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惕洁(T J Cheng)美籍华人，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宾汉顿大学助理教授和研究员；2000年至今，历任澳门大学课程主任、副教授、教授、博土生导师等职，兼任江淮乡村建设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研究员、中国民族学会汉民族分会常务理事；研究范围包括乡村社会学、户口与流动人口、民族关系、博彩社会学、人力资源等；专著有《中国户口制度》、《澳门青年指标体系研究》、《新来澳定居之内地移民论析》、《内蒙文革风雷》、《博彩社会学概论》、《澳门人力资源调查》等，另有上百篇论文，散见于海内外中英文报刊。
出版说明一、2004年，澳门基金会推动、组织了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2006年底，又主办了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这两项活动，均得到澳门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广泛支持，为进一步推动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在此背景下，澳门基金会决定编辑一套丛书，对过去1/4世纪的澳门研究学术成果进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2007年初，澳门基金会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围绕《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的编辑工作展开了讨论和论证，并取得共识。三、为了扩大与深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传播和影响，2009年中，澳门基金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达成多项图书出版合作计划，其中《文选》系列成为首批合作出版书目，全国发行。四、《文选》分政治卷、行政卷、基本法卷、法律卷、社会卷、文化艺术卷、历史卷、教育卷、文学卷、经济卷、语言翻译卷和综合卷共12卷，每卷一册或多册。五、文章选取标准为：①原则上主要在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取；②文章研究的范围以澳门为主体；③作者以澳门人为主；④所选文章需具有较高水平，在发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⑤文章的发表语言以中文为主，外语发表的暂时不收，由外文译成中文的可适当挑选。六、文章的收集年限由各卷主编决定，但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编辑时出版、发表在期刊内的论文为主。七、由于未能联系到作者而无法解决版权问题，主编选出的某些文章未能收入。八、由于整套丛书原预计在2007年底前出版，最新发表之论文未能收入。待这套丛书出齐后，希望每两年不分学科再出一卷，以同样的标准收录最新的研究成果。
目录检验现有成果，期待更大丰收——《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综述............程惕洁/001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魏美昌/001澳门的人口结构与新移民................................陈欣欣/009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代..............................吴志良/026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张虎/032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吴志良/047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叶炳权/059澳门的治安问题........................................张虎/066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郭凡/082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萧锦雄/093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关志辉/107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孙家雄/128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陈欣欣/134回顾与前瞻——提高澳门应变能力的四点思考......................程惕洁/146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赖伟良/186澳门社会排挤初探......................................娄胜华/156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蔡幸强/197 001
澳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文选·社会卷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汤开建李长森徐杰舜/222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梁启贤/243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李国豪李惠华/251澳门公共卫生医疗——总结经验，缔造健康生活..........................邓达荣/261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邓玉华/283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陈欣欣/297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梁宏/320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孙悦李纾/330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萧蔼施关丽华张润棠陈志坚李月梅林宇杰/344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卢铁荣郑汉光/357有限理性与赌博——赌博行为导因研究...............................曾忠禄/374积极健康老龄化——澳门老人医疗福利问题之探讨......................潘锦盈/388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吴伟强/406青少年压力——穗澳两地之比较研究...................................聂衍刚张卫岳颂华李智能邹泓/418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邓玉华/428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吴慧明张卫甄霜菊/443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从社会资本看“和谐发展论”......................潘冠瑾/459澳门社会福利模式——一个生产主导福利模式............................赖伟良/477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谢莲秀/493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邓玉华/502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程惕洁/516 002
检验现有成果，期待更大丰收——《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综述程惕洁*一 引言：编者的苦衷——忍痛割爱从已经发表的众多作品中择优选拔，向来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落 选者不高兴，事情尚小；万一遗漏有代表性的佳作，则令人痛心。一来无 法体现客观公正，难以尊重历史。二来说明编者粗枝大叶：要么搜索不彻 底，浏览范围不广；要么鉴别能力太低，有眼不识泰山。无论哪种情况， 都有违编辑该文选的初衷，也必然影响其公信力和学术声誉。然而，即使编者深明大义，尽可能公正无私，避免失误，也仍难功德 圆满。盖因字数和篇幅有限，编选者除了重点关注学术标准之外，还要兼顾其他因素，包括平衡不同学科领域、作者背景、发表年代等，于是难免 对一些优秀作品掂量再三，最后仍然不得不忍痛割爱。另外，还有些跨学 科（或边缘学科）作品，既可归入社会学内，也可归入其他社会科学（例 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犯罪学、心理学等）范畴内，因为社会学经 过100多年的发展分化，早已形成五六十种分门别类的跨学科分支，有时令 判断一篇文章的学科归类大伤脑筋。为了不至于和其他社会科学分卷出现 篇章重叠，在基金会的协调建议下，我们也不得不舍弃这一类优秀作品，忍痛推荐给其他分卷，如西谚所云：“Our loss is their gain”（我之所失，为 他人所得）。*程惕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 0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但无论如何，事情总要有人做，责任总要有人担。经过长期搜索阅读、权衡筛选、基金会协调等程序，最后确定37篇入围作品，组成这一社会学 分卷。如今催生问世，奉献给读者，供大众批评鉴别。按照分工，每卷编者要写篇综合述评。吐过上述苦水之后，下面就对本卷内容作个大致的回顾、评介与分析。二 回顾社会学在澳门的发展历程本文选所涵盖的年代，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头七年，时间跨 度超过 1/4 世纪。编者本人来澳门的时间为2000年，仅仅经历了回归之后 的岁月。因此，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澳门社会学研究的状况，缺乏直接 观察，仅可凭借当年的出版物分析概括回归之前的情况。至于回归之后，情况就比较熟悉，可以说亲眼见证了澳门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成长壮大。这 37篇论文，大致代表了澳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缩影。这里所说的澳门社会 学成果，主要是指以中文发表的社会学论文，既包括澳门本地学者的作品， 也包括内地和港台学者所发表的有关澳门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没被包括 进来的，是以葡文、英文或者其他文字发表的同类文章。它们的数量或许 没有中文那么多，但研究的深度未必逊色，因此我们希望日后能另外选编 一本非中文的文选，以便更好体现澳门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全貌。这37篇论文，如果按照内容归类并以篇数排序，大致可分成以下八大类：①青少年问题类：9篇；②移民与劳工、社会资本、社会分层与社会排挤类：8篇；③卫生、健康、福利与社会保障类：7篇；④社会控制、旧区重建、公民社会与社团研究类：7篇；⑤土生葡人类：2篇；⑥博彩研究类：2篇；⑦犯罪与社会治安类：1篇；⑧人口老龄化类：l篇。尽管以上类别和篇目，远远不能涵盖社会学的所有分支，但大体上包括了澳门民众最为关切的重大社会议题。从作者的背景看，主要是关注澳 门社会问题的本地、内地和港台专家学者，包括高校教师、社团领袖、政 府公务员、前线（基层）社工、在校研究生，等等。从出版物来源看，澳门本地刊物占多数，其次是内地和港台出版物。大致分布如下：《澳门研究》8篇；《行政》杂志5篇；《澳门》杂志和《澳门理工学报》各3篇；《中国大陆研究》2篇；《濠镜》、《开放时代》、《香 002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港社会科学学报》、《江苏警官学院学报》、《南方人口》、《心理学报》、《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等刊物各1篇；其余来自论 文集或者专著的某些篇章。从发表时间看，只有少数几篇诞生在1990年代， 绝大部分论文都是21世纪的产品，基本属于澳门主权回归中国之后的研究 成果。这也显示了社会学在澳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澳门的发展历程可以说艰难曲折，阻力 重重。以澳门大学的经验为例，编者感慨良多。记得2000年2月份春节刚 过，我获聘从美国来澳门大学任教，为 “ 当代中国研究专业 ” 的本科生讲 授社会学入门课，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当代中国乡村社会， 等等。学院领导特别建议我，从美国大学选购一些通用（概论入门之类） 教材，然后再选择一些和中国内地及港澳台有关的补充读物。来了之后才 发现，澳大仅有一位阮大元教授是社会学科班出身。我来之后，他退休回 美国（不久病逝）。一个人的独角戏当然难唱，在教学方面最为明显，想多 开课不可能，有了问题没人商量。 科研方面困难更多。记得社工局和教青局通过澳门研究中心的黄汉强 和经济系的关锋，询问我能否接受政府的两项社会学研究任务：一是澳门 新移民调查，二是澳门青年指标体系研究。我深感为难，因为力量过于单 薄，一无助手，二无时间，三无资料。可是黄汉强先生语重心长，盛情难 却。他说，他们中心以前也曾接过澳葡政府委托的某项社会调研任务，但 在问卷调查中出现重大失误，只好中途放弃，上缴政府已经批准的经费， 处境十分尴尬。他动员我尽量接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交办的任务，争取顺利完成，好挽回学校和中心的面子。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已无法推辞。 只好草拟方案，最终获得批准，由校长同政府签订协议。经过两年多的奋 斗拼搏，总算比较满意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但令人万分悲痛的是，在研 究成果即将出版的关键时刻，黄先生心脏病突发，过早辞世。可以说他是为澳门的社会学研究积劳成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刚在澳门大学开课的时候，发觉澳大大多数学生和家长对于什么是社 会学几乎一无所知。当我最早在一个研讨会上提议， “澳门作为博彩社会， 必须建立社会学专业，尽快培养自己的社会学专才 ” 时，一位颇有影响力 的社团领袖居然以不屑的口吻反驳：“社会学有什么用？它和博彩业又有什么关系？” 003
澳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文选·社会卷 然而经过近十个春秋，社会学在澳门有了可喜的成长。澳门大学先建 立了心理学专业，接着建立社会学专业，又分别升格为心理系和社会系。其后，又从社会系分化出历史系，还在社会学系里面新开了犯罪学专业（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澳门民众和政府官员，对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认同程度大为提高。澳门社会学学会成立了，研究社会问题的论文和书刊数量 在增加，水平在提高。综合反映澳门经济社会状况的权威性年度报告（简 称《澳门蓝皮书》），也于2009年问世。由于被列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 皮书系列，它的编辑标准规范、印刷数量多、发行范围广，标志着澳门社 会科学的整体水平已经受到国家权威出版机构的认同和重视。如今，包括 《社会卷》在内的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也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并在 全国和海外中文市场广泛发行，我们为此倍感荣幸。三 入选论文的四大特色如果对入选的37篇论文细心研读、分析比较的话，可以发现各有千秋， 从选题角度到行文风格，从研究方法到政策建言等，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作 者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特征。然而也不难看出，它们还有某些共同 特征，我将之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大胆探索的学术勇气在主权回归前的澳葡治下，一方面高等教育和社科力量相对薄弱，有 能力承担学术课题的人比较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 领域，基本上由葡人把持。俗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少数华人学 者，即使对社会问题有所批评，大多只能在华文报刊上写点时评类文章， 停留在大批判的水平，鲜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而回归之后， “一国两 制”，“澳人治澳”，华人成为执政团队的主流，一大批青年才俊被提拔到领 导岗位，包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主人公的地位提升，高等教育和社科研究的快速发展，再加上从中国内地、港台和海外引进大批专业人士，为澳 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从主观上说，澳门特别行政区领导层 相对年轻，对全面有效治理一个 “ 五脏俱全 ” 的微型社会缺乏经验，急需社科专家提供咨询意见，于是有许多学者被吸收进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各种 004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专业委员会，更有政府机构聘请高校教授承担种种研究课题。比方说， 我和黄汉强接手 “ 青年指标体系研究 ” 课题的时候， 我们都感到十分新颖，因为 “ 指标体系 ” 属于边缘学科，近年来刚刚兴起。这就要求我们边学边做，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类似例证在本文集有许多，例如： 梁启贤对港澳地区青年指标的研究； 潘冠瑾对 “ 社会资本 ” 与 “ 社会和谐 ” 的研究；曾忠禄对赌博行为导因的研究； 潘锦盈对 “ 健康老龄化 ”的研究；吴慧明、张卫、甄霜菊对 “ 青少年网络依赖 ” 的研究；关志辉对“性别与青少年自杀行为 ” 的研究；蔡幸强对 “ 全球化与澳门外劳 ” 的研究；卢铁荣、郑汉光对 “ 澳门青少年偏差行为 ” 的研究；等等。这些课题，有些题目新颖、情况特殊，有些超出自己原来的专业范围，但因为是澳门社会必须面对、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值得去探索、去挖掘。如果没有他 们这种大胆探索的学术勇气，也就不会有今天取得的可喜成果。（二）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另一个可喜特征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优良学风。这个问题看 似老生常谈，但确实有提出来一议的必要。当今社会科学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杂，几乎什么鸡毛蒜皮都可以当博士论文来写。听说有人写泼妇吵架的发音频率有多高，还有人写蚊子翅膀震动与台风的关系，当真奥妙无穷，深不可测。 但作为社会学者， 我们必须秉持社会学是人学（或者“ 仁学 ”）的一贯宗旨，凡是无关社会痛痒的所谓论文巨著，无论有多少人吹捧，我都会不屑一顾。因此，我们选编的这一文选，看重联系实际，而且开门见山，直来直 去，有极强的政策针对性。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陈欣欣的 “ 青少年研究回顾 ” 和 “ 人口结构与新移民 ” 研究； 吴志良的 “ 澳门市民社会 ”研究；邓达荣的 “ 澳门卫生医疗 ” 研究；萧霭施、关丽华等人的 “ 澳门旧 区重建政策 ” 研究；孙家雄的 “ 经济结构与失业工人生活 ” 研究； 叶炳权的 “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 ” 研究；张虎的 “ 澳门治安 ” 研究；汤开建等人的“澳门土生群族”研究等等，无一不是针对现有社会问题，诊断病情，分析病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应该说，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社会学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尽管好奇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而且也是所有研 005
澳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文选·社会卷 究与发明创造活动的原始动力，但毕竟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并非单纯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要达到更有现实意义的社会目标，包括社会公正目标。正如恩内斯特，埃利克斯 (Ernest K．Alix) 在讨论“思考社会学”与“行动社会学”两者关系时所说：“社会学新近表现出来的批判能力，连同理性与社会进步的观点， 是构成社会学 ‘ 修补动机 ’ 的重要历史因素。 这种对社会的修补动机， 最终变成了我们所知道的社会工程。”①无独有偶，这一 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如下论断不谋而合：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所谓理论联系实际，还包括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不能为了批评而批 评，还要在正确分析批评的基础上提出建设性意见。由于社会学的关注重 点是社会公正，因此有人误以为社会学家的目的就是“揭疮疤”，为弱势群 体出气，让有权势阶层难堪。因此，他们错把社会学者视为麻烦制造者(trouble-maker)。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也是对社会学无知的表现。社会学的 本质，就像社会的医学。社会和人的肌体有共同之处，都有可能因受病毒感染或者功能失调而生病。社会学者，恰如社会的医生，观察病情，分析 病因，最后提出手术还是吃药等救治方案。社会学的所谓“吃药”，相当于中医的保守疗法,比如最近各国政府为降低金融风险而为私人银行注资；而所谓“手术”，则是壮士断腕般的“休克疗法”或“震荡疗法”，曾经被 苏联和东欧各国广泛采用过。当然，社会学者提出改革方案是一回事，但能否对社会改良起实际作用是另外一回事。能否兴利除弊，实现社会和谐进步，并非取决于学者专家的一相情愿，还要看救治方案的可行性如何，操作难度多大，决策层是否认同，领导人有无胆魄和能力，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等等。但无论如何，社会学家的良心和责任就在于批评建言，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跟医生对待病人没有什么两样。（三）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本卷的第三个特征，是研究方法的规范性。我们知道，定义、概念和研究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社会学概莫能外。但是，有①Ernest K. Alix, Sociology: An Everyday Life Approach, 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5, p.10. 006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些不懂科学方法的人，习惯于把社科研究等同于舆论宣传，他们只在乎结 论是否“正确” （即是否合乎自己的偏好），而不管方法是否得当，资料是否可靠，论述是否严谨，有无逻辑谬误，等等。作为社会学者，我们反对 以宣传取代科学，而坚持社会学研究要遵循科学方法。因为结论的正确与 否，不依赖人的主观愿望，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也往往和方法是否得当 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社会学专业的新生，都反复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这次选编文选的标准之一，也是看作者对研究方法的运用是否自觉， 有无漏洞。综观入选的37篇论文，感觉大多数作者的研究方法比较规范。无论在 文献综述、历史回顾方面，定量与定性方面，还是运用比较法、观察法、抽样调查法，以及引证资料来源、运用注释等方面，大多数作者都能遵循 基本原则，方法得当，说明作者的基本功比较好，做学问的态度严肃认真。由他们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培养澳门下一代的社会学者，前景令人乐观。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说，吴志良的《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 代》、萧锦雄的《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邓玉华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 顾与前瞻》和《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赖伟良的《澳门社会排挤初探》、 邓达荣的《澳门公共卫生医疗》、蔡幸强的《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 动力》、吴伟强的《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等文，在以量化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同时，也使用统计数据，配以数学模型或分析坐标，以增强论文 的说服力度。在运用对比分析法方面，有梁启贤的《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 展》、梁宏的《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这两篇文章。不过后者更为出色，因为梁宏合理运用三地的统计数字，编制了一目了然的发展趋势对 比图表，以此证明：穗港澳三地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澳门的情况 最为严重，香港次之，广州最轻，等等。在运用历史文献方面，吴志良的《构建澳门的市民社会》、陈欣欣的《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曾忠禄的《有限理性与赌博》、张虎的《澳门“土生葡人 ” 问题之探讨》和《澳门的治安问题》、潘锦盈的《积极健康老龄化》、娄胜华的《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潘冠瑾的《一 种政治社会学视角》等许多文章，对前人文献资料的引证较好，资料比较全面。有些引用直接来自国外原著，说明作者外文功底深厚，涉猎范围更 007
澳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文选·社会卷 广。毋庸讳言，在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外文（特别是英文）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还有部分文章，基本属于政策分析类，虽然没有应用量化、调查、统计图表等手段，但是运用定性研究，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把论点和论据说得很透，也不失为佳作。这批论文包括：魏美昌的《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叶炳权的《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孙家雄的《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程惕洁的《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赖伟良的《澳门社会福利模式》，汤开建、李长森、徐杰舜的《澳门土生群族研究三人谈》，萧霭施、关丽华等六人的《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谢莲秀的《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 策主张》，等等。\ 在抽样调查法方面，共有6篇文章比较成功，其中包括：吴慧明、张卫、甄霜菊的《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孙悦、李纾的《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郭凡的《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关志辉的《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李国豪、李惠华的《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以及卢铁荣、郑汉光的《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说它们比较成功，是因为抽样数量适当，方法科学，分 析严谨，因而结论也比较有说服力。（四）新人新秀的大量涌现本卷的第四个特征，是新人辈出，佳作连连，说明澳门社会学后备人才充足，这对建设和谐社会十分有利。我对人选论文的作者大多不熟悉，更不知道他们的年龄结构，但从已经发表的作者背景看，我们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老中青三结合”。不过这里说的“老中青”，主要还不是年龄，而是指学术资历或者名望。换句话说，其中既有著名的老资格学者，比如魏美昌教授、徐杰舜教授等；也有成果卓著、如日中天的中年学者，比如吴志良博士、汤开建教授、娄胜华教授、陈欣欣教授等；更有许多初出茅庐的学界新秀。从作品发表的年代看，越往后来，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说明澳门社会学的整体科研能力呈水涨船高状态。比如，梁启贤先生，澳门理工学院讲师；梁宏女士，中山大学助教；萧霭施、关丽华、张润棠、陈志坚、李月梅、林宇杰等六人，均为澳门科技大学硕士生，但他们的入选 008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论文写得不错，做到定量与定性的适当结合，比较研究方法也恰到好处， 相信他们只要继续勤奋努力，其学术前途不可限量。类似情况，在入选论文中还有许多，恕不一一列举。此处想专门提一下李国豪先生和李惠华女士，均为社工出身，任职于澳门圣公会社会服务处；还有谢莲秀女士，则是澳门工联总会秘书。他们的论文能成功人选，原因有二：一是作品本身的质量够格，量化方法和分析深度令人印象深刻；二是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证明前线社工和其他基层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于从事社会学研究并非障碍和阻力，而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这里连带引出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应用社会学与理论社会学二者的关系问题，需要多费一点笔墨。众所周知，社会学除了划分为多种分支学科以外，还划分为理论和应用两大领域，各自的关注重点不同。理论领域关注概念、定义、原理和系统学说；而应用领域则偏重实际工作，特别是社会工作（简称社工）。澳门从事社工行业的人数以千计（有人说，包括没有专业文凭的广义社工在内， 总数近万），但专门从事理论社会学专业的人（主要是高校教师和研究员）则少之又少。有些理论专业人士看不起社工，认为他们只懂具体工作，缺乏理论素质，写不出什么高水平的论文。同样，有些搞应用社会学的人（特别是社工），也不买理论工作者的账，认为他们高高在上，夸夸其谈， 脱离实际，没有处理社会冲突的能力和经验。结果导致两种人互相封闭， 极少来往，更不要说相互跨越。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源于理论脱离实际 的错误学风，不利于澳门社会学的健康成长。因此，我鼓励澳门大学社会 学专业的同学利用实习机会去当社工，接触前线工作；也支持澳门社工人 士加强自学，组织夜校，请教授讲课或者来澳门大学听课，选修学分，提 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争取写出更多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四 尚有两点美中不足 谈过文章的优点之后，也要谈谈不足，否则有 “ 藏拙护短，自卖自夸 ” 之嫌。而缺乏自省能力和自我批评精神，乃是社会学繁荣昌盛的头号敌人。 实事求是地总结，发现有两个令人遗憾的不足：一是诸多领域留有空白； 二是提高和普及都显不够。以下分别说明。 009
澳门人文社会科技研究文选·社会卷 （一）应开辟更多研究领域37篇文章当中，青少年问题有 9 篇，约占 1/4，比例最大。这是因为青少年在澳门社会占有突出地位，受到家长、学校、政府和民间的广泛关注， 因此研讨会多，文章多，出版量大。但难以理解的是，和博彩相关的社会问题，即使不比青少年问题更严重，起码也不相上下，但这方面仅有两篇 文章入选，比例有些低。另外有些社会问题，比如妇女权利、环保、交通、 住房、腐败、历史遗产等问题，竟然没有作品入围。究其原因，可能有如下三个。其一，题目分工可能有交叉重叠问题。比方交通、住房这两项，可能 归入经济卷中；历史遗产归入历史卷或者文化艺术卷；女权和腐败问题，可能归入政治、行政或者综合卷中；等等。果如此，则属于边缘学科常见的“妾身不明”问题，通过丛书总编对各卷的协调修改，适当增减，不难 解决。其二，还有一些纯属社会学的议题，比如女权中的性工作者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单身母亲问题；劳工议题中的安全保障问题、欠薪问题、超时问题、黑工问题；其他还有环保和生活质量问题、病态赌博问题、责任 博彩问题等，绝对属于社会学的专有领地，不可能被归人其他学科。这方 面的论文要么数量太少，质量不高，未能入选；要么还属于澳门社会学研 究的处女地，尚待后来人去拓荒开垦。其三，如果属于空白状态，则可能缘于作者的眼界和洞察力不够，或者学术勇气不足，有待继续努力提高。毋庸讳言，社会学研究除了学术造诣之外，也需要一定勇气。因为指点江山，批评社会不公，难免触及某些权势人物的既得利益，因而招致不满甚至报复。但如果大家都明哲保身，自我设限，谁也不愿意碰敏感话题，任何冒险精神都没有，那肯定也就牺牲了社会学本身所倡导的公正立场和批判精神。因此，两者如何平衡，是一个永恒的难题。我当然不鼓励人们冒险，去做无谓的牺牲；但也不希望无原则地回避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如果那样，还要社会学何用？唯一正 确的策略，还是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判断力和学术勇气，在社会正义、学术良心和自身安危这三者当中，寻找和把握适合自己定位的平衡点。 010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二）坚持提高与普及并重原则尽管本卷的任务是选拔高标准的学术论文，但通过选编过程，感到有必要重申并发扬我以前提过的“提高与普及并重原则”，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我们对所谓“高标准”必须有清醒认识，那只不过是相对于澳门以前的较低水平而言。假如同港台和内地同行们的水平相比，我们还要看到相当大的差距。也就是说，如果同社会学的国际水平相比，我们的标 准不是高，而是低。因此，所谓高低，完全是相对比较而言。换句话说，自己同自己比，今天和昨天比，有所提高；自己同别人比，差距还很大。其次，无论从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看，还是以澳门大学招生的门槛看，或者从政府在研讨会和出版物上的财力支出看，澳 门社会其实已经处在一个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作为社会学骨干力量的我们，也该为自己制定一个更高的奋斗目标了。不能老以“澳门落后”、“缺 乏人才”为借口，回避我们主观努力不够，掩盖客观上缺乏体制创新能力 这样一种现实状况。再次，由于我们的“提高”程度不到位，没有高质量的学术园地，没 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学者，也没有专业化的出版社，甚至未能建立一套评审 学术成果的组织架构和权威体制，而缺乏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就难以 影响大学生（包括本科和研究生）群体和学术新秀，无法在澳门形成有规 模、有品位的社科论文读者群，所以普及工作难以做得有声有色。最后，反过来看。没有范围更广的普及，没有社会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严肃讨论的氛围，其结果，社会学论文的阅读范围仅能局限在学者自己的小圈子内部，形成 “ 作者即读者 ” 的自我循环。这就是为什么在澳门，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印数往往只有几百册，还常常库存积压，需要免费派送，形同处理垃圾。恶性循环的结果是读者没兴趣，作者也没动力，因此许多论文都是滥竽充数，四平八稳，没有特色。长期在这样的气氛中搞所谓研究，当然难出有影响力的传世之作。至于如何才能克服上述两点不足，拙作《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一文，大致提了几点建议，也设想了几个可以操作的方案。有兴趣 的读者，可查阅该文，此处不再重复。 0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五 结语：期待未来更大丰收以上回顾了澳门社会学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简要评介了入选论文的 成绩与缺点。最后，我想以 “ 期待未来更大丰收 ” 做本文结尾。由于我不 久将从澳门大学退休，回美国定居，也许这篇综合述评将成为我居澳期间的封笔之作，因此怀着复杂的惜别心情，希望表达对澳门新一代社会学者 的良好祝愿与殷切期望。屈指算来，我在澳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十年，犹如白驹过隙，弹指一 挥。澳门给我的感觉是温馨的，回忆是亲切的。特别令我感动的是，一大批青年才俊曾经选过我的课，记得我对他们论文习作的严厉批改，但对我 的工作积极配合、主动支持。记得刚来澳门大学不久，我曾带领一批同学去清华大学参加他们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举办的暑期班。有些同学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很不理解，一度聚众“抗议”，痛哭流涕，说我让他们 压力太大，威胁要中途退学，提前返澳。其 “ 激烈 ” 程度，十分罕见。但 我不为所动，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到半夜，终于扭转了他们的倔犟，最终 按照清华大学制订的学习计划顺利结业，并且取得了比香港浸会大学的学 员更好的成绩和声誉。如今，这个班的学生早已毕业，有些人成为政府雇员、学界精英、工 商新秀，有的还成为澳门社会学学会的领导成员。见面之后，他们还会谈 到当年清华园那场“风波”，感谢老师“高标准、严要求”带给他们的长远 裨益。在这里，我也勉励本文选的作者朋友，特别是那些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作为澳门社会学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希望大家为澳门社会的繁荣昌盛与安定祥和，戒骄戒躁，继续奋斗，大胆探索，辛勤耕耘，早日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012
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魏美昌**一 多元化的背景及其表现澳门，作为华南最早的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已有400多年历史了，它有 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和非常多元化的人口组合，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的多元化起源于16-17世纪，那时葡萄牙的航海者、商人和天主 教徒在贸易和传教过程中将葡国及欧洲的文化带至澳门和内地。在那时， 澳门被葡萄牙商船队作为联结日本、东南亚、印度与中国内地的中间站， 这些地区的文化便也融入澳门。这种文化的大融汇至今仍可以从那些与中 国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印度人及非洲人通婚的葡人后裔——土生葡人 的语言风俗习惯中找到痕迹。自从20世纪香港取代澳门作为华南贸易中心的地位，并使澳门在许多 方面依赖香港之后，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便深深渗入澳门，使得英语成为 第一外语，在当地华人居民中比葡语更为流行。 在近20年的经济勃兴中，那些来自工业化国家的外国投资者及来自第 三世界的 “ 临时居民 ” 也将他们的文化带至澳门。随着澳门渐渐成为一个 “国际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将会加强。然而在澳门，葡国文化仍占西方文化的主体。尽管随着。葡萄牙海上*1990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关于澳门土生葡人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英文稿翻译。**魏美昌，澳门亚太拉美交流促进会理事长。 001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帝国 ” 的没落， 它的地位已有所下降，但它仍被看做澳门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葡国文化仍能作为澳门的一个主要特征，是基于以下原因。(1)葡语作为澳门行政、立法、司法中唯一的官方语言，始终保持它的 特权地位，使得中国人及外国人在以上三个领域通过翻译来使用葡语。(2)作为澳门行政基础的葡国法律，属于欧洲大陆法系，它与香港使用 的普通法及内地使用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完全不同的，它不能靠其他法律体 系简单地替代。如果一个人对于葡国的语言和文化无良好的认识，他是无 法理解和掌握葡国法律的。(3)几个世纪来，在澳门发挥重大影响的天主教会中的许多神职为葡人 占据，他们是传播葡国文化的先驱者。教会至今仍对澳门的大众教育、传 媒及社会福利方面有着重要影响。(4)土生葡人，这些已在澳门居住了一代或几代的葡人的后裔，尽管他 们中的一些人已与葡国失去家族的联系，有些不再能阅读和书写完美的葡 语，但他们仍是葡国文化天然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由于他们通双语，并在 公务员阶层中担任要职，因此，他们就成为连接葡国政府与使用华语的本 地居民之间的重要桥梁，而且通过他们的社会及家庭关系将葡国文化及语 言介绍给当地华人。土生葡人作为桥梁以维持澳葡政府正常运作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因为来自葡国的政府高官，他们留在澳门的任期是短暂的，这使他们了解和掌握当地中国文化和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也因为几乎没有多少本地华人能具备良好的葡语知识以晋升到较高的职位。尽管 1949年以后，澳门土生葡人向各地移民使得他们的人数不断减少，但他们 仍占澳门人口的近2%，在维持澳门特色中他们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 面仍扮演着重要角色。(5)一小部分华人已选葡语作为他们的第二或第三外语。他们之中有些人是1981年前在澳门出生的而相应成为葡国公民，或1981年后借助婚姻成为葡国公民，他们接受中文及葡文教育，或通过业余学习及特别训练掌握 葡语。另外，从内地及其他地方来的新移民，为了在公职部门找到一份比 私人部门有着更诱人的薪水的好工作也急切需要学习葡语。这些人，在数 量上不多，将于1999年后成为保持葡国文化延续的一个重要因素。简言之，葡国文化在澳门继续流传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尽管近年来 002
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 当地华人学葡语的兴趣在不断增加，但也仅有3%的人能讲葡语。即使在公 务员中。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精通双语，他们无论从质还是从量上 来说距实际的要求都仍很远。当前的问题在于：面对来自以英语为主的毗邻香港及国际上的强大竞 争，特别是1999年之后，当中文成为澳门的主导语言后，澳门的葡国文化 会否“失传”，澳门会否有失去其特色的危险？二 保持多元化的方法及关键保持澳门多元化是一个必须小心处理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问题。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赋予 1999 年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 已在《中葡联合声明》中陈述过。1999年以前曾管治澳门的《澳门组织章 程》的近期修订也是朝着赋予澳门行政、立法、司法更大的自治权这个方 向进行的。在澳门基本法中，应更进一步明确自治的原则。澳门人始终感觉对于 “ 高度 ” 的自治仍无实际的保障，担心这个地区现有的自由将会被外来的不断干扰所破坏，甚至在1999年前会出现这种 情况。出版和言论自由是构成澳门自由的基础，是要坚定地维护并要进一步发展的。与毗邻的香港比较，澳门的言论自由仍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大众教育和公民意识的提高，有望听到多样性的意见， 打破那种 “ 只许用一种声音说话 ” 的旧传统。 无论是1999年之前还是之后，人们都不希望言论自由受到任何束缚。每个社会团体及个人的建议和意见都可在法律的 限度内自由表达，而不用担心任何报复和迫害。 言论自由是和结社自由，包括集会、示威游行、学术、出版等的权利 紧密相关的。随着内地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新兴独立的社团在近来迅速发展，使得 议政空气活跃和社会行动崛起，其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及表达他们 对澳门未来的关注。澳门当地学者分析，随着社会进步，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公众与当 局之间、澳门与邻近地区间等的摩擦和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增加，澳门将 在1990年代面临更强大的社会争论及行动之风暴，那也不足为奇。 003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作为一个自由社会，不该采用任何强制性手段来制止人们的示威及请 愿，我们该寻找更有效的方法将这些行动引至可接受的合法范围以求得合 理解决。立法者要弥补社会某些领域中无法可依的漏洞，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而法律专家及社团对市民进行法律教育，让他们遵守法律及正确运用他们 的公民权和民主权之教育则是更为艰巨的工作。公民教育在整个过渡期将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和政治的争论及行动，对于动员公众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决策提供了良机。换言之，它与政治结构的逐步民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亦即意味着对主要社会、政治问题要进行更广泛的咨询，而不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行政、立法权力严重分散，造成社会混乱。澳门政治多元化应在 《 澳门组织章程 》及其与基本法的衔接中加以 完善。近来围绕修订选举法的争论应促进社会、政治多元化的进一步升级，允许较弱的社团在立法会中有更多机会当选而打破一个团体的垄断。要采取有效手段来极大地提高立法会的能力及效率，以使它如《中葡 联合声明》中所要求的，逐渐具有接替总督立法权的能力，以及更强的监督行政的能力和权力。这种改善能大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自由选择国籍是另一个重要的信心因素，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导致人才外流。大约有9万名持有葡国护照的居民被中国政府认为是中国公民，而又被 葡国政府认为是葡国公民的华人，在1999年后仍有移居葡国的权利，他们 实际上成为具有 “ 双重国籍 ” 的公民。但在1999年之后，他们的葡国护照 将只被中国政府当做 “ 旅行证件 ” 来对待。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害 怕失去这种保护，一些人甚至想到如果他们得不到政治保险就会放弃他们 的中国国籍。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特别是知识阶层及中产阶级，将会选择于1999年前移民。土生葡人面临的处境更加困难，他们比葡籍华人要面对更多的问题， 他们对于失去葡国公民身份的反应更为敏感，他们也怀疑目前他们优于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能否维持，甚至遭受歧视，并在中文成为主导性的官方 004
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 语言后，他们因中文水平差而担心在公职方面的竞争会败给华人。另一个疑问就是他们能否保持与葡国政治党派的传统联系，并像以往 那样参加葡国的总统与国会的选举。因为中国已一再表示不同意将葡萄牙 的党派冲突引入澳门，澳门在1999年之后理所当然会与葡国断绝属于葡国 内政的政治联系。对他们来说，放弃中国公民身份、保持葡国公民身份的自由，也应意 味着他们能够通过向驻澳门葡国领事馆递交简便的申请手续将他们的葡国 国籍传给他们1999年之后在澳门出生的子女。最后，他们的子女应有权在澳门的类似国际学校的葡文学校中继续接 受葡文教育，以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在葡国或其他地方继续升学。在这些问题切实解决之前，土生葡人于1999年之前可能移民的比例要比华人大得多，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更富有并有更多的海外关系。我们应该更为仔细地调查由于前途的不明朗及心理恐慌造成的人才外流，努力使中葡双方找出更为实际和灵活的解决方法。否则，在接近1999 年的最后几年，人才外流在澳门产生的社会震荡将比香港更大，因为许多已得到他国居留权的人将停留至最后一刻，他们因突然撤离所产生的真空会更大，使得替补空缺变得更难。如果澳门的经济发展顺利，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当今地方工业面 临的危机，如果澳门政府更具稳定性和连续性，在中国内地可靠的支持下完成各项大型的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澳门在珠江三角洲的地位，那么本地人的信心必会加强。当然，加强当地人民信心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中国内地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发展，为澳门实现真正的“高度自治”创造更好的条件。回顾本文前部分所提到的保持澳门特色的五个因素，许多都是十分脆弱和难以支撑下去的，但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葡国的法律体系，它被看做保持澳门特色的一个关键因素。《中葡联合声明》中得到保证的葡国立法及司法制度在1999年后的延 续性，实际上是 “ 一国两制 ” 之核心。它不能也不该为香港普通法和内地 的社会主义法律所替代。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立法、司法体系是过渡期最为艰巨的任务。遗 憾的是，过去我们忽视了它，导致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双语法律人才严重 005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不足。澳门法律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葡国制定的，除《宪法》和《澳门组织章程》外，还有民法、刑法、刑事及民事诉讼法，还有其他一些 由葡国自动引申到澳门的法律。澳门的民法、刑法及商法已有一个多世纪了，需要加以修订以适应当前澳门特殊的环境。其余的法律，无人能够确 切地知道究竟有多少，也要经过一个细致的清理过程。这项困难的工作正在由政府的一个特殊部门来完成，对那些有用的进行保留、修订、充实、 归类等工作，无用的则要废除。所有这些法律要在1999年前经过反复咨询 鉴定，通过当地立法程序成为澳门自己的法律，译成中文，并于1999年之后继续生效。第二部分是地方制定的各领域，如银行、劳工、建筑、土地租借、税 收等的法律。它们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之需要，需加以充实，例如 使与投资、商业有关的各种需要得以满足，增强澳门对外资的吸引力。如果有足够的通双语的法律人才，这些新的法律便能以中葡两种语言同时订立。但这在目前的七八年内难以达到。因为培养高水平的双语法律 人才及翻译人才需要很长时间，他们必须精通中、葡文及中、葡法律，以 保证中文译本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避免混淆和错误，使中文译本与葡文原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目前这种程度远未达到。当然，通过精细挑选学员，通过合理编排根据本地实际需要而订的课 程，培养双语法律专家（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的捷径一定能够找到。 这项工作的进行离不开中葡双方专家的密切合作。有了充足的法律专家，我们就能够在居民中推广普及法律知识，否则葡国法律对大众仍是陌生的。如果不能用人们自己的语言，使他们懂得他 们所要了解和使用的法律，那么法律将失去它存在的根基。普及法律及建立法治在公民教育中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每个公民，不论种族、政治及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建立法治对推动政治多元化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随着司法及立法制度的本地化，就能彻底解决中文成为官方语言的问 题，使中文不只是沟通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法律语言，具有准确性和有 效性。由此，我们也能彻底解决公务员本地化的问题，因为澳门的公务员制 006
澳门社会和文化的多元性及其对过渡时期的影响 度是以葡国法律为基础的。当地人想要谋求高一级的职务，必须对葡语有 良好的认识以便按法律来办事。同时，由于公共服务之对象是讲华语占大 多数的市民，葡国来的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准备于1999年后留任的，必 须学习汉语。本地化进程中的双语问题，在像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已得到顺利解决，值得澳门借鉴。强迫普通市民同时掌握两种语言是行不通的，但对那些在行政、立法、司法中占据一定职位的人来说，却是必需的。通过对新旧人员进行毫无歧 视的培训，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通过这种坚持不懈的培训，才能使澳门的多元性得以维持和发展。三 结语十分明显，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为澳门特色的社会文化的多元性， 在过渡期及之后，是能够得到保留和发展的。为此，来自葡国、中国内地及澳门的各个领域的学者需要进一步合作， 对澳门历史、文化、人口、基本社会结构、经济、财政及政治法律制度等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更系统的探索，以便对澳门的现实及特征有更清晰、 更精确的认识，根据它与邻近地区的联系，比较它的优势及劣势，以发展 正确的策略，保持它的特色。对中国来说，问题是如何保持澳门的拉丁特色，并将其作为与世界上 拉丁语系国家发展联系的理想桥梁，向世界其他地方显示“一国两制”构 想的可行性，以利于中华民族的最终统一。对葡国来说，问题是留下一个被当地居民为今后几代生存需要而自然 拥护的文化及制度，留下一个葡国历史上引以为自豪的葡国与东方联系的 纽带。 对澳门居民来说，问题是如何在更强大的经济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澳门 的社会、政治自由，继承以往的成果，以便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谋求更佳 的生存。通过对澳门的深入研究，我们将能从各方面达成共识，谋求在过渡期 及其后保持澳门的特色，防止其受不智之举的破坏。 007
检验现有成景，期待更大丰收 人们希望在澳门内外进行更好的合作和协调，减少矛盾和冲突，积聚所有积极的力量，在多元化中求团结，并希望在21世纪，澳门仍为珠江口 岸一颗闪耀的明珠，保持多元化之勃兴，保持其作为中葡友谊不朽遗产的独特性，对人类进步做出微薄的贡献。（原载莫绮文、廖明编《行政》总第10期，澳门；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1990年12月） 008
澳门的人口结构与新移民陈欣欣*澳门自开埠以来，其人口数字经历多次的变化，这些变化与澳门社会、 经济、政治等关系密切；因此，了解澳门的人口结构是相当重要的。由于 过去人口普查并未流行，19世纪中叶以前，关于澳门的人口数字都是从历 史文献中得悉及推敲，没有官方的数据。从1853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 统计会议起，人口普查才广泛地在各地进行，并被建议每十年进行一次： 澳门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便在1866年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则分别在1878年 及1896年进行，时至20世纪，澳门的人口普查已进行了13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991年进行的。①一 澳门人口的变动鉴于缺乏官方的人口资料，现就各个主要的资料来源整理出一个历年 澳门人口变动的表例（见表1），据估计在19世纪中叶以前，澳门人口不过 5万，其增长率也不迅速；②当时的澳门华裔人口以捕鱼割蠓为主，也有少 部分经商，而其余留居在澳门的非华裔人士都是以经商为主。③居住在澳门 以外的华裔人士及家庭因当时的法律关系，并不容易移居澳门。④不过，到19世纪末期及20世纪，澳门人口开始有所增加。*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学系哲学博士。①《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5页。②《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 月，第25页。③缪鸿基等：《澳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64页。④《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 月，第25页。 0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1 历年澳门人口变动（1555- 1991年）单位：名    年    份     人口数目     年    份     人口数目 1555 * 1561 ** 1562** 1563 ** 1568** 1578** 1580 ** 1640 ** 1743** 1750 ** 1825** 1832 ** 1835 ** 1839** 1860"** 1866*** 1867** 1871 *** 1878 *** 1896"** 1910 *** 1920*** 1924 ** 1936**   400 500-600 800 5000 6000 10000 20000 40000 5500 20000 22500 35000 37000 13000 85471 70000a 78080 77000b 68086 78627 74866 83894 193175 1200001927 *** 1937 ** 1938** 1939 *** 1940"* 1941** 1945 ** 1950 *** 1960*** 1962** 1967** 1970*** 1980** 1981*** 1982 ** 1983"* 1984 ** 1985** 1986** 1987  **** 1988  **** 1989  ***** 1990  **** 1991 ***157175 164528 141945 245194 400000 375000 150000 187772 169299 270000 200000 248636 268300 241729 321500 342700 375500 408500 426400 434300 443500 324395 332827 355693注：a 估计的人口总数。普查人口数目为56252人，不包括离岛人口； b 估计的人口总数。普查人口数目为61670人，不包括离岛人口。资料来源： * Chan,5.K＆W.G.Tan,“Urban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 in Macau，” in D.Y.Yuan and others (eds.),Population and City Growth in Macau, Macau: UEA,1990, p.219. ** 缪鸿基等：《澳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65- 66页。*** 《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7月， 第13页。所有数字均为人口普查数目。**** 《统计年鉴1989)，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0，第31页。*****《统计年鉴1991)，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第31页。 010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普查结果显示，澳门在20世纪中人口经历了四个大幅度增长的时期。① ① 1920 - 1930年，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不能控制全国的秩序，导致大批华 裔人士迁入澳门。②1939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情危殆致 使大量人口从中国内地迁入澳门。③1966 - 1976年中国 “ 文化大革命 ”期 间，中国内地人口迁入澳门，加上澳门开始工业化发展，亦吸引了不少华 裔人口迁入；另外，东南亚国家排华政策的实施，也使大量华裔人士从东 南亚迁入澳门。②④1980 -1990年，澳门经济发展已有一定成效，加上中国 实行开放政策，导致大批人口从中国内地迁入澳门。这四个时期的人口增幅颇为惊人，例如：1920 - 1927年的增幅是 87.1%，1927-1939年的是56.0%，1960-1970年的是46.9%，1981- 1991年的是47.1%。③由于本章不是谈论澳门人口历史，故此以下则集中 讨论最近一期的大幅度人口变动情况同大量移民从中国内地涌入的关系， 以及这些移民在迁入澳门社会以后的同化情况。在未讨论同化问题之前，且先来看看 “ 九一普查 ” 之主要发现，作为了解移民加入所构成澳门人口 结构上之现有特征。二 从“九一普查”结果看澳门人口结构特征当笔者撰写本文时，第13次人口普查的总体结果的中文版及特刊的葡文版及中文版还未出版，只有利用已出版的初步计算结果、简释I及简释 Ⅱ来做讨论。澳门第 13 次人口普查及第 3 次住屋普查，简称 “九一普查”，在1991 年8 月30 日至9 月8 日在全澳进行资料搜集工作，其目的在于“更新一个对本地区的社会现实的研究所必不可缺的资料库，从而使政府官员和管理①《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页；以及《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13页。② 缪鸿基等：《澳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第70 -71页。③《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 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13页。 0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人员可以做出更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决策”。①普查启动时刻是1991年8月30 日零时，人口普查对象是所有澳门居民及在当时逗留于澳门的人土。普查结果显示，全澳的居住人口为355693名，而非居住的流动人口则 大约有47000名。②以下则按居住人口的总数来探讨他们的性别、年龄、婚 姻状况、教育程度、日用语言、居住地区、人口密度、出生地点与居澳时 间等情况。（一）性别、年龄与婚姻状况 从九一普查可知，澳门现时的男性人口比女性少，男性占48.49%，女 性占51.5%。③其男女性别比例是94.2：100，而1981年的男女性别比例则 是103.6：100，可见近年女性人口有所增加，这都是因为女性移民迁入 所致。年龄方面，澳门人口颇年轻，年龄在 30 - 39 岁者最多， 占22.47%， 其次是20 - 29岁，占20.01%；④男性人口在各年龄组别中，最多的是30~ 39岁，占11.46%，而女性人口在各年龄组别中，最多的则是20 - 29岁， 占11.77%。⑤全澳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9岁；老化指数为27，即每100个15岁以下的人土就有27个65岁或以上的老年人，1981年的指数为33，可见澳门人口趋于年轻化；抚养指数是45，即每100个15 - 64岁的人土需要①《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页；以及《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5页。②《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 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14页。③《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 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7月，第18页。④《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 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月，第13页。⑤《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页；以及《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三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13页。 012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负担抚养45个少年人及老年人，此指数与1981年的相比相差不远。①关于婚姻状况，未婚与已婚人数十分接近，前者占47.73%，后者占47.86%，分居或离婚人口极少，占0.81%，丧偶者则占3.60%。②（二）教育程度与日用语言九一普查发现澳门人口的教育程度不高，小学毕业但未完成初中教育 者最多，占26。o%；由从未入过学至高中未毕业程度这一层次的，共占 87.7%；只有8．o%的人高中毕业；有大学学位者则更少，只占2.8%。③澳门人口中以广州话作为日用语言者最多，占86.3%，加上用其他中 国方言及普通话者，共占总人口的96.6%，可见中国语言在澳门的广泛流 行，说葡语的人只占1.8%。④（三）居住地区与人口密度澳门人口多居住在花地玛堂区（俗称北区或新区）及圣安多尼堂区 （俗称中区或旧区），分别占35.5%及30.6%；圣安多尼堂区是全澳人口密 度最高的地区，每l平方公里有98776人居住；而花地玛堂区的人口增幅率为全澳最高，由1981年的58470人增至九一普查时的126224人，其增幅率为115.9%（见表2）。花地玛堂区的人口增幅率之高，与新移民迁入澳门有关，很多新移民都喜欢在该区居住，这是由于花地玛堂区的地价及楼价较便宜，对于收入不高的新移民来说，这一地区较适合他们居住。九一普查中另一值得注意的发现，就是居住在水域的人口很少，只有 2831 人，与1981 年的11064 人相比，其减幅率达74.4% （见表2）。这一现象与都市化发展有关，很多在水域居住的渔民纷纷迁徙到陆上居住及工①《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13页。②《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50页。③《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31页。④《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31页。 0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作，配合澳门工业化与都市化的步伐。表2 澳门居住人口的地区分布及人口密度①单位：名    堂  区     人  口     面  积   （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 （平方公里）   1981年   1991年（九一普查）   变动   人口数   人口数   该区占 总人口数 百分比(%)两次调查 人口变动 百分比(%)花地玛堂区 圣安多尼堂区 风顺堂区 望德堂区 大堂区 述仔 路环 水域 58470 78581 39105 21236 26189 4510 2574 11064126224 108654 45814 32622 29234 7168 3146 2831(35~5) (30,6) (12,9) (9.2) (8.1) (2.0) (0.9) (0,8)(+115.9) (+38.3) (+17.2) (+53.6) (+11.6) (+58.9) (+22.2) (-74.4)2.7 1.1 0.9 0.6 1.4 4.1 7.2 /46750 98776 50904 54370 20881 1748 437 /    合  计     241729    419693    ( 100.0)(  +47.1)a    18.0    19761b注：a全澳平均人口变动；b全澳平均人口密度。 资料来源：《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 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7 月第15页。（四）出生地点与居澳时间九一普查发现有50.4%的澳门人口是在中国内地出生的，其中女性居 多，占27.3%．②反映了新移民以女性为多的特点。而在澳门出生的， 占 40.2%；③在葡国出生的，只占大约1．0%。④关于居澳时间方面， 自从出生起便在澳门居住的人口为最多， 占36.5%；其次是居澳达10 - 14年之久，占21.9%；居澳时间在14年或以下①此处人口总数恐有误，希望引用者重新计算人口密度和各项相关比例。——编者注②《第]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32页。③《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④《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月，第19页。 014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者，共占49.6%，①差不多是人口的一半。以中国内地作为前居地的人口有180409名，占51.13%。②若按在中国内地出生及以中国内地为前居地的人口计算他们的居澳时间，以居澳10—14年者为最多，占40.23%；③从而印证了1970年代末期及80年代初期大量人口从中国内地迁入澳门的移民潮事实。 据统计暨普查司的分析，从九一普查有关居澳时间的资料，可以估计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平均大约有7000个移民从中国内地迁入澳门居住 至今。④三 澳门的新移民及其特质首先有必要清楚知道何谓新移民，以及澳门政府的移民政策，然后找 出新移民的数目，再根据三项关于澳门新移民的民间调查结果，探讨他们的特质及其社会关系。（一）新移民的定义及澳门政府的对策所谓新移民，是指由1979年1月14日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各种 合法或非法渠道，迁移到澳门定居的华裔人士。⑤由于这些迁入人口除了可 知的合法移民人数外，从非法途径迁入澳门的移民人数没有准确的数字；因此，有关新移民的人口数字始终是澳门统计上的一个谜，对新移民进行 全面调查则更见困难。有鉴于此，澳门人口学家阮大元试图以各种方法来计算新移民中非法①《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 月，第32页。②《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20页。③《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22页。④《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22页。⑤陈欣欣：《澳门社会初探》，香港：万事威，1992，第7页。 0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移民的数目，①他从了解澳门政府对中国内地移民的政策，再由近十年来的 特赦非法移民数字及遣返非法移民数字来推算非法移民的数目。在1970年代或之前，澳门政府实施关于中国内地非法移民的“抵垒”政 策，②即任何华裔人士从中国内地非法进入澳门境内后，便可以成为合法的 澳门居民。由于70年代澳门经济的起飞，对劳工需求十分大，加上70年代 末期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大量的华裔人士便从中国内地涌到澳门谋生和 发展。但因为过多人口从中国内地不断迁入澳门，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对澳门社会的承受压力，所以澳门政府在1984年开始取消其“抵垒”政策，对非法移民实行“即捕即解”政策，即任何非法移民被逮捕后，便立刻遣返 原居地；并以每月120人，即每年1440人为合法华裔移民从中国内地迁入 澳门的限额去控制移民的数目。不过很多非法移民多次试图进入澳门工作， 若被捕遣返，就再次迁人，屡禁不止。当澳门政府察觉到他们多次被捕遣 返的记录后，不得不改变政策，用判刑监禁的方法来对付非法劳工及惩罚 他们的雇主，这项新的移民法在1990年6月开始实施。关于非法移民的数字，可以从三次主要的特赦个案中获知。第一次是 澳门政府在1982年3月登记了23800名非法劳工及他们的6000名家属，③ 并签发居留证给他们；④第二次是在1989年1月，澳门政府登记了5611名 非法儿童移民、3000名在学的非法移民及500名其他的非法移民，⑤俗称 “龙的行动”；第三次是在1990年3月29日，政府登记了大约有45000名非① 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p.99 - 114.②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100.③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Socioecona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101.④蔡兆源：《中国大陆移民及其对澳门社会之影响》，在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院之“社会科 学研讨课”上之讲稿，1990年。⑤ 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in Bruce Taylor andothers (eds.)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 Macau: CMS, UM & 1CM,1992, p.101. 016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法移民，经审核后只有大约27000人获得临时居留证（后称“临时逗留 证”），①俗称 “ 三二九事件”或“澳门事件”；而在3月29日之前，又有已登记的非法儿童移民及在学的非法移民的4200名父母获登记。②因此，1982年3月至1990年3月，有70111名非法移民被特赦，他们在澳门的身份随之合法化。除了以上的数字外，还有大量的非法移民被逮捕遣返，1981 - 1989年便有99651名被遣返中国的非法移民。③虽然有些可能是一次以上被遣返 的，但与以上被特赦的非法移民数字相加，十年间有169762名非法移民存在于澳门。④另外，关于合法移民的数字，由1984年至现在的较易掌握，因为每年的移民限额是 1440 名，1984 - 1992 年的九年内大约有12960名合法移民迁 入澳门。至于1979 - 1983 年的数字则难以估计， 有人认为这是个移民迁入 的失控时期，五年间可能有总数超越100000名移民迁入澳门。⑤若以1980年代的十年时间计算，从以上数字推敲，新移民可能有140000 -200000名，但据九一普查估计，则大约只有70000名，⑥这两项数 据相差极大，但仍有参考的价值。虽然有关新移民的确切数字尚未清楚， 但更重要的是去探讨他们的特质及其社会关系。①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101;陈欣欣: (澳门社初探),香港:万事威,1992,第85页。② 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eau,"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101.③ 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101.④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 eds. ) ,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1CM,1992, p.101.⑤蔡兆源：《中国大陆移民及其对澳门社会之影响》，在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院之“社会科学研讨课”上之讲稿，1990年。⑥《第13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I，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2年4月，第 25 页；以及《第13 次人口普查及第3次住屋普查》之简释Ⅱ，澳门：统计暨普查司， 1992年7月，第22页。 0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新移民的特质及其社会关系 新移民人口的特质主要是指他们的背景资料，包括他们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就业情况、收入分布等。而社会关系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适应澳门社会；人际关系；生活需要。 以下是根据三项近年所作的关于新移民的调查报告来认识新移民的特 质及其社会关系，这三项调查包括：①由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简 称 “ 华福 ”）于 1987 年所进行的一项 “ 新移民生活与信仰调查”；①②由澳 门东亚大学法律暨公共行政课程预备班部分同学（简称“东大”）于1988- 1989 年所进行的名为 “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抵澳门的新移民与澳门现时社会 的关系”的研究；②③由澳门电台中文新闻及公共事务部邀请笔者（简称“ 电台 ” ）于 1991 -1992年所进行的关于“临时逗留证持有人融入澳门社会 及家庭计划的情况与意见调查”。③这三项调查报告的内容见表3。 表3 三项关于澳门新移民之调查报告     华  福     东  大     电  台   年    份     1987    1988 -1989    1991- 1992    目    的 1)了解新移民的生活及 信仰情况； 2)向新移民传福音作 准备 1)探讨新移民之人际关系； 2)探讨新移民与政府之关系； 3)探讨新移民与社团之关系 1)了解临证者融人澳 门社会之情况及意见； 2)了解临证者家庭计 划之情况及意见   对    象 新移民 新移民 临证者   样    本 198户 75人 200人   数    目 264人   抽样方式 1)随机抽样式 2)滚雪球式 滚雪球式 系统式 ①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资讯服务部：《澳门新移民——布道对象研究》，香港：世界华 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出版部，1987。②黄有钧编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抵澳门的新移民与澳门现时社会的关系》，in D．Y．Yuan ＆others (eds.)，Population and City Growth in Macau, Macau: CMS, UEA＆DSECM,1990,PP． 167 -180。③陈欣欣：《临时逗留证持有人融入澳门社会及家庭计划的情况与意见调查》，澳门：澳门电台中文新闻及公共事务部，1992；陈欣欣：《澳门社会初探》，香港：万事威，1992，第83- 189页。 018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续表3    华  福     东  大     电  台   搜集资料     问卷     问卷     问卷   工    具     （上门面谈）     （上门面谈）     （轮候换证时面谈） 被访者背景： 性别 男：46,6%，女：53.4%男：64.0%，女：36.0%男：25.5%，女：74.5%年龄 40岁或以下：80.0%42岁或以下：81.3%40岁或以下：74.0%  婚姻状况     已婚：80.0%    已婚：57.3%    已婚：67,0%  教育程度   初中或以下：60.8%    初中或以下：60.0%    初中或以下：9l.0%  职    业     工人：54.2%    劳工：24.0%  工业／建筑业：38.0%  收人（澳门元） 1001 ~ 2000:46.9%1501 - 2000:22.7%2001 ~ 2005:23.0%  前居地     广东省：66.7%    福建省：19.7%    广东省：86.5%    福建省：11.5%  主要发现：   适应澳门 某种程度上已适应，但 仍保持自己的生活习 惯，已发展成一次文化 人际、政府、社团三方面都 没有建立良好关系，因而 产生了都市疏离问题 颇关心澳门所发生之事，基 本上已融人澳门社会，但对 政府的感觉则不太好了   人际关系 较重实利、功利、物质消 费，对他人不太信任，多 靠自己及同乡／亲人的 帮助 对社团活动不感兴趣，但 认为工会对自己有帮助， 一般不祈求他人援手，靠 自己及同乡／亲人的帮助 希望可留居澳门，不期望 他人之帮助，多靠自己及 同乡／亲人之协助   生活需要 多方面的社会服务 各种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特别是未婚者 更需要家庭计划的知识及 教育 事实上，三项调查的目的均有共通之处，就是要了解新移民迁入澳门后的一般生活情况，特别是想知道他们适应澳门社会的程度，以及用什么方式来适应，还希望明白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服务。华福的调查较具广泛性；东大的则集中探讨新移民三方面的关系，即人际、政府及社团；而电台则更加集中研究临时逗留证持有人（简称“临证者”），他们作为新移民的一部分，①融入澳门社会及家庭计划之情况与意见。关于抽样方法方面，电台用的是较有代表性的系统式，虽然华福本来①陈欣欣：《临时逗留证持有人融人澳门社会及家庭计划的情况与意见调查》，澳门：澳门电台中文新闻及公共事务部，1992;陈欣欣： 《澳门社会初探》，香港：万事威，1992，第 83 -189页。 0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是用最理想的随机抽样方法，但实际上行不通而后来改用了滚雪球式的方法，东大也是用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而滚雪球式的抽样方法是最不具代 表性的。此外，三项调查都是利用结构划一的问卷来搜集资料，方便作数量统计之用。结果发现，被访者年龄颇年轻，40岁或以下占七至八成，反映了他们 是具工作能力的一群；已婚者占多数；教育程度在初中或以下者居多；可 能因其教育程度关系而从事劳工行业最为普遍；平均月收入不高，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而前居地以广东省为主，其次是福建省。有关被访者的背景 资料，三项调查也颇为相同，唯一有异者是关于被访者性别方面，华福的发 现是男比女略少一点，东大的则是男比女多，电台的更是女多于男。现时澳门整体人口性别比例中，也是男比女略少一点，这跟华福的发现颇为一致。至于主要发现，东大的认为新移民未适应澳门社会因而产生了都市疏 离问题，比较其余两项调查，这是最低的适应程度；华福的则同意新移民颇适应澳门社会，但仍保持自己以往的特性，进而发展成一次文化，属中度的适应；电台的发现是临证者基本上已适应澳门社会，比较前两项调查，属较高的适应程度。这是可以解释的，华福进行的时间是1987年，电台的 则是1991 -1992年，有四五年之隔，其适应程度有所增加亦为合理。此外，三项调查都发现被访者喜欢靠自己的能力去适应社会，当然， 同乡／亲人之协助亦很大，至于其他组群的帮助则不重要。某种程度上显示 他们对外人之不信任，又或者是其他组群未能提供什么援助给他们。最后，关于生活需要方面，三项调查均同意被访者是需要多方面或各 方面的社会服务，由华福至电台调查进行前后有四五年之久，似乎他们的 生活需要仍未得到满足，社会服务之提供仍为贫乏，这可能会影响被访者 适应澳门社会生活的进度。 大致来说，这三项调查的主要发现颇有相似的地方，它们可互相引证， 对了解新移民提供更多数据与资料。不过，此三项调查的研究目的并不是 完全一样，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研究工具——问卷内容也不一，而抽样方法 更各有所异，将它们进行比较未必恰当，但目前有关澳门新移民之研究十分罕 有，所以比较这三项调查的发现亦可作为了解澳门新移民的特点与现状之用。现就调查所知关于澳门新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试以理论分析其同化 情况。 020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四 新移民的同化情况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E．Park)之说，社会是在传统与规范 的控制下互动而产生的，社会控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它可以使社会秩序 得以延续，而社会秩序的延续是跟四个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息息相关的。①这四个社会过程就是：竞争( competition)、冲突(conflict)、调节( accommodation) 及同化(assimilation)。首先，竞争是人类生存中的必然情况，如资源在分配上的问题，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人类为了生存，便必须以互相竞争的方法来获取 所需的资源，因此，竞争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自然法则，它也是引致冲 突出现的主因。如果竞争是自然性的，冲突则是社会性的，它显现在个人的地位分配问题之上，如人类为了权势而引发打架、抢夺甚至战争；故此，冲突普遍 地存在于各个社会内。 其次，调节的出现会带来冲突的暂时性中止，调节就是用一个以法律 和道德来建立的制度去制衡社会上的对立与仇视，但它是不会长久的。因 为冲突只是被压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最后，同化真正把社会上各个不同的观念、思想、感情、态度等东西联 结起来，在同化过程中，各个社会组群以他们共同的经验与历史一起创造他 们自己的共有文化（ common culture） ，以致彼此可以互相接纳，在共识中生 活。当然时有竞争与冲突，但各人都以共同的目的与行动来维持其秩序。派克特别注意到组群的出现会加速以上四个社会过程的发展，同化过程 更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社会秩序才可延续。派克所谓的新组群可指新移民， 以下试图以派克的四个社会过程特点来解释澳门社会中新移民的同化情况。（一）竞争关于澳门新移民人口的特质，上文已讨论过，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实①Coser, Lewis A.,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Ideas in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 pp.358 - 360. 0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行开放政策，他们为了寻求更高生活质量的环境而迁出原居地内地来到澳 门居住。他们都是年轻而具工作能力的，但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迁入澳门 后居住在租金较便宜的北区，有的经济条件改善后迁往中区或其他区域居 住，他们以从事非技术性的劳工为主，投入饮食旅游者亦不少。在资源竞争问题上，新移民的迁入占用了澳门北区的空间，而1980年 代以前北区的人口密度不高。他们的迁入并未构成与澳门原居民在居住空 间上的竞争，其实他们对住房的需求直接刺激了建筑业与房产业的发展， 亦间接增加了就业机会。 不过，新移民在满足住房需求之后，还有交通、医疗、教育等社会资 源的需求，这些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的供应在澳门来说是十分有限的，因 而产生了新移民在社会资源上的竞争情况。有些原居民还反对澳门政府曾 多次给予非法移民的特赦，使他们构成一股与原居民在有限的社会资源供 应下的竞争力量。①（二）冲突虽然从新移民迁入澳门至今，还没有明显与原居民发生冲突的事例， 但这并不表示没有潜藏的冲突( latent conflict )。 冲突未表面化是由于新移 民对整体澳门社会来说有其实用的价值，当澳门正需要大量的劳工来发展 其制造业、建筑业与旅游业的时候，新移民正好提供了这方面的条件；而 来澳时间短于五年的新移民也受法律上的限制，如不具备选民的资格等。因此，在法律及其他社会规范制度下，新移民在争取社会地位的过程中受 到一定的限制，对一般新移民来说，他们的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的掣肘是存在着。如果澳门的社会阶级金字塔结构如图1所示：部分原属中层阶级的人士 可以在上层的阶级空间内向上流动，同样，亦有部分原属下层阶级的人士 可以在中层阶级空间内向上流动。因此，可以向上流动的阶级空间有舒缓 冲突发生的功能，这就是调节过程出现的前奏。① Mok, Clive S. I. and others, Macau Residents VS New Immigrants, Unpublished Term Paper,University of Macau,1992. 022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图1 澳门社会阶级金字塔（三）调节调节过程只是暂时性的，它不能永久性地压抑社会内潜藏着的冲突。在未获得正式合法居留之前的新移民往往心情焦虑，他们的工资被压低， 工作条件又不理想，特别是非法移民（俗称“黑市居民”），他们对工作的选择机会不多，能够向上流动的机会差不多是零。若他们承受不住生活的 压力，激烈的社会冲突可能一触即发。澳门非法移民之存在已是一个事实，他们即使没有取得合法的居留地 位，但已投入了澳门的生产队伍之中，提供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资 源。为了调节他们的压力，澳门政府先后在1980年代及1990年代进行了几次非法移民的登记手续，并特赦了他们的非法身份，给予部分人正式或临 时居留或逗留的地位。①这些登记及特赦政策无疑是合法化了非法移民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多些机会去投入社会生活，由此他们可以享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程度、多些工作的选择机会，亦可享用澳门的社会服务及福利；不过，①Yuan, D. Y.,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Urban Living Indicators in Macau, " in Bruce Taylor and others (ed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 Macau: CMS, UM & ICM,1992, pp.100-101. 0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通过法律制度来压制冲突的出现只是暂时性的调节。当这群新移民的生活质 量有所改善之后，他们不会喜欢新移民这个烙印，有些还自觉认为已是澳门 人，应该可与原居民共享其社会利益，并不希望划分为新移民及原居民两个 互相排斥的组群。①（四）同化 从逻辑观点来说，新移民及原居民是一双对立的概念，说明两群有不 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想取向、感情态度的人共存于同一社会之内， 但由于彼此的排他性强，以致互不闻问，甚至没有沟通之符号( symbol)，对对方的情况一无所知，两者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甚远。如果持续下去，潜藏着的冲突可以随时发生，调节作用只是暂时性的，只有真正的同化才可形成一个有共识的社会。同化绝对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各个组群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有如辩 证过程发展一样，由对立而归于统一，统一的出现就是新移民与原居民间 的社会距离拉至最近。虽然同化并不表示个别组群不可能存在自己的次文化，但它强调彼此造就与达成一个共识来维持其社会秩序。现阶段的澳门社会，虽然自新移民迁入后还未出现宏观性的同化过程，但通过一些给新移民提供社会服务的组织，已为新移民融入澳门社会做出努力；而原居民方面又如何？其实原居民中有很多也曾是以新移民身份到澳门的，原居民的父母或祖父母中也有如此情况，若他们可以主动地去了解和接纳新移 民，并与他们一起达成社会共识，澳门社会的稳定与均衡是可以保证的。假若同化过程不能顺利进行，一个没有共识的社会最容易出现文化断层的危机，②加上社会冲突持续存在，社会解体的结果不可谓不严重。五 小结总的来说，澳门社会是个移民社会，人口经历多次机械式的大幅度增①陈欣欣：《澳门社会初探》，香港：万事威，1992，第91页；陈欣欣：《临时逗留证持有人 融人澳门社会及家庭计划的情况与意见调查》，澳门：澳门电台中文新闻及公共事务部， 1992，第22页。②陈欣欣：《澳门社会初探》，香港：万事威，1992，第15页。 024
澳门的人口结砲与新移民 减，都是因大量移民迁入与迁出所致。九一普查资料显示，目前澳门人口年轻而具工作能力，可惜教育程度不高，这也可能会妨碍他日社会及经济发展的进程，因此积极推行普及教育及专业培训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发展与高龄人士有关的社会服务与福利也是应当的。自1979 年1 月14 日以后从中国内地迁入澳门的人口为数不少，占现在 全澳人口的三成左右。其实他们已融入澳门社会，甚至部分人更把自己看 成澳门人，澳门人是个同化了新移民及原居民的概念。从1979年起计算至今，已有14年之久，相信一些已迁入澳门社会多年的人士已没有什么 “新”的特性，既然新的特性已消失，又何必以新移民与原居民的概念来划 分，澳门人就是他们的统称。因此，澳门社会内的共同目的与行动应由整 体澳门人去建构及遵行。关于澳门人如何建构他们自己的社会实体（social reality），特别是在过 渡期间的社会实体，本书的最后一章会有交代。（原载陈欣欣著《澳门发展现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 后收入吴志良、陈欣欣著《澳门政治社会研究》， 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0） 025
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代*吴志良**一 澳门：开放的城市，交流的桥梁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个文化和经贸交往的开放城市。即使在中国极度封闭的年代，澳门仍然是封闭系统中的缺口，西方从而可以通过澳门增进对中国风俗民情和文化的了解，不少西方的先进科技思想 亦从这个缺口渗入中华大地，而中国近代多位革命先行者如康有为、梁启超、关6观应、孙中山等，都曾经在澳门居留，并接受新思想的影响。中国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澳门在中西文化和经贸交流中的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国际城市和自由港的极大便利输入国内急需的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协助国内的现代化建设。随着国内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近年来的急速发展，澳门将再度发扬窗口的作用，利用澳门的国际网络尤其跟葡萄牙的特殊关系，以及葡萄牙与欧盟、非洲和南美洲的历史联系，帮助内地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转口，打人世界市场。澳门向来是西方进入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这种中介作用和窗口的传统角色是澳门的优势，在未来应获得进一步加强。二 人口相当年轻澳门的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总人口为35.5*1993年3月26日于上海亚洲青年国际研讨会的发言。 ** 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 026
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代 多万人，且人口十分年轻，30岁以下占51.46%（见表1）。表11991年澳门人口按年龄分布比例单位：%0-9岁10-19岁20-29岁30-39岁40-49岁50 59岁60-69岁70岁及以上  总数 男 女 9.44 8.93 6.46 6.628.24 11.7711.46 11.01 5.94 4.742.96 2.83 2.37 3,05 1.62 2.5648.49 51.51总数 18.37 13,08   20.01    2147    1068    5.79    542    4,18100.00澳门人口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是内地人口自1970年代末开始大量移居， 而这些移居者大多数为青壮年，既构成活动年龄人口的主力（20 - 4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42.48%），又构成澳门人口的另一特色：超过一半(50.3%) 在中国内地出生。在澳门出生的年轻人口的相当部分，亦为大量近年移民的首批后代。三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移民潮现象的背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1970年代澳门生产总值每年 增长超过16%，1980年代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但表现依然强劲。据《亚洲周刊》的最新统计，澳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92年为11300美元，在亚 洲仅次子日本（27326美元）和中国香港（14102美元），远高于中国台湾（8685美元）和韩国（6498美元）。类似亚洲其他新兴发展国家和地区，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加上近十年人口的急剧膨胀，缺乏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体育和医 疗设施及资源不足，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澳门的社会援助工作，一直依赖民间团体来进行。，自1980年代初，政 府开始重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在近几年得以进一步确认和完善。一方面，大力资助民间社工团体的活动；另一方面，强化社会工作司的社会救济功能以及相继设立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房屋司，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回应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需要，拉近经济繁荣 0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和社会进步的差距。澳门超过半数人口是新移民，对澳门本身的文化历史所知不多，更遑 论对澳门本身的归属感，此外，新移民中多数又来自教育水平较落后的乡 村地区，文化技术素质都跟现代社会脱节，因此，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培训，协助新移民获得新学巧，逐渐适应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另一方面则需推行 公民教育增强他们对民主法治的意识，逐渐熟悉法制并融人法治社会中。与此同时，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则需要利用不同的方式增加新移民对澳门 社会的了解，培养对澳门的归属感，令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只有这样，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才能成功实现。四 青年结社和教育澳门学生的父母一般为双职工，且由于中、小学学额不足，有些青少 年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很早便弃学，因此青少年犯罪、吸毒、卖淫以 及离家出走、逃学等不良行为在澳门亦时有发生。除开完善立法和执法、 预防和管制青少年犯罪外，通过鼓励青年结社，组织各种各样的体育、文化和娱乐活动，正面引导青少年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已被众多教育和青年工作者公认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澳门自由结社的情况十分普遍，青年结社更为活跃。1992年，直接接 受官方资助开展青年活动的社团有36个之多。志同道合的青少年凑在一起， 组成自己的团体，开展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青年社团不仅通过举办各类 文体康乐活动和聚会联络会员感情，增进青年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还对社 会事务进行积极参与，挖掘青年的创造力，培训青年人的领袖才能，增加 青年人对澳门社会的参与感、使命感和归属感，携手建设澳门的未来。澳门青年社团数目之多，是活力的表现，唯青年社团的领导层有待年 轻化。青年人的活动应由他们自己来组织，而非由前辈来领导控制。前辈 的关怀可以理解，但青年被动地参与他们“安排”好的活动，很难真正锻 炼自己的才干，也不能透彻熟悉社会环境，为未来进入社会组织内做好准备。 政府对青年的社会角色也日益重视。继1988年底成立青年委员会后， 1991年设立青年政务司，1992年的施政大纲首次有“青年”章节，制定总 028
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代 体青年政策，试图给青年工作一个重要位置。1993年，教育司改组为教育暨青年司，赋予一直属教育司管辖的青年事务更大的重要性和独立性。青年委员会是总督的咨询机构，由各青年社团的代表和总督委任的知名人士组成。成立至今，对澳门青年的社会经济状况、结社、就业、犯罪等做过调查，为制定一项较为全面的青年政策做出了积极贡献。总督刚刚重组青年委员会，可以更好地反映澳门青年的意愿。教育暨青年司则是青年政策的执行机构，负责研究青年问题，协调和推行青年工作，大力资助青年社团的活动。青年司还开设了多个青年中心，为青年活动提供场所。同时，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充实青年学生的业余时间，减少青少年不良行为和罪案的发生。五培训人才 准备过渡澳门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九成以上的学校为私立学校，多种学制同时并存，政府对教育制度的干预近乎于零。1978年政府开始资助私立学校，向私立学校教师和学生发放津贴。十年后，推行教育改革，1991年颁布《澳门教育制度纲要法》和《高等教育纲要法》，才创立自身的教育制度。直至1970年代末，澳门学生尤其是华裔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不多，即使少数人有经济能力得以在欧美或港台读大学，完成学业后亦难以在澳门找到适当的工作，多数留在外地安家立业。1980年代起， 中国改革开放， 大量澳门学生进入国内高校就读。同时，政府大幅增加助学金名额，鼓励资助本地学生赴外地深造。助学金名额从1981年的 39 个增至1992年的 1759 个，目前，有753名澳门学生在世界各地攻读不同的学科，学成回澳服务的亦有数百人之多。澳门严重缺乏法律、公共行政的双语人才，中、小学和幼儿教育师资质量参差不齐，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培训人才、推行公务员本地化的工作更加迫切，因此，政府在1988年决定通过澳门基金会收购本地唯一一所大学——东亚大学。这是一所于1981年创立的私立大学，主要针对香港和东南亚学生，由于学费高昂，本地学生寥寥无几。澳门基金会收购大学后，即设立法律、公共行政、教育、工程学等课程，以期满足过渡期和未来发展的需要。同时，向本地学生减免学费，增加本地学生的入 0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学率。东亚大学澳门学生的数目由1987～1988学年的563人激增至1988~1989学年的985人，到1992 -1993学年已达2026人。经过数年的努力，东亚大学已变成公立大学，且改名为澳门大学，在不改变其国际性特色的情况下，致力服务于澳门社会；而另一所高等学府——澳门理工学院亦从中脱颖而出， 自成一家，重点开办澳门急需的高等专科和职业性课程。1992 -1993学年，两所学校的全日制本地学生已近2700人。此外，数以百计的合格人才已走出校园，服务社会。中国政府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根据《中葡联合声明》和于1993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将依照“一国两制”的方针实行澳人治澳，在行政、立法和司法上享有高度自治。六争取机会 迎接挑战澳人治澳的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合格且有经验的人才。前面的数字显示，澳门有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这些人尽管可能经验不足，但具备潜质，只要待以时日，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训练，便可以成为新一代领袖人才，在实现澳人治澳的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事实上，随着澳门政府逐渐开放公共行政中层职位和承认非葡萄牙学制学历，推行本地化政策，一批技术素质好、思想开放的年轻华人已在整个公共行政架构的运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改变了政府中、上层清一色葡萄牙人的情况。虽然人才本地化进展不尽如人意，但1999年前公共行政应可以实现本地化，奠定平稳过渡、澳人治澳的基础。训练有素的本地技术官僚可以保证澳门行政机器的良好运作，这是澳门得以继续繁荣安定的关键，但要真正实现高度自治，则需要强调澳门的差异和特性，保持澳门数百年来东西方密切交流、华洋和平共处所形成的特有社会文化价值、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法律制度。澳门人口有九成以上是华人，且超过一半为近十多年从内地迁居来的新移民，但也有葡萄牙人、土生欧亚混血儿、非洲人、欧洲人和东南亚人等多个在澳门扎根的人士，不能忽视澳门是个多元化的社会。不同种族甚至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因其风俗习惯、文化背景、语言环境、政治倾向、经济状况各异，为了争取各 030
