年的有剪存，但几度迁徙之后，有的散失，有的残缺不全；近年所写，剪而不存，存而不剪的纠缠不清，既无时间，亦无心情去打理；所以他的小说是“千万字无一书”。这是澳门文学的损失。作为澳门文学代表的小说，其质量如何？我不是文艺评论家，不敢信口雌黄，且交由评论家或研究者评说。 034

澳门文学概貌 （二）散文散文，原是与韵文相对而言的。现代文学，除了小说、戏剧、诗、论文之外，大体上都属散文。读大学时，听一位外籍教授说，只有中国才重视散文，欧美文学却没有这回事；后来读台湾作家许达然的文章，发觉也有类似的说法。据我个人理解，中国散文之被视为文学，有其历史因素。先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发聋振聩作用，继而唐宋八大家的“起八代之衰”，以至桐城派的力挽狂澜，奠定了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散文分一般性散文和文学性散文。一般性散文，港澳报刊上比比皆是；文学性散文，指的是有一定文采，作过艺术加工的散文，而并非一般的陈述性、报道性散文。当然，就一篇散文或一本散文集，确定它是否属于文学性的，还需要有识之士共同推敲，获得共识才可定夺。1980年代以来，澳门作家出版了不下20本散文集，笔者选择下列八篇为文学性散文：① 三弦叶贵宝等东亚大学1985 ② 静寂的延续陶里中国友谊1985 ③ 海天·岁月·人生李成俊等中国文联1987④ 望洋小品 鲁茂 澳门星光1990⑤ 镜海情怀 徐敏 澳门星光 1991 ⑥ 七星篇 梦子等 澳门星光1991 ⑦ 有情天地 凌棱 澳门星光 1992 ⑧ 一壶浊酒喜相逢凌钝 澳门星光 1993 ⑨ 丁家村 丁山丁冬等澳门中国语文学会1993《三弦》是澳门第一部文学丛书——《澳门文学丛书》之一本几人合集，作者全是东亚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海天·岁月·人生》由袁鹰主编，收有多家散文作品，其中的澳门作家除了李成俊，还有李鹏翥、陶里和鲁茂。《望洋小品》由世界大事写到身边小事，文字庄谐并重，说理性强。《镜海情怀》和《有情天地》出自老报人手笔，流畅雅淡，从小事物之中启示睿智。《一壶浊酒喜相逢》，用作者的话说，“是研究院生涯的‘反面’产品”，原因是“报告写得太多，读得太多，难免有吃不消的时候。到自己提 0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笔写杂文，总忍不住撒点野，轻松一下”。《七星篇》是《澳门日报》副刊《新园地》的一个专栏，由七位女作家执笔，后来选辑成书，受到知名作家张永枚的赏识，由张氏策划在内地出版增订本。澳门作品，可以在内地再版的，《七星篇》是第二本，第一本是李鹏翥的《澳门古今》。《澳门古今》虽不是文学作品，但文字生动，知识性与掌故性强，是研究澳门历史的参考资料之一，港澳已发行第五版。（三）现代诗现代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于世界诗坛的诗风。它是高举反传统、反逻辑、反崇高的旗帜，以表现诗人心路历程和现代意识而走进工业社会的一种诗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文诗坛于1950年代、1960年代出现现代诗。澳门文坛于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由几个诗人“引进”这种作品，后来组成了五月诗社，大力倡议现代诗，使它成为1980年代澳门诗坛的主流。五月诗社筹组于1985年，成立于1989年，在短短的四五年间，出版了九本诗集。它们是：① 五月诗侣（合集）凌楚风等1990② 下午 凌钝 1990 ③ 我的黄昏 淘空了 1991 ④ 落叶的季节 流星子 1991 ⑤ 澳门新生代诗钞（合集） 黄文辉等 1992 ⑥ 蹒跚 陶里 1992 ⑦ 梦回情天黄晓峰 1992 ⑧ 向晚的感觉 江思扬 1992 ⑨ 镜海妙思（合集） 谢小冰等 1993 此外，还有其他出版社出版的澳门诗人诗集。例如：① 双子叶（合集） 苇鸣等 东亚大学 1985 ② 伶仃洋 韩牧 东亚大学 1985 ③ 大漠集 云惟利 东亚大学 1985 036

澳门文学概貌 ④ 紫风书陶里 香港华南 1987⑤ 黑色的沙和等待苇鸣 香港华南 1988 ⑥ 神往（合集）黄晓峰等广州花城1989 ⑦ 流动岛懿灵香港诗坊1990五月诗社除了出版个人诗集、多人合集之外，还出版《澳门现代诗刊》半年刊，至今已出版至第六期。澳门的诗人群，来自三方面：①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如汪浩瀚、江思扬、懿灵等；②从内地南下的，如黄晓峰、淘空了、流星子等；③南洋归侨，如陶里、胡晓风、凌钝等；④也有港澳“两栖”人的，如韩牧、苇鸣、凌楚枫等。五月诗社的另一个成就是带出了一批青年诗人，他们是黄文辉、郭颂扬、林玉凤、谢小冰、冯倾城等。澳门现代诗有现代诗的共性，即语言无序性、意象叠加性、逻辑无理性、时空错动性和含义多元性。陶里、淘空了、黄晓峰、流星子和上述的五月诗社青年诗人等都写这类诗。写传统新诗的有汪浩瀚、胡晓风、江思扬、冯刚毅等。他们诗风不同，但同是五月诗社的始创人或中坚分子。（四）文学评论澳门文学在1980年代蓬勃发展，随之而起的是文学评论。在《澳门日报》文艺副刊《镜海》、澳门笔会主办的《澳门笔汇》、五月诗社主办的《澳门现代诗刊》之上，常见的文学评论作者，除了本地的苇鸣、廖子馨、陈浩星和庄文永等人之外，还有上海的葛乃福（复旦大学）、武汉的古远清（财经大学）、厦门的黄奕谋（厦门大学）和广州的饶苋子、潘亚暾（暨南大学）等学者。他们的文章，有专论澳门文学的，也有泛论文学问题的。已结集出版的澳门文学评论有下列几本：① 澳门文学评论集李成俊等 1988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② 白话诗话云惟利 香港山边 1988③ 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黄晓峰 澳门文化司 1992④ 逆声击节集 陶里 五月诗社 1993 0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⑤ 论作家的创作体验张春昉 澳门出版社1993《澳门文学评论集》收集了19位来自内地、台湾、香港、澳门，以及韩国的学者、作家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假《澳门日报》会议厅举办“澳门文学座谈会”（1986年1月）的发言稿。这个集子对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澳门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白话诗话》综论新诗的面貌，作者按照新诗的发展过程，逐个时期选讲诗人的作品，以诗人为主体而反映每个时期的诗风，资料相当详尽。《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分为两部分：前者论澳门的现代画和澳门画坛、画家的活动；后者论澳门现代诗的种种问题。该书奠定了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的理论基础。《逆声击节集》是作者写诗30年的经验总结，既论现代诗亦谈古典诗，在理论上古今结合，中西兼容，对现代诗作出客观的评价。作者对佛学研究有年，集中兼论了禅理。（五）戏剧戏剧是表演艺术，剧本属于文学创作。曹禺的《雷雨》、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莫里哀的《唐璜》和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即《娜拉的出走》）等都在文学范畴之内。澳门有澳门剧社、海燕剧社、晓角剧社和文娱剧社等十来个剧社，时常演出中外名剧或创作剧；还有官方主办的澳门演艺学院、澳门视觉艺术学院等，都由专业人士培训戏剧人才。他们除了创作剧本之外，还有有关戏剧方面的著作，而且曾经举办了七届戏剧创作比赛，但作品少见发表于公开报刊，更无法结集出版。执笔写本文时，笔者听说戏剧界的周树利已将他的创作付印，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四 文学团体、刊物和活动澳门的文学团体，以澳门笔会最具代表性。澳门的作家、诗人，绝大部分都参加了这个会，个别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也参加了这个会。澳门笔会筹组多年，于1987年1月正式成立，并于1988年6月出版文艺杂志半 038

澳门文学概貌 年刊《澳门笔汇》。这一杂志到如今已出版了七期。笔会成立之后，即主办了粤港澳作家第二届联欢会。1988年，笔会派出代表参加第三届联欢会，并支持四位青年作家赴广州参加穗、港、澳、狮（新加坡）青年文学营。笔会先后接待了以萧军为团长、叶君健、韶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又接待过世界知名作家韩素音的访问，并举行了座谈会；还先后邀请了学者林光达教授、周谷城教授和诗人作家陈芦荻、陈残云、秦牧、紫风、杜埃等知名之士来澳门作专题演讲或主持文学讲座。笔会每年都有计划地与附近地区的文学社团来往互访，交流创作经验。先后作了交流的有珠海、中山、佛山和江门等地。笔会和香港作联、香港作协也常有联系。澳门中华诗词学会，由澳门地区爱好古典诗词者所组成，出版《镜海诗词》年刊，已有两册《镜海诗词》年刊和一册《澳门当代诗词选》。这个会于今年11月举行了全球汉诗诗友联盟第四届年会。澳门写作学会，由澳门学者和澳门大学的几位教授、讲师组成，出版《澳门写作学刊》第一期。澳门楹联学会，出版《澳门楹联报》，举行过有关楹联写作的讲座。澳门中国语文学会，是澳门中学语文教师的会，出版《语丛》，至今已到第19期。该会曾多次在本地举办有关语文教学的研讨会，也曾多次与外地举行对口的研讨会。五月诗社，上边已有说及，这里从略。五 结束语澳门的工业，如毛织和玩具制品等，在1970年代依然是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到了1980年代，原有的手工生产方式一律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大型厂房的现代化全机器作业生产；假手于香港的转运出口亦调整为较直接的方式；输往欧共体和中东、非洲、南美落后地区的产品逐年以倍数递增；澳门北区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头来。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新移民大批南下，廉价劳工填补了澳门劳工市场人数不足的缺口，于是澳门经济在澳门工业的跳跃式发展之下有了长足进步，通信设备、楼房地产、卫生福利、教育文化、银行借贷等运作亦相应以新的姿态出现。随着经济的发展，澳门的文学艺术也繁荣起来。 0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澳门经济文化的发展，有赖于澳门本身的主观条件，但它与内地的关系的密切是毋庸置疑的。澳门几百年来的命运，完全与中国国运的盛衰息息相关，也是铁一般的事实。葡萄牙统治澳门400多年，但葡萄牙文学与澳门华文文学沾不了边儿，这是每一个澳门作家都最清楚不过的事。因为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澳门作家懂葡文。看过葡文名著《葡国魂》的汉文译本的澳门作家，为数不多；本人千辛万苦地读了一回，只懂个内容大概，更不知诗之语言从何说起！至于葡萄牙在澳门的诗人，他们能知道自己族人统治了400年的马交半岛上住着马交本土中国血统诗人还是近年的事。且暂不谈这件事而说说与澳门文学活动有关的澳门政府文化司。澳门政府对华文文化教育事业，一向是有干涉，无资助。1980年代的政策则是少资助，多干涉。文化司历届头头执行澳葡政策，在澳门以发扬葡萄牙文化为首要任务，其次是它的马六甲文化（即海外殖民地文化）。至于澳门的华文文化，1980年代后期，土生葡人马若龙当了文化司司长，他把传统的文化政策颠倒过来，给华文文化艺术的资助多了一点（其实，在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的），让他们多搞些活动，多出几本什么现代艺术或中华国粹之类的书籍，文学活动和书籍出版因之而增多了。新的澳门总督韦奇立上台之后，马若龙的新“老细”（顶头上司）不满他的颠倒政策，要他把已经颠倒过去的颠倒过来，马若龙不为五斗米而“颠倒”，把官丢了。文化司的现行华文文化政策，当然是依照里斯本的立场“端正”过来的。1992年的资助减了一截，1993年再减，势成定局。少了钞票以至没了钞票，澳门文学是否可以继续“蓬勃”下去呢？现在，谁也不愿作出明确的回答。一个“文学圈”中人说：“玩到几时算几时啦！”但以笔者主编《澳门笔汇》的经验来看，一本《笔汇》的制作成本30元，售价20元，发行价是售价的一半，即每一本《笔汇》，“主家”只收回十元而已。如此亏本生意，哪儿来的资金可以填补呢？至于某些得到资助而出版，目的在于“派街坊”的书刊，一旦没了资助，其前途可能比《笔汇》更暗淡！（1993年11月完稿。原载刘以鬯主编《香港文学》第111期，香港，香港文学杂志社，1994年3月月1日） 040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叶丽琴*澳门是一个半岛，连氹仔、路环两个计算在内，仅有17平方公里，40多万人。澳门素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以往这个小地方以赌业最闻名，其他的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较缓慢。1980年代开始，随着澳门经济的起飞，文化事业也相应发展。文学创作比其他文化活动似乎稍为逊色，但也不至于像人们所说的：澳门是“文学的沙漠”。究竟澳门文学的状况怎么样？ 我们应该给它一个怎样的正确评价？ 本文将就此进行粗浅的论述和探讨。一澳门开埠400多年，毗邻香港，背靠内地，面向大海，是中葡人士聚居的小城，是文化交汇的地区，也是世界文化中特殊的一角。这里的文学以华文文学为主流，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可是，澳门文学，不论在内地还是国外都未曾受到重视。澳门文学源远流长。自明末开埠后，各地到澳门来的文人不少，有的长期居住，有的短暂逗留，都或多或少给澳门留下了他们的作品。从韩国全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客座副教授李德超先生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收录在《澳门文学论集》）所附录的概况表中我们可以得知：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有48人的作品共186篇，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有52人的作品共242篇，民国成立以后有36人的作品共100篇。这是澳门开埠以来收集到的文学材料，而作品散佚或湮没不闻者，当不计其数了。 __________________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文学学士。 0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至于现代的情况，根据收录在《澳门文学论集》里几位澳门资深文化人土的记述，1930年代后期，澳门新文学活动逐步开展起来。达用国语班同学会组织“修社”，出版过不定期的文艺刊物；梁彦明、冯秋雪、冯印雪等组成“雪社”，出版过多集诗词唱和作品；澳门的报刊登载过陈霞子、何曼公、黄蕴玉的连载小说。同时，路过或在澳门短暂生活过的新文学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于逢、华嘉等，也曾为澳门文学留下一些作品。到了1950年代，《新园地》、《学联报》、《澳门教育》辟有创作园地，刊登文学作品；1958年8月《澳门日报》创刊后，《新园地》纳入《澳门日报》成为它的综合性副刊后，更增设文学栏目，刊登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为澳门培养了不少文艺爱好者。1960年代，一群热心文学的青年作者自动组织出版了澳门第一个文学期刊《红豆》，虽仅一年多，只出版14期，但对澳门文学的创作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期间，一直有一批热心作家投身澳门文学，克服了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坚持着文学创作。诚然，澳门文学是在瘠土中生长，先天营养不足，发展缓慢，“泉涓涓而始流”，还未形成壮阔的大河，蔚为大观；澳门文学园地不足，文社阙如，队伍不壮，作品不多，体裁不广，成绩较少，结集全无，能显示个人风格甚至独树一帜的作品有限。可以说，澳门没有出现过大作品，没有真正可以反映出澳门文学特色的大型作品。1984年，在《澳门日报》举行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作家韩牧提出了“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问题，这在澳门文学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促使他们醒悟到自己肩负着的历史责任，自觉地意识到必须聚集力量，凝成势头。澳门文学界遂于1987年成立澳门第一个文学团体“澳门笔会”，从组织上把澳门作家聚合在一起，对推动澳门文学活动起了积极的作用。1986年由澳门唯一的一所大学——东亚大学（即现今之澳门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就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将来及其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进行了首次较具体的探讨。1988年，该次座谈会的发言结集成《澳门文学论集》出版。这是目前仅有的关于澳门文学的论集，它为澳门作家探求澳门文学特色、建立澳门文学形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至于文学创作园地，也有所拓展。日常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主要是在报章副刊上。《澳门日报》在1983年开设周刊《镜海》，这是澳门史上第一 042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 个文学副刊；东亚大学于1985年编印澳门第一套文学丛书《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五本，其中的文章都是该校师生在《镜海》上发表过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澳门笔会”成立后，在1989年创办了澳门唯一的纯文学杂志《澳门笔汇》(基本上一年出版两期)。这些，对开拓澳门文学的园地，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具有深远的意义。澳门的作家队伍，至今共有六七十人，其中老中青的中坚分子30多人。这支队伍的来源是：一是澳门土生土长的作家；二是由内地移居澳门的作家；三是由南洋移居澳门的作家；四是港澳两地居住的作家。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渐露锋芒的中青年作者，如云惟利、凌棱、林中英、周桐、陈浩星、江浩翰、淘空了、流星子、云独鹤、黄晓峰、梦子、懿灵等。另外，从事各类题材创作的作者队伍中，散文队伍最为可观，有四五十人，如方菲、梅萼华、鲁茂、陶里、思放、维真、胡培周、胡晓风、金中子、徐敏、黄衫客、濠江客、东山、敖丁、玉文、丁璐、沙蒙、翔鹰、王文琴、张裕、郑重等。当然，按澳门40多万人口的比例，这样一支创作队伍数量不算少，但由于是业余的，虽然他们并非为稻粱谋，可毕竟在某些方面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直接影响澳门文学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二 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学队伍的成长、文学创作园地的拓展，各类体裁的作品大量增加。这些作品除散见于报纸杂志外，还陆续结集出版。已结集出版的散文集有九部，诗集有十三部，小说有六部。从目前看，散文最丰、成绩最大，诗歌次之，小说较弱，评论最薄弱。（一）散文创作澳门的散文创作，丰富多彩，成绩较之其他体裁的创作要高。它品类繁博、多彩多姿，有抒情性散文，也有随笔、小品、杂文、特写、速写、游记、报告文学等广义的散文，狭义的散文即美文极少。其创作特点是信息反馈迅速，重新重奇，趣味性强，人情味浓，兼之泼辣、幽默、风趣， 0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悲酸苦涩，各色俱备。按其内涵和风格特色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叙事抒情的散文。这一类散文占的比例较大，就一件现实生活中的事物，而抒发作者的感怀、疑惑和信念；或揭示作者自我的心路历程，从而引发读者的感应和共鸣，达到很好的思想及交流的效果。长于写这一类散文的本澳作者就有方菲、梅萼华、鲁茂、陶里、思放、维真、凌棱、林中英、沈尚青……他们写来各具风采。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是《澳门日报》的散文专栏作家的鲁茂，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题材，加以升华，以小见大，启迪人心。《望洋小品》散文集中的《“生命号”专车》、《傲然面对失败》、《人体潜能》、《打折扣的人》、《懂得争取和放弃》等篇，都具有教人积极向上的励志力量。鲁茂的散文创作技巧已经达到有法而无法的纯熟之境，有些写得结构严谨，有些写得形散神不散。他的散文幽默冷峻，警句时现，语言平实朴素，古典诗词融入文章，浑然天成。不少篇章写得带几分幽默，尤其《凡事要计成本？》《大人也要学走路》、《墓志铭》等，写来幽默风趣，常令读者莞尔一笑。那些抒情小品《树》、《凄美》、《轻松和轻浮》、《偶尔返璞归真》写得轻灵摇曳。他的评戏剧、谈电影、说演技的散文《死前一吻》、最后的……》，表现了他的厚积薄发的功力。女作家林中英的抒情散文非常注重文章的隽永性。她心思细巧，笔力细密圆浑，文章极富魅力，散发出浓郁的文艺气息。选人散文集《七星篇》中的《文艺是什么？——回答四岁小童之问》，以比喻述说自己对文艺的看法，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又具有高深文艺理论无法说明说透的微妙。《东望洋山下的童话——古老疲倦的灯塔》含蓄隽永。人们习惯于对光的赞美，她却对灯塔产生悲哀，隐喻着她对社会浑浊的悲哀。另一类是怡情益智的散文，介绍有关古迹名胜、前人轶事、风土人情，具有浓厚的澳门风貌色彩，既有怡情悦性的作用，又有增广见闻，追源溯流的益智作用。澳门专攻这类题材的作者不少，远的如章憎命、黄衫客、濠江旧侣，近的有濠江客、李鹏翥……其作品都是资料详尽，如数家珍，甚至图文并茂。李鹏翥的散文小品尤其出色，常常将人生的哲理融于山川风光的描绘之中，并技巧性地插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诗词歌赋，使文章突破时空的限制，艺术力量和思想深度都得到加强。他的《澳门古今》，侧重从历 044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 史、文化、胜迹、掌故等诸方面介绍澳门的历史沧桑，展现它独特的丰姿和情调。它熔史料、轶事、趣闻于一炉，内容丰富多彩，笔调清新活泼，意境优美，既是领略澳门风光的指南，亦为饶有情趣的史话小品，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和有趣的享受；它寓意于史，引人人胜，不仅使我们了解澳门的昨天和今天，而且能引起我们的遐思，生发开去，鉴古观今，进一步想到它的明天。陈浩星有关文化艺术的散文札记，娓娓道来，亲切动人。而思放、金中子常能把说文解字、谈今论古的学术性题材写成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有益有趣的散文，也是另辟蹊径的一种写法。再一类是感世忧时、针砭时弊的散文。这一类散文有点近似杂文的笔法，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战斗精神，颇能引起读者共鸣，发挥了贬恶扬善的作用。1980年代中后期，胡晓风在《华侨报》撰写的《横眉集》、《低眉小语》专栏，选材精，构思巧，开掘深，毫不讳饰自己对事物的感受和对生活的见解；对澳门许多事情，都能及时反映，或弹或赞，或褒或贬，颇能吐露市民的心声。《妓女·老鼠·贪污》和《这是一面镜子》都是较出色的杂文。前者将澳门的一帮贪官污吏比喻为妓女和老鼠，并指出其祸根所在，使人在一笑之后，进一步思考其中蕴涵的深意；后者通过一位80岁退休教师的悲惨晚年，折射出澳门社会公益、福利的不足以及老人问题的严重。其他诸如《斗室小品》、《望洋小品》、《随笔》等一些专栏也常常有精彩的杂文与读者见面。（二）诗歌创作澳门的诗歌创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冷遇，近几年才有蓬勃的发展，其成绩引人注目。澳门的新诗起于1950年代，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的作品。早期诗人为李成俊、李鹏翥、李丹。李丹从50年代写诗到现在，可算是澳门诗坛老将。1960、1970年代先后崛起于澳门诗坛的诗人为江思扬和汪浩瀚。1980年代，澳门的诗人骤增，有30余人。他们抒写的内容、追求的艺术并不一致。富于现代意识的诗人，不满足于沿袭前辈诗人的创作路子，勇于探索、发现和创造新的诗歌表现形式，大胆吸收包括欧美现代派在内的各种表现技巧，使80年代后期澳门诗坛呈现出绚丽缤纷的特点。1988年5月，五月诗社成立，把澳门写诗的人聚在一起，形成 0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一股力量，大大地推动了澳门现代诗的发展。诚然，处于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诗社成员的诗风多元化，正是反映复杂的社会和思想的好事情。目前，继承新诗传统的有云惟利、李丹、汪浩瀚、江思扬、云独鹤等；倡导现代诗的有陶里、流星子、淘空了、高戈、苇鸣、凌钝、懿灵等。然而，有的诗人是生搬硬套西方现代主义的模式，有的诗人则在摸索、创作属于自己风格的现代作品。陶里就是一位从新诗向现代诗跨越的勇士，并已形成独特的风格。澳门诗评家黄晓峰在评述陶里的现代诗时说，陶里的诗“充满时代意识，将主观知觉伸向内宇宙来对生活、对历史的反思。……他的诗以新的意绪和奇特的意象有机地组合，显得新奇而别致，又近于诡秘的艺术境界”。1986年结集的《紫风书》诗集颇能代表陶里从前期的写实主义向后期的现代主义转变的创作心路。而1991年结集的《蹒跚》则是陶里现代诗创作的新的里程碑。在《蹒跚》诗集里，由于现代意识和现代技巧的引进和发挥，陶里把那些传统的命题更有效地向着深层推演，更注重于涉及自身的心理、情感、文化因素的展示。诗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在卷三《生命的版图》中，借助蒙太奇式的意象组接、交叉和叠化，得到密集的展示。诗人近年为中国、为人类的命运而忧虑沉痛的心路历程，在卷一《时空的心灵效应》中，通过扭曲变形的艺术手段，得到完全的展示。更重要的是，陶里把现代诗的气质和技巧创造性地融入中国传统风格，从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中国现代诗。这些诗在《蹒跚》诗集中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重要的地位。陶里正是以现代和传统的奇妙融汇的方式，传达出一个有着复杂心态和特殊文化背景的诗人的心灵，揭示出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世局急速变化中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三）小说创作 澳门的小说创作主要有长篇连载小说，近几年还出现了微型小说。小说的题材多数以澳门社会为背景，反映澳门的社会现实。这种反映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都市人，特别是较低层人物的生活处境和心理状态，二是表现内地新移民或偷渡客的生活情景，因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色彩。在创作方法上注意在流动和交错的生活中表现人物的心境，揭出人物内在心理的困惑，透视不同处境中的人生。 046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 创作最多的连载小说家是鲁茂（小说创作以梅若诗、柳惠、余振中为笔名）。他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至今未曾辍笔，作品约有40多部。他的连载小说，初以香港社会为背景，后以澳门社会为背景，多从正面写爱情，从侧面反映较低层人物的生活处境和心理状态，从而反映港澳的社会面貌。他的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善良正直与丑恶奸邪对照分明，技巧圆熟，情节曲折，善于设置戏剧冲突和悬念，扣人心弦。他的首部小说《星之梦》通过香港一个年轻足球运动员的身不由己的悲惨身世，揭露香港足球圈的黑暗，颇受读者的欢迎和赞赏。他于近年创作的《蒲公英之恋》通过三个女工的不同际遇，反映了澳门今天的社会面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属于后起之秀的连载小说家是中年女作家周桐，她的作品也有十多部。周桐的小说大多以爱情为题材，以女性特有的敏感，将两性爱情的微妙心理，错综复杂地表现出来；她笔下的爱情，多姿多彩，有浪漫豪放的，有悲酸苦涩的，然而，都渗进了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其代表作《错爱》写一对情深夫妇如何面对忠实丈夫在一次偶然不忠实的情况下所生的混血男孩，探讨了双重性格的人性问题；它取材独特，结构严密，情节紧张，富于悬念，摄人心魄。澳门的短篇小说创作数量较少，主要作家除了鲁茂、周桐，还有陶里、林中英，近年还涌现出郑重、洛淋、淡如、张兆全、劲夫等一批作者。（四）文学评论澳门的文学评论是近年才起步的，目前的成绩仍很一般。老一辈的评论家有李成俊、李鹏翥，中青年评论家有黄晓峰、梦子。澳门的文学评论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例如，梦子《试评周桐的小说<错爱>》，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文艺批评的方法，对作品作了比较客观的严肃的批评，与常见的吹捧或意气用事的评论大不相同。黄晓峰《在凌钝诗集<下午>等等的字里行间》从导读出发，使文章有双重作用，既对作品作一定的分析和评论，着眼点又在于引导读者欣赏现代诗和认识现代诗的理论。三目前，澳门文学还在建构中，其特色还是朦胧的。使人感到欣喜的是， 0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我们已经看到澳门作家们的追求和努力。1980年代以来的澳门文学创作，在传统中已渐呈开放性、前卫性和多元性；题材广泛，并从澳门与世界的深刻而广泛的联系中，或浓或淡地反映澳门的社会面貌；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写主流，又渗入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通俗文学广泛流行，但又不乏纯文学的作品。文学绝非单纯的精神产物，它是建筑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上的，属于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意识形态。文学的流变往往受多重因素的制约。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导致了文学的变化，所以，各种文学现象以至作家风格、创作方法和文学潮流，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澳门地方小，人口少，港口条件差，对外交通依赖香港；它受葡萄牙管治，社会环境不同于香港，也不同于内地，然而它与内地的关系比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更为密切；它是华洋杂处之所，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了近300年，但是受欧风美雨的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速度却又大逊于香港；它虽然也有自己的工商业，然而有很大的依附性和脆弱性，自由港的发展更离不开香港。这种背景的独特性，造就了澳门文化心理包括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以及与母体文化亲疏感的变化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反映到文艺创作中，形成了澳门文学的特异性。澳门文学既受内地文学的影响，也受香港文学的影响。1950年代至1970年代，澳门的政治经济落后，社会处于封闭性的保守状态中，澳门作家与外界事物接触不多，而外来文化也不易进入小城；加之受“五四”以文学为匕首的影响，尤其内地“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重视文章的思想性，忽略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探索。尽管澳门本身存在特殊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然而这种特色既得不到澳门作家的正面挖掘，又没有外来力量的碰撞，这一特色长期没有发挥它的存在意义，直接影响了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所以，澳门过去的文学创作是封闭性的单一的形态，而且表现出来的创作技巧更缺乏自身的特色，不能晋身“正宗”文学行列，长期受忽视是自然的。1970年代末期，中国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中葡建交等重大事件，对澳门的政治经济是个大冲击，使澳门社会状态呈现开放型。1987年4月，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草签，使澳门社会更趋稳定、发展和繁荣，也直接冲击了澳门文化领域，文学创作题材也逐渐丰富起来，文学园地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作家们意识到在文学上必须反 048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 映澳门的社会面貌和澳门的地方特色，遂自觉地捕捉生活中的每件小事，并对其做深入的分析、思考，寻找“以小见大”的文学作用力；在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断往心灵深处挖掘，以表现深刻的文学内容。随着澳门回归祖国的日益临近，作家们自觉地赋予作品爱澳门、爱祖国的文学主题。作家们还注意对中西文学进行艺术探索，吸取营养，提高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作家们都自觉地凝集成一股坚强的力量，努力发挥文学的社会现实意义。这十多年间有不少来自南洋和内地的大专知识分子，加入澳门文化界，对澳门文化、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作为外来的作家，对澳门的陌生感，使他们在对社会缺乏全面了解的同时，却又会比对现状渐趋“麻木”的本土作家具有较为敏锐的洞察力，观察、分析事物的摄取角度与本土作家有所不同。这对正在寻找突破的本土作家不无启发。虽然，非本土作家的群体力量不足以直接撞击本土作家的创作，却起到了间接的催化作用。1980年代，内地掀起台湾文学研究热潮，澳门文学亦日渐受到重视。内地邀请澳门作家代表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和广东作家协会的代表会议，或邀请澳门文学界有关人士前往内地参加聚会。内地一些著名作家如秦牧、紫风、杜埃、林彬、陈残云、黄新波、陈芦荻、伍韵等，都先后到过澳门进行访问，出席文学座谈会，主持文学讲座等。内地报纸杂志发表的澳门文学作品也日渐增加，《广州文艺》与《澳门日报》合编的《澳门作家专号》，收入澳门20位作家的作品共20篇，出版在《广州文艺》1991年第六期。内地与澳门地区合编专辑，以及内地出版部门如此重视介绍澳门作家的作品，均属历史首次。去年年中在广东省中山市举行的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澳门几位作家应邀参加并提交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均获好评，被认为量和质都有所提高。这些活动不仅活跃了澳门的文学气氛，而且极大地鼓舞了澳门的文学爱好者，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从发展趋势看，1990年代的澳门文学必会更加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兴旺。我们可以看到，澳门过渡期的各项工作正在顺利开展。澳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人才、语文、法律问题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正一步步地深入进行；澳门国际机场、深水港、新澳氹大桥等各项大型建设工 0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程陆续上马，澳门的基础设施将得到改观，投资环境将不断改善，经济继续走向多元化……将极大地推动澳门经济的发展，加强澳门自由港的地位与国际竞争能力。这些，将使澳门社会更稳定、开放，文化领域也必然地会得到相应的蓬勃发展。当今澳门文学创作队伍正在茁壮成长，正逐步发挥其潜力。老作家焕发青春活力，带领着中青年一代开拓新局面；中年作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在时代的变动和需求中，敏捷地找到自己的创作地位，力求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这是澳门文学队伍的中流砥柱；青年作家创作艺术虽然不够成熟，然而他们思想开放、视野广阔、技巧新颖、富有潜质，无疑对整个文学队伍创作的创新和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女作家不让须眉，佳构迭出，并且以历来女性文学的特点吸引着广大读者群，是一股劲头不弱的文学力量。澳门地方逼仄，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澳门历史悠久，几百年间沧海桑田，包含着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人间故事，犹如一部历史传奇；当今澳门政治形势的发展，经济状况的改变，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网络的发达，使澳门城市的脉搏加速跳动，也使澳门同世界各地的距离不断拉近。只要作者在澳门与世界的广泛联系中细心观察和发掘，题材是源源不断的。正如老作家李成俊在《澳门笔汇》发刊词中所说的：“实践证明，生活是创作的泉源；如果不是在象牙之塔里孤芳自赏，而是熟悉生活，理解生活，在这个错综复杂的万花筒社会中，都可以发掘出深刻的主题，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诚然，澳门的文学创作仍存在着薄弱环节和局限性。首先，澳门的文学创作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文学土地仍然贫瘠，文学出版困难重重，可供文学创作的园地有限；举办文学活动、出版刊物或个人作品均缺乏经费；文学刊物销售市场狭窄。其次，作者发表作品所得的稿酬低，没有福利，权益没有保障，得不到鼓励和扶持。因此，作者难以成为专业作家，以致作者队伍流动性大，不够稳定，能十年八年一直坚持文学创作的往往只占作者队伍的三分之一。这样不易产生杰出作家和重要作品。从文学创作本身的问题看，第一，创作题材依然面临如何拓展的问题。澳门的作家大多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创作素材，如八爪鱼的触角，伸展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然而，澳门的作家都是进行业余创作，“朝九晚五”之后已感筋 050

澳门文学现状窥探 疲力尽，忙里偷闲挤出点滴时间写作，已无暇深思熟虑，更谈不上深入各种生活层面，去获取身临其境的感受和经验，也难以深入地考察研究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去获取间接的生活经验。因此，题材的拓展受到一定的局限，尤其小说创作，尚未出现更厚实的作品，也未展现出深刻描写澳门人士的传奇，更未发表一部刻画在纵横交错的生活中浮沉的人物的艺术长卷。而且，题材的拓展毕竟还是停留在澳门这个半岛上。无疑，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个“小地方”，如果能将地方色彩的精髓放在技巧成熟的创作中，也不失为具有地域特色而进人世界文学著作行列中。另一方面，尽管澳门的作家已经自觉地提高思想性和艺术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更多的作品不过表现为作家生活体会的交流而缺乏将作品中的生活气息与时代脉搏、与广阔的整体社会联系，把自己的作品放在历史方位上进行创作，深入发掘其内涵，真正做到“以小见大”的深远意义，揭示出时代的特征，生活发展的趋势。第二，典型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依然存在如何深化的问题。出色的小说可以利用人物的鲜明、独特的个性来概括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或精神状态，从而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和规律。如何向人物的内心活动的纵深方面挖掘，充分展示人物精神生活的宽广世界，是塑造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的重要刻画手法。尽管澳门的作家已注意表现人物的心境，不过，仍有较多的作品，尤其是报纸上的连载小说为了达到吸引读者的效果，每日描写一个情节，而且末了还要留下个悬念，来吸引读者日复一日地追看下去，以致过分重视情节设计，讲求故事性，往往忽略对人物内心世界作有分量的刻画，多流于表面化描述，影响了作品的深度。第三，作者的艺术素养仍有待提高。随着澳门地区文化素质的提高，目前的作者队伍的文化水平与过去相比有所提高，大专水平的不少。不过，大部分作者的文学修养并非经过中文专业的训练，而是靠个人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因此，一般来说文学理论显得较薄弱。这对于作者在创作上的突破和创新造成一定的影响和限制。可喜的是，我们已看到一群中青年作家如庄文永、梦子等已有感于此，正在攻读文艺评论课程，以寻求新的突破。第四，在商业社会的紧张生活节奏中，严肃文学的读者减少，而现实中充满了即食文化、大众文化、娱乐文化。怎样争取读者接受文学性强的作品，接受具有社会功能的作品，是作家们不能忽视的问题。管澳门的文学创作存在种种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澳门作家 0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们对于这一切的认识和追求。澳门文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作家们努力耕耘吧！澳门文学的前景必将更加繁荣、兴旺！[1991年12月定稿。应时任《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之邀，以“缘源”笔名，于1992年1月至3月在“镜海”版《澳门日报》分六次刊载；转载于《澳门笔汇》第5期，澳门，澳门笔会，1992年9月；后收入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上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052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郑炜明*一导言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宣布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澳门是由葡萄牙暂管的中国领土。1985年2月至5月间，澳门总督高斯达、葡萄牙总统恩尼斯、埃亚内斯先后访问中国，双方就澳门历史遗留下来的主权回归问题展开会谈。经过四轮会议，中葡两国政府先后在1987年3月26日和4月13日于北京草签及正式签署中葡联合声明，规定葡方将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归还中国。可以说，从此澳门就踏人了它在政治发展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一个地区的文学发展，有它的自身规律。从理论上来说，一个地区的文学，有的时候是深受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影响的，有的时候却又能超然“物”外，遗世独立。因此，探讨过渡期澳门文学的形态，就成了认识澳门的一个不应或缺而且极为有趣的角度。二澳门文学的定义什么是澳门文学？这将是个不断会有人充满兴趣地问下去的问题。关于澳门文学这个专有名词的概念，可讨论的内容颇多，笔者认为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去看。 _________________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研究主任、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 0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澳门文学应可以向所有文字开放。我们没有理由把用日文写成的关于澳门的文学作品排挤在澳门文学这个大家庭之外。同样道理，用葡萄牙文、英文、西班牙文、荷兰文或其他文字写成的关于澳门的文学作品，当然也算是澳门文学。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颇多的。至于中文，它作为在澳门拥有最多使用人口的一种文字，而且最近澳门政府还宣布中文作为法定语言，当然是创作澳门文学的一种最重要的语文。笔者坚决地认为澳门文学应该包括用任何语言文字来创作的作品。（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哪些作者才能算是澳门文学的作者呢？土生土长的澳门人，当然问题不大。长大之后离开了的又算不算呢？这一点可以再商榷。因此只能说在澳门出生、成长并长期居留的才是完全无可置疑的澳门文学的作者。但澳门文学的历史恐怕又不能这样写。难道曾在澳门住过一段时日，写过颇多重要文学作品的屈大均、汪兆镛等，都不能在澳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吗？依笔者愚见，谈一个地区的文学史，还是应该以实绩为依归。举例来说，英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奥登 (Auden) 只曾到过澳门旅游，但他写了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我们今天如果要写澳门文学史，难道可以略过这一笔吗？又正如研究香港华文文学史的学者，就从来不会否认茅盾、萧红等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一样，事实上，许多熟悉澳门历史的人都知道，澳门的人口流动性向来极大，如硬要坚持只有土生土长的澳门人才算是澳门文学的作者这一个观点，恐将与历史事实及现实格格不入。（三）作品的内容什么样内容的作品才算是澳门文学的作品呢？以澳门为主题的或内容与澳门有关的作品，当然是澳门文学。但许多人主张作品的内容必须写澳门。那么请问假如土生土长的懿灵写一篇内容与澳门完全无关的小说，就譬如说写香港问题少女的情欲幻想吧，这样的一篇小说是否应该被界定为非澳门的文学呢？这比否认萧红在香港所创作的作品（内容与香港这地方没有多大关系）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还要荒谬。因此说，澳门文学作品的 054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内容，绝不能硬性规定非与澳门有关不可。作家的视野和胸怀应该是广阔的。老实说，如果所有澳门的作者只写澳门，那将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笔者想在这里简短的提出个人的观点：发表和出版于澳门的不一定就是澳门文学。如现居外地的作者，投稿澳门的刊物而得以发表，不能简单地说就是澳门文学，但可以考虑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有没有积极的影响。相反不在澳门发表和出版而仍算是澳门文学的，多有实例：懿灵的《流动岛》在香港诗坊出版；笔者的另外一些土生土长的学生，刚在文坛亮相的时候，绝少在澳门发表作品，其作品却在香港、台湾的刊物上刊登。因此说，我们看澳门文学的定义这个问题，总不能太死板。综合来说，笔者认为界定澳门文学，可依据下列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至于本文以下部分所探讨的，乃过渡时期的澳门华文文学；换言之，只涉及以华文创作的澳门文学作品。三80年代至今澳门的华文文学活动概述澳门这个地区的文学发展，其实有它自己的规律。假如说1987年是澳门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过渡期的开始，那么澳门文学的过渡期的开始就要往前推几年，大概是在80年代初。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澳门在80年代以前的文学活动并不活跃。①但是一踏入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就日渐兴旺起来了。这个文学的过渡期的出现，我们现在回顾起来，有相当程 __________________ ①可参考：1）《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第9～44页、第130～140页、第146～154页、第168～184页；2）郑炜明《有关澳门文学研究史料》，载1992年7月15日《澳门日报·镜海》。 0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度的偶然性。一切要从澳门东亚大学的创立说起。这所大学可以说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所现代化大学。1981年10月，这所大学开课了，在开办的最初期，它已有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课程，虽然学生并不多。澳门东亚大学最初是由几个从香港和东南亚来的商人所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虽然当时的澳门政府和社会上的名流都很支持这所大学，但总的来说，当时的澳门社会对这所新办的现代化大学还是抱着一种非常审慎的观望态度，因为这对古老而宁静的小城来说，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1983年3月，当时澳门东亚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创办了一个学生组织，名叫中文学会。这个学生组织的宗旨是提倡中国文化，后来在80年代，居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3年6月，中国有名的散文家秦牧先生从广州来到澳门访问，他与当时东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云惟利博士、《澳门日报》总编辑李成俊先生、副总编辑李鹏翥先生等人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澳门应该创办一份纯文艺的副刊。就在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创办了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份纯文学副刊《镜海》。于是当代澳门的第一份刊登纯文学作品的报刊上的周刊《镜海》面世了。它成为当时在澳门发表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在最初期的《镜海》上面刊登的作品，作者大多数是澳门东亚大学的学生，特别是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的成员。在《镜海》创办以前，我们不是说在澳门的报刊上没有副刊，但是那些副刊的性质跟《镜海》不尽相同。譬如说在“镜海”版创办以前，《澳门日报》就有一个文艺性的副刊《新园地》，而澳门《华侨报》也有“华青”、“华座”等版，这些报刊上的副刊，也发表文艺性的作品，不过这些版面，不能说是纯文学的副刊。所以说，《澳门日报·镜海》的面世，象征着整个澳门社会开始认同了澳门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其重要性。也可以说，从这一版副刊的创立开始，澳门人开始有意识地去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形象。而在《镜海》创立以后，澳门的各大报刊的副刊都增加了刊登文学作品的比重。譬如澳门的《华侨报》、《市民日报》、《星报》、《正报》等报刊，都辟有了副刊，一般是以刊登连载小说和专栏文章为主。同一段时期，《澳门人周报》也开始辟有专栏刊登小说。另外有一份由澳门天主教教区青年牧民中心主办的刊物《活流》，也开辟了文艺的专栏。而各类型的文学活动都活跃了起来。开风气之 056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先者，应该说就是《澳门日报》的“镜海”版，所以可称80年代初的澳门文学为“澳门日报·镜海时期”。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1983～1984年的时候，中葡双方还没有开始就澳门问题展开谈判，而澳门东亚大学的创立、秦牧先生的访问澳门等，其实都可以说是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的。因此，澳门文学的过渡时期，其实跟澳门在政治、经济上的过渡期的步子并不一致，虽然无独有偶地，它们都发生在80年代。这个可能也应该解释为另一个偶然吧。在这段时期，还有几件大事是有必要谈一谈的。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主办了一个港澳作家座谈会。当时，在澳门长大、在东南亚和香港以写新诗成名的韩牧先生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他呼吁澳门人应该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对当时的文艺界造成了颇大的冲击。①1984年6月，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出版了一本《中国语文学刊》创刊号的论文集，里面总共收集了学术论文11篇，包括饶宗颐教授、罗慷烈教授、云惟利博士、葛晓音女士、郑炜明、黄玉明、叶贵宝等人的学术论文。这些人都是当时澳门东亚大学文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教师或学生。从论文的内容来看，研究范围包括古文字研究、中国传统书法的研究、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可以说是澳门在学术文化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意味着澳门将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看待自身的学术文化发展，当然也包括文学的发展。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还于1985年1月出版了澳门历史上第一套文学作品集，即《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有五册，由当时东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云惟利博士（笔名云力）主篇，包括了韩牧的诗合集《伶仃洋》、云力的诗集《大漠集》、苇鸣等的诗合集《双子叶》、散文合集《三弦》和短篇小说合集《心雾》等。这套丛书的出版，引起了澳门文学界的注意。在此之前，澳门并没有可以出版文学书籍的机构。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澳门文学界可以说是一种冲击：一个经济不富裕的学生组织，竟然可以一口气出版一本学术论文集和五本文学作品集。这说明了事在人为（据悉上述的论文集和文学丛书的出版经费，由包括澳门大丰银行和澳门东亚大学的校董们在内的赞助者赞助），而且说明在澳门本土出版澳门文学的书籍，并非没有可能。后来在80年代末，澳 ___________________ ①《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第191～197页。 0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门文学书籍的出版就渐渐蓬勃起来了。1986年1月3日至6日，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假《澳门日报》会议厅举行了澳门文学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共有17人，分别来自内地、香港、台湾，以及韩国。他们就中国文学在澳门的发展概况，香港、澳门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区域文学资料的搜集与研究，还有澳门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对研究澳门文学，特别是1986年以前的澳门文学的发展，极具参考价值。①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有关文学的国际性的小型研讨会。事实上同类型的活动至今为止这还是唯一的一次。这次座谈会的举行，加深了澳门人对澳门文学的认识，也加强了澳门人对澳门文学的重视。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后不久，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又与澳门《华侨报》、澳门天主教教区青年牧民中心及澳门学生联会等组织，联合举办了第一次青年文学奖。在此之前，澳门虽然也有许多征文比赛，不过我们光从名称来看就知道，征文比赛跟文学奖的层次是不一样的。而澳门青年文学奖也可以说是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奖。同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又办了新诗月会，由韩牧先生主持（后来这个活动交予澳门中国语文学会继续办下去，并易名为文学月会）。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从1983年3月开始，一直到1986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在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的确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可称80年代中期的文学活动为“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时期”。1987年1月1日，澳门笔会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可以说是澳门文艺界因应着澳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过渡期的来临而作出的反应。它的成员几乎包括所有在澳门活动的文艺界人士，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这个组织的成立，多少使人联想到内地的地区作家协会或者文联一类的文学组织；换句话说，就是把所有在该地区活动的文艺界朋友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颇有一点大一统的味道。本来这样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是，李成俊先生在澳门笔会的同人刊物《澳门笔汇》的创刊号发刊词上面还特地提到：“我们认为文艺并不从属于政治，但如果文艺离开了伦理和教化，那就 _________________ ①会议上的讨论文章；后结集为《澳门文学论集》。 058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失去其价值和功用。”①笔者认为这句话对论述澳门文学的形态，特别是澳门笔会成员的文学取向，是很重要的。1989年5月，澳门的五月诗社正式成立。这个诗社大概有30多个成员，可以说几乎把所有在澳门活跃的老中青三代写现代诗的诗人都招罗于旗下，只有极少数向往独立发展的诗人例外。1990年7月29日，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正式成立。这个写旧诗词的组织的成立，说明了澳门文学界的朋友对传统文学的尊重。更难得的是我们从其同人刊物《镜海诗词》里面看到，在澳门原来以写现代诗著名的诗人如陶里、苇鸣、懿灵等，也有旧诗词的写作。1987年以来，澳门文坛的主要活动都以澳门笔会或五月诗社的成员为主，所以说80年代末期的澳门文学活动可以命名为“澳门笔会及五月诗社时期”。1992年3月31日，澳门写作学会成立。这个学会是一个在澳门从事写作教学与写作学研究的学者自发组合的纯学术文化团体。相对于以前的文学团体来说，这是个比较专门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组织。还有一点一定要提的是，在80年代末期，澳门政府因应着澳门在政治与经济的过渡期的来临，开始对文化活动赋予较以前来得积极的支持。譬如说文化组织与文学团体的成立，可以得到澳门政府的有关部门如澳门政府文化司署在财政上的资助，而这些组织、团体所出版的书籍和刊物，也能得到澳门政府文化司署在经费上的赞助。这些赞助无疑为澳门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片较以前更为肥沃的土地。此外，苇鸣于1990年6月24日至28日应邀以澳门作家代表的身份出席于泰国曼谷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协会会议，并当选为该会执行会员、《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编辑委员。1992年11月23日至27日，澳门作家苇鸣、懿灵等应邀出席子台北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苇鸣并被委任为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这些个别作家的活动，显示出澳门文学正一步步地走出澳门。这对过渡期的澳门来说，意义是积极的。四 澳门的文学刊物回顾在1980年代初，写作的朋友常常为了澳门没有足够发表文学作品的园 ________________ ①《澳门笔汇》创刊号，1989年6月，第5页。 0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地而苦恼。这个情况在踏入了过渡期的时候，的确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目前在澳门可以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除了在各个报刊上面的文艺副刊版之外，我们还有四种可以发表文学作品的专门刊物。这包括属于澳门笔会的同人刊物《澳门笔汇》、澳门五月诗社的同人刊物《澳门现代诗刊》、澳门中华诗词学会的同人刊物《镜海诗词》及澳门写作学会的《澳门写作学刊》。最先创刊的是澳门笔会的《澳门笔汇》。这个刊物创刊于1989年6月，内容很丰富，可以说是内容相对比较全面的一份刊物。它包括澳门文学活动的报道、文学评论、小说、散文、旧诗词、现代诗及一些学术性的短文，更有艺术作品的发表，如书法、篆刻、绘画、摄影等，也有把澳门诗人的作品翻译成葡文或别的外文。到目前（1993年1月）为止，《澳门笔汇》已经出版到第五期了。1990年11月，澳门五月诗社出版了《澳门现代诗刊》。《澳门现代诗刊》是专门发表现代诗和现代诗评论的刊物，现在已经出版到第五期了。1991年6月，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创刊《镜海诗词》，专门发表传统旧诗、词、曲的作品，当然也发表有关的评论文章。《镜海诗词》至今已经出版了两期。1992年8月，澳门写作学会出版了《澳门写作学刊》的创刊号，从这期的文章看起来，主要还是一些文艺理论、写作学与方法论及关于写作教学之类的学术性比较强的专题短文。踏入90年代以来，一些居于主流文艺社群以外的学生文艺团体，亦相继创办刊物，如天主教教区青年牧民中心就出版了《创作坊》，供中心成员发表文艺作品。1992年，澳门大学文学院院长Prof.T.Rendall、讲师郑炜明等创办了名为《文学创作室》(Faculty of Arts Review)的中英文双语纯文学刊物，供大学内的成员发表作品。我们相信陆续会有更多新组合的文艺刊物面世，这将成为一种趋势。虽然跟1980年代初比较，目前澳门可以发表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的刊物或园地是较多了，但我们不能说已然达到了一个使人满意的程度。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些刊物都是同人刊物，它们虽并不排挤会员以外的文友投稿，但作为一个特定文学组织的刊物，总有它自己的宗旨和标准，不一定能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因此，澳门文学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园地更开放的文学刊物。 060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五80年代澳门的文学作品（一）澳门的当代诗词当代澳门，写旧诗词的文人不是少数。传统的文学，在濠江享有其优越的地位，盖小城中喜爱舞文弄墨的朋友，许多是既爱新又不忘旧的，非常尊重文学的传承关系。即使是倾向于比较前卫创作手法的年轻一辈的现代文学作家，亦从来不会排斥古典诗词，有些甚至自己也会写写。在澳门，旧诗词写得很好的作者颇多，姑列举数字为例。1.冯刚毅先生冯先生于诗，堪称众体俱备，古体歌行尤佳，如《丹霞日出行》：君不见丹霞上古判鸿蒙，六千五百万载长逝空？胚胎澄澈湖如镜，造山迫使沉沉湖底突升隆！君不见斯时湖水纷纷四外泻，湖心一夜嶙峋挺秀耸奇峰？噫吁嚱！危乎壮哉！丹霞之美从此现真容。四大奇山千百景，我觉莫若此山日出景观雄。慕名远自蚝海来，拂晓攀登长老峰。丹梯铁索悬峭壁，上得高巅万象通。星光月色渐消淡，玉露凝寒湿草丛。忽见遥天泛石青，继浮鱼肚转瑰红。游侣此际皆龟息，倚栏伫待日朝东。“太阳出来矣！”有人蓦然急喝震长空。朝暾乍吐美于唇，一瓣樱桃自不同。几疑少女献初吻，可怜温润且柔丰。忽而滚滚朱轮出，无朋蛋黄惑群瞳。充盈质体颤巍巍，流丹破壳液溶溶。空谷欢呼宿鸟惊，扑翼争鸣绕古松。格磔鸟歌人不识，浴日群飞满苍穹。霞光万道耀尘寰，瑞气千条化彩虹。千山万壑迷茫里，全归绮云美雾笼。流苏飘拂纱帐舞，波涛汹涌起天风。林岚曙色多奇幻，远近诸峰百十重。如螺如髻复如簪，如狮如虎复如龙。如鹫如鹰复如鹭，俱皆鬼斧亦神工。寂寂群山晓尽苏，朝曦喷薄更融融。金光射穿乳纱帐，层峦叠嶂滴葱葱。五色氤氬四瀷漫，锦江如带去淙淙。群山倒影见卵石，玉女轻绡掩芙蓉。锦水滩声拨琴曲，朝阳金线响琮琮。姊妹双峰立美人，明眸流盼彩霞中。云海苍茫帐寥廓，远方天畔日瞳瞳。蓦看天风忽忽吹，绯云绛雾散飞蓬。抬头突觉日轮高，正大光明世所崇。瞬间 0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万变慑心魄，烟霞奇幻犹在胸。呜呼！君不见长老峰巅天地阔，风云际会奏神功！风格绵密雅奇，非一般之作。至于词作如《水调歌头·听刘德海弹琵琶》：大浪东淘去，亘古恨悠悠。荻花枫叶萧瑟，掩抑望神州。天畔夕阳箫鼓，远送昭君出塞，不尽许多愁。心领神俱会，绕指万丝柔。拨犹乱，弹何绝，抹难休。忽如裂帛，地塌天崩莫可收。恍是金戈铁马，驰骤雄关古垒，一战敌同仇。私语莺声滑，急雨满江流。则又呈现出风格清放的一面。2.程祥徽先生程先生的诗词，风格看来雄迈奔放，如《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周年》：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周年蒙聘为顾问不胜惶恐濠海乃藏龙卧虎之地不乏诗家词长既承错爱却之不恭谨奉七绝抒怀：饮罢青稞辞雪岭，登楼不问几多层。南溟卧虎藏龙地，不唱逍遥唱大鹏。及《沁园春·重阳》：莽莽苍苍，广袤无垠，万宿倒悬。想琼楼天设，迷茫仙境；玉台神造，缥缈桃源。流彗抛空，飞沙陨地，似梦非真孰与圆？君信否？仅人生百岁，可探虚玄！重阳共友登山，望月黑群星往复还。算阿波罗箭，蟾宫射兔；旅行者舸，云海流连，尘垢千重，蝉衣万种，秽漫长空世外喧。须此刻，借秋风一阵，洒扫蓝天！澳门擅长旧诗词的文人，当然还有许多，如梁雪予、黄坤尧等先生，俱佳作连篇，各有诗集行世。唯本文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引述了。 062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二）澳门的现代诗最近有一位澳门文学的研究者在报章、刊物上撰文说澳门文学最有成就的是散文。笔者对此论点未敢苟同。笔者认为，无论从质和量（以已经结集成书的来算）方面看，澳门的现代诗，成就都比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先从量的方面加以比较吧，据笔者的统计，已经出版的澳门现代诗诗集最少有23种，计为华铃的《向日葵》、《玫瑰》、《牵牛花》、《满天星》、《火花集》等，韩牧的《伶仃洋》，苇鸣等的《双子叶》，云力的《大漠集》和《涛声集》，陶里的《紫风书》和《蹒跚》，苇鸣的《黑色的沙与等待》和《血门外无血的沉思》（另即将出版的有《无心眼集》和《传说》），懿灵的《流动岛》，高戈的《梦回情天》，淘空了的《我的黄昏》，江思扬的《向晚的感觉》，流星子的《落叶的季节》，凌钝的《下午》及王和的《王和诗稿》等个人专集或诗合集①，另有黄晓峰编的《神往》，五月诗社编的《五月诗侣》，黄晓峰、黄文辉编的《澳门新生代诗钞》等三种澳门诗选集，跟澳门散文集的数量比较，多出一倍以上。再从创作队伍方面看，澳门诗坛是四代同堂，老一辈中有在抗战时已于上海成名的华铃；现正当壮年的有已移居加拿大的韩牧，仍居濠江的则有陶里、淘空了、高戈和云力等；青年诗人则有苇鸣、懿灵、流星子、凌钝、陈达星等；而更年轻的一群亦大有人在，如林玉凤、黄文辉、王和、郭颂阳、齐思、冯倾城、谢小冰等。总之，真要数的话，澳门四代诗人的人数定可数到三四十位，而仍然在创作的约有20人左右，这个客观的数据，又非澳门的散文可比。一个地区的某一种文体的创作，有没有成就，最好是由别的地区的文学界朋友来说。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资料，供大家参考。（1）1988年，苇鸣于香港获颁“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诗组优异奖。 ___________________ ①当代著名诗人韩牧、陈德锦、钟伟民、张错等原都是澳门人，但一般在青少年时期即已离开澳门，成名于港、台或海外。他们的作品集中亦颇有符合澳门文学定义的作品。此点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0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2）1988年9月，（台湾）《亚洲华文作家》第18期发表《澳门新诗专辑》，共收25家澳门诗人的作品。（3）1989年1月，深圳《特区文学》发表了《澳门五月诗社特辑》。（4）1989年，广州的《作品》第六期发表了《濠江流韵——澳门五月诗社作品专辑》。（5）1989年12月，韶关的《五月诗笺》总第32期中发表了《澳门五月诗社作品专辑》。（6）1989年，懿灵以最多首数作品（共四首），入选台湾的年度诗选。（7）1990年2月，北京的《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发表了《澳门五月诗社专辑》。（8）1990年2月，香港的《诗双月刊》发表了《澳门诗特辑》，共收澳门诗人17家的作品。（9）1990年3月，内地的《诗刊》发表了《澳门五月诗社作品小辑》。（10）1990年，澳门的青年诗人陈达升于台湾荣获该年的“梁实秋诗歌翻译奖”首奖。（11）1991年，陈达升又荣获该年度的台湾最优秀青年诗人奖。（12）1991年1月，苇鸣获授“马年建材杯全国新诗大赛”（陕西省主办）的特别荣誉奖。根据上述的资料我们也许可以辨证地说，澳门的现代诗是得到其他重要的华文文学创作地区的广泛而充分的肯定的。而自从1980年以来，代表着澳门文学的形象，担当了与其他地区作实质上的文学交流的角色的，正是澳门的现代诗。诗，在澳门，其实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前半个过渡期的澳门文学，以现代诗的表现为最积极，应是不必怀疑的了。说到澳门现代诗的风格，我们将尝试从思想内容（题材）及形式（艺术手法）两方面去分析。从题材方面看，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澳门诗人非常温柔多情的一面，如高戈的《月亮和海》： 064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你从很远很远望我我掀起所有的波浪那烧灼黑暗的波浪接受你的颤动你升上冰冷的幽穹在失掉太阳的窗口沉静地俯视我仍然很远很远我的波涛已化为一泓惨白你到底投入了我的深处在那儿冰冷地烧灼你涓洁的光影①写恋爱中不同阶段的经验，情感内敛，充分达到抒情的效果。而擅写个人感伤情怀和生活所带来的无奈痛苦的诗人淘空了，在《我的黄昏》中有如下的片段：这才是真正的黄昏我挑起适身谷穗走入我的黄昏香饱依在桐下还在拧腰肢的奶奶的空腹尽管那是许愿祭礼而这串串脚印可让跟在背后孩子们当成一条路去深虑去踩扁啊黄昏朦胧黄昏② _________________ ① 高戈：《梦回情天》，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2，第105页。②淘空了：《我的黄昏》，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1，第80～81页。 0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而陶里，亦颇有寄情于风景中的诗作，如《松山云外》中有这样的句子：……山中自有闲情着处不关红尘帐客痴执步出云外……却若禅之悄悄随风归隐未曾怆然又何问苍松于秋深？…………空山灵雨急骤而来青衫红尘洗落了几许？独有松影招来流风余韵……飘入暮霭深处我自踽踽于秋山云外①再如他的《红头发的故事》中的：……我沿着小城的憔悴石板路 酒醉蹒跚陋巷 喃喃低语 说…… ________________ ①陶里：《紫风书》，香港，香港华南图书文化中心，1987，第5～6页。 066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当时你我头发正黑心正红 ……时间的砝码落在怀念的秤盘上 ……依旧是枫林夕照夜夜沙沙述说你的红头发故事①写对旧友的怀念，百分百的抒情。更有以写心中山水为主的云力，如《风情画》：古镜中隐藏叫人愁苦的美丽，斜日正照在妆台。懒慵慵的也无力拂拭了，慧眼中看不见尘埃。 ……忽然忆起，昨夜曾随舟子渡江。小船一路飘过险滩，急流和怪石冲向小船来。 …… ……到头来只怕是空里浮花，便是古镜中也留不住呢。引来画师把千种风情描下。② __________________ ①陶里：《紫风书》，第16～17页。②云惟利：《涛声集》，香港，香港法住出版社，1991，第82～84页。 0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又如《容颜》一诗： ……心中的圆月年年相同，只不过是一面明亮的镜子。藏在镜中有无数的容颜。过去的渐渐模糊，将来的却不可知。①这些诗写的其实都是自己心目中的古典情调，就像画中的“镜花水月”。面对着大量的资料，我们必须承认浪漫的抒情诗是澳门现代诗的主流。然而，澳门的部分诗人，也有浓重的历史感。例如，韩牧的《澳门杂诗》②、《澳门猎古》③，陶里的《开封》、《暮过中原》、《灞桥》、《母亲的形象》、《骊山》等作品，俱是佳作。而苇鸣的许多作品④，都强调紧扣历史与现实。（按：苇鸣乃笔者的笔名，为避嫌的缘故，这里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有关的资料。⑤）强调历史感，以较敏感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不能成为澳门现代诗的主流，自有其客观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但苇鸣亦并非完全没有同路人，懿灵《流动岛》的出版，就是一个最强而有力的例子。《流动岛》中的《西瓜国家》就明确地表现了爱和平、反核武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像西瓜 _________________ ①云惟利：《涛声集》，第85～87页。②韩牧：《急水门》，新加坡，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第40 ~46页。③韩牧：《分流角》，香港，香港华南图书文化中心，1982，第22～28页。④陶里：《蹒跚》卷五，澳门，澳门五月诗社，不著出版年份，约在1991年间。⑤可参考的其中一些评论文献有：1）潘亚暾：《从苇鸣的创作看澳门诗坛新潮》，《文学世界》第5期，1989，第277～287页。2）夏玲：《谈苇鸣的〈黑色的沙与等待〉》，《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35期，1992年12月，第109～111页。3）吴美筠：《寻找一位澳门诗人》，《诗双月刊》第4期，1990年2月，第20～26页。4）羁魂：《集·眼·心·无——苇鸣诗集〈无心眼集〉序》，1992年，月5日“文艺气象”版《星岛日报》。 068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外面绿色里面红色藏着黑核子的世界①其中“黑核子的世界”一语更有极多的能指，言简意深。作者的另外集中的《第三重身份》、《我们遗失了所有的脸》、《一个电视广告的续集》、《政治广告》②、《“女航天员”的自由》、《单身女子的欲望》③等作品，皆为大胆触及敏感题材的尝试。《流动岛》中的政治批判、社会现实的反映、对爱情和性的本质的探讨等，都是可以百无禁忌地写成现代诗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踏入过渡期以来，在澳门比较年轻的诗人的创作中，带有后殖民地主义色彩的作品，亦渐渐出现。这样的作品除了苇鸣的《澳门行人交通常识五条》④，还有懿灵的《住宅区街景录像》：夜浓望向街心青年穿着卫衣跑鞋跑裤像是在跑步像是在讲电话像是在放狗像是在打交道脚迈着步跑靠一条自动伸缩的狗链维系着人与狗的关系狗在前方他跟在后方狗拉着他跑他就跑 _________________ ① 懿灵：《流动岛》，香港，香港诗坊，1990，第4页。② 懿灵：《流动岛》，第8、9、12、20、21、25页。③懿灵：《流动岛》，第107 -108页。④《诗双月刊》第10期，1991年2月，第24、25页。 0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走过街心停下左手把无线电话移近耳畔口开始排泄着字句像狗开始排泄着压抑已久的粪拉屎的狗还没把屎拉完主人已拉它走主人以办公室的笑容上前迎一土生入怀望望天夜正排泄着白日的残渣①熟悉澳门的朋友都知道，澳门街道上存在许多没有公德心的现实，包括为主人所纵容随地拉屎的狗，满嘴粗言秽语的某种有势力的人。而诗人把这些现象有意无意地与素来享有许多特权的土生葡人联系上，也反映了诗人（也许代表着很多澳门小市民的心声）对某种现实的认识。另一位更年轻的诗人王和的部分作品，也有类似的表现，如其《神话小城》②即是一例。如果要说在过渡期的澳门诗人的表现上，年轻一辈和他们的前辈们最大的分别在哪里的话，笔者以为就是在题材的选择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青年诗人比较有胆量把对现实的不满以一种控诉的、讽刺的语调写出来，而前辈们则或许可以陶里《写在〈蹒跚〉出版之后》的一段话为代表：“我不喜‘写实’，这由于世间讳忌太多；前面有火，我不是灯蛾。因此，只写些……梦呓式的……长短句。”③这些饱经忧患后的真心话，我们应该加以尊重。在澳门现代诗坛，旗帜鲜明的流派理论之争，至今从未出现过；事实上，愿意而又有足够勇气明确地提出诗观的诗人并不多。印象中只有懿灵 __________________ ①懿灵：《流动岛》，第61页。② 王和：《王和诗稿》，澳门，澳门大学中文学会，1992，第3页。③《澳门现代诗刊》第5期，1992年12月，第94页。 070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的《90年代澳门诗坛发展勘探》①一文，有较明确地提倡“走出现代与后现代的狭缝”的说法。在这篇篇幅有限的论文里，要细细分析澳门各家诗人的艺术取向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如容许我们粗略地看的话，澳门诗人在创作手法上大约可分为三大派：①新诗派；②现代派；③后现代派。所谓新诗派，是指作品的创作手法倾向于继承“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澳门诗人。这派的诗人包括冯刚毅（另有笔名云独鹤、薄海涯等等）、云力、胡晓风、汪浩瀚和江思扬等人。例如，汪浩瀚的《小城》：阳光粉饰秋天的小城小巷也分享一片白影绿藤攀上斑驳的窗台锈了的门环锁住寂静灯塔习惯了风雨晦明游子已告别秋水长天熟悉的面孔渐渐淡出满街都是陌生的眼睛把思念系在凤凰树下悄悄等待五月的鲜红秋月照着弯弯的小巷盼望你一串步履轻盈②诗风委婉含蓄，且有一定的旋律，正是这一派共通的特色。云独鹤的《望月》③，胡晓风的《等你》④等诗，都是此中佳作。至于澳门的现代派，可说是三派之中阵容最鼎盛的。例如，深受内地朦胧诗影响的有高戈、流星子、淘空了等；倾向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华 _________________ ①《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至1992年1月15日逢星期三连载。②《澳门现代诗刑》创刊号，1990年12月，第113页。③黄晓锋：《神往》，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第111～112页。④《诗双月刊》第4期，1990年2月，第17页。 0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文现代派诗风格的则有韩牧、陶里、吴国昌、玉文、陈达升等。现据玉文的《鱼》之二为例来了解这一派的特点：纱笼演变为布料不再留有蜡油的香但仍保有椰树起的清涼披一袭南洋的鱼虫花草在小城渡夏如一尾热带鱼错游温带海域①此诗以鱼拟人构成意象，再加上自由度较大的跳格与跨行，造成一种充满个人风格的诗的语言，正好说明了现代诗派的一些特色。最后要谈一谈后现代派。本来这派可完全归入现代诗派，盖“现代”这个概念，本就包含着不断发展的意思。不过，既然懿灵已经在她的《90年代澳门诗坛发展勘探》一文中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等有关的论述，并以笔者为澳门最早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者，文章最后更有所呼吁，为了方便凸显这种明确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技巧上的取向，也为了本文在论述上的方便，这里姑且就把它“独立”起来说。笔者认为，其实说穿了，所谓文学的后现代主义，不外是一种作家对社会上既存的文学主流的严格反思和求变要求的提出而已（同时，也对自身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内一切事物的合理性和价值，进行深刻的重新评估）。反思和求变的结果，在文学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题材的无限拓展，故有突破禁区的倾向；②表达题材的手段与形式的无限度尝试。在澳门，属此派的诗人有苇鸣②、懿灵和凌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18期，1988，第4页。②笔者其实并无意强调流派的归属，这里不过是为了行文的方便而已。必须指出，笔者在写作方面，绝无偏好，任何形式的作品都曾尝试过。 072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钝等，另梯亚的部分作品也可归入此派，如《纪录片》①等皆是。香港诗人羁魂在论苇鸣的诗时说：进一步地他更以广告、报告、撮要等实用文体做诗——毫无定格，大大拓展了诗体的畛域。……修辞方面，……更不论工拙、不避鄙俗、不拘文白地“大放厥词”！……事实上，突破语言的限制和障碍，正是历代诗人不断努力的方向之一，……②这一段文字，大概也可作为澳门后现代诗派的注脚。现举凌钝的《秋夜遇友——戏赠刘君》为例：话说十月六夜某处归家遇友于街巷旧闻驳杂纠缠不清风闻甲已秘婚乙好像有了两个孩子啦怎么丙在美国尚未博士你不知道我自己嘛如此种种你自己呢是不是这般等等唉后来…，原来戊己庚辛都住在附近南北东西一二三四楼EFGH座电话不外六五四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诸如此类 _________________ ①《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18期，1988，第30页。②羁魂：《集·眼·心·无——苇鸣诗集〈无心眼集〉序》，载1992年7月5日“文艺气象”版《星岛日报》。 0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当年老师说呀嘿嘿……（笔者按：下略）①这首诗写来像文字游戏，其实不然。诗人对现在城市青年的“八卦”心态写来曲尽其妙，一些数字词除了加强陌生化效果外，更间接反映了现在青少年的感情与价值观：这些原来都是不重要的，大可以一些无关紧要，听过就可忘记的符号代替。总的来说，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过渡期以来，澳门的现代诗，确尽了它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责任和努力。更教人高兴和鼓舞的是，澳门诗坛至今仍表现得很有活力——特别是90年代初一群新人的涌现：林玉凤、黄文辉、冯倾城、谢小冰、郭颂阳、齐思、王和等。他们都是颇有潜质的（有的甚至已有日趋成熟的表现）20岁左右的小青年诗人，衷心希望他们能迅速成为澳门现代诗坛的真正的新生代。②（三）澳门的散文踏入1980年代，澳门文坛日渐蓬勃，同时也涌现了一批散文、杂文作者。迄今为止，澳门共出版了10本澳门作者的散文集③，计为叶贵宝、苇鸣、黎绮华三人合集的《三弦》，陶里的《静寂的延续》，李鹏翥的《澳门古今》，徐敏的《镜海情怀》，鲁茂的《望洋小品》，凌棱的《有情天地》，林蕙、沈尚青、李中英、丁璐、梦子、玉文、懿灵、沙蒙等的《七星篇》、刘羡冰的《南欧风彩·葡国教育》、吴志良的《葡萄牙印象》和四位十来岁的少年作者沈雨桐、凌云、小Q、含真的文选《小豆芽》。叶贵宝、苇鸣及黎绮华三人的合集《三弦》乃在澳门出版的第一部散文结集，其中收叶文10篇、苇文五篇和黎文13篇；苇鸣的《我不想知道》 __________________ ①浚钝：《下午》，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0，第25～27页。②见黄晓峰、黄文辉编《澳门新生代诗钞》，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1年；郑炜明《澳门文坛到底有没有新生代？》，载1992年5月13日“镜海”版《澳门日报》。③我们同时要考虑的是，原本是澳门人但后来移居香港并在香港成名的散文作家如谢雨凝女士等符合澳门文学定义的作品，应如何看待？此外，许多内地的前辈作家如秦牧、陈残云等，都写有关于澳门的散文。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074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描写澳门赌场，角度特别，深具地方色彩，被选人广东省《大学语文》编委会编的《大学语文》为教材课文。①三位青年作者风格各异，叶文流畅而凝练，情感丰富，语言活泼清雅；黎文富历史感，行文则略带古典味道，而修辞取意，俱见自然，表现出少年时的赤真；苇鸣则力求描述角度的多向化，修辞平实，间或略带诗化的倾向。陶里的《静寂的延续》共收文94篇（其中《小品两题》包括《絮语》和《棉絮与蜘蛛》两短篇），作品内容颇为丰富，除陈述了作者本人过去在东南亚各地生活多年的种种经历外，亦多写及他在港澳居住的感触和一些较为个人的情怀与思绪。陶里集中表现出多样的风格，抒情细腻、机智善讽，极富人生哲理的思辨性；文字简洁明快与辞藻华丽兼备，偶然也有嫌其雕琢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不失性情；间见现代主义手法及诗的用词神韵；各篇布局与结构都俱见心思，感物言志、倚景起兴，体现了作者散文里深度的感情和较为高远的意境。集中《追踪》、《葛布》写来如极短篇小说，寄托深远，在文体界限日趋破碎的今天看来，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又是颇自然的事，正好证明了作者对冲破文体障碍的一种尝试。另《片断》、《夏夜》、《泛》、《囚徒夜语》和《冬霄幽兰》等皆为上佳的抒情篇章；王于的《铁嘴鸡》、《贼夫人之子》、《起承转合》、《白马非马》、《伊甸园二三事》、《卜公码头》、《写字台沧桑》、《小家种》、《金色的鸽子》、《寺院文化及其他》、《箭猪与八爪鱼》等，皆识见独特，值得玩味，又正好说明了作者散文题材的广泛与表达技巧的多样化发展。1989年12月，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了鲁茂的《望洋小品》。这是作者的一部散、杂文集，共收文100篇，以短篇为主，写的是时下港澳社会上常见的各种现象、人生百态以至自己身边的琐事等，属港澳地区特有的专栏式的文章，语言通顺，间亦不避方言俗语，以增添活泼的地方色彩。1990年11月，澳门星光出版社出版了徐敏的《镜海情怀》，共收作者于1990年前的随笔120篇。集中各篇题材广泛，而形式很短少，每篇不过600字左右，本来就是《澳门日报》“怡情”版的“生活情趣”一栏的专栏文章。集中各篇大约可分为三类：有写寻常生活的小品；有描写大自然的各色组成物的随想；亦有反映澳门特色的篇什。作者在风格上则力求抒情 ___________________ ①《大学语文》，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 0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自然、富哲理及知识性，而其独特的地方色彩最是难得。澳门也有一批极有实力的女性散文作者，于1991年2月出版的《七星篇》就是一次有力的展示。《七星篇》本来是《澳门日报》副刊的一个同名专栏的结集，收了先后共八位在专栏上发表过文章的女性作者每人10篇的作品，即共收文80篇。其中林蕙风格温婉自然，充满感情，如《窗前的小帆船》和《浮瓶带来的幻想》等文，都能显示出作者在选择题材、表达感情和文章结构等方面下过了工夫，是很好的抒情散文。沈尚青的文章，颇有都市妇女的角度，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文便是例证。另外，她的文章将自己的情感注入现实里，最后写出有深度的真正反映人生的散文来，如《跳蚤市场》。李中英是位散文风格多样的女作家，写实、乡土的浪漫、历史感情等都能在她的散文里找到，结构比较谨密，语言华丽而不失其真性情，其中《东望洋山下的童话——古老疲倦的灯塔》和《还魂草的魂》等篇最足以代表其特色。丁璐的文章多直抒胸臆，风格朴实；但收于集中的《谣言村》一篇寓言体散文，却另有特色，以一种讽喻的笔法，间接地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一个侧面，很有深意。梦子的散文风格也是多样的，擅写个人情怀的有《北斗星》、《但愿人长久》等，写乡土风情的有《陕西风情》等，但看她的《上海美男的故事》、《阿Q的家族史》等，则又认识到她的笔锋原也带刺。玉文是特别的一位，她的许多作品，笔者都认为可以算是散文诗，集中的《雾起》、《北窗外》以至《不散》等多篇，都是最好的例子。懿灵是位推崇求变的作者，她的散文也有这样的表现，立意命题俱与她的前辈们稍有不同，如《买楼现象学》、《亚基拉的随想》等都是例子，笔法方面倒还平实自然，间中活用港澳间流行的词汇，是其特色之一。沙蒙的《木马》、《女人死了》等篇章都显出了作者在散文艺术方面所作的尝试，代表着这个年代年轻一辈在以文字表达思想和感情时的一种倾向： 她们不要伟大，不要激（真）情流露， 不要“笑死人”的浪漫等。澳门星光出版社于1991年8月出版了凌棱（即林蕙）的散文集《有情天地》，收了她在澳门《华侨报》“华座”版专栏“北窗内外”的56篇作品。《有情天地》中写得最出色的是人物的描写，尤其是一些与澳门有关的人物，如《玛利亚》、《“好运气”的罗莎》等；当然，集中的抒情散文也很多，如《风雨中的小人儿》写得就很感人。凌棱散文的布局相当完整， 076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语言则以平实清淡为主。《小豆芽》中的四位作者，都是名符其实的学生、少年，因此集中的散文最能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最难得的是文字语言的清新流畅，非常可爱。吴志良的《葡萄牙印象》、刘羡冰的《南欧风彩·葡国教育》二书，都可算是游记类的散文，文笔轻松，知识性丰富，是很值得我们一读的。王子、李鹏翥的《澳门古今》则可算是历史掌故一类的文章了；作者以简洁的文笔，将充满趣味的澳门历史片断写成数百字一篇的短文呈现在读者眼前，绝对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好书。还有一些作者，如方菲、梅萼华、胡晓风、陈浩星、云独鹤、思放、云力等的散、杂文都是各具风骚的，惜至今尚未结集，未能使读者们一窥全豹。其中，云力的散文，状物写景，融感情于景物中，自然雅致，整篇布局结构俱有法度。他应是澳门的一位重要散文作者，其发表于《香港文学》第53期的《山枇杷》和《剪梅》两篇，可以为例。总的来说，笔者以为澳门的散文成绩还是不错的，将来的发展应该还是在技巧的掌握和开拓方面。（四）澳门的小说澳门的小说，由1980年代至今已经结集出版的，据笔者所知，约有五种：林中英的《爱心树》、《云和月》，周桐的《错爱》，毅刚编的《澳门小说选》和苇鸣等的极短篇小说合集《心雾》等。林中英至今已出版有儿童小说集《爱心树》和短篇小说集《云和月》。《爱心树》一书中充满着对儿童的爱心。对澳门这个儿童文学从未享有过应得的重视的小城来说，《爱心树》的意义无疑将会是很重要的。《云和月》中的12篇短篇小说，大都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将工商业化的城市生活中的凡人小事——特别是男女恋爱、婚姻、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而无奈的关系写成故事，如《爱的梦魇》、《小夫妻》、《结婚三周年纪念》、《挤提后》、《失业》、《老王退休》等，写的都是这方面的题材。林中英的小说手法朴实，节奏明快，语言简洁，尤以短篇为佳。周桐（即沈尚青）的《错爱》是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现代都市男女常见的错综复杂的恋爱关系，如夫妻情与婚外情之间的冲突、复杂的人际 0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关系、在变化中的价值观等。故事结构严密，情节曲折，读来颇能发人深省。《澳门小说选》与《心雾》，都是澳门的短篇小说合集。前者集中了不少有潜质的青年作者，如黄淑媛、陆美嫦等人的作品，都能以写实的手法反映澳门的现实问题，最是难得；而《心雾》里的一些短篇和极短篇小说，则较能兼顾到题材和写作手法方面的拓展。总的来说，澳门的小说是还须努力的。它有一些基础扎实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如林中英、周桐等，但创作队伍始终太小，亟须培养更多的小说作者；同时，题材和创作手法方面也应还有许多可发展的余地。六结语目前，有关澳门当代文学的评论与研究，非常薄弱。除在报章上偶然见到的零星短文外，本澳有专著面世的评论者，只有黄晓峰一人。澳门文化司署曾于1992年出版其《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一书，但他只写诗评，不及其他文体，至为可惜。此外，勉强称得上是评论或研究的专著，就只有《澳门文学论集》一书了，但此书内容的年限，亦仅至1986年初而已。因此，笔者认为澳门人应加强对当代澳门文学，特别是1987年以后的澳门文学的评论与研究；而澳门文学史的研究，也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内地的许多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都对台湾、香港和海外的华文文学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许多专著，但对澳门文学的重视相对来说就显得很不够；即使有些人热情地写了评论或研究文章，但总嫌他们还是犯了在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时的一贯缺点：得到什么资料就写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欠全面、欠公允。对于这点，笔者呼吁在内地的同行们予以改进。此外，笔者还想提出一个有关评论中华文学的观点：当代华文文学，已越趋世界性，因此，在评论和研究方面，传统地以内地为华文文学的中心的一个中心论，以及以内地和台湾为主流的两个中心论都将是过时的。依笔者看，中华文学或中国文学的唯一正确的概念应是“一体多元”：研究广义的中国文学必将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作品；研究华文文学则应同等地重视台港澳以至世界各地以华文创作的作品。谁能轻率地断定澳门的作品必定不及内地或台湾的好？又或目前也许仍有所不 078