处于过渡期的澳门青年一代 自的利益，一方面产生某种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却能求同存异，互相谅解和尊重，和睦相处。过渡期内如何在华人主导中尊重不同的价值，兼收并蓄，照顾各种利益，保护和弘扬独一无二的传统，是澳门仍能继续繁荣稳定以及未来有效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要达至此一目标，全赖社会各界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认识和努力。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国际交流中放眼世界，注意到澳门多元化且融贯中西的文化价值，并逐渐领悟到保存和加强澳门文化特色以及现行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这种觉悟，必将促进澳门社会认同性的成长壮大。新生力量为传统建制注入活力，以其天生的勇气和创造力，探讨澳门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历史转折的时刻，澳门青年能够处变不惊，留澳发展，甚至从海外学成归来，为澳门的前途投下了信心的一票。青年一代的信心，便是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最大保障。可以相信，1999年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新篇章的开始。（原载廖明、葛祖民编《行政》总第21期，澳门：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1993年9月） 031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张 虎*一前言根据1993年3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的规定，中央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正式收回澳门，距今已只剩下大约两年的时间。从1987年4月12日中葡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 中葡联合声明 》后，澳门已进入结束葡萄牙统治的过渡时期，虽然距离正式收回澳门已仅剩两年的时间，但是过渡期内的种种问题仍未能具体解决，例如。三化 ” 问题（中文官语化、法律本地化和公务员本地化）。而三化。问题之所以未能具体解决的主要因素是 “ 三化 ” 的中心问题中 “ 土生葡人。的问题未能圆满解决。因为“土生葡人”在澳门扮演着一种语言上的中介角色，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土生葡人”的问题，“三化”便无从根本落实。中葡两国政府针对“土生葡人”问题曾发表过不同意见，并在《基本法》中做出了规定，①葡萄牙也曾通过了关于澳门公务员纳入葡国编制的一些规定，然而中国对此问题持不同的意见。可见 “ 土生葡人 ” 问题在过渡期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 “ 土生葡人 ” 的研究，除了个别的“土生葡人。或神甫做过一些研究外，迄今少有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土生葡人”问题虽然在过渡期中曾引起澳门政府及一些文化和学术团体的重视， 但是学术性的报告仍少间世。 因此本文将从 “土生葡人” 生成的背景、现况，以及未来的发展和对澳门的影响等方面切入，借以观察澳门未来之动向。*张虎，原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研究员。①参阅《中葡联合声明》的中方“备忘录”；《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关于永久性居民的界定。 032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 二“土生葡人”的界定根据历年来学界对 “ 土生葡人 ” 的一些有限研究和解释，有一种说法认为： “土生葡人” 最早应是源于逗留在东方的葡萄牙男人和马来西亚、日本和印度等地方的女人所生的混血儿，这就是早期所谓的 “ 东方葡人 ”。①另有一种说法认为： “土生葡人” 是由早期的葡萄牙人和中国社会中最低阶层的妇女产生的下一代。②虽然 “ 土生葡人 ”的来源说法不一，③但在过去数世纪以来， “ 土生葡人 ” 这个名称实际上包括了很多不同的内涵。从地缘关系而言，所有在澳门本地出生的具有葡萄牙国籍的人都应该属于 “ 土生葡人” 的范围。从血缘而言， “土生葡人” 指所有具有葡萄牙血统，且在澳门出生的人，以及具有中葡血统但不在澳门出生，而其家族认同澳门、定居澳门，并接受澳门文化的葡籍人士（其中以 “ 定居 ” 为主要条件）。④从文化而言， “土生葡人” 则可分为下列两种人士，即在澳门出生，具有葡萄牙身份，自幼接受葡文教育，并已获得葡萄牙国籍的中国人或其他血统人士；或非本地出生，但从小接受葡国教育，并已获葡国国籍，而其本人除认同葡国文化外，并是澳门的永久居民。以上两种人士之中，其中有一种是天主教会为了培养传教士而接受中国儿童进入修道院学习天主教教义和葡国文化，此种人士当完成教育后尚可还俗，由于他们获得葡语能力和葡国文化， 因此很容易在澳门政府和社会上获得一定的地位。 为了保持其优势的地位，彼等多自认为是“土生葡人”，形成了一批华裔的“土生葡人”。⑤由于“九九”的逐渐接近，近年来“土生葡人”的问题也受到学界的一些重视，从葡国来澳门研究 “土生葡人” 的人类学家以及社会学家对①贾渊、陆凌梭：《起源问题：澳门土生的家庭与族群性》，《文化杂志》（澳门）1993年第17期，第25- 26页。②贾渊、陆凌梭：《起源问题：澳门土生的家庭与族群性》，《文化杂志》 （澳门）1993年第17期，第25- 26页。③王国强：《澳门土生的形成与流失》，《澳门研究》，1996年4月，第75-76页。④盛炎、区启超：《中文的官方地位与公务员的中文培训》， 《澳门政府杂志》 （澳门）1993年第16期，第568页。⑤吴绍嘉：《澳门土生葡人在过渡期之社会地位及去留的选择》，载于余振编《澳门政治与公共政策初探》，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10月，第141页。 0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土生葡人” 的定义提出了不少看法， 综而言之，他们的研究大体有下列三个方向，即语言：本人或家庭必须与葡语有一定的关系；宗教：本人或家庭必须与天主教有一定程度的认同；种族：本人或家庭成员必须为欧亚混血儿。①1996 年 5 - 9 月，葡文《终点周报》女记者李蔓莉就19 名 “土生葡人”做了一次专访调查。这 19 名 “ 土生葡人 ” 中有老一代的传教士身份的“土生葡人 ” ， 也有中年一代的 “土生葡人”，还有年青一代的“土生葡人”，年龄30 -80岁，各年龄层次都有。在职业上，有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律师、建筑师、商人，以及公众人物，也有一般的“土生葡人”。综合此一访问调查，李蔓莉把“土生葡人”的界定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看法。②(1) 认为传统的界定方法是纯以血统来界定， 其概念是狭义的和以种族为标准。这类看法认为 “ 土生葡人 ” 就是混血儿，是葡人和华人的混合体。因此， “ 土生葡人 ” 的最大特征是混血。广而言之， “土生葡人”是多世纪以来葡人和多种亚洲人结合而形成。因此，构成此一定义的两个要件是：混血和澳门为出生地。(2) 认为如以上述方式界定 “ 土生葡人 ” 则太过狭义。 因此， 就广义而言， “ 土生葡人 ” 就是 “ 所有那些由于种族的原因以及认同我们文化，拥有我们思想和行事方式的人 ”。 今天的所谓 “土生葡人” 已经偏离了葡萄牙人的模式以便适应华人的模式。总之，“土生葡人”应包括传统的“土生葡人。家族的后裔、欧亚混血儿及葡中混血儿，以及有澳门人的习惯和传统并热爱澳门这块土地的人，也应包括接受葡国文化熏陶、认识葡国文化和自我感觉为“土生葡人”的华人。(3) 认为 “ 土生葡人 ” 并非由 “ 自我界定 ”， 而是由 “ 自我感觉 ”。此一意见认为，比出生地和血缘更重要的是， “自我感觉” 的方式和这种感觉的方法。无论如何，澳门 “ 土生葡人 ” 的身份首先应是从种族上面对自己和其他人的一种肯定，以此来对抗其他种族，无论是对葡国还是对中国种族的一种“自我区别”。①贾渊、陆凌梭：《起源问题：澳门土生的家庭与族群性》，《文化杂志》（澳门）1993年第17期，第22页。②严芳：《现阶段土生葡人问题剖析》，载《澳门1997》，第1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年5月，第78 -79页。 034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 虽然关于 “ 土生葡人 ” 的界定有各种不同的立场与看法，但是毕竟澳门是在葡萄牙统治下度过了400年，同时1999年中国要恢复对澳门的主权，这也是铁的事实。因此，吴绍嘉先生根据澳门现况及《基本法》关于 “ 土生葡人 ” 的相关规定，把 “ 土生葡人 ” 界定为具有以下四种条件的澳门永久居民。①(1) 语言：具备中、葡语之表达能力 ， 主要表现在能听讲、 阅读和书写葡文，同时可以听讲中文（指广东话）。(2) 血缘： 具有中、 葡人的血统， 无论是从父系或母系方面获得，或由双方获得和不论所具备血缘的成分的多少。(3) 必须自我认同是“土生葡人”而不加否定。(4) 其本人必须与澳门有永久联系，亦即为澳门永久居民。三“土生葡人”的社会状况据统计，澳门常住人口约 40 万人，其中葡人占 11 万人，“土生葡人”占11000 人。换言之， “ 土生葡人 ” 只占全澳门人口的 1% 左右。②虽然“土生葡人” 在全澳人口中所占比率很少， 但是对澳门的政治和社会有着绝对的影响。原因是，他们除了在血缘上有其他葡人和华人不完全相同的特征外，主要是他们在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和社会上都有着与华、葡人特殊的条件。在语言上， “土生葡人” 具有绝对的社会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到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家庭方面，由于 “ 土生葡人 ” 家庭都希望能以葡国特质来保持其社会地位，因此 “ 土生葡人 ” 一般都接受葡国的文化和教育，而家庭方面也以葡语为多。在社会上自小接受葡文教育，除了在公职上与葡萄牙人或 “ 土生葡人 ” 自己圈子内的社会交往上使用葡文外，一般与社会上占90%以上的华人交往都以使用广东话为主。因此，他们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葡语，也能说一口地道的广东话。除了与葡国人交往一定①吴绍嘉：《澳门土生葡人在过渡期之社会地位及去留的选择》，载于余振编《澳门政治与公共政策初探》，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10月，第142页。②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2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8页。 0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要使用葡语外，他们本身之间的交往多是两种语言交互使用，形成 “ 土生葡人”这一族群的一个特殊的特征。在文化上， “土生葡人” 自幼即接受葡国文化教育，葡国文化是“土生葡人” 的根源和支柱。因此， “土生葡人” 无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比较接近葡国文化，对葡萄牙文化历史的认识远较对中国的认识为深，而本身也较为认同葡国文化，且常以葡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所处的社会是华人社会，所接触的也几乎全是华人文化，因而他们对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尤其一些本地的传统和习俗更深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其他如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等都受到华人的影响，使 “ 土生葡人 ” 的文化在形式上和结构上是葡国模式，但受东方文化的渗入，形成了东西文化冲突和协调下的一种新土生文化。换言之，形成了“土生葡人”以西方文化为主、东方文化为辅的特殊新文化，也可以说是 “ 不中不西 ” 或 “也中也西”的“土生文化”。在宗教上， “土生葡人” 的宗教信仰几乎没有例外的是天主教。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信仰天主教的 “ 土生葡人 ” 占 85%以上。这与天主教为葡萄牙国教有关，而天主教也是为规范和监督社会而运作，借助对信徒的直接影响，或对民事权力的影响，塑造了 “ 土生葡人 ” 的社会准则。①在社会上， “土生葡人” 一般是社会的中层阶级，尤其是在公共行政方面，“土生葡人”一般多担任中层角色，介乎领导阶层与一般工作阶层之间，是一个十足的中介角色。公职是 “ 土生葡人 ” 的最主要职业，而在社会上的其他行业中，则一般以律师、医生、商人和工程师等职业为多。由于 “ 土生葡人 ” 的特殊背景及其各种特征，因而他们在澳门社会里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作为中葡两种民族、两类文化的交汇点的 “ 土生葡人”， 在澳门社会担任着一个不可缺少的转化功能。通过 “土生葡人” 的功能，将两类文化分别转化为中、葡人所需要的产物，对于维持澳门的管治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近30年来，随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土生葡人”的角色愈加重要，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愈益凸显。在政治地位上， “土生葡人” 大多在澳门政府工作，除了因为他们具有①彭慕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族群认同感之若干方面》，在“民族及文化交汇：澳门与亚洲族群参杂性研讨会”上的讲稿（澳门，1993年11月5日）。 036
澳门 “ 土生葡人 ” 问题之探讨 葡语能力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1984年以前澳门政府有规定，必须葡籍人士才能担任编制内的委任职位（即俗称实位）。据统计，至1993年底，公职人员有 15679 人，实位为 6972人，虽然无法确知其中 “ 土生葡人 ” 所占的比率，但是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被访问的 “ 土生葡人 ” 担任公职者达70%以上，据估担任公职者的人数约有四五千人。除公职外， “ 土生葡人 ” 主要从事法律工作，其主要原因还是他们拥有较强的葡语能力和丰富的葡国法律知识。因此，澳门的律师几为 “ 土生葡人 ” 所垄断。由于 “ 土生葡人 ” 在职业上的优势，因此在政治上也占重要的地位。在1980年代，澳门的立法会议席多为 “ 土生葡人 ” 所把持，形成立法会与澳门总督互相争权的现象而导致1984年解散立法会的结果。但是从1987年起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由于华人的政治意识提高， “ 土生葡人 ” 垄断的局面日渐式微。1992年立法会选举， “ 土生葡人 ” 只产生一位直选立法会议员，其余进入立法会的 “ 土生葡人 ” 都是经由官委产生。尽管如此， “ 土生葡人 ” 仍然在公共机关的决策和执行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 土生葡人 ” 虽然人数远不及华人，但在政治影响上则远强于华人。① “ 土生葡人 ” 之所以能在澳门政治上担任重要角色， 主要是由于他们得天独厚的葡萄牙特质。他们具有葡萄牙的血统和语言能力，在他们的文化深处是葡萄牙文化，在外表则吸收了中国文化，很自然地他们变成了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中介桥梁。葡萄牙人通过 “ 土生葡人 ” 可以有效地管治大多数的华人。 “ 土生葡人 ” 由于其先天的葡萄牙特质，保证了他们在公共机关得到低于葡萄牙人却高于华人的职位。因为有此保证， “ 土生葡人 ” 不需有高学历便可获得公共机关的中层工作。不过高层的职位仍属葡萄牙人的专利，即使 “ 土生葡人 ” 有较高的学历亦难进入高层的管理阶级。在经济地位上， “ 土生葡人 ” 所能保有的资源则远不如华人。②华人之所以在政治上远不如 “ 土生葡人 ” ， 除 “ 土生葡人 ” 先天的特质之外，主要是因为华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华人将主要的精力多集中在工业和经济发展上。澳门经济的成长，主要是靠华人的努力。反观“土生葡人 ” ， 由于具有①萧扬辉：《公务员本地化》，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年6月，第81 -84页。②余振、刘伯龙、吴德荣：《澳门华人政治文化》，初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3年12月，第40页。 0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政治上的优势，他们的工作也主要集中在行政机关，虽然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中产阶级，但在经济实力上远不及华人。四 “ 土生葡人 ” 的困惑从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以来，一直困扰着 “ 土生葡人 ” 的两大问题就是国籍问题和 “ 三化 ” 问题。关于国籍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绝大多数的 “ 土生葡人 ” 不愿放弃葡籍而改采中籍。此外，两国法律关于国籍的规定不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葡国则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基于以上各种背景和原因，使得 “ 土生葡人 ” 倍感困惑。澳门知名 “ 土生葡人 ” 马家杰（市政执委会副主席） 便曾表达内心的困惑说：“我希望既做葡国人又做华人，但根据中国国籍法，我们不能拥有双重国籍，如果大部分土生（葡人）选择葡国国籍，在延续性方面才有进展，如果选择中国国籍，我们的特性很可能瓦解，并会面对一件十分悲伤的事情：土生文化的消失，土生的概念与葡国的意念有十分深刻的联系，如果失去这种联系，我将感到十分悲伤。我很愿意保留中国国籍，因为我也有中国血统，我已完全融人中国文化，但不要让我成为华人，我也想当葡人。然而，假如强迫我做出抉择，我肯定选择当葡人，因为这是存在我身上的最强烈感情。 ” ①到目前为止，与解决 “ 土生葡人 ” 国籍有关的文件大约有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中葡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在这三个文件中真正提到“土生葡人”国籍问题最多的是《基本法》。但是即使如此，《基本法》还是没有正面提及国籍问题，只是在 “ 附件三 ” 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列为在未来特别行政区生效的全国性法律之一。除国籍问题外，最令 “ 土生葡人 ” 感到困惑的是所谓的 “ 三化 ” 问题(中文官语化、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 “ 三化 ” 问题是澳门在过渡期中三个主要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解决涉及人才、语言和法律，对于澳门将来能否 “ 澳人治澳 ” 影响甚大。为了解决 “ 三化 ” 问题，在过渡时期内一直是中、葡、澳三方面努力克服的困难，但又是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①司徒荻林：《根在澳门，共创未来》，《澳门研究》(澳门：澳门大学，1997年5月)，第104页。 038
澳门 “ 土生葡人 ” 问题之探讨 问题。1994 年 2 月，在 “ 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三化， 问题工作小组会议 ” 后，中方代表韩肇康向外界透露中方希望 “ 三化 ” 问题工作应加快速度。①1994 年 3月，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组长过家鼎指出：澳门 “ 三化 ” 工作进展缓慢，希望葡方加速推行。②同年4月，中国外交部亦表示澳门公务员本地化的进展太慢，希望葡方采取措施加速推展。③由上述的发展情况而看，给人一种印象，即关于 “ 三化 ” 问题，仅仅是中方一头热，葡方似乎有意放缓 “ 三化 ” 的脚步。兹就 “ 三化 ” 问题分别说明如下。(1) 中文官语化： 1991年2月23日， 中葡外长在里斯本达成协议，葡国承诺在1991年底前使中文在澳门具有官方地位；而中国则保证在1999年后仍然保持葡文的官方语言地位。1992年1月23日，澳门政府公报确定中文在澳门地区享有官方地位，具有与葡文同样的法律效力，并且于当日生效。④中文的官方地位虽然被确定，但所遇到的问题仍然有很多有待解决，并非单凭一个法律的形式就能解决，而是意味着在公共行政机关中由使用一种文字、语言变成同时可以使用两种文字、语言。 “ 土生葡人 ” 在行政机关中的优势地位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双语能力。⑤此种能力保证了他们在过渡期得到更大的发展机会。但是在95%以上以华人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机关里工作的“土生葡人 ”， 一旦中文普及后，他们在公共机关的优势将因此消失。因此，他们在过渡期中，若不能尽量利用时间学习中文阅读和写作，他们不仅难以再立足行政机关，而且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2) 公务员本地化： 所谓公务员本地化， 意即澳门行政官僚机构的 “ 合理化 ” 和 “ 正常化 ” ， 使作为澳门永久居民的公务员尤其是华人公务员得到公平待遇和同等晋升的机会。⑥因为长久以来在澳葡政府统治之下，华人除了政治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外，在心理上也受到极大的压抑。在政治上，①1994年2月27日第2版《大众报》（澳门）。②1994年3月12日第2版《澳门日报》（澳门）。③1994年4月11日第2版《澳门日报》（澳门）。④黄汉强、吴志良主编《澳门总览》，第2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526页。⑤程祥徽：《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与实现》，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第109—118页。⑥萧扬辉：《公务员本地化》，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年6月，第81 -84页。 0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华人参政仍是相对少数，而且是近代的事情。在澳门的政府机构里，无论是立法、司法和行政各机构，华人都少有参与的机会。①在过渡期中，澳门政府对于公务员本地化虽然有一套计划和步骤，但是进度很慢（有人说这是因为葡国政府故意拖延）。 至于 “土生葡人” 在公务员本地化中的地位，由于他们一般都已占据了政府领导层的中、下层大多数的职位，具有较多的行政经验，熟悉公共机关的运作而且有双语能力，同时也符合《基本法》中澳门居民的定义，因此，在公务员本地化中占有很大优势，在澳门政府的本地化计划中，提升的 “ 土生葡人 ” 较多。但是关于这一点引起了中方的猜忌。1994年4月20日在澳门举行的《基本法》周年座谈会上，即有专家指出，公务员本地化应扩大中国籍澳门居民担任中级公务员的规模，本地化的程度应与占澳门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比例相适应，否则便失去了本地化的真正意义。②虽然中葡双方在公务员本地化的理解上有所不同，葡方较认同提升“土生葡人”，而中方则认为应按人口比例提升，但在过渡期中，仍然由葡国领导行政机关， 因此， 在短期内可以肯定会用较多的 “土生葡人 ” 作为 “ 本地化 ” 的对象。 令人奇怪的是，虽然澳门政府刻意提升“土生葡人”，但是“土生葡人”对“本地化”的进展仍不十分满意。据调查， 有20% 左右的 “ 土生葡人 ” 认同提升 “土生葡人”作为“本地化”的对象，但是有41% 左右的 “ 土生葡人 ”认为“本地化”的对象应是葡籍华人或华籍澳门居民。③(3) 法律本地化： 所谓法律本地化， 就是所有带有殖民地色彩的法律到1993年以后将一律失效。亦即按《基本法》的规定，现有的法律、法令、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在不与《基本法》抵触的前提下或经法律程序修改后，将保留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换言之，现行的澳门法定实行的大部分法律将是未来澳门特别行政区继续实施的法律。例如，葡国的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等，还有大量的行政法规、法令、批示和立法会设立后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和规范。如何①萧扬辉：《公务员本地化》，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年6月，第81- 84页。②1994年4月20日第2版《澳门日报》（澳门）。③吴绍嘉：《澳门土生葡人在过渡期之社会地位及去留的选择》，载于余振编《澳门政治与公共政策初探》，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10月，第159页。 040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 在葡国众多的法律中清理过时的法律俾使其现代化，挑选适合澳门实施的法律， 提交立法会通过， 使之变成澳门本地法律， 以便在1999年以后继续有效等，这些工作都是过渡期法律本地化的重大工作。然而法律本地化能否成功实现，语言翻译和司法人员本地化又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在翻译方面， 澳门政府于1988年便成立了法律办公室， 为实现法律本地化的工作集中了中葡双方的法律人才及语言专家来从事将一些重要的法律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而且并出版了中葡法律词汇手册，统一了法律翻译的词汇。但是由于精通中、葡双语的人才本已不多，至于同时精通两种语言而又精通中、葡法律的人才就更加少之又少了。因此，法律本地化不仅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而且也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由于现行的澳门法律使用的司法语言是葡文，大多数的中国人除了不懂葡文外，更不了解葡国法律。澳门的司法人员全是葡萄牙人，包括法官、刑事法庭的预审法官和检察官等没有一人是华人。 而注册的 70 余名律师也都是葡人或接受葡式法律教育的“ 土生葡人 ”。 在澳门大学培养的第一批 17 名法律系大学毕业生之中，也以葡人或 “ 土生葡人 ” 居大多数， 华人只有 2 名。虽然已有 30 名受培训的中国的法律人才开始投入法律界服务， ① 但是他们所受的中国法律训练和概念，是否适合澳门这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尚无法判断。法律本地化对于 “ 土生葡人 ” 而言， 由于他们先天具备语言优势， 而且又是澳门的永久居民，若在过渡期中不考虑人口比例，在解决语言困难上他们的确是理想的人选，尤其是那些具有法律训练的律师或受过法律课程培训的“土生葡人”。五关于“土生葡人”的交涉1986年6月30日，中葡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但是并未涉及实质问题，同年 9 月 9 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时才讨论了 “ 实质性的问题 ”， 所以此次会谈被双方代表誉为 “ 真正的谈判 ”， 因为在这次会谈当中谈了双方分歧最大的 “ 国籍问题 ”。 中方对 “ 国籍 ” 问题最为敏感， 希望把 “ 国籍”①黄少泽：《澳门刑法典与法律本地化》，载于《澳门1996》，第l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4月，第19- 27页。 0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问题与 “ 土生葡人 ” 问题分开来谈， 先处理 “ 土生葡人 ” 问题， 然后再处理 “ 国籍 ” 问题。 因此，在会谈当中中方避谈 “国籍” 问题，大谈“ 土生葡人 ” 问题。 在第二轮第一天会谈时中方便向葡方提交了一份解决“ 土生葡人 ” 的建议书。 中方之所以坚持先谈 “ 土生葡人 ” 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认为只有 “ 土生葡人 ” 才存在有 “国籍” 问题。至于华裔居民，则依香港为例，不存在有“国籍”问题，因为按照中国国籍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中英联合声明》中中方“备忘录 ” 规定：“ 所有香港中国同胞，不论其是否持有‘英国属土公民护照'，一律都被视为中国公民。”因此，澳门的华裔居民不论是否持有葡国护照，一律都应该是中国公民。其所持的葡国护照只能被视为一种旅行证件，并不代表任何国籍。对于 “土生葡人” 这一特殊问题，中国一方面要想把 “ 土生葡人 ” 留下来，但是也要在避免触及 “主权”问题上坚持“土生葡人”不能持有葡国护照。但是为了方便起见，也坚持说“土生葡人”所持有的“护照”是旅行证件，不代表任何“国籍”。但是在葡国方面，葡国代表希望把葡籍华裔居民的“国籍”问题与“土生葡人”问题一起谈判解决，不应把“土生葡人”问题孤立起来先解决。早在会谈前葡国总理助理兼国会事务部部长鲁奇便曾公开表示：葡国不会损及那些有葡国血统和愿意继续拥有葡国国籍的澳门居民的利益。至于中国想以英国解决香港 “ 属土公民护照 ” 的模式来解决 “土生葡人”问题，葡国认为解决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不能用香港模式照搬。如果以香港模式来解决澳门居民的葡国护照不啻是对葡国主权的一大侮辱。按葡国的想法，澳门华裔葡人所持有的葡国护照，不仅应具有旅行证件的功能，而且也有证明持有人国籍的作用。①综上所述可见， “ 国籍”和“土生葡人”问题是中葡会谈中分歧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 在 《基本法》 里也没有正面提及 “ 国籍 ” 问题，只在 “附件三” 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列为在未来特别行政区生效的全国性法律而已。由于澳门居民的“国籍”问题是一个由历史遗留下来的敏感且复杂的问题，既不能逃避，但又不能彻底解决，所以只有运用弹性而灵活的方式，由中葡双方各说各话，各自①林昶：《中葡关系与澳门前途》，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11月，第91页。 042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 表述。①关于“国籍”问题，即原持有葡国护照的华人，根据中国国籍法第四条规定：“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依此规定，凡是具有华人血统而且出生在澳门的人本来就是中国人。中国认为，澳门自始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凡在澳门出生的华人不需等到1999年12月20日以后才来确定身份，他们实际上本来已具备中国人的身份。但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得不弹性运用，在《中葡联合声明》的 “备忘录” 中规定： “澳门居民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者，不论是否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或身份证件，均具有中国公民资格。考虑到澳门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允许原持有葡萄牙旅行证件的澳门中国公民，继续使用该证件去其他国家和地区旅行。” 换言之， 原持有葡籍认别证和葡籍护照的澳门华人，虽在中国管辖区以外可以继续使用葡国护照，但是在中国管辖区以内则不能使用。关于“土生葡人”问题，澳门《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虽无明确的规定，但是在该条第三、第四款对于澳门永久居民的界定是：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澳门出生并以澳门为永久居住地的葡萄牙人”和 “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澳门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澳门为永久居住地的葡萄牙人”， 此处所谓葡萄牙人应包括澳门土生葡萄牙人和非澳门土生葡萄牙人， 以前者为主。 非澳门土生葡萄牙人由于非澳门出生且不具有中国人血统，因而不存在适用中国国籍法的问题。至于在澳门出生并有中国人血统的“土生葡人”，即使按照中国国籍法，在解释上仍应有例外，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所作的解释：“在中国所生的子女，如果其父母中只一方是中国人，而另一方（外国人）的本国国籍法规定其所生子女，不论出生在国内或国外，都自出生时具有该国国籍时，该子女因为按照上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第四条自出生时具有中国国籍， 仍然具有双重国籍，不过按照该法第三条，中国不承认其具有的外国国籍。”②换言之，①杨允中：《国籍，葡语推广，土生优势的开发》，载于《澳门1995》，第1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3月，第27- 28页。②杨允中：《国籍，葡语推广，土生优势的开发》，载于《澳门1995》，第1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3月，第29- 30页。 0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尽管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是并不代表中国人没有双重国籍；在中国管辖范围以外，仍然可以保有双重国籍的身份。六“土生葡人”的去留“ 土生葡人 ” 面临“九九”的逐渐逼近，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利益，对于澳门的去留问题，心情是十分复杂的。从上述马家杰的一段谈话可以看出，一般的 “ 土生葡人 ” 多希望能维持现状，亦即最好能保持双重国籍，维持 “ 土生葡人 ” 现有的优势地位。但是以目前的情况和 “九九” 后的发展情势来看，双重国籍和维持现状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从现在开始， “ 土生葡人 ” 就必须面对 “ 九九 ” 的来临，对于去留做出明智的抉择。如果选择“九九”后离开澳门，由于种种生存条件的限制，有能力移民他国的人应当是为数不多。 因此， 选择离开澳门的唯一去向只有葡萄牙。葡国亦已于1993年10月14日在 《共和国日报》 颁布了有关澳门公务员纳入葡萄牙共和国公共部门编制的法律， 并于同月25日在澳门政府公报刊登。1994年2月21日，澳门总督签署了一项关于澳门公务员纳入葡国编制法律的实施细则，作为葡国照顾“土生葡人”公务员的一项政策。不过虽说如此，葡国对 “ 土生葡人 ” 的政策，原则上仍以鼓励继续留下为优先考虑。其主要原因还是考虑到葡国本身的经济及政治等各种因素。但是对于有资格纳编的“土生葡人”而言，这种照顾显然是不够的。首先，他们必须在1995年5月22日以前做出去留澳门的决定；其次，即使他们选择纳编葡国编制，葡国政府并不能保证一定能为纳编者安排工作，只能把其纳入在职人员编制事务部门等待工作分配，三年后若仍不能分配到工作时，这种纳编便自动失效。因此， 尽管葡国政府为离澳返葡的 “土生葡人” 作了安排，但是这种安排并不足以保障他们的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土生葡人”对离澳返葡的意愿便出现了程度上的分歧。根据一项问卷显示：42.1% 的 “ 土生葡人 ” 觉得葡国对 “ 土生葡人 ” 的照顾“不足够”或“很不足够 ”；26% 的 “ 土生葡人 ” 认为“一般”。41.6%的“土生葡人”会选择纳编，33.1%的人不会。47.2%的人认为纳编是照顾“土生葡人”的政 044
澳门“土生葡人”问题之探讨 策，36.3%的人持否定意见。①另从问卷调查显示：选择离澳的 “ 土生葡人 ” 占 34.8%，选择留下的占 22.4%， 保持观望的人占 39.3%。②“土生葡人”如果选择离澳，当然可以保留葡国国籍，也可以选择到西方其他国家，但是必须面对在其他国家生存的残酷考虑。若选择回葡或纳入葡国编制，则面对的是葡国是否有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的葡语能力是否足以与葡国本土人竞争，葡国人是否会视他们为二等公民等残酷的问题。如果选择继续留在澳门，则根据 《中葡联合声明》， “土生葡人” 具有中国人的血统，尽管他们仍可使用葡国护照作为旅行证件，但是必须自动变成中国国籍。如果他们选择留在澳门，他们马上将面临华语的问题。目前澳门行政机关所使用的语言是以葡语为主， “土生葡人” 具有葡文语言能力的优势，但对中文书写能力尤其是普通话的能力显然不足。因此，1999年以后， 他们将面对较高学历的华人竞争， 若未能在短期内提高华语能力，显然其优势将会流失。七结论澳门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汇的城市，也是华、葡杂处之地。华人一直是澳门居民中一个最广泛的主体阶层。但在澳门4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部分华人与葡人通婚而自然形成了一个新的、独特的居民阶层——“ 土生葡人 ”。在葡国管治期间，“土生葡人”一直对澳门政府的运转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葡国官员赖以治澳的社会基础，也是联系葡人上层官员与广大华人居民的中间桥梁， “土生葡人” 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澳门政府机构，因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都处于远较一般华人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在一些专业领域，如自由职业的律师、工程师和建筑师等华人很少涉足的社会行业里，“土生葡人”与葡人一起占据着垄断或主导的地位。但是自从 《中葡联合声明》 签署后， “土生葡人” 已普遍感到“九九”①吴绍嘉：《国籍，葡语推广，土生优势的开发》，载于余振编《澳门政治与公共政策初探》，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10月，第160页。②吴绍嘉：《国籍，葡语推广，土生优势的开发》，载于余振编《澳门政治与公共政策初探》，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年10月，第161页。 0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将临的震荡，对个人前途和未来生活莫不感到忧虑和不安。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虽然有些 “ 土生葡人 ” 对澳门未来仍抱乐观态度，但是大多数的人则表现出不安无奈的情绪。他们担心土生文化将日渐消失，他们在国籍选择上十分矛盾，担心失去现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担心与葡萄牙的联系遭到割断，感到在公务员本地化方面受到排斥。尽管如此，由于长久以来“土生葡人”在澳门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尤其是在澳门的过渡时期，澳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都少不了 “ 土生葡人 ” 的角色。当一个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时，其对特殊少数居民的冲击，是不可幸免的。诚如上述，既然 “ 土生葡人 ” 回葡国被纳编存在有不少变数，因此，估计大多数的“土生葡人”应该会选择继续留澳。澳门的回归当然会对“土生葡人 ” 的优势地位造成莫大冲击，但尚不至于是无法承受的冲击。如果中央政府能切实遵守《基本法》的承诺，相信只要“土生葡人”勇于面对挑战，勤学中文，提高学历，不仅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而且其优势地位也不至于悉数丧失。 “土生葡人” 需要在澳门活下去，而过渡期或过渡后的澳门也少不了“土生葡人”的努力。（原载《中国大陆研究》第41卷第1期，台北：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8年1月） 046
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吴志良*一引言邓正来先生在讨论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 ( civil society， 又译公民社会)时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便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一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做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得合法性和社会支持力量， 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 此一挑战，又构成了现代化的两难困境：“一方面要避免基于原有结构的政府权威在变革中过度流失，从而保证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避免因政治危机而引起的社会失序和动乱，为推进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 另一方面，为了保证这种权威真正具有 ‘现代化导向’， 必须防止转型中的政府权威因其不具外部社会制约或因社会失序而出现的向传统 ‘ 回归 ’。 ” 因此，他认为应自下而上 “ 营建健康的中国市民社会。通过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 逐渐确立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惟其如此，才能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两极摆动，推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①*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①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1-2、3-4页。 0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澳门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澳门是葡管中国领土。主权与治权的完全分离，决定了澳门的特殊法律地位及其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葡萄牙人16世纪中叶抵澳后，最初是与当地华人共处分治，建立内部自治组织——议事会，而议事会基本上接受中葡二元领导，且在很多时候更多地偏向中国明清政府的领导。直至18世纪末，葡萄牙开始在澳推行殖民统治政策，于19世纪中下叶基本控制了澳门的管治权，摆脱明清官员的政治行政制约，澳门的分治局面也从形式上宣告终结。100多年来，虽然葡萄牙当局对居澳华人社会采取了若干特殊政策和措施以方便管理，但绝大多数华裔居民一直生活于建制之外。这种情况，尽管与澳门政治社会发展日趋不适应，却依然维持到1980年代中期。葡萄牙1974 年 “ 四二五 ” 革命后，开始政治民主化和非殖民化，澳门的政治生活从而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的先后颁布，为澳门现行政制铸定了基本模式，澳门立法会也部分开放， 实行有限度的民主选举。 1979年2月8日，中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澳门作为 “ 葡管中国领土 ” 的政治地位得以明朗，两国顺应形势变化调整对澳门的策略。葡萄牙通过《澳门组织章程》增强澳门自治能力时，既需较全面顾及澳门整体社会的利益，又欲强化葡萄牙主权机构对这块弹丸之地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与根深蒂固的本地葡人保守势力产生矛盾和摩擦，也就无可避免。1976 -1984年第一、二届澳门立法会运作期间，立法会犹如当年的议事会，主要由土生葡人控制并维护其担当极少数来自葡萄牙的高层统治者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社会的中介人的传统利益，与代表葡萄牙主权机构的总督产生几乎不可调和的权争和冲突，最后导致高斯达( Almeida eCosta)总督要求解散立法会，这实际上是澳门现代政治创立和逐步成熟的必经过程。高斯达总督提议解散立法会之举至今仍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结果是澳门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开放和澳门华人居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更多参与，客观上为政治发展排除了一些障碍，为澳门政治的现代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为《中葡联合声明》 生效后的澳门政治行政过渡奠 048
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 定了初步的基础。然而必须承认，高斯达推行的只不过是一种新管治政策。自他开始，在整个1980年代，葡萄牙继续源源不断地向澳门输入技术官僚，从而令逐渐本地化了的制度依然由对澳门现实了解有限的外来人操作，虽加速了行政制度的现代化，但同时又造成施政不连贯、行政效率低的情况。此外，在中葡合作的良好政治背景下，澳门居民特别是华裔居民的参政议政意识和程度也并未很快提高。一方面，居澳华人没有跟澳葡当局产生重大摩擦和冲突；另一方面，华人传统社团又跟土生人士组成联合阵线参与立法会选举，致力于维持 “ 共识政治 ” 的良好运行。虽然部分立法议员和市政议员由直选和间选产生，市民在某种意义上直接间接地参与政治决策，但直至1996年第六届立法会选举前，无论从登记选民数目、投票率还是所推出的人选及其在立法会或市政议会的言行举止来看，市民在各决议机关的代表性及其影响决策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市民的意愿难以完全得到反映。在很大程度上，立法会和市政议会仍然主要协助总督在澳门实现管治国葡萄牙的政治愿望，本地普通大众的利益未能充分表达出来，亦未获得足够的照顾。在现行体制下，澳门不是政治实体，主权既非为人民拥有，亦非由人民行使。总督不是由选民推举，也无须向立法会负责，且立法会亦非一个百分之百的民意代表机构。不过澳门政制的设计，是比较符合澳门独特历史发展过程及其政治法律的特殊地位的。建制内的各种咨询性组织，也吸纳了部分社会精英，而这些精英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各个阶层或集团的利益。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除开一些土生葡人精英，这些被澳葡建制吸纳的大部分精英同时亦被中国政府吸纳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架构之中，成为澳门政治独一无二的特色。此一特色，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早期议事会接受中葡二元领导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形式有所改变，而不同的总督对此亦有不同理解和演绎，在实际政治运作中采用不同的策略和取向。澳门政制自议事会由少数精英集团统治的寡头政体转变为后来以总督为代表的殖民统治，已发展成威权政制( authoritarian regime)，前后历时四个世纪，历史沉淀极为沉重。而威权政制的最大特征是 “ 维持统治者的独占权力 ” ，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不对人民负责；其次，威权政制建立在封闭的心理结构而非严密的意识形态之上；再次，威权政制建立在群众对政治冷 0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漠或不关心之上；最后，威权政制是由一人或少数精英进行统治的。①也就是说，澳门政制近年虽然自威权统治迈出民主开放的步伐，为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空间，但澳门华人社会既没有接受过完全的殖民统治，也没有经过非殖民化的洗礼，传统的政治秩序尚未被打破，居民没有 也不习惯充分利用政治参与的自由和权利，更缺乏条件②去形成一个自主的政治共同体。由于主权治权长期分离、居民参与程度低下以及缺乏一个强大而自主的本地化的官僚执行架构，澳门政制在法律上的自主性并未能在实际上完全实现，亦未似香港那样形成所谓 “ 强国家机关 ” 支配 “ 弱市民社会 ” 的统治形态。澳门实际的情况是，公权微弱乏力，市民社会也不发达，政治和政制尚处于低度发展阶段。归根到底，过渡期的澳门社会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形成的共处分治的局面，一个外来给定的政制，长期以来由一批外来且流动性很大的官僚控制操作，始终难以有效地制定和执行适应符合现实状况的政策，而绝大多数本地居民以往一直对政制及其运作漠不关心，对政府施政置若罔闻，从而导致官民的疏离，社会经济的自主性远大于公共政策的自主性。政府既缺乏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市民支持，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多影响或不合作，统治权威也难以真正树立。三 市民社会及其作用市民社会是相对于国家的一个概念，其对国家的作用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意义上说，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亦即市民社会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市民社会是保障自由和防止权威倒退至集权政制的最后屏障。从积极意义上看，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集团， 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的阶段，①彭怀恩：《宪法与政制——世界性考察》， 载郑宇硕、 罗金义编《政治学新论》，香港：香 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第160- 161页。②用苏宝荣( Boaventura de Soma dos Santos)的话来说， “ 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澳门社会有三个缺乏：缺乏民主、缺乏合作联系、缺乏公民意识 ” （《论司法与澳门社会》， 《行政》杂志第13/14期，第705- 725页）。 050
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 便会以各种不同方式要求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诉求；这种欲望和活动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在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在民主政治尚未确立之前，市民社会可以通过各种非官方安排的渠道对国家的各种决策予以重大的影响，进而逼近民主决策的目标。①查尔斯 • 泰勒( Charles Taylor ) 指出， “ ‘市民社会，界定了这些国家一度被剥夺的而现在正力争重新创造的东西，即一个自治的社团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物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他们的存在本身或行动，能对公共政策发生影响。就此意义而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被视为具有市民社会的功用 ” 。②他认为市民社会有不同的意义： “ ①在最起码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存在于有自由社团之处，而不是处于国家权力的监护之下；②在较强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社会能够通过独立于国家监护之外的社团来组织自身并协调自身行为这样的地方才存在；③作为第二种意义的替代或补充，只要各式各样的社团的整体能够举足轻重地决定或转变国家政策的进程，我们就能够谈论市民社会。 ” 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对市民社会的定义是： “ 简单地说，市民社会是在建立民主社会的过程中同国家、市场一起构成的相互关联的三个领域之一。社会运动可以在市民社会领域里组织起来。市民社会里的各个组织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这些组织是根据各自的社会基础、所服务的对象、所要解决的问题（即环境、性别与人权等问题）以及开展活动的方式而建立和塑造的。诸如与教会相联系的团体、工会、合作组织、服务组织、社区组织、青年组织以及学术机构等都属于市民社会中的组织。 ” ④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柏特南( Robert D．Putnam)用了20多年的时①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13页。②查尔斯 · 泰勒： 《吁求市民社会》， 载汪晖、 陈燕谷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7Ⅱ页。③查尔斯 · 泰勒： 《吁求市民社会》， 载汪晖、 陈燕谷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75页。④UNDP, UNDP and Organization of Civil Society, New York,1993, p.1. 0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间，对意大利的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追踪调查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发达的市民社会既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能促成民主政治体制的实际运行。非政府组织(NGO)是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迅速发展起来的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市民社会中扮演着最积极、最活跃的新角色。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市民社会水平较高，市场机制的运行就较有效率，政府就较为廉洁和高效，市民参与社会生活、政治平等、社会团结、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社团的发展水平也都较高。柏特南认为，市民社会有四个主要特征。①市民参与政治生活。市民对政治问题感兴趣，愿意投身于公共活动。市民不必是利他主义者，他们可以是自己利益的合理追求者，但他们的自我利益是同别人的利益以及公众的利益相协调的，是可以长期保持的。反之，则是那种不顾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而只知追求自己家庭或个人的利益的行为。②政治平等。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并且都对整个社会负有平等的责任。在社会中，是互惠与合作的横向纽带将各个社会成员联系在一起，垂直的权威和依附关系被排斥在外。市民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是保护人同被保护人的关系，也不是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市民之间的互惠关系、自我管理以及政治平等的发展程度越高，那么市民社会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③市民之间的团结、相互信任和相互容忍。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帮助、相互尊重的，也是相互信任的。当然，市民社会中也有认识上的不同，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也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但是，它的各个成员能够容忍不同意见，能够容忍对立面。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使他们能够克服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使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协调起来。 ④合作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如结社运动中的各种协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结构包容了市民社会的价值与规范。在各种协会中，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惠能培养感情和增进相互理解，这样可避免各种极端的主张和行为。各种协会的存在，是社会发展成功的重要条件。①①详见赵黎青 《柏特南、 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 《国外社会科学》 1999 年第 1期，第53 -57页。 052
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 四 澳门结社运动演变历程要讨论澳门的市民社会，必须考察澳门的结社状况。结社运动一直在澳门地区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具体表现有二。第一， 直至1980年代，澳门政府对社会的干预程度很低，为民间结社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众所周知，澳门政府仅在1976年《澳门组织章程》颁布后，才获得立法、行政和财政自主权，此后相应的政治形势变化、行政改革以及整体经济发展大大加强和扩大了政府干预社会各项事务尤其是社会福利、教育、文化领域的能力和范畴，但并不能也不应取代民间社团的巨大作用。相反，双方近年不断加强彼此之间的协作。第二， 澳门拥有数以千计的社团，这些社团或是公民、社会、文化、教育、慈善、娱乐团体，或仅具联谊性质，但都有一定的社会干预能力，某些社团的影响几乎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可以说，澳门不仅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也是结社活动最活跃的地区。结社在澳门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569年成立的仁慈堂。这是葡人抵达中国在澳门居留10多年后成立的慈善互助组织。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门华人社会也建立了多个社团，其影响力至今仍然显著。其中主要的社团有：1871年成立的镜湖医院慈善会、1892年成立的澳门同善堂、1913年成立的澳门中华总商会（时称“澳门商会”）。在这段时期，还有众多的社团包括秘密社团在澳门成立，利用澳门的特殊政治地位和环境，开展反清反封建革命运动，宣传共和思想。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改良派和革命家，便是其中最突出的领导人。1920年代，在省港澳工人运动的浪潮中，澳门1922年爆发了反帝反殖民的“五二九”群众运动。澳葡当局为了维持政局，宣布戒严并关闭68个工会，禁止政治集会。抗日战争时期，澳门的结社现象再次活跃。爱国同胞纷纷成立各类社团，以不同形式支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新的爱国社团先后成立，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等。在1970年代前后，由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又有一大批重要社团注册成立，其中包括：澳门厂商联合会、澳门出入口商会、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 0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澳门美术协会、澳门归侨总会以及后来成为澳门街坊联合总会骨干的一些街坊组织。这些社团，在澳门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在许多领域代行政府的部分职能。在1980年代中期政府获得活力前，可以说澳门处于强社会、弱政府的状态。葡人社会里，1974年葡国 “ 四二五 ” 革命后，澳门也出现了多个公民团体——澳门民主协会、澳门公民协会，这些社团在首两届立法会十分活跃。另外几个早前创立的教育、慈善社团，如澳门振兴学会、母亲会、红十字会等，也在有关领域更加活跃。由此可见，澳门民间社会历史悠久，但早期社团基本上是慈善联谊性质的，对政治介入不深，20世纪前半期中葡居民的结社活跃期与中葡两国政治变动期基本相吻合，而社团活动亦与中葡两国政治紧密相关，本地化程度较低。1950年代后成立的几个重要社团，伴随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而产生，具有较强的参与本地政治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或许我们可以初步确认，澳门的市民社会起步于1950年代，成长于1970年代，发展壮大于1980—1990年代。近20年来，随着1979年中葡建交后澳门政治法律地位的明朗化，尤其是《中葡联合声明》的签订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后，澳门进入了过渡期，数以百计的专业、青年、文化、体育、雇主和劳工团体先后成立，踊跃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以不同方式表达其政治诉求。根据法例，成立三年以上的团体可以参加立法会、咨询会和市政议会的间接选举，此外，代表性强的团体还可以在总督设立的许多委员会中占有席位。虽然这些为数众多的委员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但总督设立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为在重大决策前广泛征询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达成共识，配合新政治形势的发展。结社运动的发展，不仅对改善整体政治和政制运作至关重要，而且对维持和发展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也是关键所在。社会的多元化，对增强市民建设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和公正的特别行政区的信心有不可忽略的重大作用。政府近年改变往常做法，积极支持甚至促成许多社团尤其是青年和专业社团的建立和成长。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后，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帮助，令这些社团的基础更加巩固，逐渐走向独立自主，提高社会参与能力和水平。很多社团在澳门回归后，也不可避免将重新定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054
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 更加明确自身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力量的重新整合，①进一步推动市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形成一个更加清晰完整的二元社会结构。五 澳门市民社会的建构及其挑战 澳门的民主政治虽然尚不完全，但已确立且有了近1/4世纪的经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政治社会尚未真正形成，离民主决策的目标还很远。依泰勒的观点，构成真正民主决策的条件包括： “ ①相关的人民要了解自己是共同体的一分子，这个共同体拥有某些共同目的，并且认定其他成员也分享这些目的；②公民的各种团体、形态与阶级的心声能够真正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③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 ” ②我们知道，现代社会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公民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影响政府的行为，也无法使自己的声音为政府所倾听，从而对政治避而远之，导致民主政治及其制度的合法性受到威胁，甚至造成政治分裂。正如泰勒所言： “ 危机并不在于实际上的专制统治，而是在于我所谓的分裂。也就是人民越来越无法形成并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当人民越来越以原子的方式看待自己，亦即越来越无法与自己的同胞团结在共同的事业和忠诚的信念下，分裂便会产生。他们的确可能会在某些共同的事业中感觉到与他人的联系。但这些事业逐渐属于小团体，而非整体的社会。 ” “ 在一个分裂的社会中，其成员会发现越来越难把自己的政治社会看做一个①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理事长潘汉荣在1999 年3 月全国政协会议上已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澳人治澳，首先是指全体澳门永久性居民的共同参与。因此，不能将‘澳人治澳’狭隘地理解为仅是某个阶层甚至几个人来管治澳门。从根本上说，从澳葡政府的殖民管治到‘一国两制’下的‘澳人治澳’，反映了澳门同胞政治地位的根本改变：由被管治者变为高度自治的主体。因此，‘澳人治澳，必须是各阶层的共同， 参与，是全体澳门同胞的共同责任；也只有这种共同参与才能承担起这种共同责任。澳门回归后，社会主要矛盾及与此相应的主要社会关系的特点将发生重要变化。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民族矛盾将成为过去。而继续实行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将使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处于主要矛盾的地位。这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 ” （1999年3月9日《澳门日报》）②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05页。 0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共同体。……感觉政府无动于衷而人民无能为力。无法透过正常的选举管道产生重大的影响，绝对会使分裂更为严重。而分裂的政治却更进一步促 使这些选举管道更加无能，于是恶性循环便产生了。”①建构市民社会的目的是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提供适当的机制和通畅的渠道，让市民社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从而促成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和制衡关系， “ 使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与市民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得到符合社会总体发展趋势的平衡”。② 澳门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不很完善却算和谐的二元结构，随着过渡期的终结和澳门基本法的实施，社会总体发展趋势也将逐步展现出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澳门原有的二元结构先天不足，未能形成良性互动和制衡关系。一方面，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不足，政府的运作缺乏效率；另一方面，结社运动虽然活跃，但社团参与政治社会的能力和水平都不足，近年来新兴的中产阶级又没有形成一股团结强大的主流力量，市民社会也没有走上真正独立自主发展的道路。我们遇到了双重的困难。这样，人们不禁要问：政府怎样去维护普遍利益？市民社会又怎样去捍卫特殊利益？两者能否双向互动达到平衡？如果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有一个由本地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推选出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依基本法成立和行事的政府，有一个高度自治的司法制度，有一支本地化的公务员队伍，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加强，其施政能力和效率也有望得到较大的提高，甚至市场机制的运行亦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惠而更具效益，那么，一向并不很习惯公开表达言论和观点的市民社会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呢？令人欣慰的是，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积极鼓励澳门人参与当地政治社会事务的迫切需要。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全体成员时明确表示， “ 我们相信澳门人能够管理好澳门。澳门同胞一定能继续保持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创造出澳门更加美好的明天”。③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王启人在北京作澳门回归问题报告时，更明确①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13、216 -217页。②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第13页。③1998年5月8日《人民日报》（华南版）。 056
建构澳门的市民社会 将 “ 积极支持和协助澳门人参与过渡期事务 ” 作为回归前的主要工作之一。①筹委会成立以来，无论在筹委内部还是社会上，澳门人对过渡期事务的参与都更加主动、积极和直接，更加敢于面对现实和提出问题，而市民报名参加推选委员会的踊跃情况也令人刮目相看。这一切，都是市民社会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可以预见，澳门顺利回归后，澳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化，结社运动将趋于专业化，其领导层趋于年轻化，市民社会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欲会更大，对新政府的期望也更高。政府面临一个日趋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压力又该如何自处？这些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还是回到政治共同体这个问题上。近年来，澳门文化和身份认同课题已广为人们所讨论。这种讨论无疑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必须承认的 是，面对澳门长达数世纪华洋共处分治的特殊历史背景，面对华人占澳门人口95%以上的客观事实，此一问题远比政治认同复杂，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因此，围绕澳门基本法 “ 一国两制 ”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基本原则，致力于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似乎更加可行，也更加迫切。要建立一个为大多数市民所认同的政治共同体，就必须大力扩展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指形成公共意见的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公共领域中，公众自由地组合、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从而可以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尤根，哈贝马斯(Jnrgen Haber—mas)指出， “ 过去被推入私人领域的冲突现在进入了公共领域。群体需求不能指望从自我调节的市场中获得满足，转而倾向于国家调节。公共领域现在必须调节这些要求，它成为一个利益竞争的场所 ” ，而 “ 在现行条件下，只有这些有组织的个人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交往的过程，只有他们能够利用存在于党派、团体和程序公开性之中的公共领域的渠道，后者是为便利于组织与国家的交易而设定的。政治妥协的形成将不得不通过这个公共交往的过程而获得合法性 ” 。②换言之，公共领域既可能通过公共讨论来①1998年12月14日《澳门日报》。②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31、132页。 0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实现权力的合理化，又可催化市民社会的加速成长，从而促成国家（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正因为这样，致力于拓展本澳公共领域，并将不甚习惯也不太善于公开表达观点的澳门市民社会引入其中，便显得十分重要。概言之，只有形成一个组织合理而规范、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高的发达市民社会，确立市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平衡且良性互动的二元社会结构，澳门才能更加繁荣进步，才能长治久安，“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才能真正实现。（原载《开放时代》1999年第4期，广州：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058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叶炳权**一 前言早期澳门的社会福利服务，天主教团体及华人团体在这方面的工作占有很大的比重。政府于1930年制定了慈善印花法例，将此等印花收入作为资助救济难民、孤儿及贫民的基金。1938年设立慈善救济委员会以管理所有由救济活动获得的收入及其运用。1947年所有公共救济活动受民政厅中央部门之公共救济中央委员会监管。为了改善应付居民的需要，1960年该委员会改组为公共救济处，其后于1967年改组为社会救济处，最后于1979年再重组改称为现时之社会工作司（简称社工司）。该司曾先后于1984年、1986年、1987年及1995年重组内部架构，以配合社会发展对社会工作需要的变化。同时，自1989年起增设社会保障基金，改变了过去单纯以社会工作司为主所负责提供公共援助和社会服务的社会保障架构。此外，房屋司及卫生司亦为本澳有需要协助的居民提供房屋及医疗服务。二 社会保障系统这可说是一种供款式及强迫性的社会保险。1989年设立社会保障基金，目的是使受雇于他人的劳工在年老、伤残、生病及失业时获得保障。基金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劳工及雇主的供款，再加上政府每年从本地区*本文是1999年5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由行政暨公职司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合办的 “ 澳门公共行政前瞻”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叶炳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局长，澳门大学及葡萄牙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硕士。 0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预算所转拨的1%，以及基金本身资产及投资收益。所以基金可说是由劳、雇及政府三方面共同承担。在1998年底，基金的结存约为7亿澳元。据1993年10月18日第58/93/M号法令，劳工须在基金会登录方为受益人，而雇主亦须登录为供款人。目前劳工之每月供款为15澳元，而雇主则须为每名本地劳工每月供款30澳元，为每名非本地劳工每月供款45澳元。1998年，受益人的登录总数为19万名，显示全澳大部分劳工都在社会保障基金会做了登记，而只有小部分的散工及临时工人，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和雇主的不确定性，使供款出现技术性问题，仍须由政府及劳、雇三方协调解决。常供款人总数约12万名。现时经由社会保障基金发放的津贴有：养老金、残疾恤金、社会救济金、失业救助金、失业津贴、疾病津贴、丧葬津贴、因肺尘埃沉着病之给付及因劳雇关系而产生债权之给付、出生津贴及结婚津贴。总括来说，基金会发放的金额从它成立开始便不断上升，在1998年共发放各类津贴约1 亿澳元。三 社会工作系统社会工作系统亦可说是一种非供款式的社会救济系统。1986年11月17 日第52/86/M号法令，明确了成立社会工作司的宗旨及原则。社会工作的宗旨是为了通过提供金钱物质或技术等方式的支援，向有经济困难的个人及团体提供社会援助；同时亦要推广个人和社会福利事业，并进行社区发展工作。社会工作的原则是要遵从平等、有效、互助及参与的特性，即在这一体制下进行的社会援助及服务，不因对象的性别及种族的不同而有所歧视；并要适当地提供援助金额及服务，以达到预防及满足新问题的出现及改善生活的必需条件；推动及鼓励社区负起责任来实现社会福利的宗旨；同时亦鼓励有关人士负起制订计划并管理此系统，以及跟进及评估其运作的责任。社会工作司为应付全澳居民的需要，方便居民寻求服务，所以在本澳及离岛地区设立了五个接待及地方协调中心（或简称为分区办事处），分别在澳门的北、中、南及离岛区。这些分区办事处处理区内的事情，对前来请求救援的个人及家庭进行调查，将属于其职能的事情收集载案并同时将 060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 其他个案转交有关机构处理。而社工司通过分区办事处向居民提供的主要服务如下。(1)对个人及家庭提供援助。对贫困人士提供社会援助及为有问题的 个人及家庭提供辅导服务。以现金津贴的方式，对不符合社会保障基金申领资格的老人、贫困家庭、残疾人士及一般不受社会保障金照顾的人士提供帮助。这些援助的财政来源完全由政府承担，无须理会受助人曾经供款与否，主要视乎受援助者个人家庭是否生活贫困。津贴形式有定期性及临时性两种。定期性津贴包括：老人福利金、贫穷援助金、残疾人士援助金、失业援助金、肺病患者援助金、疾病援助金、单亲家庭援助金。临时性津贴包括：殓葬、居屋装修、购买家具、义肢、特殊器材、入住院舍、受灾害、教育、屋租等的补助。现时，一般定期性的津贴为每人每月1200澳元。临时津贴则因个人及其家庭受灾害、其他意外及问题而有需要接受紧急及临时性的援助，金额视乎个案而定。对领有保障基金救济金的老人及无工作能力的受领人提供补充津贴，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所发放的救济金对其生活的不足之数。总括来说，这些非供款式津贴在1998年共支出了2765万澳元，平均每月有3300人接受补助。(2)家务助理服务。通过技术及财政援助民间机构，建立四支家务助理队，对有需要的个人或家庭提供协助，特别是向老人提供医疗或家务料理，及陪伴其做户外活动、洗澡、购物和送餐等服务。(3)援助灾民。对受飓风、水灾、火灾、房屋倒塌及其他意外等而导致 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庇护、给予援助金，并可安排该等人士人住青洲灾民中心。该中心可容纳190个家庭，备有食物、衣服被褥及日用品予紧急入住者。在中心可居住90天，如有需要者，可延长居住时间。同时社工司亦协助他们向房屋司寻求人住社会房屋或购买经济房屋。(4)膳食供应。社工司在南区办事处的马柯曼丽饭堂及述仔路环的饭堂 为20所学校的贫穷学生及老人、有需要人士提供廉价或免费之早午晚餐，月费根据家庭收入而定。(5)援助难民。对于受国家战乱或政治迫害而逃至本澳的外国人民，经有关部门甄别为难民后，向有需要者提供住宿、用品和津贴，并协助其迁往收容的国家。目前本澳收容的难民大部分为印度尼西亚的东帝汶人。(6)领养服务。任何本澳或外国公民，有需要者可向社工司申请领养儿 0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童，并提交所需资料，经社工司核查资料后决定是否有领养资格，并编成报告呈送往法院做最后判决，领养后仍需接受社工司监察一年，以确定该被领养儿童是否融入新家庭。(7)法院支援服务。根据法院要求，制定特定的报告包括：青少年家庭问题、预防犯罪、父权限制、抚养金、委托未成年人士监护机构等报告，亦对贫困人士发出经济状况证明，以便其向法院申请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8) 防止虐待妇孺服务。社工司与保安司设立了一条 “ 999 ” 防止虐待儿童热线，当有儿童受虐待及被遗弃的投诉时会共同采取行动，社工司对有需要者给予人住相关院舍。而妇女受虐时，除报备警厅外，社工司分区办事处亦会对其提供协助。 (9) 提供托儿及老人服务。社工司设有公共托儿所、 九澳圣母村安老院、下环老人中心及筷子基耆康中心。托儿所可收托200名由三个月大至三岁的幼儿，月费按家庭收入来确定。安老院目前只有29名老人人住，而两老人中心则各可接纳100名老人。(10)解决其他社会问题。诸如协助扑灭行乞、街头露宿、犯罪、吸毒等，并安排有需要者入住明爱的露宿者中心。(11) 发展社区活动。 社工司近几年大力发展社区活动， 增加直接举办活动和与其他政府部门或私人团体合办的社区活动，诸如老人卡拉oK比赛，国际家庭年活动，安排院舍老人、儿童及伤残人士出外旅游，家居安全及社区公民教育活动，为独居老人服务卖旗筹款，筹设老人卡，协办儿童节，耆英手工艺展，弱能日及敬老日等活动。上述大型的社区活动，通过政府的合法性及权威性，发挥了协调的功能，使社区活动能更方便、更 广泛地开展及取得成就。(12)社会服务设施监察。除了上述的服务及福利外，社会福利工作的范畴事实上包括：托儿服务、儿童及青少年院舍服务、安老服务、社区服务、残疾人士院舍及复康服务、接待露宿者及善终服务等。按社工司之人员编制，设施及财政实不足以应付所有服务的需求，故该服务大都是由私 人的不牟利社会服务志愿团体及慈善社团所提供。事实上，从澳门开埠以来，天主教团体及华人慈善社团在社会福利服务上已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私人团体在运作上较具灵活性和弹性、官僚化程度低，而民间社团及宗教团体在开办社区活动时易为居民及教友所认同及支持，所以政府亦乐于 062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 保持与社团合作，共同为市民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工作。不论牟利或非牟利的社会服务设施，都需根据1988年9月27日第90/88/M号法令申领牌照，借以使社会设施的设置及运作条件遵守规定，使在不忽视所追求的社会目的及改善居民社会福利条件下，确保所提供服务之质量。(13)向社会服务设施提供财政及技术援助。根据1995年5月29日第 22/95/M号法令之规则，社工司对民间社团及设施之辅助形式有：技术辅 助；财政辅助；设施、设备或物件之让与。①在技术支援方面，社工司会应服务机构及社团的要求协助其草拟及 更新技术规定，以及其他内部规章；并推动机构的工作人员之技术培训及 专业进修活动，以及提供必要之技术资讯等。②在财政辅助方面，是通过对社会服务团体及机构在运作上之经常开支，投资开支和偶发性活动费用上给予援助三种形式。所谓运作上经常开支之援助主要是援助机构用做支付由正常开展社会援助活动而产生之费用，包括人员及装备开支，以及专用于开展社会援助活动之设施或设备保养及维修之开支。此种援助是按月定期给予。而投资开支之援助主要是为了共同分担社会服务团体及机构在取得、建造、改造或改善专用于开办不牟利活动及服务之设施之费用。对偶发性活动所引致开支之辅助主要是应服务机构团体之要求，援助其非长期之特定社会活动之开展。而社工司对上述辅助之承担主要视乎活动计划及其意义、社会实际需要、参与人数、是否还有其他捐助、社工司实际之预算是否能承担等因素来决定。基本上，社工司对有关活动通常不做全额资助，除了因为预算及将来财政承担的因素 外，也希望民间社团能通过民间资本的募捐，来实现官民同时承担社会福利工作的开展，并且促使民间社团可更有效地运用有限的成本来获得活动的最大效益。为了有效地对服务团体提供技术及财政支援，社工司特意设立了一个在组织架构以外的辅助机构部，其内对幼儿、儿童及青少年服务机构，老人服务机构和残疾人士服务机构等不同类别设立了三个不同的工作小组。每个小组有5-7名技术员，向此等机构提供技术协助及意见，并制定对此等团体要求财政资助的审核程序，有需要时技术人员会将机构的运作情况反映给领导人员，从而加强了机构与社工司的联系。③社工司同时为扶助团体兴办社会服务设施，亦会将其所得到的场地 0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及楼宇加以装修，配置设备，通过签订设施让与的合作协议书，交由社团去管理，并给予运作的财政资助和技技术辅助。社工司与本澳的社团，诸如街总及其各坊会、工联、明爱、同善堂、妇联、母亲会及天主教区属下的社会福利志愿服务团体合作较紧密。这些社团的共性是历史悠久、层面广、非牟利性、易于发动群众参与活动等，所以在主办活动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四 医疗福利主要由澳门卫生司负责，在其辖下的社会福利处协助病人解决有关社会、经济、家庭、职业及心理等问题，并将个案有需要时转介于社工司、劳工暨就业司和社会保障基金等处理。另外，按1986年3月15日第24/86/M号法令，本澳所有的居民都可免费在卫生司属下的卫生中心获得免费的一般医疗及诊断服务，同时孕妇、产妇、10岁以下的儿童、中小学学生、传染病者及怀疑被传染者、吸毒者、肿瘤及精神病人、受扣留者、公务员、贫困的个人和家庭，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享有卫生司的免费医疗福利服务。五 房屋除上述所介绍的社会福利服务外，房屋司亦会为贫困而不具备购置及租赁私人房屋条件的人士提供社会或临时房屋。现在更设有两幢专为独居或无依靠的年长夫妻提供的老人宿舍，1999年还会再增设一幢老人宿舍。六 结语及展望澳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私人团体的辅助下，使本澳居民的福利权利获得了一定的保障。随着政府在近五年对社会福利的关心和预算的增加，本澳的社会福利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亦符合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社会福利的要求。虽然社会服务设施仍然不足，但随着政府房屋发展合约所获得的设施，不论近五年或未来的五年间都会有很大的增加。 064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 展望未来，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除了巩固现有的社会服务外，亦会继续着重于向在本地区发展社会福利活动的不牟利团体及机构提供技术及财政帮助，使其能对儿童、青年、老人、缺乏工作能力人士及残疾人士等提供更大协助和服务。同时亦会充分发挥卫生中心的免费医疗服务，使本澳居民获得快捷、方便和有效率的医疗福利服务，亦会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基金投资之成果，以巩固该基金会履行对受益人所承担的义务的能力。而社工司亦会改组，加强对受资助机构的监察和牌照发放的管理，及提供更广泛和明确的家庭辅助服务，以促进改善家庭生活质量、解决家庭和成员所面对的困难和预防家庭问题的出现，并且加强对处于生活困难之个人提供更大的服务和协助，使其脱离危险边缘。同时，预防及治疗药物依赖办公室亦将会成为社工司内其中一个部门，使预防药物依赖及吸毒的社会工作及治疗工作在一个具有协调和集合各种力量的机构下，获得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亦符合了政府精简架构的政策。（原载林瑞光、郑亚洲编《行政》总第46期，澳门：澳门政府行政暨公职司，1999年12月） 065
澳门的治安问题张 虎*一 前言澳门的治安在回归前的一段时期一度恶化，引起各方的关注，也造成澳门居民的惊恐。澳门的治安问题，不仅关系着澳门本身的安定与繁荣，也是对于回归后的中央政府的一大挑战。澳门的治安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澳门学术界与政府有一些论文发表，但为数不多，学术论文尤其少见。关于治安问题的研究，首重数据，然而澳门的犯罪统计并不多。但是澳门治安确实是一个对于澳门本身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本文只得利用现有的，而且不一定是最新的，或许是二手的资料来做尽可能的深入探讨。虽说本文所用资料并非最新，但相信仍足以窥见澳门治安的概况，并据以推断未来的可能发展。本文将试从以下各方面切人，借以探讨澳门治安问题的过去、现况以及未来的可能发展。本文将依以下顺序一一加以叙述和探讨：澳门治安问题的背景；近年来的治安状况；居民对治安的不安全感；治安恶化的原因。最后，本文认为澳门治安问题治本的办法应从经济体制和社会价值着手。但是，澳门在博彩与治安的取舍上将面临两难困境，亦即在安全与发展上不能兼得。所以，未来澳门的治安仍不可能在短期内随着回归而立即彻底改变。*张虎，原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长、研究员。 066
澳门的治安问题 二 治安问题的背景治安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种，造成澳门治安问题的社会背景甚多且杂。其主要者大约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澳门所赖以生存的主要命脉——博彩业，博彩业固然为澳门带来了可观的税收，但是同时也为澳门带来了许多负面的治安问题。其次是近年来大量涌入澳门的中国内地移民，亦即所谓的“新移民”。最后是因为澳门过渡和回归所导致的澳门政府和人民调适不良的心态。（一）博彩业的影响提到澳门，人们自然便联想到博彩，可见博彩业对澳门经济和社会影响之大。由于博彩业的详细统计不多，再加以博彩业很多是以专营合约的方式经营，专营公司又附加一系列社会投资，因而更加难以精确评估博彩对澳门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不过尽管如此，仍可从一些有限的资料窥见一斑。长久以来博彩税一直是澳门政府的主要税收之一。据统计，1962年的博彩税收是13万澳元，到1982年博彩税已上升到1.3亿多澳元。到1990 年，博彩税已达到19亿之多。虽然关于博彩税的详细数字，即使在澳门也不尽一致，①但是各种统计数字一致显示，博彩税在澳门政府的收入所占比率一直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以澳门政府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为例，以上两种税是澳门的主要流动收入，约占澳门总税收的70%以上，而博彩税又占流动收入的40%左右。若分析澳门的公共投资规模与博彩税的关系，更能反映后者在澳门经济的比重与重要性。以1978 -1990年间为例，公共投资额由1978年的2600多万澳元增加到1990年的将近10亿澳元，而在此期间的博彩税增幅更多达 20多倍。②显而易见，公共投资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是来自于博彩税。因此，①关锋:《澳门博彩业的现况与前景》,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年6月，第219- 226页；刘品良： 《博彩业的发展和路向》，载于余振编《澳门回归前后的问题与对策》，初版，澳门：名流政策研究所，1999年6月，335 -336页。②关锋：《澳门博彩业的现况与前景》，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年6月，第220页。 0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如果此项税收出现问题，澳门的公共投资（主要是几项大型建设及基础设施投资）将蒙受极大影响。再从博彩税对公共收益及公共支出的比例来看，1978 - 1982年问，博彩税占公共收益的15%，到1988年已上升到30%。迄今博彩税占公共收益的比例应该维持只增不减的趋势。在公共支出方面，博彩税所占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5%左右。至于博彩税与澳门生产总值的关系，1990年的博彩收入是1982年的3.5倍。如果计算博彩税总收人对澳门生产总值的贡献，则显示1982 -1988年维持在13%—17%，1990年则高达25%。①由此可见，博彩税在澳门生产总值所占的比重之大。综上所述，虽然笔者所能获得的数字稍嫌旧了一些，但并无碍于我们推测博彩税在澳门经济和社会上所占的重要地位。博彩税确实为澳门带来了可观的税收，但是也为澳门带来不少的社会问题，亦即助长了澳门地下经济的活动，而地下经济正是澳门犯罪滋生的温床。从澳门社会结构来看，经济领域中的地下活动已根深蒂固，并为澳门居民制造了生存的空间及入息的来源。地下经济活动固然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另类因素，但是地下经济不在法理建制之内，可以说无法以法律加以管制，一旦出现了利益分配不均，便会滋生动乱与不安。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博彩业的存在正是澳门治安问题的一大隐忧。（二） “ 新移民 ” ：犯罪的温床所谓 “ 新移民 ” ，是指从1979年1月14日以后，从中国内地通过合法或非法渠道迁移到澳门的华裔人土。 “ 新移民 ” 人数有多少？从1979年以后每年有多少人迁入澳门？哪一年最多？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从来没有官方的数据，也没有民间可靠的计算来说明 “ 新移民 ” 的详细状况。但是据不完整的估计，合法移民在1979 -1983年入境的人数大约超过10000人，而在1984 - 1990年每年限额1440人入境后，6年之间共入境8640人。非法移民方面，在1992 年的无证劳工登记中，共发居留证 24000 个，又在1989年的 “ 龙的行动 ” 中，有近1000名儿童及无证父母被登记，①关锋：《澳门博彩业的现况与前景》、，载于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年6月，第224页。 068
澳门的治安问题 在1990 年的澳门事件（亦即所谓的 “ 三二九事件 ” ）中，有45000 名无证者登记，获发居留证者有25000人。故合法与非法移民的总数，据估计大约有200000人。①自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期，大量来自中国内地的所谓 “ 新移民 ” 通过非法或合法途径来到澳门。他们的教育程度偏低，又没有专业技术，因此多从事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工作，②收入不高，工作也不稳定。很多 “ 新移民 ” 为了增加收入改善生活，都在工作之余充当 “ 水客 ” 。所谓 “ 水客 ” 就是在澳门关闸前购入水货，徒步走大约10分钟到珠海拱北交货，借以赚取一些收入。有时候他们甚至偷运私货，以赚取更高的收入。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陈欣欣女士称这种现象为 “ 行私走肉 ” 。③其实这种情况乃澳门与广东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的结果。这些 “ 水客 ” 在正规经济活动的边缘中讨生活，却潜藏着越境犯罪的最大危机。一旦两地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扩大或呈现经济不景气时，越境犯罪案件便会立即增加。据澳门保安政务司对 “ 新移民 ” 犯罪活动的分析，这种 “ 新移民 ” 的犯罪形 态被称之为 “ 越境犯罪 ” 。其主要犯罪类别计有：偷运违禁物品（毒品、军火、古董、伪钞等）、走私逃税物品（烟草、食品、酒精等）、卖淫、伪证、诈欺、打劫、盗窃等。其中最令澳门当局感到忧虑的是受犯罪集团聘雇来澳门进行打劫、绑架、追债等暴力活动。④（三）回归的调适不良葡萄牙人管治澳门400多年，虽有华洋的 “ 共处 ” ，但是并无文化的 “ 交融 ” 。因此400年下来为澳门遗留下不少不会因回归而可以立即解决的问题。例如，澳门在过渡时期的 “ 三化 ” （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①蔡兆源：《中国大陆移民及其对澳门社会之影响》，载于澳门东亚大学（现名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院之 “ 社会科学研究课 ” 之讲稿，1990年。陈欣欣：《澳门的人口结构与新移民》，载于吴志良、陈欣欣合著《澳门政治社会研究》， 第1版，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0年1月，第257- 262页。②陈欣欣：《经济发展与越境犯罪》，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95页。③陈欣欣：《经济发展与越境犯罪》，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95页。④陈欣欣：《经济发展与越境犯罪》，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95页。 0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文官语化）问题。这些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当然需要时间来解决。如果需要长时间解决的问题而要马上解决，则必然会为社会带来一些适应不良的现象。由于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门，葡人与华人在文化上并没有 “ 交融 ” ，结果造成占澳门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语文不是澳门的官方语文。由于中文没有官方地位，以致澳门政府中上级公务员几乎都是葡人或 “ 土生葡人 ” ，而政府上下所使用的语文都是葡文葡语，甚至法院在审理华人案件时也要通过翻译来审判。1999年12月20日澳门成为中央政府直辖之下的 “ 特别行政区 ” ，但是某些问题，例如 “ 三化 ” 的问题未能贯彻。虽然从1987年澳门政府已为回归进行 “ 三化 ” 的工作，但实质上 “ 三化 ” 的程度并不彻底。 澳门政府传统保守的行政作风是巩固统治阶层维持管治权威的最有效手段。但是当社会遇到重大改变时，保守的行政架构便因缺乏灵活的应变能力而不能立即做出反应。再加上澳门政府经过回归的重大变动，原来任职澳门政府的所谓既得利益者——公务员，即使在回归后仍继续留任，其原来优越的工作心态也与前大不相同。许多留任的葡籍公务员，常徘徊在是否返葡任职的边缘。由于他们在澳门的待遇比葡萄牙优厚，所以不愿放弃优厚的待遇，但是回归后原来享有的特权，例如以葡文为生存条件的特权已不再。他们的犹疑，带来了工作意愿的低落。这种工作态度，如果反映在负责社会安全的保警之上，办案自然不利，纵容犯罪是必然的结果。至于在回归后 “ 新进 ” 或 “ 新升任 ” 的华人公务员，由于工作经验不足，工作效率会大打折扣。回归后的澳门政府在 “ 三化 ” 上未能立即贯彻，结果造成老公务员士气低落，新公务员经验不足，士气低落和经验不足的情形，当然影响治安问题的有效处理。更有甚者，有些公务员甚至与黑帮勾结，贪污腐化，使澳门治安问题雪上加霜。三 近年来的治安状况根据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陈欣欣的统计，1987 -1996年，在这10年当中，澳门整体的罪案数字由1987年的4717件增加到1996年的8576件，增"幅高达81.81%。以1987年的人口及罪案比率来计算，该年的犯罪率为 070
澳门的治安问题 10.86%，1996年则上升到18.88%。①在全部的罪案类别当中，有些罪案在10年之间的升幅比较明显。例如，扰乱公众安宁的案类，高达588.33%，接近6倍之高。由于此类案件较直接影响居民的社会生活，所以使得居民在精神上倍感治安恶化的困扰。这类案件被列为首要严重的社会问题，反映出对自身性命财产保障的焦虑。除公安罪案之外，其次升幅较为明显的是建筑物内部抢劫案类，高达289.00%，接近3倍之多。另外增幅较高的是 “ 其他 ” 各类案件，也有206.74%，即2倍之高。②至于 “ 其他 ” 究竟指哪些案件，官方的统计并无具体说明，故亦无从分析。此外，毁坏案类的增幅则与10年间整体罪案的增幅相接近，达81.18%。其余一般的偷窃案类，人身攻击案类，以及暴力窃盗或使用万能匙偷窃案类的增幅都比整体罪案的增幅为低，分别是43.58%、43.11%及37.45%。值得注意的是，街道上的抢劫案类的增幅只有8.39%，这是所有案类中增幅最低的一类。③总而言之，澳门的罪案数字在此10年当中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是这些数字也未必确实反映实况。例如，有些居民为避免报案手续繁复，费时费力，而且效果不明显，再加损失不是很大，通常他们多自认倒霉不了了之，并不告发。也有一些受害者是旅客，常常为了避免报案后需多留澳门数日或要再返回澳门应讯，而索性自认倒霉算了，不去报案。也有一些受害者身份特殊，故他们亦不便去举报罪案。至于澳门在过去10年间的罪案模式，包括犯罪者的背景，以个人犯案或集体作案的方式，受害者或物的损害程度，亦即案件的影响程度，作案的目的与手法等资料，则极为缺乏，以致本文在分析上倍加困难。然而据一项有关澳门治安问题的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犯罪有公然化及暴力化的趋势，尤其是纵火、谋杀、恐吓、抢劫等案件越来越普遍。例如，在1992①陈欣欣：《澳门政治社会研究》，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284页。②陈欣欣：《澳门政治社会研究》，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284页。③陈欣欣：《澳门政治社会研究》，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284页。 0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年全年纵火案件75宗，而到1993年则轻微降二成。但是，这并非表示这种犯罪有所收敛。因为在1993年末，两天之间分别在惠爱街、新益大废门前及旧赛车看台等地点发生了3宗严重的纵火案，导致近80辆汽、机车损毁，故不能以1993年比1992年轻微而判定犯罪趋缓。因为到了1994年第一季度，据统计该季犯罪率已达到1993年全年数字的3倍，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谋杀案类，1993年谋杀案大幅上升，差不多是1992年的2倍，但是到了1994年的第一季度与1993年平均季度相比，似有缓和的趋势，下跌8.5%。由于统计资料的缺乏，1994年后续的各季度犯罪虽然下降，按理仍有上升的走势。至于恐吓罪方面，数字显示，增幅一年比一年大。例如，1993年比1992年增加了11%，而1994年第一季度则较1993年平均每季上升15%。①所谓“公然性”罪行，是指匪徒不选用密行方式，而是在被害人、在社会民众或执法者之前公开实施的犯罪。例如抢劫罪，一般除了涉及暴力，还属于“公然性”的罪种。因为所有抢劫都会在一些场所中的受害人面前进行，而且以持枪行劫最为严重。枪械、弹药的使用，是匪徒的凶悍及杀伤力的最强表现。因此，以“持枪抢劫”的罪案趋势来看澳门治安的严重性最为恰当。根据数字显示，1992年全年涉及枪械的劫案高出约71%，②增幅不可谓不大。1994年的第一季度与1993年平均每季度比较，仍有55.5%的增幅，这表明匪徒使用枪械作案越来越普遍。此外，根据澳门学者就当地青少年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显示，1989-1992年间，儿童法院所审讯的271个案件中，年龄最小的竞只有7岁。而在这些青少年罪犯中，大部分来自澳门人口最多的地区，即花地玛堂区（北区）及圣安多尼堂区（白鸽巢区）。这两个区大多数是“新移民”家庭聚居的地区。③根据澳门政府保安协调办公室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活①原锦成：《论澳门治安不靖原因及相应对策》，载于《澳门1997》，第l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年5月，第100页。②原锦成：《论澳门治安不靖原因及相应对策》，载于《澳门1997》，第]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7年5月，第101页。③杜洁容：《青少年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7- 38页。 072
澳门的治安问题 动正有所上升，未成年所涉及的犯罪行为在1993年有110件，较1992年的123件稍微下降，所涉及的人数亦从245人减少了62人。但是单凭个案及人数等方面的下降数字并不能反映出澳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实际情况。因为在1993年送交法院审理的青少年犯罪个案为24件，较1992年的15件有明显增加。另一方面，涉及朋党的罪案正大幅增加，由1992年的19人增至1993年的44人。①此外，犯罪性质方面亦日趋严重。其实从个案中亦可反映出澳门青少年犯罪渐趋暴力的走势。例如在1994 年1 月底，在沙梨头康乐馆附近，因产生争执，一名青少年被数名年龄相仿的青少年用棒球棍殴打致死。1996年，青少年犯罪继续增加：先是两兄弟偷取同学钥匙，入屋抢窃，继而是一名10岁左右女童潜入一间写字楼意图不轨，被保安人员擒获，一个月后，两名10岁左右的少年潜入游戏机中心偷窃，结果人赃俱获；2月初，有三名年约七八岁的儿童在台山某超级市场内作案；同月还有两名6岁及11岁儿童持）9勒索三名孩童，被小孩家长擒获。从以上罪案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澳门近年来犯罪的概况，以及罪案日益严重的情况，似乎澳门的治安越接近“九九”，则越是不安。尤其在澳门回归前的三年当中，暴力事件直接挑战澳门的平稳过渡，从而引起澳门各方面的关注。这些暴力事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黑帮为争夺赌场利益而进行的火拼；另一类则是黑帮针对赌场稽查而对有关公务员的报复行为。暴力犯罪的猖狂，主要来自于澳门黑帮势力的争夺利益。澳门的黑帮主要分为两大派系：一为“十四K”，一为“水房”。“十四K”的老大绰号“崩马驹”，“水房”的老大绰号“水房赖”。 “十四K”一向人强马壮，但是“水房”因旗下不少门生任职纪律部队而占有利因素。“水房赖”在人马上即使有所差距，但是两帮的对峙局面，绝非其他当地帮会所能相比。据悉“崩马驹”原籍珠海，澳门出生，10多岁便在澳门街坊打出名堂，并把“十四K”发展成澳门第一大帮会，会员成千上万，常在濠江公众场合露面，无人不知。自从“崩马驹”在葡京酒店咖啡屋被枪手狙击受伤后，① 原锦成：《论澳门治安不靖原因及相应对策》，载于《澳门1997》，第1版，澳门：澳门基 金会，1997年5月，第101—102页。 0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澳门便掀起一片腥风血雨，在两三年当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澳门治安当局也受到挑战，其中司警总部先后被人掷土制炸弹，以及在门外放置一批子弹，向警方示威。据统计，1996年澳门发生14件土制及燃烧弹爆炸案，已是历年之冠。 1997年更告突破，单土制炸弹案已有15件，警方破案率几乎等于零。①歹徒以土制炸弹破坏社会秩序，加上警方破案无力，澳门居民大受困扰，甚至澳门赖以为生的旅游业及博彩业都受到影响。至于1998年的土制炸弹案，，分别为是年1月25日一间制衣工厂的闸门被炸毁；2月19日一间卡拉OK后门被炸；2月26日工务局渠务部主管的寓所大门被炸，以及2月28日凌晨，不足两小时之内，新皇宫娱乐场所及治安警察厅附近发生爆炸，两宗案件均无人伤亡，但警方至今仍未能破案。1998年元旦，澳门中区发生枪击案，一名有黑社会背景的40余岁男子，驾车经过得胜斜路口，遭两名早已在场等候的枪手连开两枪，伤重不治。被枪手击中的该男子是曾白英，属于黑道“十四K”人马，10多年前已在澳门打出名堂，属于叔伯辈人物。近年来虽已退出江湖，很少涉及江湖恩怨，但仍有与人合开赌场情形，而且经常往返广东与澳门两地。1998年2月28日，澳门离岛发生土生公务员住宅门前遭人放置土制炸弹爆炸事件。经司警人员调查，案发现场为氹仔西北大马路各利业大厦八楼一住宅单位，单位业主为任职土地公务运输司的土生公务员。当日上午11时左右，当时单位内无人，突然一声巨响，震撼整座大厦，管理员逐层追查声音来源，在八楼发现走廊满布碎片，单元铁闸脚损毁。管理员稍后电话报警。经警方调查，被害人平日与人并无结怨，亦不曾遭人恐吓，不知何以遭人在家门放置炸弹。其实近年来，澳门政府官员遇袭事件已屡见不鲜。澳门黑帮活动猖獗，对妨碍其发展的政府雇员也动辄以枪口相向。澳门政府的博彩司几乎成了黑帮的主要报复和泄恨对象。1998年3月25日下午1时，澳门博彩监察厅厅长马发诗( Francisco XavierPinto do Amaral)在步行去葡京酒店行至保安部队花园时，突遭一男子近距离射杀。据悉，马发诗是澳门政府博彩监察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对外事务，尤其是在维护赌场秩序方面监督甚严，因此，这次的狙击① 杨天泽等编著《澳门1999》，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8月，第424页。 074
澳门的治安问题 行动不排除与赌场利益有关。以上是关于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前的犯罪情形。①四 居民的不安全感由上述可以看出澳门治安在澳门回归之前，尤其是从1997年开始，已日趋恶化。澳门治安的恶化究竟对澳门社会造成如何的影响，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陈欣欣等人曾就澳门居民对治安问题的反映做了以下的一些民意调查。由于1997年是澳门治安比较恶化的一年，因此这些民意调查多以这一年份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这项调查虽然以1997年为例，但仍可据以窥见澳门治安的恶化趋势。根据1997年四五月间的民意调查显示，有98.1%的居民认为治安问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96.9%的居民认为青少年问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91.1%的人认为失业问题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以上调查显示，有九成以上的居民感觉到以上三个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治安问题的比率几达到十成。②换言之，澳门社会的居民几乎都感觉到澳门治安的严重性。另一项民意调查，就以上三项问题严重性的先后顺序询问居民。结果显示：有61.0%的居民认为治安是第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有27.8%的居民认为青少年问题是第二严重的社会问题，有6.6%的居民认为失业是第三严重的社会问题。③事实上，青少年或失业问题都与治安问题互为因果。若失业率高，失业者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活动，必然导致治安问题的恶化；另一方面，青少年问题也是治安恶化的另一主因。在1995年，治安问题尚被居民列为第三严重的社会问题，到了1997年已被列为第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可见澳门居民对治安的恶化越来越感到不安。另外，根据澳门七个堂区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5.7%的居民对自己的①《统计月刊》（澳门），2000年3月，第35页。②陈欣欣：《当前澳门治安问题之社会学剖析》，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7- 38、282- 284页。③陈欣欣：《当前澳门治安问题之社会学剖析》，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7- 38、282 -284页。 0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性命财产受到治安不良的威胁而表示十分担心，有15.7%的居民表示担心程度为一般，而只有8.6%的居民表示不担心。此外，有85.7%的居民指出警力十分不足及不足，有12.9%的居民表示相信警力为一般，有1.4%的居民表示足够。至于居民对警力的破案率的看法，有80.7%的居民认为破案率十分低及低，有19.3%的居民认为一般，几乎一致认为警方破案率没有提高。关于居民对警方处理罪案的态度，有78.6%的居民表示十分不满意及不满意，有20.7%的居民表示一般，有o．7%的居民表示满意。①以上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3/4的澳门居民担心治安不良对生命财产的威胁，平均有八成的居民对警力及警方打击罪行的积极性感到失望；若单从此调查的结果来看，澳门居民的安全感是受到严重罪案不断出现及警方对此等罪害的回应所影响，产生了忧虑的感觉。澳门居民因治安问题而降低了安全感，澳门的经济民生亦受挫于此问题的影响。首先，1997年上半年来澳的旅客比1996年同期减少了47.2%，而其中香港旅客减少数目更高达14.28%。②由于旅客数目的减少，入住酒店的人数也大为下降，1997年7月份全澳三四星级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只有 56.40%，较1996年同期的80.00%以上相去甚远。此外，的土的生意1997 年比1996年同期下跌四成之多。③而其他与旅游业相关的生意，如首饰店、食品店、卡拉OK厅、酒吧及其他娱乐场所等店铺，均表示营业额皆受治安不良的影响。因此，不少经营以上行业的人士对澳门的治安问题感到相当不满。澳门总商会会长马万祺表示澳门暴力事件的严重性，已严重打击了澳门的旅游业及投资信心。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以后，一方面由于解放军的进驻，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对澳门治安的关切，在回归以后，由于黑帮活动的收敛治安有所改善。但是居民对治安不良所造成的不安全感，非一日之寒，当然也不是回归一下子就可以根本解决的。①陈欣欣：《当前澳门治安问题之社会学剖析》，载于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7～38、282- 284页。②1997年8月8日第2版《澳门日报》。③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17- 18、284页。 076
澳门的治安问题 五 治安恶化的原因导致澳门治安恶化的原因很多，大约可分为三方面。一是澳门政府出了问题，例如，警务人员士气低落，法制不健全等。二是黑帮分子为了争夺因回归而改变的既得利益地盘相互倾轧。三是在社会方面，澳人的社会价值观也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犯罪。兹就澳门当前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简析如下。（一）警察效率不佳在澳门，总督是首席负责人，直接领导由保安政务司和司法政务司组成的保安系统。维持社会治安的主要力量是警察，而警察又可分为司法警察、治安警察、水警和市政警察。司法警察司、治安警察厅和水警稽查队负责维持澳门的治安。澳门的警察部门包括保安部队和司法警察司，共有5000多人。由治安警察厅、水警稽查队、消防队等组成的保安部队归保安政务司管辖，司法警察司归司法政务司管辖。按澳门现行法律规定，严重的刑事案件均由司法警察司调查。贩毒、造货币、禁锢、绑架、劫持人质、抢劫银行、盗窃文物、集体犯罪、向比赛动物下毒以及发生在赌场的刑事案件等，均由司法警察司专属管辖。具有一定办案能力的治安警察厅对这些案件无权管辖，治安警察厅只管辖刑期为5年以下的刑事案件。在面积仅23.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存在着分别属于保安政务司和司法政务司的维持治安的警察部门——治安警察厅、水警稽查队和司法警察司。政出多门，体制不顺，警察内部分工欠妥，画地为牢，通力合作欠佳。“澳门警务人员和市民都普遍认为，澳门的警务工作应该划归一个部门来统一管辖，对目前这种特殊的架构设置及运作方式，很有必要进行理顺和完善。”①澳门警力不足，特别是司法警察过少。 1997 年在职人员只有 370人，导致警察疲于奔命，捉襟见肘，内部不能通力合作，以致刑事案件破案率偏低和破案时效太差。因此，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案件堆积如山，不法之徒逍遥法外，割裂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行为与社会惩罚之间的必然①吴志良主编《澳门警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17页。 0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联系，削弱了社会惩罚的效用。长此以往，又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和违法犯罪的投机心理，使不法之徒心存侥幸，有恃无恐。①（二）治安机关腐败负责澳门社会治安的警察机关内部有些人员操守不良，警务人员的腐败导致社会治安不断恶化。澳门警方有个别的人员素质不齐，背景复杂，甚至与黑社会关系密切。黑社会组织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策略，在警察队伍内部安插成员。他们知己知彼，往往在作案后能全身而退，如入无人之境。澳门保安政务司私下曾承认，警察队伍中存在吃公家的饭却做黑道的事的勾当。有些警察与有背景的人士关系甚密，成为眼线。每当警方采取 行动时常扑空。②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以来，治安警察厅就有20名警察因操行不良，遭到革职处分。③（三）法制建设严重落后诚如上述，澳门的“三化”工作虽然在“过渡”时期已着手进行，但是400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不可能在短短的“过渡”期间一一贯彻。更何况“三化”的进程过缓，直到1975年以后才有了澳门自己的立法系统，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大量进行本地立法。澳门本身的司法系统直到1993年4 月才开始正式运作。澳门的法律文化是多元的，澳门现行法律体系是由葡萄牙法律、澳葡政府的法律、部分中国旧社会时代的法律残余、当地的一些习惯法和香港的某些法律组合而成的什锦菜，体系混乱，内容杂乱，识别和司法适用特别困难。④因此，司法机关在审判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和监督、改造此类囚犯时，便遇到不少困难。 （四）黑社会互相倾轧导致澳门社会治安恶化的最主要原因应首推黑社会组织。在澳门近年①原锦成：《论澳门治安不靖原因及相应对策》，载于《澳门1997》，第1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5月，第113- 117页。② 1998年9月14日第2版《澳门日报》。③木易绥:《回归前后整治澳门治安的对策》，《澳门政策研究》(澳门)1999年第4期，第39页。④张虎： 《澳门九九，问题与研究》， 初版， 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9 年 10 月， 第96-103页。 078
澳门的治安问题 来治安恶化的案件中有些是因黑社会组织之间争夺赌场利益而起，也有一些是因为黑社会为了报复有关公务人员而引发。黑社会一般是组织严密、成员众多的具有反社会倾向的帮派和犯罪集团。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最大特点是组织体系严密，等级制度森严，依靠严格的内部纪律约束成员，组织本身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具有超稳定性。黑社会组织有“地下政府”之称。黑社会一旦形成，就不会因首领被捕、死亡而群龙无首。人们一旦加入黑社会就必须绝对保密，服从指挥，否则格杀勿论。第二，拥有一定的职业杀手和军火物资，秘密地甚至公开地进行恐怖犯罪活动。手段残忍，杀人如麻。他们对于主持正义的力量，采取暗杀手段，制造恐怖气氛。如不加控制将逐步形成军事化、武装化的社会组织。第三，具有丰富的经济来源，有的甚至可以控制一个地方的经济命脉。黑社会组织的成员一般拥有公开的职业和身份，在进行恐怖活动的同时，又以守法公民的身份经营以犯罪所得买下的合法企业，以合法掩护非法，从事洗钱等活动。有的黑社会组织为了掩人耳目，还煞有介事地积极救济贫困市民，赞助社会公益，冒充大善人。第四，黑社会组织之间往往划分势力范围，但当黑社会组织之间力量失去均衡或经济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们就会为了抢夺地盘而大动干戈，互相残杀。第五，试图向官方渗透，在政府内寻找代理人。他们以暴力为后盾，以金钱为诱饵，收买政府官员。规模较大的黑社会组织往往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其成员中有的甚至拥有一官半职。澳门黑社会组织一般多具有上述的特征。在澳门的黑社会组织包括来自中国香港和台湾以及内地的黑社会；其中以澳门本地的黑社会组织势力最大。有的学者认为澳门黑社会组织有“二十多个，二万多人”。①吴志良先生在其《澳门警察》一书中认为至少有15000人。②澳门1/78/M号法令《管治黑社会法》曾规定，黑社会组织为典型歹徒组织，“本地区政治、社会上已知的形势迫使在对本地区市民和因旅游或者其他原因来此的人士之自由、安全、安宁及财产等维护方面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防止及取缔该等歹徒组织活动”。 ①蔡少卿：《当代中国黑社会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144页。②吴志良主编《澳门警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144页。 0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年来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再加以澳门本身经济结构的不健全，以致澳门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经济滑落加剧了黑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他们铤而走险，互相火拼，大搞恐怖活动，例如绑架人质、抢劫银楼和银行、炸毁车辆和建筑物等。近年来他们为争夺赌场利益大打出手，也有些案件可能是一些黑社会头目被捕，其手下挟怨报复官方而蓄意制造的事端。澳门治安机关有时候基于黑社会势力盘根错节，在打击黑社会势力方面投鼠忌器，不能依法惩处。在过去，葡方有的官员还认为对澳门治安问题不要小题大做，危言耸听，甚至认为澳门治安好于里斯本。除以上的原因之外，尚有一些社会因素促使澳门社会治安恶化。近年来澳门社会已处在社会变迁的阶段，加上政治因素的困扰，人们变得十分现实和短视，人人皆向钱看。这种心理因素和价值观念，在一个社会尚稳定的时候并不显著，一旦遇到社会的变动，立即便凸显出来。近年来除了上述因回归而造成的对人们心理上的调适不良外，再加以经济不景气，就业困难，失业率增加等更加深了治安的恶化。例如1994年大赦出来的一大批受刑人至今没有固定可靠的工作和收入，不少人又“重操旧业”，为非作歹。①六 结论综上所述可见，澳门的治安在回归前的一段时期曾恶化。1999年12月20日的回归，以及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驻及中央政府的特别关注而见好转，但是仍未能根本解决澳门治安的问题。为此，澳门政府以及学界提供了一些改善澳门治安的建议。②第一，加强对暴力罪的刑罚，特别是损害政府机关的罪行，不容从宽。①原锦成：《论澳门治安不靖原因及相应对策》，载于《澳门1997》，第1版，澳门：澳门基 金会，1995年5月，第100页。② 请参阅陈欣欣编著《澳门社会问题》,初版，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5年9月，第81- 87、 201 - 204 页； 吴志良、陈欣欣合著《澳门政治社会研究》，第1版，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0年1月，第288-290页；余振编《澳门回归前后的问题与对策》，澳门： 名流政策研究所，第 474 - 491 页； 原锦成： 《论澳门治安不靖原因及相应对策》， 载于 《澳门1997》，第l版，澳门：澳门基金会，1995年5月，第95—121页。 080
澳门的治安问题 目前澳门虽已有《有组织犯罪法》，对于打击有组织黑帮活动收效不少，但是此法必须经常检讨修订，以便对付千变万化的有组织犯罪形式。除了对有组织犯罪法律的重视之外，针对其他形式的罪行，也要加以检讨修订。此外，对于民权及警权两者的平衡，也应在立法的过程中多加关注，才能确保法律的有效施行。第二，有关行政方面的措施就是加强司法制度架构内的运作有效性，来配合各种法律的施行。至于执法措施方面，主要是警方有效执法的配合，包括加强警务工作人员的培训、改善警队的形象及建立和谐的警民关系、设立青少年警队对外服务、整肃违反纪律贪赃枉法及与黑社会组织有关联的警队成员、增强警员福利及以高薪养廉的方式来打击贪污，等等。第三，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传媒进行反罪恶的宣传，针对青少年而言，政府可以将加入帮派的负面结果告诉他们，并劝导他们切勿受帮派利用而误人歧途。除以上三点之外，尚有不少澳门舆论界与司法界以及警界的意见。但是都是一些治标不能治本的消极措施。殊不知澳门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澳门的经济与社会制度。澳门的经济来源是博彩业，整个社会几乎与博彩脱离不了关系。而博彩业正是犯罪的温床。此外，由于澳门与广东地区经济条件的悬殊，“新移民”的浪潮绝非单靠打击犯罪所能阻止。澳门的“回归”虽然因为解放军的进驻及中央政府的关注而使治安恶化为之稍缓。但是博彩业若未能加以合理的管理，澳门的治安恶化犹如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不过以目前澳门对博彩业相依的程度来看，可谓虽不喜欢博彩业，但又离不开博彩业。在经济来源与博彩罪源之间，究竟应如何取舍，不仅考验澳门政府，而且也考验中央政府的最大智慧。（原载《中国大陆研究》第43卷第6期，台北：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2000年6月） 081
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郭 凡*社会分层是一种基于社会差别，并已制度化和相对稳定的社会不平等体系。研究社会分层，一方面可以从收入、教育、职业等客观尺度加以测定；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人们的主观认定方面加以分析。本文讨论的角度是后一方面，即基于人们主观上对自己社会分层地位的感受和认定，将人群进行划分，从族群、国籍、年龄等群体基本特征以及教育、工作、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差异，分析形成人们主观认识的客观因素，进而对不同社会阶层得出概略性的认识。本文的资料来源于1995年对澳门的一次抽样问卷调查。①由于一些原因，这次调查的资料尚未正式发表，只是笔者在1999年1月于珠海市召开的粤澳合作关系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有关这项调查的初步描述性文章。②本文是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的专题分析研究。虽然资料是多年前所获得的，但用于澳门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一 “我在社会哪一层？”——澳门居民的主观定位 为了了解澳门居民在主观上对自我社会阶层的定位，问卷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所有的澳门人分为五层，你认为你自己在哪一层？”调 查结果如表1所示。*郭凡，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①这项调查是受澳门基金会委托进行的“澳门社会分层研究”课题。课题组成员有李江涛、 吕炳强、郭凡和童晓频。何颂扬先生主持了全部抽样调查工作，吴志良先生对课题研究予以了协助和指导。②郭凡：《澳门社会分层调查初步分析》,收入《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一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6月。有关抽样调查的方法和样本情况可参阅本文。 082
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 表1 澳门人社会分层的主观定位 分  层 人数（名） 所占比例(%)上上层 中上层 中中层 中下层 下下层 无法决定意见 - 23 226 230 132 37- 3.5 34.9 35.5 20.4 5.7合  计 648100.0从表1可见，在648位被抽样的调查者中，没有人认为自己属于上上层，认为自己属于中上层者也仅占3.5%，多数人将自己划人中中层和中下层，分别占34.9%和35.5%，认为自己属于下下层的也占20.4%，另有5.7%的人无法决定意见。或许是由于人们的谦虚心态，或许是抽样样本较小，未能涵盖最有权势和最富的一小群人，上上层成为空缺。但现有的四个层次的划定也足以反映人们主观定位方面的差异，在分析上具有同样的 意义。二 资料的统计与分析根据澳门居民的主观定位将人群进行划分之后，通过与相关因素进行交互分析，可以比较出不同阶层的群体特征和差异。（一）分层与年龄通过分层与年龄因素的交互分析（见表2）表明，中上层的年龄比较均衡地分布在26-55岁的年龄段上，占78.2%；中中层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分布在18-35岁的年龄段上，占62.5%；中下层的年龄分布相对集中于26、45岁的年龄段，占55%，其他三个年龄段也各占15%左右；下下层的年龄分布在18 - 25岁的年龄段，比例最小，为7.8%，而在56岁以上的年龄段比例最大，为23.4%。综上所述，中上层的年龄结构以中年为主， 0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中中层和中下层则以中青年为主，下下层则以老年人的比例较大。表2 分层与年龄交互 分层 18-25岁 26 -35岁 36 - 45岁 46 -55岁 56岁以上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 640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3 64 38 10 113.0 28.6 16.6 78 2.8 6 76 68 31 826.1 33.9 29.7 24.2 22.2 7 35 58 38 1330.4 15.6 25.3 29.7 36.15 31 35 19 821.7 13.8 15,3 14.8 22.2 2 18 30 30 68.7 8,0 13.1 23.4 16.7 23 224 229 128 36（二）分层与族群澳门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土生葡人占有一定比例，另有其他种族的居民（如菲律宾人、缅甸人、葡萄牙人、波兰人等）。根据分层与种族的交互分析表明（见表3），土生葡人和其他种族的居民基本属于中中层和中下层，少数人无法决定其意见。当然，这并不表明其在中上层和下下层不存在，只是由于群体规模很小，未被本次抽样所涵盖而已。表3 分层与族群交互分层华人 土生葡人 其他总计 人数 （名）所占比例 (%)人数 （名）所占比例 (%)人数 （名） 所占比例 (%)648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23 206 223 132 35100.0 92.0 97.4 100.0 94.6- 10 2 - 1- 4.4 0．9 - 2.7- 8 4 - 1- 3.6 1.7 - 2.7 23 224 229 132 37 084
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 （三）分层与国籍由于澳门处于葡萄牙长期管治之下的特殊历史原因，澳门居民的国籍身份也是复杂多样的，除以中国国籍的居民为主之外，享有葡萄牙国籍的居民也占较大比重（约3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华人。另外还有少数享有英、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国籍的居民。表4表明，国籍因素与分层地位关系很大，在中上层和中中层中，享有葡萄牙国籍者分别占56.5%和48.7%，而在中下层和下下层中，享有中国国籍的则分别占74.4%和91.7%。从中上层至下下层，中国籍的比例由小到大递增，而葡国籍的比例正好相反，由大到小递减。表4 分层与国籍交互分层中国籍 葡国籍 其他国籍总计 人数 （名）所占比例 (%)人数 （名）所占比例 (%)人数 （名） 所占比例 (%)648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9 106 171 121 29 39.1 46.9 74.4 91.7 78.4 13 110 52 11 756.5 48.7 22.6 8.3 18.9 1 10 7 - 1 4.4 4.4 3.0 - 2.7  23 226 230 132 37（四）分层与教育教育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那么在澳门社会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根据表5反映，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分层地位的高低基本呈正相关。从未受正规教育者看，下下层的比例是中上层的近4倍；而从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而言，中上层是下下层的3.4倍。从未受正规教育和小学两个文化层次看，由中上层至下下层比例是由小到大递增；从中学和大专以上文化层次看，由中上层至下下层比例是由大到小递减。 0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5 分层与教育程度交互 分层 无正规教育小学中学大专以上其他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 644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1 6 13 23 94.4 2.7 5.7 17.4 27.33 52 73 48 7 13.0 23.0 31.7 36.4 21.214 134 127 54 1560.9 59.3 55.2 40.9 45.53 29 11 5 213.0 12.8 4.8 3.8  6.02 5 6 2-8.7 2.2 2.6 1.5- 23 226 230 132 33另外，由于澳门多元文化的原因，在教育制度方面也表现出多样性，有中国制、英制、葡制、中葡制等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制度对于澳门社会分层是否具有一定影响呢？表6说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虽然从总体而言，接受中国制教育的人群是主要的，但是接受英制和葡制或中葡制教育的人，在中上层和中中层占有比较大的比例，相反，中下层和下下层则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制的教育。表6 分层与教育制度交互 分层 中国制英制葡制中葡制其他不适用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 644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14 168 199 107 2460.9 75.0 86.9 81.1 64.96 28 5 3 126.1 12.5 2.2 2.3 2.71 13 4 - -4.3 2.7 1.3 0.8 5.4- 9 13 17 913.0 12.8 4.8 3.8 6.02 5 6 2 8.7 2.2 2.6 1.5 1 - 4 4 1 4.3 - 3.0 3.0 2.7 23 226 230 132 33 086
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 （五）分层与工作和事业是否工作和是否拥有自己的事业对人们认定自己的社会地位有重要影响。从表7和表8看，下下层中有近三成是曾经工作而现时未有工作者（失业的可能性较大）。在是否拥有自己的事业方面，中上层和中中层比中下层和下下层高出8% -9%。表7 分层与工作交互 分层 未工作曾经工作现正工作其他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 64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l 12 10 4 -4.3 5.3 4.3 13.0 -4 38 51 38 1217.4 16.8 22.4 28.8 32.418 172 161 87 2578.3 76.1 70.3 65.9 67.6- 4 7 3 -- 1.8 3.1 2.3 - 23 226 229 132 37表8 分层与现时事业交互 分层 自己生意打工其他不适用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 533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3 29 13 7 315.8 15.0 6.9 6.7 10.313 146 152 80 2368.4 75.7 80.9 76.9 79.3- 5 8 9 1- 2.6 4.2 8.7 3.53 13 15 8 215.8 6.7 8.0 7.7 6.9 19 193 188 104 29（六）分层与经济状况经济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分层地位的一个基本因素。反映经济状况的重要方面是收入来源和收支情况。从澳门居民总体情况看，薪金是主要的 0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收入来源，72%的人靠此生存，另有近两成的人享受补助和津贴，此外还有少部分人通过佣金(8.5%)、炒股(2.2%)、炒楼(2.3%)、收租(3.1%)等途径获得收入。从表9可见，中上层和中中层的收入来源比较中下层和下下层而言，明显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他们在收取佣金、炒股、炒楼、收租等方面的比例，明显高于中下层和下下层。表9 分层与收入种类交互 分层 收入种类有无不适用总计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 646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薪    金 17 165 167 92 2573.9 73.3 72.9 69.7 67.65 53 51 36 921.7 23.6 22.3 27.3 24.31 7 11 4 34.4 3.1 4.8 3.0 8.123 225 229 132 3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补助／津贴 9 64 36 14 2 39.1 28.4 15.7 10．6 5.413 154 184 115 3256.5 68.4 80.4 87.1 86.51 7 9 3 34.4 3.1 3.9 2.3 8.123 225 229 132 3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佣金／回扣 1 32 17 5 -4.4 14.2 7.4 3.8 -21 186 203 124 3491.3 82.7 88.7 93.9 91.91 7 9 3 34.4 3.1 3.9 2.3 8.123 225 229 132 3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炒    股 4 4 5 1 -17.4 1.8 2.2 0.7 -18 214 215 128 3578.3 95.1 93.9 97.0 94.61 7 9 3 34.4 3.1 3.9 2.3 8.123 225 229 132 37 088
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 续表9 分层 收入种类有无不适用总计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 646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炒楼 1 8 4 2 -4.4 3.6 1.8 1.5 -21 210 216 127 3591.3 93.3 94.3 96.2 94.61 7 9 3 24.4 3.1 3.9 2.3 5.423 225 229 132 3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收租3 4 4 2 2 13.0 4.0 1.8 1.5 5.419 209 216 126 3382.6 92.6 94.3 95.5 89.21 7 9 4 24.4 3.1 3.9 3.0 5.423 225 229 132 37收支情况更能反映不同阶层之间经济状况的差异。表10反映的是调查时上年（1994年）的收支平衡情况。在回答上年收支是否平衡的问题时，中上层有95.7%的人认为收大于支，仅有4.3%的人认为支大于收；相反，在下下层，仅有54.2%的人认为收大于支，而有45,8%的人回答是支大于收。表11反映的是调查时过去五年的收支平衡情况，结果与表10基本一致。表10 分层与1994年的收支情况交互 分层 收大于支支大于收不回答忘记了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 63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22 177 169 71 2795.7 78.3 73.5 54.2 73.01 40 56 50 84.3 17.7 24.4 45.8 21.6- 7 3 - 2- 3.1 1.3 - 5.4- 2 2 - -- 0.9 0.8 - - 23 226 230 121 37 0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11 分层与过去五年的收支情况交互 分层 收大于支支大于收不回答忘记了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 647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20 185 170 76 2987.0 81.9 73.9 58.0 78.43 32 55 54 513.0 14.1 23.9 41.2 13.5- 7 3 1 2- 3.1 1.3 0.8 5.4- 2 2 - 1- 0.9 0.8 - 27 23 226 230 131 37（七）分层与社会影响力有关社会影响力的问题与前面的客观指标不同，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要求被访者评价自己就对澳门社会是否具有影响力作出选择。这一问题与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是反映被访者社会声望和权力的一个综合性指标。结果表明（见表12），中上层认为自己通常有和有时有社会影响力者占26.1%，中中层占12.4%，中下层占7.8%，下下层只占4.5%。表12 分层与社会影响力交互 分层 通常有有时有通常无无法确定其他 总计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人数 （名） 所占 比例 (%) 648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下 无法决定意见 1 6 3 2 -4.4 2.7 1.3 1.5 -5 22 15 4 -21.7 9.7 6.5 6.5 3.014 184 198 113 3160.9 81.4 86.1 85.1 83.82 12 13 11 58.7 5.3 5.7 8.3 13.51 2 1 2 14.1 0.9 0.4 1.5 2.7 23 226 230 132 37 090
澳门社会分层主观定位分析 三 小结根据以上资料分析，虽然我们在抽样样本中缺乏对上上层（应当包括澳门社会的主要管理者和资本的主要拥有者）的了解，但是，现有的四个阶层的划分已涵盖了澳门社会绝大多数人群，因而本文对社会分层的描述基本上可以代表1990年代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处于中上层（实际即为本次调查中的上层）者所占比例较小，这群人以中年人为主，主要是华人，但60%以上拥有葡国国籍或其他国家国籍；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且有相当多的人接受的是英制或葡制的教育；现时（1995年，下同）正在工作或拥有自己的生意者比例较高，经济状况比较好，除薪金收入外，还有一定比例的补助／津贴、佣金、炒股、炒楼、租金等方面的收入，收入渠道多元化，收入基本上都大于支出；超过1/4的人对澳门社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处于中中层者，年龄结构较中上层年轻，土生葡人基本上处于这一阶层，五成以上的人拥有葡国或其他国家国籍；受教育程度与中上层相若，有两成以上的人接受英制或葡制的教育；现时正在工作或拥有自己生意的情况与中上层相接近，收入渠道多元化的比例较中上层略少一些，收支情况也比较平衡，从1994年的情况而言，支大于收者较中上层多13%，但从过去五年的情况来看，两者大体一致。有12%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对澳门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总的说来，中中层的各方面情况比较接近中上层。中下层与中中层比较，各方面的差别则比较显著。年龄结构上，老年人的比例明显加大，属于这一层次的土生葡人比较少，非中国国籍者比例大大下降至25%左右；受教育程度以中小学为主，仅有5%左右的人接受英制或葡制教育；曾经工作但现时没有工作的人比例加大，拥有自己生意的人不到7%，收入渠道比较单一，过去一年和过去五年支大于收的情况约占1/4；仅有7.8%的人认为自己对澳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下下层基本属于澳门社会的底层，其比例超过1/5。从年龄结构看，老年人的比重最高，约占1/4，基本上是华人并拥有中国国籍，受教育程度偏低，近两成人未受正规教育，在接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基本上是受中国制的教育；下下层基本上属于打工阶层，其中约三成曾经工作但现时没有工 0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作，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主要靠薪金收入，但收支不平衡情况比较严重，有40% -45%的人在1994年或过去五年中支出大于收入；这群人在自我感觉方面，认为自己对澳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的仅占4.5%。以上是对澳门社会各阶层部分特征的粗略描述。鉴于时间关系，没有对各阶层的群体意识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将于今后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参考文献1．吕炳强、李江涛、郭凡、童晓频：《澳门社会分层》（调查报告），打印稿，未发表，1996。2．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本文发表于第13届澳门社会科学年会暨第12次粤澳关系研讨会 “两岸四地社会科学界迎澳门回归暨区域合作”，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1997年7月10日） 092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萧锦雄*一 引言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一直是澳门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例如，在1970 年代和1980年代，大量国内移民合法或非法地来澳定居，导致澳门人口急 剧膨胀，迅速增加的劳动力更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在1980年代末期，澳门政府加强管制入境移民人数，劳工短缺的问题便影响了澳门的经济发展，以致需要输入外地劳工来解决。从1996年起，澳门经济开始衰退，输入外劳人数因而有某种程度的缩减。本文尝试探讨近年来人境移民（包括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对澳门本地居民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此外，本文亦会浅谈外地劳工在澳门劳动市场的角色及比较国内移民和外地劳工对澳门经济发展的利弊。二 移民对就业情况和工资的影响近年来移民对劳动力的影响备受争议。移民会取代本地工人吗？移民会压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吗？移民的增加会引起失业问题吗？事实上，移民对本地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方面的影响，主要视乎他们会互相取代还是互相补足。假设移民是非技术工人，而且可以取代本地的非技术工人。图1显示在移民到来前，在平衡点A,本地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水平分别为w1和u1。 移民使非技术工人的供应线向外移，在新的平衡点B1工资下移至w2，就业 人数上升至u2，原因是工资下降令企业扩大了生产。在较低的工资水平w2，*萧锦雄，澳门理工学院管理科学高等学校副教授。 0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只有u，的本地工人愿意工作（见C点）。移民的就业人数为u2-U3，再加上U3的本地工人，非技术工人的总就业人数是u：。被取代的非技术本地工人数目为U1—U3，较就业的移民工人u2- U3少。换句话说，在整个过程中总生产和总就业人数均有所增加，但移民工人不能以1:1的比例取代本地工人。倘若程序倒转，u2-U3的移民被驱逐出境，则只会腾出u1-U3个职位空缺予本地工人，较被逐出境的移民数目为少。总括来说，正如Ehrenberg 和Smith (1991)提出，如果移民和本地工人在生产中的关系属互相取替，移民会导致本地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人数下降，但替代率会较1:1为低。此外，Smith和Newman (1977)从实证调查中得出，移民对低技术水平的本地工人工资的影响虽大，但没有一般情况下推断得那么严重。现在让我们看看移民对本地技术工人的影响。假设移民都是非学术工人，而非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在生产中是有互补关系的。非技术移民人数增加会使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及生产扩大，接着，非技术和技术工人两者的需求会因而增加。如图2所示，移民令非技术工人工资下降及生产扩大，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在新的平衡点B，本地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人数均有所增长。国外有实证调查显示，移民有助于填补低级但必需的工作职位，有助于稳定工资及缓和通货膨胀。事实上，在美国经济增长繁荣时期，失业率下降至3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消费物价指数(CPI)从 094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 1999年9月起的12个月内上升了3.4%。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劳工部的资料，在同期的12个月内，制衣工人的工资指数只上升了2.3%，肉类加工业上升了2.2%，而纺织业则上升了0.5%。现实处于以下两个极端情况之间：①移民和本地工人都是非技术工人，而且可以互相替代；②移民是非技术工人但本地工人是技术工人，两者可以互相补足。实际上，或许移民中较多为非技术工人，但他们和本地工人中都有学术和非技术工人，所以移民对劳工市场的实际影响并不清晰，而只能从现实中印证。Borjas (1990)在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移民对就业情况的不良影响轻微，估计弹性（estimated elasticity）约为-0.01。-0.01是指移民数目每增加10%，将导致本地就业人数减少不超过0.1%。在1994年，Borjas进行了另一项有关移民对本地工资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移民对本地工人工资的影响轻微。入境美国城市的移民每增加10%会令本地工人的工资下降0.2%，但他们对较早到来的移民影响则较大。移民人数每增加10%，便会使他们的工资下降2% -9%。换言之，新移民对较早到来的移民的影响比对本地工人的影响约大10倍。由Borjas、Freeman和Katz (1992)进行的研究则有不同的结果。他们 的结论是：1980 -1988年间可能因为有低技术水平的移民，令1/3的美国 0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中学辍学生的工资相对下降。这与上述研究结果颇为矛盾，可能是由于美国各地的劳工市场都不是封闭型经济，工人、资金等可在各地区之间自由流动，令生产要素价格达致平衡，因此移民产生的任何影响都会扩散至国内其他地区。Filer ( 1992 )甚至表示，在有移民入境的地方，当地工人可能会外移，从而减轻移民对当地工资的负面影响。目前澳门由于缺乏有关资料，所以要进行类似的研究便比较困难。不过，Suen(1994)在香港进行的类似的研究可作参考。他比较了各年龄组别中移民所占的比例及有关的工资，以避免移民入境后通过地区性流动而产生抵消作用。他发现主要受新移民影响的是较早期入境的移民，而不是本地工人。新移民虽然对本地工人工资有负面影响，但影响有限。新移民人数每增加10%，只会令年轻的和年长的本地工人的工资下降0.02%和0.005%，而较早期入境的移民则会受到较严重的负面影响，工资会被压低 0.2%。这一情况与美国的结果颇为相似。虽然如此，Suen的研究也可能被劳动力的另一种流动方式——职业性流动所影响。当某一年龄组别的非技术工人集中从事某一种低收人的工业如制造业或建筑业，就可能令该年龄组别的本地工人转换行业，从而减轻移民对该行业职位的工资的下调压力。如该年龄组别的本地工人转业后，没有令新职位的工资大幅下降，那么移民对本地工人的工资的负面影响便得以缓解。总的来说，在平衡状态下，劳工的流动性和生产要素价格能对工资产生影响，移民的增加，即使数目可能不少，其影响仍可能有限。不过，我们不能就此断定移民不会对工资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当经济下滑时，大量入境移民会令劳工流动能力大幅减弱，这时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可以是显著的。这一情况与澳门的资料似乎相当吻合。1990 -1991年蜂拥来澳的移民初期主要加入制造业和建筑业工作，轻微压低了这些行业的实际工资，但整体的实际工资仍然为正面的增长。这可能是由于在繁荣时期，工人在各行业或职业之间的流动比较顺畅而能抵消其负面作用。那时失业率平均约为3.2%。在1992年及1993年，移民对工资产生的负面作用被抵消了，实际工资亦有所上升，而失业率更下降至接近2%。但是，到了1995– 1997 年，社会经济由放缓及至衰退，工作的选择因而减少，工人在行业之间的流动变得困难，此时主要由移民而增加的劳动力大大削弱了工人在各行业或职业间的流动能力，结果实际工资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1997年 096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 的建筑业除外，因为当时有一系列的基建项目）。从表1可见．1995-1997 年间，平均失业率上升至大约3.7%。表l 各行业实际工资中位数（1989年=100）的增长率年份工制造业建筑及公共工程所有行业失业率(%)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0.5 -0,9 1.4 6.6 -1.8 -4.3 -9.0 -0.14.8 -3.6 12.1 6,4 0,0 -0.3 -11.3 1.22.8 2.9 8.4 6.2 1.6 0.2 -4.7 -0.13.4① 3.0① 2.2 2.1 2.5 3.6 4.3 3.2注：①由于没有年度数字，故此处以平均值表示。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三 移民带来的好处长远来说，入境移民可对本地的劳工市场带来好处。澳门的人口结构老化迅速，出生率低。事实上，根据统计暨普查局提供的资料，1970年年龄在15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37.7%，但到1998年已下降至24%。因此，移民有助维持年轻的劳动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竞争力，亦可增加澳门经济的整体需求。新移民很多都相当年轻，而且除了下一节讨论的外地劳工外，其他的都会进入澳门的教育系统。事实上， Lui 和 Suen (1996)在香港的实证调查发现，与在中国完成教育的移民相比，在香港完成教育的移民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带来额外2.4%的收入。虽然澳门在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使同类研究难以进行，但是从国内年轻移民在澳的成功事例表明，只要付出时间和努力，他们绝对能改善其市场地位。 0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四 外地劳工外地劳工是澳门移民的另一个主要来源。不过，这一类移民是以合约形式获准在澳门工作，合约期满便要回国。与前面所提的移民不同，他们并不形成澳门人口的一个长期基础。他们在本澳各行业的分布情况和工资水平如下。(1) 各大主要行业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外地劳工占本澳劳动力 约15%。众所周知，外地劳工主要分布在制造、建筑及公共工程、酒店及餐厅以及个人服务等行业。表2 外地劳工占总劳动人口的百分率年  份 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输入外劳人数(名) 总劳动人口(名) 所占比例(%)10052 165340 6.117094 176436 9.721088 169182 12.525324 171352 20.631206 172969 18.035286 180348 19.629900 197500 15.129723 200600 14.832013 201000 15.932183 202500 15.9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从表3可以清楚知道，外地劳工在制造业和酒店业分别占总劳动人口的41.5%和34.1%以上。银行业中外劳所占的比例极低，据估计目前在银行工作的外地劳工不足100人。表3 工人总数与外地劳工所占比例季度／年份制造业 酒店业 银行业工人总数 （名）所占比例 (%)工人总数 （名）所占比例 (%)工人总数 （名）所占比例 (%) 1/1997 2/1997 3/1997 4/1997 1/1998 2/199834241 35004 34455 34460 34389 3552040.8 40.3 40.4 41.1 40.6 41.16936 7140 7149 7076 6913 675933.3 31.8 32.2 33.3 34.6 35.33697 3755 3891 3910 3906 38772.2 2,2 2.5 2.5 2.4 2.4 098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 续表3季度／年份制造业 酒店业 银行业工人总数 （名）所占比例 (%)工人总数 （名）所占比例 (%)工人总数 （名）所占比例 (%) 3/1998 4/1998 平均值35367 36430 43.4 44.2 41.56620 6503 35.7 36.2 34.13863 3862 2.4 2.5 2.4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2)职业的分布情况：从表4可见，外地劳工通常从事低技术的基层工作。他们主要担任机械工人或制造业的基层工人。在酒店业，他们大部分当服务员和低级工人。但是在银行业，情况却刚好相反，外地输入的劳工都担任较高级的职位。表4 1998年9月30日外地劳工按职业的分布情况单位：%职  业 制造业 酒店业银行业行政及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 辅助专业人员 文员 服务人员及商店营业员 农民及渔民 工匠及有关工人 机台、机器操作员及装配员 非技术工人  0.3 0.3 1.3 2.9 0.0 - 16.5 69.2 9.5 4.9 0.3 2.2 13.0 46.7 0.3 4.7 0.8 27.169.2 3.3 16.5 9.9 - - - 1.1 -注： *指比例过小，故以零表示。 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3)外地劳工的工资：由于外劳多数从事基层工作，他们的工资当然 不会高。表5和表6分别显示各大行业中外劳和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及比 例。在制造业，外劳的平均工资是本地工人的65.4%。在酒店业，外劳的工资平均是本地工人的67.3%。另一方面，在银行工作的外劳的工资相当于本地工人的262%。 0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5 各行业中本地工人和外地劳工的工资水平单位：澳门元季度／年份     整  体     银行业     制造业     酒店业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本地工人 外地工人 1/1997 2/1997 3/1997 4/1997 1/1998 2/1998 3/1998 4/19986661 6389 6045 7184 6336 7055 6330 83023676 3787 3864 4037 3628 3836 3666 413711490 13061 11115 14368 12402 14791 11954 2003130884 25495 32050 39397 32835 39255 33469 518895325 4993 4995 5615 4971 5287 5024 57303136 3488 3540 3569 3240 3417 3354 36138458 6956 6455 7733 7063 8122 7022 91935928 4813 4685 5348 4742 5039 4553 5780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表6 各行业中外地劳工和本地工人工资的比例*单位：%  季度／年份     整  体     银行业     制造业     酒店业 1/1997 2/1997 3/1997 4/1997 1/1998 2/1998 3/1998 4/1998 平均值55.2 59.3 63.9 56.2 57.3 54.4 57.9 49.8 56.8268.8 195.2 288.3 274.2 264.8 265.4 280.0 259.0 262.058.9 69.9 70.9 63.6 65.2. 64.6 66.8 63.1 65.470.7 69.2 72.6 69.2 67.1 62.0 64.8 62.9 67.3*注： * 工资比例；外地劳工的工资+本地工人的工资x 100%。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五 外地劳工是取代者还是补足者？为解答上述问题，原本计划按职业比较外劳与中低技术或非技术本地劳工的关系，但是由于缺少本地工人和外地劳工按职业分布的资料，而且 100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 时间跨度不大，不符合统计工作的要求，因此我们转而用了本地就业工人和外地劳工的增长情况以研究其排挤效果（crowding-out effects）。根据非官方估计，外地劳工中约90%为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而根据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本地工人中有约70%为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相关系数户以下列公式计算出来：利用表7和上述的相关系数计算所得，这两个变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72，表示本地就业工人和外地劳工的增长成反比。换句话说，外地中 低技术或非技术劳工人数每增加1%，本地同类工人的就业人数便会减少0.72%。表7 本地工人和外地劳工人数的变化关系    年份   本地工人就业人数的变化(x)    外地劳工人数的变化(Y)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3887 -11048 -2090 -4265 3299 22538 3277 - 1890 1310  7042 3994 4236 5882 4080 -5386 -177 2290 170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为了测试该相关系数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我们对上述的相关系数进行了一次t测试(t-test)。其虚无与对立假设如下： t值可以以下列公式计算： 1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在上述公式中，N是样板数目，t是t测试的绝对值。计算出来的t值是2.7689，相对于显著度=0.05且自由度为7的临界值2.365为大，所以我们拒绝虚无假设H0:ρ=0亦即本地工人就业人数的变化与外地劳工人数的变化呈显著相关。总括来说，增加输入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外劳会导致澳门本地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的就业人数减少。换言之，对于技术处中低水平的本地工人来说，这些外地劳工所起的作用似乎是替代作用多于补足作用。在输澳的外劳中，根据非官方估计，约10%为技术和专业人员。理论上他们能够把专业知识、联系和新意带进澳门，提高澳门的技术水准和活跃澳门经济。事实上，根据Card和DiNardo (2000)利用美国119个较大的统计区域（Larger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于1970年、1980年及1990 年的人口普查的实证调查显示，技术移民能令相同技术之本地工人小量增加。由于缺少本地技术工人和外地技术劳工按职业分布的资料，所以未能计算其在澳门之效果。但从理论上来看，这些外地学术劳工所起的作用似乎是补足作用多于替代作用的。六 外地劳工与失业问题虽然本地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的就业人数与外劳的同类工人人数成反比，但就此把失业人数上升归咎于外地劳工可能并不恰当。首先，时间并不吻合。1996年之后通过输入外劳计划来澳的人数较1996年前为少，但失业率在1996年第二季度和1998年第二季度才开始上升。其次，外地劳工主要集中从事低技术或非技术水平的工作，所以倾向于代替低技术或非技术水平的本地工人。不过， 如表 8 所示，无论属于哪个技术或教育水平的人，从建筑工人到医生， 在 1996 年开始，都经历了失业人数上升的情况。 102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 表8 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在教育程度方面的比例    教育程度     1993    3／1996    3／1999U（名） E（名） 比例(%)U（名） E（名） 比例(%)U（名） E（名） 比例(%)未受教育／幼稚园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理    工 大    学 其    他 76 062 974 319 39 24 567035 80562 52627 17834 2562 6894 3837  1.1 2.6 1.9 1.8 1.5 1.8 1.5  1442 3582 2978 1351 97 246 -27479 58106 68359 31978 4457 13810 -    5.2 6.2 4.4 4.2 2.2 1.8 -    2900 5600 3800 1600 - 1100 -21900 55800 69300 32800 5300 16900 -  13.2 10.0 5.5 4.9 - 6.5 -总    数 36501713512.196962041894.7150002020007.4注：U指失业人口，而E指就业人数；比例=U÷E×100%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最后，利用表9的数据和相关系数P的公式，计算得出外地劳工人数的变化和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ρ户是-0.20,显示两变数之间并不成紧密的反比关系。为了测试该相关系数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我们对上述的相关系数进行了一次t测试(t-test)。计算出来的t值是0.5814，相对于显著度=0.05且自由度为8的临界值2.306为小,所以我们拒绝对立假设H1:ρ≠0总 而言之，外地劳工人数的变化与澳门失业率的变化在统计上来说关系不大。表9 外地劳工增加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 年  份 1990  199l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外地劳工人数的变化(X) 失业率的变化(Y)29 0.0  7042 -0.4  3994 -0.8  4236 -0.1  5882 0.4  4080 101  -5386 0.7  - 177 -1.1  2290 1.4  170 1,8资料来源：统计暨普查局。七 引入移民和外地劳工的利弊无论是外劳还是内地移民人数的增加，均可明显增加劳动力的供应量。 1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每一类移民都有其本身的优点和缺点。分析这两类移民，将有助我们了解哪一类移民在什么时候会对澳门的经济发展更为有利。较之增加移民的政策，输入劳工政策有几点优胜之处。第一，输入劳工较易取得缺乏的人才。在输入劳工计划下，各企业申请输入所需劳工，因此输入劳工比增加批准来澳移民能更快和更有效解决劳动力的瓶颈问题。第二，由于外地劳工都是年轻力壮、身体强健的工人，他们可以即时全职甚至超时工作。相反，不是所有移民都会成为澳门劳动力的一员，因为他们有些是主妇或退休人士。第三，输入外地劳工的数目可以应商业周期而调整。如经济进入衰退期，可以压缩外地劳工人数，以减轻对本地工人失业的影响。这正是1996年澳门失业率上升至超过4%时出现的情况。与输入外劳相比，增加移民亦有其优胜的地方。由于输入的劳工大部分都是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工人，作为 “ 过渡性 ” 工人，雇主多不倾向于培训这类工人。虽然输入中低技术或非技术的外劳，能为雇主立即解决劳工短缺的问题，但亦可降低他们重组企业或更新设备提高效率的意愿，这样便会延误提高澳门现存劳动力的素质。相反，移民在澳门定居后，许多都会参加各式各样的培训。他们有些会成为高技术的专业人员，有些会成为成功的商人。事实上，澳门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是内地移民。虽然短期来说，输入外劳是有效解决劳动力短缺的过渡性措施，但长远来说，移民能够更灵活地回应社会对长期人力资源的需求，因为移民能永久性地增加当地人口的基数。从长远角度来看，利用工资作为指标的劳工市场可把拥有某种技术的工人与需要该种技术的雇主配对起来，从而使人力问题得到解决。反过来说，由于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在变，因此要准确预测需要输入多 少数目或什么技术的外地劳工对企业来说绝对不是一件易事。此外，碍于外劳输出国与接受地的有关手续及条例，雇主必须依照合约，不能擅自更改外劳工作的工种，所以雇主并不能因商业环境变化而灵活调配人手（除非两方政府同意设立一套与商业周期挂钩的机制）。外劳能否继续留澳工作很大程度上视乎雇主的意愿。由于澳门的工资水平较他们的家乡为高，雇主很容易便可把他们挽留下来。事实上，澳门有些雇主亦趁机剥削外劳。根据Vong (2000)在澳门抽样调查的300名菲律宾劳工的研究，发现大约41.6%的全职外劳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较《澳门劳资关系法律制度》附录B规定的时间要长），57.2%的外劳得不到 104
国内移民及外地劳工 法定的有薪假期等。此外，有8.3%的外劳被雇主没收旅游证件。这些行为不但违法，而且亦有损雇主和雇员间的关系。由于外劳一般都集中在某些企业及行业，特别显眼，所以容易在经济下滑时引发抗拒外劳的情绪。例如在2000年5月，建筑业的失业工人曾为外劳问题而举行游行示威。此外，要监管外地劳工在合约到期后过期居留或在澳门失踪亦非易事。事实上，最近几年外地劳工失踪的告示已成为报刊的一个稳定收入。总括而言，输入外劳是解决劳工短缺的一个短期办法。以建造一个机场或码头为例，要使本地工人具备有关项目的技术需要相当时间。一旦工程完结，这类技术的需求便会下降，在此情况下，输入外劳不失为一种有效之解决办法。虽然上述统计分析显示，中低技术或非技术外劳对本地同类工人似乎存在排挤效果，但由于有关资料数目非常有限，而且1990年初期统计的样板数目相对比较少，误差率较高。在此情况下，所得结论的误差率亦可能较高。此外，从现有数据分析，外劳与失业的变化有关系之论说似乎不能成立。由于澳门是一个对外高度开放的经济体，所以外来因素如邻近地区经济盛衰周期亦可能影响失业率的升跌，但经济盛衰最短亦要十年八载才可完成一个基本的循环周期，所以尚需收集一段长时期的数据才能印证探究影响失业率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澳门人口老化、劳动力缓慢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所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考虑运用长期政策，如吸纳移民等来加以解决。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成立，各政府部门的效率有显著的提升。劳工暨就业局完善了申请审批外地劳工的程序，治安当局加强了扫荡非法外劳的活动，跨部门工作较以往协调，使监管外劳的工作更完善，有助于提高统计暨普查局数据的准确性。在此情况下，外劳及内地移民对本地劳工市场的影响将日渐明朗清晰，有利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未来实施相关政策，以活跃澳门经济，促进本地工人就业，带动社会繁荣。参考文献1. Borjas, George J., Friends or Strangers, The Impact of lmmigration on the U. S. Econo- my, New York: Basic Books,1990.2. Borjas, George J., Freeman, Richard B., and Katz, Lawrence F., "On the Labor 1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Market Effects of Immigration and Trade,"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George, J. Borjas and RichardB. Freeman (ed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3. Borjas, George J., "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4. 4. Card, David and DiNardo, John, " Do Immigrant InflOws Lead to Native Outflow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ume 90, Number 2,2000.5. Ehrenberg, Ronald G., and Smith, Robert S., Modern Labour Economics: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1991. 6. Filer, Randall K., "The Effect of Immigrant Arrivals on Migratory Patterns of Native Workers," in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George, J. Borjas and Richard B. Freeman (eds.)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7. Lui, I-Ion-Kwong and Suen, Wing, "Does School Quality Matter? Evidence from the Hong Kong Experience," Working Paper,1996. 8. Smith, B. and R. Newman, "Depressed Wages along the U. S. A. -Mexico Bord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 Economic Inquiry, January 1977.9. Suen, Wing, " Sectoral Shifts: Impact on Hong Kong Work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4, July 1995. 10. Vong, M. N., The Assessment of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in Macau, MB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cau,2000.-（原载林瑞光、梁惠芬编《行政》，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2001年6月） 106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关志辉*本文主旨在于指出自杀行为的性别差异并非偶然，当中其实反映了我们的社会里隐藏着的两性不平等。在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的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一代接一代青少年的心理成长与社会行为。调查发现，本澳少女呈现较高的自杀倾向，无论在意念上还是实质行动上，女比男高的形态是相当清楚的。同时，本澳少女在自尊心及接纳自我性别身份的程度上，亦显著地比男孩子低。这些发现与自杀行为上的性别差异有莫大的关系，其中的理论启示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作简单的分析讨论。一导言：自杀研究的概略自杀是一种很极端的行为，它令见者惶恐不已，闻者黯然神伤，虽然并不是寻常易见，但又相当普遍。追溯人类历史，必会发现自杀行为远古已有，绝非近代社会的产物。例如西方有希腊哲者苏格拉底服毒而死，东方有中国诗人屈原投河自尽，两人的爱国故事干载传颂，然而同样都是自毁行为。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对自杀者及其行为的理解与评价会有天壤之别。屈大夫假若生于今世，其自杀行为恐怕不会唤起很大的同情。其实人类对自杀的思考探索亦如自杀现象一般历史久远，例如希腊哲者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先后在其著作中大力反驳自杀言论。其后，曾经为文专论自杀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不计其数：休谟、康德、叔本华、卡缪，或赞同、或反对，众说纷纭，好不热闹。然而，对自杀行为作有系统*关志辉， 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 社会工作学课程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 1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的实证研究，则只有百多年的历史，而从中建立的一门学问或称自杀研究（Suicide Studies）或称自杀学（Suicidology），则历史更短，只有30多年之久。（一）多角度的自杀研究无论今天我们称这一门新兴学问为自杀学抑或自杀研究，本质上它都是一门科际的（interdisciplinary）社会科学，涉及为数不少的学科的共同参与。当然，不同的学科不但各有不同的分析工具（理论与方法），亦各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当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组别。(1)神学、哲学、伦理学等：关注的焦点是自杀行为的各类道德问题，例如神学人士会关注自杀是否是一种罪恶行为？自杀的人能否进入天国？伦理哲学关心人是否有权了结自己的生命？安乐死作为一种另类的自杀行为，是否应该予以合法的地位？(2)生理学、遗传学、医学等：研究的着眼点是自杀行为的各种生化或遗传成因，例如自杀人士的脑部结构与其他人是否有显著的不同？自杀行为会否有家族遗传的现象？哪些荷尔蒙与抑郁症及自毁倾向有关？(3)精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探索的重点在于自杀行为的各种非生物成因，例如自杀人士是否有共通的社会背景？哪一类心理或性格特质的人较易萌生自毁意念？我们可否从精神状态来辨别出自杀倾向严重的人？（二） 自杀的定义自杀(suicide)一词来自拉丁文Suicidium，其中的Sui是指自己，而cidium则解杀死。两字综合一起，大意是指所有刻意杀死自己的行为(Hanks et al., 1979；Tse，2000).更详细的定义，可参照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 Emile Durkheim)于百多年前在其经典著作Suicide:A Study in Sociolo- gy中对自杀一词的解释:自杀一词可适用于受害者自己用直接或间接的、正面或负面的行动而致死的所有个案，而受害者行事之时是知道结果将会是死亡的。企图自杀就是同上述一样的行为，只是受害者在该行动中没有死去而已。([1857]，1951：44) 108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这个已成经典的自杀定义，其概括性无疑是相当之高，但值得留意的是，权威学者对自杀所下的定义，其作用只不过是让我们在共同探讨这一现象时，概念上有一定的共识而已。每天在前线从事死亡分类工作的法医人员，自有另外一套应用上的准则，与这些学术界里的定义，虽不至于是南辕北辙，但亦很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今天我们从官方统计资料所得的自杀个案是否完全与涂氏的标准理解符合，实在不得而知。再者，求死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行为，对当事人而言， 自我的理解已足以判断他自己是否在进行自杀行为，其他人的“客观”定义其实没有多大的参考意义。（三） 自杀的成因自杀是一种相当复杂的行为，一般而言，此类激烈的行为甚少是由单一成因所引起的。反之，从上述众多学科长期累积了的大量研究资料指出，每个自杀行为背后的原因是错综复杂，并且千差万别的。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将各式各样的成因粗分为近因和远因两大类。近因者，指那些近来突发而且较为明显的事件( sudden events)，或可称之为引发性事故( precipitating events)，通常涉及当事人近期内失去了一些宝贵的、重要的亲人或事物（significant loss），例如痛失至爱的伴侣或儿女，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得知自己患上绝症，或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财产、家园或名誉等。远因者，指一些长期困扰着当事人的问题( long-standing problems)，令其郁郁寡欢，无法舒展心怀，当中可分为以下四类：(1)社会关系方面，例如缺少朋友、家庭关系失调、学业／事业欠佳等；(2)心理／精神面貌方面，例如生活压力、抑郁、失去人生希望等；(3)生理健康方面，例如长期患病、酗酒、吸毒等；①(4)经济状况方面，例如失业、欠债等。①严格而言，酗酒与吸毒等行为并不是构成自杀出现的原因，但很多研究都发现这类自残身 体的行径经常在自杀人土的身上出现。其中的关系很可能是他们出现自杀念头之后，意志 自然日趋消沉，行为也放纵起来，酗酒、吸毒等自残行为便随之而来，更加把自己带进死 亡之路。 1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四） 自杀行为的类别自杀行为可以按其严重程度分为不同的类别，就目前在自杀学的研究里，大概有三类自杀行为及相关的研究对象。1．自杀死亡者( fatal suicide)，指因自杀行为而导致死亡的人虽然这类研究人士是最合适不过的对象，但可惜他们已经身亡，因而都不可能被调查访问。故此，以这类人士作为研究对象的话，一般只有根据官方的统计资料来从事分析的工作。可惜的是，官方对于此类人士的统计数据存在很大的漏洞。首先，不同地区的法医人员会有颇为不同的准则来分类死亡；其次，法医人员的裁决亦会受当时的社会气候所左右。毋庸置疑，自杀死亡的统计数字始终是人为建构的制成品，因此之故，无论是剖析同一地区内自杀死亡者的背景，还是比较地区之间的自杀死亡数字，其实质意义经常受到质疑( Atkinson，1971；Douglas，1967；Kushner，1995)。亦有不少研究是放弃依赖官方的统计，独立地进行实证调查的。此类研究当然较能摆脱上述的漏洞，但同样出现两类难题：其一，研究对象已死的局限仍然是无法克服的；其二，此类研究的质素一般都受其规模细小所影响（例如深入的个案分析），数据亦未必有很大的统计推论价值。2．企图自杀者(suicidal attempter)，指尝试自杀但未能“成功”的人值得深思的是，采取自毁手段来解决问题的人，并非全部都是视死如归，当中不少是摇摆于求生与寻死之间，因此， 自杀致死实在绝非“成功”，自杀未遂亦不是怎么样的“失败”！再者，结果不一定完全反映行事者的意图。以往学者多认为自杀身亡者与企图自杀者在意向上会有强弱之分，实际上，以结果来界定意图是很武断的做法，自杀的“成败”往往受周遭环境所影响，生存下来的，其求死意图未必真的比已死去的人为弱。以企图自杀者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成为当代自杀学的另一个研究重心。因为这类人士仍然生存，研究人员可以直接与他们接触并进行访问，免除了因间接推断而造成的失实情况。但是，研究这类自杀人士在方法学上仍然存在一些缺点。其一，这类人土的事后分析或自我解释很容易受情绪所影响而出现偏差，因而造成另一类的失实报道。其二，这类人土与自杀死亡者之间会否隐含着本质上的重要分别，在自杀学界里有很大的争议，因而从企图自杀者身上发现的各种成因与特征，未必完全适用于对自杀死亡 110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者的分析上。3．自杀构想者( suicidal ideator)，指在脑海里经常出现自杀意念，但未付诸行动的人这类人士是自杀学里最被研究人员忽视的一群，原因是以往的学者认为构想自杀不能算做一种自杀行为，故此而不界定他们是合适的研究对象。但近期不少研究指出，在少年人的世界里，构想自杀其实是很普遍的。同时这些研究亦发现，自杀意念强烈的人最后付诸行动的可能性是相当之高的（Horton，Leslie＆Larson，1991；Smith＆Crawford，1986）。虽然只是构想而没有行动，无疑在定义上不可视之为真实的自杀行为者，但事实上所有自杀者必然经过或短或长的构想阶段，鲜有例外。自杀死亡者无法访问，企图自杀者始终罕见，而自杀构想者不但较易接触与调查，对他们的了解亦有助于探索自杀之路，因此在近年间， 自杀学者亦开始对此类人士注意起来(Goldney et a1．，1995; Huff,1999; Marcenko et aL,1999; Zhang＆Jin, 1996)。二澳门官方的自杀统计数字有关澳门自杀行为的研究极为罕见，可能是由于本地区的自杀问题并不严峻。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澳门的自杀死亡人数不多， 自杀率亦不算高。从表1 所见，除了 1990 年及 1992 年这两年的自杀率超越10.0的关口外，其他年度的自杀率都停留在个位数值。以 1990 - 1999 年这10年计算，平均每年的自杀率为9.3，相对于邻埠香港的两位数值(Han，1993)，澳门的自杀死亡率未算严重。当然，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是，澳港两地官方自杀数字的建构过程是否相若？正如上文的论述，两地从事裁定死因的前线人员是否使用着相同或近似的定义与准则？两地社会对自杀人士的观感是否有很大的差异？性别分布方面，无论是比较两性的实际死亡人数，还是考量两者的自杀死亡率，皆发现男性比女性呈现较多的自杀行为。10年来男性的平均自杀死亡率是11.5,而女性则只有约7.1，而这10年的两性比率全部都大于1.0，当中以1998年最为明显，其两性比率达5.0以上，大大超越了其他年份较温和的差幅。整体来说，在官方提供的自杀死亡数据上，男比女高的 1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形态确实是清楚可见的，这一情况跟很多地区大致上是相当吻合的( Canet- to and Lester,1995; Robbins,1998)。至于年龄分布方面，由于官方的统计数字没有进一步列明年龄组别，故无法得知不同年龄层的自杀死亡人数及比率究竟如何，当然亦不能辨别出哪个年龄层是属于高危的一群。表1澳门官方公布之自杀死亡数字(1990 - 1999年)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全体个案数目自杀率*a4412.96318.52307.884110.37289.66399.40358.42337.82429.75368.23男性个案数目自杀率*a2313.89179.661910.282311.92168.102211.032110.49178.393517.092210.65女性个案数目自杀率*a2112.07147.45115.61188.89125.75177.88146.49167.2973.10146.06两性比率*b以个案数目计以自杀率计1.101.l51.211.301.731.831.281.341.331.411.291.401.501.621.061.155.005.511.571.76注：*根据人口资料计算而得；a自杀率：平均每十万人中的个案数目；b两性比率：男性比 率／女性比率。三本澳的一次实证研究基于澳门的官方统计数字既没有年龄的细分，亦没有另类自杀行为（例如企图自杀）的统计，而除却官方资料外，民间亦很缺乏原始的研究资料，故此本文作者于1999年10 -11月期间，进行了一项以中学少年为对象的探索研究，一方面可填补本澳相关数据的不足；另一方面亦可为解答自杀问题的两性谜团提供原始的数据。以下是该项调查研究的一些基本资料及重要发现。 112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一）样本本调查以全澳约40所中学作为随机抽样的范畴。由于性别是本研究的核心变项，故此抽样方法先以分层方式（stratified sampling）进行，按学校类别将其分成两层（组）：单性学校及双性学校，再从各组之中选取样本，最后于选中的七所中学里进行集体自填式问卷调查。研究对象为中三至中六、年龄介乎 15 - 19 岁的中学生。共发出1124 份问卷，当中除去废卷39 份，有效问卷共1085份，成功回收率达96.5%。样本人数占全澳同龄学生母群中大约5.5%。有关样本的性别、年龄等分布状况，如表2所示。表2调查样本的基本状况基本状况类别人数（名）百分比(%)性别男女52156448.0251.98年龄151617181926528926013413724.4226.6323.9612.3512.63学校类别男女校（五所）女校（一所）男校（一所）87511010080.6410.149.22班级中三中四中五中六22729336020520.9227.0133.1818.89总和1085100.0（二）测量工具全份自填式问卷约有170题，其中包含了6个量表。与本文讨论中的课题相关的量表有三组，分别为自杀意念量表、自尊心量表及接纳自我性别身份量表。 1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自杀意念量表采用W.Reynolds (1988)所设计的Suicidal Ideation Questionnaire (RSIQ)，共30题指标，以下3题是其中的例子：(1)我曾想过在什么时候自杀；(2)我曾希望自己已经死了；(3)我曾想过自杀是唯一令人注意的方法。答案格式为7分的黎氏量表，分数从0分（从来都没有想过）、1分（以前有想过，但过去一个月则没有）、2分（一个月一次）、3分（一个月几次）、4分（一星期一次）、5分（一星期几次）至6分（差不多每天都想），综合分数以平均数表达，以Alpha系数来检定的量表信度为0.95。自尊心量表采用M．Rosenberg (1965)所设计的Self-esteem Inventory，共10题指标，以下3题是其中的例子：(1)我能够把事情做得和其他人一样好；(2)有时我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反向）(3)我感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并不会比别人差。此量表原本为4分的黎氏格式，本研究将其改为7分量表，分数从完全不同意为1分、很不同意为2分、少许不同意为3分、中立为4分、少许同意为5分、很同意为6分至完全同意为7分，综合分数计成为平均数，测检量表信度的Alpha系数为0.85。最后，在测量受访者接纳自我的性别程度时，因未能发现有可借用的现成量表，故本文作者设计了以下3个简单问题作为测量：(1)总括来说，我对自己的性别感到满意；(2)可以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另一个性别；（反向）(3)我不时会希望自己是属于另一个性别的人。（反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格式亦是黎氏量表，分数的分配跟自尊心量表相同：从完全不同意为1分到中立为4分再到完全同意为7分，综合分数以平均数表达，Alpha系数的结果是0.82。（三）结果近年从港澳传媒的报道中，我们可能会不约而同地觉得现今的青年人动辄轻生的倾向越来越强，稍一失意便采用激烈的自毁行为来逃避困难。从表3的资料显示，受访者宣称曾经尝试自杀行为的人数达5.4%，而当中 114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超过半数曾经尝试自杀两次或以上。以统计推论的概念来表达，我们有95%的信心去推断在全澳中学生当中，曾经采用激烈的自毁行为来解决问题的人数百分比少则有4%，多则近6.7%，人数达1400 - 2400人，这一数字不可谓不大！至于这一代的少年是否真的比较轻视生命，由于缺乏同类研究，所以无法比较。假如将来能在本澳进行纵贯式( longitudinal)的调查研究，方可检验自杀趋势的升降。表3受访学生过往尝试自杀行为之次数与百分比尝试自杀的次数全体女性男性人数（名）百分比*(%)人数（名）百分比(%)人数（名）百分比(%)一次两次或三次四次或以上282372.582.120.65211763.723.011.067611.341.150.19总和585.35447.80142.69受访人数1085100.0564100.0521100.0注：*标准误差：±0.68%。除了上述一群曾经试图自杀而未遂的少年令人担忧外，同样需要留意的是那些带有自杀倾向的少年，就是自杀意念经常居高不下的一群。根据测量的结果，本研究将受访学生的自杀意念分数分成四组：①分数低于负一标准差值为自杀意念程度极低组；②分数介于负一标准差值与平均数之间为轻微组；③分数介于平均数与正一标准差值之间为中度组；④分数超越正一标准差值为偏高组。当中发现自杀意念偏高的少年学生竟多达12%（见表4），以95%的信心区间来推演，有10%—14%的全澳中学生比其同窗们怀有偏高的自杀意念，大致可以理解为较高危的一群。表4受访学生自杀意念之强烈程度自杀意念之强烈程度全体女性男性人数（名）百分比*(%)人数（名）百分比(%)人数（名）百分比(%)偏高13011.988815.60428.06 1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4自杀意念之强烈程度数全体女性男性人数（名）百分比*(%)人数（名）百分比(%)人数（名）百分比(%)中度轻微极低26855812924.7051.4311.891652674429.2647.347.801032918519.7755.8516.31总和1085100.0564100.0521100.0注：*标准误差：±0.98%；x243.05,df=3,p≤0.001;作为研究人员，作者特别关注这一自杀意念量表的效度究竟是否良好，否则，以兹讨论分析的所有数据皆会受人质疑。表5的列联统计结果检定了此量表的实证效度：程度极低组之中没有一人曾尝试自杀，轻微组则有9人(1.6%)，中度组剧增至23人(8.6%)，最后在偏高组中，曾尝试自杀的少年学生人数再上升至26人，占该组别人数的20.0%。换言之，自杀意念偏高的少年组群中，每五个人里就有一名曾经有最少一次试图自杀未遂的经历。这一结果一方面检定了RSIQ量表的效度；另一方面亦揭示了澳门中学生里潜藏着一群亟待我们关注的脆弱少年。表5受访者过往尝试自杀次数与自杀意念之强烈程度尝试自杀的次数自杀意念之强烈程度总和极低轻微中度偏高人数(名)比例(%)人数(名)比例(%)人数(名)比例(%)人数(名)比例(%)人数(名)比例(%)从来没有 一次 两次至三次 四次或以上129 0 0 0100.0 0.0 0.0 0.0549 8 1 098.4 1.4 0.2 0.0245 11 10 291.4 4.1 3.7 0.8104 9 12 580.0 6.9 9.2 3.91027 28 23 794.7 2.6 2.1 0.6总和129100.0558100.0268100.0130100.01085100.0本调查的其中一个重点是要探讨自杀行为上的两性差异，从表3及表4的数据中，确立了本研究两个主要的假设：(1)女性比男性有较多的自毁行为; 116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2)女性比男性有较强的自杀意念。表3显示了曾经试图自杀的女生人数是男生人数的三倍以上。再从表4得知，自杀意念偏高的女生亦比男生多出一倍以上，而在女生之中，意念强度在平均数以上的（偏高组加上中度组）竟近一半(44.9%)，而男生则有27.8%，显著地低于前者。总括而言，少年女学生无论在自杀意念还是具体的企图自杀行为上，皆比男生们严重与强烈。这一调查结果跟许多地区历来的统计所得是相当吻合的。①以往的研究指出，自毁倾向的强弱与自尊心的高低有颇大的关联(Clifton＆Lee，1976；1995)，这一现象在此次调查中亦得以确认。从表6对曾经尝试自杀的学生与从未尝试自杀的学生做出比较，发现前者的自尊心分数(4.21)比后者低(4.65)，而且统计上亦相当显著（F比率=9.53）。而表7的数字更清楚表明，自杀经验越多的受访者，其自尊心的分数也越低。从性别方面做比较，两性的差异亦非常明显。调查发现在自尊心的量度上，女孩子的分数(4.49)比男孩子低(4.77)，而这一差距在统计上亦非常显著（F比率=18.3）（见表10）。女性比男性有较低的自尊感，并非生理使然，而是受社会环境所影响( Gilligan，1982)，本文于稍后再做讨论。表6受访学生过往自杀经验与自尊心曾否尝试自杀自尊心分数全体女性男性平均数人数平均数人数平均数人数否有总和4.654.214.6210275810854.524.164.49520445644.784.384.7750714521F比率9.53 ** (11083)5.08 * (1562)1.93(1519)注： ：si.g≤0.05； **sig.≤0.01; ***sig.≤0.001.①较多女性企图自杀，但死亡率却比男性低，有关这现象的讨论可参阅canetto＆Lester(1995)。 1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7受访学生过往自杀次数与自尊心尝试自杀的次数自尊心分数全体女性男性平均数人数平均数人数平均数人数没有一次两次或三次四次或以上4.654.244.323.411027282374.524.264.283.39520211764.784.154.433.46507761总和4.6210854.495644.77521F比率4.86**(31081)2.89*(3560)2.37* (3517)注 : *sig.≤0.05; **sig.≤0.01; ***sig.≤0.001。本调查的另一项重要发现是，曾经尝试自杀的少年学生比从未尝试自杀的同龄群，较不接纳自己的性别身份（见表8）。跟自尊心的情况相若，自杀经验越多的受访者，其接纳的程度越见低落（见表9）。性别身份是个人众多的社会身份之一，故此，这一结果反映出的更大图像可理解为个人整体上的自我接纳程度，与其自毁的倾向呈负向关系。表8受访学生过往自杀经验与接纳自我性别身份的程度曾否尝试自杀接纳自我性别身份的程度全体女性男性平均数人数平均数人数平均数人数否有5.224.281027584.614.1520445.824.6250714总和5.1710854.585645.79521F比率21.34***(11083)3.38*(1562)3.83***(1519)注：*sig．≤0.05；**sig．≤0.01；***sig．≤0.001。根据表8与表9中的数据，可进一步比较两性的差异。当中发现受访女学生对自己身为女性的接受程度(4.58)显然远低于受访的少年男性(5.79)，而此差异的统计显著度是异常的大，F比率竟接近200（见表10）。 118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表9受访学生过往自杀次数与接纳自我性别身份的程度尝试自杀的次数接纳自我性别身份的程度数全体女性男性平均数人数(名)平均数人数(名)平均数人数(名)没有一次两次或三次四次或以上5.224.354.274.011027282374.614.054.254.11520211765.825.244.293.45507761总和5.1710854.585645.79521F比率7.20*** (31081)1.27 (3560)6.01*** (3517)注： *sig．≤0.05；**sig≤0.01；***sig.．≤0.001。换句话说，男学生普遍非常认同与接受自己生为男性，相对而言，受访少女虽则对自己的性别身份是倾向满意（平均分数仍是高于4.0），但对于生为女性的满意程度实际上是大大不如男生。表10受访者之自杀意念、自尊心、自我性别身份接纳程度的F比率相关变项全体（N=1085）女性(N =564)男性（N =521）F比率(11083)平均数标准差平均数标准差平均数标准差自杀意念0.570.660.700.730.430.5543.82***自尊心4.621.044.491.014.771.0618.30***接纳自我性别身份5.181.514.581.525.791.23198.4***注： *sig.≤0.05；**sig．≤0，01；***sig.≤001。 表10综合了上述三个重要研究变项的性别差异而进行了F检验，显示了三项清晰的结果：①受访女学生比男学生的自杀意念为高；②受访少女比少男的自尊心与自我性别身份接受程度为低；③三个变项的性别差异在统计上皆非常显著(sig. <0.001)。表11则展示这三个变项之间的相关程度与方向，表明了自尊心及自我接受程度越低者，自杀意念就越高，而前两变项之间则呈正向关系，即自我接受程度越高，自尊心亦越高。三变项之间的相关系数 1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虽然不算大，但在统计显著度上，全部都相当高(p<0．01)。表11自杀意念、自尊心、性别身份接纳程度的皮氏相关自杀意念自尊心接纳自我性别身份自尊心-0.387 **(1085)接纳自我性别身份-0.293 ** (1085)0.302 ** (1085)平均数0.574.625.17标准差0.661.041.51注: *p<0.05; **p<0.01。四理论的启示（一）涂尔干与社会整合尝试解释自杀行为的理论不胜枚举，但能够历久常新的并不多见，当中首推前文已提及的社会学巨擘涂尔干的自杀理论。他在其经典著作里提出了有名的“社会整合理论”（theory of social integration），当中指出一个自杀现象的社会通则：①某社区成员中的共同理念越多，或集体感情越深厚，又或社会关系越紧密（是为高社会整合），则他们的自杀行为也越少（低自杀率）。例如他列举单身人士与已婚人士做比较，指出前者由于社会整合程度较低，遇到危机而考虑自杀时束缚较少，结果反映在自杀死亡数字上亦较多；后者因有家庭的联系，社会整合程度较高，自杀的倾向会大为减少。涂氏的理论是建基于大量的统计数据之上，故此其实证价值使它能超越了前人的主观哲理思维，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同时，此理论揭示了社会现象背后的普遍规律，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建构。但他的理论带有强烈的社会决定论（social determinism）色彩，在理解人类行为上相信①涂氏认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现象可以用其他的宏观结构或社会集体的因素来解释，而不必诉诸个人因素，社会研究的目的就是发掘这些“社会事实”( social facts)出来(Durkheim，[ 1895] 1938)。 120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社会或集体的力量，对个人生活所产生的支配与影响是巨大的。换言之，涂氏对人性看得非常被动，认为个体的自主性有很大的局限，因此他在解释自毁行为时，故意忽视各种个体的或心理的因素。可惜的是，正是由于他的刻意忽略，使得他的分析架构未能为人的内在因素好好把脉，成为其理论的最大漏洞。现象社会学家J．M. Atkinson对涂氏曾有以下的评语：虽然 [ 涂尔干 ] 显示了社会整合程度与自杀率在统计上的相关关系，但仍未能清楚解释缺乏社会整合如何引致自杀行为的出现……这里需要寻找出当中的 “ 中介变项 ”，以便将结构性的整合程度与自杀率的变化联系起来。(1971：25)另一方面，涂尔干亦未有正视自杀行为上的性别差异，故此其理论在这方面的解释既不足亦乏力。例如涂氏尝试指出女性的自杀死亡率之所以比男性低，是由于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要面对的智能压力亦较轻，而她们对生活的要求亦较简单，天生喜欢跟随传统习惯，思想简单，容易平静和满足，因此把她们推向自毁的社会驱力并不大。涂氏的性别分析弊端甚多，大者有二：一曰歧视；二日漠视。歧视者，他对女性的理解明显是相当负面，甚至带有矮化的色彩。漠视者，他发现离婚率越高，男性自杀死亡率便越高，但同时女性自杀率则不升反降，然而他对后者的情况并不理会，只聚焦讨论各种方法来增加离婚手续的困难，令婚姻在形式上不易分解，以降低男性自杀的危险。对于不少女性在婚姻中所承受的困苦视而不见，表现得漠不关心，甚至认为女性自杀行为在当代的研究上不大重要(Durkheim, [1897] 1951：276)。（二）弗洛伊德与艾力逊的自我概念与涂尔干同时期的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亦尝试从其自创的精神分析学角度对自杀行为做出探讨。他在1917年发表的论文《哀恸与抑郁症》(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指出自杀行为研究的起点并不在于外在的问题，而是内在心灵的冲突。他认为自杀是抑郁行为的一种延伸现象，自杀人士的特征是失去了自我( the Ego)，而同时在防卫机制失效之下，自己成为自身的杀人欲念的对象( Kushne，1991)。 1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弗氏的门生中能自成一家之言的，大不乏人，而其中以艾力逊(ErikErikson)在研究个人发展心理上的贡献最大。建基在弗氏的自我概念之上，艾氏的“自我发展理论”(theory of ego development)指出不同的成长阶段有不同的自我发展需要，每一个阶段需要的满足与否都会影响到往后阶段的自我发展。而在少年阶段，最重要的成长问题是：究竟我是谁？换句话说，建立一个清楚而正面的自我身份是首要的发展工作( Erikson，1963; 1968)。所谓自我身份，涉及个人如何认识与理解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特征、性格特质及社会角色。在艾氏的分析中，自我身份的建立不但有稳定个人身心发展的功能，更使青少年有效地选择与综合各种关乎自我身份的社会信息，而令其自我观念日趋丰富和确立。一个清晰、确定且自我认同的身份，可以令个体增添安全感、人生方向感以及自尊心，并且标志着少年期的结束、成年期的开始。相反，如未能建立明确而正面的自我身份，会令个体陷于混乱与困惑之中。影响所及，于内在方面，令其自信贫乏、情绪低落；于外在方面，令其拙于与人相处，因而难以建立持久、健康及亲密的人际关系。综论弗氏与艾氏的理论，两者都没有推翻涂氏的宏观社会结构解释，只是共同地指出个人内在心理的平衡与健康是很重要的质素。弗氏清楚表明自杀意念的出现与否，跟个人内在的心理机制有紧密的关系。可惜的是，弗氏对两性的差异却视若无睹，从未认真地处理此问题。艾氏的理论虽然指出建立自我身份对于心理健康成长的重要性，但对于未能建立清晰及正面的自我身份会否与各种自毁行为有关则未有予以正式的讨论，更遑论对当中的两性差异做深入的分析。（三）理论的统整由于涂氏的社会整合理论未能解释两性的差别，而艾氏的自我发展理论虽然提供了线索，但从未应用于自杀行为的研究上，本文作者现参照后者的分析概念，尝试提出一条新的自杀理论，称之为“自我身份整合理论”(theory of ego identity integration)，一方面可补充涂氏在解释自杀现象时所用的宏观社会结构理论的缺失，另一方面亦尝试为自杀行为的两性谜团提供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诠释角度。根据以上有关艾氏的理论分析， 自我身份的积极功能是相当明显的。所谓自我身份的整合，含义可以包括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动态方面，指一 122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个成长中不断组织及调整的过程，将错综复杂的自我特征逐渐统合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自我身份。这一过程是属于人生全期的，换言之，整合工作不会在某时期停顿下来，而是在各个人生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持续不断地进行着。静态方面，自我身份的整合是指在一特定的阶段，个人身份的明确程度。再细致一点，整合的状况可有以下四个具体特征：(1)清晰(Clearness)；(2)丰富(Richness)；(3)自我接纳(Self-acceptance)；(4)自我尊重（Self-respect，正面评价）。这四点可理解为身份整合程度的四项基本指标，当中第一项最基本，但第四项最关键。假如某人首先未能建立一个较清晰的自我身份，也就谈不上自我接纳或自尊与否；但即使此君对自己的身份角色有一明确的了解，却因此而感到羞愧，则这一身份对于此君来说也不见得有多大的积极效能。以上四项特征并存，则某人的自我身份整合程度最高；缺漏越多，则整合程度越低，自我身份越混乱。自我身份的整合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少年阶段就是一个关键时刻，正如前文所述，这个阶段的首要发展任务就是建立个人的自我身份。然而，对于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少年来说，最重要亦是最基础的身份之一必然是自己的性别。在这时段出现的各样显著的生理变化，带动了成长中的少年对自身的性别加倍关注，尤其留意各种涉及性别的社会期望与刻板定型。逐渐地，这些少年将会发觉附随两性的文化价值其实并非一样，性别之间不单只存在差异，还有女卑男尊之次序，此发现大大影响了孩子们对自己性别身份的认同与整合。表12自我（性别）身份整合程度的两性比较自我身份的状况男性女性清晰丰富接纳自尊±±++±±--注：(±)差异不大；(+)高；(—)低。 1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虽然表12的两性对比略为粗疏，但其目的在于显露男女在自我身份的建立与整合上其实存在明显的差距。尤其在男权至上的华人社会，男尊女卑的文化价值观深刻地塑造着一代接一代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历程，此现象在青春期最为显著。相对于男孩子，成长中的女孩子在确立自己的性别身份时，普遍会出现较多的焦虑和困扰，因为她们从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学校生活的具体经验及从传媒中播送的信息里，日益意识到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次级的、边缘的，但同时她们又发觉要改变这一顽固的社会观念是谈何容易，自身的性别亦是无法更换的。在这双重困局之下，身为女性或多或少都会感到有点无奈和气馁，这种心理状况间接减弱了她们对自身性别的正面评价，自我接纳程度亦因此而有所降低，未能如男孩子般对自己的性别感到自豪，而能够满有信心地面对未来的生活，这些情况皆可从本调查的数据中得以确证。不少研究指出，自我身份的成功确立与维持，其实在心理上可以产生一种很有效的缓冲效应( buffering effect)，能够调节及中和各种生活压力对个人所造成的冲击与伤害，令当事人能保持心境平和，思维冷静及精神强健，因而在人生最困难的那些时刻少一点以激烈的方法来处理面前的问题，例如自残的行径(Bar-Joseph & Tzuriel，1990；Linville，1987；Orbach，1997)。如果上文的分析正确，女孩子在自我（性别）身份的认同与整合程度上一般会较男孩子为弱，而其身心发展所受到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如果她们的自尊感与自我评价偏低，在生活上遇到逆境时，承受环境压力的能力亦相对较弱，结合其他因性别社会化( gender socialization)而所产生的效应，例如不惯于向外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怒，导致她们比男性较倾向于以消极自残的方式来处理问题。也就是说，女性比男性呈现较明显的自杀意念，甚至较多的具体自毁行为，这正好反映了女性在自我（性别）身份的建立过程中，承受着性别不平等的贻害。五结语本文作者认为两性在自杀行为上长期存在的差距，不能单从宏观的社会因素来解释，应以一较为微观的分析角度来加以补足。但是，这一微观进路并非要探索个人的精神特质或生理征兆，而是要研究从群体生活中衍 124
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 生的个体社会心理状况。每个群居的人都需要建立一套自我身份，方能与他人共处及互动。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确立，有助于个体面对周遭环境的各种压力与挑战。不健全的自我身份会令人从内崩塌，更谈不上如何有效地面对外在逆境。从以上对女性的性别身份建立与整合的分析可知，在成长的路上女性比男性较为不利，她们要面对性别引起的困扰也较多。虽然自杀行为并非女性独有，但女性比男性呈现较高倾向，大概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一代的年轻女性当如何自处？在建立自我（性别）身份时可以怎样梳理上述的困窘？这是一个值得再深入探讨的问题（Kwan,2000），但基于本文篇幅有限，未能在此进一步分析和交代，希望日后能够再撰文论述之。参考文献1. Atkinson, J. Maxwell, "Societal Reactions to Suicide," in Stanley Cohen (ed.), Images of Deviance, Pelican Books,1971.2. Bar-Joseph, Hanna and D. Tzuriel, "Suicidal Tendencies and Ego Identity in Adoles- cence, " Adolescence,1990, Vol.25, pp.215 -223.3. Canetto, S. S. and Lester, D. (eds.) , Women and Suicidal Behavior, N. Y. : Sprin- ger,1995.4. Clifton, A. Kay, and Lee, Dorothy E, " Self-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of Sex-Role Socializatio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1976, Vol.6, pp.11 - 22.5. Clifton, A. K. and Lee, D. E, "Gender Socialization and Women Suicidal Behavior, " in Silvia S. Canetto and David Lester ( eds. ) , Women and Suicidal Behavior, N. Y. ： Springer, ' 1995.6. Douglas, Jack D., The Social Meanings of Suicide,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7. Durkheim, E.,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NY: Free Press,1938 [1895]8. Durkheim, E.,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N~: Free Press,1951 [1897] .9. Erikson, Erik, Childhood and Society,2nd ed., NY: W.W. Norton,1963.10. Erikson, Erik,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Y: W.W. Norton,1968.11. Gilligan, Carol,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12. Goldney, Robert D., Winefield, A. H., Tiggemann, M. and Winefield, H. R., 1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Persistent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Enduring Morbidity," in Brian Mishara (ed.) , The Impact of Suicide, NY: Springer,1995.13. Hanks, Patrick, Long, T. H. and Urdang, L, Collin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 guage, London: William Collins Sons & Co Ltd,1979.14. Hau, Kit-tai, Adolescent Suicide: Characteristics, Preven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in Chinese), HK: Chung-Wah,1993.15. Horton, Paul B., Leslie, G. R. and Larson, R. F.,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 lems,10/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1991.16. Huff, Cynthia O., " Source, Recency, and Degree of Stress in Adolescence and Suicide Ideation," Adolescence,1999, Vol.34, No.133, pp.81-89.17. Kushner, Howard I, American Suicide: A Psychocultural Exploratio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18. Kwan, Chi-fai Samson, Gender, Identity, and Suicidality: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Macau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0.19. Linville, Patricia W., "Self-Complexity as a Cognitive Buffer Against Stress-Related Illness and De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7, Vol. 52, pp.663 -676.20. Macau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Yearbook of Statistics 1998, Macau: Macau Government Press,1999.21. Marcenko, Maureen O., Fishman, G., and Friedman, J., "Reexamining Adolescent Suicidal Ide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Applied to a Diverse Popul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1999, Vol.28, No.1, pp.121- 138.22. Orbach, Israel, "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Italian Journal of Suicidology, 1997, Vol.7, No.2, pp.87-98.23. Smith, K. and Crawford, S., " Suicidal Behavior among 'Normal' High School Students,"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1986, Vol.16, pp.313-325. 24. Tse, Wing-ling John, Youth Suicide: Facts, Prevention and Crisis Managemen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0.25. Reynolds, William M., Suicidal Ideation Questionnaire, Odessa, Florida: Psychologi- cal Assessment Resources,1988.26. Robbins, Paul R., Adolescent Suicide, NC: McFarland & Co,1998.27. Rosenberg, M.,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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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孙家雄*近年国际经贸的持续不景气，加上本地经济结构转型所衍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使澳门就业市场遇上了极大的冲击，整体失业率徘徊于超过6%的高水平，失业人口达14000多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此甚为关注。改善就业状况，缓解失业工人的困难是2002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重点。由于全球经济尚未完全复苏，加上 2001 年美国 “9 · 11 ” 事件的影响，令外向型的澳门经济发展更显得步履维艰，要即时妥善处理好失业问题实在是不可能。然而，不能够忽略的是，澳门其实拥有不少独特的优势，再加上市民的努力和决心，特别行政区政府政策的配合，种种因素都对保障失业工人、增加就业机会有着正面和积极的作用。现在，我试就几个重点为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一 经济前景（一）中国优势1．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是全亚洲最好的国家之一，估 计在未来10年内均会持续6%以上的增速，而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产 *孙家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 128
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 量亦将会上升至世界第二位。澳门背靠祖国，地理位置优越，在内地持续强势的经济增长环境加上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大力支持，各项政策均切实回应了我们的需求，因此可以肯定，澳门的经济必然可以从中得益。2．中国入世后为澳门带来无限机遇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亦将会为澳门带来无限的机遇，但这些利好的因素不会在短期内浮现，因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改善现存的不足，加强配套，迎接挑战。中国人世之后，我们可以凭借澳门自由经济体系、自由港及与国际较易接轨的法律体制等这些有利条件，努力加强对外联系和主动融入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区域合作，在内地与国际贸易大幅增加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中介角色的地位，争取发展澳门在人流、物流和金融流等领域的作用，使澳门除了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的发展方向带来优势之外，令澳门的经济得以长期和持续发展。（二）赌权开放I．经济发展有清晰的方向和目标2002年，澳门博彩业正式引人竞争机制，而以博彩业为龙头、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的澳门产业结构亦已逐渐形成。随着赌权开放，政府税收因为新税率及溢价金而有所增长，从而使可用于社会的资源增加，使有需要帮助的人士获得更多支援，当然，失业人士亦会是其中的受惠者。2．为经济转型注入强大的推动力三家博彩公司已承诺在本地区投入逾百亿澳门元的资金，可以预期，随着未来各项大型投资计划的落实，将会带动本澳的建筑工程业进一步发展，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刺激内部消费，令经济环境好转。同时，投资计划所兴建的设施，亦会大大加强澳门的旅游吸引力，旅游、会展及相关的周边行业将会得益，可望有长足发展，逐步让本澳朝着亚洲地区最先进的、最有特色的综合性博彩旅游中心的目标迈进。（三）吸引外资1．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可吸引更多外来投资随着不同基建的开展和各项软硬设施的完善，澳门的营商环境继续优 1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化，预计可吸引更多外来资金投入本地区，为各行各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外来投资促进服务行业更多元化发展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会致力于研究制定和简化有关投资的政策和措 施，鼓励外来资金发展IT行业、中药业、物流业、离岸服务业、会展业、 电子业以及创意产业等新行业，并积极配合和支持科技创新及科技孵化中 心的运作，期望在本地区发展更多不同行业的职位。 二 政府政策（一）公共工程1．启动20多项公共工程，创造就业岗位6000个为了缓解就业困难，政府在2002年内会有序启动20多项公共工程，总 投资额逾14亿澳门元，预计可创造就业岗位6000个。这些工程包括景观整 治、基础建设、运输工具、社区设施、政府部门新址等，以及五项较大的、 跨年度的2005年东亚运动会体育设施兴建工程和新边检大楼、路迷城基 建等。 2．明确规定聘用本地工人，保障就业权利 所有公共工程，明确规定除本澳缺乏的专业技术人员外，有关的承批 公司必须优先聘用本地工人，因此，相信建筑行业的失业情况将会得以进 一步缓解。 （二）职业培训1．职业培训的力度需要大大加强结构性失业是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为了纠正这个局面，职业培训的 力度需要大大加强。除了已经设有之课程，包括职前培训的学徒培训及专 业资格培训，以及延续培训的再培训、进修培训和在岗培训外，澳门特别 行政区政府2002年特别动用了4亿澳门元，向没有完成中学学业的失业人 士、服务行业的失业人土和待业的高等院校毕业生，额外提供4000个较规 范和较具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名额，借此提升澳门劳动人口的知识 和技能，帮助失业人土早日重投劳动市场。此外，政府还合计提供4000万 130
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 澳门元开办文化进修课程，就读该课程人士或其家庭会获发培训或生活补助津贴，除可借以减轻失业人土的困难外，还可使其就业竞争力有所提升，增加再就业机会。2．职业培训要结合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政府会进一步强化职业培训统筹机制，重视职业培训与就业的结合。就澳门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和行业发展的趋势，设置和组织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前瞻性的培训课程，使培训与就业互相促进，协调运作。尤其会加强博彩和服务行业的职业培训，计划从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两方面着手，双线培训博彩从业人员，一方面会由政府牵头，安排高等教育机构开办专门课程，培训博彩、旅游及会展人才；另一方面亦会积极研究设立博彩职业培训中心，设置技术性为主的课程，以提升和确保本地博彩人力资源素质。同时，政府在2002年亦会拨出约60万澳门元，用以资助饮食业举办在职员工培训课程，预计可提供学额2000个。（三）就业选配1．继续强化就业选配和求职服务 为失业者提供的就业选配和求职转介服务将会继续强化。2001年底，劳工局推出的网上招聘及就业选配服务，利用电脑有系统地建立了职位空缺和登记求职人士的资料库，使雇主和求职人士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送和检索到所需的履历资料和职位空缺，简化和加快了就业选配的工作效率。2002年，电话求职登记续期服务亦将会推出，已登记的求职人士无须再亲自前往劳工局办理续期的手续，节省了市民的时间。 2．加强与劳、资团体沟通，促进就业机会 劳工局会继续致力于与劳工、雇主团体合作，提供就业介绍，尽力为更多的失业人土寻找工作机会。（四）削减外劳1．严格落实《就业纲要法》，保障本地工人权益严格落实《就业纲要法》，加强和完善输入外劳管理，保障本地工人的权益，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一贯宗旨。根据资料显示，2001年第四季 1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的外劳统计数字是25925人，较2000年同期的27221人减少4.8%。非本地劳工只是作为补充本地人力不足，已是社会的共识，政府会谨慎审批每个外劳的申请个案，并继续削减非必要的非技术性外劳。2．2002年首季外劳数字比2001年底减少5.5%截至2002年第一季度外劳人数为24493名，较2001年底的外劳数字减少了1432名(5.5%)。（五）打击黑工1．继续加强打击雇用黑工，。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权益政府会继续依法严厉查处雇用非法劳工的行为，保障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2001年，治安警察局连同其他部门执行打击非法劳工的联合稽查行动共计有3717次，稽查劳工总数33653人，发现非法劳工的人数为173人，在许可地点以外工作的外劳有34人，移交检察院的被拘者则有116人。2．2002年首季查获黑工数字比2001年同期增加一成多在2002年第一季度的联合稽查行动中，查获非法劳工31人，移交检察院的被拘者亦有31人，分别较2001年同期增加了10.7%及24%。（六）社会保障通过继续发放特别拨款，保障失业工人生活。失业人士除了可以依法享有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所设之失业津贴外，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继续发放特别拨款，通过社会保障基金设立多项不同的援助项目，包括培训津贴、失业救助金、失业者就业津贴、聘用初次求职青年津贴、帮助有缺陷之失业者就业津贴等方式，向特别有经济困难的失业人士施以援助，减轻他们的困难和压力。（七）减免税收及拨款援助 实施各项减免税收及拨款援助计划，缓解民困。在2002年，政府亦采取了一系列短期措施，希望可以直接帮助市民及经营者度过逆境，这些措施有：(1)减收全体就业市民25%的职业税：(2)减收每一住户房屋税500澳门元，少于500澳门元者可获豁免 132