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 及，将来也一定不如呢？[1993年1月初稿，1993年12月修订，1997年8月再修订（所引资料截至1993年）。本文原为作者发表于《澳门：超越九九》的余振编《澳门过渡期的华文文学》的上半部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后刊于《学术研究》第6期，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5；全文后收入《澳门教育、历史与文化论文集》，“学术研究”丛书，广州，学术研究杂志社，1996。] 079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庄文水*一引言毋庸置疑，1980年代澳门新诗的发展是澳门几百年来诗史上最灿烂的年代。澳门新诗之所以能在80年代的澳门上空升起，与外来文化的涌入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所谓“外来文化”包括80年代内地的改革开放之风，以及西方诸般异质文化。这些“外来文化”随着澳门社会开放发展的涌入，不但促进了澳门经济飞跃，也大大丰富了澳门的人文环境。80年代的澳门新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正是这一点，促使我把80年代澳门新诗的研究视角放在它的文化背景上，作一次文化透视。二 文学意识的觉醒和新诗的崛起如果说1950年代是澳门新诗的萌芽期，1960～1970年代是发展期，那么，1980年代就是澳门新诗的黄金期、成熟期。80年代澳门诗人开始新的大组合，本土诗人、内地移民诗人、东南亚移民诗人，以不同的文化心态、艺术风格引吭放歌。所谓本土诗人是指较早居住澳门或土生土长的一群，如金浪、余行心、汪浩瀚、江思扬、明、蓝玛、陈达升、懿灵等；有港澳两栖的，如韩牧、苇鸣、余创豪、刘业安、梯亚、林丽萍、芦草、凌楚枫等；有1970～1980年代来自内地的，如高戈、淘空了、流星子、冯刚毅（云独鹤）、骆南侨、舒望等；有来自南洋的定居者或过客，如玉文、胡晓 _________________ *澳门理工学院艺术高等学校客座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080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风（独孤月）、陶里、凌钝、云力（云惟利）等。上述诗人之中有继承新诗传统的和倡导现代主义的，前者有云惟利、金浪、汪浩瀚、汪思扬、胡晓风、云独鹤等，后者有高戈、淘空了、流星子、陶里、苇鸣、凌楚枫、凌钝、懿灵等。这些诗人各自以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不同的生活感受抒发感情，表现了各自不同的风格。随着新思潮的涌入，作家、诗人们开始意识到澳门应该摆脱“文化沙漠”的困境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在1984年举行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韩牧提出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1986年澳门大学（前东亚大学）与《澳门日报》举办澳门文学讲座活动，对历来沉默的澳门文坛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李鹏翥在《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报告里对澳门文坛的过去和现在进行了全方位透视，提出应加强文学活动，扩大文学园地，壮大创作队伍。他认为澳门自1986年开始，即将面临一种新的过渡期的转变，这是400多年来的大转折，并且意识到“澳门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也将有新的变化。”①韩牧在《澳门新诗的前路》的报告里，提出新诗要接纳新形式、新手法、新艺术。②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对澳门新诗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983年夏天，澳门有史以来第一个文艺周刊《镜海》作为《澳门日报》的副刊面世。同时，韩牧凭爱诗的热情与澳门语文学会主办了“每月诗会”，对澳门的诗歌创作起了推动作用。韩牧搜集了一批澳门诗人的作品，编了一个《澳门新诗专辑》，发表于台湾《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第18期（1988年9月）。与此同时，黄晓峰编出一本《神往——澳门现代抒情诗选》，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虽然两个编者拥有的资料、观点与角度不同，但所起的作用基本一致：对外推介了澳门新诗，对内鼓舞了澳门诗人。澳门笔会成立之后，出版《澳门笔汇》。它的“诗叶”版面设计，突出了诗的地位，是澳门诗人放牧的另一个草原。澳门诗人在80年代末期组成五月诗社并出版《澳门现代诗刊》。五月诗社酝酿于1985年，发起人是陶里、胡晓风、汪浩瀚、江思扬，后来加入 _________________ ①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见《澳门文学论集》。②韩牧：《澳门新诗的前路》，见《澳门文学评论集》。 0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了高戈和淘空了，目的在于推动澳门现代诗的发展和培养澳门新一代诗人。五月诗社于1988年正式成立，翌年接连出版诗友合集《五月诗侣》、凌钝诗集《下午》、淘空了诗集《我的黄昏》、流星子诗集《落叶的季节》、陶里诗集《蹒跚》、高戈诗集《梦回情天》、江思扬诗集《向晚的感觉》。另外在香港出版的诗集有陶里的《紫风书》、苇鸣的《黑色的沙与等待》、懿灵的《流动岛》等，这显示了澳门新诗的实力。澳门1980年代的新诗创作引起海内外的关注，得到了较高评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应首推陶里。内地学者谢冕在陶里诗集《蹒跚》的序言中认为：“陶里这本诗集，对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一块新的里程碑。在这本诗集里，他由于现代意识和现代技术的引进和发挥，把《紫风书》那些传统命题更有效地向着深层推衍。他这个时期的诗作立志于展现繁复多彩的生命图景。对于生存状态的把握不是表层的，他更注重于涉及自身的心理、情感、文化因素的展示。”饶芃子在流星子诗集《落叶的季节》序言中说：“在他那表现人生、社会的诗歌中，常常使用西方的变形手法，通过变形达到陌生化的效果，引起人们去思考眼前的现实问题。”香港青年评论家陈德锦对懿灵诗集《流动岛》的评论是：“懿灵的诗是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不过无宁说，她的诗充满了反讽、抗议，和存在处境的思辨。”台湾诗魔洛夫对懿灵的诗更欣赏：“我很欣赏你作品中的思考性和语言形式上的实验性，甚至每个题都很新鲜。”①从海内外学者对澳门诗人的评语可以看出澳门80年代新诗的突出贡献。三80年代澳门新诗创作的文化背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澳门经济蓬勃发展，各样文化涌入澳门这块弹丸之地，对澳门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由于固有的社会秩序松动和原有的思想格局被打破，澳门文化出现新的调整，诗坛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增强了“走出澳门”的开放意向。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对澳门文坛发展来说是一个难逢的契机。中西文化的交融使澳门文化不断获得新质。尤其是内地的改革开放，人的思想解放，人的自我意识的 _______________ ①黄晓峰：《跨越89的澳门诗坛前卫角色——懿灵》。 082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复苏，对澳门社会起着催化作用。大量新移民涌入澳门，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波。从澳门的整体社会结构来看，1980年代的外来思潮也完全适合澳门历史文化发展的需求。澳门几百年来从未出现过现代和传统之争，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随遇而安的文化状态。澳门人面对“文化沙漠”的局面，有强烈的求新求异的心理渴望，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新质。19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催生了澳门诗坛令人振奋的花期。澳门新诗在外来文化思潮的推动下，以人为中心，更真实地表现生活，更深刻认识人的自身价值。诗人在创作中，“破除一切新旧八股的陈腔滥调和传统因袭的应酬老套，竭尽全力地自我突破古典文化的思维定势和传统观念的审美惯性，挺身而出大胆回应当代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和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①。这无疑是澳门诗坛一次重铸自我的时代良机。1980年代新诗创作异军突起，有深刻的文化选择意义。1980年代新诗创作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摆脱澳门诗坛传统的田园牧歌的文化氛围，横向和纵向地大力吸取各种现代艺术形式。李鹏翥在《五月诗侣》序言中说：“五月诗社的各任新老诗人抒写的内容，追求的艺术风格并不一致，这似乎与历史因同一诗风而聚合的诗社不同。但处于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诗社成员的诗风多元化，正是反映复杂社会和思想的好事情。”②事实上这种不同的艺术特征都共同受到西方现代派的“心智的启发”和“风格的启示”，可以看成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例如下面这首诗：“记不起是个怎样的日子，思想穿上洋装的人，开始把轩辕文化，幽禁在墙隙里。”（懿灵《牌坊上的窥探》）这种反叛主要表现在打破传统单一的田园牧歌式的创作基调，表现诗人对当代生活的认识和对西方审美观照方式的汲纳深化。值得注意的是，澳门1980年代现代诗的兴起，是本土诗人和移民诗人共同建构起来的。《澳门现代诗刊》创刊号指出：“毋庸置疑，文化开放与文化交融应为澳门的文化特征，正是80年代的移民潮为这块因具有东西方生活方式渗透而产生诱人魅力的弹丸之地增添了生气，这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猛进方面，也表现在文学艺术创造力的突发方面，在文学领域， _________________ ①见《澳门现代诗刊》创刊号。②李鹏翥：《祝贺五月诗社周年纪念——代序》，见《五月诗侣》，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89年12月。 0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较具前卫性的澳门现代诗的突破趋势颇为人注目，仅以五月诗社的澳门诗人群体而言，已明显地呈现一种辐射性的格局，鼓吹超前意识，提倡创作多样化。”①由于19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的刺激，本土诗人也意识到了需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对现代文化的顺势汲取，横向和纵向环视世界艺苑，对澳门文学尤其新诗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显然从东南亚和内地移民来的诗人对这一时代潮流的冲击的感应更为敏感和激烈。他们移居澳门之后，面对澳门狭窄的生存空间，普遍存在着一种疏离感，促使他们对生活和社会进行严峻思考。淘空了在《我的黄昏》后记中说：“窒息阵阵抽紧了人的痛苦，偷偷鼓起勇气，由生活的狭窄面跳出来，试图写写淤积心中的东西和捕捉意象中美的升华。”他面对澳门社会，在自己的心理调整过程中，选择和接受了现代派的某些思想艺术因素。陶里的《影》写道：“我和影子重逢于别后三十年的没有季节的废墟/影子高兴他寻得的真理是庄子的一只破袜子/问可说你的所得么/答 无数报废的避孕套。”澳门的作家，诗人，在1980年代新的文化思潮中，都有着共同的出发点，就是面对这令人激动的时代，呼唤文学以严肃的思考和令人心动的激情去呐喊讴歌。细心的读者可以透过作品看出澳门小岛固有的静态的传统文化与动态的现代文化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对诗歌创作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解读为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识的张扬。1980年代的现代文化飓风造成澳门人文化心理的极大动荡。澳门本土诗人如苇鸣，江思扬，懿灵等都试图从自恋情绪中解脱出来，却怀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时代焦虑感。苇鸣在《新》里写着：“抹去吧/把我的，你的，他的/脸谱/统统都抹去/还有山的裂痕/海的裂痕/也都抹去吧。”江思扬在《鸟》里写得更为突出：“我欢呼/迎着蓬勃的黎明/我沉思/献你一个浪漫的星空/在我钢铁般翅膀/可有风沙的洗刷/霜雪的留痕/云露的影踪/雷霆的激动/以鸟为象征/追求自由飞翔。”懿灵在《拯救，不用等盗坟者》中说：“每段路和每条铁路的身旁/都长满荆棘和墓碑/纪念着童年/纪念着以后每个属于自由的选择/然而/拯救，不用等待盗坟的人/我只要一次又一次坚强的衡刺。”从以上的诗句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求新求变的激动和焦灼。这反映了澳门本土诗人当时的文化心理特征。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黄晓蜂：《澳门现代艺术与现代诗评沦》。 084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与本土诗人所不同的是东南亚和内地移民诗人，如陶里、胡晓风、淘空了、高戈、流星子、云独鹤等。他们浪迹天涯，来不及对澳门文化作深入的历史思考，面临自身生存的困境，如何生存下去成为他们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面对的是生活的沉重感和压迫感，在诗中所表现的文化心态耐人寻味。他们独在异乡为异客，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他们也因为缺乏人们的理解或不能向人们倾诉自己的心声而感到不幸和耻辱。处于自我孤独的境地是东亚诗人和内地移民诗人的共同心态：“冬的寒流浮起心的荒漠/我在季节之中流浪……/而隐忧于现代都市架构之内/尽是从梦土回来的受伤眼睛/沉睡的意识蕴藏崩溃的秘密/在自尊坍塌的心灵剩下删节的句号/当候鸟疾飞过冬的欠云彩的天空”；（陶里《失调的冬韵》）“宇宙已太小/沙粒的彗星既挣不到立锥地/况被庞然大物挤掉/抛条自焚道/余烬敲响地面/进出悔恨萤火”；（淘空了《因为》）“我自己知道/人前的我不是我/每在孤独时刻/窗外飘过不羁的风/我的心扉关得紧紧/谁可敲开/谁可敲开/鲜花毁损了容颜/那挺直腰身的大树/也生生横遭折断”；（云独鹤《风雷夜奇想》）“我的心是一片死海/没有浪没有坐标/没有渔火/更没有女人晒网/悬浮的小舟/任子夜的钟声切割/红帆飞渡的日子/一排排黑木上升。 没有花/你失足于深不可测的人渊”。（流星子《昨夜星辰》）这些都是澳门移民诗人的慢板哀歌。澳门的移民诗人，在对社会的疏离感和生活压迫感的体验之中，感情传达在诗中找到中介。正因为这种对共同失落的描写，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诗人产生了沉重的忧郁，使内心漂移不定。对外部世界感到自我渺小的“虚无”基调，实际上是诗人文化心态的投射，是诗人与社会对立时精神上的觉醒，在诗中放出了火光。四 80年代澳门诗歌创作的文化主题不管是移民诗人或本地诗人，他们在1980年代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普遍存在着对文化危机的自觉。一方面是移民诗人身处于不同文化环境，对澳门的传统文化没法认同；另一方面是新文化的冲击瓦解了澳门人的生活秩序，传统的社会关系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质变，这一种变化也给本地诗人带来文化危机感。1980年代的经济勃兴，使澳门人产生新的美妙期待。他们对自身生存 0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和未来抱着乐观态度。诗人们对新的历史转变投以理想化的热情。云独鹤满怀希望地写着：“湖水般一袭长裙/袅袅娜娜曳地/从冻天雪地走来/向万紫千红走去”；（《春天的赞歌》）淘空了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激动：“激动日子的歌/满足了渴望已酣睡/那是一场电闪雷鸣鼓励下的/倾盆大雨/姗姗雨丝真的迟到/来自一个有太阳有月亮的晴天”；（《小都市的雨丝》）流星子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带着火热的情怀歌颂阳光：“我的梦已流向东方的曙光/我看见/阳光在染红一片叶子/十片叶子/一百片叶子然后/所有的叶子都成金黄灿烂”。（《我要归去》）然而，1980年代正是澳门新文化刚刚骚动的年代，它鼓励着诗人的理想主义，却没有提供让理想变成现实的历史条件。四周并不是花开如锦，诗人彷彿仍然置身于无边荒原，到处充满冷漠的目光，使他们的内心更加不安。当我们在海的黄昏在灯的朦胧在晨曦偷窥的高楼密帘之后在机场和在我哭泣拥抱你的梦里（陶里《候鸟》）于是企鹅般的眼睛挂在高高的树上期望之花四处飘落成为灰烬希望之光一如复仇之剑穿不透等待筑成的围墙希望与绝望同处厄运（流星子《思〈致贝尔特〉》）尽管有皎洁涨潮尽管有柔云委坐馨色提不了回光返照的唇脂尽管天貌有朗朗两颗眼睛即死去还是溃烂甚而灰烬（淘空了《梦的毁灭》）一个被压力挤得变了形状的 086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球体不时跳动是希望能复原但它终也会把一切姿势煞停因为它开始怀疑生存下去的意义渐觉独力难去而且有点泄气难道造就是命它便想到死（苇鸣《心》）也许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给他们留下了心灵的创伤，也许是新旧文化冲突选择的结果，作为一种理想需求的本能欲念是无可厚非的，但由于文化的心理形态在特殊文化背景下出现冲突的生存判断，使他们发生错位和失衡，加剧了冲突。雅斯贝尔斯在《存在与超越》中提到：“当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时，旧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着。新的生活方式的巨大的突破最初必然无力反对旧势力，因而旧的生活方式的内聚力尚未枯竭。过渡时期是悲剧地带。”当然，我们应该看到，1960～1970年代的澳门还是小渔村式的小城，在1980年代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不能一下子改变旧的传统生活方式，自然无法满足诗人们的理想热情；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下，因追求理想而走向失望的精神历程。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无论是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都无可回避地成为文学的主题。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古典文化为武器极力冲破神学的桎梏，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了反帝反封建旗帜，两者都存在着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当然，澳门诗人面对的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有本质的差别。然而，1980年代澳门诗人同样是在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竖起文化批判的旗帜。《澳门现代诗刊·创刊词》以宣言式的语句表达了对传统意识的不满：“……许多人已经从温情脉脉的中世纪田园牧歌的慢板老调中醒悟过来，把束缚语感的格律韵脚狠狠地扔回给只懂子曰诗云的老祖宗，破除一切新旧八股的陈腔滥调和传统因袭的应酬老套，竭尽全力地自我突破古典文化的思维定式和传统观念的审美惯性，挺身而出大胆回应当今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和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责无旁贷地为建立澳门文学的现代形象而讴歌呐喊。”现代意识的萌生及其对传统的反叛作为 0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澳门新诗的一面旗帜，有点像50年代台湾《现代文学》创刊时的情景，差别在于澳门远远迟了三十年。这种认识虽然带有西方式的现代意识，但毫无疑问，它所表现的是文学的开放眼光，是一种进步的追求。静态文化和现代文化不平衡的刺激，无疑给澳门故旧的文化观念以沉重一击。但是，凡是走在时代前列与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同时代大多数人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决裂的人，首先必须面临与社会脱节，自我异化的孤独命运：“一座沉思的建筑/突然倒下/所有细胞/都分裂在/一张无色的画布下/雾，苍白的雾/编织着/苍白的世界/苍白的宇宙/苍白的人性/苍白的时间/苍白的永恒/苍白的痛苦”。（苇鸣《第一交响乐/第8段：雾，又再起》）于是，“他们展览自由，那概念/席卷我逃亡”。（陶里《概念逃亡》）这种“逃亡”意识其实是感情的自我逃遁。这种自我“逃亡”意识意味着回归和重寻古朴自然的田园文化与童年生活来作为精神安息的“避难营”：“我的顽劣与童真/遗忘在村前的一片榕荫/竹林里的蝉啸/伴我走进昏暗的课堂/牛背上我吹竹笛/使老农抖落一天的困倦/夏夜的池塘布满蛙的腹语/听竹林的故事作豪侠的梦”；（江思扬《忆儿时》）“失落日子的荇草/总是植根于泉州湾/重抱一泓春水/投身跃腾腾的鲤城”；“那温陵城址的刺桐花/可是我当年疑惑/回忆不止的衰老象征/抹不掉的，抹不掉的”。（淘空了《重返泉州城》）走出故乡进入城市，又从城市走回故乡，这种体验是在现代文化的重创之下的感情倾斜，其实是两种文化矛盾的重负。热情地否定传统受到挫折，所推崇的现代文化也不过是一种虚幻，毫无意义。传统的东西已失去活力，但现代文化又不能成为理想的乐园，思想仍然是一片空白：“走不出辛酸小塘/走不出后窗的顾盼/走不出被种植在石腹内/走不出漂泊云团”。（淘空了《你的名字》）这种对现代文化的厌倦情绪和精神上的重压，加剧了心理不安和对都市生活的迷惑。有人在街头叫卖自己撕裂伤口的痛苦导游车上的观光客欣赏扬起垃圾的风澳门的大脑血管栓塞于街头的汽车痉挛于周末疯狂于周末（陶里《风在澳氹大桥上》） 088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你站起来如一间破旧的木屋脚成为断折的椅子你坐立不安像疯狂的旋转的陀螺灵魂四处奔突体验伸展的疼痛（流星子《生命ABC》）在摩登时代的阴影下幸福的含义就是猪猡难道还有什么杂牌货比得上猪们那么好运（高戈《猪在澳门偷笑》）澳门诗人面对现代文化的扭曲所产生的生存焦虑和痛苦，使他们处于两难状态。他们急于摆脱传统的束缚，但在戴上商品假面具的城市里，城市文化并没有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反而使他们困扰，于是各种对生存的愤慨、不安、嘲弄、揶揄，都从诗中表现出来。澳门诗人生存在当代，感染当代的文化氛围气，既受当代西方生存哲学的浸染，又受中国传统文化“哀而不伤”遗传因子的影响，这就恰好呈现了澳门诗人的尴尬窘状。失落和孤独是1980年代澳门移民诗人的一大心理特征。事实上，失落和孤独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1980年代的澳门新诗就是在这种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展开的。1980年代澳门移民诗人离开故园来到陌生的异地，失去乡情的依托，而陌生的异地又以冷漠的眼光注视他们：“小城的目光啊/聚爷爷目光爸爸目光/聚小伙子目光小姑娘目光/拖着熟稔哨音/催愿望发疯/催回顾泪下”，（淘空了《小都市的光束》）使他们产生一种类似西方存在主义者被抛弃的联想。他们突然痛苦地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从未有过的孤独境地，觉得自己不再属于周围的世界。“每日傍晚不见/坐在那儿和书本偎依的人/树下长椅已空空”。（胡晓风《捡瓣洋紫荆的相思》）他们只能于自己感情的孤岛，对失落和孤独反复嗟叹，抒写与周遭环境的隔膜、失落。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澳门移民诗人的失落感与孤独感如此刻骨铭心呢？ 0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除了“异乡异地”的游子心态和疏离感之外，更重要的是无法认同本土的文化观念而出现精神危机。新移民的涌入，难免冲击着澳门的社会生态环境，而“老澳门们倾向于把社会的转变视为定型化的小市镇内出现的一种干扰”。① 这种本土意识的文化观念无形中为移民诗人筑起一道无形的墙，这种无形的墙给诗人造成了生存恐惧。澳门移民诗人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他们踏足澳门这块土地，首先面临的切身问题就是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睁开倦游人双眼/以远避迎迓远避/用鄙夷回报鄙夷”。(淘空了《刮风的时候》)这种愤慨与其说是对陌生的生存环境不满，毋宁说是在失落和孤独中的生命意识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1980年代澳门移民诗人面对陌生的生存环境和不相适应的文化氛围产生的失落和孤独，构成了“异乡”概念的文化内涵。当他们感到这个陌生世界下再属于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自己就只能是“客”：“冬的寒流浮起心的荒漠/我在季节之中流浪”；(陶里《失调的冬韵》)“深藏肺腑中的是焦虑和不安/举目四望来往的车水人流/只见路旁站着一个陌生人”。(云惟利《陌生人》)陌生人意味着游子，当他独自面对一个陌生世界时，便会感到失落孤独的焦虑。这个过程在西方被称为“个人化”的过程。不过，西方思想家一般都坚持这个过程对个人的独立意义，并认为只有“自我实力的成长”，才是对抗此世界的唯一可能；承认并接受“成人的恐惧”，才能勇敢地面对世界的挑战。相对而言，澳门诗人失落和孤独构成的“异乡”文化概念，对陌生的生存环境和不相适应的文化氛围只能认同危机。而无法超越危机。这是因为他们无法在这陌生的生存环境的文化氛围里找到感情的归宿：“长年流放式生活，使他忘了籍贯，也无归属感。假如一定要个归属，那么，他是属于地球。”②所以，他们在“成人的恐惧”的陌生世界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无根的失落感。用这个角度去看，澳门移民诗人在诗中表现的那种无根的失落也是必然的，离家后充满对都市的热情和憧憬，身处都市以后与社会隔离的精神孤独和无所适从的苦涩心情在心灵深处蠕动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他 _________________ ①吴国昌：《批判“尖澳门意识”重建澳门问题》，见《濠镜》，1987。②见《五月诗侣》。 090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们在诗中表现的失落和孤独感是耐人寻味的：“扛起磬压生命的重轭/与众人一起含辛茹苦/忍受默默无闻的劳作/榨干血汗使灵魂得救”。（高戈《哲理》）对于生命沉重的重负，只能默默地承受。这种中国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文化主题也能在澳门移民诗人的诗中看到。他们在失落中抒写游子悲情，在孤独中思考命运，体验孤独，在孤独的烛照下，痛苦地体验生命的存在价值：“存在价值的连串问号/情人的桥边诺言随风流失/伤感又是急躁而憔悴的诗人”。（陶里《风在澳氹大桥上》）他们开始询问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是锁在铁笼里也罢让绝望的无奈消磨壮志使窒息生命的怨恨愤怒都化为粗豪的震天吼叫用分割的死亡填塞虚空举起血爪扒开黑洞之门然而那只是被挤掉的梦岁月跌进旋转的万花筒永恒已裂成破碎的镜片却仍在组合七彩的拼盘拔起陷进墓穴的一只脚跟上沦落者盲目的跋涉（高戈《露宿者》）他们深深地觉得自己是不幸者，深感生命如被锁在“铁笼”里那样绝望，于是用“震天吼叫”的悲鸣，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在诗中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澳门诗人在自我失落和面对传统与现代文化两难失据的生存困境，形成了生命的悲剧意识。移民诗人在对澳门封闭的传统文化和本土风俗人情的疏离感和难以认同的心理冲突中唱出“流浪者”的哀歌：“我们——还滞留在澳门或者将埋葬于这弹丸之地的落魄者——还有什么话说呢！”①，有点 _______________ ①黄晓峰：《在凌钝诗集〈下午〉等等的字里行间》。 0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像“多余人”的感慨。流星子在《你不要问我》一诗中表现出一种无根的感触：“是谁挥动鞭子/赶小马奔命向前/是谁放出利箭/惊起小鸟飞离松山/是谁抛下绿饵/诱惑可怜的江鱼/是谁摇撼着青枝/使花儿漂泊流离/是谁将窗紧锁/使我的眼光溢出墙外/是谁敲响急骤的钟声/催我匆匆地走/你不要问我/世界多深多宽风浪有多大/不要问我为何急急苦苦地走/不要问我是归人还是过客。”这首诗写流浪诗人离开澳门旅抵星洲对友人的回答，诗中的情绪隐隐透露出对澳门生存的失望和一种浪子无根的飘零感。陶里评淘空了诗集《我的黄昏》说：“身受高等教育的淘空了，在饱受历史规律的折腾之后，忍受着‘窒息阵阵抽紧了人的痛苦’（《我的黄昏·后记》）在工厂当廉价的看更工人，为非人生活而看寂寞的厂房和没星没月的他乡夜晚。”①这就是澳门移民诗人的生存困境所体现的生命悲剧意识的写照。与移民诗人所不同的本土诗人，他们并不像移民诗人那样“慨叹‘根’的失落，‘心’的失落，‘性’的失落。”②他们在19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重新思考如何去适应澳门的社会转变。他们的文化意识的嬗变过程显得十分痛苦。江思扬在《我的苦楚》里明显地说出这种痛苦：“我的苦楚/像蒙冤的囚徒/关在黑牢无人知道/却在静谧的夜晚/挣脱一切枷锁爬出来/不断低吟滴血的歌。”黄晓峰在江思扬诗集序中认为：“现代社会意识所造成的断层危机使江思扬的‘寻根情结，加重了‘信念的痛苦’。”③懿灵在《雾》中流露了她对80年代澳门现实的无所适从：“看雾也有看愁/雾在眼，/愁在心，/一片发白的苍茫/钻进心洞，/它，湿润的指爪一/挖着荒废的情矿……”她在自己的诗集《流动岛·后记》中说：“而我只是内外圆间的边缘人”。澳门诗人就是在这痛苦的生存环境产生悲剧意识的。正因为这样，澳门诗人才像雪莱所说的，“诗人是一只在黑暗中栖息，为了以美妙的歌声安慰自己寂寞而歌唱的夜莺”。可是澳门诗人缺乏雪莱那种贵族式的浪漫，他们浪漫不起来，因为他们的生命感觉是酷烈而痛苦的。当对现实不 _________________ ①陶里：《反传统中的自我和真挚——论淘空了诗集（我的黄昏）》。②饶芃子：《落叶的季节·序》。③黄晓峰：《向晚的感觉·序》。 092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满绕过现实进行逆向宣泄时，就意味着对生存环境的抗争：“你退回居屋/深埋在岁月的深层/幻想探望窗口/不生任何欲望”。（流星子《生命ABC》）这种隐退意味着生锈丧失了向往的欲望，只有远离现实才是生命的真正寄托：“走吧，朋友，我的影子/失望的娼妓已随黑夜逃遁/只有沉寂在收集蛙群的鼓噪/把生锈的月亮掷向天边”。（高戈《神树》）自我逃遁使生命失去归属，生命的实践成为一种“病态”。澳门诗人所构筑的一幅幅生命图像没有抹上灿烂的色彩，而是涂上一层层悲哀的釉彩：“我的苦楚/像一条银白的瀑布/倾泻在万丈深谷/汇成一潭蓝色的忧郁”。（江思扬《情感流云》）澳门诗人沉醉在忧郁、痛苦、软弱、卑微的感情陷阱中，他们借此达到精神的自我解脱。澳门诗人并不是倾向于像叔本华那样的生命悲观哲学，生命的悲剧意识也不是像叔本华所说的由欲望带来，而是沉浸于静态的文化围墙而掉落陷阱。澳门诗人的这种情感陷阱也恰恰是悲剧意识的矿床。人子啊你苍白而发抖的手从希望的梦中抓住什么？太阳不因你而发亮因为我的笔下太阳已经下山了只有街灯拉长你的身影渐渐冷却你的欲望（流星子《城市风景画》）生命的重荷和扭曲，使生命陷入黑色之中。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生存困境与人的基本生存愿望的冲突。这种冲突在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不是直露的，而像电光激荡。“爱过明智的生活，是人的清醒的意识对人的生活的一道至上的命令。”①当这种命令令人难以执行或者说执行无效时，生命的悲剧意识也自然而然产生。 _________________ ①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世界》。 0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五80年代澳门新诗的艺术特征1980年代的澳门诗人由于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生活体验，艺术追求也各自不同。东南亚侨民诗人如陶里，经过印支战火的洗礼，通过一种强烈的创作意识去揭示生活的严峻；由内地而至的诗人如淘空了、高戈、流星子等，他们所表现的是一种生存困境的慷慨悲歌和深沉厚重的苦涩情绪；本土诗人如汪浩瀚、江思扬等，他们情感的负荷没有那样沉重，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就较为轻快。陶里在《蹒跚》后记中说：“我写的多是抒情诗，所抒的情都经过变形拗曲的，有的情表面看来形似真实，那就是文字符号的伪装的结果。……当然，我是受到外物刺激，产生了激性才写诗的。”①他的《其实没有》一诗写道：“而诗人的所谓爱其实是/肾上线的过敏麻醉了大脑皮层/幻觉出缤纷彩色而/草里躺林里泡风里啸的过程。”陶里擅长在一种独特的境界中，从不同时空的感情活动中，让变异、象征、意象交织在一起，使生命感情进一步飞跃升华。高戈、淘空了、流星子三者的艺术追求建立在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上。舒望在高戈诗集《梦回情天》后记中说：“高戈写诗，有时像营造‘绝句’，白描勾勒，意象透叠，追求情境转换和通感效应；有时像‘自由诗’，扮演浪子侠客或大情人的角色，抒情性强烈，有点理想主义色彩；有时又极具反讽与陌生化倾向，嬉笑怒骂不拘一格。”②黄晓峰在淘空了诗集《我的黄昏》序言里对淘空了作如此评价：“他的诗作充满乡土意识的朴拙气，又流露出现代都市生活不可忍受的压抑感，两者往往纠缠在一体，凝定为他那种特有生僻而朦胧的风格，这也许是淘空了的诗之本色。”③流星子认为他的诗：“无疑是生活中灰暗的魔影”，策动他“感情兴奋游离，在生活的海洋中苦苦漂泊，追找精神安息的避难营”。④显然，他们有共同的特点，都在生存困境中抒情。 _________________ ①见陶里诗集《蹒册·伪装了的情感符号——代跋》。②见高戈诗集《梦回情天》，舒望《编后记》。③见淘空了诗集《我的黄昏》。④见《五月诗侣》。 094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对一个头发开始变白的人我已无力拥你入怀请告诉我你期待什么很多年以前我一直认认真真地爱你所以不断重复山盟海誓开放成一朵朵灿烂的花我别无选择地消瘦下去这样或者不这样剩下的岁月我都会轻轻地问自己漫过指缝间的风都成为石头一颗永不抽芽拔节的种子根植在这片沉默的土地阳光与雨露即是一千种语言悄悄行走遍体鳞伤的孩子啊只有一个人才大笑大哭你的痛楚倒挂天空与破损陶罐之间从黄昏同黎明交界线踏歌而来踏歌而去……（淘空了《日子》）如果你是一叶孤舟就把我作为你的桨 0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让我随你驶向暴风雨卷进深不可测的海洋如果你是贫瘠的土地我甘愿埋入你的怀里作为一颗沉默的坚果等待催发萌芽的春汛如果你是柳梢的风我就是飘逝的游丝如果你是小溪我就是鹅卵石如果你是鸽子我就是哨音如果你是火我就是灰烬（高戈《回答》）两首诗所抒写的情怀不同，但其生活意蕴、艺术追求是一致的，都是在深沉的抒情氛围中展开。淘空了的《日子》是晦涩的，理想与现实的反差，使生命和意志力萎缩成一枚苦果，成为“永不抽芽拔节的种子”。淘空了深爱这片土地，又无法拥抱它，他将痛苦“倒挂在天空与破损陶罐之间”，暗示一种生存困境的无奈。高戈的《回答》以问答方式表达感情的暴风雪，赤裸裸地流露，形象鲜明，富于艺术弹性，想象空间阔大高远，借助不同属性的事物相互类比，拉大了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诗中焦灼的感情升腾错动，感染力强烈。本土诗人，没有移民诗人那种痛苦的生活体验，艺术个性显得较为轻松明快。汪浩瀚说：“诗是贵族，我敬而远之。”他的诗寄情于自然风光，抒发轻快的情怀：风以柔指弹落片片黄叶 096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向长街翩翩的裙下殉情云絮披一袭褪色的青衫半遮着胚上新寡的楚楚群山叠叠耸立紫色屏障暮霭把峰峦的层次黏合夜已派出流萤充任使者从窗台投下闪光的诗柬只需一壶温酒一卷古籍一阵绵绵雨或一撮星光无边的昏暗无边的良夜你殷勤为我的小屋掌灯（汪浩瀚《掌灯》）此诗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意境，悠悠情致跃然纸上。在良夜煮酒读书，将流萤比作伴读的灯火，诗意调皮谐趣，给人一种潇洒的快意和闲适的感受。澳门诗人的审美观不是单一的，他们以不同的生活体验和不同的审美情趣去实践创作，然而所表现的独特情感常常反映了他们的生存困境。失落的疤痕曾飞出白鹅，二十年，二十年的时光，才走出整容院然而，眼前，这痛疚回乡团重返你我的心乡错情的疤痕今再重现且而加大，无法填平的弹坑（淘空了《爱的疤痕》）疤痕来自现实生活的创伤，从疤痕飞出来的白鹅是心灵的飞越。这飞 0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越又是如此沉重，几十年才飞出来，说明诗人自身生活的艰难困苦。美丽的白鹅和美容院成为审美意象，经情绪的张力反射出来，成为对美的期待，耐人寻味。我的露塔斯时光的微粒在你的我的我们共同的血的细胞里逝去静静逝去而你而我同归于一个完整的零（陶里《露塔斯》）这段诗如坎坷不平的脚印，诗人审美的视角投向那一片苍白的空间。这苍白的空间意味着诗人生存的空间，也是诗人捕捉生活现象和内心感受的变化的刹那间的印象空间。露塔斯是一个外国女孩的名字，在诗人的审美意象中是美好的象征，可是现实生活并不如意，诗人将“露塔斯”与自己生活的感受和所处的生存空间联系起来，使这一美好象征淡化下去，成为“零”的空洞。在“时光微粒”的潜意识中，露塔斯这个象征体进入诗人想象血液里，或者说美好的理想化于人的血液里，以时光漂洗，美好的理想成为微粒，然后化为乌有。从露塔斯的理想，到露塔斯幻化为零，这种“特殊感情”的基本问题始终是人的问题，是现代诗人的中心问题。诗人审美情趣是生存活动的一种精神寄托。尽管这种寄托带有幻灭性的情趣，却是在生存需求中产生出来的。生存需求作为澳门诗人的审美对象，直接通过主体和主体活动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同时，这种满足感或不满足感，反过来又促进了生存之需求发展，使诗的感情外延更为丰富、更为广阔： 098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那天记忆忽然摇晃起来倾斜的斑马线倾斜了竖成一堵墙或者栅栏我才发觉已经无路可走夕照拉长我的影子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每一个路口就是一个十字架所有的十字架都吊满影子人生总须有歇息的时候既然已经无路可走我想那就让自己跟自己的影子协商一下掉换位置的问题固执的影子沉默得像牦牛它不同意跟我掉换位置我索性把自己变成另一个影子于是出现所谓影子的二重组合（高戈《路口》）如果说生存需求离不开主体的审美活动，那么，现代诗人的生存需求如何体现呢？人要满足自身生存的内在需求，自身不可能体现自身，只有借助对象，靠占有对象才能得以实现。人在这种对象化活动中必然会体验到某种满足和不满足的生命感情，体验到人的内在力量对世界、对自身的占有快感。那么，在这种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人对对象的实际占有会转向精神占有，即一方面把存在的东西在内心里化为自己的，另一方面把自身的存在实现于外在世界，化成观照和认识的对象。这种活动是艺术，以及一切行为和知识的根本和必然的起源。《路口》这首诗具有在生存需求的生命压迫下的审美情趣，它的意象是“斑马线、墙、十字架、夕阳、影子”之类的压迫生命的具象。“斑马线”意味着人前进的艰难和小心翼翼，“墙” 0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有一种被围困的生命沉重，“十字架”象征着生命的负罪感，“夕阳”和“影子”都象征着生命的灰暗。我们可以从这首诗中看到，诗人在这种困境中的审美视角不是投向自然物象，而是在生命自我张力的前提下对自身处境的深刻反思。生命的体验是自我意识到的生存感受，这种感受直接影响到人对自我生存的态度。《路口》这首诗使我们看到诗人对生存状态的质疑，对“灰色意象”的审美追求实已融合在自己生命的体验中。运用象征的城市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的内心世界的感情，记录着现代都市现象和感受，也是澳门诗人创作的一大特征。澳门诗人对现代城市生活的感受，侧重表现主观世界的感受和内在情感的波动，并且往往把这些独特感受寄寓于象征意义的意象之上。首先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表象做了大胆的嘲讽。苇鸣的《避孕套》，从诗的原本意义来说，是对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观照，避孕套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产物。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新诗的象征意义正是现代市民的某种生活方式，揭示人际关系紧张与虚假的现代生活，暗喻着城市人复杂的微妙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商品经济的诱惑之下，利欲给现代人带来了心灵的痛苦，以及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疏离。现代人的道德观、人生观起了变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各种交际手段来达到自己所需的目的。于是现代的都市物象，也成为澳门诗人的象征对象。凌钝的《停电》写出了都市生活的恐惧和焦灼感。诗的手法与一般抒情诗不同，没有紧张氛围的独白，也没有借助明显比喻来寄托感情，而是以一些零碎的意象象征城市生活的压抑，先写出光消失后的一种内心恐慌，接着写街上人群的惊呼。灯熄灭了，自己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独光的感情反差，表现出十分强烈的不安心情。在想象的“烛光”的照射下，现代人病态的焦灼感得到反映。整首诗在超时空进行，多种意象巡回转化、消解交替，构成了意象的联系，强化了作品的结构密度和整体效应。在这里，动态的喧嚣的意象被冷缩为静止的微型意象“我等待”，又演绎为一个抽象的形式。“我坐在微光的边缘上”的特殊感觉，隐隐透露出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只有“停电”之后，才没有人“在荧光屏上”“推销自己”，才能有真实的人生。由此可见诗人所特有的敏锐的触角。澳门小城的拥挤，以及生存空间的压迫感也是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象征主题。 100

80年代澳门新诗的文化透视 一程车，有LEVIS有名牌有杂牌，有铁锈味有汗味也有书卷味，混着汽油味冷气味和呼呼大桥风声，穿牛仔褛的一同飞驰于架空的海面上吞噬茫茫前路，目标相同却只有一。风在外头吹不乱一根发。在赶赴目标的清晨，没有能容下一个多余空间的道理。车在把握着时间，人在把握着机会；时间和机会都浓缩两岸。一岸的松弛代替一岸的绷紧。桥已架起，在等待着岛与岛的接合。而人却接合在一程车里，车厢内有架竹棚的有架知识的，一同随车子驾向无限（此处应没有句号）（懿灵《澳门，永远没有句号》）这一首诗象征着澳门的生活景象和文化生活。诗的第一节以“一程车”象征着现代化城市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有各式各样的人生百态。人们在拥挤的城市里的沉闷空间，“名牌、杂牌”、“铁锈味、汗味、书卷味”、“汽油味、冷气味”，以及“牛仔褛”这一连串的现代文明奇观的确让人眼花缭乱，使人有迷失和被吞噬的感觉。第二节写“赶赴目标的清早”的一种压迫感，“车在把握时间”，“人在把握机会”的种种生活焦灼。人齐齐被赶进城市的“车厢内”，没有多余的空间，以“岸”来象征“时间”和“机会”的分裂。第三节写被分裂两半的“松弛”和“绷紧”的再次组合，而这种组合仍然是在“车厢内”，无法突破。整首诗以“车厢”为象征，将现代都 1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市生活浓缩在“车厢内”，使人觉得沉重。显然，现代都市的高速发展推进了世界文明的进步。人们在享受城市文明的同时也耍付出高昂的代价。人口急剧增长，空间日益缩小已使城市被人群所淹没。而工业的废气污染、噪声污染，使城市人的疲弱身心变得更加脆弱。澳门也无可避免地陷入现代文明病的汪洋大海。青年诗人以敏锐的眼光，切入繁华的都市生活进行生活的反思。六结语1980年代的澳门新诗在短短10年时间里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诗人辈出，风格各异，形成多元格局。这一时期的新诗能够在澳门文坛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绝非偶然。1980年代的外来文化思潮对澳门新诗的影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为澳门新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这种新的文化观念，新的思维方式，不但刺激着澳门文化的嬗变，也强化了澳门诗人创作的自觉意识和开放意识。这就为澳门新诗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澳门诗人在1980年代文化变革的大潮中，各自以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突入生存、大胆反思并自我确认。虽然，诗人的自我观照和情思投射要付出惨重代价，但这种惨重的代价恰恰是诗歌创作的丰富土壤。1980年代澳门新诗的特征主要是诗人文化心像的投影，表现出对社会文明和生活理想的巨大期待。不管是慷慨悲歌，还是轻快抒情，这一时期的澳门新诗都染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人性深沉的忧患基调。显然，1980年代澳门新诗在澳门文坛独树一帜，格外引人注目，与其说这是时代良机使然，毋宁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展望1990年代，澳门的社会发展必将为澳门诗人提供更上一层楼的文化视野：1999年澳门将回归祖国，历史将揭开崭新的一页。如何更壮阔恢弘地表现时代风貌，已成为澳门诗人们必须共同面对的新课题。（原载官龙耀主编《文化杂志》冬季刊，第25期，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5。本文系作者硕士论文稿之一部分，经作者同意，《文化杂志》转载时因篇幅所限有所删节。——原刊编者注。） 102

后现代的足迹——从新生代诗作看澳门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实践概况懿灵*今日要跟大家谈后现代主义，真是尴尬非常。因为自己对这门新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掌握不多，看过的有关著作也寥寥可数，而且严格来说，看过的这些著作也只属一些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属于边旁著作。这可不是自己懒散，更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资讯的封闭。新思潮、新哲学，甚至是一本外国最新流行的时装杂志，只要是新的，澳门都很难找到（译本少有，原著就更少），也许找到是一种意外。不过，澳门科技虽然不发达，资讯封闭，但是却有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特征：人口膨胀、污染、工业转型、消费挂帅……诸如此类，既有小都会的雏形也有小都会的流弊。正因为这样，我们身处其中的青年诗人，不用接触什么哲学观念，什么主张见解，只要放心于生活，触及现实的话，都能写就一篇篇后现代诗篇，因为我们的社会确实是很“后现代”。话虽如此，就像澳门大学中文系李观鼎教授所言：“我们还得学一点哲学。以哲学的思辨去探究宇宙、社会、人生的秘密，并将自己的特殊感受和体验加以诗化。”①不过，能够做到这样，能够具有时代深度的新生代诗人并不多。以下我会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来谈谈，总结一下他们目前的成就，找出一个较为理想的可供借鉴的共同点。后现代主义是乘着现代主义而来的，也是因着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而来的。 ________________ *原名郑妙姗，自由撰稿人。①李观鼎：《学一点哲学——十致少年诗人》，载1995年4月26日“镜海”版《澳门日报》。 1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现代主义的历史价值在于推翻宇宙乃由神所创造的神权时代的观念，摆脱了自中世纪以来，教廷高于一切，人丧失了本体位置与自主性的现实，拯救了人的尊严，发展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尚未完成的大业。也正因如此，“作为近代哲学之父，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在’，于是人发现本身在万物中有一特殊的地位，一切存在皆通过人的主体而赢得其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性。在这样的意思下，人跟万物就十分不平衡：人是万物或宇宙的中心。然而这立场就受到20世纪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这挑战很简单，即消解人的中心性地位”。①“克制主体的过分膨胀。因此以‘反主体主义’的方式讲主体，以‘无本’讲世界的根源，以‘相应’讲人与世界（或存有）之间所有的关系，可说是其正面的意思所在。”②同时，它也“代表了其对西方科技或工具理性过度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的反动；这是一种来自西方文化本身的强有力的反省，或新的治疗方式”。③最能代表这种治疗方式的是绿色和平运动的兴起。上文是我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解，希望也能帮助大家明了我写这篇论文的目的。科技带来了物质，物质带来了消费，消费加剧了物欲，人在欲海中丧失了自我。因而齐思有这样的呼号：“大仙座前/清烟上袅/坛上一片虚空/坛下无限生魂/欲望的眼睛在讨债。”④“欲望的眼睛在讨债”正是生而为魂的原因，揭示了人性本质的异化。而这种异化的由来乃在于后资本主义第三工业社会的政经结构。“政府的不干预政策，任由个体及集团依循市场的规律进行生产及交易；这种自由竞争带来某程度上的经济成长和富裕。但与此同时，亦带来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森林规律。这对青年踏入成人社会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压力，令他们不得不面对森林式的争夺，要学习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求取个人利益。”⑤故齐思将义气与利益相互之间的矛 __________________ ①陈荣灼：《“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文化丛书》，台北，时报出版社，第106号，第227页。②陈荣灼：《“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第236页。③陈荣灼：《“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第223页。④齐思：《自白·〈港行偶观·大仙观〉》，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6。⑤莫泰基：《叛逆背后——青年发展动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第35页。 104

后现代的足迹 盾形容为：“我们背靠背／却永不接吻。”①无疑，舍利而取义的时代已过去。当功利主义高举的时候，性灵就滑落至深谷，一切理想也遭活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抚弄着穹苍的灰白吐掉一口冰凝的红血球抛出洒落敲醒昨夜梦里的疯情——齐思：《闲日乱句》将日出比喻为“吐掉一口冰凝的红血球”，其过程恐怖不已，而且还“敲醒昨夜梦里的疯情”，正是容不下一个梦的存在。这种过分理性化的生活就连人性也遭掩盖，疯情只有在梦中被释放，人的率性才能摆脱社会道德规范的枷锁，行为才能挣脱是非判断的捆缚。而这种桎梏只不过是价值观的操控，看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实只是惯性的对社会规范的妥协，而梦正是对日间经验的反抗，可惜其存在极短促，不容一丝光线的打扰。这种揭示人性异化遭遇的因果，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企图。这种人性的不健康，其实催化自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年轻人意识到政治参与权利的备受垄断，使自己在议政无门的情况下，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苦况。这正如齐思质疑自己那个CI护照的价值意义：“我是中国人/可是我却无国籍。”②这种有家如无家，有国籍如无国籍的“无家可归”(Homeless)的感觉很容易使人产生不安的情绪和失根的心理。不过诗人虽然失根，但对自我形象的肯定却是不移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诗人一开首就直截了当地直认“我是中国人”，并无一般现代主义作者那种找寻自我的身份问题。他只是用了现象学的手段直接将现象的本质彰显出来，切合了后现代的无为精神，平白地点出这种无稽的现实，不作多余的诠释或任何介入式的评价， _________________ ①《义与利之概念》。②《持CI·护照者的自白》。 1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自然而然地处理了这场反思。其创作手法充分发挥了后现代极力主张的无深度、平白化的美感。至于开放性的思维结构亦引证了“现象学所强调的不仅是作品的本身，也包括读者的回馈、反应”。①诗歌看似只在呈现无家(Homeless)的现象，其实却直指回家(Back Home)的要求。齐思另一首题为《破屋》的诗一定程度上也是Back Home的又一宣言。寻根和回家都是各安其所的意思，万物皆有其自处之所，不容侵犯。可惜，事与愿违，正如齐思所言：文明洗礼下自然仿佛手足无措——《路》他亦将云比喻为藏着砒霜的棉花糖，认为雾也许充满着芥子气，而雨冷凝的血小板敲打着寂静。②这种外在世界的冷寂，刚好映照出诗人内心世界的孤寂与无助。这种孤独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另一位青年女诗人林玉凤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在《孩子的故事——索马里的呼唤》一诗里，就有这样的诗句：“枯草只可长眠/如乖乖的孩子一样/静静地闭着眼睛/……孩子们真的很静/静静地如不再发芽的希望/……/静静地如远方的怜悯”。而在该诗的后记里亦有这样的结语：“静静的孩子的故事，不是一个好故事。”因为孩子应该是活泼的，不受限制的，有孩子的地方应该是热闹的，而不是死寂的静。孩子最爱争取，向父母撒娇，要求父母照顾，然而一旦被“父母官”看成是苛索的话，孩子就被冠以不听话的罪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所以诗人有这样的谴责：权力的魔术棒点破空气的挣扎挣扎死在人性的角斗中罪与恶在非洲的阳光下 _________________ ①The Implied Reading, The Johns Hopking University Press,1974,p.274.②《风·云·雾·雨》。 106

后现代的足迹 站不死真和善却只有一睡不起睡着是子弹孔进出和平的见证却是血红的黑色林玉凤以女儿家的细腻笔触和悲悯心情向世界的不公平，施以侧目。然而跟王和相比，却欠了一种心灵的震撼力，这种震撼力的源流始于诗人的革命精神：我是动脉里一股鲜血/赤红的热情/奔向你颤动的泉源/压力下的心房心室/可有感到我的激昂你我的相会/只为了成就你生命的存在/我吐尽最后一丝气息/浑身紫黑/冲进蓝色的胡同/幽暗处有生命诞下——《循环》输血的过程有一种新血换旧血，新生命取代旧生命，循环不息的含意。人虽死而生命犹在的真实正发生在一场悲剧当中。这又正是后现代主义经常性地借助人类悲剧来强调人如果要有明天，则要求助于自身的救赎力量的观点。这种自觉性的革命精神其实是对人为主体所作罪孽的补偿，表现在生活形态上是绿色和平运动的出现：反战、反核、女权运动、民主改革、人权宣言、保护濒临绝种动物，拯救雨林，改变生产模式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减少浪费等。所有这些都是提醒人在宇宙当中有重新定位的必要。有了新的角色，因而有了新的生命。说到反战的诗，要看黄文辉的《这一天》：世界大战遥遥无期/阿妈去街边拾子弹/一粒子弹可换一笔葬尸费/我们家里穷/不得不捡破烂阿妈又和阿婶争论/布殊和萨特姆哪个是好人/明年是羊年三羊启泰阿妹要做个听话的淑女/火灾中有四具幼童的尸体/石油气又加价窗在下雨窗在的的嗒嗒/看着在水珠中挣扎的灯光/我想起明天要 1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买/希特拉漫画精装本/还要申请签证去巴格达/拾子弹/天又黑了脸/这一天没完世界大战能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而这种灭顶之灾的发生与否看似跟本来就战乱频仍、习惯贫穷的国家的人民毫不相干，但如果全球覆亡，那就没有输家与赢家，也没有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更没有战争，也不用殓葬，一切完蛋之后就复归于虚无。所以前句的遥遥无期正好与后句的日复一日地捡破烂互不对称，造成反讽效果。而好人坏人难分，听话的淑女伪善非常，传统礼教对女子的克制比迷信三羊启泰不遑多让。可惜泰然未至，四具尸体又来，石油气也随波斯湾战乱而涨价。这种看似无关，实则有关的语言的不相称性，正是后现代主义诗歌的特征。简政珍认为：“不相称的诗学有点类似雅克慎语训两轴中，毗邻轴或混合轴的联想跨越。在雅克慎的思维里，毗邻归属横轴，联想则属纵轴，而‘不相称，的意象似乎是纯由横轴毗邻（表面不相干）的意象引发纵轴的联想。但正如上述，表象的不相称实际蕴含另一层次的和谐……不相称的美学是增加诠释的可能性，使理体中心论所固定的意义展延成多层面的意义。”此外，他又认为不相称诗学“是80年代以来所谓后现代诗的重要特色，诗行在似乎不相干的意象并置中隐含意义，而非随意为之的文字游戏”。①显然“阿妹要做个听话的淑女”与“火灾中有四具幼童尸体”，跟海湾战争无丝毫关联。它们之所以穿插其中，并不如陶里前辈所说的，“是现代诗不可或缺的意象跳跃手法，这跳跃有极大的随意性，但它们都是环绕着与海湾战争有关的事件展开”。②所能解释的只能是作者企图以不相称意象所产生的多义投射，来反省现代主义哲学：以人为本，所带来的祸害，就如独裁者支配别人的生死和母亲支配女儿的行为，比比皆是人祸所为，就像火灾一般惯常地发生，日复一日，没完没了。这是后现代诗的意向，其有别于现代诗的特点，在于其反抗的对象不是科技文明（包括黄文辉诗中的军事工具：子弹），而是主宰科技的权力集 ______________ ①简政珍：《“不相称”的诗美学》（Poetics of Incongruity），载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会刊《诗世界》杂志创刊号，1995。②陶里：《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澳门基金会，第220页。 108

后现代的足迹 团，是布殊，是萨特姆的妄自尊大，是希特拉的野心勃勃。然而正因为申请签证去巴格达有子弹拾，有钱揾，所以希特拉的纳粹主义依然有市场。皆因念恋权力利欲的人仍多，故天依然黑，战云依然密布。此诗所采用的手法是后现代的戏谑，带点黑色幽默，语言方面亦甚具失语性（牛头不搭马嘴，上文不接下理，仿佛就像大脑语言区域受创的人出现的失语症），是典型的后现代零散书写方式，故此诗深具后现代主义诗歌风格。其实，战争的残酷只不过是人类兽性的浓缩，有人的地方本来就有烦恼。早在1920年代末，海德格尔出版他的存在主义著作《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时已将“存在”诠释为“烦躁不安、恐惧、死亡和绝对毁灭”。①他直指“畏”为存在之实质，因为人在遭遇苦难的折磨，感到“畏”时，才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不过这个存在却处于瞬息万变的时间之中，没有任何质的稳定性，因而其实质只是一个虚无。这样，就从存在过渡到虚无。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虽然是有限的，但却与无限相通，方法只在于超脱。其“无限”之意并非天主教中的永生(eternal life)而是他所说的虚无。只有认识这点，才能从“虚无”中体会到人生真谛，才能坦然面对死亡。林玉凤的一首《我是真的忘不了——访老人中心》，就有这样的参透：谁的母亲/跌落在这里/谁的父亲/失落在这里/这里却仍有微笑/为着暮色的残阳/带来新的一天空虚是撒旦的赏赐/留给你的他和她/七十岁的活泼/却是爱的馈赠/回送给你/七十岁的阳光歌唱着/视网膜的漆黑/歌声穿过水晶体/光芒就在瞳仁中/给你照一脸惭愧你就是我/一张无目无耳的脸/泪总为那鸿沟而流/却不知鸿沟中流着的/就是我血脉的基因/沟通的空隙是伤心的/空隙中却有情感的交流/但愿我忘不了/您和您和我的基因/与那夕阳的寻求而我/是真的忘不了 _________________ ①雷颐：《萨特》，《西方思想家宝库》第9号，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74，第6页。 1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生命生生不息正是宇宙的自然定律，无人希望基因灭绝，也无人希望见到曾经赐予我们生命的上一代，迷失于两代的思想鸿沟中。同等的基因，同等地要面对垂暮之年，当其时同有对生活的要求：安逸和闲适，开朗和健康，儿孙的关怀与陪伴，在爱中平静地归土。林玉凤在诗中既赞扬老人家的无执著，也带出年轻人应善待长辈的信息。这是何等具有诚意之作，实在是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真的不忍心下像陶里先生这样的评语：“林玉凤有心干预生活偏偏又少了生活。”①这对年轻人来说，也许太苛刻了。要再说虚无，则非举王和的《循环》不可：是石英射灯的热情/激起尘粒万千/飞舞青烟缕缕/盘旋在圆锥形的笼罩下/昂然往上冲/幻化出一道强劲的/光明的路但是/当开关的按扭转向负极/尘烟依然飞舞不休/光明之路/却在悄然无声的沉默中/向虚无/无限/伸延诗中表现出事物的两面性，差异在于人对物象所持的态度。灯亮固然光明，灯灭也不代表光明消失，因为光明的存在，在作者心目中已超出了“有”与“无”的向度。王和这种顿悟正好把握了后现代主义不把人主体化、中心化的精神。这正切合海德格尔理论中“Abgrund”(nonground)一词的无根本的意思（也刚巧跟佛学所说的“无本”相吻合）。其含意不外乎认为世界既不为神所创造，也不为人所创造，世界无本源，是自然而然的。若人能理解得到存在只为着了解和顺应万物，而非占有、主宰和操控万物的时候，一切就复归自然。人就再不是世界的依据，那就无用执著。检视新生代的诗作，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实在不多，大部分仍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夹缝之间。好像齐思的处女诗集《自白》，几乎可说是一部关于后现代的社会学著作，其“后现代”题材俯拾皆是，但他的表现手法则仍以现代诗手法为主。他的一首题为《我们》的诗就有这样的句法：“是我们而又不是我们的大地”，“有躯壳而没有血髓的龙的私生子”，“有母亲而无母爱的孩子”，“活着而不知为什么活着的孩子”，“是我们而不属于 __________________ ①陶里：《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澳门基金会，第220页。 110

后现代的足迹我们的未来”。这不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吗？再如林玉凤，她大学毕业后已投身到新闻工作里去。作为一个记者，她见到的，感受到的会比常人多，因而近期发表的诗作也比从前更具社会性，可算是新生代中较有条件向后现代主义进发的一个。不过林玉凤却偏偏很有性格，自我意识很强，所以她的现代诗远较她的后现代诗为佳。正如陶里所言：“林玉凤的《我在那里描画》表面上是对‘正在溶化，的‘你’的失望和谴责，但骨子里却是蕴藏着极度倔强的自我意识，突出了完全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审美观……诗里接二连三的出现‘我还在那里描画’是自我肯定，又是一种自我执著……在否定你的同时，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力量使自我无限度地产生张力，不断膨胀，企图在意识上、精神上压倒‘你’。”①这点执著刚巧跟后现代主义克制人为主体观念的过分膨胀相抵触。也许这正真实地验证了消费社会以标榜自我为推销手段的毒害，以及它怎样使我们变成自大狂。有的雪糕是很雪的有的雪糕是很糕的但我要的是雪糕不是很雪的或很糕的——林玉凤：《我就这样告诉你》雪，冷度大，也许象征冻结，情感的过分冷冰。糕，黏度大，也许象征痴缠，情感的过分投入。雪糕则比喻为适可而止，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若放在情感要求上，则表示诗人既喜欢享受与情人相处的时光，也同时希望能保持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要求看似合理，其实是任性的做法，就正如诗人不涉寻求对方谅解，自顾自地说“我就这样告诉你将不会了解的”一样自我。缺乏沟通是后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失陷的原因。诗人那种自我中心强大至不能考虑对方的要求是很雪的还是很糕的态度，你我皆有。这种热衷于建构自我至尊性、绝对性的立题正好代表了这是首彻头彻尾的现代诗作。至于其他人的作品，诸如谢小冰、冯倾城，则更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现①陶里：《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澳门基金会，第220页。 1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代主义的自我意识阶段，还未真正过渡至后现代主义的革命性抗争时代。对于现代主义，陶里有这样的定义：“现代主义是写实的反动。现代诗不以反映现实为己任，一切现代艺术都以表现自我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①然则当我们的青年诗人都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那谁来反映现实？谁来关心社会？拥有40多年现代诗发展史的台湾，已然提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终结问题。在一篇题为《现代主义的壮美与终结——从洛夫的诗作探究台湾现代诗的现代主义》的文章中，作者洪凌就有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见解：现代主义的创作者应该会永远保有反抗的精神，其反抗的核心可能就是洛夫自己所说的：“……我们看到的不是现代人的影像，而是现代人残酷的命运。写诗即对付这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什么是现代人的残酷命运呢？也许就是现代主义的大死敌：异化个体处境的非人(impersonal)机械文明。然而，在整个客体环境已然发展到后资本主义的世纪末当代，以现代主义的观点检视洛夫的一些诗作，除了以此和后现代创作者对抗态度做一个类比与对照，也要借此说明笔者对于现代主义将反抗姿态放置在机械文明，而非主宰机械的威权个人（或集体意识）之疑虑。在90年代的当下台湾，现代诗也许该多多沉思自己的过于“绝对”的现代主义精神，究竟是否能够和现代的情境呼应，从而提出批判或反调？否则，也许现代主义的“终结概念”到头来不是终结掉这个无趣僵化的世界，而是那位试图反驳它的诗人。②现代诗赫然走进了死胡同。然则我们的澳门诗人何年何日方能明白现代主义那种叛神，推崇自我的人道主义精神已然不能救赎一个快将沦亡的地球？只有后现代主义那种返璞归真，非定于一尊的彻底的多元化哲学，方能开展艺术的崭新角度，以艺术改善人生，救赎地球。（原载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①陶里：《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澳门基金会，第219页。②《创世纪》第102期，1995年春季号。 112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穆欣欣*澳门话剧与中国话剧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早在1930年代，本澳第一个话剧团“艺联”（香港、澳门艺人联合组织）成立后，虽然活动时间不足半年，但搬演了多个大型剧目，如《武则天》、《日出》、《雷雨》、《茶花女》、《明末遗恨》和《巡阅使》等。自那时起，传统的现实主义一直是澳门话剧的主流，直至话剧界经历了1980年代的复苏期。到了1990年代，由于澳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澳门的对外开放等客观的社会因素，话剧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之势蓬勃成长（虽然澳门至今没有一个专业的话剧团体），其表现为剧社的数量以倍数增长及演出剧目的增加。这为1990年代澳门多元化的戏剧风格提供了基本的条件。这一时期的澳门戏剧一方面沿袭1980年代以前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另一方面又受着周边地区戏剧思潮的影响。传统束缚较少、在形式上更接近西方的香港戏剧和内地在1980年代兴起的探索戏、小剧场话剧，都直接为澳门戏剧提供养分。这就使澳门的舞台有了变幻的色彩——探索剧、实验剧、小剧场话剧、青少年音乐剧，陆续登场，为本澳剧坛添上无限风光；也为澳门的多元化戏剧风格的形成奠定基础。首先，从剧社数量的演变情况来看。1980年代的澳门只有三个话剧团体，它们是晓角话剧研进社、海燕剧艺社和澳门戏剧社。进入1990年代，话剧团体增加至目前的14个之多，分别为澳门圣安多尼堂颐老之家、澳门大学学生会戏剧社、海燕剧艺社、慈艺话剧社、映剧坊、澳门戏剧社、青苗剧社、晓角话剧研进社、澳门文娱剧社、校园纯演集、朗研剧社、晴轩剧社、面具剧社、土生葡人剧团。这些剧社中既有以大、中学生为主的剧*南京大学戏剧学博士。 1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社，又有成员年龄在60～90岁之间的老人剧社，更多的剧社是以学生为基础，并有文员、教师、工人、公务员等各阶层人士参与其内，充分凸显澳门话剧的群众性特点。其次，从上演剧目看。我们可以作出一个粗略的统计：近10年来澳门的戏剧舞台共演出剧目141个，其中搬演名著36个、改编剧目25个、创作剧目80个（不包括未发表及未公演者），即平均每年在本地上演14个。澳门话剧有着其群众性的特点，而校园戏剧和老人戏剧是剧坛两股声势浩大，不容忽视的洪流。它们是普及、推广戏剧活动的功臣。校园戏剧和老人戏剧以演出内容浅显易懂、风格温馨、注重伦理道德的短剧小品为主，强调说教、强调“寓教于乐”的艺术功能。周树利先生作为本地唯一的专业戏剧工作者，在推广及普及校园、老人戏剧上，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他于1987年协助圣安多尼堂颐老之家组织话剧组，从而开展了老人戏剧活动，更于1989年起举办全澳老人话剧汇演，进一步扩大老人戏剧的队伍。周氏的戏剧推广工作同时在本澳多所中、小学开展，扶持学生组织话剧组，吸引大批学生参与演出。目前几乎每所中学都有以兴趣小组形式设立的话剧组。它们以学校名义参加每年一度的校际戏剧比赛（分中、小学组），或以自由组合形式参加由艺穗会主办的新秀剧场。前者从1991年第一届的八支参赛队伍增加至第八届的52支之多，可见校园戏剧在澳门的热度。除此之外，校园戏剧也不断为本澳剧坛注入新鲜血液。以慈艺话剧社、映剧坊、校园纯演集、朗妍剧社及晴轩剧社为例，其成员均受校园戏剧的熏陶而开辟出澳门“新校园戏剧”之路。1995年，收录“澳门剧作专辑”及周树利先生的个人剧本集《简陋剧场剧集》的澳门文学杂志《蜉蝣体》的出版，标志着澳门剧坛对创作剧本的关注。澳门大学中文学院讲师郑炜明先生在《澳门的戏剧活动与作品》①一文中指出：“澳门戏剧界终于从随演随弃，态度较为随意的阶段，过渡到如今能够面对严肃的阶层，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确，从《蜉蝣体》收录的12个剧本看，剧作者中既有戏剧界较有影响的李宇梁、许国权、卢耀华、李盘志，也包括剧坛新秀莫兆忠、余慧敏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周树利先生将自己《简陋剧场剧集》中的作品分为童话剧、伦理剧、①原载《戏剧艺术》，1997年1月号。 114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寓言剧（改编宗教剧）、讽刺喜剧、喜剧、校园剧、圣经故事剧、趣剧、实况短剧、儿童剧、独幕剧等，其中以伦理剧和实况短剧为多。周先生的剧作，多为校园戏剧和老人戏剧演出而作，因此它们具有内容通俗易懂，寓教育于戏剧的特点。更确切地说，周先生的剧作可归类为“教育剧”，以质朴、简洁见长，老幼咸宜，因此其剧作也是校际戏剧比赛、新秀剧场、老人戏剧汇演、短剧汇演的常见演出剧目。无疑，以单线叙事为主，讲求起、承、转、合的小品短剧极易被学生或老人接受，但过分强调说理说教、强调原原本本的叙事过程，忽略了“有戏”的部分，多少有些显得“高台教化”。由于学生、老人几乎从未受过戏剧方面的艺术训练，近乎本色的表演便成了校园戏剧和老人戏剧的一大特点。对此，人们往往持支持多于否定、鼓励多于批评的宽容态度。但当今天即将成为历史，推广及普及的戏剧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之时，我们是否仍该满足于观众走进剧场，带着同情多于欣赏的心情看戏呢？校园戏剧或老人戏剧又是否有待进一步提高呢？搬演名著、上演改编剧目及创作剧目一直是澳门话剧舞台上并驰的三套马车；沿袭传统现实主义风格及在表现形式上进行多方探索又同时成为本澳戏剧发展的两个主要方向。有较长历史的晓角话剧研进社（以下简称“晓角”）一直是澳门最活跃的戏剧团体之一，多年来在戏剧题材开拓和表演形式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尝试。而重视演员培训计划，重视对外交流，不断吸纳新人和严格的剧社规章，都是“晓角”得以在剧坛令人瞩目的原因。以利玛窦校友为成员基础的“晓角”成立于1975年，制作过近百个剧目，并改编及演出各地名家名作。它改编和演出的名作包括《原野》、《车站》、《马》、《沙胆大娘》（《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地狱变》、《罗生门》、《砂丘之女》、《天龙八部之乔峰》、《青蛇》、《少年十五二十时》（《布莱顿海滩的回忆》）、《我若为王》（《麦克白》）等；较重要的创作剧目则有《虚名镇》、《来客》、《等灵》、《男儿当自强》、《二月廿九》、《我系阿妈》等。“晓角”是澳门戏剧史上的重要一页。至今仍活跃于剧坛的李宇梁、郑继生、袁惠清、许国权、王智豪，都是“晓角”的中坚分子。“晓角”走过的路，无不带着澳门戏剧的足迹。“晓角”创办人之一的李宇梁把剧社自创始期起的艺术道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作品以讲故事为中心，在极有限的舞台条件下，采用较传统的戏剧表现手法；中期作品以突出的表现形式为主，在戏剧表现手法上求新求变，突破传统以探索新形式，如象1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形剧《汤姆之死》、意念剧《戏剧路上》及《受薪者》；后期作品摆脱了传统的“三一律”模式，打破舞台的时空限制，强调以灯光控制舞台的“时”、“空”，力求突出电影感和加强戏剧节奏，该时期作品有《虚名镇》、《玻璃人》、《死巷》及《裁决》。自1986年起，“晓角”每年都赴港参加“香港戏剧汇演”。总结历年成绩，“晓角”曾先后获得最佳整体演出奖、最佳导演、最佳剧本、优异演员、舞台视觉效果等大奖，并曾赴广州、深圳及葡萄牙作独立公演。目前任该社荣誉剧艺总监的李宇梁为本澳著名剧作家，其代表作《亚当&夏娃的意外》、《男儿当自强》、《二月廿九》为三部曲系列，以剖析现代都市人心态的细腻见长，突出社会经济水平的发达及都市人缺乏心灵空间的不协调感。《男儿当自强》将被收入《90年代中国文学精览丛书·戏剧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宇梁是一个在艺术上不断求新求变的戏剧人，1996年他以新作《澳门特产》参加由文化司署主办的“澳门人·澳门事”剧本创作比赛并夺魁。该剧作于1997年被搬上澳门艺术节舞台。同年李宇梁又以独幕剧作《请于讯号后留下口讯》获澳门第二届文学奖戏剧组第一名，该剧作被视为三部曲系列的第四部曲。这一剧作表现了剧作家一如既往地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富有戏剧性的因素，进一步向都市人内心情感靠拢的创作风格，同时它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悲剧性”的进一步探索。本澳另外两个有着较长“艺龄”的剧社——澳门戏剧社和海燕剧社，其“艺途”亦同样具有代表性。澳门戏剧社成立于1979年，前身为。教区戏剧研究社”，社员多为文员、教师、公务员、工人、学生，宗旨为。推广戏剧、服务社会”。因为有着面对社会的宗旨，澳门戏剧社演出的剧目多为现实主义剧目，风格轻松、温馨，但亦同步搬演名著及上演改编、创作剧目，包括《再见女郎》、《鸳鸯配》、《编剧家妙计擒凶》、《小城风光》、《我的女儿》、《上班第一天》、《色》、《缘份》、《移民》、《妈咪亲亲》、《浮光掠影》、《共鞋连履》、《爱情三部曲》。海燕剧社为本澳最老的剧社，其从成立至今，时间已长达半个世纪。成立于1947年的“海燕戏剧服务社”是“海燕”创办的起源，早期公演过名剧《雷雨》、《夜店》、《梁山伯与祝英台》、《搜书院》等。剧社于1960年代后期暂停活动。1976年，海燕剧社再度活跃剧坛，上演剧目以传统现实主义为主，曾于1987年参加《华侨报》为同善堂筹募善款工作，期间公演大型话剧《天网》。1980年代末的海燕剧 116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社也在艺术形式上进行探索，除搬演名剧《日出》、《荷珠新配》、《不可儿戏》（王尔德）、《不许动》（陈敢权）外，同时上演了多个创作剧目，包括《末路》、《镜花》、《他就是这样长大的》及《女人心》等。1990年代的澳门处于历史转折期，它面临着过去与未来的交替。1980年代，内地剧坛兴起了探索剧热潮，中国的艺术家们在话剧艺术步人低谷之时，开始了更深层的思考。他们的思考从艺术的生存条件跨越到人的存在价值，因而一大批从内容到形式俱予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剧诞生了，这些探索剧有《屋外有热流》、《车站》、《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野人》、《魔方》、《WM（我们）》。这批剧目在形式上采用散文式艺术结构、戏剧时空自由转换，并运用大量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法及借鉴其他艺术门类的手段，渗入歌、舞、戏曲等元素，以增加戏剧表现力；在内容上则注重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人性复归的呼唤。1988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王贵应邀来澳为本地戏剧教师培训班执导荒诞剧作家贝克特名剧《等待果陀》（一译《等待戈多》）。此剧作为培训班结业演出剧目，在岗顶剧院公演，拉开本澳多元化戏剧风格的序幕。社会经济水平的发达，促使政府对本地文艺活动增加拨款，这直接导致文艺社团数量的激增。以话剧团体而言，1989～1995年的六年间就增加了七个，除了沿袭一脉相承的传统现实主义风格外，受周边地区戏剧思潮的影响，一批新成立的剧社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探索和尝试，在戏剧表现形式上打破镜框式。舞台、艺术结构散文化、注重故事性和叙述性的结合，以及象征、隐喻、荒诞变形等艺术手段的引入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力。而话剧艺术外延的模糊及幻灯、投影等大量视觉效果的渗入也是这个时期的上演剧目的特点。青苗剧社和文娱剧社均搬演过多部名著，并注重形式上的探索及题材的多样化。近年来两剧社上演的名著有：《六个寻找作家的角色》、《秃头歌女》、《艺术家》、《玻璃动物园》《征婚启事》（以上为青苗剧社演出剧目）及《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脚色》、《榆树下的欲望》、《花与剑》、《四对鸳鸯三张床》、《痕》（以上为文娱剧社演出剧目）。所不同的是，在经过搬演名著及艺术上的多方探索尝试阶段后，青苗剧社亦于每年上演创作剧目，计有《等雨等晴》、《循环的孤寂》、《众生》、《神奇女侠也移民》、《我要入狱》、《从前有班细路仔》《壹线传真》。《从前有 1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班细路仔》一剧于1994年夏天公演。这是一出年轻人的“怀旧戏”，除了散文式的艺术结构、时空转换于70年代和今天的90年代外，此戏最大的特点是着眼于澳门“特色”。它表现的是一代成长于澳门的年轻人对往昔岁月的留恋，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和求变心理。翌年，青苗剧社推出《壹线传真》。这个以澳门有线电视台新闻节目壹线传真工作人员的采访工作为主线的戏，在虚拟中构造“真实”故事，同样把焦点对准澳门，力求以“澳门特色”拉近台上台下的距离。澳门大学戏剧组是探索戏剧流派中的佼佼者。大学戏剧组成立于1984年，前身为东亚大学话剧组，曾先后演出《车站》、《年初二》等名著，并多次参加全澳戏剧汇演，剧目包括《自烹》、《魂去来兮》、《千亿个夜晚》、《竹林中》等，特点是注重探索、创新，追求深度。《自烹》曾于第三届全澳戏剧汇演获整体演出奖第三名。原著出自台湾女作家张晓风之手，讲的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建立霸业，用十场戏概括了从“齐迫鲁杀子纠”，“鲍叔荐管仲”到齐桓公死、易牙、竖刁“公立子无亏”这43年的历史（即公元前685至643年）。澳大戏剧组版本的《自烹》则是“运用了‘读者接受论’把这个戏重新创作，以达到他们要表达的信念”。一出《自烹》在当时引起了公开争论，争论的焦点从戏剧情节、历史事实的失误到戏剧形式和流派。争论使人进步，这场争论的确使读者、观众对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及流行一时的“艺术流派先进落后论”有了正确的认识。在澳门将探索戏剧有所发展的是陈栢添和他的实验剧。也许把陈栢添导演的戏称为实验剧并不贴切准确，但陈栢添的确是一位勇于在探索戏剧的道路上另辟蹊径的尝试者。他尝试将戏剧变成一种能诱发观众真切情感体验，以戏剧内在的震撼力打动观众的艺术形式。体现他的这一探索尝试的作品包括由他执导的作品《正正反反》 （达达主义代表人物查拉名作）、《哈姆雷特机器》（后现代主义戏剧）、《鬼魂奏鸣曲》 （表现主义大师斯特林堡代表作），以及反映澳门治安问题的残酷剧场式创作剧《屋内》 （第七届汇演季军）。《正正反反》获第六届戏剧汇演亚军（冠军空缺），引来了正正反反的争论意见，充分体现出小众尝试者不为人理解和不为人接受的孤独感。在争论的意见中，有人不承认这样的作品是“戏剧”；有人说拿几斤白面粉在台上倒撒是暴殄天物；有人干脆说看不懂；也有人为了剧坛的百花齐放同意、鼓励这种尝试。《正正反反》承袭了达达主义的核心精神—— 118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虚无、毁灭和在普遍的否定中，否定传统的戏剧、毁灭演员、毁灭导演、拼导凑或任，意涂抹现成作品进行创作。《鬼魂奏鸣曲》当时在本澳一幢具有欧洲建筑色彩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演。这完全与剧作者斯特林堡的“室内剧”创作一脉相承——情绪和气氛主导一出戏的演出。三幕戏分别在三个不同的空间进行，观众随着戏剧剧情的发展转移看戏的空间。导演意在显示戏剧的全景并激发起观众感同身受。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本戏所缺乏的正是表现主义戏剧的“力”与“激情”，导演并没有成功地营造扭曲或变形的现实。本澳1980年代末或1990年代涌现的这批探索剧或实验剧，其共同点是形式上的创新大于内容的创新，在内容上相对地缺乏引人深思的哲理内涵。或是从戏剧作为整体文化的角度而言，这些戏都缺乏了一种对人生、对社会意义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探索剧式实验剧的出现究其因由固然与内地1980年代的戏剧思潮有关，但正如一切事物的兴旺或消衰，必须同时受多种多样的因素影响或制衡，澳门的探索剧热，从积极的角度看，是戏剧人力求打破传统的戏剧观念所作的努力和尝试。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亦存在着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否定及对西方艺术的盲目崇拜或追随。以关于澳大版《自烹》的争论为例，1992年11月1日《澳门日报·艺海版》“演艺讲场”栏中刊出一篇题为《从汇演座谈看几个问题》的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反观当今澳门剧坛，大部分还是采用自然主义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手法在鲁迅那个年代便已经运用，到了今天，应该有所改变了。对比外国和港台，我们实在落后了很远，人家已超越了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达达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甚至向后现代主义的终极进发，而我们剧坛仍是在原地踏步……。”这的确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心声”，因而有了一些形式决定内容或形式大于内容的走了极端的戏。这当中还有一个形式上创新比内容上创新易见成效的因素存在，这一因素造成创新只在形式的探索中徘徊不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并不鼓励。1990年代澳门戏剧的发展毕竟是令人欣喜的。一批以学生为基础，走过校园戏剧道路的新剧社，开创了澳门“新校园戏剧”。慈艺话剧社、校园纯演集、朗妍剧社、晴轩剧社等为新校园戏剧代表剧社。自1994年起，这些剧社先后上演了《青春三面睇》、《上帝搞乜鬼》、《小王子》、《暖毛毛》、《阳光拍子机》、《澳门·我们》等剧目。新校园戏剧的特点是打破传统的校 1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园戏剧的说理说教、寓教育于戏剧的功能，它们以说年轻人的心声、演年轻人的戏为追求，在模式上延续了探索戏剧的表现形式，并渗入歌、舞成分。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校园戏剧带着极大的游戏性成分在舞台上出现，成功地沟通了台上台下同龄人的心灵，因而其演出总是能得到极热烈的剧场反应。其中，朗妍剧社的《暖毛毛》是以小剧场形式上演的，这是一出较有影响的小剧场环境儿童剧。它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种观众共同参与的戏剧环境，直接与观众达成交流。《阳光拍子机》则是一出青少年音乐剧，该剧由慈艺剧社及晴轩剧社联合制作，连续演出五场，为近十年本澳独立演出场数之冠，开本地音乐剧制作先河。莫兆忠是新校园戏剧较突出的代表人物，他是在周树利先生引领的校园戏剧路上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剧坛中人，于中学毕业后兼任戏剧教师。莫兆忠是编、导、演的戏剧多面手，他承袭了传统的校园戏剧风格，但更注重戏剧题材及内容的社会性，以及戏剧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可观性，其剧作包括《阿毛·我儿》、《子君的手记》、《树荫下的回忆》、《梦剧社》、《飞越自我》、《星星男孩》、《澳门狂想曲》等短剧。《阿毛·我儿》一剧勾勒了痛失爱儿阿毛的母亲的悲情形象，同时也对拜金社会的见死不救、冷眼旁观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星星男孩》于第七届全澳戏剧汇演获优异整体演出（亚军）、最佳创作剧本、优异演员及优异新秀演员奖。面具剧社和土生葡人剧社为本澳多元化戏剧风格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前者于1992年成立，宗旨是集合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及语言、热衷戏剧艺术的人。该社曾于创社时作首次公演，将斯特拉文斯基的《士兵的故事》搬上舞台，参演者有中国人及葡国人，导演为法国人。此后，面具剧社在戏剧艺术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多方面探索，于1995年借用澳门卢廉若公园（中式庭园建筑）作“环境剧场”演出。同时，该社亦协助其他门类的艺术演出，于1996年参与制作舞蹈剧《一则沉沦的启事》和《舞·语·录》。土生葡人剧团以保留一种不同于葡萄牙语的颇具特色的土生葡人语言为己任，曾赴欧洲等国家公演。前面说过，近十年来澳门共上演本地创作剧目80个。以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而言，这个数字并不简单，它得力于政府及民间团体近年来对剧本创作的鼓励与支持：艺穗会由1987年起开始举办剧本创作比赛；政府的文化司署于1996年举办以“澳门人·澳门事”为主题的剧本创作比 120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赛；而由澳门笔会和澳门基金会合办的1997第二届澳门文学奖中，在原有的小说、散文及诗歌组的基础上，增设了戏剧组剧本创作奖，完善了文学奖的意义。重视舞台演出是澳门戏剧的一个主流，全澳戏剧汇演于1991年起由澳门市政厅主办，截至今年已举行了八届。这是一个集中本地戏剧团体演出的大型汇演，也是集中呈现本地戏剧水平的最大型戏剧活动之一：由本地和外地资深戏剧工作者组成评判团，对本地戏剧水平的一次公开检阅；汇演为实验剧等小众戏剧提供实践的天地；由汇演引发关于戏剧艺术的探讨和争论（如第三届《自烹》）；涌现优秀剧《魂去来兮》、《众生》、《星星男孩》及《张三李四》等。除戏剧汇演外，由澳门文化司署主办的澳门艺术节亦同时于1991年拉开帷幕。艺术节活动由本地和外地艺术团体共同演出，包括歌、舞、乐、话剧、戏曲、曲艺等嘉年华式的艺术活动。自1992年起，艺术节话剧节目首次邀请广州导演林兆明莅澳执导俄国著名戏剧家果戈里名剧《钦差大臣》。该剧演员均来自本地戏剧团体，开剧团联演之先河，自此艺术节的话剧演出成了本澳剧团精英演员的集体亮相，而话剧演出亦成为艺术节的重头戏。此后连续几年艺术节中上演的话剧，包括美国名作家纽·西蒙的《乌龙镇》、香港著名编剧家杜国威的《虎度门》、法国著名剧作家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法国著名剧作家莫里哀的《吝啬鬼》，分别邀请香港资深戏剧工作者麦秋、邓树荣及广州导演林兆明执导。1997年的艺术节在延续以往东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尽显本地创作的艺术特色。话剧演出也相应地作了调整。首先是“量”的变更：由过去的每年一戏变为第八届的一年四戏，有《澳门特产》、《众生》、《香口胶情缘》、《西洋，好地方！》，后者是澳门土生土语戏剧首次参加艺术节演出。其次是四出话剧的编、导、演均由本澳话剧界亲力亲为，作为话剧向本地化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澳门特产》和《香口胶情缘》是1996年下半年文化司主办的“澳门人·澳门事” 剧本创作比赛的获奖作品。《澳门特产》的剧作者李宇梁以写意的手法“表现”1960～1990年代澳门的变迁。这不是历史剧——因为它不以时间顺序为主要发展线索；它也不是写实剧——因为它不以真实地“再现”澳门生活原貌为依归，其间更多的是夸张、变形，侧重于主观的写意形式。这出戏更近乎布莱希特的叙事剧，融表现主义、自然主义于一体，把澳门的过 1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去、现在、风俗、人情、社会变迁、自身定位问题及对澳门这方土地的情感、态度倾注其中，作理性审视的同时强调戏的观赏性和剧场性。校际戏剧比赛、新秀剧场、短剧汇演、独脚戏比赛及将于近期举行的亲子剧场都是普及和推动戏剧的主要年度活动，为热爱戏剧者提供观摩、切磋的机会。随着戏剧活动的发展，本澳剧坛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在内地著名导演林兆明的努力下，1989年首次穗澳戏剧交流活动达成，演出了《法庭内的小故事》、《红色康乃馨》、《爱的音讯》等短剧。此后，本澳戏剧教师周树利亦在拓展穗港澳三地戏剧交流上作出努力，使交流层面不断扩大，儿童、老人、学生等戏剧小组相继参加此类交流活动。首届穗港澳大专学生戏剧汇演于1996年暑假在澳门成功举行，澳门大学先后以创作剧目《魂去来兮》和《圣诞老人，我不要》参加两届汇演，与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广州教育学院、广州高等师范专科学院的同学同台演出。1993年戏剧工作者周树利应邀代表澳门参加香港中文大学邵逸夫堂主办的“当代华文戏剧创作国际研讨会”，这应当被视为澳门戏剧首次参与国际的交流。来自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北美和法国等地的华文剧作家、剧评家在会上介绍了世界各地华文戏剧的现状，并对其发展作了探讨，同时对各地选送的将近20部剧作展开评论。周树利亦选出其创作的多个剧本，由慈艺剧社现场表现《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剧。1996年夏季，本澳戏剧界组成代表团赴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国戏剧交流暨学术研讨会，并观赏了12台由内地、港、台演出的观摩剧目。这次研讨会为澳门剧坛带来了颇大的冲击。一是引发起澳门剧坛关于创作有澳门特色的作品的思考。（“澳门人·澳门事”剧本创作比赛获奖作品《澳门特产》）剧作者对澳门“身份”问题的思考，《澳门狂想曲》及第八届戏剧汇演中几个以澳门为背景的改编剧目，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剧作者对创作“澳门特色”戏剧的渴望与关切。二是现实主义的复归。这一复归缘自大会展演剧目《北京大爷》的人艺风格，此后有了历史剧《断云依水》和现实主义作品《镜海濠情》（“澳门人·澳门事”比赛获奖作品）及以同类风格搬上舞台的纽·西蒙剧作《少年十五二十时》（《布莱希顿海滩的回忆》）。1997年5月本澳戏剧界再组代表团参加由广东省剧协主办的“尤金· 122

90年代澳门戏剧状况奥尼尔研讨会”。在听取各地与会专家对奥尼尔作品的阐述分析后，本澳第八届戏剧汇演的参赛队伍Live! Preforman将奥尼尔作品《休吉》搬上舞台。创作者把原作中1920年代纽约的背景改成1990年代的澳门，剧本内容反映的是一个发生在三四流小旅馆内门房与赌徒的故事，取名《张三李四》。该剧在本澳第八届戏剧汇演中获优异整体演出奖及优异演员奖。澳门戏剧以业余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构筑了别具一格的多元化风格。我们相信即将走过1990年代发展期的澳门戏剧，会以更成熟的姿态迎接新纪元的到来！（原载荣广润主编《戏剧艺术》第4期，上海，上海戏剧学院，1998） 123

澳门小说的未来——一个小说作者的观察邹家礼*这是一个大题目，写大题目需要大手笔。本来，在众多专家学者、前辈作家等大手笔面前，我是不该献丑，不该在此说三道四的。可是，由于这是母校主办的研讨会，也由于个人兴趣的关系，我觉得自己应该放下羞怯、放下谦虚，以便关心澳门的小说，以及澳门小说的前景。然而，我不打算在此假装拥有大手笔，亦没有能力把这题目写成小说创作的指导方向。我只打算以一个本地年轻作者的身份，回顾近年在此间遭遇过的问题，思考澳门小说的发展趋势。因此，我想我不需作旁征博引的精确论述，我要写的，仅是实实在在的，在此间写小说所观察到的问题。一“小说”在澳门带来的尴尬直到我下笔为澳门的小说写一点评论文字时，我还在追问自己：“澳门的小说，到底有什么可供评述？”这种追问出于两方面的自知之明，其一是我学识有限；其二是我深知澳门的小说，不管以质而言还是以量来说，可供各地学者大书特书的地方，其实不多。而逼使我不停地追问自己“澳门 的小说有什么可供评述”的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我内心深处尚有另一个更难以启齿的问题：“小说尚且如此，还谈什么文学呢？”可能是我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有问题，但我始终觉得，一个地区的文学是否繁荣，先决条件是该地区的小说发展健康。所谓发展健康，简单来说*笔名寂然，小说家、专栏作家。 124

澳门小说的末来就是：有足够的人肯写，有足够的人肯读。 之所以以小说来作为一个地区的文学繁荣指标，原因很简单，皆因小说和群众的距离最近。根据《汉书》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说明小说是“从群众里来”的。至于苏东坡所记：“途巷小儿薄劣，其家的厌告，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有出涕者；闻曹操战败，则喜，唱快！”则指出小说能“往群众里去”，与社会各个阶层交融。既然小说易读、与群众的关系密切，它理应受到欢迎。要是连最易读、最易为群众所接受的文学载体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欢迎，未能发展到应有的高度，我以为我们不宜，或者很难说此地的文学已经发展到繁盛的地步。于是，所谓难以启齿的原因就不言而喻了。要是我歪曲事实说澳门的小说质、量俱佳，则显出了我的虚假，也误导了读者对于澳门文学的整体了解。但要是我坦白地指出澳门小说的诸多问题，则令所有对澳门文学抱乐观态度的朋友们感到尴尬，亦会令澳门文学的形象受损。于是，我面对着一个两难的抉择。终于，我决定要将一些较真确的问题表述出来，我觉得澳门小说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二读者的问题是的，我以为小说创作和读者之间有着一种互相带动的关系。这么多年来，谈澳门小说的论者似乎都不喜欢谈读者的问题，仿佛一谈读者便令作者自降身份，一说销量即令小说变得俗了。但正如我刚才所说：小说是“从群众里来”，“往群众里去”的。评论小说，从读者讲起，才能更深刻地描述此间小说的特色。一直以来，澳门的读者都以一种很功利的眼光来看本地作者和本地小说。即使现时大专教育普及化，人们遇上喜欢写作的人，还是会有点，惊讶的反应，更多的人是以仰慕或不屑的口吻问一句：“写作，能赚得多少钱？”也是由于这种“写作，能赚得多少钱”的追问，促使此间的读者在面对一个作者，或是一篇作品之前，总会有意无意地先以“赚钱／不赚钱”这个概念来评比此作者或作品，先作了一个隐藏的结论。然后就会以一种“不赚 1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钱”就不是好东西的功利思想来将作者和作品拒诸门外。当然，总有人认为庸俗的大众往往无法欣赏艺术家的伟大心灵。所以，读者支持与否，并不重要。问题是：文学作品是写给人看的，小说更是与大众接近的文学体裁。才华横溢的作者定能写出雅俗共赏的小说，他得到金钱和声誉也是理所应当的。只要他继续保持写作，不断地有进步，读者们始终都会支持他。但据我的观察，澳门小说和澳门读者之间的互相带动关系是：此间的读者根本觉得本地作者的作品及不上内地或者台港作家，既然花钱买书，当然要买较好的那一本。因为读者支持不够，作者也有点劲度不足，几位重要作家，比如鲁茂、周桐、陶里、林中英等虽然以极认真的态度去创作小说，但始终不能全身心投入。至少，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全职作家。当写小说只是业余兴趣时，争取读者的心态自然相应减少。于是，看澳门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少，几位重要作者之中亦有人产量减少。这样互相影响，自然形成澳门小说“作者寂寞地写，读者冷淡地读”的现象。三作者的问题作品不受读者欢迎，除了是读者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责任。澳门小说的优劣，我个人觉得是难以评说的。从内容而言，澳门的小说作者积极以反映现实为职志，这本来是正确、正常的创作策略。然而，澳门的小说作者都不是全职的，即使当中有人笔耕不辍，其小说内容，亦往往不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也就是说，澳门的作者很少能对社会的最新趋势作出最快的反应。他们很少会主动探究最新的潮流，思考当前的热门话题，更遑论以小说来掀起任何热潮。这些缺点，当然与作者个人的才情有关，但亦与他们不能全身心投入创作有莫大关系。至于技巧方面，澳门小说以传统写实手法为主，非常讲究起承转合、小说三要素等人所皆知的方法。陶里曾经以“魔幻现实”手法完成《百慕她的诱惑》，算是一种突破。林中英和寂然以日记体和重视叙述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一对一》内的中短篇，亦算是一次突破。但总体而言，澳门小说的主流仍然是传统手法，原因是此间作家实在很少去主动观摩、挖掘或者创造新的小说技巧。从1980年代起，内地的小说艺术开始了一场重要的革 126

澳门小说的末来命，大部分作家纷纷向外国的前卫小说学习。然而，这场遍及内地，甚至引起台湾“内地小说热潮”的小说革命，对澳门的影响却不大。这足以说明：澳门的小说作者很少能在创作手法方面动脑筋，更不会想到以各种新手法来建立此间的小说特色，甚至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澳门的小说作者是被动的。他们之所以创作小说，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这是他们值得尊敬的地方，但也是他们的作品受到局限的原因：满足自己兴趣的时候多，顾及读者的时候少。身为澳门的小说作者之一，我自以为明白此间写作人的心态。他们一方面自满于目前的成就，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对外投稿可能面对的挫折。我甚至见过有几篇小小说刊登在《澳门日报》便自以为是大作家的井底之蛙。更可悲的是，井底之蛙正有年轻化的趋向。澳门小说作者面对的最大问题也许不是销量问题，不是写作态度问题，不是小说内容和技巧的问题，也许，澳门小说的最大问题，还是作者的视野不够广阔。虽然说现在科技先进、资讯发达，但地球上的科技越先进、资讯越发达，则越能反映出此间小说作者的视野仍然相当褊狭。四文学市场由小说开始所谓视野褊狭，主要是指此间的作者大都很安于现状。然而，写作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世界各地的沟通越来越容易，澳门作为边缘地区的地理因素已经相应减少，我们已经不需因为地处边陲而感到自己理应落后。我们没必要，也没理由这么安守本分，任由自己，或者新一代的小说作者继续永远冲不出这小城；任由世界不断进步，我们则指着《澳门日报》的一角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是大作家。“冲出澳门”，已经是喊了多年的口号，但冲出去之前，我们有否想过：我们是否已经完全控制了澳门？我认识一些本身非常热爱澳门，但又对此间的文学市场非常失望的写作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澳门是没有所谓文学市场的，即使有，这市场也不是以澳门文学为主导。当然，有作者会看不起这个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说它微不足道。当然，有些常常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的作者会认为这小城的人根本没有文化去欣赏文学作品。问题是：持以上观点的人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作为此间 1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写作队伍的一分子，理应负起推广澳门文学的责任，理应替此间的文学作品想方设法，理应主动地将本来是属于澳门文学的小小文学市场争取回来。对于争取本地读者阅读本地文学，我以为澳门的小说作者该负上最大的责任。理由还是那句老话：“小说与群众最接近。”直到目前为止，澳门小说的结集出版还是处于被动状态，即出了就算，不会想到有销路，不会想到在社会造成轰动，不会想到引起抢购热潮。是的，人们由写作小说至小说结集出版，都想不到这些，甚至不敢想这些。然而，我们为什么不想想这些？我们真的甘于自己的小说让知识分子不屑看，市民大众也不屑看吗？我们真的不希望澳门的小说能够有抬头的一天，能够成为雅俗共赏的经典吗？是的，要有收获，就要有付出，要澳门的小说茁壮成长，就得要澳门的作者加倍努力。我以为小说作者应该尽量求变，不要用同一副腔调同一种题材重复地写，不要再死守传统技法，要接受新的手法，多观摩人家的技术，以便自己创出好的技术。创作时不要那么闭门造车，最好能多做一点调查，要做到故事好看之余，还能给读者一点新知识、新资讯，或者一套新的思考方法；要抱着蓄势待发的心情，要有出击的重点，眼中要有读者，不要只有你自己。创作人自我提升的方法有很多，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在此也不必多说了。有了思想准备，作了自我提升，我们就要讲一下策略。我们似乎一直重视长篇而忽略短篇。当然，长篇小说的篇幅长，所费耗的时间、心血皆较多，是以它值得重视。然而，我认为澳门小说作者还是应先加强短篇的创作，以改革短篇小说为首要任务，令读者透过这些短篇在短时间内感到耳目一新，重新吸引一批新读者，再加强中、长篇的创作也不迟。五小说教育关于澳门小说的未来，不可不谈的一点，是小说的教育。小说教育，其实有两部分，首先是读小说的教育，其次是写小说的教育。澳门小说之所以缺乏读者，原因其实是澳门的教育机构向来对小说阅读的培养不够重视。澳门的读者眼光之褊狭，可说是仍处于“未开化”阶段。小说读者除了对澳门小说缺乏兴趣，对现当代文学更是欠缺认识。据 128

澳门小说的末来我的观察，澳门人总好像受了某种诅咒一样，不能面对当前的文学作品，反而喜欢阅读过去的、古老的经典，如《三国演义》、《红楼梦》、张爱玲的作品等。同时，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低。如同此间的作者一样，读者们亦非常安于现状，不想去面对或者接受新的东西，只顾频频回顾旧的、已被接受了的事情。是以我在这里提出要加强阅读小说的教育，不能再让孩子做井底之蛙，不能让他们只知有罗贯中与曹雪芹，不知有马奎斯和卡尔维诺。至于新一代小说作者的情况，其实是颇不令人乐观的。在本澳普遍利字当头的教育之下，爱文学，爱写小说，根本就被视为死路一条。加上在本澳写小说难以获得理想的报酬和重视，是以许多本来颇有潜质的新作者，始终不能坚持下去，多数是辍笔不写，或极之偶然才写一两篇。这情形令本澳的小说创作队伍欠缺新冲击，读者亦长期感到澳门小说欠缺新刺激。因此，要澳门文学得以发展，除了要加强小说读者的教育，还应加强作者的鉴赏能力、分析能力、创作能力。六结束语不管是澳门文学还是澳门小说，其实都极度需要澳门的作者积极求变、努力提升，也需要读者的支持和鼓励。澳门向来以诗闻名，但诗歌讲求精炼，而且往往自有一套语言，并不容易被理解、接受。我们期望澳门的小说能急起直追，后来居上，令澳门的小说发挥其应有的力量，令此间的群众能被本地小说感动，进而改变澳门文学的现状，扭转现时澳门小说平静如水的局面，开拓文学市场，扩大澳门小说的对外影响力。（原载李观鼎编《澳门文学评论选》，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 129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汤梅笑*15世纪末，葡萄牙航海家华士古·达·伽玛开辟了贯通欧亚的新航路后，16世纪葡萄牙人机缘巧合地来到东方，据居天朝土地的南端——澳门，从而使澳门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地。岭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在五岭之南延伸发展的一种形态，代表着中华文化主导澳门的华人社会。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虽然可以挟其政治和经济的力量在澳门繁衍，但它不能消融、化解优秀、深厚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葡萄牙入踞澳门的目的是寻求一个立足点以进行东西方海上贸易”，因此，“只专注于自己居住环境和教堂为中心的宗教传播基地的经营，而不把澳门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城市功能的社区来全面建设。它客观上也造成了澳门社区的互相分隔，而使不同文化在各自分隔的社区中保持自己的风韵色彩”。澳门社会依然基本保持着中华传统社会的形态，“但中华文化在澳门的发展，主要在华人族群的底层，并且大量以常俗文化的形态出现”。①中华文化是澳门华人的遗传基因，渗透在华人的观念、行为中，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反映到澳门文学创作中来，营造出一种文化景观。“世情生态”小说是澳门华人小说的主要类型。所谓“世情生态”小说，所写的是小城民间社会普通市民阶层的世俗生活情状，这里面没有尖锐的政治抗争，没有沉重的历史风云，没有理想主义的崇高情志，表现的是众生百态和民间尘世的人情、世态、事理。这种现实主义作品，在对澳门*笔名林中英，《澳门日报》副刊课主任。①刘登翰：《论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收入《千禧澳门文学研讨会》，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第21～23页。 130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都市人生世相的种种描绘中，反映出澳门社会的向善、宽容冲和、知足务实的人文环境和文化精神。一“善”在人物性格中的体现无论在中国或是在西方，最高的道德就是善。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要把价值的源头定位在人性之中。向善的内涵是多方面的，体现为正义、勇敢、理智、怜悯、忍耐等内容。“善”作为社会文明价值观，表现在澳门小说人物的品格上，并落实到小说的道德教化题旨上去。“善”体现在正义、勇敢的道德品质上。周桐的长篇小说《晚情》把人文关爱伸延到老年人的感情世界中去。沈万钧和骆霞在青年时代时是一对爱侣，可是因为沈万钧贫穷，骆霞被父亲骗回广州，要嫁到成都去做一个军官的继室。沈对骆的处境充满了理解。四十多年过去了，旧情侣在澳门重逢。彼此的配偶都已去世，二人本可以重拾一段未了之情，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他们克服了东方社会的顽固的世俗观念，谁知却面对冲不破的难关。因为沈营商成功，早已发家致富，他的子女害怕父亲的财产落在别人手中，千方百计阻挠；另一方面，骆的大女儿需要申请母亲到美国去为自己看孩子，二女儿知道沈家的第二代不好惹，她得不了好处，靠着母亲的移民带她到外国找个结婚对象更实在些。沈骆两家的下一代为了私利，无视长辈的需要，干涉长辈的权利，分别合力阻挠。沈骆二人面对爱情与亲情的两难选择，孤立无援。小说的叙述者“我”——女编剧家王玉琅，痛惜沈骆青年时代因为没钱而错过了姻缘，暮年却又因为金钱问题再度难圆好梦。出于正义感，她站在沈骆这一边，从旁大力予以鼓励、帮助。原来已有太太的沈家儿子沈安摆出情场圣手模样，博取玉琅好感，想勾搭上美丽的玉琅，但当知玉琅站在与他敌对的位置，便露出假绅士的面目。玉琅坦然面对奚落和警告。在激烈的冲突中，善良的骆霞不想“得罪了年轻人，明天会老来无依”，她认为“没有必要搞到罪叛亲离”，只好懦弱地离开；沈万钧那对身心异化的儿女，则成了父亲病逝的催命凶手。所谓亲情，在利欲侵害下露出了凶残的底蕴。王玉琅在帮助沈骆二人的过程中，得不到母亲的理解，还遭受充满功利心、正在为一宗生意巴结沈安的男友治平的 1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反对和出手阻挠，使她亦面对爱情与正义的选择。为了正义，王玉琅拒绝沈家女婿的收买，失去了自己剧本开拍剧集的机会。治平曾对玉琅说：“我们整天争吵，关键只在一个：你要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要照的只是我自己，和同自己有关的人……我的精力不多，就只能顾及那么些人。我是凡人，我不是耶稣，不是救世主。”像治平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但只为自己利益做事，欠缺正义之心。玉琅“吁了一口冷气，他讲的一句不错，我们在某些地方，完全南辕北辙”。王玉琅看透了男友的本性，他宁愿为她买银狐大衣，也不愿借出三万元帮助正处困境的好友，令好友失去女朋友。因为治平与她的价值观相违背，她放弃了爱情，到美国念书，追求自己的理想。王玉琅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有力而生动。她善良、机智、敏于行动。在骆霞上飞机那一天，沈万钧突然中风，危在旦夕。王玉琅避过母亲的看管，赶到机场想通知骆霞，欲令她回到澳门见沈伯一面。男友追踪到机场，二人发生纠缠，这种纠缠是善与恶的纠缠。王玉琅身上闪射着正义、勇敢的人格光辉和道德理想的光辉。这个人物形象能打动读者的心灵。“善”体现在理智地判定人生价值取向上。例如，莫名的短篇小说《利总经理的生意经》。惠芬跟着表哥利辉华做贸易，利辉华趁内地改革开放刚起步，在内地寻找商机，除了送礼拉关系，还弄虚作假，借力打力。为了加速签署合资开发锡矿的意向书，野心勃勃的利辉华邀请有关领导来澳门游玩，设下骗局，隐瞒自己的薄弱实力。眼看着整个骗局过程的惠芬，为自己有份参与欺诈感到不安。她不愿与表哥同流合污，毅然辞职。小说中的利辉华依然飞黄腾达，然而惠芬却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她对辞职亦没有什么大道理，只归因于自己的“怯懦”而已：不义的事情做不来。莫名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改不完的剧本》里的报社女记者“我”，却有过向私欲低头的时候。“我”在一场火灾中采访了一位救人英雄吴惠芳。她的曲折身世和心路历程被报道后，引起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张查理的兴趣。张查理请“我”以此人物为原型写成剧本，可是为了投合商业需要，要把人物抹黑。“我”求名心切，动手改写，但仍不能达到电视台的要求。“我”内心彷徨矛盾，兄弟、男友不住地怂恿，说什么“别太清高执著”，“等打响名堂才来坚持原则”，但“我”最终没有昧了良心来歪曲人物，为此还付出了和男友分手、与兄弟不和的代价。这两个女主人公都流露出“善”的人性的本真，她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利益，但是得到了良心的安乐。这种价值取向正 132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显现出为人处世的真智慧。“善”体现在追求和谐的人伦上。林中英的短篇小说《百密一疏》呼应着和谐即善、隔绝即恶这一伦理观。作者在开篇说：“人就像刺猬，当距离拉近的时候，就会被彼此的刺所刺痛。”住在横街窄巷里的张太觉得对户的陈设引起她的风水忌讳。她未经了解，便断定对户是有心作对，而心生怨念，更横蛮地阻止儿子跟对户的小孩子隔着露台玩兵捉贼的游戏。傍晚，张太家里突然闯进了两个贼人。原来贼人早已窥伺多时，观察到张太家的露台没有成年男子的衣物晒晾（张先生是海员），猜到这个家庭只得妇孺，故斗胆在晚饭时候来作案。张太和儿子遭受捆绑，在张太快要被贼人强奸时，一场未完结的兵捉贼游戏竟救了张太。对户的男孩呼唤玩伴，大叫“捉贼”，歪打正着，令贼人以为事败，急忙逃遁。作品通过出人意料的结局嘲弄了成人之间的猜忌争斗，表达了和谐的关系却可形成解决问题、化解危机的力量这一观点。资深作家鲁茂，他的职业是中学教师，其整体文学创作强调教化作用，主题注重道德取向。张扬正气，导人向善是他的写作原则。他的作品多以青年人为主人公，写的是人成长的故事，道出什么样的人生才有意义。鲁茂的小说歌颂美好的情操和美好的人伦，注重体现善的道德精神。比如《凌晨》，描画中学生的追星族现象。学生们课余追逐歌星，学习成绩大受影响，还常为拥戴不同的偶像而结怨。一位面临毕业试的女学生为捧偶像追索签名而跌断了腿。曾经跟她结怨的同学不计前嫌，为她补习功课，使她顺利通过了补考。在这一过程中，她悟到真正友谊的重要，能帮她的是同学不是歌星偶像。另一篇《似花非花》，描写洋行主管张君乐被新来的性感女秘书所诱惑，心猿意马，觉得太太淑芬虽好，却欠缺了一点新鲜感和魅力什么的。这使他在防线边缘矛盾挣扎。同在洋行里做事的表姐得知张君乐的情况，暗里使方法挽救这段婚姻。她鼓励淑芬为慈善筹款表演芭蕾舞，让张君乐惊喜地看到妻子的出色表演，欣赏到她的美和她的才华。张君乐终于有所醒悟，消除了非分之想。在鲁茂的作品里多有善人——“光明的使者”，他们是工会骨干，或者是社会工作者、教师、好学生等。在主人公迷惘或误入歧途的关键时刻，他们在旁扶助指引，使主人公拨开人生迷雾，走上正途。鲁茂的长篇小说《白狼》里的光明使者是社工杨韵心。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可是贯穿整个小说。她使白朗伤残的妹妹走出自闭，增加生活 1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热情。后来，白朗在黑社会中越陷越深。因为黑帮中人为利益互相倾轧，白朗受到欺负，加上他仍存一点良知，在危急关头，他向杨韵心求助。在杨韵心勇敢报警下，警方大举出动，扑灭了匪帮，挽救了白朗。鲁茂除了在作品中通过人物和情节表达他的“善”的题旨外，还喜欢在作品里适当时候加插议论，进行说教，如“加入黑帮这种勾当正是入时容易出时难，不少幼稚无知的青少年，误以为人了这些帮派是十分威风，可以恃势欺人；其实是大错特错，一旦要摆脱时，往往要付出惨痛的血肉代价的哩！”鲁茂为张扬正气，鼓励向善，作品里的好人终有好报，坏人难逃天网。然而过于强调劝善，使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转变出现简单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令鲁茂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削弱。二小说中指导人生实践的“恕道”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儒家的忠恕之道最能显示出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信念，它指导着人生实践。恕道，是待人的原则。孔子说：“仁者恕也”，又说：“推己及人谓之恕。”可见“恕”之重要。它包含宽恕、容忍、体谅、接纳等意思。恕道是以推己之心，以爱人的精神，以己心度他人之心，以己情度他人之情，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自己能够成就的德行美事，也愿帮助他人实现，使人与我可共臻善境，使社会圆融和谐。根据1991～1992年间在澳门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53.5%的被访者同意或十分同意一个人应“凡事不要与人争，能忍则忍”这种观点。研究认为，澳门华人具有民主社会所需的温和忍让的美德，但这种忍让亦包含对权威的顺从和屈服。①传统的恕道深植于澳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由此可见一斑。在澳门小说里，以原谅宽恕为主题的作品中，周桐的长篇小说《错爱》最突出动人。建筑工程师李怀民有一个两个女儿的幸福家庭，太太尤琴是杂志编辑。她两度患上乳癌，仍得到丈夫的关怀深爱。然而李怀民有一段隐秘。1970年代他到中东公干时，遇上枪击事件，被一名加拿大女记者安琪舍身所救。二人相交十分投契，客旅中发生了一夕之缘，之后两人便分①余振、刘伯龙、吴德荣：《澳门华人政治文化》第四章，澳门，澳门基金会，1993。 134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手了。安琪怀了李怀民的孩子里蒙。在孩子七岁时，安琪遇意外丧生，由其前夫约翰逊带着孩子。因约翰逊找到新伴侣，里蒙不被妻子接纳，约翰逊遂按着安琪的遗嘱把里蒙交给生父。约翰逊好不容易找到李怀民。李怀民不想这个突然而来的孩子破坏平静的家庭予以拒绝，但敌不过良心和孩子的吸引，便以领养为由，获得善良的尤琴的同意把小里蒙接回家。岂料早熟的里蒙偷了母亲的日记和李怀民所刻送的印章带在身上。他在李家犹如一枚定时炸弹，等待在某一天爆炸，把这个充满温情的家炸毁。另一方面，尤琴那向来浪荡的妹妹尤铃来到澳门在李家住下。她嫉妒姐姐一直以来在爱情、事业、家庭上的得意。她除了想趁着姐姐有疾病时勾引李怀民，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外，亦觊觎姐姐快到手的千万元家族遗产，歹毒地向姐姐下毒手，向她打心理战，以不治之症的负面信息影响尤琴的情绪，想让她病情恶化；又不择手段离间李尤之间的夫妻感情，再取得安琪的日记，探知李怀民和里蒙之间的秘密。要挟李怀民就范不果，她向尤琴告密，带她离家，设计让尤琴在意识模糊时跳楼自杀。后来尤铃的奸计被识破，然而追求理想爱情的尤琴却无法接受丈夫曾经发生的“错爱”和其私生子，与丈夫分居。早熟乖巧的里蒙自知身世，他理解父亲的处境，提出要返回老家澳洲去。里蒙离开的日子越近，尤琴的内心挣扎越剧烈。这个孩子已与她建立了感情，他在澳洲已无家可归，只能入住孤儿院。她意识到“这不是孩子的错，为什么要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大人所做的一切后果”。她觉得“我们太自私了”。尤琴认为，“我既然接受了阿铃对我不好的事实，为什么我不可以接受小里蒙存在的事实？我知道，小里蒙走后，我们不会比他在的时候更快乐。或许我们会更痛苦。与其分开而大家痛苦，不如就在一起，让我们慢慢彼此接受”。尤琴经受重大的打击，却以宽大的胸襟原谅了丈夫的过错，甚至宽恕了曾经要害死她的尤铃的罪过。她理智地处理了风暴后的家庭，她选择了复合。为了使已陷破产的丈夫不被他人误会觊觎她的家族遗产，她把遗产捐作慈善用途，她还将遗产中的一小部分用作寻找失踪的妹妹的费用。在《错爱》的结局里，尤铃流落意大利，神智失常，但被尤家的世交发现，送进了医院里。雨过天晴，尤琴对妹妹已恨不起。李怀民也提议“若带她回来，将她交给董医生好了”。周桐对这个反面人物未完全走上绝路的结局安排，亦显示了作者本人的恕道。梁淑琪的短篇小说《圈》，亦以宽恕为主题。女主人公萱萱是个护士， 1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与旧情人阿遇兜兜转转重回对方身边，比第一次恋爱时更懂得珍惜这段情缘。每日前来洗肾的病人李贞发现萱萱手上戴着由阿遇送的古董手表，竟是昔日她丈夫送她的定情信物，表底刻有“但愿人长久”语句。此表被她儿子偷去当掉作赌本，由阿遇买到。阿遇出外公干，二人画圈来寄托相思之苦。好不容易等到阿遇回来，阿遇送戒指向萱萱求婚，当晚正是月圆之夜，代表团圆。可是好事多磨，阿遇在街头遇劫，中刀丧命。萱萱陷入极度悲痛中。当萱萱返回医院以工作忘却伤痛，竟接到李贞于周前已送来的古董表，而李贞已自杀身亡。劫匪突然自首，萱萱被召到警局，重见劫匪，原来对方竟是李贞的儿子。萱萱才知李贞是为儿子铸成大错而愧疚自杀的。面对夺去自己幸福的劫匪，萱萱表现反常：“我原以为当我见到杀死阿遇的凶手时，会一如梦中般激动。但是，没有。……他偷偷瞥了我一眼，以一种近乎哀求怜悯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声对不起。千百句对不起也无法唤回阿遇的性命，但是当我听见他一句表示歉意的说话，抑压着的怨恨似乎都舒散开来。有人说过，宽恕是治疗心灵的妙药。……我呼了一口气，像解开了积压多时的困惑。我说：‘如果她知道你肯改过，一定会感到欣慰。’”正是宽宥的精神，把萱萱从巨大的悲痛中拯救出来。为了作案，对方已失去了至爱的人，道德的动力竟可使苦主萱萱反过来勉慰伤害过她的罪犯改过自新。方欣的短篇小说《爱你一万年》，也表达了同样的主题。编辑、女作家杨安安，她撰写的专栏被一位新来的记者秦强所赞赏。由于杨安安美丽而高傲，没有把秦强看在眼内，激起大男人主义者的秦强的好强心。秦强主动挑衅，刻意在专栏里与杨安安针锋相对，吸引她的注意，去赢取她高傲的心。可是一来二往，笔战越演越烈，后果适得其反。因在同性恋问题上，两人的态度不一样，秦强被杨安安反击为同性恋者。秦强被激怒了，用恶毒的语言，撰文侮辱杨安安是母狗。杨安安恼怒得停写专栏。秦强于寂寞中在文字里表露对杨安安的爱意，自大的他认为定能征服杨安安。杨安安终于约秦强见面，结果出乎意料。她真诚地亲口告诉他，自己比他大了八岁，两人相隔很长的距离，她不会接受他的爱。杨安安没有以胜利者自居，去揶揄、报复秦强，她宽容、豁达大度，面对秦强表现了一种挚诚的高姿态，是个可爱的女性形象。 136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三人物性格中儒家伦理道德的行为范式澳门华人社会，是中国伦理化社会。尽管每个人的思想动机有所差异，每个人的行为和活动的表现方式不同，但总体的动机和行为范式不可能脱离具有深厚基础的伦理道德文化。克制、顺从、退让是中国人社会里被鼓励的生活态度，故而在澳门小说里的人物，甚少见到有澎湃的激情和出格的举动。爱情婚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人生的敏感区。特别是对于女性，婚恋的悲喜剧更关系到她们的命运。以婚恋为题材的澳门小说，写到爱情与婚姻相脱节，相矛盾的问题，也没有放纵人物的感情，道德观念起了调节的作用。让我们来看林中英的《因为我曾选择过》。报社读者信箱主持人张怡，她是读者、朋友的难题顾问，深受信任和爱戴，可是自己婚姻爱情上的苦恼却无法倾吐。她有一位深爱她的丈夫，在生活上处处照顾她，可是他并不理解她的追求，缺乏在精神层面上的沟通，使她感到内心的寂寞。张怡爱上了一位男同事。她享受彼此探讨问题，她喜欢他的说话引发自己的思考。他有着丰富的内涵，有他在的地方，什么都变得有趣味。可是她不能与自己真正爱的人过生活，因为她认为已经“选择”过了，便无权再去选择。而且她有一个公众形象，她“扮演着专门启迪别人的角色”，亦即是一个教化他人的角色，更重“德”的表现。在张怡的意识里，认为“做人，最可怕是活在别人的手指头之下”。这段违规的私密感情，张怡不会让对方知道，更不会让它发展，闹至天翻地覆。她宁愿封闭了自己的感情，保存在心底里，维持了家庭的表面幸福，规矩地继续过她痛苦的“自囚”生活。小说纵使掀开女性意识隐蔽的一面，呈现一位知识女性对婚姻质素的痛切感，表现了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社会的道德原则相矛盾的痛苦，但没有进一步的自我世界与社会的激烈冲突，而以“德”作规范，最后自我消解了矛盾。林中英的另一篇作品《云和月》，女主人公月美因为整个社会环境形成一种困局，她不会为爱情作豁出去的追求，也是一个自我失落的人物形象。樊太沉迷打麻将忽视子女教育和家庭责任，把教育孩子的责任交给补习老师月美。设计师樊展才与妻子因生活兴趣与理想的差距早已同床异梦，他 1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欣赏月美的善良爱心和教育孩子的方法， 冒出了爱苗。月美的出现催化了家庭的变化。可是樊太的横蛮泼辣，保守社会里对第三者既定的负面看法，使月美在舆论上受到压力，加上月美不想爱人遭受社会的指责和子女的不敬，在朋友的规劝下，只得暗里抽身而逃。二人如明月与彩云相交，最终留不住彩云，彩云飘荡离去。这过程里也没有出现观念与行为的强烈冲击。中国第一个离婚高潮是1920年代“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很多青年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追求自由婚姻的人逐渐增多。离婚者主要以不满旧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而追求自由者为多，其中既包括男子，也包括了觉醒了的女性。在20年代末期，婚恋习俗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已是自由恋爱的时代。婚姻自由，也包括了离婚自由，但无论张怡与月美，两人的心灵潜藏着传统道德的基因，不去做出格的事。《错爱》的作者周桐在该书的“后记”中说：“男性婚外情被普遍视为一种‘过错’，女性婚外恋被视为‘道德与操守’上的问题。这也是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受的一种不公平待遇。”在传统保守的社会，女性所受的道德审判严厉得多。婚外恋、第三者仍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应以比较客观公道的态度面对这种社会问题：像展才与月美的爱情，并不是贪新厌旧，不顾社会责任，只满足情欲的两性关系，它应该得到理解和支持。在传统道德的规范下，面对爱情，月美选择逃避退让，是一个“自我”失落的女性形象。毛姆曾说：“自我本位是人性中的主要动机，也是我们永远难以逃避的本质之一——我不愿称之为恶德，虽然它是所有恶德中最丑恶的一种，但它同时也是我们美德的精髓——因为，它决定了我们自身的存在，没有它我们将感觉不再是我们真正的自我，没有它将感觉世上什么也不是。”①廖子馨的《命运——澳门的故事》里的大专生沈巧，也是一个自然地顺应规律的人物。沈巧抱着出外见识，闯一闯前途的心理，从内地的乡镇来到澳门当外劳。在家乡甘于淡泊的教师男友子平并不喜欢沈巧出外闯，二人的感情冻结于萌芽状态。沈巧在澳门被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公务员阿伟真诚地关怀。阿伟追求她已有六年之久，但她放不下子平。然而生活环境的不同，已使二人的鸿沟越来越大。后来，子平结婚了，沈巧的爱幻灭①毛姆：《书与你》，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第10页。 138

传统文化精神在澳门世情生态小说中的展示了，面对阿伟，“她实在不忍心再拒绝这个好男人……人生毕竟不能尽善尽美。况且她快过适婚年龄了，有时候命运不由她一人来谱写。”作者通过主人公道出了一种人生感悟。正如周桐在《评说小说奖》文中所说：“人生的真谛本不尽完美，充满缺憾和遗憾，在人生的抉择路途中，我们往往只能作次好的而非最好的选择。”小说在沈巧的婚姻刚开始时便结束了。沈巧“不知道这次的命运把握得好不好，但人生的道路总得经历这样几个阶段走下去”。未来是个未知数，沈巧以淡然的态度面对，踏实地把握现在所拥有的。在沈巧的身上，展现的是顺应规律、知足常乐的生活智慧。同样在生活中作无奈退让的作品还有周丽娟的《雪的回归》。周丽娟写出了澳门小城青年成长的心态，他们力图突破平淡的框框，最后却复归安稳平凡的世俗人生。一对中学时期的女同学，各自“追求人生的另一朵云彩”——个性化的人生方式。阿雪脱离常轨追求脱俗的爱，精神变异为性滥交，还当上夜总会的公关小姐。另一位同学“我”，选择了到东北念书，有家不归，追寻独立的个性和生活激情，浪迹名山大川，以裸体来体验与大自然相融。可是多年之后，雪回归安稳平凡的家庭的生活，而“我”亦逐渐体会亲心，顺从地拿出母亲塞给的干贝熬汤滋补身体，在生活方式上作了让步。尽管“我”不喜欢长大，因为长大意味着“规矩地服从社会规律，规矩地工作，规矩地结婚”；尽管“我”“恐惧被套在任何人的脚印里”，可是“我”仍免不了结束浪迹结婚去，透过丈夫的眼睛看到一个实在的世界。阿雪的眼睛也早已不作远望了，过着家常的生活，“安稳的日子像大阴谋家般从我们身上一点一滴地抽走某种我们不太在意的东西，或许那是青春的激情”。当日的青春激情已成为“不太在意的东西”。激情仅是青春时期的孟浪，成熟了便心境平和，回归现实人生，即使回望时残存多多少少的无奈。可见不行极端的澳门现实环境，确能塑造身心内外和谐的世俗化生命。澳门华文小说呈现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质，是有着平和、圆融、宽容、缓稳特点的人文环境。这是澳门的长处也是欠缺。它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但欠缺碰撞、抗争之下的改革、更新的动力，致令社会欠缺活力，呈现的是保守形态的现代都市化的社会。莫名的《挂钟》反映了社会的这种风尚，是颇堪玩味的一篇作品。学校里的教务处欠了一个必须的挂钟，老师都大感不便。事虽细小 ，只因为校长从不爱接受意见，老师们麻木了， 1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也为了保住饭碗，都不会开声。只有新来的教师梁殊人提出增购挂钟的建议，却遭校长批评无事生事，改变学校固有秩序。梁殊人碰壁后，没再提挂钟的事。他跟大伙一样是胆怯的，他变得神经质了，从校长的一言半语猜度自己是否会被解雇。他虽然被现实压迫，可是作为一个有教育良心的老师，他对学校的弊政不能视若无睹，他提出了比挂钟尖锐得多的关乎如何因材施教、如何合理收费等办好教育的问题。义正词严的话把大家震慑住。梁殊人对改革有着追求，可是处于孤立状态。他既倔强又懦弱，极度矛盾之下，他在家里挂满时钟。这是对改革要求得不到实现的一种抗议。他最后精神病发作，死在医院里。“挂钟”不仅仅是一件老师教学所需要的实物，而是小说里重要的改革精神象征物。梁殊人的改革要求与现实矛盾碰撞所产生的痛苦以及作品以悲剧收场的结局，使作品弥漫着保守社会的郁闷气氛。（汤梅笑著《澳门敘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澳门小说的文化品格与敘事范式》，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4） 140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廖子馨*一澳门女性文学的生长土壤在对澳门女性文学做全面、深入的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澳门的历史尤其是其文化土壤作粗略的了解。只有认识澳门女性文学的生长土壤，对其创作特色才能有更为科学、历史的理解。16世纪中叶始，澳门被葡萄牙逐步侵占，至今已有400多年。由一个半岛和两个离岛组成的澳门，远在中国“门户开放”之前已是被殖民者敲开的第一户门窗，是最早有华洋杂居的地方，澳门华人早早地便接触了西方文化。这里有中国庙宇，有教堂修院，也有清真寺；有中国人居住的简陋房屋，有西人葡人的宽阔邸宅；有葡国传统的广场、大街，也有聚集中国人的小巷。不同的文化标志在这块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融汇着。无疑，葡国殖民者为澳门带来不少当时的先进工业如印刷业、烧灰炉、兵工厂、鞭炮厂、火柴厂等；并且，带来玉米、花生、西红柿、生菜、卷心菜、西洋菜、木薯、木瓜、蕃荔枝、蕃石榴、菠萝等蔬果，还将香蕉、郁金香、金鸡纳霜等介绍过来，丰富了澳门的物产； 自然还有通过贸易进行的更实惠的“文化交流”，如葡国人向欧洲输入大量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象牙等，又从巴西传来鼻烟等。不过，最令澳门体现其中西文化色彩的，是大街小巷中具中国色彩和西方色彩的建筑物，两类建筑群体突出了澳门的地方文化特性。根据建筑设计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葡国文化对澳门的影响，最突出*《澳门日报》副总编辑，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 1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表现是在“硬性文化”的建筑设计上。16世纪，欧洲的建筑艺术便开始在澳门出现，其代表是宗教性的建筑物。这样的建筑物至今仍保留有十多座。成为澳门标志之一的三巴牌坊，就是当时建筑的圣保罗教堂在经两度火灾后遗下的一面门墙。葡国统治者对澳门的侵占，首先是在海岸线一带以木栏栅划地为城，逐步扩张，建造起澳门城来；为了巩固其统治，17世纪开始兴建城墙、堡垒、小炮台和要塞。这类建筑物符合地形伸展，全部朝着防御战略进行建设。目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该类炮台建筑。然而那幅绕城而建的城墙于17世纪末已被拆毁，以方便殖民者进一步扩充殖民区。此时的建筑领域逐渐打破中葡居民居住地域分离的特征；所有的欧洲建筑设计新模式，也由教堂建筑转而体现到民居建筑设计上；除了葡人住屋的特色是周围有大小各异的花园外，中国人村庄内也建造起新型又带传统风格的建筑物，譬如阳台以拱形围栏围住。到了19世纪，城市建筑结构再起变化，将传统与创新的建筑特征结合，出现了按几何图形规则建造起来的商业使用与民居结合的建筑群。一栋栋欧洲建筑物，体现了葡国在“硬性文化”上对澳门的成功影响。在“软性文化”方面，则以语言最能体现中葡文化的影响关系。部分葡语词汇成为“澳门方言”，譬如咖哩粉（Coril）、官史(Mandarim)、西米(Sagu)、方包(Pao)等；亦有汉语词汇被引入葡语中的，如Cha（茶）、Cate（斤）等。另外，澳门是葡国向中国内地传播基督教的跳板，也是葡国基督教在东方的基地。目前充斥澳门的数量众多的教会学校，是基督教在澳门的影响的体现。（关于传教士在澳门及进入内地活动的问题，许多史书已有详尽记载，本文不做赘述）。当然，这并非表明澳门人尊奉基督教教旨。事实上，澳门的华人基督教徒数量有限。澳门民间分别信奉儒、道、佛，所有庙宇单独或者共同供奉此三神威，他们拜天后、观音，依照传统信仰进庙堂拜神佛。在澳门居民中，这种信仰是出于真挚的虔诚，与教会学校普遍强制学生念圣经、做礼拜不同。单从宗教信仰来看，澳门虽然具有自由化的丰富性，每年有许多基督教、天主教节日，但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依然十分浓厚，至今仍有神诞戏、鬼节等。在这座半岛上，本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即使经历了数百年的西方文化冲击，亦不能轻易动摇其坚固性。当年葡萄牙带着罗马教皇的支持，向东方沿海诸国进行基督教教旨的 142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宜扬，在其所侵占的国土上建立不少教会学校，澳门亦然。澳门目前共有30间左右教会学校，占总学校数量的近一半。尽管如此，更多的中国人在宗教上奉守的是佛教，而遵从的人生哲理是儒家思想。澳门人尤其奉守儒家思想的“仁”道。范寿康著《中国哲学史通论》中论述道：“忠恕二者不外是达到一贯之道的手段，而孔子所指一贯之道却是‘仁’。”究其实践方案，即以忠恕实现仁的原理。而仁“一面既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那种天性——人格，一面又是指天——人类的主宰者——所具有的德。而这一种仁的本质或内容乃是爱”。 澳门人讲究“仁爱”、“忠恕”，讲求人情味，崇尚淳朴、敦厚——这种各都能被来过澳门的外地人所感受到。有学者认为葡国人与澳门人在这方面是相通的。潘日明①在《葡国人和中国人》②里分析道：“在我们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中国人和西方人时，将会注意到与其他欧洲人相比，葡国人较少形而上学，更多抒情成分，因此更接近中国人。唯美主义的表现手法，对大自然的倾心，喜好历史，具有生活节奏的艺术（旨在逃避严厉家规），以田园生活作为理想，酷爱和平，对政治的冷漠，由缺乏法律保护以及当权者自私所引起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简单，节俭、修身养性……这些都是中国人和葡国人的相似之处。”潘日明强调在人类本性问题上，中葡两个民族是没有区别的。然而，许多学者在谈及葡萄牙民族时，通常忽略葡国葡萄牙人与澳门葡萄牙人的区别。按照潘日明的言论，这种民族性格，应该更符合葡国葡萄牙人的本性。居住在澳门的葡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俗称的土生，即有中葡血统的混血儿。这批土生具有双重情意结：在葡国人的眼中，他们是没有社会地位的—群；但在澳门，他们是葡萄牙人的后裔，社会地位优越，生活无忧无虑，常在政府中谋到优职高薪，即使不学无术，甚或胡作非为、仗势欺人，也无人能奈何得了他们。所以，他们身上存在自卑和自大的矛盾因素。由于这种尴尬处境，土生所奉守的处世哲理，显然与葡萄牙本土葡国人不全然相同；他们身上体现的是一种无根文化，虽然他们已基本融入澳门本地①潘日明毕业于葡萄牙里斯本大学哲学系和葡萄牙文学系，是亚洲耶稣会及葡萄牙在东方历史学者和导师、国际亚洲历史学会会长。他在澳门定居已有数十载。②《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期，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7。 1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社会生活中，接受一定的华人文化，但他们只在土生圈中活动，与华人群体维持隔阂关系。澳门土生的心态是复杂的，他们所要争取的与华人有着相当大的差别。种种原因导致土生文化在华人社会中并无影响可言。这样一种关系，使得葡国文化未能影响，更不能统领澳门社会文化。我们不妨从建筑设计与整个社会构架，来看中葡文化之间的隔距：城市区域间的支点由宗教建筑物连接。这些雄壮的教堂或者建在城市高点，或者建在大街小巷的重要交叉处；教堂四周伸展出去的，却是不规则的、狭窄的住着中国人的街巷。外国人在教堂活动，中国人在小巷间做生意、过日子。葡萄牙民族是一个保守的民族。葡国社会普遍存在大男子主义，不重视妇女的社会地位的现象。然而，在葡国对外侵略的历史中，出于政治或宗教的需要，葡殖民统治者对妇女深受压迫的国度的妇女却常扮演“解救者”的角色。譬如，葡属印度时期，葡国为了向印度传播基督教，便针对当时印度妇女低劣的地位提供法律保护，以示对妇女权利的保障。印度庞贝大学葡萄牙文学博士塞尔马·德·维埃拉，维约在《葡萄牙航海家在东方沿海诸社会可能存在的影响》①中指出：“印度教的影响遍及整个东方，在印度文明达到其巅峰时，特别是在吠陀时期，妇女上升到成为神与男人之间的中介人的特权地位，任何一种宗教或社会的职能没有妇女参与是不能履行的。但是，当葡萄牙人到达时，东方妇女的地位早已一落千丈，她们变得一钱不值，或成为跳入葬火的殉葬的，或成为某些庙宇中的艺妓……在葡属印度后来设立的法律中，令人注目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刻尔克（笔者按，派驻印度的葡殖民统治者）发布的禁止杀生祭神的法令（1510年）……（令）妇女的尊严继续受到其他后来的法律的保护……给予印度当时结盟歧视妇女的某些社会及宗教团体以打击。”关于印度宗教中的妇女情况，D．L．卡莫迪②所著《妇女与世界宗教》中有详细的论述。对于印度妇女的解放问题，她有这样的见解：“尽管基督教可能早在l世纪时就已传到印度……（但）直到基督教妇女传教士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在改善印度妇女的地位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新教的传①《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期，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7。②美国女权主义宗教学者。 144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教政策使妇女能够进入高质量的学校接受教育。”这也许可以说明，葡萄牙人对促进印度妇女的解放，思想意识上的传播大于实际作用。不过，这种由于侵略统治的需要而协助改善殖民地区的妇女的地位，可算是侵略的一项“补偿”。 澳门作为中国领土中最早被侵略者敲开门窗的区域，的确接受到不少西方意识形态。而1903年教育家陈子褒开设学堂率先招收男女学生同校，比内地颁布《新学制令》承认男女同享教育权利，还要早19年。陈子褒在1898年的维新变法失败后东渡扶桑，并在日本考察教育。通过考察，他认识到救国之道在于教育，而教育兴国则应以改良小学教育以及举行妇孺教育为本。翌年，他从日本返国，即到澳门开展妇孺、平民教育，时间达近20年。澳门之所以能够成为陈子褒教育思想的实践基地，主要是因为当时西方社会先进思想的催促。可以肯定的是，在妇女史中，澳门妇女并非受苦难最深的。她们获得的思想解放早于内地妇女，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也是直接的。20世纪初期成立的诗词组织“雪社”，既有男成员贺两女成员剪发以示先进的诗词，也有社长梁彦明的《题家焕堂美人更衣图》（《六出集》）。《题家焕堂美人更衣图》诗内曰：“装成西式发鬖。惹得檀郎认再三。依笑旧时村已甚。但知金粉压江南。”由此可见，部分澳门妇女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接受开明思想。由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来看，澳门女性文学的成长土壤虽并非全然是西化的、文明的，但毕竟是色彩斑斓、肥沃且富饶的。文学创作应该有出色的骄人成绩。然而，从我们收集到的20世纪初至1990年代的作品来看，大多数女性作品题材狭窄，内容不够丰盛，尤其是1980年代前的作品显得单薄、不成熟。为什么？这就要从社会妇女观，以及妇女本身的价值观与伦理观念来进行探讨。尽管澳门的妇女教育开展得较早，实际效应却并不广泛，能进学堂接受教育的，仍局限于为数不多的富家闺女；即使到了后期的三、四十年代，部分普通家庭子女能人读学校，也主要是进人教会主办的女子学校，读男女同校的实在是少数。当时，澳门妇女的实质社会地位仍是低下的，妇女出外工作受到一定的局限。以前述雪社两位女成员为例，她们皆从事教育事业，写诗文、搞雅集，在当时实被视为异类；更多的妇女要留在家中遵守“三从四德”，以完成传统的中国妇女职责。对社会投予关注、参与活 1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动，是少数受过教育的妇女才可以做到的事情。直到1950年代后期、1960年代初，澳门妇女走入社会大家庭的现象才较为普遍。而踏入1980年代，澳门经济进入起飞期，商业社会架构渐趋成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一批妇女参与社会、社团活动。于是，女性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才显得较为活跃，妇女的素质渐处于提升中。至于女性的文学创作，因历来澳门作家与读者对文学艺术价值只持一般的认可态度，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上并不突出。而在女性并不参与社会活动的年代，女性文学是无从发展的，更遑论做到内容丰厚。而且，女性文学也不能只靠一两位女作家来推动，只可能在精神解放的程度与物质解放的程度成正比时，才会爆发创作动力。同时，在报刊、杂志逐渐多样化，对作品需求量大增的前提下，澳门的女性作家方有机会打破文化市场几乎被男作家垄断的状况。从澳门女性文学成长的文化土壤来看，葡萄牙侵略者经历了400年的统治而仍不能令葡中文化在澳门的土地上交融，开花结果，除了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复杂关系有关外，也与澳葡当局不重视文化政策有直接关系。一直以来，葡澳之间未有意识地进行多重文化交流。至1980年代中期中葡联合声明签署时，葡政府意识到“不难想象澳门在进入21世纪以后，维持了四个世纪的文化被一扫而空”的结局，才开始计划有关方面的工作，并在1987年出版中文版《文化杂志》。《文化杂志》的出版旨在“探讨以下领域：澳门，中葡关系，以及华夏文化和葡国文化在亚太区的影响”。①可以想象，其实当局的亡羊补牢，主要是着眼于将具有殖民色彩的文化留在东方，以示航海王国曾经的兴盛。然而迟来的文化政策，依然在“硬性文化”的推动上比之“软性文化”成功：当局硬性制定文物保护法，把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建筑物门面保存下来；而在思想文化、人生哲学观、思维情感方面，政府当局虽以“赴葡就读计划”吸引一批青年，让其能有机会在葡国本土感受葡国文化氛围，从而使其对葡萄牙文化有所“归属”，但受“影响”的比率终究微乎其微，澳门人依然没有被“葡化”的趋向。①前澳门文化学会主席彭慕治在《澳门文化杂志》出版中文版创刊号中的发言。 146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二澳门新文学历程的回顾及女性文学的历史轨迹（一）澳门新文学历程简介澳门的地域与历史背景，令其具有复杂的社会文化，是中西文化交错的结合体。然而，澳门文化的根一直与内地紧紧相连，澳门文化历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20世纪的澳门社会总是随着内地社会的变动而变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新中国诞生、“文革”十年，以及19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都对澳门社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受内地社会变动的影响，澳门的现代文学基本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阶段，不过，这一阶段的澳门文学创作主要仍是古体诗词创作；受抗日时期的新文艺浪潮影响的阶段，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学开始探索白话文创作；1950至1970年代是模仿内地“左”的文学创作的阶段；1980年代始为现代文学创作崛起期，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学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澳门这块蕞尔之地，自明朝末始，便是内地有识之士的避难之地。明末的大汕和尚是位能诗擅画，反抗清朝统治的志士，后来来澳从事反抗民族压迫的活动；20世纪初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以澳门为反袁基地；民国初年内地军阀混战，来澳避居者大增。而193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不少进步作家如茅盾、张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风、于逢、华嘉等或路过澳门或在澳门短暂居住过。①这些都对文化教育界人士追求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澳门的一批进步人士发起爱国觉醒运动，追求光明与民主。这种追求对澳门日后的文学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直至1976年葡萄牙革命运动取得胜利，新政党提出澳门不再实行殖民政策，加之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华人的政治地位才得到改善，并于1980年代逐渐参与政府对澳门地区的治理。1970年代末期，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澳门经济迅速发展，从而推动了文艺的发展。而在1984年举行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既是香港作家也是澳门作家的韩牧提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问题，并呼吁澳门作家要自觉地凝集成一股势头，促进①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载《澳门文学论集》。 1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文学创作的发展。韩牧的讲话开启了澳门文学创作的春天。1987年“澳门笔会”的成立，从组织上将作家们聚集起来，对推动本土文学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五月诗社”亦于1987年正式成立。在1986年由澳门大学（前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主办、《澳门日报》有关人士从旁支持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首次就新诗、小说、散文和戏剧文学等方面的本土文学进行了较具体的讨论，并将讨论结集成《澳门文学论集》（1988年由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澳门文学论集》是最早出版的澳门文学论集。此外，澳门文学的评论集还有黄晓峰的《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1992)和陶里的《逆声击节集》(1993)。《澳门日报》于1983年开设的周刊“镜海”版，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个文学副刊；1989年底创刊的《澳门笔汇》是唯一的一本纯文学杂志，基本上一年出版两期。1980年代，气势蓬勃的澳门文学，终于有了丰收的果子。这些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澳门大学中文学会编印的第一套文学丛书《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五本(1985)。小说、散文及诗歌方面结集出版的，有1985年陶里的《静寂的延续》（散文集）、林中英的《爱心树》（儿童文学）；1986年底李鹏翥的《澳门古今》（历史小品）；1987年陶里的《春风误》（小说集）和《紫风书》（诗集），林中英的《云和月》（小说集），收录李成俊、李鹏翥、柳惠、陶里作品的《海天·岁月·人生》（散文集）；1988年梁荔玲的《今夜没有雨》（小说）等；1989年周桐的《错爱》（小说），鲁茂的《望洋小品》（散文集）；1990年底徐敏的《镜海情怀》（散文集）；《澳门四百年诗选》（李毅刚编）；1991年初八位女作家的合集《七星篇》（散文集），林蕙的《有情天地》（散文集），梁披云的《雪庐诗稿》，以及刘羡冰的《南欧风采·葡国教育》（旅游小品）；1993年凌钝的《一壶浊酒喜相逢》（散文集）；1994年林中英的《人生大笑能几回》（散文集）等；五月诗社陆续出版的诗集（按出版先后）有《五月诗侣》 （陶里、高戈等）、《下午》（凌钝著）、《我的黄昏》 （淘空了著）、《落叶的季节》（流星子著）、《蹒跚》（陶里著）、《澳门新生代诗钞》（冯倾城、谢小冰等）、《向晚的感觉》（江思扬著）、《梦回情天》（高戈著）；《镜海妙思》（林玉凤、黄文辉等澳门新生代五人诗集），以及出版了五期的《澳门现代诗刊》。另外，在古典诗词方面，1991年成立的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已出版两期《镜海诗词》及《镜海诗林》等。 148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二）现代女性文学历史轨迹略窥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是在1980年代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带动下成长起来的，同时深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根据澳门新文学的发展情况，以及期间女作家创作较为突出的时期，澳门的现代女性文学可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①20世纪初期；②1950～1960年代；③1980年代。(1)“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澳门文化事业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当时内地所提倡的妇女解放运动，澳门早在16年前即已提出，那时教育家陈子褒，率先招收男女学生，提倡妇孺教育。不过，“五四”对部分知识女性进一步争取个性解放依然起了促进作用。20世纪初成立的澳门“雪社”，其主要七位成员中的周佩贤（号宇雪）及赵连城（号冰雪），算得上是澳门现代文学中的第一代女性作家。赵连城乃辛亥革命时期澳门同盟会会员，她与周佩贤既提倡男女平等，又敢于身体力行地反传统。“雪社”创始人之一梁彦明在《六出集》(1934)贺诗中，题记曰：“冰雪宇雪两女士剪发为易俗倡率雪社同志咸以诗筵致贺余亦勉成一律。”由此可见，冰雪宇雪所具有的反俗和先进的思想、行为。“雪社”出版过多集诗词唱和作品。1916年雪社创办《诗声》月刊，坚持年多，后因经费等问题，改为不定期出版。前述《六出集》乃1934年所付印，是目前收集到的最后一本雪社诗集。这也足见该社创作的持久性。“雪社”主要活动为文人雅集，作古体诗。虽然其中也有对国事的哀叹，如宇雪女士在《陶园即事二首》（雪社诗集第二期，1926）中，轻叹“放眼中原几劫灰”，但更多地还是停留在风花雪月的吟唱中。毕竟她们出生于富裕家庭，创作视野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20世纪初女作家的创作，尚未具备深刻的社会意义特点。据闻，“雪社”活动一直持续至1930、1940年代。(2)1950～1960年代，第二代澳门女性作家出现了，为数也不多，主要是文化教育界人士。作为当时《澳门学生》、《学联报》总编辑的刘青华，以及当教师的刘羡冰（笔名葆青），属于由家庭而能关注社会生活的职业女性。刘青华主要从事青少年的教育工作，她所创作的散文、小说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刘羡冰则创作一些爱情小说。在创作内容方面，相对于第一代女作家，她们已较能融洽时代气息，眼光不再停留于风花雪月上。然而，就整个创作成果而言，她们未对澳门的文学发展产生主要影响（由于她们 1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作品未有结集出版，亦未有剪存，限于主客观原因，本文不打算对她们的作品进行详述、评析）。(3) 1980年代则涌现了一批女作家，为数十多名。如果说，澳门的第一、二代女性作家欠缺较为鲜明、成熟的创作意识，从内容到技巧均显得比较稚嫩，并且，她们只是整个创作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创作个体，未引起焦点式注目的话，那么，80年代的这批女作家至少已形成一个群体，其创作对澳门的文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批女作家当中，部分在1970年代便开始创作，跨进1980年代已经具有成熟的创作技巧，以及鲜明的女性意识，即女性对自身认识和价值的自觉觉醒。她们探索女性在家庭、爱情、婚姻中的地位和价值。不可否认，这批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基本仍停留于比较狭窄的自我内在世界中，对外在世界的关注和参与还不够深入。三澳门女性文学的特色由于20世纪初的女作家未以白话文进行创作，而1950～1960年代的女性作家的创作未具有鲜明的个性，到1980年代才形成女性的文学群体，在小说、散文创作上颇具特色，很有影响，所以，这里所论澳门女性文学的特色，着重是论述1980年代的女性文学。澳门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并不多，主要的园地是报纸的副刊。可以说，澳门的报刊是澳门文学的培育园地。除了前述提及的《澳门日报》“镜海”版是文学周刊外，《澳门日报》“新园地”版及《华侨报》“华座”版，是每日见报的综合性副刊。这些副刊培养了不少写作爱好者。1980年代的澳门女作家群体包括一批中年女作家和一批青年女作家。前者多数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后者基本上都受过完备的高等教育。两者都是从事文化事业的职业妇女，属于业余创作性质。她们是林蕙、林中英、沈尚青、玉文、凌楚风、斯隽、懿灵、沙蒙、丁璐、梦子等。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文学，其创作动力主要为妇女对自身解放的追求，而澳门女性文学的动力则建立在情感交流的需求上。她们借创作中的情感表现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通过创作使欣赏者对自己的情感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在情感、思想上的本能追求，追求从文学中得到心灵慰藉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可。 150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一）80年代中年女作家的创作特色我们先简略介绍三位主要的中年女作家：林蕙、林中英、沈尚青。经常阅读报纸专栏的澳门读者，对她们不会陌生。每周以文会友的形式（自1987年始），令读者对她们已相当熟悉，而三人隽永的文笔、对生活的体验和深透认识，更使读者对她们产生一定的亲切感。(1)林蕙，1939年出生，另一笔名为凌棱，原名李艳芳。196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林蕙，是澳门文艺拓荒者中的中年一代。1963年她与一群文艺青年自费油印出版文艺月刊《红豆》，坚持年余，这是林蕙进入文学创作的时期。1970年代她由教育界而转入新闻界，从事记者采访工作，成为澳门早期的女记者之一。从此，她开始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类社会问题，作品内容以表现底层大众的切身生活为主。她在这一时期写的《采访余笔》（笔名石棱）和《有聊之谈》（笔名斯人）两个专栏，主要描述和论及现实的社会民生、社会问题。譬如，《从咖啡加价说起》、《的士司机与回佣》、《从“莉莉四十案”谈起》、《女赌徒》等，由篇名已可知作者谈的问题。而对于草根阶层的艰苦生活和受欺压的状况，她亦做了甚多篇幅的描写。这部分主要表现在短篇小说中，不过艺术技巧未趋娴熟，表现手法显得单调，而故事题材的架构也呈现单一化的形式。然而，踏入1980年代，林蕙则以创作散文为主。这个时期，她的创作出现了一个大转变，从对社会、民生题材的关注，“回归”到自我内心世界的揭示，开始体现女性文学的特点。收集在散文合集《七星篇》，以及个人散文集《有情天地》的作品，都是写“我”的细腻情感。她的作品，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有对大自然的钟爱，有对友情的投入。这里面的情怀都是细腻且真挚的。她透过这一切所展示的，是典型的女性内心世界。例如，《宵来梦》中共收两个梦，一是奇异的梦，一是骇人的梦。前梦写一个人踏上自己选择的奋斗之路，却尝到寂寞的滋味。对此，作者指出：“人生，得到的又哪能是无憾的完美，完美与否是你在衡量得失后作出的厘定罢了。”这表达出女性在社会中孤身奋斗所常常面临的寂寞和无助心境，然而，只要坚定自己的意志和目标，就可以把这条路走下去，并且在最终一刻体会所得的喜悦。这可说是现代女性在事业奋斗中的心声。由196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创作历程看，尽管林蕙创作对象的范围“缩小”了，从对外在 1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世界的关注转向重视内在世界的体现，但林蕙在1980年代的散文创作相对她前期的作品，却是个飞越。(2)林中英，1949年生，原名汤梅笑。林中英1985年出版儿童文学《爱心树》，其后还有两本儿童文学合集；1987年出版小说集《云和月》；1991年出版散文合集 《七星篇》；1994年初出版个人散文集 《人生大笑能几回》。林中英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写过不少报刊专栏。她在1970年代中期所写的《星星集》（笔名宇文玲），属于两三百字的小品文，都是写对事对物的感觉，表现出完全的女性感知，是对生活的感性体味，文字简洁。例如，她在《春催杜鹃》中写道：“杜鹃最令人陶醉的是它漫山遍野怒放的景致，山也给改了颜色。……盆栽杜鹃，我不喜爱。盆中天地太小，花朵不宜留得多，多了反觉得俗。也委屈了杜鹃。”这一描写体现出女性的审美视角来。然而，与此同时她在其他专栏，如《望洋小品》、《心潮集》中所写的杂文、随笔，既欠缺成熟的思想内容，文笔亦不够精练，经常表现出较为空泛的“时代思绪”。这与1970年代的澳门时代气息和模仿当时内地传统的“左”的文学创作风格有关。直至1970年代末期，林中英才重拾如《星星集》中的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感觉来看待澳门社会和生活，对身为女性所经历的经验做了个性化的分析和描述。所以，1980年代收集在《云和月》里的小说，便着重探讨婚姻、家庭和婚外情的问题，在细腻、幽默、风趣的文笔中流溢女性意识，对于女性的生存状态、心灵和命运都做了深刻的描绘。《爱的梦魇》(1987) 篇，写一名女子因为热衷于奋斗，自力更生，事业成功，却耽误了爱情生活，终于一步步迈人中年而仍未得到忠实的爱情。小说成功地触摸到了超龄未婚女性隐蔽的心灵一角，把现代女性的生活焦虑，以及承受事业与爱情婚姻的双重压力呈现无遗。1980年代后期林中英所创作的散文，无论是对生活的理解和对人生的参悟，还是笔力的浑圆细腻，都显示出她的创作已经形成成熟的、突出的个人风格，表明她是一位出色的散文家。(3)周桐，1949年生，另一笔名沈尚青，原名陈艳华。周桐于1970年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写了近十部连载小说，是澳门女作家中小说创作量最多的一位。1989年她出版单行本爱情小说《错爱》①，并计划将有另一本①1992年4月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发行内地版本，印数20000册。 152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爱情小说出版。她还以笔名沈尚青进行散文创作，部分作品收入《七星篇》散文合集中。她在1970年代中期写的《我的周记》和《八妹手记》专栏，属于生活素描的叙事散文体。《八妹手记》后来更发展成小说情节，为作者日后专心于中长篇小说创作奠定基础。十多年来，周桐一直从事电讯翻译工作，每日接收来自各国家、地区的多种类信息，所以，她的散文创作题材比其他女作家更多样化。她在时事小品《西窗小语》专栏中（笔名沈实），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量，包括许多国家、地区的社会民生、经济、政治、宗教等各方面内容；通过各地域的时事，再结合自己的分析观点，她将主客观内容融于五百字中，既有感性材料又有理性分析，是现代社会“即食文化”中，极受读者欢迎的文体。周桐在小说方面的创作，较侧重于爱情故事，是传统的女性文学题材。《半截美人》描写一位瘸腿少女面对人生的问题，少女凭自己的才能和充满爱心的性格而赢得爱情；《幻旅迷情》写性格倔强的失恋少女堕入已婚男人的圈套，醒悟之后另觅有情人；《赤子情》（即《错爱》）写情深夫妇面对忠实的丈夫在一次偶然不忠实的情况下，所生的混血儿引起的问题；《晚晴》则描述一对劫后重逢的年老恋人欲晚年结伴，却遭子女诸多阻挠。对于这些情节奇情曲折的爱情小说，周桐认为是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改写。譬如，前述的《半截美人》的素材，便来自现实中一位缩颈女孩死在矫形手术中的事件。作者将其改写为女孩积极面对人生，并得到理想生活的奋斗故事，体现了作者女性之爱的情感世界，是一种典型的冀望美好人生的女性心灵。通过对三位具代表性的澳门中年女作家简短的介绍和作品评介，我们初步来归纳她们所创作的女性文学作品的特色。1.以温情意识关注女性的切身问题澳门这个独特地区充满温情意识，历史文化承受儒家“仁爱”、“宽恕” 精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淳朴、真挚。这种文化氛围，令文学创作充满温情色彩。本世纪的澳门女性已经享有较为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在经济文化得以发展的今天，这种社会地位带有越来越明显的双重意义：一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经济自立；一是依循中国封建传统家庭对妇女以家为重的要求，在事业与家庭的矛盾中，以选择家庭为主。所以，尽管澳门妇女 1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已取得人格独立的基本前提，即经济独立，但仍是以男性价值规范作为自己的衡量标准。这是传统妇女观念的残余，也是社会对妇女的价值认识——男主外，女主内。在这种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下，在社会普遍存在温厚纯良的人生价值观下，女性的天性——对家庭的重视更能顺利发挥。可以说，一般的澳门妇女对这种生活感到满足和快乐，她们不需要去关注外在世界的变动。因此，澳门女性文学所关注的，大多是妇女的自我切身问题，着重于婚姻、家庭中的内在世界，并且，多以温和的文笔作描述，甚少采用鞭策凌厉的文风进行创作。林中英的小说集《云和月》以女性的生存状态为探讨焦点。描写夫妇生活的《M和N》、《小夫妻》、《结婚三周年纪念》，文体幽默、活泼：有的写新婚夫妻一时恩爱如蜜、一时斗嘴吵闹的趣味小故事；有的写才结婚三年便相对无言的夫妻；有的写一对趣味相投、享乐人生的小两口。《M和N》的故事富有幽默的讽刺意味，小两口拿着计算机谈婚事，因为要讲排场，花费大，不能不算清楚得借多少钱才好结婚。婚后虽然要省着些，可是“没有娱乐的生活，乏味得如同白开水。大钱是坚决不花的了，小钱总还可以的”。于是又算计着先不还钱，而为家居添置娱乐器材，且还得买名牌子；最后竟想做有车阶级，精打细算要买部新车，“就当我们现在提早养下孩子，每月要固定的支付保姆费、奶粉钱好了”。写这样一对贪图享乐甚至怀有虚荣心的小夫妇故事时，作者并没有在言语上作赤裸的嘲讽，也没有半句批评的话语，而是以平和的文字娓娓道来，充满生活气息，体现了一种温情的意识。毕竟这是M和N的生活方式，是否值得提倡，或者需要指责，应该让读者自己作出决定，况且这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作者无须板起脸孔来做指导工作。即便如上文所提及的小说《爱的梦魇》，林中英也是从社会学、性心理学的角度来陈述超龄未婚女性的内心世界，把这个“个别的”主角融于“普遍的”社会中，并未特意要将主角与社会对立起来，以增强戏剧效果。这种温情的创作意识在中年女作家的身上常有表现。2.侧重于女儿性和母性情感的表达在女性的自然生命过程中，她们具有女儿性、妻性、母性的细致心理特征。澳门女作家在表达这些特征时，基本上是各自侧重于其中的一项。周桐擅长爱情小说创作，充满理想化的爱情描写，这种爱情观无疑是属于 154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女儿性的内容；林中英的小说多探讨婚姻、家庭、夫妻关系，自然是妻性的范围；而林蕙的散文中虽然充满纯纯的少女之情，但在这份情中所流露的，是浓郁的母性情感——尽管她的作品具有两种特性糅合一体的特点，但终究作品中的母性意识较女儿性意识强烈。林蕙在《有情天地》中的散文，散发着温馨的浪漫和单纯的挚情，颇有少女文学的味道。《卖花声与卖花人》一文中，一开头便写：“梦中，忽感到冷冰冰的雨丝拂脸，耳际也微闻风雨交织的声音。”然而，“枕上听春雨淅淅沥沥，听春风轻轻叩窗儿，由此想起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诗句”。在一段诗一般的句子下带出卖花声与卖花人的主体来。这种含着诗情画意的描述，正是少女文学的特色。不过，在这些少女情怀中常常又溢满了母性的情愫，譬如《失恋与出家》、《爱情，幸福与痛苦》等。这些作品在谈失恋问题时，以简洁的句子概述了被爱的幸福与予爱的伟大，“爱是渗入痛苦的，而且可能是巨大的痛苦，苦得使人死去活来”，然后便以母性的口吻教道：“不懂得予爱或不愿意予爱的心，当是一颗缺憾的心；这样的一颗心，不应该属于人间的有情世界。”因此，作者认为失恋者不应活在只愿意被爱而不肯予爱的生活中。无疑，《有情天地》中不乏具有飘逸、幻想境界的散文篇章，而且，对生活、对社会的理想向往，正是林蕙创作的思想特色。然而，她的母性之爱的强烈色彩，常将少女幻想式的情怀淹没，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篇幅进行详细探讨。一般来说，女儿性与母性都是女性的本质属性，而妻性则是社会文化规范的结果。对妻性的观感，与女作家对女性在现实处境中的角色冲突的观察和体验有关。也许正因为如此，对妻性角色的创作，比女儿性和母性角色更能取得突出的成绩。所以，林中英的创作比林蕙的创作，在征服性和吸纳读者面上，可谓是胜出一筹的。当然，女作家的创作除了揭示女性的生活处境外，另一重要之处是显示女性心理的深度。通常最典型的现实是关于爱情的描写，从中可以看出时代文化在女性心理的积淀。周桐的众多爱情小说正可说明这一点。周桐的近十部中长篇小说，内中主角有少女、妻子、母亲，但都跳不出一般爱情小说所重视的女儿性内在世界。毋庸讳言，一个女人总要先经历女儿性阶段，再进入妻性角色，最后 1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实现母性角色。所以，这似乎预示着，女作家创作的成功性来源于她对三个阶段的女性角色的准确把握。女作家不应把自己的视角局限在某一个阶段上，而应该了解整体性的女性。澳门女作家在几乎各自固定的创作范畴及题材选择上，体现了她们的这种局限性。3.专注于情绪描写而理性分析不足情感、情绪的宣泄，是女性文学的共同特点。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情感的种类、强弱和表现，由思维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而思维定向显然与认识内容有关，究其原由，主要是因为文学创作中的情感活动与认识内容、思维、表象等有着密切联系。女性文学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对“情绪”的专一描写。事实上，着重于“情绪”的自我性质的心理体验，将妨碍作品的内涵走向扩大、深刻的境界中。在《七星篇》中，应以沈尚青的作品最富思辨意识。无论生活、社会问题，乃至国际性问题，她都喜欢以理性态度进行思索，而且不乏精辟的见解。但是，与内地女性文学的比较而言，澳门女性文学作品大多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反映家庭、爱情的早期作品具有相似的特点。澳门女作家受自身生活天地的限制，以及对自己性别的认同，在作品中普遍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情感。另外，由于受早期内地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澳门女作家在创作上也采取适合表现女性情绪、心理感受的语言形式：少客观描写而多主观抒情的笔致，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中娓娓叙来。她们的作品以具阴柔之美为特色，缺乏激情和叛逆精神的表现，所创造的诗意气氛往往能抚慰读者的心灵。林蕙与林中英的作品充分表现了这种情况。正是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经历，决定了她们在创作上的情感基调和表现形式，使澳门女性文学的表现显得单一化，并且与现实问题纠合在一起时不善于进行深刻的分析和判断。而内地的女性文学因为经历过不同时代重大的社会变动和政治风波，所以多能反映跳动的现实，或以爱情作为人生追求的核心，或将爱情、家庭与现实社会大潮结合起来描绘。这样，其文学作品既有女性的情感、思维的特点，又有反映现实的历史意义，使女性文学具有较为深刻的内涵。澳门女性文学正是在理性思维方面显得不足。这与作家对社会认知的贫乏有关。由于理性思维不足，澳门女性文学往往不能从社会生活中发现生活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即使发现了，也往往不能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多 156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数停留在情感、情绪的宣泄中。因此，澳门中年女作家的创作特点之一，便是以“情”（即情绪）动人了。（二）中、青两代女作家的创作差异性澳门女性文学中，中年一代的女作家，站在比较传统的妇女思想基点上进行创作，她们关注妇女的切身问题。而澳门女性社会地位的双重性质，以及她们的创作原动力，决定了她们的创作题材主要是爱情、婚姻、家庭，包括家庭与事业的矛盾，丈夫与妻子间的关系。虽然对一些社会问题也能有所认识，并以此为创作题材，但她们对整个变幻无常的社会现实仍不善于以广阔的视野来准确把握。在1980年代后期的世界性社会发展和经济推动下，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也有了大变动，使得她们逐渐从自我内在世界的封闭中走向对社会外在世界的认识。至于青年一代，随着社会的开放，她们的女性眼光中含有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其作品除了爱情、婚姻的传统题材外，更偏向对女性生存价值的探索，努力打破自我世界的封闭性，与中年一代所致力的目标一样，共同向外在世界的广阔天空拓展创作天地。斯隽，1966年出生，原名黄淑媛。斯隽近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然而，笔者认为她是澳门女性文学的青年一代作者中，甚值得关注的一位。斯隽中学生时期便不断投稿《华侨报》“华青”版。虽属学生习作性质，然而其稿件文笔清丽，思想较早熟，且佳作不少，偶有文学作品的格式，如《拾荒者》、《行乞者》和《若》（均发表于1984年）等。文内表现她对社会问题中存在的拾荒和行乞现象的关注，以及由此引起的深层思考。她就读中四时，已为《华侨报》写专栏“心弦初奏” （笔名鸿爪），坚持了两年(1984～1986)。每星期两篇五六百字的小品文，写人生、写生活，都是感性之作。1987年她又为该报写“三叶青”专栏。这时期，她的作品已经表现出较强的时代自立感。在《朝朝暮暮》一文中，作者对终日只懂得要相对厮守的小情人们表示慨叹：“爱情对于某些年青人来说，并不能把他们带进更懂得生活、更成熟和更辽阔的人生领域，他们闯进的往往是一个比过去还要细小的圈子。”斯隽曾多次参加本地的文学征文比赛，屡屡获奖。其获得的奖项包括“青年文学奖”小说组及散文组冠军，以及市政厅举办的“女作者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奖”小说组冠军。她的获奖小说《影子》曾为内地文刊所转 1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载。该小说详述两位中年女人从内地移居澳门10多年，内心一直保存同一个影子：中怀的父亲——“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不出名的钢琴演奏家。中怀的母亲逼迫女儿学琴十数年，为的是让其继承父业、完成父愿；陈阿姨因为一直暗恋中怀父亲，又是中怀母亲的知己，所以，也支持这项“计划”。然而，中怀却受不住这种活在父亲影子底下的生活，终于与母亲发生摩擦。中怀认为：“我和她们是两个世界里的人。”她不赞成单为一个影子而守他一生一世，因为“现今的世界，是为自己而活的”。“为自己而活”正是澳门现代青年寻找自我和肯定自我价值的执著追求目标。同时，作者还插入了两代人对于民族感、爱国精神的争议，最后以“红豆花儿是否也像这残阳一般，红得可淌出血来的呢？”作为故事结局，预示着两代人的共同希望。斯隽在作品中表现了独立自主的女儿性，但“母亲”与“陈阿姨”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现的却是原始母性被压抑而变形的世界。作者在她的作品中冀望女人的天性可以得到健康、正常的发展，因此两代人终究达到相互谅解：“房间内三个女人的脸被照得很光、很亮。”这种“希望”与林蕙讴歌的美好人生、与周桐追求的希望人生，是同出一辙的。而斯隽是以1990年代现代女性的意识形态来表现这一点的。她的“希望”更为现实，与中年一代的理想化不尽相同。斯隽中学毕业于教会学校英文部，后就读于澳门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投身工商界。她若坚持创作，将是开拓澳门文学走出澳门的成员之一。她为《华侨报》的“有聊之谈”专栏执笔，时常写些商界里的人和事，开拓了澳门女性文学创作题材的范畴。有新女性意识的斯隽，创作技法基本延续上一代的传统写实手法；而在青年一代的女作者中，懿灵和沙蒙则侧重于现代手法的表现。（二）以现代手法揭示现代情绪与意识在散文合集《七星篇》中，懿灵（1965年出生，原名郑妙姗）和沙蒙（1967年出生，原名危令欣）的作品十分注重现代意象中象征性的运用。懿灵和沙蒙是澳门女性文学中异军突起的两位创作者。懿灵对现代表现手法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于她的诗创作中（1989年出版诗集《流动岛》），而在散文创作中她也尽露青年人的现代意识。《文字恋爱与自杀意识》一文提及自己爱上写作的缘由，是一首填词最美的歌曲，但是是伴有自杀意识的： 158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这种醉生梦死的感觉开始，我对一切迷幻的东西也恋上，包括诗。而且是具自杀意识的诗。”文末再提及一首讽刺诗，那是诗人乘电梯时的“没有体育精神”的感觉，他放弃了一场人生拼搏的比赛。懿灵因此认为“死的感觉却是在都市人的心坎中经常泛起的，是失落的表征”。尽管她在最后一刻感到：“真正敢死的人，不会有这种死的幻想。所以我知道我不会随便轻生。前路还等着我走完呢！”她到底只虔诚于死的幻觉，追求这种虚幻的刺激感觉，然而，她并不敢死，不会去面对真正的“刺激”——对真死的恐惧感。由此我们也能看到，青年作者的创作动力与中年一代的区别。而在《无形的日记》中说明写不了日记的因素之一，是“下一分钟的自己还不能受制于上一分钟的自己，这样又怎能强迫自己日复日、年复年地干着一样的事呢？”这种不能完好把握自我的骚动意绪，对于强调自我价值观的现代青年，更是无可适从，引致飘浮不定的心灵感受。这也可视为现代青年的内心焦虑。如果说，懿灵的散文在内容上具有突出的现代青年的意绪和不安，手法却基本停留在传统写实的话，那么，沙蒙便是完全以现代手法表现现代情绪。她的散文创作具有实验小说的风格。①沙蒙体现的现代情绪充满压抑和虚幻感，是比较自我封闭性质的“情绪”，对人生充满叹息。这是现代社会生活引起的精神病症，也是对社会人心灵脆弱的返缱。沙蒙故意以抽象化现代手法来表现现代人空灵的精神世界，引起抑郁和沉闷之感，以达到其文学效果。《女人死了》一文，是常见的描写现代人对社会、对周围环境、对身边人、对自己感到麻木，甚至于心灵已经死亡的文章。这篇文章在闷郁、冷漠的文字底下令人感受深刻。“我”机械式的起床、洗澡，然后去推醒女人，但她今天不动声色。“我摸摸女人的手，很冷；翻翻她眼皮，哦，死了”，因此“我似乎有一点点兴奋”，给死去的女人梳理、化妆、盖上被单，“我留下女人的尸体在屋内，上班去”。夫妻间的冷漠可以达到这步田地，简直令人心寒。而女人的妹妹也不过“用力挤了挤眼睛，掉下一滴眼泪，然后小心地把眼泪装进一个小瓶，收进手袋”：现代人不仅没有真情，就连假情意也很吝啬呢。最后，“我”被载到法庭，被控杀死自己的女人。但“我”记不住女人是否被“我”杀，抑或她死后“我”才发现的，于是杀人罪名成立，判监二日。对此，“我很高兴的，十分高兴的走去监房。今天真美，我想”。“我” ①东瑞：《谈沙蒙》，1991年“新园地”版《澳门日报》。 1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之所以高兴，是因为有两天可以不用过刻板枯燥的生活，不需按单调的程序从家到办公室再回家。其实，女人的死不死，与“我”根本无关！沙蒙收录在《七星篇》中的散文，大多属于这类现代派的散文体文章，不是描写现代人内心情感的冷漠，就是写自我的彷徨和梦想，偶有一二篇讽刺时事政治的文章，仍是采用较为抽象的笔法，拼驳出象征的意象来。相对于中年女作家文章的清丽流畅，沙蒙的文章颇为晦涩沉郁。不过，对于以写实为主的传统澳门女性文学，懿灵和沙蒙的作品在技巧的促进和创作更新上仍起到一定作用。（三）两代女作家均主张女性须自强尽管澳门文学中，中、青年两代作家在创作上有明显的差异性，但也有相同之处，即都主张现代女性须自强、自主。这种觉醒的意识，不仅仅是中年女作家已经领悟到，更是青年一代的人生原则之一。懿灵在《阿玲小姐的故事》中表达了她对女性自强的宣扬。阿玲有一位顽固的父亲，不支持她深造学业。而80年代社会对女性观念的改良是：“女子有才便是德，女子高才便是憾”，因为现代女性不能完全的无能，她们需要与男人一起养家糊口；然而本事太大又不行，恐怕会嫁不出去，毕竟传统观念仍统治着普罗大众的意识：女人不能比男人能干，这会伤男人的自尊心。然而，阿玲挨尽苦头坚持读完大学，又到外国深造，成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作者认为：“为自己前途奋斗是一件光荣的事，而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看更远大东西，必先跳出家庭的障碍。”沈尚青在《十五岁》里勉励自己将赴外洋深造的女儿：“因为前途不可预测，艰苦学习、独立思考、自我严格训练就更形重要了。多思多读，多实地体验人生，多作纵横交叉的比较，从而建立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和价值观”。显然，母亲的期望是女儿能自强，过自主的生活，而不需依赖男人，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八位女作家的散文合集《七星篇》、林蕙的《有情天地》以及林中英《人生大笑能几回》，甚至周桐的爱情小说，都普遍反映出对女性自强精神的提倡。梦子在她的“男女篇系列”①中，也强调女性自强自重的重要性，①《七星篇》，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 160