经济结构转型下，政府如何保障失业工人的生活 缴纳；(3)各商户免纳营业税、招牌税及各酒楼、餐厅免纳旅游税； (4)额外增拨1000万澳门元，对单亲家庭、伤残人士和长期患病者所属家庭予以特别援助；(5)增加1000万澳门元预算，以加大对贫困学生的援助力度。三 结语（一）政府继续积极完善营商环境，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都清楚，就业机会毕竟要由私营企业创造，以上的各种条件和措施并不能完全解决失业人士现时面对的困难，其根本的办法是必须加速澳门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就业岗位才会增加。 澳门未来的路向是清晰和乐观的，市民对前景是充满信心和憧憬的，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会以负责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完善本地的营商环境，推动和协助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亦会采取措施，创造就业机会，抱着以民为本的宗旨，对有困难的人士提供必要的支援。（二）不断充实自我，掌握新知识，帮助澳门产业成功转型 虽然现时良好的气氛是令人鼓舞的，但是美丽的蓝图有赖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我呼吁每一位澳门市民都要先从自己做起，必须持续学习，不断充实自我，掌握新知识、新技术，以配合世界知识经济的发展，上下一心，团结起来，帮助澳门产业结构成功转型。我深信，凭着澳门市民坚毅、勇敢、互助的传统精神，大家一定能够真正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原载吴志良、杨允中等编《澳门2002》，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年6月） 133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陈欣欣*一 引言 20世纪末的最后二三十年间，国际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迈向全球化的历程进展，不管一个地区有多大、不管身处何处，都会受这股全球化的热浪所影响，成为全球体系中的一环，澳门社会也不例外。于是，澳门社会与其他地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致使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因此而受到冲击，人们从较保守而过渡到较开放的态度。例如，未成年男女谈恋爱也越来越普遍，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小学生当中也比比皆是。然而，有时会因传媒的渲染演绎及缺乏正确的性知识，未成年男女间有出现与性有关的越轨行为，如未婚怀孕、未成年少女卖淫、未成年少男对他人进行性侵犯等事件。 令澳门社会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在1995 年4 月， 有一名15 岁的少女未婚怀孕，在洗手间内产子后不知所措，之后竞把刚出生的婴儿掷下街中，结果导致全澳哗然，从而引发了社会大众及官民组织开始正视未成年人的性问题。因此，一些与青少年谈恋爱、约会及性行为相关的研究便展开了，尽管此时规模有限。此后，1998年6月，有一名13岁的少男在升降机内强吻一名7岁女童，随后也引来不少人士高呼要大力推行性教育。2001年6月，有一名14岁少女被一群青少年集体迫她以牧童笛自慰，也引得澳门市民大为震惊，对犯事青少年猛力批判。但以上涉及性的越轨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还有更多未被揭露、未被公开化的事件。单从以上事件足以*陈欣欣，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学系哲学博士。 134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 令人反思，澳门青少年对性的了解有多少？他们的性态度为何？他们的性经历又如何发生？以下就近年几项有关澳门青少年与性的调查及研究为依据，探讨澳门青少年性知识的来源、他们对性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性经验等情况，作为日后青少年性教育与辅导政策之制定与推行之参照。二 “性”概念释义所谓“性”（sexuality），被定义为与生殖器刺激、满足、生殖和伴随着这种刺激和满足及有关事物而产生的行为有关的任何事情。① 一谈到性，往往使人联想到性行为，通常会想到由男女所进行的性交行为，但其实性行为不单只发生在两个异性者当中，也可能单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例如自慰行为；也不一定发生在两个异性者当中，有可能发生在两个同性者身上，例如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此外，性行为亦可能发生在集体人士当中，指三人或以上一起进行，可以包括全男性、全女性或有男有女。而性行为的定义则很广泛，它有七种不同的含义。②（一）性交合 指阴茎插入阴道的性行为，常称“性交”，但加上“合”宇，是谓此活动会导致怀孕之意，当然是指在没有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前提下发生；在众多性行为当中，唯有此性活动才会导致怀孕。（二）性交 包括性交合行为，但亦包括各种触及或插人人体其他腔开口处而含有性刺激的行为，如口交、肛交、手交、使用性玩具等；性交行为的目的在于产生性高潮，除性交合行为外，其他性交行为是不会导致怀孕的。①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691页。②潘绥铭、曾静： 《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第59- 80页。 1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三）性爱抚指通过身体接触而不插人人体腔开口处但具有性刺激的行为，如接唇吻、接舌吻、抚摸身体各处、刺激及接触女性胸部、刺激及接触男性或女性外阴、刺激及接触男性或女性肛门等行为，故性爱抚是不能导致怀孕的。（四）色欲／情活动指人与人之间并没有肉体上的直接接触，只是通过一些物品，如观看色情文字、谈话、图片、画面、视像、脱衣及性交表演等来引起性兴奋，当然也不会导致怀孕。（五）性交往指具有相对明显和相对直接的性意图或性目的而从事的人际交往，如互相以性话题做挑逗，但这些行为连肉体接触也没有，故不会导致怀孕。（六）涉性的人际交往交往当时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动机，但长远来说，还有这种意思，如择偶行为，也是不会导致怀孕的。（七）性别交往 指不同性别之间但不带有性动机或性要求的行为，是一般人际来往和社会接触，可以包括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异性恋者之间的人际交往，当然不会导致怀孕。以下涉及性者，泛指以上除第七项性别交往外，与性有关的任何事情，即是与生殖器刺激、满足、生殖和伴随着这种刺激和满足及有关事物而产生的行为有关的任何事情；而性态度者，则指关于以上第一至第六项相关现象之看法；而性经验者，则单指第一项性交合行为，但包括有使用及没有使用避孕措施的性交合行为。 136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 三 澳门青少年性知识的来源1996年杨雄及姚佩宽进行的有关澳门青少年性教育的调查中，①发现有54%的男生及47%的女生表示得到过性知识，而他们性知识的来源主要依次如下：(1)报纸杂志（男生：40%，女生：37%）：(2)学校课程（男生：20%，女生：25%）：(3)同学、朋友；(4)医学卫生书籍；(5)大人们的谈话；(6)影视或文艺书刊；(7)色情淫秽读物；(8)饲养动物。(9)其他；此外，在另一由笔者所作的有关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研究显示，②有看过YES杂志的被访青少年性知识的来源主要依次如下：③(1)YES杂志(29。%)；(2)朋友／同学(24.7%)；(3)色情影片(22.1%)；(4)色情书刊(11.7%)；(5)师长／课本(5.5%)；(6)家长(5.2%)；(7)其他(0．9%)。看过YES杂志的被访青少年性知识的来源主要是从YES杂志而来，与整体在学青少年的情况普遍相似，主要是从报纸杂志而来。故值得关注的①杨雄、姚佩宽：《澳门青少年性意识与性教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②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YES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载于《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115—151页。③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YES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载于《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126- 127页。 1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是报纸杂志的性知识是否正确？是否有误导青少年读者的情况？这些报纸杂志所带出的性态度及价值观为何？青少年读者的性态度及价值观以至他们的性文化又如何被塑造，这是非常值得深思与研究的。至于曾有性经验的被访青少年，有没有想过性交会导致怀孕？从笔者所进行的一项有关澳门未成年而有性经验的个案研究中可知，①全部个案都在初时没有想过，特别是在首次性交前没有想过性交会导致怀孕，后来有的从资讯、老师、社工那里知道性交会导致怀孕及被朋辈提点后，才正视性交会导致怀孕的情况。大多数个案认为把孩子打掉是最理想的处理怀孕的做法。②至于有没有想过性交会导致性病，与以上情况一样，全部个案都在初时是没有想过的，特别是在首次性交前没有想过性交会导致性病，后来有被访者染上了性病、朋辈染上了性病，才正视性交会导致性病的情况。因此，他们都建议使用安全套去预防性病的发生③。同样，全部个案在初时都没有想过性交的法律责任，后来有被访者从朋辈、资讯、老师、社工那里知道性交都要负法律责任后，便会想及这问题。至于法律责任对他们进行性交的影响，有部分个案指出法律约束对他们进行性交行为没有影响；但有部分个案则在明白性交行为要负法律责任后，特别是经老师及社工辅导后，便停止其性交活动。④因此，青少年没有重视性交行为的后果与责任，其实这是性知识的重要部分，在推行青少年性教育与辅导时不可不加以注意。四 澳门青少年对性的态度1995年杨雄在进行有关澳门青少年的调查中，⑤发现被访青少年中有①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 83页。②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77 -79页。③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77—79页。④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77 -79页。⑤杨雄：《后过渡时期的澳门青少年》，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第92- 102页。 138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 26.5%的人认为完全可以及可以接受婚前性行为，并且指出澳门的青少年性观念开放程度超过实际行为。杨雄及姚佩宽又于1996 -1998年间对澳门的青少年性意识与性教育进行调查，亦有类似的发现。①一份由笔者进行的有关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研究显示，②青少年的实际性行为是非常开放的，被访青少年有性经验的占40%之多，而大部分有性经验的青少年在13 -14岁时便有第一次性经验。有性经验的青少年因其性行为而导致自己或性伴侣怀孕的亦有10%，但怀孕之后绝大部分会选择堕胎作为解决办法。被访者当中，更有18%的人曾有一夜情的经验，64%的人可以接受同一时间内超过一个性伴侣。但在笔者另一份有关全澳青少年的婚姻及家庭观念的调查中显示，③被访青少年中只有14.9%的人能够接受在同一时间内与超过一个伴侣谈恋爱。然而，又有一份对青少年的调查发现，④表示接受婚前性行为的被访者占67.62%，比起不接受的高出四倍以上，而在约会中有性交行为的更占21.72%，其中中学程度的受访者之性交行为较大专程度受访者多且普遍。但在一份由笔者进行的有关澳门有性经验的未成年人个案研究中，⑤较多被访者表示性关系是建基于相爱而进行的活动，亦有认为互相有Feel（感觉）便可进行，又有认为互相同意便可进行，更有被访者则表示有需要便可以发生。这反映出大部分被访者都赞同先有爱而后有性的逻辑；当然亦有一部分被访者是以性来满足其生理需要，而不是建基于爱之上。有关对一夜情之看法，全部被访者都表示可以接受他人有一夜情的做法，但只有少数被访者表示亦会接受自己这样做，其余都认为不会这样做。对于同一时间拥有超过一个性伴侣的看法，也是全部表示可以接受他人这样做，但有的不会接受自己这样做。至于对同性恋的看法，也是全部表示可以接受①杨雄、姚佩宽：《澳门青少年性意识与性教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97页。②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YES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载于《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115- 151页。③陈欣欣：《澳门青少年的婚姻及家庭观念调查报告书》， 澳门： 澳门教育暨青年司、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④苏凯等：《澳门青年对婚外情的态度》，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学期论文，2000。⑤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83页。 1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他人进行同性恋行为，大部分认为不会接受自己进行同性恋行为。对未婚怀孕的看法，同样也是全部表示可以接受他人未婚而怀孕，但其中较多表示若自己未婚而怀孕，则会把孩子打掉。而对自慰的看法，也是全部表示可以接受他人进行自慰行为，并全部也接受自己进行自慰行为，因为这一行为可以满足需要但又不会影响他人。有关对未成年而有性经验之看法，全部被访者的意见都非常一致。虽然所有被访者皆表示自己的性伴侣、朋辈及自己都能够接受未成年而有性经验，但全部认为自己的家长、师长及社会人士都不能够接受未成年而有性经验。由于被访者认为家长、师长及社会人土都不能够接受他们未成年而有性经验，因此通常都感到来自社会的压力，害怕被以上人士知道；但被朋辈知道则无妨，因为朋辈有些也是未成年便有性经验，一般朋辈都会支持他们，有的亦会提供建议给他们，特别是有关性病、怀孕等方面的情况，更有的甚至非常羡慕他们有性经验。①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普遍都颇为开放，但经广泛调查及研究发现，一般青少年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则不是有如他们的性态度般开放、肆意实践性行为。五 澳门青少年的性经验一份由笔者进行的有关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研究还显示，②被访青少年有性经验的占40%之多，而大部分有性经验的青少年在13 - 14岁时便有第一次性经验。在另一份也是由笔者进行的有性经验的未成年个案研究中，③被访者首次性交的年龄最小是12岁，最大是14岁，多数在没人的地方进行首次性交，包括男友家、自己家、计算机公司、空铺、朋友家、宾馆、Dis-co内，甚至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集体进行性交行为的亦有。在进行首次①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 83页。②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YES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载于《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115 -151页。③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 -83页。 140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 性交行为中，多数是男性主动的，及由朋友怂恿下集体进行。在进行首次性交行为前，都曾观看色情VCD和杂志，以及滥用药物、喝酒、使用刺激性欲工具、脱衣服、观看他人做爱，这都是官能刺激的活动，加速了性交行为的出现。亦有被访者在不太清醒的情况下进行首次性交行为，但认为是在愿意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进行过首次性交行为后，被访者均指出在心理上获得较大的满足，有的更想再进行第二次性交行为，有的则表示有点后悔，因为自己年纪尚小不应如此做，也有的指出好玩，有的则指出害怕。①在发生首次性交行为之后，多数被访者都在 1-2 天至 1-2 星期内发生第二次性交行为，地点与首次大同小异。有被访者指出其后平均每星期进行 4-5 次性交行为，有的平均每星期进行 1-2 次，有的则是 1-2 星期才进行1次。有被访者指出在自己及其男友／女友想进行性交行为的情境下发生其后之性交行为，有的表示是自己想进行，有的更提及除自己想之外，还要有钱才能进行其后之性交行为；大部分被访者都在自愿情况下及满足男友／女友之要求下，才发生其后之性交行为。②虽然从以上多个研究的发现显示，澳门青少年在未成年的学生阶段已有性经验，但并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只有非常少数的青少年有如此的经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观看色情VCD/杂志、滥用药物、喝酒、使用刺激性欲工具、观看他人做爱等情况，容易被青少年接触，反映了另一种社会问题的存在。六 家庭、学校、社区对青少年性经验的影响赫胥（T. 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y）指出，若个人尤其是青少年，依附于家庭（家长／父母）、学校、朋辈，以及委身于信仰（宗教／教会）与参与常规活动等单位及情况越强，则出现越轨行为机会越少，反之则不然。③从以上不同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的性知识多从报纸①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83页。②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 83页。③Hirsehi,Travis,Causes of Delinquenc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1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杂志而来，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的发生，亦很有可能受他们的性知识所塑造。从有性经验的未成年个案研究中的被访者之家庭背景来看，①大部分都指出他们在家庭中难以建立密切的关系，成员之间总是少沟通，见到父母／家长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这些被访者依附于家庭的情况较弱，而依附于朋辈的情况则较强。由于他们失去家庭的密切关系，故以依附于朋辈作为一种密切关系建立的补偿。未成年人的朋辈之人生经验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及父母／家长的丰富及成熟，故难以给予同辈较成熟的意见；但由于这些被访者接触父母／家长的机会少，故失却获得成熟意见做参考，因而导致出现在未成年时进行性交而被视为越轨行为。此外，虽然全部被访者都是在校学生，但从大部分被访者的自述内容当中，都承认他们的学业成绩不甚理想、不喜爱读书，有的甚至自认为是无心向学。因此，虽然他们依附于同学的圈子颇强，但依附于整体学校特别是师长的情况则不强，正如社会控制理论所言，这也是导致出现越轨行为的主因。②在澳门有多种精神科药物受管制。③娱乐场所及色情物品，如桌球室及保龄球场、电子游戏机中心、蒸汽浴室及按摩室、卡拉OK场所、色情物品之销售等都有相关规定。④电影院、赌场、投注站等亦有严格之法律管制，限制未成年人及学生之进入，作为对他们的保护。虽然很多娱乐场所及精神科药物都受到法律之管制，却有部分被访者首次发生性交行为时是在自己／朋友家中、Disco之内及服用了软性药物、喝酒，还有被访者是到宾馆召妓；此外，大部分被访者指出在首次发生性交行为前观看过色情杂志及VCD，亦有被访者使用电动阳具，反映了色情物品在未成年人当中流通之普及性。未成年而有性经验在澳门社会被视为越轨行为，上述社会控制理论指出，若个人尤其是青少年，依附于家庭、学校、教会等单位越强，则出现越轨行为机会越少。又根据苏打兰(E．H．Sutherland)之差别接触理论①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6- 83页。②Hirschi, Travis, Causes of Delinqu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③澳门第5/91/M号法令。④陈欣欣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保护未成年人之法律规定概览》，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1，第460 -462页。 142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theory）之说，认为个人接触越轨文化越多／频密，则出现越轨文化情况越多。①七 澳门性教育推行的建议以上多个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较多倾向性行为是建基于相爱而进行的活动，但多数没有考虑性交行为会导致怀孕，若怀孕了则主张把胎儿打掉。将胎儿打掉的方式是否是一个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值得反思的问题还包括对怀孕者身体的生理及心理负面的影响，主张打掉胎儿者对生命价值的看法，打掉胎儿的法律责任，打掉胎儿手术的安全性，打掉胎儿的费用等，被访者多数没有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考虑。虽然并不是每一名被访者都会发生一夜情及同一时间拥有超过一个的性伴侣，但基本上他们都能接受一夜情及同一时间拥有超过一个的性伴侣；这里除了反映他们持有开放的性态度外，还证明他们都能接受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另一方面，对于自慰行为，被访者都会接受及表示会进行，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性的需要，自慰可满足其需要，但又不会妨碍他人，对他人更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此处则显示被访者也有考虑到性行为所涉及的责任。此外，青少年倾向于认为只要参与性交行为的双方都同意，便可发生；只要不妨碍他人，便可进行获得性满足的行为。以上这些态度都是一种最表面之考虑，因为他们没有想过如何去保护自己及自己的性伴侣，对于获得性满足之后的后果及责任，如怀孕、性病、对性伴侣的忠诚及承诺、避免自己及性伴侣触犯法律等情况则没有深思过。因此，建议日后加强青少年的性教育，尤其是给他们建立一套，匿得负责任及尊重他人的恋爱与性价值观，在进行亲密行为时要注重安全措施的使用，以及要省思法律的制约。此外，性教育的内容也需要加强性知识的灌输，因为大多数的被访者都同意自己的性知识不足，他们的性知识主要是从色情杂志、VCD与朋辈而来，从这些渠道得来的性知识是否足够？是否正确？背后的价值观为何？这都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所以，性教育①Sutherland, Edwin H. & Donald R. Cressey, Criminology, lOth ed., Philadephia: Lippincott,1978. 1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中有关性知识的内容，不妨大胆开放，只要有适当的辅导，不单可以避免因好奇而进行非礼、性侵犯、偷尝禁果等行为，甚至也可避免为了一时之快而怀孕、堕胎、染上性病的后果，还可在日后与异性相处时懂得各个性别的特性、学会两性彼此尊重。建议在幼稚园、小学、中学等正规教育单位推行性教育，将性教育列为必修课程，参考相关教材而制作适合澳门地区使用之教材，培训教师向学生讲授性教育课程内容；也要设立针对家长的性教育课程，鼓励及培训家长向子女在家庭内推行性教育；同时亦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及社区向家长、青少年及社会各界人士宣传性教育。因此，政府必须投放资源于性教育研究、性教育宣传资料制作、性教育课程教材制作、培训性教育教师及家长、性教育辅导等方面。 另外，一方面需要劝谕娱乐场所经营者加强限制未成年人及学生之进入，拒绝卖酒给未成年人，以及设法杜绝受管制精神科药物在场所内之流通，如有发现必须举报。另一方面严厉执行有关之法律管制，经常巡查娱乐场所、色情物品之销售地点，及色情场所内有没有未成年人及学生的活动，以及扫荡娱乐场所内受管制之精神科药物之存在，保护未成年人及学生免受药物及色情事业所影响。再者，建议设置娱乐场所纠察，派驻卡拉OK、Disco等场所内，保护未成年人不受药物及酒精所影响。参考文献1．Basow,Susan A．著《两性关系：性别刻板化与角色》，刘秀娟等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2．刘秀娟：《两性关系与教育》，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3．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YES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载于《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4．陈欣欣：《澳门青少年的婚姻及家庭观念调查报告书》，澳门：澳门教育暨青年司、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5．陈欣欣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保护未成年人之法律规定概览》，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1。6．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社会适应研究报告》、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 144
澳门青少年的性态度与性经验探析 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7．张日升：《青年心理学：中日青年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8．黄德祥：《青少年发展与辅导》，台北：五南图书公司，1994。 9．杨雄：《后过渡时期的澳门青少年》，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10．杨雄、姚佩宽：《澳门青少年性意识与性教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11．潘绥铭、曾静：《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性观念与性行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2．苏凯等：《澳门青年对婚外情的态度》，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学期论文，2000。13．黛安娜•巴巴利等著《发展心理学：人类发展》，黄慧真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4。14．《今日青年：五地青少年发展状况分析》，香港：香港青年协会，1996。15．《香港青年研究论坛》，香港：香港青年协会，1998。16．《北京、香港青少年问题论文集》，香港：香港青年协会，1999。17．《香港青年趋势分析一九九九》，香港：香港青年协会，1999。18．《青少年性文化透视调查报告》，香港：香港游乐场协会旺角外展社会工作队，2000。19．亚当，库珀等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21．澳门第5/91/M号法令A。21. Hirschi，Travis，Causes of Delinquen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22. Sutherland,Edwin H．＆Donald R.Cressey, Criminology, lOthed．Philadephia:Lippincott，1978.（原载杨允中、黄汉强主编《澳门研究》第14期，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年9月） 145
回顾与前瞻——提高澳门应变能力的四点思考程惕洁*突如其来的SARS，在澳门没有形成大规模疫情。同周边重灾区相比，特别是同香港相比，澳门运气较好，表现不俗，值得庆幸。如今疫情已过，经济开始复苏，但保持清醒的头脑仍有必要。从SARS期间的媒体报道看，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流行病，特别行政区官民双方的反应和处理能力普获好评。如果总结教训，当然也有值得改进之处。例如疫情初期，既有反应迟缓、缺乏警惕性的问题，也有部门协调不足、医疗物品脱销、资讯通报不健全、媒体抱怨官方缺乏透明度等问题。总之，官方和民间在如何面对类似突发事件的冲击时，其应变能力还有待提高。对此，笔者想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四点思考，供与会人士探讨。一 扩大公共卫生的投入总量SARS的暴发与扩散，根源在于公共卫生问题。经过20多年的经济起飞，包括澳门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其财力、物力明显增强，但一些长期被忽略、掩盖的综合治理问题，开始逐渐暴露，生态失衡、文化失衡、经济社会失衡等潜伏危机，开始对人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发出警告甚至加以惩罚。为什么珠三角首当其冲？这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恐怕和珠三角人口稠密、发展迅速、气候潮热、卫生状况差、饮食文化怪、人口流动又相对频繁等因素有关。今后，除了SARS有可能卷土重来之外，*程惕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 146
回顾与前瞻 也要警惕其他流行病的发生和传播。为此，人均收入较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必要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争取在短时间内使澳门在公共卫生方面从根本上改观。①公共卫生包括许多领域，可以说举凡涉及众人身心健康的事情，所有脏、乱、差的不文明、不雅观行为，都属于公共卫生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澳门的发展战略以博彩娱乐业为龙头，以旅游和服务产业为支柱，因此，公共卫生的好坏，就不仅仅是生活习惯、外部形象等表面化的东西，而是与身家性命生死攸关、影响经济繁荣能否持续的重大问题。澳门的公共卫生状况如何？应该说比内地大多数城镇要好，但是落后于某些发展较快的沿海新兴城镇。如果同世界其他人均GDP相当的发展中国家旅游城市相比，澳门的状况还有很大差距，更不要说同发达的欧美城市相比了。另外，澳门虽为一个小城，但各区情况差别很大。其主要旅游景点和豪华酒店环境不逊于国外，但许多街区问题较多，有的甚至藏污纳垢，令游客不敢靠近。烂尾楼、铁皮屋、废料场随处可见；废气、污水、垃圾、危房、杂草、肮脏的海滩、混浊的海水、凌乱的地盘、昼夜不息的工业噪声等，所有这些负面东西，都有损文明，有害健康，妨碍提升其旅游业的竞争力。说到增加公共卫生的投入总量，人们不免想到增加政府拨款，其实这也是误区之一。政府拨款的多少固然重要，我们不妨同其他世界旅游城市做比较，看看澳门政府的公共卫生拨款比率是否合理，如果偏低，可以考虑适当增加。但笔者认为，政府拨款的数量固然重要，拨款的分配去向和使用方法更为重要。方法得当，一块钱可以产生十块钱的效益；方法不当，十块钱不仅不能产生一块钱的效益，甚至还会造成十块钱或者更大的经济、文化及生态损失。笔者想强调的投入总量，是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总投入，包括财力、物力和人力。除了政府，还有民间商社、住户以及个人的种种投入，包括义务劳动。以环境卫生为例，有些地段的环境卫生可以由政府负责，但许多商业区的人行道和商铺门前，完全可以通过立法，由各个公私机构或者物业主自行①毋庸置疑，最近祸延全球的甲流(又称甲型H1N1流感)也对澳门有所影响，但是这次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应变能力,比处理SARS时有很大进步。但是，本文所提的改革建议，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负责，卫生部门根本不需要雇人清扫，只派人检查，凡不合格的地方，发出黄牌警告。拒不改善者，从严罚款，甚至没收营业执照。在美国的一些城镇，这种由商家包干的方法，已经扩展到街道树木花草的修剪维护甚至高速公路两旁垃圾的定期清理。费用自行打入经营成本，政府不拨一分钱。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做法是 “ 以工代赈 ”，这个问题有人在报纸上提倡过，好像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现在澳门失业率偏高，政府要发放数量可观的福利救济金，以维持低收入人群和无收入者的最低生活水准，这种德政是应该和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澳门公共卫生方面的任务又如此沉重。一方面是有人无事做，另一方面是有事无人做，何不通过“以工代赈”，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这个方法在美国流行已久，最近珠海市也通过一项立法，叫做“社保基金，要通过义务劳动领取”， “社会保障不养懒人”。①领取若干社保基金，需要付出若干小时的社会公益劳动（主要是清洁卫生），这样，政府的社保拨款同时变成了公共卫生的额外投资。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为了缓解失业压力，政府曾经拨款4亿元，协助失业人士参加为期两年的失业培训课程。现在两年时间已到，应该总结一下成效。对于有条件、能够通过培训提高技能从而重新就业的人士，这个培训项目不妨继续推行。但对于年龄偏大、教育基础偏低、再学习也无法重新就业的人士，硬要他们参加没有实效的培训班，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政府的资源，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和做出贡献。②对于这部分人士，以工代赈或许是一项可行的替代方案。第一，社会的确需要他们的劳动和奉献；第二，清洁卫生、种植花草、养护树木、消灭蚊虫、改善环境等轻微而简单的劳动，既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需要的任务；第三，通过以工代赈，澳门可以增加成千上万名清洁义工，有助于改善目前有人没事做、有事没人做的不合理状况。当然，以工代赈并非空洞的口号，要想做好，不流于形式，还需要科①2003年7月8日《珠海特区报》（要闻版）。②对于在理工学院举办的失业人士培训班，正面和负面的评论意见，澳门传媒均有报道。以常识判断， 肯定有少数学业成绩优异者， 可以通过培训获得专业技术， 从而得到较好的就业机会；但肯定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士，或者没有学到新技能，或者就业市场没有改善，他们仍然难以就业。无论哪种情况，总不可能无限期地参加培训班，使培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以工代赈”方案，则可以在澳门长期推行。 148
回顾与前瞻 学规划和严密管理。如果管理跟不上，有可能出现两种常见的偏差：一是任务分派不合理，强迫老弱病残去做力所不及的工作，本来是要救济他们，最后变成剥削他们，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二是组织管理人员不认真，缺乏公共卫生知识和管理经验，甚至认为组织被救济人士搞清洁有损自己的面子。因此，走走过场就收工，对于改善环境起不到多大作用。至于如何避免上述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探讨和政策跟进。但无论如何，“以工代赈”的解决方案，应该引起更多关注和思考。二 提高居民的文明守法意识SARS引发笔者的另一个思考是，卫生的改善、文明的提升，已经不再是个人喜好问题，甚至也不再是某地居民内部的习惯问题，而是关系到人类全体切身利益的问题。既然是众人的事，就不能光靠观念约束和自觉性，还得有一定的法律强制，让违反者受到必要的惩罚。“自觉遵守”与“法律强制”看似矛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古人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如果不加奖惩，全凭自觉自愿，恐怕永远形不成文明卫生的习惯和风气。以随地吐痰和乱倒垃圾为例，古代根本没人管，现在的中国农村，大部分地方恐怕也没人管，可是在新加坡就严厉惩罚该种行为。在香港，此类行为的罚款也提高到1500元，并有执法队强制执行，开始发挥阻吓作用。在澳门，随地吐痰的罚款是500元，但不知道有多少认真执行的案例。就笔者所知，澳门违章停车情况严重，虽然警察也写罚单，但强制执行的手段不力，许多违章者根本不拿罚款单当回事，随手一扔，警察也没有办法。另据报道，法庭对于民间经济纠纷案件，只负责判决，不负责执行判决结果。若果真如此，那法律的尊严何在？不能严格执行的法律，往往比没有法律更糟糕，因为它直接损害政府的管治能力，间接鼓励民众玩世不恭，藐视政府。 具体到公共卫生，缺乏明确立法，或者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在澳门可以说屡见不鲜。以烂尾楼为例，在地处黄金地段的南湾湖和新口岸等地，居然耸立着若干黑洞洞的烂尾楼，大杀风景，游客到此，莫不指点议论。这里不妨介绍一下美国和中国海南三亚解决烂尾楼的经验。政府先就影响市容的烂尾楼分别调查，看哪些已经超过法定完工的最后期 1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限，或者超过了政府和市民能够容忍的最大限度。然后通过法院，发出没收拍卖通告，公开招标，起价一块钱，由出价最高的合格竞投者得标，通过法庭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要求新业主按照标书规定的时间和标准完工，否则政府有权处以罚款，并二次拍卖。拍卖所得收入，先扣除拍卖费用和积欠政府税款，再赔偿拖欠工资和其他债务，如有剩余，再付给原来的业主。万一在拍卖过程中流标，一块钱也没人要，那么政府出钱，把烂尾楼炸掉，清理好地盘，由政府收回，转做其他用途，或者另找时机再招标拍卖这块土地。据三亚市长说，他们这一手学自美国，方案一出，没人相信，都认为是恐吓而已，因为那些烂尾楼的业主，都是中央各部委的大公司，小小的三亚市长，哪敢得罪他们？没想到当时的总理朱铬基坚决支持，批准他们照办不误。他们先拍卖市中心一个庞然大物，结果没人敢买，市长下令炸掉，改为街心公园。市民拍手，舆论哗然，剩下的许多烂尾楼，开始有人抢购，原来的业主也拼命拉股融资，完工开业，从而大大改善三亚的市容。这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法制的力量。令人好奇的是，在澳门一些烂尾楼的旁边，又有新楼在开工。作为旁观者，笔者不免纳闷：为什么不先把原有的烂尾楼处理掉，再来允许新工程上马呢？放任那些庞然大物继续存在，难道政府官员和周边的业主心里不别扭？希望三亚的经验对澳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不妨组团去那里取取经。另一个是铁皮屋和废料场问题，笔者感到它们已经成为妨碍澳门旅游景观的毒瘤。它们恐怕也是藏污纳垢、滋生老鼠蚊虫的主要基地之一。据某位法师讲，许多游客到位于小潭山脚下的普济禅院参佛吃斋，想在大殿前拍照留念，但镜头难以避开隔壁堆积如山的废料场，只好收起相机，扫兴而归。对于为什么有那么多破铜烂铁、报废车辆，而且紧靠旅游景点、佛门净地，露天堆积，多少年也不见处理，笔者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笔者认为，澳门没有钢铁厂，无法将它们回炉炼铁，之所以收购起来，无非是想运到内地卖个好价钱。那又为什么好多年了，一直不往外运？难道长期堆放不需支付储存成本吗？政府难道也不收环境管理费？不罚款？周围的民众也不投诉？这在法制完善的旅游城市，应该是不可思议的怪事。第一，即使地盘完全私有，业主也不能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土地怎么使用，展现什么形象，发出什么气味、声音，对周边民众有何影响，出现争议怎么解 150
回顾与前瞻 决，等等，这些都要有法律监管。民若告，官必 “ 究 ”。第二，如果出现在旅游景点，那就更涉及全城的公众形象，以及对整-体旅游经济的损害，就更不是私人问题了。即使民不告，官也要究，否则便是检察院和政府的失职或者不作为。 总之，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提倡文明卫生、鼓励自觉遵守就可以解决的，也非民政总署多立几块标语广告便能奏效的。适当强化法治是必不可少的，除非民众对此视而不见，感觉不到这对吃喝拉撒有什么影响，同打工挣钱有什么关系，同生老病死有何相干，同发展澳门旅游有什么关系，因此能够继续无动于衷。如果我们真的在乎澳门的声誉和前途，就得认真考虑，如何才能谋求彻底而长远的解决之道。三 制订美化环境的长远规划 加大公共卫生的投入总量也好，加大执法力度也好，都涉及降低公共行政的盲目性，增加前瞻性和透明度，而这些又离不开一个美化澳门环境的长远规划。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古代城市文明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农耕文化后期，当时建造城市的主要考虑：一是水源，二是安全，三是保证运粮的交通条件。其他方面则任其发展，除了皇宫府第，其他民居没有什么长远规划，建到哪儿算哪儿。但是近现代的城市发展则不然，由于能源电气化、线路管道化、交通立体化、住宅高层化等发展趋势，要想保证城市的生活品质，维护其特定的功能，没有长远规划是难以实现的。目前澳门所面临的一些发展瓶颈，原因之一，在于原来城市的功能定位不清，或者已经过时，缺乏长远发展战略，没有明确的市政建设规划。例如交通和车辆问题，今天面临的道路狭窄、车位不足、时有堵塞、事故率偏高等问题，部分原因来自当初设计道路的部门，没有通过科学预测，计算出5年、10年之内澳门人口的增加量，以及机动车的数目。很可能凭经验估计，比如说，到2003年车辆总数不会超过5万辆，因此按照5万辆车设计道路和车位。结果呢？实际数量是10万辆以上。以10万辆车来争抢5万辆车的道路和车位，其结果必然形成今日的紧张局面。再以住宅楼为例，什么地盘可以盖楼，应该多高，楼与楼之间预留多 1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大空间，每个居民平均拥有多大的绿化面积，人行道应该有多宽，防火通道和疏散地点如何设计，这些东西都离不开科学计算和预先规划。如果政府只管批地，而不管业主在地皮上怎么盖，其结果必然是只顾扩大建筑面积，考虑多卖钱，而不管公共利益。以笔者的观察，氹仔本来属于后开发的新区，应该比澳门半岛那些老城区有更宽阔的街道、更大的绿化面积、更舒适的生活空间。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走在主干道孙逸仙大马路上，你会感到窒息，路窄、车多、光线阴暗，好像完全复制了半岛城区某些马路的拥挤状况，而且因为这里的楼更高，光线和空气显得更差，给人的感觉是，和旧区比较，新区没有什么进步可言。 由于澳门地理位置特殊，可开发面积有限，可容纳的人口极限可以预知，再加上经济发展战略以旅游会展娱乐为龙头。有了这些变数或常量，澳门的城市发展规划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应该一目了然。对于已经建成或者正在建设中的新口岸和离岛，政府已经不可能重新规划，只好按照目前蓝图进行。但是，希望在澳门半岛旧区的重建过程（申报世界遗产的古建筑集中区例外）中，政府能够制订比较长远和透明的规划。以下是笔者在考察中国五省区城镇化过程中，顺便对澳门旧城居民区重建萌生的一个粗略构想，希望同大家交换意见。 目前澳门半岛人口密度已经很高，每平方公里近2万人，圣安多尼堂区更是高达每平方公里10万人以上，①属于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许多旧街道弯曲狭窄，行车困难，不少居民楼拥挤破旧，年久失修，近乎危楼。以公共卫生的观点看，区内空气污浊，光线阴暗，环境品质低劣，不仅令游人望而却步，而且也是滋生和传染疫病的温床。要改造这些区域，不能零打碎敲，各行其是，由个别地产商和业主自己搞方案。那样的结果，必然是拆旧盖新，拆低盖高，街道面貌和整体布局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及早规划，制定政策，连片开发。在新方案、新标准没有出台之前，除了以安全为目的的维修之外，严禁业主和开发商在原地盘拆除旧楼，翻盖新楼。 新方案应该将主要街道扩宽3-5倍，有些弯道打通取直，规划成花园式的林荫大道，保证双向行车，并排三股或者四股车道。增加街心花园、①吴志良、杨允中主编《澳门百科全书》，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13页。 152
回顾与前瞻 公共绿地、汽（机）车泊位和儿童游乐场。为此而减少的土地面积，可以用立体空间加以补偿。多建高层大厦（35- 40层），少建低层花园别墅（属于重点保护的古迹除外），整体构思，科学论证，沙盘设计，合理布局，明确划分旅游区、商业区（商铺和写字楼）、博彩区、居民区等，把高层停车场、喷泉、草坪、绿化带、楼顶花园、游泳池、图书馆、社区中心等配套设施一并纳入规划设计中。规划方案应广泛征求市民、社团和开发商的意见。一经政府定案批准并公布之后，便有法律强制作用，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无权擅自改变方案。执行时可分期、分批，条件成熟一片开发一片。这样重建之后的澳门旧区，一定会面貌改观，空间加大，行车方便，生活品质提高，对外吸引力大增，土地随之升值，从而创造政府、业主和居民三赢的局面。以上建议；仅仅针对那些没有历史文物价值的旧民居而言，至于如何保留澳门旧区的历史风貌，笔者也做了粗浅研究和大胆设想，建议：在以大三巴为中心的旅游区，修复和重建一座数百年前中西合璧的明清古城，尽可能修复和重建历史重要建筑，使之成为世界独特的澳门古城，城内不许有汽车，只许行人和少量的马车、人力车通行。不能看见电线、电灯之类现代化的玩意儿，连路灯也要改成汽灯、纱灯、蜡烛等式样，从街景到建筑，从色调到材料，修旧像旧，如假包换。四 完善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最后谈谈危机处理机制问题。SARS疫情最严重期间，澳门政府虽然调度有方，应对及时，但两个传染病隔离区的选择和改建仍然不尽如人意，多少表现出匆忙迎战、考虑不够周全等特点。其中一个隔离区选在黑沙海滩游人必经之处，另一个选在靠近大学宿舍的精神康复中心。幸好疫情没有扩大，两个隔离区基本上“备而无用”。一旦澳门紧步香港后尘，患者数以百计，大量带菌者真的进入这两个隔离区的话，笔者真担心会出现两个不良后果：第一，扼杀了澳门最大的一片海滨旅游区。看到入口必经的路边平房，赫然成为SARS隔离区，每个房间都装了抽气筒，向空中排放可怕的气体，谁还敢从门口通过，进入公园去游乐烧烤？第二，如果有近百名可疑病例被隔离在精神康复中心，几十米外的澳门大学学生宿舍就会出现恐慌情绪，因为那些从病房伸出来的排气筒，离他们的窗户实在太近。一 1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旦学生有一人感染，大家会首先怀疑是隔离区的问题。轻者，学生们停课回家；重者，向校方和政府投诉，甚至示威抗议，要求迁走隔离区。所谓 “ 危机处理机制 ” 就像一幢大厦的消防水龙头， 可以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这也和长远规划的思想有关系。也许你安装了消防龙头，可是大厦从来不着火。因此，人们开始松懈，对消防的重要性忽略，水管坏了也不修，或者光有龙头不出水，使“危机处理机制”形同虚设。许多灾难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不错，这一次SARS危机算过去了，但愿我们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可是，万一要有呢？就算没有SARS，还有其他传染病呢？除了突然暴发的疾病，还有没有其他突发事件呢？例如，治安的、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还有种种其他预想不到的天灾人祸。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香港今年真是多灾多难，SARS危机刚过，又有七一游行、阁员辞职、立法押后等一连串突发状况，使董建华行政当局陷入空前政治危机。综观香港形势，虽然我们无法预测最后的结局，但可以看到，每次变化都涉及政府危机处理机制是否健全的问题。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比，澳门特别行政区虽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同为特别行政区，同样享有“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这些方面大同小异。分析香港危机处理机制的缺陷，有助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而弥补和改进，以免今后遇到突发事件，顾此失彼，措手不及。一般说来，危机处理机制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资讯要全面：是指各种资讯情报的搜集和管道畅通。像SARS的暴发，其实半年之前，就已经有了传闻。如果澳门卫生部门警惕性高，完全可以从各方面搜集情报，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内地的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各种资讯，及时通报，让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保持高度警惕。特别行政区政府不同于内地一般的地方政府，它可以直接通天（中央），还可以通外（有关国际组织），除了涉及国家主权的活动需要由外交部代办之外，在其他文化、经贸、卫生等国际组织中，澳门有自己的席位，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方便，广泛获取必要的资讯，供特别行政区政府参考，也可以和中央分享。①①此处顺便一提，据说澳门虽然在十几个国际组织中有席位，但是派驻这些组织的代表很少，其中原因不得而知。其实，如果澳门能多派些代表长驻那些经济、文化、卫生等国际组织，不但可以增加中国代表席位，增加中国人的发言权，而且能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澳门本地官员，对于澳门发展国际旅游城市有百利而无一害。 154
回顾与前瞻 第二，判断要准确：对于资讯情报的分析判断是否准确全面，能否排除假象，接近真实，直接关系到决策的科学性。当然，即使资讯的数量品质都没有问题，如何就此做出结论，并制定应变的．决策，还要涉及政治家的修养、理念、魄力、决心等一系列因素。为了减少盲目决策的风险，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必要考虑组建常设的危机处理咨询班子作为智囊团，其成员不但包括有经验的官员和社团领袖，也应该包括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特别要注意吸收具有不同专业理念和学术倾向的学者参加，既要有保守的、激进的，也要有中间的。其目的就是在智囊班子内部，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处理方案，力争做到“兼听则明”。其好处显而易见，这就好比元帅领兵打仗，大敌当前，该攻还是该守？肯定要召集众将官开会分析。甲将主张攻，乙将主张守，攻有攻的理由，守有守的原因，哪个方案更好？这当然要由元帅最后拍板。如果元帅认为甲方案更好，不妨先把乙方案束之高阁。若甲方案仍然失败，则暴露了甲将的判断错误和才能欠缺， 自然凸显了乙将的方案高明和才能优秀。今后再议军情，元帅就得多听听乙将的意见。处理危机的优秀人才，往往是通过这种比较程序而优胜劣汰的。庸才不仅是有效行政的包袱，更是处理危机的大忌。应该说，没有奖惩和淘汰制度，就没有良好的危机处理机制。第三，准备要充分：包括机构协调、人力动员、物资储备、财力支援、舆论宣传等多方面的准备。如何从技术层面一方面保证平时不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积压，另一方面又能保证紧急状态下能迅速供应，不虞匮乏，这恐怕涉及许多管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第四，反应要迅速：这是危机处理最关键的一环。所谓危机，往往就在意料之外突然爆发。千钧一发时刻，如果当机立断，则有可能四两拨千斤，把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反之，任何犹豫和迟缓，都可能导致危机深化、影响扩大，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如果上述三个方面都做得比较好，那么，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的时间也就比较快，反应迅速自然不成问题。以上便是笔者思考SARS问题的一点心得体会，总结成四个方面的思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原载李向玉主编《澳门理工学报》2003年第2期，总第11期，澳门：澳门理工学院。作者对原文略有修改） 155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娄胜华*中国的民间结社，历史悠久，但不甚发达，究其主因，乃中央高度集权的皇权统治从资源、制度、政策等诸方面对民间社团生存空间施加全方位控制与挤压，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呈现明显的“强国家、弱社会”特征。作为远离统治权力中心的边陲港口和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商埠，澳门民间结社的起源及其在近代的变迁，从“形”与“质”的维度观察，既因其与国内社团共同的基因而呈现一定的相似性，又因其存在于特殊社会环境之中而形成与域外社团相当程度的差异性，因此，具有一种混合型变迁的特征。一 神庙、乡土之链与澳门早期民间组织的起源澳门，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849年之前，一如中国版图内的其他地区，始终接受着来自帝国权力的控制与治理。众所周知，传统中国社会是乡土型社会，①乡土社会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孕育出稳定而完善的宗法礼治秩序，皇权对底层社会的控制是通过绅权与族权得以传递和延伸的。在统治权力的链条中，承担地方社会控制的职能者是士绅与宗族势力的代表——长老。地方土绅与宗族势力依靠以宗法礼俗文化为价值旨归的社会组织在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建构起牢固的连接机制。追溯传统中国社会中构成连接中介的社会组织兴起、发展的线索，除了作为个人首属群体的家庭之外，政治领域内的朋党，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娄胜华，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①费孝通：《乡土社会》，北京：三联书店，1985。 156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文人会社，经济领域内的行会组织，社会领域内的宗法性会社与民间宗教信仰社团，共同构成了绵延赓续源远流长的华人结社传统。其中，最能直接体现乡土农宗社会礼治秩序特性的是宗法性民间会社。作为一种稳定的生存策略，为了能够有效地从极其匮乏的社会资源总量中获取生存资料，首重血缘性组织、次重地缘性组织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先民们优先考虑的选择次序。同时，宗法性的礼治文化像一道“普照之光”，使所有“沐浴。其间的传统会社染上了宗法礼治色彩，由此构成了民间结社乡土性的双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民间社团的近代变迁，“破旧立新”的过程即是脱卸宗法礼治的“乡土性”征途。社团是人类进行群体性文明活动的组织形式，考察澳门早期民间结社的起源，当先分析澳门原始居民结构及其群体性特征。资料表明，昔时澳门为香山县境内的一个渔村。其早期居民仅限于渔民与采石者。①随着珠江水夹带的泥沙冲积成的沙堤（旧称“莲花茎”）将澳门岛与内地连接起来，澳门半岛上的居民因内地人口的南移而渐次增多。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澳门成为葡萄牙与其他西方商人对华贸易据点之前，澳门只有原始的华人社区存在。据西方人类学家路易（Rui Brito Peixoto)观察，在澳门地区的许多沿海渔村中，居民分成两类：一类由陆地上的农民构成，都是同姓氏的“客家”人；另一类是由水上不同姓氏的“蛋家” （渔民）构成。这两部分居民由一种复杂的往来关系联结着，但彼此不通婚。②澳门早期居民也是由陆地上的农民与周围水域内的渔民两部分构成的。只是由于澳门半岛三面环海，岛上山峦起伏，可用于耕种的土地稀少，而附近海域的渔业资源蕴藏丰饶，因此，在澳门早期居民中，渔民占据了绝对地位。在人类发展史上，耕种业与渔猎业是一对近亲，同样，农民和渔民也拥有相似的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简单粗陋的生产工具、季节性的生产周期、以家庭为组合的劳动单位、依靠体力与畜力（风力）作为原始动力等。相似的生产劳动方式导致两种群体民间结社传统的趋同性特征。以澳门早期居民主体——渔民为例，由于渔业生产的海外作业具有一定的风险①郑天祥等：《澳门人口》，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第3页。②路易(Rui Brito Peixoto)：《浅论华南的中国渔民习俗、技术和社会》，《文化杂志》1987年第3期。 1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性，对于渔民来说，寻求一种降低风险、保护生产与生活安全的生存策略是十分必要的。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最稳定可靠的组织形式当属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与家族， 自然，家庭和家族就成了渔民生存策略中优选组织目标。在渔业作业与渔民生活中，家庭与家族构成了基本功能单位。路易对澳门渔民的细心观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分群湾泊的渔船在澳门内港天天可见，每群由二至六条船组成”， “以同一港湾为捕鱼基地的父亲和儿子，兄弟和亲戚们习惯地停泊在一起。这样，渔船之间互相拴靠就直接地形象地反映出船上人员的亲属关系。每一家族的‘地盘，受到相互尊重，并往往由一定的饰物标划出来，例如用每条船的烟囱颜色或徽记来显示”。由于渔船按照亲属关系停靠，“若我们此时可能从空中摄影的话，将可获得一张渔民社会按亲属划分的结构区域图”。①可见，血缘性组织因其所提供的团结协作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渔民生存风险从而成为澳门渔民生存安全策略中的首要选择。血缘性组织在渔民生活中的绝对地位并因为渔民的居住特点而得到强化，由于“蛋家”没有土地，其唯一的财产是自家的船只，船居生活方式对渔民跨家庭（家族）联系构成限制，使渔民实质性交往半径收缩在血缘性的家庭（家族）组织空间内。由于海上风险的不可预知性，除了家庭（家族）所能提供的有形保护外，渔民们还需要为其心灵安全寻求一种无形保护。于是，神灵妈祖被创造出来，并成为渔民们共同的信仰纽带。据统计， 自明代以来，连同久负盛名的妈阁庙和娘妈新庙（莲峰庙）在内，整个澳门地区境内共有近十处妈祖行宫。②其中路环天后古庙所处之马交石，旧称“澳头”，而妈阁庙所处之妈祖阁，称“澳尾”，分布在澳门两端外港与内港的出入口处，既便于渔民出入澳门港时拜祭，又保佑渔民出入平安。“整个澳门地区，其实是一个属于道教系统的妈祖信仰圈，而历史最少已有430 - 440年以上。”③可见，继血缘性组织外，民间宗教信仰组织构成了澳门传统社会民间组织的第二种形态。血缘组织与信仰组织构成渔民寻求生存安全策略的民间形式，与民间①路易：《浅论华南的中国渔民习俗、技术和社会》，《文化杂志》1987年第3期。②章文钦：《澳门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航海保护神》，载《妈祖信俗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联合出版，1998,第212页。③郑炜明、黄启臣：《澳门宗教》，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第7页。 158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方式相对应的正式途径是向官府禀请保护。因此，可以把正式途径称为“第三种方式”。从现存遗产能够认定，历史上澳门渔民曾经尝试利用。“第三种方式”，并获得部分成功。例如，置于莲峰庙（供奉妈祖与观音主神）内的“两广部堂示禁碑”云：“……为严禁营汛兵缉私巡船需索滋扰，以安南渔港，现据东莞县民莫英汉、新安县民郑献锦姿陛赴辕呈称……”，碑文表明，宫府应渔民之请，禁止守口营汛兵以抽取渔税为由盘剥渔民及缉私巡船以查私为由勒索渔民。无独有偶，在澳门路环岛的一座谭保圣庙左侧同样有一块石碑，碑文云： “……为饬行勒石永禁事，照得穷蛋捕鱼为业，岂容兵役滥封索扰，奉通饬严查，自应恪遵守法。兹据香山县蛋民李善庆、郭旺文、黄叶有等赴宪，呈控尹等……”，碑文内容是禁止舟师与陆卡兵丁强行征用渔民船只，滥封索扰。①两块官方勒石铭文署时分别为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六年（1826年）、道光七年（1827年），连续两年发出保护渔民的禁令，可见当时渔民饱受不法之徒的滋扰，同时也说明其时管理澳门的行政官员尚能对渔民做出所请切合所求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如果正式的官方行政组织能够为他们的生存安全提供稳定的保护，那么，渔民对于保护生存安全的民间组织的需求则相对趋弱。反之，如果正式的官方行政组织难以保证稳定的生存秩序，可以肯定，民间结社必然趋旺。就澳门渔民早期结社所做的考察，除了家庭（家族）血缘性组织与妈祖等宗教信仰性组织外，路易认定，在。蛋家。的家庭与社会之间没有一种社会中间组织形式。②澳门渔民的民间结社何以如此不发达？从群体活动对组织类型的需求角度分析，对于处于低层次的生存安全的需求来说，渔民已有的血缘性家庭（家族）组织和民间宗教信仰性的庙宇组织可以部分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正式的官方行政组织还能够提供血缘性家庭（家族）组织和民间宗教信仰性的庙宇组织功能之外的需求保护，那么，驱使渔民们进行大规模民间结社运动的动力枯竭，在一个原始性盼渔业生活共同体内，自然难有发达的民间社团生成。与渔民一样，澳门陆地居民的早期民间组织形态也是以血缘性组织和①陈衍德： 94-105渔业经济与妈祖信仰》， 《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94-105页。②路易：《浅论华南的中国渔民习俗、技术和社会》，《文化杂志》1987年第3期。 1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宗教信仰性组织为主导。位于澳门北部的莲峰庙， “ 相传本是顺德县龙湧杜氏乡人的旅澳废祠”，后捐出来建庙。①应当指出的是，与华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人社会内血缘性组织的繁盛相比，澳门陆地居民的血缘性组织显得不甚发达。究其反差成因，昔时澳门为一渔村，陆地人口稀少，虽然开村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的澳门望厦村等地确也存在过赵、何、沈、黄、许诸姓，在醛仔的卓家村亦有黎、冼、卢诸姓聚族而居，可是在地狭人稀的澳门终究难以形成大型血亲组织和姻亲组织所依托的那种“一姓数千丁”、“一表数千里”的宗姓。② 比较而言，在澳门早期民间组织的构成中，民间宗教信仰组织更居于主导和中心的地位。《中国丛报》记载了1840年代澳门的一座华人庙宇的建造过程。③一个原来供奉在长江沿岸某个城镇庙宇内的神像被英国人带到澳门出售，一位澳门华商出钱将神像购回，并筹划募集款项为神像建造一座合适的庙宇。发起的募捐很快得到了绅土与商人的回应，2500 -3000元的款项迅速集齐，利用这笔足够建造三间屋子的钱，一座供奉 “ 华光” （ 掌火，用于保护敬神者免于纵火和雷电引起的火灾）神像的新庙在澳门半岛西岸竣工。在庙宇的开光与神像安放仪式上，一个在广州城内享有名气的戏班被邀请前来演出。在澳门华人社会生活中，寺庙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④首先，寺庙是澳门市区的公共建筑，它反映着澳门市区的扩展与繁荣。在澳门半岛内，庙宇曾是最为壮观的建筑，且具有持久性。妈阁庙位于半岛西南端，是澳门市区的起点。澳门西侧的下环街市一带，应是最早的华人市区形成的地方。葡人人澳也自妈阁庙下船，逐步向半岛内深入。因此，妈祖阁是华人社区与葡人社区的共同起点。半岛北部的莲峰庙，是华人市区在澳门北部扩展的据点。以妈祖庙与莲峰庙为标志，形成澳门市区早期轮廓。其次，寺庙是华人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澳门半岛的妈阁庙、莲峰庙前都留有一片空①李鹏翥：《澳门古今》，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澳门星光书店出版社，1988，第89页。②布衣：《澳门掌故》，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77，第105页；徐晓望等： 《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47页。③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148- 149页。④徐晓望等：《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07- 127、第149- 158页。 160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旷地，氹仔市中心的北帝庙、天后宫等庙宇门前带有广场，路环的天后宫和谭公庙门前同样有空地。寺庙门前的空旷地为当地居民举行公共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作为华人社会活动公共空间，庙宇还是华人商议公事的场所。据历史记载，妈祖阁、莲峰庙都曾是客商会聚的场所。再次，寺庙是公共事业营运中心。华人社区的许多娱乐活动选在神诞日举行，且由各寺庙理事会承担组织。莲峰庙于每年的3月、5月、7月上演22部戏。妈祖诞时，在妈阁庙前举行的娱神活动热闹非凡。妈阁庙每年演戏超过18部。澳门地区的鱼行选择每年农历四月八日的谭公诞日为行业传统节日，届时举行 “ 醉龙醒狮大会 ” 。慈善赈济活动是澳门寺庙的传统公益专案。一些寺庙的慈善会利用神诞日募捐慈善款项，普济禅院（观音堂）、莲峰庙等庙宇在赈济灾民方面功不可没。举办义学也曾纳入澳门寺庙的公益活动范畴。妈祖阁在晚清时办过 “ 漳泉义学 ” ，莲峰庙在民国初年曾创办 “ 莲峰义学”，据 “ 莲峰义学记 ” 碑铭： “ 关闸沙在濠镜北隅，地素贫瘠，家于是者，皆甕牖绳枢荜门、圭窬口言，饔餮恒患不给。故烟户数百，弦诵不闻，其弟子无论长幼，罔知礼教，甚而好为蛮触蜗争，斗殴成风，恬不为怪。 ” 鉴于此，莲峰庙值理陈丽甫、何秀峰等拨庙赏，兴办莲峰义学，是为今日莲峰小学之前身。寺庙在澳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定，而来自宫府的扶植与维护进一步推动了寺庙组织地位的中心化。莲峰庙是清代官员人澳时的主要驻足之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勒碑云： “ 澳外关内莲峰庙系合澳奉祀香火又为各大宪按临驻节公所。” 可见，在嘉庆年间，莲峰庙已成为广东省督抚司道等高级官员巡视澳门时的行署。嘉庆十六年五月初六（1811年6月26日），两广总督松筠巡视澳门，在巡视娘妈角炮台后，即到妈祖阁行香。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39年9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两广总督邓廷桢陪同下，巡视澳门，特地从风顺堂附近南至妈祖阁行香。松筠与林则徐进入澳门巡视前均驻扎于莲峰庙。莲峰庙在经济上还得到了官方的直接扶持。有碑铭： “ ……先经请准，令关前草堆一带寮铺改建砖瓦铺屋，递年输纳地租，归入该庙，以供香火。业经备文申报前署在案，但查前项租银无几，仍不足资养赡。兹查营地亭簷外一路地方，向为客民摆摊售卖苏杭布匹集资等项。卑职现已捐廉在于该处起建墟廊一条批与客民摆买生理，递年租银仍归人庙…… ”，来自官方的资助解除了 1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莲峰庙香资匮乏之虞。① 民间社会的需求，借助子宫方的扶持，使得民间宗教信仰组织取得了一种超于其他任何民间组织之上的地位。 上述考察表明，民间宗教信仰组织与作为首属群体的家族血缘组织一起，构成了澳门渔农时代民间社会组织的主要形态。同样，这两种组织形态也是内地华人民间结社的传统形式，在“形”与“质”上，它们均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总之，民间宗教信仰组织与家族血缘组织是渔农时代人类寻求满足其 低层次生存安全需求的结果，尽管它们因为与生俱来的先赋性、封闭性、 等级性、乡土性表征而备受非议，但是只要人类尚存在这些基本需求，它 们必然有存在的基础，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其实，就组织本身而言，无所 谓先进与落后，与其对它们进行价值判断，不如追究其生存延续的背后动 因。这样做，也不是为了证明“存在的即合理的”，而是正如托克维尔所 言，“谁要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② 随着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大量非常态移民的涌人以及澳门居民需求内 容的高级化与多元化，作为群体生活组织化的民间结社形式因此而发生新 的变迁。 二 灾害、非常态移民与澳门公益性民间结社的勃兴 宗教信仰性组织，在澳门早期民间结社中，虽然不是唯一形式，却 处于中心地位。从民间组织史的视角，可以将澳门以宗教信仰性组织为 中心的民间结社称之为“神缘组织阶段”，这也是澳门民间组织的起源 时期。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宗教权超过或取代世俗权的“神权政治” 时期，也有过政教合一的统治时期。尽管澳门的宗教组织在特殊历史阶段 发挥过对社会综合管理的功能，甚至天主教澳门主教曾因参与议事会而一 ①章文钦：《澳门与中华文化中的航海保护神》，载《妈祖信俗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联合出版，1998，第194- 195页；徐晓望等：《澳门妈祖文化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56- 157页。②（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第58页。 162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度取得部分行政权，但是澳门缺乏欧洲中世纪社会中宗教组织“一统天下” 的前提条件，因此，前述神缘组织所承担的集议、娱乐、慈善、教育等综 合性功能，必然随着澳门社会新因素的增长而逐渐退缩，宗教应有的“心 灵庇护者”功能日益显著。一如家庭是人类的生活照顾单位，寺庙是人类 的心灵照顾单位。当然，“退缩”不等于消失，系指寺庙主体功能的清晰化 过程。 影响澳门民间社会组织变迁的诸多因素中，移民是一个重要变数。正 如亨利，皮雷纳(H．Pirenne)所说： “城市居民的起源问题不应在原来城 堡的居民之中，而应在移民之中去寻找。”① 从本质上说，澳门是一个国际 性的移民社会。历史地看，澳门的居民来源分两个阶段，由三大群体构成。 开埠之前，广东人与福建人是最早来到澳门定居的华人移民群。开埠之后， 陆续迁居部分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组成非华人移民群。华人与非华人 分别或相互在澳门繁衍后代，形成澳门土生群体。移民对澳门人口变化的 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表120世纪之前澳门居住人口的变动年份 居住人口（人） 变动(+、-) 总人口 其中：“基督徒”及葡籍 人数（人） 平均增长率(%)1555 1567 1578 1621 1640 1700 1745 1772 1775 1776 1777400 900 10000 10800 40000 19300 13212 26000 25000 19000 28000 400 - - - - - 5212 6000 4973 3000 6000 - 500 9100 800 29200 -20700 -6088 12788 -1000 -6000 9000- 8.45 20.35 0.18 7.13 -1.21 -0.84 2.54 -1.30 - 24,00 47.37①（比）亨利，皮雷纳著《中世纪的城市》，陈国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94页。 1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1年份 居住人口（人） 变动(+、-) 总人口 其中：“基督徒”及葡籍 人数（人） 平均增长率(%) 1791 1800 1826 1830 1837 1842 1860 1867 1871 1878 1896 27233 12500 22500 34049 24500 34500 85471 81525 81403 68086 78627 5233 - - 4628 - - - - 5368 4476 3898 -767 -14733 10000 11549 -9549 10000 50971 -3946 -122 -13317 10541 -0.20 -8.29 2.29 10.91 -4.59 7.09 5.17 -0.67 -0.04 -2.52 0.80资料来源： 参见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 - 2000》 ，澳门：澳门统计 暨普查司，1998，第101、94页。 与多数国家或地区人口变动不同，澳门在不同时期人口起伏较大，澳 门人口的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640年，达到4万人，说明当时澳门已经是中 国南方沿海贸易中心。受封海、迁海影响，1743年，澳门人口仅余5000 人，是开埠后第一次人口低谷期。①至1830年，澳门人口达34049人，为第 二次人口高峰期。在变动不居的历程中，增速迅猛的时期有1837 -1842年 和1842 - 1860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7.1%和5.2%；回落剧烈的时期有 1871-1878年与1896 -1899年，平均降幅分别达2.52%、6.6%。② 澳门人口出现不规则变动体现了移民因素的重要影响。而移民潮则因 周围地区冲突与中国政府对澳门的外贸、居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作为一 个特殊的政治社会，澳门没有卷入在其周围发生的多次战争或社会政治动 乱，实际上，澳门成了周围地区因政治、经济、社会动荡而产生的“难民”避难场所，当周边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后，“难民”返回原居住地，大规 ①郑天祥等：《澳门人口》，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第15页。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1500 - 2000)》，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第102页。 164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模的人口迁入与迁出，导致澳门人口大起大落。非常态性移民的涌入对澳门社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引起澳门人口的机械性增长与不规则波动上，还导致一个庞大的“难民”群体在澳门的出现，并表现出长期化趋向。在移民因素之外，无休止的灾害也是推动澳门居民难民化的起因，尤其是在人类预测与抵御灾害能力低下的20世纪之前。 众所周知，澳门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在便利古代帆船贸易的同时，也使澳门饱受热带风暴的侵袭。在影响澳门的灾害中，台风实为祸首。根据澳门历史学者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所著《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一书中关于澳门灾害的记载而做的不完全统计，如表2 所示。表219世纪澳门灾害统计单位：次灾  害数  量 备    注 风  灾 火  灾 水  灾 地  震 瘟  疫 其中：腺鼠疫 霍  乱 伤  寒 19 21 3 2 9 6 2 1 有烧纸钱等人为不慎引起的火灾，也有雷电 等自然原因引起的火灾 含台风裹挟而至的暴雨引起的水灾 资料来源：据[葡）施白蒂著《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的不完全记载统计。由表2可知，1850 -1899年间有14次强大台风肆虐澳门。实际上，影响澳门境内的台风远不止此数。据记载，仅1883 - 1885 年间进入澳门400 海里范围内的台风就达到16次。①1874年9月22 - 23日的一场特大台风曾给澳门造成巨大灾难。据参与救灾的氹仔与路环军事长官瓦吉尼亚斯(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中尉给政务司的报告描述，在26日，从早上7点半①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20页。 1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到晚上8点，焚烧及掩埋两个村的尸体。氹仔约有1000名遇难者，路环有 400人丧生。村屋完全倒塌，到处是废墟，甚至连码头、栈桥和兵营围墙也 只剩下地基。据事后统计，整个澳门约有5000人死亡，2000艘渔船、货船 沉没，损失达 200 万澳门元。后来，澳葡当局定9 月22 日为 “ 天灾节 ”。 1875年5月31日，强台风再次袭击澳门，氹仔村有70条船失踪，在600艘 靠岸的船只中，仅剩1/5的船只，50间房屋倒塌，并造成多人死亡。①台风 过后，政府向灾民派发10000枚铜钱救济。同时，总督亚威拉( Jozé Maria Lobo d' Ávila)还在宪报上发出专门告示：② 澳门的居民！这个城市再次遭到大灾难的摧残！5月31日来临的台风像去年9 月22 - 23日晚上吹袭澳门的台风一样恐怖，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这是天意，我们应要听天由命！在这危急关；头，不应气馁。在上天的帮助下，我们齐心合力去挽救失去的一切，以创造美好的明天，但不要忘记各人要竭尽所能去肩负这坚定不移的任务。澳门人！我有责任确保你们的安全， 当有需要时，会随时为你们效劳。身为你们的好友，身为灾难的受害者，我为灾难的来临使亲人失去而感到难过，我与你们一起去克服这重重困难。 1875年6月5日，澳门总督府 省总督 亚威拉 台风往往夹杂着雷电、暴雨，危害格外剧烈。从损失程度看，火灾在澳门的危害较之台风丝毫不逊色，火灾的形成大多是人为的不慎，可往往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造成的损失尤为巨大。1834年一场大火吞噬了澳门500多问房屋。施白蒂的著作记载了1850 -1899年澳门①[葡）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著《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姚京明译，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95、201页；费成康： 《澳门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16页。②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 2000)》，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第67页。 166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发生的13次火灾，其中，1856年1月4.日发生在商业区内的一场大火焚毁商铺420家、民房400间，损失达50万澳门元。1862年12月20日，商业区再次失火。从木船巷烧到福隆新街，蔓延到附近的炮兵团与民房。大火烧掉了57家房屋，为了灭火还拆毁了4家房屋，大火还夺去了两个孩子的生命。居民区的火灾更是直接危及穷人的生存。 1864 年 12 月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路环岛上的居民区和氹仔岛南部的一部分，居民区内的大约250间茅屋全部化为灰烬。1865年，菜园围居民区发生大火，200多间中国人居住的茅草屋被大火吞噬。1877年，氹仔一蛋家女生火时不慎将用棕榈叶建的棚屋燃着而引起大火。60间店铺和许多棚屋被焚，一些乞丐的住处也荡然无存。在自然灾害之外，流行性疾病也是20世纪前长期困扰澳门社会的灾难。1858年霍乱在澳门流行；1895年腺鼠疫在省港澳流行；1897年澳门流行伤寒与鼠疫。《镜海丛报》记载了1895年的澳门鼠疫之惨状：“……时疫如水之流，此方虽已安澜，彼处又得激荡。如本月初之龙嵩街兰记西菜馆东许某，可为寒心，计其前后不满三日，全家眷属告逝纷如，先亡其外舅母，遂及其婿并婿之弟，然后乃及其身。……水手街上下各屋，向极安平，惟水手东街廿一号门牌病死九人……”①甚至连在1888年负责隔离发生霍乱地区的澳门消防督察J．S．瓦吉尼亚斯，也因工作中感染霍乱而不治身亡。瘟疫造成了社会恐慌，游客唯恐避之不及，商民闭户迁徙他乡，城市陷入萧条。天灾人祸直接威胁澳门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导致死亡率居高不下（见表3）。表31882- 1886年与1890- 1894年期间澳门死亡人数单位：人年  份死亡人数其中：中国 1882 1883 1884 1485 2067 2145 - - -①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507页。 1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3年  份死亡人数其中：中国 1885 1886 5年小计 2142 2397 10236 - - -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5年小计 2296 2900 2385 2327 2425 12333 2204 2786 2298 2215 2318 11821资料来源：“澳门的腺鼠疫传染病”，J．Gomes da Silva报告，澳门Mercantil印刷，1896，第101 页； 转引自古万年、 戴敏丽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1500 — 2000)》 ，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第166页及附表第95页。1882 -1886年到1893 -1894年间，澳门居民的粗死亡率由24.7%上升到30%。到20世纪初更创新高，达到39.7%。而这段时间内，澳门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救灾、赈济是政府最重要的公益职能，也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物 品。面对肆虐的灾害，澳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颁布法 令，制定预防和施救规章。1858年，政府做出规定，出现火警时，将在 大炮台悬挂信号，白天挂气球，晚上挂灯笼。为防止火灾与爆炸，政府颁 发禁止在澳门半岛生产烟花的法令。再如，减免税收，帮助和组织灾后重 建。1853年1月1日，氹仔居民遭火灾，政府免去居民支付物业1/10税， 还免收运往该岛木材等建材船只的抛锚费。政府为火灾中无家可归者免除 半年税赋。1858年，政府发布《苦力公司管理条例》，要求无论是装卸 工，还是搬运工，都必须履行议事会规定的义务，即在发生火灾时，各公 司苦力的头等任务就是救火，对从事此类公益劳动的公司将给予税收减 免。灾害带来了意料之外的 “ 副产品 ” ——直接推动了城市公共设施建设 与街区重建，连当时繁华的商业街——营地街市也因火灾而重建。在消极 措施上，澳葡政府加强了对难民入澳的限制，同时颁布许多预防措施防止 来澳难民滋事。 168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灾害在政府之外的民间社会同样引起了强烈反响。民间赈济活动分为两 种：一种是个人义举。如华商曹有捐助澳门政府一台装备精良的多功能消防泵，为表彰其义举，根据海事及海外部长及国务秘书的建议，御赐 “ 圣母金 星 ” 荣誉勋章。另一种是民间组织提供的公益救助，主要有义演、义卖等公 益活动。如新建成不久的伯多禄五世剧院子1864年2月8日举行澳门历史上 首次慈善假面舞会。4月，举行救助收容孤儿的义卖活动，等等。 正如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1348 - 1349年）大流行导致歌祷堂 (Chantry)——一种宗教慈善组织的普遍化，从而使教会成为世俗慈善事 业的主导者一样，教会医院、免费药房、育婴堂、孤儿院、救济所、养老 院，乃至教会学校，于14世纪之后在西方世界“遍地开花”。同样，在 澳门，难民涌入、天灾频仍以及疾病流行，对社会公益的旺盛需求推进了 西方式的宗教公益团体的多元发展与中国式的世俗民间公益组织的勃兴。 成立于1569年的仁慈堂是政府之外规模最大的宗教公益团体，作为提 供综合性慈善公益服务的组织，仁慈堂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收养弃婴为 例，从1857 年1 月1 日到 1866 年12月31日的10年间，仁慈堂收容的弃婴 总数达2286名之多。即使是在1867年总督颁布禁止仁慈堂收容弃婴的法令 之后，许多弃婴仍然被放在仁慈堂门口。可见，仁慈堂作为收养弃婴的慈 善组织，得到了澳门民间社会的认同。除仁慈堂外，在19世纪澳门公益活 动中，专业性的宗教公益性团体也比较活跃。其中，中华医疗传道会与马 礼逊教育会较具代表性。医疗与教育是教会慈善活动的传统领域。1827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郭雷枢（T．R．Colledge）在澳门创办眼科医院，收 治澳门及周围地区患眼疾的穷苦人。该院被时为英国在华事务主管的朴劳 顿(W.H．c．Plowden)称作“这个国家建立第一所医院”。①在5年的时间 内，该院成功地治愈了4000多名患者。医院的成功吸引了外国人社会的注 意，得到了许多人的自愿捐款：1828年为370.02澳门元，1829年为 1213.95澳门元，1830年为2102.14澳门元，1831年为1613.64澳门元， 1832年为1900.21澳门元，1833年为246.74澳门元。1832年底，该院由于 人手不足而关闭。郭雷枢治病的场面被时在澳门的英国画家钱纳利( George①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11、28- 29页。 1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Chinnery）收入画中。可以说，郭雷枢创办的澳门眼科医院是中华医疗传道会澳门医院的先声。1838 年2 月，中华医疗传道会在广州成立。由于郭雷枢（1941年被选为该会主席）的帮助，中华医疗传道会设在澳门的医院（另外两所医院分别设在广州和舟山）于当年7月5日正式开放。该会副主席伯驾( Peter Parker )兼管该院，他形容这座能够容纳200名病人的医院“简直如同宫殿”，①该院治疗的病例中，以眼科为主。医院由于缺乏人手，加上开办不久即遇上了中英冲突，所以时开时闭。据记载，从1841 年7 月到1842 年9 月15 个月的时间内，共收治病人 5265 名，住院病人 433 名。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于1836年，由颠地( Lancelot Dent)、裨治文等人发起组织，为纪念于1834 年8 月去世的《华英字典》等著作的编撰者、 英国牧师马礼逊博士而设。1838年10月，应邀至澳的美国传教士布朗( Samuel Rob-bins Brown)开始主持马礼逊教育会的工作——学校与图书馆。图书馆有2000 - 3000 卷书，设在邻近澳门圣保禄学院的教育会内。学校始有6 名来自澳门附近农村的学生，后规模扩大。学习的课程有英语(《新约》)、汉语(《四书》)、地理、几何、代数、英国史等。马礼逊学堂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学校。该校于1842 年11 月1 日从澳门迁往香港。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第一个留英学生并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的黄宽都曾在马礼逊教育会资助或主办的学校内学习。②19世纪澳门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政府与宗教之外的世俗性慈善公益组织的勃兴。其中，镜湖医院与同善堂的创建标志着澳门民间福利组织从分散的、封闭的互益性团体走向集中的、开放的公益性团体的新阶段。镜湖医院创建于1871年，据《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记载，镜湖医院创建之时，澳门的一般劳苦大众， “其处境穷困，生计无依，瘴疾天灾，沦落街头，蹲足于破檐烂屋之中，拾破营烂以寻觅二餐糊口，时遇流疫或风灾水患，满目惨状；善心人士间有善举，怜惜救济，也属人少力微，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葡人对华人事务关注甚少。鉴此，在澳门之慈善人 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61页。② 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258 -259页。 170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士及商行，发起组织慈善团体，专司医疗，赈灾救济贫苦，也是澳门最早之民间慈善机构 ” 。①对于镜湖医院的创建缘由； “ 会史 ” 以及《倡建镜湖医院碑记》等碑刻资料表明，镜湖医院是适应当时澳门底层社会对医疗的迫切需求应运而生的。从公共物品供给角度分析，社会对公共卫生需求的满足可以设置多种供给方式。具体到当时的澳门，第一种供给方式是由国家（政府）供给。如前所述，长期以来，赈贫济苦一直属于国家的传统公益职能。可是，澳门地处中华帝国的边陲， “ 皇恩疏远 ” 。而澳葡政府碍于财政等诸多因素， “ 对华人事务关注甚少 ” 。即使是后来作为政府医院的仁伯爵医院，也是迟至镜湖医院之后才建成。也就是说，在澳门类似医疗之类的 “ 公共物品 ” 是指望不上 “ 衙门 ” 的。那么，政府之外呢？第二种供给方式是由私人供给，即现在所谓的 “ 市场供给 ” 。镜湖医院创建之前，澳门并非没有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而是没有专门向社会底层人群提供免费医疗的服务，或者说类似的供给严重不足。正如《倡建镜湖医院碑记》所言，一般行医者，诊病需酬金，用药需付钱，或是列价待酬，视为常规，如用贵重药物，治愈重病，则另予酬谢。例如，以 “ 犀角 ” 治愈大热症，可另送锦旗或赠金匾，以表谢意，此见彼效，已成习惯。但若穷苦之人，无力酬谢，则对其治疗和用药，就不会周全。②可见，作为非宗族性、非宗教性的世俗性民间公益慈善组织，镜湖医院的创建是在政府与私人机构之外开辟了公益慈善产品的第三种供给方式。在澳门民间公益组织发展史上，镜湖医院的创建，其意义不在于此前澳门是否存在民间公益性组织，而在于它弥补了澳门在类似医疗等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创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公益制度与模式。镜湖医院初创不久即发挥慈善作用。 在澳门 1874 年的 “ 9 • 22 ” 与次年的 “ 5 • 31 ” 风灾中， 镜湖医院发动捐款，掩埋死难者尸体， 处理善后事宜。1883 年，澳门灯笼海面，三条船遭遇台风而沉没，300 多人被淹死， 澳门各界捐助善款收埋尸体与处理善后，剩余 2000 多澳门元， 拨交镜湖医院作为救济风灾经费。 并于 1885 年倡议拯救风灾保善堂， 规定日后澳门若有海难事件发生，救风灾及善后工作托交镜湖医院负责。在镜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第2页。② 吴润生主编《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澳门：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2001,第4页。 1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湖医院的慈善服务范围中，不但有赠医、施药、安置疯残、停寄棺柩等传统慈善活动，而且还有修筑道路、处理澳门居民食水、接收政府转交的难民事务、排难解纷、对外联系，甚至包括敬重字纸、珍惜文化的惜字社（崇文社），等等。镜湖医院大大拓展了民间慈善组织的服务范围，其活动领域的广泛性与承担功能的重要性是此前任何民间公益性组织所无法相提并论的。即使在公益形式上，无论采取哪种救灾济贫的方式，都是 “ 义举 ”，但是镜湖医院的创立改变了过去澳门常见的个人慈善“义举”的分散性（如镜湖医院创办的核心人物曹有，曾因个人向政府捐赠消防泵的慈善“义举”而获葡国勋章），也超越了宗族性慈善“内部人互助”的狭隘性与宗教性慈善“重慈善轻公益”的行为，推动慈善开始成为面向社会的、民间的、有组织的公益行为。镜湖医院成立之后的第21年，澳门同善堂创立。在公益服务活动范围、方式、受益物件以及慈善理念等方面，同善堂与镜湖医院几乎是重合的。依《镜海丛报》记载，同善堂的创立，似与镜湖医院初时管理不善有关。该报列举了镜湖医院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弊端。一是医生素质差，乃缘于延聘制度上存在问题。“今该院之中国医生，扣其学则无有考其出处，则卖菜担水者或亦有之，其席位则三月一易。其请医则不计其能医人与否，惟视推荐值事情面而定弃取。 ” 二是人院制度不健全。 对于病人该不该住院，“其司事则体值事之情面所荐，如无值勤事荐入，虽危急亦不收；有人荐，则不病亦收以养之。如此办法，诚无益于贫病者也 ”。 因此， “ 澳中善士，义多立一同善堂以医人，职此故也”。①镜湖医院是否存在管理问题，据《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会会史》记载，当年曾经值事研究，制定了内容详细的办事细则， 包括《值事规条》、 《医师规条》、 《司事规条》、 《工人规条》、《赠医所规条》、 《福生所规条》、 《土工规条》、 《义山规条》。有关规条对医师的道德、业务素质有明确要求，对司事、医师处理病人的许可权、程序有明确规定。实际管理中是否存在徇私不循章的情况，以至于成为同善堂创立的缘由，似无考证之必要。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第396 -397页。 172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从动力因素分析，如果公益物品的供给处于饱和或过剩状态，不用说镜湖医院存在管理问题，即使没有镜湖医院，也同样不会有同善堂的创立。事实上，在同善堂成立前后，也有其他民间善堂、善会的出现。前有仁济社，后有嘉善堂。嘉善堂设在氹仔，但章程上并没有对服务物件做出明确的地域限制。发起人也不局限于毯仔，在可查对的列名发起绅商中，有5位也是同善堂的发起人，嘉善堂的章程几乎是同善堂章程的复制品。可见，逻辑不能替代现实。仁济社的产生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仁济社①是一个民间互益型慈善组织，其所行善举以“助殡葬帛金”为主，堂内的公共积累来自于社友集股，入股是入社的前提条件，受益人以社友及其家眷为限，因此，在社友资格认定上比较严格，“如各社友于每月所科之一仙，或有一连三个月不科，或于应捐助帛金三仙，有一连三次不捐者，则将该股除去，不算为社友。其遗下之妻子，亦不得沾第四款内所载给资养赡之益”。从性质上看，仁济社属于会员互助型的公益团体。从民间组织的变迁视角观察，显然，相对于镜湖医院，仁济社还是更初级的组织形式。其之所以会在镜湖医院之后出现，是与澳门社会的特殊性有关。如前所述，澳门是一个移民社会，缺乏大宗大姓，宗族性组织不发达，加之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十分有限，因而，会员互益性组织为处于分散状态的移居者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那么，仁济社之类组织会不会取代镜湖医院呢？当然不会，组织变迁不仅是组织形式的变迁，而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不但仁济社不会取代镜湖医院，而且镜湖医院也不会取代仁济社，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结构。因此，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于澳门社会独立于政府与宗教之外的民间公益组织，无论是会员互益型的，还是社会公益型的，都是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产生的，维系组织存在的实质性纽带是它们所供给的公共物品，即使仍然存在信仰（神、义）纽带，如镜湖医院内供奉着医灵神像及华佗先师、吕祖、关公等神位，已不占主导地位，这是区别于“神缘组织阶段”的明显特征，标志着澳门民间组织发展的新阶段。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 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第209- 210页。 1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三 华商崛起、知识群体与澳门民间结社的近代变迁进入19世纪之后，澳门的经济地位与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长期以来支撑葡商进行转口贸易的特惠条件逐渐丧失，华商力量起而取代葡商，成为澳门经济的主体。“与明代掌握着巨大转口贸易利益的在澳葡人的那种资金雄厚、财产充裕的状况不同，到19世纪，葡人资本在澳门经济中已不再享有独执牛耳的地位。”①这种趋势在鸦片战争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五口通商，特别是毗邻澳门的香港开埠，在澳门的外国商人（包括葡商在内）纷纷将资本从澳门辙向香港及上海等其他通商口岸，导致华商资本在澳门资本结构中的比重趋大， 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更达到了绝对控制的地位。1896 年对澳门、氹仔及路环商业场所的普查显示，在全部 1075 间商业场所中，合共雇用了6803名男性员工，其中，葡萄牙人拥有的商业场所为11间，内雇员工35名，主要从事茶叶、饮 品、布匹、建筑材料等相关贸易。1910 年进行的同类普查，葡式商业场所为30个，雇用男性员工74 名，分别占总数的2.7%和1.3% ，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表4 1896年、1910年澳门商业场所的结构 场所数男性员工数 1896年普查1910年普查1896年普查 1910年普查  个数 （家）%  个数 （家）%人数 （人）% 人数 （人） % 中式 葡式 10641199.0 1.010713097.3    2.76803 3599.50.5 574474 98.71.3 总数 1075100.01101100.06838100.0 5818 100.0 资料来源：古万年、戴敏丽： 《 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2000) 》， 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第386页。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杨道匡、郭小东：《澳门经济述评》，澳门：澳门基金会，1994，第158页。 174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难怪当时的一份呈给总督高士德( Jose M. de S. Horta e Costa )的官方普查报告中，有这样的建议：“有迫切的需要采用一个引入大量葡萄牙人的方法，他们不属于官方阶级，并于此殖民地建立永久居所，唯一方法可以达到的是需要有一定数量葡萄牙人的工商业场所。”据一位法国人对19世纪末澳门经济的观察， “澳门的经济活动掌握在不同民族的人们手里，不过，却不掌握在葡萄牙手里。水泥厂是英国人的，最好的酒店是中国人的。中国人还控制着烟草业、茶业、咸鱼业、鸦片业、赌场等”。①确如布郎科所言，其时不但澳门当地商业与对外贸易多为华人掌握，而且重要的近代工业企业同样由华人开设。如青洲水泥厂，始由华商于1886年租地兴办，1889年英商参股。在纺织业中，1880年代，华商在澳门投资兴办三间缫丝厂，尤以陈启源兴办的继昌隆缫丝厂最为知名。陈启源，广东南海西樵简村人，曾游历南洋各埠，1872年回家乡开办继昌隆缫丝厂，开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创办机器工业之先河。继昌隆缫丝厂建成后，采用机器生产，效率较土法缫丝倍增，为土法缫丝业主忌妒，又被当地官府排挤，于是，陈启源于1872年将工厂迁往澳门，投资6000两白银，雇工300 余名。②继陈启源之后，在澳门开办纺织厂的还有冯成、何连旺、曹善业等著名华商。除建材、纺织业外，华商涉足于澳门的重要工业还有爆竹、造船、食品、烟草等。1898年，澳葡当局对澳门中式工厂所做的普查显示了华人工业企业分布（见表5）。表5 1896年澳门中式工业企业的主要分布序号行业企业数雇员人数数量（家）%数量（人） % 1 23 纺织 食品 烟草 15 53101.8 6.31.2778 280253 14.6 5.34.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布郎科：《19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第135页。转引自邓开颂等主编《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1999，第277页。② 分别见《广州市文史资料》第八辑陈天杰等文与1997年11月1日《澳门日报》梅士敏文。转引自邓开颂等主编《粤澳关系史》，北京：中国书店，1999，第280—281页。 1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5 序号 行业企业数 雇员人数  数量（家）% 数量（人） % 45 6 7 8 910 建材 纸品 造船 爆竹 机械 邮电 塑料24 61 31 14 36 10142.9 7.2 3.7 1.7 4.3 1.21.7 185 215 178 168 105 3023 3.5 4.0 3.4 3.2 2.0 0.60.4 小    计 企业总数 26884231.8l00.0 22155311 41.7100.0 资料来源：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1500 - 2000)》，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附表，第205- 206页。可见，华人企业几乎覆盖了澳门最重要的工业行业，其中最大的一家中式丝织厂仅雇工就达 698 人，占中式工厂全部雇工的 13.1%，实为“澳中第一厂”。除近代工业企业外，澳门的博彩业与其他垄断性行业的专营权多为华商承投。据汤开建先生考察，①在闱姓专营权出让中，1881-1907年期间，华人承投4次，葡人承投2次。在闱姓之后的白鸽票、山票的专营权出让中，承投者主要为华人。华商何广经营白鸽票时间长达11年之久，卢九、萧登等华商也承投过白鸽票，番摊的承投人多数为华商。与博彩专营权时有葡人插手的情况不同，鸦片、鱼盐、火药、煤油等专营权承投者除极个别外，全是清一色的华人。陈六、何桂、卢九等先后承投过鸦片专营；何连旺、何永康、叶瑞卿等承投过盐业专营；何缙臣、李镜荃专营煤油；李镜荃、叶瑞卿专营火药、硫黄……博彩业与垄断性行业的专营方式加快了财富积累的速度，催生了一批华商巨贾。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商已成为澳门最富裕的群体。以当时澳门电话分布为例。电话在20世纪初引入澳门，是澳门当时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按照澳门电话章程，除“衙署兵营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前言。 176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所有国家管理之局所”外，文武官员住家及商店民居也可以申请安装，但用费不菲，既需自资购买设备，亦需“每月纳月费银五元”。①因此，在澳门最早的电话安装者名单中，住宅电话屈指可数，但有华商名列其中（见表6）。表6 20世纪初澳门电话分布电话拥有者 1907年 1910年 数量（家）% 数量（家） % 兵    营 政府部门 商    户 住    户 其中：葡官邸 主    教 华    商 身份不明者12 26 18 16 813416.7 36.1 25.0 22.2 11.1 1.4 4.2  5.6 19 40 6 24 14 1 6  3 21.4 44.9 6.7 27.0 15.7 1.1 6.7  3.4 总    数 72100.089 100.0 资料来源：汤开建、吴志良主编《 <澳门宪报> 中文资料辑录(1850 -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第491、567页。华商萧登、卢光裕是澳门第一批住宅电话用户。1910年，澳门华商巨富叶小澄（西洋银行买办）、卢廉若每人装有两部住宅电话，即使是当时的澳门总督也未能如此。华商之富由此可见一斑。从澳门华商致富途径不难看出，近代澳门华商是一个具有特殊群体利益的阶层，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保护和促进共同利益。当然，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加入或者控制政府，运用政府特有的政策与强制功能来保护自身利益。可是，由于澳门特殊的管治模式，对华人缺乏直接的政治吸纳通道，只有在政府的边缘部门零星地吸收少数华商协助参与管理，如1894年澳门政府公钞局吸收华商卢九、陈西满为职事，曹善业、陈明瑞为替理职事；1904年澳门政府成立“业钞公会”，华商曹善业、卢九为正会员，柯六、卢光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汤开建、吴志良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第476 -477页。 1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裕为副会员。曹善业、卢九、杨联等曾出任过澳门政府理商局职员。至于政府之外，可供选择的利益保护方式有两种：或是个人方式，或是集体方式。多数人在多数时候，二者并用。选择个人方式的，较为普遍的一个做法是加入葡籍。在 1887 年清政府确认葡萄牙对澳门有 “ 永居管理权”之后，澳门华商申请加入葡籍者渐多，刊登在《澳门宪报》上的华人人葡籍告示频出。澳门有名望的华商大都加入葡籍，如卢九父子、何连旺、李镜荃等。选择保护自身利益的集体方式，就是组织社团。澳门华商创建的早期民间社会组织，在宗教性神庙与世俗性善会外，工商性团体居于重要地位。华商为保护自身利益而组织的早期业缘团体中，会馆的历史最为悠久。溯澳门会馆之源，可考之名号首推三街会馆。三街会馆创立的准确年代迄今未查实。据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的《重修三街会馆碑记》称：“市镇之有公馆。由来尚矣。盖所以会众议，平交易，上体国宪，而下杜奸宄也。澳之有莲峰山，前明嘉靖年间，夷人税其地，以为晒贮货物之所，自是建室外庐，筑市宅，四方商贾，辐辏咸集，遂成一都市焉。前于莲峰之西，建一妈阁；于莲峰之东，建一新庙，虽客商聚会议事之所，然往往苦其远，而不与会者有之。以故前众度街市官地傍，建一公馆，凡有议者，胥于此馆是集，而市集以安焉。”章文钦先生认为，碑记中所述“街市”指的是明末的怀字街、德字街等街道。也就是说，大约会馆在明代末年已经出现，至清代粤海开关以后始定名为“三街会馆”。“三街”即营地大街、关前街、草堆街，时为澳门商业中心。三街会馆成立后，“实无异于澳门总商会也。且当时澳葡对于华人之一切设施，亦常与三街会馆之值事商榷，或请其举派代表，出席议事亭会议，然后执行。所以三街会馆，亦即昔日澳中之华人总机关也”。①三街会馆是华商“聚会议事之所”，按照道光十五年（1835年）“重建三街会馆碑记”所述，因为“诸夷有议事亭，番目四人受命于其国，来临市事”，而“华人商贾，所以通货财，平竞争，联情好而孚为志者，亦不可无地以会之，此三街会馆之所由设也”。可见，无论是立馆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章文钦：《澳门与中华文化中的航海保护神》，载《妈祖信俗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海事博物馆、澳门文化研究会联合出版，1998，第201页；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第237页。 178
澳门华人早塑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的缘由、地点，还是实际功能，三街会馆应是一所商人会馆。作为商人会馆，它的成立结束了神庙——妈阁庙与娘妈新庙所承担的澳门华商会馆的功能。三街会馆虽然独立于神庙之外，并履行着超出了一般工商性社团的综合功能，甚至有澳门 “ 华人总机关 ” 之称谓，但它还不是一个近代性社团，其与许多传统社团相同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它的庙宇化特征。三街会馆供奉关帝为守护神，在澳门，其又称 “ 关帝庙 ”。在民间信仰中，关帝属于万能神，与文财神比干并称为武财神，是公认的商贾保护神。从明清时代全国各地的商人会馆多供奉关帝神衹看，三街会馆确属商人组织，同时也说明它与其他商人会馆一样，属于前近代商人团体，是一个具有过渡性特征‘的功能复合型社团。供奉行业祖师为保护神是传统行会组织的共同行为，也是一个标志性特征。在商人会馆之外，澳门的其他手工业行会组织，如上架行会馆、工羡行会馆；泥水行会馆等早期工商性同业组织都奉祀共同的祖师——鲁班。上架行会馆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澳门木艺业（做木行、搭棚行、油漆行）的手工业行会组织。该馆的创建、焚后重建和馆址土地权购置所需资金都是行业内同仁捐款，在捐款动员过程中，行业祖师的象征性符号资源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激励作用。“未建创会馆，安可以祀先师”，供奉鲁班先师成为创建会馆的动力。咸丰五年（1855年）该馆焚毁，不久，“藉赖天恩，及我行内鲁班先师洪福”，“众信行友欲重修会所，指日签题，灵据龙蟠，人皆雀跃。重解囊而乐布，白散谪仙之金；……财较旧日而更易捐输，人比从前而发达和唱。故积同人积聚，一举遂成 ”。“ 所以会馆入门之大堂，辟为鲁班师傅殿。供有鲁班塑像，社坛香案，祭具俱全，如庙宇然。每年六月十三日鲁班师傅诞，行中工友例必休息一天，在会馆中铺张庆祝，弦歌酒宴，异常热闹”。①始建于咸丰四年（1854年）的工羡行会馆是澳门造船业行会，造船业崇奉鲁班为祖师，故而会馆大堂专设鲁班神殿，以备四时奉祀，会馆因此也称祖师庙。与工羡行会馆同时代的泥水行会馆创建于咸丰五年（1855年），据《泥水行公所碑记》：“盖公所之设，原为集议神功事务。我泥水行先师庙……为行中有事聚会，兼备春秋祀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第240—241页。 1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焉。”又据光绪元年(1875年)《泥水行会馆修整后楼碑记》：“际此庙貌重新，神益威而赫濯；栋宇复整，灵更播而辉扬。……惟愿我同人踊跃，齐心以奉祖师，则冀神恩之默佑，福有悠归矣。”①可见，澳门早期手工业行会组织的庙宇化色彩之浓厚，一些会馆的活动与功能往往供奉祖师的成分超过行业利益调整，增大了传统行会组织向近代工商社团直接转化的滞碍性，预示了新型工商社团生成路径难以利用“故道”，而需另辟“新途”。19世纪在澳门出现的超地缘性同业行会组织，作为澳门经济变迁的社会果实，反映了与当时澳门经济结构与发展层次的一致性。商业会馆与手工业会馆为主的行会组织分布对应于商业与手工业在19世纪澳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上架行、工羡行、泥水行会馆成为手工业会馆中的发达组织对应于木质帆船制造与建筑在澳门手工业中的显赫地位。行会性质的会馆所对应的经济基础，属于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行会性会馆的成员资格以取得行业身份为标志，不以资本人格相区别，成员中既有雇主，也包括帮伙、学徒。其领导人是商业富绅与行业把头，而不是资本家。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门经济中现代性因素的增长，以机械或半机械化为生产工具和动力手段的近代型企业在澳门陆续出现和缓慢发展，特别是近代型华商资本家群体的崛起壮大，原有行会性质的工商业社团越来越难以适应他们的需求，庙宇化与功利性的冲突，封闭保守与开放竞争的矛盾，成员身份模糊性与利益边界清晰化要求的对立，迫使行业性会馆沿着两条路径向近代变迁：一条是完全的庙宇化。如历史上处于澳门华商领导者地位的三街会馆，随着澳门街市扩容和三街商业兴衰，新的华商组织成立后，三街会馆原来的世俗性功能萎缩，以至于最终完全丧失，成为纯粹的庙宇——关帝庙。其业产送交镜湖医院慈善会管理。只有每年逢关帝神诞及财帛星君诞，搭棚建醮，演戏唱曲，再现往昔之热闹景象。另一条是工会化，如上架行会馆、工羡行会馆。随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分化，手工业行会成员中雇主层逐渐脱离会馆转向新型的商会组织，会馆因此而演变为行业性的工会组织。②上架行会馆转化为澳门上架木艺工会，工羡行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王文达：《澳门掌故》，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教育》出版社，1999，第241、244页。② 相关书刊将上架行会馆等手工业行会组织称之为早期澳门行业工会组织，或者视做现代澳门工会之源，这种看法是不妥的，行会与工会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成员构成、活动功能都存在本质性差别，不宜混为一谈。 180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会馆演变成澳门造船工会，馆内附设工羡造船工人子弟学校。在原有的行会性会馆之外，澳门近代华商资本家群体寻求创建一个超越行业界限的跨行业联合型工商组织，以维护其共同利益，就此所凝聚的动力成为澳门现代商会的催产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华商群体一起活跃于澳门社会的另一支社会力量是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其时澳门人口的职业构成如表7所示。表7 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门人口的职业构成序号职业构成人数（人）结构(%) 1896年1910年1920年1896年1910年1920年1 2 3 4 5 6 7 8 9 10 1112 商人、企业家 公务员、专业人员 商贩、自雇者 产业工人 商业、服务业雇员 海员* 学生 神职人员 军职人员 特种行业人员 其中：鸦片业     博彩业313 222 5579 913 3940 21747 1523 64 176 664161-242 817 3986 1335 4530 20998 3465 128 805115--327 901 5110 4529 5652 19804 4901 48 1585 917 57    1740.5 0.4 9.6 1.6 6.8 37.5 2.6 0.1 0.3 1.10.3-0.4 1.4 7.0 2.4 8.0 37.1 6.1 0.2 1.40.2--0.5 1.3 7.2 6.4 8.0 27.9 6.9 0.1 2.2 1.3 0.10.2 有职业者人口 有职业者占总人口比重 无职业者人口58010-1655856558-1830670956-13028100.0 77.822.2100.0 75.524.5 100.0 84.5  15.5 总人口 745687486483984100.0 100.0 100.0 说明：* “海员”，指水上人口，包括渔民在内。资料来源：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 1500—2000)》，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附表，第209- 210页。在澳门人口职业构成中，公务员、专业人员与学生是增长较快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职业分布，除政府之外，聚集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是学校与报社。从来源构成分析，澳门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由外地迁入的移居型知识群 1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体与本地培养的内生型知识群体两部分组成。内生型的知识群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而精英分子多属移居型知识群体。这种由外来知识精英主道的结构导致澳门知识分子群体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中精英分子的流徙不居，使得澳门知识界的活动易受外来影响。澳门知识界的政治性结社，无论是温和取向还是激进倾向的政治团体，其创立及其活动都有国内背景。前有以康有为、梁启超（简称康梁）为核心的改良派，后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澳门作为重要的活动基地。创报刊，兴学堂，立学会，是康梁改良派的主要活动。在康梁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维新派在澳门创办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知新报》，兴办大同学堂、原生学舍，组织澳门不缠足会与澳门戒鸦片烟分会。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领袖康粱流亡海外，创办保皇会，澳门改良派中坚人物、富商何廷光立即回应，组织澳门保皇分会，亲任会长。不久，康有为将保皇会总会迁至澳门，以利于就近指挥国内的保皇活动。保皇会在澳门组织茶谭社，邀请中外人士进行变法演说，设立保救大清皇帝公司，收支海外捐款，部署武装起义。在20世纪之初，澳门成为保皇派的舆论与活动中心。随着保皇会策划的国内起义失利，加上澳门热衷于保皇活动的富商何廷光经营不善，保皇会失去经济支援，终于日趋萎缩，1901年，《知新报》停刊，1903年，保皇会迁出澳门。与保皇会在澳门的活动及影响日渐式微相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力量开始加强在澳门的活动。组织政治性团体宣传革命，动员力量，策划支援国内革命行动，是革命派在澳门活动的主要内容。同盟会成立后，选派会员刘思复等赴澳成立冠名为“乐群书社”的秘密机关。1909年，澳门同盟分会成立。澳门同盟分会利用葡萄牙共和制度初立后澳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有利时机，把工作重点转向动员青年学生与策反军队。同盟会员潘才华在澳门创办培基学堂，学堂内设演说会，邀请同盟会员定期进行革命演说，影响和动员青年学生倾向革命。濠镜阅书报社是澳门同盟分会创办的周边组织，通过借阅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同盟会员，取得显著成效。值得一提的是，书报社吸引了一批澳门妇女，其中多位妇女后来投身革命。在澳门同盟分会的革命活动中，最为成功的是组织策划香山起义，并光复香山县城。 182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从改良派到革命派，他们在澳门创立的政治性团体及其活动，都取得了相当成就。虽然改良派与革命派存在着根本政治分野，然而他们在澳门组织的政治性社团共同将目标与物件锁定在澳门之外，也就是说，从政治活动的最终结果看，无论其成功抑或失败，都与澳门社会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正是利益上的“不相干”，澳葡政府对之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政策”，①同样，既是与澳门社会“不相干”，也就从根本上注定了此类政治性团体的命运——在外来支撑动力消失的同时，也湮灭于澳门社会视野。其与后来的澳门现代性政治社团是相互割裂的，不存在前继后替或死而复生的关系。即使如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澳门创建的政治性社团及其活动对澳门社会并非毫无影响，从结社视角来看，其影响有二。( 1 ) 由澳门改良派人士创办的一些文化教育团体，契合了澳门华人社会内部需求，不但得以延续，而且颇有作为。如澳门孔教会。康有为。托古改制”，尊奉孔子，他领导的保皇会将尊孔之风带人澳门。澳门纪念孔子圣诞始于保皇会。1899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澳门保皇会在原生学堂内隆重举行祭祀孔子诞辰典礼。《知新报》记载了祭祀盛况：“圣像端肃，烛设辉煌，冠裳璀璨，牲酒馥杂，拳跪起伏，行九叩首如礼，歌文成舞九章。升降之仪，与音相节。堂下门外，走观者不计其数，屏息鹄企，相顾动容，以为未见之事。”②1910年，澳门孔教会成立。由于得到了澳门许多绅商的支援，孔教会的活动和影响日隆。1914年，在邓莘农、邓梅卿等的发起下， “孑L教会捐款建立孔教学校；由卢廉若任校长，侨胞欣其有成多遣子弟就读， 学生多达四百余人， 极一时之盛。 该校并鉴于儿童体魄锻炼之重要，创办童子军，澳门之有童子军实由此始”。③可见，只要契合澳门华人社会文化传统与价值需求，民间社团就能够取得文化等社会资源的支撑而绵延不绝。事实上，直到今天，澳门民间尊孔祭孔之风仍然盛行不衰，孔圣诞的纪念仪式仍然由澳门孔教会主持。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对于同时代出现的“勘界维持会”，即使在澳门之外的广州、香港，也因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澳葡政府对之态度迥异于改良派与革命派在澳门成立的团体及其活动。② 汤开建等2001《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纪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广州：花城出版社，200l，第602页。③ 丁中江：《澳门华侨志》，台北：华侨志编撰委员会，1964，第68页。 1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 2 ) 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澳门创办的学堂，培养出澳门本土化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并给予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政治启蒙与结社活动的直接训练，为澳门内生型知识分子社团的诞生奠定基础。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人室弟子陈子褒在澳门创办多家学校，自编白话通俗教材，改革传统教育方式，注重小学、女子与平民教育，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为“蒙学会”），培养出像冼玉清、李应林等澳门本土人才。维新派人土还在澳门设立了第一所学堂——旄华商学堂。学堂内教授图画、唱歌、体操等为“当年守旧人物，视为荒废学业之举”的课程。较之于改良派，同盟会更是注重在底层社会的革命动员。由同盟会员创办的澳门培基学堂是澳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主阵地，学堂培养了许多倾向革命的知识青年活跃在澳门文化教育领域。可以说，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澳门留下了强烈影响，以至于后来澳门文化教育领域内功能性社团习染上了浓郁的激进色彩。四 结语纵观澳门早期民间组织的起源及其近代变迁，其演变历程在时序上形成阶段性标志与特征。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之前以宗教性的神庙组织为主体，以妈阁庙、莲峰庙的兴建为标志，是澳门民间组织史中的“神庙组织阶段”；第二阶段是19世纪中叶到世纪之末以世俗性的慈善团体为主体，以镜湖医院、同善堂的成立为标志，属于“慈善组织阶段”；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近代型工商社团和新式知识分子团体为主体，以行会性会馆走向解体与成立政治性团体保皇会、同盟分会为标志，属新式社团的勃生期。上述三个阶段经历了两次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宗教性组织到世俗性组织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世俗性组织内部的裂变与分化。澳门早期民间组织的性质及其形态变迁是澳门社会发展与社会分化的结果。澳门社会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功能化与社会阶层的结构化。从最早的宗教性信仰组织到近代新式社团的萌生，反映了澳门从渔农社会的整体性向近代社会专业化的缓慢过渡。近代型新兴产业的出现在促进专业化分工的同时，造就了新的职业群体。从表？所显示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门人口职业构成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在总人口中，海员（渔民）持续性下降，比重由从1896年的37.5%下降到1920年的27.9%。与此同时，产业 184
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 工人与学生增长迅速，绝对人数分别从1896年的913人、1523人增长到1920年的4529人、4901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从1896年的1.6%、2.6% 增长为 1920 年的 6.4%、6.9%。按照安德森( R.T. Anderson )的观点，共利社团(common interest associations)是一种复制的社会结构(repli-cate social structure)，是对现存社会结构的复制。①因此，澳门民间社团的形态变迁“复制”了澳门社会阶层的结构变动。而在澳门社会阶层中，19世纪之后，随着澳门特惠贸易条件的消失以及香港开埠对澳门的影响，华商在澳门的经济地位持续而迅速地由边缘移向中心，同时，特种产业在澳门的兴起以及有利于加快财富积累速度的垄断性经营方式，推动了富裕华商阶层在澳门的形成与崛起，华商群体作为澳门华人民间结社的核心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以商人为核心的澳门华人社会结构形态是澳门华人社团网路分布的社会基础。分析澳门早期民间结社的动力构成，不外乎内生与外来两个动力源，由此而形成澳门民间社团的内生型与外来型两条社团生成的制度化路径。源自澳门社会内部需求而生成的功能性社团，比之于外部力量为实现特殊目的而在澳门设立的社团，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由于澳门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内地政治经济变迁会在澳门形成或大或小的影响，因而澳门社团变迁中始终存在着内地影响的伏线。基于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民族主义促动下所形成的族群团结抵抗着来自外部影响而造成华人社团的政治分裂。国家民族观使合群行为超越特定群体或局部阶层范围而具有普遍价值。总之，澳门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所呈现的功能化分布与主导性社团的中心化特征，在进入20世纪之后，将随着功能领域内代表性社团的诞生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导致法团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在澳门形成。（原载吴志良、杨允中等编《澳门2003》，澳门：澳门基金会，200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R. T. Anderson and G. Anderson, "The Replicate Social Structure," Southwestern Journal ofAnthropology, Vol.18,1972, pp.365-370. 185
澳门社会排挤初探赖伟良*在澳门，社会各界对“社会排挤” ( social exclusion)一词可能比较陌生。但在欧洲，这个概念已被广泛采用于政策制定、学术研究及社会讨论方面；而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更视它为重点政策范畴之一。有鉴于此，本文亦尝试运用社会排挤这个概念，对澳门的情况做出初步分析，内容主要包括：①讨论社会排挤的含义及所涉及的层面；②分析近年澳门社会之社会排挤情况。一 社会排挤的起源社会排挤的概念源于法国，在1970年代，这概念是用来描述那些被政府在公共行政上忽略的社群，尤其是未能受到社会保护（社会保险制度）的弱势组群，例如伤残人士、单亲家庭、青年和没有社会保险之失业者。其后，随着在大城市边缘位置社区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排挤的定义亦包含那群对社会存在不满的青年及被孤立的个体(disaffected youth and isolatedindividuals)。①到了近期，社会排挤的理解与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precarious-ness)联系起来，市场的不确定性是指那些大规模失业、兼职和临时工作日趋流行及工作失去保障的情况。在1980年代末期及1990年代，社会排挤的概念便在欧洲流行，开始被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及其他欧洲组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赖伟良，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① Burchardt, T., Le Grand, J. and Piachaud, D., " Introduction, " in Hills, J., Le Grand, J. andPiachaud, D. (eds.),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86
塑门社会排挤初探 广泛使用。①英国新工党在1997年执政后，便成立一个跨部门的社会排挤工作小组( Social Exclusion Unit )，负责规划整体政策去针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排挤问题，其中最特殊的就是推行一系列的“新协议”( new deals )政策措施。②二 贫穷与社会排挤贫穷与社会排挤可以说是关系密切， 前者为后者概念发展的主要源头之一。如果从一个绝对的角度去看，贫穷可以被界定为未能维持基本生存需要(subsistence)的最低物质程度，所以生存便出现问题，而我们称这种情况为“绝对贫穷”( absolute poverty)。③但是，我们已是生活在发达的社会里，所要求的不再只是基本生存，故我们的基本需要亦应超越生存的范畴。因此，贫穷的定义亦必须扩大，在界定贫穷的工作上进入了“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的范畴。其中，英国著名社会政策学者Peter Townsend倡议采用一个相对匮乏 ( relative deprivation ) 的概念去理解贫穷，他在 1979 年的英国贫穷研究中首次发展一系列“匮乏指标” (deprivation indicators)去厘定贫穷的水平。根据他的观点，假若个人、家庭及组群因缺乏资源，而未能获取她／他们身处社会中普遍惯常的(customary)膳食方式、社会参与活动及居住环境设施，就可以被视为贫穷。④换句话说，贫穷就是未能获取社会普遍认同的生活模式，贫穷人士与社会大众在生活模式上有高低程度的差别，两者的生活领域出现了阻隔，双方的融合出现了障碍。这个对贫穷的理解，已开始步入了社会排挤的范畴。因此，社会排挤的讨论是从经济层面开始的，而贫穷便是其重要元素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Kleinman, M., A European Welfare State: European Union Social Policy in Context, Basingstoke.Palgrave,2002.② Percy-Smith, J.,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Percy-Smith, J. ( ed.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③ Alcock, p., Understanding Poverty (2nd ed. ), Basingstoke: Macmillan,1997.④ Alcock, p., Understanding Poverty (2nd ed. ), Basingstoke: Macmillan,1997, p.67. 1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三 社会排挤的定义那么，社会排挤究竟是什么意思？Ali Madanipour等学者视社会排挤为一个多层面的被排挤过程，各种方式的排挤是同时出现的；而那些排挤包括决策及政治的参与、就业机会及物质资源的获取、大众文化体系的融入。①Tania Burchardt、Julian Le Grand及David Piachaud指出，当个体未能参与所居住社会的主要社会活动( key activities ) 时，社会排挤就会出现；而且，她／他是希望可以参与的，只是受到本身无法控制的因素才会被限制参与。②根据英国社会排挤研究中心(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的理解，社会排挤必须包括三项条件：①被排挤个体是在地域上居住于某一个社会；②她／他在自己未能控制的情况下，无法参与该社会普遍公民都能够参与的社会活动；③而她／他是希望参与那些社会活动的。③欧洲委员会认为，当个体受到连串及不断变动的因素的影响，被排除于社会普遍的相互活动、行为方式及权利行使之外，社会排挤便会出现；而其中贫穷是最主要的因素。被阻碍行使的权利包括得到居住、教育、保健及社会服务的权利。④此外，Ruth Levitas从论述分析方面去讨论社会排挤的内容，社会排挤的理解分为资源再分配论( redistributionist discourse)、道德下阶级论(mor-al underclass discourse)及社会整合论(social integrationist discourse)。资源再分配论的核心是把贫穷视为社会排挤的主要成因，对各层面的不平等做出强烈的批判和否定。该观点特别强调，当个体或组群在经济、政治、社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Madanipour, A. G. Cars and J. Allen (eds.), Social Exclusion in European Cities: Processes,Experiences, and Response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1998.② Burchardt, T., Le Grand, J. and Piachaud, D., "Introduction," in Hills, J., Le Grand, J. andPiachaud, D. ( eds. ),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③ Barry, B.,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Isol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Hills, J., LeGrand, J. and Piachaud, D. (eds.),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2002.④ Percy-Smith,.I.,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Percy-Smith, J. ( ed. ),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 188
澳门社会排挤初探 会及文化层面之公民权 ( citizenship ) 受到剥夺时，社会排挤便会出现。道德下阶级论的关注点是下阶级社群的文化和行为特征，社会排挤是源于她／他们的文化与主流文化( mainstream)出现差别，’即她／他们的次文化及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的出现。该观点相信次文化及依赖文化令下阶级社群忽略工作伦理及家庭伦理，长期依赖社会福利，最终失去自食其力及自力更生的观念和能力，社会排挤便因此形成。社会整合论强调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soci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而把社会排挤的定义集中在受薪工作的参与方面。该观点认为受薪工作是同时具有经济及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当然是赚取经济资源以满足生活需要，社会功能就是建立相互性 ( reciprocal ) 之社会关系，达致社会整合及团结。所以，社会排挤是因为未能从事受薪工作。换句话说，参与受薪工作就是社会整合的主要途径。①其实，社会整合论就是把社会排挤的讨论从社会层面转到经济层面，而在经济层面则集中于市场的参与活动。总结上述对社会排挤之讨论，社会排挤的含义可以有下列四方面之基本元素：(1) 它是多层面的，排挤情况除了在经济领域外，还会在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出现：(2) 它是相对性的，排挤的效应必须根据被排挤者所处社会的境况做出评估：(3) 它是关系性的， 被排挤者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各层面与 “主流” 社群断绝了各种社会互动关系；(4)它的核心是有关社会活动之参与，排挤的主要指标就是不能参与各项重要的（或者说是必需的）社会活动，而这些参与则被视为公民之基本权利。四 社会排挤的层面既然社会排挤的核心是有关社会活动之参与，而人的社会活动是多层面的，故这概念亦是涉及多层面的讨论。Ajit Bhalla及Frederic Lapeyre指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Levitas, R., The Inclusive Society: Social Exclusion and New Labor, Basingstoke: Palgrave,1998. 1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出，社会排挤应包括经济、社会及政治领域。① Tania Burchardt、Julian LeGrand 及 David Piachaud 则提出社会排挤可以从五方面的普遍社会活动做检视：(1) 消费活动 (Consumption activity)：它接近传统对贫穷的量度，换句话说是从收入程度方面去界定；(2) 储蓄活动 ( Saving activity )：从退休金水平、个人储蓄水平及置业情况等方面去界定；(3) 生产活动 (Production activity)：从具有经济或社会价值之活动的参与程度去界定， 具体例子包括受薪工作、 接受教育及培训、 家中照顾工作等；(4) 政治活动 ( Political activity )：从能够改善或保持周遭或宏观社会及自然环境之集体性活动的参与程度去界定；(5) 社会活动 ( Social activity )：主要从两方面去界定，包括：与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重要交往及互动方面的参与程度；在文化组群和所属社群建立身份认同之程度。②其后，她／他们又从四个层面去进行社会排挤情况的分析，当中包括：( 1 ) 消费 ( Consumption ) ： 指购买货品及服务之能力；( 2 ) 生产 ( Production ) ： 指在具有经济及社会价值活动方面的参与程度；( 3 ) 政治参与 ( Political engagement )：指在社区及国家层面政策制定过程中之参与程度；( 4 ) 社会互动 (Social interaction)：指与家庭、朋友及社区成员之融合程度( integration)。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Bhalla, A. & Lapeyre, R , "Social Excluslon: Towards an Analytical and Operation Framework,"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28,1997, pp.413-433.② Percy-Smith, J., "Introduction: The Contour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Percy-Smith, J. (ed.),Policy Responses to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Inclusio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0.③ Burchardt, T., Le Grand, J. and Piachaud, D., " Degree of Exclusion: Developing a Dynamic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in Hills, J., Le Grand, J. and Piachaud, D. (eds.) ,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90
澳门社会排挤初探 虽然社会排挤是多层面的，但无论从这个概念的发展源头还是现时各学者的理解中，经济领域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Ajit Bhalla及Freder-icLapeyre认为，收入、生产（就业）及获取货品和服务（基本需要的满足，如住屋、保健和教育等）是在经济层面中社会排挤的主要元素。①在Tania Burchardt、Julian Le Grand及David Piachaud的分析架构中，经济层面则主要由消费及生产两部分组成。在消费层面，其量度指标是家庭收入等于整体家庭平均收入的一半。在生产层面，其指标是没有／未能就业（包括自雇及受雇）、接受教育及培训和从事家中照顾工作。②五 澳门的社会排挤情况因为经济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排挤层面，故本文集中探讨澳门在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挤情况，而分析之层面包括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生产方面的指标是澳门的劳动参与程度，消费方面的指标则是劳动人口之收入水平。（一）生产层面之社会排挤既然劳动参与是生产层面的重要社会活动，劳动力参与率及失业率便成为反映社会排挤情况的重要数据。表 1 是澳门在1996-2003年间的劳动力参与率。在这几年间，劳动力参与率总数都超过60%，但近年来有明显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66.7%下跌至2003年第三季度的60.5%，跌幅达6.2%。这显示越来越多的可就业人口没有参与劳动市场。当然，不参与劳动市场可以由自愿性因素或非自愿性因素所导致。自愿性因素包括选择接受教育或培训，选择留在家中从事照顾工作或家务打理工作，选择退休或较休闲的生活方式，等等；非自愿性因素主要是受到个人或／及社会因素所影响，而被迫失业或不能就业。虽然我们不可断言约四成没有参与劳动市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Bhalla, A. & Lapeyre, F., " Social Exclusion: Towards an Analytical and Operation Framework,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28,1997, pp.413 -433.② Burchardt, T., Le Grand, J. and Piachaud, D., Degree of Exclusion: " Developing a Dynamic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in Hills, J., Le Grand, J. and Piachaaud, D. ( eds. ) , Understand-ing Social Exclu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场的人士必定是面对社会排挤，但我们可以相信，在她／他们当中有部分确实是遭受一定程度的社会排挤。而且，随着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就应有越来越多的可就业人口正面对社会排挤的处境。此外，男性之劳动力参与水平比女性高，在2003年第三季度，男性的劳动力参与率是68.9%，女性是 53% ，前者高于后者近16% 。这显示女性的社会排挤情况较男性严重。假若我们再观察各年龄组群的数字， 就可以得知，年长组群（在55岁开始）之劳动力参与率不断下降。例如在2002年，50-54岁组别的参与率是72.4%，但到了55-59岁组别，参与率已是59.8%，到了60-64 岁组别，参与率更是下降至41.8%，最后在65 岁或以上组别，参与率降至10.2%。其实，55-59岁组群的参与率已开始低于该年的整体数字，且减幅十分急速（见表1）。所以，年龄在55岁以上的年长组群，其参与劳动市场的机会急速下降，她／他们面对社会排挤的机会则大大增加。表1 澳门劳动力参与百分率（1996- 2003年）单位：% 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统计年鉴1997》、《统计年鉴2000》、《统计年鉴2001》、《统计年鉴2002》及《就业调查2003第三季》。 192
澳门社会排挤初探 由于失业者是被迫离开劳动市场的，所以她／他们直接遭受社会排挤。表2是澳门在 1996 - 2003 年间的失业率，数字显示，近几年澳门的失业情况仍然严重，由1996年的4.3%上升至 2003 年第三季度的 6%，而从 1999年开始已超过6%以上。这反映出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近年社会排挤的情况较过去严重。此外，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年轻组群的失业情况较整体严重。14 - 24岁的组别在2003年第三季度的失业率是14.3%，较整体失业率(6%)高出8.3%，故她／他们亦是较容易遭到社会排挤的一群。表2 澳门失业百分率(1996- 2002年)单位：% 资2002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统计年鉴1997》、《统计年鉴2000》、《统计年鉴2001》、《统计年鉴2002》及《就业调查2003第三季》。总结上述分析，从劳动参与及失业情况来看，被迫排除于劳动市场之外的人口持续增加，故近年澳门在生产层面之社会排挤情况确有严重化之趋势。此外，由于女性和年长人口（55岁或以上）的劳动参与程度较低，以及青年（24岁或以下）的失业情况严重，所以，她／他们更属于较“脆弱”的社群，面对社会排挤的打击较其他组群严重。 1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消费层面之社会排挤消费活动的检视指标是收入水平；而个体及组群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是反映其贫穷程度的指标。 本文所采用的收入指标是 “ 低于整体社会就业人口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这其实在国际上也是惯用的相对收入贫穷线。表3是澳门在1996 -2003年贫穷就业人口占整体就业人口之比例。在过去三年，每月收入低于贫穷线的就业人口都超过14%，例如在2003年第三季度为14.9%，在2002年为14.2%，在2001年为14.4%。换句话说，近年来澳门都有超过14%的就业人口，可界定为 “ 相对贫穷 ” 组群；而她／他们在消费层面是处于被排挤的境况，绝对值得关注。此外，从1997年开始，这贫穷就业人口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10.8%增加至2003年第三季度的14.9%，增幅超过4%。这情况显示，处于社会排挤境况的就业人口，近几年亦是不断增加的。表3 澳门低于贫穷线就业人口占整体就业人口之比例（1996- 2003年） 资料来源：表中低于贫穷线就业人口之比例，系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每月工作收入及性别计之就业人口》( 1996 -2001年 )及《就业调查2001》、《就业调查2002》、《就业调查2003第三季》的数据所推算。此外，低收入除了直接导致消费层面的社会排挤外，它与生产层面的社会排挤亦息息相关。低收人工作通常都不是生产过程的核心工序，其特 194
澳门社会排挤初探 征是性质不稳定，较非技术性，流动性较大，替代性较高。由于这些特征，令担当低收入职位的劳工都较容易失去工作，变成失业人员，遭到多层面（生产）的社会排挤。表4是澳门在1996 - 2003年间低收人就业人口之比例，而笔者是采用2000澳门元或以下作为低收入的界线。结果显示，在过去几年，低收入就业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从1997 年的5.2% 增至2003 年第三季度的 10.4%， 增幅达一倍。因此，同时面对消费及生产层面社会排挤威胁的就业人口，其数目在近年来不断增加，情况确实令人忧虑。表4 澳门低收入就业人口之比例（1996 -2003年）单位：% 年份 每月收入等于或低于2000澳门元的就业人口比例 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第三季度）6.85.26.98.89.011.210.610.4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每月工作收入及性别计之就业人口》(1996～2002)年及《就业调查2001)、《就业调查2002》和《就业调查2003第三季》。我们可以从以上分析得知，现时澳门处于消费层面之社会排挤境况的就业人口，其比例绝不偏低，且近几年不断增加。还有，随着低收入就业人口的快速增加， 同时面对消费及生产层面社会排挤威胁的人数亦持续上升。六 结语分析显示，澳门近几年在经济层面的社会排挤情况不断恶化，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虽然在过去两年内本地的经济环境已有明显改善，但这并没有大幅度减少社会排挤的情况，故经济增长是不会“自然地”改善社 1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会排挤问题。其实，除了使被排挤的个体及组群处于困境外，社会排挤亦会影响整体社会的整合和团结。因此，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社会排挤的问题应有更多的关注，而笔者在此尝试提出两方面建议。首先，政府及民间组织应通过社会保障、劳工立法及社会服务，为那些失业及低收入组群提供更全面的支援，以减低这些组群所遭受的社会排挤程度；而其中对妇女、年长人士及青年的就业需要应有更大的关注及提供更多的协助。其次，政府及社会各界应一同合作，对澳门之社会排挤情况做更深入之探讨，了解在不同层面被排挤组群的性质和数量、被排挤的成因，以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作为参考之用。（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2004年第21期，澳门：澳门基金会） 196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蔡幸强**一 引言说澳门是全球化和移民潮的产物绝非夸大之词。如果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商品和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流动，该过程的开端可追溯到葡萄牙探险家到世界各地寻找香料和财富，澳门就是他们为其贸易王国在远东建立的最早的一个哨站。16 - 17世纪，兴盛的贸易给这个先前杳无人迹的半岛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城市，一大批葡萄牙人、欧洲人、混血儿、奴隶以及中国人被吸引到这里做生意，为数不少的劳工也涌到这里从事货物搬运及与港口有关的工作。贸易的兴衰紧密地反映在澳门人口数量的增加上。①在近代历史中，对澳门贸易打击最沉重的一件事情，便是英国在1840年代初成功地从中国夺取了比邻澳门的香港，并将其开放为自由港，长期驻于澳门的贸易从此大举移离，澳门的财富和人口也随之骤减。葡萄牙人面对这次危机表现出不寻常的果断。亚马勒(Joao Maria Fer-reira Amaral ) 被派往澳门去进行一项彻底改变其政治基础的任务。 简单来说，亚马勒要把澳门从一个租借地、事无大小得与中国协商的现状，转变成一个由葡萄牙拥有绝对主权的殖民地，从而使葡萄牙可以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葡萄牙帝国下的一个自由港，并能与香港在平等的政治基础上进行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Miranda Lei为这篇论文提供了帮助，特此感谢。** 蔡幸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政府及行政学系助理教授。① 古万年、戴敏丽(1998)对这个时代的人口变化提供了有用的概述。 1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争。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重振澳门经济繁荣的梦想没有实现，香港的经济发展远超澳门。尽管如此，经过了亚马勒时代，澳门的政治地位确实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新获得的自主权容许其经济在接下来的150多年间得以幸存。举例来说，19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的掠夺形式从贸易转化为殖民地种植园式生产，因而需要大量劳动力，拐卖中国人口（即所谓猪仔、苦力）到东南亚及美洲的殖民地当苦工的生意便应运而生，其中一个重要的苦力买卖及出口港便是澳门。今天澳门以赌博闻名于世，而赌博在从民间习惯转化成为澳门经济产业支柱的过程中，和苦力贸易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赌博是骗人卖身当苦工最常用的手段之一。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环境对澳门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赌博业的性质也经历了一次十分彻底的转变，从而成为主要服务于香港游客的外向型产业。除此以外，自1960年代起，为数不少的外来（尤其是香港地区）投资者，利用葡元区 ( Escudo Zone ) 和欧洲共同市场提供的便利和关税优惠，在澳门设立了大量的出口导向型制造厂，把澳门推向工业化时代。②显然，这两个产业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工业，一个是服务业，但它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相同点，就是都得依靠大量人口的流动。赌博业依赖频繁的人流，把身揣巨款的游客，带到澳门这个在附近区域唯一将各式各样的赌博合法化并赖以为生的地方，去寻求刺激、消闲和发横财。出口导向型工业名义上是出口纺织品或其他制造业产品，实际上是出口廉价劳动力，只不过这些劳动力隐存在产品内。以澳门的人口来说，保证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对澳门工业的存亡尤其重要。从以上对澳门历史极为简略的描述中可以看出， 现在的 “ 外地劳工 ”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基于两个独特的条件。第一，澳门以一个相对自主的实体存在，有公认的边界，并且可以决定什么人和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进入这个边界。这个自治权的建立始于19世纪中期的亚马勒，但它在冷战时期得到进一步确认。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仅默认了这一自治权的存在，甚至在1974年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 (Revolution of the Carna-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见Pina-Cabral (2002), Gunn (1998)和萨安东(1997)。② Clarenre-Smith ( 1985: 202-203 ) 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澳门如何成为葡萄牙帝国的纺织和成衣中心。 198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tions)，赶走了拥护殖民主义的独裁政权之后，中国政府还拒绝了革命后的新政府提出归还澳门管治权的建议。第二，澳门接纳了建立出口导向型工业为其全球化的策略。在1970年代，劳工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在澳门快速扩张，直接提升了各个经济领域对劳动力的需求，引致工资的上升，正逢此时中国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中国对边境控制也开始放松，大批内地移民涌人澳门，暂时舒缓了澳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正因为如此，澳门政府对这批移民不但采取宽容甚至可以说是欢迎的态度去对待他们。但后来当这批非法移民人数越来越多，对澳门的医疗教育、居住环境、基本建设及政治稳定构成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和威胁时，澳门政府只得改变政策，一方面加强边境控制，阻止移民潮，另一方面在1988年颁布了一项关于引进外地劳工的法令，以此控制和调节劳工的流人。从此，外地劳工和澳门政治争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二 关于澳门外地劳工的争论外地劳工（简称外劳 ） 在澳门整体劳动力中占有很重的比例。1995年是在澳外地劳工的高峰期，共有35286人，占约20万总受雇人口的16.4%。这个数字在 2003 年第三季度减至 23221人，也就是全部劳动人口的11.5%。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2002年，为77%），紧随其后的是菲律宾和泰国（2002年，分别为13%和2%）。来自中国内地的外地劳工大部分受雇于非技术性的制造业和服务性行业，如纺织、服装、玩具、酒店和饮食业。就工资而言，他们所得的要比同职位的本地工人少20%～40%（见表1、表2）。在这23221 名外地劳工中，总共有5113 名被列为技术性外地劳工，占总数的22%。但是澳门对技术性劳工的定义是含糊的。举例来说，家务助理这个通常被认为是非技术性的职位，在澳门也被界定为技术性外地劳工，并且是技术性外地劳工中最大的组别 ( 2414 人， 占总技术性外地劳工的47%)。如果减去这批家务助理，技术性劳工占整体外地劳工的百分比将下降到11.6%。 1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1 澳门受雇人口和非本地劳工总数年份 受雇人数（千人）失业率 (%)非本地劳工 总数占全部受雇 人数(%) 受雇于 制造业(%) 受雇于餐馆 和酒店(%)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2003 * 200.59 201.05 196.12 195.29 202.81 200.57201.973.2 4.6 6.3 6.8 6.4 6.36.029723 32013 32183 27221 25925 234602322114.8 15.9 16.4 13.9 12.7 11.711.5 N.A. N.A. N.A. 57.5 60.1 56.358.0 N.A. N.A. N.A. 10.6 9.3 9.010.9 说明： * 第三季度数字。资料来源：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Macao Government, Principal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fMacao, various years。表2 本地工人和非本地劳工的收入水平年份 制造业每月平均收入（澳门元）*餐馆和酒店业每月平均收入（澳门元） 本地工人 (A)外地劳工 (B)B/A(%)本地工人 (A) 外地劳工 (B)  B/A(%) 2000 2001 20022003 4739 4685 449946443142 3346 3207299666.3 71.4 71.364.55353 5318 53915291 3917 4100 43294200 73.2 77.1 80.379.4 说明： * 第三季度数字。资料来源: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Macao Government, Manpower Needs and Wages Survey-Manufacturing, Hotels, Restaurants and Banking and Insurance, various years.在澳门，外地劳工集中于非技术行业，这些行业同时也是大部分本地工人寻找工作的地方，外地劳工很自然地受到本地劳工的敌视，被指斥为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压低了他们的工资。在社会整体层面，外劳问题也是澳门工人对政府不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外地劳工问题对经济、民生及政治稳定都有重要影响，所以引起了不少澳门学者的注意。我们可粗略地将这些学者分为两组。 200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第一组学者主要由经济学家组成，其代表有陈守信( 1999 )和萧锦雄( 2003 ) 两位。他们都同意澳门需要引进外地劳工，因为劳工进口不仅减轻了工资上涨的压力，同时也增强了澳门的竞争力。但萧锦雄比陈守信走得更远，他为外地劳工对工资水平和失业率的不良影响进行反驳，可惜的是，他使用的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 例如外地和本地劳工小于 1 的替换率。①。他还引用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调查结果，来支持他认为外地劳工并不对本地劳工构成不良影响的观点，但忽略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与澳门十分不同，这些论证并不适用于澳门。②尽管陈守信也支持输入劳动力，但他较为谨慎地敦促政府对外地劳工问题采用一个比较有弹性和温和的方法，以防止本地劳工的不满情绪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对输入外劳政策进行定期检讨，并因应本地劳动力市场的周期变动，相应地调整外地劳工输人数量。第二组学者包括赵旅平等人( 1998)，以“推拉理论” ( pull-push theo—ry) 分析外地劳工问题。他们指出，追求改善生活质量的经济诱因，无可避免地吸引一些移民跨越政治边界。对政府而言，要想抑制这种形式的劳动力全球化是徒劳的。相反，依赵旅平所见，政府应该采取更实际的方法来管理劳工的流人以实现经济回报的最大化。赵旅平对澳门输入外地劳工计划的主要批评，集中在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上，澳门缺乏强而有效的政治领导。一些利益团体尤其是那些来自工商界和工会的利益团体，对政府有很强的影响力，以致政府政策摇摆不定，这往往取决于利益团体政治角力的结果。赵旅平指出，这种多元主义式的“仲裁人” ( umpire)型结构，才是导致澳门外劳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萧锦雄 ( 2001: 581 - 582 ) 的主要论点是外地劳工对本地就业市场的影响是言过其实的。据他所言，外地劳工的输入总会降低工资水平，从而促使雇主雇用更多的工人。因此，本地工人因输入外地劳工的职位损失总是比输入外地劳工的数量少，亦即替换率小于1。作者的结论是，只要替换率小于1，输入外地劳工就是合理的。显而易见，这推论是不合逻辑的。只是外劳取代本地劳工的比例小于1，并不意味着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不受影响。例如，即使要两个外地劳工才取代一个本地劳工的职位，对本地劳工而言，仍然有一个职位的损失。同时，这里没有任何保证减低工资所产生的新职位，一定会落在本地工人身上。② 例如，萧锦雄（20叭：583）使用一个美国的个案研究结果来证明移民的数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规模远比澳门的大，同时，它的人口和工业特征也与澳门的很不同，笔者并不明白为什么从前者的论据可直接适用于后者。 2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正如余振 ( 2001：165 ) 等学者指出的，一直以来，商界的声音在政府内部总是占很重的分量。因此，解释澳门政权本质一个更合适的理论，是资本主义型国家理论 ( capitalist state theory )。作者无意在这里花大量的篇幅讨论关于政权的阶级本质，①这里只是想指出，赵旅平用了一个不合适的例子来证明他的多元主义型国家的主张，因为任何一个输入外劳计划都有一个阶级本质，就是弱化本地劳工的议价能力。因此，任何措施用来减轻输入外劳对本地工人的影响，都只是希望减轻其抗拒，强化输入外劳政治上的可行性，延续这个阶级性的输入外劳计划。尽管赵旅平的多元主义式国家这一概念不无问题，但他在文章的其余部分，却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就是政府在控制劳工流入上起了关键作用。赵旅平指出，任何一个输入劳工的计划都带来社会和政治后果，因此，这些计划的设计与执行都不应该、也不能完全由经济因素决定。就此而言，赵旅平可被归入批判“推拉理论”的阵营，因为他并不认为人口移动可以用利益最大化的纯个人理性选择去解释。三 劳动力和全球化：超越“推拉理论”现今全球化的论说仿佛对传统的“推拉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家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和资讯、交通网络的普及化，大大促进了非法和合法的劳动力跨境流动。依据这个全球化理论，国家对抑制这种人口的流动是无能为力的，就像它对控制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束手无策一样。劳动力注定会跟随商品、生产和资本融入全球流动的网络中。然而，其他作者如Stalker ( 2000 ： 57 ) 和 Alburo ( 1998: 157 )，在劳动力流动和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上却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们指出，劳动力与资本流动间存在一种取代效应，即全球化会加快外来资金到第三世界建立起外向型工业，提供就业机会，因而劳工再不需要越过边界去寻找工作机会。当全球化把各国的生活水平推向一致时， 劳动力跨境移动的经济诱因最终将会完全消失。然而，由于这些经济中心主义论忽略了移民过程中的结构和社会政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Hay (1999)对有关争论的介绍。 202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因素，也备受批评。①许多结构主义者，如Sassen (1988: 18)就提出，与其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扩张是解决外劳问题的方法，毋宁说它才是导致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当资本主义力量渗透到第三世界，传统生计受到破坏，迫使许多人离乡背井去寻找工作，那时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丰裕的生活便产生不可抗拒的诱惑，引诱他们不顾危险出国一试。其他学者指出，在外地工作的劳工几乎很少没有联系到一个现存的社会网络，不管这是一个海外同乡社区，还是由人口贩子操纵的地下偷渡组织。经济利益会构成迁移的动机，但只有那些确实能联系到这些社会网络的人才能成行(Cas-ties, 2002 ： 1150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接收国的政治形势对移民流动模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在那些经历过一段强劲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亚洲国家里，强大的雇主集团可以迫使政府输入外地劳工以降低生产成本( Guiraudon ＆ Joppke, 2001；Findlay, et al., 1998)。这些学者与前面提及的一些经济学家相反，认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提高劳动力的跨境流动(Sassen,1998：12)。雇主要求输入劳工，原因是外地劳工被认为是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很多学者认为，国家扮演了一个必要的角色来催生这个廉价外劳的现象。假如政府的政策只容许外地劳工在一个分割出来的劳动力市场( segmented la-bout market)工作，这样便能防止他们赚取市场价格。外地劳工被引入作为工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再通过社教化和丑化的过程将从不同地区引入的外劳在社会上定型，然后挑拨不同外劳群体之间和外地劳工与本地劳工间的歧视和竞争 ( Wolf, 1982 : 179 - 183; Robbins, 1999 : 48)。政府之所以有能力将外地劳工约束在分割出来的外劳市场，是缘于国际上的主权国家体系；它允许每个国家在其领域行使绝对主权，包括：控制边界；选择哪些人可以入境，哪些人被禁止入境；并可以单方面决定那些被容许入境人士的权利和责任 ( Mittelman, 2000 : 65)。据Parrneas ( 2001：48 ) 所言， 当一个外地劳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被剥夺公民权利和重新被划为次等公民的过程。在接收国内，外地劳工只被赋予经济公民权在劳动力市场出卖其劳动力，却没有政治公民权去要求得到平等的待遇。Rosewarne (1998,2001)和刘梅君(2000)做了很详尽的研究，揭示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Gardezi( 1995：19 -32)所提供的全面批判。 2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了政府如何去建构外地劳工成为一项“价廉物美”和可以“灵活运用”的劳动力资源。以防止外地劳工过期居留和保护本地工人工作机会为借口，政府用立法或要求将其写入标准合同内的方式，推出各种各样的机制来控制和监管这些外来劳工。例如外劳通常被限制在某些特定的行业，即所谓的“3D”行业 [ 即脏 ( dirty )，难 (difficult)，险 (dangerous) ]，并且只能为替其申请工作许可的雇主工作。为了缴纳昂贵的介绍费，外劳不得不举债，或者同意在开工后的工资里每月扣除。不论哪种方式，都使外劳极为害怕失去工作而赔了介绍费。外地劳工实际上沦为“契约劳工”(bondedlabour)，也变相鼓励雇主支付他们远比当地工人少的工资。根据这些作者的观点，外地劳工的“廉宜”不仅仅由于资方可以支付较低的直接工资，也在于输入地区可免于承担劳动力“再生产”(reproduc-tion )的长期成本。例如， 在外劳到步前和后都会进行身体检查，以确定他们可以立刻投入工作，不需投入医疗开支。因为没有公民身份，他们都不能享受包括教育、房屋和社会援助在内的各种福利。在很多情况下，外劳是被禁止带同家人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而女性外劳因其生育的自然功能，还会受到歧视性的监管，例如在合约期间禁止和当地人结婚或怀孕，如果怀孕就会被立即遣返回国。①除廉宜外，外地劳工也被称为可以 “ 即用即弃 ”、灵活使用的劳动力。外地劳工通常是用短期合约来聘用，并且只有极少的职位保障，因而可随意雇用或解雇。这种灵活性带来很多其他的好处。其一，使外地劳工不敢违背命令或阻碍生产( 龚宜君，2002；Sassen，1988：40 )。其二，外地劳工的灵活性和驯服性也预期在整体劳工市场产生连锁反应，不就范的本地劳工，其工作可以被海外劳工所取代。据刘梅君 ( 2000：73 ) 所言，外地劳工给资本家最重要的利益正是对整体劳工阶级的威吓和纪律约束效果，而不但在于可以用低廉成本去购买劳动力。因为若将各类社会和运作成本，包括招募新工、遣返回国、疏导当地反对输入外劳的社会不满等计算在内的话，外劳就不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便宜了。对政府而言，外劳的引进给它提供了一个新的管理劳资关系的工具。例如，社会上对失业问题的不满可转移到外地劳工抢走了本地工人的饭碗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刘梅君(2000)对台湾外劳再生产问题的精辟讨论。 204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上，困难的就业问题就可以用简单地加重对没有反抗能力的外劳的苛刻待遇来解决，外地劳工变成政府的替罪羔羊。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操控，也因外劳的输入而变得更为有效，如通过有选择性地收缩（或放宽）输入外劳的条件，或加强（或减低）边境巡逻来调整非法劳工的供应，直接干预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供给。Rosewarne ( 2001 ) 注意到，杜绝非法外劳往往是政府用来合理化输入外劳的首要论据，然而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输入外劳后，或因政府没有同时收紧边境控制，或因那些合法劳丁逾期居留或来到后改当黑工，大量的非法外劳仍然同时存在，输入外劳的实质意义好像只是把外地劳工分为合法和非法两类而已。当非法外劳是一项罪行时，非法外劳无论在工资、劳工保障以至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都变得比合法外劳更低下，更无助( Sassen，1998：26 - 27)。所以，Rosewarne(2001：77)认为非法外劳这一组别是政府故意为资本家制造出来的，以方便他们进行剥削。可能没有很多人完全认同Rosewarne的观点，但无可否认的是，非法外劳的存在确使政府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上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例如，在面对针对外劳的不满时，政府一方面可以顺应民意减少输入；另一方面却可通过改变难以察觉的行政措施，例如放松边境管制或缩减打击非法入境者的行动，去增加非法劳工的供应，因而又可免于受到企业主的责难。生产的全球化加剧了劳工的跨国界流动，企业选择生产位置的自由，是建基于劳工可以自由流动到那些需要其劳动力的地方(Harvey, 1982 :381)。然而，这种自由流动并非是完全任意的。相反，政府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中介角色，甚至可以说政府决定了这种流动在何种情况、何种条件下发生。因此，政府的参与和操纵是所有输入外劳计划的先天要素。难怪Rosewarne ( 1998：978 ) 指出当前劳工流动的特色是：没有自由化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without liberalization).四 外地劳工：补充或是取代？澳门的输入外劳计划正式始于1988年颁布的12/GM/88号批示和49/GM/88号批示， 这两套批示分别允许输入非技术和技术劳工。 那个时候，澳门的人口和就业政策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该转变的起始可追溯到自1970年代末以来从中国内地涌人澳门的大量非法移民。最初，这些非法移民很 2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快地为蓬勃发展的劳工密集工业所吸纳。然而，渐渐地，大量的移民占用了原本已并不充足的社会设施，使得居住环境更为挤迫。最重要的是，这些非法移民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试图迫使澳葡政府宣布特赦和赋予公民权。非法移民所引起的政治不安最终迫使当局大幅调整其放任的移民政策，而建立了一个较有系统的管理制度去引入工业所需的中国内地劳工。①这些调整表现为以下几点。(1) 和内地订立协议，确定输入澳门的合法移民定额为每月不超过120人，换句话说，通过移民渠道大量输入非技术劳工的做法起码在名义上宣告结束。从此以后，大部分合法移民配额都是用来做家庭团聚之用。( 2 ) 继1981 年1月和1982 年 3 月的两次特赦后， 1990 年 3 月澳门政府发出第三次特赦令。这次特赦的规模远较此前的庞大，给予大部分已身在澳门的非法移民合法地位，也适时地拆除了非法移民挑战澳门当局这一颗定时炸弹。这三次特赦，总共使70111个非法移民获得了合法地位，约占1991年澳门总人口的20% （Yuan，1993：99、101；江志，2001）。(3) 在 1990 年 6 月修订移民法，规定雇用非法移民为刑事罪行，违反者可被判监禁。(4) 自 1988 年开始，为满足劳动力需求，雇主可通过合法手续，申请输入外地劳工(Yuan，1993: 100-101)。初时，官方用以合理化其输入外地劳工的论说是，即使厂家愿意提高劳动报酬，澳门本地的劳动力仍然不能满足每年以30%速度增长的制造业需求。②然而，从1990年代末期开始，官方对援用的理由做出较大的修改，“结构性失业”成为最常用的理由，用来合理化继续输入外劳的政策。也就是说，即使本地劳工面对上升的失业率，但是因为制造业的工作性质和工资水平对本地劳工没有任何吸引力，这些工业仍需引入外劳。③这种论说亦和政府所坚持的认为外劳只是补充而绝非取代当地工人的说法遥相呼应。官方的标准立场是：外劳是不允许抢走本地下人的工作机会或是损害其经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Lo (1990：160 -161)描述了一次示威游行的情况，并记录了政府处理该示威的混乱和不知所措的反应。② 关于早期有关争议，参见吴国昌(1990: 149-161)。③ 参见2002年4月28日《澳门日报》。 206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济利益的，这点现已被写进了《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①导致官方调整说法的环境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在1990年代后期，外劳的数量迅速增加到总劳动人口的15%，而澳门却经历着严重的经济衰退，官方的失业率已超过6% （见表1）。2000年中，也就是在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后不久的敏感时刻，反对输入外劳的不满情绪终于以街头示威的方式宣泄出来，工人举行了数次的示威游行，要求政府保护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和限制外劳人数。在7月初的一次游行中，政府在30年以来首次使用了催泪气体去驱散示威人群。②事件发生后不久，政府马上制定了一个临时为失业人士而设的就业再培训课程，向学员提供相对慷慨的生活补助金。最主要用来解说输入外地劳工的原因，是由于制造业所支付的工资太低，所以本地工人都不愿从事制造业工作。制造业雇用了超过55%的外劳，而他们的工资仅是本地工人的2/3（见表2）。因为本地劳工不愿意到工厂工作，所以工厂使用外劳进而使外劳抢走了本地工人饭碗的说法并不成立。按照这个论点，本地工人是自讨苦吃的。显然，上述论点的可信性取决于：本地工人对工资的要求是否确实是不合理的？政府颁布的统计资料对我们的分析没有太多的帮助，那里面几乎没有关于澳门生活成本的统计，并且，就笔者所知，也没有人或机构尝试过有系统地制定澳门社会的贫穷线。没有这些基本的资料，就很难客观地回答该问题。我们只能转变我们的提问方式：工厂支付给制造业外劳每月2996澳门元的平均工资（2003年数字，见表3），是否能支撐一个三口之家的生活消费，以确保劳动力的再生产？一系列的指标显示，这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工作局给一个三口之家定的“最低维生指数”为 3510 澳门元，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低于这个数字便合乎资格地接受政府的社会援助。③而同一个家庭，申请公共房屋入息上限是每月6000澳门元。④根据“1998/ 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 ( 4/98/M ) 第九章规定外劳不能取代本地工人。这条法律也建立了其他很进步的制度，但是很显然，它可以说只是表达了一些良好意愿，因为许多条款并没有被施行，例如，条款 7—c 规定了成立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澳门的劳工仍然未享有最低工资保障。② 参见2000年6月3日《经济日报》（香港）。③ 参见http://www.ias.gov.mo/web2/big5/index.htm。④ 参见房屋局网站：http://www.ibm.gov.mo/hs-faq-c.htm。 2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999家庭收入调查”，制造业所付的每月2996澳门元的工资仅仅相当于一个单身家庭每月平均收入8384澳门元的1/3，也只是全澳平均家庭收入15157澳门元的1/5。①在澳门制造业声称劳工紧缺的同时， 估计有1.5万 - 2万名澳门工人在台湾当其制造业和建造业的外劳，数量大致相当于在澳门工作的外劳总数。 以 2000 年 8 月台湾在澳门招募劳工时提供的资料，外劳在台湾赚取的基本月薪是 4000 澳门元左右， 与澳门制造业给本地劳工的平均工资相差无几。②综上所述，我们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澳门制造业提供的工资能满足本地工人最低生活支出，他们就不会舍弃这些工作机会。然而，因为有更廉价的外地劳工可供选择，雇主就不愿意给多于外劳的工资，也不需要理会这工资水平是否能补偿劳动力在本地再生产的成本，其实，只要政府允许的话，他们甚至会全部聘用外劳。而要求无限制地输入外劳也正是许多雇主的立场，他们并以将生产设施搬到中国内地去作为威胁。③因此造成所谓“结构性失业”的原因，并不是本地工人的贪得无厌，而是输入外地劳工。政府用“结构性失业”去合理化其外地劳工政策，不但是倒果为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把责任推给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手段。五 外地劳工的政治构建澳门政府有其管理外地劳工的一套独特方法，它在不同层面运用了不同的干预与不干预措施。简单来说，澳门政府在出境和入境两点上对外地劳工的流动有比较严格的控制，这里指的是外地劳工输入的数量、其法定地位以及合同期满后之遣返等方面。然而，当外劳入境后，其雇用条件（包括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交由外劳、劳务公司和雇主之间私下处理。正如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这种不干预的方式往往是有利于雇主的，放纵雇主去滥用外劳，以及把外劳作为产业后备军来约束和威胁本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赖伟良(2002)。② 参见2000年8月20日《华侨报》和2003年12月17日《澳门日报》。③ 参见吴国昌(1990: 159-160)。 208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工人。按澳门现行的法律，外地劳工不能享受到相当于本地劳工的权利，政府也没有设立特别的保障措施以防止外劳因权利不平等而滥用权利，根据12/GM/88号批示，外地劳工在澳门工作的权利是政府给予的一项特权，受权人不享受选择雇主的自由，也不拥有订立雇佣合同的权利。现存机制把这个合约权判给劳务公司。①当雇主成功申请到外地劳工名额后，就会向劳务公司订立合同，要求提供工人。外地劳工只和劳务公司而不是和本地雇主签订一纸往往是极为简陋的合同，因此，他们和本地雇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没有清楚界定的。不但如此，这种制度在现实上把外劳通过劳务公司与某一个和劳务公司有合约关系的本地雇主捆绑在一起，劳务公司也在日常雇劳关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劳务公司通常都要求外地劳工缴纳一笔数千元到几万元的抵押金，以确保他们在合同终止后如期返国。外劳常被威吓如果他们不能完成其两年在澳合约，其抵押金将会被没收。这笔抵押金也是遏制他们做出任何反抗行动的最好保证（梁启贤，2003:2；2002）。②因为外劳不享有自由转换工作的权利，所以澳门雇主倾向只给仅仅能诱使外地劳工来澳门工作的报酬，而不是一个能真实反映澳门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工资。事实上，现有的劳工法律也纵容这一行径，因为现行法律完全没有给外劳定下最低工资，外劳的报酬水平完全是劳务公司和雇主以及外劳和劳务公司的私下决定。以纺织业和成衣业为例，大部分工厂是以工件来计工资的，如果厂方订单不足、没有工作的话，工人只能领到政府 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米健等（1996，第9章）关于外劳招募机制的简要描述。② 劳务公司必须确保外劳在澳门有一个住所。如果劳务公司直接负责提供宿舍，那么外劳支付的租金不能超过其每月工资的1/6（见32/94/M号法令，第17条）。据报道，有些外劳每月要缴好几百元费用给劳务公司，数额可能已经超出了那1/6的规定。笔者不能确定这个现象有多普遍，也不确定这笔款项到底是以什么名义征收的。如果把它看做一笔介绍费，这样便违反了劳务公司发给牌照的条件。法律规定了劳务公司只能收取一笔一次性的介绍费，并只能在外劳在澳门开始工作之日起的60天内收取。因为工人可能需要经过几个介绍人才找到澳门的工作，因此必须同时支付多个（包括那些在中国）介绍人费用，上述那笔费用可能会被说成是为在中国内地的介绍人收的。据吴国昌说，这些中介人其实彼此间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据作者与吴国昌的访谈记录，2003年12月4日）。 2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规定的每天50澳门元的生活费。①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就是外劳实际的最低工资。而外劳除了政府强迫雇主为其购买的意外和医疗保险外，享有甚少的福利。②因为外劳只是被允许在澳门暂住，所以他们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社会福利，比如社会援助、失业保险、公共医疗、公共房屋、老年津贴等。③即使使用社区中心提供的设施，例如阅读报纸，也只限于能出示居民身份证的本地人（梁启贤，2003：1）。外劳不能自由选择他们的雇主，然而现行制度允许雇主转让其外劳，只要该转让是发生在同一行业，而且大概也无须征得相关外劳的同意。④除这些合法转让外，非法分租外劳的报道亦时有所闻，⑤政府官员就经常被指责对有影响力的商人批出大量外劳配额，但他们并非是将外劳投人生产，而是将他们转租给他人谋利。这个现象说明外劳是抢手货，买卖配额和租用外劳均可获利。对我们来说，转租意味着雇主其实可以付出更高的工资，但这些多出来的工资没有到工人的口袋里，而是被拥有外劳配额的雇主所侵吞了（赵旅平，1998：133）。现存关于外劳的研究也凸显了输入过程中的性别本质。 女性因其温驯和不敢违背命令的性别角色而特别被选取去当外劳。⑥ 澳门外劳统计数字也清楚地证明了这种对女性的偏爱。 在 2002 年， 女性占了外劳总数的 71%。 而所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外劳中， 73% 是女性（见表3）。除这些总体数字外， 我们对她们的年龄结构、 教育和婚姻状况等没有详细的资料。非正式调查显示，她们大多是来自福建农村的年轻妇女（梁启贤，2003：3）。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 43/95/M 号法令，第 5-b 条。一些外劳甚至得不到这笔生活费，而使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见2002年1月29日《华侨报》。② 政府并没有规定该保险的最低保额和保障范围。有报道指出，外劳生病要自掏腰包看私人医生，所以他们都宁愿买成约吃就算了（梁启贤，2003:2）。③ 尽管外劳没有权利享受任何福利，但是雇主必须向社会保障基金按每人每月缴纳45澳门元供款（见社会保障基金网：http：//www. fss．gov．mo）。④ 新雇主必须向劳工暨就业局提交一份外地劳工申请，并附一份现任雇主同意转让声明书（见劳工暨就业局网：http: //www．dste．gov．mo）。⑤ 参见2007年7月7日《华侨报》。⑥ 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研究，可参见Li (1998)对有关深圳工厂女劳所做的分析。 210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表3 外地劳工的性别分布（按所属国家）单位：人年份 总数中国菲律宾泰国 总数男女总数男女总数男女总数男女1998320131111920894(65%)24932835816574(66%)390112382663(68%)1191236955(80%)1999321831087021313(66%)24895787117024(68%)377911742605(69%)1194270924(77%)200027221804919172(70%)21980593116049(73%)311710042113(68%)665 192 470(71%) 200125925740518520(71%)20807544315364(74%)28908542036(70%)585 196 389(66%) 200223460681116649(71%)18115493613179(73%)31497752374(75%)497 188 309(62%) 注：括号中的百分比是指女性劳工占其分类总人数的比重。资料来源: 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Macao Government, Demographic ＆atistics, Various years。现存的法律将外劳置于一个无还手之力的处境中。《劳资关系法》保障了劳工的一些基本权利，但没有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外劳。①另外，把外劳合法化的12/GM/88号批示，赋予警察极大的权力，只要外劳被认为是“不适宜”在澳门居留便可以遭受遣返（第12-b条）。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中，强化了外劳在澳门的过客身份。基本法规定了非居民在澳门居住满7年就可以获得澳门的永久居民身份，但该规定特别点明并不适用于外劳。也就是说，无论外劳在澳门工作多久，他们都无法改变他们的身份。②2001年，一则发生在一家保安公司的劳资纠纷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中最引起争议的是，警察强行将牵涉该纠纷的外地劳工遣返，其理由是当这批外劳被其雇主解雇的那一刻起，他们在澳门的合法居留身份即告终结。其后警方被批评为无视外劳争取合法利益的权利和沦为雇主欺凌劳工的工具。然而，这件事情也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息，如果外劳敢争取自己权益的话，他们就要付出被驱逐出境的代价。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劳资关系法》( 24/89/M)，第3章，第3D条。② 2002年3月25日《新华澳报》。③ 2001年11月10日《澳门日报》。 2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除法定地位的不平等外，社会上的孤立也削弱了外劳的议价能力。他们许多都不会说本地方言（即广东话），因为害怕受到歧视也尽量避免与当地人接触。这些歧视既出于本地人不满外劳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也出于本地人对外劳的各种偏见，认为男的爱铤而走险，作奸犯科，女的不知廉耻，从事各种色情行业。政府不但没有尽力去消除这些歧视，反而有加深之嫌。例如统计暨普查局在其网站有一个名为“移民统计及罪案统计”的统计表，把外劳（和新移民）和罪案数字并列在一起，但没有提供具体数字指出确实有多少宗罪案是由外劳犯的，这样只会建立一个极为不幸的联系，就是外劳都是不良分子。①澳门的主要工会组织——“澳门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几乎从未组织他们争取其权利。相反，工联在要求减少输入和加强限制上叫得最响，树立了一个敌视外劳的形象。因为这些偏见和敌意，外劳们只好把自己困在一个狭小的社交圈子里，这些圈子由同事、亲戚特别是同乡组成。问题是这些所谓省籍、地域网络通常是由有权势的人（如厂长）所把持，受到这个网络的束缚，外地劳工可能变得更加孤立和不敢造次。梁启贤 ( 2003:3 ) 在他的研究中就曾遇到几个福建籍的女性外劳，她们说在澳门工作时觉得安全，因为工厂是由一个福建同乡开的。六 外地劳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外劳对输入国不只是提供廉价劳动力而已，他们有更为广泛的影响。他们可以使整体工资水平下降，使本地劳工的议价能力减弱，并减缓产业升级的步伐，具体影响要视其输入数量和行业分布而定。在澳门，工资资料似乎证实了，在雇用大量外劳的行业，其平均工资都是停滞的甚至在减少中。例如，1993 - 2002 年 10 年间，制造业的月收入中位数出现5.4%的负增长，而建筑业则呈5.7%的负增长。可是，同期的名义和实质的本地生产毛额 ( Nominal GDP ) 却分别呈 20.2% 和16.5%的正增长（见表4），而总行业的收入中位数也增加了14.9%。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 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indicator/c-dem-indicator.html。 212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表4 本地生产毛额（ Nominal GDP）和各行业每月收入中位数GDP(百万澳门元) 每月收入中位数（澳门元） 年份名义值真实值所有行业制造业建筑业酒店和餐饮业1993 1994 1995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2002 45193.0 50114.0 55333.255293,5 55894.3 51901.7 49021.1 49742.0 49862.254344.351561.6 53754.6 55526.355293.5 55139.1 52618.8 51021.4 53380.6 54560.260087.74067 4476 48304914 5221 5050 4920 4822 465546722926 3111 32103082 3260 3080 2921 2960 27602766 4393 4756 51084855 5228 5007 4660 4351 42964142 -----4341 4443 4099 40014050 1993-2002*  的变化 20.2%16.5%14.9%-5.4% -5.7% - 1997- 2002**  的变化 -2.8%8.9%-10.5%- 15.2% - 20.8% - 说明： * （2002- 1993资料）/1993资料； ** （2002- 1997资料）/1997资料。资料来源：Statistics and Census Service, Macao Government, Key Indicators, Table II-7 (MedianMonthly Employment Earnings by Industries)；和Table VIII -l (Gross Domestic Products and per capitaGDP)。参见http: //www.dsee.gov.mo。亚洲金融风暴对澳门的经济和工资都有沉重的打击。统计数字显示，在诸如制造业和建筑业等有很多外劳的行业，其工资中位数在危机期间下降得要比其他行业厉害。1997-2002年间，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收人中位数分别下降了15.2%和20.8%，而总行业的收人中位数只有10.5%的下降（见表4）。①这些数字显示了外劳和澳门劳动力回报的关系。同时也要特别指出，外劳对整体澳门工人收入的影响其实要比这些数字所能表达的尖锐得多，因为在过去的10年里，政府部门和公营事业机构这两个行业，都有反趋势的大幅工资增长，导致其收入中位数远超过紧随其后的金融财经业的中位数两倍或以上，因而扭曲了总行业的收入中位数。如果除去这两个行业，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酒店和餐饮业可能是例外，这两个行业的收入中位数就较总行业的收人中位数的下降幅度为低。可惜的是，我们没有1997年的资料，所以无法就此提供一个较为确定的结论。 2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澳门的整体工资增长就更低。①除了长期的工资停滞外，本地工人也直接面对失业的危机。报纸时有本地工人被解雇而外劳被留用的报道，失业问题迫使工会要求政府兑现不会让外劳取代本地工人的承诺。同时，申请外劳的审批程序及其管理机制也再次受到公众的关注。根据12/GM/88号批示，所有外地劳工的申请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和通过审批程序才能发给配额。但它只列出一些十分模糊的总体大原则，并没为这些原则订立明确的指标，也没有就保障本地和外地劳工利益设立具体的措施。根据该批示，所有申请都要到劳工暨就业局办理。该局首先考虑是否有合适的本地劳工可供聘用、工资水平、本地与非本地劳工的可接受比例，以及该申请是否会损害到本地工人的权利等多项内容。然后，该申请会转到经济局，审核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特别是这项申请是否不利于该行业的长远发展。如果经济局不反对，该申请就会发还劳工暨就业局对申请人的背景、给外劳工资的合理性和遣返外劳的保证与能力等细节做进一步评估。最后，公安部门会对每一个外地劳工进行安全调查，然后会发出外劳身份证以允许其在澳门合法工作。看起来，这是一个十分严谨的过程，要求相关部门对申请之所有可能产生的影响做最详尽的考虑。但现实中，这些要求和规定只是表达了一些极度含糊的原则或希望而已，并没有将之具体化为可以执行的目标、标准、限额、禁止性措施和罚则等，因此，政府或是负责官员在审批过程中都拥有相当大的酌情权（赵旅平，1998: 138）。例如，廉政公署一项调查就揭露了一个有影响力的商人成功申请了相当于他现有劳工数目好几倍的外劳配额。②立法议员吴国昌和区锦新试图找出谁直接受益于这个外劳输入计划，曾先后数次要求政府公开获批外劳的公司名单及其所得数额，但这些要求都不得要领。③以上所提及的报道，旨在揭露审批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当现象，但对本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在2002年，公营事业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收入中位数分别是12827澳门元和13749澳门元，比排在第三位的金融财经业的7941澳门元要高出许多。参见http：//www.dsec.gov.mo/chinese/indicator/File/c_ie_indicator_7_main.html。② 参见2000年10月14日《澳门日报》。③ 见他们2000年在立法会的质询，参见《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刊》，第1组，第29/2000期，第3-5页。 214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文来说，这些报道的更深层意义是，社会上对外劳政策的不满越来越多。该政策对广大澳门工人的利益有深远的影响，但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同。工联就曾呼吁 “ 现代化 ” 现时澳门的输入外劳制度， 其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四点：①( 1 ) 企业只有在举行过真正、认真的本地招聘行动，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才可以申请输入外劳；( 2 ) 订立外劳的最低工资；( 3 ) 设立一个严格的稽查制度， 以确保外地劳工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 4 ) 设立一个投诉机制，让外劳可以举报不合理的待遇，而所有投诉必须得到彻底、公正的调查。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有一种 “ 现代 ” 的外劳输入制度？相信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才可以找出答案。但无可否认的是，外劳政策反映了相关国家的政治力量结构，在一个劳资权力关系不是那么一面倒的环境下，确实可以出现一种比较平衡的方法，既保障本地工人的基本权益，又可使外劳免于非人道的对待。很多亚洲国家已经实施了措施，如设立输入配额，只开放指定行业，规定本地和外地劳工的比例，征收外劳税以减低输入外劳的经济诱因，要求申请外劳的企业提供技术提升计划以最终摆脱对外劳的依赖。此外，也有些国家成立了半独立的监察机构，成员包括本地劳工团体的代表，赋予该机构制定外劳政策和监督其实施的权力。一些国家为避免外劳受到不平等待遇，给予他们相当于本地工人所能享受到的医疗、职业和社会保障，甚至直接或间接资助各项计划去增强外劳对其权益的认识和提供必要的协助， 并鼓励外劳参加工会或成立互助组织， 捍卫他们自身的利益②。有迹象显示，澳门政府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就这一项对所有现在或将来的居民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政策，进行广泛的咨询。在2002年中政府将《输入外地劳工条例》提上社会协调常委会的议程时，就为公众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见2002年1月14日《华侨报》。② 参见Chan＆Abdullah (1999); Stahl (2003); Martin (2002); Findlay et al (1998): Gonza-lesIII 1999）。 2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做出准备。①可惜的是，自此以后就再没有该条例的任何消息。与此同时，政府宣布了一些临时措施去舒缓社会上对外劳政策的不满。这些措施包括以下几点：②( 1 ) 澳门外劳数量将被“压缩”到总劳动力的10%；( 2 ) 当企业申请输人外劳时，必须承诺增加雇用本地劳工（即所谓的“双赢政策”）；( 3 ) 申请输入外劳的雇主，必须证明他们已经努力尝试过去招募本地工人；( 4 ) 当提供给外劳的工资不能反映当前本地劳工市场的水平时，这份申请将不予以批准；( 5 ) 如果发现雇主不公平地对待外劳，或者让外劳从事不在申请上列明的工作时（即所谓“过界劳工”），政府将大幅削减其输入外劳的配额。这些临时性的危机应变式措施，未能彻底解决外劳问题，甚至可以说只是以政治手段暂时消解社会上的不满。有些政策相当含糊，根本难以监察政府有没有兑现其承诺。例如，在双赢政策方面，就没有定明本地工人的就业指标，因而无从知晓申请外劳的雇主有没有增聘本地工人。抑或是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方面，有些报道揭发了许多招聘广告都是假的，当工人应征时就会以各种借口指出该职位已经消失，有些广告夸大聘用条件从而使无人符合申请资格。③政府唯一确实采取的行动，就是减少外劳数量，但至今仍未达到其承诺的10%（见表1）。随着合法外劳数量减少的同时，来自中国内地的非法外劳却有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在中国政府开放了内地居民到澳门的旅游管制（即所谓的“自由行”）后，更多的内地人进入澳门的黑市劳工市场上找工作。劳工暨就业局局长孙家雄在 2003年2月做出了一项声明，指出，根据现行法律，雇用没有外劳身份证但拥有有效旅行证件的工人并不构成刑事罪，该雇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Macao Yearbook(2002：79)。社会协调常委会是澳门政府主要的劳工问题咨询机构，成员由劳、资、政三方组成。② 参孙家雄 ( 2001 ) 和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在2000年8月9日立法会上，就吴国昌议员的质询所做的回应（《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刊》，第1组，第29/2000期，第3-5页）。③ 立法会议员曾经为这个案子，在2003年2月18日立法会会议，进行了一轮争辩（《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刊》，第1组，第II - 45期，第2-3页）。 216
澳门的外地劳工：全球化和劳动力 只能被判罚款，这一声明对阻止黑工的涌入起不到实质作用。①相反，澳门政府好像一方面收紧输入外劳的正式渠道，但另一方面在暗示，雇用某类黑市劳工是不会受到很严厉惩罚的。七 结论全球化加剧了劳动力的流动，在这方面澳门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在 1970 - 1980 年代，澳门以劳工密集的出口制造业参与全球化，短短数年间，澳门便需引入外地劳工，以减轻成本及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外地劳工的涌现是全球化在澳门加强渗透的一项最具体的表示。本文所强调的，引入外地劳工并非一个“自然”的全球化过程。相反，国家在有选择和有系统地推行一组干预与不干预措施之间，把外地劳工建造和分割成一群次等的工业后备军，以给予资本家在使用这群劳动力时最大的方便。文中所指的干预政策包括了把外地劳工分类和分级为移民、合法外劳、技术外劳和非法外劳（后者又分为拥有有效和无效证件两大类），并根据该分类赋予或剥夺其权利，以及在社会上塑造外地劳工为一群倾向于犯罪或从事不道德交易的危险或不良分子，从而合理化国家对其监控和给予其次等的工作待遇。文中所指的不干预政策，包括了在保障外地劳工基本权益上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以及让凌乱的劳工法则继续给予雇主和执法单位各种空间和借口，去逃避提供仅余的劳工权益。当澳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出口制造业在经济上的位置被旅游、赌博和服务业所取代，原本被认为是临时引进来解决暂时劳动力不足的外地劳工，将会长久地存在，因为这些新进的“龙头产业”并不能如制造业般搬离澳门，这种解说只能解释外地劳工变成澳门劳动市场一项固定特征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在通过其外劳政策，有效地将整体的劳动力回报压抑下来，提高了资本的累积，引入外地劳工为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才是外地劳工能够长久存在的原因。澳门的外地劳工问题也很清楚地表示出全球化是一个十分政治性的过程，这个现象具体展示于本文所努力指出的：国家在引入和制造廉价的工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2003年2月9日《华侨报》。 2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业后备军方面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不但如此，外地劳工的出现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直接引起本地劳工争取生存空间的抗争，这个过程可能暴露了资本对政权的垄断，并激发民主化诉求，政府在处理外地劳工的争议时，其实也是在舒缓社会上对其权威及对资方的挑战。成功与否，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为其政策建立一定的认受性，另一方面还要看劳工在抗争策略上能否对资方及政府构成威胁。2000年发生的一系列工人罢工已表明，外劳问题是澳门社会不安的一个根源，在经济衰退时期更可能触发严重的社会危机。澳门政府采取的放任主义容易被社会团体攻击为偏帮资方，疏于管理，社会不满的矛头就会直指政府。澳门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个危险，并于最近采取一些主动措施，以期在社会上就这个问题营造一个认同输入外劳的共识。这些行动包括草议雇用外劳条例，并在2003年创立人力资源委员会，就有关劳工和人力资源等广泛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对本地工人而言，要求缩减输入外劳配额、限制外劳于指定行业等传统诉求，似乎只起到了反效果，包括强化了本已严重分割的劳动市场，把外劳孤立于澳门社会之外，外劳因此更容易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看来，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拒绝参与这场分化游戏，主动接触并帮助外地劳工认识其法律上应有的权利，积极鼓励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或互助会，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尽管澳门的劳动法体制有其不一致的缺点，但《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 ( 4/98/M ) 还是为澳门建立了一个相对公正和开明的劳资关系制度。该法例的第5章规定，所有工人，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国籍或来自任何地区，都拥有同工同酬和组织工会的权利。现在，是让本地和外地劳动者，紧密携手，发出响亮的内在批判( immanent cri-tique)，要求政府兑现这些承诺的时候了。参考文献1．古万年、戴敏丽：《澳门及其人口演变五百年--1500 -2000》，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司，1998;米健等：《澳门法律》，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2．江志： 《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非法移民问题及检控程序》，见吴志良、杨允中编《澳门2001》，澳门：澳门基金会，200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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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汤开建* 李长森** 徐杰舜***汤开建：今天讨论的课题是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而对于族群的研究牵涉到民族认同问题，必然是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它既是世界人类学中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的问题，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文化等各个层面。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分别是徐杰舜教授和李长森副教授。徐杰舜教授是人类学专家，我是研究澳门历史的，李长森副教授是葡萄牙文专家，而且他的博士论文就是《澳门土生族群研究》。通过讨论，希望把澳门土生族群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其在澳门学中的地位等问题做一个交流。徐杰舜：土生族群的研究是澳门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汤开建教授在1990年代中期发表的文章里，提出了澳门学的概念。他对土生族群研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而今天，李长森副教授的博士论文《澳门土生族群研究》可以说开辟了土生族群研究的一个新平台。李教授利用其娴熟的葡萄牙语和在澳门工作的优势，挖掘了许多葡文的新材料，把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应该说具有深刻的人类学意义。澳门土生族群的产生有些像中国历史上回族的形成，它是两个不同的亚洲人种互动的结果，但澳门土生族群比回族更复杂。回族主要是中亚地区的穆斯林东来，与中国人结合产生，而澳门土生族群则包括了葡萄牙人与印度人、马来人、日本人、中国人等多个人种的互动，是欧亚人种互动结合的结果，因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汤开建，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兼职教授。** 李长森，澳门理工学院语言暨翻译高等学校教授、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暨南大学历史学博士。***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222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人类学的意义更大。汤开建：是的。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示范意义的，可以给其他地区同种民族现象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可以说，混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而单单从澳门土生族群来讲，他们在日本、印度、马来西亚、巴西等地都有分布，因此，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李长森：对，土生族群在世界上的分布是很广泛的。除了汤教授刚才提到的地区外，在泰国、加拿大等地也有分布。新近有学者在缅甸又发现了一个澳门土生族群迁移过去的村落。汤开建：作为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开始，我认为确定澳门土生葡人的概念是很有必要的。在中文文献方面，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道光时期的徐继畲，他在《瀛寰志略》中提到澳门的“土生仔”。而现代的学者，如金国平、吴志良，更把土生族群的概念存在推到了唐宋时期的“番客。及明清时期的台湾“土生人”。李长森：其实，“澳门土生葡人”是一个十分不清晰的概念。中葡两国的学者在进行澳门史比较研究时，常常会在“土生人”概念问题上大伤脑筋，互相不理解。葡国学者贾渊(João de Pina Cabral)和陆凌梭(NelsonLourenço)在他们合著的《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一书中，曾在《研究中“土生”一词的含义》标题下专门用了一个很大的篇幅研究。土生”的含义，将这一部分译成中文有3000字，是所见著作中对“土生”概念研究最详细者。但是，如果中国学者想要通过译文弄明白何为“土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们分析的是葡语中“macaense”这个词，而并非汉语中“土生”一词。换言之，在这部译文中，其“土生”一词全都译自葡文的“macaense”，而这个词同中文的“土生”一词在词义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给中国研究人员造成困惑的实例。葡国学者安娜 • 马丽亚 • 阿马罗 (Ana Maria Amaro) 的著作Fil-hos如Terra,中文被译为《大地之子》。由于这篇论著对澳门“土生人”的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而被广大中国澳门史学者熟悉和引用。然而，译者在中译本中为了尊重葡文词语“macaense”的原意，在译文中尽量回避将该词译为“土生人”，而是译为“澳门人”。比如有这样一段话： 2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目前，在澳门生活着三个泾渭分明的群体，有史以来便老死不相往来。仅在20世纪初才有些初步的互相渗透。这些群体（欧洲葡萄牙人、澳门人或澳门葡萄牙人及中国人）有其独特的人类生物和文化特征，因此有着泾渭分明的特性。在这三个群体中，无疑，澳门人这一群体最值得研究。它是一个新的群体，是多种血统混杂的产物。多数中国学者在看到这段话时感到有些困惑，问题就在于泽者把葡文的“macaense”一词直译成了“澳门人”，可是该词实际上指的是汉语中的“澳门土生人”。这种译法严重违反了原文作者的原意。从汉语角度看，“土生人”即“土人”，或者说“原住民”，也就是某一地区过着世代封闭的生活并且尚未开化的本地人。与其相对的是“客居”，即外来居住或者定居的。有人要问，葡萄牙人自16世纪在距本土万里之遥的澳门登陆定居，虽然在此地存在400多年，并经过血统杂交而形成新的欧亚裔族群，但毕竟是外来占领者，更何况这个族群一直以“葡人”自居。那么，在中文中，为什么不称其为“客居”，反而称其为“土生”呢？毫无疑问，这一词的使用首先来自华人。据学者金国平和吴志良考证，“土生”一词与“土生番客”及“土生仔”有着渊源关系，认为“土生”是“土生番客”及“土生仔”的简称。尽管尚不知道澳门“土生人”的称谓是否真的与唐宋以来客居广州番坊的穆斯林“土生番客”或者台湾的“土生仔”的说法有关，但为了区分来华暂住的外国人和在华定居的外国人及其后裔，特别是与华人杂交的后裔，使用“土生”的说法也不无道理。既然“土生”有“本地人”之语义，那么把澳门葡亚裔理解为“本地化了的葡萄牙人”也是可以的。在实践中，这个在澳门生活了四个半世纪并且其大多数人都熟悉粤语的葡亚裔族群已经接受了“土生”的称谓，并且在使用粤语时亦自称为“土生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而葡语“maeaense”一词则是在葡萄牙人的立场上的理解和认识，这个词是在“Macau”一词的后面加上形容词后缀“-ense”。正如他们把果阿( Goa ) 的葡人后裔称为“goense”，把帝汶 ( Timor ) 的葡人后裔称为“timorense”，把达曼 ( Dam ξ ) 的葡人后裔称为(damanense)，意思是在海外某一居民点生活的葡人及其后裔。对于澳门而言，“macaense”的含义是在澳门定居或者出生的葡人及其后裔，其语义与“土生”无任何关系。 224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徐杰舜：在这里，我插一句。我认为，李长森副教授在他的论文里把澳门土生葡人称为族群，是很有见地的。澳门土生族群是诞生与成长在中国领土上的具有异质血统的人群，他们又具有许多独特的文化属性。以前有人称之为社群，我认为是很不准确的。还有人曾提出把澳门土生族群当做中国第57个民族。但是如果称之为民族，可能会面临诸多其他因素的干批例如少数民族的选举权问题等。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在澳门土生族群的各方面属性还处于研究阶段时，将其称为族群是非常合适的。李长森：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历史上，学者们大多是在研究澳门历史的时候对澳门土生族群有所涉及，专门研究的著作很少。早在18世纪中叶，中国官宦印光任和张汝霖的著作——《澳门记略》就对当时的澳门土生族群做了细致入微的描述。该著作虽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专著，但也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写成的，成为今天史学界研究澳门史必读的珍贵中文史料。瑞典历史学家龙斯泰(Anders Ljungstedt)于1836年发表的著作《早期澳门史——在华葡萄牙居留地简史在华罗马天主教会及其布道团简史、广州概况》，开澳门史研究之先河。该著作虽未专门研究澳门土生族群， 但其中也引用了很多极其珍贵的 “土生葡人” 的史料。20世纪以来，研究澳门史的葡萄牙学者渐多。澳门土生葡人徐萨思(Montaho de Jesus) 1902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上的澳门》、白乐嘉(JoséMaria Braga )主办的英文报纸《澳门杂志》( The Macao Rview )在研究澳门史时，都较多地研究了土生葡人。而1921年法国传教士热尔韦(JeanFrançois Régis Gervaix)发表的《亚裔葡人面面观》(Silhouettes Portuguaisesd'Asie)则可以说是研究澳门土生葡人的专著。在当代，研究澳门土生葡人最重要的学者当属文德泉神甫，他发表了456篇（部）研究澳门史的著作，从研究澳门教区的档案材料出发，从教区的角度，对澳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研究，而其中绝大部分与澳门土生葡人有关。例如《澳门土生葡人》、《十九世纪土生葡人精英录》、《澳门土生葡人剪影》、《土生葡人起源》等，同期的另外一些学者还有土生葡人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英国人博克塞( Charles Boxer)、弗雷达斯(Jordão de Freitas)、阿杜尔(Arthur Levy Gomes)、潘日明神甫(Benjamim Videira Pires)、若望·佩雷拉(Jo ζ 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安东尼·列古(António de Silva Rego)、 2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宾度•弗兰隆(Bento da Franca)等人。当代，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葡国学者从大量的葡文材料人手，开展了较多的研究。代表性的如贾渊 ( Jo ζ de Pina Cabral ) 和陆凌梭( Nelson Lourenço)的《台风之乡——澳门土生族群动态》、施白蒂(BeatrizBasto da Silva) 的《澳门编年史》、阿马罗(Ana Maria Amaro) 的《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阿马罗本人就是土生族群，而且《大地之子》的书名，从葡文原意看，我认为翻译为《土生儿子》也许更准确。另外，白妲丽( Graciette Batalha)女士本人虽不是土生族群，但是嫁给了土生族群家庭，她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土生族群进行研究。其他的学者还有马若龙、阿德、飞历奇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也出现了一次高潮，但总体上讲，比葡国学者还有些逊色。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葡文材料掌握得少。双语研究人员虽有加入，如金国平、吴志良等人。但人数太少，成果也不算多，使大量的材料不能开发出来。我在葡萄牙的埃武拉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该馆有一个专门收藏中文文献的收藏室，凡是来查阅的人都要登记。我查看了一下前20年的登记记录，记录上的中国人只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金国平。可见，大量的文献缺少人去发掘。至今见到的研究澳门土生族群的专论文章仅有徐杰舜教授和汤开建教授合作的《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和《论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与发展》，以及金国平、吴志良合著的《“土生”称呼的来源》及《澳门历史上的Rosa家族》，等等。因此，土生族群的研究，应该说还处在刚起步的阶段，需要大力推广和宣传。徐杰舜：大力宣传很有必要，只有大力宣传，才能吸引更多的学者重视这个问题，从而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汤开建教授在研究澳门历史时，就敏锐地发现了土生族群的问题。而在我到澳门访学时，映入我眼睛里最大的亮点不是澳门的博彩业文化，而是土生族群文化。因此我与汤开建教授一拍即合，共同完成了《关于澳门土生葡人问题的思考》，发表在《民族研究》上，其后，我又在几家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希望能进一步宣传土生族群研究。研究澳门土生族群，首先要研究它的形成历史。而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历史又是一个相当曲折复杂的过程。在李教授的论文中，将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历史地分为线性和扇性两个方面，下面请李教授详细谈一下。 李长森：好的，正如徐教授所言，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历史是一个相 226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当曲折复杂的过程，可以用线性和扇性来划分为两个方面。从线性方面看，澳门土生葡人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澳门早期的土生葡人的形成过程，这一时期基本上指从澳门开埠至 17 世纪中叶的100年；第二时期从17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 19 世纪中叶，大约为200年；第三时期大体上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定居上海的澳门土生葡人大批迁出为止，也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之所以这样分期，是因为在这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澳门社会政治环境的复杂变化以及经济上从繁荣逐渐走向衰落，澳门土生葡人族群的构成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谈到澳门开埠之初，来到澳门居住的是什么人呢？这就不得不先谈谈葡非裔、葡亚裔混血的形成。自从葡萄牙开始从事海洋航行以来，由于航海活动的危险性，葡萄牙国王是不准妇女随船远征的。