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认为现代女性仍然依赖男性而生存的话，无疑是一种悲哀的社会状态。参考文献1．殷国明、陈志红：《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2．谢玉娥编《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3．盛英：《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4.〔美〕D．L.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徐均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5.〔法〕西蒙·波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6．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7．《文化杂志》第1～6期，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7～1992年。8．《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9． 金开诚：《文艺心理学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0．谢望新：《浪潮之外的孤魂》，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11.《小说与小说家》文汇月刊编辑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3期，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1991。13.《澳门教育》第1期，澳门，澳门中华教育会，1992。14.《纪念教育家陈子褒诞辰130周年特辑》，1992年4月5日“学海”版《澳门日 报》。15．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16．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7.《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18．冯汉树：《澳门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局，1988。19．蔡英俊主编《文学篇一·抒情的境界》，载张岱编《中国文化新论》丛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本文原为廖子馨著《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之第二至第四节，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 161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汪春*澳门四百年华洋杂处，中西合璧的历史，使它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成为中国和葡国以及各拉丁语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它多姿多彩的中西建筑，多元化的宗教，丰富的语言现象，别具一格的烹调传统等，都反映了这个城市两种文化交汇的鲜明物色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其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是这种文化结合下产生的混血人种——澳门的土生葡人。一土生文学的界定及其研究意义（一）土生文学的界定“土生葡人”，俗称“土生”，葡文为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正式文件称“葡萄牙后裔”，葡文为Habitantes da Ascendencia Portuguesa。“土生”的定义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一般认为“土生”由以下几部分构成：① 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 澳门出生同时具中葡血统的人士；③ 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定居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裔人士。①也有人把没有葡人血统，但从小接受葡国文化、讲葡语、跟葡人社会有紧密联系的华人称为“土生”。 （属于中华民族的人，虽无葡人血统，但从初级教育就吸收了葡国文化，讲葡语，并与居澳葡人建立难以分解的感情，社会及文化联系，他们也是澳门土生，是本地葡国居民的组成部分。）②，澳门的一些学术论文则称其为。澳*苏州大学文学系博士。①盛炎、欧启超：《中文的官方地位与公务员的中文培训》，载《澳门语言论集》，第138页。②飞历奇：《在澳门基本法咨委会召集的土生葡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62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门出生，以葡国文化和天主教为根本的”欧亚混血儿。（如贾渊、陆凌梭在《风中之竹》中对土生的注解）澳门立法议员、土生律师欧安利对“土生”定义的这种不确定性，提出以下看法。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 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 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 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这种说法比较清晰，本文界定“土生”一词，主要指欧安利所举的“典型的土生”一类。“土生文学”也即指这些土生人所写的文学作品。（二）土生葡人文学的研究状况如前所述，澳门土生葡人是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族群，其源远流长，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汇的典型范例，但长期以来，鲜有人对这一特殊群体中各种问题或现象作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在此以前，并未有人把土生葡人的文学作品当独立的文学现象来看待，也查不到有人对这些文学资料进行过系统搜集和整理的记录。对这类作品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内容大都只集中于作品中的“澳门土语”(Língua Macaista)（一种由16、17世纪葡语和少许粤语混合的语言）问题上①。其中葡国学者Graciete Batalha Nogueira在《澳门》杂志②发表的《澳门传统诗人》一文，较值得注意。该文探讨了葡语族群（包括在澳门居留过，或长期居住澳门的葡国人和土生葡人）传统诗歌的创作情况，重点也在探讨土生作品中的“澳门语”所受到的多种语言的影响，但它涉及土生葡人文学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作者在文中探讨了何以在过去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土生人只留下为数甚微的作品；其次她提到了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两位出自“尊敬和热诚”，搜集并发表了一些土生歌谣的人士。这是至今能找到的唯一一篇曾把土生族群中的文学现象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加以探讨的文章。①彭慕治：《澳门文化的交流和合作》，载《文化杂志》第5期，1987，第12页。②《澳门》第4期，1987。 1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从华人方面来说，主要是因为语言上的障碍。懂葡语的华人毕竟不多，能阅读葡文文学作品的更少，也没有人从事这些作品的翻译，因此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显然是难之又难的。而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因为华人与土生长期缺少沟通，对土生族群中的情况很少了解和关心，因而未能对此有所注意。至于葡国人方面，前东亚大学葡语系一学者认为，他们之所以从未建立“土生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是因为：①土生葡人作品、作家数量都不多，未引起足够注意；②长期以来，他们只把土生的文学作品看成是葡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现象。其原因是土生文学的使用语言是葡语，并且它的表现形式和基本风格也是葡国的。她补充说，把土生葡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族群看，是近些年才开始的事。半年多来笔者查阅了有关土生文学的资料，阅读和翻译了一些原著作品，也访问了某些作家、作家亲属和有关人士，在此基础上对土生作家及其作品作了一定的研究，认为有条件、有必要为土生文学建立独立的文学形象。主要根据以下几点。(1)“土生葡人”（Macaense/Os Filhos da Terra）这一称谓的葡文和中文译文，与Português（“葡国人”）这一名称的葡文和中文译文，在形式和内涵上显然都不相同。葡文Macaense（“土生人”）一词，由Macau（澳门）一词加后缀转化而来，直译应该是“澳门人”。至于Filhos da terra，《大地之子》一书的译者有如下说明：关于Filhos da Terra一词的译法，本人以为有必要稍加说明。中文口语中称之为“土生”。这一称谓不无贬义，但葡萄牙语中却无这一含义。这一词的中文对等词为“本地人”或“当地人”，因此，其中译法因地而异。尽管对Filhos da Terra的定义尚有争议，本人以为“澳门人”可为它的中译之一。①可见，葡文的Macaense或Filhos da Terra两词的含义均为“澳门人”， 与Portguês（“葡国人”）一词相去甚远，但显然不同于土生土长的澳门①安娜·玛利亚·阿玛罗：《大地之子》，第3页。 164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中国人”。这种差异性实际上也正显示了它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既然不能以“葡国人”或“澳门华人”取代“土生人”这一名词，那么，土生人写的文学作品也只能称“土生文学”。 （2）从人类生物学的角度看，土生人为一遗传本底十分丰富的欧亚人群体；从文化角度看，作为不同文化交汇的典范，土生族群保持着东西合璧或完全别具一格的文化模式。从这一群体中产生的土生作家，尽管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葡语，但他们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心态特征、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都带着他们的特殊身份、特殊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表现出与本地华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国人明显不同的特点，是独树一帜的作家群。（3）土生文学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历史久远，姿色独具。19世纪末，土生葡人若昂·费利西阿诺·马尔克斯曾搜集了一批“土生歌谣”(Folklore Macaísta)发表于《大西洋国》杂志。①而《大西洋国》另载有几首有据可查的诗，诗由土生诗人A．J．RUAS和José Baptista de Miranda e Li- ma所作，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而土生文学作品的题材、语言乃至创作风格，都有无可取代的鲜明个性，强烈地显示着他们“Macaense”、“Filhosda Terra”——“澳门人”或“土生人”典型的身份特点。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澳门400年来中西文化互相撞击、互相影响和渗透融合的历史积淀和典型范例。因而，土生文学有清晰的文学面貌，有条件确立其独立的文学形象。（三）澳门土生作家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澳门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自16世纪始长期处于葡萄牙管治的特殊地位。在葡萄牙人踏足以前，澳门原是一个滨海渔村，居民结构单一。但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起，随着葡萄牙的航海者、商人和天主教徒在澳门的传教和贸易，西方文化被带到了澳门，并经澳门传人内地，打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澳门因而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它本身也成为这种文化交流的古老典范。400年来，澳门的社会性质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中华文化始终是社会文化的主流，葡国①Ta Si Yang Kou，第57页。 1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文化则占西方文化之主体。这两种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渗透和融汇，形成澳门今天荟萃东西、别具一格的文化特色。早自清代，这种特色就曾引起了不少中国诗人的注意和兴趣。例如，吴历的诗中写道：“黄沙白屋黑人居，杨柳当门秋不疏”，“捧蜡高烧迎圣来，旗幢风满炮成雪”；或如魏源所作的《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再如简朝亮的诗：“万人争入葡萄国，市利如何卜榜花”；梁乔汉的诗：“婚取何劳遗妁联，两人各自目成先”；汪兆镛的诗：“胡裘蕃衲己寻叙，笑我犹为居士装”。这些诗句，都十分生动地反映了澳门与中土大异其趣的城市特色。今天我们可进一步发现许多体现这种特色的例证。从城市景观看，澳门既有“朱门彩绘，斗拱飞檐，双狮镇门”，以及横匾对联等反映华人讲究阴阳对称的建筑传统，也有以哥特式或罗马式为结构，石柱圆拱尖顶的教堂，以及以红白两色粉饰外墙及廊柱，具有典型葡国传统的政府大厦等代表着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著名的大三巴牌坊，集东西建筑风格于一体，被视作东西文化交融的象征。澳门“有东方梵蒂冈”之称，反映了天主教在澳门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澳门的大小教堂总数约达20座。一年一度、浩浩荡荡的大耶稣出游和花地玛圣母出巡，至今仍为澳门宗教活动的一个壮观景象。另一方面，澳门又有许多大小中国庙宇，其中被称为“三大古禅”的妈阁庙、观音堂和莲峰庙，历史分别达三四百年以上。所有庙宇单独或同时供奉儒、道、佛三神威，庙内常年香火缭绕，居民朝拜不断，因而又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氛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澳门的语言也反映着中葡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相存并处、互相影响的关系。在澳门，葡文是迄今为止的官方语言，社会上流通最广的则是汉语的粤方言，而语言的交流则早已出现。清代澳门诗人的诗中便有“居客已惊非误人，远从学道到三巴”，“饮馔较多番菜品，唐人争说芥喱鸡”。三巴、芥喱鸡都是葡语音译。日常生活中，许多葡语词汇成了 “澳门方言”，也有汉语的词汇被掺入了葡语之中。而澳门的习俗礼仪、美食服饰以及各种艺术形式，也都体现着两种文化互相吸纳、补充和借鉴的特点。澳门是中国最早出现华洋杂处的一块土地，不仅中葡混居，而且常住人口中的不同民族达30多种，可谓是各民族人种的大融汇之地。而在这些 166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民族中，土生族群是很有代表性的人种。①土生葡人来自父系的遗传使他们成为葡国文化的天然继承者。他们自幼在学校接受的也是葡国文化教育。由于他们的起源具有多种血统的混合，这种多基因的遗传也形成了他们早期文化模式中的印度—马来文化的特征。然而四个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在以华人为绝大多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的土地——澳门，因此，在他们那独立的文化个性中，中国文化影响所占的比重是可以想象的。葡人学者施白蒂在《澳门土生——一个身份的问题》一文中写道：“中国的影响相当复杂，与澳门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密切，以至难以独立地分析每个因素。”②她在文中列举了这一群体在“语言”、“民俗”、“习惯”等各方面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情况。这种复杂而又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土生葡人特殊的生存环境。他们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上，两种文化的渗透、交融、矛盾、冲突对他们的生活和精神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造就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心理。他们往往以两种文化视角交替审视世界、观察人生，因而他们的感受是独特的。土生作家埃蒂斯 • 乔治 • 德 • 玛丁妮在《废墟中的风》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四个世纪以来，葡国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愉快而和谐的关系，这一点体现在这一城市的许多方面：交会融合的文化遗产，别具特色的城市建筑，还有它的被称为Macaense‘土生人’ 的混血人种。经过这许多年肩并肩的生活，中国人气质一点一滴地渗透在土生人的血液以及他们那带着特殊的澳门人特点的欧人外貌上，为他们线条硬朗欧洲人的面容，注入了柔和的东方之美。”③土生诗人李安乐(Leonel Alves)在他的诗中写道：“我身上有来自贾梅士的优秀／和一个葡国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场合／又是一套儒家的思想”， “确实，我发起怒来就是个葡国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国人特有的平和”。④以上两段引文为我们了解土生文化背景时作了提示。①以上主要参考杨允中《澳门与东西方文化交流》。②《澳门研究》，第103页。③Edith Jorge De Martini,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 a Childhood in Macau.④Leonel Alves, "Sabem Quem Sou?",Por Caminhos Solitarios,p. 29. 1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二土生文学的文化价值（一）土生文学题材的文化魅力土生葡人具有两种文化背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也是葡中血缘亲和的产物。他们介于葡中族群之间，葡中两种文化人亦混合于他们的生活之中。这种身份特点，为他们对生存空间的审视和对社会、人生的体验提供了特殊的视角和条件。土生文学的题材充满鲜明的地方色彩，它们反映的都是澳门本地的澳门人、澳门事，充分体现了这些作者“澳门之子”的身份。在土生作者笔下，澳门的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葡国人、土生人共同编织的各种各样美丽的凄凉的澳门事，无不一一得到呈现。在飞历奇笔下，澳门的自然景观比画更美。西望洋山上的晚霞，东望洋山上的阵阵松涛，玛利丽二世皇后眺望台，白鸽巢花园中的树，螺丝山，青洲，无不令人神往。澳门的夜景，以及西望洋山上和妈阁庙上的鳞次栉比的房屋，在深蓝色夜色中宛如飘动在云端的仙山琼阁，更令人向往。碧绿的大海，在渔屋附近观看渔船网中的鲻鱼活蹦乱跳，银光闪闪……则是另一番情趣。在诗人约瑟的诗中，澳门是一座花园，有“芬芳的植物”、 “繁盛的鲜花”。几乎在所有的土生作家的文学作品里，都有对这种自然景貌的深情的描摹。即使在《施舍》中带伤痕的澳门码头，也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它表现着土生作家对澳门的一往情深。这片土地上有他们的“根”，是他们生存的依托。中国人、葡国人、土生人，是澳门社会的三个主要群族，500年来在澳门共同生存，土生文学作品的人物世界，便大都由这三种人组成。通过对这三种人以及围绕着他们所发生的事的描写，不仅使人看到这三个群族间的关系和感情，也反映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性格特点，更反映出由他们所代表的中西两种文化，如何在互存中彼此渗透和融合，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冲突，表现出作品深刻的文化内涵。例如，在《施舍》的故事里，读者可以看到东西两种文化碰撞的细节：私生子的父亲吃饭时用刀叉，母亲则用筷子；生病时父亲主张看西医，母亲则要请郎中等。 168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但是也有两种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如儿子从父母双方毫不费力地学会了说葡语和粤语。故事中的这些细节和现象，展示了两种文化结合下产生的混血儿——“土生人”的特殊生存环境，以及他们的历史发展中既互相撞击又互相渗透的文化背景。《承诺》则表现了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相互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小说写的是一个中国姑娘与一个葡国青年建筑师的爱情故事。因遭姑娘家庭的反对，这段美丽爱情最终被扼杀，姑娘为此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这个故事里，中葡恋人的相爱，正表现了两种文化在相遇后的彼此吸引、互相认同。而姑娘的死，可以说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导致的不幸结果。因此整个故事成为中西文化互为吸引又互相冲突的生动例证，也反映了中葡文化在澳门从相遇到融汇的历史阶段中曾经付出的沉重代价。土生文学题材之所以具有这种文化魅力，能够反映层面较广，内涵也丰富的社会生活，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土生作家有着两种文化背景的混血儿的特点。由于他们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并生活在两种文化层中，因此他们对身边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氛围特别敏感，也有特别深切的体会。反映在他们作品中的文化因素，便是他们内心感受自然的流露。（二）反映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层次的生活状貌文学是一种提示社会本质的艺术形式。土生文学作为澳门的一种文学现象，从多方面反映了澳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层次的生活实貌。土生文学作品的葡中联姻反映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认同的矛盾关系。如《我的父亲》、《承诺》、《施舍》等作品，正是早期澳门社会情况的写照。葡国学者安娜赫顿指出：“不管是18世纪前植根葡萄牙还是来自东方大帝国王朝式带有政治色彩的联姻，将这种民族、社会和心理的层次接合一致起来是最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尽管目前葡中联姻十分普遍，但这种情况，正如我们能想到的，并不是一开始就中规中矩。‘天朝’王子们对我们不信任且不善待（因怕我们就此定居在中国南部），起初禁止这样的联姻，尽管后来认可了，但从来没有鼓励过这种婚姻。”①《承诺》的女主人公的家庭是澳门社会中维护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名门世①施白蒂：《土生葡人——一个身份的问题》，载《澳门研究》，第129页。 1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家，他们视一切外国人为外夷。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的女儿爱上一个葡国青年时，悲剧的因素就产生了。最终，这段爱情的失败，反映了早期葡人难以与一般中国女子正式通婚的历史事实。而《我的父亲》中葡国父亲与中国妾侍“金屋藏娇”的关系，以及《施舍》中的葡国人和那个贫苦中国女人的同居，都是中葡之间许多非“中规中矩”结合的社会现象之写照。《施舍》中的私生子，以及《疍家女阿张》中私生女梅来，则正反映了这种关系造成社会上另一类人的处境与命运。土生文学作品通过对澳门社会各阶层的描写来反映澳门的社会现实关系。由于土生作家通双语，生存空间、活动空间都比不谙华语的葡人或不通葡语的华人广阔，他们对澳门中葡两个社会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情、事、物都有切身的体验和广泛的了解。作为殖民者的后裔，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较华人优越的地位。他们有较多机会接触以特权者为中心的上流社会。土生族群本身不乏名门世家，有的作家本人就来自这一阶层。另一方面，他们和澳门华人下层社会有某些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他们对澳门各阶层的生活状况、精神特点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使他们的笔触能够深入到澳门社会的各阶层。在他们的笔下，既有对澳门土生上层社会的描写，同时也展示了华人下层社会的生活状貌。例如，《废墟中的风》通过对一个土生大家族的描写，反映了上层社会的生活状貌：数不清的佣人，丰富讲究的饮食，穿中国丝绸旗袍或质地柔软的绣花衣、披时髦的西班牙披纱、态度优雅宛如池中朵朵百合花的女人；纵情娱乐、运动、旅行、在外面养小老婆的男人；迎着落日开始的有几十种精美茶点和饮料的下午茶，专供上流社会消遣时光的俱乐部，只在上流社会中举行的社交盛事——婚礼招待会、慈善集会、文化集会等，使人看到生活在这一层面的人的悠闲与奢豪。而《疍家女阿张》、《施舍》则反映了处于下层社会中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刻痛苦。《施舍》中的母亲，因为出身低贱贫穷，在家中只能做女仆般没有任何婚姻权利的妻子，连亲身儿子也视她为耻辱，以致不愿认他为母亲。“疍家女”阿张，未满六岁就被父母卖掉。“她常常受老疍家虐待，被打得遍体鳞伤，但这种虐待比在惨无人道的老爷门手中的日子却好过得多。”而《爱情与小脚趾》则描写身为混血儿土生的主人公从葡人上流社会遭挫，众叛亲离而转入华人下层社会的经历，其经历贯穿两个社会阶层，更充分展示了澳门 170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当时的社会面貌。殖民统治者优越的身份，华人低下的地位，土生世家的富有，社会风气的虚伪，葡人、土生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等，都在作品中得到真实的反映，为人们了解该时代的澳门社会背景提供了一幅幅现实生活图画。除此之外，土生文学作品还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澳门的社会现实。例如，《疍家女阿张》描写了飞机的轰鸣给澳门这座无设防的城市带来了痛苦，人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拥抱着的情人为死神在空中盘旋而难过，战争破坏着他们的幸福。同时，“饱受战火之难逃到澳门的内地难民的贫困”，同这块飘扬着“中立国”旗帜的土地上的阴暗角落中大发横财的暴发户，以及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揭示了澳门人在太平洋战争中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状态，表现了澳门作为挂着“中立国”旗帜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社会实貌。土生文学还反映了对澳门未来的思考。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签署了有关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自1999年12月20日起中国政府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这对于长期以来因特殊身份而在澳门社会政治、经济上占优势的土生一族，带来了强烈的震荡。若瑟的许多诗篇便反映了土生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失落、困惑和迷茫。《未来》 ( Futuro)、《一个母亲有许多孩子》 (Historia Duma mãecom Muitos Filhos )、《我们心中的澳门》(Macau Do Nosso Coração)等便成为这类作品的代表。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促进了澳门的经济发展，也推动了澳门与内地的各种交流。年轻的土生诗人马若龙，便在这股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来到内地，和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东方大国进行了“贴身”的接触和对话。于是，他的《黑舌头的龙》、《李白》、《明代的紫丁香》等，便成为他这一段历史行程的记录。总之，澳门成为葡萄牙殖民者管治地前后的历史，土生世代，太平洋战争，中国的改革开放，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以及澳门社会结构核心矛盾在各种层面的表现等，这些在土生文学的生命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三 对中国文化的亲和性中国文化作为东方古代文明，曾以辉煌的光焰照亮了人类文明史并成 1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为人类文明史的源头。数千年过去了，中国文明的火炬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但在近代，西方文明曾以征服者的姿态企图统御寰宇，中国文明几乎被他们当做猎奇的东方古董。然而澳门土生却不同，他们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很多人本身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不同于一般的西方“局外人”。像华人一样，许多土生也拜关公、吃中药，农历初一往寺庙焚香和祝愿，然后陪父母上茶楼。许多土生在这些日常生活习俗中渗透着对中国文化的“身心投入”，和西方人以“局外人”的身份“隔岸观火”的情况很不一样。土生文学也表现了这一点。李安乐的《知道我是谁》一诗，是直接表现这一特点的最好例子：“我父亲来自葡国北方的山区／我母亲是中国道家的后人”；“我身上有来自贾梅士的优秀／和一个葡国人的瑕疵／而在某些场合／又是一套儒家思想”；“我的心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我的人格是中国的也是葡国的”；“我发起脾气来就像个葡国人／但也能自我抑止／以中国人所有的平和”。这位土生诗人直抒其情，为自己是个土生人而感到骄傲，为自己受到中西两种文化教育而感到荣幸。孔子、道家，一如葡国人视为有高度文化的象征，并以其逝世日为葡国国庆的贾梅士，在他心中有着一样的重量。他为自己的人格性情能受到由中国道家所代表的中华文化的熏染而无比喜悦自豪。这种感情在其他西方作家笔下是少见的。马若龙自幼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据说他15岁就读过韩素音描写关于抗战时期的重庆的一部小说。他对李白和艾青推崇备至。他笔下的诗“我的中国祖母／很久来在那中式镜子中／出现在我眼前……”可以使人感受到他对“中国祖母”和“中式镜子”充满亲切之情。镜子在这里具有象征的意义。马若龙的“中国祖母”一“中式镜子”之间这条感情线，正好是马若龙和中国文化那种内在的血缘关系的图解。很自然，“中式镜子”在这里有象征的意义，它象征马若龙所心仪的中国文化。他在《黑舌头的龙》里，一连用四个意象“象牙”、“樟脑”、“碧玉”、“墨汁”这些富有中国文化意味的东西表达对它们的无限向往之情，是他心灵的真实写照。飞历奇的作品反映出他有一定的中国文化根基。这一点在《疍家女阿张》中可见一斑。例如写到老蛋家女在海上遇难，“阿张……请来了和尚为她超度，雇来了哭丧妇为她送葬。”再如，“千百年来，中国的妇女任凭她 172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们的男人胡作非为，从来都是逆来顺受的”，“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男人可以任意娶妻纳妾”等。他所塑造的两个中国女子的典型——阿张和“担水妹”阿莲，都不是上层人，而是出卖体力的劳动者，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没有见识、长相并不漂亮，但作者对她们的由中华文化孕育的心灵美非常尊重，甚至视为“无价之宝”。这里也有他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心态和感情。当然，以葡国文化和天主教为根本的土生人，也深受西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他们对作为中国文化中以“仁”为核心，以“孝悌”为本，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并自觉做到“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说”的儒家道德伦理思想，不可能没有冲撞。《承诺》反映的中国家庭中那种专制的封建家长制、父母之命、子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封闭保守的婚姻观与以葡国家庭为代表的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态度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对比正是中西方文化冲撞的表现，反映出作者对社会成为伦理牺牲品的不理解。飞历奇在《爱情与小脚趾》中也揭示了古老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一面，并表现出对那些深受其害的人的深切同情。但无论这些作家从哪一方面表现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总有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显著特色。澳门也有不少葡国作家、学者写澳门，写对中国文化的感受。他们大都在澳门住过很长时间，对澳门的中国文化都有一定的认识和感情，但如果这两者的作品放在一起，读者往往能从它们的感情色彩上，体会出谁是更接近中国人的“自己人”。 （一）凝重的历史感研究土生起源的专著《大地之子》的作者安娜·玛利亚·阿玛罗指出，由于缺乏关于这一群体十分确凿的历史及人类生物学方面的资料，其起源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她在书中罗列了各种不同观点。例如，本·托达弗兰萨（1879）认为：土生群体主要拥有“……像加入的基本特征，同时具有欧洲人、马来人、卡那拉人……的外形、它是种族和多次偶然通婚产生的亚种族的产物”。阿尔瓦罗，梅德罗，马沙多(1913)则认为，澳门人是同日本女人、马六甲女人，乃至近期同中国女人通婚的产物。埃杜阿尔多·布拉藏(1975)认为：“……从其目前的特征来看，大部分澳门人是同马来种族通婚的产物。同印度人通婚极少。相当的一部分人具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特征。”文德泉神父（1965）在集名家之说和对澳门教区档研案进行究的 1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基础上，则主张澳门人是葡萄牙男人同中国女人通婚的产物。① 而该书作者在以大量资料为依据，提出“早期定居澳门的世家的子女母亲大部分可能是欧亚混血儿”的看法时仍不能免去带假设性意味的“可能”一词。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由此可见。此外，据该书作者所述，当时葡萄牙人和亚洲女的通婚或结合方式与状况，也十分复杂，除了以财富，门第为基础的合法婚姻外，更有大量同居、纳妾、收买女奴等非婚姻的结合。作者又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学者注意到这些结合产生的女性后裔为何隐姓埋名。这些欧亚混血儿的命运如何？”②这一问题的提出，从更深层面上突出了土生作家对社会人生特有的敏感和深切的体验，以及他们洞悉事物本质的特殊能力，使他们分外强烈地意识到这种历史背景在他们生命历程中形成的各种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便贯注着一种对自我历史的观照。无论他们从哪一个角度来表现生活、抒发情感，总可以看到他们透过不同的艺术思维，折射出心灵深处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沉思。李安乐的《知道我是谁》、《澳门之子》便是在沉思中完成的一幅自画像。那里面有他对自我身份的体认，有他为拥有中葡这两个优秀民族的血液和品格所表现的自豪之情。飞历奇对“疍家女阿张”和“担水妹”阿莲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显然与他对早期那一段历史的追溯不无联系。土生遥远的华人祖母虽都来自社会底层，但她们内心的高贵仍为其子孙引以为傲。从《施舍》中那个葡国人和穷苦的华人女子的结合，则可以看到土生从另一个角度对那段历史现实的反思。其中所揭示的这种关系产生的私生子问题，正好成为《大地之子》所提出的那个疑问的回应，并深刻反映了这类人的悲哀命运。这些通过作者艺术转化而反映的历史真实或心灵沉思，赋予了作品一种凝重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也反映在他们和澳门这块土地的情结上。表达对澳门的无比热爱和眷恋之情，是体现在土生作家作品中的一种强烈的感情。从任何一个作者笔下，我们都能发现这种刻骨铭心的感情的流溢。他们赞美这块土地，歌颂它的“美丽”、“圣洁”、“温柔”、“平和”， 倾诉自己与它骨肉相连的无限深情。这种感情源远流长。土生族群历史的①安娜·玛利亚·阿玛罗：《大地之子》，第20页。②安娜·玛利亚·阿玛罗：《大地之子》，第11页。 174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产生与发展，与澳门息息相关。400多年来，他们在这里繁衍生长，代代相传，一直把它看成自己的家园故乡。这里埋葬着他们的祖先，印刻着他们成长的脚步。他们生命的根扎在这里，文化的根也扎在这里，这块土地是他们的族群的自我生命与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称自己为“FilhosdaTerra”（澳门之子）正是出于对这片土地的一份虔诚的、深深的爱。因此，土生文学中表达的对澳门那种浓得化不开的感情，总有一种特别力量，感动着读者，并在他们心中引起深远的回响。实际上，土生在表达这种感情的同时，就是对自我历史身份的一种体识。且看若泽·多斯·圣托斯·费雷拉的诗：“我的故乡／我的摇篮／我心中炽热的爱／小小的土地／伟大祖国的儿子。”①或者李安乐的：“确实，澳门是一块小小的土地／但它拥有伟大的灵魂／……因为就从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生长了无比美丽的／一棵爱之树／带着中葡结合之根。”②从这些诗里面，读者可以体会到他们对自我历史身份的不同意识的体认。这一点在《废墟中的风》里，表现得更明显。这本书本来是写对澳门生活的回忆，寄托着作者在遥远的国度的深沉的望乡之情，但也是作者对自我历史的追溯、体识的心灵写照。该书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这真奇怪而可怕！……回忆是如此生动，我仿彿正穿越时光的隧道，奔回我45年前的童年，奔回我的诞生地……她（作者外祖母——笔者注）孤独地死了，遥离她的根，遥离她在那儿出生的生活，建立家庭的迷人的土地。而我却仍身处一个对我从属的那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更为遥远的国度。也许因此……她伸出了她的手，带着活在里面那个小女孩，一起跨越过分隔着过去和现在的漫长的时间距离，指示我走向我的根，让我更好地认识我自己。③书中展现的那个“认识自己”的过程，既是追溯作者本人及其家族，乃至土生族群与澳门息息相关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对“我是谁”这一问①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 Macau Jardim Abençoado，澳门文化学会，1988,第161页。②Leonel Aires,Por Caminhos Solitarios.③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前言，第9页。 1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题的另一个回响。然而，历史并不仅给人留下过去。中葡联合声明指明澳门将于1999年回归中国，葡国人管治澳门的历史将从此结束。澳门历史地位的变化，使土生族群的命运面临转折，于是对前途的迷惘与不可把握，对以往的失落和怀念，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负荷出现在土生作者的笔下。正是这种过去与未来、反思与前瞻、失落与迷惘交织成一片凝聚在土生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蕴，使土生文学具有一种独特的气韵。它引起人们对社会人生和个人命运的沉思和遐想，因而具有深邃的内蕴和史诗的品格。（二）充满矛盾的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基本内核，是区分不同文化类型最深刻的内在依据之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不同，他们的文化心理也显现出巨大差异。文学作品本身是作家的精神结晶，它能反映一个民族深层的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土生葡人在一块属于中国而由葡国管治的土地上生活，他们继承了欧亚两种不同的血缘。复杂的历史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留下了复杂的影响，形成他们复杂而充满矛盾的文化心理。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在土生文学中反射出来，构成了其鲜明特点之一。这种矛盾的心理首先反映在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上。土生人对澳门这块孕育他们生长的土地有着浓厚的感情，但是，对于他们那特殊的身份而言，澳门又是“一块欠缺安全的地方”。①葡国学者贾渊在有关研究论文中指出：在“土生近代史”上，“有一个论调经常出现，就是澳门土生族群快将瓦解”；“这个预告的死亡与‘舍弃’一切的形象互相关联——就是人们不时提及的‘土生流放现象’”；“每一次更换澳督或任何谣传都导致一部分人移民它处，唯一的目的只在离开所在地”。②不管导致这种情况的具体事件是什么，总之，正是“由于这种身份的暧昧，土生……很典型地显得缺乏安全感”。③因此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感情中总是潜藏着一种忧虑。我们从玛尔丁妮《废墟中的风》——“昨天”和“今天”两章中可以找到这种矛盾复杂的心理暗示。“昨天”的开头在写五岁的“我”面对窗外①贾渊、陆凌梭：《风中之竹》。②贾渊、陆凌梭：《风中之竹》。③贾渊、陆凌梭：《风中之竹》。 176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暴风雨时，有这样的一段描述：遥远的天边，珠江水变成了一片深褐色，翻卷着白色的飞沫。整个小岛仿佛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左右摇晃。我心想着：这场暴风可会吹走痛苦、恐惧，以及近年不断侵扰我睡梦的阴暗的回忆？它可会吹走我为了安全刚离开的那座老屋……可会吹裂那老屋的墙，掀掉它的屋顶，把它从原来的地方吹向这座城市众多的废墟，成为其中的另一堆废墟？……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岛在狂风暴雨中摇晃，心也在摇晃。因为“我” 无法预计暴风雨可能带来的后果。她希望它会“吹走痛苦、恐惧”，怕它吹走“老屋”，使它成为“另一堆废墟”。 “暴风雨”正意味着“不安全”；“老屋”在这里则象征和“暗示了” 过去或“祖根”。对这“老屋”，“我”有一种既不愿意继续居住（因为它不妥当）但又不愿意让它失去的矛盾的感情。她更担心它是否经受得起风暴的考验，是否将成为一堆没有生命的陈迹。在“今天”里，经过了几十年，“我”在这遥远的异国，面对着外面不可捉摸的暴风雨之夜，心灵又一次在激动中摇晃。然而“这次……是在我自己温暖的家里，和我那些安全地躲在睡梦中的亲人一起”。②按理说，一个人在“温暖”、“安全”的环境里，应该感到安定满足，但“我”的心情，却依然不平静。她突然看到“湿淋淋的玻璃窗上反映出一张五岁小女孩的脸，她也正以我过去的那双眼睛默默注视着我”。回忆的影子摄住她的心，并把她带到她“今天”生活中已成“废墟”的“老屋”。这就使我们看到，即使她离开了“老屋”，有了充分的“安全”感，她的心也不会有真正的平静。她永远不可能摆脱顾忌的“昨天”，忘却那一块孕育她成长的故地。正如她那以往的“我”对自己说：“废墟依然矗立！你生命的根扎在你出生的故地，什么样的风也无法把它吹得走。”这种矛盾的心态 ，不一定是作者有意识的表现，但当我们把它①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序，第1页。②The Wind Amongst the Ruins，序，第2页。 1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放在土生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生活中来考察，便不难看出，他们是如何在矛盾中痛苦着的。在若泽·多斯·圣托斯·费雷拉的《一个母亲有许多孩子的故事》一诗中，这种复杂的心态表现得更为突出。作者在诗中把澳门比作“小儿子”，向葡萄牙“母亲”诉说自己的困惑和忧虑： “亲爱的母亲／我甜美的爱／我不离开你／不愿另认一个娘。”但“母亲”却指示他，必须接受现实。“小儿子”从命之余，又“带着忧伤的神色／双膝跪地／仰起头，泪满眼眶”。 他问天空中显现的天使：如果无可选择的接受现实，不是将永远离开他的母亲，悲伤而死？……然而天使也不能给他指示出路，“小儿子”最后唯有“热切祷告”，祈望天主眷顾。①随着澳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新转折，土生葡人面临着对前途作出新的选择。这首诗反映出这一选择中的两难感情。那种内在的碰撞和矛盾的痛苦，表现得十分激烈、深刻。这种错综复杂的感情，这种痛苦的矛盾，矛盾的痛苦，既成了土生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也在他们的文学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并不仅表现在对澳门的感情上。澳门的一位学者指出：“在几百年来葡萄牙人管治澳门的情况下，土生葡人处于一个极为特殊，颇为关键的社会层面：因为掌握两语及熟悉本地情况，他们是葡国官员赖以治理澳门的社会基础，也是联系上层官员与广大市民的中间桥梁，因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都处于远较一般华人的优越的地位。”②在澳门华人的眼里，1999以前土生人这种优越意识是很强的。但是一位葡国学者却又指出：“这在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国王朝的人是发号施令者，自己人虽多，但想要的自由却无一席之地。”“常常见到竹子，弯曲而不会折断，澳门土生有幸深刻感到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象征。……当竹子在生长时弯曲了， 日后再难复原，为了避免更痛苦，接受这一缺陷特征。因为拥有东方血统，所以澳门土生便生活在这种痛苦习惯中。”③这里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土生葡人和“乘船而来”的葡国人的地位不是一样的，后者是“发号施令者”，前者却“没有自己想要的自由”。而①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Macau Jardim Abençoado，澳门文化学会，1988，第138～139页。②杨允中：《土生葡人——澳门社会稳定、发长、繁荣的重要因素》，载1990年11月20日“过渡期论坛”版《澳门日报》。③施白蒂：《土生葡人——一个身份的问题》，载《澳门研究》，1993年9月，第127页。 178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且由于“拥有东方血统”，所以澳门土生便承受了像竹子般弯曲着做人的“痛苦习惯”。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他们不愿人知的痛苦的一面，看到了他们藏在“优越感”背后的自卑感。这种优越和自卑掺杂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种矛盾的心理特征，出现在土生葡人笔下。例如，《施舍》中的私生子，表面上冷漠无情，内心却痛苦不堪。“从小时起，当他感觉到自己与同伴间那种不同的身份，心理总有一种伤害他男性自尊的愤怒。” “他梦想有一天能摆脱这种耻辱处境，他放弃了一切儿童的权利，把所有时间花在为这梦想而作的努力上。”这里的“耻辱”，既来自他“私生子”的身份，也来自父母那种“不明不白”的关系，来自他那“穷苦、赤脚、无知、从没受过任何教育”的中国母亲，来自他额上混血儿的出身印记。他在心底里总感到低人一等。自卑感的产生，常成为一个人精神生活中长期潜伏的暗流，沉淀在心理生活的底层，形成他特殊的行为方式。私生子牺牲童年的快乐，把所有的时间用来“努力学习，埋首书堆”，力图有一天出人头地，得到尊严，享有平等，补偿自己的自卑。这种心理发展到极致，造成了对人生的摧残，结果连亲生母亲也不认。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他对母亲那种“拍手挺胸”、“用衣袖抹眼泪” 的动作，“大声呼叫”的方式，种种“难堪别扭的姿态”，感到嫌恶。对于这个“心里爱着的母亲”，却“羞于在人前承认”的私生子的描写，反映了作者潜意识里对华族下层人民的“俯视”。 在《疍家女阿张》中，葡国海员曼奴埃尔虽能通过阿张表面的粗陋看到她的内秀，看到她人格的美，表现出对她的尊重，但最后他还是离她而去，说明这种器量也有限度。而且作者所赞扬的，也是有条件的，如阿张的“千依百顺”，那种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逆来顺受”、无怨无诉、“女奴般温柔”的性格。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性格特点并不全是好的。这种对女性的绝对“驯服”的要求，正反映出作品里男女主人公在地位上的不平等。若泽·多斯·圣托斯·费雷拉诗中那种“葡萄牙之子是天主之子”的优越意识，表现得颇为明显。许多作品也反映出某种殖民主义的心态。任何民族的文化心理，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构架，它是一系列不同时期精神文化的积淀。土生文学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正是这种精神文化内涵的艺术表现。 1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四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风貌葡国里斯本有报纸评论《长衫》这部短篇小说集时说：“……它那简单的叙事方式——其中很多都十分简短，没有对话，没有景物的陪衬，也没有穿插的评论——是我们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的。”这里指出了《长衫》一书和葡国文学作品大相异趣的艺术手法，事实上这也是其他某些土生文学作品在艺术上所具有的特点。而就上面一段评论所反映的这种特色看，它同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手法，有相似之处。中国传统的小说，特别是宋以后的话本和拟话本，深受说书人的影响。说书人讲故事重视对话，也不长篇地描述景物。在没有接受西方小说影响以前，中国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特点。而西方的小说，重视对人的刻画，有较多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和人物对话，有时还有大段的议论。因此土生文学表现出来的与西方文学很不相同的特色，在西方评论家的眼中，便感到“罕见”。相反，在我们看来，倒觉得“似曾相识”。 从土生作家笔下塑造的华人妇女形象——阿张、“担水妹”等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审美观点和价值判断，也有中国的成分。阿张来自下层，外貌并不漂亮，但从作者对她内心伦理美的挖掘，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式的伦理美的倾向和赞扬。担水妹身上也有这种伦理美的色彩。特别是小说结尾，她对先前不肯接受她的公公毫无夙怨，亲切恭敬接待他的态度，更表现出中国传统妇女“温柔敦厚”的特点。这两个妇女形象同西方小说表现的那种女性很不一样。西方传统文学中重视的是对人性、对人和人的价值的表现，对人格力量的赞扬，西方作家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表现她们为摆脱自己的困境而奋斗，特别是争取婚姻自由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精神，她的内在美主要是表现为一种人格力量，一种个人生命价值的被接受和认同以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但在阿张和担水妹的身上，作者所表现的主要是带伦理色彩的审美观，有显而易见的中国因素。《爱情与小脚趾》、《迷人的辫子》两部长篇小说的大团圆结局，尤有中国艺术审美的倾向。《爱情与小脚趾》中的弗朗西斯科，经历困境后终于浪子回头，弃邪归正，成为好丈夫、好父亲；《迷人的辫子》里，顽固的父亲在寂寞中悔悟，亲自上儿子儿媳的门，为中国媳妇所欢迎；中国媳妇的以 180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德报怨，给小说画上了大团圆的句号。这里表现的“团圆之趣”，正是中国小说结尾的特点，同西方小说习惯性的悲剧式结尾有鲜明的对立。受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学，向来讲究“团圆之趣”。这一方面是出于中国人的欣赏习惯——那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皆大欢喜的团圆结局，对观众和读者往往具有劝世和心理补偿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重诗文而轻戏剧、小说，兼之受儒家思想的禁锢，小说、戏剧都被视为“末技”，进不了大雅之堂，属于俗文学，娱乐性强，哲理性弱。中国人看戏，看小说，大都为“买乐”，而且往往是有喜乐的事才听书、唱戏，一般都忌讳以悲剧结局。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注重伦理道德，讲究中庸之道，强调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和保持人生的幸福与欢乐，总的来说体现为一种王国维所说的“乐天”精神。王氏就曾以我国这种“乐感”的文化精神阐述中国的小说特征。土生作家一般不能阅读中文原著，但仍可能通过翻译的渠道接触中国文学，从而受到影响。例如，飞历奇就阅读过英语版的《红楼梦》，马若龙也读过李白和艾青的译作。此外，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中国文学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土生作家把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和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带入自己的创作中，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许多与中国文学相似的特点，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土生作家主要是受西方文化的教育和影响，他们的作品更多表现的是西方文学的特点。例如，《疍家女阿张》中蒙太奇式的画面描写：“那隐没在三角洲灰蒙蒙的桑梓……小山背上矗立着一座庙宇，光头和尚在那里诵念佛。”《承诺》开头的环境描写：“海边的斜坡上，一座美丽屋子凭高俯眺着大海……组成了地平线上一个无比优美的标志”，像电影镜头，生动而形象地切入了读者的视野。又如《施舍》中颇为深刻细微的心理刻画。这篇小说的结尾，采用的也是西方短篇小说那种“出奇不意”的艺术手法。像莫泊桑的《项链》，美国女作家凯特·肖班《一小时的故事》①或葡国作家José Rodrigues Miguéis的《八点钟的电话》②那样，以意想不到的结局，①Charles H. Bohner,Classic Short Story, New Jersey, 1986. ②José Rodrigues Miguéis,Pacos Confusos ,Editorial Estampa, 1982, p. 137. 1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强化了小说的悲剧情感。此外，玛尔丁妮的《废墟中的风》中许多地方采用了“意象”、“暗示”等西方象征主义艺术手法。例如作者对过去的回忆，并不是采用一般的追叙方式，而是创造了一个五岁的“我”，让这个五岁的“我”带着今天的“我”一起回到故地的老屋，来展开回忆。这个五岁的“我”在书中似有似无，似虚似实，正是一个艺术的意象，象征了“过去”。 “老屋”也同样具有这种象征的作用，暗示着作者家族的祖根。马若龙的诗《黑舌头的龙》，一连用四个意象“樟脑”、“象牙”、“碧玉”和“墨汁”象征中国的文明，表达他对中国文明的赞扬。在语言上，土生文学中的“澳门土语”，早已引起国外语言学家的注意。1824年《大西洋国》发表过葡国著名语言学家Leite de Vasconcelos致Sr.J.F.Pereira的一封信，其中就有他对当时一首土生诗歌的“澳门语” 所作的研究和分析。近年来澳门也有个别葡人学者对这种文学作品中的特殊语言现象表现出兴趣。但过去对它注意，只从语言角度切入，今天从文学的角度看，应有它新的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土生文学特殊的语言特色，也显示出和土生文学整体风貌相一致的文化色彩。总的来说，土生文学的艺术反映了两种文化相互渗透的特色。它既不同于葡国文学，也不同于中国文学，有它自己的美学形态和艺术特色。五结语综上所述，土生葡人一方面作为葡萄牙人的后裔，是葡国文化的天然继承者；另一面他们又在地域、血缘上和中国人有分不开的联系，受中国文化影响，因而他们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都不是单一的。土生作家的作品所反映出的他们身上双重的文化影响，是他们所受的双重文化影响的精神结晶。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欢乐、痛苦、迷惘、失落，无不体现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生活环境所形成的特殊心态和感情。这种心态和感情不是中国人的，也不是葡国人的，但其中又可以找到来自双方的基因。从作品的表现手法看，这种特点同样存在。这些特点形成了土生文学作品不可取代的独特性，反映了中西文化互相渗透交融的印记和蕴涵。审视这一文学现象中所凝聚和反射的文化状貌和文化方式，考察这种文学中积淀和反映的文化心理，正是我们研究土生文学的价值取向。 182

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文学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构成因子之一。它又跟整体文化及文化的其他组成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土生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深受文学以外其他文化领域的重大影响，而它也像澳门华人文学一样，是澳门文化系统有机的组成部分之一。澳门作为一个有数百年东西文化交汇历史的国际城市，在多方面显示着它多元结构的文化特色。对土生文学的发现和认识，证明了澳门的文学也有着与之相适应的特点。研究土生文学并不仅限于对其本身价值的确立，也是对澳门整体文化的一个补充，更是对澳门文学的一个补充。我们看到，土生文学的根在澳门而不在葡国，只有这块土地，这半岛自身的历史，才能产生这样一些文学作品，所以不能简单地因他们是用葡文写作而被排斥在整体的澳门文学之外。它本来就应该属于澳门文学的一部分，也是澳门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果实，在澳门文学花园里应有它的地位。它可以成为澳门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使“澳门文学”这一概念有更丰富的内涵，更鲜明的特色。再进一步看，除了华人文学和土生文学，澳门有一定数量由葡国来澳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访问的葡国作家所留下的诗歌、小说和散文。这三种文学现象的并存，构成了澳门社会珍贵的文化财富。如何使这种文学有机结合，融成一体，以其无比丰富珍贵的文化价值来确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将是极有意义的事。它不但能充分体现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也将在世界文学的园地中，展示出它独特的个性。而对这三种文学的参照比较，又使人们得以了解澳门不同族群在不同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化心态，加深人们对民族体性风格的理解，也为澳门的文化比较增加了课题。土生文学的研究，为上述两者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这一研究刚刚起步，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都有一定的局限，要从总体上更深地认识它，还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原载官龙耀主编《文化杂志》第23期，澳门，澳门文化司署，夏季刊，1995） 183

澳门的小说批评李观鼎*澳门小说写作发端很迟，据考大约在1930年代。澳门小说批评更是滞后，大约在1980年代才初露端倪，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澳门的小说批评虽孕育迟缓，但一经坠地却成长迅速，到1990年代便有几分成熟，且已初显个性。1980, 1990年代的澳门的小说批评，在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两大样式：一是承续传统的旧式批评；二是受先锋思潮影响的新潮批评。在长期处于保守封闭状态的澳门小城，文化界的小说观念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论和中国内地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1980年代兴起的小说批评大都在这一眼界内展开。到1990年代，随着澳门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大量先锋思潮从西方、台湾、香港以及内地涌入澳门，传统的小说观念受到巨大冲击，新的小说观开始被一些年轻的作家、批评家所接受，并运用于小说批评之中，形成先锋意味很浓的新潮批评。一澳门小说史的叙述1980年代中期韩牧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澳门小说批评的兴起乃是对这一呼吁的回应。根据韩牧的设想，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第一步是发掘和整理澳门文学的历史，因此，澳门小说批评的初期工作是建构澳门小说的“历史”。 在1986年由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上，胡培周*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现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顾问，暨南大学文学博士。 184

澳门的小说批评作了题为《澳门的小说》的讲演，此后该讲演收入1988年出版的《澳门文学论集》一书，胡培周的讲演首次较为全面地发掘和梳理了澳门小说的历史。胡培周的讲演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是有关澳门小说的历史分期问题。据胡的考察，澳门的小说创作开始于1930年代后期，其兴衰发展紧紧地依存于报刊媒体。1930年代的《大众晚报》和《华侨报》副刊是催生澳门小说的早期母体。由于报纸流失未能结集出版，这一时期的小说面貌依稀不明。1949年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下，澳门的小说创作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发表小说的刊物增多，小说创作不再断断续续，而是持续不断，且质量不断提高。不过，直到1980年代以前，澳门小说的创作都还处于草创阶段。澳门小说的实质性变化发生在1980年代以后，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影响与冲击下，澳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创作的思想文化资源大量涌入澳门，刊登小说的媒体也有了空前扩展，澳门经济的腾飞更是为文化艺术活动提供了基础性支援。胡培周主要从小说创作与媒体登载的关系入手，将澳门小说史分为三大时期，这一做法较为切实，因为在现代澳门社会媒体是小说创作得以社会化的唯一渠道，在某种意义上，它决定着小说创作的现实可能性。其二，胡培周叙述澳门小说史的角度十分传统。在谈到小说之优劣时，胡培周有两把尺子：澳门特色和现实主义。依胡培周之见，只有以现实主义方法反映澳门地方生活的小说才是上品，“在澳门文坛中应占一席位”①。 胡培周的这种叙述角度在当时十分普遍，且支配了澳门小说史叙述领域相当长的时间。胡培周之后，有关澳门小说史的专论十分罕见，直到1998年10月出版的《澳门文学概况》一书才推出专章谈“澳门的小说创作”。《澳门文学概况》由内地学者刘登翰主编，而“澳门的小说创作”这一章由澳门作家兼批评家陶里执笔。陶里撰写的这一章篇幅不长，万字左右。相比于胡文，陶里并未提供更多新的东西，但陶里的叙述更为翔实，尤其是在叙述中透露出了一定的问题意识。比如陶里仍采用以年代来划分阶段的方式，但他却说：“以年代来划分阶段而叙述文学发展的过程，只是一种权宜的手段，在实质上并无意义，这正如以地域来区分文学只是方便陈述而已。时间对①胡培周：《澳门的小说》，见《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第70页。 1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于文学，譬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只是一种标志，不是实质；香港或澳门也是一种标志，不等于实质。例如江映澜，1960、1970年代是澳门作家；现在是香港作家；另一个作家陶里，更形复杂。”①陶里很清楚以年代分期的做法只是一种叙述手段，并不一定是史实的实质性反映。此外，在谈到澳门长篇连载小说的特征与毛病时，他注意到媒体和市场指令之间的制约性。“港澳的长篇连载小说家，在开始执笔写作之前必须与编辑取得协定，先拟好小说大纲送去，然后逐日随写随送稿，作家与编辑要联系得好，甚至有所默契，小说才可以依照写作大纲完成。但连载小说往往一写数百天，在写作过程中，作家往往因为健康原因或其他客观因素影响而使作品出现局部累赘、粗糙在所难免；写到某个阶段，思路有改变，情节发生变化，因而修改大纲，也常有之；有的转变得好，有的则变得前后的衔接出现瑕疵，这些现象，几乎是连载小说的通病。”②“鲁茂的作品，命题立意严肃，但为了迎合小市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采取通俗、流行的风格，没有纯艺术的气息。”③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研究人员对澳门小说史的叙述还十分简略和肤浅。如何在史料的发掘和理论眼界的更新上推进一步，当是一个问题。二传统批评1990年代以前的澳门小说界对小说的观念大都持传统的态度，这种小说批评通常具有传统的道义热情和现实主义的信念，强调写实与寓意。在1986年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上，小说家林中英就说：“写实，是澳门小说的主流，在“镜海”版上刊登的短篇小说，作品的题材源自现实社会，有强烈的社会写实色彩，虽然没有伟人的题材，没有曲折的故事，但踏踏实实地写出大千世界中小市民的故事，予人亲切感受，①陶里：《澳门的小说创作》，见刘登翰主编《澳门文举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210～211、213～214页。②陶里：《澳门的小说创作》，见刘登翰主编《澳门文举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210～211、211～213、214页。③陶里：《澳门的小说创作》，见刘登翰主编《澳门文举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210～211、213～214页。 186

澳门的小说批评有的还寓有深意。”①好的小说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此，真指的是反映现实的真实，善指的是寓意的良善，美指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美妙。与大多数传统文论家一样，澳门小说批评中的传统派并不反省自己指认的真、善、美是否有问题，而是以自信不疑的方式用这种真、善、美去衡量和要求一切作品。在1990年代以前，传统的小说批评在澳门虽一统天下，却并无什么大作，传统的小说观念作为一种人们普遍认可的观念，似乎无须过多的阐释。此外，这一时期由于“理论”的空缺，也不可能产生可观的批评文字。因此，1990年代以前的传统小说批评大都是一些即兴点评和零散的文字。到1990年代，各种理论大量涌入澳门。一方面，传统的小说批评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从而为自己的鸿篇大论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面对种种先锋思潮的挑战，传统的小说批评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1990年代的传统小说批评处于这样一种双重境地：一是批评理论内涵上的建树；二是多元批评格局中的自我合法性论辩。最能体现1990年代澳门小说之传统批评特色的是廖子馨的小说批评。1990年代初，廖子馨写过一系列小说评论，这些评论文章字数大都在5000字左右，相比此前的澳门小说批评，不仅篇幅大增，而且不再是“杂谈”。此外，这些文章的理论意味和论述方式也迥异于从前，大有“专业批评”的味道。1990年10月，廖子馨在《澳门笔汇》上发表文章《试评周桐的〈错爱〉》。在文章的开篇附言中，廖子馨说了这样一段话：文学批评应与作品的创作相辅相成发展。现在本澳有了一些比较成形的作品，但文学批评仍贫乏得很，偶尔有几篇，却未能真正从文学创作角度入手，更多的是带着吹捧意识来进行所谓“批评”。这种现象于提高本澳的文学素质极为不利，社会因素使得创作环境已经不理想，再加上营养不足的评论，更会培育出“畸形儿”来。所以，我希望自己用平实的文笔，拿周桐来“开第一刀”。②①林中英：《谈谈我的创作体会》，见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74页。②廖子馨：《试评周桐的〈错爱〉》，见《澳门笔汇》第10期，1990。 1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这段话很重要，它表明廖子馨要在澳门文学批评中引入一种真正的批评意识，从针对人的捧场式评论走向针对作品（文学创作）的、超人际关系的、真正有文学性的批评。澳门小城人际关系过于密切，文学评论长期被人际关系所笼罩，从而导致批评的关系化，使批评徒有其名。廖子馨提出转换批评态度的呼吁，并“拿周桐来‘开第一刀’”，实为可贵。在廖子馨的文章中的确可见一种前所未有的批评理性，批评家的内在着眼点显然不再是有意无意地尽量说好话，而是力图解剖作品本身，就作品本身的客观得失说点什么。在此，人际关系被搁置起来。自拿周桐开第一刀后，廖子馨还拿柳惠等人继续开刀，这种“开刀”的外科手术不仅标明了廖子馨文学批评的个人风格，也标志着澳门文学批评自我更新的取向，此一取向将澳门文学批评逐步引出人际关系的温情小城，而走向有意义的学术思想高地。客观超越的批评态度使廖子馨得以摆脱人际关系的制约，从而对作品进行冷静地剖析。值得注意的是，在1980年代初的文章中，廖子馨的批评眼界基本上是传统的，传统的文学理论及其现实主义原则是她的主要解剖刀。在《试评周桐的〈错爱〉》一文中，廖子馨选题材、情节、人物三要素为入刀之口，以辩证法为运刀之法，取思想性、真实性为进刀之的，左视右观，对作品《错爱》的现实主义内涵作了一番探寻。廖子馨认为《错爱》的取材角度新颖脱俗，但题材的处理却终落俗套。《错爱》取材于两个人的故事，一是男主角李怀民一夕风流的事后波澜，二是李怀民之妻尤琴的遭遇。廖子馨认为前者虽为流俗之奇情小说的题材，后者却并非如此。“尤琴，一个当过记者、编辑，又亲自办过杂志的事业女性，是有修养、有文化的‘上等人’，她不是俗头俗脑的小主妇。可以说，她的生活是处在高等的精神世界中，而不是在平俗的物质世界里；虽如此，当她失去女性特征的双乳时，这一打击仍然是很大的：没有性的特征，对她是个耻辱。这里作者已有了探讨一种人性的端倪。”①在廖子馨看来，《错爱》本来有一个可以深入探讨人性的机会，因为尤琴在割去双乳后，自然身份的低劣和文化身份的高贵必然会产生剧烈冲突，如果笔者紧紧抓住这一冲突，就有可能揭示人性之某一面相，“可惜在《错爱》中作者并未有进①廖子馨：《试评周桐的〈错爱〉》，见《澳门笔汇》第10期，1990。 188

澳门的小说批评一步抓住它作深入的刻画。作者将笔触放到尤琴因此引起的自卑心态上，借此把故事一次又一次带入高潮，取得一定的艺术效果，但始终没有深入剖析尤琴内蕴的悲剧式的人性。这或许是跟我们这小地方的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有关：小说不重视深入发掘人性。因此，其结果是作者拣到了一颗晶莹绚丽的贝壳，却只放在手中轻轻抚弄，而没有更细心地把它全面观赏，再把它带到阳光底下，让它发出耀目的光辉”①。以此，廖子馨区分了《错爱》中的奇情因素和思想性因素，她站在后者的立场，肯定了作品出俗的价值，表示了自己的遗憾。在分析《错爱》的情节结构时，廖子馨进一步推进了她的判断。廖子馨指出，《错爱》的结构紧凑，情节紧张，故事曲折动人，这既是奇情小说的特色，也是《错爱》的成功之处。不过，廖子馨认为，《错爱》本可以超越一般的奇情小说而成为更具思想性内涵的作品，因为它所选题材的特殊性使其完全可以将着眼点放在人性主题的发掘上，将情节结构作为发掘人性主题的手段，而不是为情节而情节。但可惜的是《错爱》最终仍未摆脱奇情小说为故事之奇而沉溺于情节编造的俗套，强化了故事性却弱化了思想性。廖子馨指出《错爱》之所以如此，有其客观原因，“《错爱》的前身是连载小说《赤子情》，也就是说，她是供人消遣的读物，是一种温室的花朵……报纸上的连载小说有个特点，即要达到吸引读者的效果，就需要在每一节的七八百字中，描写一个情节，而且末了留下个悬念（哪怕这是否算得上叫悬念，或者有没有必要），来‘引诱’读者日复一日地追看下去。为了满足大众的文化味觉，却间接给自己的创作划了‘规格’，既不利于作者创作的自由度，也削弱作品的深度，对提高读者的阅读素质更无从说起”②。廖子馨认为优秀的通俗小说作家“除了适应大众的这种需要之外，还应在作品里面渗进深刻的人生思考问题，并逐步提高大众的阅读素质”。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廖子馨也指出，《错爱》写了两类人物，其一以尤玲和小里蒙为代表，其二以李怀民为代表。尤玲外表美艳无比，内心①廖子馨：《试评周桐的〈错爱〉》，见《澳门笔汇》第10期，1990。②廖子馨：《试评周桐的〈错爱〉》，见《澳门笔汇》第10期，1990。 1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却毒如蛇蝎，小里蒙头戴光环，从里到外洋溢着爱。这类人物个性鲜明而夸张，颇有文学性。与之相比，李怀民的个性一点也不鲜明夸张，他既有高尚的爱，也有自私的爱，平平常常，是一个标准的丈夫，这类人物文学性差却“具有生活感”。廖子馨认为《错爱》偏爱第一类人物，太注意形象的戏剧性而忽略了真实性，太关心形象的文学性而失去了生活性。除此之外，《错爱》中到处泛滥的爱也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李怀民的爱、尤琴的爱，安琪的爱，甚至小里蒙的爱及其养父的爱……这些人物爱的立根点，当有其真实的可能性，然而，把最有爱心的人全集中到一起来，读者就会意识到作者是在编故事、在做哄，虽然也会为情节所吸引，但作者欲通过小说起社会功能作用的意图就被削弱了。故事的戏剧性太强烈，作品往往缺乏真实的力量，因而降低作品的感人程度。”①看得出，廖子馨力图从周桐开刀，在流行于澳门大众社会的奇情娱乐小说中植入严肃小说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性要素，进而改造奇情小说的质性。廖子馨的这一用意在两年后她对柳惠《白狼》的评论中也可见出。廖子馨抓住《白狼》原初提纲和实际文本的巨大差异，分析其缺失。廖子馨指出《白狼》最初的创作提纲有明确的社会批判意向。“按照柳惠的设计，《白狼》会是射向澳门社会阴暗面的一记冷枪。作品中的问题学生黄白朗因无心向学，受社会不良分子的影响而结成小帮派，进而成为黑帮势力一分子。白朗是个身世如谜的混血儿，具有英俊容貌、健壮身躯、充沛体力，风度虽如拉丁情人，内心却极为冷酷自私。事实上，他是某高级司法官员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从小公务员爬升至执法者位置的葡人。因此，白朗在帮派冲突中总是能占上风、总是有替罪羊顶罪，就因为那位不肯公开承认儿子的父亲在暗中补救袒护，使白朗成法网中的漏网之鱼！直至白朗在一次黑帮争地盘时杀死人且被捕，同时，其父也由于贪污案发，被撤职查办，白朗顿失衙门靠山，结果被判入狱，在狱中遭仇家生阉。”②写定的作品与原初构想有根本的出入。其一是白朗作恶多端后突然良心发现，“觉得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且有意退出黑帮，改过自新做个孝子；而且，①廖子馨：《试评周桐的〈错爱〉》，见《澳门笔汇》第10期，1990。②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10页。 190

澳门的小说批评最后还协助警方破案，将功赎罪”①。其二是“白朗的父亲已由暗中‘保护’儿子免遭黑帮寻仇的衙门高官，变成‘不理世事’，对儿子亦不关心的 退休公务员。这期间人物内心的变化并没有铺叙出来，更自此再也没有这个人物的戏份了。所以，初期构思中他如何借在司法部门的地位袒护儿子犯法，又如何的因贪污案而撤职查办的情节，都完全没有了。而这个人物在整个故事中偏是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棋子’，没有他，就没有作者所要揭露的烂疮，也就没有作品该有的现实意义了”②。 在廖子馨看来，实际文本对原初构想的这两处重大改动，使作品本可以具有的现实真实性和社会批判性消失，从而使作品重新落入流俗的奇情小说的套路。廖子馨指出，实际文本之所以对原初构想作了这样的改动，其主观原因在作者一厢情愿的劝善热情。“这样一位温厚的作家，大概是不忍心让白朗走向绝路的，因此，在关键之际对白朗进行‘劝善’，让他悬崖勒马，在忏悔中走向光明。”③其客观原因在澳门不够自由开放的创作环境，像大多数保守的统治者一样，澳门政府并不高兴听到批评的声音……在澳门，要扮演批判者的角色，做着刺破社会脓疮的英勇行径，谈何容易”④。 廖子馨叹曰：“在一片情爱花草的小说丛中，若能长出这样一棵刺向夜空的大树来，那么，澳门小说园地该有比现在多姿多彩的一番景象了。”⑤廖子馨的现实主义态度和社会批判吁求，不仅表现在她对改造通俗小说以提升其思想性品质的努力上，也表现在她对先锋新潮文学的冷静分析上。在论及东瑞的小说《暗角》时，廖子馨说：“当今，一些前卫作家们经常指责仍创作有现实主义影子的作品为落后的现象，实质上这些作品的艺术性已经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如果必要套用‘现实’二字，倒不妨①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11页。②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12页。③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13页。④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14页。⑤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210页。 1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称之‘发展的现实主义’，这类作品自有其艺术价值，是不该低估的。无疑，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崛起，给小说艺术世界创造了新气象，因此引起人对自身的真确了解达到了痛苦的地步，这是现代小说艺术力量的成功；然而，后现代主义越来越趋向抽象化的创作，一头钻进形式化的牛角尖中，结果‘纯小说’的现象脱离了人们重视的现实社会生活和问题，高度现代主义的创作成了孤芳自赏，得不到大多数读者的支援和赞赏。于是，20世纪后期，不少作家开始追求将发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艺术结合，创造更符合现代人的小说艺术境界。”①廖子馨既不赞同刻板保守的旧现实主义，提倡从现代主义的创作技巧中吸取营养以更新自我的“发展的现实主义”，也不盲目跟随现代主义新潮，而是希望在现代主义中保留现实主义的社会关切。她的理想是发展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艺术结合，并认为《暗角》就是这一结合的产物。依廖子馨的分析，《暗角》的作者东瑞虽是一位写实作家，但在这部作品中却大量借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将着笔的重心从故事性移向了人物的心理描写。“在《暗角》中，东瑞彻底摆脱了‘说书人’的身份，不重视传统的故事性，他要探讨的，是深层次内在的人性问题，或者说是人心动向。具体完整的故事情节在这里已经无关紧要，人物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东瑞意绪的替身——主角王一心。”②廖子馨择取作品之最精彩的部分——王一心的两次神游来分析东瑞对现代主义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廖子馨指出东瑞作品的现代主义特征主要在于它关注人物心理活动的方式，即“怎么想”的问题，而不是像写实小说那样只注重“想什么”的问题。不过，东瑞毕竟不是现代主义者，他在关注“怎么想”的问题时也并未忘记“想什么”的问题。正是“在表现‘想什么，、‘怎么想’的内容上，他采取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技巧结合的手法”。③廖子馨的小说批评活跃而开放，但她持重而不偏激。对澳门小说批评①廖子馨：《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未来小说——东瑞小说〈暗角〉序》，见《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161～162页。②廖子馨：《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未来小说——东瑞小说〈暗角〉序》，见《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162页。③廖子馨：《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结合的未来小说——东瑞小说〈暗角〉序》，见《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168页。 192

澳门的小说批评而言，廖子馨的贡献在于她引入了一种理性的批评态度、严肃的思想原则和学理化的话语方式，尽管她的工作仍嫌粗糙。在传统的小说批评方面，还有一个人的工作值得注意，那就是郑炜明的历史批评。郑炜明认为对一部文学作品可以作多角度的研究，在谈到对土生葡人作家飞历奇作品的评论时，他说“由于我并不熟悉葡萄牙文学史，也没有详尽地读过飞历奇《爱情与小脚趾》的原文版，不敢对他小说的文学价值妄下评语”①。不过，“《爱情与小脚趾》的价值又不止于文学，它切实地保留了极为丰富的20世纪初澳门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土生葡人社群的生活、风俗和习惯的资料，可供语言学、历史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参考”②。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发掘作品的社会历史内容，是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这篇文章的主旨。郑炜明很清楚小说就是小说，不能将其当成一部反映历史事实的著作。不过，他区分了《爱情与小脚趾》的人物故事和背景资料，认为前者虽为虚构，后者却多为实录，因此，要从这种作品中清理出“历史”，就必须专注于后者。《读〈爱情与小脚趾〉》这篇文章不同于一般文学评论文章的地方，在于它忽略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的研究，而注重背景资料的研究，在此，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只是牵引出背景资料的手段。因此，郑炜明这一研究取向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后者只是将背景资料作为研究人物形象和情节故事之真实性的实证材料，而郑炜明的研究恰恰在背景资料本身，他的研究关注的是“历史”而非“文学”，如其文章开篇所言，他“想从小说中更深入地窥探土生葡人的文化特性”。 从“文学”入手去看“历史”，这是《读〈爱情与小脚趾〉》一文的研究策略与主旨。郑炜明通过分析作者的写作意向先行证明他这一做法是有根据的，因为《爱情与小脚趾》充满了浓郁的怀旧气氛。“作者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曲折的爱情故事，而更重要的是带我们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门。探视当年的事事物物，以及当时土生葡人的思想感情。随着故事①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46页。②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46 -247页。 1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发展及主角所到之处，作者总爱把昔日澳门的景物一一重现。”①郑炜明在此用了一个“不仅……而更重要……”的推进句式来摆明作品内容的比重，从而将这部文学作品的深层历史旨趣点明。在作者写作意向的牵引下，郑炜明通过对书中大量背景资料的分析归类，总结出几大社会历史内容。作品中谈到20世纪初一些人物对人力车、中医西医的态度及女性的生活方式，郑炜明叹曰：“透过飞历奇的小说，我意外地发现，原来20世纪初的人们比我更加讨厌现代文明和抗拒新事物。”②通常人们以为20世纪初的澳门社会比内地开放早，人们较快地接受了新事物，想不到“对于现代文明和新观念，澳门人（包括土生葡人）的接受速度似乎要比想象中慢得多”。就此，郑炜明认为澳门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保守主义传统。澳门一地华洋杂处数百年，人们多以为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汇交融的地方，而《爱情与小脚趾》提供的史实则不同。郑炜明说他特别留意作品对澳门作为“基督城”和“中国城”的描写。郑炜明细心地分析说：作者虽提到要写两个世界，但事实上他主要写基督城中的土生葡人的生活，对中国城中的中国人的生活并不在意。作者这一写作偏重首先就反映了作为土生葡人作家的飞历奇对中国城的陌生和淡漠。此外，更重要的是，从作品所写的基督城中的土生葡人的生活来看，他们虽然也喜欢中式家具摆设、抽鸦片和鼻烟、信任中医大夫等，但他们在语言和宗教方面却认同葡萄牙语和大主教，因此，在深层次的文化归属上，基督城和中国城截然不同。“据我对澳门文化和历史的研究，我认为长久以来，中、葡文化在澳门没有大规模的交流，而只是并存而已；这个观点看来可与小说所反映的现象互相印证。”③除此之外，郑炜明还考察清理了作品中土生葡人社会的阶级观念，发现“在葡萄牙的传统里，血统和阶级观念似乎比中国人还要强”。在郑炜明看来，《爱情与小脚趾》不仅展示了基督城中一般的精神文化风貌，还入微地讲述了这个城中的衣食住行、教育、择业、休闲与人情是非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俨然是一部可以备考的百科全书。①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31页。②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32页。③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36页。 194

澳门的小说批评郑炜明认为对文学作品作社会历史研究在澳门尤其必要，因为澳门虽有上千数百年历史，但史传实录太少，有的时候在有关的直接文献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文学作品里的资料来填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空白，还是一种可取的方法。①三新潮批评澳门新潮小说批评出现在一群年轻的作家中，其主要人物有寂然、林玉凤、黄文辉等人。1980年代以后的澳门社会越来越开放，各种新潮思想从西方、港台、内地涌入澳门，年轻的一代受其影响，开始摆脱年久日深的批评传统，采寻新的批评观念与方法。与老一辈的批评家不一样，这群年轻的作家兼批评家或学士或硕士，他们在现代大学中受过批评理论的洗礼，因此，他们的文学批评大都有某一理论的支撑，而且，在多元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其文学批评有发挥个性的可能。总的来看，1990年代澳门的新潮小说批评还刚刚起步，还只是匆匆消化着外来的新潮思想，偶有创新与反省批判也显得底气不足。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新潮批评还是别开生面，为这一古老的领域注入了新鲜空气。寂然是澳门小说界打破写实传统而从事小说实验的作家，也是实验写作的鼓吹者。在1997年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举办的“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寂然做了题为“澳门小说的未来”的发言，此讲演后来收入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澳门文学评论选》一书。在这一发言中，寂然以较为温和的方式呼吁在读者、作者、技巧、文学市场、小说教育等方面作出革新，亦即在这些方面输入新潮实验意识，以改变小说在澳门的困境。在谈到读者时，寂然指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十分重要。澳门读者评价作品的尺度太功利，常常以是否赚钱来判断作品的好坏，并且偏爱内地及港台作品，为此，澳门作家的作品得不到读者的理解与支持。“作者寂寞地写，读者冷冷地读”，要改变这一现象，既要在读者方面改变功利化的阅读习惯，又要在作者方面改变无视读者的清高姿态。①郑炜明：《读〈爱情与小脚趾〉》，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47页。 1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寂然认为澳门小说长期以反映现实为己任，这本来是正确的，但这种“反映”未能着眼于社会的最新趋势，未能思考当前的热门论题，故“反映”的价值可疑。至于澳门小说的技巧一向以传统写实为主，非常讲究起承转合、小说三要素等尽人皆知的方法。“80年代中国内地的小说艺术起了一场重要的革命，大部分作家纷纷向外国的前卫小说学习，然而，这场遍及内地，甚至引起台湾‘内地小说热潮’的小说革命，对澳门的影响却不大。”①呼吁“小说革命”和“向外国的前卫小说学习”是寂然讲演中最为新潮的冲动。寂然的新潮意向偏于技巧方面，他对那种从根本上颠覆小说反映论的极端新潮理论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不可“相信”的创作论——读张大春〈小说稗类〉一、二卷》一文中，寂然质疑了张大春的怀疑论。张大春是台湾的学者兼作家，他在《小说稗类》中运用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彻底否定小说的真实性。张大春说：“语言和语言的意义之间所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关系，寓言和寓言，小说和小说的指涉之间，也存在着流动不定的、似是而非的关系。”“小说不应该是现实的索引图，即使是，也只能是一幅非常不清楚、不准确的索引图。”张大春此言显然是德里达“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翻版。沿此逻辑张大春断言小说是说谎，因此，无足轻重，毫无意义。寂然说：“轻蔑和说谎在张大春的论述中贯彻始终，无处不在。皆源自他对一切的怀疑态度。”②寂然区分了两种怀疑，进而对张大春的怀疑提出批评。寂然说：“当然，在这个充斥谎言和虚伪的世界，惟有怀疑，才可以明辨是非，不至于沦为某些权力中心或意识形态利用的工具。但张大春将小说和小说谣言皆置于一个不可信的绝境，其颠覆已经变成指定动作，其看似多元的文学理念也在不断的怀疑之下，由其精湛的文字表演操作成另一种专断。”③何为正常怀疑，何为不正常的怀疑，这一界限确实难以把握。但对语言的绝对不信任，以致导致对小说真实性的彻底否定总有点说不过①邹家礼（寂然）：《澳门小说的未来—— 一个小说作家的观察》，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上编，第189页。②寂然：《不可“相信”的创作论——读张大春〈小说稗类〉一、二卷》，见2000年6月21日《澳门日报》。③寂然：《不可“相信”的创作论——读张大春〈小说稗类〉一、二卷》，见2000年6月21日《澳门日报》。 196

澳门的小说批评去。寂然将张大春的怀疑推到极端，使其进入自我解构的境地。如果说张大春所说的可信，则张大春对语言的彻底怀疑就不可信，因为如果任何语言活动都不能说出真实，张大春所言又如何可以说出真实？在寂然看来，真正伟大的小说能说出生活的真实与意义，它能提供一种超越常识的洞见。寂然引卢卡奇和巴尔加斯·略萨的有关言论来批驳张大春的小说虚无主义，断言：“《小说稗类》只是入门阶段的书，卢卡奇、佛斯特、略萨、卡尔维诺、昆德拉等人，才写出了真正的小说艺术杰作。”①由此可见，在小说技巧上主张新潮实验的寂然，在小说的性质与价值观上则持一种较为传统的信念。这一特征也突出地反映在寂然的小说创作上。有关寂然小说技巧上的实验，林玉凤的一篇论文谈得较深。林文题名《寂然小说叙事角度浅论》，该文首次从小说叙事角度分析了寂然小说技巧上的实验，并对此持肯定态度。在文章开篇，林玉凤便引用了寂然的两段话以表明他锐意在小说技巧上实验求新的意图，“当初我不知道小说该怎样写才好。我只是对于一板一眼的传统小说感到不耐烦，加上阅读重视技巧，小心安排细节，我要在这些地方突出，让人知道：小说并非‘照’着写，而是‘试’着写的”② 。是“照”着写还是“试”着写？的确是寂然以之将自己与传统守旧派区别开来的地方，林玉凤看得很准，她说“寂然对小说的实验，主要是为了在小说的叙事方式、叙事技巧和细节安排上突破传统小说的框架”③。林玉凤着重分析了寂然在小说叙事角度上的实验。④值得注意的是，林玉凤的分析完全借用M.H.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中的概念术语，即在西方现代叙事理论的框架内展开分析，因此，这篇批评文章大异于传统的小说评点，有浓厚的理论意味。林玉凤认为寂然小说叙事角度的实验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①变小说的叙述者为被叙述者；②改变叙述角度以干扰情节发展。林玉凤指出，传统小说家通常只选取某一个角度去叙述故事，而现当①寂然：《不可“相信”的创作论——读张大舂〈小说稗类〉一、二卷》，见2000年6月21日《澳门日报》。②寂然：《从大作家到神经病……关于〈一对一〉以及其他》，见1997年11月12日《澳门日报》。③林玉凤：《寂然小说叙事角度浅论》，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19页。④林玉凤：《寂然小说叙事角度浅论》，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21页。 1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代一些有所革新的小说家也只是以多个不同角度进行平行叙述，“寂然当然不会循规蹈矩地站在某个单一的角度来说故事，也不满足正正规规的多角度平行叙述模式”。寂然不只是寻找新的叙述角度，他还转移、改变和扭曲原有的叙述角度，使小说的叙述者变成被叙述者。在谈到《视死如归》这篇小说时，林玉凤说：“本来，《视死如归》‘这篇小说的作者’是以客观角度在叙述故事，而且他的叙述是透明的，作者本身不在故事中扮演角色。寂然在这里只用一句‘这篇小说的作者’，便使原本的‘作者’变成小说中的一个角色，即使原来的叙述者变成被叙述者。”①传统小说讲究“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而寂然的小说则往往通过改变叙述角度来打破传统小说这种情节发展路向。林玉凤以寂然的小说《月黑风高》系列为例对此作了说明。林玉凤说《月黑风高》系列从表面上看有两条故事线索，但这仅是表面，事实上作品有三条故事线索，这第三条隐蔽的故事线索是有关作者家人的。林玉凤指出《月黑风高》前两个部分的叙述是“透明”的，甚至是传统的，但到第三部分，寂然突然改变原来的叙事角度，将叙述的对象转向叙述者本身，即变叙述者为被叙述者。“因为‘这篇小说的作者’的出现和对‘这篇小说的作者’的叙述，令故事的线索由阿杰、阿达和沈芸之间转移到：‘这篇小说的作者’ 正在披露阿达的罪行→‘这篇小说的作者’其实是一名副刊作者→）舒飞也是一名副刊作者，但舒飞这个名字是‘这篇小说的作者’给‘他’起的→舒飞的女友为什么叫做沈芸和周小茵，这是‘这篇小说的作者’的秘密→爱读小说的警察名字不叫阿杰，他的女友也不叫文清。但爱读小说的警察是‘这篇小说的作者’ 的朋友。”② “寂然在叙述舒飞等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叙述着一个小说作者在创作小说的故事。”因此，林玉凤说系列小说《月黑风高》是一个有多重结构、多个主题和多重艺术效果的小说。对一向保守封闭的澳门小说界来说，寂然在小说叙事方式上的实验不仅使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它告诉了读者和作者“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寂然的小说实验不仅启发了读者和作者，也激发了批评家的批评灵感，继林玉凤之后，黄文辉也以寂然小说为对象写了一篇颇为新潮的批评文章。①林玉凤：《寂然小说叙事角度浅论》，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22页。②林玉凤：《寂然小说叙事角度浅论》，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第224页。 198

澳门的小说批评与林文相比，黄文辉的文章不仅在价值态度上，更在批评话语本身的实验上具有新潮意味。黄文题名为《小说寂然小说——寂然（抚摸）评论及其他》，从题名即可见黄文辉对语词多义性的敏感，因为前一个“小说”和后一个“小说”的语义显然不同。对话语的多义敏感与反省性机智使用使黄文更像一个后现代文本。在这篇文章中，黄文辉不断采取论述与反论述的表述策略，建构了一种批评与元批评的双重话语空间。文章一开始便定下了一种自我怀疑与自我解构的调子，与传统批评文章的内在自信形成对抗。据说作者早就答应寂然要为他写一篇评论，但迟迟未能写出。究其原因，一是自己的疏懒，二是觉得现今的批评文章不好写，因为在讲解构的今天，以传统的方式去写会感到心虚，以解构的方式去写又没那种耐性，更何况作者讨厌各种理论，并且在一个多元化时代的相对主义漩涡中多少有些无所适从。同一个文本，不同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黄文辉列举了读者对《抚摸》这部作品可能的多种看法，并总结出截然对立又各自有理的“看法”。 一、《抚摸》是一部结构松散凌乱人物性格模糊主题含混不清叙事颠三倒四的坏小说，乍看似大手笔细读实是小玩意，作者野心颇大惜眼高手低有心无力故作高深却乏善可陈想走高档路线写成言情小说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二、《抚摸》是一部结构严谨有着人物性格立体主题发人深思叙事变化多端的好小说，乍看似没什么细读实有意思，作者心思细密具独特手法犀利眼光举重若轻而深藏不露能以极端情节详剖人性真相果然是于无声处响惊雷！①黄文辉还叹曰：“当然当然，它可以什么都不是，既不坏也不好，是鸡肋，你喜欢看就看吧。当然当然，它更可以是我没想到而你想到的，那么，这一篇小评论你就根本可以不管了。（噢，亲爱而高贵的读者上帝，现在你可明白什么是文学评论了吧！你可明白文学评论其实是很不负责任了吧！①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75页。 1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你可明白为什么我写不出寂然小说的评论了吧！文学评论是什么？文学评论是对一大堆形容词的选择和安排。）”①黄文辉开头这一招看似很虚无，其实不然，黄文的话语旨趣在于打破传统批评的一元专制和批评家中心论，去除“批评”之神秘，将任何一种批评都还原为“一种”个人“看法”，一种并不比另一种看法优越的看法（包括他自己这篇文章提供的“看法”），取消批评文本控制读者的权力，在批评文本和读者之间建立开放平等的对话关系。黄文辉这种元批评的自我反省批判性更明显地表现在文中括弧的运用上。黄文辉在文中以括弧中的文字对括弧外的文字进行评点，形成双重声音。一是依据某种理论而发出的声音，它构成文本部分，即括弧外的部分；二是对正面论述部分之理论前提进行反省性评点的部分，即括弧内的部分，这一部分在文中所占篇幅不少，是文章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比如以上引文中的括弧部分。又比如作者在文中有两处使用“元小说”这个术语，第一次使用时，他这样写道：“它（指《抚摸》。——笔者注）可以是澳门街上一次关于‘元小说，理论的实验（噢，亲爱而高贵的读者上帝，你大可无需理会引号里元小说三个字是什么东西，这只是江湖卖艺的行话而已）。”②第二次使用时，他又这样写道：“比如，他（指寂然。——笔者注）对‘元小说，这种写作模式的不停试验。[噢，亲爱而高贵的读者上帝，如果到此时此刻你还对‘元小说，这个词感兴趣，那我怎忍心不告诉你，所谓‘元小说’（Metaftction）又译‘后设小说’。据《后设小说》这本书介绍，‘后设是赋予虚构性创作的一个术语，这些创作在有自我意识地和系统地把注意力引向它作为艺术事实的地位，以便于就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提出询问。为了对其自身的结构方法提出评论，这些作品不仅要检验叙事小说的基本结构，而且要探索文学虚构作品之外的世界所可能具有的虚构性。’按我理解，就是‘思考小说的小说’——你还搞不懂？没关系，我保证它绝不会妨碍你对寂然小说的理解与兴趣。]”③括弧中的注释与点评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帮助，也留下了自由的空间。①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76页。②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72页。③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83～184页。 200

澳门的小说批评在解构了批评话语表面可能导致的话语专制之后，黄文辉就寂然的小说抚摸》谈了自己的意见，一种与读者讨论而非教化读者的意见。对这种个人见的个人性，黄文辉是清楚的，并在文中特意提及，以免以己之见冒充普遍真理。“我阅读小说的品味很褊狭，喜欢一些（我自以为）有‘深度’的作品；就是说，这些作品除了能给予我‘欲知后事如何’的追看热情外，更引起我对人的存在的各种思考，如果能有个确切的答案则更好（可惜至今未有）。”①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深度，这是“我”的“很褊狭”的“阅读小说的品味”，黄文辉这样提醒读者，使文章之所说严格限制在，“我”的品味之内，从而取消了传统批评文章代真理立言的宣谕姿态。在对“我”的意见之个人性作了限定之后，黄文辉对“我”的意见的表述是鲜明而有力的。以黄文辉之见，一部优秀的小说作品必须具有思想性的深度，而不只是表面上的好看好玩。不过一部具有思想性深度的作品又不能令人窒息的“沉重”，所谓举重若轻，它必须有一种艺术处理上的“轻盈”。黄文辉引述卡尔维诺的话说：“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黄文辉补充说：“轻逸就是对沉重的反应。它不是对沉重的逃避。而是‘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②黄文辉认为这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来自一种昆德拉式的“幽默”，即对沉重的世界进行深思熟虑后的反讽性重组，而要进行这种反讽性重组必须推迟道德判断，以便让事情本身得以显现。具有思想性沉重的艺术性轻盈，或化人艺术性轻盈中的思想性沉重，是黄文辉的个人“品味”。正是据此品味他谈到了寂然小说的价值，“‘寂然小说家族’最显著的‘家风’，也就是寂然小说的风格特色，则是对各类题材处理时的‘轻盈’。是的，轻盈，就是说当你阅读寂然的小说时，不会感到很费力，即使是那些叙事顺序颠来倒去的实验作品，你依然会感到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随着他语词的滑动而在不知不觉中看完了他的小说。在整个阅读的过程中，你是那样悠然自在‘轻舟已过万重山’，可当你回望过来的风景时，分明感着其中隐隐然有深意，却‘欲辩已忘言，——这便是我所谓的‘轻盈’。这便是我对卡尔维诺的 ‘ 轻逸 ’（Lightness）以及昆①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77页。②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85页。 2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德拉的‘幽默’的理解——世界是沉重的，小说家的任务不是用小说言语与情节去加添这种沉重，而是让读者在轻松幽默的叙事里思考这种沉重，以荒诞与反讽重组世界的真相”①。 黄文辉认为，轻与重的依存转换在寂然小说中主要表现在他的情节处理上。“在寂然的笔下，情节的安排不仅是为了吸引读者往下追着看的‘诱因，更是提供他（与读者）思考的‘情境’。”②寂然的小说情节光怪陆离，十分好看，不过，寂然小说的情节不会使读者沉迷于情节而流连忘返，而是使读者被引向一种思性“情境”。比如由“抚摸”这一动作推动的情节便使我们想到了很多有关人性的问题，“这样，《抚摸》便不仅是爱情小说，它更是借‘抚摸，这个情境思考爱情关系中不同的人不同的情欲表现，进而展现灵魂深处的人性骚动”③。为此，黄文辉说：“离奇多变构思巧妙的情节是轻盈的舞步，情境才是舞之力量的所在。”④轻盈的思性，思性的轻盈乃黄文辉的小说理想。黄文辉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这种小说，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在一个连时事新闻也娱乐化的年代，我何需小说来娱乐我呢？我需要小说来启发我。”⑤在一种反省性的审慎中，黄文辉的个人选择似乎也是十分自信的。打破批评家个人话语的专制，而又不至于陷入虚无主义；在多元对话中保持谦和而自省的对话姿态，而又不至于人云亦云；在反讽式的清除批评话语之刻板后，而又不失内在的严肃，这便是黄文辉评论文字中最有价值的取向。在文章最后的括弧中，黄文辉这样写道：“（噢，亲爱而高贵的读者上帝，谢谢你看完上面最后的一个符号。现在，你看完一篇小说评论写作的全过程。你可能觉得本文不外乎是废话空话连篇甚或论证混乱论据不足，那实在很遗憾。虽然我想推说这都是学院派论文的错，事实上本人也得负很大责任；所以，如果你在本文的字里行间能发现点对寂然小说的真切感受，对文学评论的诚意，则会是我最大的荣幸，因为我以为这才是①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84～185页。②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91页。③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81页。④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86页。⑤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91页。 202

澳门的小说批评真正的文学评论应着重及做到的。至于其他，并不重要。）”①长期以来，澳门文学批评趣味有余而思想性不足，自信有余而反省不是，一得之见有余而视野拓展不足，在黄文辉的批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澳门文学批评自我更新的希望。（原载李观鼎著《论澳门现代文学批评》第三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①黄文辉：《小说寂然小说——寂然小说〈抚摸〉评论及其他》，第193～194页。 203

胡悦胡阅——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黄文辉*一以下这一段文字，请读者诸君千万不要看成什么正儿八经的文学评论，虽然我的确要评论，却难保公允——事实上，我是个很“偏心”的读者，看文章总带着浓浓的个人取向。比如对胡悦文章的看法，我就跟她哥哥不同。胡悦拿自己的文章给哥哥“开眼界”，她哥哥赞赏之余，忍不住点醒她：“你写点女人心情，吃喝玩乐之类还行，偏要写政治、谈时事，功力不够，写出来的东西不痛不痒的，说不中要害。”（《不必悲观》）——就这一点，我恰与这位“胡大哥”不同：我并不看重胡悦那些写女人心情、吃喝玩乐之类的文章，虽然那些文章也有可观处；我倒很欣赏胡悦写政治、谈时事的文章，虽然我说不准她的观点是否点中要害。之所以欣赏，可能包含这些因素。其一，在一个专栏文字以批量生产的现代资讯市场，每天堆积着百万字的专栏文章，在这叫人眼花缭乱的文字堆和多若星辰的作者群中，作为读者的我有着严重的“偏看”习惯，只挑喜欢的那么几个人细读，其他绝对是“掠读” （眼睛掠过地读）。挑的标准很难说，文章个性鲜明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胡悦正是一位个性鲜明的作者，在我看来。其二，胡悦是个女人，一个女人评论到目前为止尚以男性*《澳门日报》副刊课常务副主任。 204

胡悦胡阅为主导（我当然知道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公务员“首领”都是女性）的政治、时事新闻，从大男人沙文主义的角度看，阅读胡悦的文章是件颇有趣的事儿（请不要扯什么女性主义的颠覆性解构阅读）。其三，澳门街报纸上的专栏文章甚少谈政治时事的，特别是澳门街的写专栏的男人甚少愿意像胡悦这样谈政治时事的（当然，我不是说男人一定要谈政治时事，或政治时事一定要让男人来谈，请各位女权、男权的大姐大哥察谅），那么胡悦的文章在有趣之余，更让人有了些尊敬，尊敬她的直言与政言。其四，胡悦的文章是否点中政治、时事的要害我说不准，只是我常常觉得，报纸杂志上学者专家正襟危坐写的政治评论文章，倒不见有何真知灼见，事后孔明却是常事（如果让我当编辑，那些“政论”文章至少有一半的篇幅会删掉，因纯属废话）。因此，胡悦的文章相对“声大夹无准”的枯燥政论而言，便多了可读性、耐读性，毕竟，那不但是文章，更是文学。胡悦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老辣些就好了”（《娃娃脸》），我却蛮喜欢她目前这种“平实、言之有物、有趣的文章”（《知易行难》）。言之有物兼有趣不是容易做到的。有时候，顾得“有物”却成了领导训话，卖弄“有趣”却流于油腔滑调。胡悦的文章既让你共鸣“是啊，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呀……”又让你赞叹“嘿，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个呢……”有时更会让你有不可言传的会心微笑。你看她写去年国庆五十周年阅兵仪式的《胡思乱想》：广场上上万名学生组成背景字，每次变换背景时一定很壮观，可摄影机从未给他们一个正面近景镜头，真是走宝。中央电视台应派人去韩国进修，他们制作的大型群众活动节目总是很有气势。不知为什么，读到最后两句，我既想笑也想哭。胡悦又“乱想”到：竟有一个游行方队的主题是赞扬中国服装业成就的，几个打扮犹如古代宫廷舞伎的模特儿代表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莫名其妙！真的，莫名其妙，我也这么想。胡悦又说：北京大部分的四合院被铲平，江南水乡的白墙灰瓦民居所剩无几， 2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我虽然惋惜，却不敢像某些卫道之士那样横加指责。我在大陆生活过，我不少亲人仍在那里生活，金钱和土地都是有限的，人口却向无穷发展，四合院确是风凉水冷，雍容大方，但老百姓住得起吗？为了保护老祖宗的故居，莫不成让他们的子孙睡到大街上去？指责死人没用，城市规划也只能见步行步，目前的权宜之计，只能保留几座精华作版，留待实现共产主义那天，有样学样，一家几口住一座四合院。（《把衣留住》）看到这里，我忍不住地说“是啊是啊”，因为我跟胡悦一样，我在内地生活过，我不少亲人仍在那里生活。胡悦又谈到“爱国”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中国人讲爱国历史比美国人长得多了。爱国，是爱祖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还是爱其文化悠久、人杰地灵呢？若是祖国样样美好，不爱她都难，但翻开中国历史，似乎爱国这种荣誉只赠给被国家冤屈而不改其志，为国家受难而不取回报的人士。爱国，竟是这样沉重的吗？（《爱国爱民》）读到这里，我心中一动：“哎！怎么竟让她想到这个！”很有点不是味儿的不服，毕竟，我也颇读了些书的呀，怎么竞错过了这个“发现权”呢！胡悦是值得澳门读者尊敬的，因为她在澳门街许多专栏作者呢喃着你依我依的情爱经历、低吟着花鸟虫鱼的生活情趣、考掘着微言大义的文史经典的时候，真正地贴近澳门人的生活、澳门人的心声，却又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欲言又止，或是打情骂俏式的挨挨碰碰。她的确是在别人不敢说的时候秉笔直言的，你看她的《蜜月已过》：好容易盼到澳门人当家做主，在回归的蜜月期内，为不扫自己人的面子，传媒与政府互唱高调。我倒希望这蜜月期快些完，不要只懂卿卿我我，你来生火做饭，我去打扫屋子，传媒和政府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 206

胡悦胡阅还有《股坛与政坛》：政坛如股坛，近来每天澳闻版大小官员升迁消息也如股票指数那样变幻莫测、出人意表，考验官场中人的眼光与心理承受能力。……澳门虽是小地方，却不该成为井底之蛙的乐园。政坛和股坛一样，短线虽有投机的成分，长远来说还得靠实力。新扎师兄师姐们根基不稳，好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以政绩而不是以架子服人，否则，哪天一头栽下来决不会有人可怜。只要在澳门街待过一阵子且不是自困于象牙塔的人，都明白她指的是什么，也明白她要说这些话不容易。二接下来的这一段文字，读者诸君如果只对胡悦的文章感兴趣，那你们可以不用看，免伤神。胡悦的文章我不能再引下去了，要不这篇小文就成了“胡悦语录”。所以下面我要谈些理论，好装个学院派来卖名声。我的论题是：胡悦的写作在澳门街为什么有价值，以至于要为她出书？我的初步论点是：胡悦的写作老实说并不真的有什么大不了，只是澳门街是个有问题的地方，所以胡悦的写作也成了个问题。当我把胡悦的文章集中在一起看时，过后的感觉正如上述：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感觉是不应该有的，因为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曾几次称赞胡悦。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我平日看走了眼，还是评论标准出了问题？更叫我讶异的是，原来这感觉不独我一人！另一个朋友看了后，亦作如是观。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胡悦的文章发表的地方——报纸副刊。如果我说“澳门文学就是副刊文学”，虽然绝对了点，却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被称为文学作品的澳门作家作品集，大部分其实是报纸副刊作品结集而成，特别是散文，恕我孤陋寡闻，还数不出有哪一本澳门作家的散文集不属此类。 2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这便牵扯出文学作品与报纸副刊互动关系的论题。在澳门，正如廖子馨所言，报纸副刊“是培植澳门文学的牢固基地”，“直接推动文学发展”，但也“局限文学的发展”。①前者已有澳门文学创作的实绩为证，后者廖子馨举了连载小说为例，汤梅笑则举了专栏篇幅短小为例，指出“专栏可说是双面刃，它能使散文作者因循地生产（其中包括劣质品），它令散文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却忽略了文学的色彩。要澳门散文创作水准提升，作者们先需克服满足于小方块写作的惯性与惰性”②。然而，我以为报纸副刊对文学创作的局限尚不止此，其中最少还有两种要素需考虑，一是作为消费产品的报纸副刊，一是作为权力网络的报纸副刊。副刊寄生于报纸，在正常的资本市场中，报纸都想销路好，能赚钱，自然地，报纸便得投读者所好，吸引其购买；副刊文章的编辑组稿当然不能违背这大原则。汤梅笑小姐呼吁“澳门散文作家要拿出大气、有深度的作品来”，我却以为澳门的文学一天没摆脱副刊文学的影子，就一天都没法达到这要求。因为，当澳门的读者／消费者都因“在都市化生活节奏下读者们无暇阅读大块文章”时，报纸副刊肯拨出篇幅刊登“大气”文章吗？当澳门的读者／消费者都是“人心淡泊宁静”时，报纸副刊肯拨出篇幅刊登煞费思量的“深度”作品吗？③这里当然会有个作者能不能写出“大气、有深度的作品”的疑问，但从最原始的供求关系来看，只要澳门的读者有此需求，我就不信能没作者写出“大气、有深度的作品”，我也不信报纸副刊会不肯刊登。另外，我想请大家考虑一下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学场”(lit-erary field)的概念。在布尔迪厄看来，“所有那些忙于对文学或艺术作品进行科学性研究的人，总是忽略了对这样一种社会空间的思考，即创作了这些作品及创造了其价值的那些人所处的社会空间”④。“文学场”正是对这种空间思考的产物，它是“文化生产场”的一种，“涉及权力（例如，发表或①廖子馨：《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论文提纲），载1999年12月1日“镜海”版《澳门日报》。②汤梅笑：《托身大众传媒的澳门散文》，载2000年2月16日“镜海”版《澳门日报》。③汤梅笑：《托身大众传媒的澳门散文》，载2000年2月16日“镜海”版《澳门日报》。④布尔迪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载《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79页。 208

胡悦胡阅拒绝出版的权力）；它也涉及资本，被确认的作者的资本，它可以通过一篇高度肯定的评论或前言，部分地转到年轻的、依然不为人知的作者的账上；在此，就像在其他场一样，人们能观察到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等等”①。 通过“文学场”概念的引入，我们就能摆脱简单的文本结构分析，或者社会背景、传记资料分析等等，而是从宏观的角度切入，看到“在差异、变化中以互文性的方式被思考的作品的空间，与生产者的空间和生产、评论、出版社等等制度的空间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严密的一致性，存在着一种同源性。我们必须通过解释正被实践着的风格，通过解释存在于这种风格中的秩序，来关注在生产场中作品可能被定在不同位置的东西，而风格又受到诸如作品发表的场合（出版商、评论、画廊等等），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的种种迹象等因素决定，或简单地说，风格也受到它进入游戏后所占用的时间的长度等决定；风格还受更多的外在的指示物，如社会的和地理的起源性因素的决定，而这种外在的指示物又可以重被解释成风格在一个场的内部所占据的位置”②。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则我们在讨论澳门文学的时候，便得考虑其发表的场合——报纸副刊，而讨论报纸副刊的时候便得考虑出版它的报馆，世上没有完全中立的报纸，也没有毫无立场的报馆。澳门的文学作品主要发表在两家报纸《澳门日报》及《华侨报》上，其中又以《澳门日报》为主力。这样，澳门文学的风格便不得不受《澳门日报》、《华侨报》各自的“权力关系、策略、利益”的影响，而《澳门日报》等报纸又具有鲜明的爱国立场，这是报馆办报方针，当然影响编辑选稿的标准，自然地也影响了发表在这些报纸副刊上的文章的内容。由此，则以下推论虽有点过于仓促的危险，但我也得先提出：由于澳门文学深深地植根／依赖于报纸副刊的扶持，所以报纸副刊既塑造了目前澳门文学的主体风格，又束缚了澳门文学风格往更多元化方向发展。①布尔迪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载《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80页。②布尔迪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载《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88～89页。 2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三在上述背景之下当我们重新回到胡悦文章的问题时，答案便很明显：胡悦文章相对《澳门日报》“新园地”版其他作品，显得很“另类”，使我在“浏览”该版时有耳目一新之感，留下深刻印象，称赞自是应分的了。但事实上，当我们把胡悦放到另一个权力关系的“文学场”中，比如香港时，胡悦的“另类”可谓小儿科，没什么大不了。胡悦让我感到惊喜，因为在副刊上有其他文章为其衬托；胡悦让我感到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把她放到了另一个“文学场”中为其定位。那么，现在我们可以为胡悦文章的价值作一结论了：胡悦的价值在于其不同于澳门其他专栏作者的“另类”风格。这“另类”风格首先表现于在专栏篇幅及读者口味的限制下，胡悦以她忧时伤国之情、敏锐洞察之思写出了一批较具“深度”的作品；其次，胡悦的文章在《澳门日报》这个“文学场”内，舍弃“淡泊宁静”，追求“老辣”，秉笔直言，殊属不易。好了，各位耐着性子看到这里的朋友，如果你还没睡着的话，那请你赶紧再翻一遍胡悦的文章吧，那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原载黄文辉著《字里行间——澳门文学阅读记》，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5） 210

澳门文学边缘人的絮语——写于“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后李鹏翥*1997年秋天，澳门大学中文学院院长程祥徽教授和郑炜明先生，约我偕同几位同事商议，中文学院师生将于12月18日举行澳门文学研讨会，广邀海峡两岸和港澳学者出席。这真是一个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喜讯。筹备的时间和经费都很不足，但说干就干，知识分子凭一点傻劲，于是研讨会如期举行，情况相当热闹。估计收集到的论文相当多，程教授希望澳门日报出版社于会后承担出版专集的责任。二话没说，我们当即答应了。程教授还雅意拳拳，要我写篇论文，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笔者对此都完成不了，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港澳俗称“报纸佬”，也是弄笔杆的文学边缘人，写点会后的絮语是义不容辞的。回想12年前，也是秋天，诗人韩牧兄专程来澳，偕同澳门大学前身东亚大学的中文学会负责人郑炜明兄前来，说要筹备“澳门文学座谈会”，准备邀请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和远在韩国的学者和作家参加。时间仓促，经费更是支绌，但座谈会终于于1986年1月3日至6日，一连四天在澳门日报会议厅成功举行，而且我们没想到本次座谈会意外地受到重视，实现了开拓者的理想。为了将座谈会的发言稿出版为《澳门文学论集》，我们又足足等待了两年，到1988年3月才完成，为座谈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将上一次座谈会和本次研讨会对照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①关*《澳门日报》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澳门笔会会长。 2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心和研究澳门文学的人多了起来，而且有了相当可观的收获；②澳门文学创作的队伍颇有发展，写出和出版了数以百计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作品，给外界展现了澳门文学的轮廓（名单太长，恕不枚举）；③澳门文学团体从无到有，十多年间建立了七八个，开展了不同范围的工作；④文学（含语言文字）性的期刊、专刊创办了七份（名单恕不另录），内容相当丰富，水平也很不错；⑤这十多年间，既办过澳门青年文学奖比赛，也办了两届澳门文学奖比赛，发展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四大门类评比，堪称成绩斐然；⑥文学批评和理论队伍已逐步建立起来，出版过好几部文学评论的专集，也颇受注意；⑦澳门的文学界与内地、香港、台湾有了频繁而密切的接触，参加过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和台湾地区举行的交流活动；⑧澳门的文学创作成就，被收入中国内地多部权威性文学史和论著中。这简单的几点，蕴含着澳门文学界人士辛勤的汗水！因此，本次澳门文学研讨会的论文，无论是量还是质都比上次座谈会有了可喜的进步。以上可说是宏观地看到的成绩，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内地和海外许多有关的研讨会中，澳门文学仍然没在研究者心中获得比较准确的印象，更不必说形象。正如年轻的评论家廖子馨在内地举行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上说：许多文学研究者对澳门文学的认识是“瞎子摸象”。这个讲法机锋锐利，令共鸣者感到掷地有金石声，痛快得很。记得著名评论家杨匡汉1996年来澳作文学讲座，以及同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北京举行港澳台嘉宾和在京作家座谈会时，我都提过不要漠视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成绩，但也不要捧杀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品，这一看法在现场获得内地港澳台文学研究的专家热烈的反响。澳门以外的评论家对澳门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对澳门文学发展的论述，往往以偏概全，这是限于掌握材料不足，而又仓促下结论之故。即使就本次澳门文学研讨会发表的论文而言，也不免有所缺失。有些没有什么文学性副刊的报纸，竟被捧出来；有些办了文学副刊的报纸，其时间被推前，其内容被拔高，缺少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引用的材料陷入考证上的“孤证”。幸好经专集的责任编辑适当地修饰，原稿的弱点才不致太显露。应该承认，由于内地有一批学者对澳门文学怀有很大的热情，他们经过多年的努力，写出了一批具有透析力的论文和好几部论著，澳门人对此 212

澳门文学边缘人的絮语衷心感谢。他们抽离澳门之外，减少一些人事纠缠和顾忌，可以冷静地分析澳门文学的得失，然后畅所欲言。但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澳门文学的情况，避免光是谈论作家与作品时也会张冠李戴（一些著作将同一作家的笔名、原名排在一起当做几个人）的情况，我很赞成外地与当地的评论家合作，一齐动手作研究和撰述。像现在已知的由福建刘登翰教授写引论，由澳门学者、作家和评论家危亦健（陶里）、李观鼎、郑炜明、廖子馨、庄文永、汪春执笔写分篇的《澳门文学概观》，相信不致隔山买牛，隔靴搔痒，内容会较合实际。澳门有文学；澳门有纯文学的刊物，如《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蜉蝣体》等；澳门有作家组织，如澳门笔会、五月诗社、澳门中华诗词学会等，也有文学研究组织，如写作学会、澳门近代文学会等；澳门举办过文学营、澳门青年文学奖比赛、澳门文学奖比赛等文学活动。这些事实，个别外地文学评论家似乎还不大清楚，大概也是掌握资料不全所致吧？1980年代以前，如果说了解澳门文学不多是由于材料不足还可说得过去，但十多年来，澳门不但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澳门作家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评论集，也有邓骏捷辛勤搜集撰写的《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以及凌钝收集编辑的《澳门离岸文学拾遗》，研究者似可有所凭借。倘若还是“瞎子摸象”的话，研究人员是不愿意费点时间去翻这些材料，还是像广州话说的“靠估唔使咐辛苦”（靠猜想不用那么费劲讨苦吃）呢？目前，在澳门乃至香港和海外，华文报刊仍是发表文学作品的主要园地，尤其是业余作者的重要阵地。尽管商业化市场化冲击下的许多报刊，其副刊不一定肩负推动文化艺术的任务，让“八卦”和低俗的图文充斥其间；但还有一些带有使命感的报刊，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愿意在竞争激烈的生存空间内、在高雅与通俗中取得平衡，让版面保留一道清溪、一个绿洲，维持文化品位，其每日与读者见面数量之大、接触之广，是文学期刊所不能相比的。因此，在开展文学创作活动时，这些阵地好好开放并予创作者以大显身手的机会，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澳门大学尹德刚副教授和林玉凤小姐所期望的，澳门文学与大众传媒结合起来，则不但为澳门文学走向世界创造机会，也为澳门传媒提高素质增添动力。 2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1986年1月6日，我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上提出过九项建议，对照十年来的发展，有些建议为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接纳了，并且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了一条路来，这就是开头笔者概括地讲到的成绩，但有些建议还是步履蹒跚，进展不大理想。当时笔者在结束语中说：“澳门自1986年开始，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过渡时期的转变。这是四百多年来的大转折。可以预见，澳门文学反映的历史现实将有所改变。那种受殖民主义影响的痕迹将要逐步消除。澳门文学和祖国文学的关系更将密切。澳门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联系也将有新的变化。这是健康的转变，爱祖国、爱澳门的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都会欢迎这种转变。”事实上，自从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以后，澳门进入了过渡期。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和颁布，给澳门同胞和居民展现了未来发展的蓝图。随着回归祖国日子的迫近，中华大地12亿人民渴望了解澳门，这促使文学工作者通过各种文艺手段展示澳门。据笔者目前所知，已经有反映澳门历史和现状、反映澳门同胞迎接回归的思想感情的20多部电视剧、电影正在拍摄；已经有不少内地的新闻工作者前来采访并撰写了有关澳门的专稿报道；已经有一些内地作家前来体验生活，准备创作反映澳门回归的作品。这是澳门文学发展的契机。身处澳门的作家、业余文学写作者应如何加倍努力，利用自己熟悉生活的优势，写出讴歌伟大的时代转变的作品，相信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严峻任务。目前，澳门文学创作的队伍壮大了，文学团体也多起来了，怎样爱惜人才，珍惜团结，文人相重，相濡以沫，打破门派之见，打掉山头思想，不要内耗而抵消力量，似乎是要引起文学人、文化人重视的。在多元化的社会之中，文学创作流派不应有所局限，风格尤宜多样，在发展中求同存异，相互包容，多一点温厚的鼓励，多一点平等的对话，多一点真诚的批评，多一点积极的建议，比互相攻讦、互相轻视，自然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前进。有的人喜欢指责澳门文学界只有脉脉的温情，缺少尖锐的批评，过分如此，当然不健康；但抱着关怀别人、扶掖新生力量的心情，虽批评仍是与人为善，探讨得失，诚恳委婉，和风细雨，让人滋润心田，并非置人于死地、务求打倒而后快，这又有何不好呢？应该看到，目前澳门的文学团体虽然有好几个，但成员多有交叉，具体分析起来，无论是前辈、较成熟的或是成长中的青年文学工作者、爱好 214