阿马罗(Ana MariaAmaro)说：“由于查出有几起妇女偷偷登船的事件，颁布了惩治这类冒险活动的严厉法令。……然而，实际上妇女登船的情况极其罕见，因为大多数男人都没有胆量将妻女置于充满危险的漫长海上旅行之中。”因此， 在各个殖民地， 葡萄牙宗主国出生的女人少得可怜， 博克塞(C. R.Boxer) 说：“在 16世纪至17世纪期间，葡萄牙妇女在赴印度国的大规模移民洪流中所占的比例是十分可笑的，平均每年只有10人……1636 年在澳门只有一名白人妇女。”然而，在同一时期，为了不断扩展、巩固其在东方的势力范围及进行海上贸易，葡萄牙国王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男性人员出海，而且这些年轻力壮的人往往都是去而不归，或葬身海底，或战死沙场，或定居东方。据资料统计，仅在1540年就有6000- 7000葡萄牙人分布在从东非到中国的漫长战线上。据估计，如果每年通过好望角向印度及远东派出3500名青壮年男子，那么1500 - 1580 年西班牙吞并葡萄牙之前的80 年里，就会有28 万葡萄牙男性青壮年奔赴亚洲。尽管如此，在从东非到远东长达1万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葡萄牙在每个据点或者要塞中最多只不过驻扎数百名士兵，兵力严重不足。为了解决在海外兵源不足及军人的配偶问题，阿丰素，阿布克尔克曾采取鼓励军人在当地解决婚姻问题的政策，并且在物质上给予奖励，比如给娶当地女子为妻的军人分配土地。这样，一方面可解决长期远离家乡军 2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人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具有葡人血统的男性后裔来补充兵力的不足，同时还可以通过这种联姻与当地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巩固对该地区的统治。其实， 早在阿丰素 • 阿布克尔克采取这一政策之前，葡萄牙士兵在东方就已经私下里这样做了。按照规定，他们除了战争期间外，通常不要求过兵营生活，只要求他们住在所派往的市镇里，他们有权租用自己负担得起的寓所单独居住。虽然当时规定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殖民地服役期间不准结婚，但许多人还是结了婚，而且绝大多数娶本地人为妻，因此不可避免地生下了欧亚混血儿。另外，由于战争及身居异地，艰苦的环境使葡萄牙需要大量的奴隶。尤其是所谓的“已婚男子”，更是由于长年在外进行海上贸易而需要众多奴隶从事重体力劳动或照看在家的妻子儿女。Antonio Bocarro 认为，在远东葡萄牙所有的据点中，都流行使用奴隶的做法。这些奴隶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印度人、中国人、非洲人。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中，马六甲及澳门的“已婚男子”甚至平均拥有6-8名奴隶。这种奴隶制对于分布在东方不同地点的葡萄牙人社会来说，还有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使用女奴作为他们的妾，这就使婚外出生的后代数量大增。由于这些女奴来自非洲至远东的不同地区，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因此血缘杂交就更加复杂。这样，在东方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十分罕见的、庞大而复杂的葡裔群体，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的欧、非、亚裔混杂群体，其中有王国的人（即在葡萄牙出生的人）、当地土著妇女、葡人和当地妇女杂交而产生的混血儿，来自不同地区的、肤色不同的奴隶与奴隶之间以及奴隶同主人之间杂交而产生的混血儿以及获自由的不同来源地的奴隶之间的结合而产生的混血儿。当新一代的杂交后裔成年后，又可能要迁徙到新的地点，那么上述各种血缘结合的产物又会面临新的血缘混合。这就是葡萄牙从16世纪起在东方面临的人口形势。至于澳门开埠之初来定居的人，很多学者认为主要是葡人男性与东南亚妇女产生的后代，其中亦不乏葡人与印度次大陆妇女产生的后代，而并非纯种的葡萄牙人。这种观点是可信的。因为从卡布拉尔1501年占领印度卡利卡特在印度西海岸开始定居到1557年葡人正式居澳，有56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经历了两三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从果阿到马六甲，从马六甲到澳门，在东方及远东的葡人已经同当地人经历了数次血缘 228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混合。尤其在 1511 年葡人阿布克尔克率舰队 “ 据满刺加地，逐其王 ” 至1557年葡人正式居澳的46年里，虽然他们不停地在中国珠江口及东南沿海一带流连漂泊，甚至能够在一些岛屿上暂时栖息数年，但他们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始终在马六甲。因此，后来居澳的第一代土生葡人主要是葡人男性与东南亚马六甲妇女产生的后代。又因为当时的果阿毕竟是葡萄牙在东方的统治中心，葡人在远东的活动受到果阿的制约，军事、政治及宗教人士的来往相当频繁。而当时的所谓来往，往往是为了执行一次使命而在异地居住数年、十数年甚至去而不归，在异地定居。因此，居澳的第一代土生葡人有葡人与印度次大陆妇女的后代也就可以理解了。博克塞对澳门开埠之初的葡人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如同在葡属印度各居住点的情况一样，在澳门的人口中，只有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是来自王国的男子，而其余部分则由被称为“已婚男子”的欧亚血统的人所组成。根据在东方及远东定居葡人的统一模式，这些男人会进行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最初是同马拉亚、日本及印度妇女通婚，若干年后是同中国妇女通婚，甚至招纳被称为妹仔的女子为妾，这样，很早就形成了一个多种血统混合的社会。据António Bocarro于1937 - 1938年进行研究的结果，澳门在1635年有“白人已婚男子”和“黑人已婚男子”各850人，也就是说，在17世纪的1635 年，在澳门除了 850 名真正的澳门土生人家庭外，又有了850名被他们看做曾经是“异教徒”的非葡裔人士成为政教合一的葡萄牙王国的子民。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是华人。毫无疑问，这些人从17世纪中叶起成为澳门土生族群发展过程中新的“血液”源泉。这就开始了澳门土生葡人形成的第二个时期。徐杰舜：我注意到“已婚男人”这个词，在澳门的人口统计中经常出现，它是否有特定的含义？李长森：有的。在对印度洋沿岸及亚洲葡萄人的统计中，经常会遇到“已婚居民”的概念，因为“已婚居民”是构成葡萄牙在其东方殖民地人口的基础。据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解释，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已婚”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婚姻状况。它更多的是指在印度及后来在其他地区定居的 2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葡萄牙人，而且这些人必须具有自然人资格，换言之，是自由人。在当时，“已婚”概念相对于失去自由的人，比如相对于士兵，因为士兵相对来说并没有自由，他们受国王派遣到东方是为了执行军事任务。在多数情况下，“已婚居民”是指在东方有固定居所的商人或其他职业者。因此，他们是人口统计的主要依据。“已婚居民”并不一定是已婚的，而已婚者并不一定是“已婚居民”。是否某一地区的“已婚居民”完全取决于其是否在该地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对于“已婚居民”的分析中，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从葡萄牙来的移民主要是男性居民，因此，这些居民在亚洲地区定居主要是同当地女性结成配偶。这意味着，从血统上看，在同一代“已婚居民”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两类人：一类是来自葡萄牙本土的“已婚居民”，另一类是葡亚混种的“已婚居民”。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已婚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葡萄牙移民，并且在各殖民点占主导地位，构成该等地区葡裔人口的基础。在马六甲和后来的澳门，行政机构的官员都是从这个群体中挑选出来的。然而这个群体并非是清一色的王族骑士、达官贵人或者殷实商人，其中也包括地位低下的人，如退伍军人等。在葡萄牙的文献资料中，曾出现过六七种在亚洲远东地区长期活动的葡萄牙人。他们主要包括：①已婚男子；②军人；③神职人员；④行政官员；⑤背叛宗教信仰者；⑥逃兵；⑦盲流及“未婚男子”。这里的“未婚男子”是相对于“已婚男子”而言，是指无固定居所，四海为家的流动商人及其他自由职业者。而这个流动又不是指在同一地点活动的现代意义上的“流动商贩”，而是在远东地区各个港口之间进行自由贸易而无永久固定居所的男子。在早期的人口统计资料中，除了第一类人，即“已婚男子”之外，其他类型的人都未算做澳门的常住人口，这可能是由于这些人在澳门只是“逗留”或者“暂住”的缘故。因此，在早期的人口统计数字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已婚男子”这一概念。另外，统计数字中并不包括“已婚男子”家中的妇女和儿童，更不包括长期甚至终生与其共同生活的奴隶和家佣。对于总人口数字的计算只能根据不同时期大概平均拥有的家眷及家奴数字进行估计。所以，《澳门记略》中说“凡为户四百三十有奇，丁口十倍之”，是有道理的。 230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从17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中叶200 年左右的时间，是澳门土生葡人形成最为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澳门经历了中国改朝换代及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导致该族群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变异，从而逐渐形成了今天澳门土生人族群的基本形态。1640年左右，澳门总人口估计为 4 万人，其中约有 2 万人是葡萄牙人或者具有葡萄牙血统的人。17世纪后半期，这20多年人口持续减少，到1669年，澳门已婚人口下降到不足1635年的一半。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1640年代末发生的一场严重的饥荒，导致该地区人口大量死亡，但也可以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统治王朝由明朝变成清朝的缘故，这使中国东南沿海的内陆市场变得不太稳定。但葡人在澳门登陆定居后确实经历过一段短暂的繁荣时期。他们垄断了同日本、菲律宾以及巴达利亚的贸易。然而，好景不长，这种形势仅仅维持了不到100年。随着清兵人关，明朝灭亡，中国形势出现了对居澳葡人不利的变化。大清帝国建立以后，为了抵御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势力，清政府连连实行海禁，致使沿海地区一片萧条，贸易急剧衰落。日本政府驱逐天主教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澳门独享的对日贸易航路中断。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的反目又使居澳葡人丧失了另一条维持生计的生命线。种种突如其来的事变使澳门土生葡人陷入极度困难之中，难以为继。然而，澳门土生葡人所面临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从17世纪初开始，随着新教的兴起，许多欧洲国家不再执行教皇将势力范围仅仅划分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所谓教皇训谕。葡萄牙独享远东贸易利益的大好局面已成为明日黄花。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欧洲的另外两个海洋国家——英国和荷兰向远东的扩张。英国于1588年彻底摧毁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即开始了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活动。荷兰亦不甘落后，于16世纪末频频派出舰队占领新的地盘，特别是在亚洲同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种争夺在澳门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1601 年9 月，荷兰人的舰队第一次出现在澳门的海面上。经过一场激战后，荷兰人被澳门的葡萄牙人击败。对澳门袭击的失利，迫使荷兰人改变策略，派出军舰在东西贸易必经的要道——马六甲守候，采取海盗方式伏击从澳门驶来的葡萄牙商船队。这种做法直到1609年双方签订了一项停战12年的条约后才有所收敛。然而，荷兰依然垂涎澳门得天独厚的贸易环境，12年后停战条约刚刚届满，荷兰就派出科内利斯，雷伊约森(cornelis 2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Reijersen ) 率领由十六七只战船组成的舰队及1300 名士兵于1622 年6 月22日再次抵达澳门海面，攻打澳门，在澳门守军及土生葡人的奋力抗击下，最终使荷兰人的进攻遭到惨败。在这场澳门 “ 保卫战 ” 中，澳门土生葡人以及教士和奴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使荷兰彻底放弃了占领澳门的想法，转而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带。最为重要的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对澳门土生葡人族群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六甲一向是居澳葡人的最近基地，是澳葡当局与远在果阿的葡国统治中心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与马六甲有着密切的关系，马来妇女构成了澳门葡裔的重要血缘来源。荷兰攻占澳门的企图落空后，一方面移师中国东南海域澎湖列岛一带活动并继而占领台湾。另一方面，封锁了葡萄牙必经的战略要冲——马六甲水道，断绝了澳门与果阿以及宗主国之间的联系。先是在马六甲海峡设兵舰埋伏袭击澳门船只，夺船掠货，后来索性于1641年赶走葡人，占据了马六甲要塞。马六甲的失守，使澳门几乎成为与葡萄牙统治中心相隔离的孤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澳门船只无法通过马六甲海峡，甚至必须来往的人员也不得不搭乘英国的船只才能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澳门的急剧衰落，即使居澳葡人 “ 特别喜欢娶马来妇女为妻 ” ，这时也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考虑婚姻问题上的新取向。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把择偶的目光集中在澳门这块狭小的土地上。然而，居澳土生葡人社会的空间本来就很小，仅有数百个不同姓氏的家族，可供选择的对象十分有限。同时，从清代开始，华商在澳门逐渐崛起，澳门土生葡人由于海上贸易的萧条而陷入困境，为求生存，就不得不同华人接触以借助于华人的力量来改善困难的境遇，从而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华葡族群之间 “ 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 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土生葡人开始把择偶目光转向家境富裕的华人女子的情况。从18世纪起，澳门土生葡人与华人联姻的情况逐渐成为时髦，华人血统开始以正规婚姻的形式 “ 渗入 ” 澳门土生葡人族群。阿马罗认为： “ 葡萄牙血统家族的女儿一般优先嫁给欧洲人，儿子则娶欧亚混血女子为妻，财富较少的人则娶中国姑娘为妻，而不要那些没有嫁妆的欧亚混血姑娘，因为中国姑娘的美德为人称道。 ” 不仅土生葡人娶华人女子为妻成为时尚，而且男子 “ 嫁给 ” 华人女子被招为婿亦蔚然成风。印光任和张汝霖在《澳门记略》中对华人娶葡裔女 232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子为妻也做了描述。从上面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最迟从17世纪末开始，即出现了澳门土生葡人与华族通婚的情况。然而，华葡通婚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华人必须是天主教徒，至少婚姻的当事人必须接受洗礼。因此，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虽然明、清两代政府均反对华人皈依天主教，甚至屡次颁布严厉法令惩治“进教者”，然而，从耶稣会在澳门站住脚之日起，便有许多华人开始皈依天主教，甚至成为教士。工业革命从1760年代首先在英国发起，并逐渐在欧洲蔓延，在这场革命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178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这种新型动力装置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推动了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蒸汽机出现于最先受益的行业之一就是海上航运业，“火轮船”的出现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依靠风吹帆篷而在海上漂泊的木船，从根本上改变了听命于“上帝旨意”的航海者的命运。船速的加快，无异于缩短了欧洲到远东的距离。这种形势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除了促进传统的海上航运及贸易事业外，大批葡萄牙的军人、行政人员、教职人员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安全地来到澳门，甚至普通的平民百姓都可以实现亲眼目睹神秘东方的梦想。于是，从1838年越洋蒸汽轮船出现时起，澳门土生族群呈现新的特点，这是澳门土生族群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首先，欧洲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数迅速增多，这种人差不多都是各种军政官员；其次，在澳门的华人比例大幅增加，已占澳门人口的90%以上。法国人乔治，布斯凯于19世纪曾到东方游历，在澳门停留期间，澳门土生葡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谈到这个族群时说：再也没有比澳门的居民更加奇特的了。欧洲出生的纯种葡萄牙人为数很多。这种人差不多都是各种军政官员，加上一些商人，往下就是澳门土生，即父母双方都是葡萄牙人但本人出生在中国的，其次就是欧洲血统与中国血统不同程度的混血儿，他们有四五千人。再次就是一些经过几个世纪同外国人接触因而在礼貌举止上带上了一些本来没有特点的中国人。 2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对于身居澳门的土生族群来说，宗主国来的人大量出现，确实是一件好事。数个世纪以来，从印度果阿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澳门的土生葡人经历十几代及至数十代人的种族融汇，虽然他们仍自认为是葡人后裔，但卢济塔尼亚的血缘基因越来越弱化，与此同时，东方“蒙古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再现卢济塔尼亚人的英姿，就不得不需要加强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祖先的遗传基因。然而，由于山水阻隔，路途遥远，茫茫海路上充满危险，做到这一点就相当困难。而到了19世纪，由于有了现代化的海上交通工具，实现“种族透析工程”就变为可能，尽管这一所谓“工程”并非人为主观臆造的。葡萄牙改变了以往远东驻军兵源主要由果阿或者本地补充的传统做法。宗主国会定期向澳门派出海军及陆军，甚至会派出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以充实澳门的警力。另外，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终于取得了对澳门的管治权。总督权力得到加强，政府机构需要完善，因此，大批行政官员及管理人员从里斯本来到澳门。这些人员的到来，为“还原”澳门土生族群的遗传基因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 居澳土生葡人同宗主国人士结为良缘逐渐成为普遍的现象。 从Jorge Gorjaz 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一书中看，几乎每个家庭都会努力做这种选择。与此同时，澳门土生葡人族群开始出现扇性发展的趋势。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得到香港岛之后，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建立了新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利用新开口岸与中国自由通商以及邻埠香港等地的崛起和繁荣，使得早已在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澳门土生葡人更是雪上加霜。于是，他们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远赴香港、上海等地谋生。就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澳门土生葡人移民港沪两地的高潮。移民之初，大多数澳门土生葡人选择邻埠香港为居住地。但香港开埠之初仍十分落后，由于海盗曾长期盘踞，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开埠建设困难重重，因此条件极为艰苦。另外，香港气候条件较差，环境肮脏，瘟疫流行，加之附近海盗活动猖獗，尤其是港澳航路充满风险，多次发生血腥屠船事件，大大动摇了澳门土生葡人对香港的信心。这时，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及丰富资源的秀丽江南古城——上海一夜之间突然崛起，成为后起之秀。十里洋场的迅速繁荣吸引了澳门土生葡人， 234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不仅令澳门的土生葡人趋之若鹜，而且推动已在香港定居的土生葡人二次移民，使来上海淘金的西方人士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别族群，即“来自中国澳门的欧洲人”。从此，居沪葡人开始了安定自足的“小康生活”，并对上海这颗晶莹璀璨的“东方之珠”情意绵绵。也是由于工业革命带动的航海及贸易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交往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更加便利，各国人员之间的来往变得更加频繁。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不仅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而且还向西方列强开放了东南沿海的五个通商口岸，吸引了大量欧洲商人来华开设商站，建立公司。20世纪初，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其后连年不断的内战，迫使数以万计的白俄罗斯人涌进中国，虽然大部分留在中国东北地区，但亦有许多人到上海、香港“淘金”，甚至有人流落到澳门。许多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员也是一样来到上海、香港、澳门，从而与澳门土生葡人产生关系。在这种形势下，对于在香港和上海各有数千名澳门土生葡人谋生的侨居欧裔族群来说，婚姻选择的空间大大增加，其结果是，为分布在亚洲特别是远东各地的澳门土生葡人族群输入了新的血液。在Jorge Forjaz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中记载了这样一些土生家庭，其最大特点是家族的男性起源并非来自葡萄牙。据阿马罗提供的一项统计数字：1881 - 1885 年的 5年期间，在澳门全部近150例婚配案例中，有72对属土生族群内部通婚，占总数的51%；同欧洲人结婚的有59例，占总数的29.1%； 同其他种族结婚的有 13 例，占总数的 8.7%。由此即可看出，到了19世纪末，具有欧洲及其他国家或地区血统的人与澳门土生葡人相结合的情况几乎占了全部婚姻的1/3强。至于澳门土生男子娶其他国家女子为妻组成家庭的情况在19 - 20世纪时期就更为普遍，尤其是在香港及上海谋生的土生葡人男性。这种情况在Jorge Forjaz的《澳门土生葡人家庭》一书中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这说明新的血缘加入澳门土生族群的势头仍然十分迅猛。汤开建：这一点很重要，澳门土生族群不仅仅是葡萄牙人与华人结合而产生，还包括葡萄牙人与非洲人、印度人、马来人的结合；后来也不仅仅是葡萄牙人，也包括了荷兰、法国、俄罗斯等国人与上述人种的结合，可以说，澳门土生族群是多源多流。例如，澳门的土生族群中有一群黑人，就是莫桑比克或果阿的黑人与华人结合而来的，这些人到澳门后，有的娶 2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华人女子为妻，其后裔成为土生族群的一种。明代中后期，澳门就有4000多黑人。有文献记载，当时的仁慈堂，也叫野仔庙，就是收留黑人与其他人种的女人野合而生的孩子。而这些黑人及黑人的后代今天都不见了，其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台湾或内地外，大部分均融人土生葡人族群中。这一点应充分注意，过去是没有人谈的。李长森：到了20世纪中期，在中国发生的剧烈社会变革，再一次改变了在华侨居的澳门土生葡人的命运。首先，在上海侨居的土生葡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内战爆发到1950年代初期的七八年间几乎全数迁出，使曾经在上海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庞大土生族群很快消失。接着，香港的土生葡人在 1950 - 1960 年代的动荡形势下开始外流，虽未全部迁出，但已失去往日优势。195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的正统性危机不断升级，开始优先雇来自本地新中产阶级的华人。由于晋升机会受到这些新秀阻滞，很多在1950 -1960年代由澳门去香港发展的土生葡人再度移民，这次目的地是英语系国家，这是很多今日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衰落的一代土生葡人的历程。最后，由于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极“左”思潮的泛滥，甚至澳门也出现了革命浪潮，红卫兵遍布街头，大批判如火如茶，澳门工人球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声势和规模绝不亚于内地。华人与澳葡当局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华葡族群之间关系一度紧张，从而使土生葡人对孕育了他们这个族群的大本营——澳门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及忧虑。在澳门历史上，每当华人族群正面与葡人族群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解决办法都是澳葡政府在华人采取断水断粮、停止物资供应的压力下一次又一次地在行政权力方面让步。这就是澳门史学家霍启昌先生所说的“澳门方程式”。特别是 1966年12月至1967年 1月发生的“12•3”事件更加剧了华葡之间的不和，而问题的最后解决又以澳葡当局向华人“低头认罪”而告终，从而使土生族群中一部分人的最后一点信心也丧失殆尽，引起另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尤其是土生人的精英家庭，他们有较大能力在葡国、巴西或澳大利亚找到去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0年代末开始，澳门土生葡人中对澳门前途信心不足者即开始陆续向外移民，至1960—1970年代形成高潮，使一些澳门土 236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生的“精英”走向其他国家。这股移民浪潮直到中国实现改革开放之后才日渐平息。特别是中葡两国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粤澳之间摩擦减少，合作加强，在中国内地的支持下，澳门重现繁荣，从而使留下来的土生葡人恢复了信心和希望。由于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多种原因而不得不从中国迁出的澳门土生葡人大多数会选择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定居，并在那里繁衍发展。这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澳门土生葡人后裔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当地的社会精英，对侨居国家的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总之，19世纪，大批在澳门定居的葡人后裔又移居中国的上海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寻求发展。到了20世纪，更有大批移民由于经济上或者政治上的多种原因到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美国等地，并在那里繁衍发展，呈现澳门土生葡人扇性发展和流向多元化的特点。徐杰舜：澳门土生族群的形成，不仅仅是人种之间的互动，在宗教文化上，还有天主教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互动等。来华后，他们主要是和当地的蛋民结合，电影《大辫子姑娘》就以文学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澳门土生族群的存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融合性特点。土生族群如何适应当时澳门的文化？这个族群在澳门如何与周边的人们进行磨合？土生族群又如何整合到中华民族中来？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汤开建：在这里，我想补充两点。首先，澳门的早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土生族群的。在澳门历史上，澳门的主要人群是土生族群，而不是纯种的葡萄牙人。据文献记载，澳门的纯种葡萄牙人最少时只有几个人，而土生葡人人数则在数千人之上。所以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澳门土生葡人是澳门早期发展最重要的推动者。因此，值得我们每一位澳门史研究者对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予以更多的关注。其次，由于澳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生活在澳门的澳门土生葡人也自然而然地对近代中国有着特殊的影响。表面上看，人们很难认为生活在狭小空间的澳门土生葡人与近代中国有什么关系，谈不上这个族群会对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有什么影响，更谈不上会对中国有什么作用。确实，澳门是个弹丸之地，在长达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该族群在多数情况下人口不过数千人，即使与同在澳门的华人相比也是少数，更何况从族群角度看，与华族圈子并、无实质性来往。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一下近代 2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中国的变革与发展，就会发现有许多事情都与澳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与在澳门生活的土生葡人不无关系。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澳门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也是封闭的中华帝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通道。西方的科学文化乃至民主思想传人中国必须而且只能通过澳门这个通道来实现。澳门本身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必然要从一个对外经贸交流的商埠变为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进而成为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基地，最终会对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当年向葡萄牙开放澳门小半岛时所始料未及的。人们普遍承认，澳门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是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纽带，但很少谈到实现这种交流的具体媒介。诚然，不少学者肯定了耶稣会传教士在西学东渐中的作用，但这些人只是担负了文化传播的一部分工作，而且是通过走上层路线在中国宫廷及官宦中来实现的。更何况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耶稣会对中国的影响已日渐式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西方对中国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是通过人口为数不多的澳门土生族群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该族群在长达400多年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对中国近代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李长森：我想，澳门土生葡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作用，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谈。第一，澳门土生葡人在稳定澳门及周边地区中的积极作用。无论是从自身的安全及贸易利益出发，还是应广东官府要求，从葡人人澳定居、澳门开埠的第一天起，居澳葡人便自然而然地起着稳定澳门及周边地区局势的作用。澳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向西方开放的商埠，而葡萄牙又是唯一被允许居澳管理该地的国家，因此，澳门土生葡人在四个多世纪中所面临形势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他们首先要面对长期以来在粤海一带长期肆虐的海盗，尤其是澳门开埠以后为周边地区带来的贸易繁荣更加使海盗加强了对珠江口沿岸的袭扰，夺舟劫船、杀人越货的血腥恐怖事件时有发生，继而要时刻警惕后来崛起的荷兰、英国等帝国主义的觊觎。面对这种形势，仅有百余名军人的澳门防务及其开支显然力不从心，不能胜任。因此，澳门土生葡人居民甚至包括他们的奴隶，便不得不加入频繁的军事行动或者提供经济财政上的支持，可见澳门土生葡人在客观上对稳定澳门及周边地区的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238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澳门土生葡人是否协助广东政府平息海盗之乱还有争论，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既然葡人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就由于“指挥黄琼纳贿，请于上官，许夷人侨寓蚝镜澳，岁输二万金”，从而使澳之有蕃市”，那么面对海盗滋生的香山地区，以澳门为贸易据点的葡人就自然要负起保障澳门周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这与中国政府是否因此而要以“赠与”主权作为“回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其实，日本学者藤田的考证是颇具可信度的。他认为葡人第一次大规模协助中国剿灭海盗发生在葡人在澳门正式定居前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周景濂引用福建同安人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以为证：佛郎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沈束、擅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尤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值皆倍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且其初来也，虑群盗剽掠累己，为我驱逐，故群盗畏惮不敢肆。强盗林剪横行海上，官府不能治，彼则为我除之，二十年海寇，一日而尽，据此则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我御盗，未尝害吾民，且大利于吾民也。从此以后，居澳葡人助明、清政府清剿海盗的行为越来越多，颇为频繁，而每当广东政府遇海盗匪患时，亦有把请求居澳葡人军力协助剿盗视为“用官兵以制商夷，用商夷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的惯例。隆庆二年（1568年），澳门葡人击败粤东海上巨盗——曾一本，助明政府解除曾一本围攻广州之危；万历八年（1580年），澳葡当局助明政府剿歼逃至暹罗的海盗林道干；天启元年（1621年）有“海寇攻澳门，西洋人出敌，杀贼一千五百有奇，活擒数百名”；1647年，澳门市政厅组织五艘战船追击海盗：1655-1656年间，澳门葡人去上川岛清剿海盗；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葡人居澳期间，以区区数百人的兵力应付如此频繁的驱盗军事行动是绝对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平息海盗的行动一定要得到澳门土生葡人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才能获得成功。越是靠近现代，历史越是清晰。史料中对 18 世纪与19世纪之交澳葡政府助粤清剿海盗的记载最为详尽，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用表格的形式对 2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6-19世纪间澳门的助剿海盗行动进行了统计，总数为65起。不难看出，澳葡当局确实曾多次协助粤穗政府清剿海盗，而澳门土生葡人也确实参加了各种清盗靖边行动，在客观上为稳定珠江口一带的民生安全和贸易秩序做出了贡献。第二，近代中国新闻传媒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澳门土生葡人，是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率先办起了各种报纸。1821年葡萄牙新闻自由法案的通过使葡属殖民地报纸纷纷出现，在澳门，1822年9月12日开始出版《蜜蜂华报》，出版者是土生葡人Paulino da Silva Barbosa中校。31年后的1853年，香港才有了第一份报纸，1857年，报纸在上海的欧洲租界出现。从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这段时间里，澳门的报业发展很快，据文德泉神甫的统计，澳门土生葡人在澳门共出版报纸96种，在香港出版报纸26种，在广州出版1种，在上海出版5种。在我的论文中，用表格详细列举了以上报纸的名称、创刊时间、停刊时间、出版者、性质等内容。第三，澳门在走私鸦片、偷运华工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人，英国人见其利益丰厚而步其后尘，最后取代葡人垄断鸦片贸易，但还是以澳门作为储存和分销鸦片的基地。在中国政府于珠江口对鸦片严厉查禁的时候，英国人便把经由澳门的鸦片全部交由葡商代理。面对每年数千箱运送的鸦片，当时从市政厅到普通百姓忙碌一片，相当多的土生葡人加入有关工作当中。鸦片战争后，由于拉美、非洲以及北美地区急需大批廉价劳动力，澳门逐渐成为向外输出华工的中心。《澳门编年史》记载，至同治皇帝颁诏禁止对外输出华工时之前的25年间，共输出华人苦力50万人，绝大多数是从澳门运出的。汤开建：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不仅包括土生族群的形成和历史，还包括对于现状的研究。我们接下来谈谈澳门土生族群的生活现状。李长森：从人数上看，现在澳门土生族群总数约1万人，但有一批土生族群从血统上讲，是纯华人，但有葡文名字；有天主教信仰，以葡语为母语，还有葡人习俗。这些人从文化上属于土生族群。香港约有3万人，巴西约有几千人，加拿大的温哥华也有土生族群社团。应该说，澳门土生族群的生活现状比较令人担忧。澳门国际研究所出版一本书《我们是什么？》，他们对于自己应该归属于什么人还存在着迷茫。但他们强调自己的根在澳门，说明他们有着中华情结。如果华人还称其为 240
澳门土生族群研究三人谈 “鬼佬”的话，说明还未认同他们。而土生族群自己也并不喜欢葡萄牙人，认为葡萄牙人抛弃了他们，但土生族群又不愿放弃葡国国籍，这应该说是政治上的原因。但土生族群将澳门当做自己的家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每年都有流落海外的土生族群到澳门来寻根。前不久，有一次全世界的土生族群到澳门举行一次聚会。世界各地来的土生族群很多，他们来到澳门，一定要吃澳门菜，看澳门古街道，表现出了浓厚的澳门情结。而且，从长相看，很多人已经是华人的模样。徐杰舜：澳门土生族群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回归后，土生族群的身份和地位并未最终确定下来，因而存在很多问题。例如，回归前，土生族群大都生活在澳门社会的中上层，但回归后，土生族群正从以前的优势地位转向弱势地位，在转型过程当中，必然会产生问题，例如，为什么他们既拿澳门身份证，又不愿放弃葡国护照？而中国政府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诸多问题，只有待我们对他们的心理、生活进行了研究和了解，进而进行政策调整才能解决。李长森：如果细分起来，澳门土生族群的生活状况是有老、中、青三代人之间的差别。在回归前，老一代的澳门土生族群是澳门的当权者，他们占据了政府部门公务员的职位，处于优势地位。《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华人才可以当公务员。老一代的土生族群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看不起华人。澳门历史上的“12 "3”事件，表面上看是华人与澳葡政府的冲突，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土生族群与华人矛盾的结果。“12 "3”事件后，澳门的土生族群开始离开澳门。后来，在回归前期，随着粤澳两地的交流逐渐增多，他们的疑虑才有所消除。回归后，虽然澳门的高层领导都已经是华人了，但中年一代的土生族群在澳门中低层的公务员中，仍占据了几千人的职位。他们的基本利益在回归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最令人担忧的是年青一代的土生族群。他们中有几千人尚未就业，单从语言方面，他们的就业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他们虽然粤语和葡语都能讲，但粤语能说不能写，葡语的发音又不同于葡萄牙的里斯本音，使得葡萄牙人听不懂，因此他们只能留在澳门就业。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澳门的土生族群协会虽然做了不少协调工作，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只有调动他们自身的主动性，并配合相应的政策调整，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2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汤开建：从今天的讨论不难看出，进一步开展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如何开展呢？我想，我们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首先要发挥群体研究优势，进行长期的、多国多地区的合作研究，多吸收双语人才参与研究。双语不仅是指葡语和普通话，也要包括粤语，因为澳门土生族群大多只懂粤语和葡语。李长森副教授应该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向澳门政府和澳门基金会申请重大课题。这不仅是资金问题，而且也可以引起当局对澳门土生族群研究的重视。徐杰舜：我也正在考虑对澳门土生族群进行进一步的人类学研究。我的一个计划是开展口述史的研究。因为澳门土生族群一般都没有家谱，这对于族群研究十分不利，而目前还没有人对澳门土生族群进行过问卷调查研究，所以我计划进行土生族群家族史的访谈。在澳门土生族群的万余人中选择100个家庭进行访谈，搜集口述的家族材料。李长森：我建议研究澳门土生族群要从多个方面进行，例如新闻史方面。前面我提到了中国近代的新闻业首先是由土生族群在澳门创立的。以《蜜蜂华报》为开端，多种报纸不断出现，影响较大的像《镜海丛报》。香港开埠后，很多土生族群转到香港办报。当时香港的报业完全是由澳门土生族群控制的。后来，又有大量的土生族群转到上海办报。当时土生葡人在全国各地办的报纸达100多种，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新闻人，在中国早期新闻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非常值得研究。汤开建：好。感谢徐教授和李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澳门土生族群的精彩的讨论。希望我们的讨论能够引起澳门学研究者多多关注澳门土生族群问题。另外，我们根据徐杰舜教授的提议，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召开关于澳门土生族群研究的会议，进一步向各方呼吁，多方合作，继续推动澳门土生族群的研究。谢谢大家。（原载赵心愚主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7期，总25卷，成都：西南民族大学） 242
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梁启贤*一 引言：回归后的港澳地区——充满危机与机遇自1997年及1999年，港澳地区先后回归中国，成立特别行政区，但两个初生的特别行政区，均要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例如，亚洲金融风暴导致的经济负增长，严重的传染病威胁( 禽流感、SARS )，等等，这些危机对两地的经济、民生造成沉重的打击。在这一轮轮的冲击中，青年首当其冲，明显地，两地的失业率中，青少年的失业率远比整体失业率高。“双失青年”这个充满负面标签的形容词，成为回归后最有代表性“形容词”。根据资料显示，在2003年，香港的失业率为7.9%，但同期的青少年失业率（15 - 24岁）高达30.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而在澳门，2003年的整体失业率为6%，而同年的青少年（14 - 19岁）失业率则是21.8%（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及普查局），也较整体失业率高出许多。光是青少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已是令两地政府头痛的问题，也反映回归后青年发展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港澳地区过去皆为西方国家所管治，不论是港英政府还是澳葡政府均不是着眼于地区的长远发展，青年发展大多只是局限在福利性、教育性的服务，不但没有完整的青年政策，不同的青年服务也欠缺规划性、协调性。青年工作的重点，是让青少年知悉社会的规范，减少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可以说是十分看重他们要“从众”(conformity)，曾有学者指出，香港只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梁启贤，澳门理工学院社会工作课程讲师，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政府及行政学系哲学博士候选人。2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青年服务， 没有青年政策 ( Cheng, C. H, H., 1997 )， 也反映出管治政府根本不看重青年发展，青年服务只是希望以此稳定社会及为经济发展服务。本文将分析什么是青年发展、青年发展与青年指标的关系及港澳两地的青年指标、发展异同，同时探讨两地未来青年发展的可行方向。 二 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所谓青年指标，最初源自社会指标( social indicator )，因此，要理解什么是青年指标，我们必须先从理解社会指标开始。从1950、19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已积极探索如何分析社会的方法，使民情可以上达，而为政者也可从中知悉民情，以利于施政。Easton( 1953，1965 ) 早在 1953 年利用系统分析指出，在政治体系内，相关的人员如何把政治要求、支持输入 ( input ) 政府的系统中， 在政府的系统内，经过转化( conversion)的过程，然后利用不同的政策、服务，成为输出(output)。之后，Almond ( 1960 ) 等学者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阐释输入功能 ( input function ) 及输出功能 ( output function )，输入功能包括政治吸纳、政治教育、不同利益组群( interest group)的兴趣、政治沟通等；而输出功能则是法律的制定、政策的推行等。换言之，社会指标的作用是提供资料，让施政者知悉社会的情况，并从而推出相关的政策、法律。而社会指标也成为政治系统中重要的输入因素( input factors)。同时，社会指标也有回馈 ( feedback ) 的作用，使当政者知悉政策是否受欢迎、民众的支持度等。社会指标的作用主要是：为政府制定政策前，提供“输入”的资料，使政府更清楚社会大众的需要。然而，社会指标也不一定是处理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的灵丹妙药，其会指标也有不少的局限性。第一，社会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众期望等不同因素，关系交错，单纯一些的指标性数字，不一定反映社会的真正状况。例如，某一地区的罪案数字极低，不一定代表该地区的治安很好，可能是该地区的居民取向十分保守，即使遇劫，也不会报警，使罪案数字维持在低水平。因此，罪案数字根本不能反映该地区的治安情况。 244
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 第二，这些社会指标虽然都是利用不同的客观统计方法计算出来的，但是如何解读这些数字，不同背景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劳资纠纷的个案上升，有人可能解释为劳资关系紧张；但也可能有人认为是劳资纠纷的处理逐步走向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劳资双方倾向以理性的方法解决纷争，有助于减少大型的罢工行动，更有利于保持劳资和谐。从以上的例子便可见，同一个指标的数字，可以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表面是客观的数字，在解读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的诠释。第三，在社会上经常会有很多突发的事情。例如，传染病、金融危机、天灾以至于恐怖袭击，大多是事前没有预告，但为社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任何社会指标都有其局限性，并不是社会指标的研究一定可协助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李明垄，1992）。虽然，社会指标有很多的局限性，但社会指标仍可为政策决定者提供不同的参考数据，并以此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向。因此，社会指标仍是有其贡献的。由社会指标引申的青年指标，也是指和青年有关的数据，例如青少年的辍学率、青年的就业统计、青年犯罪率等，这些统计数据的目的，均是希望以这些指标来理解青少年的问题、需要，当这些数据“输入”政府架构后，他们会因应青年的需要，而制定及“输出”青年政策或青年服务。因此，青年指标可以反映青年问题并以此了解青年的需要，而青年问题和青年的需要也把青年指标和青年发展联系起来。三港澳青年发展的异同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服务，主要是依赖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教会）推行，而当时最重要的青年问题，主要是儿童失学、因贫穷而出现的健康问题，故不少非政府组织推出免费教育、免费的奶粉等服务，而青年发展主要也是希望可以满足青少年的基本需要。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966年、1967年的暴动事件（六六暴动、六七暴动），这也成为香港日后社会政策的转折点。在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开始加强香港的内部福利服务，增强市民对港府的支持，从1970年代开始，各项社会服务相继涌现，而政府在教育及 2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青年福利服务方面的改革更为明显。全港性的青少年暑期活动也从1968年开始推行，至今从未间断（吴水丽，1989）。在教育上，港府推出六年小学免费教育，使青少年失学问题得以解决，而及后推出的九年免费教育更是实行至今。因此，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推行的青少年服务，是今日各项青年服务的蓝本及基础。至1980年代，青少年服务（包括福利及教育）的开支一直没有减少，同时，为了配合香港的经济发展，港府成立第二所理工学院（即城市理工学院）及筹建第三所大学（即香港科技大学），也可从中窥见港英政府青年服务背后潜藏的意义，由昔日的稳定社会开始转移至发展青年的经济功能。为回应1985年的“国际青年年”，港英政府于1986成立了“青年事务委员会”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使香港的青年服务步人一个新的年代。从1992年开始，由于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了极富争议的政改方案，使香港在整个后过渡期陷入政改方案的争议中，而青年发展工作也大致沿着1980年代的路线继续以教育为重点，为配合经济的迅速转型，港府也刻意增加专上课程的学额，而学士学位课程更是大肆扩展；但事实上，大量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只是因为配合经济发展的缘故，香港在中国内地的经济开放政策下，港商不断把生产北移内地，而香港逐渐发展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而有关行业要求有更高学历的劳动力，青年发展仍是以推动经济为主导方向，从而忽略了青年的全面发展。相比之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澳门和香港的发展情况大致相似，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地的发展开始有较大的区别，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和两地政府的心态。澳门的青年发展，在1990年代以前，只是服务提供，谈不上什么政策、理念、方向等。在1980年代末，中葡签订了澳门前途协议，葡萄牙需在1999年把澳门归还中国，可是澳门在澳葡松散的管治作风下，可能为日后的管治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在中方的压力下，澳葡政府开始在1990年代推出一连串的政策，推动青年发展，积极培养人才，例如在1991年收购了当时私立的东亚大学，改称澳门大学，同时把附属在大学内的理工学院独立出来，另成立澳门理工学院，大力发展澳门的专上教育，为未来的管治班子培养人才。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1990年代，澳门的青年发展服务大多是由非政 246
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 府组织提供的，它们推行服务的方向，是根据本身组织的理念而制定的，因此谈不上什么青年指标。至1990年代后，青年发展的明确方向是培养青年成为未来特别行政区的管治人才。综合而言，由于港澳两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同，故两地不可简单地直接做比较，但两地的青年发展仍有些相似的地方，最明显的是：两地的青年发展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组织及传统华人社团）提供的，在过去，它们甚至连经费也是自己筹募的，至1970 -1980年代，才开始接受政府的资助。香港青年的发展方向，由1960年代的要求保持社会稳定，至1980 -1990年代，要求则是为经济发展服务。澳门跟香港一样，没有成文的青年政策、青年发展工作，也以非政府组织为主力， 自过渡期开始，澳门开始注意青年发展，但也是基于政治的需要，青年同样鲜有发言的空间。同样，港澳两地也没有官方制定的青年指标，有关的指标也只是散见于不同的和青年有关的统计数字中，例如青年失业率、青年入学率等。由于没有明确的青年指标，也令两地青年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四青年指标如何推动青年发展正如前述，社会指标的作用正是政府制定政策前的输入因素，因此，青年指标的制定也可成为政府制定青年政策、青年服务时的重要根据。虽然香港没有官订的青年指标，但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每年出版的参考资料，均详列各项和青少年有关的统计资料，研究人员也可从中分析出政府最重视什么样的青年问题。根据青年事务委员会在其出版的Youth in Hong Kong：A Statistical Profile 2002中，详列了多项数据，其中，青年事务委员会把不同的数据归纳为6个项目，包括了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人文资本(human capital)、就业与失业(employment andunemployment)、物质滥用及犯罪(substance abuse and crime)、贫穷(poverty)。上述6项统计资料已涵盖了大部分和青年相关的统计资料，也为政府制定与青年有关的政策和服务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03)。不论官方还是非政府机构所制定的青年指标，均会成为政府研究青年 2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问题、推动青年发展服务时的重要依据，例如，近年来，由亚洲金融风暴带出的经济急速转型，使很多低学历、没经验的青少年成为失业大军，从青少年的失业数字便可见情况的严重性。香港政府也因应有关问题，分别设立了“展翅计划”、“毅进计划”及“青少年见习就业计划”，为协助青少年就业或继续学业。而上述计划也由临时的计划变成长期发展青年的计划。由此观之，青年指标往往具有“输入”功能，为政府改善青年政策、服务提供参考数据。澳门方面，过去一直没有任何的青年指标，教育暨青年局于2002年委托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完成一项“澳门青年指标体系”研究，归纳出10项指标方向，作为辅助政府、非政府组织在未来制定青少年政策的参考依据。该10项指标是：①人口、婚姻、家庭；②身心健康；③教育与培训；④劳动力与就业；⑤康体文娱（闲暇）活动；⑥公民义务与社会参与；⑦青年犯罪与行为偏差；⑧价值观；⑨消费与生活质量；⑩社会环境与青年政策（程惕洁，2003）。上述10项指标的范围十分全面，和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的青年资料相比，澳门可考虑把有关的范围归纳为不同形式的资本，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分析，因为现时社会科学的研究趋势，皆倾向于把类似的范畴归纳为不同形式的资本，教育暨青年局可考虑把上述10项指标再进行归纳，可促进对青少年的研究追上国际水平。五总结：青年的声音现时，港澳两地均设有青年事务委员会，作为法定的青年事务咨询机构，但是两地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不是青少年。因此，青少年的声音无从进入政府的架构内。虽然青年指标的制定有助于施政者认识青年问题、青年的需要，但是所有数字、统计资料均是有其缺陷的。社会的组，成是极其复杂的，统计、指标只是有助于我们对问题进行初步了解，我们不能只是盲目崇拜统计资料而制订我们的青年发展计划，若要解决上述问题，两地政府可考虑在制定与青少年有关的政策及服务时，应尽量多听取青年的声音。但如何可以听到青年的声音呢？新加坡的经验对港澳两地有极大的参考价值。1997年的金融风暴，新加坡也身陷其中，青年失业率狂飙。在 248
港澳地区的青年指标与青年发展 2000年时，新加坡政府通过新加坡全国青年理事会(National Youth Coun- cil)推动“培训二十一世纪新加坡青少年运动”，使青少年可参与青年政策的厘定，也打造了双方对话的平台，政府也和青少年建立互信的基础。而新加坡的经验使我们知悉青年参与的重要性，也有助于青年一代建立对地方的归属感。根据很多西方社会青年工作的经验，要开拓完善的青年发展工作，可利用不同形式的社区活动( community program)，借此为青年建立对社区的归属感、学习分工合作、建立身份认同及发挥领道潜能等(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2)。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可借拨款支援不同的非政府机构，筹办青年社区活动，推动青年发展工作。不论社会政策还是社会指标，均是以人为本，不能只靠数据。因此，在青年指标制定后，更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促进青少年参与青年政策制定工作，如此方可避免只凭数据而忽略了有血有肉的真正的青年之需要的弊端。参考文献1．吴水丽：《青年工作的未来方向》，载关锐煊编《香港社会福利服务论丛》，香 港：集贤社，1989。2．李明垄： 《民情上达：社会指标的角色与作用》，载刘兆住、尹宝珊、李明堃、 黄绍伦合编《华人社会社会指标研究的发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 究所，1992。3．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网页：http: //www. info. gov. hk/censtatd/。4．程惕洁：《澳门青年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澳门：澳门大学，2003。5．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http: //www. ias. gov. mo/web2/bigS/index, htm。6．澳门特区政府统计及普查局网页：http: //www. dsec. gov. mo/c_ index, html。7. Almond, Garhriel,A.and Coleman, J. 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 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8．Cheng,C. H,H-A Study of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for Youth in Hong Kort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9. Easton,D．，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nopf,1953.10. Easton, D.,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Wiley,1965.11. Funess Gullan and Tihon, Timothy, The Case for the Welfare State, Bloomington: Indi- 2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ana University Press,1979.12. Hamilton, S. F, Hamilton, M. A, & Pittman, K, The Youth Development Handbook,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2004.13.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unity Programs to Promote Youth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 National Academy Press,2002.14.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outhin Hong Kong: A Statistical Profile, Hong Kong: Commission on youth,2002.（原载王志鸿、姚伟兰编《两岸四地青年发展指标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2004） 250
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李国豪*李惠华**一前言青年人是未来的社会动力，他们的能力、对事物的态度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速度和方向。一群有理想、有目标的青年人，日后可以努力地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澳门特别行政区于1999年开始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回归祖国后，为了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的宏图，对青年工作的发展，实际上是一项具有重要性的资源投放。澳门致力于与区域内其他城市进行交流，亦锐意发展成为国际城市，因此，资源投放方面必须具备策略性及前瞻性，有效且具有参考性的数据更有助于制定青年政策、领袖培养及发展性的服务。澳门青年人好比泥土中的种子，必须加以施肥及细心的照料才能开花结果。在这五年间，澳门由葡国管治地变成今天的特别行政区，青年教育体系也有所改变，加上亚洲金融风暴令澳门经济及就业结构出现转型的情况，预计在数年问，随着旅游业和博彩业的发展，澳门社会环境及青少年价值观亦会随之而变化，因此，系统了解当中的变化实为首要的工作。二澳门青年指标的启迪在进行价值观的研究前，先要界定“价值观”一词的意思。我国台湾学者张春兴指出，“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周围世界中的人、事、物的看法”。*李国豪，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服务总监。**李惠华，圣公会择路乐途问题赌博辅导服务主任。 2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2004年3月，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简称“本服务处”）受教育暨青年局委托，负责进行一项《澳门青年指标体系》之青年价值指标研究调查，旨在探讨青年的自我价值观、家庭价值观及人生价值观等。主要对象为能操广东话的青年人，年龄介于13 - 29岁之间，当中包括在学、失学、在职及失业等不同青年的组群。研究问卷需要配合整体“青年指标”研究而草拟，当中包括基本资料、自我价值观、家庭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及家庭背景资料五部分，共计35道选择题。经过两个月的电话调查，共取得成功样本624个。这次研究所采用的问题，经过统计学上的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及信度测试( Reliability Test)后，整合出一份调查问卷，而这份问卷的信度测试为p> 0.07。访问员完成研究问卷后，将问卷数据输入电脑，并利用统计软件(SPSS)进行数据分析。分别以单项统计表描述各道问题被访者的回应。以及利用卡方测试(Crosstab&Chisquare Analysis，P<0.05及p<0.01)探讨两个变项的相关关系，以双项统计表列出，发现当中也有不少0.02)显著的相关关系。这次青年指标的初步研究，总结数据分析后得出不同的指标及启示。从结果中发现指标与青年发展有以下关系。（一）青年人较谦逊及自尊感较弱从初步研究的指标可以窥探出青年人对成就感与自己的重要性并不十分认同，表1的数据显示，只有三至四成的青年人认为自己是重要、受欢迎及有成就的人，可见其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偏低。表1受访者的自我价值观念取向单位：%第二部分：自我价值观念题号问题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无意见／不知道拒绝回答789你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在众人当中，你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你觉得自己很重要43.28.830.135.334.339.338.635.7910.111.21611.491.61.41 252
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 续表1第二部分：自我价值观念题号问题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无意见／不知道拒绝回答101112你的缺点较优点多拥有一份工作／一个读书的机会才是有价值的人你满意目前自己的成就10.639.314.440.135.434.829.815.92996.417.310.42.93.50.10.11从本研究中发现，青年的年龄与其成就感有着显著的关系(p<0.05)，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年龄组群为20 - 24岁青年最不满自己的成就，其比例占了六成（见表2），此点可证明此年龄组群暂时找不到自我价值认同之处，而他们正处于刚完成学业或准备投身社会工作的阶段，所以，青年工作者及特别行政区政府应多注意，为他们提供一些生涯规划的计划，以及获取学业和工作以外的成就感的机会，例如加强此年龄组群之自我肯定及义工体验服务机会，或加强持续进修之训练及“生涯规划”的指引，令此年龄群能够达致自我认同。表2年龄组群与自我价值观念的交差分析13-14岁N (%)15-19岁N (%)20-24岁N (%)25-29岁N (%)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27(18.4%)58(39.5%)37(25.2%)25(17.0%)49(16.0%)108(35.2%)94(30.6%)56(18.2%)6(6.1%)32(32.3%)42(42.4%)19(19.2%)8(18.6%)19(44.2%)8(18.6%)8(18.6%)说明：卡方分析值=16.8，显著程度p<0.05。这些数据显示出四种重要的信息：①青年人看成就感与自身的重要性为很高的层次；②青年人的价值由想象性变得趋于现实；③青年人的谦卑性格与其自我价值之影响；④青年人在学与就业衔接服务与其成就感的联系性。 2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青年的家庭观念较重在家庭价值观念方面，大部分受访者较倾向重视家庭。表3显示，接近八成受访者同意家庭中有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支持；而73.4%的受访者认为父母可以分担困难，这两个问题的结果显示家庭中成员能提供支援给受访者。87.2%的受访者同意家庭比任何东西重要；超过九成受访者同意每位家庭成员也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可见其同意程度甚高。（三）青年与父母间存在代沟青年对于父母的形象及沟通模式方面的数据，是值得关注的一环。表3中的问题17及问题21显示，较多受访青年认为“父母是保守的”(53%)，超出那些不同意群组约11.5%。而且，同意“父母和子女会存在代沟”的受访者占51.6%，也超出那些不同意群组约7.7%，反映了亲子间在沟通上存在一些问题。表3受访者的家庭价值观念取向单位：%第三部分：家庭价值观念题号问题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无意见／不知道拒绝回答13141516171819202l22家庭中有兄弟姊妹可以互相支持父母帮你分担困难子女供养父母的观念已经过时家庭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父母是保守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是对的与父母同住是一种孝义每位家庭成员也担任一个重要角色父母和子女会存在代沟单亲家庭影响子女的成长41.834.15.644.620423.953.514.131.437.239.316.742.63311.942.138.937.537.311.218.333.3830.637.520.43.832.7175.35.436.52.210.936.96.32.611.28.23.52.66.72.258.87.11.23.85.110.31.20.40.50.90.200.71 254
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 （四）青年的教育程度对父母责任的层次一般人认为教育程度越高，其个人修养及孝义也会有所提升。但这次的青年指标研究显示（见表4），教育程度越高，对“与父母同住是一种孝义”的同意程度却越低，如约有九成小学程度的受访者同意与父母同住是孝义，大专程度的受访者却只有五成表示认同。但另一个数据则显示，教育程度越高，他们承担供养父母的责任感越强，如未曾接受教育的青年不同意“子女供养父母的观念已经过时”的占六成，而大专或以上程度的却占八成多（见表5）。表4教育程度与家庭价值观念的交差分析（一）未曾接受教育小学程度或以下中学程度大专或以上程度N (%)N (%)N (%)N (%)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1(33.3%)1(33.3%)1(33.3%)0(0%)21(45.7%)20(43.5%)4(8.7%)1(2.2%)119(26.7%)201(45.1%)98(22.0%)28(6.3%)8(9.6%)41(49.4%)24(28.9%)10(12.0%)说明：卡方分析值=27．0，显著程度p<0．01。表5教育程度与家庭价值观念的交差分析（二）未曾接受教育小学程度或以下中学程度大专或以上程度N (%)N (%)N (%)N (%)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0(0%)1(33.3%)1(33.3%)1(33.3%)1(2.5%)10(25.0%)22(55.0%)7(17.5%)31(7.0%)82(18.4%)163(36.6% )169(38.0%)3(3.4%)11(12.6%)22(25.3%)51(58.6%)说明：卡方分析值=25.5，显著程度p<0．05。从以上家庭价值观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①高学历青年对孝义的理解为一个高尚层次，所以否定单一的同住是一种孝义的表现；②但 2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对于低学历的青年人来说，同住已经是一个孝义的交代；③低学历与高学历青年对孝义的定义取决于他们对不同父母住的需求；④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尤其重要，会影响其亲子关系。综合以上结论可以解释高学历青年人对于与父母同住，并不在于是否孝义，而会优先考虑自己的生活水平及能力是否足够，这一点从他们觉得需要供养父母但不代表需要同住的数据可以反映出来，所以此两项并没有出现矛盾，也可以由此两点看出青年对父母责任的理解。（五）青年的人生价值感较强根据表6的数据，反映青年人持有正面的人生观，如分别有93.7%及88.2%的受访者同意“人生有目标才会有成就”及“生命充满盼望”。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同“在学业／事业上，你已订立目标”及“现时的生活是充实的”。表6受访者的人生价值观念取向单位：%第四部分：人生价值观念题号问题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无意见／不知道拒绝回答23242526272829人生有目标才会有成就人生是颓废的生命充满盼望在学业／事业上，你已订立目标金钱比任何东西重要富裕的生活才活得有价值现时的生活充实的57.21.137.73214.36.132.236.56.350.541.321.219.245.73.43175.915.441.546.216.21.432.94.36831291.16.92.95.95.84.82.60.410.110.40.60.4表7显示，受访者的年龄组群与其人生价值观有显著的关系，p <0.05，超过八成的13 -14岁组群的受访者不同意金钱的重要性，可能他们仍是适龄学生，仍在求学阶段，未有需要为金钱而奔波。反观之，则年龄越大，金钱对他们的重要性亦有所提升，由18.9%（13-14岁组群）急升至34.1%（25-29岁组群）。由于20-24岁及25-29岁的青年需要渐渐从事 256
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 社会工作，所以他们更认同金钱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表7年龄组群与人生价值观念的交差分析13-14岁N (%)15-19岁N (%)20-24岁N (%)25- 29岁N (%)非常同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非常不同意7(4.9%)20(14.0% )69(48.3%)47(32.9% )14(4.7%)70(23.3%)127(42.3% )89(29.7%)2(2.0%)31(31.6%)48(49.0%)17(17.3%)4(9.1%)11(25.0%)15(34.1%)14(31.8%)说明：卡方分析值=19.5，显著程度p<0．05。三澳门青年发展经验分享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坚守着“个别关怀，全面照顾”的服务宗旨，为澳门居民提供专业适切的社会服务。本服务处于1997年正式注册成立，服务对象以青少年为主，至今，辖下共设有6个服务单位，包括“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北区青年发展中心”、“校园新动力——校园适应学习计划”、“青年领袖发展中心”、“家长支援服务计划”及“心愿居”。以上青少年服务的发展，需要这次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的所得数据作为依据，下面分享澳门青年发展的经验。（一）提升青年个人素质将这次青年价值指标研究与邻近地区相类似的数据做比较，可见邻近地区青年的自我价值观念较高，如94.5%的被访青年觉得自己是有用的人；亦有80.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理想的人；等等。在同一个华人社会背景下培养的青年，也有不同的个人价值观，这亦显示出自我价值观与他们生活体系有莫大关联。因此，青年服务的发展离不开提升他们的个人素质，从而使其肯定自我能力。如本服务处成立青年领袖发展中心， 目的旨在协助青少年实践自我、发挥潜能、提升个人素质及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本服务处于2004年2月正式成为“澳门国际青年奖励计划执行处”， 2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旨在培养青少年的分析及思考能力，通过参与一系列的活动，以获取不同等级的奖励，并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观。由于这次青年价值指标研究得出本澳青年的自我价值观较低，因此提供个人素质的机会更是刻不容缓，如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让青年可以开放自己及开阔视野。（二）配合青年成长阶段的需要根据心理学家艾里克森(Erik Erikson)之“人生八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人皆有不同的成长需要及特性。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认同与角色混淆之矛盾阶段，他们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寻找自我，而本研究引证青年的成就感较低，不论在学业还是工作方面，他们都缺乏建立成就的机会。而我们深信，成就感与自我肯定是有关联的，而且对青少年成长阶段来说相当重要，因此，本服务处之“校园新动力——校园适应学习计划”为失学青年提供服务，鼓励和支持他们回归正式学校，使他们寻找在学业上的成功感，继而建立正面的人生价值观。（三）加强青年生涯规划计划本研究反映，20 - 24岁的年龄组群的自我价值观及人生观较为薄弱，参照表2的数据分析，此年龄组群不满意目前的成就者占有六成多，而其他组群则只占三至四成。事实上，澳门教育制度中，15岁为接受义务教育的分界线，这表示16岁或以上的青少年除了升读大学外，其出路便是加入社会工作的行列，可见他们的出路真是寥寥可数。毋庸置疑，青少年就学与就业的衔接服务尚需发展，如那些职前培训及生涯规划的课程，一方面，可以使青少年更了解其职业取向，然后再选择投入合适的行业，使之成为澳门发展的新动力；另一方面，雇主也有所获益，能够聘请到为自己前途而有所计划的青年人。事实上，青年失学或失业有年轻化的趋势，这表示在15岁前也有在学及就业的衔接服务的需要，而且生涯计划的服务需要也很大，若他们缺乏正确的指导，便很容易走上歪路。有鉴于此，本服务处辖下的“北区青年展中心”曾举办“就业辅导计划”，通过开办具有创意及本土特色的训练，与商业团体合作，为青少年提供更多与实际环境相结合的培训机会。 258
21世纪澳门青年价值观趋势 （四）探索青年人对赌博的价值观随着澳门赌权的开放，博彩业迅速发展，澳门理工学院的庄荷培训课程也吸引了不少青年人报读。据相关资料显示，三期的课程共有4737人报读，而其中以21-25岁的青年最多，占近四成之多，刺激青年从事博彩行业。由于庄荷的最低要求是小学毕业，而收入却相当吸引人，在此推论之下，澳门人的教育水平也有可能被带动，这绝对影响人民的素质及民众对金钱价值观的改变，如侧重物质的享受。因此，品德的培育，以及个人理财的管理是不可缺少的。为了掌握青少年对赌博的看法，本服务处计划进行一项青少年对赌博的价值观调查，参考所得的数据预测日后青年发展的方向。四总结作为青少年服务的机构，对于青年脉搏及瞬息万变社会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毋庸置疑，青年指标对一个地方的青年发展尤其重要，因为指标不但能反映出青年人的价值，而且有助于让政府或有关机构制定青年政策及服务。本文尝试列出一些重点，让大众对青年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了解其需要，有助于培育社会未来的栋梁及制定青年发展政策。经过此青年指标的调查及多年的青年发展经验，送上青年格言以鼓励他们继续茁壮成长。青年格言青年自我价值高，要靠实践齐参与。家庭观念更重视，人生价值添新姿。澳门特别行政区，要靠青年共勉之。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零零四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澳门：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印务局，2003。2．香港青年协会：《香港青年趋势分析2002》 ，香港：香港青年协会，2002。 2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3．余振：《澳门中学生的民主价值取向》，载吴志良、杨允中编《澳门2000》，澳 门：澳门基金会，1999。4．香港青年协会：《掌握青年脉搏：建立香港青年指标》，《青少年问题研究系列 （十二）》，香港：香港青年协会，1997。5．杨雄：《后过渡时期的澳门青少年》，澳门：澳门基金会，1996。6．[捷）弗，布罗日克：《价值与评价》，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7．张春兴：《价值感、价值观、价值标准、价值判断》，载《青年的认同与迷失》， 台北：东华书局，1983。8．黄汉强、冯少荣主编《澳门研究》1997第6期，澳门：澳门基金会。（原载王志鸿、姚伟兰编《两岸四地青年发展指标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暨青年局，2004） 260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总结经验，缔造健康生活邓达荣*一前言澳门卫生医疗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而悠久的历史。16世纪中叶葡萄牙海军抵达澳门后，一个平静的渔港随即发生了急速的变化并飞快地发展，成为中国一个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这时，远东的第一所西医医院亦在此诞生，澳门的卫生医疗事业由此扎根，西方医学从此在澳门运转了近四个半世纪。而专门提供中医院治疗的医院的19世纪后期才正式设立，之后更融合了西方医学一并为普通大众服务。虽说澳门的卫生医疗历史源远流长，但碍于人口稀少，至今整日发展仍未完善，只能满足居民的一般需要。近20年来，澳门的卫生医疗体系急剧变化。此前澳葡政府锐意改革，引入全新的管理和服务概念，意在建立一个具福利性质的卫生医疗系统，甚受澳门居民欢迎。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下，其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已不能再独善其身，澳门居民的个人及集体健康更不能幸免，逐渐受到更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如何能在这多变的环境及因素下维护居民的健康及城市的持续发展是现今要面对的一大挑战。二从葡萄牙人抵澳的20世纪的医疗发展追溯葡萄牙人来华历史，首次踏足中国，时为1513年，即明朝正德八*邓达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财务局资料汇编中心组长，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2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年。至于他们何时正式居澳，则说法不一，但应在1553~1557年间，即明朝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之间。①因为葡萄牙人进入澳门有其过程，直到1557年才正式在此建屋居住，所以该年被认定为葡人进入澳门之年份。（一）澳门第一所医院的由来根据资料所载，在1562年，澳门有人口800人，其中属葡萄牙籍的有500~600人。1563年，澳门人口激增至5000人，葡萄牙人亦增至900人。②7年后，即1569年（隆庆三年），当耶稣会士加利诺（D.Melchior Carneiro）抵达澳门后，认为有必要兴建一所医院为当地居民服务，故此旋即展开筹募工作，并把西医学及西医药传入澳门。这所医院就是中国第一所欧洲式的西医院。该院除收治基督徒外，还接纳非基督徒就医，为贫苦大众赠医施药。最初，加利诺原本打算设立两所医院，但最后只兴建了一所，而把原意独立兴建的麻风病院收纳在这所医院内，成为专供麻风病人留院的隔离病区。直至一个多世纪之后，该所医院才正式一分为二，一所位于市内，名为“穷人医院”（Hospital dos Pobres），另一所则是位于市外的“麻风院”（Hospital de Leprosos）。自此，西医学和西医院开始渐为澳门居民信赖和使用，并通过澳门渐渐在广东一带为人所认识、推广及应用。1784年，驻印度果亚（Goa）葡萄牙总督下令在穷人医院旁兴建一所军人医院。实际上，军人医院与穷人医院相连，两院并非各自独立，只是前者工军人留医之用。1834年，穷人医院被赋予民间医院（Hospital Civil）之名，以识别于军人医院。“穷人医院”一直本着慈善的宗旨，服务到1883年才被易名为人所共知的“白马行医院”（Hospital de S.Rafael）。③（二）白马行医院白马行医院长期努力不懈地为贫苦大众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设施及设备不断老化。信医院大楼工程于1938年8月施工，至1939年9月竣①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19页。②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9页。③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310页:Pe. Manuel Teixeire, 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Ⅰ-Ⅱ, Gabinete do Secreta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Qrcamento,1998, pp. 197—199 262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工，一幢全新庄严瑰丽的白马行医院大楼在原址落成启用。此外，旧门诊部亦得到扩充，增聘了各类专科医生；而旧有部门亦进行了改革。同时，还增设了一些诊疗辅助部门，其中包括临床化验室、治疗室等。①直到1975年，白马行医院经历了兴衰沧桑406年后关闭，完成了历史赋予之任务而画上句号。之后该址一度沦为帝汶难民庇护所。现时则改建为葡萄牙驻澳门领事馆，其外墙仍保留着1939年的旧貌，继续矗立在澳门半岛见证澳门卫生医疗的发展。（三）其他外国人建立的医院1827年，一名派驻广东和澳门的英国外科医生哥尼特兹( Dr.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见中医药对眼部疾病束手无策，于是在澳门的外国社团资助下，联手建立了澳门第一所眼科医院，该院运作至1832年关闭，共治愈超过6000位患者。②早在1835年，一所英国医院已在外港一带设立，但一直被普遍误认为是美国医院。1838年7月5日，哥尼特兹(Dr. Colledge)、帕加(Dr. Parker) 和毕特文(Dr. Bridman)医生共同在中国创立“传道医疗公司” (SociedadeM6dica Missiondria)。1839年，伦敦传道公司的洛克特(William Lockart)抵达澳门后，被中国传道医疗公司委任为该院的负责人。他不只在澳门留下了医疗服务光辉的一页，还在香港、中山、上海和北京享有盛名。由于该公司认为在中国设立同类机构会有更好的发展，遂于1846年关闭了澳门的英国医院。在医院关闭前15个月，共录得5265宗诊治和433宗住院个案。③1845 -1860年间，美国海军在澳门龙嵩街设立了一所只为其海员服务的海军医院。④①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13- 217页。②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29- 231页；Pe. Manuel Teixeira, 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 I-H, Gabinete do Secret6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Orgamento,1998, pp.197- 199。③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30—231页；Pe. 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 I-H, Gabinete do Secrete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Ortcamento,1998, pp.197 - 199。④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 1995, 第233 页；Pe.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 I-II, Gabinete do Secrete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Orcamento,1998, pp.197 - 199。 2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850年，法国海军在中国水域不断加强海上实力。直到1862年，总共录得295名法国海军在这里的战事阵亡，尸体埋于澳门。法国当局为了照料其海军伤员，于1858年在澳门圣老楞佐堂区设立了法国人的私家医院。①（四）仁伯爵综合医院“圣若宪军人医院”(Hospital Militar de Sam Januario)于1874年1月6日正式为军人服务。这个名字亦可在当日的《宪报》内找到。从1917年起，该院除收治军人外，还开始为市民包括贫困人士和自费人士服务。其后，在1919年10月25日颁布的《卫生局总规章》 （Regulamento Geral dos servicosdesaude）规定，该院是为所有人种而设立，并正式易名为“政府总医院”(Hospital Geral do Governo)。1937年7月8日，当时的卫生局局长致函民事行政中央厅（Reparticao Central dos Servicos de Administracao Civil）厅长，要求在下一期《宪报》中公布把“政府总医院”改名为“仁伯爵医院” (Hospital Conde de s．Januario)之训令。②1952年，原有的医院建筑开始拆卸，分三期兴建新大楼。第一期新大楼于1953年6月10日启用，其余两期则分别于1955年及1958年竣工并投入运行，同时提供入院、留医、门诊、治疗和检验、行政和总务等服务。第一期及第二期工程主要是兴建医院大楼及添置设备，而第三期工程则围绕医院建筑在圣若宪山岗兴建护土墙。工程总费用约500万澳门元。1959年，卫生局局长马丁士( Paiva Martins)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当时结核病楼( Pavilhao da Tube,culose)的卫生环境非常恶劣且设备陈旧。随后在1960年的建设计划中，提出在医院南面外墙兴建结核病大楼。工程于1962年展开，在1963年8月29日竣工，随即在9月投入运行。③①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33-234页；Pe. 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 l-H, Gabinete do Secreta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ls eOrcamento,1998, pp.197- 199。②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101- 104页；Pe. 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 I-H, Gabinete do Secreta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Orcamento,1998, pp.197 - 199。③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125-132页；Pe. 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u, Volumes I-H, Gabinete do Secret6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Orcamento,1998, pp.197-199。 264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1984年，澳葡政府在施政方针内指出锐意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卫生医疗体系的政策，把澳门卫生医疗建设成一个社会福利性的系统。从过去的数据中得知，这个长期政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除了军人、公务员及其家属、贫困人士能免费使用医院设施及服务外，还增设了个人危险和社会危险的免费组别，同时更破天荒地向所有澳门居民提供免费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和优惠的医院服务，此政策让政府医院在华人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由于服务的迅速扩展，旧有的医院设施在不足以应付市民需求和医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需拆卸及重新计划兴建。第一期内外科大楼及第三期精神科大楼于1989年落成启用。同年10月23日，扩建后的仁伯爵医院正式改名为“仁伯爵综合医院”。随后，由于旧有的妇儿科大楼未能配合第一期新大楼的设施及运作，亦被清拆重建为第二期医院大楼。与此同时，结核病大楼旧址亦改建为行政大楼，两者同于1993年5月3日正式启用。原定为精神科使用的大楼则于1998年5月15日起改为医院门诊之用，而精神科则在毬仔原址继续为社会服务。2002年底，位于旧址旁边的精神科新大楼亦落成启用。这一系列的工程，构成了现今仁伯爵综合医院的面貌。（五）镜湖医院清代同治九年，即1870年7月28日，当时的澳门政府准许在圣保禄区以外的一块土地建立一所华人医院，于是在翌年10月28日，镜湖医院在一块由4名华人登记的土地上正式开始为澳门贫苦大众赠医施药。初期，镜湖医院是以只提供中医药服务为主的简单庙堂式医院。1892年，孙中山先生于香港大学完成学业后来到澳门，在该院创办西医，开始在镜湖医院提供欧洲式的治疗服务，并设立中西式（中国和欧洲混合式）的药房。1918年，镜湖医院获当时澳门总督的批准重建。同年8月10日，拆卸已破旧不堪的医院旧舍，并根据当时欧洲的卫生模式和概念，兴建全新的医院大楼，并于1920年1月12日开幕和投入服务。1942年，由于镜湖医院不断发展和扩充，及其慈善事业持续发展，于是在政府注册并正式定名为“镜湖医院慈善会”。其时业务共分8个部分：总秘书处、药房、财务、门诊、工程、教 2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育、社会援助和固定财产租赁。①其后，在1970年和1978年，分别兴建了一幢五层和一幢九层的医院大楼投入服务，以满足当时贫苦华人对医疗门诊和住院服务的需求。1999年，镜湖医院得到前澳葡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展私人医疗服务，以配合政府公共和私人医疗双轨并行的医疗政策，获拨款在原来具有典型欧陆风格的医院大楼的荒废旧址上兴建一所全新的具先进配备及规模的医院大楼。迄今，镜湖医院已成为了一所集中西医疗、预防、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医院。②三近20年来澳门公共卫生医疗的改变1990年代初，随着澳门社会的持续发展，经济迅速增长，普通大众对卫生医疗的需求明显提高。为回应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阿拉木图宣言”，并期望达到“21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之全球目标，澳葡政府在1980年代中期实施了免费医疗政策，至今澳门已达到和超越了其中某些具体目标的要求，如产妇死亡率为0，1998 - 2001年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8.9岁，等等。（一）澳门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由于澳门长期受澳葡政府的管治，其卫生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深受葡萄牙影响。由于葡萄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为此，1994年澳葡政府凭借与葡萄牙的关系和身份，开始跟随葡国代表团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包括一年一度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以及由澳门所属地区的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会议。该地区的年度会议地点轮流在马尼拉及区内其他城市举行，由当地卫生部门和世界卫生组织区域办事处联合主办。凭借澳葡政府与该区域办公室的良好合作关系和澳门卫生的优越条件，澳葡政府取得了1999年“第五十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会议”的主①黄启臣：《澳门历史》，澳门：澳门历史学会，1995,第237~239.257 -258页：Pe. Man-uel Teixeira,A Medicina em Macaa, Volumes I-II,Gabinete do Secretario-Adjunto para os Assuntos Sociais e Orcamento,1998, pp.197 - 199。②镜湖医院网页：http: //www. kwh．org.mo/Introduc.htm。 266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办权。会议于9月20 - 24日举行，由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公室总监尾身茂博士( Dr. Sh。giru Omi)及澳葡政府社会事务暨预算政务司董乐勤(Alarcao Troni)联合主持。在该会议上，澳门的卫生医疗系统受到高度的评价及赞赏，并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西太平洋地区的先驱，赶上了日本、澳大利亚等先进地区。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以后，由于中国自1946年7月起已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澳门遂转随中国代表团并以成员身份继续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二）卫生医疗系统改革的契机1．现行的卫生医疗护理制度1986年3月15日颁布的第24/86/M号法令《医疗护理的取得》以及修订此法令的第68/89/M号法令，确立了澳门卫生医疗系统中提供医疗护理的模式、财政负担及收费标准，构成系统的中枢部分，并体现了一个福利性的卫生体系为澳门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医疗保健服务。在这个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网络下，它所提供的免费服务范围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五大范畴：①初级卫生保健；②维护公共卫生之原因；③个人危险；④社会危险；⑤公职人员。此外，于专科卫生护理服务方面，凡是澳门居民接受医疗服务，只需支付应缴费用的70%；若由第三者承担费用，则缴付100%。至于非澳门居民，在公共卫生医疗系统辖下各机构接受服务者，按现行法律规定，需缴付应缴金额的200%。从表1可以看到澳葡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公共卫生医疗开支方面的变化。1991 -2002年，本地生产总值增加了69.1%，政府总支出上升了76.9%，但随着人口增加和政府福利性卫生医疗政策被澳门居民所接受和认同，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增加了6.5亿多澳门元，上升了113.5%，升幅较本地生产总值的增加高出44.4%，而每位居民的公共医疗费用的平均增幅亦达75.9%。如表1所示，公共卫生医疗支出的持续攀升，对政府支出预算构成沉重压力，相对削减了投放在发展其他事业上的资源。 2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1公共医疗卫生支出占本地生产总值及政府预算支出的比重年度本地生产总值（百万澳门元）*政府总支出（百万澳门元）**人口（人）公共卫生医疗支出总额卫生局预算（百万澳门元）***投资计划（百万澳门元）每名居民公共医疗费用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占政府总支出比重(%)ⅠⅡⅢⅣⅤⅥ=Ⅳ+ⅤⅥ／ⅢⅥ／Ⅰ(%)Ⅵ／Ⅱ(%)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3211840259461545184355333552945589451902490724974249802542957625888310336111641532414099137561505816485150241522113487363782377983389984403570415030415172419417425190429632431506436686441637437.51437.13569.87718.25850.90951.771049.381088.181234.711127.171133.611191.22136.69169.9450.8117.1420.0334.09117.0535.5538.9948.4443.8535.68574.20607.07620.68735.39870.93985.861166.431123.831273.701175.611177.461226.901578.421606.081591.551822.212098.472374.582781.072643.122964.632724.432696.352778.071.791.511.341.421.571.782.092.17 2.601.362.362.267.536.836.006.595.686.998.487.467.737.827.749.10注： *政府总支出包括指定账目支出及撇除公共债务支出。 **本身预算为卫生局日常运作所需的经费（1991年及1992年包括仁伯爵综合医院经费）。 ***投资计划为卫生局购买医疗设备和进行土木建筑工程所需的经费。资料来源：历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总账目》、《澳门统计年鉴》，以及统计暨普查局和财政局网上资料。2002年，澳门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9.1%。按照表1所示的趋势，政府在公共卫生医疗开支方面的负担日益沉重。由表2可见，在1997 -2001年间，澳大利亚的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只上升了1%， 日本方面升幅稍高，达1.5%，而中国内地则持续下降了4%。然而，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内地在此期间，在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每位居民在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平均支出实际上是持续上升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国内总支出升幅远超过公共卫生医疗支出之升幅所致。 268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表2公共卫生医疗支出占政府总支出之比重单位：%成员国／地区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澳大利亚中国内地日本澳门特别行政区15.814.214.98.516.213.313.27.516.811.815.37.716.510.815.57.816.810.216.47.7资料来源：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3: Shaping the Future, WHO。澳门的卫生体系中，除了上述公共卫生医疗体系外，还包括私人卫生医疗体系的部分。从事私人卫生护理业务的个人或团体，需受经第20/98/M号法令修改的第84/90/M号法令规范，行政当局借着发出有关执照，达到有效监督该等业务的运作及发展之目的。2．社区卫生网络为了全面配合推行福利性卫生政策，澳葡政府制定出一系列的措施，提出政策的可行性，在第24/86/M号法令颁布的前几天，即3月8日，通过第54/86/M号训令公布在澳门各区设立卫生中心和卫生站，其中包括北区（即筷子基）卫生中心、东区（即塔石）卫生中心和毬仔卫生中心，还有隶属于北区卫生中心的巴坡沙（即台山）卫生站和隶属于毬仔卫生中心的路环卫生站。此卫生中心网络的服务，到1991年12月23日得到了深化及扩大，澳葡政府公布增设卫生中心，包括内港卫生中心、风顺堂区卫生中心和黑沙环卫生中心，并把巴波沙卫生站升格为卫生中心。随后，由于澳门社会的急速发展，原筷子基卫生中心和迷仔卫生中心的设施不敷应用，满足不了大量就诊者的需要，遂于1999年7月和12月分别迁往同区新址，自此形成了遍布澳门半岛、毬仔岛和路环岛的由7所卫生中心和1所卫生站构成的初级卫生保健网络，继续为各区居民提供便捷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和社区卫生服务。与此同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考虑到社群对中医药之信赖，2000年在筷子基卫生中心增设了中医药服务，并取得区内居民的认同，门诊达12864人次。2001年和2002年，分别有20535人次和18506人次就诊。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政府承诺将来会逐步在其他卫生中心（如 2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即将兴建的新黑沙环卫生中心）内增设此项服务，并加强服务内容，以满足市民需求。其他的总体全科卫生护理门诊服务如图1所示，在1989 -2002年的14年间，随着卫生中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登记就诊者数自1993年有记录起到2002年为止，由74179名激增至305534名，升幅达3倍多。2002年已登记人数占全澳居民的69.2%。初级卫生护理门诊人数由1989年的76693人次上升至2002年的428111人次，上升幅度达4.6倍，几乎每名居民都到卫生中心就诊过一次。此门诊数占全澳初级卫生护理门诊数的25.5%。由镜湖医院提供的初级卫生护理门诊为531975人次，占全澳门诊总数的31.7%。余下42.8%的服务由私人诊所、私人综合诊所和非政府医疗机构等提供。①此外，公营的仁伯爵综合医院的专科门诊服务数字亦显著上升，由1989年的59704人次增加至2002年的187718人次，升幅超过两倍。图1公共卫生医疗的门诊数字资料来源：历年卫生局统计年刊。1990年代中期，黑沙环区开始快速发展，新建高楼林立，区内人口在数年内迅速飙升，区内的卫生中心在多年前早已呈现饱和状态，加上中心的设备配置极受内外环境条件限制，无法做出内部扩张或重新安排，故需另觅地点兴建新中心以满足需要和未来发展。为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①《医疗卫生统计2003》，澳门：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4。 270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在2003年的施政方针中，在社会文化司范畴下的卫生领域内订下了“落实兴建新黑沙环卫生中心”的目标，并筹划了兴建新黑沙环卫生中心的工作。在2004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简单地指出“新黑沙环卫生‘中心的兴建工程，也即将在短期内动工”，意味着初步的筹划工作在2003 年已大致完成。在2004年的施政方针中，进一步制定了兴建工作的目标，“积极跟进新黑沙环卫生中心的兴建工程，使能尽快投入使用，以加强和配合初级卫生保健的力量和发展”，继续跟进有关政策向前推进。除了上述公共初级卫生保健网外，澳门的私人医疗活动也非常活跃，且遍布澳门各区。2002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在澳门私人执业的西医共有408 人，中医有216人，牙医有113人。另外，全澳共有综合诊所37间，①还有一间由民间团体营办的镜湖医院。该院除本身的医疗服务发展外，同时还向公立医院提供补助性医疗服务，实行互补不足之非竞争性专科医疗护理服务，如学童和老人门诊、产妇分娩、定期血液透析、善终服务、放射治疗等，有关的运作费用主要由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承担，换句话说，由政府向镜湖医院购买服务，此政策除了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医疗系统提供服务的压力外，主要是让市民有更多的选择，达到便民利民的目的，是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另一体现。