澳门文学边缘人的絮语者，数量上还不够多，而创造一个健康而文明的批评和扶助的环境对澳门文学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如果大家都把精力放在加强创作、深入研究问题上，正如刘登翰教授指出的，老中青不同年代的作家，“风格、观念的不尽相同却又在共同创作文坛中没有‘代沟’ 的互相排斥，使澳门文坛有着较好的生态循环”，从而在创作和理论方面有更多的收获，有较高的水平，努力与内地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接轨，也就有了更为积极的意义。从1984年3月29日，由《澳门日报》等举行“港澳作家座谈会”开始，经过1986年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到这一次1997年的“澳门文学研讨会”（恕我用此简称），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解决，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许多实践的经验可以相互交流，这证明在大批甘于淡泊、乐当傻子的文学人、文化人的辛勤劳动下，澳门文学大有可为。瞻望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将扬弃殖民主义不合理成分，按照实际情况和能力制定新的文化、文学政策，广大的文化人、文学人大有“用武”之地。那么，再过几年的下一次澳门文学研讨会在21世纪灿烂的阳光和充沛的雨露下，将会结出更丰硕的成果。（原载程祥徽、郑炜明主编《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后刊于1998年12月2日《澳门日报》） 215

澳门作家的人文精神——以李鹏翥《磨盘拾翠》为例龚刚*李鹏翥先生乃澳门文化耆宿，集诗人、报人、书法家、书画鉴赏家多重身份于一身，才华、识力、性情俱非常论，孜孜砣砣，精修艺文，对澳门文化贡献殊伟，足当“天南一健笔”之目。其《磨盘拾翠》一书汇集了鹏翥先生十年来的文史小品、艺术短札，品评范围涵盖了书法、篆刻、诗歌、绘画、文学批评等众多艺术门类，所涉及的澳门文艺界名流有林近、余君慧、马若龙、郭士、李观鼎、陈颂声、冬春轩诸老，澳门之外的方家有罗叔重、韩天衡、袁运甫、徐云叔、王岳川之属，真如“山阴道上行，使人应接不暇”。鹏翥先生这种打通不同艺术领域的批评思路以及在各艺术领域间纵逸自如的谈艺风致，不仅体现了他过人的学识与鉴赏力，也在文艺批评方法论的意义上予人以极大启示。一文史小品与古典精神目前的学院化文艺批评，受分科过细的限制，视野比较狭窄，不同领域之间似有难以逾越的无形壁垒，在此风气影响下，欲求一兼通诗、书、画、印的通才、通人，几不可得。而《磨盘拾翠》一书，则分明是通人手笔，举凡品画、论印、谈诗、衡文，皆以行家眼光和术语对相关艺术家的家数、流派、技法、风格作出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的评价，读来长人见识，益人神智，若长久摩挲此书，文艺鉴赏的识力也定会有质的提升。*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 216

澳门作家的人文精神鹏翥先生的文艺批评，多就具体作品而发，细致精到，文字练达，绝无脱空之论，可谓深得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之神髓和心法。中国传统文艺批评的主要形态分别是诗话体和评点体，皆以随文而作、有感而发、精短优美为特征。在这类札记式的文学批评中，批评者的种种灵思妙想、审美感悟以至于美学趣味、生活情趣得以较本真地呈现，因而更贴近人的生命体验，更贴近所考察的作品，也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这类批评形态为唐以来历代学人所惯用，但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已逐渐边缘化。综观20世纪以来的文艺研究，系统化的、宏观化的研究模式日益占据了主流地位，它固然使研究者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更周到、更全面，其弊端一方面是使文艺研究由于过分追求计划性和论述的步骤而显露出“程式化”的倾向，并透出一股学术八股的气味，另一方面又使非系统化的、更重“兴会”的文艺批评模式得不到相应重视。相对于文艺研究领域中所涌现的种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而言，“诗话”或“评点”体著述显然更注重文史大家钱锺书所推崇的“具体的鉴赏和评判”。而注重“具体的鉴赏和评判”，也就是注重文本分析、微观分析和审美评价，这对于文艺研究而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不少文学概论或文学史的作者或沉湎于纯理论的思考而轻忽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或热衷于“宏大叙事”而荒疏了文本细读的功夫，因此，钱锺书之格外推重“具体的鉴赏和评判”就不仅是个人的主观学术偏好，而是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方法论选择，对于目前习见的泛论某某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下笔万言、不知所云的“空疏学风”，其纠偏意义自是不容小视。鹏翥先生以其高瞻远瞩的识力也敏锐地意识到了当代文艺界所存在的上述偏颇，他在为杨永权《艺文撷英》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写文史小品不比低劣学报文章，只是拉开大架子，下笔动辄三数万字，空论泛论，堆砌材料，干瘪枯燥，令人读得恹恹欲睡。写得好的文史小品，如同好的学报文章一样，也要有观点，有发现，有材料，更要有情趣，娓娓动人，令人读来醇醇有味，爱不释手。永权就有这样的功夫。”这段文字透露出鹏翥先生深得中国传统文评真精神的文艺批评观，其中对“好的文史小品” 的定位（有观点，有发现，有材料，有情趣），完全可以移作《磨盘拾翠》一书的评语。在这部集子中，“四有”兼具、精短优美的鉴赏文字俯拾皆是，如评论近翁的书法艺术曰：“不论是擘窠榜书，簪花小楷，都各具风 2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姿。大抵大者雄浑而不失秀雅，小者灵巧而不失谨严，笔势飞舞，挥洒自如，俯仰跌宕，波磔横生。展阅他写的对联、中堂；条幅、册页、便面，以及为友人的题画诗，行款疏朗，燥润相生，可以看到他遗貌取神，善学古人的绝顶聪明，可以看到他运用轻重对比、字相连属、诡异变化的妙入自然。振迅天真，神采奕奕，从他的扎实真书功夫而来；点画所至，深饶意态，是他积厚的字外功夫反映。”这样的文字真可以说是形神俱佳的“美文”，即置诸列代名家的书学评论，亦毫不逊色。钱锺书尝慨乎言曰，“善写者未必善鉴”，“能作者未必能评”，但鹏翥先生既能挥洒自如地对书法、篆刻精品加以月旦评骘，又有相当高的书法造诣，而对书法创作个中三昧的切身体验，又深化了他对书法、篆刻妙谛的认知——创作和批评之间这样的互动和辉映，实为艺文之道的佳境。二审美活动与内在超越鹏翥先生出入诗、书、画、印，以文会友，俯仰品藻，颇有传统文士之风。一册《磨盘拾翠》不仅是作者审美品味、文人情趣的表露，亦是其真性情的流露。在为香港书画篆刻名家罗叔重百年纪念展所写的感言中，鹏翥先生直陈心曲曰：“笔者最喜读的是罗翁论诗、题画、评书印之作。‘论诗不喜是丘壑，下笔直欲飞云烟。俗子好古取记诵，烂熟糟粕如吸川。高视往古薄今人，李杜门下只执鞭’，真可传达罗翁之使酒骂座、狂放狷介的豪情。”此种“狂放狷介的豪情”可说是典型的才子习气，从“竹林七贤”、“扬州八怪”及徐渭、唐寅等素负才名的传统文人身上均可窥见这种习气。大抵才气既高，便不免纵才使气，其弊在于恃才傲物，其可贵处在于不尚虚文、不藏心机。鹏翥先生欣赏罗翁性情，自是有取乎其不失本心，不失赤子之心。有心人想必会注意到，《磨盘拾翠》一书所附的肖像乃是作者手抱小白熊公仔的生活照，童趣盎然，温馨祥和，其中的寓意当在童心可贵而已。明朝李贽倡“童心说”，以为童心乃真心、本心，无童心即无真文艺。此说甚中肯，举凡诗、书、画、印皆非纯技术之工匠制品所能比，其品味与审美价值的高下，取决于心性与人格境界的高下，伧夫俗吏贪慕风雅，修习诗、书、画、印，积以时日，或能效吟风弄月之态，但终不能达上乘之境，盖因胸中俗念滔滔，尽淹本真之心，发而为文，发而为诗， 218

澳门作家的人文精神自然就透出凡俗之气。古人云，功夫在诗外。信不我欺。不过，伧夫俗吏虽不能为真文艺，但艺术亦自有其移性怡情之功，鹏翥先生深谙生活与艺术的这种本质关联，其“玩物养志”说即有见于此而发：“在烦嚣的城市生活中，在快速的工作节奏里，每个人生活的弓弦都拉得紧紧的，业余如有所好，或种花，或养鱼，或修整盆栽，或调弄管弦，或绘画作书，或欣赏文玩，无论钟鼎陶瓷、碑帖书画、印章奇石，以消磨永昼，乐而忘忧，既松弛神经，利于养精蓄锐，抖擞精神于正业；复扩大视野，利于森罗万象，积中外文化于胸次，其裨益固不能以玩物丧志，而应以玩物养志视之。”（《分享文化滋养——“镜海藏珍 • 澳门藏家珍品展” 序》）“玩物丧志”乃流传千年的古训，为一般中国人所耳熟能详，鹏翥先生反其道而倡“玩物养志”说，自是在作翻案文章，乍闻此说，让人不免感觉有些意外，但细细玩味之下，此说又颇具妙理，真可说是关于审美功能的一大创见。鹏翥先生所谓“玩物”，显然是特指具有审美意味的遣兴方式，不包括各类低俗的消遣活动，而玩物之能养志又可剖分成三个层面来看：一是审美活动的“转移”功能；二是审美活动的“教化”功能；三是审美活动的“升华”功能。西人弗洛伊德以为审美活动有助于实现“利比多转移”，也就是能够纾减、释放内心的紧张、压抑和愤懑，此说可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诗可以怨”相对观，当然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现代心理学的注脚，鹏翥先生以为“玩物”能使人“乐而忘忧”、“松弛神经”，正是道出了审美活动的这种“转移”功能。鹏翥先生又指出，审美活动能“扩大视野”，利于“积中外文化于胸次”，这就是说审美活动于遣兴娱性之外，尚能有增进文化修养和扩大知识视野的“教化”作用，当然这种教化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也就是在悠闲自在的玩赏中不知不觉提高了自身的素养，这与各类夜间补习班的“恶补” 显然大异其趣。鹏翥先生还在别处指出，审美活动尚有“给人们打开心扉，遥接古人宁适的生活”（《堂上清华》序）这样的功能，这其实就是审美的“升华”功能。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以为悲剧具有“净化”作用，也就是通过激发人们的善性（悲悯之心）而使人们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其实，不仅是悲剧，任何其他的审美活动也都隐含着升华的功能。所谓“升华”，也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从凡俗中超脱出来，从功名利禄的算计中超脱出来，从现代文明的尘嚣中超脱出来、遥接古人的宁适生活，都是精神的升 2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华。西哲海德格尔以为，我们今天的栖居由于劳作而备受折磨，由于趋功逐利而不得安宁，由于娱乐和消遣活动而迷失了方向。他因此倡导“诗意的栖居”，也就是以超越性的尺度为依据地生存，这种超越性的尺度具有“天空的本质特性”，类似中国传统哲学所谓“天道”，它引导人们走出各种功利尺度的局限，而能以本真的善良栖居于大地之上。这种以超越性生存为指向的“升华”功能，正是审美活动的最高意义。在《磨盘拾翠》的后记中，作者写道：“我住在南湾之畔20多年，曾经夜里可以听到海涛的呼唤。”爱尔兰诗人叶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站在灰色的人行道，听到海涛声声。”两位诗人相隔近半个世纪聆听到的涛声，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声响，而是诗意的召唤，来自田园，来自星空，来自童年的记忆，来自远航者的梦。唯有读懂了这种召唤的意义，才能真正领会“磨盘拾翠”这一象征行为的寓意和精神实质。（原载程祥徽主编《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 220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朱寿桐*许燕转**澳门文学研究相对于澳门文学的创作而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内地学者与澳门学者经过近30年的共同努力，已经成功地将澳门文学推向了华人世界。但是，澳门文学研究远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或学科，有关澳门文学研究的积累都还停留在评介层次或附属层面上。要在学术上寻求并建构澳门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以建立独特的学术地位，必须清晰地面对并努力克服这样的研究现状。一评介性的功绩1979年，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的文章《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此文被认为是内地第一篇介绍澳门文学的文章，同时也开启了澳门文学研究的评介性和附属性的学术习惯：它对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作了概略性的评述与介绍，并将澳门文学附骥于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1986年1月由当时的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中文学会主办、《澳门日报》等机构支持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召开，首次对澳门本土文学在新诗、小说、散文和戏剧方面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讨论，会后结集为《澳门文学论集》出版。①这是澳门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澳门文学的论集，也是澳门文学的文类研究的第一部专著。1987年，澳门首个文学团体——*澳门科技大学教授，暨南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暨南大学中文系研究生。①澳门文化学会，1988。 2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澳门笔会”成立，并创办“纯文学”刊物《澳门笔汇》，此后对澳门作家的凝聚力和推动本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9年5月，澳门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诗歌团体——五月诗社正式成立。为了推动澳门现代诗的发展并加强澳门文学界的对外交流，五月诗社先后在《澳门日报》的“镜海”版中以四个现代诗创作专辑和一个现代诗理论专辑作了集中展示。1990年底，《澳门现代诗刊》这份澳门前所未有的新诗杂志面世，在努力提高澳门文学的层次、品位的宗旨下，为澳门本土诗人和诗评家提供了自己的园地。借助于澳门的报纸以及这些刊物，澳门的评论家如黄晓峰、陶里、云惟利、郑炜明等从各种角度、不同层面写出来的诗评、文评、剧评，对澳门文学创作和澳门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让华人世界了解了文学的澳门。1988年出版的李成俊等编的《澳门文学论集》①，是一部澳门本地作者写的以评述本地作家作品的评论为主的论文集，它全方位论述了澳门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且前面还有李德昭（韩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状况》那样纵向考察澳门文学历史渊源的文章②，这本书在海内外读者心中初步树立了澳门文学评论的形象。1990年，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中附有“澳门文学巡礼”一章③，除有“澳门文学发展概况”外另有诗、小说、散文简介三节，这些内容对于内地文坛了解澳门和澳门文学界功不可没，但像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它只是一个概况的介绍。《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一书的出版使得内地和台湾文学研究界开始接触澳门文学④，并从此有了“离岸文学”的概念。力图将澳门文学研究从评介性中擢拔出来的是著名学者刘登翰。1998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的《澳门文学概观》由他本人与一批澳门研究者共同完成。关于这部著作的地位，已有论者阐释：著者首先探讨了澳门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历史驱动力，认为澳门的文化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在澳门相容而不相斥，各占有一定的空间，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才产生了“土生”文学这一特殊文学①李成俊等编《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1988。②1973年5月。③潘亚暾编《台港文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④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222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现象；同时认为，文学在澳门的出现，主要是一种“植入”，而非“根生”，这种“草根性”的不足，使澳门文学的发展缺乏内驱力，常呈现出偶然性、阶段性和间歇性特点，甚至出现停顿和断层。其次，著者还探讨了澳门文学的另外两个重要特征，即古代文学的久远影响力和相对发达的诗歌创作，并对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作了具体、深入的探究，这使人们一开始便对澳门文学的总体特征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概观》还对澳门所拥有的特殊文学现象——旧体诗词创作和土生文学——作了重点分析探讨，均辟专章加以论述。对于旧体诗词创作，著者分析了其悠长的、与诗结缘的传统，并对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诗词作者及作品详加评价，如梁披云的《雪庐诗稿》，马万祺的白话诗词，佟立章的“晚睛”诗词，冯刚毅的行吟诗词等，从而阐明了旧体诗词创作在澳门文学中占有的独特地位。①这本书成为迄今为止论述澳门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最为全面的学术著作。刘登翰从世界华文文学的宏阔视野出发，对澳门文学的历史地位作了一番学术的“整合”想象与设定。他针对台港澳文学史撰述在分期、文体和作家身份界定上出现的某些逻辑混乱的现象，从“理论”和“史料”两个层面考察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史进行“整合”研究的可能性以及目前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采用“华人文学”以及相关概念来解决这一困境。②时在澳门的学者郑炜明在2000年《江苏社会科学》上发表的《“五四”至70年代中期澳门文学概述》一文③，介绍澳门文学颇为全面。内地学者饶芃子、周文彬、葛乃福、钱光培等人都较长时间地参与了澳门文学的研究和评介工作，以他们的学术影响和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澳门文学走向内地和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其中，饶苋子和费勇的论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④ ，对澳门文学的内涵及历史脉络作了梳理，并提出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体现在对澳门历史与现世的书写，对“我是谁”这个身份问题的追问以及对“他是谁”这个跨文化问题的追问这三方面，借这三方面的①管宁：《澳门文学的文化观照——评〈澳门文学概观〉》，载《东南学术》第9期，1999。②刘登翰：《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载《文学评论》第4期，2001。③郑炜明：《“五四”至70年代中期澳门文学概述》，载《江苏社会科学》第l期，2000。④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载《文学评论》第6期，1999。 2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分析，对澳门文学的澳门性问题作了一定的思考与讨论。不过从学术分类来说，这仍然是一篇推介“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的文字。《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这样的论文，试图在推介澳门文学的同时总结澳门文学的特性，体现了研究界将澳门文学评介向深处推进的学术意愿。进入1990年代以后，研究界注意将澳门文学放在澳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考察，认为澳门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中介，以岭南文化、妈祖文化、葡萄牙文化、中国文化等多元文化为其文化特征。正是基于这种作家的不同身份的背景，它有别于内地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一个“特”。①张文平《浅论澳门文化的特点》提出澳门文化的几大特点：开放性、重商主义色彩、殖民色彩、包容性、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等等②，这些都说明澳门文学具备了相当独特的特点。关于对澳门文学或文化富有特色的评介，古远清和计红芳做得很出色。澳门诗人兼文学评论家庄文永曾将澳门文化称为“岛形文化”，古远清在1999年12月份的《文艺报》上发表的《发展中的“岛形文化”——澳门文学的走向及其特征》 一文中，认为澳门的岛形文化体现在一种恒温的气候上。计红芳《澳门文学的“鸡尾酒”品格》将香港③、台湾文学与澳门文学相比，认为澳门文学具有独特的品格，犹如“鸡尾酒”，既五彩斑斓，又层次分明，而且不同层次之间又有相互交融的过渡，呈现出多元性与相容性、先锋性与温和性、传统性与土生性等多种品格的互渗交融。刘登翰认为，仅局限于对澳门文学的文本的分析是不够的，要对其复杂文化背景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到文本之中。④他同意以下这种说法，澳门文化空间具有多元性特征：在政治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使早期澳门文学主要是“植入”而非“根生”；既在文化精神和文体典范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又在某些文学题材和语言形态上迥异于传统文学，而丰富了中华文学宝库。1950年代以后，一批本土文学青年成为澳门新文学的最初拓垦者；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内地改革开放的影响下，澳门文学有了真正的崛起。作为澳门文学特殊部分的土生文学，反映了澳门社会多元复杂的生活层面。⑤①陈辽：《谈澳门文学的“特”》，载《江海学刊》第4期，1999。②张文平：《浅论澳门文化的特点》，载《理论与实践》第5期，1999。③计红芳：《澳门文学的“鸡尾酒”品格》，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第8期，2004。④刘登翰：《从“悖论”谈及澳门文学》，载《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2000。⑤ 刘登翰：《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载《文学评论》第6期，1999。 224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但这样复杂的论断同样是对澳门文学特征的一种概括和评介。从文学的整体运作机制等对澳门文学进行评价的有王宗法的文章《澳门文学的独特性》①，该文认为澳门新文学存在着三自、三平、三无、三小（少）的特点。所谓“三自”，即文学生成的自发性、自觉性与自律性。所谓“三平”，即文学取材的平常、创作手法的平实、文坛局面的平静。所谓“三无”，即文坛无热点、无流派、无大家。所谓“三小（少）”，即文学发展小平衡、文学歧见小争论、新人新作少评介。文章从小处着眼，又在宏观上对澳门文学进行整体的评价，有相当的价值。以文化为切入口，有了对文学研究的优势视角，很多论者在这样的理论氛围中，走向了对澳门文学特点的深入解剖。饶芃子在《学术研究》上发表的《“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的一个难解情结》②一文，紧紧扣住澳门文学中的“土生”情结并分析其文化特征，显示出相当的学术深度。江少川《世纪沧桑中的澳门文学回眸》③，李若岚《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从澳门文化看澳门小说》也是这样的文章。④1990年代汪春的《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⑤，以及后来黄晓峰、刘月莲的《写在澳门文学的边缘——澳门土生文学论略》⑥，都是在总结澳门文学文化特征方面相当难得的论文，特别是后一篇，作者对融入了澳门的土生葡人的社区生活进行阐释，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澳门中葡民俗文化的融合现象早已形成“集体无意识”的历史深层积淀，这已历史地构成了澳门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并以《玉坠》文本为代表，讨论了中葡文化的交叉和融合。“土生文学”确能部分地体现澳门文学的文化特征，因此，饶芃子为汪春、谭美玲编的《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一书所作的序言⑦，以及陈少华的《记忆、祝祷与象征——关于澳门“土生文学”的几点认识》⑧，①王宗法：《澳门文学的独特性》，载《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2000。②饶芃子：《“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的一个难解情结》，载《学术研究》第12期，1999。③江少川：《世纪沧桑中的澳门文学回眸》，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1月号，1999年。④李若岚：《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从澳门文化看澳门小说》，载《小说评论》第4期，1999。⑤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载1994年8月31日《澳门日报》。⑥黄晓峰、刘月莲：《写在澳门文学的边缘——澳门土生文学论略》，载《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2000。⑦饶芃子：《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序言，澳门，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1。⑧陈少华：《记忆、祝祷与象征——关于澳门“土生文学”的几点认识》，载《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2006。 2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也就显得很有价值。相对于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而言，关于澳门新移民文学的研究显得极其薄弱。移民尽管在澳门社会呈现出边缘化的态势，但是澳门文学作家中的移民成分相当突出，澳门文化中的移民色彩也相当浓烈，忽略了移民文学也就意味着不能很准确地把握澳门文学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莫嘉丽在1999年《小说评论》的“海外华人小说研究”专版中发表的《生活在别处——澳门华文小说的边缘书写》①一文，就显得弥足珍贵。该文注意到澳门华文小说中新移民作家把“移民背景”作为此在的现实，进入边缘体验书写，而此中对身份的确认便成了最为痛切的边缘体验。该文认为澳门华文文学中的移民书写体现了对移民生存环境的人文关怀，对移民者坚持优秀的文化传统的肯定，对移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遭遇的观念碰撞与文化人格确立的重视。澳门文学研究由一般的概观性介绍发展到对澳门文学特性的学术性把握，由单个的作家评论发展到对“土生文学”等文学现象的论述，在内地学术界对澳门文学普遍缺乏了解，更缺乏整体的深入的把握的情形下②，这些成果无疑都是弥足珍贵的学术进步，但所有这些研究还都只是一种文化的梳理甚至知识的普及，只是为有关澳门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学术构建准备了条件。二附属性的开拓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文学副刊《镜海》创刊。这是一个大事件。在我们的论题上，称它为大事件并不是指澳门从此有了一个专门的文学阵地，而是指《镜海》上有一篇“发刊词”，这“发刊词”中有这样一句大声疾呼：“澳门应该有自己的文坛！”这是澳门文学家发自内心的声音：他们不愿意继续附骥于香港文坛，他们不愿意继续屈居于附属的地位。这篇“发刊词”打响了澳门文学“独立战争”的第一枪！当然，由于没有遇到任何的文化抵抗或文学镇压，这场“战争”自然就没有激烈的交火，①莫嘉丽：《生活在别处——澳门华文小说的边缘书写》，载《小说评论》第2期，2001。②刘登翰：《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载《复旦学报》第6期，2001。 226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也没有弥漫的硝烟。澳门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文化，当然也应该有自己的文坛。澳门文坛经过澳门文学家的辛勤搭建，已经初具规模。澳门既然有了独立的文坛，有自己独特的文学和文化，是不是需要独立的学术领域尤其是澳门文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呢？这完全可以用莎翁的语气表白：这是一个问题。长期以来，至今犹然，澳门文学研究都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台港澳文学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占据着一块并不牢靠的位置，澳门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问乃至作为一个独立课题的机会还比较少见。这不光是指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题研究人员的缺位，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较为深入的澳门文学研究从未将澳门文学当做独立的学术领域来加以展开。最初，澳门文学附骥于香港文学或港台文学，后来，学者们致力于把澳门文学纳入中国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广阔视野中。视野的广阔当然有益于研究的深入，但同时也养成了阻碍澳门文学作为研究对象争取学术独立的机遇。在内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者中，黎湘萍、黄万华、朱水涌是首屈一指并富有影响的学者，但他们在涉及澳门文学研究的论文或专著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澳门文学在“宏观”和“整合”的意义上附庸于别的地区和别的文学形态。黄万华2003年连续发表的《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①，《台港澳和海外：“五四”新文学的应和和背反》等文章②，致力于以“生命整体意识”“将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三大板块的汉语文学整合成某种宽容、和解而又具有典律倾向的文学史”，即“20世纪汉语文学史”。黎湘萍的《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也有这样的宏阔视野。③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④，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指的是当代中国内地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块。在1950年代到①黄万华：《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期，2003。②黄万华：《台港澳和海外：“五四”新文学的应和和背反》，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第3期，2003。③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载《华文文学》第l期，2004。④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载《东南学术》第1期，2001。 2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1970年代“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中国内地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而台、港、澳三地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其文学呈现了“全球化”语境下变动的特点，它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三块空间，在世纪之交走向一体化，出现了构建“全球化”中的中华民族文化家园的倾向。文学史的写作也是如此。尽管刘登翰先生等已经留意于澳门文学专史的建设，田本相先生等人主编的《澳门戏剧史稿》已经出版有年①，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准和澳门文学积累的厚度与深度而言，澳门文学史的编撰条件尚欠成熟。不过即使如此，澳门文学史的撰著在附骥于台港的意义上还是显得相当活跃，不过也似乎只有在这种附属性的意义上才如此活跃。陈辽、曹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学史论》②，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③，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 （修订本）④，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⑤，郭志刚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修订版）⑥，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发展史（近世史）》⑦，还有唐文一等编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典》⑧，黄万华的《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⑨，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⑩等专著，都给予澳门文学史以一定的地位。较为全面和充分地把台港澳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叙述的是1997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①田本相等编《澳门戏剧史稿》，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②陈辽、曹惠民编《百年中华文学史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③黄修己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④王庆生编《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⑤孔范今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⑥郭志刚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⑦张炯编《中华文学发展史（近世史）》，2003。其中论及的诗人有陶里、陶空了、高戈、流星子、苇鸣、懿灵等；散文家提及李鹏翥和陶里、徐敏、李成俊等成就较高者；而小说则远在“其他作家”之外，澳门文学一直依附于台港文学，在论述时，都是放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有时以零散的“其他作家”为名，而在此书中，澳门小说连“其他”的边都沾不上，可见澳门小说的尴尬之处。⑧唐文一等编《20世纪中国文学图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收入李鹏翥、陶里、林中英三位散文家。⑨黄万华：《文化转换中的世界华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⑩曹惠民编《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0。书中将20世纪以来的澳门文学分为两个时期：1920～1970年代；1980～1990年代。该书认为澳门文化是一种“鸡尾酒”文化，具有多元性；诗歌是澳门文学中的强项；小说、散文、戏剧也有不俗的成绩。其中的“鸡尾酒”文化说，显然出自计红芳的手笔。 228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它在“清代文学”这一部分中就有“台湾明末遗民诗文和宦台诗作”的专章；在“近代文学”这一部分中也介绍了王韬（香港）、郑观应（澳门）和丘逢甲（台湾）等；至“现代文学”，在“沦陷区文学及其他”的标题下有台湾文学一节；到了“当代文学”部分，则分别在诗、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文体叙述中，较为充分地介绍了台港澳文学的情况。这些文学史或史论的写作，一般都是将澳门文学附庸于香港文学之末，尤其郭志刚先生主编的史著中，以寥寥不足千字的篇幅意欲概述澳门文学，只能反照出著者为了文学史的整体建构而敷衍成篇的心态。该书甚至认为整个现代时期，“澳门文学始终徘徊在一种孤悬海外以致精神贫血般的低谷状态。只是在日后祖国内地取得独立地位，并加强了与澳门的血脉联系与文化交流后，澳门华文文学才迎来了真正的春天”①。这样一种论断在内地的叙述中是较为流行的，即认为澳门文学必须以政治地位的取得才能够生长，否则就失去了一种“母亲式”的庇护。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学术传统的延伸，是一种更深刻地将澳门文学置于附庸地位的思维结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研究澳门文学，应该说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学术思路，因为澳门文学确实难以割断与中国传统文学的联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联系，与香港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联系，与葡萄牙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联系；在比较中理清这种种联系，有助于把握澳门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助于凸现澳门文学的特性。但是，有关的比较研究很少确立以澳门文学为主体的视角，常常是将澳门文学置于附庸的位置进行被动的对照。古远清的《发展中的“岛形文化”——澳门文学的走向及其特征》，认为澳门和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形成澳门文学的一个独特的景观：旧体诗词创作特别发达，不仅有《镜海诗词》半年刊，还有数种《澳门当代诗词选》问世。郑炜明在1998年于《许昌师专学报》上发表《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②一文，全面地概括了汤显祖、张穆、徐缄、李绥祺、龚鼎孳、屈大均等中国文学家对澳门文①郭志刚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修订版）（下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第250页。②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载《许昌师专学报》第1、2期，1998。 2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学的影响。①刘登翰《论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澳门回归前后的文化思考》②，开宗明义就讲清楚了澳门文学受中华文化的主导这一特征。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研究澳门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及与传统文学、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应该从澳门文学的历史文化渊源出发加以研究。在澳门是否真有中西文化交融或曰中葡文化交融的问题上，黄晓峰与庄文永各执一词；段宝林在1999年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上的论文《澳门文化的中西交融问题》③，则认为澳门文化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这些比较研究还有相当的空间需要拓展，包括澳门文学与香港文学的比较研究、澳门本地文学与移民文学以及新移民文学的比较研究。重要的是，如何在比较视野中确立以澳门文学为主体的学术框架，这种框架的确立却不是比较研究能单独完成的。澳门文学研究的近期开拓应该包括女性文学研究。这方面的贡献首推作为《澳门日报》副刊负责人的廖子馨女土，她的诸多论述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的文章都有相当的影响，并开启了澳门女性创作与研究的热潮。她的《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具有很鲜明的现代意识和学术认知④，《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略论》论述澳门女性文学的生长土壤时认为它受到葡国“硬性文化”的影响⑤，但在“软性文化”上却依旧保持着华人社会奉守儒家思想的传统，所以澳门的女性文学始终在中葡的文化疏隔中保持华人的思想文化、人生哲学观、思想感情等。近十年来，内地曾几度出现女性文学研究热，讨论的范围主要是中国现当代的女性文学，地域上以内地为主，也涉及台湾与香港地区，唯独没有澳门女性文学的研究课题。上述研究成果填补了这一空白，应该予以高度评价。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正是内地的某种研究热潮带动了澳门文学研究相关课题的展开，这样的热效应同样说明澳门文学研究的附属性特征仍①类似的论文还有汤开建的《汤显祖与澳门》，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9月号。②刘登翰：《论中华文化在澳门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澳门回归前后的文化思考》，载《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1期，2001。③段宝林：《澳门文化中的中西交融问题》，载《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1999。④廖子馨：《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⑤廖子馨：《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略论》，载《文艺理论研究》第3期，1999。 230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 然存在。其他如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来探讨澳门文学的现象，虽然具有一定的研究合理性，也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但都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澳门文学研究的附属性特征。三澳门文学研究的学术建构澳门文学研究以评介性的功绩和附属性的开拓显示着它的成就，也显示着它的欠缺，同时为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间。 其评介性的功绩，从作家作品的评论人手，未能形成体系，只能是 “资料库”和“资讯库”①，无法引入到澳门历史文化研究的维度中来，无 法对澳门文化特征进行思索与文化源流上的探求与寻找，缺乏一种具有澳门文化特征的主体文化精神，隔靴搔痒，因而无法催生具有澳门特色的创 作风格和批评形式。其附属性的开拓，一方面被放置于台港文学的研究叙 述框架中，被动地纳人世界华文文学的大视野中，失去其独特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又被卷入内地纷纭的理论思潮旋风中，或现代主义或女性主义或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竞先登场，走马观花，难以为继，使澳门文学研究处于 附属性的地位，失去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无法建立起自己的研究 理论框架。一般来说，文学研究的深度水准与文学创作的状况有一定的联 系，但澳门文学研究如果局限于这样的联系之中，则很难在近期内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学术品性，也就很难争取到学术甚至学科的独立发展。如何构建澳门文学的学术研究框架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事实上，建构澳门文学研究的学术框架具有相当的急迫性，也具有相 当的可能性。澳门文学研究现状得到了内地、香港特区、台湾地区的诸多著名学者关注，并且他们成为了学术研究的中流砥柱，澳门文学研究具有了雄厚的基础力量；澳门学术公共空间的自由、政府的重视、社会的支持，尤其社团的组织化，都使得澳门文学研究具备了优越的发展可行性；澳门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港台甚至是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背景、社会氛围、人文思想、文化意识等诸因素的独特性，使其熠熠生辉。澳门文学①李观鼎：《试谈澳门文学批评的特色》，载《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第467页。 2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两大文人群体体现了其结构性特点。自明朝以降，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著名文学家移民到澳门，参加到澳门文学的写作队伍中，使得澳门文学的作家群体结构发生了改变，新移民文学成为澳门文学的亮丽风景线，而这正是澳门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澳门又有历史悠久的土生族群所创作的土生文学，作为不同文化交汇的结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审美模式，作品的内容丰富、独特，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中西文化在澳门相遇、接触以后社会和人心的表现。但对澳门土生族群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研究，是近十年才开始的，这既是当前学术框架的薄弱处，自然也就为构建新的学术框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点与可能性。要使得澳门文学研究争取到学术或学科的独立的发展机遇，建构独特的学术框架，首先必须在研究对象上寻求超越，努力从澳门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和作家的个案研究中超脱出来，将澳门文学当做独特而有魅力的文化现象加以解剖。要使得澳门文学研究争取到学术或学科的独立的发展机遇，必须在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寻求突破，必须加强适合于澳门文学和文化的理论建设，从澳门文学和文化实际出发，努力避免跟随内地乃至港台学术热点的现象，坚持对澳门文学独特性的认识，尽可能培养澳门文学研究界自己的学术定力。澳门文学所具有的多元文化交融的性质，使澳门文学研究呈现出宽阔的视野和研究的可能性。在空间上，澳门文学容纳了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精 粹；在性质上，澳门文化形成了以土著文化、本土文化、葡萄牙文化、中 国传统文化等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色彩，其具有的文化含量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的坐标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把焦点放在澳门文学所具有的多元文化交融的性质上，充分研究澳门特殊的文化内涵，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深刻客观的透视中显示其独特性、不可替代性、非附属性，把文学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是构建澳门文学研究学术框架的基础，亦是一条可行之路。要使得澳门文学研究争取到学术或学科的独立的发展机遇，必须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寻求更新，努力建构具有澳门学术特色的、同时也切合澳门文学和文化发展实际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内地的文学研究已有非常深厚的学术基础，澳门文学研究界自然应该予以借鉴，但是，内地学者研究澳门文学的学术视野毕竟不是专门用来观察澳门和澳门文学的，研究澳门文学和文化，最好能够有一种从澳门出发、从澳门文学的现实出发、从澳门 232

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建构的进路 文化的特性出发的思路与方法，探索和建立这样的思路与方法是十分艰难 的学术课题，澳门文学研究界——包括澳门学者、内地学者以及其他地区的学者在内的有志者，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信心。（原载程祥徽主编《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 233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饶芃子*费勇**一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发表以后，澳门这个只有20多平方公里40多万人口的半岛，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在中国众多的区域文化中哪个地区都没有像它那样，有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内涵。澳门自1557年开埠，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400多年前，澳门被历史机遇推到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中介。作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第一个窗口，澳门在历史上东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交流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澳门地区仍保留有大量东西方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名胜古迹和文献资料，还有中西文化交融而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和开放的精神。面对澳门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史学家断言：“澳门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之列。”①“澳门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以及对它内涵的探索和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凸显出来的。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澳门本土文学界就曾为下列一些问题所缠绕：澳门有没有自己的文学？什么是澳门文学的澳门性？澳门文学的品格应该是怎样的？等等。于是，就有了文学资料的追寻，概念的界定，各种文学座谈会、研讨会的召开，以及文学刊物、社团的创办等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1984年3月，《澳门日报》借*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电视台副台长，暨南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文学博士。①章文钦：《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第274～275页。 234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 举办“中国当代作家书画展”期间，邀请香港十多位作家，与澳门文艺界 人士座谈，研讨如何发展澳门文学，香港作家韩牧在会上提出“建立澳门 文学的形象”问题，得到与会者的支持。1986年，东亚大学（澳门大学前 身）、《澳门日报》联合举办“澳门文学座谈会”，约请香港、内地作家同澳门本土作家一起对澳门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状况进行研讨，会后出版了第一本《澳门文学论集》。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在中葡联合声明发表的前一年， 因而也被认为是澳门向过渡时期转变的一个标志。之后，广泛联合澳门文化人的澳门笔会成立，1989年出版纯文学刊物《澳门笔汇》。1989年5月，澳门五月诗社成立，1990年出版《澳门现代诗刊》。1990年成立澳门中华诗词学会，主编出版《镜海诗词》。这些文学社团、刊物的出现，正是澳门文学在过渡时期转变中走向繁荣、发展的体现，也说明澳门本土作家正在从各个方面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而努力。1990年代以来，除澳门以外，内地、台港等地也有关于澳门文学的论著出现。人们谈论的问题已不是澳门有没有文学，而是澳门有着怎样的文学。早在16世纪中后期，就有诗人、作家来到澳门，创作了一些反映半岛人们生活的文学作品，如中国伟大戏剧家汤显祖、葡国著名诗人贾梅士都先后来过澳门，并且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诗章。此后，历代避乱的文人学子不断来澳，为澳门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学遗产。但是，在澳门，新文学的诞生并不是在“五四”时期，而是迟至“九一八”事件之后。①这主要是因为澳门地处边缘，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也与澳门地区旧文学具有较大的影响有关，这就使澳门新文学一直缺乏一种强大的现代驱动力。特别是1920、1930年代以后，澳门的东西文化交流中介的地位为香港所取代，它就日益为人们淡忘，所以，今天从文学性的立场来谈论澳门文学，空间并不太大，而如果从文化性的立场研究澳门文学，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的许多具有前瞻性的东西，对于历史学、社会学、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有启示。澳门文学更多地是具有文化学的色彩，从文化上解读它，对当下本土文学创作也会有所推进，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代表着一种建设方向，是本土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①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 门日报出版社，1988。 2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从澳门文坛的实际情况看，澳门文学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中西文学中与澳门有关的创作。中国从明代开始即有许多文人到过澳门，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澳门形象”，著名的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康有为、丘逢甲等。西方文人中最早到澳门的是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其后有庇山耶、奥登等，以澳门为题材的小说也为数不少。其二是澳门本土的汉语文学。澳门本土的汉语文学与内地移民有密切关系，再往后又有因战乱或种种政治原因而从内地与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移居澳门的华人。古代的遗民为澳门的旧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澳门的旧体诗词创作仍十分活跃，一些年轻的诗人可以一方面写非常前卫的“后现代诗”，一方面又写十分古雅的律诗和绝句。1980年代以来，澳门的新文学发展迅速，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均有不少佳作，在整个汉语文学世界里越来越引人注目。其三是澳门“土生”葡文文学。“土生”(Macanese)字面上的意思即“澳门人”，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混血族群，是几百年来中葡文化交汇的产物，他们身上最能显现澳门文化的多元性、诡异性。有学者将“土生”框定在三个坐标之内，“一是语言，即个人或其家庭跟葡语有一定关系；其次是宗教，指个人或其家庭在一定程度上与天主教认同；最后是人种，即是个人或其家庭有欧亚混血成员”①。必须承认，关于“土生”一词的界定确实十分复杂，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从近几年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诸方面研究澳门土生的专著论文看，在界定“土生”一词时，人们都特别强调这个族群的“东方血缘”或“华夏血液”，实际上指的是欧亚混血儿。②19世纪末，就有人收集过澳门的土生歌谣，发表在《大西洋国》及《复兴》杂志上，但澳门的“土生”文学形成气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大约从1940年代开始，澳门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诗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①贾渊、陆凌梭：《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5，第15页。②《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0期“澳门土生人”论文特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4年第3季。 236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 澳门独特的存在状态，确实扩大并延伸了文学想象的空间。澳门本土文学创作对于澳门生存经验的书写为汉语文学也为葡语文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学景致。二自16世纪开始，在澳门这个狭小的空间之中就出现了中葡两国文学家书写澳门的诗篇，它们互不相关、各自发展，这些文学家之间未见有很直接的交流与吸纳。尽管葡萄牙人入踞、管治澳门的时间很长，澳门本土汉语文学秉承的依然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这种“互相错过”的文学现象，成为澳门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的风景。澳门原是一个小渔村，人文基础薄弱，澳门文学的出现在古代“主要是一种‘植入’，而非‘根生’”①。最早的澳门文学，是中国内地来到澳门的作家创作的，早期在澳门留下诗作的有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他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被贬官为广东徐闻典史，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月曾到澳门②，写了《香澳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南海江》等诗篇，对当时澳门的风物、人情及华夷贸易等均有所反映。明末清初，有许多忠于明王室的仁人志士来澳，也有不少关于澳门的诗作留世，著名的有岭南三大诗家之一屈大均，他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多次到澳门③，写了一些描述澳门风物特色的诗歌，如《荼蘼花》（二首）、《澳门》（六首）和《咏西望洋》等，其中有诗句：“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澳门》（六首）之一]这表现了诗人的忧国情怀。还有著名诗僧迹删和尚（俗名方颛恺），是清帝国建立后削发为僧的明末遗民，他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两度游澳，留下十多首关于澳门的诗歌。清中叶宦游澳门或短暂来过澳门的诗人很多，佳作也多。其中清朝第一任同知印光任就写有澳门诗《濠镜十景》12首，乾隆年间的澳门同①刘登翰：《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 24页。②参见钱谦益《汤遂昌传》。③参考曹思健《屈大均澳门诗考释》，载《珠海学报》第3期，香港，珠海书院，1970年6月。 2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知张汝霖也写有澳门诗16首。作为中国管理澳门事务的地方官，他们的诗作除写澳门风物外，也寄托有安守疆土的愿望。至嘉庆、道光年间，因中外交往频繁，内地到澳门的名人文土更多，著名的《海国图志》的编者魏源就曾于道光年间来到岭南，到过澳门，与当时驻澳门的葡萄牙管理官员会面，写有长篇歌行《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还有清道光年间以考据学闻名的大学者何绍基，也曾到香港、澳门游览，留下《乘火轮船游澳门与香港作。往返三日，约水程二千里》一诗。此外，清末维新变法主角之一的康有为、台湾著名爱国抗日志士丘逢甲，也都到过澳门，有诗作留世。从历史上看，自晚明到民国的200多年，澳门文学的作者主要是历代四方来澳的遗民、官员、文人学士，也有少数来澳的教徒。他们都是澳门的过客”，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身份出发在诗作中对澳门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作种种艺术的投射，这些诗作因此不是从澳门文化的土壤上孕育出来的。根据澳门学者郑炜明的考证，在澳门名胜妈祖阁里，有石刻诗20多首，其中也有澳门本地文人赵同义雍正年间写的一首诗，还有赵氏一族的后人赵元儒在乾嘉时候写的4首诗作。①但因数量极少，很难同外来文人的作品相比。在澳门，第一个本土诗人群体是在民国初期崛起的“雪社”诗人群，这是澳门文学史上第一个本土化作家群，主要成员有冯秋雪、冯印雪、刘草衣、梁产明、赵连城和周佩贤等，他们出版《雪社》诗刊，还出版诗词合集《六出集》。“雪社”的出现说明澳门文学有了自己的“根”，也有了渐次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的可能。如果说，澳门的旧文学特点是“植入”并从“植入”到“扎根”，那么，澳门的新文学却有一个从“寄生”到“自主”然后走向繁荣的历程。由于澳门旧文学影响力强，澳门新文学发展迟缓。“九一八”事件以后，内地一些爱国作家、学者避难到澳门，才点燃了澳门文坛新文学之火。1950 年代以后，澳门文学进入了一个探索发展的时期，本土的刊物《新园地》、《学联报》、《澳门学生》，以及1960年代出版的纯文学刊物《红豆》等，都发表了文学作品，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当地作者，如方菲（李成俊）、思①郑炜明：《16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澳门文学》，载《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63页。 238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 放、梅萼华（李鹏翥）等。但因刊物稀少，不少澳门作者稿件外投，“寄生”于香港。当时香港的《文艺世纪》、《海洋文艺》、《伴侣》、《当代文艺》等刊物，经常发表澳门作者的作品。①直至1980年代，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中资机构的介人大大刺激了澳门的经济，大量的新移民从内地、东南亚各国移居澳门，这种种的变化推动了澳门文学发展，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成为岛内作家的自觉要求，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出版的小说、散文、诗歌数量很多。在小说创作上，特别突出的有鲁茂的《白狼》和周桐的《错爱》，还有林中英、梁荔玲、陶里等的短篇小说。在散文创作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有鲁茂的《望洋小品》，林中英、林蕙等七位女作家的散文集《七星篇》，以及林中英的散文集《人生大笑能几回》、《眼色朦胧》，还有李鹏翥的《澳门古今》、徐敏的《镜海情怀》等。同小说、散文比较，澳门的诗歌创作更为活跃，澳门写诗的人很多，有“诗岛”之称。诗歌创作在澳门社会生活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特别是1989年“五月诗社”成立之后，出版《澳门现代诗刊》和澳门诗人诗集，进一步推动了半岛的诗歌创作。澳门知名的诗人中有土生土长的，如汪浩瀚、江思扬、懿灵；有北上的归侨，如陶里、胡晓风、王文；有内地来澳的新移民，如高戈（黄晓峰）、淘空了、流星子等；还有学者型的诗人云惟利和苇鸣（郑炜明）。他们的诗风不一，艺术趣味和追求也很不一样，因而诗坛的诗作是多元的，呈现出交互共生的良好态势。三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首先体现在对澳门历史与现世的书写上。至于文学书写中的澳门，不同类型的作家有不同的书写，从澳门历史和现在的文学创作看，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为本土以外的作家，另一为生活在澳门的作家。前者对澳门的文学书写基本上属于旅行者风格，他们因为某种机缘与澳门相遇，并从中获得灵感和激发；还有的作者甚至不曾去过澳门，却借想象将澳门写进自己的作品。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英国的奥登(W.H．Auden)与中国的闻一多。奥登1938年赴中国旅行期间曾短①参见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上、下册），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5月。 2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暂地游历澳门，写了一首名为《澳门》的诗，诗作犀利地揭示了澳门内在的怪异与矛盾，掠过表面的场景，他捕捉到了一种远离中心的生存状态所包含着的荒谬本质。而闻一多1925年写的《澳门》则是另一种类型，闻一多并没有去过澳门，他纯然以强烈的民族情怀将澳门塑造成被迫离开了祖国母亲的儿子，一心盼望着回到母亲的怀抱：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一声 “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澳门在这里已完全被定型为民族主义的情感符号，或者说，它的民族主义话语功能已得到充分的发挥。实际上，早在明清时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澳门形象就已着上了民族主义色彩，只不过闻一多的诗流传最广，而且确实写出了一般的中国民众对于被分割出去的领土的典型态度，也可以说确立了大陆母体与被分割领土之间的基本模式——母亲／儿女，以及他们之间的根本联结关系——回归。这一类型的作家有关澳门的文学创作，写作者与澳门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澳门对于写作者来说只是一种奇异的风景，或一种独特的生存状态，或一种民族的耻辱标记。而后者则是以真正的本土立场去书写澳门历史与现世的澳门文学（有人把这一类的作品出现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澳门文学创立的标志）。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有对于澳门历史题材的挖掘，有对于澳门社会中各式人群的描绘，有对于澳门风光的深情吟咏，有对于澳门社会矛盾的揭露，等等，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写作者与澳门之间总有一种很深的牵连，因为不管他们是新移民或老居民，澳门在当下与未来都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因而他们在对澳门进行文学创作时，总是有意无意地缠绕着这样的追问：澳门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他们在敷演历史题材时，不仅仅是为了重现过去，更是为了捕捉澳门的根。在澳门出生后来移居香港的韩牧在他的诗歌中用“炮台”与“教 240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 堂”这两个意象来象征澳门历史的全部风貌：占领每一个山顶和高岗的不是炮台就是教堂除了炮你的钟声最响炮是肉体对肉体的命令钟声，是一种悦耳的神的命令（韩牧《教堂教堂》）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军事的杀戮，联手进入澳门，那些冒险的传奇、隐秘的欲望，咽哑成历史的残片，供后来者凭吊、冥想。而一些年轻的诗人试图用诗的语言去呈现在时间的烟尘中被掩埋或被修改了的历史真相，如苇鸣、王和对铜马像的省思，既有对历史真相的追索，也展现了历史与现在的纠缠，从一个侧面揭示澳门平静的表面其实层叠着波澜起伏的矛盾与抗争。至于澳门的当代女诗人懿灵，她通过欲望化的场景揭示了澳门现世生活的紧张：平静与流动之间，幻想与现实之间，真与假之间，文字触摸的竟是“一把握不住的苍茫”：燕子掠过流动的水和岛上无数慌张的眼神描绘着海浪的泪痕（懿灵《流动岛》）澳门确是一座流动着的岛屿，它曾经糊里糊涂地成为葡萄牙人的管治区，在幽昧的时光中度过了几个世纪，多的是混杂的面容与匆匆来去的人影。当澳门的作家试图以文字去重塑已逝的历史以及展现正在进行的现在时，实则反映了澳门人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渴望。也就是说，当他们借文字为已逝的时光及当下的面影造型时，他们其实已展开了一场身份自我确 2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认的心灵之旅。说到底为澳门定位，其实就是为自己定位，要为自己找到一个不再流动的安定之所。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其次体现在对“我是谁”这个身份问题的追问上。澳门本土的汉语文学中，尤其是新移民的诗歌中，不少作品触及身份认同的危机问题，并由此而产生漂泊、孤独、浮游的感慨。不过，华人新移民的身份认同危机往往是由于环境的骤然变异而产生的，并不影响本质上的身份自我确认：我是中国人。也就是说，华人新移民所表现出来的身份问题，大抵上属于情绪性的。相比之下，土生葡人的身份问题却是本质性的，长期的，几乎难以排解的。是中国人还是葡国人，这是每一个土生人不断自我追问的问题。事实上，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葡国人，但同时，他们既非中国人，也非葡国人。“我是谁”在澳门的土生文学中，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土生剧作家飞文基在他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见总统》中写到土生的身份尴尬问题，剧中的土生人布治在澳门出生，在葡国当过兵，背得出葡萄牙境内所有河道和铁路线，认识很多葡国朋友，但向葡国使馆申领护照却遭拒绝，作者在剧中让布治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不是葡国人，又不是中国人，究竟是什么人？身份焦虑与对未来的焦虑息息相关，尤其面对1999年的回归中国土生葡人的心灵震荡可想而知。这在土生作家阿德（即若泽·多斯·圣托斯·费雷拉）的诗中有所表达。另有许多作品对“我是谁”这个问题则有积极的回应，不再纠缠于“葡国人”还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是坦然接受土生人边缘的品性，对中葡两方表现出双重的认同：我父亲来自葡国后山省，我母亲中国道家的后人，我这儿呢，嗨，欧亚混血，百分之百的土生（澳门）人！（李安乐《知道我是谁？》） 242

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 李安乐“澳门之子”的自我确认摆脱了“中”、“葡”之间的两难，几经寻觅才惊觉，澳门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在土生文学作品中，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澳门往往被描绘成为美丽的花园，是根之所在。当然，对澳门的认同并不能完全消除土生族群内心的不安，这在他们的一些作品中也有所反映。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再次体现在对“他是谁”这个跨文化问题的追问上。明清时代的中国文人透过澳门看到的是西洋，魏源《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一类的作品，显现了一个中国士大夫对西洋艺术的理解。“明清时代的澳门诗”，确实是“当时澳门这处窗口”所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①而葡国诗人庇山耶的《中国二胡》一类的作品，折射出一个西方文化人对中国艺术的理解，澳门成为中西作家“互看”的中介，在“互看”中相互尝试着理解“他是谁”，从而超越文化冲突而达臻文化融合。澳门本土的汉语或葡语作品中，这类“互看”式的作品，即中国人写土生葡人、葡人，土生葡人写中国人的作品，十分引人注目。散文作品中，吴志良的《作别西天的云彩》和《大学新生的“洗礼”》两篇散文，均取材于他在葡国的学习生活，前者写他在葡国时生活在他周围的亲善的葡人，他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后者写葡国一些大学的所谓新生洗礼，作者对此显然有自己的判断。小说中“互看”式的作品尤为突出。如鲁茂的长篇小说《白狼》和陶里的《百慕她的诱惑》等短篇小说，土生作家中，飞历奇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更是回溯到历史的深处，再现不同时期澳门的葡人与华人的生活，他在作品中对华人和中华文化所持的态度，已不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和感知。土生女作家江莲达的短篇小说《长衫》和《承诺》，其女主角都是有跨文化意识的华人，表现出土生葡人对华人区生活及文化的关注，以及寻求理解的愿望。不过，这类“互看”式的作品，真正能够以凝重的历史感与深厚的人文精神来省思澳门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似乎尚未见到。大多数作品还是掠影式的，例如最常见的模式是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或者表现中葡人民在生活中的相互同情与帮助。这种“冲突”或“融①章文钦：《明清时代澳门诗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交流》，《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4期，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5年第4季。 2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合”的展示是较表层的。因此，这类“互看”式的作品如同澳门历史研究一样，还只是刚刚浮出水面，它所蕴含的更大的能量正等待着人们进一步挖掘与表现。澳门文学虽然没有像港台文学那样，拥有一些对整个现代汉语文学产生影响的作家如白先勇、金庸，但澳门文学仍有其自身的魅力，澳门的作家仍有值得注意的探索精神，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澳门文学中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洞察，即对目前人类社会遭遇的某些共同难题如商业化、都市化、核战争、环境污染等的洞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澳门“小地方大文化”的风姿，以及澳门作家掠过澳门视野寻求“当代性”的努力。陶里、林中英、鲁茂、周桐、汪浩瀚、胡晓风、淘空了、凌钝、苇鸣、高戈、流星子、冯刚毅、懿灵、林蕙、梯亚、寂然等一大批作家，或写小说，或作诗歌，或写散文，多年来辛勤耕耘，为澳门文学的建构作了贡献，而《澳门笔汇》、《澳门现代诗刊》、《蜉蝣体》等文学杂志几经风雨，仍不断发出澳门的文学声音。1999年的回归，为澳门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契机，使澳门作家置身于更广阔的文学背景，尤其是世界性的汉语文学背景之中，从而使澳门文学既立足于本土又有厚重的民族基础与世界意识。（原载钱中文、杨义主编《文学评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9年第6期） 244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文学刘登翰*一文化澳门：一个广阔的空间在中国的区域文学研究中，或许没有哪个区域的文学如澳门文学那样，有着如此复杂、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内涵。它提供我们思考的不只是文学自身，更重要的或许还是文学背后所包容的历史和文化，因此，研究澳门文学较之研究其他区域文学有一个更为必要的视角：文化视角。当然，文化是实践的产物。它不仅是空间的物质的凝聚，还是时间的精神的衍化；不仅是单一的、原生的发展，还是复杂的、多元交撞和汇合所呈现出来的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澳门文学的文化视角也应当是一种历史的视角。澳门历史的转折，是16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入踞以后出现的。这是比香港还早300年的西方殖民者对中国弱肉强食的开始；也是中西文化有了大规模接触和交融的发端。首先，澳门由一个南海小渔村发展成为十六七世纪沟通东西方交通和经贸的世界性大港。以谎言托词和重金贿买在多次武力侵犯失败后才骗入澳门的葡国入踞者，凭借其海上威势在这里“筑室建城”，使之“雄踞海畔，若一国然”①，从而实现了以澳门为中心，北向日本，南联菲律宾直达拉丁美洲，西经马六甲和印度果阿通往欧洲的贸易垄断。据史家的研究统计，明未经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约1400万两，相当于从永乐元年（1403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①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 2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至宣德九年（1434年）30多年间中国官银总产量的2.1倍；而17世纪的头30年，由日本输入澳门的白银每年都在100万两左右，有时高达二三百万两①。这些大都是西方商人在东方贸易的钱利，他们再用它们来购买中国的丝货及其他商品行运西方。因此，以澳门为中心的活跃的东西方贸易，为垄断的葡萄牙商人带来巨额的利润。它消化了欧洲市场上从美洲殖民地获取的过剩的白银，满足了生活必需的市场需要，使欧洲经济走出低谷。同时，它客观上也刺激了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澳门以中国最早的“自由港”形态成为容纳不同人种与文化的世界性的空间。其次，澳门由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化外之地”成长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西方的殖民史上，经济冒险与宗教扩张往往比肩而生。最早发现东方航线从而揭开欧洲向东方殖民序幕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说过一句极其赤裸裸的话：“我寻找基督徒和香料。”香港大学郑妙冰博土指出，这句概括了西方殖民企图的话，“道出了意识形态的诱惑与经济上的冒险有共生关系”②。西方传教土白晋也坦白承认：“当初葡萄牙政府之所以要往中国派耶稣会教士，是想利用天主教的教化力量以达成其政治上的野心；然而天主教也同样想利用葡萄牙的政治势力以完成其宗教势力的扩张。”③因此，葡萄牙入踞澳门之后，便在澳门建立远东的第一个教区，在广修教堂的同时，还创办了以培训西方教土进入东方传教为目的的第一所西方教会大学：圣保禄学院。其课程的设计，除了一般教会大学所必需的神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外，汉语和中国礼仪更是必修的功课。于是，澳门成了荟萃东来传教的西方教土的大本营，“基督城”的名称便也由此而来。实际上，自明至清，进人中国传教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进程的西方传教士，几乎无一不是出身于澳门的圣保禄学院的。较著名的如利玛窦（意）、金尼阁（法）、汤若望（德）、徐日升（葡）、南怀仁（比）等，不下百人。他们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适度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知①详见刘重日《明清之季的澳门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载《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澳 门基金会，1994年3月。②见郑妙冰《澳门：“殖民后的前夜”时期》，载《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澳门基金会， 1994年3月。③见郑妙冰《澳门：“殖民后的前夜”时期》，载《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3月。 246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识分子崇尚空谈的玄学清流之风，使明清之季的经世致用之学始成风气。另一方面，又经过他们的翻译和介绍，中国古代的典籍学说得以传播到西方，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的古代哲学曾经影响了德国哲学家莱勃尼兹，并由其学生沃尔夫系统化，为沃尔夫的学生康德所吸收，从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影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法国，则为“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所吸收，以其自然神观和民本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思想基础；而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则影响了法国经济学家魁奈“重农学派”的创立，其关于中国重农学说的著作感动了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抨击了当时欧洲流行的“重商主义”①。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联结东西方交通、贸易和文化上居于中心地位的澳门。这是一个属于世界经济史和文化史的澳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六七世纪，每年巨额的东西方转口贸易是直接在澳门进行的，而意义更为深远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却只是以澳门为中介，并不在澳门直接发生。在这里澳门所起的只是“文化驿站”的作用，这就造成了澳门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首先，各国商人在澳门的直接经济现实，给澳门带来了不同的人种和文化，使澳门成为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的多元性既反映在人种的复杂上，也表现在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上。前者使今天的“澳门土生”成为广受世界人类学家关注的交错着东西方不同人种基因的特殊族群；后者则使澳门成为涵括世界各种不同信仰的“宗教博物馆”。且不说中国除释道以外的多种民间神祇，仅外来的宗教，除势力最大的天主教外，还有基督教（新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俗称火教或波斯教）、基士拿教、巴哈伊教，以及神慈秀明会等。澳门宗教的多元性，反映出它文化的多元性背景。其次，不同文化在澳门处于一种相容而不相融、并立而不对立的共生状态。葡萄牙对澳门长达400多年的实际管治，并没能使葡国文化浸入整个澳门的社会，只在澳门形成一个与根基深厚的中华文化相对应的葡萄牙文①参见黄启臣《16至19世纪的“中学西传”》，载《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3月。 2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化区，或称华人区和洋人区（又称基督区）。澳门著名的文化学者潘日明神父在对这两个居住区细致地调查之后，不无感慨地认为：“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①这是对澳门文化生态极具象征意味的概括。或许我们可以将澳门这种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比喻为“鸡尾酒”现象。从外面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样五彩斑斓；而深入观察，多种文化的相对间隔也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间中也有少量的过渡和融合，但整体上却是各自独立并行的。最后，葡国在澳门的实际管治，使以葡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澳葡当局企望用来主导澳门社会发展的文化力量；而有着1000多年居住历史的占澳门人口96%的华人，则使中华文化成为澳门社会形成的基础和发展的主体。葡国文化的主导意图和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二者之间难以避免的分立、对峙、龃龉、冲突和妥协，便构成了澳门社会的文化矛盾的基本形态，当然也成为澳门文学发展的特殊的文化环境。澳门是一个可供分析的多元文化汇合的生命活体。近年屡有关于“澳门学”研究的倡议提出，就是希望运用多学科的综合手段，对这一多元文化空间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具体解剖。文化澳门为澳门文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而文学澳门又为澳门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具体的论析。这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为我们对这一个仅只40多万人口的小城文学的叙述打开了新的视野。二中心和边缘：传统的延伸和变奏文学在澳门的出现，最初并非出于它自身文化成长的需要，而是缘于历史的另一种机遇。尽管澳门自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起就已绘入南海郡的版图，但它长期以来一直只是闽粤行船人海上避风和取淡水的寄泊之地，直到南宋末年在澳门才有定居村落出现。虽然14世纪后期的洪武年间有了浙江赵彦方一支由闽“改官之香山”，其后人迁入望厦，“遂世居澳地”②，作为土族文化入澳①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②赵允青：《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 248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的开始；但中华文化在澳门的承传，主要是以平民的常俗文化为代表的。这样的文化土壤并不利于文学的成长。因此至明之前，尚未发现有关于澳门的文学记载。16世纪中叶以后，葡人踞澳，使主权属于中国的澳门，在治权上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管辖。这一主权和治权的实际分离，使本就处于中华大陆南疆边陲的澳门，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远逸出中原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居于一种边缘地位。正是这种边缘身份为文学土壤并不丰沃的澳门，拓展了一个另类发展的空间。首先是带有政治避难色彩的文人南来。晚明以后，有一批不服新政的知识分子，他们抗清不敌，便避开政治中心的北方，遁迹南来，或作隐居避难的采薇之咏，或北望中原以期东山再起。而澳门逸出中心的特殊地理、政治环境，常是他们短暂驻足或一度避居的最佳之地；如清人关后激于民族大义、愤而削发为僧的迹删和尚（俗名方颛恺），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移驻澳门普济禅院，他留下的《咸徒堂文集》十七卷、《诗集》十五卷、《诗文续集》三卷、《鹿湖近草》四卷等，有不少写于澳门或写及澳门；又如曾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建，事败后寄忠君、忧国、恤民于诗篇，流浪东安过着山人生活的诗人和画家张穆，清帝国建立后托钵为僧，而后还俗秘密进行反清活动，曾向郑成功献计谋取金陵、位居“岭南三大诗家”之首的屈大均等人，都曾多次往来澳门。特别是大汕和尚自安南归来，于康熙初年在望厦普济禅院设立道场以后，更会聚了迹删、张穆、翁山、澹归、独漉诸友互相唱和，使普济禅院成为澳门最初的文学发祥地。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乃至抗战时期。彼时照样有一批军政界的要员、闻人和以“前清遗老” 自居的名士、学者，在朝代更迭的乱世以濠镜为世外之地，来此过着半隐居的生活，部分人更由流离变为定居，使澳门这一蕞尔小城在20世纪之初突然文气鼎盛。其中较为人所熟知的有宣称效忠前清、不仕民国的汪兆镛、吴道熔、张学华、汪兆铨、利树宗等。他们在二龙喉张园设立“莲峰陶社”，定期雅集。他们的诗作如汪兆镛在《澳门竹枝词》中所咏：“世局沧桑一刹那，当年遗老渺山河。风流文采无人问，搔首夕阳感慨多”，宣泄心中挥之不去的悲愤孤忠的“遗老”心绪。及至抗战爆发，由于葡国的中立态度，澳门成为逃避日寇铁蹄的孤岛，并由此接纳了不少内地避难而来的文人、学者。民初以来的文气，再次高涨。据初步统计，民初以来前后会聚澳门的各类文士达一百六七十人之多，成 2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为20世纪澳门文学最突出的一次炫目的展示。其次，澳门多元的文化景观和大陆边缘的海岬风光，吸引了众多内地文人来此游历，留下许多文学作品。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因上书弹劾大学土申时行而被贬为广东徐闻典史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于次年上任途中特地取道香山而抵澳门作短暂停留。他写下了《香澳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等五首诗作，还在《牡丹亭还魂记》的第六出《怅眺》和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描写了柳梦梅到香山澳谒见钦差苗舜宾而遇见番鬼、海商的情景。这是内地文人进入澳门留下的最早的文学记录，也是以文学作品记载中西交往的最早文献之一。随后，进入澳门的文人逐年增多。它包括如下三类人。一为宦旅澳门的各类官员。如首任澳门同知印光任和他的继任张汝霖，除诗作外还著有《澳门纪略》；又如曾以职事巡历香山而抵澳门的广州知府张道源在妈阁庙刻石留诗，成为后来众多和者的首唱；而在鸦片战争中奔走江宁、望厦的清朝名士魏源、黄石琴、耆介春、阮元等，也留下了不少有关澳门的诗篇。二为来澳游历、设席的文士。他们或短住，或长居，多有诗文记其闻见，抒其感兴。数百年间，以他们的人数最众，留下的作品也最多。三为皈依基督来澳学道的汉族信徒，如著有《三巴集》的清初著名画家吴历，撰有《澳门记》的陆希言等，他们的作品多涉宗教生活和异族风情，是澳门文学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以上所述，多为短期旅居澳门的内地文人有关澳门的创作。相比之下，世居澳门的作者，除赵氏一脉外，并不多见。而赵氏后代作品的出现，也在清季中叶的雍正朝以后。现存妈阁刻石中，有赵同义《地尽东南水一湾》一首，为其孙赵允青于道光戊子年所刻；又有赵元儒《次张太守石壁原韵五律四首》，为其子赵允禧所刻；赵允青还有《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和《重修妈祖阁碑记》两篇。直到清末，才有世居澳门，少年即赴沪学贾，并以其实业成就和《盛世危言》等一批救国时文而为世人所重的郑观应出现，他成为澳门最有影响的一位近世文人。当然，更具规模的本土作家群落，要等到以冯秋雪、冯印雪等人为首的“雪社”成立及其同时代的一批诗人出现，始见成熟。因此，时人所称的澳门文学，通常包括“关于澳门的文学”和“属于澳门的文学”两部分。尤其在民国以前，澳门文学是以内地文人“关于澳门的文学”为主要代表的。 250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这也让我们看到，早期的澳门文学主要是“植入”，而非“根生”。“草根性”的不足使澳门文学的发展缺乏内驱力，而较多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从而呈现偶发性、阶段性和间歇性的特征，有时甚至出现停顿和断层的现象。以这样特殊的文化环境和文人构成所形成的早期澳门文学，既在文化精神和文体典范上源于中华文化传统，又在某些文学题材和语言形态上迥异于传统文学，从而成为对中华文学宝库的一种丰富。首先，纳入澳门文学范畴的内地文人的相关创作，带来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体范式和审美规范。以古体诗词和传统散文为典范的文体形式，一直流播到今天。以澳门中华诗词学会为例，其会员达百余人，从古稀老人到初学的中小学生，从政界闻人、商界大亨到布衣小民，能诗善词者，若以人口比例计，当居全国之冠。其次，在政局更迭中避入澳门的内地文人，普遍把个人命运的跌宕和家国社稷的关怀联系起来，在不无失意的“遗民”心绪中，表现出儒家文化传统中爱国恤民的忧患意识和生不逢时时清高自守的道德情操。这使得虽为异族管治而逸出中原政治中心的澳门却时时牵连着中心政治，在声色犬马的消费社会里氤氲着一股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同时也潜隐着一腔对于异族入侵的悲慨的爱国之情。屈大均对澳门“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的形势认识和“一日番商踞，千年汉将劳”的感慨[见《澳门》（六首）]，成克大对日渐坐大的葡国商人“但恐恣骄纵，与世成冰炭。滥觞不在多，积微固有渐”的隐忧和提醒，屡见于早期的澳门诗作中。沸腾在诗人胸中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绪，成为此后澳门文学发展中一种宝贵的精神传统。再次，在记游写景中，常融异族风情于诗中。澳门地陲南疆，含山面海，岛屿罗列，云影涛光，鸥莺帆樯，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人文景观本就迥异于中原。因此，山水景物之作，在澳门数量最多。著名的如印光任的《濠镜十景》、何健之的《前山》、黄节之的《居澳杂诗》、汪兆镛的《澳门竹枝词》、丘逢甲的《澳门杂诗》等，都为一时绝唱。这是古人对澳门的审美反映，也是今人认识古代澳门的生动写照。中国古代诗词，写江河大川、雄关峻岭、雕梁画栋、田舍小景的诗作，比比皆是；而描绘大海景色、都市风光的篇章，则较少见。澳门这类作品为传统的山水诗增添 2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了新例。更可贵的是，西方文化进入澳门所形成的独特人文景观融入诗人笔下，构成了澳门风物诗的特殊风貌。从最早的汤显祖关于澳门的诗作开始，其目光便投注在这一独特的人文景观上。其后如徐缄的《利玛窦天地画屏风歌》，李绥祺的《观安南贡使歌》，龚鼎孳的《西洋布》、《西洋烛》，卢纺的《西洋锦》，陈确的《题西洋镜》，彭孙遹的《西洋琥珀酒船歌》等，都瞩目西洋传华的奇物异器。清嘉庆举人蔡显宗和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都有长篇歌行，写其听夷女操洋琴的经历，诗中还广涉建筑、衣饰、物种等等，在抒发“园亭楼阁，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种”的感慨中，表现出广阔的襟怀：“谁言隔海九万里，同此海天云月耳。”驻普济禅院的迹删和尚从其宗教感情出发，慨叹“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的西教之盛行；而“远从学道到三巴”的汉族教徒、画家吴历则倾心描绘“圣人出会”的宗教仪俗：“捧腊高烧迎圣来，旗幢风满炮成雷；四街铺草青如锦，未许游人踏作尘。”他写华洋教土在同窗共读中难以沟通的文化差异颇有情趣：“灯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观更难穷。”澳门作为交通和贸易的大港，“舶口三巴外，潮门十字中”，“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屈大均），是许多诗人都写到的景象，而尤侗的《外国竹枝词》（六首）更以《默地那》、《佛郎机》、《和兰》为题，写伊斯兰教徒，葡国、荷兰商人在澳门的生活习俗。这些作品不仅以其文学价值，也以其文献价值而为学界所重视。最后，华洋间杂的语言形态。由于澳门诗作所涉及的西洋风物，彼时大都没有共认的译名，因此诗人多以译音入诗。最早研究澳门文学的韩国学者李德超指出：“在晚清时，黄氏公度，即以用番语人名地名入诗而著称。实则澳门文学，在清初时已有之矣。盖澳门为中国之最早华洋杂处区，其于语言之交流，亦为初地。故表现于文学作品者，亦多新异之处。”①他列举了大量例子，如“共床花发贝多罗，鹦鹉堂前能唱歌”（屈大均）、“心倦恹恹体倦扶，明朝又是独名姑”（王轸）、“滑腻鸡头软似棉，春葱擎效西姑莲”（李遐龄）、“饮馔较多番品味，唐人争说芥喱鸡”（梁乔汉）等等。①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情况》，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 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3月。 252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它表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之初在澳门文学中留下的一段可作深究的语言痕迹。三跌落和崛起：走向文学的自觉和传统文学一样，新文学在澳门出现得也是十分迟缓的。当“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内地如火如荼时，在澳门正是以“雪社”为代表的本土作家成批涌现的时候。不过他们用的是文言，写的是律绝，与新文学形成强烈对照的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是澳门古体诗词创作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因此，在台湾和香港都曾引起激烈震荡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澳门却几无反响。据澳门老一辈文化人回忆，直到“九一八”事变以后，才有自日本归来的爱国人士陈少陵开设了一间供应新文艺书刊的“小小书店”；而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推广新文艺形式的歌咏队、话剧社、读书会等才活跃起来；在广州和香港相继失陷，部分文化人转来澳门参与报政以后，才使报纸副刊出现较多文艺性的稿件，至此新文学才在澳门初见端倪①。然而“初见端倪”并非就是“扎下根柢”。即使战后又有一批内地作家，如茅盾、夏衍、张天翼、端木蕻良、杜埃、于蓬、秦牧、紫风、华嘉等，都曾来澳小住，但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度稍显热闹的文坛便又重归沉寂。这实际上是澳门在新旧文学历史转换中的一段停顿，和与母体文学发展的一度断层。澳门文学这种停顿或断层，自有其背后复杂的原因。葡萄牙对于澳门的入踞，目的只在和中国做生意与进入内地传教，根本不关心澳门自身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这致使几百年下来澳门的经济毫无建树，几无一点工业；文化亦是如此，至1980年代，才有一所由香港人投资兴办的大学。特别自其海上霸权地位丧失以后，澳门曾经拥有的世界性交通、经贸和文化中心的地位，逐渐转移到了英国殖民者统治的香港身上，澳门便越来越以其对旅游博彩业的单一发展成为香港人眼中的一条只供休闲娱乐的“澳门街”。虽然民初乃至“五四”以后，陆续进入澳门的昔日政要、旧时文人，以他①参见李成俊《香港、澳门、中国现代文学》，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3月。 2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们固有的影响使旧文学在澳门一度辉煌，但这只是宣泄他们情绪需要的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而非澳门社会文化发展所要求的。新文学在澳门的寂寥，便成必然。1950年代以后是新文学在澳门发展的转折期。这并非说此时澳门的新文学已取得多大成绩，此时实际上也只有刚刚创办的几家刊物如《新园地》、《学联报》等比较重视发表文学作品。但根本不同的是，它们的作者主要是澳门本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而不是昔日避难而来的内地文人。它意味着新文学在澳门有了真正的传承人。1963年，早期投稿《新园地》的一群文学青年聚合起来结成社团，出版了澳门第一份杂志性的纯文学期刊《红豆》，虽为油印，发行量亦不多，却如报春的燕子，预示着真正属于澳门的本土作家的出现和通过文学参与社会的一种自觉意识的萌醒。正是这些青年成为澳门新文学发展的最初拓垦者，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人依然活跃在文坛中。当然，相对于香港和内地，刚刚拓展的澳门的文学空间毕竟狭窄，于是一些文学青年移居香港，并由香港到了台湾或者国外。如现居美国的诗人、学者张错，旅居香港多年、现移民加拿大的韩牧，以及现仍在香港创作不辍的谢雨凝、梁荔玲、陈德锦、钟伟民等。另一些人则将作品投寄给香港报刊，造成澳门文坛一种特殊的“离岸作家”和“离岸作品”现象。据原居澳门、赴美留学、现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的凌钝博士搜集汇编的两卷《澳门离岸文学拾遗》统计，从195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先后在香港发表诗、小说、散文、评论的澳门作者近40人，其中较著名的如韩牧、江映澜、李心言、汪浩瀚、江思扬、剑滢以及后来从老挝来澳定居的陶里等。对于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这份名单并不算少。当然对于文学资源本不丰沃的澳门来说，本地作家到外埠“寄生”，亦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流失”。 澳门文学的真正崛起，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内地的改革开放推动了澳门经济的起飞；自1970年代以来从东南亚和内地涌进的新移民，改变了澳门的人口结构；而1950年代以后逐渐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群落日渐成熟，这一切都对全面建构澳门都市文化、推动澳门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急切 呼吁并给予其有力支持。以1984年《澳门日报》召开的一次文学座谈会，旅港澳门诗人韩牧提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呼吁而获得广泛响应为 254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标志，澳门文学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澳门文坛，一是成长起了一批植根于澳门社会的作家。他们既有世居澳门的本土作家，也有在澳门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新移民”子弟，以及本身就是从内地或海外来澳门定居的“新移民”。但不同于以往因避居或宦游而来的 内地文人，他们以澳门作为自己新的家园，楔入在澳门的社会生活之中，已经成了澳门的本地作家。作家构成的这种“草根性”和“家园意识”的增强，使澳门文学获得了一种迥异于前的内在成长性。二是出现了一批独立的文学社团和纯粹的文学刊物，改变了以往澳门文学的“寄生”状态。最先是1983年《澳门日报》、《镜海》文学副刊的创办，接着是1987年澳门笔会的成立和随后《澳门笔汇》的创刊，1989年五月诗社成立和随后《澳门现代诗刊》的出版，1990年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及其主编的《镜海诗词》的出版，1992年澳门写作协会成立及随后《澳门写作学刊》的出版，此外还有各种青年文学团体和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团体及其创办的各种人文学刊。它们不仅拓展了澳门作家的发表园地，也为这座玲珑小城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围，使澳门文学开始获得一种独立的文化身份，积极参与到社会的文化建构中来。三是创作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文学作品。近年来，澳门各种出版社、社团和文化机构，都十分重视本地纯文学作品的出版。在政府经费的支持下，澳门出版界等编辑了诸如《镜海丛刊》、《澳门论丛》、《澳门文化丛书》、《五月诗选》、《五月文丛》、《葡中文化研究系列》等各种丛书，编选了《澳门诗选》、《澳门散文选》、《澳门小说选》，加上澳门作家在内地、香港和台湾出版的各种个人集和合集，近十年来已逾百多种。这些作品受到了海内外华文文学界的关注，内地、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报纸杂志，都曾以专辑的形式推介过它们。澳门以其迅疾的文学发展，加强了与日益活跃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接轨和对话。在当前澳门的文学创作中，诗、散文、小说、戏剧以及评论，诸体齐备，但以散文数量最多，诗歌最受瞩目，小说稍弱，戏剧则有异军突起之势。散文的活跃与报纸副刊提供的大量发表空间不无关系。它在文章的短小犀利、灵动活泼和敏锐触及现实等方面继承“五四”以来的散文传统，但较少香港那种“划区贩文”、“戏谑人生”的商业气息，老一辈的作家如李鹏翥，中年一代的如林中英、凌棱、徐敏，更年轻的如凌钝、穆欣欣、梦子等，都普遍具有一种执著敬业的文学精神。诗歌在澳门获得较为充分 2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发展，与澳门历史上就有较为深厚的诗歌传统和艺术积累不无关系。自五六十年代就执笔写诗的老一代和中年一代作者，较好地继承了内地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拥有较高学历的青年诗人则更注意从西方现代艺术运动中吸取营养。因此澳门经常发表诗作的数十名诗人中，写实、浪漫、现代、后现代主义，都有其突出的代表。仅五月诗社创办十年来，就出版了陶里、高戈、流星子、淘空了、江思扬、凌钝、林玉凤、黄文辉、王和等人的16种诗集，还不计社外的诗人如在台湾和香港均获推崇的苇鸣、懿灵等出版的诗集。小说虽弱，但几十年来在报纸写了30多部连载小说的鲁茂和十多部连载小说的周桐，仍笔耕不辍；而写诗的陶里、写散文的林中英也出版了他们的短篇集；新涌现的青年作者寂然、梁淑琪更以他们的作品的现代意识受到关注。而戏剧文学的繁荣，则与社区、学校活跃的演艺活动分不开。戏剧创作因为有了演出单位的依托频频出击，甚至远征香港，获得好评。周树利的《简陋剧场戏剧集》，是这些演出剧本的代表作。作为存在于澳门这一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现代国际性城市的文学，还有两个方面的特质我们应该注意。其一，作品的历史感与现代感的交错。在有着400多年葡萄牙管治历史的澳门，借笔所至，随处都可触及深沉的历史隐痛和新异的人文景观。这成为大多数澳门作家开掘不尽的一口深井。许多作家也努力在他们的现代作品中，寄寓澳门独特命运的历史沧桑感，从而成为澳门文学的一个特色。其二，商业性和社会性的交汇。缺乏社会支持的纯文学创作因缺少空间而往往必须寄身于有一定商业色彩的报纸副刊之中。为报纸副刊写作，必须面对即时现实的读者效应，它推动了作者密切关注社会人生，提高了作者的敏锐的思考能力并加强了其笔下有读者的行文习惯；但又抑制作者超越即时现实、作更深刻思考的宏大创作。其正负两方面的效应，都不容拒绝地影响着澳门文学的进程。但不以商业价值为创作目的的作家，往往借助商业化的存在形式而努力增强作品严肃、积极的社会内容。这也是澳门文坛整体上较之香港文坛更强调社会性的一面。当然，就整体而言，澳门文学还在起步之初，缺乏历史积累和社会扶持使其困难重重。但澳门深厚的历史蕴蓄和国际都市的现代色彩提供给澳门文学的发展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 256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四土生文学：文化融合的特殊存在澳门文学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土生文学。所谓“土生”，指的是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其中大部分是葡人踞澳以后与东方人——大部分又是中国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也有少量纯粹葡萄牙人的后代，和很少一些融入葡萄牙生活圈的华人后裔（大多是原来在葡人家庭担任管家之类高等仆役的华人）。这一群人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欧洲祖地，把根移到了澳门。他们一方面接受葡文教育，归属于在澳门的葡萄牙文化系统；另一方面又长期在澳门中华文化的熏陶下，讲地道的粤语，也接受某些中华文化习俗。这是一个介于欧洲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的阶层。大多数人已经无法返回欧洲祖家的困惑和难以被华人社会完全认同的现实，使他们把自己称为“澳门之子”、“大地之子”。这个由于“种族和多次偶然通婚所产生的亚种族的产物”①，一方面“遗传本体十分丰富”地葆有着葡萄牙文化的主导倾向，另一方面又东西合璧地保存着中国以及马来亚、印度、日本等东方民族的某些文化特征，广泛地引起了世界文化人类学者研究的兴趣，也成为我们具体剖析澳门东西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土生文学”概念的提出虽在近年，但土生文学的存在则应推到19世纪以前。18世纪的澳门，就出现了一些用混合着古葡萄牙语、马来亚语、印度语和粤语的“澳门土语”写成的“土生歌谣”，以及一些土生葡人的诗篇。它们被收集发表在葡萄牙出版的《大西洋国》杂志上，从而引起葡国文化学者的注意，认为这些用古老的澳门土语写成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着深厚的东方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在葡萄牙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土生葡人，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反映澳门土生葡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如江莲达(1914～1957)的短篇小说集《长衫》，若泽(又名阿德，1919～1993)的诗集《澳门诗歌》、《澳门，受祝福的花园》以及十余种关于澳门的散文和论著，如《澳门本如斯》、《往日澳门》、《澳门古老的语言》等，①参见阿马罗《大地之子——澳门土生人研究》，载《文化杂志》第20期，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4。 2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李安乐（1920～1980）的诗集《孤独之路》，飞历奇（1929～ ）的短篇小说集《南湾》，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玛尔丁妮的散文《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马若龙（1957～ ）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飞文基（1961～ ）等人的剧本《毕哥去西洋》、《圣诞夜之梦》、《西洋怪地方》等，以及其他一些未结集的作品。“澳门土生”这一特殊族群的存在，和20世纪以来土生作家集中的涌现，以及他们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化主题与他们特殊的生存状态，都使澳门的研究者意识到，把“土生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领域纳入澳门文化和澳门文学的研究中来，有着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和艺术学等几方面的特殊价值。土生文学的研究，便也由此开始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鉴于不少土生作家的著作尚未译成中文，给不谙葡文的澳门文学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但从已经中译的作品中，仍不难看到土生文学鲜明、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首先，土生作家对自己族群的身世命运和存在状态充满了探寻、询问的历史凝重感。他们对于“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的这座“基督城”充满了挚爱之情，因此，他们笔下的澳门，如飞历奇的小说、玛尔丁妮的散文和若泽的诗歌所展示的，都有一份寄寓着自己恋恋情怀的独特的美。但对于自己祖先舍弃故土，漂洋东来，他们却又不能不充满凝重的追问与反思。李安乐在十四行诗《两座小屋》中写道：途经那座小屋，屋里安息着我深深怀念的父亲：沉思他如何离开布格德阿基老村来这儿，在这儿挣扎受苦？途经那座小屋，屋里安息着我贤淑的母亲：寻问她如何离开了故乡广东来这儿，在这儿独受煎熬？你俩的灵魂在此相遇，神秘的命运把他们吸引在一起，这命运也使我在此诞生。 258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也就在此地，我又倦意深沉，我的乖戾已使我历尽苦辛，但不知我是否也将在这里埋葬。作品借助自己父母的形象而作出的对土生族群的概括与追问，极典型地表达出当前澳门土生群体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为自己拥有东西方两大民族的优秀血统而自豪，如同一作者在另一首诗《知道我是谁》中所吟唱的：“我的血有葡国／猛牛的勇敢，／又融合了中国／南方的柔和。／／我的胸膛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我的智慧来自中国也来自葡国，／拥有这一切骄傲／言行却谦和真诚。……”但他们又不能不为自己的未来忧虑。他们已经无法再回到祖根之地葡萄牙，飞文基的剧本《毕哥去西洋》写一个土生的退休公务员选择回葡萄牙定居，甫过海关，就因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了种种误会和冲突，于是从心底发出一声“惨了”的感叹：“我们怎么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呢？最好还是回澳门吧！”可是回到澳门，澳葡政权的必将退席，又使他们不能不如写过《澳门，受祝福的花园》的作者若泽所挂虑的，“澳门的未来……将会怎样？……那些生长在澳门的葡萄牙的儿子们的未来？”这是历史和历史的变迁郁结在澳门土生群体心中的一种复杂心绪，借助作品倾吐出来。土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达土生心声，表现他们生存状态、愿望和追求的文学。其次，土生文学反映了澳门社会多元而复杂的生活层面。澳门土生族群是介于欧洲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中间的一个族群。由于他们通晓双语，其生存空间和活动的空间要比不懂华语的葡人和不懂葡语的华人广阔得多。其作品对土生生存状态的描绘，实际上既深入到了以欧洲葡萄牙人为中心的澳门上层社会中，也触及了广大的华人下层社会。飞历奇的两部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与《大辫子的诱惑》，写的都是土生青年的爱情。前者写一个荒唐放荡的土生青年，因行为不轨被逐出“基督城”，流落到华人区与一个卖菜的中国女人同居，在重逢曾被他羞辱的葡国少女后被爱感化而改邪归正的故事。后者写一个土生青年爱上了留着大辫子的担水妹，双双不顾家庭和社会阻挠，坚定不移地建立起一个幸福家庭的故事。两部小说都是循着澳门土生人物的主线，展开对澳门各种阶层社会人生的描写的。同样，江莲达的短篇小说《承诺》和《施舍》，也是通过中、葡青年在婚姻 2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上无法结合，因此勉强苟合而留下的私生子的命运，来展开相去颇远的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的描写的。这或许是许多澳门华人作家所难以进入的生活领域。土生文学为揭示澳门社会这一丰富的生活层面和多元的文化存在，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土生文学蕴蓄着东西方文化冲突而又汇合的丰富内涵。文化主题是土生文学最重要的主题，它根源于土生本身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存在。不同文化的差异、冲撞和共处与融合，一直不容拒绝地交织在他们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的人生中，一方面，或许由于中国血缘的承传关系，他们在中华文化的熏陶、濡染下，也信妈祖，吃中药，看风水，过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对中华文化有一种天生的亲和性；另一方面，来自父系血统的社会出身和强势地位，以及欧洲葡人社会阶层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又一定程度地蔑视和排斥拒绝中华文化。这就使他们处于极为尴尬的文化境地。由此他们之写中华文化，无论是冲突还是和合，都不似外国作家（即使是长期在澳门生活过的葡国作家）那样，以一种“局外人”的俯视的角度和冷漠的态度论述，而是有一种渗透着自己血泪人生的真切感。无论飞历奇的长篇小说还是江莲达的短篇小说，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命运都是围绕着男女主人公不同背景的两种文化的互相吸引、不谐、冲撞与和合来展开的。他们笔下来自生活底层的中国女性，显然都不是东方美女；但她们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传统美德，以及从生活底层锤锻出来的中国女性勤劳、淳朴、坚强和独立的品格，使她们往往成为震撼和改造土生男主人公的人格力量，从而以并不高贵的出身在小说中获得高贵的地位。但与此同时，土生作家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们在拥有两种文化的表面优越感背后的自卑感，江莲达《施舍》中所写的那个中葡的私生子，他自感“耻辱”的内心，既来自他们父母“不明不白”关系而导致的他的“私生子”身份，更主要的则缘自母亲那穷困的出身和低人一等的华族地位。他渴求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就是连母亲都不认地远离这个家庭。这并非只是他个人品质的缺点，而是一种社会歧视的眼光所使然。飞历奇在《疍家女阿张》中，虽然肯定了东方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女性的内心美德，感动了那个本来只想“在他寻欢作乐之后可以扬长而去”的葡国海员，但这个最终还是离她远去的海员，更多欣赏的只是东方女性逆来顺受、无诉无怨的性格，表现出潜意识中高人一等的殖民者心态。体现在土生文学之中的这种复杂的文化心态，实际 260

文学视野中的澳门文学 上是现实生活中土生阶层复杂文化背景和心态的折射。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还表现在作家的艺术创造上。东方叙述传统中几乎没有对话、内心独白和景物陪衬的艺术方式，与西方小说大段内心描写的差异，很早就为葡国评论家所指出，并用来论析江莲达小说集《长衫》，作为她融合东西方小说艺术特征的努力的产物《长衫》得到肯定。这一叙述方式也渗透在飞历奇的长篇小说之中。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的大团圆结局，显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以现代画和现代诗领军年青一代土生作家的马若龙，多次来内地访问，并深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他写过以《中国》、《李白》、《唐朝的瓷器》为诗题的作品，诗中用了许多中国传统的意象，如在《黑舌头的龙中》一诗中，他写道：“我取得／象牙的坚硬／偷来樟脑的清香／我向碧玉借取她的纯洁／向墨汁求取它的才华／我要用它们来创造／一种不被禁止的鸦片”，整首诗几乎只有用中国历史和文化来对读，才能得解。因此，敏锐的葡国评论家指出，他的作品“能谋求结合两种文化的素质，收集中国千百年的经验及其完美元瑕的艺术之大成，并且融入一种相反的、感知的技法和经验”。这或许正是许多土生作家所追求的最高的艺术境界。土生作品的文化和文学价值，丰富了澳门文学的内涵，为我们的澳门文学研究拓展了一个新异的另类空间。（原载钱中文、杨义主编《文学评论》第6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99；后刊于《新华文摘》第2期，2000） 261

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王岳川*多次到澳门，总想写点什么，但又多次作罢。如今到澳门参加第四届澳门文学奖评奖，感受颇多，再次动笔，凭借自己对澳门的文化遗产的感受，和对澳门文学艺术的过去和今天的理解，以及对其双语精英和后殖民的文化生活的体验，说出自己一些真实的感受。一在我的理解中，澳门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她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中介，以岭南文化、妈祖文化、葡萄牙文化、中国文化等多元文化为其文化特征，而西方宗教是经澳门向中国内地发展传播的，因此澳门文化在中华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到了20世纪，澳门文化获得了新的审视视角，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审视的视角。因此，以多元模式和发展眼光来看澳门，尤其是从“文化中国”角度来看“文化澳门”或澳门文化，又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当代视阈。走近澳门，近距离地感受她的文化精神和城市生活气脉，我深深感到，澳门文化具有多元禀赋，你在这里处处都能感受到中葡文化的多元共生与互补互利性。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文化在澳门华人圈中继续发扬光大，而且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并没有完全被同化，而是不断整合进而更新自己。她并不拒斥西方文化精神的新气息，而是使西方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与本土文化互补互利，产生出一代又一代新的澳门人。应该说，华人与葡人和谐融合的思维观与价值观，在生活方面以及文化方面多有体现。尽管东方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262

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 西方无论是思维观还是价值观都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在澳门文化的整合会通上，华人和葡人文化基本上是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多元融合的。在中华广袤的版图上，澳门虽为弹丸之地，但其文化上的中西沟通的现代启示意义我们却不可小看。就其文化的宏观语境而言，在基督教进入中国这一问题上，澳门已然成为近代中国思维转型的重要维度，甚至可以说，不仅是过去，而且在未来的话语沟通中，澳门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域政治学意义。从地理位置上看，澳门具有与香港相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地位，香港如今在世界上备受重视，而澳门文化的意义却被湮没不彰。这意味着，在中国文化的宏观语境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宗教融合、现代与传统文化互补方面，澳门文化尽管先行了一步，但是她的当代文化和经济地位还有待提高，还应该具有一种自身文化身份重建的微观意义。也许，在21世纪的中国古、今、中、西四元整合方面，澳门在显示出一种“文化考古学”与“文化现象学”意义的同时，也会为新世纪的“中国形象”的更新，为自身文化身份的定位作出新的努力。从全球语境看澳门的发展，从现代或后现代的视角看澳门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对其经济发展和价值观生成的历史和当下的影响加以评估，成为“文化中国”自我审视的新视角。澳门文化的“中西交汇性”，使澳门文化在后现代时期对中国和西方都具有全新的启迪。西方宗教背景和中国文化语境使澳门文化拥有了差异性、多向思维性及边缘的特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澳门不乏双语精英。澳门人一般都既操中文又操葡语，甚至也操英文，故而能在多种语言组合之下发展出一些发散性思维。在澳门的文学艺术中，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音乐、美术，都具有独特的跨文化特性，因此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而内地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更深入一层，可以看到，由于长期处在殖民语境与后殖民语境中，澳门文化又具有了某些后殖民文化特性。也就是说，在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澳门出现了大三巴牌楼和葡京大酒店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象征。大三巴牌楼带有非常典型的西方宗教意味，而葡京大酒店却是一座著名的赌城。这两个文化象征在灵魂与肉体两方面，在向上升华与向世俗复归方面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张力场，因此单以大三巴牌楼或葡京大酒店来象征澳门都不全面，正是这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文化阐释代码构成了澳门文 2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化中灵与肉的特色。澳门文化中不仅包含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质，也残存着一些区域文化，因而显现出民族的对抗性与和谐性的微妙统一。然而，她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单向灌注，所以在文化身份认同上有一个逐渐由西化走向多元化，再走向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过程。起码在当下，澳门文化处于西方文化、中国边缘文化和中国主流文化多元并存的状态之中，而这多种文化并置并互相阐释，互相融合。在文化审视中，还需注意她的后现代状态。简单地说，澳门文化典型地体现了后现代的某些特色，在金钱与欲望、狂欢与冷静、富人神话与法制制约等方面得到一些综合，但她又具有文化的焦虑，这种焦虑在于西方文化尤其是那种淘金文化使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获得充分的承认，在澳门的赌场上就呈现出一种狂欢的状态，而严格的法制和纪律又使狂欢与冷静统一． 澳门是富人的天堂，在大众文化、法律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文化中独以商业文化为其特征，这就是它的消费主义的平面化状态。在后殖民语境和后现代状态中澳门也出现了“审美文化”倾向。在宗教上，人们无论是信仰佛教、基督教，还是信仰伊斯兰教以至于其他各种宗教，都获得了合理性；在艺术上，我看过澳门的几个现代画展和传统画展，这些画展都有不俗的表现，而澳门画家石虎、郭衡等的艺术则带有明显的后现代意味；在文学上，则一方面具有后现代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戏拟性、平面性、调侃性和双语杂糅性的市民文化的审美特征；在文化姿态上，具有文化的创造力。在21世纪中，澳门将会既反对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又坚持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应该说，澳门文化既是一种具有文化交流考古式意义的“博物馆文化”，在其“文化地层分布”中，分明残留了众多中西文化交流时的历史足迹和历史记忆，又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从西方传教士经澳门而人中国的种种历史遗迹之中，人们也能够由此侧面考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并在清理了“盲视”以后，对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提出历史的“洞见”。二到澳门出席第四届澳门文学奖评奖大会，使我有机会对澳门文学作近 264

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 距离的考察。澳门近年来有不少新变化：如填海造就的飞机场那巨大的空间和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楼群，以及将澳门连成网状结构的过海人桥，都使澳门平添了几分现代化新姿，并带给我几分新的惊喜。在紧张的评审第四届澳门文学奖的过程中，我感觉到澳门当代文学正在走向新的高度。感受最深的是澳门青年作家善于对自身生活处境、对自身存在的文化底蕴和对澳门的历史文化空间进行反省。在这些小说文本中，不乏对金钱与人性、温馨与冷漠、城市的千变万化与个体心境的瞬间感悟，以及对于当代人的生命困境——变态性、爱的空间、冷漠心灵等“症候”的文学解释和价值评判。这一届文学奖中得奖小说作者的水平有普遍的提高。在揭示人性的迷茫、现实环境的诱惑以及内在的力比多欲望冲突的小说之外，还有一些坚持价值坚守、精神追寻、形式结构创新、语言情节有所突破的小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很少见到内地有的小说那样的油腔滑调的调侃，或者像无心人的空壳那样的平面对话，它们对虚无主义、玩世主义、消费主义的价值宿命也很少认同。像《没有钱的日子》、《婚宴》这样的作品，我就深感其艺术上的独特性。如《没有钱的日子》反映一个富豪之家的子弟有一天突然丧失了他的金钱和地位，同时就丧失了他所有存在的合法性、他在社会中的优越位置，甚至丧失了他的生存能力。当他自此以后开始从打工，从社会的底层干起的时候，他深刻地领会了社会中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应该怎样生存的基本原则，尽管结尾时他重新获得了他曾经拥有的一切，他又直奔生活的富裕和享乐而去。小说因此而缺少了一些让人震撼的悟性和反思，这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同内地小说相比，澳门的这类小说往往写得极有真实感，情节波澜起伏，其文化的“中间性”和“漂流性”可使1990年代的海内外华人文学增加新的维度。我注意到，不少小说的纪实性无疑会使人将作者与主人公不断相叠合，进而将小说读成一部“自传体小说”。文本在脱离了作者以后，就成为了读者自由阐释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写作是冒险，尤其是写自传体小说的女作家更是如此。还有《凉月夜》、《镜中花》等，都写出了当代人的各种生存状态和对这种生存状态的心境折射。除此之外，《山慈》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小说。小说语言的优美以及小说情节和思想的细腻都使得小说突破了那种观念性的创作，从生活的体验出发将作者对人生的感悟比较纯真地写了出来，少了 2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一些社会的金钱的污染，少了一些常人世俗的价值判断。还有《寻找远方的乐章》也是写得不错的。而《永远的夜》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和情节特点。评为优秀奖的作品《阿萍》、《婚宴》也都有不俗的表现。澳门小说的写作风格多样、情节结构不同，有些小说风格具有前现代叙事的完整性、情节首尾的呼应性；有些具有对现实社会的对抗、对自己个性的坚守；也有一部分具有后现代的声光色的描写以及对那种令人眩晕的后现代空间的感受。这些作品使人感受到澳门文学精神的推进，代表了澳门这些年发展着的思想和文风，其间人们能感到自由生命意志伸张的气息和大世界主义的宽容眼光。当然，作为中西文化的中介，澳门文学也有一些得后现代风气之先的作品，往往写性心理、性变态、身体感觉、身体意识的比较多。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评委们并没有给这样的小说以很高评价。在这种游戏人生游戏文字的时代之中，一群年轻的作者这样勇敢地袒露生命和张扬精神，我在欣赏的同时又有些矛盾的感受；作者们不仅在当代生活中延伸着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理解，并不期然地与当代“身体理论”（梅洛-庞蒂等的理论主张）暗合，甚至从某种角度深化了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理论，使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亲和性，而且作者将“意识一身体一感觉一意义一沉沦”这一极为复杂的内在关系用感觉很好的叙事给说了出来，使生命在自由自在的选择中感受到另一种存在的焦虑——将私人性的感受和生活状态无所顾忌地写出，然后以性意识宣泄和个我身体实践的方式说明自我的身体是存在的真正行为主体。但是，也许问题在于，对“身体感觉”和“性爱”的过分强调，既重要又危险。重要在于这是对生命本体生命感觉的伸张，有其重要的价值；危险在于容易绝对化而为世俗欲望者所利用并招致一些误读。尤其是在这个世纪多事的中国文坛，用“汉语写作”面对的汉语读者群这一特殊语境中，这个问题就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在我看来，关于身体问题，其出发点无疑是有新的思想观照的，但或许从身体和性爱出发还不够。如何从更大的跨国甚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以及个我的真正的存在的意义和生命归宿，似乎还可以再讨论，甚至还可以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人手进行深度描述，才可以真切地查明自我的文化身份。这次文学奖的得奖小说中让人刮目相看，精神为之一振的优秀作品尚 266

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 缺席，因此，本届评奖将一等奖空缺。除了一些好作品外，还有一部分写得平平，有匆忙写作的痕迹。这些也许在下一届的评奖中会逐步提高。希望澳门文学像澳门日益发展的新生活和充满活力的生活空间一样不断拓展。因为文学是对生活的心灵化以及对这种心灵化的语言的叙事表达。这种表达的优美程度，正好可以描画出澳门文化历程在21世纪的走向。对澳门的匆匆一瞥，不敢说对澳门有了深刻的洞悉，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对澳门有了感性的直观体认。我乐观地看到，澳门在对自我身份的重新书写中，在全球语境内的文化整合中，当会继香港这颗“东方之珠”之后，成为一颗璀璨的“东方之钻”。（原载何开四主编《当代文坛》第5期，成都，四川省作家协会，2004） 267

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在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演杨匡汉*由澳门大学中文学院主办的“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历时两天，以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为宗旨，始终在热烈、紧张、温馨、和谐及富有前瞻性的气氛中进行。我以为，在这十余年期间，我们应该注意到澳门进入了过渡期的事实。与这个过渡期同呼吸、共脉搏的澳门文学，在其数以百计的成书作品以及数以万计的成篇诗文中，有三个明显的变化：文学反映的历史现实有所转变，更切入澳门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状态；澳门文学与祖国内地文学的关联更见密切；澳门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也有变化，不只限于中葡关系，而是立足澳门、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文化视野更加开阔了。从这三种变化看，如今的澳门文学已开始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命运，已开始自觉地同祖国大陆文学相和合，已开始在联结外面的世界这一个问题上积极起到又一座文化引桥的作用。这一切为澳门文学现阶段和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更有利的文化背景和主客观条件。在我看来，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化长河中汩汩流淌、伸展并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学，是一体多元的中国文化在澳门地区生长的“根性果实”。从这一视界出发，我们不难看到澳门文学的文化根源以及与其他文化冲突、融合中衍生出来的现实的价值形态，看到这一价值形态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意义，看到它在近代以来如何被边缘化以及如今又如何可能由“边缘”返回“中心”的旅程。鉴于澳门文学坚持以母性思维和母语书写为本体，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268

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 们之间自然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我们也必然可以在同一文化体内进行真诚而坦率的对话。现在，我们回到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来。作为学术研讨，其意义不在于解决问题（事实上往往不大可能），而在于提出问题。这次会议上，据我的理解，专家学者们指涉的大致有如下ll个在回顾中前瞻的、有建设性意义的重要话题。（1）澳门文学的定位和文化身份。定位与身份有三个基本内涵，即版图归属、文化认同和艺术向度。称澳门文学为“殖民地文学”是不对的，因为澳门不是殖民地。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故而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澳门。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早在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就以99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有关将澳门（还有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澳门文学无疑被定位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2）澳门地区文学和中国文化／文学的关系。这是在文化长河中共同性规范与区域性流变的关系。以文化／文学而论，似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处理为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国古训，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人世也好，文坛也罢，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最好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这里，首先应承认“不同”，有“不同”才有异彩，才有发展，那种“以同裨同”属于相同事物之叠加，往往窒息文学的生机；但“不同”不等于不相关，恰恰相反，诸种“不同”之间必须讲“和”，讲不同样态、步态、状态之间和谐、互补、共荣。“和而不同”对文学来说，是一种向人类智慧不断开放，不断追求自由、多元、繁荣的精神。（3）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和当代性。应当充分重视澳门文学的本土性。此地虽小，但小沧桑反映着大历史，加上华洋杂处，东西文化交汇，“妈祖香火”和“大三巴断垣”并存，显示出相当的特殊性——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尊重历史和现实；但这种本土性、特异性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致飘离中原文化母体而孤立地去谈论。而“本土性”在当地的生长，又离不开现代性过程，离不开反省人与整个生存空间的关系及对它的责任。澳门文学在这方面显得较为“平和”，较为“中性”，还缺乏现代化过程中的碰撞， 2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缺乏必要的震撼。 (4)澳门文学与香港文学的比较研究。港澳先后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 区，其文学百年以来同样微妙地在“暧昧自由”和“母体认同”之间建立了其特别的身份。“港澳”常常被连在一起谈论，但其文学呈现则有同也有异，进行比较研究——平行或影响研究，更可以看到澳门文学的特色，其优劣其文野一一分辨，可使我们认清前行的坐标。(5)澳门文学中的“旧体诗文”、“土生葡人文学”等特殊现象。一般讲澳门文学是指从现代到当代的语体新文学。但以诗歌为例，澳门诗歌可谓双水分流、双峰对峙——新诗与旧诗并驾齐驱，后者历史长、数量大、成就高，如梁披云先生当属旧体诗文的大手笔。有些新诗人的旧体诗词亦出手不凡。还有按约定俗成通称的“土生葡人文学”，也很特殊。它是有葡萄牙血统的澳门人的作品，是澳门文化／文学园圃中的一枝奇葩，研究澳门文化／文学不能回避它。诚如有的学者所言，对其分析时往往会遇到“Patua澳门语”、“澳门情结”、“我是谁？”等问题，我们需要对其文化内涵及特点作深入的阐述。（6）澳门文学的艺术追求。澳门文学同样表现出中国文化与艺术消化异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能力，其个性、其特征总有值得深究之处，在追求过程中不无以我为主、交流融合之优长。如女性文学，有些地方强调女性意识乃至女权主义，有些地方强调超性别写作以维持无性别、无差异的格局，澳门文学界则有“中性人”的主张和实践，这就显出自己的特点。文学都应有独创性、特异性，值得在澳门继续研讨。（7）澳门文学中的作家作品个案评析。我以为，不一定非得等到某一位作者有朝一日成为大家的时候才去作个案研究，研究者要思想解放一些。作家是旅行的人，研究者则提供地图、指点迷津。你可以对一个作家一段时期的创作进行评析，也可以对某一部作品进行解剖，甚至细读或重读。在这里，要规避那种泛泛而论，就作家作品谈作家作品的、不痛不痒的评析，如同针灸，最好能刺到穴位上。（8）澳门文学中的文学批评。一部文学史，总是以创作与批评为两翼的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把生活实践、文学创作、文艺鉴赏和美学论有机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并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和优化选择的发展系统，这中间，批评担当着重要职责。就目前而言，批评要力 270

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 戒四种倾向：广告化、泡沫化、浮躁化、平涂化。批评要把握两个原则：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寻求学理，即鼓励学术规范，鼓励真知灼见，鼓励探求典律(Canon)，不要人云亦云。批评往往有三种姿态——训导式的，目无他人的自我表现式的，平等交流、与人为善式的，我主张持第三种批评姿态。（9）澳门文学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流变。这是文学史所关注的内容。现在看来，搞一部《澳门文学史》，时机未必成熟，但不妨朝这个方向努力。考察历史与现状，自然要关注作家。在我看来，能入“史”的作家应当有较高的标准，不必为了照顾方方面面而排排坐吃果果。有的写了一辈子不一定能入“史”，有的只有一两部作品，却对澳门文学发展有建树的，则应当入“史”。谈到流变，不一定要急于“分流划派”。“流派”是很有分量的概念，包括有理论主张、有人才队伍、有作品实证。我以为目前先提“群体”为妥，可能更切合澳门文学的现状。（10）澳门文学的社团风貌。在这次研讨会上，澳门剧协、澳门笔会、五月诗社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澳门有那么多坚持数年、成效卓显的纯文学社团，共同支撑澳门文学的晴空，应继续扶持和支持它们。经验也需要好好总结。（11）澳门文学发展的前瞻。澳门文学现有的成绩已属昨天，它的希望 则在明天。澳门的明天肯定会更美好，澳门文学的明天也肯定会更加星光灿烂。这样，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今天作为再出发的起点，同心协力，“直挂云帆济沧海”。文学要发展，应突破我们文学家、批评家自身通常存在的三重局限，即意识形态泛化的局限、经验美学的局限、个人认知圈子的局限。意识到和没意识到这些局限大不一样。意识到了，可以使自己更自觉地超 越自我、超越已有的艺术，不至于犯既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的毛病。在未来的文学季节里，我们在同一天空下呼吸，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占据真理的全部空间。空间是共享的，它所殷殷企盼的，是作家们各自戛戛独造的作品。上述的11个问题，源于实践，又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去研究和解答。这里还有个方法论问题。依我看，一是加强跨文化研究，有“进”有“出”，不做井底之蛙；二是加强文化相对论研究，其核心乃尊重差别，谋求理解，多姿多彩的文学发展到一定境界会自然地整合到一起；三是加强 2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主位研究，尽力避开以“他言”言澳门文学，而是设身处地，并体现出研究的主体性。我们希望研究人员在今后对澳门文学的研究中，更注重价值的判断，也更凸显研究的品质与品格，对澳门文学在质的提升上真正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无论是澳门、香港地区的文学，还是祖国内地现当代文学，数十年风风雨雨，映人我们眼帘的，有一个关键词：寻求。我们寻求着文化／文学的现代性。我们寻求着文化身份的新认知。我们寻求着文化想象的空间。我 们寻求着写什么和如何进行话语书写。我们寻求着和大师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难以舍弃以一种崇高品行对待自己所钟情的文学。苦难使理想生辉，磨炼使文学成熟。那么，就让我们给澳门文学一颗奔腾的心！（原载程祥徽、郑炜明主编《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 现状与发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 272

拨开迷雾窥真景——过渡期的澳门文学初探施建伟*汪义生**笔者曾问过一些文学爱好者对澳门文学有什么印象，“从来没有读过澳 门人写的作品，澳门也有文学吗？”得到的回答大抵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研究台港澳文学的内地学者，谈澳门文学时也是浮光掠影。毗邻珠海市的镜海似乎被一层迷雾所笼罩，外界看不真切。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出现热潮，时闻召开冠以“台港澳文学”之名的研讨会，有些文学研究所也取名“台港澳文学研究所”，但“澳”总是忝陪末座，聊作一种陪衬而已，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台港”。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声明，确认中国将于1999年 12日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自此，澳门进入了过渡期。于是也有人提出“过渡期澳门文学”这一命题，而此时，又闻“澳门有没有文学”的质疑声四起。澳门究竟有没有文学？如果说有，那么，过渡期的澳门文学究竟是怎样一种景观？多年来一直比较关注澳门文学的笔者，试着在这篇文章中回答这两个问题。一隔岸观景雾中看花以笔者之见，关于“澳门有没有文学”的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宝山社会主义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题，毋庸置疑，澳门是有文学的。值得探讨一下的倒是为何会有这种质疑。在笔者看来，主要是由于这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人们产生了这种疑问。1.澳门文学与香港文学相比澳门开埠有400年历史，它曾是欧洲商人在东方的重要聚居地。但在香港开埠之后，澳门的地位便一落千丈了。从今天来看，两地地域、人口、经济实力也无法相比。香港1000多平方公里，澳门仅20多平方公里；香港有600万人，澳门仅40万人。香港拥有巨大的文化市场，香港报纸的专栏就养活了一大批“写稿佬”。澳门的文学园地小得可怜，至今没有一个澳门作家是以写稿为生的，写作对于澳门作家而言只能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希冀靠它养家糊口，那是决计不成的。如果把香港文坛比作月亮，那么近在咫尺的澳门文坛只是一颗星星，月亮的清辉将星星微弱的光芒掩盖了。2.澳门作家忽视了对自己的“包装”从介绍澳门的史书上笔者看到，澳门开埠400年来其自然风貌和经济状况与欧洲小镇的极为相似，显得简朴而宁静。在这种氛围之下，澳门作家涵养出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就是与世无争，异常超脱。他们写作只作为生活中的个人消遣，有的写了几百万字甚至上千万宇的作品，却绝少结集成书，任其自生自灭。本地读者市场固然小，可他们也懒得去开拓香港或海外市场，忽视了对自己的“包装”。澳门1980年代前没有较具影响的文学社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活动。澳门作家写作都是各自为战，自己写自己的，不像香港作家结成一个个群体，打出自己的旗号，形成一种合力，在文坛“各领风骚三五年”，同人文学刊物遍地开花，此起彼伏。3.澳门作家好“妄自菲薄”澳门作家不注重“包装”且不去说，他们还常常“妄自菲薄”。他们每每发表一些贬低自己的言论。一位澳门诗人说：“澳门还没有‘澳门文学’，然而澳门历来有文学杂碎。”澳门作家云惟利说：“澳门是一个颇古老的城市，历史较邻近的香港为长，但在文化方面，却远远落后于香港，而文学园地更是一片荒芜。”有澳门文坛“园丁”之称的黄晓峰也感叹：“1980年代以来，澳门似乎已变成为一个暴发的小富翁，唯独它的文学形象还是羞答答的让人看不清面目。迄今，在澳门还没有哪个家伙可以靠稿费糊口。”外界人对澳门文坛是隔岸观景，雾中看花，本来就看不分明，澳门作家的这种“妄自菲薄”当然就造成了一种“误导”。笔者在搜索资料时发现，澳 274

拨开迷雾窥真景 门作家其实并非无所作为，其中有非常努力的，如鲁茂先生，坚持笔耕40年，已写出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短篇小说、散文，字数超过1000万字。对这样一位高产的作家，内地的读者包括文学研究者竟浑然不知，更遑论了解他的作品了。总之，在笔者的感觉中，澳门作家太缺乏“表现欲”了（直白一点说是缺乏一点“激情”），他们默默地埋头耕耘，努力地爬格子，却似乎不计较人们怎么看他们，要打破“澳门文学沙漠论”，他们非不能也，乃不为也。二千呼万唤始出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于1987年签署，而过渡期的澳门文学早于这个时候，因为，澳门作家在这之前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澳门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在这澳门社会的转型期，自己应尽一份责任。澳门文学的过渡期应当从何时算起？我们认为，如果要定一个标准性的日期，那么定在1983～1984年间较为准确。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副刊《镜海》的“发刊词”中提出“澳门应该修建自己的文坛”的口号。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主办了一个“港澳作家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诗人韩牧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在发言中呼吁：澳门人应该“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这一呼吁堪称振聋发聩，它使澳门作家开始有所觉醒，放下了长期以来保持的矜持的态度，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在外界确立澳门文学的地位。尽管，当时并没有人把《镜海》“发刊词”中的口号和韩牧的话同澳门回归祖国这一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但在作家的潜意识里不能说二者毫无关联，这一点在以后的澳门文学创作中就反映出来了。事实上，当时“九七”问题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热点，不可能对澳门人不产生心理上的撞击。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文学写作弘扬民族精神，铲除殖民地色彩，这可以说是澳门作家提出“澳门应该修建自己的文坛”，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时隐隐约约存在于心中的意识。澳门开埠400年，澳门作家“觉醒”在此时，并非偶然，乃时代所促成也。 2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三一个自觉的文学时代开始了笔者一直为澳门没有一份纯文学期刊而遗憾。设想一下，如果澳门也有一本像《香港文学》那样的大型纯文学期刊，那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文学沙漠论”恐怕就不攻自破了。拥有一份大型文学期刊对于澳门文坛实在太重要了！它能大大提高澳门文学的国际地位，大大激发澳门作家的创作激情，对繁荣澳门文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澳门文学界也清醒地认识到了，他们脚踏实地开始了文学的基本建设。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创办了副刊《镜海》，这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份在中文报纸上开辟的纯文学副刊，它是一个信号，表明澳门社会需要纯文学，建立澳门文学形象需要有配套的“硬件”设施。《澳门日报》开了头炮后，其他中文报纸也竞相效法，如《华侨报》、《市民日报》在原有的副刊中增加了刊登的文学作品的版面，提高了文学作品的分量。由于《澳门日报》的“率先垂范”，到了1987年中期之后，澳门文坛的文学刊物陆续冒了出来。尽管这些刊物规模还不大，又是不定期的，主要属于同人性质的，但其以雨后春笋之势出现于澳门这片一直被认为是文学的不毛之地的土地上，毕竟给人带来了惊喜。在过渡期的澳门，文坛问世的刊物主要有《澳门笔汇》、《语丛》、《澳门现代诗刊》、《镜海诗词》等。此外，还有东亚大学中文学会的会刊《恒升》，东亚大学本科学生会主办的《青鸟》，澳门学联主办的《澳门学生》月刊，培正中学晶社主办的《浪花》等。成立于1984年的澳门基金会是一个致力于推广教育活动，鼓励科研，传播文化的非官方机构，该机构先后创办了《澳门论丛》和《濠海丛刊》（吴志良主编）丛书，这两套丛书也收入了不少涉及地方风物、民情习俗的散文集。四过渡期文坛的一道风景线 进入过渡期以来，澳门文坛打破了沉寂的局面，文学社团不时出现，文学活动渐趋活跃，这种盛况在澳门文学发展史上是未曾有过的。1987年，澳门笔会宣告成立。该社团一开始就不带同人文社的痕迹， 276

拨开迷雾窥真景 其成员包括了在澳门热衷于文学创作的大部分作者。两年之后，五月诗社正式成立。该诗社有30多位成员，聚集在其麾下的有老中青各个年龄层次的诗人，可谓三代同堂，其乐融融。诚如云惟利在《十年来之澳门文学》一文中所说：“自澳门笔会和五月诗社成立以后，既编印刊物，又编印书籍，澳门文学日见丰富，而澳门文坛也渐渐修建起来了。跨入1990年代后，旧有的文社继续在活动，又有新的文社成立了。1990年，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从此，喜好中国传统诗词者有了自己的交流创作心得、切磋技艺的团体。1992年，澳门写作学会成立。这是一个学院色彩较浓的文化团体，由一些从事写作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自发组合而成，其主要兴趣在于学术性研讨。澳门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袖珍型小城，要打破文坛万马齐暗的局面其实不太难，上述文社成立起来之后，长期以来那种关起门来自己写自己文章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观。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活动趋于活跃，成为澳门文坛的一道风景线。1986年1月3日至6日，澳门东亚大学中文学会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澳门文学座谈会，与会者除了澳门本地文学界人士，还有来自内地、香港地区以及韩国的代表。宾主济济一堂，对中国文学在澳门的发展状况、港澳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澳门文学的历史与状况以及日后的走向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召开这样的跨地域、对澳门文学发展进行多方面探讨的会议，在澳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先例。1980年代后期，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同《华侨报》、澳门天主教教区青年牧民中心及澳门学生联会，举办了两届青年文学奖征文比赛，这在过渡期的澳门文坛算是件引人注目的大事。青年文学奖征文比赛分高级和初级两个组，设散文奖、新诗奖、小说奖三个奖项。第一届征文比赛收到应征作品300余篇，第二届征文比赛收到应征作品200余篇。考虑到澳门的人口数，这样的来稿量说明这两次活动是相当成功的。此后，其他机构、组织也举办过几项征文比赛，例如，澳门市政厅举办过妇女文学奖征文比赛，设诗歌、小说两类；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主办过工人文学奖征文比赛，不分文体。进入过渡期后，澳门作家以往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自我封闭的心态也逐渐被打破，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加强了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在中国内地举办的各类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常常可以看到澳 2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门作家的身影。他们还积极参加台湾、香港和海外举行的各类华文文学研讨活动。例如，苇鸣于1990年6月间以澳门作家代表的身份出席在曼谷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华文作家协会笔会。1992年11月间，懿灵、苇鸣等澳门作家应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1994年，黄晓峰应邀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澳门文学迈步走向世界了，这是过渡期澳门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五“澳门文学的形象”初具雏形澳门作家写作热情空前高涨，作品的数量和水准都有所突破。与香港文学相比，澳门文学受中国内地的影响更深一些；澳门文学就语言文风而言，民族色彩更为浓厚。在澳门作家的作品中，很少看到香港文学中那样大量夹带的粤语方言和大量夹杂外来词的半中不西的港式中文，也就是说，大多数澳门作家在采用规范的中文写作方面做得比较好。李成俊在澳门笔会会刊《澳门笔汇》创刊号“发刊词”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文艺并不从属于政治，但如果文艺离开了伦理和教化，那就失去真价值和功用。”由此可见，澳门作家在价值取向、创作方法上是颇为传统的，其作品往往打上了浓重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印迹。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澳门文学受的内地文学的影响一直是很深的，正如廖子馨在《四位女作家的散文创作定向》一文中所说：“澳门居民盼望新中国的繁荣昌盛，冀望能投身在这强大的庇护下，与长期欺辱澳门居民的葡殖民主义者进行抗争，摆脱其统治，与新中国同步成长。由于这美好的希望，以致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紧跟内地政府的情况，而表现意识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形成一股与国内同步的‘左’倾。”这种来自内地的影响，长期以来表现为在文学创作上偏重思想内容，忽略艺术技巧，到了“文革”时期则直接受到“极左”思潮影响，负面影响极大。进入1980年代以来，内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文艺界思想大解放，新时期文学创作空前繁荣，此时，内地对澳门文学的影响则表现为正面的影响，大大激发了澳门作家的创作热情。过渡期的澳门文学从题材上看开始拓宽了，除了表现热爱祖国、景仰 278

拨开迷雾窥真景 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怀乡恋土等传统题材之外，还出现众多描写本地风土人情、世态习俗方面内容的作品。从整体形象上看，澳门文学的地方色彩日渐浓重。越来越多的澳门作家立足澳门本土，关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澳门现实生活，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外界读者认识澳门社会的一扇窗户。而这些堪称澳门地方风俗书的作品，又打上了浓浓的中华民族色彩的烙印，因为华人在澳门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而中华传统思想道德和伦理观念对澳门人的影响是如此之深。澳门是一个开放型的自由社会，人员流动量大，很多作家来自香港或海外，这又给澳门文学带来了四海涛声、八面来风。欲“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关键还要澳门作家拿出有自己个性特色的作品出来。跨入过渡期后，澳门作家很努力，“澳门文学的形象”在世人面前已初具雏形。六各类体裁的创作1.诗歌独领风骚笔者在澳门报纸上读到一位文学研究者的文章，称散文“无论在园地、作者、作品诸方面，均在澳门文坛的首席”。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以笔者之见，据澳门文坛首席的文体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诗。澳门自开埠起，就有崇尚诗的传统。明万历年间，汤显祖为澳门留下的四首七言绝句，被认为是澳门诗史的开卷篇章。明末崇祯年间，澳门禅院大汕和尚就从事过规模很大的诗文写作。大汕和尚能诗擅画，著有《离六堂集》和《海外记事六卷》，堪称澳门文学的开山祖师。清初，矢志抗清或躲避战乱来到澳门的中国人中有一些是文化人，他们在澳门留下了文学墨迹。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南来澳门的骚人墨客不少，其中名气较大的有方颛恺、张穆、屈大均、吴历、印光正、何绍基、康有为、丘逢甲等，他们都为澳门留下传世诗篇。1920年代，冯印雪、冯秋雪兄弟在澳门创立诗社，取名雪社，曾出版过社刊《六出集》、《雪社》。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澳门从事过诗词写作并出版过个人诗词专集的就有陈融、金曾澄、月溪、王志澄、陈勉云、郑春霆、梁披云、马万祺、佟立章等一大批人。 2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1990年10月，澳门出版社隆重推出《澳门四百年诗选》（李毅刚选编）。这部厚重的诗选收录了澳门自开埠以来的诗歌佳作，出版后在海峡两岸及香港等地都产生了影响。已故名作家秦牧称赞这本诗选“不特为艺文佳构，且亦具学术意义”。澳门传统诗词创作不仅在澳门诗坛中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而且亦成为整个澳门文苑中的一枝奇葩。澳门文学从总量上自然无法与香港文学相比，然而澳门的旧体诗词创作却不会输给香港。1980年代，《马万祺诗词选》和《晚晴楼诗》（佟立章著）是当时澳门传统诗词创作的重要收获。进入1990年代后，随着澳门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和会刊《镜海诗词》、《镜海诗林》丛书的出版，老诗人激情勃发，佳作连连面世，十分喜人。1991年，梁雪予（梁披云）出版了《雪庐诗稿》。该书由澳门文化司署出版，被收入《澳门文化丛书》，是诗人20世纪20～ 80年代的诗稿集锦。1992年，《镜海诗林》隆重推出首卷——《澳门当代诗词选》，集子中辑人马万祺、梁雪予、佟立章、冯刚毅、黄坤尧、谭任杰等当代澳门40多位名家的700多首诗词作品，可谓洋洋大观。，1993年又有多位老诗人出版了精心选编的诗集，如曾铁明的《曾铁明诗词集》，谭任杰的《听雨楼诗词》，程祥徽的《程远诗词初编》等。1994年出版的诗词集有《程远诗词二编》（澳门语言学会出版），《星月诗踪》（陈颂声著，澳门写作学会出版）。近年来，冯刚毅、连家生、陈伯辉等中年诗人也纷纷推出他们的诗词专集。人称镜海诗风历来昌盛，确实名不虚传。澳门诗坛前辈们的诗词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的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优良传统，华夏传统的气韵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浓重的投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饱满的情感表达，是其诗词的优势。他们的诗词以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为主，兼用比兴手法，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并不刻意经营意象，于平淡中见精神。老诗人写的不少礼赞祖国、讴歌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神州多娇的河山的诗篇，充满激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这些老诗人均有扎实的古典诗文功底，炼字功夫很深。老一辈诗人虽然骨子里都很传统，但他们对诗歌创作的不同风格流派的态度颇为宽容，对于年轻诗人的创新之作并不横挑鼻子竖挑眼，有些老诗人也热心于新诗的尝试，这是非常难得的。过渡期的澳门诗坛已呈现初步繁荣的景观，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已形 280

拨开迷雾窥真景 成梯队。承上启下的中年诗人以陶里、云惟利、韩牧为代表，他们的诗在精神气质上大体继承了“五四”的文学传统，而在艺术技巧上则比较开放，呈现多样化的风格。如陶里的《紫风书》以柔美婉约的笔致衬托壮怀激烈的场景，诗中充满瑰丽的意象，多用隐喻、象征等手法抒发情思。云惟利的《大漠集》和韩牧的《伶仃洋》出版于1985年，收入《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前者充满历史沧桑感和色彩斑斓的现实人生画面；后者思路纵横，对熙熙攘攘的尘世有冷静的观察和热烈的追求，技巧方面已显得相当圆熟。进入过渡期以来的澳门诗坛，表现最为活跃的是一群青年诗人。他们作为一个诗歌群体，表现出了一种坚韧的主体精神和对人生价值的深刻体认。在创作中，他们大胆突破了传统诗的结构等手法，从而扩大了诗的表现力，拓宽了反映生活和人的心灵的层次，在诗的构思、节奏、语言、韵律等方面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表现手法。开放，追求“前卫”，是澳门新诗人最鲜明的特点。与香港相比，澳门社会显得较为传统、守旧，诗坛亦如此，因此这批才华横溢、富于现代意识的青年人登上诗坛后，不禁令人刮目相看。苇鸣堪称澳门青年诗人中的杰出代表，他先后出版了三本诗集：《黑色的沙与等待》、《血门外无血的沉思》、《无心眼集》，这些诗集记录了他在探索的道路上留下的足迹。苇鸣的诗不满足于沿袭前辈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是勇于实践，大胆破除一些因袭的创作模式，更新审美观念，广泛吸取了包括欧美现代派在内的各种表现技法。他的诗往往不规定思维的空间与走向，主题思想由多种意念综合，力求将自己对外界的感觉与自身的思想感受融合起来，借助事物意义和形态上的比喻构成复杂的意象。因此，他的诗大都以“自我”为坐标，富于心灵色彩。苇鸣是诗坛反叛传统的新人，澳门诗坛的青年诗人创作中自由体的无韵诗曰渐盛行，或许受到了苇鸣诗的影响。青年诗人没有中老年诗人那么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的诗作在感受和观照生活时突出了作者的主体感觉，热衷于通过对自身心灵的开掘使诗所观照的生活中的现象心灵化。年轻的诗群已成为澳门诗坛的坚实的存在。年轻人的成长，与前辈的呵护、培养是分不开的。1985年，云惟利主编的《澳门文学创作丛书》中的《双子叶》，是青年诗人苇鸣、刘业安、林丽萍诗作的合集。1986年，黄晓峰编的《澳门现代抒情诗选》，收入了不少青少年人的探索之作。在扶掖 2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新人方面出力甚大的是五月诗社。五月诗社主办的《澳门现代诗刊》“诗苗”专栏，为青年诗人提供了宝贵的“试验田”。五月诗社还出版了一系列诗选，很多青年诗人的处女诗集由该社出版。1990年出版的《五月诗侣》，是新老诗人的诗作合集，编者不吝惜版面，收入不少新诗人的作品。1993年，由舒望选编、黄晓峰作序的《镜海妙思》出版，收入谢小冰、冯倾城、林玉凤、郭颂阳、黄文辉等五位年轻诗人的作品。单是五月诗社一家诗社就为澳门青年诗人提供了这么多出版诗集的机会，这真是澳门青年诗人之大幸，也是澳门诗坛之大幸。近年来出版个人诗集的澳门青年作家还有懿灵（《流动岛》，香港诗坊出版社，1990）等。进人过渡期的澳门诗坛处于蜕变期，从内容到形式上呈现出一种求新、求变，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出现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诗乃文学中最敏感的一种文类，它对时代风云变幻、现代思潮的起伏、新思想新观念的出现，必然会作出迅速的反应。过渡期的澳门诗人面对的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2.散文对于过渡期的澳门诗歌，今天爱诗的朋友有些已有所了解，知道那儿写诗的人不少，成绩比较突出。对澳门散文创作，一般内地读者都不甚了然，认为不怎么样。其实不然，散文是澳门文坛仅次于诗的重要文体，如今，单是在澳门各中文报纸副刊上经常投稿的散文作家就有数十人。1996年9月，林中英主编的《澳门散文选》出版（由澳门基金会推出，收入《濠海丛刊》），凡是原先小看澳门散文的人，读了这本书后都大跌眼镜，深感自己孤陋寡闻。这本散文集收入57位澳门作家的114篇散文佳作，从作者年龄来看涵盖了老中青三代，作品内容、风格琳琅满目，给人以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不少作品从不同角度深刻地表现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冯倾城的《她的第一次爱情》、李丽青的《少年亚底尔斯的烦恼》、苇鸣的《与妹书》等都是写这方面题材的佳作。林中英的《女人情结》、寂然的《女朋友男朋友》、梦子的《你是什么样的女人？》等作品，使读者看到：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的缘故，澳门作家头脑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与其生存状态相关的时空意识。写澳门别具一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散文也不少，如张裕的《澳门的秋天红叶》、黎绮华的《濠江的雾》、陶天权的《黑沙滩情怀》等，这些作品不 282

拨开迷雾窥真景 仅有对澳门各种景观的细致描写，还每每将澳门景观与境外其他地域的景 观相比较。文化与观念的比较，容易引发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这也是澳门作家乐于表现的题材。诸多篇章寄寓了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怀，对 中国历史变迁的感喟。穆欣欣的《附庸风雅》、白思群的《且将茶叶浸年 华》等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石城的《蛏子乡思》写乡思不是停留于单纯的“念旧”，作者从吃蛏子引发乡思，又联想到由于 家乡滩涂污染严重，如今已不能养殖蛏子，为此深感（（惨然、惋惜”，“毕 竟种蛏可以养活许多人啊”。回首澳门过渡期开始时的散文创作，1980年代就出版了几本可观的散文集，如陶里的《静寂的延续》，叶贵宝、苇鸣、黎绮华合著的《三弦》，李鹏翥的《澳门古今》，鲁茂的《望洋小品》，冼为铿的《谈文字说古今一集》等。内地出版，由袁鹰、曾敏之主编的散文集《海天·岁月·人生》中收入李成俊、李鹏翥、陶里、柳惠等澳门作家的多篇散文。1985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陶里的《静寂的延续》，使一些内地读者初识了这位澳门作家。书中收入的93篇作品，是从作者发表的五六百篇散文中精选出来的。题材广泛，反映的生活面亦相当广阔，诚如李鹏翥在序言中所说，陶里的散文“每一篇作品都有不同的题材，令人感受到一颗炎黄子孙的心的跃动”，陶里阅历极丰，博闻广识，行文逻辑严密。他的散文有时选择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来阐述某种思想，有时列举各类材料来引证一个道理，努力发掘生活的深层内涵，从中揭示某种哲理或创造一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形成了鲜明的创作个性。1990年代，澳门散文集更是联袂问世，令人颇有应接不暇之感。1990 年，徐敏的《镜海情怀》出版。1991年，由陈浩星主编的《七星篇》出版，书中收入林蕙、沈尚青、林中英、丁璐、梦子、玉文、懿灵、沙蒙八 位女作者的作品。还有林蕙的《有情天地》、刘羡冰的《南欧风采·葡国教育》等。1994年，澳门星光出版社推出《人生大笑能几回》 （林中英著）和《澳门风物志》（唐思著），由澳门基金会出版。这本书收入250多篇文章，是作者从发表于《澳门日报》上的文章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作品语言活泼生动，颇有可读性，又是澳门史料钩沉之作。1990年代中期，澳门基金会出版的散文集还有冼为铿的《谈文字说古今二集》、章文钦的《澳门与中华历史文化》等。澳门基金会出版的上述散文集均由吴志良任主编，冯 2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少荣任副主编，吕平义为执行编辑。此外，还有澳门青年文化协会出版的游记《世界奇观背囊游》、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足迹的幻化》等散文集。过渡期的澳门散文创作队伍阵容较为整齐，有以鲁茂、李鹏翥、方菲、胡晓风等为代表的老作家：有以陶里、林中英、南宫燕、凌棱、金中子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玉文、陈浩星、苇鸣、黎绮华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就整体而言，澳门散文创作题材广泛，种类繁多，有抒情散文，有偏重叙事的报告文学，还有随笔、社会速写、游记、小品、杂感、回忆录等。就数量而言，已不算太少，但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不少作品不够大气，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回避矛盾，泛泛而论，属于单纯消遣性的“小摆设”。3.小说澳门小说主要是报载的长篇连载小说和短篇小说。早在1930年代澳门报纸就有连载小说刊出，但那些小说都未能结集出版，如今已无从寻觅。长期以来，澳门报纸副刊刊登的数量十分可观的长篇连载居然没出过一本单行本，而都在时间的长河中淹没了，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进入过渡期以来，澳门作家对小说创作显然缺乏热情，迄今为止，仅零零落落出版了几本集子。1980年代出版的小说集有林中英的《爱心树》，周桐的《错爱》，星显的《钱庄风云》和多人短篇小说合集《心雾》（收入再斯、叶贵宝、苇鸣、林丽萍、刘业安的作品）。1990年代出版的小说集有李毅刚选编的《澳门小说选》和林中英的短篇小说集《云和月》，前者1991年由澳门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1986年澳门青年文学比赛获奖的小说，以及1991年市政厅举办的妇女节小说作品比赛获奖的小说共19篇。后者《云和月》，是有一定水准的。这部集子收有12篇小说，内容和技巧都有可观之处。李鹏翥对这本小说集有较好的评价，认为“作者是以哲学家的眼光透视了问题，然后用文学家的技巧去描绘，通过精简的场景和人物活动，使读者发掘和咀嚼其主题，认识社会现实的悲欢”。澳门小说园地严重歉收，作家仍需努力。 284

拨开迷雾窥真景 4.评论长期以来，澳门文坛一团和气，海峡两岸的文学论战无论怎么激烈，在澳门文坛似乎都激不起一丝涟漪。澳门作家彼此客客气气，温良恭俭让。由于没人打笔仗，故针对本地作家作品的具有强烈批评性的文字极为罕见。进入过渡期后，澳门作家似乎开始意识到，文学评论对繁荣创作能起到促进作用，写文评的人多了起来，原先一片荒芜的文评园圃出现了点点新绿。1980年代，澳门的文学评论还未真正启动，十年间仅有两部评论集出炉，一部是1988年出版的《澳门文学论集》，收录了1986年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的论文集。不过，这也可算是澳门文学批评史上的发轫之作了。另一本是云惟利的《白话诗话》，收入了作者的一些诗论。到了1990年代，情况有了改观。短短几年时间内，已有多部评论集问世。1992年，澳门文化司署出版了黄晓峰的《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这本论集除了评论绘画艺术风格外，还针对澳门诗坛的诗风加以评价，探讨现代主义诗的美学特征。1993年，五月诗社出版了陶里的《逆声击节集》。这本论集收入陶里的49篇诗论，纵横交织，空间上由古至今，地域上涵盖了澳门诗坛、越南华文文学以及中国古典小说。1990年代是澳门评论的丰收年，先后有廖子馨的《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庄文永的《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和李鹏翥的《濠江文谭》三部评论集问世。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濠江文谭》是澳门文学评论的最大收获，这是一部厚达560多页的大部头论著，共收103篇文章。李鹏翥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自明至今的澳门文学发展历程，以充足的论据匡正了那些错误的、片面的论调，使人认识到澳门不仅有文学，而且源远流长。书中收入为陶里、林中英、周桐、鲁茂、徐敏、钟子硕、庄文永、邓景滨、詹伯慧、张裕、韩牧、汪兆镛、林金源、冼得霖、汪宗衍等作家的著作所写的序和评价文章。李鹏翥的评价既注重内容的阐释，又关注艺术的评价，两者并重，视点相当宽泛，论点颇为中肯、精当。李鹏翥重视中国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特点，但对一些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并不抱成见。书中的评价文章不是一味评功摆好，在开掘作品中的美质的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或不足。李鹏翥以身作则，倡导一种好的评论风气，值得称道。1995年以来，澳门文坛又有文评著作问世，如陶里的《从作品谈澳门 2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作家》、邓景滨的《语坛争鸣录》等。澳门的文学评论可以说在过渡期才刚刚起步，不过进展得还是比较快的。七澳门文学的前瞻澳门是中国南部海岸边缘的一个蕞尔小半岛，然而，400多年前开埠以来，它已成为一个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地域文化，但其气质与中华文化传统始终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澳门资深作家李鹏翥所说：“澳门文学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树干伸延出来的。”澳门文学对世界华文文学是作出了贡献的。这种贡献不仅过去有，今天也仍然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澳门文学，丰富了世界华文文学的色彩。1994年，澳门基金会出版了《澳门离岸文学拾遗》（凌钝选编），该书分上下两卷，收入陶里、汪浩瀚、韩牧、江思扬、江映澜等34名澳门作家的诗、散文、小说、评论数百篇；这些作品并不是在澳门本土报纸上发表，而全部是在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的，主要从香港的文艺刊物中辑录，故称离岸文学。由此可见，澳门作家对香港等地的华文文学的繁荣也尽了一份心力。应当看到，近百年来，澳门文坛是相当沉寂的，进入过渡期后，澳门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总的情况还不尽如人意，至今未见有在世界华文文学界起到重大影响的作家、作品出现。澳门“九九”回归已近在眼前。后过渡期及回归祖国后的澳门特区文学要开创新局面，仍面临许多问题。澳门作家在未来的岁月中要加强团结，集思广益，增强凝聚力，而目前澳门街无一个将作家组织起来、形成坚实的群体力量的作家协会；澳门文坛的文学活动还太少，各界应关心支持澳门开展各种类型的文学活动，如举办文学营、讲座、研讨会、创作比赛，邀请作家演讲，以培养社会读书风气，扶掖文学新人成长。应当尽快出版一本大型纯文学期刊，为作家提供创作园地，并借此大大提升澳门文学的地位，扩大影响力，增强与外界的交流。就目前澳门作家的素质与实力来看，争取澳门热心文学事业的实业家的赞助，出版一本代表澳门文学形象的标志性的大型文学月刊（或双月刊），应该说澳门是完全有条件做到的。此外，文学史料的钩沉，文学 286

拨开迷雾窥真景 大系的编选（对以往报纸副刊上发表的作品加以筛选，一定能淘出许多“真金”来），文学史稿的撰写，都有待组织、实施。香港已故作家何紫在1986年举办的“澳门文学座谈会”上提出，研究澳门文学有三种意义：第一，可以为中国文学这百花之园增添新株；第二，可反映本地有异于内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文化面貌；第三，逐渐铲除文学的殖民地色彩，抗衡恶质文化、渣滓文化。我们在此基础上还想增加一点，即在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的新形势下，研究澳门文学有助于激发澳门作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尊心，增强其对祖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路漫漫其修远兮，澳门文学的前程似锦！（原载程祥徽、郑炜明主编《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 287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刘登翰*一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澳门文学”是一个远比“澳门赌城”更为陌生的概念。然而，澳门的文学存在，其历史比澳门赌城早数百年。从地理上看，澳门原先只是珠江出海口西侧一个因淤沙而连接大陆的小小半岛。在定居村落出现之前（约在13世纪的南宋末年），澳门还只是随季风而来的闽粤商船和渔民的临时寄泊之地。16世纪中叶，当雄起海上的葡萄牙殖民者踏浪东来，以谎言和金钱欺骗收买当地官员，从而实现对澳门的长期入踞时，澳门成为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块踏脚石。从此之后澳门才由中国南部大陆边沿的一个小小渔村，迅即崛起成为联结东西方经贸和文化的世界大港。西方殖民者踵武而来，其目的，正如16世纪末开辟这条欧亚新航线的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所赤裸裸宣称的：“我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经济利益的攫取和意识形态的诱惑所构成的共生关系，是西方殖民者东方冒险相互依托的基础。传教士白晋也曾这样坦白承认：“当初葡萄牙政府之所以要往中国派耶稣会教士，是想利用天主教的教化力以达成其政治上的野心；然而天主教也同样想利用葡萄牙的政治势力以完成其宗教势力的扩张。”①因此，澳门在成为每年有数千万两白银进出的贸易大港的同时，也成为会*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①转引自郑妙冰《澳门：“殖民后的前夜”时期》，载《东西方文化交流》，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3月。 288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集西方传教士向远东进军的大本营。明清以降，几乎所有能够进入中国社会高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历史发生影响的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金尼阁、汤若望、徐日升、南怀仁等，无不是经过在澳门的修习并从澳门进入中国的。它使15～16世纪的澳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每年吸引数以万计商人“趋之若鹜”的海上贸易，是直接在澳门这个中国最早的“自由港”上进行的，而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却只是间接地以澳门作为“驿站”或“桥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澳门缺乏深厚底蕴的文化的边缘性，使澳门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另一方面是以贸易和传教为目的的西方冒险家和传教士，其目标本来就在幅员更为广大的中国内地，澳门只是他们进入内地之前的一块驻足之地而已。直接的经济贸易的实现和间接的文化交流的隔阂，经济与文化这一既相伴又相悖的分离现象，带来了澳门社会发展的特殊问题。西方的入踞者只关心如何使澳门成为方便他们进行贸易交易和进入中国传教的踏脚石，并不关心澳门作为一个新开埠的世界大港自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澳葡当局作为葡萄牙派出的海外政府，以葡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应当成为澳门社会发展的主导文化。但这一主导性文化，只停留在澳门社会的上层，而未曾或未能深入澳门社会的整体之中。另一方面，有着悠久历史的澳门，其广大的底层仍然是一个以华人人口和中华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人的社会。文化主导和文化主体这一互相剥离的状况，构成了澳门特殊的文化生态。以葡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把中国边陲的一个小小渔村建构成为一个充满欧陆风情的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而中华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主体则建构了另一个植根于社会底层的华人社会。澳门著名文化史学者潘日明神甫在描述澳门的风格迥异的两大社区即“洋人区”和“华人区”时认为：前者从半岛中部到东南部古城一带，环绕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着具有葡萄牙建筑风格的住宅、小巧别致的宫殿和植有西方果木的花园；后者则在从妈阁庙到莲峰庙的内港沿岸，其民居大都是一层或两层的小楼，有钱人家传统的四合院和穷困居民的砖砌墙、茅草盖顶的棚子。两者区别是这样鲜明，以至于潘日明神甫感慨：“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①①潘日明：《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 2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这种“隔墙相望，和睦相处”实际上也是澳门特殊的文化生态的最好表征。葡国文化并不强制侵入和改变澳门传统的中华文化，而是让中华文化循着固有的逻辑在澳门继续发展。在文学上，我们极少看到葡萄牙文学对澳门的影响。澳门文学之所以出现，主要还是因为传统文学的驱动。澳门特殊的政治和地理区位使它既在中国领土边缘又逸出中国政治旋涡之外，这使它在以往朝代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常常成为前朝遗民的避难之所。澳门文学便从这里开始。明清之际，一批“义不事清”的前明文士，避居澳门，抒怀伸志。其中如在清入主中原后愤而削发为僧的迹删和尚（俗名方颛恺），于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移驻澳门普济禅院，他留下的《咸堂文集》十七卷、《诗集》十卷，不少写于澳门或写及澳门；又如曾佐唐王朱津拥立南明王朝于福建，事败后寄忠君、爱国、忧民之情怀于诗篇之中，流浪东安一带过着山人生活的张穆，在清帝国建立后托缽为僧，而后还俗秘密进行反清活动。张穆和曾向郑成功献计谋取金陵的屈大均等，都曾避居澳门，从事著述。特别是大汕和尚于康熙初年自安南归来，在普济禅院设立道场，更会聚了释迹删、张穆、屈大均、澹归、独漉诸友，朝夕相处，互相唱和，使普济禅院成为澳门文学最初的发祥地，它所秉承的中华文学传统，为澳门文学开了先河。此后至民初，历200余年，澳门文学便在这一传统基础上以历朝匿为避难的先代遗民，宦旅澳门的官员，来澳设席、旅游的内地文士等为创作主体，以传统诗文为文体范式，以写景、述怀、志异三者互相交错为主要内容，呈现出澳门文学最初的绚丽景观。缺乏深厚人文底蕴的澳门，在文学上却表现出与中华文学传统的紧密联系。然而不能不注意到，近代以来澳门文学的发展，主要借助的是内地来澳文人的创造，相对而言，世居澳门的本地作者除洪武年间原为闽宦而后“改官之香山”，其后人迁入望厦村遂在澳门世居的赵氏一脉，如赵同义、赵同儒、赵允菁外，几无所见。澳门文学这种“草根性”不足的“植入”、而非在深厚本土基础上“根生”的现象，使澳门文学的发展缺乏来自自身的强大的内驱力，往往受制于外来文人的去留，而呈现出阶段性、偶然性甚至断层的波动状态。最典型的是新文学在澳门发生和发展的迟缓，相对于祖国内地，乃至台湾和香港，可以说是留出了一大段的空白。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祖国内地如火如荼，影响台湾、香港在20年代中期也引发出相应的新文学革命时，澳门却毫无反应。直到1930年代末澳门才在抗日浪 290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潮的推动下，出现了第一家供应新文艺书籍的“小小书店”，有了宣传抗日的演剧社、歌咏队、漫画和时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鸦片战争之后新开埠的香港的崛起，使澳门随着葡萄牙海上霸权的没落而拱手让出世界贸易大港与东西文化交流驿站的位置，由“东方的梵蒂冈”沦为“东方的蒙地卡罗”。内地文人的南来，已由澳门转向香港；而澳门难得的文化人，也由于不满本地文化空间的狭窄，大多转向香港和海外。“外援”的断绝和“内资”的流失，导致了澳门文学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 1950年代以后，澳门开始有了一些不甘寂寞的文学青年，努力营造澳门的文学氛围，其突出的代表是1950年代出版的《新园地》、《学联报》和《澳门学生》，以及1960年代创办的同人文学杂志《红豆》，它们成了澳门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出发点；此外还有一些文学作者“寄生”在香港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中，成了澳门的“离岸作家”。其中仍继续活跃在今日文坛上的有方菲（李成俊）、梅萼华（李鹏翥）、李艳芳（凌棱）、鲁茂等。但平心而论，此时的澳门文学尚不成气候。澳门文学的真正崛起，要晚至1980年代以后。这一时期，澳门社会的人文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其一，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给澳门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也为澳门社会包 括教育和文化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澳门文化和文学的自觉才 在这一经济基础上得以形成。其二，大量新移民不仅从内地，还从香港、台湾地区、东南亚以及欧美来到澳门，使人口增加的澳门进一步朝着国际化都市的方向发展。新增人口有较高的文化成分，其中不乏已有所成的作家、学者和崇尚文学的青年一代。而私立东亚大学（1981年开办）改为公办的澳门大学（1988年）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澳门没有高等教育的历史，而且20多年来澳门发展出了多所高等学院。教育环境的优化和教育的普及，使澳门本土的文学新生代也迅疾成长起来。二者的结合，不仅使澳门拥有比例较高的文学人口，而且使澳门文坛具有多元的文化优势。其三，面临“九九”回归，澳葡当局也逐渐改变了以往对澳门文化建设的忽视态度，尤其是对华人文化的忽略态度，在认识上、规划上乃至机构设置和资源配置上都有所改善，使澳门文学较前有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在1980年代澳门文学的崛起中，荟萃了澳门一批重要文化人的澳门日报社和澳门大学，起着领衔和主导的作用。一时间，文学社团如澳门笔会、五月诗社、澳门写作协会等蜂拥而起，文学刊物如《澳门笔汇》、《澳门现 2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代诗刊》、《澳门写作学刊》、《蜉蝣体》等以及报纸的文学副刊如《澳门日报》的《镜海》、《小说》、《新园地》，《华侨报》的《华林》、《华青》、《周末派对》，《星报》的《副刊》，《大众报》的《大众园地》，《市民日报》的《东望洋》等琳琅满目，而各种文学丛书的出版更是层出不穷。对于沉寂太久的澳门说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它盛况空前的一次文学狂欢，也是澳门文学真正的出发点。世人对于澳门文学的认识与重视，就从这个时期开始。二1980年代以来澳门文学崛起，诸种体裁之间诗最早取得突破并受到外界瞩目。我在《中华文学通史》第八卷“当代文学编”有关香港、澳门诗歌的一节中，曾写了如下一段文字：在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的崛起中，诗歌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作为一个主要的文体形式，活跃在澳门的文坛上；也在创作上，代表着澳门文学的艺术水平。较之散文和小说，澳门诗歌是堪与祖国内地、台港和海外华文诗歌相提并论、接轨对话的一个领域。①写于1990年代中期的这段话，如果放在十年后的今天，在提法上或许会有所改变，但用来评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澳门文学，并无不当。诗在澳门最先崛起，一方面是因为澳门文学的历史积累，从晚明到民初以诗最为深厚，形式上仿古制，蔼然诗情滋润着一代代澳门人的心灵。迄今，这一传统仍在光大。今日澳门能写传统诗词者，上至学界前辈、政界、商界大佬，下到中小学生和普通劳作者，人数当以数百计。在仅有40余万人口的澳门，这一比例应不下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流风所及，在澳门文学艰难起步的20世纪50～70年代，也以诗最为活跃。以凌钝编选的两卷本《澳门离岸文学拾遗》② 为例，在这一时期发表于香港的澳门作品中，诗的数量①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②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292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最多。同时，这一时期从澳门移居世界各地的“离岸作家”，也以诗人影响最大。较早有曾经是1950年代美华文坛“白马社”成员的艾山，稍后有从澳门到香港、台湾读书而今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的张错，长期定居香港、近年移居加拿大的韩牧，目前仍活跃在香港诗坛的陈德锦、钟伟民等。他们在1980年代澳门文学的崛起中，都曾经以作品回馈自己的生身故地，并几度返回澳门，对澳门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另外，这一时期从四面八方来到澳门的移民文化人中，不乏已有所成的诗人和对诗钟爱有加的文学青年。如曾在内地或香港发表过作品的陶里、李观鼎、高戈、玉文等，和后来在澳门成长起来的淘空了、舒望、庄文永，以及更年轻的黄文辉、林玉凤、冯倾城等。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文学风气，构成了澳门诗坛的多样形态。他们从异地初临贵境对澳门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别样的生活形态的新鲜感受，在还来不及仔细咀嚼和深入思考时，最易找到的激情喷发口是诗。历史和现实的因缘际会，使诗歌在澳门1980年代的文学崛起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但是，这种先期的激情喷发若想长久地持续下来，就要进一步检验诗人的思想和艺术能力。许多作者最初写诗而后来转向其他文学样式，往往与此有关。在文学史上，文学主导地位由最初的诗，转让给后来的小说或其他文体的现象，比比皆是。澳门诗歌在1990年代末以后稍显薄弱，也体现了这种历史走向。相对而言，散文在澳门文坛中却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走势。本来，散文比起诗歌，在澳门有着更为广阔的写作空间和读者市场。1980年代以来缤纷发展的澳门报业，其争取读者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于副刊，而副刊的需求主要是对散文的需求。它客观上为澳门的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培养出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一支庞大的散文作者队伍，不仅有专业或半专业的写作人，还有政界、商界、学界乃至务工者和家庭主妇等身份的写手。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知识背景使澳门的散文呈现出视野不同、形态各异的繁富景象，这是澳门散文的难得之处。其中，先后聚集在“七星”和“美丽街”专栏中的一群女散文家，如凌棱、林中英、沈尚青、懿灵、彭海铃、水月、谷雨、梦子（廖子馨）、穆欣欣等，尤为引人注目。当然还包括许多未被纳入“七星”和走进“美丽街”的女性散文家，如教育界资深的学人刘羡冰等，被称为是澳门文坛一道绚丽的风景。但我并不以为这就贬抑了男性的散文。澳门的女性散文在情感的真挚、细腻和个性 2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本色流露上，表现出了她们散文创作上可爱的性格魅力，但在文字的老辣和人生体验的深刻，乃至由此而产生的某种历史沧桑感上，或许还要稍逊男性散文一筹。资深的作者如李成俊、李鹏翥、冬春轩、徐敏等，正当中年的如白思群、吴志良、公荣等。以报纸副刊为主要发表园地的散文创作，当然也免不了要受到副刊文体的一定限制。尽管澳门报纸不如香港那么商业化，但从香港报纸学来的划定“贩文许可区”的“框框文体”，不能不在框定的字数里限制作家思考和表现的空间。也因此，澳门的散文风格很大程度上走向随笔化和杂文化。并非随笔和杂文不好，因为不是所有作者的艺术个性都适合写作随笔和杂文，特别是那类实际上并非散文的时政杂言，我们就看到一些极有才情的作者在时政杂言上留下了许多败笔。这种依托于报纸副刊的写作的无奈，压抑了澳门散文抒情和议事的美文空间。虽然澳门报纸还有如《镜海》那样文学性的副刊，还有如《澳门笔汇》那样专门的文学杂志可以稍作弥补，但缺陷仍难以避免。长久以来，小说一直被人视为澳门文学的弱项，事实也确曾如此。几十年来在澳门，似乎只有一部描写澳门爆竹工人悲惨生活的长篇小说《万木春》出版。走出澳门的小说作者也只有香港的谢雨凝、梁荔玲略为人知。从196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和澳门报刊各写了几十部长篇连载小说的鲁茂和周桐，只在澳门文学崛起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各自正式整理出版长篇小说《白狼》（鲁茂）和《错爱》、《香农星传奇》 （周桐）。然而在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可喜的改变。首先是写作队伍的壮大，不仅是一些根生于斯的“老澳门”，以他们深刻的体验和细微的观察写出了澳门的人世沧桑，如余行心的《快活楼》、林中英的《重生》、胡根的《东方酒店的洗手间》，以及从外地移居澳门的徐新的《昨夜明月今夜风》和陶里一系列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等；更重要的是一群年轻作家加入小说作者方阵，引人注目的是廖子馨、梯亚、寂然、梁淑琪等。他们有敏锐的艺术感觉，无论以写实、浪漫还是以现代或后现代的艺术方法，来把握澳门多重文化交错的梦幻般的现实，都相当深刻地呈现出正从历史淤泥中挣扎重生的澳门的性格和形象。归根到底，在诸种文学样式中，要能够更为深入地看取社会和人生，还非小说莫属。澳门小说这种正在走强的态势，是一个可喜的兆头。澳门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特殊的历史使澳门拥有一个能够包容各种不同文化的广阔胸襟。澳门地域的狭小并不妨碍澳门文化襟怀的博 294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大。澳门文化这一特征也哺育了澳门文学的多元性格。首先澳门文学队伍的构成是多元的。得益于1980年代以后祖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澳门经济的提升，澳门成为不仅吸引祖国内地移民作家、海外华人移民作家，也使澳门本土作家获得成长的空间，他们共同构成澳门作家群体多元互补 的优势组合与和谐并存的文化生态。澳门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社会体验和艺术风格，带来澳门文学多样的呈现。既是作品内涵方面关注澳门又超越澳门的历史经验、社会现状和人生体认的各自呈现，也是艺术把握方式从社会写实、浪漫理想到现代与后现代的解构与重构等不同风格的传达，从而形成澳门文学多元性格的另一特征。而澳门作为国际化城市与世界的联系，也使澳门作家比较容易走出澳门狭小的空间去观察世界，从而使澳门文学获得一个相对开阔的世界性视野。既有走出小城的澳门作家对世界 的观察和体认，表现出澳门怎样看世界，也有外来者对澳门的观察体认，表现出世界怎样看澳门。这双重视阈赋予了澳门文学开放性的特征。1980年代澳门文学崛起时，曾发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呼吁，借以推动澳门文学从自在走向自觉。“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深入的过程。它一方面是以文学作为“澳门”的修辞，成为澳门的形象表征；另一方面更是以澳门作为文学的本文，即以澳门来确立文学的内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澳门性”。对文学“澳门性”的深刻认识与把握，是所有澳门文学作者艰难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这一点上，澳门的作家，无论创作诗、散文还是小说，对此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 们在作品中追思、反省澳门的历史，表现澳门特殊的事件，深入澳门历史血缘和文化融合所遗下的复杂的现实问题，在题材内容上表现澳门历史与 现实的特殊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但对“澳门性”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外在地表现为澳门文学的存在形态，更内在地体现着澳门文学的精神内涵。这不仅是题材的选择，更是浸入到人 物性格和事件逻辑之中的精神与历史必然性。对这一特征的表现，是澳门文学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之所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性的澳门作家，是极其可贵的；但这个努力才刚刚开始，人们期待的澳门未来伟大作品的诞生，将有赖于此。让我们再接再厉吧！ 2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三澳门文学还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土生文学。所谓“土生”，指的是在澳门出生的葡萄牙后裔。其中大部分是自17世纪葡萄牙人入踞澳门以后与东方人大部分是中国人结合而生的混血儿，也有少量纯粹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生的后代，和很少一些融入葡萄牙生活圈的华人后裔（大多是原来在葡人家庭担任管家之类高等仆役的华人）。这一群人实际上已经远离了他们的欧洲祖地，把根移到了澳门。他们接受葡文教育，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讲地道的粤语，也接受某些中华文化习俗。这是一个介于欧洲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的阶层。大多数人已经无法返回欧洲祖家的现实，使他们把自己称为“澳门之子”、“大地之子”。这个由于“种族和多次偶然通婚所产生的亚种族的产物”，一方面“遗传本体十分丰富”地葆有着葡萄牙文化的主导倾向，另一方面又中西合璧地保存着中国，以及马来亚、印度、日本等东方民族的某些文化特征，广泛地引起世界文化人类学者研究的兴趣，也成为我们具体剖析澳门东西文化融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土生文学”概念的提出，虽在近年，但土生文学的存在则应推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十八九世纪的澳门，就出现了一些用混合着古葡萄牙语、马来亚语、印度语和粤语的“澳门土语”写成的“土生歌谣”，以及一些土生葡人的诗篇。它们被收集发表在葡萄牙出版的《大西洋国》杂志上，从而引起葡国文化学者的注意，认为这些用古老的澳门土语写成的作品从形式到内容上都体现了深厚的东方影响。20世纪中叶以后，一些在葡萄牙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澳门土生葡人，开始创作和发表一系列反映澳门土生葡人生活的文学作品。较早的有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长衫》的澳门著名记者江莲达(1914～1957)，以诗集《澳门诗歌》、《澳门，受祝福的花园》和十余部有关澳门著作而享誉文坛的著名学者阿德(1919～1993)，以及出版了诗集《孤独之路》的诗人李安乐(1920～1980)等，近年最受瞩目的是澳门从业律师飞历奇（1929～ ），他从1950年代开始先后以澳门为背景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湾》，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望厦》，其中描写澳门土生人与中国姑娘爱情的《大辫子的诱惑》， 296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还被拍摄成电影。而曾任澳门文化司司长的诗人、画家、摄影家和建筑师马若龙（1957～ ），则被视为澳门土生年青一代的俊彦。其他如飞文基（1961～ ）等创作的剧本《毕哥去西洋》、《圣诞夜之梦》等在澳门上演也观众云集。他们人数虽少（据统计澳门土生葡人约3万余人，其中一半回了葡萄牙或散居世界各地，另一半则留在澳门成为澳门的永久居民），但作为前澳葡政府依靠的力量，享有政治和文化的优势。他们兼具的东西方双重文化因素和自身特殊的身世命运，赋予了他们创作题材和思考上鲜明 的“澳门性”，使他们成为澳门文学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澳门《文化杂志》的主编、土生葡人官龙耀在为刊物制作的“澳门土生人”特辑的前言中，称“土生葡人”是“游荡于西方精神和东方血缘之间”的“不同种族的产物”。“他们一直像在两个铁制托盘中颤动的天平指标，但是软弱是种族杂交带给他们的特征之一，今天我们亲历到了他们那种被没有祖国这一烙印深深折磨的悸痛。”①如果说早期搜集发表在《大西洋城》杂志上的“土生歌谣”，还洋溢着他们冒险东方的欢乐精神，那么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相继出现的土生作家的作品，则随着历史的逐渐逝去，充满了对自己族群的身世命运及生存前景忧虑、感伤、追寻和拷问的历史凝重感。这源于自身历史和生存现实的省思和拷问，是澳门土生文学最重要的母题。我们从许多土生作品中读到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何处”、“我向哪里去”等一系列询问，已经不是哲学意义上普世化的抽象命题，而是澳门土生群体历史命定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应当说，澳门土生人的创作，无论诗、散文、小说还是戏剧，都从这一历史特殊性中透露出土生文学的“澳门性”。 文化的冲突、融合和选择，是澳门土生文学另一个重要的母题。澳门土生葡人作为介于欧洲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一个中间族群，有着可能同时进入以欧洲葡人为中心的澳门上层社会和以传统华人为中心的澳门底层社会的天然优势。这就为土生作家提供了一个比一般澳门作家更广阔的全景式地展示澳门历史与现实的创作空间。许多土生作家正是游弋于这两个表面相互隔绝的“社会”之间，展开欧洲葡人／土生葡人／澳门华人之间错综关系的描写，从而揭示澳门社会丰富的生活层面和多元的文化存在。①《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0期，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4年秋季号。 2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文化的冲突、文化的融合和文化的选择，是这些故事和吟咏中最后升华的主题，从中也透露出了土生作家自己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复杂的文化心态。他们一方面因母系血缘的继承而与中华文化有一种相容与接受的天生的亲和性：另一方面又由于父系血统的出身和地位，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又一定程度地对中华文化采取轻蔑和排斥拒绝的态度。而当澳门回归已成为历史必然的宿命，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正面临着最后的甚至是致命的放逐”（官龙耀语）时，他们的高傲和自负很快又变成茫然和自卑。这种复杂心态及其变化，不仅浸透在他们叙述和处理的人物故事与事件逻辑之中，而且本身就成为了澳门历史发展的一种深刻体现。它使土生作家的创作不像一般外国作家（即使是长期生活在澳门的葡国作家）那样，有一种局外人的冷漠的态度和俯视的角度，而是有着一种渗透着自己人生沧桑的真切感。澳门的土生文学在艺术上还表现出东西两种不同艺术传统的交汇和融合的特色。不仅在小说的叙述方式、结构方式，而且在诗的意象的运用上，使我们看到土生作家那种希望“能谋求结合两种文化的素质，搜集中国千百年的经验及其完美无瑕的艺术之大成，并且融入一种相反的，感知的技法和经验”的努力。澳门土生文学以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丰富了澳门文学，是所有澳门文学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所不应忽视的。四有鉴于上述的一些情况，本书主要选收1980年代澳门文学崛起以后的作品，而于此前发表的作品及在澳门堪称“大宗”的传统诗词均未收入。这对于澳门文学发展的完整反映来说，当然是一大缺陷。作为一部文学大 系的选本，入选者本来应当是那些经受岁月检验的成熟之作。不过澳门文学的崛起只是近20来年的事，所谓“岁月检验”云云还有待将来。本书更多考虑的是“面”，希望能将近20年来活跃于澳门文坛的作者的作品，摘取代表作若干，尽收其中，让这部选集去经受“岁月检验”。 澳门土生文学并非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本来不应收入“华文文学”大 系之中，不过考虑到澳门土生文学作者的澳门身份及其作为澳门文学的一 298

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 个组成部分，和作品所反映的东西文化交融的特殊意义，姑以附录的形式选入几篇译成中文的作品，所依的版本是汪春、谭美玲编，夏莹、汪春、李长森、谭美玲、陈健霞、崔维孝、金国平翻译，澳门大学出版中心出版的《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想必会受到读者的谅解和欢迎。何况所谓“华文”文学，不仅指汉语的书写方式，还包含了中华文化的潜义。 最后，要感谢本书的50多位作者，他们寄来了自荐的作品和个人简介， 并同意为我们选用；还要感谢《澳门日报》的林中英、廖子馨、庄文永，澳门大学的汪春、谭美玲，澳门文化局的高戈等几位好朋友，在我为编选此书专程前往澳门时给我很好的接待，并不断地为我联系作者，提供资料，催促稿件，审阅篇目。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书将很难编成。（本文原为《世界华文学大系：澳门卷》的导言，原载《澳门笔汇》总第25期，2004年第6期；后因故“大系”未能出版，此文改题 为《迅速崛起的澳门文学》，收入笔者的《华文文学：跨域的建构》一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299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论澳门新诗的发展轨迹陈 辽*澳门是出诗歌、出诗人的地方。有人说它是“诗乡”；有人说它是“诗城”；有人说它是“诗岛”；有人说它是“诗的基地”。澳门诗人有四五十位，平均每一万人即出一名诗人，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澳门的旧体诗创作，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澳门的新诗至今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在 此，我想着重论述澳门新诗的发展轨迹问题。一1930年代至1970年代，是新诗主导了澳门旧体诗以外的诗坛。撇开闻一多于1925年创作的《七子之歌》中的《澳门》不算（当时闻一多并没有旅居澳门），至少从1930年代起，澳门即有诗人从事新诗创作。出生于澳门的华铃，1930年，他“在广州知用中学读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并写出处女诗作《姑娘我怎能爱你》”①，1930年代后期，华铃自费出版了《向日葵》、《玫瑰》、《牵牛花》和《满天星》四册诗集。华铃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诗作，“被郑振铎誉为‘时代的号角’”②。德亢在1930年代也有新 诗《春底风光》发表。但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澳门新诗作者屈指可数。只能说是澳门新诗的发轫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①钦鸿：《“时代的号角”——澳门诗人华铃其人其事》，载《澳门现代诗刊》第4期，1992。② 钦鸿：《“时代的号角”——澳门诗人华铃其人其事》，载《澳门现代诗刊》第4期，1992。 300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 到了1950年代，李丹（即金浪、金良或淦良）登上澳门诗坛。他于1959年写作的《巴拿马怒吼吧》，曾让澳门青少年诗歌爱好者的心激动过。汪浩翰的《绿》，表现了他对“自己的绿”和对“祖国每一寸土地”的深深挚爱，普丁、蓓尔、甘枫等人也经常在《澳门学生》上发表新诗。及至1960年代，李丹发表了《普天白云》、《星空》、《雨湾》、《赛狗》、《十月一日的澳门》等多篇新诗，产生过一定影响。可能是“过境客”的“静” （单名）、不能确定身份的士心曾在李鹏翥主编的《新园地》上发表过多篇新诗，静的《渔家》、士心的《深沉的夜》都是比较优秀的诗作。擅长写旧体诗词的程远，也在1962年发表新诗《致黄河》和《景福宫》。程远在《致黄河》里写道：“千尺思潮，万丈思绪／一齐从我的心窝涌起／你给我战 斗的膂力／你教我人生的哲理／思想的渣滓，灵魂的杂质／必须承受河浪的冲洗”，“在我的心管里／有你乳汁的赐予／在你的长河中／有我生命的一颗水滴／更高地喧腾起生活的浪花吧／奔向汪洋，无边无际。”该诗如黄河一样直泻千里并富有哲理。据陶里说，“李鹏翥青年时代写过诗”①。可见，1950年代至1960年代写新诗的已颇多，是澳门新诗的小发展期。澳门新诗质量的上扬，是在1970年代，这是澳门新诗的提高期。老资格的诗人李丹继续他的新诗创作。韩牧的诗集《急水门》在1970年代问世。他的《市声》、《店之辑》、《菜市场中》、《阅中国地图》、《锦田行》、《澳门杂诗》和《塔国日记》得到李鹏翥的赞赏，说它们是“喜人的成绩”，“是表现他的特色的结晶”②。江思扬诗集《向晚的感觉》中的第四辑 《直觉印象》中的多数诗篇都写于1970年代。汪浩翰于1970年代在香港发表的诗作《青苔》，代表了1970年代澳门诗作的水准。该诗以“青苔”作为意象；以“梦见江南，梦见星宿海”作为意念；以“檐雨的嗒，刺绣着／那段斑驳的往事”作为意境，以“潮湿的记忆”作为意蕴；以“流水成洼／印满了青紫／印满了疤”作为意味，都令人击节称赏。比之1950年代至 1960年代的澳门新诗，1970年代澳门新诗的艺术质量有明显的提高。自1930年代至1970年代半个世纪的澳门新诗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们中的绝大多数诗作，都贴近现实，表现民众的疾苦。如江①《逆声击节集》，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3，第296页。②《濠江文谭》，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97、99页。 3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思扬写于1970年代的《报童》、《老盲人》、《老渔妇》、《洋行文员》、《卖花者》、《摄影师》、《医生》、《护士》、《橱窗·失业汉》、《看门的老人》、《死》、《陋巷》等，可以说，集中表现了1970年代的澳门生活，写出了民众的心声。第二，它们都继承和发扬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于“时”于“事”都起到了推动、促进的作用。从华铃到江思扬都是如此。第三，就创作方法而言，这50年间的诗人采用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即真实地表现发展中的生活；真实地表现诗人的主观感受；真实地表现诗人在社会体验、情感世界中的心路历程。以现代派的创作方法写诗的也有，但绝少。二从1980年代起，澳门诗风大变，现代诗即现代派诗歌在澳门诗歌领域中占了主流地位。这有大量事实为证。第一，澳门诗坛的领袖人物在1980年代大力提倡过现代诗。诗人陶里在澳门定居后即提倡现代诗。他在《认识现代诗》中说：“假如说新诗是‘有法无天，那么现代诗应是‘无法无天’。”“现代诗绝不是具象的再现，而在于表现具象。”“鉴赏现代诗是一个复杂的思维过程，创作现代诗更是一种复杂里的复杂思维活动。”“现代诗之繁衍有方兴未艾之势，而它将与电视、电脑走进每个家庭。”①从内地移居澳门的高戈（黄晓峰）在《现代诗的本质在于表现自由》一文中写道：“现代诗人追求自由表现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从理性的必然王国超越而生，从冷冰冰的物质主义囚牢里彻底解放想象力，让自由意识的诗情趣翮在对审美理想开放的多维空间尽性翱翔。”②淘空了、流星子、苇鸣、凌钝等诗人也都宣扬过现代诗。原来写新诗的江思扬在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读现代诗”这个问题时，认为“理由是：我们是现代人！”他以自己1985年底所写的并且由自己界定为“一首浅白①《逆声击节集》，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3，第36～39页。②《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第129页。 302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 的现代诗”的那首《豪饮歌》为例，说他的一位朋友看不懂这首诗，乃是“由于他没有欣赏现代诗的习惯”①。除江思扬外，本来以写作新诗为主的云独鹤、凌钝、云惟利、余行心、明、胡晓风、金浪、汪浩翰等诗人到了1980年代也都以不同的语言说过现代诗的好话。澳门诗坛的知名诗人，如 此倡导现代诗，于是写现代诗成了诗坛风尚。第二，他们不只是在理论上倡导，“坐言”，而且在实践中创作，“起 行”，写出了一大批具有相当质量的现代诗。陶里1980年代的诗作大多是现代诗。高戈说，陶里“这些诗是从近百首诗中挑选出来的，颇能代表陶里旅居港澳后把目光转向现代主义诗歌的标志”②。高戈的《梦回情天》、淘空了的《我的黄昏》、流星子的《落叶的季节》、江思扬的《向晚的感觉》、 王和的《盗墓者言》诗集中的1980年代的诗作，大多是现代诗。现代诗该怎么写，这些诗人的诗作为后来的青年树起了“样板”。 第三，一批青年诗人纷纷写作现代诗。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澳门诗歌作者因写作现代诗而为文学界熟知。如懿灵因出版现代诗集《流动岛》而知名。谢小冰、冯倾城、林玉凤、郭颂阳、黄文辉因五人合集《镜海妙思》（其中多数是现代诗）而扬名澳门诗歌界。苇鸣更是1980年代澳门现代诗潮流中的弄潮儿。他于1988年出版了诗集《黑色的沙与等待》，诗集中大多是现代诗。 第四，上述这一切的结果是一批诗人终于在1988年正式成立了“五月诗社”，并于1990年12月出版了《澳门现代诗刊》。该刊“在提倡独创性的同时并不排斥模仿风格，在允许劣诗存在的前提下遴选出足以代表澳门现代诗坛的出人头地的作品来”，“这就是《澳门现代诗刊》创刊的起点和目的”。③澳门的现代诗恰恰在1980年代飙兴，这并非偶然。从外部环境说，正是在1980年代，澳门这块弹丸之地终于进入现代化城市的行列。虽然比起香港来已经滞后了15年或20年，但一旦澳门进入现代化城市的行列，“我们是现代人”的意识就开始成了澳门人的自觉。这一①转引自《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第207页。②《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第135页。③《澳门现代诗刊》创刊词，见《澳门现代诗刊》创刊号，1990年12月，第2～5页。 3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意识在敏感的诗人中尤其先行。“澳门进入现代化，诗歌要搞现代派”，已经成了一部分澳门诗人的“集体无意识”。 就诗人来说，澳门的不同来源的诗人，几乎都在1980年代有了写现代诗的要求。以高戈、淘空了、流星子等为代表的由内地来澳的诗人，他们对内地的“传统新诗”不满，主张“为了强调表现瞬间感受，就必须突破‘传统新诗’的平面线性表现手法（所谓‘映现’、‘反映’），使诗的整个画面流动，意象碰撞结合，高速调动印象、意象、情景，大量渗用隐喻、象征、通感、蒙太奇和意识流手法，进行多侧面、多层面、多视角的高层建筑，增加语言密度和诗的张力来深化诗意的思想内涵”。①以陶里、胡晓风为代表的从海外归来定居澳门的诗人，渴望通过现代诗的写作来超越自己过去的诗作，同时想以现代诗来改造澳门的诗坛，因此高戈称陶里“是一员从新诗向现代诗跨越的过河勇土”。而以汪浩翰、江思扬等为代表的澳门本地诗人，则对澳门1970年代的诗坛颇为不满，企图以现代诗来革新新诗。因此，汪浩翰被认为“是澳门的一位雅皮士诗人”；江思扬则在《开拓文学理论的思维空间》②一文中指责澳门文学界存在的封闭状态，并以自己的创作转向，由新诗创作转为现代诗创作来实践他的“新的方法，新的角度，新的坐标”的文学主张。就我国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从旧体诗到新诗是一发展，从新诗到现代诗也是新诗发展中的一个环节。1980年代“朦胧诗”（现代诗的一种表现形态）在内地的一度“走红”和1980年代现代诗在澳门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一度成为诗歌主潮；香港在60年代中期，也曾出现过现代派诗歌；虽然它们比内地、澳门分别早了二三十年和一二十年，但也说明，新诗之后出现现代诗是合乎诗歌发展规律的事。由是观之，澳门1980年代出现的强劲的现代诗潮流，可说是必然。从 1980年代澳门的现代诗来看，它们也有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倾向上看，它们表现了澳门步入现代化城市行列后的诗人们的躁动和不安的情绪。澳门进入现代化，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感①《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第141页。②转引自《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论评》，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第207页。 304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 应灵敏度很高的诗人也就在他们的现代诗作中有所表现。懿灵《流动岛》中那些表现“澳门社会背后的暗流”、“澳门社会的情状”、“人和世界的关系”等方面的诗作，就显示了这样的思想倾向。在艺术表现上这些诗作则有意“无法无天”，无序，无定格，无定式。这在苇鸣的《黑色的沙与等待》和《血门外无血的沉思》两部诗集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朱立立在《港澳前卫诗人苇鸣诗歌综论》中认为：“他的不少诗作有意识地以硬、涩、奇、拙的形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根本放弃了对完善的结构优雅的韵律乐感的词句的经营，其目的在于更有力地撕破世间的一切虚伪，以诗抵达存在的真相，并由此寻求超越的可能。”①，这是符合苇鸣现代诗以及澳门1980年代现代诗的实际的。在创作方法上这些诗作则采用现代派的创作方法。所谓“现代派”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于欧美各国的文艺流派的总称。在艺术上，现代派重主观表现，重艺术想象，重形式创新。创作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确地描写细节的手法，一般以暗示和联想为主，采用直接诉诸感官的象征手法，甚至荒诞的手法，通过歪曲客观事物来曲折地表现作者的主观感受。既有重视形象、勇于创造新形式的一面，又有忽视内容、片面追求新奇怪诞的一面，呈现出作者深刻的内在矛盾。1980年代澳门现代诗的作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有的是模仿地采用了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这又是与1930年代至1970年代的澳门新诗所采用的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同的。三到了1990年代，澳门诗坛出现了将新诗和现代诗整合而为新现代诗（但并非后现代主义诗歌）的趋向。在1980年代写现代诗成为诗坛风气时，现代诗人也不是没有困惑。困 惑之一，现代诗只在写现代诗的很小的一个小圈子里传阅，到不了广大的文学爱好者那里。陶里说：“现代诗虽名现代，但现代人而懂现代诗的并不多。”“现代诗在澳门，只有几个‘小’读者欣赏，没有市场。”“现代诗人①《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1996。 3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大都不按常规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在创作时，把正常的事物状态和一般关系搞乱，使它们非系统化和非科学化起来，再按照诗人当时的情绪把它们表现出来，那已经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是变形的、扭曲的，甚至非驴非马。”这当然是现代诗人的创作自由，无奈读者不买现代诗人的账。还在1920年代，李金发的现代诗就叫好不叫座，读者很少。1980年代，内地的朦胧诗虽一度“走红”，但也没多久就告消歇。现代诗究竟该怎么写，澳门的现代诗人不能不思考这一问题。困惑之二，西方的现代派及现代诗，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主要表现的是西方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现象。美国第一代现代派诗人艾略特(1888～1965)以其《荒原》名扬世界，但《荒原》表现的是西方现代文明衰微时期的社会的异化现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和30年代走在诗歌革命前列的T．S．艾略特取得了领导地位之后，在40和50年代却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诗歌革命。”所以，毫不奇怪，到了1960年代，特别是到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以后，后现代派诗歌便取代了现代派诗歌的地位。但是，后现代派诗歌趋向艺术上的无 政府状态，与“一切都四散了”有关，因此，尽管它们不满于现代派的心潮和创作实践，主张摒弃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手法，与更新的科技革命时代相结合，但由于后现代派诗歌的许多艺术“创新”违背了艺术规律，因而在文学读者中的反响并不大。澳门诗歌是否走西方的现代派诗歌的道路呢？澳门诗人也感到困惑。有困惑就有探索。澳门现代诗人探索的结果，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试图走一条新诗与现代诗整合即新现代的路子。黄晓峰、黄文辉编辑的《澳门新生代诗钞》是澳门新现代诗的第一批成果。作品收入《澳门新生代诗钞》的49位青年诗人，不甘心于庸庸碌碌地生活，他们向往的是“超越”，他们并不回避现实，而是对现代澳门作了双重透视，他们承认澳门经济上的繁荣，同时也看到了澳门的阴暗面；他们在澳门的现实、人生、世界、宇宙面前好作哲理的思考，但他们思考的结果不是消沉，不是绝望，而是洋溢着理想；因此，我称他们的诗作是“澳门的青春之歌”①。在艺术手法上，《澳门新生代诗钞》中的不少好诗，做到了“意象”、“意境”、“意念”的融合，同时又吸纳采用了现代派诗歌的一些手法和技巧。它们是新现代诗，既和1930至1950年代的澳门新诗不①载《澳门现代诗刊》第3辑，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1。 306