2000 -2002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落实由私人实体提供居民所需医疗服务的政策，缓和公共卫生医疗网络之压力，同时达到资源重新配置及获得均衡使用和发展的目的，维持及发挥私人医疗范畴及非政府医疗机构各自在社区内的功能。如表3所示，卫生局在每年的预算中均拨出款项，资助澳门特别行政区内的私人团体和非政府医疗机构的发展和推动医学活动，以及支付通过协议外送病人到镜湖医院和境外（主要为香港和内地）医疗机构诊治之费用。以2002年为例，该方面的支出高达2.26多亿澳门元，占卫生局该年度支出预算的19.0%，分别较2001年和2000年增加2.3%和5.1%。其中又以镜湖医院慈善会的辖下机构为主要资助和取得医疗服务的对象。2000 - 2003 年4年间，其资助及付费金额维持在占资助总额约70%的水平。近年来，受资助的医疗团体及非政府医疗机构不断增加，在2003年达40个，其中以同善堂、工人医疗所、澳门街坊会中医诊所、澳①《2002年度统计年刊》，澳门：澳门卫生局，2003。 2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门明爱、澳门仁慈堂和澳门归侨总会为定期受资助的机构和团体，其余团体则按其向卫生局的个别申请资助项目而获得批准。表3卫生局向区内和区外医疗团体及机构的拨款单位：澳门元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本地财务资助*——镜湖医院慈善会——其他本地受资助实体（受资助实体数目）64713408.803465900.00(17个)93472809.503923800.00(26个)115833688.4013136750.00(34个)113214966.906940700.20(40个)支付其他实体提供卫生服务**——本地实体——外地实体——未特指的卫生护理服务44847005.0042328573.000.0044094324.0046856482.91534047.3044441772.0052818868.31364562.5048019966.0044850181.033947580.69总额155354886.80188881463.71226595641.21216973394.82注： *《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关于给予个人和私立机构财政资助名单。 **《澳门特别行政区总账目：卫生局管理账目》。3．重点公共卫生工作传统的卫生医疗工作，主要集中在诊疗与康复两方面，医疗科技的快速发展及不断突破，使疾病更有效地治愈。另外，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认识到预防胜于治疗的重要性和带来的好处，预防医学遂成为近代世界各地卫生医疗护理工作的焦点。它不仅可以达到舒缓治疗工作的沉重负担和高昂财政压力之目的，同时能大幅度提高健康的成本效益，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近代提倡的发展方向。现行的澳门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借着1999年11月15日颁布的第81/99/M号法令赋予卫生局执行预防疾病及推广卫生所需工作之职责，使澳门推行预防疾病的工作具有法律约束力，使具体的工作能更有效落实。此后，经过一年多的筹备，隶属于卫生局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01年10月22日正式成立。事实上，同年8月，当证实于澳门出现首例登革热病例后，筹备中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开始投入运行，积极与民政总署合作，迅速改善澳门各区的卫生环境，如清除杂草和废弃物、喷洒灭蚊剂、铲除渍水废水等，并且立即通过传媒做出宣传， 272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呼吁市民注意家居清洁和意识个人保护的重要性，同时通过各区的卫生中心，连同社区团体推行区内的卫生运动，共同改善生活环境，灭绝蚊患。经过一连串的积极活动后，澳门各区环境-明显得到改善，居民感染登革热的个案亦受到控制。从2003年初起，世界各地不断出现及暴发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俗称非典型肺炎，或称为沙十，源自英语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初时，当各地还未确认该疾病是由冠状病毒引致时，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在2月上旬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掉以轻心，遂召开卫生高层紧急会议，连同私人医疗机构高层商量对策，采取有效措施，为预防该病一旦在澳门出现甚至暴发而做好应变准备，主要措施包括成立由跨部门领导组成的“非典型肺炎应变小组”，设立指挥中心，协调全澳抗击SARS的所有工作；在医院设施内改建传染病隔离病区，在澳门半岛及离岛各处改建隔离营，在澳门各出人口岸实施体温检测、健康申报措施，加强社区预防SARS的卫生教育；等等。这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形成了强而有力的防御盾，加上澳门有利的城市环境和居民的预防意识高涨，最终只在5月10日证实一宗输入型（非本地感染）的SARS个案，患者为澳门居民，经治疗后短期内即康复出院。以上是澳门施行疾病预防工作的最佳例子。纵使卫生当局遇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可幸有严谨的准备和部署，以及社会各阶层的配合，使澳门在遇到跨域传染病时均能使影响降至最低。有鉴于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2003年的施政方针中，继续秉承“妥善医疗，预防优先”的政策，并着意推动和促进“健康生活模式”的策略。继而在2004年的施政方针中，订立了“筹划向世界卫生组织申报澳门为健康城市”的计划。为了能成功申报，卫生局早于2003年中已积极开展有关筹备工作，并先后邀请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总监尾身茂与建立健康社区和人口部门总监莲达，米兰( Dr．Linda Milan)亲临澳门指导，让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当局了解申报计划的各项具体要求及听取意见。为了更有效地协调和开展申报工作，2004年3月29日，通过第71/2004号行政长官批示，成立了由跨政府部门领导组成的“健康城市委员会”，负责筹备和进行所有相关的申报工作。同年6月13日，尾身茂再次应邀来澳，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共同主持澳门申办“健康城市”的启动仪式。卫生局表示，期望在少于两年的时间内申 2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报成功，并通过一连串的健康城市推广活动改善居民生活环境，以及扩大社区资源。政府通过申报“健康城市”这一积极预防疾病计划，联合社会各界及阶层共同参与，携手实施健康生活模式。4．中医药发展澳门的中医药服务历史源远流长，回顾过去，提供中医药服务的最大机构是成立于1870年的镜湖医院。目前，该院设有一所中医中心，专门为市民提供中医药诊疗服务。此外，同善堂慈善会亦为有需要的人土提供免费的中医药服务，与由其他提供中医药服务的社会团体及个人执业中医，共同形成一个遍布澳门各区的中医药服务网络。根据资料所示，澳门第一家中药房于1939年在政府正式注册，但专门规管从事中药配制及活动的法例到1994年才正式颁布，在此之前有关活动只靠零碎松散的条文规范。明显可见，澳葡政府一直以来对中医药发展采取放任态度，在资源不足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中医药的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直到澳门回归前数年，澳葡政府借着建立完善医疗制度的后期工作，才把中医药管治纳入全澳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之中，并于1999年在筷子基卫生中心设立政府第一所中医中心，为区内有需要的市民多提供一个治疗疾病的选择和机会，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1999 - 2002年，共提供了1935374人次的中医诊疗服务，为政府筹划在其他卫生中心开设中医药服务打好了基础。以往澳门的中医药均为中医带徒，父传子、师授徒的方式，亦有部分从业人士是在内地接受专门培训后来澳执业。说到澳门的正规中医培训和教育，要到2000年，澳门科技大学与南京大学合作设立的澳门中医药学院开办中医药专业学土学位课程才正式开始。之后，在2003年，澳门科技大学增设中医学专业硕士学位课程，让有意者继续深造。同年，又开办了中医诊疗中心，为学员提供临床实习机会。此外，澳门科技大学中医药学院得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的协助，提供筷子基卫生中心内的中医中心作为中医课程学生的实习场所，并由该中心的中医临床带教。这些设施和安排均为培育本地中医药人才而设，明显可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推动澳门中医药发展方面不遗余力。2004年8月29日，澳门科技大学更与中国中医研究院和中华中医药学会分别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推动中药和教学科研两方面持续深入发展。 274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此外，澳门大学也在2003年增设了中医药硕士课程，并拨出大量经费开展中医药研究。①澳门的中医药学术科研工作近年来能够得到长足发展，主要归因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支持，在一开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已对本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相当重视，把有关工作纳入年度施政方针之中，着意在政策层面推行有关工作，全面配合地区发展。在2002年的施政方针中，提出了“研究中医药在澳门发展的可行性”的目标，2003年则强调“完善中医药管理法规”，并成立专项管理工作小组来落实法律草拟、药品名录、中药应用、质量鉴定等中药管理工作。对外交流方面，2004年8月28 - 29日，在澳门举行了“2004澳门国际中医药学术研讨会”。此会议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性中医药会议，出席者包括来自中国内地、澳门地区、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地的中医业界人士约260人，对进一步促进澳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国际上同业的友好交流、提升澳门在国际上中医药发展的地位，起着积极的作用。（三）区域性卫生网络在国际层面上，澳门自回归以后跟随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议，并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独立地与该组织联系和对话，直接互通信息。在国内层面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和卫生局与卫生部有直接而紧密的沟通。为进一步加强合作，2002年6月4-6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内地、香港、澳门三地卫生高层联席会议”，卫生部部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福利局局长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分别率领代表团参加会议，共同对中国的医疗机构改革、社区卫生发展、农村卫生改革、疾病控制体制与卫生监督体制改革、人世对卫生事业的影响及对策，以及中医药发展等专题做出探讨，达到整体了解中国卫生发展的目的，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2003年10月，第二届会议在澳门举行，内容主要针对传染病控制的整体策略、中医药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医疗法规的监控工作及食品卫生监督与管理四个方面进行讨论。①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04年施政方针。 2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2003年第二季度，为了持续抗击SARS，广东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织了“粤港澳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专家组”，并分别在三地多次举行会议，进一步研究情报互通、人口移动、交通运输等事务的特殊安排，以便有效地预防和发现疾病，及早采取适当控制措施，防止该病传播。2003年8月4-5日，专家组在澳门举行会议期间，鉴于三地法定强制性申报疾病的类别和数目有别，为防止疫情通报不便，故在会议中总结出共同监测传染病的传染病通报清单，让各方能更确实有效地掌握疾病感染、传染和暴发情况，以便做出适当的部署和准备。在该会议中，三方同意把专家组的讨论范围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扩展到所有传染病，还协议定期交换流行病及传染病的情报，并在必要时召开特别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会后，澳门随即积极制定具法律约束力的条文，于2004年3月8日颁布了《传染病防治法》，把法定强制申报的疾病由过去的34类增至现时的42类，并要求严格落实遵守有关规定，使居民的健康得到更佳保障。上述两类卫生会议，真正体现和落实了“一国两制”，使内地、香港、澳门共同携手协调和解决社会卫生问题及维护居民健康生活。（四）两个政府的医疗改革行动1．澳葡政府积极推行的改革工作澳门现行的卫生医疗体系，仍沿用澳葡政府于1986年开始进行改革而建立的模式。当年，澳葡政府在1986年2月1日颁布第7/86/M号法令——新《卫生司组织法》，重新订立了公共卫生机构的运作形式及架构。2月15日，又颁布第24/86/M号法令——《卫生护理之获得》，建立了一个福利性的卫生护理系统，并完善了社区卫生网络政策，免费为全澳居民服务。随后，为配合整体发展的需要，又相继颁布了多个完善卫生护理服务的法规。此外，为建立一支高效的医疗队伍，又重新制定医护人员职称和医生培训制度。另外，有关西药、中医药以及生命、科学、道德、法律等方面的医学法律规定亦逐一颁布及落实。在澳门回归祖国前，有关法规从实施中取得的经验和因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做出适时、适当的修订，形成了一套较全面的卫生医疗系统。1990年12月26日，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改变，澳葡政府颁布了第78/90/M号法令及第79/90/M号法令，设立了一个把前卫生 276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司及仁伯爵综合医院分为两个独立机构的试行制度，把仁伯爵综合医院从前卫生司中独立起来，经过一年的运作，这两个分拆后的独立实体，无论在运作及功能上，还是在善用可用的人力物力资源上，均未能达到所订立的目标和效果，遂于1992年6月8日，把此两独立实体重新合并，并重组职能，颁布第29/92/M号法令制定新的《澳门卫生司组织法》。经过7年运作后，虽然证实该整体管理模式在技术资源和物资的合理利用方面实际可行，并得到多份报告认同，但行政当局仍从当中汲取经验，就专业的发展而做出组织上之变动，加强药物事务方面的工作。为此，在1999年，通过第81/99/M号法令颁布了新的《卫生司组织法》。在此期间，鉴于澳门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变，居民意识到健康对其生理、心理和生活等方面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澳葡政府已知当时的卫生医疗系统承受能力有限，遂于1990年代中期与葡萄牙国立公共卫生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对澳门卫生系统进行分析，通过科学论证和卫生数据，了解澳门卫生医疗系统的演变和发展趋势，着力从中找出进一步改善澳门居民健康的办法。1998年1月，公布了一份名为《澳门医疗卫生体系：诊断与建议》的报告。1999年7月，发表了此报告的更新版，该报告不但对当时的卫生情况进行了仔细的技术性分析，报告的最后部分还综合提出了全面性的建议，为日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医疗改革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2．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全面推行医疗改革自澳门回归至2004年，颁布与卫生医疗有关的法律寥寥可数，包括全新制定的《传染病防治法》、修订的《妨害公共卫生及经济之违法行为之法律制度》，分别修改了从事药物专业及药物活动的规范，以及供应于消费者之熟食产品标签所应遵守之条件的两条行政法规。总的来说，医疗法律系统除了新增传染病防治方面的规定外，只有少数的适时调整。重大改变则有待在2000年起展开的医疗改革工作的结果。2000年中，卫生局邀请了美国的顾问公司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卫生医疗系统做出整体的调查研究和评估，并于2001年10月9日正式公布《新千年、新澳门——澳门卫生体制的研究与评估》报告，共提出了215项改革建议。卫生局在对有关建议进行内部咨询后，总结认为其中只有一项建议不可行，并把其余的分为三类按序研究和执行。2001年12月26日，由卫生当局、社团、医疗机构以及社会人士共27人组成的“澳门医疗改革咨询 2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委员会”，通过第276/2001号行政长官批示正式成立，委员会下分三个小组：法律咨询专责小组、非政府医疗机构专责小组和公共医疗财务制度检讨专责小组，以期全面评估和检讨现行的医疗卫生体制，分析和研究各项改善和改革的具体方案，期望能在三年内完成所有咨询工作。与此同时，2002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施政方针中强调，在“先改善，后改革”和“确保现存之免费医疗网络”的原则下，将把有关建议逐一落实，体现了卫生当局决心改革、致力于规划出一个符合澳门地区情况的卫生医疗体系的宏大志向。在医疗改革的咨询工作中，直至目前，较为突出的成就可算是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至于其他工作，如法律修订、医疗发展和财务安排等，现时仍在咨询和商讨阶段，预计在2004年底，即上述委员会任期届满前，将会全部完成。四澳门未来的卫生事业如何配合地区的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在2001年及2003年分别经历了登革热及SARS两类传染病的威胁之后，深深体会到，要做好卫生工作，不能单靠卫生机构及团体，还有赖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才不至于受传染病的冲击而停顿下来。因为卫生事业不是独立于其他社会事务，而是紧密相连的，尤其与政治、经济、旅游和教育等互相影响。那么，要搞好卫生秩序，卫生当局深明“未雨绸缪，防患未然”是不二法门，况且成功非侥幸，故早于2001年初着手筹设负责疾病预防和控制的附属单位，在传染病向全球迅速扩散的趋势下为澳门地区做好充分准备，以及为积极推行社会各界人士的“健康生活模式”工作奠定优良基础。（一）巩固、完善及更新基础建设依照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意向，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工作仍待医疗改革整体规划出台后方能大规模进行。但是，卫生医疗的基础建设是否能真正满足当时及将来的卫生需求，无论在任何时候，均应受到密切关注。而值得强调的是，医疗改革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软基建”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针对法律和有约束力的制度、行政系统和运作、医药管理、信息网络、资讯应用系统等提出创新思维的修订，使之更切合现实社会的 278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需要和达到更大的成本效益。此外，人员的行为和智慧、资金和物资的调配、后勤支援等亦属于软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硬基建”的改革也不能轻视，因为完善的卫生医疗设施和设备，能给软基建提供一个坚固的平台，让其充分发挥能力，为此，若缺乏“硬基建’：的配合支持，纵使有再好的软基建，亦只会事倍功半，不能达到理想效果。澳门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推动卫生建设配合社会发展，并为全民带来健康生活的保证，是理所当然的事。故此，以具前瞻性的眼光进行硬基建的投资与发展，可为优良卫生医疗体系的实施创造先机，充分发挥体系的潜力。所以，如何能有独到的眼光发展和投资硬基建，深入研究和分析澳门的潜在需要，是不可或缺的工作项目，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澳门健康的人文发展。（二）加强对外及对内的联系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步伐不断加快，除工商贸易、旅游以外，传染病亦随着全球化向世界各地快速蔓延。病菌随着宿主的移动，如动植物的跨域贸易、人类过境旅游等，迅速地转移到其他宿主身上，并以类似途径重复不断地扩散。此外，病毒本身亦为适应环境而变得更加顽强，更具传染力和杀伤力。例如近年不断在各地发生的H1N1病毒和2003年暴发的SARS疫情，就是为人熟知的最佳例子，如不及早控制这类疾病，后果将难以想象。为了预防传染病从外传人、区内流行或向外散播，具备识别、查证和回应能力的传染病预警系统无疑能发挥有效的监控作用。此系统必须包括国际、区域和区内三个联系和沟通层面，形成金字塔式的纵横向信息通报网络的软基建，配合良好的运作机制，为预防和控制疾病工作提供充分条件。（三）加强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工作为了预防“传染病全球化”，澳门卫生医疗体系已踏出了第一步，2001年10月正式成立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真正地全面承担公共卫生职能，肩负起本地的卫生防御任务，把过往一直实施的卫生医疗工作由被动改为主动，把传统的“治疗、康复”工作扩大至“预防、治疗、复康”三个方面， 2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显示出现今的卫生医疗工作应实施的方式，已从以往只集中在卫生医疗机构转移到在社区里进行。具体地说，就是除治疗仍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外，预防和康复活动均在社区内进行。鉴于预防是群体工作，单靠一两个人的支持和努力绝不能取得成功，必须动员整个社区方能杜绝疾病的发生和蔓延，只有这样的共同参与，个人和集体的健康才能得以维持和保障。提高这项工作的成效，有赖于社会其他方面的配合，如行政当局提出的“健康城市”申办计划，就是一个众志成城的良好例子，它对激发全澳居民的健康意识，比口号式的宣传更为直接，更加奏效。在这项专题运动的推动下，健康的重要性更易赢得市民的关注、认同和合作。但是，当专题运动完结或市民的热情冷却后，如何能继续增强他们的卫生意识，如何能继续推动和搞好社区卫生工作，是卫生当局要面对的真正考验和挑战。此外，在提倡“预防、治疗、康复”三方面平衡发展的前提下，病人痊愈后的康复工作亦不可忽视。以往，此类工作大都是集中在医院里进行，成本偏高、交通不便、空间有限成为复康人士之障碍。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就要提高社区合作和让资源更合理地分配，使康复人士在其熟识的社区内治愈疾病或恢复能力，让他更易重新融入社区生活，恢复其为社区一分子的身份，不被排斥，不受他人歧视。改善市民卫生意识是一项长期工作，从小做起的健康教育工作是重要的一环。它不仅能提高居民个人的卫生意识，使个人身心得到健康，还能改善集体的社区生活和环境，使卫生普遍成为习惯，建立起集体健康生活模式，从而使社会能健康发展。（四）妥善理财，减少社会负担2002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施政方针中提出了“妥善医疗、预防优先”的工作策略，它包含两层意义：其一是居民健康不受疾病而减损，继续及快速发展社会，促进经济增长；其二是转移卫生成本，从高昂的医疗费用移向低成本、高效益的健康保护工作。从治疗方面看，必须不断地对人力和物力两大资源做出庞大投资。采用消极理财、短暂缩减运作开支的手段固然能减低财务负担和压力，成本自然不会增加，但换来的是病人利益受损。事实上，医疗设备和服务素质不断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转变而改变，故步自封、不寻求突破的消极理财 280
澳门公共卫生医疗 方法只会使医疗财政百上加斤，把负担转移到需接受持续治疗的病人身上，延长其治疗及康复时间。从积极理财的角度看，开源节流和成本效益置于考虑首位。改善医疗工作环境，购买新高科技设备，提升医疗人员技术素质，应用高疗效药物等来治疗病人，使其能更快痊愈，缩短治疗时间，加快重投社会进行生产的过程，相对地减低社会整体的财政负担，这才是为社会谋求福祉的最佳办法，并达到投放资源、生产更多资源的连锁作用，最终在最佳的社会健康下形成最少的社会负担。这样的资源分配或再分配有赖于社会宏观理财的思考。2001年公布的医改报告内，对居民影响较大的建议主要是医疗费用的分担，建议中提出了“能者自付”的概念。虽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已对此概念多番解释，指出仍对较脆弱人群做出全面保障，其他人士的医疗费用则是由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问题只是个人承担部分的多寡将按个人的财政能力而决定。然而，这将牵涉到个人财富的问题，不能单以其收益一概而论，况且如何评定个人的财富是一个难题。这问题的已知解决办法很多，但哪一个最适合澳门今天的社会环境， 目前仍没有标准答案。不过，综观世界各国，要降低政府和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强制购买医疗保险是现时最为人所接受的做法，而且此做法给居民更多机会选择医疗机构接受诊治，同时把风险分摊到保险业界，反过来亦有助于澳门的保险业务向更多元化发展。再者，若能设立医疗保险的再保险机制，则无论个人或保险业界，均将得到更佳保障。五总结在澳门开埠之初，葡萄牙人不断进入澳门，以及各地移民的流人，均使澳门人口逐渐膨胀起来，形成一个多元的文化和宗教社会。远东的第一所西方医药医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状况下产生的。在其后的数百年间，其他外国人不断地在澳门交往通商，相继开设各类医院。而为华人服务的首间中医院，要到19世纪后期才正式开办。另一所由政府营运的医院亦在数年后设立，就此形成澳门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雏形并发展至今逾130年。澳门现行的社会福利性卫生医疗系统，经过了18年的运作，部分配置 2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及安排已跟不上现今社会的发展步伐，医疗改革的呼声亦因此在数年前再度响起，当中要求的改革莫过于制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须依赖立法手段才能实施。在这18年里，澳门居民享受了卫生福利政策带来的好处。由于基本上是免费医疗，澳门在经济滑落时期，行政当局虽然要面对庞大公共医疗开支的沉重压力，但仍然坚守向全澳居民做出的承诺和肩负的社会义务，为维持澳门个人及集体健康而努力不懈。要是政府将来放弃或更改这个承诺，恐怕社会的安定繁荣将受到严重打击。但如何才能达成妥善的解决办法？澳葡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分别聘用了外国专家为澳门的卫生医疗体系做出评估分析，并提出建议。一时间引起社会议论纷纷，前者则不为大众所知；后者则广泛宣传咨询，收效立竿见影。但无论如何，最后厘定的改革方向，仍待有关委员会完成咨询，再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当局制定政策和逐一落实，成效拭目以待。但肯定的是，澳门公共卫生医疗的发展，必定要一方面紧随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全球及区域政策，展开共同目标计划；另一方面顾及本地社会的整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需要，并鼓励和支持私人医疗个体和机构的参与，利用他们的力量，在不干预但给予援助的情况下，除了有利于私人医疗的持续发展外，又能配合现代公共行政的“外判”管理概念，收小政府、高效益之效，一起为澳门居民创造有利的健康生活条件。（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2005年第26期，澳门：澳门基金会） 282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邓玉华*在全球结社革命下，近年对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研究兴盛起来，纵然上述各名称的含义略有出入，但大致都是指由民间组织的非营利团体，在澳门一般称为社团( associacao)。事实上，基于不同社会文化、习惯，学者所下的定义或法律上的用词，对同一事物各方所赋予的名称时有差别，在学术层面，对非营利组织至今还没形成一致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本文无意于探讨概念定义问题，但决定以非营利组织为题，行文中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社团各词会互用。澳门的非营利组织众多已是普遍的说法，如2003年平均每2.6日就有一个社团登记成立，平均156.2个15岁或以上的人士就有一个社团。澳门的非营利组织之活跃，广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与大众息息相关，投人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但对比之下，对非营利组织的总体了解、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仍嫌不足。本文旨在指出这方面研究的意义，并尝试检视本地现有的相关文献，继而订立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寻找可发展的研究方向。一研究的意义研究非营利组织的权威萨拉蒙(L．M. Salamon)指出：“非营利组织在20世纪晚期快速成长。如果说19世纪全球最大的结社革命是民俗国家的诞生，20世纪的代表将是私有的、非营利的和非政府组织的。”①他指出，过*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学会理事长，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①王振轩：《非政府组织概论》，台中：必中出版社，2003，第14页。 2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去20年全球出现了一场“结社的革命”(associational revolution)。王绍光研究并总结这场全球结社的革命的原因，提出了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一般原因包括经济增长、教育水平提高、中产阶级形成；特殊原因则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危机、转型国家的社会主义危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危机，指出这场革命是非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①澳门社团众多，截至2004年4月底，经政府正式登记的社团共2362个（见表1）。笔者认为，澳门的社团如此兴旺，与政治社会环境不无关系。葡萄牙人进入及管治澳门400多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当地华人事务尤其是民生方面的投入并不多，因此，华人自发组织起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至1974年葡国民主革命以后，民主风潮延伸至澳门，澳门颁布了结社权规范，规定凡年龄在18岁以上具有公民权的公民，保证其自由行使其宗旨不违背法律及公德的集会结社权而无须取得任何预先许可。故此，自1980年代开始，澳门的民间社团数目大增，为1970年代的1 -23.5倍（见表2）。1990 - 1999年10年间，平均每年就有103.2个社团登记成立，亦即约每3.5天就有一个社团成立。增长情况持续，于2003年平均每2.6日就有一个社团登记成立，2004年4月底，澳门有2362个社团（含基金会），以人口总数45万人计，15岁及以上人口占大概82%，以此计算平均156.2个15 岁或以上的人士就有一个社团。这里所列的社团，均指有登记而成立者，相信亦有一些没有正式登记的社团存在，故实际数目会更多，但当然有不少已不甚活跃或根本名存实亡。总的来说，澳门的社团发展与全球的结社革命时期颇为一致。表1澳门近年登记的社团数（截至2004年4月底）年份199920002001200220032004社团数（个）172318371985217623192362资料来源：2004年4月30日《澳门日报》。①王绍光：《多元质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第416 -419页。 284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 表2澳门社团登记成立年代统计（截至2002年8月）年代数目1899年及以前1900- 19091910- 19191920-19291930- 19391940- 19491950- 19591960- 19691970- 19791980- 19891990- 19992000- 2002年8月4282721353644844251032393总数2111资料来源：澳门身份证明局。全球的结社革命方兴未艾，但有关的研究发展却缓步前行，尽管国外对非营利组织及相关课题的研究较早，但正如萨拉蒙和安海尔( H． K． Anheier) 所言：“20世纪是社会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期间最值得人们记取的一次社会创新——公民社会部门——依然处于人们视线之外，因为一系列的概念掩盖了它的存在，统计系统也因此而未能将它考虑进去。”①从中可意会到要发展这方面研究的困难，更遑论要建立理论、模式。的确，我们要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很多时候需要以统计数据来分析和支持论证，澳门这方面的数据系统同样未建立。中国内地有关的研究于近年才活跃起来，如北京清华大学就于1998年成立NGO研究所。而该所所长王名认为：“内地的NGO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大量的问题需要人们去观察、总结和研究，其中既有管理方面、运作方面和战略方面的问题，也有政策、法规和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有许①[美] 莱斯特， 萨拉蒙、[美] 赫尔穆特·安海尔： 《公民社会部门》， 载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57页。 2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①台湾方面，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显著的变迁，其中明显变化之一是在公部门与私人营利部门以外，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非营利组织，在公共议题的倡导方面，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因此，在学术界也引起了对这类组织的研究兴趣。但从官有恒等整理出近10年（至2000年初）台湾的相关研究文献看，还是在1990年代中期起才有较大量的研究。②澳门非营利组织的研究跟内地、台湾的起步时间差不多，但所做出的研究以零散的居多，直至最近才见系统性的研究，这方面在之后的相关文献回顾部分可以看到。而对开展本土的非营利组织研究的意义，我们可侃侃而谈，但笔者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澳门的社团众多，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非营利组织在推展服务及工作时运用着大量的社会资源，这就足以令我们要加深对非营利组织的了解，当然，学术上的研究不可或缺，在实用意义上也能促使非营利组织的完善和提高效率。二相关文献回顾（一）现有的相关文献至2004年中，以书刊形式出版的有5本，此外，笔者搜集到的专题文章有28篇。为方便读者加入研究，兹详列如下。1．书刊(1)拉杰斯（Mario F．Lages）等：《澳门社会工作机构结构的评估最后 报告》，澳门：澳门政府社会事务暨预算政务司办公室，1999。(2)李明基编著《社团实务》，澳门：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1999。(3)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2000。(4)澳门特区政府审计署：《公共部门向社团发放财政资助的研 究》，2003。①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书出版社，言，2001。②官有恒编《非营利组织与社会福利——台湾本土的个案分析》，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2000，第2章、第12章。 286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 (5)邓玉华：《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研究报告》，澳门：澳门社会工作人员协进会，2004。2．专题文章(1)刘淑珍：《青年与社团》，载《活流》季刊1986年第28期，澳门：澳门教区青年牧民中心。(2)《北区社会机构调查》，载《活流》季刊1989年第38期，澳门：澳门教区青年牧民中心。(3)东窗：《北区五大门派——区内社会组织概观》，载《活流》季刊1989年第38期，澳门：澳门教区青年牧民中心。(4)苏保荣(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澳门的政权和社会：社会问题、公共政策和社区组织》，载《濠镜》学报1991年第8期，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5)苏保荣：《论司法与澳门社会：过渡时期的社会问题、行政当局与社会组织》，载《行政》杂志1991年第13、14期，澳门：行政暨公职司。(6)李振铎：《澳门民间社团在环保中的作用》，载《濠镜》学报1992年第9、10期，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7)杨仁飞：《澳门社团发展——过去、现状与展望》，载《澳门研究》1998年3月，澳门：澳门基金会。(8)杨仁飞：《九九回归前后社团在澳门的发展路向》，载《澳门1999》，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9)杨仁飞：《澳门社团状况与政府的资助政策》，载刘泽生、梁军主编《迈向新世纪——九九澳门回归专家谈》，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9。(10)冷夏：《二元政治的客观存在与重新整合》，载《澳门政策研究杂志》1999年第4期。(11)余振：《澳门社团在特区体制的政治角色》，载《澳门政策研究杂志》1999年第4期。(12)江妮：《澳门社会各社团的分析》，载《澳门政策研究杂志》1999年第4期。(13)吴志良：《建构澳门的公民社会》，载《澳门政治社会研究》，澳门：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0。(14)杨仁飞：《澳门社团发展史》，载杨仁飞《澳门近代化历程》，澳 2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15)杨仁飞：《澳葡政府时代的社团政策探讨》，载杨仁飞《澳门近代化历程》，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2000。(16)姚瀛志：《如何利用志愿服务机构的优点创造商机》，载许毓涛、关志辉合编《当今澳港两地社会议题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17)姚瀛志：《社会福利服务机构变革——行销策略》，发表于由澳门理工学院及行政暨公职局合办的“亚洲地区公共行政及社会服务之改革国际学术会议”，2002年11月9日。(18)姚瀛志：《溶人社会的另类服务策略——衍生产物》，载《澳门研究》2003年第17期，澳门：澳门基金会。(19)邓玉华：《新时代澳门的社会福利服务》，载《齐为澳门动脑筋——因应定位、自强不息座谈会发言汇编》，澳门：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2。(20)邓玉华：《从“智库”联想到善用本土民间智慧》，载《蜂之讯》 2002年10月，澳门：澳门义务工作者协会。(21)邓玉华：《澳门社团研究开端》，载《蜂之讯》2003年4月，澳 门：澳门义务工作者协会。(22)邓玉华：《澳门的社团分类标准》，载《蜂之讯》2003年6月，澳 门：澳门义务工作者协会。(23)娄胜华：《转型时期澳门社团研究概述：理论与方法》，载《澳门研究》2003年第17期，澳门：澳门基金会。(24)娄胜华：《澳门华人早期民间结社及其近代变迁》，载《澳门2003》，澳门：澳门基金会，2003。(25)娄胜华：《澳门社团的组织发展：从简单混合式到科层化发展》，载《澳门研究》2004年第21期，澳门：澳门基金会。(26)尹国辉：《港澳的社团发展与社会行动》，载余振等编《双城记Ⅱ——回归后的港澳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2003。(27)张鸿喜：《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民营化研究》，载《行政》杂志2004 年总第63期，澳门：行政暨公职局。(28)娄胜华：《澳门法团主义体制的建构》，载《行政》杂志2004年总第64期，澳门：行政暨公职局。 288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 (29)娄胜华：《论澳门民间社团功能的“拟政府化”现象》，载《澳门2004》，澳门：澳门基金会，2004年。3.其他尚有一些介绍澳门社团历史或状况的文字资料，散见于一些历史著作或百科全书式的文献，抑或一些社团的特刊、指南和一些报刊中，难以统计，难免有遗漏。（二）相关研究的重点、取向《澳门社会工作机构的评估最后报告》乃回归前有葡萄牙天主教大 学科学研究协调学院应澳门政府委托所做的，评估报告共分三章，并非全部研究飞营利组织，其中第三章探讨政府与民间机构的关系和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报告书认为是较具规模和多元化的。《社团实务》是作者结合长期的社团工作经验而编写的有关社团的管理和实务操作的书，可以说是一本社团工作者的应用手册。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的《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可以说是对澳门社团的一次较具规模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对社团的现状、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政府审计署的《公共部门向社团发放财政资助的研究》，有难以取代的地位，皆因其他组织是较难取得足够相关的资料，很难深入研究并指出公共部门对社团资助所存在的问题，事实上，不少社团依赖政府资助才能开展活动。笔者新近公布的《澳门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研究报告》，研究对象为非营利组织的一个类别，重点在管理问题，透过搜集第一手资料去了解、分析非营利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的一般情况。至于其他文章，我们发现，天主教青年牧民中心的《活流》季刊较早对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当中较突出的是所采取的社团系统分类，将研究对象分为政府、街坊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菜农会、工联会等系统，从而分析社会组织势力的分布。葡萄牙学者苏保荣于1989-1991年间应澳葡政府之邀来澳门进行研究，所列的文章就是其研究结果的部分内容。作者访问了全澳24个街坊会的大多数，对澳门社团的组织运作模式、民主化和多元化提出了见解，其研究 2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对开启澳门的社团研究有推动作用。 杨仁飞发表了多篇文章，大体上有两个方向：其一是澳门的社团发展 史，其二是分析澳门社团的特点和财政问题，从中可对澳门社团发展有一 个系统的认识。 《澳门政策研究》杂志第4期以《社团在特区的角色与治澳模式》为专 题，其中收集了3篇文章，明显地，各文章的重点是政治取向的，着意探讨 澳门回归后社团角色的转变。姚瀛志的几篇文章，主要提倡以商业模式来推行社会服务，触及管理功能问题，对澳门社会福利服务团体来说是先进的，对其他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笔者的几篇短文在于探讨社团的发展历史、分类法、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的关系等，也谈到另一种特殊的组织类型——“智库”（Think Tank）。尹国辉一文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比较香港及澳门两地的社团发展，焦点在前者的多元化和后者单一化倾向之别，亦论及两地社团在采取社会行动（social action）方式态度上的异同。娄胜华或许是最近加入有关研究最活跃的一位，其多篇长篇文章，分别分析了澳门民间结社与近代变迁的关系，提出研究澳门社团理论与方法，分析社团组织结构、功能的改变和特征，多做理论性的探究。三 建构研究的理论系统（一）概念界定理论的建立，必须有清晰的概念。本文一开始就用上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团等词，也提及第三部门一词，若要深入研究，首先就要对这些以及相关的概念有所厘定，最好是大众达成共识。在笔者的工作圈子中，非营利团体、民间团体之词似乎是最常听到的，而社团一词，随着人们对非营利组织的关注，亦成为普遍被采用的词语，尤其是在倾向学术的研究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包括国外的学术研究，则倾向于采用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等词，而这也是笔者要在此强调先要明确界定概念用词的原因之一。 290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 组织为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非营利或非政府只指出组织的某些特性，寻求概念共识并不困难。社团一词在澳门《民法典》中有界定，应是可共同使用的概念，第三部门乃学者为突出这些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民间组织，将之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第二部门）分别开来，其特征可概括为志愿与强制、公益与私利之别，如属于第三部门的非营利组织乃志愿组成，从事公益之事。当然，学术的研究上亦没有一致永恒的概念定义，因此，与非营利组织相关的概念是有价值去探讨的。（二）社团的社会系统模式定以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部门划分为基础，笔者尝试绘画出一社团的社会系统图，以作为发展非营利组织研究的基础。如图1所示，若以第三部门的社团作为研究的中心，整个系统中社团的外部环境包括整个第三部门、政府、企业、大众传媒以及更多的次系统和个人，就是第三部门与各个次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我们要研究的，正是第三部门以及个别社团的内部环境和第三部门与各个次系统间的关系。 2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四 发展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的重点课题（一）基本课题(1) 澳门社团的发展史：尽管世界各地社团的发展势态接近，但各地总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影响着当地社团发展的兴衰。(2) 相关的定义：如上节所述，社会上对社团及一系列相关名词概念的使用并不一致，而概念定义往往是研究的开始，有必要先行界定。这里所谓的相关定义可扩大到一些不同特质的组织，如财团、基金组织、政治团体，抑或只服务会员或社会公众，从而使社团的概念更加清晰。(3) 社团分类问题：不同性质、范畴的社团，常有不同的特征和运作方式，分类会方便进一步研究。目前澳门未有完善的社团分类，笔者曾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在《蜂之讯》发表过，①有意研究者当然也可参考中国内地、联合国、欧盟、美国以及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的相关分类法。(4) 法律规范：就是标榜结社自由的国家／地方，总有一些法律规范，无论是原则性的或操作性的，如何完善有关规范，可以说是一恒久的课题，如近期进行的澳门第二任行政长官选委会选举，就有人提出要完善对结社的规范。（二）社团本身课题(1) 管理：任何组织均存在管理，这方面有一大堆的题目可供研究，如策略、计划、组织、人力资源、领导、指挥、协调、控制、改革等。由于性质和服务对象的不同，有些社团会建立附属的组织，形成犹如“中央与地方”的两层架构，其管理方式自然有别，亦可做专门研究。(2) 绩效：强调效率、效能过去似乎是企业的专属，随着人们要求的提高，政府、非营利组织也不能回避绩效的问题，尤其是社团的营运资源来自政府和社会，而这些资源毕竟有限，需要竞争而取得，组织的绩效正①邓玉华（笔名丹心）：《澳门的社团分类标准》，载《蜂之讯》，澳门：澳门义务工作者协会，2003。 292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 是争取资源的关键要素，因此，如何提升非营利组织绩效乃一实际的课题。(3) 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 )：能力建设这一概念最早在1980年代由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提出来，它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影响力、社会关系等内容，可理解成，组织资源的取得是组织达到目标、发挥组织绩效的条件，当然，能力也会因绩效提高而加强。为此，能力建设、管理、绩效乃密切相关的论题。(4) 个别社团的个案研究：上述能力建设、管理、绩效等题材，除组织本身会关心外，作为第三方的研究者，往往会将某一类别的社团或对全社会的社团作为研究对象，但其实还可采取对个别社团做个案研究，以补其他研究方法的不足。（三）社团间课题(1) 协作与竞争：每个社团均有其独立性，但面对复杂的问题，加上资源、能力所限，一个社团可能难当大任，故社团间合作大有可为的空间，事实上，不论中外及澳门，社团间合作已屡见不鲜。协作之余，处于同一社会的不同社团，尤其是同性质和服务范围的社团，难免存在竞争关系，如何既竞争又合作，确实是一有趣的课题。(2) 协作模式：社团间协作，有很多问题要考量，如自主性、权力结构、成本、沟通、团体内和团体间冲突问题等，最终要确定出协作模式，以发挥协作的最大作用。究竟有哪些可行的模式，不妨多做理论和实务的研究。（四）与政府间的合作(1) 政策及政府管理社团的方式：就是结社自由的社会，总得有不同程度的管理，即使只需做简易的登记，而这管理乃由政府为之，法律上亦有规定。在不同的社会，政府与社团的沟通、合作紧密度不同，这得看政府的政策，当然，民间亦可采取主动。对澳门而言，需要怎么样的社团政策？需要怎么样的管理？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2) 合作方式：随着第三部门的扩张，有些原属于政府的行为转移到间团体身上，事实上，从效益角度，有些事务由民间团体来办效果更佳，如澳门的教育、社会服务就多由政府支援民间社团推行，即所谓私营化 2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pruvatization)、委外经营(contracting out)的问题，其中肯定有成功或失败的例子，究竟官民机构合作有哪些方式，哪种方式较佳，确实很有研究价值。(3)评估与交代：合作好的不妨按需要继续合作，不好的亦可中断合作，其中就存在评估的问题，而评估背后还有一重要原因是，这合作资源来自公众，所处理的是公众事务，必须有清楚的交代，这也就需要评估。评估亦需要有准则，否则充斥主观成分，对被评估者容易造成不公，也可能导致官民间出现矛盾，将好事变成坏事。为此，有必要制定客观的标准、评估和交代方式。（五）与企业间的合作合作与竞争：企业为实践社会责任，经常通过向非营利组织捐助或其他合作方式，回馈社会，两者成为合作伙伴，互有得益。当然，亦时有听闻非营利组织为公益或维护服务对象的利益而向企业施压，造成双方的矛盾冲突。此外，两者亦见有竞争的情况，如在托儿服务、老人院服务上，两者就在收费和服务质量上有竞争。可见，非营利组织和企业间有不少话题可供研究。（六）与大众传媒的关系(1) 互利：大众传媒亦多为企业，与非营利组织间存在另一种合作与竞争关系，但更多存在一种互利关系，地小社团多的澳门，大众传媒的不少消息与社团有关，有报纸更是专设了社团活动版，也有专门介绍社团消息的网站。于社团而言，通过大众传媒的协助，可将活动消息广泛散发，增加活动成功的机会，从而也提高了知名度。(2) 相互监察：有西方学者认为，在政府的“三权”以外，大众传媒四权力，起监察政府的作用。另外，亦有指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第五权力。同样可协助、监督和推动政府施政。而这一“权力论”，也是笔者在本文的研究体系中特别列出大众传媒的原因，同时，这两股力量除主要相对政府而言外，两者之间又有何相互监察的关系呢？或许大家还记得较早时在香港有演艺人团体公开声讨某传媒并导致其停刊一事；间或亦会在报纸上见到有社团运作不善的报道，这些都是两者相互监察的例子。 294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 （七）与公众的关系(1) 公益的维护：公益为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一大特性，因此，社团若不实践其公益性，是否有违存在的意义。尤有甚者，若社团或社团成员只顾牟取私利，是否会受到谴责或惩处？公益与私利的界限为何呢？(2) 处理直接客户的需要：不论社团所提供服务是否只对会员或会外公众，其服务理应符合服务对象或社会的需要，而决定是否符合或服务质量的好坏，应由“用家”来决定。对社团而言，由于常提供低收费甚至免费的服务，过去对接受服务者的需求常关心不足，但时移势易，这方面的论题尤应引起社团管理者的兴趣。（八）其他(1) 不同地区社团的比较研究：若要做两个本地的社团比较研究，或许会敏感一点，倒不如对不同类的社团做比较。当然更可以与其他地区或国家就上述种种问题做比较研究，对提升本地社团的水平定有助益。(2) 社团与社会发展：我们以社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除可考察它与其他次系统的关系外，亦不妨探讨一下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澳门，社团的政治参与经常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其实社团在社会经济产值上绝不容忽视，有学者研究过22个国家的非营利部门的合共支出，可媲美意大利和英国，成为世界第八大“经济大国”。①另外，社团在参与社会建设、推动社会互助上，发挥的作用很大，不容忽视。五 结语综观全球发展趋势，各地政府多舍“大有为”而取“小而美。的方向发展，而对于某些公益事业，常与企业的营利目的相违，这样，民间非营利组织自可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与世界大潮流一样，澳门的非营利组织一片兴旺，在政治、经济及社①[美] 莱斯特．M． 萨拉蒙 (L．M．Salamon) 等著 《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 贾西津、魏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0～11页。 2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会领域均展现活力，与此同时，我们又确实发觉，现有的社团文化、运作和社会关系中，存在有待改善的空间，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除上文提出的研究框架和各个重点课题外，要发展好澳门的非营利组织研究，不妨集结本地的研究力量，既可以由大专院校成立专题的研究中心，也可以由民间自行集结，以持续、有计划地推行各相关专题研究，而有利于科学化的研究，有必要先建立有关非营利组织的数据系统。最后，理论研究应与实际并重，让研究成果可供社团参考，以利于改善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绩效，以及完善社团与外在各次系统的互动模式。（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第26期，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年2月） 296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陈欣欣*一 引言本文试图回顾近年来有关澳门青少年问题的主要学术性研究，包括不少涉及违法犯罪的偏差行为研究，家庭、学业、工作对青少年问题的影响之研究，性态度与行为研究，涉及违法犯罪的偏差行为研究，一般青少年问题的成因、解决方法及政策研究，等等。虽然到目前为止，澳门有关青少年问题的研究仍不算丰富，但比1990年代初期增添了不少色彩。通过对以下近年来有关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之回顾，期望可成为日后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之基础及参照。二 不涉及违法犯罪的偏差行为研究（一）整体偏差行为蔡昌、李小鹏、王小文在1994年向年龄介于10 - 26岁的中小学生进行了有关他们偏差行为的问卷调查，成功访问了1195人。研究结果支持了控制理论的观点，对家庭、学校依附较强的被访者有较少的偏差行为；但具有非常规的价值观念者，则有较多的偏差行为。此外，依附于学校的情况，结果反映只有为数不多的学生不喜欢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其中亦有部分声称他们并不介意老师喜不喜欢他们。①*陈欣欣，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研究学系哲学博士。①蔡昌、李小鹏、王小文：《 青少年渴求学校与家庭温情——澳门青少年问题：现代化与青年参与》，载《第二届亚洲地区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记文集》，1994，第37 -44页。 2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最多用的偏差行为，男生为：①看暴力电影；②从高处向地上抛；③欺诈；④使用污秽语言；⑤沉迷于游戏中心。女生为：①使用污秽语言；②欺诈；③从高处向地上抛物；④同父母吵架；⑤看暴力电影。①李小鹏及蔡昌又在1998年以同样的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中小学生的偏差行为情况，成功访问了1159个学生。调查的主要目的有四：①通过1994年与1998年的数据，预测未来在学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发展趋势；②探讨违法行为的多寡与不同阶段学生的关系；③分析性别差异与违法行为的特殊关系；④探讨对违法行为的态度是否会影响他们的违法行为之频数。在问卷中列了50项偏差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学生越认同该行为“不坏”时，越多做出该行为。当学生认为某行为“不坏”时，犯上此违法行为的趋势越大。最多用的偏差行为是：①高空掷物／抛垃圾；②涂污／毁坏公物；③随地吐痰；④随处叫嚣；⑤家内盗窃。最坏的偏差行为是：①带毒品；②卖淫；③抢劫；④吸毒；⑤收数、看大档。1994年及1998年两期的研究数据已清楚显示了在学青少年对违法行为的态度由抗拒变为接受，不少违法行为的发生频数已有增加。②2002年陈欣欣引用了蔡昌及李小鹏的澳门青少年偏差行为调查之间卷，成功向1520名中学生做相似的调查，发现最多被访者曾在过去的12个月内做过最多的偏差行为，依次为：①与父母／家长吵架／打架；②欠交功课／作业；③考试／测验作弊；④说脏话；⑤阅读色情刊物，观看色情影音制品；⑥抽烟；⑦阅读暴力刊物，观看暴力影音制品；⑧不守校规；⑨沉迷游戏机中心／网吧；⑩喝酒。最多被访者认为是“极坏”的偏差行为，依次有：①自称为黑社会成员；②认大哥／加入黑社会，替黑社会大哥收账／替非法场所把风；③胁迫他人加入黑社会／做自己“手下”；④纵火／破坏别人财物；⑤抢劫、运毒／贩毒；⑥贩卖盗版光碟／贩卖盗版货物／走私货物；⑦卖淫；⑧携①蔡昌、李小鹏、王小文：《青少年渴求学校与家庭温情——澳门青少年问题一瞥》，载《现代化与青年参与——第二届亚洲地区青年问题国际研讨会》，1994，第37—44页。②李小鹏、蔡昌：《世纪末的澳门在学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变化比较研究》，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293- 300页。 298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带武器上街；⑨非礼；⑩偷窥。①（二）滥用药物2001年社会工作局委托澳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了一项名为“澳门青少年与药物调查研究”的活动，其中大多数的青少年表示，抽烟的人比饮酒的人更不受欢迎，超过1/4的青少年(27.1%)愿意与饮酒人成为密友；反之，只有一成半多的青少年(16.8%)会与抽烟的人成为密友。研究发现，少吸烟和没有吸烟习惯的青少年，与有吸烟习惯的青少年相比较，他们对吸烟原因的认识有明显的差异，前者认为吸烟行为较可以显示自我形象及可以寻求刺激，但不一定可以借吸烟来解决问题；反之，后者则觉得吸烟行为有助于他们提神解闷，以及解决问题。青少年较侧重以“解闷愁和清除压力”作为吸烟的主要原因，“朋友之影响”为其次。此外，有关澳门青少年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有七成以上(71.8%)的被访者认为是读书的压力太大，有两成(21.6%)的被访者则认为是到街上流连、逃学和与黑社会往来。而青少年滥用药物方面的情况，调查发现吸烟越频密的青少年，对滥用药物的警觉性越低，越容易接受药物滥用行为。另外，抽烟越少，甚或不抽烟者，则越抗拒药物滥用。②2001年陈欣欣和庄伟基做了一项关于澳门青少年滥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是以访问形式对年龄介于13 -21岁的31名澳门青少年进行访问。研究显示，有96.8%的被访者在尝试滥用药物前，有吸烟的行为：有93.5%的被访者在尝试滥用药物前，有喝酒的行为。这反映在尝试滥用药物前有吸烟及喝酒的行为是非常普通的。而首次滥用药物则以大麻、“蓝精灵”摇头丸为主，最为普遍滥用的是K仔、摇头丸、大麻三类药物。研究发现，被访青少年喜欢在的士高滥用药物的最多，其次喜欢在朋友家内滥用药物，而且首次滥用药物的情境大部分都是与同学／朋友一起，当有人滥用药物并问他们试不试（劝他们滥用）时，他们觉得无所谓，因此开始了药物滥用的行为；由此可见，青少年多受朋辈的影响而滥用药物。此外，被访青少年①陈欣欣：《澳门青少年偏差行为调查报告》，载《青少年偏差行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53- 60页。②区志强：《澳门青年与药物滥用》，载《第二届港澳地区与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社会工作局，2001，第97～100页。 2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首次滥用药物的原因主要有好奇、贪玩/找刺激、估计不易上瘾，不开心／解愁、消磨时间/解闷、喜欢药物滥用后的感觉。被访青少年花费于滥用药物的金钱不多，因为大多数都是朋友免费提供药物给他们滥用。研究又显示滥用药物的被访青少年普遍2-3个星期才滥用药物一次。①圣公会于2001年所做的《港澳青少年滥用药物问题的观察》中，就滥用药物对青少年的影响进行分析： (1)青少年普遍的成长特质：①理想化，②自以为百毒不侵，③追求独立自主、重视朋辈之间的认同； (2)澳门的社会状况：①经济上倚重娱乐及旅游业，②家庭支持薄弱，③教育和就业服务断层，④青少年聚集的温床；(3) 1990年代的摇篮，现在20岁以下的青少年，都是成长于1990年代，青少年的父母恐怕是回归后种种不明朗的一群。因此，前者认为发达不一定要读书，勤恳是过时的美德；后者认为有钱在手最实际，看重的是后路而非前路。②此外，学校或家庭赋予青少年的价值观未必是主流，而校园和童党暴力问题、青少年辍学失业、自杀和尝试自杀的潮流等，也会驱使港澳青少年滥用药物。近年的狂欢派对和滥药情况普遍，内地充裕和廉价的药物供应，遇上免疫能力越来越令人担心的青少年，情况的确不容乐观。而对澳门青少年滥用药物问题的建议有： (1)服务层面：①成立滥用药物辅导中心，②流动辅导／医疗服务，③与医疗服务合作的预防工作，④就业辅导服务；(2)订定禁毒政策：①召开跨部门的禁毒峰会，②尽快成立中央禁毒委员会，③促进跨界别合作，④进行滥用药物问题之调查研究等。③鉴于近日澳门青少年跨境用药物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陈欣欣针对20个有以上经验的个案进行访问，20个个案是介于12 -17岁的澳门青少年，于被访时的过去6个月内曾有从澳门去珠海滥用药物的经历。研究显示出跨境滥用药物的被访者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些家境较富裕，有些则较贫穷；被访者中只有一半是与父母同住，来自不完整结构家庭者占半数。还有更①陈欣欣、庄伟基：《澳门青少年药物滥用情况分析》，载《第二届港澳地区与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社会工作局，2001，第121—133页。②李国豪、张利武：《港澳青少年滥用药物问题的观察》，载《第二届港澳地区与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社会工作局，200Ⅱ，第101—109页。③李国豪、张利武：《港澳青少年滥用药物问题的观察》，载《第二届港澳地区与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社会工作局，2001，第Ⅱ叭—109页。 300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被访者是就读于澳门的初中学生。大部分被访者( 95.0% ) 首次滥用药物的地区是在澳门， 然后再到珠海。到珠海滥用药物前在澳门平均每月滥用药物 1 - 2 次者占最多(75.0%)，其余是平均每星期滥用药物1-2次。全部被访者皆指出选择到珠海滥用药物的主要原因是在澳门容易被警察抓获，但在珠海公安是不会抓他们的，以及进入珠海Dis-co（的士高）玩不用收费。①此外，多数被访者认为，珠海Disco场够大、被朋友带去、珠海Disco跳舞人多、够feel、音响效果比澳门更佳、有势力人士保护、够安全、药物价钱比澳门便宜、亦可以从珠海带药返澳赚钱等条件，都是被访者到珠海滥用药物的主要原因。被访者到珠海滥用的药以摇头丸为最多，其次是大麻。有超过半数(60.0%)是从珠海携带药物返澳门的。最常携带的药物种类为摇头丸，平均每次30—50粒为最普通。就研究所知，除必须加强对珠海Disco及其他娱乐场所的受管制药物之管理外，也可考虑加重对跨境贩毒、偷运、藏有以上相关药物的刑罚，以及立法惩罚鼓励未成年人滥用药物之人士。加上在珠海Disco及其他娱乐场所附近以广告、横幅等形式来加强宣传反滥用药物及法制教育外，并需要增加澳门及珠海两地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合作，又以家庭及滥用药物辅导服务支援滥用药物青少年，矫正他们对金钱及朋辈关系之看法及误解。②圣公会在2003年所做的《街头青少年滥用药物情况调查报告2003》 ，共访问了116名街头青少年，男性92人，女性24人。年龄分布在12-2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5.9岁。其中以14-17岁的受访者最多，共76人。大部分受访者出生于澳门，其余部分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出生。他们大部分在学，也有少部分处于失学待业的状态。调查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有吸烟习惯，而且吸食的次数及分量十分高。他们对吸烟、滥用药物与饮酒有较高的接纳程度。更令人担心的是，纵然受访者对吸烟、滥用药物及饮酒有清晰、正确的观念，但其行为恰好相反，其中可理解的是，吸烟受访者认识较多滥用药物的朋友，对他们造成负面的影响。在已有滥用药物的21位①陈欣欣：《澳门青少年在珠海滥用药物问题》，载《第三届港澳地区与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2003。②陈欣欣： 《澳门青少年在珠海滥用药物问题》，载《第三届港澳地区与药物滥用防治研讨会论文集》，2003。 3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受访者中，主要服用新兴药物，包括K仔、大麻及摇头丸，部分受访者存在滥用超过一种药物的情况。此外，大多数受访者会选择以酒送服药物，情况令人忧虑；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受访者都希望停止滥用药物，但他们多数会选取自己戒或朋友协助，很少寻求家人、社工及戒毒机构的协助。① 在2003年澳门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研究中心所做的《澳门大专生与药物调查研究报告》中，被访者主要来自全澳门的五所大专院校，包括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学院、澳门科技大学、旅游学院及镜湖护理学院，研究小组派研究助理到访每校每级每班，所有问卷于即场派发并即场收回。整体样本有3639人，包括2690人原居地为澳门的大专生和909位外来大专生。 ②研究发现，在被访者中，吸烟，服用丸仔、大麻及服用海洛因的百分比分别为26%、5.7%、5.2%及5.2%， 较多被访者在的士高、卡拉OK、朋友家中及自己家中服用丸仔、大麻及海洛因。服用此类药物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朋辈影响增加，但与家人的关系减少；其二是精力未得正确的引导，以致大部分服用者都为“解闷愁”而使用。有两成多的被访者认识的人当中有服食丸仔或大麻，有8.5%的被访者认识的人中有服食海洛因等物质，被访者认识的人当中服食丸仔或大麻者是服食海洛因者的近3倍，这表示服食丸仔或大麻比服食海洛因较为普遍。而更深人间及被访者曾否接触过精神科药物或物质（烟、酒、丸仔、大麻和海洛因等）时，对于不同的物质，被访者均有不同的表示。被访者中，有八成半的人曾经尝试过饮酒，其中最多人饮过啤酒。在吸烟方面，约有3/4的被访者没有吸烟，曾经试过一两次的约有一成半。朋辈的影响也可从服用的原因中进一步获得支持。根据该项研究，无论大专生是饮酒或吸烟，还是服用丸仔、大麻、海洛因等物质，其原因多数是“朋友影响”、 “消除压力”、 “解闷愁”及“为了刺激”。所以，大专生服用此类物质的原因归纳有二：一是朋辈影响及与家人关系较差；二是精力消耗。首项原因可从以下资料中进一步得到支持：服用此类物质人士一方面认为朋辈影响是服用药物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表示与家人关系较差。而服用此类物质人士多数没有参加课外活动，为支持第二项原因的理据。这些结果都与“青少年与药物调查研究”的结果差①严若芝：《街头青少年滥用药物情况调查报告2003》，下载于http://www.jas.gov.mo。②梁成安：《澳门大专生与药物调查研究报告》，下载于http://www.ias.gov.mo。 302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不多。①（三）自杀关志辉《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的研究对象为15～19岁的中学生，发现受访者宣称尝试自杀行为的有5.4%，当中超过半数曾尝试自杀两次或以上。从自杀意念程度中，揭示了澳门中学生群里潜藏着亟待我们关注的脆弱少年。而性别差异上，则显示了曾经试过自杀行为的女生人数是男生的3倍以上，自杀意念偏高的女生亦比男生多出一倍以上。调查，表明自尊心及自我接受程度越低者， 自杀意念就越高，即自我接受程度越高，自尊心亦越高，自杀意念则越低。②（四）街头流浪陈欣欣于2000 -2001年的《澳门青少年街头流浪现象研究报告》是一项质性分析研究，以个案研究方式进行，深入探讨25个12—17岁的街头流浪青少年个案。被访者大多数都表示他们觉得晚上逗留在家中感到沉闷，部分因没有家长在家，及家中没有什么吸引他们的地方，故在晚上外出，寻找一些较有新鲜感及有朋辈互动的生活方式。较多被访青少年以“乱七八糟”来形容自己的家庭情况，这反映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温暖，并不值得他们眷恋，加上家庭内部缺乏核心成员的存在，以及家中冷清与不愉快的家庭关系等负面情况，都构成了一种推力将原本生活在家庭中的青少年推到街上，去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③研究发现，被访者中较多表示自己对学校生活不感兴趣，大多数被访青年虽然在晚上出外逗留，在街上玩耍，但很多被访者都在下半夜便跑到一个朋辈家中逗留，或到卡拉OK、游戏机中心、酒吧等夜店内继续玩耍消遣。街头流浪青少年起初多以贪玩、寻求刺激等心态出外玩耍，但很多被访者慢慢意识到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不被一般社会人士所认同，他们①梁成安：《澳门大专生与药物调查研究报告》，下载于http：//www.ias.gov.mo。②关志辉：《性别与少年自杀行为：澳门实况之探索研究》，载《当今澳港两地社会议题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2，第1- 20页。③陈欣欣：《澳门青少年街头流浪现象研究报告》，载《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2- 52页。 3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感到不被社会所接纳，甚至被贴上“不良”、“边缘”、“问题”青少年的标签；多数被访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烈，不信任他人，不太愿意与他们圈子以外的人士交往。被访街头流浪青少年当中，并没有具体想过自己的未来，大部分希望将来可以有很多财富，有的还希望有强大的权力可以控制很多人与事，但他们甚少认真想过怎样达到。整体来说，街头流浪的被访者，参与违法活动的占极少数。①圣公会于2002年进行《离巢乳燕——青少年离家出走研究》，探讨了青少年离家出走的成因、过程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用个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25名12 -20岁被访者。研究发现，离家出走青少年的主要特征是失学、失业、留班及有不快的工作经历、家长常不在家、与家人缺乏沟通和关怀、与父母关系疏离。由于大部分受访者的学历偏低，缺乏工作经验，故很难找到工作而失去生活目标，容易接近黑社会人士和进行滥用药物行为等。他们离家后，容易做出不负责任或违法的行为。为了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离家出走，有关部门需要推行不同层面的教育及立法工作，为青少年提供适合的服务和辅导，了解他们的需要，杜绝“离家出走”的风气。②三 家庭、学业、工作对青少年问题的影响之研究（一）不完整家庭结构蔡昌的“澳门不完整结构家庭对青少年子女成长的影响研究”，是采用个案研究方式进行的。研究总共访问了11个不完整结构家庭的家长和10个家庭的高小和中学程度的青少年。此外，“青少年成长”乃人类发展涵盖的课题，包括认知发展、情绪发展、群性发展、性格发展、道德发展等方面。从研究中发现，不完整家庭对子女的认知有影响，家庭中父母亲的关系和父母亲是／能否认识与子女沟通的正确方法，会直接影响子女的学习环境、①陈欣欣：《澳门青少年街头流浪现象研究报告》，载《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2~52页。②圣公会黑沙环青年发展中心：《“离巢乳燕”青少年离家出走研究报告》，澳门：圣公会黑沙环青年发展中心，2002，第Ⅱ~56页。 304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学习气氛等，从而影响他们的认知发展。从被访青少年的回应来看，影响子女认知发展并非家庭结构的改变，家庭结构的改变似乎对子女的学习兴趣和态度没有直接的关联。影响青少年学习兴趣和态度的因素，似乎取决于学校。不完整家庭的子女亦会容易发脾气，这显示出青少年子女受不完整家庭的影响，而变得情绪较波动，影响心理健康的发展。群性方面，大部分被访青少年皆表示与同学或朋友的关系不错，与他们的沟通没有多大困难，被访青少年亦喜欢与他人接触。此外，被访者较少与母亲沟通，有心事也未必一定告诉母亲，寻求分享和解决方法。而不完整家庭的子女会出现不良的性格发展，存在少许的不良态度和行为。①（二）失学及失业 邓玉华的《澳门青少年“双失”（失学、失业）》指出：①青少年在1988年5 -19岁的总数有97800人，但1988 -1989学年的中、小学暨幼稚园高班在学学生仅54509人，即有43291人不在学校上学，澳门的失学率居高不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1995年开始了实施公共教育网络的免费教育，加上出生率下降，学校和学位增加，失学情况有所改善。②青少年失业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经济下滑，近年失业率持续上升，而14 - 24岁青少年的失业情况比总体失业情况更严重。② 为缓解“双失”情况，必须考量“双失”的原因和面对的问题，提供适当的服务，而各项服务应围绕以下五个目标：①培养青少年健康成长；②协助适应社会生活，包括在家庭、学习、交友和工作等方面；③协助青少年行为及态度上的改变；④预防青少年犯罪；⑤改良现有制度，包括教育、职业训练、就业以及社会福利。邓玉华更提出“青少年职业训练及康乐活动中心”的构想，协助处于失学及失业的青少年，面对人生中一次重大的抉择，需要使其在教育、职业以及生活各方面能更好地适应，发挥所长和潜能。③①蔡昌：《澳门不完整结构家庭对青少年子女成长的影响研究报告》，载《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54 - 65页。②邓玉华：《澳门青少年“双失” （失学、失业）》，载《青少年偏差行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242 -249页。③邓玉华：《澳门青少年“双失” （失学、失业）》，载《青少年偏差行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242- 249页。 3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在澳门理工学院梁启贤及陈欣欣的《从学校到工作——澳门青少年就业问题研究》一书中，笔者用了个案研究方法，每个被访的个案都是年龄介于18～22岁的澳门青年人，访问对象全部都是在中学阶段辍学，之后有找过工作及做过工作，但被访时都是没有工作的。①接受访问的13名被访者均没有完成整个中学学业，便选择了离开学校，更有人是不足16岁便离开学校。他们会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在学校中是失败者，只是在浪费时间，也由于学业成绩差，容易受老师及同学的排斥，而学校考试也是造成他们挫败感的源头。在问及其工作经验的时候，多数受访者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回忆起自己的工作经历、找工作的途径等，这反映了受访者对于工作在记忆中都不深刻和认真，而且都是抱着找工作等于赚钱的心理；也觉得在澳门找工作较易，所以失掉一份工作或自愿离职，都是小事一件。在讨论到自己的理想工作的时候，都是犹豫不决的，而且觉得问题十分难以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受访者回答 “一般文员就可以” 或没有什么长远计划者， 回答这问题时， 都会表现出＂我最多都只可到这样子，你还想怎样＂的态度，表现出他们对工作是没有什么期望的。在如何获得自己的理想工作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口头上说 “希望可以读多一点书”， 但态度却是马马虎虎而已； 但对于自己目标十分明确的受访者，却回答得十分肯定，而且表现得信心十足。②四 性态度与行为研究（一）性教育不足杨雄及姚佩宽的澳门青少年性生理、性心理现状研究，是以826名年龄介于10—20岁的青少年为样本。研究显示，青少年之性兴趣的产生、与异性交往、渴望接触异性身体等，发生的高峰年龄集中于12 - 16岁。异性交往由友谊型浅层交往向恋爱型深层交往发展，并伴有接吻、爱抚、性交等①梁启贤、陈欣欣：《从学校到工作——澳门青少年就业问题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4。②梁启贤、陈欣欣：《从学校到工作——澳门青少年就业问题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4。 306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性行为出现。此研究发现，澳门青少年的性观念较为开放、积极、明朗，但也不能忽视有消极的一面，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引导。在与异性交往问题上，澳门青少年，男生中的1%、女生中的11%，都认为恋人之间可以发生性关系；男生中的6%、女生中的2%认为异性交往时也可以发生性关系。40%男生的性知识来自大众传媒，37%女生的性知识来自报刊；20%男生的性知识来自学校课程，女生亦有25%。①此外，澳门家庭青春期性教育调查研究是以198名家长为调查样本，研究显示，六成以上( 62%) 的澳门家长能对自己孩子青春期发展进行 “及时指导”， “很少指导” 的占24%； 约有四成澳门家长不允许孩子交亲密异性朋友，三成家长则回答顺其自然。②（二）性知识不正确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YES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一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何为青少年建构他们的性文化，以YES杂志内有关性的文本做分析对象，加上向澳门青少年组群调查他们有关性方面的态度、行为及对YES杂志内容有关文本的意见，分析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样本数为100个，皆为年龄在11 - 20岁之间并有阅读YES习惯的青少年。结果显示，YES中三项最受被访者喜欢的内容：首先为“实用性教育”，其次是“Miss. Sex 漫话”，再次是“恋爱与Sex”，大部分被访者阅读过YES文本并与朋友／同学谈论(84%)，最喜欢谈论的文本内容也是以性及恋爱题目为主。对于YES性文本内容是否正确，被访者中有79%认为是正确，有73%被访者认同YES性文本内容。此外发现，YES是被访者最主要的性知识来源，其次是朋友／同学。同样，被访者又表示自己性知识的来源有41.60%是来自YES的占31%，其次是61%—81%来自YES的占27%。当被访者遇上有关性的困惑时，大多数向朋友／同学询问(37.3%)，其次是向社工询问(18%)。 ③①杨雄、姚佩宽：《澳门青少年意识与性教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l- 146页。②杨雄、姚佩宽：《澳门青少年意识与性教育》，澳门：澳门基金会，1998，第147- 177。③陈欣欣：《后现代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建构——浅析 YES 杂志对澳门青少年性文化的影响》，载《青少年与大众传播媒介——粤台港澳四地文化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1999，第115- 151页。 3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三）偏差性行为《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在社会适应研究报告》的目的在于深入探讨与分析有性经验未成年人的社会适应情况。研究以面谈形式深入访问10个有性经验、年龄介于12 -15岁的未成年青少年，男女青少年各5名。10名被访者中，大部分的被访者来自结构不完整的家庭，而收入及居住方面，属于中及下阶层者居多。被访者第一次性交年龄最小的是12岁，最大的为14岁。在进行首次性交行为中，全部5名女被访者均指出是男友主动的，4名男被访者则指出是受朋友怂恿在集体情况下进行他们的首次性行为。在进行首次性行为前，4名被访者曾观看色情VCD或杂志，5名滥用药物，3名脱衣服；而5名女被访者都曾在被男友示爱的情况下发生首次性交行为。①对于性的态度，6名被访者表示性关系是建立于相爱的前提下才可进行的活动，2 名则表示有需要便可以发生。全部10 名被访者都表示可以接受他人有一夜情的做法，只有4名被访者表示会接受自己这样做。对同一时间拥有超过一个性伴侣的看法，也是全部被访者都表示可以接受他人这样做，但其中6名被访者指出不会接受自己这样做，其余4名则认为会接受。而对于未婚怀孕的看法，同样也是全部被访者都表示可以接受他人未婚怀孕，其中7名被访者表示若自己未婚而怀孕，会把胎儿打掉。全部被访者在首次性交前没有想过性交会导致怀孕；而且全部被访者在首次性交前也没有想过会导致性病和负上法律责任。 ②五 违法犯罪行为的研究（一）整体违法犯罪笔者在 1992 年开始对 “澳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进行研究，以内容分析及个案研究方法进行，到法院查阅1989 -1992年未成年犯事者个案记录，①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在社会适应研究报告》， 载《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7 -83页。②陈欣欣：《澳门有性经验未成年人之在社会适应研究报告》，载《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2，第67 -83页。 308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结果发现，未成年犯事者的家庭情况中，，接近一半澳门青少年罪犯都是居住在花地玛堂区，占49.7%，父母的职业是非技术性工人最多，父亲占39.9%， 母亲占45.0%。 大部分青少年犯事者都是来自社会及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当然有少数是例外。有23.2%青少年犯事者的父母已经分居、离婚或丧偶，他们的父母亲普遍都存在着问题。此外，亦有青少年犯事者的家庭出现了经济上的问题；更有为数不少的青少年犯事者是来自人口较多的家庭，占35.4%。破碎家庭与家庭经济问题都可能对青少年犯事者造成影响。至于青少年犯事者与家庭成员的关系，研究发现，有46.5%的青少年犯事者与家人关系良好；而青少年犯事者的家人认为自己对他们是十分关心的有17.0%。青少年犯事者在学方面的情况，结果显示，青少年犯事者中有42.1%是学生，有40.2%是已退学但没有工作的无业者，其余的17.7%是有职业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犯事者在学时的成绩47.6%是差劣，9.6% 是普通，只有5.2% 是良好；有20.3% 的操行是差劣的，只有9.6%是尚可。至于青少年犯事者的友伴与日常行为方面的情况，有37.3%的青少年罪犯都有交上不良朋友的经历，这些不良朋友皆被认为是引诱青少年犯事者做越轨行为的人物。青少年犯事者的嗜好主要包括玩电子游戏机、看电视、打桌球、读杂志／图书、溜冰等，但特别要注意的是，他们很多都喜欢街头游荡， 占12.2%。①在1995年笔者有关1992 -1995年澳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中，显示有64.4%的青少年犯事者居住在花地玛堂区，而有23%的青少年犯事者父母双存，20%的青少年犯事者在家中被认为是不受管教，有18%是不常回家睡觉，有18%是单亲家庭。有39%的青少年犯事者是学生，有28%是失学／失业；而他们在学时的表现，有45%是成绩差，有16%是不听师长话，亦有14%在学时有暴力行为。至于交友方面，有38%的青少年犯事者交不良朋友，14%交正当朋友，而所参与之闲余活动主要是玩电子游戏，占48%，唱卡拉OK的占34%。②笔者在1998年再到法院查阅1995 -1998年青少年犯事者的资料，发现①陈欣欣：《澳门发展现况》，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3，第55-76页。②陈欣欣： 《 澳门青少年犯罪十年来之趋势与特点 》，载《 “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76 -96页。 3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澳门青少年犯罪问题明显有四化之趋势，即年轻化、女性化、严重化及团帮化，尤其是青少年以团帮形式出现作案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他们最常以3人组成团帮进行集体犯罪活动。①在《澳门青少年犯罪十年来之趋势与特点》一文中，陈欣欣试图回顾近10年来澳门青少年犯罪问题之趋势，再探讨现在控制此间题的主要措施及服务的有效性，继而针对问题未来趋向而做出控制对策的建议。过去10年问，澳门青少年犯罪问题明显有四化之趋势，即年轻化、女性化、严重化及团帮化。研究发现，大部分青少年犯事者为第二代新移民，阶层低下，家庭结构不完整，而一般青少年犯事者的学业成绩与操行都表现较差，他们通常都有结交不良朋友等情况。② 笔者又在以上文章中对控制青年犯罪问题提出以下建议：(1)年龄界定，建议年龄可界定为11 -25岁，11岁以下者可弹性包含在对策之内。(2)青少年犯罪研究，直接处理青少年犯罪事件的政府部门须对涉及青少年犯罪事件的资料做详细记录，并定期呈交数据及资料到统计暨普查司做整理及统计，以明了澳门青少年犯罪情况之趋势，利用这些数据及资料做较深入的研究分析。(3)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①家庭方面。由于大部分澳门青少年罪犯都是来自不完整结构的家庭，而他们的家庭关系也不太融洽，又有青少年罪犯家长认为自己不懂教导。因此，加强家长教育是必需的，重整家庭作为青少年适应现代社会的支持。②教育方面。a．义务基础教育；b．职业培训；c．体能纪律训练；d．社区教育。③辅导工作。a．学校社工；b．外展社工；O．青少年警队。④司法与执行。a．管制不良意识物品及场所；b．警官警戒模式。③《澳门违法青少年的社会预防：青年问题与服务发展蓝图研究》于2001 年6月至2002年12月进行，目的是：①分析澳门青少年的偏差价值与违规行为的现状特征及其成因和趋势；②探讨澳门边缘青少年的生活情况和服务需要；③评估现时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为处于上述状态的青少年提供的①陈欣欣： 《澳门青少年犯罪十年来之趋势与特点》， 载《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76 -96页。②陈欣欣： 《澳门青少年犯罪十年来之趋势与特点》， 载《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76 -96页。③陈欣欣： 《澳门青少年犯罪十年来之趋势与特点》， 载《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76-96页。 310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各种辅助服务及其工作成效；④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就边青服务的未来发展、规划模式、运作机制与资源配置等政策方针和服务规划等问题提供建议；⑤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的相关服务提供意见。研究中的问卷调查访问了 3114名中学生、2512 名中学生家长及424 名住院青少年及街青/辍学青少年，从研究焦点小组收集所得的资料，澳门青少年服务现时面对下列主要困难：①现有的院舍不足以分散有需要的住院青少年，此外，违法青少年离开感化院后也缺乏中途宿舍作支援；②现时的学校社工服务不足够；③部分学校由于对学校社工不太信任，令他们在工作上有很多限制；④由于青少年问题日益严重，政府需要投放更多资源在外展服务上，服务边缘青少年；⑤不少民间机构的童工并未接受专业社工或辅导培训，或会缺乏足够技巧提供优良服务；⑥中心举办的活动不合宜，过于借重康乐性活动，忽略了体验性和较高层次的活动；⑦民间社团很多，青少年工作的资源分配变得紧张，当局也没有为资助青少年服务发展出一套清晰的系统；⑧民间机构、学校及政府单位在提供服务上缺乏充分沟通和有效的协调，导致服务重复之余，却又忽略了一些青少年的特别需要（如边青的需要），浪费了社会宝贵的资源。澳门青少年面对的困难源头很多，涵盖了家庭、社会、教育、就业等各方面，每个系统都极有关联，关系错综复杂，并影响着青少年的成长；其中家庭与青少年发展的关联最大，故此青少年服务应以家庭为中心。建议成立 “综合家庭服务中心” 及 “社区青少年工作队”。 它们的角色如下：(1)综合家庭服务中心，内容包括以下五种服务：①青少年发展活动；②青少年辅导及支援服务；③家庭生活教育及亲子活动；④家庭辅导及支援服务；⑤学校支援服务。(2)社区青少年工作队，提供以下三项服务，及协助社工局推行“分流措施”：①外展工作；②非常学堂；③危机家庭青少年支援服务。除建议上述两种综合服务模式外，还建议下列三项分流措施，将违法青少年从刑事司法系统“分流”出来，而在社区上支援他们。该三项分流措施包括：“警方警戒”、“社区支援服务”及“家庭小组会议”（复和会议）。①①卢铁荣、郑汉光、黄成荣、区廖淑贞： 《澳门违法青少年的社会预防：青年问题与服务发 展蓝图研究》，载《违法犯罪青少年司法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把罪 研究学会，2004，第226 -230页。 3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警务工作与青少年犯罪原锦成在1998年的《从警务角度探讨青少年违法行为的解决方法》一文中，尝试回顾过去三年青少年犯罪情况，发现有上升的趋势，性质上亦趋严重。此外，近年青少年吸毒的情况亦日趋普遍，由于青少年的价值观不正确，奉行享乐主义，认为学问不重要，只要有门路，不愁无出路，使失学的青少年不再感到彷徨，只觊觎钱。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方法，建议包括：政府与教育界交流，制定可行方案以及积极开展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工作。从警务的角度出发，可行的方法有：完善立法和保证法律实行，加强青少年犯罪滋生场所之监管，建立警队新形象，设立处理青少年犯罪的专责队，青少年犯罪案件之跟进工作。①（三）集体违法犯罪行为陈欣欣在《澳门青少年集体暴力行为初探》一文中，以个案研究方式对15名有集体暴力行为经验之男性青少年做深入之探讨。15名有集体暴力行为经验之男性青少年以14岁及15岁为主，有11名是来自单亲家庭，居住则以花地玛堂区为主，有10名是学生，只有4名是失学／无业者。有13名曾被家人使用暴力虐待过，8名被访者则平均一星期内看暴力片3-5次，13名被访者有吸烟的习惯，12名自称有黑社会背景，更有10名被访者普遍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②在 15 名被访者中，有 6 名自 12 岁开始便使用暴力超过 10 次，他们使用暴力的目的，在于寻仇为主的占12人次，自卫的占9人次，抢劫的占8人次。全部15名被访者皆表示使用暴力去达到目的之前，都商议过及计划过如何进行，除了自卫情况，其他的都并非偶发的。此外，14人次参与集体暴力事件的青少年被访者均表示曾因使用暴力而令他人受伤，只有其中一名被访者指出没有人因其使用暴力而受伤；有6名被访者使用暴力令他人受伤而事后感到开心，而感到恐惧的有6人，另有11人曾因使用暴力而令①原锦成：《从警务角度探讨青少年违法行为的解决方法》，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 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437 -442页。②陈欣欣：《澳门青少年集体暴力行为初探》， 载《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 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260—272页。 312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自己受伤。①整体来说，15名自称曾参与集体暴力事件的青少年以来自单亲家庭为主，并且大部分都曾受到家长的虐待，若根据挫折攻击理论的解释，很有可能是自称曾参与集体暴力事件的青少年的单亲家庭背景与受虐经验，令他们产生挫折感，而要使用攻击性的暴力行为去宣泄。此外，绝大部分的被访者，都有观看暴力片的习惯，并且多数都认同使用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可能由于他们观看暴力片而习得如何使用暴力解决问题，甚至习惯以集体方式去使用暴力来解决问题。依据社会学习理论，人并非与生俱来便有攻击倾向的，而是学习而来的，如果儿童及青少年在电影、电视或其他媒体中观察他人因使用暴力而获益，他们便会学会以暴力手段去获取利益或达到目的，当他们养成这些习惯的时候，便不易改变。②原锦成在《澳门童党问题初探——青少年犯罪团伙现象及其他控制对策》中指出，警方抓获涉案青少年数字上升，其类型多为经济型，在澳门青少年犯罪案件中，多为共同参与，原因是青少年基于大家的“志同道合”，在互相推动怂恿下，进行违法或犯罪行为。而澳门童党属有组织犯罪的最低形态，共通性为加入条件简单、结构松散、利益处理多取简单瓜分形式，建议对童党形成因素进行分析，以及提出对减少童党形成及发展之对策。③笔者在《澳门未成年人参与纵火烧车事件个案初探》中指出，8名未成年人受访者在受访前5年内曾参与纵火烧车，7名是男性，1名是女性；5名是15 岁，3 名是14 岁；他们全是学生。从家庭成员及其关系的情况看，大部分的受访者来自结构不完整的家庭，这反映出受访者依附在家庭的程度不深；另外，全部8名受访者指出在学校与同学有冲突；大多数受访者在校外也结识了一些人并曾与他们有过冲突。而7名被访者都不太愿意谈及家庭，也从来没有想办法去改善。同样，全部8名被访者也认定与朋辈间之冲①陈欣欣：《澳门青少年集体暴力行为初探》， 载《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260—272页。②陈欣欣：《澳门青少年集体暴力行为初探》， 载《 “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年，第260- 272页。③原锦成： 《 澳门童党问题初探 —— 青少年犯罪团伙现象及其他控制对策 》 ， 载 《 澳门2000 》， 澳门：澳门基金会，2000，第164-184页。 3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突，是他人之不是。他们的思想较偏激，认为人际关系是结构性的东西，不可能改变，亦不愿意找方法去改善。全部8名被访者认为自己是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的人；8名被访者中只有1名喜欢经常喝酒，但全部都有吸烟习惯，全部滥用过药物，他们指出吸烟和滥用药物可减压，令自己暂时忘却烦恼，轻松一点。有4名被访者首次纵火烧车是为了金钱，受他人雇用作案，其中3名于其后亦没有纵火烧车了。另外4名是因为朋友叫自己一起去做，便做了。在8名被访者中，只有4名参与其后的纵火烧车事件，有3名又做了2次，1名又做了 3 次。有7名被访者只在收到金钱及满足了朋友之要求而感到愉快，并不是纵火烧车直接令他们产生快乐的感觉；相反，有5名被访者指出终日提心吊胆， 害怕被警察抓获那种滋味并不好受，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其中 4 人便不再参与纵火烧车活动。8名纵火烧车被访者中，多是为了金钱及朋友之要求而参与的；全部8名纵火烧车被访者都强调自己在清醒的状态下，参与纵火烧车事件。全部8名被访者都同意纵火烧车是一项犯罪行为，5名被访者都害怕承担其法律后果，只有3名不怕。全部8名被访者都没有想及被害人的损失，其中更有3名被访者更以成功烧车为荣，又有其中5名后悔烧车。①（四）赌博《新生代》杂志于2002年进行过有关《世界杯余波未了——过半青少年继续赌波》的调查，对象为15 - 24岁的青少年，有365个样本。调查发现，过半数被访者于世界杯期间投注的都表示会继续赌波，每次投注额为20 — 100元。而他们的收入和消费以 1000元以下为主。有27.4%的青少年曾经赌波，当中79.0%是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下注，主要理由是可以增加社交话题(42.7%)及带来刺激(36.4%)。而投注方式以投注站占最多(45.0%)，其次是通过互联网。②笔者的《澳门未成年人的赌波现象》以三种研究方法进行资料搜集，包括以系统抽样方式向全澳12-17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电话访问调查，以找出①陈欣欣：《澳门未成年人参与纵火烧车事件个案初探》，载《青少年偏差行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250—254页。②林五凤编 《世界杯余波未了 ——过 半青少年继续赌波》， 载 《新生代》2002 年 7 月，第 2 -11页。 314
澳门青少年回题研究回顾 其 “赌波” 之普遍性，以及向 12 - 17 岁有 “赌波” 经验的未成年人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找出其 “赌波” 之文化， 再向 20 名 12 - 17 岁有 “赌波”经验的未成年人进行个案研究，以深入理解朋辈对他们“赌波”的影响。①在2003年7月8 -10日期间，总共打出了3725个电话，向全澳12-17岁的未成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只有523个是符合本调查的样本，其中384名被访者愿意回答，回答成功率为73.4%，当中只有5名在过去6个月内有赌波经验，有赌波经验的占没有赌波经验的1.3%。又在2003年7月11-14日期间，通过访问员到过去6个月内有赌波经验的被访者常聚集的地方，成功地向78名在过去6个月内曾有赌波经验的12 -17岁未成年人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再加上先前5个在过去6个月内曾有赌波经验的12-17岁未成年人电话访问的个案，总共分析了83名被访者的资料。结果为，在被访者中大部分都同意因为想与朋辈有共同话题者而赌波的占75.9%，其次是因为要考眼光 (66.3%)，再次是为了赢取金钱 (45.8%)。绝大部分的被访者都表示赌波增进了他们朋辈关系 (90.4%)， 而表示增进了他们家人关系的亦占26.5%，因赌波而令他们金钱不够使用的也占16.9%。②该研究又于2003年7月11 -14日期间，通过访问员到过去6个月内有赌波经验的被访者常聚集的地方，成功地向20名在过去6个月内曾有赌波经验的12 - 17岁未成年人进行个案研究之深入访问， 结果为， 全部被访者在过去 6 个月内都参与过赌波活动，其中有3名被访者同时有赌麻雀牌、啤牌（扑克）及棋类，4名同时有赌啤牌（扑克）及棋类，3名被访者则只同时参与赌麻雀牌，另 3 名同时只有赌棋类，3名同时参与赌啤牌（扑克），2 名同时参与赌彩票类等情况；换言之，只有2名被访者在过去6个月内只参与赌波活动。不过大部分的被访者皆强调，虽然他们参与以上的活动都有投注，但银码很少，几元至几十元，在他们心目中不算赌博，只是一些游戏、一些玩乐，目的多在于增进朋辈及家人的关系，赢钱是其次。③①陈欣欣：《澳门未成年人的赌波现象》，载《青少年问题与社区控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85 -88页。②陈欣欣：《澳门未成年人的赌波现象》，载《青少年问题与社区控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85 -88页。③陈欣欣：《澳门未成年人的赌波现象》，载《青少年问题与社区控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2003,第85 -88页。 3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五）网络游戏圣公会于2003年2-3月进行的《青少年与网络游戏店调查报告书》，对象为8 -18岁的青少年，共向全澳26间中、小学收回问卷2909份。受访者中男性占八成，年龄组群以12 - 14岁占多，多是中学二年级学生，近七成居住在花地玛堂区。调查结果反映出网络游戏店在近一年已开始流行，而值得关注的是，有一成半的受访者每星期光顾网络游戏店高达6次或以上，每次逗留时间多于 5小时。假日期间有近五成受访者会于下午2 - 7时到网络游戏店，这反映出网络游戏店已成为青少年消遣及娱乐的地方。资料中反映了青少年到网络游戏店的原因，多是“陪朋友”，其次是打机及消磨时间，这是日常生活的普通活动，对他们的社群互动和成长有一定影响。有近三成半的青少年是因为家中没有电脑而去网络游戏店的。受访者的网上活动主要是玩网络游戏，其次是在网站听歌或下载歌曲及玩ICQ，但有部分网吧容许青少年浏览色情资讯及网上博彩。由于这次调查的对象主要是年龄介于8 -18岁的青少年及儿童，他们在没有足够指引下的情况下接触这些信息。调查发现近四成小学生到网络游戏店，有一成半( 15.8% )的受访者有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倾向。大部分青少年都认为网络游戏店带给他们正面的影响，包括打字快、与朋友多了话题等，至于上课精神欠佳及睡眠不足等，却并未引起他们的关注。在家庭方面，有八成的受访者表示家长知道他们去网络游戏店，反映家长可能轻视了子女的沉迷程度。①六一般青少年问题的成因、解决方法及政策研究邓玉华在过去曾有直接处理犯罪青少年个案的经验，他在《澳门青少年歧途成因及相应服务的检讨》一文中总结了青少年步人歧途的6项因素。①新移民：一些新移民儿童、少年虽然在内地接受过学校教育，但由于两地的教育差异，令他在学时成绩未能跟上，造成挫折，继而无心向学。另外，内地学生的年龄大多数比本地学生大，出现在班中格格不入的情况，①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青少年与网络游戏店调查报告书》，澳门：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2003。 316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造成孤单及疏离，于是向外寻求发展和认同。②居住区域和家庭经济：新移民来澳门后，多因经济欠佳而选择在北区居住。家庭经济欠佳，夫妇两人同时外出工作，工作回来已无心再与子女多谈，但求子女在外无犯过失便算心安理得。③无心向学：无心向学的原因为学业成绩跟不上、在校中无归属感、家庭经济差、受其他失学同辈影响。④找不到工作：根据澳门《劳资关系法》，16岁以下的不得或较难受雇用，若不幸成为廉价或非法童工，工作场所带给他们的往往是很多挫败，对涉世未深的小伙子来说，自然很难忍受长此下去。⑤同辈群体：在任何场所都会结识一些同辈朋友，而无上学又无工作的少年，结识的同辈朋友多是来自街头，比在学校结识的多一分危险，若遇上不良分子引诱或出现危机时，就容易产生过失或犯罪。⑥社会环境和大众传媒：近年来，治安问题成为澳门最大的社会问题，黑社会明争暗斗，扰乱社会秩序，青少年亦易成为受害的一群，由于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响大，亦多成为被批评的对象。①针对这些成因去思考，便会想到一些预防方法：①新移民的社会适应；②加强学校社工服务，如学生遇到被排斥、与同学合不来等问题，得到适当的辅导和协助，可减少对学业的恐惧；③确保充分就学；④对失学少年提供职业培训；⑤强化社会支援网络；⑥外展社工与少年警队；⑦增加社康设施和监管；⑧传媒自律与公众监管；⑨立法和法律普及教育方面。②萧卓芬的《论跨世纪澳门青少年的成长崎岖路》中尝试为葡萄牙人离开前的20年管治理念做以下的描述：①高姿态的宣传理念；②实际施行的行政措施。按现实各种闭门造车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是从1986年至今，不少于3000名20岁以下而只有小三年级程度的青少年闲置在各个角落。政府短视的政策使黑社会可以高姿态地从事高收人活动，结果不少青少年被吸引做他们的打手，被他们的英雄故事所熏陶以至于无心向学，甚至随意辍学，到了今天无法收拾的地步。而已辍学的一群青少年并没有与同辈隔离；相反，其他在学的同辈会被他们的消费、价值观所影响，慢慢形成以下的次文化：①讲述的次文化，不少学生挑战学校内提倡以德服人的一套，他们①邓玉华：《澳门青少年歧途成因及相应服务的检讨》，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201- 206页。②邓玉华：《澳门青少年歧途成因及相应服务的检讨》，载《“青少年违法及药物滥用防治对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1999,第201- 206页。 3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半点也不肯吃亏；②照人与被照的次文化；③性行为随意的次文化；④身体值钱的次文化。文中提出的补救方法有下列几点：①对青少年怜恤的政策；②设立家庭法庭；③对已受黑社会操纵（多在家庭中使用暴力）的青少年实行隔离教育；④开设实验农场，让受了挫折的青少年享受成功感和重拾自信心。①在陈欣欣及邓玉华的《澳门青少年政策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回顾以往青少年政策及前瞻今后青少年政策的制定方向。文中指出，每年政府在所做的施政报告和年度施政方针中， 都会含有 “青年事务” 内容， 这可以说是政府的青少年政策，一个短期的政策，而且是以政府组织职能分工而提出的青少年政策的局部。因此，同样针对青少年的政策与计划，可以分散于不同领域的施政方针之中。至于非文字形式的青少年政策内容，见诸政府高层官员在公共场合的发言，有些是方向性的，也有些是具体的做法，这些政策内容很多都是临时的安排，且多在法律规范生效后才正式推行。澳门青少年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两方面。①专责执行青少年政策部门的职能——教育暨青年局为专责执行青少年事务和青少年政策的部门，其属下青年厅的职责为支持、鼓励及促进青少年主动提出的各项活动，并创设可行条件，以落实和发展整体且统合的青少年政策，其在文化及公民教育、结社、文娱活动及与其他国家及地区青年交流等范畴。②施政方针中的青少年政策内容——在政府每年的施政报告中，都包含有青少年政策，基于政策的年度性质，其内容大致上只是一些工作原则、方案和措施。简单浏览1988 -2002年间15年来的有关政策内容，在工作原则方面不外乎以下几点：鼓励青少年参与，提供培训，援助青年团体。在较持续的工作方案和措施中提到的有：推行预防犯罪及公民教育，协调打击青少年犯罪，加强学生体育设施，增设青少年中心，促进首次职业训练及辅导和强化青年委员会，等等。②文中对澳门青少年政策的建议：①青少年研究及政策评估——设立青少年研究中心；②青少年政策制定建议——设立青少年政策咨询委员会；①萧卓芬：《论跨世纪澳门青少年的成长崎岖路》，载《第四届亚洲地区青年问题国际研究会》，澳门：教育暨青年局，2000，第350 -354页。②陈欣欣、邓玉华：《澳门青少年政策回顾与前瞻》， 载 《青少年犯罪社区控制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 - 24页。 318
澳门青少年问题研究回顾 ③青少年政策执行——设立青少年政策执行跨部门工作单位。为使人们更了解青少年在社会上的角色以及对青少年的政策和服务发展方向有进一步的了解，建议制定一项统合的青少年政策，政策之内容包括：①青少年发展方面——全面强迫性义务教育、职业培训、体能纪律训练、身心发展活动、社区参与及建设；②青少年问题预防方面——制定《保护未成年人法律规定》，制定《预防青少年犯罪法律规定》，强化青少年培育及服务实施的人员，如家长教育、教师辅导培训、学校社工／辅导员、外展社工、青少年警务工作、社区志愿小组、青少年辅导人员等；③青少年问题治理方面——刑事责任年龄界定、司法处置与社区处置配合、人际关系重建、辅导、家庭关系与教育、学校关系与教育、社区教育、职业培训、体能纪律及外展历奇训练、青少年院舍、音乐和颜色疗治与静修等。①七结语澳门青少年问题的出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层出不穷，但至今仍因资源及其他条件的局限而未能进行有系统的深入研究；虽然社会上频频高呼青少年问题严重，要多加关注，然而欠缺长远的学术性研究，妨碍了社会各界对问题的认知，可惜至今澳门尚未有对口的研究单位。（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第26期，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年2月）①陈欣欣、邓玉华：《澳门青少年政策回顾与前瞻》， 载《青少年犯罪社区控制研究》2002 年第4期，第12 - 24页。 319
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粱 宏*广州、香港、澳门（简称穗港澳）三地鼎立于珠江河口，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如此，在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穗港澳三地也具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在文化方面，三地所传承的都是古老的粤文化，基本生活用语也以粤语为主；在人口方面，三地都是人口流动尤其是劳动力流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三地不仅具有很多相似点，而且相互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等。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所占比重减少、老年人口（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人口老龄化，确切地说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寿命不断延续和死亡水平、生育水平不断下降而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比较穗港澳三地的人口老龄化将有助于三地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利用2000 年11 月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广州市的数据、2001年3月香港人口普查的数据和2001年8月澳门人口普查的数据（以下简称普查数据），并结合三地以往普查或调查的数据，对三地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程度、发展过程和特点进行概括和比较。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穗港澳三地的人口普查不在同一时点，但彼此之间的时间间隔不长，因此，三地的普查结果基本可以用来做比较。另外，本文中将老年人界定为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梁宏，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 320