新诗·现代诗·新现代诗 一样，又和1980年代的澳门现代诗有区别，是两者的整合。 曾经提倡现代诗甚力的诗人陶里在《我对现代诗和传统新诗的看法》一文中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提出新诗和现代诗要“相辅相成，互惠互补”，要“综合”：“传统新诗有它的优越性，而现代诗有它的世界意义，两者绝不抵牾，只有相辅相成，互惠互补；当前世界文化潮流，走着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综合的路向、创作和理论，大部分诗人、作家和学者、批评家都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带给我们莫大的启示”。①陶里这样说了，在创作实践中他也这样做了。他的诗作《遗传因子的影子问题》、《立秋之后》，以及懿灵的《寂寞三十》，王和的《啸着的明天》、 《啖蟹》、《影子》②，就都体现了将新诗和现代诗整合成新现代诗的趋向。在这些诗里，你很难明确指出，哪里是新诗，哪里是现代诗，因为它是两者的整合——新现代诗。王和在《漫谈现代诗的创作路向》中说得好：“今天的诗人，应该是一方面开创现代，而另一方面要向传统学习，才能使新诗踏上未来的光辉大道。”③而1999年10月澳门五月诗社出版了黄文辉的诗集《因此》，诗集中的1990年代诗作中这种新现代诗的创作趋向尤为明显。写于1993年的《真相》、《历史对话》，写于1994年的《窗纱》、《钥匙》、《无题》、《别沉静》，写于1995年的《土地——给海子》、《有感》、《我的爱人》、《致》，写于1996年的《恐惧》、 《夜歌》，写于1997年的《追逐尾巴的狗》、 《心海》、《道别》，写于1998年的《我坐在黑暗中》、《这一天的意象》，这些诗你更难明确指出是新诗还是现代诗。它们的表现手法是现代派的，但它们全都是可以被读懂和理解的，它们确实是新诗和现代诗的较好整合。 1990年代的澳门新现代诗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兼有新诗和现代诗的优长；二是将表现现实与表现理想加以结合；三是对现实、人生的深沉思考在生、硬、奇、崛的艺术形式中予以表现。它们是新现代诗，而不是后现代诗。它们更接近诗歌的本质，已经受到了澳门读者和内地读者的欢迎。澳门新诗发展的轨迹，在我国内地、台湾和香港诗歌领域都有相当的① 载《澳门现代诗刊》第16期，1999。②分别载《澳门现代诗刊》第17期，1999；《澳门现代诗刊》第9期，1996；《澳门现代诗刊》第14～15期，1998。③ 载《澳门现代诗刊》第10～11期，1997。 3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普遍性意义。我预测，新现代诗在澳门将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在我看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内地、台湾、香港的新现代诗也都会有长足的发展。自然，在澳门新现代诗这块园地里，是“百花齐放”；在澳门旧体诗词、新诗、现代诗的园地里是“百花齐放”；在澳门其他诗歌形式（如民歌、民谣、歌词）中也是“百花齐放”。诗城、诗乡、诗岛、诗的基地的澳 门一定会迎来诗歌大发展、大繁荣的艳阳高照的春天！（原载廖子馨编《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 308

感觉澳门 ——澳门散文阅读札记姜建*了解一地的文学，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方法，有的人偏重于诗歌或者小说，认为这两种文体所要求的抒情性和叙事性，可以反映作家的想象力、感受力和表现力，以及可以用这两种文体来衡量文坛所达到的成熟程度。这无疑是行之有效的，也常常是准确的。不过我却更偏向于散文。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最基本的、形式束缚最少而艺术要求并不低的文体，更是一种直接展露作者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文体。通过不假修饰的随意而谈，小可见作者的人生经验、艺术感悟，大可览一地的人文历史、地理风情，退可观作者的性情品位、人格心灵，进可察文坛的面貌品格、底气底蕴。比之于油画、水墨、雕塑，散文类似于素描速写，是一种更见基本功的东西。由是之故，感觉澳门作家和澳门文坛，我选择散文。一女人与江湖“交江湖朋友，做女人文章”是林中英家中的一副对联。她很喜欢这句话，特意请朋友写了裱好挂在家中，并且还以这句话为标题写了一篇散文，表达了她对于做人作文的自况自许与自期。这里暂且撇开林中英的个人感受，而专从“女人”与“江湖”着眼。在我看来，这两个词恰恰可以概括澳门一类散文的特点。“女人”也者，首先当然指女性作家。澳门的女性散文作者为数相当可*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3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观，《澳门日报》副刊专栏“美丽街”即由林中英、沈尚青、梦子、穆欣欣、胡悦、水月、谷雨和凌之八位女性执笔，此外还有主持《华侨报》散文专栏“北窗内外”的凌棱，主要以诗行世、偶尔客串一下散文写作的林玉凤，以及《七星篇》中的几位女作家丁璐、玉文、懿灵、沙蒙等等。如果说澳门散文这片天空大半是由女性作者支撑的，大约不会太离谱。不过这里更多的是用其比喻意，即它代表了女性关注的偏好、女性习用的笔法和女性文字的风格，是一种女人视野、女人心情、女人文章。 “江湖”也者，则大致与“女人”相对，喻指偏于社会的、男性化的文字和风格。从个人风格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女性作家的文字是各有其面目的。凌棱着意抒写各种弥足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以及对生活中各种美好情感的关爱，她甚至干脆以《有情天地》、《爱在红尘》等来命名她的散文集，在浓浓的情意中流溢着对世间万物的善意和祝福。沈尚青的注意力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上，她的文字大都源于大千世界的五色变幻，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几乎无不涉及，以“对诸事皆有个说法”①的追求，尽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职责，也体现了女性关注日常生活的人间情怀。梦子醉心于思绪的“每天撒把野”，任凭思绪把自己带向母亲的铁盒子、辣子炒腊肉，或者戴妃葬礼上的歌声、莱温斯基的裙角，《澳门 之南，烟花之东》以轻巧的笔触点染纷乱的场景和飘忽的思绪，却将对历史的回味、实的感怀和未来的憧憬融合无痕。许是热衷“撒野”的缘故，她的文字在女性的感受中也含着一丝脱略形迹的洒脱爽朗，《命运系在裙角上》熔调侃和怒火于一炉，见出俏皮，也见出力度。水月则专注于隐秘微妙的少女情怀，以温柔婉曲的笔致传达女性纤细浪漫的情感世界。在这类文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林中英的作品。林中英善于从家庭亲友、街巷人语等身边小事人手，在闲谈细语中表达一个中年女性对世事和生命的关怀。《女人四十》、《自己的屋子》、《交江湖朋友做女人文章》等篇什，着意于中年女性的生命状态，将行走人生的智慧、执著于生命的情怀和认识自我的洒脱融于不温不火、明澈素净的叙述当中，颇见温润自然的风致。《澳门文学丛书》编委会在这套丛书“概说”中的一段文字相当准确地概括了她的特点：“她的作品，从身边的人物和日常事物着眼，落笔细腻，寓意深①沈尚青语，载《美丽街》，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第35页。 310

感觉澳门 远，但文字轻淡，寄情而不着痕迹。她的散文，从小处开始，止于小处，绝不小题大做，更不哗众取宠，也就是从平淡处含蓄地表现至情至理。”①其他几位作者也都以或恬淡或热烈的情思，或灵动或细腻的感觉，或平实或洒脱的笔致，或妩媚或隽永的风貌而显出自己的面目。不过，总体而言，这种区分并不很明显，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恐怕要更多一些，可以说，在对个人生命记忆的捡拾与对日常生活的关怀中抒写人生经验和生命感受是她们共有的风格。她们的文字不猎奇，不滥情，不炫博，也不故作高深激烈状，一颦一笑都出自女性温婉柔和的自然秉性，感情饱满，笔触机巧，文字温婉，文风秀雅，有着典丽恬淡、亲切温馨的韵致，给人一种素面匀净、骨肉停匀之感，女性气质充溢其间。在她们的作品中，也有一些属于“江湖”的东西，这主要表现在作品的题材领域。她们不愿局限于女性话题和女性世界，而要面对现代社会的一切，凌棱对葡裔及土生族下层人士和风尘女子的关注，沈尚青等对复杂社会现象的及时回应，都体现了一种要敞开胸襟、放出眼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隐含了一种向“江湖”靠拢的意向，沈尚青的散文集名曰《雌雄同体》也许暗示着她的不那么追求女性化的倾向。不过仔细考量下来，较之“女人”内涵的丰沛充盈，“江湖”内涵要逊色得多，它只是局部性的，既不是所有女性作家的共同特点，也没有贯穿在构成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所有层面。而且，即使就题材而言，她们投向社会的眼光还是出自女性的视角，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仍然是女性的，她们的支撑点还是女儿心肠，是女性对人类的关爱和母爱。偶有例外的是胡悦。她的写女人心情的文字以灵动的感觉贯串琐碎的事物，见出洒脱与俏皮，是个“称职”的女性作者。但她却不安于位，“越轨”涉足时事政治等男性作者领域，而且舍弃淡泊宁静，追求秉笔直言、老辣犀利的文风，带上了一些“江湖气”。对胡悦的这种努力，黄文辉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胡悦的价值在于其不同于澳门其他专栏作者的‘另类’风格”，“胡悦以她忧时伤国之情、敏锐洞察之思写出了一批较有深度的作品”，“殊属不易”。②不过且不说胡悦①澳门文学丛书编委会：《澳门文学丛书概说》 （陶里执笔），载林中英《自己的屋子》，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② 黄文辉：《胡悦胡阅——兼论澳门文学与报纸副刊之关系》，载胡悦《娃娃脸》，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 3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离她所追求的境界尚有距离，也且不说胡悦尚在“旅途”，今后的变化未可定论，仅胡悦一人并不足以改变目前的这种局面。当然，严格说来，其他女性作家笔下也零星有这类文字，但所占分量不重，这里不一一细说。由此看来，她们所写的是一种典型的女性文字。这种文字对于精神情感被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和日益增大的生存压力打磨得粗粝的现代人来说，无疑是一股滋润心灵的甘泉，对于在各种世俗功利的驱使下变得日益浮躁的现代文坛，也是一味清凉败火的良药，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但毋庸讳言，这种文字也具有一些明显的局限。从单篇作品和单个作家来看，都各有可观之处，但通读她们的作品却不免感觉内容单薄琐碎，多身边小事，而少对人生世相、社会沿革、历史变迁的重大眷注，多轻言细语，而少壮怀激烈、下笔万钧的气势，多平铺直叙，而少深沉厚重、余音绕梁的韵味。而且由于基本都为报纸副刊文字，受要稿急而篇幅短小的限制，难免时有急就章的痕迹，这大大影响了作家在想象力、感受力和语言表现力方面的发挥，造成总体上风格单一趋同，深度不够，格局偏小，可为后人讽诵再三的扛鼎之作、经典之作不多。对于这种状况，内地学术界在几年前就有所提示，饶芃子说：“澳门散文多为真情实景的白描式抒写，有朴素自然、温馨亲切的特点，而极少有古老深沉、高亢辽远的歌唱”①，这对于澳门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澳门作家也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林中英呼吁“澳门散文作家要拿出大气、有深度的作品来”②，可说是点到了问题的要害。问题是，格局既已形成，改变恐怕也不是朝发夕至、一蹴而就的，因为它很可能与澳门这个地方的环境有关。对于澳门，澳门作家的一个常用的称呼是“澳门街”，喻其城小人少，而与此相联系的一种感觉就是悠闲。凌之说：“悠闲，的确是澳门一道独特风景”，而且她明确表示“越来越感受到和喜欢澳门这份悠闲”。③我想，这种感觉恐怕并非凌之一人所拥有。悠闲，不是无所事事，空虚无聊，而是一种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一种在平和通达、超然宽容之中品味人生、追①饶芃子：《澳门散文选·序》，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②林中英：《托身大众传媒的澳门散文》，载2000年2月16日《澳门日报》。③凌之：《闲》，载《美丽街》，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 312

感觉澳门 求精神家园的心境。在这种氛围的熏染下，澳门人远离浮躁烦嚣，也免受一种狭隘的社会功利观念的束缚，显得心态平和稳定，思想澄澈洒脱，饶芃子说林中英对人生有一种“透明感”，指的大约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氛围是澳门这座小城对作家的厚赐，是非常值得珍惜的，但它对作家气度和境界的影响恐怕也是难免的。不过，既已看清问题之所在，也就有了补救的动力。至于补救的方法，这里愿意推荐林中英的一种思路。鉴于“高度女性化便衍生出‘婆婆妈妈’”的弱点的状况，林中英在《做个中性人》、《女性新人类》等一组关于女性性别意识、性别属性的散文中提出了“中性人”的概念。她说：“以女性的底色来吸附男性气质，使女性气质丰富、复杂起来，转化出一种清新、明快、刚健的风致来”，以达到“既吸收男性气质的优点，又不抹去女性的色彩”的理想境界。这样，既有“坐看云起的淡然”，又有“宝剑出鞘的勇锐”，“不管她掉转身时是如何的柔，然而站在岗位上时，她会是一块铁，铁的身体，铁的意志”。当然，林中英这一提法着眼点在女性的做人，在女性人格的改善上，但从逻辑上作一合理的推延，也不妨把作文的意思包含在内。在我看来，通过吸附“男性气质”来增添“江湖气”，将妩媚与刚健、亲切与深沉融为一体，以提升女性作家的气度和境界，从而写出“大气”、“有深度”的作品，不失为一条可行之道。 不知澳门女性作家以为然否。二正格与变调 澳门散文对日常生活和身边小事的关注，体现了作家对当下生活的敏感和热情，体现了一种人世的人间情怀，由此也构成了澳门散文鲜明的生活气息和现实品格。不过，散文是一种有着无限可能性和包容性的文体，在当下的生活之外散文依然有着广阔的表现空间，穆欣欣的《戏笔天地间》与凌钝的《一壶浊酒喜相逢》便提供了澳门散文的另一种类型。可以说，触发他们写作灵感和激情的更多的是艺术、历史、民俗、典实等与书斋相 近而与“当下”距离稍远的东西。穆欣欣与凌钝的作品不多，分别有一部散文集，从数量上来说大致可 3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归入新人之列，但他们所展露的鲜明个性和创作潜质使他们足以在澳门文坛独标一格，令人不能小觑。他们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年龄相近，都出自艺术氛围浓郁的家庭，都有着在澳门以外的多所学校求学的背景，都曾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都可算作学者型的作家，但他们的文字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采。这种不同并不表现或主要表现为一个对戏剧、戏曲情有独钟而另一个对西方文学深有会心，而是表现为完全不同的文学气质，和对散文在完全不同的向度上的开掘而形成的不同特点。对穆欣欣而言，不必深究她对艺术的爱好是源于家庭还是源于学业，不管怎样，传统艺术、传统文化包括民俗文化构成了她散文的中心话题。在她的笔下，无论是残垣断壁、粉墨丝弦，还是故老闲谈、民风旧俗，都散发着一种迷人的魅力，这种魅力在于它焕发着陈年花雕般的古旧韵味，并昭示着亘古的历史沧桑和鲜活的生命流程。于是，在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生命之间，她确立了自己的聚焦点，那就是在对往事的追怀眷恋中融贯进自己的思考感悟，从而达到两者的沟通交融。《二胡》、《附庸风雅》等篇什，是在写二胡、写品茗等小物件小细节，同时也是在写人生写情感，写生命的温润苍凉悲欢离合。这种魅力还在于作者那种对历史和艺术独特的驾驭和感悟，和那种见出慧心灵性的文笔。对于描写对象，她不大作不动声色的客观精细的描画，而是将情感熔铸于其中，借此在戏里戏外、画里画外、书里书外来回逡巡，以情绪带动议论，笔触飘逸轻柔，张合有致，喻之于绘画，大约属于兼工带写的一路。难得的是这种情感又不是那种化不开的纤秾滞满，而是颇为清隽颇有节制，在品评历史、月旦人物之时带着三分清醒理智，这使她的文字带着一股清冽之气。在《旗装》中她说： 可以选择的话，定要做一回旗人，爱的是那种脚蹬花盆底鞋，身着旗袍夹袄，梳旗头，左右垂穗的装扮。 ...... 旗装的好看，还在于袖口齐腕，恰恰露出一双素手，于是套在玉腕上的金玉镯子，也可时露、时现地在袖口间徘徊数次，别有情趣；便是那素手，拿着水红或葱绿的绢子作帕，角落绣着记号，写尽了多 314

感觉澳门 少故事，纷扰人间。这样的装束，不该被雕梁画栋的豪华包裹，更不该十二栏杆拍遍地排遣愁闷。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合适的陪衬呢？逃不掉的仍是走向衰亡的悲哀！几百字的短文，写出了旗装的美和旗装的命运，也写出了作者情绪的流转。这样的文字，满含生命的跃动、飞扬的情思和真诚的感受，于题旨的开掘中着意情景的交融，讲究笔触的圆转、画面的明丽，追求风度的从容、情调的雅驯，称不上老辣，却是清新，还嫌稚嫩，却见出才气。这种感觉和文字当然是属于她个人的，但又常常让我们有一种亲切的熟悉感，究其缘故，在于其轻巧灵动的章法构思、悠深恬静的情致韵味透着一股读书人的书卷气息和古典韵味。这种古典韵味与作品的传统文化题材所营造的古色古香的氛围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澄明心境、艺术趣味和文字所蕴涵的优雅笔调、隽永意境，与从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何其芳、梁实秋、王了一到张爱玲等前辈大师名家的无数经典之作中聚集起的气韵相通，令人感受到“五四”以来的美文传统在她身上的投影。林中英说穆欣欣有着一种“古典的气质”①，是非常准确有见地的。不论穆欣欣是否有意识地与传统进行对接，还是她耽于风雅的精神质地本身就与传统有着天然的一致性，可以说，她的这种创作路向与20世纪中国散文发展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与穆欣欣相比，凌钝散文的书卷气和才情是不遑多让的，但除此之外，他们的相同之处也就有限了。如果说穆欣欣的笔墨章法较多地体现了对历史的传承，是以纯“中锋”运笔的话，那么凌钝则更多匠心别运，更显“偏锋”之趣，是对传统笔法的一种变调、消解。就内容而言，他的散文无外写的是校园生活、学术随笔、感悟生命、欣赏艺术等等，与别人的文章并没有多少不同，但他的文字却充满了一种镌刻着浓重个人印记的顾盼生姿、神采飞扬的魅力，充满了一种混合着机智、戏谑、想象和隐喻等多种元素的张力，所传达的美学趣味与“五四” 新文学的散文传统相去颇远。① 林中英：《跋——走近穆欣欣》，载穆欣欣《戏笔天地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3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他对传统文化相当熟稔，他的散文中有着大量的传统诗词和富含古典意趣的意象，如果仅凭《万里云罗一雁飞》、《寒露人远鸦相应》、《飞香走红满天春》、《水动风凉夏日长》等极富古典趣味的文章标题来判断，人们或许会毫不迟疑地把他归人古典作家的行列，可实际上他的散文质地却是纯然现代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对西方文化同样熟稔，散文中有着大量的西方文化的东西，更主要的是在他那里，无论传统还是西方都不再具有峨冠博带、正襟危坐的完整品质，他将传统与西方都拆散了取其零件，然后按自己的意图重新拼装。他以自己的感受为出发点，以古典和现代的交织为经，在激情的推动下将文言与白话、书面语和口头禅、雅言和俚语、西谚和中典、诗的意象和游戏笔墨戗杂在一起，形成一种机智调侃的略带讥嘲反讽的叙述语调，逞才使气，议论风生，从而显出一个现代人的活泼泼的心灵和人格。比如在《飞香走红满天春》中他这样表达对春天的感受：春假过去了，阳光惊艳般妩媚，又梵谷又高更，晶晶莹莹，一串，一片，一堆地撒落大学城里。七彩子衿，三五成群，四面八方，悠悠如池塘里的金鱼，银鱼，白鱼，苍鱼，摇头摆脑，摇摇晃晃，嘻嘻哈哈，来来去去。人瘦衫薄，草长莺飞，迎风飞舞的是秀发，是腿毛，是不经打理的胡子。春假过去了，街上亮满了喧哗与浪笑，烧猪一样香脆的男生都是从佛罗里达州踏浪回来的，拄着拐杖缠着绷带的女生都是自科罗拉多州滑雪回来的。春假过去了，踏滑板的毛头小子像松鼠，不，像忍者龟，四下流窜，闯进了商场，摔倒在阶梯上，或者投怀送抱去。 ...... 广场的草坪上，或坐或立或躺或趴满了人。经过一整个冬天的急冻，各大洲的肉体都出来解冻了。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晒太阳就是晒太阳，什么榻榻米诗集，共振市场调查原理， 旁遮普邦批判，统统都是道具，后来干脆塞在袜子堆里，压在屁股之下。饱满热烈的情绪，活泼轻快的节奏，鲜活新奇的比喻，充满声色光热的画面，如同快速切换叠加的短镜头，极富动感张力，给人以强烈的冲击力。虽然是短短的千字文，却把对春天的感受表达得俏皮幽默、酣畅淋漓。 316

感觉澳门 这样的文字与朱自清散文名篇《春》的温雅清新相比，显然又是另一种风景。他有一种对散文文体的自觉。这种自觉体现在他意识到散文这种文体的无限包容性和可能性，意识到散文美感要求的丰富性和多变性，意识到汉语言文字表情状物的多义性和灵活性，这使他的散文创作具有一种强烈的文体和文字试验性。他似乎在尽一切可能地拓展散文的表意空间和表达范式，尽一切可能地追求语言的腾挪变化，指挥如意。他的《绷带》以魔幻荒诞的笔法写现代社会人性的萎缩变异和觉醒，颇富象征意义；而《猪的天堂》等书评文字则采取了故事梗概加作者简介的形式，要言不烦，饶有趣味。在《我应该怎样回答你的问题？》一文中，作者用“文本”、“外延研究”、“历史重现”、“期待视野”、“具象化”、“不定点”等学术词语与个人生活经历进行拼贴，一本正经地戏拟学术规范和论文笔法，让人发谑。在《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一文中，他更大胆突破了散文要求的史学真实的文体限制，虚构出“我”、妻子和情人的三角关系。情人与“我”是大学同学，又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情人与妻子则是情同姐妹、相知甚深的好友。“我”一边与情人做爱，一边想要情人去给妻子买生日礼物。“我” 和情人在这种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定位准确，丝毫不感到有错位的尴尬和穿帮的紧张。用这种独特的似真似幻的叙事笔法来表现完全符合流行小说叙事模式的复杂关系多重身份，别有一番意味。它在意义的层面上勾画了现代社会的奇特景观，给人以多角度的思考，而在形式的层面上则丰富了散文的叙述空间和叙述策略。最常用的，也是最见精彩的，是他在散文中融入诗的意象，营造诗的意境。在《寒露人远鸦相应》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他的思念之情：叶子落尽以后，我独自走过玻璃一样透明的城市。晴朗的天气像浅笑，像香水，像海。我独自飘浮而过没有云的海，像没有任何消息 的瓶子。吹西北风，华氏二十五度，可能有雪。苹果纷纷坠地，牛顿死了好久了。你从美副将马路转入高地乌街，满身云霞。在高士德马路你回头。一回头就老了。满身的云霞变成一场雨，滴滴答答，一直从荷兰园敲打过去。塔石球场点起了灯笼，一个流浪的印度人，在雨中为你弹奏 3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古琴。广陵散带着一种潮湿的气息，包围你初剪的短发。随即仓皇失散于你心跳的韵律。你再次回头，一群飞鸟的阵势仿佛凌乱的呼吸声，又像一排暗夜里的纽扣。琴声里你已老朽，不辨西东，心事曲折如蛇游。刚刚下雪的时候最好喝酒。酒是疲惫的，像丝织的衣物，无心的颓唐，徒然的摊着。月升的时候，蝙蝠侠的电子战车轰隆驶过，逝去。以武犯禁。酒还没喝完，胡子已长了，苔藓也爬满了酒杯。我带着睡意到结冰的湖面躺下，以慵倦的雪花为锦被，且睡一觉，等待春回。天星码头有太多报时的大钟，匆匆催促含羞的新娘变老娘。红棉道的红棉又落了。雾锁维多利亚港。初生的婴儿一啼一笑之间，你打开朝向星空的窗口，追忆扑蝶的笑话。滚漾的春天叫人好生无聊。一如没有秧的田，没有飞机的跑道，没有声音的电影。瓶子在海上，没有消息。你的院子里，我的院子里，同时落下一头乌鸦，以沉默来表达声感。鸦走过雪地，走过泥地。爪痕或许是消息。层出不穷的诗的意象，密集地构织成色彩缤纷的文字，把作者被思念咬啮得痛苦不堪的感觉表达得淋漓尽致，极有深度。这样的文字，如果分行排列，就是一首诗，一首现代诗。他的散文没有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也没有黄钟大吕般的深厚高远，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世俗情怀，甚至是纯粹自娱自乐的笔墨游戏，但他以丰富的想象、放恣的语言和轻松的笔法把这些习焉常见的场景事物、情感思绪表现得异常丰满而又妙趣横生。这种笔法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散文传统中并不多见，倒更接近于西方文学传统，这恐怕与他比较文学的学术背景有相当的关系。他的主要在散文形式范畴内的种种努力，让人联想起余光中和他所倡导的“散文革命”。余光中在《割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从“弹性”、“密度”和“质料”等方面提出了现代散文所应有的品格，即要求散文具有将各种文体、各种语气兼容并包融合无间的高度适应能力，在一定的篇幅中尽可能地满足读者对于作品的美感要求，以完全属于作者个人的表达方式 318

感觉澳门 和语言符号系统来提升散文的趣味和境界。余光中还说：“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多殊的句法中，交织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呼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①我没有见到凌钝谈自己散文创作的文字，不知他的这种作风是否受到余光中的影响，但不论是受影响也罢，是“英雄所见略同”也罢，可以肯定，在散文艺术方面，余光中的追求也大致就是凌钝的追求，他们在关于散文的见解上是颇为接近的，他们的散文面貌在某些方面也是颇为神似的。穆欣欣和凌钝以虽不算丰富却相当坚实的作品拓宽了澳门散文的表现领域和审美范式，给我们展示了澳门新一代作家的潜力，令人对澳门文学未来的发展抱持信心。当然，就目前而言，他们尚在成长之中，他们以后的创作之路如何行走，现在尚未可定论，但我想只要他们不断地充实、丰富、提高自己，他们的未来是大有可为的。三杂多与单纯除发表在《澳门笔汇》等为数不多的不定期期刊上以及刊发于外埠的作品，澳门的散文园地最常见的是报纸副刊专栏。受读者需求和报纸容量的制约，这种散文内容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篇幅上通常在千字左右甚至不满千字，俗称“豆腐干”。这种格局给澳门散文创作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它维持着澳门一定的散文创作量，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澳门的散文创作，同时作品的小巧灵动、五色缤纷也有其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它也往往流于琐碎轻薄甚至芜杂，局限着澳门散文创作向更精深厚重、气象阔大的方向发展，造成澳门散文的文学形象偏弱，人格形象也不甚清晰强健。不过，这种判断也只是相对的，对于那些艺术感觉敏锐而又学植深厚的人并不适用，他们总能以自己的精神去统领那杂色多样的表现对象，从而凸显出自己的文学形象和人格形象。譬如说李鹏翥。在澳门，李鹏翥是一个无法忽略的存在。这不仅因为他是老澳门，一①余光中：《逍遥游·后记》。 3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位知名的新闻工作者，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一位热心奖掖后进的文坛前辈，也因为他的散文创作成就。以他最重要的散文集《濠江文谭》①为例，他的作品涉猎的领域相当庞杂，就题材而言，举凡新旧诗词，散文小说，语言文字，历史文物，书法篆刻，音乐绘画，典籍掌故甚至茶艺旅游无所不包；就体裁而言，随笔、评论、序跋文、谈艺录、读书札记、人物速写应有尽有，而且各种文学艺术门类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字里行间闪动着真知灼见，各种体裁他都能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因此，李鹏翥赢得了“杂家”的头衔。李惜珍在李鹏翥《澳门古今》一书的《序》中说：“李鹏翥是老澳门居民……他当过教师，以后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在文化事业上笔耕不懈。他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可以说是‘杂家’。”②陶里一篇介绍李鹏翥的文章，干脆就以《“杂家”李鹏翥》名之。对这一称呼，李鹏翥自己也是认可的，他在《濠江文谭，后记》中说：“从工作需要出发，从个人兴趣出发所及，青年学生时期，我上过舞台唱歌、跳舞、演话剧；越过文学的圈子，对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舞蹈……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正如广东话的一个歇后语： ‘火麒麟，——周身瘾。”这段话是他对自己之成为“杂家”所作的注脚。当然，如果仅仅从兴趣出发而没有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与之相配的才具，那往往会只见“杂”而不可能成“家”。对李鹏翥来说，“家”的含义是他超越了杂多的层面而走向了单纯。这种单纯不是单薄简单，而是将表现对象和自己的感知睿智以及温厚的心性熔于一炉的和谐，一种貌似寻常却见精神见人格的美。单纯的内涵在最直观的层面上体现为笔法的单纯。他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在谈诗衡文品字鉴画的时候谈古论今，挥洒自如，信手拈来，文采斐然。而他所擅长的传统点评笔法，又使他能够在三言两语之中切中肯綮，做到铢两悉称。在评述中，他保持着舒徐平稳、不温不火的笔调，如对老友般娓娓而谈，显出一种举重若轻的从容。譬如在《“电脑”郑逸梅》一文中谈到“补白大王”郑逸梅的时候他说：“郑逸老学识渊博，文笔简练，无论是游记小品、美术评论，都写得波澜多姿，趣味盎然；特别是①《濠江文谭》，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②转引自陶里《“杂家”李鹏翥》，载《濠江文谭》，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 320

感觉澳门 人物掌故，更是言之有物，引人入胜。……内容举凡诗词文札、金石书画、记序题跋，短至百余字，长亦不过千言，言简意赅，仿佛精彩的美术作品，尺幅而有寻丈的气势。”作者用这种文字品评诗文，描画人物，虽无奇崛峥嵘之胜，瑰丽动人之容，却也有亲切平易之长，深入浅出之妙。重要的是，这种笔法对李鹏翥来说并非偶一为之，而是他观照对象一以贯之的方式，于是，它就超越了一般的技术层面而有了更基本的意义，并在李鹏翥的散文风格上催生出一种单纯的美。这种美的特征在于作者将温厚的心性、睿智的眼光、优雅的文字和洗练的笔法融为一体所达到的透明般的和谐圆融，在不知不觉中引人入境，令人折服。譬如在《启功教授师笔不师刀》一文中谈启功先生的书法的时候他说：启老的书法，可以概括为端丽而不刻板，流畅而不轻滑，劲健而无霸气，实用而又美观：富有书卷气的内涵，这是因为他满腹经纶，别有心法，下过很大的工夫，才把字写得充满美感，雅俗共赏。……启老对于匾额、横披、条幅、中堂、扇面、斗方、书眉、签题等各种书写，无不量体裁衣，于章法结构，各尽其妙。小字遒劲，大字清雄，都有方严、爽利、沉着、健秀之美。他在澳门题写的“南光大厦”四个擘窠大字，每字逾尺，挺得起，撑得住，气势雄浑，结体壮美，尤其是轻笔不弱，重笔不浊，骨力洞达，饱满坚强，而题写“澳门展览 中心”六字，则左揖右让，映带呼应，轻重配置，纵横有象，体势开张，令人叹服。 这样的评论，于论字之外，不难让人体察到作者的才学、识见、文字、心性和将这一切融为一体所具有的魅力。从创作来说，这种单纯的风格有助于与读者的沟通，也有助于形成作者的面目。当然，当某一特点被发挥到极致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它将失去其他特点，它平实稳重、亲切流畅有余却变化腾挪、奇思妙构不足，这多少局限了李鹏翥作品的多彩风貌，也影响了他的散文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其实，无论是单纯的笔法还是单纯的风格，对李鹏翥来说都还不是最本质的东西。《濠江文谭》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自己，这使得我们所有对他作品的观察都必须归结到他的个性人格上来。从根本 3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上来说，李鹏翥并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散文家，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化人，一个兴趣广泛、才能出众、底蕴深湛、性情宽厚的博雅君子。他的杂多，显然与他作为文化人的多重身份多重职责有关，而他的单纯则是他个性上的温良煦让，俨然君子之风、前辈之风在作品上的体现。李鹏翥在《深切悼念台静农老》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的《龙坡杂文》，不论是谈文论艺，缕述掌故，回忆旧闻，以致为他人的著作写的序言、读后，都因为学养湛深，博闻强记，而写得深入浅出，健笔纵横，生动活泼，醰醰有味，丝毫没有貌作高深、实则艰涩的头巾气，是一部充满学者睿智的散文随笔集。……可以略见知识分子狷介与温厚交融的品格，博通新旧文学的造诣的一斑。”把这一段话移赠给李鹏翥是相当准确的。他不像一个难伺候的食客，始终皱着眉头挑剔厨师的手艺，并且在有意无意之中卖弄自己的高明，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宽厚颔首笑对人生，以真诚的努力去发掘生活中艺术中的美。在这种状态下，他的散文不再是“做”出来的，而是他的精神和追求自然而然的流露，所谓文如其人，人与文的统一和谐大约就是这个意思，用澳门学者李观鼎的话说就是一种“本色文章”①。从散文要见人格见性情的角度来说，李鹏翥的作品倒是进入了一种比较高的境界。我们或许可以批评他的散文不够灵动，平易畅达多而奇崛变化少，但对他在散文中所体现的知识分子人格形象，却不由得生出一分敬意。四正容与戏谑中国散文的历史传统向来讲究载道言志，尽管这一传统不断遭到人们的诟病，尽管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许多非文学的职责已逐渐被剥离，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地位却从来没有动摇过，即使在20世纪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五四”以来散文史的主导线索仍然是言志载道便是明证。这类散文中所体现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社会的热切关注，那种仗义执言、秉笔直书的勇气，那种天下大事、匹夫有责的襟怀，始终吸引着、激动着许许多多的读者。这一历史传统在澳门文①李观鼎：《学术人格的审美化——论李鹏翥〈濠江文谭〉》，载《边鼓集》，北京，中国文 联出版社，1999，第90页。 322

感觉澳门 坛体现得也很明显。无论是由于澳门地方不大因而所有的事都如同发生在身边，还是澳门文学有着关注社会的优良传统，抑或澳门文学较多地受内地文学的影响，澳门作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和敏感是相当突出的，这一点即使是以关注情感心灵和女性生活见长的女性作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沈尚青和胡悦可为代表。也许是从事新闻工作的缘故，沈尚青对各类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都有着一般女性作者缺乏的兴趣和敏感，她的《唱衰》、《你的高薪议员》、《三赢》①等，以“对一时一事皆有个说法”的精神，矛头直指政坛弊端，显出一种天下己任的责任感和“有话直说”②的勇气。胡悦写女人心情的文字，感觉灵动，笔法洒脱，但她也时常掉换笔墨，涉足时事政治，以虽难称老辣却也犀利的笔法，追求秉笔直言，文风有类于沈尚青。她的《把衣留住》、《爱国爱民》、《值》、《蜜月已过》③等文，尖锐如刀，却又义正词严，不容躲闪。不过就总体而言，她们投向社会的眼光，还是出自女性的视角，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多少仍带着女性的特点。与女性作家不同，男性作家对时事政治有更多的热情和自觉性，在这方面，阿三可算个代表。他在《澳门日报》主持“三言两语”专栏，以精练的篇幅对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时事政治作出迅捷的反应，这个专栏的文章后结集为《澳人澳事》，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作者的学者质地、文化官员身份和对中葡两国历史语言文化的精通，使他既能够了解权力的运作以及其后的文化背景，又能站在观察员或批评家的立场发言，这一特点构筑了他观察澳门社会的独特视角和内在思路：以澳门的历史地位、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为经，以澳门的政治架构和社会运作为纬。围绕这一轴线，作者对澳门的历史文化、中葡关系、澳葡政府的行政措施、澳门立法会议的运作、过渡期内澳门公务员体系的本地化以及有关澳门社会发展社会保障的许多重要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观察和思考。譬如作者借日本人批评香港“人格分裂”华洋分途的弊端继而生发了如下评论：“如果说，香港的人格分裂是由于接受西方教育的华人无法准确地用中文向大众表达现代①均载沈尚青《雌雄同体》，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②见沈尚青《雌雄同体》扉页题词，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③ 均载胡悦《娃娃脸》，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 3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社会常识，那么，澳门具现代社会常识的人都屈指可数，更遑论表达传播了。殖民统治，也对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无甚助益，葡文报纸的水平并不比中文报纸高，受葡语教育的华人，除个别的情况，连人格分裂的机会都没有。高喊东西文化交流的，多是一些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和不懂外文的中国人，这不知算不算是葡河汉界的澳门社会的另类人格分裂？”透过这种批评，作者清醒的头脑，冷静的分析，焦虑的心绪，和对澳门的拳拳情意是显而易见的。散文集中随处可见的这类议论，以及直言不讳的批评指斥、质问反讽，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作者所写的基本上是一种介于政论和杂文之间的东西，感性的成分少而知性的成分多，更多的带有杂文的特点。尽管作者有不错的文学功底，但在写作时恐怕并没有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处理，因而他拒绝了传统散文的抒情写意，也回避了个人化的感觉情绪，而以社会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发挥对于社会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作用。所以这类文字，其长处在于立意的深刻，观点的精辟，议论的恢宏，辩驳的有力，但它的弱点也相当明显，那就是文学性不强，人格形象和艺术形象不鲜明，能令人回味咀嚼的东西不多。如果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它的文学成就显然比不上那些抒情写意的散文，甚至就政论性散文而言，比起那些较多地带有个人色彩个人感受的女性作者的文字，它也稍逊半筹。严肃地批评社会、观察人生的散文因为承载着社会的道德标准、价值规范，其意义不容忽视，但除此之外，散文也需要多种色彩、别样风情。随着文学观念的多元化，由言志载道的散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不那么正襟危坐、激昂慷慨的东西多了起来，细味个人的人生体验，描画着芸芸众生的行起坐卧，带一些戏谑，带一些趣味，带一些幽默，于是，散文的功能得以大大拓展，散文的天地变得格外宽广，散文的内涵也变得格外丰富多彩。在澳门文坛，较早地在作品中糅进趣味和游戏成分的是凌钝，他的散文以丰富的想象、放恣的语言和轻松的笔法，把日常生活、世俗情怀表现得异常丰满而又妙趣横生，充满了一种镌刻着浓重个人印记的顾盼生姿、神采飞扬的魅力。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笔者曾在另文中专门论及①，这里不再展开。这里要说的是王祯宝和梯亚。①参见姜建《澳门散文论——澳门散文阅读札记》，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2001。 324

感觉澳门 如他们两人的散文集名《见习闲人》和《愚乐版》①所暗示的，他们关注的对象基本不涉及社会、政治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而是俗世人生，饮食男女，是人情人性，是生活印象，总之一句话，是对于尘世的文化观察和生命体验，是个人“细味人生的一种自我慰藉”②。也许因为较少涉及社会、政治内容的缘故，他们的散文不像阿三的那样一本正经，穿制服行队列操，而是呈现一种自由自在的活泼性状，一种现代人的生气郁勃的心灵和人格。他们两人都曾在异域求学，都有颇为深厚的西学素养，也都长期从事着文化艺术工作，但他们与传统文人的最大区别，便在于他们去除了后者常犯的掉书袋、玩高雅、作矜持状等毛病，也挣脱了一定要在文字中对人们进行耳提面命式的道德教化的传统范型，不自标高格，不故作深沉，正如《耀乳扬威》、《向奶妈放飞剑》、《凤爪当恐龙》、《英国精子与唐朝狮子》、《玩物长志》、《金漆马桶》、《兽性大发》等散文篇名所喻示的，把他们对人生的观察思考糅进放恣不羁、议论风生的戏谑嬉笑之中。譬如梯亚在《败局已定》中这样表达人到中年的感受：一直耍手拧头左闪右避坚拒人到中年，却原来败局已定。不过是十几个月以前的事。一把长发，即使早有白发插科打诨的历史，但只要稍加清剿，准能赶尽杀绝，确保数星期太平日子。无奈今非昔比。散兵游勇的白头军已开始集结兵力，建立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虽则还是星星之火，但眼见已到了春风吹又生的境地，迟早燎原。白发逐步长驻候教的同时，心境亦变得有点民国，有点清朝。……就连读书的口味都有点转变。洋书读得越来越少，中文书，尤其是古书，早就荣登私家读书榜榜首。平日得闲无事捧读的小说，不是清人写的，如今绝少沾手。长此下去，睇怕迟早要拜辜鸿铭为师，跟手整番件清装着吓。人到中年，败局已定。不是没想过要负隅顽抗，但自从发现自己①王祯宝：《见习闲人》，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梯亚：《愚乐版》，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②王祯宝：《见习闲人·自序》，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 3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根本不可能对着电脑游戏初缠恋后赴汤蹈火，我就清楚知道毫无胜算。没有感伤，没有怨尤，也没有故示潇洒或一味高歌猛进唱大风的做作，有的只有豁达坦然，和直面岁月挑战的从容乐观。他们的散文涉及大量的中外典故掌故以及各种文化艺术门类，具有很浓的文化气息，而且作者也有意识地进行着文化传播和导引的工作，但他们如同高明的导游，在轻灵跳脱、庄谐杂出的文字中，不露声色地完成了指点人生智慧和艺术趣味的工作。这些庄谐杂出的文字中，有着文化人的开阔眼界，有着对世情的洞悉练达，有着对人生的智慧提炼，也有着那不可缺少的英国式的幽默，在调侃与自嘲中透露着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真知灼见，也显示着他们人格精神的自信和超越。但他们的幽默并不像钱锺书的那样喜欢掉书袋，有那样明显的牛油气和沙龙味，而是收放自如，有文人的机锋俏皮，也有市井的泼辣生动，具备很强的表现力。譬如王祯宝的《兽性大发》在谈到流行于西方的动物保护主义的时候说：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最近不知为何大发慈悲， 突然之间，异常狂热地为动物争取“兽权”。 连续几天的“兽权”(Animal Right)实录，看得胆颤心惊。昨晚 吃了只豉油鸡肶，事后好似有份参加“谋杀”动物的样子，罪过罪过。梦里周公例会，他的面色也不十分好看。他说，逢初一、十五阴曹地府收到的牲口不知凡几，如果兽权当道，翻查旧案，很多亡灵会无辜受罪。看来，单是周氏宗亲过年过节所供奉的鸡鸡鸭鸭就“有排计”了。 ...... 昨夜跟周公谈判到大天光，临去饮早茶前都解决不了的疑问是：牲口无商业价值的话，谁个再来照料它们，想想满山遍野都改种了合人类胃口的植物，我相信那时候即使仍有草存在，也不会轻易被毫无“用处”的畜牲来争吃！莫非兽权分子又可成功令人“改观”，齐来收 养只观赏牛或猪或羊等动物，好让它们不致饿到绝种。在“植物权益”未爆发之前，还是收养只鸡较上算，早上跟它谈一下，说不定有鸡蛋三文治吃。 326

感觉澳门 通过归谬的方法和俏皮机智的文字，王祯宝把动物保护主义者极端行为背后的荒谬之处凸显了出来。梯亚说：“王祯宝的文章具有一种颇为特殊的语态，不羁中常见机锋处处”，“别树一帜，在澳门找不到第二个”①。其实梯亚的语言风格也接近王祯宝，所区别者，梯亚的文字更多地采用粤语方言口语和民间俗语，有着更为强健的市井的泼辣鲜爽、活色生香。语言的机智幽默既涉及创作的形式手段层面，也涉及作家的性格气质、眼界修养层面，这应是散文表现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却也是作家在散文实践中最不易把握、最容易忽视而总体上最显薄弱的环节。他们散文语言的表现力，来自他们的人生历练，体现了他们的修养，是他们性格的自然流露，也体现了他们在散文语言表现力方面的有力探索。他们的努力，为澳门散文多向度的开拓，提供了一种成功的范型。（原载陆士清主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① 梯亚：《新旧“混”蛋》，《愚乐版》，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第220页。 327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朱双一*与中国内地、台湾乃至香港等华文创作的主要地区相比，澳门小说创作在量上并不算多，但衡量一个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价值，除了“量”外，更主要的要看它是否为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新的题材、新的角度，或者新的技巧，等等。即使量少，但只要贡献了新鲜的文学经验，澳门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澳门的小说既反映了澳门的某种文化特质，这在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中是看不到的，同时，在艺术表现上也是丰富多彩的。特别是近年来，澳门小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写实手法，而是有了魔幻、写实、后设、科幻、故事新编。等多种多样的创新实验，小说的写作在技巧层面上，像叙述观点的选择和设计等方面，也显得相当的用心、精致和多样化。本文就试着从特异性和创新性的角度来说明澳门小说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中所特有的价值和意义。一澳门小说呈现了澳门特有的社会风情和文化特质，为其他华文小说所无法替代。首先，澳门小说呈现了澳门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从横的方面看，中国的和西方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各种文化并列共存。正如程文超所言：“在澳门，你被推到了各种文化的交汇点上。当你走过大三巴牌坊时，你聆听着上帝的声音；当你路过葡京大酒店时，你面对着世俗的享乐……于是，你*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328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能观照、体验着各种人生……在澳门这样一个小城，如此集中地享受到中外雅俗各种不同的文化、如此强烈地体验到甜酸苦辣各种不同的人生，古今中外都属罕见。”①许多小说对此也直接加以描述。廖子馨在《命运——澳门故事》中写道：“澳门真是个有趣的地方。这样一个国际都市，既有商业气息，又有浓郁的乡土味道；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地方，却充满异国风情……真说不清小城的特别。”从纵的方面看，澳门历史悠久，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族群带着各自的历史记忆，共同生活于这个城市中，有所区别而又相互有交集，体验世道沧桑，人生的喜怒哀乐、兴衰起伏，构成复杂多元的情景。廖子馨《奥戈的幻觉世界》中的土生葡人有着复杂的人生——小时候祖母很疼爱他，他却怨恨祖母，因为祖母是中国人。他恨自己的中国血统，巴不得自己的长相完全像葡国人。但风水轮流转，1990年代后，澳门开始流行学习普通话，中国人似乎更吃香了。奥戈的脑海中这才又如真似幻地浮现出祖母的影像。邹家礼的《乌夜啼》则采用双线穿插结构，一条线写祖辈的历史故事，一条线写孙辈的现实故事，并通过血脉关系使这两个故事获得交集，呈现历史的深度。在前一个故事中，土生葡人山度士是市政厅的查牌（即管理员），虽然他妈妈也是中国人，但他非常讨厌中国人。平时他惯于利用职权，欺压中国人，唯一敢与他对抗的中国人林根，被他打成重伤致残。然而时过境迁，在“一二·三”事件中，他反被中国人打成重伤。晚年他被外孙送到葡国，却受当地的葡国人歧视，这时他挂念起澳门这充满“低等中国鬼”的地方。在另一个故事中，年轻女职员程家欣抛弃一直追求她的好男人志达，爱上并嫁给了当警察的土生葡人阿醒，婚后她才知道阿醒与黑社会勾结，贪污掠财。阿醒在巧取豪夺时，总是认为：作为一名警员，兼且又是土生葡人，收受这些钱财根本没有什么不妥。这明显的是殖民意识的历史遗留。有意思的是，程家欣其实是林根的外孙女，而阿醒其实就是山度士的外孙。当时的仇人，他们的后代却成了情人、夫妻。据周桐所言，两人的爱情，“深具澳门典型而不落俗套”。或者说，程家欣之所以弃志达而就阿醒，应受到历史遗存的认为葡人高人一等的意识的影响。小说①程文超：《关不住的春色——读第三届澳门文学奖参赛小说》，载《澳门笔汇》第14期， 1999。 3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描写的两代中国人和葡人的爱恨情仇，呈现了澳门基于历史根源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其次，在这多元景观中，仍有个主导的品格——保守温和、宽厚包容。澳门可说是个略显保守、温和的现代国际都市，虽已臻“现代”，但与香港的奢华相比，它显得较为淳朴、稳健。廖子馨曾对澳门的这一文化特征的成因有过分析：“澳门社会具有四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葡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建家立业，并且，把葡国文化中保守的基因种植在这座半岛上，与华人社会中的儒家文化相融汇，所以，在文化意识方面，澳门欠缺主动性，在文化冲击中比较被动地接收外来文化。”①这种保守性使澳门能够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仍保持着较多的传统道德和文化。而这种保持自然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林中英的小说，大多取材于平常人的日常生活，常以主角的心理活动（所思、所想、所感）为叙述角度，深入人物的心灵世界，其观察之细密，描写之真切，笔触之清妙隽永，紧凑精练，触及人性的微妙处，实有过人之处，颇能激起读者感情的涟漪，给人以美的享受。它们或悲天悯人，写出人生的辛酸苦涩；或谑而不虐，对人性弱点轻轻地“幽”它一“默”。这也许就是澳门这种保守宽厚的文化氛围下的产物。特别是两篇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云和月》及《爱的梦魇》，《云和月》塑造了一位深受优良道德观念影响，心地善良、情操美好，处处为他人着想，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伤害别人的女性形象。《爱的梦魇》中42岁尚未结婚的“老姑婆”黄雅平，其性格和遭遇就更复杂些。其实，她的性格本身并无明显的缺陷，她的婚姻上的曲折不顺，很大程度上是“负心汉”所造成的，活脱脱地暴露出某类男子的丑恶嘴脸。如香港男子徐立德不断跑到澳门来追求黄雅平，在黄雅平对他有了感情后，却突然断绝联系，原来他已移情别恋，并找了一个年龄相同、以后女的会比男的衰老的借口。另一位已有家室的宁波男子余振夫，为填补单身在澳门的寂寞，攫取了雅平的欢心和肉体，在有经济背景的原配夫人办好居澳手续后，他即为钱财抛弃了雅平，重回原配怀抱。这样的故事本不稀奇，但作者写出某种澳门特有的文化氛围，值得玩①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载《澳门文学评论选》下 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330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味。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工商社会正在发展；另一方面，文化气氛仍比较保守。如果在美国或香港，女子独身并不会引人侧目，但在澳门，一位40岁的“老处女”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异样的眼光，争吵时被取笑为“老姑婆”，与女友同住时被疑为同性恋，等等。这种氛围，有点像尚未开放的中国的小城镇。雅平身旁那些以有“正常”家庭生活为满足的女同事，其实只不过是十分庸俗的一群。雅平之所以成为“老姑婆”，和她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不从俗、苟且，而是执著地要追求合意的爱人有关。除了初恋外，她后来所爱的两个人，一是香港人，一是宁波人，他们都在某些方面具有特殊的魅力，如成熟、潇洒、大方、聪慧、善于言谈等，实质上代表着大城市的、现代的文化对于一个生活于比较保守的文化氛围中的女子的 吸引。雅平所受的压力和最终失败的遭遇，正透露出澳门文化的某种特质。与澳门的保守性相辅相成的，是澳门的宽厚和包容。余润霖的得奖作品《澳门九景》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先后偷渡来到澳门，相依为命，既为宽厚包容的澳门所接受，更靠自己的本分和勤劳建家立业的故事。小说主角阿文对于澳门的这种文化特质，颇有感受：“人说这里是莲花地，从来没有大灾祸。加上几百年欧式管治，中西交汇，风物敦化，人情温暖。有点像小国寡民。没有城市人恃才傲物，但有其精明达理。没有乡下人的愚昧保守，但有其温馨淳朴。”他又称：“在这里，你可以按你的目标生活。没有人要你听他话，跟他走。侵犯人是犯罪，官扰民也是犯罪。这里不是帝乡，不是天堂，但确是管治得比其他华人社会都好的地方。”几十年后，阿文回顾他的人生历程时称：“只因为澳门的宽容，像我这样的丑老头，没有被赶尽杀绝，确是一景。”他的朋友肥朱也称：“我认为真正50年不变的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再次，诚如程文超所言：“文化，从一定角度讲，是对人生的领悟，不同的文化背后，是不同的人生领悟，也展示着不同的人生方式。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他或她享受着这种文化的给予、领悟着这种文化对人生的领悟，也按照这种文化所认可的人生方式过着自己的人生。”①如果说文化即是人们对“人生”的领悟及他们的人生方式，那在澳门人中①程文超：《关不住的春色——读第三届澳门文学奖参赛小说》，载《澳门笔汇》第14期， 1999。 3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占主导位置的人生倾向、人生态度，是务实、向善，并不特别追求纯理想性的东西，而是现实一点，寻找踏踏实实的人生，追求自由自在的个性生活，虽然未必有很多获得权势钱财的机会，但显得安逸，认同人生不必十全十美，因此知足常乐，于是“宽容”、“原谅”成为一个常见的主题。这一点，也是澳门文学和其他地区华文文学的显著区别之一。廖子馨的《命运——澳门故事》的女主人公是江南一个山灵水秀的小镇的姑娘沈巧，她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国营小厂，深感枯燥和烦闷。这时一位刚从大城市到这里教美术的中学教师陈子平闯进她的生活。陈子平的艺术素养和他对小乡镇淳朴民风和大自然的喜爱，引起了沈巧的兴趣，并滋长了两人的恋情。这时沈巧得到一个到澳门打工的机会，怀抱着到外面的世界见见世面的真切愿望，沈巧来到了澳门。但初到时工作、生活条件的不如意，使她深感失望，忧伤憔悴。身为普通公务员、体型略胖的澳门青年阿伟对沈巧一见钟情，不断地给予沈巧关怀和帮助，使沈巧稍得宽慰。沈巧也感觉到阿伟是个好人，却始终没法爱上他。这是因为在沈巧的意识里，阿伟平凡得近乎庸俗，她的心里一直留着个位置给陈子平。1990年澳门发生了“三·二九”风波，警方宣布为无证者登记，而场面却混乱惨烈。在这个过程中，阿伟一直陪着沈巧奔波，帮助她，保护她。最终沈巧如愿以偿，“挤进”了澳门，重新找到了文员职位。她衷心感激这位好男人的相助，却仍找不到对他发自内心的喜爱。陈子平告知她他即将结婚的来信，使她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所作所为深加思索：子平的爱不过正巧攀附在她的人生追求之树上，其实她最想得到的是属于自己的生活，自己可以操控的人生。她深刻体认到人生毕竟不可能尽善尽美，必然有得有失，终于与阿伟步入婚姻注册处。小说的妙处在于能不动声色地将陈子平写得超尘脱俗，将阿伟写得庸俗平凡，然而最后沈巧还是接受了阿伟，这位虽然平凡俗气，但善良温存，每次沈巧需要帮助的关键时刻就出现在她身旁的男子。小说写出了年轻女性微妙细腻的心理和她对于人生的思考，如一阕清纯动听的歌曲，这里没有激情，有的是心灵的交流、对道路的选择，和对人生真味的咀嚼。周桐称：“人生的真谛本不尽完美，充满缺憾和遗憾，在人生的抉择路途中，我们往往只能作次好而非最好的选择。廖子馨道出了她对人生的体味。”①① 周桐：《评说小说奖》，载《澳门笔汇》第12期，1998。 332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也许不是巧合，在已举办的前三届澳门文学奖中，表达类似人生感悟的作品还有不少。吕志鹏的《在迷失国度下被遗忘了的自白录》中视完美、幸福、平淡的婚姻生活为“牢笼”的心理保健教师罗锋，试图通过与妓女张连蒂的婚外恋情，寻找爱的激情，“呼吸新鲜的空气”；然而他所期盼的“激情欢欣”并未出现，因为不到一个月，张连蒂已变得“举止十足一位贤妻良母”，他感到犹如“由一个囚笼被拖向另一个囚笼”，深感后悔。而妻子因丈夫的负心、新宠发现罗锋并非真的爱她，先后自杀。程文超评说道：“作者并不是要简单地告诉人们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而是向人生的深处发 问：生活的真谛究竟是在激情里，还是在平凡的人生里。”①周丽娟的作品《雪的回归》中两位以不同方式力图突破清规戒律、追求超尘脱俗的自我生活的女孩，最终还是像常人一样，结婚成家，回归“实实在在的世界”，她们觉得“平稳的日子像大阴谋家般从我们身上一点一滴地抽走”青春的激 情。上述两篇作品题材虽不同，却有相似的主旨：主人公深感生活的平凡和平淡，力图突破固有“规矩”的束缚，追求自己具有独立个性或“激情”的生活，然而最后又都归于平凡。之所以出现比较多的这类作品，或许因为澳门的文化氛围本来比较保守、平淡，缺乏“激情”和激动人心的变化或大事件。然而，这些小说的最后，出格的举动或者造成悲剧，或者为岁月磨平棱角，复归于平淡、安稳。这又何尝不说明了澳门的不会轻易变异的主导文化性格呢？此外，小说《流金岁月》可说是一个直接描写容忍缺陷，原谅过失，追求踏实人生的故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在极端寂寞、孤单的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与对方相互慰藉、相濡以沫的感情。其实两人都有缺陷，并不完美。女方出身贫寒，且与男友若即若离，有过与他人恋爱的记录。男的家境也并不富裕，亦非潇洒的帅哥，内外都很平凡。两人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头热一头冷。先是男的如醉如痴，女的半推半就；后来却是男的回到广州，找到了新朋友，女的独自在澳门，才认识到自己其实离不开他。最后女的追回广州，经过艰难的沟通，两人重归于好。经过 诸多风风雨雨，女主角有了对人生的深刻认识：“生活就是这样子，波涛汹①程文超：《关不住的春色——读第三届澳门文学奖参赛小说》，载《澳门笔汇》第14期， 1999。 3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涌的日子，总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是平静无波。”“恋爱是恋爱，生活是生活。或许正如鲁迅所说：‘人必先生活着，爱才有附丽。’” 这么集中地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在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中似乎十分少见。像台湾的同类题材作品，常是男女一见钟情，而后是讲不清理由的爱，甚至明知他要变心，也心甘情愿地陪他一段；有的却是通过男女三角、多角关系，揭示商业社会中爱情的扭曲，充斥着感情的背叛、灵魂的出卖；或以女性主义角度刻画男女关系，袒露私密性的情欲心理，等等。而澳门的作品却多写务实的人生态度，充满了寻常生活的感悟和智慧。而这，同样显露了澳门文化的特色。最后，近来澳门不断出现揭露当局、黑帮势力、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和弊端的小说，堪称题材的新拓展，这不仅反映出澳门特点，而且是小说 题材多样化的一个表现。二澳门的部分资深作家近年来不断力求创新，促进了澳门小说创作的多样化。陶里先生在评论鲁茂的小说时认为：“鲁茂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导人向善成为他道德取向的唯一标准。因此，在他的作品之中，少有穷凶极恶之徒，也没血淋淋的杀人情节，但从平淡的、常见的小市民生活之中道出善恶的斗争，最终目的是教读者舍恶取善，享受人生。”①一般而言，这一评价是颇为中肯的。如收入《澳门短篇小说选》的小说《凌晨》写的是初中女生从崇拜偶像的“追星族”，并因此在抢着请歌星签名时跌断腿，到后来幡然悔悟，重新认真读书的经过；《似花非花》则写的是某洋行的部门主管，他先是受到女秘书珍妮花的诱惑，心猿意马，觉得妻子淑芳缺乏浪漫魅力，起了喜新厌旧之念，风闻此事的淑芳的表姐没有当通风报信、煽风点火的鲁莽妇人，而是邀请淑芳参加一次慈善晚会的演出，淑芳在芭蕾舞《天鹅湖》中担任女主角的出色表演使丈夫重新发现妻子的优点，消除了非分之想，与妻子共享“第二度的蜜月”。 ①陶里：《澳门小说发展概略》，载《澳门短篇小说选》，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9页。 334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不过在鲁茂长篇小说《白狼》中，却不乏“穷凶极恶”之人物和“血淋淋的杀人情节”。小说写的是一位性格富有叛逆性的“问题青少年”白朗，他心狠胆大，生性剽悍自负，怀着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在学校、社会上招摇惹事，违反校规，被饬令退学后，为找工作与黑社会人物有了瓜葛，某黑帮头子雷老虎知道他实为某葡人高官的私生子，因此将他收入门下，有意栽培。白朗因急切地想要在社会上闯出名堂，表现出色，未料在受命照料雷老虎的情妇“北地胭脂”蓝泡泡时，受蓝吸引与之发生关系，雷即暗中收买平时与白朗有仇隙的大丧、细丧兄弟，围杀白朗。白朗惨遭破相后，忍辱加入另一帮派，从事非法销赃活动，同时探查被“破相”内情，伺机复仇。不过白朗毕竟只是具有极强“叛逆性”的青年，与唯利是图、穷凶极恶的真正的黑社会分子有所区别，特别是贫穷而有骨气的母亲、淳朴善良的残疾人妹妹以及为社会作爱心奉献的“社工”杨韵心的亲切关怀和劝导，使他有所悔悟，对黑帮分子的作为极为反感，有意退出黑帮，终于抓住一次机会，协助警方破案，得到从宽处理，获得新生。根据编辑廖子馨的披露，作者的原始构思本包含着对当局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行径的揭露，后虽受制于现实环境而修改了原来的构思，但这至少说明具有较强批判性的题材已开始进入作家的视野。廖子馨在评说这部小说时认为，小说的主要人物白朗是土生身份（即中葡混合血统），以前的澳门华文小说中未曾有过对此类人物的专题描写，这篇小说可说“开垦了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块处女地”；同时，这篇小说还对近年在澳门出现的“新市民”进行了相当精彩的刻画，蓝泡泡小姐是第一位出现在连载小说中的“北地胭脂”，该人物展示出了一个卖身不卖良心的很讲义气的女子形象，很有个性。①这样的评价是颇为中肯和恰切的。确实，从此以后，我们不断可以在澳门华文小说中看到土生葡人的身影。笔者想进一步指出的是，小说对“问题青少年”和黑社会势力的描写，或许也可说是对题材的新开拓。因为此后这类描写在澳门小说中也同样多了起来，显示了资深作家的某种示范、带动作用。陶里早期小说属写实主义范畴，近十多年来却致力于“魔幻写实”小①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载《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3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说的创作。其执著和多产在整个世界华文文学创作界中也是罕见的。陶里自述其创作动机：“现实里有许多悬疑，许多空白，一点也不虚假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存在于我们的心中，成为无法解开的结。笔者虚构的故事，任情节再复杂，任题材的覆盖面再广再大，其实只是现实的小缩影，其本质只及现实的万一了。”又称：它（指此类作品的结集《百慕她的诱惑》）有个浪漫的名字，但没有世俗所说的浪漫；它不是写实的作品，却处处是现实场景、现实心态，只是笔者把它们异化、变形，创造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迷惘世界，把读者带进去，又让读者走出来，希望读者可以把作品里的世界和现实世界相对照、比较，继而思考、分析，领悟一点未读这作品之前没有想到的道理。①作者的《鹦鹉》等极短篇小说或只是一些荒诞小品，虽有现实投影，但其扭曲变形的形象、超现实的情节设计，耐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屠狗家族》、《石卵之恋》、《万安达夫妇的遭遇》等短篇小说，作者称它们由“迷惘的色彩淡化而为悬疑和空白，作品让读者思考，但答案不一定一致”。这些作品有较曲折和完整的情节，但对作品所指涉的现实了解不多的外地读者而言，阅读这些作品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无论如何，陶里的创作具有创新性，为澳门小说增添了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影响了一批年轻的作者。在台湾，“后设小说”流行一时，年轻人争相仿效、尝试；在澳门，却是这类“魔幻”作品较为多见，几乎成为澳门小说创作的一道特异的风景线。这应与陶里的示范和带动有关。周桐和一般女作家一样，小说题材大多围绕婚姻和家庭，但其故事往往错综复杂，常有变幻诡异、出人意表的情节。李鹏翥称她“以特有的女性敏感，将微妙的两性爱情的心理，错综复杂地表现出来。许多时奇峰突出，许多时惊世骇俗，令读者常有文艺心理学中谈到的陌生化效应，保持期待的张力，不知不觉地随着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和遭折悬念，哀痛、叹息，承受着感情的狂风雨暴的袭击，其中不乏甜蜜和欢乐，最后令读者感受到乐观的希望”②。这一特点在小说《错爱》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小说的情节出于“意料之外”，却也都在“情理之中”，而且带有澳门小说的总体上的①陶里：《百慕她的诱惑·序》，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②李鹏翥：《人生·爱情·即食文化（代序）》，载周桐《错爱》，澳门，澳门星光出版社， 1988。 336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向善倾向，即包含着作者自己所称的“一点挣扎向上的意念”①，贯串着乐 观和希望，张扬着美好的真情、道德和理想。小说中总是有着澳门的底色，并将它作为背景——近在咫尺的香港是豪华的、现代的，而相对于香港，澳门则是较为宁静平稳、保存传统文化和道德较多、容易引人发思古之幽情的地方。《错爱》中尤琴和尤玲姐妹，后者或许代表着香港的浮华、逐利的性格，前者或许代表着澳门的传统、有道德的性格。女主角尤琴既不是那种很落伍的允许丈夫三妻四妾的旧式女性，也不是那种很放荡开放、崇尚“性自由”的“现代”女性，而是介于上述二者之间的，怀抱着对纯洁、忠贞爱情的理想主义信念的女性，其文化位格或许正是澳门的缩影。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周桐近年来出色的创新表现。《香农星传奇》的生态保护主题，对澳门小说而言，或许是一个新开拓。这部长篇小说使作者走出“写实”的传统套路，开辟了科幻小说的新天地。世界上的科幻小说以生态破坏、地球危机为主题的固然很多，设计有“外星人”降临情节的也不少见，然而与一般同类题材小说常写具有高层次文明的外星人控制、奴役地球人不同，周桐写的是一个善良、文雅的外星人，用他原住星球环境遭破坏、濒临毁灭的惨痛教训，为地球人提供警戒，这可说是周桐的一个独创之处。然而最为与众不同之处是小说有个科幻的故事框架，采用的却是写实的笔法，“实”得连一般的倒叙、插叙等叙述手段都不多见，以往的事则通过人物对话讲出来，因此，小说没有一般科幻小说所刻意追求的天马行空般的奇幻想象，近乎平铺直叙的笔触使作品略显呆板，然而有一利常有一弊，反过来，有一失却也常有一得，小说的写实笔触甚至可能使读者一时觉察不出它是一部科幻小说。小说中除了那位外表看来与一般人无异，连其女友、同事也几乎未能将其识破的“外星人”外，再无任何“超现实”之物了。另外，不同于一般科幻小说作者常将时空放在未来 的写法，周桐却将小说的时空放在现在，作者有意以当前、即时的现实事物、事件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西部河源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甚至西昌的卫星发射等为背景和情节的线索，因此小说读来，显得格外的“真”； 而这种格外“真实”的感觉，无疑增加了读者的切身危机感，从而大大增①周桐：《我的小说创作历程》，转引自李鹏翥《人生·爱情·即食文化（代序）》。 3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强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能够给予读者极大的震撼和警觉。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极具创新性的特点。周桐的创新还不仅于此。《酋山盟》被作者自称为“故事新编”。所谓“故事”，即当代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酋山节考》（内地有人翻译为《酋山小调考》）。①原作写的是由于粮食奇缺，酋山村这个位于信州群山之中的村子出现了一些奇异的风俗。例如村子里的人到了70岁就被送上酋山祭神，其实是为了减少吃饭的人口。白米只用于祭祀酋山和供给病特别重的病人吃，一般病人吃米饭，都要遭人嘲笑。偷粮食者不仅被痛打一顿，而且全村的人有权抄其家，将该家的粮食分光。女人嫁人，也主要是图口饭吃。老人有一口好牙被人耻笑为鬼齿，用来吃子吃孙，四代同堂是老人的羞耻……周桐将此故事“新编”，却几乎扭转了原有的主题——原作写的是偏僻山区的贫穷以及极度贫困中人性的扭曲，现在却是写由于世界性的人口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畸形社会状态——酋山村一带方圆不到10公里，却住上20万人，为了杜绝生育，形成了同性结婚的习俗，如果男女私自媾和而怀孕，就要送上酋山祭神；甚至由联合国正式通过决议，规定异性恋为非法，唯有同性恋才是合法，试管婴儿是唯一被允许的生育方式。男欢女爱本是正常的人性需求，现在却被禁止，恍如又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其实比中世 纪更可怕，因为人类似乎已走到了整体毁灭的边缘。作者之所以采用“故事新编”的方式，原因是“这类‘故事新编’的小说，在技法上占了先利，容易讨好，有一种杠杆作用，可以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应”。②作者利用了原作的一些素材，如人物、山势道路林木的描写等，特别是“酋山祭神”这种特殊的风俗创造出一种充满民俗情味，又因人性的严重扭曲而显得奇异怪谲的艺术氛围，使在此氛围下演出的一出浪漫殉情的悲剧故事读来更令人凄恻和震惊。小说中的阿松在与同为女子的阿幸相亲时，看到幸子的兄弟朝吉，便有了“触电的感觉”，此后又有机会与朝吉闲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干柴烈火铸成大错，并因有朝吉“大不了一起上酋山”的承诺而继续偷情，终致怀孕。朝吉背着阿松上山那 天，阿松将之视为两人的大喜日子，同时已看出朝吉的胆怯和犹豫，并深①文洁若编选《日本当代小说选》（下），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②周桐：《评说小说奖》，载《澳门笔汇》第12期，1998。 338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知许多男人抛下女子、中途退却的前例，便撕下衣服，做成一个同心结。两人在山中岩石上最后一次激情做爱之后，阿松用同心结勒死了朝吉，双双殉情。如果说原作的缓慢沉滞的气氛和节奏符合贫困的偏僻山区的话，那周桐“新编”之作中的烈火般的激情和匪夷所思的诡异情境（如异性恋成为非法，只能同性结婚），则使作品充满了现代感；而作者将小说的时空设置于大约半个世纪后的未来，更使作品略带科幻色彩。作者利用了原作的一些素材，将原始古朴的和极为现代甚至是未来的元素糅合在一起，将人的原始动物性的东西，与法律、习俗、道德等相碰撞，形成一篇极具现代感和艺术张力的作品，比起原作来，更富艺术的魅力。当然，由于作者采用的是日本的“故事”，对中国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不像鲁迅的《故事新编》采用的是本国“故事”，其“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难免减少一些，但它无疑仍是“故事新编”的一个好范例，也为澳门文学开创了一条小说写作的新路。三一批年轻新锐作者在题材和技巧方面的诸多新尝试，最终构成澳门小说的多样化格局。近年来澳门的小说作者，不再拘泥于平铺直叙的传统套路，大多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各自对“叙述观点”精心设计，从而使小说的叙述观点显得灵活多样。例如吕志鹏的《在迷失国度下被遗忘了的自白录》以处于三角关系中三位人物的日记的方式叙述三人共同经历的事情，呈现了他们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的感受和想法，使读者能深入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人物的心理描写显得格外细腻和深入。何爱萍的《流金岁月》则上半部分以男主角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下半部分改为以女主角为叙述者，而前半部分正是男主角情真意切、陷入热恋之时，下半部分则是女主角感情转向强烈之时，作者让他们在感情热烈之时担任第一人称叙述者，自然能使起伏震荡的内心世界及伴随着感情而进行的人生思索和感悟得到很好的表达。新锐的小说作者对于魔幻、后设等新颖的小说技巧和形式的实验，比资深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毛顺好的《“鸣玉楼”结业》借用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人物韦小宝等，进行“故事新编”，借古讽今。也许是陶里的影 3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响所致，澳门的“魔幻写实”作品颇多。像钟玉萍的《八色彩虹》、褟广瑜的《寻猫记》等，均属此类。这类小说往往没有情节主线，像是一些片段的“拼贴”，缺少“章法”，但或者这也正是当前资讯时代社会现实的折射。在实验小说作者行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梯亚、寂然等。梯亚既创作了陶里式的“荒诞小品”，又创作了设计精妙、独创一格的后设小说。前者如《第八天的早晨》、《钢门》等。《第八天的早晨》指的是创世纪后的第八天，小说中的情景刚好都和真实的世界相反，如太阳从西边升起，早晨时，人们下班回家休息……让人联想到并怀疑是否上帝“创世纪”时，一不小心，将一切都弄反了，或者同时造成了一个镜子般的“反宇宙”。小说中有个“疯子”，大白天打着灯笼在找“人”，尽管街上挤满了下班回家的人们，“疯子”却找“人”而不可得。作者或许借此暗喻了永远重复着机械、单调脚步的世俗的人们，虽有着正常人的外壳，其实并非真正的“人”；而被世人嘲笑的“疯子”，其实才把握着真理，但他反倒被视为疯子，这真是一个“颠倒的世界”！《钢门》有如神志不清者的意识流动和呓语，表达却是拒绝“钢化”、拒绝关闭：“我不要再做什么钢门，我要做人”，“你们为什么要关着我……我没有病开门求求你医生开门开门开门……”这显然又是一位被人视为精神病患而关入精神病院，其实只是想突破传统的窒压，具有开放、创新心灵的人。《陶渊明研究》则是一篇以学术论文的格式写成的小说，有引言、论证以及附录，甚至还有“注释”。 小说的主体是对“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一典故作出新的解释并加以论证，表达的仍是突破、颠覆固有历史书写的努力。正如在附录的《陶潜答客问》中出现的博尔赫斯的话：“真正的历史，在他看来，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的事。”而在问答中，陶潜自己也并不坚持“桃花源” 的真实存在，而是说：“存在与否并不以客观的事实为依归，而是由主观，即想象来决定。”他又称主观和客观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过去的一切本来都是已经发生、存有的客观事实，但是一经我们的主观意识介入以后，很多事情都走了样，甚至完全颠倒”，从而瓦解了历史固有的客观性。加上小说以论文形式出之，叙述者直接在小说中露面，揭示写作这篇论文的经过、目的等，这篇小说实可作为后设小说读之。《论一个关于命运（或者自杀）的格言》则在正文的旁边留出空白，用于记录读者与作者点评式的对话。这些对话有的颇为耐人寻味——读者问道：“怎么老不见女人说话？”作者 340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答道：“女人还在哭嘛！不过，如你要听那女人说话，那就让她说好了。”果然，正文中很快就有了女人说话的机会，这说明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动作，其实只不过是作者虚构的而已。这样的设计是富有创意的，在后设小说曾经风行一时的台湾，也未曾见过类似的设计。它的功能在于引导读者介入，并提醒他们小说的虚构性。该作带有魔幻色彩的正文写的是，在一个夜黑人静之时，某作家正因为被称为“二流作家”而想要自杀，却苦于不知用何种方法自杀。这时书橱里跳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头狐。原来他们是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兽），希望作家能改写他们的命运，他们担心作家死了，自己的命运将永生永世无法改变。作家自己他无能为力：“我的工作不过是记录你们的命运罢了，既无能创造你们，也无法改造你们。”男人称：“别哄我们！我们的生老病死，或贫或富，或哀或乐，全都是你一手炮制出来的！这是无论如何也抵赖不了的事实！”作家似乎应付不了男女的纠缠，在骗得男女转过身时，在纸上写下“我拿起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放了两枪，生命就此告终”后，举枪自尽。小说的后设部分不断提醒小说的虚构性，正文中的“小说家”则称自己只能纯客观记录。其间的吊诡引人深思。与梯亚相比，寂然的实验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而且其作品具有更深沉和丰富的意涵。就小说形式和内容的不断翻新、奇招迭出而言，或者可将之称为“澳门的张大春”。他的小说（如《夜黑风高》系列、《抚摸》、《岛屿的语言》等）常有复杂的多重主题，既有质疑媒体真实性的后设旨趣，又有通过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各类题材对人性的深刻发掘，更有对社会治安、黑帮势力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露，显示作者的勇气。李若岚对于“后设小说”有个颇为扼要的介绍：“后设小说的实验，起源于对世界意义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探索，但后设小说一方面执迷于小说固有的形象性和虚构给人带来的快感，另一方面，它又不满于传统小说那种杜撰得天衣无缝的、充满了‘诗意’的故事。因为它认定小说的虚构本质，并由此引申出对建立在人类记忆基础上的历史、宗教等文献的怀疑。”①例如台湾作家张大春的后设小说，有一个贯串始终的主题，这就是对语言、媒体反映真相功能的质疑，认为无论是作家的文学创作，或是历史学家撰①李若岚：《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从澳门文化看澳门小说》，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第3期，1999。 3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写的历史，或是新闻媒体的报道，乃至官方的权威说法，其实都无法完全地反映真相，甚至经常是对事实的歪曲。这种主题的出现和执著于这种主题，乃缘于台湾的所谓“骗局风格”。台湾目前媒体林立，八卦层出不穷，虚假的资讯满天飞，所以“张大春”应运而生。而寂然同样采用后设小说的形式，但他最主要的关注点，不在于质疑媒体反映真相的功能，而是关注澳门的治安、警察、黑社会等问题。这是深具澳门特色的。当然，最值得玩味的，是寂然后设小说中对叙事方式的变革。对于寂然来说，后设小说或许就是他的叙事方式的实验场。在叙述上，后设小说不同于传统小说，它一般至少有两套故事，一是传统意义的故事情节，另外则是作者本人在创作的这篇小说的故事。像寂然的《月黑风高》，甚至可说是“后设的后设”，因它有三套的故事。除了原始的凶杀案故事外，又有个作家舒飞在创作小说的故事，舒飞自述他如何碰到这件凶杀案，如何猜测，如何想象，并不时与读者对话。但到小说的最后，以第一人称“我” 出现的舒飞，却被杀死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舒飞的背后还有一个真正的作者，舒飞写小说的故事，其实是这位作者正在写的一篇小说中的故事而已。后设小说由于有两套以上的故事，作者可以直接在作品中露面，邀请读者介入，共同讨论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向读者解释为何要这么写，或是提醒读者注意小说的虚构性，进而对一切通过文字或其他媒介进行传播的资讯的真实性有所警觉。而更重要的是作者由于可以直接在作品中现身，因此可以用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些哲学思索或对人生问题的感悟和思考，发表对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可以进行讽刺。像寂然的《岛屿的语言》，作者虽未明显“现身”，但不断出现的议论的片段，如对作为小标题的“娱乐”、“社会活动”、“安定繁荣”等词语的解释，作者其实已呼之欲出；而作者也正是通过对这类词汇其意义真假的辨析和讨论，来说明作品之外的现实世界同样充斥着作假和虚伪。传统小说的叙述视角是固定的，小说的语调也是固定的，比如客观写实的作品，就很难突然插上一句作者主观的讽刺的话。而后设小说，叙述观点可以不断变化，语调也可以随时变动，有时可以加上一两句讽刺，或者突然发一通议论，等等。这样就使叙事显得非常灵活、生动、有趣，同时由于邀约读者加入和对话，读者也倍感亲切，因此小说很有新鲜感和可读性。这样的小说未必有非常 342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精彩、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但靠着作者的这种后设叙事，仍可以写得趣味盎然，让人体会到叙事的魅力。寂然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最后须指出，这些年轻作者的新颖创作，标志着澳门的小说创作已能与其他地区（如港台和内地）的华文小说创作同步发展；但同时，它们也保持着澳门文学的独特个性。比如，即使是“后设”、“魔幻写实”等前卫性、实验性创作，也不像有些台湾的同类作品那样，令人不知所云，而是常有着写实的基调。像梁淑琪的《距离》，甚至采用写实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一些“后设小说”所要表达的理念，这是颇为新颖独特的。这或许是澳门那比较踏实、稳健的文化风格所致。也正是这种独特个性，使澳门小说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将始终葆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之删节本刊于陈辽主编《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第1期，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01；全文后收入廖子馨编《千禧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2) 343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莫嘉丽*一澳门文化和澳门写实小说的艺术选择澳门华文小说以其颇为独特的文化风貌，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澳门小说以传统的叙事为主，多是以现实主义为基础而有所发展之作；1980年代以后，现代派手法的运用，甚至是现代、后现代作品的出现，如魔幻现实主义、现代意识流小说、后设小说等颇具先锋意味的叙事尝试之作，打破了小说创作的单一局面，但澳门文坛还是以写实小说为主导。从创作主体来看，中国新文学的写实精神与现实主义的艺术选择，对澳门作家形成“反映现实生活”的心理定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成就澳门文学以写实为主流的格局自不待言。澳门特殊的社会心理、文化势态，也影响着作家的审美走向。一方面，澳门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港湾，少有重大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即使在1980年代的经济变革中，商品经济观念的输入，以及生产力（主要还是手工业）的发展，也没经过激烈的文化冲击与痛苦的文化抉择，外在的观念变化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内心冲突，社会生活没有骤变，澳门人的心态也无通常社会变革带来的蜕变之痛，作家以一种静观的审美心境看待生活与文学，外部刺激引发的创作冲动多于主体自我内省引发的冲动。对现实处境的关注，对芸芸众生命运的体察，便成为文学的主要取向。另一方面，由于澳门地域狭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发展比较缓慢，规模也小，曾经被视为“文化沙漠”。这样一种精神压力迫使澳门人考虑自身的文化发展，以确立自身的文化定位。“建立澳门文学形*暨南大学中文系副研究员，暨南大学文艺学硕士。 344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象”的迫切提出，正是这种文化追求的文学体现。作家的文化结构，也决定了他们的创作选择。1950至1970年代开始从事创作的作家，无论是身处的文艺思潮还是需要仿效的艺术“范本”，都处在写实的“语境”中。文学思潮的影响，现实处境的刺激，作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共同促成了澳门作家的写实与文化的选择。读者的接受心理，也必然地牵制着文学的发展。澳门虽然是中西文化最早的交汇之地，但仅是西方文化传人中国的中转站而已。在澳门，中西文化各据其地，相互的渗透因此也极为有限。1980年代以前的澳门文学，一直处在摸索中，未成格局。澳门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即报纸①的主要消费者——普通市民，他们文化层次不高，而且大多忙碌于生计，在满足了生存的、安全的、归属的基本需要之后，才对精神文化产生需求。接受心理学认为，接受者的动机是由受众成员的需要与兴趣决定的，这种需要与兴趣使受众产生一种与媒介和内容接近的期望；接受形式即是受众对传播媒介和消费途径的选择，受众以此满足其需要；效果是接受的终极和结果，同时是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澳门小说的社会功能正是通过市民的阅读接受实现的，其创作自然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此。澳门一般市民读者的审美趣味与审美能力不高，这种文化需求的精神意义就变得很有限，阅读往往停留在娱乐的层面上。当然，由于文化修养、个性经历、性别职业的不同，读者的审美需求也自然有别，有人希望进入文学作品中探究人生究竟，获得哲理启迪；有人期待通过阅读小说等文学作品挖掘社会内在的东西；而更多的市民是在茶余饭后，一报在手，从报纸副刊的短篇、连载作品对生活的具体描绘中，获取大量贴近世俗生活的信息、经验，享受小说带来的 审美刺激，所谓“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约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②，一般读者多“爱奇”而“闻诡而惊听”，故事有趣，悬念设得巧，人物命运奇特多变，既贴近人们关注的“世俗”，又拓展出千变万化、引人人胜的情节的小说，最受普通读者的欢迎。这样一种审美趣味，无疑也是澳门连载小说、短篇小说生存的基础。① 澳门的出版业规模较小，澳门文学作品以报纸的副刊为主要发表空间。②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载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第558页。 3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澳门特殊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意识形态，酿造了澳门特有的文化与文学情怀：关注本土。澳门小说关注人们在纷纷攘攘的现实洪流里的生存、奋斗、挣扎，肯定普通人的平常生活的意义；它充满温情脉脉的爱，描写与向往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它注重劝善的功能，将文学与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澳门本土的文化境遇与“本土意识”的强化，使澳门文学以文化关注为己任。所有这些与“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人文精神直接衔接的选择，使澳门小说呈现出自己的社会审美理想与审美兴趣。本土意识的明晰性，是澳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对居住在澳门的人的共同经验意识的书写，体现着从澳门的总体利益出发又落实到澳门的本土意识。小说作品往往显示出鲜明的本土关怀，关注澳门人的现实生存与存在，尤其将关注指向人的生存环境、人的文化品格的确立，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色彩。而本土意识的兴起，标志着本土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澳门文学本土意识的觉醒与确认，关系到“澳门文学”形象的形成，关系到这一个地区文学特质的确立与生命力的强大与延续。有学者在评论澳门诗歌时如是说：本土意识与当代意识的辩证，实为澳门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基本态势。一方面要从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诸方面寻找，确定自我的形质，从而与内地、香港、台湾的汉语诗歌有所区别，并获得与它们相对应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超越自我的界域，融入汉语诗歌的整体，并进而与世界性的诗歌潮流对话，以取得更宽泛的更深远的存在价值。①对澳门文学的整体期望也可作如是观。澳门小说的本土诉求，主要体现在对本土现实的关注上；本土的独特现实，在澳门小说中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表现。与世界华文文学写作的普遍选择相呼应，澳门小说呈现出以日常性关注为主导的现实主义特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以本土的文化精神描绘本土①费勇：《澳门当代汉语诗歌发展过程的本土性与当代性》，载饶芃子、费勇《本土以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24页。 346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的生存世相，关注澳门人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人格的建立，这些显示出澳门小说人文关怀与文化关注的基本特征。作家通过对日常生活、现实的注视及反映，显示出对本土社会生活的情感投射。小说尤其关注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生存处境，“‘底层’即‘苦难’，即生存困境。正是在‘底层’被象征化之后，‘写底层’被作为一时‘写实主义’的基本特征”①。 二澳门写实小说的“教化”关注澳门颇为特殊的社会现实，使澳门写实小说向“教化”的意识、使命倾斜。澳门以赌城闻名于世，有“东方蒙地卡罗”之称，这无疑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为澳门带来了可观的效益。然而，诸多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黑社会”现象就是其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黑社会”组织一方面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对青少年造成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确立价值观念，是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人文关怀是贯穿 在澳门小说中的精神线索，澳门小说自觉地肩负起引导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的重任。关注社会环境，尤其是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成为澳门小说本土诉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类作品在文学上为我们提供了澳门本土关于“教化” 的文学观念，在文化意识上真实地反映了澳门人的社会文化状态。1．鲁茂的“劝善” 鲁茂的创作，是澳门小说“教化关注”的典型。鲁茂是澳门资深作家，原名丘子维，另有笔名梅若诗、柳惠等，1950年代以前在香港，曾创作小说、剧本，写影评；1953年到澳门以教书谋生，同时从事写作，成为澳门文学的“拓荒者”之一。鲁茂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小说，是澳门一些报刊的主要专栏作家，同时开散文、连载小说专栏，数十年来，笔耕不辍，据说达数千万字，因有“千万字一本书”之说。②光是连载小说就写了20多部，目前结集出版的有散文集《望洋小品》、长篇小说《白狼》两本。由①杨匡汉主编《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第31页。②陶里：《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第186页。 3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于资料收集的关系，本文作者无法读到鲁茂在报纸上的连载①作品，从《白狼》以及发表在《澳门笔汇》上的《海畔芳草》、《似花非花》、《危情十日》、《凌晨》等作品看，鲁茂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教化”意识。第一，关注当地社会问题，选材慎重，主题鲜明，具有社会批判意识。鲁茂的小说，多选取日常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为写作题材，通过人物与事件，明确地表明作者对生活的看法。如《白狼》、《危情十日》、《凌晨》等篇，以青少年为对象，探讨青少年成长与社会环境的问题。《白狼》将人物活动的背景置于复杂的“黑社会”中，通过记叙青年“白狼”曲折的人生，揭露黑社会给社会、给青年造成的危害，告诫青年人不可误信“江湖义气”，以免贻误人生。《危情十日》提出了另一个严峻的问题：社会日益趋向随意的性观念，造成了不少青少年观念迷茫与行为混乱；由于家长们多利用假日外出旅游，复活节的十日假期反而成了对家长和青少年极具威胁的充满“危情”的日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凌晨》涉及的也是一个普遍而又无奈的现象：学生沉溺于“追星”之中而耽误学业，最终误了自己。而《海畔芳草》、《似花非花》以两性关系为题材，前者对某些女性为达到某种目的，不露痕迹地玩弄他人感情的自私行为作了针砭；后者触及现代社会最常见的婚外恋问题。第二，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表现出重“教化”的小说观与朴素的民间立场。鲁茂的小说，可以说属于“问题小说”，作者不仅指出病症，挖出病根，还开出药方，以图疗救。因此，他的小说，往往有一个颇如人意的结局：《白狼》中的白朗终于改邪归正；《似花非花》中的妻子以自己重新焕发的魅力赢回了已经滑向婚外情欲边缘的丈夫；《凌晨》里的“追星族成员”岑爱明在意外事件中看清了歌星“凌晨”对歌迷的漠然，感受到学校与同学真正的关爱后，对着充满希望的晨曦感慨道：这才是最美好的凌晨啊！小说以此结尾，暗示了主人公的觉悟。许多评论指出，鲁茂是一个①据陶里说，鲁茂对自己的连载，“自认作品粗糙，没有保留价值，所以没有刻意剪存”，因 而我们也无从读到。 348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怀着一种崇高的使命感”①从事创作的作家，“‘劝人从善’几乎成了他的创作宗旨”②，这些的确是中肯之言。同样令我们关注的是，鲁茂的小说虽然以社会问题为主要题材，但基本无“重大题材”，他更关注的是小市民的现状与命运，表达的是“布衣之忧”，而非“经国之虑”，在小说中，特别在对人物结局的处理中，体现出一种但求天下太平的朴素的民间立场。鲁茂的长篇小说《白狼》，是描写青少年与黑社会之间关系的较为成功的作品。小说叙述了中葡混血儿（俗称土生）吴白朗误入歧途，加入黑社会组织，历尽劫难，最后迷途知返，存身而退的故事。虽然以“黑社会” 为题材，但这决不是以感观刺激为目的的揭示内幕、描述打斗之类的“黑幕小说”。与鲁茂大多数作品的倾向性相同的，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劝善” 意识，正是这一创作宗旨，使这一部以消费文化意识为主的通俗小说兼有了批判文化意识，而有别于一般的“地摊文学”作品。小说以吴白朗的经历为线索，在塑造白朗这一形象时，十分注重层层逼近地揭示人物一步步走向黑社会的心理。不健全的家庭背景，争强好胜、意气用事、无心向学，享乐的人生观导致对金钱的迫切要求等，是他走向邪路的原因，小说特别强调了乱讲江湖义气、盲目崇拜江湖流行的所谓英雄主义，对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少年的危害性，白朗正是因此而走向以为可以实现人生抱负的黑社会的。而现实中的黑社会，也正是利用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的这一心理，诱使他们为己所用。小说在这方面触及了澳门社会黑暗的、令人必须警惕的现实，从而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看到，小说在叙述白朗的转化时，反复强调他看到黑社会自私、残酷、血腥的真实面目：白朗已经开始感到：这个圈子，并不是想象中的什么义气堂、英雄地；实在只是一群自私、贪婪、嗜血的野兽，在聚居地为患而已。③他对大哥汉这一帮人已是又憎恨，又鄙视；社会上有人竟然把这些黑帮美化为什么具有英雄本色的义气人马，其实，统统都是欺善怕恶，①李鹏翥：《濠江文谭》，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58页。②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评柳惠的〈白狼〉》，见《澳门文学评论选》下编，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鲁茂：《白狼》附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5，第265页。③鲁茂：《白狼》，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5，第214页。 3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专门欺压、伤害善良小市民的人渣而已。白朗以前相当向往的什么侠盗罗宾汉、梁山英雄……都只是过去的事情，如今这个时代，还会有替天行道的侠盗么？白朗已经开始渐渐意识到这一点了。①这两段话出现在白朗一伙作案逃跑时撞伤了自己的妹妹以及社工杨姑娘之后，前一段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后一段则是叙述者直接出面“讲道”，以揭示“黑社会”的真实面目，与古代“话本小说”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叙述干预如出一辙。可见，“文以载道”的意识，不仅体现在小说的内容上，还不可避免地渗透到表现形式中。作为传统的写实小说，特别是连载小说，《白狼》基本以经营精彩、有悬念的情节，塑造有吸引力的人物为艺术规范，小说中的“黑社会”主要是人物活动的背景，而非叙述的主要对象；小说往往避免正面描写血腥事件，即使触及了，也用以揭示黑社会毫无人性、对人构成严重伤害的本性，如白朗被仇家追杀一节。作者可谓用心良苦。主角吴白朗的改过自新，的确可以明“教化”；但他的人生观与行为的转化铺垫不足，虽通过人物甚至作者自己反复强调“黑社会”的残暴面目，可人物本身欠缺自省意识，其说服力受到了影响。2．林中英的“代言” 女作家林中英，原名汤梅笑，是澳门有影响的女作家。她有部分作品以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为主题，其儿童文学集《爱心树》收入的小说充满了母爱、友爱的色彩。里面的每一个巧编细作的小故事，都是儿童成长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以切合儿童心理的叙述，娓娓道来，很有感染力；针对性也很强，这些作品与内地1960年代风行一时的《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故事》等作遥相呼应。而且，它们也都包含了少儿的行为、道德准则，教化的意图是明显的；后期的作品，这一目的隐匿在叙事中，如《青春快板》。这是一部以日记体反映青少年成长烦恼的小说，通过展示女初中生邓凯文成长过程中隐秘的内心世界，以艺术的形式，揭示当代青少年成长所面临的比以往复杂得多的问题。家庭背景、学校教育、情感困扰、社会风气等，都造成了主人公的矛盾冲突，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切的关注。①鲁茂：《白狼》，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5，第225页。 350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青春快板》采用了传统的日记体形式，以主角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形成了传统的内聚焦叙述结构。内聚焦模式中，叙述者是一切事件、意识的“视点”，小说凭其意识与感观视、听、感、想。在这部小说中，“我” 既是故事的主角，也是故事的叙述者。这双重身份决定了“我”在这个故事的叙述过程中，既要叙述自己的经历，自己在事件中的种种活动，同时又要叙述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的情绪、情感，自己对外界即对他人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我”成为故事的中心和故事发展的动力。日记体小说这一形式，最适宜于展示主人公隐秘的灵魂与内心世界，呈现内心的困惑与挣扎。这种叙述格局在“五四”之后相当普遍。《青春快板》恰如其分地运用了这一叙述视角的功能，艺术地展示了女初中生邓凯文内心隐秘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情窦初开的青春骚动、面对离了婚的父母的复杂心态、身处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诱惑以及在正与邪之间的徘徊等，多为不能为外人道的情感挣扎与初窥世界的稚嫩思索。作者在选材和构思中，着重于足以震撼人心的事件与矛盾的心态，使第一人称的叙述达到其独自诉说却足以引起共鸣的目的。在第一人称的叙述中，突出“我”与生活的冲突，亦即小说的矛盾冲突，是这一叙述视角的另一个关键。因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的叙述，不能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表现情态，以免招人反感。正如美国的约翰·盖利肖所言：“要是想让小说人物讲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故事，你就让他做主角——叙述者。”①《青春快板》突出了“我”与环境的冲突，与矛盾对方的冲突，以及与自身的冲突。“我”的主要烦恼之一，来自与环境的不协调：在家庭方面，父母离婚，同住的母亲并不理解自己，已经另娶的父亲使“我”不仅有意与之保持彼此的距离，还产生了维护自尊的争强好胜的心理；在学校里，与不尊重学生、缺乏师德的Miss丁由暗到明的中心事件冲突，还有与“爱上”自己的小男生的不谐。“我”的青春烦恼，还来自与自身的冲突：“我”对中学生的“拍拖”持保留态度，可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喜欢上班上的优秀生郑伟鸣；由于客观的事件与主观的心理因素，“我”一度既主动又抗拒地尝试了与社会上不良少男少女相混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事件发展与人物心态，都通过“我”富有个性的日记叙述来叙说。在完成叙述的同时，通过这种叙述创造出人物性格，包括“我” ①约翰·盖利肖：《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第81页。 3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鲜明个性，以及“我”的视野中的主要人物、人物群体的个性。“我”的聪明、敏感，具有正义感，以及在苦闷中追求向上、在挫折中拒绝沉沦的个性；郑伟鸣所拥有的自由空间与品学兼优，善解人意；周子聪等“功课不大好，口花花，人却有点义气”，或胡志威等捣蛋鬼；“偏心丁”的狭隘、不学无术等，在“我”对学校生活的叙述中，有时浓墨重彩，有时白描，这些都一一突现。至于“我”的妈妈，在日记的开头，“我”确实记录了一个具有“离婚综合症”的中年女性及其对“我”操之过急而形成负面影响的人物形象，妈妈是“我”的心理状态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一人物的塑造，对于小说“教育问题”的主题，极有意义。但不久以后，“妈妈”在日记中完全消失了，这是这一人物塑造的失误。在“我”后来的一系列事件中， “妈妈”原有丰富的活动余地，她的参与既可能加剧或缓解小说的矛盾，丰富“我”的内涵，同时也能完成自身的形象。郑伟鸣的妈妈，作者虽是寥寥几笔，却将其塑造得相当简洁而生动，达到了暗示郑伟鸣教养背景、“我”希望自己的妈妈也能真正理解自己等艺术目的。内聚焦的模式，使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物自身的内在性，还看到了反映在这一内在性中的外在世界，作品实际上不仅反映了“我”的内心世界，而且反映了被一个中学生体验化了的学校、社会，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客观世界，因为作品的整个叙述着眼点是建立在“我”这个人物主体的心理屏幕上、被主体同化了的。这个被主体同化了的世界与我们成年人所认定的，有相当的距离。作者正是借此实现其为青少年代言的目的。本文在描写当地的中学生生活时，不仅在题材的挖掘上具有本土性，在中学生的现实存在特别是其中的敏感问题上，有独到的发现与艺术剖析；而且特别关注青少年的心灵成长，这种关注摆脱了作者早期的“教化”观念先行的创作意念，摒弃启蒙、拯救者的身份，站在被关注者的立场，尊重他们作为人的独立主体身份，理解他们的成长困惑，将青少年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叙述者由启蒙向对话的角色转化，本身就具有了尊重生命、重视人格的人文情怀。3．其他梁淑琪的《等》和《圈》两篇小说都涉及了“问题少年”的社会现象，主题有冰心以“爱”感化人的影响痕迹，但已经渗进了当代社会的复杂性。《等》中既令人心碎又叫人感动的母爱，影响了男主人公复杂的情感 352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并唤醒了他未泯的良知。他终于知道自己要“等”的，以及表面早巳疏离的亲人在等的，是一份无法释然的亲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之情。“杀人犯”在爱的感召下，翻然悔悟。《圈》中的母亲更以生命阻止儿子继续陷落。“母爱”在小说中隐喻着灵魂的救赎。寂然的青少年题材小说的特点，是社会批判意识与形式实验并行。《月黑风高》系列、《回力球》、《往事与目前》等篇，都触及问题少年的心态。寂然的叙事重点在人物的“状态”，而非事件本身上。《月黑风高》之二以多视角叙述黑社会少年阿力初入江湖、参与杀人的冲动、横蛮与恐慌。《回力球》在非惯常的时空中叙述青年“我”难以面对荒唐少年时期的不堪回首的心态。《往事与目前》取材特别，写有同性恋倾向者被伤害的痛苦与陷入同样困境的无助：“往事”指的是“他”少年时被有断袖之癖的钢琴教师非礼；15年之后的“目前”，“他”成为钢琴教师，不能自控的情绪使当年的一幕重演，自己成了肇事者；小说以不同字体将叙事与叙事人物的心理区别开来。像《往事与目前》中有人格缺陷的教师，在其他小说中也曾出现，如柳蕴雯的《阳光背后》中的张先生，毫无廉耻之心，居然将黑手伸向学生家长，骗钱劫色，猥琐至极。不过，在澳门小说中，教师的形象虽然不多见，但大多数都是阳光的，张先生只是“阳光背后”的阴影，同一篇小说中的郑先生，张卓夫《雨后彩虹》中的班主任李娟，胡根《海鸥》中的“我”等，都是正面的形象。不过澳门以教师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很少。这一类书写青少年成长的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往往具有强烈的“教化”意识。三澳门小说的“教化关注”与中国文论的“文以载道”传统澳门小说与中华文化文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澳门小说的“教化” 意识，源自中国传统的文学观。中国小说观中重“教化”的传统形成于宋代，之所以流传至今，是有它的文化基础的。第一，从文艺功能的规定性看，文艺具有审美、教化、娱乐三种基本功能，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一般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 3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教育功能，小说也不例外。第二，中国古代儒家重理性的思维方式，使“文以载道”成为中国古代正统的文艺思想。从孔子的“兴、观、群、怨” 诗教到《毛诗序》中“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对儒家诗歌的总结，以及唐代陈子昂的“文章合为事而做，诗歌合为时而作”、 柳宗元提出的“文章以明道”等，都属于“文以载道”的文艺观，中国古代的诗、词、文、赋都受这一文艺思想的统摄，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小说，自不例外。第三，小说是由“说话”话本发展而来的，从“说话” 艺人的角度看，他们本着“补史翼经”的目的，历史的教训、经中的道理，都在说话中表述、演绎，“教化”的功能于是得以自然实现；从听众的接受角度看，世间多不平事，美丑难辨，祸福无定，生活动荡不安，人们既希望在“说话”中辨明是非、伸张正义，又希望从中获取人生经验、教益，因而对“教化”有较为强烈的期待心理。①把小说的“教化”提高到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高度的是清末民初的梁启超，他的小说观念影响了“五四”时期小说意识的变革，文学的功利观趋向于用文学参与历史，“认为在我们民族蒙受灾难的时期，文学也应该与民族一起受灾受难，不能不讲功利”②。文学的社会功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小说挟抗战的时代风云进入澳门，注定澳门小说必受中国小说“教化”传统观念的影响。《澳门笔汇》创刊号上刊发的具有宣言意义的“发刊词”，强调了文艺的功利性：我们认为文艺并不从属于政治，但文艺如果离开了伦理和教化， 那就失去其价值和作用。我们主张创作自由，文艺家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关键是内容要导人向上向善。李鹏翥先生在为周桐《错爱》所作序中写道：怎样争取读者在娱乐之中接受文学性强的作品，接受具有社会功①王启忠：《小说文化》第三章，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②杨义：《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62页。 354

澳门华文小说的“教化关注” 能的作品，是许多敢于面对现实的作家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他明确地强调文学的娱乐、教育功能皆不可偏废。几位著名的写实作家，也都怀有导人向上向善之心，周桐说：我发现自己所写的每一个故事……它们的主线，贯穿着“希望” 两字。①林中英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也说了类似的话：在这些习作中……都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主题，传达出我对生活的感受，表示出我对生活的态度。②鲁茂的所有作品，更是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澳门小说的“教化关注”，在题材上反映了澳门特殊的现实，在表现意识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文艺观，人们可以从中体味澳门特有的人文环境。然而，澳门小说的“教化”，又不仅仅是对传统观念的全盘继承。传统的“教化”意在传达某种正统的道德观念，小说人物往往成为某种道德观念的化身；澳门小说的“教化”注入了更多的人文关怀与人本关注，它首先关 注的是人的生存本质，注重现代人格的铸造，而非观念的传达，其人物形象大于“观念”。 澳门“教化关注”小说与其他题材的小说一样，都有一个显在的文化立场：以人为本，以鲜明强烈的人文情怀，关注与审视澳门人的生存本质、生存境况以及民众心灵。[原载钟瑞添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0年第2期] ①周桐：《我的小说创作历程》，载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 第87页。②林中英： 《谈谈我的创作体会》，载李观鼎主编《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76页。 355

澳门文学批评概况古远清*澳门与香港毗邻，背靠大陆，面朝大海。这个华人与葡人共聚的小城，开埠400年来，从明清起就有了文学。现代文学的起源可追溯到1930年代后期。但在1980年代以前，澳门文学的形象并未真正树立起来。如1950至1970年代，澳门文学创作以内地的宣传“左”倾思潮的作品为样板，缺乏独创性。1980年代有了改变。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第一个纯文学副刊《镜海》创刊；1984年夏天《澳门日报》主办“港澳作家座谈会”，韩牧以“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为题发言。接着于次年由东亚大学中文学会出版《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五本），1986年1月举行“澳门文学座谈会”。1987年，澳门笔会成立，于1989年出版纯文学杂志《澳门笔汇》。1989年五月诗社成立，于次年出版半年刊《澳门现代诗刊》，该刊物兼登评论。1992年8月，澳门唯一的写作学刊物《澳门写作学刊》创刊。1994年2月，以刊登作品为主的《蜉蝣体》问世。看得出来，澳门文学工作者不光喊口号“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而且脚踏实地地在修建澳门文坛，在创作与评论这两个领域努力耕耘。人们通常所说的澳门文学，是指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评论，是指澳门华文文学评论。具体来说，是指澳门本地作者用华文写作，在本地或外地发表的文学评论。澳门有文学，澳门不是文学沙漠。这从近十年来出版的下列文学评论书籍亦可看出：李成俊等编《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教授。 356

澳门文学批评概况 云惟利著《白话诗话》，香港山边社，1988年版黄晓峰著《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版陶里著《逆声击节集》，澳门五月诗社，1993年版张春昉著《论作家的创作体验》，澳门出版社，1993年版廖子馨著《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庄文永著《澳门文学评论集》，澳门五月诗社，1994年版 陶里著《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基金会，1995年版李观鼎著《边鼓集》，澳门基金会，1996年版此外，有汪春等人对“土生文学”的专题研究，不过没来得及结集出版。李鹏翥的《濠江文谭》（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年12月）一书也有不少评论澳门文学的内容，如《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它是一篇重要文章。它不仅谈了澳门文学的过去，还谈了澳门文学与内地、台港文学的关系，并给今后澳门文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作者是资深报人，又是老一辈评论家。该书第一辑为作家写的序跋，在扶助新人成长、鼓励澳门文学创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评论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不割断历史的联系。他在文中常常提出坚实的材料，让澳门文学的形象逐步凸显出来。二是不搞名词术语轰炸，离开澳门文学的实际大谈所谓中葡文化的碰撞；不唱高调，坚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三是在为人作序时，他在认真研读文本的基础上概括被评对象的艺术特征及个人风格，有时还对作家的创作道路作总体回顾。这回顾初看是妙手偶得，其实包含了李鹏翥的极大的伏案功夫。如在为林中英《人生大笑能几回》作序时，李鹏翥认为林中英在各种文体创作中，“散文最成熟”，并认为林中英自1988年以来，“在文艺创作中摆脱了规行矩步的不自由走到从心所欲的自由阶段”。这里论述的不仅是林中英创作道路的足印，也包含有其人生轨迹在内。像这样深入中肯、独具慧眼的评论，在港澳文坛上，实在是太少了。可惜李鹏翥是“杂家”，繁忙的编务和社会活动使他不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文学评论上。就从以上开的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澳门文学的评论，远没有香港的发达——虽然香港的文学评论远没有台湾繁荣。澳门这个半岛本来就小， 3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连氹仔、路环两个岛都计算在内，也不过22平方公里，40多万人口。这个有袖珍资本主义社会之称的澳门，只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而不重视精神文明，以赌业闻名世界。再加上澳门是外国人统治，葡萄牙政府对澳门华文文学事业由无资助到少资助，因此华文文学发展得很慢，华文文学评论更是在商风劲吹下难以抽芽。澳门的文学史（如果有这部文学史的话）上没出现过绚丽的文学花季，澳门的文坛先人也没有给后来者留下一册文学评论专集。因而如果要问什么时候才有“澳门文学评论”，我个人认为，只能从1988年出版的《澳门文学论集》算起。在此之前，澳门当然有人写过评论文章，但这些零散的评论只能算是澳门的文学评论，而非澳门文学评论。所谓“澳门文学评论”，应像《澳门文学论集》那样以澳门本地作者写的以评论本地的作家作品评论为主。这本书不是一般的论文集，它全方位论述了澳门的小说、散文、新诗、戏剧，且前面还有李德超（韩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那样从纵向考察的文章。如果要说建立澳门文学形象，这本小册子便首次向海内外读者初步树立了澳门文学评论形象。澳门评论队伍有多种成分：有来自学院的，如云惟利、郑炜明、李观鼎、汪春、陈颂声；有来自作家队伍的，如陶里、黄晓峰；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如庄文永、廖子馨。这其中又有南来与本土之分，前者如黄晓峰，后者如懿灵；有学院出身与非学院出身之别，前者如李观鼎，后者如李鹏翥。学院出身的还有内地与本土之别，前者如廖子馨，后者如郑炜明。另有南洋归侨陶里、港澳“两栖”者韩牧。外地评论家有进了又出去的，如云惟利；有出了不进的，如黄坤尧、陈德锦；有进了不出的，如陶里。澳门文坛较平静，没有大的文学论争。小的论争如对“土生文学”定义的不同理解，再如“澳门文学”能不能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居澳葡人（主要是土生葡人）的文学活动应放在什么位置，等等。黄晓峰认为：“如果看不到土生葡人文学的活生生的存在，或者把它们摒之于‘澳门文学，之外，那真是一种有眼无珠的‘天朝心理’的劣根性在作怪了。”和这一个问题相关的是，澳门文学是否属岭南文学范畴或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黄晓峰认为，既然“澳门文学”也包括葡语文学，就不能笼统地说它是“中文文学”或“岭南文学”的一部分。而韩牧认为：“澳门永远是中国领土，澳门文学永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韩牧的看法显然过于笼 358

澳门文学批评概况 统，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澳门文学的史料整理，近年来引起澳门学者的重视。如澳门文学应从什么时候算起，韩国学者李德超认为，应从清初算起，“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屈大均、魏源、何绍基、丘逢甲等130多人都曾到过澳门……”据有人将“澳门文学”从“零丁洋中叹零丁”的诗句推算，黄晓峰认为“想拼凑一本《澳门文学稗史》不妨把开篇追溯到‘弹竹续竹’时代，因为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以华夏诗统观考察澳门近四个世纪的汉字遗存，可以列入文学”类的多半出自来澳门旅游的内地观光客手笔。因此，有人编《澳门四百年诗选》，把明朝汤显祖绝句和当代广州客家小唱悉数选入了，令人目不暇接。这虽非正式论述，但也不妨当一家之言看。澳门有无真正的中西文化交融或者说中葡文化交融呢？有人说有，黄晓峰认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出现的澳门文化体·现代画会，它“拥有中国籍的华人画家和本地土生土长的华裔画家，以及土生葡人画家和来自葡萄牙的葡人画家”，那“不仅是中葡文化的一种接触交融，而且可以看做是东西文化的一种接触交融”。可是庄文永认为：“如果我们摒弃了表面的景观进入精神文化意识的探讨，葡国文学并没有渗入我们的思想领域里，单就葡国管治澳门的400年来，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澳门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和认识葡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自不待言，就是葡国人也没有真正带来西欧的文化精神的光亮，那种奉献精神、勇往直前、向外追求、创造新的价值、环境，充满浪漫美感冲天而起的理性。时至今日，西方现代科技的文明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澳门还在为满街垃圾束手无策。如果澳门有真正的中西文化交融，吸取西方的文化智慧和价值取向，澳门为什么在发展、腾飞的过程中翅膀那样沉重，难以展翅高飞？这不仅是观念上，而且是整个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域上的问题。可见，澳门缺乏西方文化意识的介入，中西文化的精神的基因没有交融，不是以西方的工业文明和文化精神来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显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自我封闭的社会生活模式。”李鹏翥也赞成庄文永的看法。和没有真正出现过中西文化交融之争一样，“澳门文坛，还没有真正出现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不过，在新诗这方面，已看出有两种不同创作路向——传统、现代。虽然，传统与现代都能在澳门诗坛相容下去，但有人认为唯现代诗才是诗歌创作的最高艺术，而且视现代或后现代主义为神明。 3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唯其这样，才能成为诗界的前卫骑士。倘若一提到传统，就会被一些自许前卫的俊彦视为‘陈旧、落伍、保守或僵化”’。 像这些极有价值的论题，澳门文坛有分歧而没有争论或没有大的争论，一是因为搞评论的人少，二是澳门文学的研究还未深入开展到这一地步，三是碍于情面，如云惟利回新加坡后，对澳门文学的看法曾有不同的意见，但并没有形成公开文字。澳门没有纯文学评论刊物，发展评论也较稀少。1992年创刊的《澳门写作学刊》，虽然很有水准，但其着眼点在于写作理论研究，而不在于澳门文学研讨，且该刊作者内地方面占了极大的比重。香港虽然也没有台湾的《文讯》、内地的《文艺报》那样的长寿报刊，但毕竟还出现过短寿的文学评论刊物或兼发文学书评的读书刊物，可澳门连这样的刊物也没有。至于澳门出版社，其崛起乃近年的事。没有园地和纯文学出版社，文学评论的发展无疑受到极大的限制。目前的澳门文学评论，多为具体作品评论，理论研究极少；具体作品评论又以诗歌评论最发达。澳门的评论家多半为诗评家，如黄晓峰、陶里、云惟利、郑炜明。澳门与香港文学评论另一不同是学生的“文社”组织极少，缺乏培养文艺新军的组织。此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著也少，除云惟利的一本《白话诗话》和张钟（北京大学）的《老舍研究》外，另有陈颂声还未面世的研究鸥外鸥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在澳门还未建立起来，不要说这里没出现台湾的周锦、香港的司马长风那样以研究中 国现代文学史著称的专家，这里甚至连一本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也没出版过。这与澳门的高等教育发展迟缓，直至1981年10月第一所现代化大学“东亚大学”才成立有关。即使成立，其中文系主持者也大都是“外来户”：不是来自新加坡就是来自北京大学。师资缺乏，再加上队伍不稳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然难以开展起来。以目前出版的几本专著来看，研究澳门文学的著作中写得最具学术深度的是廖子馨的《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该书视野宽广，不仅论述了澳门女性文学的特色，还纵向考察了澳门女性文学发展的轨迹；不仅比较了中、青两代女性作家的创作差异，而且比较了澳门女性文学与内地、台港女性文学的不同。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该书的文化视角，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位青 年评论家与老一代评论家的不同。此外，廖子馨还写了一系列评柳惠、周 360

澳门文学批评概况 桐、徐敏、流星子的评论，涉及的文体有小说、散文、新诗。这些评论不仅具体分析作品和归纳其创作特色，而且还窥探作家创作中潜伏的困境，以此寻求突破点，使澳门文学之花开得更绚丽。在澳门文学评论中，覆盖面最宽的是陶里的《从作品谈澳门作家》一书。它评介了39位有影响、有实力的澳门作家，虽不是“澳门文学概观”，却可以当做澳门文学入门书阅读。陶里不是学院派评论家，其评论感性多于理性，以细致的艺术分析见长。作者有容乃大，所评的对象代表了澳门作家的方方面面，文字流畅，可读性强，这是作家写评论不同于学院派的又一特色。澳门评论著作虽不多，但评论方法多样。黄晓峰注意用前卫眼光给患有艺术冷感症的澳门读者解释现代主义美学特征。庄文永试图将澳门文学结合澳门文化这个母题来论证澳门文学所具有的特色，李观鼎开辟了评论之评论领域和注意从作品的实际出发上升到理论的层次，廖子馨热衷于用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作家作品。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了一批从宏观角度研究澳门文学的论文，如刘月莲为《中国文学年鉴(1991～1992)》一书所写的文章《澳门地区华文文学创作概貌》，共分四个部分：澳门文学崛起的历史文化契机、建立澳门文学的独立形象、澳门文学创作概述、澳门文学发展的前景。此文是澳门作家首次向内地读者全方位介绍澳门文学，资料翔实，分析透辟。缘源的《澳门文学现状窥探》，是她从事澳门文化艺术工作之余所写的学位论文。该文给澳门各种文体排了座次：“散文最丰，诗歌次之，小说较弱，文学评论最贫乏。”对澳门文学的特点，作者作了这样的概括： “背景独特，受西方文化影响比香港早近300年，但其深广逊于香港。又深受中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带有自身的封闭性，故长期受到忽视。”这些见解 大体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在1993年香港召开的“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上，又同时出现了两篇很值得重视的论文：云惟利的《十年来之澳门文学》、黄晓峰的《澳门世纪末的文学幻想》。两文无论是视角、论述范围，还是文体风格、结语都有差别，正可对照起来读。云惟利于1980年代初来到澳门协助校方筹办中文系及主持出版首部《澳门文学创作丛书》，他对澳门文学的论述， 自然使人刮目相看。黄晓峰寻找了澳门的历史文化背景，确定澳门文学开始被世界华文文学界接纳的时间为1991年5月，其观点也很值得重视。陶里后来写的《澳门文学概貌》，论述了澳门文学的源流 3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和发展、1980年代的澳门文学，文学团体、刊物和活动，有最新的资料，是研究澳门文学必读的重要文献。作者还注意到文学评论和戏剧，使这篇论文显得更为系统和全面。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在概括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澳门文学活动时，重点论述了澳门诗歌，其中不仅包括澳门现代诗，还有澳门的当代诗词，包容性强。郑炜明还写有《有关澳门文学研究史料》等文章，即将结集出版。澳门文学的批评发展离不开内地各地华文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支援。“澳门文学”正式纳入内地各地华文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视野，是1991年5月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的“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澳门文学”在这里获得的虽是“叨陪末座”的位置，但由此表现了内地文学研究工作者下决心把澳门文学当做一门学科加以建设的雄心。事实上，早在1990年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中，就附有“澳门文学巡礼”一章，除有“澳门文学发展概况”外，另有诗歌、小说、散文简介三节，是内地学者较早写出的系统介绍澳门文学的文字。后来又有饶苋子、周文彬、葛乃福、黄奕谋、钱光培、古远清以及香港东瑞等人参与澳门文学的研究工作。澳门文学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应是澳门本土的作家、评论家。内地学者的研究只能起到敲边鼓的作用。他们的研究，由于资料的褊狭，存在着 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但他们的研究视角的不同正好和澳门本地的评论家的 研究互为补充。仅靠澳门本地文学工作者去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是不够 的。内地评论家对澳门文学的鼓吹与评介，不但批驳了澳门无文学论，而且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进一步树立了澳门文学的形象。此外，内地学者研究澳门文学，一般不介入当地文坛的派系，显得较为公正客观，这对澳门 文学的发展也很有利。比起内地、台湾、香港的文学评论来，澳门的文学评论人员只能说刚 刚起步。它还有不少缺陷，如文学基本原理、美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几乎没有，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张春昉的《论作家的创作体验》。澳门的文学评论必须加快自己的前进步伐，澳门的文学形象才能进一步得到世界华文文学界的确认。 362

澳门文学批评概况 参考文献1．黄晓峰：《澳门世纪末的文学幻想》，载黄维梁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香 港，炉峰学会，1994。2．韩牧：《澳门新诗的前路》，载《澳门文学论集》。3．转引自陶里《澳门文学概貌》，《香港文学》，第111期（1994年3月号）。4．黄晓峰：《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自序，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2。5．庄文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澳门，澳门五月诗社，1994年6月。6．1993年在岭南学院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举办的欢迎澳门、内地学者座谈会上的有关发言。7．《澳门笔汇》，1991年12月（总第四期）。8．黄维梁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香港，炉峰学会，1994年6月。9．《香港文学》，1994年3月（总第111期）。10．（澳门）《行政》，1995年3月（第8册第29期）。11．《澳门日报·镜海》，1992年7月25日。（原载程祥徽、郑炜明主编《澳门文学研讨集——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 363

“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饶芃子*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显示，19世纪就有热心人搜集澳门土生歌谣，在《大西洋国》杂志上发表，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土生诗人的诗作。1940年代以后，在澳门的土生族群中，又出现了一些土生诗人的诗作，还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是澳门400年华洋杂处、中西合璧历史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特色。但长期以来这个作家群体及其作品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内地更是鲜为人知。澳门土生葡人，俗称“土生” (Macaoese)，葡文的直译是“澳门人”。 “土生”的定义，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过去一些关于“土生”的文章界定得都比较含混和宽泛。一般的看法是：有葡国血统的欧亚混血儿、在澳门出生的纯葡裔人士、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定居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裔人士①；也有把从小接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包括在内的。②但近几年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诸方面研究澳门土生的专著论文中，界定“土生”一词时都特别强调这个族群的“东方血缘” 或“华夏血液”。土生，主要是指在澳门出生的欧亚混血儿。③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这块土地有切不断的血缘的联系。他们能讲流利的葡语和粤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①盛炎、欧名祖：《中文的官方地位与公务员的中文培训》，载《澳门语言论集》，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1992。②飞历奇：《在澳门基本法咨委会召集的土生葡人座谈会上的讲话》。③《文化杂志》中文版第20期“澳门土生人”论文特辑，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94年第3季。 364

“根”的追寻 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交融有中葡两种不同文化的基因，用葡国驻华文化参赞彭慕治的话说，他们是400年历史遗留给中葡共有的一份“遗产”。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份“遗产”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对这一族群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研究是近十年才开始的。文学方面，在1990年代汪春的《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一文发表之前①，仅有几篇研究“澳门土语”的文章②，其中虽有个别文章涉及早期土生诗歌的创作情况，也只是提出一些资料和问题，未见有深入的分析和研究。③澳门的土生文学作为不同文化交汇的结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审美模式，作品的内容丰富、独特，它们以不同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反映中西文化在澳门相遇、接触以后在社会和人心中的表现。尽管土生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是葡语，由于受到特殊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心态特征、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身份的印记，既不同于当地华人，也不同于大西洋彼岸的葡国人。20世纪以前，澳门土生文学作品极少，从194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作家，并且创作和出版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诗歌和小说，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安乐的诗集《孤独之路》；江莲达的短篇小说集《长衫》；若泽·多斯·圣托斯·费雷拉的诗集《澳门，受祝福的花园》和小说《玛丽亚与欧美勒·若翰的故事》；飞历奇的长篇小说《爱情与小脚趾》、《大辫子的诱惑》和短篇小说集《南湾》；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的《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马若龙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飞文基的剧本《见总统》、《毕哥去西洋》、《西洋，怪地方！》等。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本身就是两种文化的载体，生活在中西两种文化层中，接受两种文化的影响，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身份，即他们自己所说的“澳门之子”的身份。在土生作家笔下，他们是很认同澳门这块土地的，在他们作品的文化底层确有一种视自己为“澳门人”的“根”的情绪。著名土生诗人李安乐在《澳门之子》一诗中表达他对澳门、对自己的“澳门之子”的身份的激越之情：①《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一文，是汪春在暨南大学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时撰写的硕士论文，论文的主要部分曾在《澳门日报》上连载，后经修改收入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题目改为《澳门的土生文学》。②彭慕治：《澳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载《文化杂志》第5期，澳门，澳门文化司署，1987。③Graciete Batalha Nogueira:《澳门传统诗人》，《澳门》第4期，1987。 3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永远深色的头发，中国人的眼睛、亚利安人的鼻梁，东方人的脊背，葡国人的胸膛，腿臂虽细，但壮实坚强。思想融会中西，一双手能托起纤巧如尘的精品，喜欢流行歌但爱听fados，心是中国心，魂是葡国魂。娶中国人乃出自天性，以米饭为生，也吃马介休，喝咖啡，不喝茶，饮的葡萄酒。不发脾气时善良温和，出自兴趣，选择居住之地，这便是道道地地的澳门之子。① 李安乐生于澳门，父母是葡国人，母亲是中国人。父亲很早去世，自幼由中国母亲抚养，家境十分困难。他从小酷爱读书，一心“梦想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葡诗人”。他在《知道我是谁》中写道：我父亲来自葡国后山省，我母亲中国道家的后人，我这儿呢，嗨，欧亚混血，百分之百的澳门人！我的血有葡国猛牛的勇敢，又融合了中国南方的柔和。我的胸膛是葡国的也是中国的，我的智慧来自中国也来自葡国；①引自澳门大学汪春的译文。 366

“根”的追寻 拥有这一切骄傲，言行却谦和真诚。我承担了些许贾梅士的优秀以及一个葡国人的瑕疵，但在某些场合却又满胸的儒家孔子。……确实，我一发脾气就像个葡国人，但也懂得自我抑止以中国人特有的平和。长着西方的鼻子，生着东方的胡发。如上教堂，也进庙宇。既向圣母祈祷，又念阿弥陀佛。总梦想有朝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葡诗人。①在这首诗中，李安乐摆脱了“中”“葡”之间的两难，对中葡文化在澳门的相遇、交汇，对土生人与葡中两种民族文化的血缘联系完全认同，表现出诗人作为“澳门人”的一颗赤子之心。心系澳门，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达对澳门的无限热爱和眷恋之情，是土生作家作品中的一个共同的特色。在土生作家笔下，澳门美丽得像个花园，西望洋山的晚霞，东望洋山的松涛，白鸽巢花园的树丛，妈祖阁庙的房屋，还有芬芳的植物，繁盛的鲜花……这里，是他们的故土，是根之所在。但是，土生作家对澳门的认同、对自己双重文化身份的认同，不等于现实中不存在身份的危机和焦虑。“我是谁？”“是葡国人还是中国人？”是①引自澳门大学汪春的译文。 3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每一个土生葡人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感到困惑的问题，也是他们在文学中不断自我追问的问题。土生剧作家飞文基在他创作的剧本《见总统》中，具体写到土生人的身份尴尬。剧中的土生人布治在澳门出生，长大后到葡国当过兵，背得出葡国境内所有河道和铁路线的信息，有许多葡国朋友，但向葡国使馆申请护照却遭到拒绝，作者让布治在剧中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不是葡国人，又不是中国人，究竟是什么人？”飞文基的另一个剧本《毕哥去西洋》，写一位在澳门出生、长期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人已有葡国国籍，退休后决定回葡萄牙定居，可是在“回国”过程中及“回国”以后却感到“人事全非”，陷入了一连串的“文化僵局”，他自认为是葡国人，而葡国人并不把他当自己人。他从心底发出哀伤的感叹：“最好还是回澳门吧！”很显然，澳门才是土生人的“家”，土生身份的特征和澳门的文化环境具有和谐的一致性，他们在异域认同的困境面前心和目光总是向着澳门。澳门土生人是澳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族群，在他们身上承载着中葡两个不同民族的血统，在几百年来葡萄牙管治澳门的情况下，由于他们能掌握葡语和粤语，了解当地情况，因此成为“葡国官员赖以治理澳门的社会基础，也是联系上层官员与广大市民的中间桥梁，因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都处于远较一般华人优越的地位”①。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又远不如从大西洋彼岸“乘船而来”的葡国人，这正如葡国学者施白蒂所指出的：“这在最早的一些土生就已明白，乘船而至的帝国王朝的人是发号施令者，自己人虽多，但想要的自由却无一席之地。”“常常见到竹子，弯曲而不会折断，澳门土生有幸深刻感到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象征。……当竹子在生长时弯曲了，日后再难复原，为了避免更痛苦，接受这一缺陷特征。因为拥有东方血统，所以澳门土生便生活在这种痛苦习惯中。”②这种“竹子”般弯曲的心理特征，在土生诗人笔下也常常有所流露，如李安乐在《两座小屋》中所写的：途经那座小屋，屋里安息着①杨允中：《土生葡人——澳门社会稳定、成长、繁荣的重要因素》，载1990年11月20日《澳门日报》。②施白蒂：《澳门土生——一个身份问题》，黄汉强、吴志良译，载《澳门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出版社，1993。 368

“根”的追寻 我深深怀念的父亲；沉思他为何离开了布格德阿基老林来这儿，在这儿挣扎受苦？途经那座小屋，屋里安息着我贤淑的母亲；寻问她为何离开了故乡广东来这儿，在这儿独受煎熬？你俩的灵魂在此相遇神秘的命运把它们吸引在一起，这命运也使我在此诞生。也就在此地，我已倦意深沉，我的乖戾已使我历尽辛苦，但不知我是否也将在这里埋葬。①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对自己身世的追问、感叹，表达他那与生俱来、无法排解的痛苦。诗歌的文化底蕴依然是一个身份问题，这个问题对澳门土生群体来说，是本质性的、长期的，也是难以排解的。身份的焦虑与对未来的焦虑息息相关，葡国学者贾渊曾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指出：在“土生近代史”上，“有一个论调经常出现，就是澳门土生族群快将瓦解”②，这个预告“死亡”的提示使他们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忧虑，因而过去每一次更换澳督或任何有关这一族群的谣传都导致一部分土生人移民他处。土生族群这种特殊的文化心理在文学作品中投射出来，就表现为无根的心态，而这种无根的心态又常常与他们感情中的“澳门情结”纠 缠在一起。澳门是土生族群诞生之地，在他们心中，生命和根都在这里，他们在这里继承了欧亚两种不同的血缘，这个地方复杂的历史在他们现实生活中留下了复杂的影响，如身份的暧昧和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上的两难处境等等，所以，尽管许多土生人现在已入了葡国国籍，但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①引用澳门大学汪春的译文。②转引自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373页。 3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生命在别处”依然是他们心中的一个难解的情结。澳门始终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诗人若泽的《澳门，受祝福的花园》、李安乐的《松山灯塔脚下》等诗歌都以饱含着情感的诗的意象，表达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在飞文基的剧作《西洋，怪地方！》中，写到葡国旅游的土生人和一个葡国当地人因误会而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一起唱起了《澳门之歌》，表现出他们虽身在西洋，却心系澳门，澳门时时在他们心中。作者还借剧中葡国人依波利之口询问土生游客阿斯泰莉为什么不到葡国居住，阿斯泰莉回答说：“因为我们的心在澳门！”这进一步表明他们的灵魂和心之所在。在一些土生作品中，怀旧的情怀萦绕其间，对澳门历史的缅怀、追想实际上是在为一个行将消失的族群筑起记忆的文字世界。土生女作家玛尔丁妮在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一书的序言中说：“她（作者的外祖母）孤独地死了，遥离她的根，遥离她在那儿出生的生活，建立家庭的迷人土地。而我却仍身处一个对我从属的那片土地一无所知的更为遥远的国度。也许因此……她伸出了她的手，带着活在里面的那个小女孩，一起跨越分隔过去和现在的漫长的时间距离，指示我走向我的根，让我更好地认识我自己。”①玛尔丁妮出生于澳门一个传统的土生家庭，曾在瑞士和法国受教育，后嫁给一个阿根廷外交官，长期旅居国外。她在这本书中通过“昨天”和“今天”两个“自我”在暴风雨之夜相见带出对澳门童年生活的回忆，展示出一个上层土生大家庭错综复杂的生活场景，其描写充满了作者对故土的怀念，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温馨之情， 从而表现了作者意识深处对澳门这块诞生之地的历史追寻和体认。由于土生身份的暖昧，土生族群正面临着两难的抉择，玛尔丁妮在她的文学叙述中也表现出某些隐忧。在书中“过去”一章的开头，她通过五岁的“我” 面对窗外暴风雨的感受、联想，“我”的内心的恐惧，以及害怕“老屋”会被暴风雨吹走、掀掉等等，表达对自己生命扎根故地的关注，“暴风雨”则意味着不安全，担心昔日的一切将随风逝去。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现实的变动有积极的回应。青年土生诗人马若龙是一位专业建筑师，又是著名的画家，作品多次获葡①纽约，Wantage出版社，1993。 370

“根”的追寻 国评论界的好评，曾任澳门文化司司长，是中葡人民友好协会负责人之一。他的诗集《一日中的四季》就没有那种无奈的哀叹，而是有意识地歌唱两种文化的交融，坦然接受土生人的边缘品性。他自己是一个中葡混血儿，谋求结合两种文化，从1980年代末至今，曾先后十几次到内地参观和交流，非常热爱中国古代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也有一定的了解。他在《祖母的镜子》、《黑舌头的龙》、《中国》、《李白》等许多诗篇中都直接表达他对中国文化、古典文学的向往，他的一些诗句如《黑舌头的龙》中的“我取得／象牙的坚硬／偷来樟脑的清香／我向碧玉借取他的纯洁／向墨汁求取它的才华／我要用它来创造／一种不被禁止的鸦片”，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向往。在艺术上，他也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手法。他诗集中的意象大多是飞扬的，感情的基调是热烈的，虽不无怀旧情调。如《祖母的镜子》诗中所写：“我的中国祖母／很久未在那中式镜子中／出现在我眼前……”还写到镜子犹在，而镜中的中国祖母“却随同最后一场雨／随同那收获的稻穗／一去再也不复返”，但调子是轻淡的，未见有“末世”的愁绪。这应与他个人特殊的文化身份有关。澳门曾受葡萄牙管治达几百年之久，作为历史遗留给中葡共有的一份“遗产”，土生族群具有鲜明的澳门特征；在土生文学里，我们看到澳门的边缘文化特征——东西文化的混合形态。土生作品的人物、事件、感情发生的背景及时间都是依据澳门这一特征进行定位的。本文就是试图从一个角度切入，探讨土生文学中土生人的边缘心态，让人们了解在中葡文化影响下产生了怎样的土生文学。（原载刘斯翰主编《学术研究》第12期，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9） 371

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钱虹*一 在台港澳文学的研究中，澳门文学所占的比重很小，并且起步也较晚。虽然澳门文学比香港文学开发得更早，并且在几百年的缓慢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份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出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中，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如《文艺世纪》、《伴侣》、《海光》、《当代文艺》、《海洋文艺》等，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即在澳门以外地区发表作品）和“离岸作家” （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研究对象的澳门文学，它在1980年代中期首次被内地研究者关注并为它撰写了第一篇论文，题为《“驻”在香港的澳门诗人——评韩牧的诗》①，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和惊异。1980年代中期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启动了澳门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随着澳门新移民的不断增多，澳门人口由不足20万人猛增至40多万人。经济的腾飞促进了文化的多元发展，新移民的大量增加不仅扩充了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①见1986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第三届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论文目录”。 372

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 先的作家结构，也使澳门文学依附于“离岸”的尴尬状况开始有了转机。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文学副刊《镜海》创刊，结束了以往澳门报纸只有综合性文化副刊的历史。《镜海》“发刊词”大声疾呼：“澳门应该修建自己的文坛！”1984年，澳门文化界首次举行“港澳作家座谈会”，认真地研讨对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诗人韩牧在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形象”，得到澳门文学界的共鸣和响应。此后澳门文学界开始进入主 动、自觉的创作阶段。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的研究也逐步展开。1986年由当时的东亚大学（今澳门大学）中文学会主办、《澳门日报》等机构支持的“澳门文学座谈会”召开，首次对澳门本土文学在新诗、小说、散文和戏剧方面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具体而细致的讨论，会后，结集为《澳门文学论集》①出版。这是澳门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澳门文学的论集，也是澳门文学的文类研究的第一部专书。1987年，澳门首个文学团体——“澳门笔会”成立，并创办“纯文学”刊物《澳门笔汇》，这些对增强澳门作家的凝聚力和推动本土文学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9年5月，澳门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诗歌团体——“五月诗社”正式成立。为了推动澳门现代诗的发展并加强澳门文学界的对外交流，五月诗社先后在《澳门日报》“镜海”版以四个现代诗创作专辑和一个现代诗理论专辑作了集中展示，并在深圳、广州、北京、香港等地的文学期刊及《澳门笔汇》创刊号上发表诗作专辑。1990 年底，《澳门现代诗刊》这份澳门前所未有的新诗杂志面世，在努力提高澳门文学的层次、品味的宗旨下，为澳门本土诗人与诗评家提供了“自己的园地”。“创刊号”中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为诗评与现代诗研究的论文。二随着1987年中葡两国关于澳门于20世纪末回归的联合声明的签署，澳门文学在“过渡期”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此后，对于澳门文学的研究，也开始成为澳门本土和内地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课题。1991年，澳门文学杂志社主编黄晓峰、“五月诗社”成员庄文永与澳门日报社文艺副刊编辑廖子①《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文化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 3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馨首次以澳门作家的身份在内地“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 上亮相，并分别发表了题为《澳门新生代诗歌》、《从〈七星篇〉看女性内心世界》和《澳门四位女作家的散文走向》的论文。这组论文是在内地发表的第一批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标志着澳门文学研究正式进入学术研讨的领域和范畴。黄晓峰的论文主要以澳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涌现的创作现代诗的“小字辈”为论述对象，细致地介绍、分析了澳门现代诗坛的几位青年明星如懿灵、吴国昌、苇鸣等新诗人的诗作，“但愿澳门将成为华人文学世界一盏新燃的航标灯，有朝一日能引起普遍的注目。希望将来有人提起‘澳门文学’时不会感到陌生”。庄文永的论文则以澳门有史以来第一本女性散文合集《七星篇》为论题，探讨了林蕙、沈尚青、林中英、丁璐、玉文、懿灵、沙蒙七位入选的澳门女作家在其散文中显示的内心世界的奥秘，认为她们的散文“以丰富的内涵呈现着女性特有的敏感的内心世界，各自张扬着艺术个性的生命力”。无独有偶，廖子馨的论文也以澳门女性作家的散文为题，并就其中四位女作家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散文创作及其走向作了研究，认为“她们的散文创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在时代的变动和需求中，敏捷地找到自己的创作方位，力求于创作风格上的升华对于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①。 1990年代初期与中期，与台湾、香港文学的研究相比，内地学者对澳门文学的学术兴趣似乎不太明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甘让澳门研究者专美于前。在澳门，涉足于文学评论的人并不少见。有的人既是诗人、散文家或小说家，又是诗评家、文评家或剧评家。他们当中多数人或许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但他们从各种角度、不同层面写出来的诗评、文评和剧评，确实对澳门文学创作产生着实际的影响。继1980年代末云惟利教授的诗论专集《白话诗话》出版后，1990年代以来澳门研究者在文学评论和研究方面的著述，已出版了十多部，如黄晓峰著《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1992年），张春防著《论作家的创作体验》（1993年），陶里著《逆声击节集》（1993年）、《从作品谈澳门作家》（1995年）、《水湄集》（1997年），庄文永著《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①这三篇论文均收入《第五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3。 374

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 学评论集》（1994年），廖子馨著《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1994年），李鹏翥著《濠江文谭》（1994年），李观鼎著《边鼓集》（1996年），穆凡中著《澳门戏剧过眼录》（1997年）等。其中黄晓峰著《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澳门文化司署，1992年）一书是一本现代画与现代诗的综合论集，作者在书中除了评论澳门的艺术画作外，也对五月诗社的多位诗人及澳门诗坛上的现代诗创作及其景观进行了探究，并且向读者诠释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美学特征。陶里是一位诗人兼小说家，更是一位诗评家。多年来，他一直追踪着澳门诗歌创作的发展与走向，如《逆声击节集》（澳门五月诗社，1993年）一书收入了他撰写的49篇诗论，集中阐释了他多年来苦心孤诣建立的中西结合的诗学观念。此外，陶里的诗论不仅有细致的文本分析，更有精辟的理论抽象，如《伪装了的情感符号》一文中为现代诗归结的“四性”即“语言的无序性、事物的变形性、意象的反常性和题旨的含糊性”，对澳门现代诗作了言简意赅的概括与归纳。另一部著作《从作品谈澳门作家》（澳门基金会，1995年）则以作品为主轴，评析了32位有相当成就的澳门作家和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语言学家，以及七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诗人，加上他本人的传略，共40位澳门作家及学者，因而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澳门文坛的基本概貌。廖子馨长期担任《澳门日报》“镜海”版编辑，本人也是一位澳门女性文学研究者。廖子馨著《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年）是第一部论述澳门女性文学的专著，被称为是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澳门半岛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较为厚实的数据基础上，廓清了20世纪以来澳门女性文学发展的概貌及其基本特征和走向，并对“三个历史进程”的澳门女性文学加以纵向与横向（与港、台及内地）的比较研究，以突出1980年代澳门女性文学的成就。其论著既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宏观把握与理论色彩，又较为注重论述对象的微观剖析，做到了微观个案与宏观广论的有机结合。庄文永既是五月诗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又是一位理论素养较高的文学评论家。其著《20世纪80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澳门五月诗社，1994年）从探讨澳门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对1980年代澳门作家及其作品加以论述，澳门现代诗、小说、散文“一个也不少”地尽在其中。 3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三内地研究者对于澳门文学的研究，则多集中于20世纪末这个时段。这时，澳门回归在即，“澳门文学”由冷转热，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珠海特区对面的澳门半岛上的文学。他们往往与澳门作家联手，或召开“澳门文学研讨会”集中对澳门文学进行研讨，如1999年11月由江苏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澳门文学研讨会”；或在20世纪末出版的有关台港澳或世界华文文学教材中，增加有关“澳门文学”的章节，如曹惠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等。在较有学术含量的论文中，饶芃子教授1999年分别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和《学术研究》上的《澳门文化两题》与《“根”的追寻——澳门土生文学中一个难解的情结》是重要的两篇。前者着重阐释了澳门“小地方大文化”及其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及其历史意义；后者则对澳门独特的“土生”文学中“土人”身份的迷失与别具一格的审美模式作了细致的论述。然而论述分量最重也最完整的著述，当属由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虽然此书与作者主编的另一部《香港文学史》（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相比要轻薄许多，与1990年代初期出版的120 万言的巨著《台湾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93年）相比更是无法等量齐观，但它毕竟成为内地出版的勾勒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澳门文学400 年发展轮廓的第一部概论性质的著作。这部论著的作者，除了主编刘登翰（撰写第一章《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为内地学者外，其余八位撰写者皆为澳门本地的文学评论家或学者，因而这部论著也集中展示了澳门文学史论与文学创作的基本框架（包括澳门的“土生文学”）和整体性“概观”。 不过，既然只是“基本框架”与“概观”，其理论上的深度不足与内容上的厚重不够这两个缺陷也就显得较为明显，这多少给人一种匆促与应景之感。澳门文学及其研究任重而道远。（原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第1期，南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04） 376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张建华*一澳门文学源流的探讨澳门文学源流问题，是研究澳门文学发生、发展历程中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命题，乍看上去似乎已经解决，但由于澳门文学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源流问题仍留下一些疑窦乃至错觉需要进一步澄清。错觉是由于某种原因引起的对客观事物的不正确的知觉。如筷子放在有水的碗内，由于光线折射，看起来筷子是弯的，这就是一种错觉。澳门古、近代文学是一种“植入”式文学，即从中国内地直接输出到澳门；而澳门本土缺乏“根生”式文学。明、清和民国时代辉煌的澳门诗词作品，几乎全是中国内地诗人创作的。严格意义上的澳门本土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学，指的是澳门早期的新文学。澳门学者李鹏翥说：“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文艺活动蓬勃一时。活动的中心主题，都与抗战这个历史使命有关。”①鉴于此，有人认为1930年代中期抗战中发生、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土文学，尽管还比较粗糙，政治功利性、宣传鼓动性的特点比较明显，但它毕竟是澳门文学的“正宗”。澳门新文学作品的出现，恐怕要推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冯裕芳（化名丘老师）组织文艺小组，金应熙撰写的借古讽今的历史小品，还有陈霞子主持报纸副刊笔耕不辍。于是有人认为它是整个澳门文学的源流。如果说它是澳门新文学的开端，是大致不差的；如果说它是整个澳门文学的源流，那就是错觉了。事实上，澳门文学*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①李鹏翥：《濠江文谭》，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4页。 3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的发生是一种直接的“植入”现象，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文学在澳门”或“澳门之中国文学”。 一些澳门本土诗人、作家和学者对于澳门文学的源流，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陶里就说：“澳门文学，至今有文献可查者，始自清初乃至民国，据韩国全北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客座副教授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一文所记，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人物屈大均、魏源、何绍基、丘逢甲等130多人都曾到过澳门，而且留下诗文400多篇，所以他认为‘夫澳门之中国文学，实可视为岭南文学之支脉’。”①显然，陶里是同意李德超的看法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有人津津乐道澳门的文学可以远溯明清，列举了作者和作品，但那些骚人墨客皆因逃避政治迫害，流寓濠镜海隅遗下的歌赋残章，虽然可以视为澳门的文学遗产，但却是移植过来的绿株，并非莲峰山下泥土里成长起来的奇葩。”②还有人把澳门文学的源流追溯得更久远，从南宋文天祥的“伶仃洋里叹伶仃”诗句算起。黄晓峰认为这样太牵强附会，并揶揄说：“想拼凑一本《澳门文学稗史》不妨把开篇追溯到‘弹竹续竹’时代，因为澳门‘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以华夏统观考察澳门近四个世纪的汉字遗存，可以列入‘文学’类的多半出自于来澳门游历的大陆观光客手笔。因此，有人编《澳门四百年诗选》，把明朝汤显祖绝句和当代广州客小唱悉数入选了，令人目不暇接。”③这不妨看做是一家之言。所谓源流，“原指水的本源和支流，引申之事物的本末”④。《荀子•富国》讲道：“是无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刘克庄《还黄镛诗卷》诗：“源流不乱知归趣，篇什无多见苦心。”这种释义好像简略了一点，但关键词“本源”、“支流”却给人提供了一定的思维空间。在现代汉语的构词方法和语用实践中，“源流”一词属于合成词的联合型，这种联合型的合成词，两个词根组合成词后只有一个词根的意义在起作用，另一个词根的意义相对消失。如“忘记”只有“忘”的意思，“干净”只有“净”的意思。①陶里：《澳门文学概貌》，载《香港文学》第3期，1994。②陶里：《澳门文学的再观察》，载《香港文学》第7期，1999。③黄晓峰：《澳门世纪末的文学幻想》，载黄维梁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香港，炉峰学会，1994。④《辞海·语词分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378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这种合成词又称“偏义词”。我们这里所说的“源流”一词就属于偏义词，人们往往只记取“源”的意思，而忽略了“流”的意思。这是在语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现象。我们这里所说的澳门文学的“源流”也是沿用了人们长期语用的惯性，只有“源”的意思，“流”的意思相对被弱化了。我们常说“江河源”，指的就是长江和黄河的发源地。我们又把中国文化之流比作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而奔泻于千山万壑间的长江黄河，其九曲十弯可以比作文化发展的艰难曲折，但其奔泻而下直人大海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如此。澳门文化和文学的底色是中华民族的底色。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澳门文学的“源”在中国，也即它的滥觞在中国，澳门的一些文学现象一般应该说是中国文学的“流”。 无论澳门学者还是内地学者，对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都作过不少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探讨。他们的注意力不一定是在严格学理意义上刻意追寻澳门文学的源流，但在客观上或隐或现、或多或少都涉及这个问题。学者们独辟蹊径，关注的焦点在于追寻澳门文学发生、发展的源头，在于追寻澳门文学发生、发展历程中的作家“第一人”、作品“第一部”。换句话说，就是试图找到澳门文学的开山鼻祖与开山之作。于是，在他们那里，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被认为是澳门文学的第一位作家，其诗作也就成为澳门文学的开山之作了。因此，汤显祖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尽管仍属于“植入”式的文学现象，一般仍被认为是澳门本土文学的肇始。《澳门百科全书》①“汤显祖”词条：……万历十九年，上疏直请皇帝罢斥奸臣，提拔贤才，但万历皇帝有意袒护权臣，把他远谪到广东徐闻县，降职为典史。汤显祖翻越大庾岭，来到广东南雄县，后到达广州。直到十一月，汤显祖乘船从番禺南下， 出虎门， 来到珠江左侧的贸易港香山澳（即澳门）。这期间，汤显祖写下了《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香澳逢贾胡》四首关于澳门的诗。在这些诗篇中，他描绘了葡萄牙商人：“不住田园不种桑，珴珂衣锦下云樯。”形容葡萄牙少女：“花面蛮① 《澳门百科全书》（修订版），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 3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这些诗篇，成了传世最早以澳门为素材的中文古诗。汤显祖来到华洋杂处的澳门，香山澳通事向他介绍了海外贸易的盛况，他用诗的语言，描绘了一幅16世纪的澳门风情画，不仅在澳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还成为直接反映明朝万历年间澳门历史及社会生活最生动、最珍贵的史料。他在澳门的短暂停留所获得的深刻印象，甚至影响其日后的文学创作……《牡丹亭》的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提到“番鬼们建造的香山澳多宝寺”，从侧面反映了澳门圣保禄教堂的影响。澳门学者郑炜明认为：“最早在澳门文学名作之林出现的，要算是汤显祖了。据考，汤显祖应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月中旬曾到澳门”，郑氏并根据钱谦益《汤遂昌传》记载，汤显祖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贬官为广东徐闻典史，后途经广东，有机会到澳门，并列举汤显祖《香澳逢贾胡》、《听香山译者》（二首）、《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南海江》五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为佐证。“汤显祖当时身患疟疾，所以想到澳门向贾胡求灵药。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汤氏作品反映出万历时澳门与海外的贸易关系，‘译者’与‘验香所’皆可为证，而当时澳门的风物、人情及华夷贸易等事，已渐为中国的士大夫留意。”① 澳门大学施议对教授认为，最早见诸史籍记载的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游历澳门（香山澳）所留下的五首绝句。他写道：是年5月16日，汤显祖因抨击政府罪，被降职为徐闻县典史。徐闻在广东雷州半岛南端。赴官道中，遍历岭南山水。即自9、10月间，由赣入粤，陆行过大瘐，而后顺北江南下，至12月，方才到任。其间，所作五七言律绝及五言古诗计110余首。论者当从此以为“俱是实录”，并以为“可备风土志”，颇饶情趣。本文所录，即为其中四首。香山，今广东中山。香澳即香山澳，隶属中山。诗章描绘当时之实际①郑炜明：《16世纪末至1949年澳门的华文旧体文学概述》，载《许昌师专学报》第1、2期，1998。 380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人和事——海上商贾、花面蛮姬、验香官吏以及采香、验香诸事，细 腻、鲜明，如在目前。香，或以为龙涎香，或以为阿芙蓉，即鸦片，二说并存，供参考。四首绝句，原载《玉茗堂集》，毅刚编纂《澳门四百年诗选》，将其列于卷首。论者称：这是澳门诗词史甚或文学史开卷之篇章。我看，这是靠得住的。小城诗词创作，应当从此说起。①内地资深学者徐朔方教授也是汤显祖“澳门之行”之说的有力持论者。他曾在不同著作中坚持汤显祖的“澳门之行”： 11月初7日， 自广州舟行之南海。……南海经香山、澳门、恩平到阳江，由阳江乘船直抵涠洲岛看珠池，然后折回徐闻。②在《汤显祖诗文集笺校》中，徐氏对《香澳逢贾胡》一诗注释道：香澳即今澳门。澳门旧称濠镜或马祖阁。西名Macao即系后者之译音。《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光光乍》：“香山澳里巴”，指澳门三巴寺。三巴寺是西名圣保禄(São Paulo)教堂的音译。可见汤显祖确曾绕道去澳门。③在《汤显祖评传》一书中，徐氏则更进一步写道：11月初7日 广州舟行到香山澳，即今澳门。此地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租借达40年。当地群众称洋商为“番鬼”。他们使他想起善于识宝的波斯人。通晓中外语言的翻译称为“通事”，他们也引起他的兴趣。他把这些新奇的印象写成诗篇，后来还把“番鬼”、“通事”写进传奇《牡丹亭》。他由香山经恩平到阳江。在亚热带的冬季，为避免陆行的溽暑， 由阳江出海。④①施议对：《今词达变》，澳门，澳门大学出版社，1999，第88页。②徐朔方：《汤显祖年谱》第8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02页。③徐朔方：《汤显祖诗文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428页。④徐朔方：《汤显祖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78页。 3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内地学者潘亚暾、汪义生说得更简洁：“1591年著名戏剧家、文学家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的游历，并留下了一组澳门纪游诗，他还在《牡丹亭》一剧中提及此次游历。中原的人们正是从汤显祖的诗篇中第一次看到了位于中国南大陆边陲的澳门。”①内地学者刘登翰也认为：“1591年，中国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也到了澳门。那是他在万历十八年（1590年）因上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被贬为广东 徐闻典史后，途经广州取道香山而在澳门作短暂的游历。戏剧家的汤显祖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只在《牡丹亭还魂记》中第六出《怅眺》和第二十一出《谒遇》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章，记述他在‘香澳逢贾胡’的新异印象，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②此外，暨南大学汤开建教授在《汤显祖与澳门》一文中指出，我国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在澳门的居留给中西合璧、多姿多彩的澳门文化增添了灿烂的光辉。浙江遂昌汤显祖纪念馆的罗兆荣先生的《汤显祖与澳门》一文，南京大学黄鸿钊教授的《汤显祖诗证澳门史》一文，福建闽江学院邹自振先生的《汤显祖岭南诗文论略》一文等，皆为汤显祖“澳门之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上述学者提供的资料显示，汤显祖可能真的到过澳门。准此，从汤显祖开始，以及比他晚出现的历代作家作品，主要包括明、清和民国时代中国诗人吟咏澳门而创作的大量诗词作品，是从中国内地直接“植入”澳门的。我们是否可以说，澳门古、近代文学是中国内地作家以直接“植入”的方式，逐步发生、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植入”文学是澳门古、近代文学的肇始。韩国人李德超在香港珠海书院珠海文史研究所之中国文学研究所修读硕土学位，在何敬群教授的指导下，于1973撰写了《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③的硕士学位论文。在论文中，李氏谨慎地使用了“澳门之中国文 学”这一提法，而不提“澳门文学”。尽管他没有明确区分这两种提法，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视出潜在的区分。按照他的说法，澳门地区的文学作品①潘亚暾、汪义生：《澳门文学四百年巡览》，载《香港文学》第3期，2000。②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18页。③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 1988。 382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现在可查可考者可上溯到晚明，但晚明以后的400年间，澳门地区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非澳门土居之人所作，而是一些流寓寄居的他乡之士所为，故而很难在严格意义上称此为澳门文学。再者，澳门地区的文学在文化渊源上与一般中国文学并无明确差异，是中国文学之一部分。李氏所谓的“澳门之中国文学”，实际上就是以客居文学为原发形态和主干，以本土文学为派生形态（亦为客居文学影响的产物）和附庸的文学样式。按其题材和创作意图，李氏又把“澳门之中国文学”分为两大类。一为“专为澳门而作”，即写澳门题材，表现对澳门的关注之作。如吴历《三巴集》、陆希言《澳门纪》、汪兆镛《澳门杂诗》等。二“则为全国普遍性之文学，非专以反映澳门地区者也”，即那些虽寓澳时着笔，但题材和用意均与澳门无关者，如屈大均《广东新语》、汪兆镛《西窗杂记》等。李氏把这两类都归于“澳门之中国文学”这一范畴之内。这一区分，在客观上启发了其后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两大思路：狭义的“澳门文学”和广义的“澳门文学”。狭义的澳门文学论者以“专为澳门而作”者为“澳门文学”，广义的澳门文学论者则以“澳门文学”涵容上述两者，虽然这都有异于李氏的看法。李氏不提“澳门文学”，而代之以“澳门之中国文学”，主要强调“澳门之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不能再在与“中国文学”并列的关系上谈“澳门文学”。 不过，李氏并没有注意到完全可以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上谈“澳门文学”。近年来，中国内地就出现许多地域或区域文学专史著作，如《台湾文学简史》、《香港文学史》、《上海文学史》、《上海近代文学史》、《苏州文学通史》，《东北文学史》、《湖南文学史》、《山西文学史》、《岭南文学史》等。但是，不论是台湾文学史，还是香港、澳门地区的文学史，编撰者在结构安排、史料叙事、作品分析诸方面，都无不强调这些地区的文学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也始终把它们放在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下进行论述，而不割裂它与中国文学传统的血脉联系。不论是以“台湾”来命名，还是以“香港”或“澳门”来命名，这些文学史都贯穿着一个原则：它们是被当做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来叙述、总结，并由此获得其呈现出的“特殊经验”的价值的。也就是说，虽然文学活动发生在不同的区域，但基本上仍然是华人在近现代所形成的特殊经验。从文化上看，台湾、香港、澳门与中国其他地区并无特别的不同，但由于长期以来横在彼此之间的“政治畛域”和 3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相异的历史经验，“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史”的叙事显然比其他地域性的文学史叙事有更多的意味。因此；能够把这些区域的文学史贯穿起来的，并且有可能被大家所接受的，可能还是“华人文学” 这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李氏的这种提法，在客观上已经暗示澳门文学的区域属性，更暗示澳门文学的源流，即澳门文学的本源在中国文学这一条波澜壮阔、奔腾不息的大河之中。澳门本土发生、发展的一切文学现象，都是中国文学这条大河的支流。应该说，李氏的论述是具有一定原创性的。它至少对人们理解澳门文学的源流提供了思考空间。澳门与珠海、中山毗邻，与中国内地有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人缘关系。澳门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文缘关系，源远流长。从明、清、民国，直到现当代澳门文学走过的路程，深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润，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说：“澳门文学的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树干延伸出来的。”①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现实生活进行考察，也无论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还是文化角度进行分析，澳门文学与中国文学是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探讨澳门区域文学的源流，不是分解或分割中国文学的源流。像研究中国文化把中国分为若干文化区域，对文化区域的研究能使中华民族文化更为丰富多彩一样，对澳门区域文学的研究不仅能推动和促进中国文学走向深入、广阔的境地，而且还能使中国文学显现出更加绚丽多姿的风貌。在总体方法论上探讨一个地域或区域文学的源流，可以不必再把文学史原本研究的对象诸如文学流派、重要作家作品、各种文体当做彼此不相干的散点，然后机械地按历史纪年加以排列。文学源流的探讨，看重的是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缘起演变，以及这些演变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这些演变本来是存在的，但它不像那些具体的现象那样容易把握、捕捉，它们多以“形而上”的抽象状态游离于那些容易被人看清的“具象”之外，因此，对它们的表述就更加困难。因为这些表述不仅仅是靠一般的勾勒描述所能完成的，它一方面需要站在更高处对现有材料作更宏观的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一个个具体的表象，看到它们之间的脉络发展；另一方面又需要更加深入的挖掘，真正地品味出每一表象内所含有的精神实质，才①李鹏翥：《濠江文谭》，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第5页。 384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能最终把它们连成一条清晰可信的线索。二“澳门文学”含义的界定 澳门文学的源流问题基本确认以后，“澳门文学”的涵义的界定也就势在必行。试图给“澳门文学”下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定义，那是不符合实际，也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纵令如此，作为研究澳门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概念，必要的探讨是可以继续进行的。何况，在澳门学术界“澳门文学”的含义仍然处于探讨阶段，不少问题还有待于深入探究。澳门文坛一向平静，没有大的文学论争，但小的论争出现过。譬如，“澳门文学”能不能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居住在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应该放在什么位置？黄晓峰泾渭分明地指出：“如果看不到 土生葡人文学的活生生的存在，或者把它摈之于‘澳门文学’之外，那真是一种有眼无珠的‘天朝心理’的劣根性在作怪了。”①实际上，澳门土生葡人文学是澳门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土生作家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阅读，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和对这道独特风景的重视。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澳门土生葡人文学被纳入“葡萄牙文学”。澳门学者汪春女 士在硕士学位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中就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作了初步探讨，第一次指出它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它的根在澳门而不在葡萄牙。正是澳门这块土地，才产生了土生葡人文学作品。近年来， 汪氏对这一文学现象作了更深入的思考和挖掘，在其博士学位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的文化身份》中，就这一文学现象所反映出来的深邃的文化身份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提高并深化了对澳门土生葡人文学的研究。“澳门文学”还有一个相关的话题：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或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诗人韩牧在《澳门新诗的前路》一文中说：“澳门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澳门文学永远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澳门与地球上别的华文地区都有相似之处。”显然，韩氏的看法过于笼统，未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黄晓峰则认为，既然“澳门文学”也包括澳门土生葡人文学，①黄晓峰：《澳门世纪末的文学幻想》，载黄维梁编《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香港，炉峰学会，1994。 3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就不能笼统地说它是“中国文学”或岭南文学的一部分。这当然只能是一家之言。此前，韩国人李德超认为“夫澳门之中国文学，实可视为岭南文学之支脉”①，李氏之说缺乏足够的论据和深入的论证，唯一的佐证是“作者之中，大都来自岭南各地”。这种说法有牵强附会之嫌。作为韩国人的李德超对岭南文化与文学还缺乏深层次的认知。在我们看来，要理解“岭南文学”一定要理解“岭南文化”。所谓岭南，是指五岭以南的广东，它东接福建，西连广西。该地原为百越之地，在商周之交时形成南越族居住之地。岭南文化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属于同一文化总体系。岭南文化由本根文化与百越族文化融合，进而与汉文化融合，与西方文化交流而发展起来。岭南文化以远儒性和非正统性区别于其他汉文化类型，是中华文化总体系中的边缘型文化。以诗歌为例，让我们来认识岭南文学，自唐代张九龄开一代诗风，随后岭南产生不少知名诗人，经宋、元、明不断成熟，在清初出现岭南诗派，突出岭南传统“雄直”为主的诗风，富有开创精神和现实主义风格。代表诗人如屈大均、陈公尹等。虽然如此，李氏的《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一文还是在客观上提出了潜在的“澳门文学”的含义。李氏注意到澳门地理人文的特殊性，称“澳门仅为香邑一隅，其地孤悬海表，居民原不过为农夫渔妇。洪武间，其儒士之可考者，除望厦赵氏而外，无有也”②。没有文化，所以澳门缺乏本土文学之根生的基础，但“复以澳门孤悬海外，尤其自葡人居住以后即不受中国政治变革之影响，故每遇丧乱，则俨然是世外桃源。是以明清之末，两次易代，皆前朝遗逸幽居潜迹之所”③，所以澳门又是客居文学“植入”的理想之地。李氏对澳门地理人文与文学关系的论述，隐含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的二元区分，这种区分对阐释“澳门文学”的含义具有潜在的穿透力。①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 1988。②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 1988。③李德超：《中国文学在澳门之发展概况》，载《澳门文学论集》，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 1988。 386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值得注意的是，《澳门日报》“镜海”版1986年1月1日发表澳门学者郑炜明的名为《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的一篇短文。该短文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五项条件：①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②土生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③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④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⑤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但作品主题与澳门有关，这类作品也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围之内。时隔五年多，1991年12月18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又发表郑氏的《澳门文学的定义》短文，作者换了一种角度来阐释“澳门文学”的含义。文中写道：首先，从创作的语言角度看，“澳门文学”应可以向所有语言开放；我们没有理由要把用日文写的关于澳门的文学作品排挤在“澳门文学”这个大家庭之外。同样的道理，葡文或英文或其他语言的关于澳门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是“澳门文学”，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在历史上是颇多的。至于中文，当然更是创作“澳门文学”其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笔者对一些坚决不承认除了中文以外“澳门文学”的也可用其他语言来创作的观点，坚决反对。其次，从作者的角度看，哪些作者才能算是“澳门文学”的作者呢？土生土长的当然问题不大，但长大之后离开了的又算不算呢？这点很可以再商榷。因此，只能说在澳门出生、成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才是完全不能质疑的“澳门文学”的作者。但“澳门文学”的历史，恐怕又不能这样写，难道曾在澳门住过一段时日，创作过颇多重要的“澳门文学”作品的屈大均、汪兆镛等等都不能在澳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吗？依笔者愚见，谈一个地区的文学史，还是应该以实绩为依据。举例说，英国三四十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奥登只曾到过澳门旅游，但他写了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我们今天如要写澳门文学史，难道可以略过这一笔吗？又正如研究香港华文文学史的学者，从来不会否认茅盾、萧红等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一样。因此，原则上我们可以如下的标准界定“澳门文学”的作者：任何人，在居澳期间或离澳之后根据记忆印象所写成的文学作品，都应算是“澳门文学”。再次，从作品的内容这个角度来看，什么样内容的作品才能算是“澳门文学”的作品呢？许多人主张作品内容必须写澳门。 3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那么请问假如土生土长的懿灵写一篇与澳门完全无关的小说，譬如说写香港问题少女的情欲幻想吧，这样的一篇小说，是否应被界定为非澳门的文学呢？这比否认萧红在香港所创作的作品（内容与香港这地方没多大关系）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还要荒谬。因此说，“澳门文学”作品的内容，绝不能硬性规定非得与澳门有关不可。笔者上面写的“关于澳门的”应被理解为包括“写于澳门的”及“内容与澳门有关的”这两个含义。作家的视野和怀抱应是广阔的；老实说，如所有澳门的作者只写澳门，那将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最后，谈谈出版与发表的问题。笔者想在这里简短地提出个人的观点：发表或出版于澳门的不一定就是“澳门文学”，如现居外地的作者投稿澳门的刊物而获接纳发表，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澳门文学”，但可以考虑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有没有积极的影响。相反，不在澳门发表或出版的仍算是“澳门文学”的大有实例：懿灵的《流动岛》于香港诗坊出版；笔者的一个澳门土生土长的学生绝少在澳门发表作品，其作品却在香港和台湾的刊物上刊登。看来我们看“澳门文学”的问题，总不能太死板。1999年，时隔八年，郑氏在博士学位论文《澳门文学发展历程初探》（未刊，部分内容有所节载）第一章“澳门文学的界定”中，阐述了这些内容：第一节为“区域文学的界定”；第二节为“关于区域文学的评论问题”；第三节为“澳门文学的定义”。之所以写作“区域文学的界定”一节，郑氏旨在“为区域文学的界定订立一些通则”。该节主要谈到两个问题。一是从作品内容区分，郑氏说：“当我们要界定某区域文学的范围时，必先从探究作品的内容入手，只有内容与该区域的人、事、物和地方有关的作品，才算是该区域的文学。”二是从作者的身份区分，郑氏罗列出各种主张：土生土长论、居住地论、作者自决论、文化身份论等。郑氏对区域文学这一概念给出了初步定义：其一，凡是内容与某区域有关的文学作品，不论其作者的种族、国籍、居住地、写作语言和作品发表地，都可算是该区域的文学。其二，任何作家在某区域正常居住及生活时有所感而后写的任何作品，都可算是该区域的文学。其三，一个作家若其文化身份获得判定为归属于某区域的，则其作品就是该区域的文学。在“澳门文学的定义”一节中，郑氏仍然坚持1991年那篇短文的基本观点，从以下几个角度探讨：一是创 388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作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二是作者的身份；三是作品的内容；四是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郑氏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含义应有三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它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写下的作品为准的；②任何作家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③任何文化身份获得判断为澳门的作者，则其作品自然可被界定为澳门文学。界定澳门文学的含义，只能采取比较笼统的做法。内地学者刘登翰在其主编和执笔撰写的《澳门文学概观》一书的第一章中认为：对澳门文学和澳门作家的界定，只有采取比较笼统的做法。事实上我们这里所谈的澳门文学，是兼及“关于澳门的文学”和“属于澳门的文学”，尤其在古代文学部分更是如此。到了本世纪，澳门作家的外流，比之香港，更为突出。许多居住在澳门的作家，其作品也往往寄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发表。因此，本书评述的对象，便是发生在澳门的所有文学现象，包括外地作家居停澳门期间的文学创作和活动给予澳门文学的推动，也包括发生在澳门以外地区有关澳门的文学现象和澳门作家在外地发表的有关创作。采取这种比较宽泛的界定，是基于澳门自身的情况而作出选择。当然，随着澳门文学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澳门文学的自觉性与本土性的增强，对澳门文学和澳门作家采取比较严格的界定，也是必然的。希望这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实现。①应该说，刘登翰教授采取的办法是比较客观的、务实的、审时度势的。毕竟，澳门文学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晚，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澳门文学”的含义的界定，固然是澳门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必过早地搞“一言堂”，定为一尊。在“澳门文学”含义的界定过程中，应该持一种高屋建瓴、宏放的心态和气度，让澳门文学研究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优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各展所长，凡带有尝试性、争议性的见解，只要有新意，有助于澳门文学的深入研究和新的开拓，尽管其还不完善甚至有某些偏差，但都可以说是对“澳门文学”含义的探讨作出了建设性的①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8，第25页。 3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贡献。这些见解可以让读者博览广择，在比较中提高识别能力。对于“澳门文学”含义的界定，内地著名学者饶苋子有一段言论，相对较为准确、全面、科学，更符合澳门文学发展实际。饶氏在新著《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①一书第一章“澳门文学导论”的第二节“澳门文学的内涵”中写道：从澳门文坛的实际情况看，澳门文学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①中西文学中与澳门有关的创作。中国从明代开始即有许多文人到过澳门，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澳门形象”，著名的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康有为、丘逢甲等。西方文人中最早到澳门的是葡萄牙大诗人贾梅士，其后有庇山耶、奥登等，以澳门为题材的小说也为数不少。②澳门本土的汉语文学。澳门本土的汉语文学，与内地移民有密切关系，再往后又有因战乱或种种政治原因因而从内地与东南亚或其他地方移居澳门的华人。历代的遗民为澳门的旧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澳门的旧体诗词创作仍十分活跃，一些年轻的诗人可以一方面写非常前卫的“后现代诗”，一方面又写十分古雅的律诗和绝句。80年代以来，澳门的新文学发展迅速，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均有不少佳作，在汉语文学世界里越来越引人注目。③澳门土生葡文文学。“土生”（Macanese）葡文的直译是“澳门人”，他们是生活在澳门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混血族群，是几百年来中葡文化交汇的产物，在他们身上，最能显现澳门文化的多元性、诡异性。土生的定义，至今仍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过去一些关于土生的文章，界定都比较含混和宽泛。一般的看法是：有葡国血统的欧亚混血儿、在澳门出生的纯葡裔人士、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定居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裔人士；也有把从小接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包括在内。但近几年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学诸方面研究澳门土生的专著论文看，在界定“土生”一词时，都特别强调这个族群的“东方血缘”或“华夏血液”，主要是指澳门出生欧亚混血儿。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与这块①饶苋子、莫嘉丽：《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11页。 390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土地有切不断的血缘的联系。他们能讲流利的葡语和粤语，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交融有中葡两种不同文化的基因，用葡国驻华文化参赞彭慕治的话说，他们是400年历史遗留给中葡共有的一份“遗产”。19世纪末，就有人收集过澳门的《土生歌谣》，发表在《大西洋国》及《复兴》杂志上，但澳门的土生文学形成气候，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从194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作家和诗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了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其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在通俗易懂地界定了“澳门文学”的含义之后，饶氏进一步追寻了“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这不失为对“澳门文学”的含义的补充说明或进一步诠释。在饶氏看来，澳门文学的特殊品格首先“体现在对澳门历史与现世的书写”上，其次“体现在对‘我是谁’这个身份问题的追问”上，再次“体现在对‘他是谁’这个跨文化问题的追问”上。“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澳门文学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洞察，即对目前人类社会遭遇的某些共同难题如商业化、都市化、核战争、环境污染等的洞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澳门‘小地方大文化’的风姿，以及澳门作家掠过澳门视野寻求‘当代性’的努力。”①如前所说，阐释“澳门文学”的含义，是研究澳门文学首先遇到的一个理论性问题。它关系到这门学科理论的特征和品格，不仅直接影响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会决定学科研究的性质和方向。在我们看来，界定“澳门文学”的含义，主要应该从以下方面切入。第一，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我们惯常所说的“澳门文学”，主要是指澳门华文文学，即创作者使用的创作语言文字是汉语言文字。它作为澳门社会人口使用最多的一种语言文字而且澳门特区政府宣布了中文作为法定语言文字，它理所当然是澳门①饶艽子、莫嘉丽：《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7页。 3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文学创作所使用的最重要的语言文字。除此之外，澳门文学还应该包括用任何语言文字创作的有关澳门的文学作品。澳门文学可以向世界各种语言文字开放。用葡萄牙、英国、西班牙、法国、德国、荷兰、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语言文字写成的有关澳门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第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在澳门出生、成长和工作的所谓土生土长的作者，当然属于澳门文学的作者。但不少澳门作者后来到香港或海外发展，能否算是澳门文学作者呢？从严格意义上说，在澳门出生、成长并长期居留在澳门的才是不容置疑的澳门文学的作者。然而，澳门文学的发展历程恐怕不能这样表述。例如，曾在澳门住过一段时间，写出较多重要文学作品的屈大均、汪兆镛等，他们不能在澳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吗？还有一些人，家在澳门却在香港工作，于是每天往返港澳两地，两地的事物都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作者身份及文学作品应该如何归类呢？我们倾向于把他们划归为港澳两栖类，而他们的身份和作品，应该同属港澳两个地区。也就是说，他们既是香港作家，又是澳门作家。再如，撰写澳门文学史，最好以事实作为依归。1930～1940年代英国著名诗人奥登曾经来澳门旅游，写了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今天撰写澳门文学史就不能把奥登忽略不计。正如研究香港华文文学史，没有谁否认茅盾、萧红等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一般。事实上，许多熟悉澳门历史的人都知道，澳门人口流动性大，被称为“流动岛”，如果一味地强调只有澳门土生土长的才算澳门文学的作者，那恐怕与澳门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格格不入。第三，作品文本的有关内容。以澳门为主题的或内容与澳门有关的作品，理所当然属于澳门文学。然而，又有不少人主张作品的内容必须写澳门。这样一来，又出现不好解释的情况。比如懿灵确是澳门在土生土长的作家，她写了一篇内容与澳门完全无关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是否应该被界定为非澳门的文学呢？这比否认萧红在香港所创作的作品（内容与香港这地方没有多大关系）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还要荒谬。所以，澳门文学作品的内容，绝不能机械地硬性规定非与澳门扯上关系不可。如果所有澳门作家只写澳门，那将是一种“犬儒主义”思想在作怪，说得严重点，那将是澳门文坛的一种自我萎缩。如 392

澳门文学源流与含义的辨析 前所说，澳门作家应该有一种高屋建瓴、宏放的气度。第四，有关发表和出版作品问题。在澳门本地发表的作品，不一定就属于澳门文学。例如现居外地的作者，投稿给澳门的一些刊物并得以发表，或有书稿在澳门出版，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就是澳门文学。退一步说，可以考虑这些出版物是否积极地推动澳门文学发展了。有时情况正好相反，那些没在澳门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反而仍然算是澳门文学。前面举过的例子，懿灵的《流动岛》在香港诗坊出版，还有不少在澳门初露锋芒的文学青年乃至少年，刚在文坛亮相的时候很少在澳门发表作品，其作品多在香港、台湾等外地刊物上节载。所以，我们界定“澳门文学”的含义时不能太死板，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五，澳门离岸文学归属问题。界定“澳门文学”的含义，还派生出来一个“澳门离岸文学”的问题。港澳两栖诗人凌钝编选了一套《澳门离岸文学拾遗》① （上下册）。编者在《文艺世纪》、《海洋文艺》、《伴侣》和《当代文艺》四种香港刊物中辑出作家作品，分为新诗、诗评、散文、小说四辑，系统保存了1950～1980年代的澳门的文学作品，为研究者提供了线索和资料。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文化和文学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家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一份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出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中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并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如上述的《文艺世纪》、《伴侣》、《海光》、《当代文艺》、《海洋文艺》等，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即在澳门以外地区发表作品）和“离岸作家”（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着密切联系）。界定澳门的离岸文学，也要符合下列两点：①必须符合“澳门文学”的含义；②作品在澳门以外的地方发表。换句话说，就是某地区的离岸文学仍是该地区的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只不过这部分作品的发布地点在该地区以外的地方而已，所以，其含义与区域文学的界定并无什么不同。鉴于此，“澳门离岸文学”理所当然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无论李德超对“澳门文学”含义的潜在界定也好，还是郑炜明、刘登①凌钝编《澳门离岸文学拾遗》，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 3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 翰、饶芃子等人对“澳门文学”含义的显在界定也好，至少在现阶段它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符合澳门文学发展实际的。这种界定，肯定会受到澳门文学实践的检验，而且，随着澳门文学研究资源的不断挖掘和澳门文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界定可能会不断调整、补充和完善。我们主张，在现阶段对“澳门文学”含义的界定不如从实际出发，对某些具体有疑义的概念问题集思广益，进行切实的深刻的探索与研究，在不断解决理论概念的过程中，积累资料，各个击破，到有一定成熟度的时候再用全局观点进行归纳、综合和总结，这样相对缜密、完善和科学的“澳门文学”的含义便会水到渠成地得出来。在现阶段，澳门文学的资源还有待继续进行广度和深度开发，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性和本土性还需要加强，对“澳门文学” 含义过早地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论，是不符合学术程序的。俄罗斯当代美学家尤·鲍列夫在其代表作《美学》一书中说：“科学不是真理的简单的汇集，不是事实的仓库，不是考察的当铺，不是概念的堆积。科学是有组织的并从属于社会实践的知识。”所以，界定“澳门文学”的含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时，再对“澳门文学”的含义作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本文节录自作者之博士论文《澳门文学发展论》，未出版） 39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李观鼎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澳门研究丛书）ISBN978-7-5097-1128-6 I．澳… Ⅱ．李… Ⅲ．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 文集③文学研究—澳门—文集 Ⅳ．C53 I209.965.9-5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7756号·澳门研究丛书·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主编／李观鼎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网址／http：//www.ssap.com.cn网站支持／(010) 59367077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 59367139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项目负责／祝得彬 责任编辑／陶盈竹  段其刚责任校对／程 霞责任印制／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59367097经    销 ／各地书店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排    版／北京德彩汇智文化有限公司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印    张／25.5 字    数／473千字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印    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1128-6定    价／65.00元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