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和趋势的比较（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比较根据普查数据，2000年广州市的老年人口数量达到60.62万人，占其人口总量的6.10%；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老年人口数量达74.71万人(2001年)，占其人口总量的11.1%；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老年人口数量达3.17万人（2001年），占其人口总量的7.28%。国际上通常用反映年龄构成的指标（如少儿人口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少比、年龄中位数）将人口年龄构成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类型。目前常用的划分标准如表1所示。表1划分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标准数值类型少儿人口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少比(%)年龄中位数（岁）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40以上30- 4030以下4以下4-77以上15以下15 -3030以上20以下20一3030以上注：少儿人口系数= 0 ～ 14岁人口／总人口 x 100%； 老年人口系数二65岁及以上人口／总人口x100%；老少比=65岁及以上人口/0 -14岁人口x100%。根据普查结果（见表2），穗港澳三地的少儿人口系数都在30%以下，老少比都在30%以上。从老年人口系数和人口年龄中位数这两项指标来看，香港和澳门的人口年龄结构都达到了 “老年型” 标准， 广州的人口年龄结构还未达到这两项指标规定的 “老年型” 标准， 但已非常接近。 从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比较来看，香港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澳门次之，广州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低。穗港澳三地是人口流动非常活跃的地区。不同的是，广州的外来人口以15～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占外来人口总体的74.85%，占广州人口总量的24.94%；而香港、澳门两地虽然也以劳动力流人为主，但这两地的外来人口不具有像广州那样明显的年龄结构特征，并且，在两地的流出 3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人口中，青年人口的比例也很高。因此，有必要除去外来人口而计算广州市本地人口年龄结构的各项指标（见表2），结果发现，广州市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具备明显的 “老年型” 特征， 并且，其老年人口系数高出澳门1.4个百分点，少年人口系数略低于澳门0.8个百分点。表2穗港澳三地人口年龄结构类型比较地区广州香港澳门包括外来人口不包括外来人口少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系数(%)老少比(%)人口年龄中位数（岁）16.46.137.128.920.98.741.531.416.511.167.33621.77.333.633.3人口年龄类型老年型老年型老年型资料来源： 《广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广州市）》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统计表》（光盘），2002。（二）老龄化状况的性别差异比较一般的，当社会经济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女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会高于男性人口；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发展，老年人口的女性化程度会不断提高。普查结果显示（见表3），广州市65岁及以上的女性人口为33.32 万人， 占全部女性人口的7.0% ，65 岁及以上的男性人口为27.23万人，占全部男性人口的5.3%；香港65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人口分另g为34.52万人和40.19万人，分别占该地区全部男性和女性人口的10.5%和11.7%；澳门65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人口分别为1.32万人和1.85万人，分别占该地区全部男性和女性人口的6.3%和8。2%。穗港澳三地老年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81.93、95.98和71.7，可见，澳门老年人的女性化程度最严重，广州次之，香港老年人的女性化程度最轻。 322
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 表3穗港澳三地老龄化状况的性别差异比较单位：%老年人比重广州香港澳门男女5.37.010.511.76.38.2合计6.111.47.3资料来源： 《广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广州市）》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2002；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暨普查局：《二零零一年人口普查统计表》（光盘），2002。（三）老龄化状况的年龄差异比较一般而言，将60 - 69岁的老年人视为低龄老年人，①将70 - 79岁的老年人视为中龄老年人，将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视为高龄老年人。普查结果显示（见表4），穗港澳三地低龄老年人口占各自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38.8%、33.3%和31.2%，中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46.2%、47.1%和48.3%，高龄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5.0%、19.6%和20.5%。相比之下，澳门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最严重，香港次之，广州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最轻。从性别差异上看，由于女性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老年人，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在高龄老年人口中，女性的比例应该高于男性。在穗港澳三地，不仅女性老年人口的数量高于男性老年人口，而且女性高龄老年人的数量也高于当地男性高龄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就是说，三地的女性老年人的高龄化程度要高于当地男性老年人的高龄化程度。通过比较发现，穗港澳三地女性高龄老年人占各自女性老年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8.2%、23.3%;和22.4%，港澳高龄老年人女性化的程度均高于广州。①由于本文对“老年人口”的定义是“年龄在65岁及以上的人口”，因此，本文将“低龄老 年人”的年龄界定在65 - 69岁。 3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4穗港澳三地老龄化状况的年龄差异比较单位：%年龄组（岁）广州香港澳门合计男女合计男女合计男女65-6970-7475-7980-84≥8538.828517.79.35.741.730.116.87.73.736.327.118.410.67.633.328.019.111.38.337.129.418.39.75.630.126.819.812.710.631.228.320.012.18.434.329.118.811.16.629.027.820.812.89.6合计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四）老龄化过程的比较近10年来，穗港澳三地老年人口的数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根据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见表5），10年间，广州老年人口增加了20.86万人，平均增长速度为4.3%，老年人口系数降低了0.2个百分点；香港老年人口增加了26.51万人，平均增长速度为 4.5%，老年人口系数提高了 2.4个百分点；澳门老年人口增加了0.81万人，平均增长速度为3．o%，老年人口系数提高了0.7个百分点。可见，香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最快，广州次之，澳门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最慢。表5穗港澳三地老年人口变化的比较广州香港澳门1990年2000年1991年2001年1991年2001年老年人口数（万人）老年人口系数(%)39.696.360.556.148.208.774.7111.12.366.63.177.3 324
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 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无法剔除三地外来劳动力的影响而仅考虑本地人口的老龄化变动，更无法比较在这种情况下穗港澳三地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但是，根据实际经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剔除外来劳动力的影响，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会更加迅猛。根据经验，人口老龄化首先是生育率下降的后果。中国内地自实行计划生育的近30年来，各地的生育水平都不断地下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州市也不例外，可以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更主要的原因是全市生育率的下降。相比之下，香港、澳门基本不受中国内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其生育率下降的政策干预很少，其人口老龄化来得相对“自然”一些。因此，笔者认为，香港、澳门人口老龄化的可比性要比它们与广州的可比性更强一些。40年来（见表6），香港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地急剧加深，老年人口比例由1961年的2.6%增加到2001年的10.6%，老年人口系数几乎呈直线增长的状态；而澳门的人口老龄化却似乎在曲折波动中缓慢加深，其老年人口系数从1960年的5.3%下降到1970年的4.7%，再增至1980年的7.7%，后又降至1990年的6.6%，2001年上升到7.3%；比较发现，1980年代中期以前，澳门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比香港严重。就总体而言，虽然澳门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是其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远不如香港迅猛。1960年代初，澳门比香港的老年人口系数高2.7个百分点；随着香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强和澳门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减弱，到1970年代初，港澳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差不多；1970年代的10年间，澳门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香港，致使港澳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程度有所加大。198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开始超过澳门，并且，由于香港老龄化速度较快，港澳人口老龄化的差异程度不断加大。同时，港澳中高龄老年人口（75岁及以上）的比例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见表6），即香港中高龄老年人口比例持续升高，而澳门中高龄老年人口比例在波动曲折中攀升。 3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6港澳人口老龄化趋势比较单位：%年份香港澳门老年人口系数7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老年人口系数7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1960(1961年)1970(1971年)1980(1981年)1990(1991年)20012.64.56.68.710.60.671.291.952.934.315.34.77.76.67.31.671.322.642.292.95二老年人口的特征比较（一）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比较老年人口的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家庭状态、生活方式、心理调适、赡养形式等都有直接影响，不同婚姻状况的老年人，他们的需求和面临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普查数据显示（见表7），穗港澳三地老年人的婚姻状况比较稳定，已婚有配偶的老年人比例都超过了50% （分别为61.8%、59.9% 和58.2%），但丧偶老年人也很多，均超过了当地老年人总体的1乃；与此同时，三地女性老年人的已婚有配偶比例都远远低于当地的男性老年人，而丧偶比例远远高于当地的男性老年人。比较发现，广州老年人已婚有配偶比例最高，香港次之，澳门老年人该比例最低；同时，广州老年人丧偶比例最低，香港次之，澳门老年人该比例最高；广州市老年人的未婚比例最低，澳门次之，香港该比例最高。值得注意的是（见表7），广州市老年人离婚／分居的比例最高达3.2% （其中男性老年人的离婚／分居比例高达4.5%），香港次之（为2.1%），澳门老年人该比例最低（为1.6%）。虽然广州市已婚有配偶老年人的比例较高而丧偶老年人的比例较低，但其离婚／分居老年人比例较高，这说明广州市老年人的婚姻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而这些必定影响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326
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 表7穗港澳三地老年人婚姻状况比较单位：%婚姻状况广州香港澳门合计男女合计男女合计男女未婚已婚有配偶离婚／分居丧偶 1.861.83.233.32.478,94.514.21.247,72.149.04.159.92.133.95.178.42.414.13.243.91.951.03.758.2l.636.35.278.41.814.62.944.01.451.8合计(约)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二）老年人的在业状况比较中国城市普遍实行退休养老制度，但近年来，由于诸多原因，很多退休年龄的城市老年人在继续工作。普查数据显示（见表8），穗港澳三地仍有部分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工作，其比例分别为8.6%、7.2%和10.2%，其中，男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通过比较发现，澳门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最高，广州次之，香港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最低；同时，澳门男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也是最高的，接近1/5(为18.4%)，香港男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次之（为12.6%），广州男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略低于香港（为12.4%），位居第三；相应的，广州女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最高（为5.5%），澳门次之（为4.3%），香港女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最低（为2.6%）。表8穗港澳三地老年人的在业状况比较 单位：%就业人口比例广州香港澳门男女12.45.512.62.618.44.3合计8.67.210.2 32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三结论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简要结论。(1) 穗港澳三地均进入老年社会，其中，香港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澳门次之，广州最低。由于广州市外来人口规模大，年龄结构轻，因此，其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要比澳门严重，仅次于香港。(2)穗港澳三地女性老龄化程度都很高，其中，澳门老年人的女性化程度最严重，广州次之，香港老年人的女性化程度最轻。(3)穗港澳三地的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均比较严重，其中，澳门老年人口的高龄化程度最高，香港次之，广州最轻；同时，港澳高龄老年人女性化的程度都高于广州。(4)从老龄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广州和香港的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断加深的，尤其是香港的老龄化速度非常快，而澳门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曲折变化中不断加深的。(5)从婚姻状况来看，广州老年人已婚有配偶的比例最高，香港次之，澳门最低；同时，广州老年人丧偶比例最低，香港次之，澳门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老年人的离婚／分居比例高于香港和澳门。(6)从在业情况来看，澳门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最高，广州次之，香港最低；同时，澳门男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也是最高的，香港男性老年人该比例次之，广州男性老年人该比例位居第三；相应的，广州女性老年人的在业比例最高，澳门次之，香港最低。由于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少年儿童比例已经降至较低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庞大的成年人口队列会陆续进入老年人行列，因此，穗港澳三地的老年人口群体会日益庞大。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日益壮大，老年人对经济供给、医疗保障、生活治疗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也会日益增长。同时，由于穗港澳三地在社会、文化和人口老龄化方面存在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彼此应该相互借鉴，互通有无，抓住机遇，及早研究并制定对策，稳步推进三地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抓紧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 328
穗港澳三地人口老龄化的比较 老年社区照料服务网络体系。参考文献1．陈锦德：《世纪之交的广州人口》，中山：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2．芳村区人口普查办公室：《人口老龄问题与老年人保障》，载《广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应用成果选编》，广州：广州市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3．孙兢新：《跨世纪的中国人口（澳门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4．孙兢新：《跨世纪的中国人口（香港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原载李若建主编《南方人口》2005年第2期，广州：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329无标题文档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孙 悦* 李 纾**一研究背景澳门号称世界四大赌城之一，早1847年将博彩业合法化，是中国境内目前唯一可以合法经营博彩业的地区。 “博彩” 是澳门旅游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博彩税占澳门总税收的比重是：1970年代占近30%；1980年代以后占50%以上。①然而，有通讯报道②说，绝大多数澳门人既不善博，也不喜欢博。（一）对“劝世文”的理解在考虑是什么因素导致大多数澳门人既不善博也不喜欢博时，我们首先想到，有别于世界各地的赌场，澳门的赌场流传着一独特的《劝世文》。正像香烟盒上都写着 “吸烟有害健康” 的警告语一样，澳门最大的赌场——葡京娱乐场的每个入口处都镶着一块刻字铜牌，据传是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创始人撰写的《劝世文》 ： “博彩无必胜，轻注可怡情，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③这广为流传的《劝世文》对澳门人有劝导作用吗？这是本研究意欲探索的第一个问题。*孙悦，澳门科技大学行政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李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①曾坤：《触摸澳门经济》，2002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②陈立宇：《不好赌的澳门人》，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③作者亲临葡京赌场抄录的英文版本为“No one can win all the time．We advise you to play merely for pleasure and to risk only what you can spare”。 330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二）对多次性博弈时期望值( Expected value)作用的理解期望值( Expected，alue)理论是用于风险状态下决策的第一个规范性理论。17世纪数学家Blaise Pascal和Pierre de Fermat假定，一个具有概率结果的博 弈的吸引力是由其期望值所决定的。①此后，迫于理论不能预测及解释实际 的决策行为，人们不断地对风险状态下的决策模型进行修正。 Bernoulli② 所讨论的St．Petesbug悖论证明，如果人们的风险决策是某种期望值的最大化，这个期望值绝不是EV。而艾勒悖论又证明，③如果人们的风险决策还是某种期望值的最大化，这个期望值既不是EV也不是EU。艾勒悖论违背了期望效用(expected utility)理论的独立性( independence )原则，成为欲推翻期望效用理论的杠杆。自艾勒悖论问世以来，研究者自1970年代以来陆续积累了许多实验证据，证明独立性原则会被违背。决策领域也因此新发展了许多修订线性假说的理性期望模型(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这些模型大都从修正线性概率的假设人手，提出各可能结果的效用不再被客观概率所乘，而是被非线性的决策权重（decision weights）所乘。而决策权重不必遵守概率的数学定律，并假定互补事件( complementary events)的决策权重之和可以小于1，即，2<／(p) +u／(l-p) <1。从而将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为最大化反应的艾勒悖论等问题，又成功地描述为一种新的最大化的抉择反应。Kahneman和Tversky④曾设计过下列一对选择题：A．肯定获得5元；B．0.1%的机会获得5000元，99.9%的机会获得0元；①Machina M., "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 Problems Solved and Unsolved,"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1987, pp.121- 154.②Bernoulli D., "Specimen Theoriae Novae de Mensura Sortis," Comentarii Academiae Scientiarumlmperiales Petropolitanae, Vol.5,1738, pp.175 - 192. (Trans. by L. Sommer in Econometrica,1954, Vol.22, pp.23-36. )③Allais M., "Le comportement de l' homme rationnel devant le risque: Critique des postulats et axiomes de l' ecole Americaine," Econometrica, Vol.21,1953, pp.503-546.④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1979, pp.263-291. 3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C.肯定失去5元；D.0.1%的机会失去5000元，99.9%的机会失去0元。这说明风险决策中存在 “映象效应” （ reflection effect ） 所描述的“ 受益时偏爱追求风险” （risk-seeking preferences for gains）而“受损时偏爱规避风险”(risk-averse preferences for losses)现象。这组数据被Kahneman和T、O，sky①看成是为什么人们爱买彩票（大部分被试者选择B）和爱买保险（大部分被试者选择c）的证据。其解释为：小概率被权重函数所高估(o-verweighted)；接近确定性事件的边界，属于概率评价中的突变范围，决策权重常常被忽视或放大。然而，心理学界的研究表明，一次性博弈与多次性博弈所采用的是不同的机制（e. g., Coombs＆Bowen,1971②; Wedell&Bockenhoh,1990③）。适用于多次性博弈的期望值最大化原则，并不适用于一次性博弈。Li的研究亦发现，④尽管在选择时将各备择方案的期望值 呈现给数学系的大学生，被试者在一次性博弈时并不按照期望值(expected value)理论做抉择，而是遵照 “齐当别” 抉择规则做抉择 ( Li，2001a⑤; 2001b⑥; 2003⑦; 2004⑧; in press⑨ )；在多次性博弈时简单的期望值理论足以预测被试者的抉①Kahneman D.,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 ca,1979, Vol.47, pp.281.②Coombs C. H., Bowen J. N., " A Test of VE - theories of Risk and the Effect of the Central LimitTheorem, " Acta Psychologica,1971, Vol.35,pp.15-28.③Wedell D. H., Bockenholt U., " Moderation of Preference Reversals in the Long Run ," Journal of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1990,Vol.16, No.2,pp.429-438.④Li S., " The Role of Expected Value Illustrated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Single-play vsMultiple-pla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Vol.6,2003, pp.113 - 124.⑤Li S.,"Extended Research on Dominance Violations in Similarity Judgments: The Equate - to - differen-tiate Interpretation," Korean Journal of Thinking and Problem Solving,2001, Vol.11, pp.13 -38.⑥Li S., " Equate - to - differentiate: The Role of Shared and Unique Features in the JudgmentProces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01, Vol.53, pp.109 - 118.⑦Li S., "Violations of Conjoint Independence in Binary Choices : The Equate - to - differentiate In-terpretation, "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3, VoL 148, pp.65 - 79.⑧Li S., " A Behavioral Choice Model When Computational Ability Matters," Applied Intelligence,2004, Vol.20, pp.147- 163.⑨Li S., "Equate - to - differentiate Approach : An Application in Binary Choice under Uncertainty,“Central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n press. 332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择，期望效用( expected utility)理论则显得冗余。这些发现进一步表明：多次性博弈与一次性博弈所采用的机制是不同的。由此推论，澳门人不喜欢赌博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澳门博彩业合法化已逾一个半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澳门人对期望值规律已有深刻的理解和体验。澳门本地人是从多次性博弈的角度对待赌博；来澳门一博的游客是从一次性博弈的角度对待赌博。这种差异犹如俗语所言：小赌怡情，大赌倾家。（三）对“软垫效应”的理解出乎一般人的意料，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表明华人在追求风险的表现与传统的 “中庸” 、“谦逊” 刻板形象大相径庭。根据Hofstede (1994)①、Hofstede (1980)②以及Goodstein、Hunt和Hofstede(1981) 的报告③，相对于欧洲、亚洲以及阿拉伯国家而言，新加坡人规避风险行为的分数非常低。又如，新近发表的跨文化系列研究表明：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追求风险；面对常识和几率判断问题，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过自信；中美双方对对方追求风险的判断均与事实相左 (e．g．，Weber＆Hsee， 1998④; Weber，Hsee & Sokolowska,1998⑤; Yates, Lee&Bush,1997⑥; Yates, Lee, Shinotsuka, Pata- lano&Sieck，1998⑦)。Rohrmann和Chen (1999: 230)⑧也报告了中国人对①Hofstede G., " Management Scientists Are Human," Management Science, Vol.40, No.1,1994, pp.4 - 13.②Hofstede G., "Motivation,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 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Abroad? "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9, No.1,1980, pp.42-63.③Goodstein L. D., Hunt J. W., Hofstede G., "Commentary: Do American theories apply abroa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Vol.10, No.1,1981, pp.49-68.④Weber E. U., Hsee C. K.,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but Cross-cultural Simi- larities in Attitudes towards Perceived Risk,"Management Science, Vol.44,1998, pp.1205-1217.⑤Weber E. U., Hsee C. K., Sokolowska J., "What Folklore Tells about Risk and Risk Taking?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American, German and Chinese Proverbs,"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2,1998, pp.170 - 186. ⑥Yates J. F., Lee J. W., Bush J. G., "General Knowledge Overconfidence: Cross-national Varia- tions, Response Style, and ' Reality' ,"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70,1997, pp.87-94.⑦Yates J. F., Lee J. W., Shinotsuka H., Patalano A. L., Sieck W. R., "Cross-cultural Varia- tions in Probability Judgement Accuracy: Beyond General Knowledge Overconfidence? " Organiza- 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74,1998, pp.89 - 117. ⑧Rohrmann B., Chen H., "Risk Perception in China and Australia: An Exploratory Crosscultural Study,"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Vol.2, No.3,1999, pp.219-241. 3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赌博风险程度( risk magnitude)的判断明显高于澳大利亚人。Weber，Hsee和Sokolowska (1998)①建议，研究者可从文化的厚实底蕴去探索华人更冒险的原因。其中一个途径是探究民间谚语对人们决策行为的影响。据Weber、Hsee和Sokolowska (1998)的研究，在15000条中国谚语和10000 条美国谚语中，约有549 条中国谚语和187 条美国谚语是与风险有关联的。其中国谚语如“一失足成千古恨”，美国谚语如“A bold at-tempt is half success”。他们发现集体主义文化的谚语（如中国谚语、德国谚语等）比个人主义文化的谚语（如美国谚语等）更鼓励人们去冒险。Weber 和 Hsee (1998)② 还提出了所谓的 “软垫效应” ( cushion effect) 来解释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的冒险倾向。该效应认为，集体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之所以更容易做出冒险的决策，是因为他们比个人主义文化的社会成员更可能得到其他成员的资助。而这些社会网的功能便成了冒险失败、摔跤时的“软垫”，亲朋好友的帮助使得知觉的风险比实际的风险小得多。李纾 (2001) ③的研究也支持华人更冒险的发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的 122 名二、 三年级学生对艾勒悖论的两对选择题作答。 其中，在第一次选择中，此项实验有过半数的被试者(61%)喜欢风险方案B。其结果与艾勒式的选择结果相反；在第二次选择中，此项实验的大部分被试者(92%)喜欢方案D（风险方案）。另外，75名南澳大利亚大学中文工商管理硕土学生（香港地区）对艾勒悖论的两对选择题作答的结果也表现出非常低的规避风险行为分数( Li，2004 ) ④。这些发现表示，如果艾勒选择华人作为被试者的话，他便可能发现不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艾勒悖论。但是，Li (2004)⑤①Weber E. U., Hsee C. K., Sokolowska J., " What Folklore Tells about Risk and Risk Taking?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American, German and Chinese Proverbs, "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2,1998, pp.170 -186.②Weber E. U., Hsee C. K.,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but Cross-cultural Simi- larities in Attitudes towards Perceived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Vol.44,1998, pp.1205 - 1217.③Li S. Allais Paradox, " A Behavioral Explanation, "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Vol. 33, 2001, pp. 176 - 181.④Li S., " An Alternative Way of Seeing the Allais-type Violations of the Sure-thing Principle," Humanomics, Vol.20 (l&2),2004. ⑤Li S., "Decision-making of the Collectivist Family in Risk-seeking and Overconfidence," in Kashi-ma, Y., Endo, Y., Kashima, E., Leung, C., and McClure, J. (eds.) , 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Vol.4,2004, Seoul: Kyoyook-kwahak-sa. 334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有关个人决策与集体主义家庭决策的对比研究，以及李纾和房永青( 2002 )①有关家庭核心价值的研究均没有找到支持 “软垫效应” 的证据。Li 和 Fang(in press)②还发现：社会关系网不但可在纯损益的风险抉择里看成是“软垫”; 也可在纯获益的风险抉择里看成是 “负担”。 鉴于对 “ 软垫效应 ” 所积累的证据是正反混合的，本研究也意欲探索社会关系网与澳门人赌博行为的关系，以期进一步了解社会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风险行为。（四）对“易传播恶名”的理解澳门地域狭小，三岛面积不过23.5平方公里，人口45万人，居民关系融洽，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地方狭小从而害怕轻易传播恶名，是许多澳门居民在本研究前期调查时对不好赌的诠释。该解释与“文化的制度观点”(institutional view of cuhure) (Yamagishi，2003)③很合拍。“文化的制度观点”认为，某些集体主义行为不是因为成员们具有本质趋向( intrinsic tend- ency)，而是因为团体内部存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相互监视和制裁系统。一旦撤除这样的系统( sanction systems)，如团体由完全的陌生人所组成，人们的行为也就不再被他人的关注所限制，集体主义成员便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Chen 和 Li (in press)④有关商业情景中合作性决策的跨国研究也找到了支持“文化的制度观点”的预测和解释的证据。（五）对人口统计变量的分析澳门政府对公务员的赌博有着相当严格的法律约束：公务员们通常一①Li S., Fang Y., "The Impact of 'Singapore 21' on Decision-making among Young Singaporean Bilingual Students,"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Vol.5, No.2,2002, pp.162-171.②Li S., Fang Y., "Respondents in Asian Cultures (e. g., Chinese) Are More Risk-seeking andMore Overconfident than Respondents in Other Cultures (e. g., in United States) but the Recipro-cal Predictions Are in Total Opposition: How and Why.'?"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in press.③Yamagishi T.,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ation on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Japan, " in E. Ostrom and J. Walker (eds.), Trust and Reciprocit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2003, pp.352 - 370.④Chen X. P., Li S.,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Cooperative Decision Making in Mixed-motiveBusiness Contex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Individualis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in press. 3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律不准去赌场赌博，违者开除公职。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每年的春节，澳门总督来到赌场象征性地赌一下，然后才让公务员们破例开禁三天，可以从大年初一赌到大年初三，然后便对公务员们实行整整一年的禁赌。此外，许多学校和单位永远严格禁赌。由这些比较独特因素构成的人口统计变量是否影响澳门人的赌博行为，是本研究需要探索的问题。二 研究假设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试图根据澳门人口统计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收入、职业、教育、宗教等因素划分不同群体与个体赌博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检验下列假设：假设1：澳门赌场《劝世文》或劝勉或劝阻目睹者赌博；假设2：依 “软垫效应” ， 能对被试者提供钱财或者物质上支持的亲友越多，被试者越冒险（赌博）；假设3：被试者在澳门越容易被人认识，越不参与赌博；假设4：被试者越认同多次性博弈是遵循EV规则，越不参与赌博。三 研究方法（一）被试者（调查对象）调查对象是186名澳门永久居民，其性别与年龄分布如表1所示。被试者中，未婚86人，已婚96人，离婚2人，鳏寡2人；教育程度小学或以下23人，初中32人，高中／预科41人，大专／大学72人，研究生或以上18 人：月收入(MOP) 3000澳门元以下54人，3001、5000澳门元31人，5001-7000澳门元18人，7001 -10000澳门元17人，10001 -20000澳门元29人，20001 -30000澳门元28人，30000澳门元以上9人；信仰天主教14 人，信基督教者27人，信佛教者45人，信道教者3人，信自由思想者(Free Thinker) 80人，其他信仰者17人。 336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表1被试者性别与年龄分布单位：次性别年龄总和20岁或以下21- 30岁31 -40岁41-50岁51 -60岁61岁或以上男女159223724281228613279107总和24594240192186（二）测量方法本研究所用的问卷包括5部分：①被试者参与赌博（9种方式）的状况调查；②对《劝世文》劝导作用的调查；③被试者社会关系网调查；④对多次性博弈期望值的理解调查；⑤被试者人口统计变量，如年龄、性别、婚姻、收入、职业、教育、宗教等；共26个问题。在调查过程中强调答案的匿名性和承诺基本资料的保密。（三）数据处理使用SPSS 11.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管理，判别分析，变异数分析及回归分析等。四结果与分析（一）对人口统计变量的分析被试者自我估计在过去的三年内参与赌博（亲临赌场赌博、赌马、赌狗、六合彩、白鸽票、赌波、麻雀、扑克、网上投注赌博）次数的调查如表2所示。对因变量（总赌博次数）进行聚类，分出两类人，不赌博组（赌博次数：0）和赌博组（赌博次数>o）。然后，对人口统计变量进行判别( dis- criminant analysis)分析。结果，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只有教育水平 进入典型判别方程。其特征值( eigen value)即组间平方和与组内平方和之比为0.023，典型相关系数(canonical corr)为0.150，Wilks入值为0.978， 3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2被试者自我估计在过去的三年内参与赌博次数调查单位：次    赌博形式     人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差   亲临赌场赌博 赌马 赌狗 六合彩 白鸽票 赌波 麻雀 扑克 网上投注 有效的／V（完全排除） 186 186 186 186 186 186 186 186 186 1860 0 0 0 0 0 0 0 0 - 60 50 4 350 3 800 200 200 250 - 1.92 0.74 0.17 13.68 0.0914 11.13 11.72 6.58 5.04 - 7.28 4.17 0.67 42.40 0.41 67.58 28.22 25.85 28.65 -根据非标准化判别方程系数，得到判别方程为：对回代判别的情况做评价，即不赌博组判别正确率为59.6%，赌博组为55.4%，总判别正确率为56.5%（见表3）。表3分类结果    预测的各组成员     组别     不赌博     赌博     总和 原始的个数（个）    不赌博     赌博     28    62    19    77    47    139 百分比(%)    不赌博     赌博     59.6    44.6    40.4    55.4    100.0    100.0注：56.5%个原始组别观察值已正确分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步骤：第一阶段（回归分析不含哑变量），将9种赌博总次数作为因变量，将年龄、收入、教育水平3个连续变量作为自变量。第二阶段（包含哑变量回归分析），将性别（男／女）、 婚姻（未婚／已婚／离婚／鳏寡）、语言（广东话／福建话／普通话／葡萄牙语／英语／其他母语）、职业（学生／教师／政府公务员／公司职员／自雇人士／家庭主妇／失业／其他职 338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业）、 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自由思想者/其他信仰） 等称名变量转化为哑变量( dummy variable)。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赌博总次数回归分析因变量二9种赌博总次数进入方程变量FBetat 第一阶段（回归分析不含哑变量） 第二阶段（包含哑变量回归分析） 教育水平广东话英语佛教公司职员性别失业 0.030—0.296——————5.636*—12.565**—————— —-0.172—-0.2850.2090.2120.191-0.180 0.171 —-2.374*—-4.181**3.065**3.261**3.013** -2.817**2.670** 注:*p<0.05,**p<0.01。由表4可见，在年龄、收入、教育水平3个变量中，教育水平是第一阶段（回归分析不含哑变量）唯一进入方程的变量，是赌博总次数的有效预测变量。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研究生或以上）平均赌博总次数最低，=15.94。在第二阶段（包含哑变量回归分析），说广东话及女性对赌博总次数有负效应；讲英语，信仰佛教，男性，职业为公司职员或失业人员对赌博总次数有正效应。这6个哑变量联合起来可以解释29.6%的变异。变异数分析(ANOVA)表明语言各水平间存有显著差异[F (5185) =3.86，p< 0.001]，其中讲广东话的人群平均赌博总次数最低，=35.39；职业各水平间存有显著差异IF (7185) =2.34，P<0.03]，其中教师和政府公务员平均赌博总次数最低，=10.56，=19.37。（二）对《劝世文》的分析对《劝世文》劝导作用的调查采用了两种互补（complementary）的语义框架（劝勉vs．劝阻）。被试者利用Likert-type七点量表分别对劝勉框架（葡京门前 “博彩无必胜，轻注可怡情，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 的刻字铜牌旨在劝勉人们赌博） 和劝勉框架 （葡京门前 “博彩无必胜，轻注可怡 3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情，闲钱来玩耍，保持娱乐性” 的刻字铜牌旨在劝阻人们赌博） 做反应。其结果为：=4.23和=3.81（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如果将劝阻分数转换成劝勉分数（=4.19），或者将劝勉分数转换成劝阻分数( Shafir，1993①)，两种语义框架的平均分数差是 0.032 [ t ( 185 )=0.201， p > 0.05。所谓《劝世文》的劝导作用其实是非常中性的，它既不劝勉也不劝阻人们赌博。无论是从正面劝勉还是从反面劝阻的角度询问，均不会产生理解上的歧义。假设1并不获支持，然而，这种结果或许正是原设计者所乐见的。（三）对“软垫效应”的分析当询问 “假如您需要钱财或者物质上的支持， 估计您的亲戚和朋友中大约有几个人会向您伸出援手”时，澳门被试者估计的平均“援手人数”=6.31 (SD =11.28)。Li和Fang(inpress)②收集的新加坡大学生数据为／=5.89③(SD=3.92)，两地华人的独立样本t检验[t (359)=0.46，n．s．]，表明其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简单的回归分析（将援手人数作为自变量，9种赌博方式分别作为因变量）亦没有发现援手人数可以显著地解释9种赌博次数变异。这种结果并不支持Weber和Hsee ( 1998)④所谓的“软垫效应”。（四）对“易传播恶名”的分析本分析采用三个测量指标：(1)估计从关闸走到议事亭前地，大约可能遇见所认识人的数目；(2)去澳门赌场玩耍，可能被认识的人遇见的机会；(3)去跑马场、跑狗场、赌波投注站玩耍，可能被所认识的人遇见的机会。①Shafir E, " Choosing versus Rejecting: Why Some Options Are both Better and Worse than Others," Memory and Cognition,1993,21, pp.546 - 556.②Li S., Fang Y., " Respondents in Asian Cultures ( e. g., Chinese) Are More Risk-seeking andMore Overconfident than Repondents in Other Cultures (e. g., in United States) but the ReciprocalPredictions Are in Total Opposition: How and why?" 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in press.③Hsee and Weber superscript reported that such a number is 3.41 and 6.47 for their American andChinese student subjects respectively, t (125) = 5.34, p <0.001.④Weber E. U., Hsee C. K.,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perception but Cross-cultural Sirailar-ities in Attitudes towards Perceived Risk, " Management Science,1998, Vol.44, pp.1205 -1217. 340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其结果为： = 4.33 (SD=4.62)， = 2.32% (SD= 2.52%) 和=1.98% (SD=2.03%)。逐步回归分析 （将 “遇见人数” 和两种 “遇见机会” 作为自变量， 9种赌博方式分别作为因变量）则发现两种 “遇见机会” 可以显著地解释 “亲临赌场赌博” 和 “赌马” 次数变异（见表5）。有趣的是，检验假设了的证据是正反混合的：被试者在赌场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越大，被试者越不参与赌博；被试者在跑马场等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越大，被试者越参与赌博。表5赌场赌博及赌马次数回归分析因变量进入方程变量FBetat亲临赌场赌博跑马场等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赌场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0.076——7.492*———0.443-0.297—3.79*-2.545*赌马跑马场等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赌场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0.108——11.06*———0.539-0.417—4.701**-3.64**注:*p<0.05 ,**p<0.0l。 资料来源:Hsee and Weber Superscript (1999) reported that such a number is 3.41 and 6.47 for theirAmerican and Chinese student subjects respectively [ t (125) = 5.34, p < 0.001 ] ; Hsee C. K., Weber E.U.,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Risk Preference and Lay Prediction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Vol.12,1999, pp.165-179。（五）对多次性博弈期望值( expected value)的理解分析对多次性博弈期望值的理解调查也采用了两种语义框架（庄家 vs. 下注者）。被试者利用Likert-type七点量表分别对庄家框架[多次下注（比如下100次注），总体上说，是庄家赢]和下注者框架[多次下注（比如下100次注）一总体上说，是下注者赢]做反应。其结果为：=4.92和=2.91（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将下注者赢分数转换成庄家赢分数（=5.09），或者将庄家赢分 数转换成下注者赢分数，两种语义框架的平均分数差是0.166[t (185)= 1.51，n,s.]。这种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下注者还是从庄家的角度询问，澳 门被试者都趋于认为多次性博弈的期望值是有利于庄家的。这种主观的风 3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险判断符合概率的数学定律。逐步回归分析（将下注者赢和庄家赢作为两个自变量，9种赌博方式分别作为因变量） 亦没有发现被试者越同意 “ 多次下注，总体上说，是下注者赢”，越热衷赌博。这表明，正确认识期望值理论是一回事，实际参与赌博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结果虽然不支持假设4，但是支持Li (2003)①的结论：多次性博弈采用的机制与一次性博弈所采用的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对 “ 下注者赢 ” 和 “ 庄家赢 ” 的多变量变异数分析 （ MANOVA ） 表明，教育各水平间存有差异[ (4181) =4.177，p<0.01; (4181)=2.152，p<0.08]。教育水平最高的人群（研究生或以上）最认同多次下注是庄家赢（=5.611），并且最不认同多次下注是下注者赢（= 2.111）。另外，男性比女性更认同多次下注是庄家赢[F(1184) =5.74，P<0.02]。五讨论与结论正确认识期望值与实际参与赌博无相关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一次性博弈不是由期望值所决定的。“齐当别”抉择模型认为左右一次性博弈的真正机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 expectation)值，而是某种形式上辨察选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优势性( dominance)关系。借助一表征系统（最好和最坏可能结果维度）来描述涉及风险状态的选择对象，该模型将人类的抉择行为描述为一种搜寻一备择方案在主观上优越于另一备择方案的过程，即在甲方案在最好可能结果维度上优越于乙方案，而乙方案在最坏可能结果维度上优越于甲方案的情况下，为了利用“弱优势”(weak dominance)原则达成决策，人们必须在一维度上将差别较小的两种可能结果人为地“齐同”掉，而在另一维度上将“辨别”差别较大的两种可能结果作为最终抉择的依据。至于受益时偏爱追求风险” (risk-seeking preferences for gains)的赌博行为，关键是因为在最坏可能结果维度上，下注者能够将差别较小的两可能结果（“赌注 ” vs. “一无所获” ）人为地 “齐同” 掉。这种非主流的风险决策机制与英①Li S., "The Role of Expected Value Illustrated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Single-play vs. Multiple-play, " Journal of RiskResearch,2003, Vol.6, pp.113-124. 342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文版《劝世文》强调“to risk only what you can spare”有着殊途同归之旨趣。生活在中国内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新加坡三地的华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相近。三地华人所估计的平均 “援手人数” 均在 6 人左右， 约为美国学生被试者的一倍。但是，本研究并没有观察到支持 “软垫效应” ( We-ber ＆ Hsee，1998)①的结果。为了弄清 “软垫效应” 在冒险行为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仍需做进一步的后继研究。对 “ 易传播恶名 ” 假设所做检验的证据是亦正亦反： 被试者在赌场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越大，被试者越不参与赌博；被试者在跑马场等遇见认识的人的机会越大，被试者越参与赌博。这种结果是笔者所始料未及的。凭借单一假设尚不足做出合理解释。其事后 ( post hoc ) 可能的解释是， “在赌场遇见认识的人 ”具有“ 文化的制度观点 ”所描述的相互监视和制裁系统，而“在跑马场等遇见认识的人”不具有这样的功能。支持 “ 文化的制度观点 ” 的发现还有： 受法律制裁约束的教师和政府公务员平均赌博总次数最侧；不受法律制裁约束的公司职员或失业人员对赌博总次数有正效应。不过，本研究并没有排除文化具有某些 “ 本质趋向 ”的可能。例如，性别所反映出的本质差异：澳门女性比男性更认同多次下注是下注者赢，但是实际上女性比男性更少参与赌博。再如，母语是广东话对赌博总次数有负效应；母语是英语对赌博总次数有正效应。讲广东话（英语）的被试者意味着被调查者更像是澳门的原住民，这意味着，所谓澳门人不好赌是有其根据的，并可能是在长期的文化沉淀中形成的。此外，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赌博的有效预测变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试者赌博次数相对较低，这也是本研究值得重视的发现。本研究尚存有一些不足，如取样规模不够大，没有顾及职业及宗教的取样比例。在继后的研究中，当尽量扩大取样的范围，并注意族群的代表性，以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和外部效应。（原载杨玉芳主编《心理学报》总第37期，北京：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05年3月）①Weber E. U., Hsee C. K., "Cross-cuhural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but Cross-cultural Similarities in Attitudes towards Perceived Risk," Management Science, Vol.44,1998, pp.1205 - 1217. 343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萧蔼施关丽华张润棠陈志坚李月梅林宇杰*一前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先生参选连任时的参选政纲以《同建优质社会，共创美好明天》为主题，而与社会各界人士座谈时所透露的未来五年的施政重点，则以 “ 全面提升澳人生活品质 ” 的主轴及有关 “ 旧区重建 ” “ 旧区重整 ” 的构思最得人心。 而 “ 旧区重建 ” 将会是特别行政区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首先把新马路、内港及望德堂作为旧区重建试点，希望通过旧区重建协助本地中小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使中小企业立于不败之地。未来几年，各项大型博彩旅游设施会相继落成，在龙头产业的辐射带动下，整体消费模式会出现转移，澳门中小企业将难以经营，正好通过旧区重建使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得到改善，有助于推动除博彩业外的其他行业，使之能得到均衡发展，从而全面提升澳门社会的整体生活素质。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通过探讨在旧区重建的过程中特别行政区政府将可能面对之间题，并对旧区重建项目，提出初步构想。二“旧区重建”理论的缘起“旧区重建”理论源于《1949年美国住宅法》(The housing Act of 1949)，该法确定市区再发展( Urban Re-development)，其目标为市中心区之拆除重建，由联邦政府补助更新方案2/3的金额。其中除了极少数城市进行都市再*萧蔼施、 关丽华、 张润棠、 陈志坚、 李月梅、 林宇杰， 均为澳门科技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硕士。 344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 发展有成就外，多数都因为牵涉部门过多，不敢贸然再尝试，因此，美国推行都市改革的政策已渐放弃市中心区之拆除重建，转向邻里社区为目标之政策。以邻里社区为目标的旧区重建政策， 目的在于配合住宅政策，解决住宅问题。它的主要内容是针对都市里的贫民窟和颓废区进行住宅改造行动，这是整个住宅方案的一部分。其含义也较都市再发展更为积极，更具综合性。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加进社会与经济困难因素的考虑；由原来简单的住宅改建目标，渐渐地结合社会福利及商业再发展等目标；其普遍定义为：拆除重建、整建复新及保存维护三大方面。（一）“旧区重建”理论的一般要求“旧区重建” 理论， 一般所持的观点是视都市为一有机体，为一动态平衡的现象（见图1）。都市的生长过程会随着时间而有生老病死的演变。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市结构会扩张或变化；因应都市的变化扩张，都市的空间形式及机能必然产生适应性的转变或调整，否则必然会产生病态或衰颓。所以，当都市机能到达尖峰运作阶段时，单靠都市计划①之手段，并不能维持都市机能，必须靠重建的办法去充实或改变它的机能。图1都市发展过程①相同于城市规划，指都市于成长过程中加入人为的控制。 3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什么是旧区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成长到一定程度会出现逆反现象，即随着城市附近郊区的强力开发与合并，原有城区或市中心区逐渐衰落，城市中经济较好的人口外移，商店慢慢搬出；时间久了，建筑物的外观渐渐破旧，街道相对新城区较狭窄，加上市政基础建设的步伐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旧区就此形成。城区老化及衰落现象的原因可归纳为如下几点：①人口密度的骤减或增加；②灾害、疾病、犯罪等社会灾害的发生；③居住、生活、环境品质的恶化；④建筑物的老朽与破坏；⑤公共设施的不足和混杂；⑥交通运输的瘫痪与混乱；⑦经济活动降低，土地使用不经济；⑧旧区税收低，支出负担高；⑨地区文化衰落；⑩景观的损毁及地方的不良观瞻；⑩种族与社会问题。（三）如何评定为旧区对旧区做出定义、 评定及厘定重建的迫切性， 通常会采用 “基本资料法”及“罚分数值法”。1．基本资料法所谓基本资料法，是一种比较基本的科学思考方式，基本上并没有考虑到量化的问题，所以，要对数区重建的迫切性做出比较时便不能派上用场，但它的优点为简便、快速，且调查时的资源及时间投入小，用以下因素去考虑重建的需要：①人口动态；②建筑物情形；③土地与建筑物权属关系；④土地使用情况；⑤公共设施；⑥环境卫生；⑦交通运输系统；⑧社经情况（包括职业所得、社会救济、少年犯罪、大火、传染病患、死亡率、迁徙情况、房地产价值及租金等）。2．罚分数值法除了基本资料的调查外，欧美各国的都市在实施旧区重建前，会制定一套建筑物状况、邻里环境及社会经济状况的评定方法，共同采用一种名为 “罚分数值” 的办法， 来衡量其颓废的程度。 依分数的高低说明该地区的健康、安全与可居住性等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威胁或损害的严重程度；分数高者采取拆除重建方式，次低者采取整旧复新方式，最低者采取保存维 346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 护方式。而评定项目包括：(1)建筑物的不良之评定项目：①建筑物之建造年龄，②建筑物之主要构造，③建筑物之内部设备，④建筑物之价值及租金，⑤建筑物之居住状况； (2)环境不良之评定项目：①土地使用状况，②公共设施，③道路交通，④居住环境； (3)社会经济不良之项目评定：①青少年犯罪率，②救济案件比率，③疾病比率，④灾害比率。以上各项指标经综合后可以简单看出都市形态，从而对旧区重建计划做出积极的支持，并将都市或区域现存问题及病态做出标示、归类以及祛除。三为什么旧区需要重建都市旧区需要重建，是由于都市的老化现象为城市带来了环境卫生、交通堵塞、人口分布失调、罪案等问题。而都市旧区重建可使市区土地充分利用，由单一用途转变为多元用途，并可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市民生活水准，增加税收；同时，由于贫民窟的迁置，可减少政府用于该区的公共卫生、安全、社会福利与救济性开支等方面的财政负担。旧区重建项目除了为地区带来新景象外，对社会整体亦产生作用。旧区重建使地区环境得到改善，重建项目对公共设施及设备给予改善，并补充其不足的地方，并使都市的景观、生活环境、公共卫生、交通运输、空间绿化、文化建设得到改善，尤其是可居住性的增加，是十分需要重视的。由于旧区通常街道狭窄，万一发生火灾，消防车不易到达火灾现场，而且建筑物较为密集，火势更加容易蔓延，重建后可降低灾害复合与蔓延扩大的风险。再者，旧区往往因过去缺乏长远规划，故未能配合都市的整体发展，其区内设施无法配合周围地区，重建后旧区土地将能更充分地被利用，借着土地用途的更改，例如将住宅的土地改变为商业用途吸引人流，增建停车场及休息的地方以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等等，使旧区能配合都市整体的发展。在旧区重建与发展新市区两者之间，一般市民都会较偏向赞成旧区重建，因为新市区的发展代表着政府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加剧旧区的衰退，因此是双重的浪费。澳门新马路、司打口一带，昔日是澳门繁盛的商业中心，客货运码头、旅馆和赌场都集中在这里，而福隆新街以及附近街道更是著名的商业旅游区，区内食肆和手信店更是游客必到的地方，但随着经济发展，商业中心 3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纷纷向外迁移至殷皇子马路和南湾区，导致新马路区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且区内大部分建筑物日久失修，加上在回归前金碧娱乐场及海上皇宫娱乐场相继迁往新口岸区，以致游客疏落、人气不旺，从此该区百业一落千丈，不少商店纷纷倒闭或迁走。事实上，新马路作为市中心南北主要干道，其位置是无可替代的。再者，该区历史悠久，而且沉淀了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重建新马路区显然变得重要。四旧区重建所面对的问题由于旧区重建通常涉及不同社群的利益，故在实施重建时，必然需要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总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民意反弹及对政策认受性不足要成功推行旧区重建，必须先解决居民对政策认受性的问题，否则，若政策强行推动，必然事倍功半，又或者出现计划因反对声音太大而被迫终止的情况。尤其对于多元的价值、利益的冲突，规划者必须尽力去了解与协调，并将它视为分内的工作，而不是额外的负担。并将实际的计划、具体化的方法等予以解释，说明经济上、社会上的更新效果，财务支出的方法及其合理性、可行性。而在宣传沟通的进行上除了有赖于双方的诚意外，思考的方式、表达的媒介、沟通的场所、时间的频率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宣传时最重要的是诚意与忍耐，而获得其充分了解之后，在推动旧区重建时，必能获得支持和配合。例如欧美各国对于旧区重建的推动方法，都十分注重事前的宣导，而谋求市民的理解。在推动旧区重建时，必能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二）法律问题21世纪的今天，旧区重建是各国现代市政当局的施政要项之一。市政当局于推行旧区重建时，有时需征收居民的房地产，或需强制居民改善和维护其房屋，其目的旨在增进公共利益，所以，其执行的行政权力应该为合法的，应有法律的授权。一般来说，这种权力可归纳为征收权与警察权两种，征收权执行时当有合理的补偿，但警察权的执行则无须补偿，这两 348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 种权力在重建法制上应该明确规定；此外，有关旧区重建执行机关的产生、更新计划的拟订与通过所需的程序、更新经费的筹措、征收权的程序、市民机构的监督等，皆需有较详细的法制以利于执行。澳门地方狭小，政府的政策及发展商的收购行动很易广为人知，难免会有部分业主或地产商因利益考虑而不愿迁出或出售，与发展商讨价还价，阻碍进度。由于本澳法律保障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而且目前还没有一个旧区楼宇收购的政策或法例，故当进行旧区重建时，如果合约发展商碰到这类困难时便无法可依。因此，在旧区重建进行前，应先强化和修订现行法律，使发展商在一种合理、合情、合法的环境下参与旧区重建计划。政府亦可通过适当的政策，如税务优惠等，吸引发展商参与投资。（三）土地取得问题要进行旧区重建，往往需要征收该区的土地，故土地取得便成为旧区重建的重要课题。取得可用土地可以有强制征收、区段征收和市地重划三种方法。土地征收于地区的土地法规中应有适当的办理程序；土地征收的问题在于地价是否合理及公平，但是除被征收土地的补偿外，也应补偿其他地上物及迁移费等。旧区重建的对象之权利关系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其土地及建筑等有关权利经调整后，能促进该区的发展。权利调整以换地为原则，其公共设施用地由所谓公共折扣产生。（四）财政负担问题在重建过程中，由于涉及搬迁、拆建、补偿等，这些项目一般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故政府在推行旧区重建计划时，财务之考虑极为重要，投入的资金是否政府所能承担。以美国为例，美国的住宅法规定联邦政府负担住宅建筑费2/3，市政府负担1/3，但因建筑的费用大，所以，实际上联邦政府的负担通常占全部费用的12%，市政府则占6%，其余82%是民间的投资。市政府负担的部分于更新事业完成后，因不动产价值的增加而导致税收的增加，很快便得到平衡；而民间的投资在联邦与市政的补助下，也获得巨大利润。为减轻市政府的负担，还有一种非现金补助( non-cash g，ants-in-aid)，就是在更新区域的公共改良包括街道、公园及下水道等公共设施或学校等 3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的建设费用，可视为非现金债权( non-cash credit)以抵充市政负担额。（五）计划制订及开发者选定问题由政府部门去处理整个旧区重建计划或是聘请专业的顾问公司负责重建计划，两者都各有利弊，但是澳门政府缺乏大型旧区重建的经验，也没有相关的政府部门，故聘请专业的顾问公司去负责制订计划，并由政府予以监管，是比较可行的做法，而且在方案制定前以及制订过程中，必须广泛收集民意及平衡各方的利益，以增加政策的认受性。重建地区内的土地经征收或收购经整理，除公共设施用地之外，其余应立即予以售出或租出。这种处理分配原则是：①维持公共利益；②按照计划使用；③公平价格处理分配。而土地处理分配的方法采用出售或出租，除考虑政府本身财政调度之外，尚需配合实际情形选定。土地处分的对象是更新事业兴办人。而欧美各国最普遍的更新事业兴办人为民间开发人。这种民间开发公司及事业技术公司等结合而成的组织或更新事业的民间开发人须具备系统技术能力、资金调度能力和技术动员能力，方能有计划地完成土地的开发。旧区重建计划通常是由政府与民间发展商合作推行的，发展商是否愿意投资于更新事业，对于该重建计划的推动影响甚大。（六）原住户安置问题如何安置旧区原住户是计划推行中另一个较困难的问题。在旧区重建时需予安置的原住户，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建完成后仍要投回重建区的原住户，其在更新事业实施中需做临时性的安置；另一种是经济上无力回到重建区定居，或虽财力足够但不愿回到重建区定居的原住户，则需政府做永久性的安置，即所谓 “徙置计划” ，其中包括安置计划、中低收人家庭的迁徙方式和政府平民住宅的兴建问题三个部分。例如在拆卸祜汉新村时，就会遇到如何安置居民的问题。由于该区居民大多是一些经济能力较弱的人群，即使收到一定的补偿金，也难以买得起新的商品楼宇；也可能舍不得左邻右里及已熟悉的生活习惯，也是他们不愿离开北区的原因。因此，以在北区觅地兴建档次稍高的经济房屋方式来予以集体安置，可能是较佳方式。当然，对于一部分有经济能力的拆迁 350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 户来说，可采取另行购置商品楼宇而不参加“集体安置”，亦可采用让居民先行暂时在别处借住，然后回迁的办法。旧区重建的步骤见图2。图2旧区重建的步骤五重建旧区的通常方法由于都市发展可定义为借由实质上的维护、整建、拆除等方式使都市土地得以经济合理的再利用，并强化都市功能，增进社会福利，提高生活 3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品质，促进都市之健全发展。也就是说，对市中心丑陋或失去功能的建筑物进行改建，迁置贫民窟，保留历史遗迹，以创造一美好之工作及居住环境。所以，更新之内涵包括以下三种形式。（一）拆除重建(Redevelopment)拆除重建施行于建筑物全盘恶化之区域，依当地的经济、社会以及实质之环境作为标准衡量，除非清除既有的建筑物与设施，否则将阻碍正常的经济活动与都市功能发展。拆除重建是使市民无法享受最基本的都市生活的情况下而采取之措施。这种方式最为激进、彻底，且耗费最大，往往也容易遭受阻难，使计划进行缓慢或流于空谈，例如青州坊拆除重建。（二）整旧复新（Rehabilitation）整旧复新施行于结构上尚可继续使用，但因维护不当或设备未予换新而使建筑物品质不良之区域，通常是经过详细的调查分析，对各种不合标准之建筑物及环境等加以改善，以提高现有的生活品质。这种方式较拆除重建方式完成较迅速，且不需巨大的资金投人，也可以减轻原住户安置的困扰，甚至可以用贷款方式鼓励原住户自行运用，去改善环境品质，例如望德堂区重整。（三）保存维护(Conservation)保存维护是适用于建筑物机能有健全运作或具有历史文化价值之建筑物及地区，依当地的民情及地理环境，加以适当的维护，使建筑物避免因放任而遭受破坏或恶化。保存维护可以说是一种预防性措施，是一种实施阻力或纠纷较小的方法，例如澳门郑家大屋维护、国父纪念馆维护等。六实际重建方案及施工计划从过去到现在，新马路在澳门一直有着重要的地位，原因是它本身拥有丰富的中、葡独特式的建筑物，而议事亭前地、福隆新街、澳门邮政局、民政总署大楼等，已形成一国际闻名的区域性美食、观光以及购物点。而望德堂区则具有许多历史悠久且独特式的建筑群，极具保存价值。但随着 352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 近年澳门的经济发展，这两区已渐渐变得不能配合整体社会需求，重建需求急切。故根据这两区的特色，重建方案建议如下。（一）拆除原有结构，只保留特色部分并进行全面改造对新马路分区域、分年度拆除改造，以国际酒店为起点，针对各陈旧建筑物只保留其具有特色的部分，其余拆除再重造结构，并预留足够的地下设施，包括新的通车道、停车场、中央管线、下水道、地下列车管道及月台、巴士站等。工程完成后，除可改善新马路一带的塞车问题外，停车位不足、水浸、地下管线混乱亦可得以改善，若改为地下通车、地上行人的方案，两旁商店受汽车尾气影响等问题亦可一起解决。对望德堂区亦可采用近似的方法，对各陈旧建筑物保留具有特色的部分，其余均拆除再重造结构，而且于地底亦需预留足够的地下空间，新建筑物内部可做文娱康体设施或发展为特色区域，增加本澳旅游景点，以达到延长旅客留澳时间的目的，亦可解决停车位不足、新公共设施或新交通网土地取得不易等问题。这方法的前瞻性最高，可为澳门未来发展做好准备。但投入及影响性亦最大，而重建时事先准备工作及调查必须足够，同时亦需注意整体开发的协调性、计划的周密性，亦要平衡重建的规模是否合乎市民或政府资源能否负荷等问题。另外，由于工程期可达数年，故需仔细考虑工程期间的交通安排等。（二）完全以整旧复新方式去处理对新马路以整旧复新方式去处理，对两旁商铺及建筑物进行粉饰及美化，可改善旅客对澳门的印象，而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如功能性、结构危险、空置商铺或地段等可以通过改善其结构，进行外观性美化对望德堂区亦可采用近似的方法，对区域内建筑物进行粉饰及美化，修补其结构有问题的建筑物等。该方法的优点是资源投入最少，施工期间的影响亦最小，但单单以整旧复新是不足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故整旧复新只是一个临时美化的措施。（三）区域性局部处理对新马路议事亭前地一带挖空至议事亭，用以建造地下车道及车辆临 35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时停靠站，而新完成面则可设为更广阔的行人专用区，以解决大型集会或活动时议事亭前地过度狭小的问题，更可使新马路两侧连成一体，而车辆临时停靠站投入后，可使新马路因车辆上下乘客而挤塞的问题大大改善，而近内港一端由于位于商圈受惠区以外，故可改建为停车场或旅游巴停泊中心。因望德堂的经济价值不及新马路，对于挖空建停车场亦非理想及唯一地点，而且其位于白马行大型商圈附近，所以亦不宜发展成近似的购物区，故建议将部分建筑物保留其结构并改变为特色区域，例如艺术中心、美食街等，相信可发挥其吸引力。从以上三种方案来看，本文倾向于支持区域性局部处理，因为新马路为澳门的心脏地带，而望德堂区则具艺术特色，如全面改造会对交通、旅游等各行各业造成过大的影响，未见其利，先见其害，而且工程投入巨大。而望德堂区重建虽然没有对附近造成太大影响，但政府亦应小心运用资源，更何况，澳门的经济主要靠旅游及博彩业，极受外围经济环境影响，而且施工期过长及投入过大则会出现很多变数，万一政府的财政受外围影响而不能负担时，将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七旧区重建过程中的监察在实际执行旧区重建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种种未能估计到的不确定因素，要确保政策顺利执行，政府必须有具体的机构，根据决策的方向、次序和进程加以监督。虽然现在澳门政府内的工务局及文化局亦可分别发挥监督的功能，但由于这两部门始终不是专门负责旧区重建政策的执行部门，而且没有相关的经验，容易发生责任不清、互相依赖的现象。所以，政府大可参考香港的经验，成立一具有私法人①身份（如香港市区重建局）的执行机构，专责落实及监督旧区重建方案的过程。该新机构负责旧区重建过程的统筹，在重建工程的施工期间，可向工务局咨询意见，对承建商的施工进程及质量加以监督，务求能根据政策的①公营事业或公司依公司法规定设立者，为私法人，具有独立之人格，自为 权利义务之主体，享受权利，承担义务。 354
澳门旧区重建政策初探 目标达到最理想效果。另外，亦可向文化局取得意见，对重建区内一些有特色的建筑物加以保护， 在力求重建旧区新貌的同时，确保 “ 旧澳门街 ”的特色得以保存。八对社会产生的效益虽然实施旧区重建的主要目的在于改善与促进破旧地区的再发展，但事实上，社会各方面均获得不同程度的效益，基本上从下列四个主体表现出来。（一）对政府而言(1)消除破旧地区的都市景观，美化市容。(2)通过公共设施的检讨与改善，增进都市生活环境的舒适与便利。(3)增强都市机能，平衡各行业的发展。(4)消除地区贫穷，提升都市整体商业活力。(5)特色文化建筑物得以保存。(6)增加政府税收，增进公共投资效率。（二）对业权人而言(1)经由旧区重建，依都市发展机能需要，提升土地使用效益，增加业主的收益。(2)旧区重建后，产出安全及良好使用空间之建筑物，提高使用机能及品质。(3)改善后的都市可引进消费人潮，大幅提高使用收益。(4)增加本区不动产的价值。（三）对市民而言(1)提供一个舒适愉悦的商业消费及休憩空间。(2)改善因贫穷所引起之各种社会问题。(3)修复旧建筑物，避免房屋老化所产生的公共危险事宜。(4)增加市民就业机会及本区消费商机。 3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5)促进地区民众社区环境的关心，凝聚社区共同体的意识。（四）对发展商而言(1)透过旧区重建机制，为建筑业带来新的机会。(2)促进复修技术及重整旧区设计的开发。(3)为发展商提供新的投资管道。九总结“ 旧区重建 ” 计划对现在的澳门来说是重要的，因为澳门的主要经济及收入来源是依靠我们的龙头产业——博彩业，由于其发展迅速，也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本地区的软硬件配套并未能跟得上环境的急速变化，尤其是新、旧区城市的发展、规划、人口密度等，情况相差甚远，加上政府并不希望澳门成为一个只有 “ 赌 ” 的城市，希望能改变成为一个古朴典雅的历史文化城市及充满动感的现代旅游之都。故为了改善新、旧区的差距问题，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基建上，除了需要顾及经济发展、社区布局和交通配套之外，还须注重整体城市风貌的协调与和谐，使历史记忆和现代印象，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经济气象和文化氛围，互为衬托，相得益彰，让澳门成为一个文化城市和旅游城市的统一体。因此， “ 旧区重建”计划无论对于营商人士还是本地市民，都是极为重要的。（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第29期，澳门：澳门基金会，2005年8月） 356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卢铁荣*郑汉光**澳门的青少年问题，特别是边缘青少年的偏差价值、违规行为与犯罪现象，其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的日趋恶化，广受社会关注。鉴于对处于社会不适应及危机状况的青少年提供辅助，是家庭、社会和政府的基本责任，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特邀香港城市大学青年研究室，对有关问题作一整体而深入的研究，以为未来的政策路向和规划服务，勾画具体和具指导性的发展蓝图。本文是此研究的其中一部分，目的是分析澳门特别行政区青少年的偏差与违法行为的现状特征及其成因。一研究对象这次研究在2002年4-9月期间举行，以问卷调查全澳中学生及边青。中学生方面是以随机抽样方法，在本澳全日制中学中，抽出及邀请七至八成中学接受问卷调查。成功邀约了20所学校（21个学部）接受调查，占澳门全日制中学的五成以上( 51.3%)。最后研究队收回学生问卷 3118份，排除4 份无效的问卷，可供分析问卷共有3114 份。在此次研究中，所有被访者均为学生，绝大部分年龄介于11 -19岁。在收集所得的资料中，有少量20- 21岁的学生。此外，年龄介于11 -19岁的住院青少年及街青／辍学青少年也是这次的研究对象。于2002 年7 - 9月期间，所有介于上述年龄段并住在澳门监狱、少年感化院或儿青院舍的青少年，也被邀请接受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284*卢铁荣，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英国剑桥大学犯罪学博士。**郑汉光，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香港大学心理学博士 3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份，排除15份年龄不足11岁及3份无效的问卷，共取得266份有效问卷供分析用。而街青／辍学青少年方面，得到圣公会黑沙环青年发展中心及社会重返厅的协助，邀请符合上述年龄的青少年填答问卷排除2份无效的问卷，成功收回可分析的问卷158份，即边青的研究方面共获有效问卷424份。二问卷设计问卷共有151条题目。其中个人资料占21题，包括被访者的“住屋类型 ”、“ 住屋情况 ”、“居住地区”、“与谁一起居住”、“与父母倾谈时间”、“父母婚姻关系”、“父亲在外地留宿情况”、“母亲在外地留宿情况”、“父母教育程度”、“父母职业”、“家庭每月收入”、“家庭有否经济困难”、“有否接受政府救济金” 、学生本人有否 “被警察拉” 及 “被法庭定罪”。此外，亦包括被访者的 “性别”、 “宗教”、 “出生日期 ”、 “ 出生地点 ”、 “居澳年期”及“就读级别”。此外，问卷内容也包括以下六个范畴，其中首五项及个人背景等六个范畴被用做分析危机及保护因素，即行为、心理状态、家庭、朋辈、学校及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一）行为青少年的行为以 37 项题目量度。当中主要有三方面的题目，包括 “一般行为 ” 、“ 偏差行为” 及 “违法行为”。中学生、儿青院舍及街青问卷是以最近三个月内进行上述行为的频密次数以反映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的情况。而社会重返厅、少年感化院及监狱问卷是问及 “ 在今次犯事前 ” 的情况。问卷的题目是参考中国香港地区及外国的资料而设计。①①Baldry,A. c. ＆Farrington,D. P., "Bullies and Delinquent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 Paren-tal Styles，”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0, pp.10,17 -31;HongKong Council“Social Service, Research Report on o Study to Identify the Risk and Protective Fartorson Drug Use among the Youngsters,1998; Soldz,5．＆Cui,x．，"A Risk Factor Index PredictingAdolescent Cigarette Smoking:A 7- Year Longitudinal Study，”Psychology of Addictive Behaviors,2001, pp.15,33 -41；黄成荣、郑汉光：《香港青少年信仰联结、价值观与偏差行为》，载《青年研究学报》2000年第2期。 358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二）心理状态心理状态包括三方面的范畴， “自我能力评估”、 “自尊感” 及 “ 压力 ”。“自我能力评估” 以 Schwarzer et al.修订的 “自我效能” (self efficacy)中译本作为量度工具，共10项。①另外，“自尊感”采纳郑汉光制定的Chinese Adolescent Self Esteem Scales (CASES) 当中的GS Scale (共8项)量度。②此外，研究队自设1项以反映被访者感到压力的整体情况，再配合另外13项目设的题目反应压力的来源，但压力来源之量表只会以13条计算。（三）家庭家庭以 “ 家长支援 ” 、 “ 父母管教模式 ” 及 “ 家庭冲突” 等三方面量度。其中 “ 家长支援 ” 是指被访者主观认为父母在感情和技术上对他们的支援，参考 Wills et al. ③及 Wills et al取出的 12项题目量度。④当中感情支援的有5项，技术支援的有7项。“父母管教模式”以Buri⑤的父母权威问卷（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PAQ）来量度。量度Baumrind⑥界定的四类父母管教模式：“放任型”（permissive）、“尚权型”（authoritarian）、“权威型” （ authoritative）及 “ 疏忽型 ” （neglectful）的父母管教孩子的模①Schwarzer, R., Bassler, J., Kwiatek, P., Schr oder, K. & Zhang, J. X., "The Assessment of Opti-mistic Self-beliefs :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Spanish, and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1997, pp.46,68 -88.②Cheng, C. H. K., "The Self-concept of Hong Kong Adolescents: Conceptual, Measurement andProcess perspective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7; Cheng, C. H.K., "An Indigenous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the Self-esteem of Hong Kong Chinese Adolescents,"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Psychology to the Quality ofLearning and Teaching, Hong Kong,13 -18th, June,1998.③Wills, T. A., Vaccaro, D. & McNamara, G., "The Role of Life Events, Family Support, andCompetence in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Test of Vulnerability and Protective Factors," American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Vol.20,1992, pp.349-374.④Wills, T. A., McNamara, G., Vaccaro, D. & Hirky, A. E., "Escalated Substance Use: A Lon-gitudinal Grouping Analysis from Early to Middle Adolesc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Vol.105,1996, pp.166-180.⑤Buri, J. R., "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Vol.57,1991, pp.110-119.⑥Baumrind, D., "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onographs,Vol.4, (No.2, Part2),1971. 3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式。 当中 “ 尚权型 ” 及 “ 权威型 ” 以 4 项量度， “ 放任型 ” 及 “ 疏忽型”分别以3 项及1 项量度，总共有12 项题目量度被访者的父母管教模式。最后“家庭冲突”以3项自设题目量度被访者家庭和谐及暴力的情况。（四）朋辈朋辈包括 “ 朋辈关系 ”、 “ 受朋辈的负面影响 ”、 “ 受朋辈的正面影响”及 “ 有哪类型的朋友 ” 四方面。 “ 朋辈关系 ” 共有5项题目量度，其中2项自设，3 项是在 Sharabany①的亲密友谊量表 ( Instimate Friendship Scale)中抽出作为量度工具。“受朋辈的负面影响”方面，参考Dalton et a1．②及Dielman et al. ③的研究，采纳当中 3 项量度。 “ 受朋辈的正面影响 ” 及“有哪类型的朋友”分别以2项及1项自设题目反映。（五）学校主要是量度“对学校依附及投入”的程度，以Simcha - Fagan＆Schw-artz④制定的“学校依附及投入量表”(School Attachment-Commitment Scale)的13 项，再加上2 项自设的题目量度。 “学校依附及投入量表” 中1项亦列入“偏差行为”中的题目。（六）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以5项自设题目反映。配以3项自设题目了解被访者寻求协助及处理问题的表现及1项获得性知识的途径。①Sharabany, R., "Intimate Friendship Scale: Conceptual Underpinning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 Vol.11,1994, pp.449-469.②Dalton, M., Sargent , J., Beach, M., Bernhardt, A. and Stevens, M., "Positive and NegativeOutcome Expectations of Smoking: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Preventive Medicine, Vol.29, 1999, pp.460 -465.③Dielman, T., Campanelli, P., Shope, J. & Butchart, A., "Susceptibility to Peer Pressure, Self-esteem and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as Correlates of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 Health Education Quarterly, Vol.14,1987, pp.207-221.④Simcha- Fagan, O. & Schwartz, J. E., " Neighborhood and Delinquency: An Assessment of Contextual Effects," Criminology, Vol.24,1986, pp.667-703. 360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七）在学青少年的个人资料个人资料载于表1。被访者以男女均半，男性占总数的51%，女性则占49%。九成以上被访者年龄介于13 - 19岁，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学生介于20～21岁（超龄者），占1.6%。被访者学历分布平均，就读初一至高二的各占约两成，只有少数被访者(2.9%)就读高三。此外，约六成被访者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信奉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分别占10.7%、9.2%和6.8%，而拜祖先和拜土地／观音／天后等的被访者合计亦有11.9%。大部分的被访青少年均于澳门本土出生(84%)，其次是中国内地(11.1%)和香港地区(4.2%)。居澳年期方面，九成被访者皆在澳门住满11年或以上，余下的一成被访者则少于10年，其中居住了3年或以下的只有2.8%，显示新抵澳的中学生并不多。表1在学青少年的个人资料项目百分比(N)性别男女5149合计100(3035)年龄（岁）11121314151617181920210.035.613.514.318.319.515.68.13.51.50.1合计100(3080) 3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1项目百分比(N)学历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20.519.118.122.117.22.9合计100(3114)宗教没有佛教基督教拜祖先天主教拜土地、观音、天后等其他*60.110.79.27.36.84.61.3合计100(3044)出生地点澳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其他8411.14.20.10.6合计100(3105)居澳年期1年或以下2-3年4-5年6-7年8-10年 11-15年16年或以上0.42.41.51.6447.942.4合计100(3099)注：*其他指回教、孔教、道教或信奉多于一个宗教或其他在学青少年的行为。 362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三在学青少年行为在这里，青少年的一般行为是指一般青少年日常或有益身心的活动，如看电视、逛街、进行康乐活动或做义工等；而偏差行为则是一般未为社会规范所接受的行为，这些行为一般偏离社会人土所接受的行为特征，如欺凌别人、逃学、进行婚前性行为等。（一）一般行为有关被访中学生进行各项行为的情况，笔者邀请被访者逐一以他们进行该项行为的频密情况做回答。在一般行为中，以“看电视／听收音机”为最经常的行为，约五成(46%)中学生经常看电视／听收音机；其次，两成半（25.3%）被访者经常“玩电脑／电子游戏”，相比于经常“温习／读书”的24.4%稍微多了一些，但整体来说，经常或颇多“温习／读书”的学生比经常或颇多 “玩电脑／电子游戏” 的学生较多，分别占52.2%及43%；此外，颇多甚至经常“进行康体活动”的达34.1%。相对其他的一般行为，被访者最少“做义工／参与社会服务”，但间中、颇多甚至经常参与的也有16.6%（见表2）。（二）偏差行为至于偏差行为方面， 七成 ( 71.9% ) 被访者会 “购买翻版物品”， 其次是 “用说话欺凌别人” 及 “玩赌博成分的游戏”， 分别占 56.1%和 48.2%；此外，超过一成(12.1%)被访者有与黑社会朋友来往的经历，当中经常或颇多与黑社会朋友来往的也有 1.7%；另外， 间中、颇多或经常 “吸烟”或“进行婚前性行为”的，分别有4.4%及3.6%（见表2）。表2在学青少年的一般／偏差行为被访者在最近三个月内有以下行为／习惯的频密程度没有(%)很少(%)间中(%)颇多(%)经常(%)平均值(N)一般行为看电视／听收音机1.34.619.728.446.03.13(3101) 3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2被访者在最近三个月内有以下行为／习惯的频密程度没有(%)很少(%)间中(%)颇多(%)经常(%)平均值(N)温习／读书行商场／逛街阅读报纸／书刊玩电脑游戏／电子游戏进行康体活动，如球类活动／游泳上网浏览／玩ICQ阅读小说／杂志看影带／影碟阅读漫画学音乐／乐器练习做义工/参与社会服务2.65.07.015.113.521.916.014.831.451.156.811.520.719.318.021.216.325.026.323.719.126.633.737.137.123.831.121.931.739.023.013.011.727.820.018.917.714.415.414.111.010.96.73.124.417.217.625.319.724.513.29.011.010.01.82.60(3106)2.24(3102)2.21(3107)2.20(3109)2.06(3109)2.04(3104)1.83(3108)1.73(3111)1.46(3108)1.05(3106)0.67(3108)偏差行为*购买翻版物品（包括手袋/CD/VCD/电脑软件等）玩有赌博成分的游戏用说话欺凌别人蓄意在街上扔垃圾／吐痰饮酒以实际行为欺凌别人未获父母的准许，整晚外出不回家看色情物品（包括刊物／电影／录影带/VCD/网页等）我时常逃学／旷课**与黑社会朋友来往吸烟 进行婚前性行为28.151.843.965.567.471.378.377.275.487.992.094.125.625.437.523.519.821.011.913.520.67.33.62.326.015.213.97.610.35.65.36.3—3.01.62.19.83.93.21.51.81.11.51.22.80.70.80.610.53.71.41.90.81.03.01.81.11.02.00.91.49(3100)0.82(3103)0.81(3106)0.51(3109)0.49(3101)0.40(3091)0.39(3110)0.37(3103)0.34(3103)0.20(3104)0.17(3105)0.12(3103)注：* 五点量表：0=没有，1=很少，2=间中，3=颇多，4=经常。** 编码与其他题目有别：0=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3=同意，4=非常同意。 364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三）违法行为有关被访中学生进行违法行为的情况，笔者邀请被访者就一系列青少年人有可能违反的法律制约行为，以他们在被访前三个月内进行该项行为的频密情况作答。 结果显示， 超过三成 ( 31.2% ) 被访中学生在被访前三个月内涉及1项或以上违法行为，只涉及1项违法行为的被访者占一成半左右(16.3%)，而涉及6项或以上违法行为的被访者占1.5%。各项违法行为当中，8% - 10% 被访者曾经 “在家中偷钱”、 “破坏公共设施”、 “ 在街上 ‘撩’ 人／侮辱人或打架 ”、 “在公众地方涂鸦／涂画墙壁”及 “未经许可，进入别人的屋内”；另有 4% - 5% 在被访前三个月内曾 “无牌驾驶车辆”、“未经医生指示服用受管制药物或毒品”、“蓄意乘车不付车资” 和 “携带武器以备打架时用” ； 至于在被访前三个月内曾经 “破坏别人房子或店铺”、 “ 在朋友家中偷窃 ”、 “ 在店铺偷窃 ” 和 “偷窃汽车内的东西”的，只有1% -2% （见表3）。表3在学青少年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被访者在最近三个月内有以下行为／习惯的频密程度没有(%)很少(%)间中(%)颇多(%)经常(%)平均值(N)在家中偷钱 破坏公共设施 在街上 “撩” 人／侮辱人或打架 在公众地方涂鸦／涂画墙壁 未经许可，进入别人的屋内 无牌驾驶车辆 未经医生指示服用受管制药物或毒品 蓄意乘车不付车资 携带武器以备打架时用 破坏别人房子或店铺 在朋友家中偷窃90.9 90.4 91.6 91.692.495.0 94.9 95.1 96.197.8 98.86.4 7.9 6.1 6.26.12.6 3.3 3.5 2.11.5 0.71.9 1.0 1.5 1.60.91.5 1.2 0.8 1.10.4 0.20.3 0.4 0.4 0.30.10.3 0.4 0.4 0.20.1 0.10.5 0.2 0.4 0.30.40.5 0.2 0.2 0.50.2 0.20.13(3104) 0.12(3109) 0.12(3106) 0.11(3110)0.10(3107)0.09(3106) 0.08(3097) 0.07(3105) 0.07(3106)0.03(3097) 0.02(3105) 3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3违法行为 *被访者在最近三个月内有以下行为／习惯的频密程度没有(%)很少(%)间中(%)颇多(%)经常(%)平均值(N)在店铺偷窃 偷窃汽车内的东西99.0 99.20.6 0.50.1 0.20.1 00.2 0.10.02(3110) 0.01(3102)注：* 五点量表：0=没有，1=很少，2=间中，3=颇多，4=经常。四偏差及违法行为的因素分析此部分综合了 11 - 19 岁的中学生，住在各儿青院舍或狱中，及接受外展社工或社会重返厅服务之青少年的回应，就他们的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对应被访者的个人背景、行为、心理状态、家庭、朋辈、学校及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等逐一分析。 研究发现被访者的 “ 偏差行为 ” 及 “ 违法行为 ”与个人背景、行为、心理状态、家庭、朋辈、学校，以及他们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等各项目，都存在显著的关系（见表4）。表4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与各项目的关切偏差行为1违法行为2个人背景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性别b 年龄a 学历b 宗教b 出生地点b 居澳年期a 曾被警察拉b 曾被法庭定罪b0.31 ***0.04 *-0,15 ***0.12ns0.10ns0.06 ***0.54***0.52***0.20***-0.06***-0.32 ***0.10ns0.9ns-0.01ns0.51 ***0.51 ***行为相关系数相关系数一般行为a 偏差行为a 违法行为a0.18***—0.67***0.08 ***0.67 ***— 366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续表4 偏差行为1违法行为2心理状态相关系数相关系数自我效能a自尊感a感到很大压力a0.06 ***-0.04 *0.03ns0.05**-0.02ns0.00ns家庭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父母的感情支援a父母的技术支援a父母放任式管教a父母尚权式管教a父母权威式管教a父母疏忽管教a家庭冲突a与父母同住b与父母倾谈的时间a父亲在外地留宿a母亲在外地留宿a父母的婚姻状况b经济困难b接受政府救济金b-0.18***-0.21 ***-0.06 **0.06 ***-0.13 ***0.14 ***0.32***0.20 ***-0.19***0.10***0.13***0.15***0.16***0.14*-0.08***-0.10***-0.02ns0.04*0.08 ***0.09 ***0.24 ***0.18 ***-0.13***0.06 ***0.08 ***0.14***0.12ns0.15 ***朋辈相关系数相关系数朋辈关系a受朋辈的负面影响a与黑社会朋友来往a有黑社会背景的朋友a学校里有同学叫人黑社会a-0.01ns0.63 ***0.71 ***0.61***0.41 ***学校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对学校的依附及投入a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曾向社工求助a曾参加社区中心／儿童或青年中心活动a -0.51***相关系数0.19***0.03ns-0.31***相关系数0.17***0.09*** 3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4偏差行为1违法行为2如遇上问题，会……求助于家长b求助于老师b求助于社工b求助于兄弟姊妹b求助于其他亲人b求助于朋友b求助于同学b独自解决b求助于其他人b不理会问题b0.25 ***0.18 ***0.13ns0.14*0.11ns0.14*0.20***0.15***0.16***0.19***0.20***0.14**0.16 ***0.11ns0.11ns0.12ns0.17***0.09ns0.28 ***0.17 ***觉得社工帮不了许多b不知道社工可提供什么服务b0.14* 0.14*0.13*0.1ns注：1N =3123 -3373;2N=3151 -3395;a：此项目的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相关系数由0至+1；b：此项目的相关系数为非参数测定( non - parametric test of association)，除“学历”一项外， 相关系数由0至+1，而“学历”的相关系数是由0至+1；***p<0.001；**P<0.01；*p<0.05；ns：不显著。（一）偏差行为有关青少年的 “ 偏差行为 ” 与各个类别的关系， 当中以 “ 偏差行为 ”与“与黑社会朋友来往”的关系最为强烈（相关值 = 0.71），表示被访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越多，他们与黑社会朋友来往就越多，青少年与黑社会朋友来往越多，他们的偏差行为就越多。值得留意的是，“偏差行为”与“违法行为” 也有颇密切的关联（相关值 = 0.67），表示偏差行为越多，违法行为也越多，反之亦然。此外 “ 受朋辈的负面影响 ” 和 “有黑社会背景的朋友 ” 的情况与青少年的偏差行为的关系亦颇为密切（相关值分别是0.63及0.61)：被访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越多，他们就越容易受朋辈的负面影响，并且有更多有黑社会背景的朋友；同样当青少年越容易受朋辈的负面影响或有更多黑社会背景的朋友，他们的偏差行为就越多。 368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另外，曾否 “ 被警察拉 ” 或 “ 被法庭定罪 ”， “对学校的依附及投入”及“学校里有同学叫他们人黑社会”与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也有一定的关系。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越多，他们越倾向于被警察拉、被法庭定罪、在学校里就有越多同学叫他们入黑社会（相关值分别是0.54、0.52及0.41）。相反，越多偏差行为的青少年，他们对学校的依附及投入就越少（相关值=-0.51）。至于性别与青少年偏差行为的关系，统计上发现男性的偏差行为（平均值 = 0.73）较女性的偏差行为（平均值=0.42）为高（t=8.30，p<0.001，df=2825）。而在家庭方面， “ 家庭冲突 ” 与青少年的偏差行为较有关系： 家庭冲突越多，青少年的偏差行为就越多（相关值=0.32）；同时“父母的技术支援”、 “ 感情支援 ”、 “ 亲子倾谈时间 ” 和是否 “与父母同住” 与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也有些关系（虽然相关值较低）。这表示父母越多给予技术支援、感情支援，或越多与子女倾谈，或与子女同住，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便越少（相关值分别是-0.21、-0.18、-0.19及0.20）。本研究显示， 被访者的 “ 偏差行为 ” 与他们 “ 如遇上问题时向谁寻求协助， 或是否理会问题”也有一定的关联。 这些关联当中， 以会否 “ 向家长寻求协助”较为明显（相关值= 0.25），其次是会否“向同学寻求协助”（相关值 = 0.20），会否 “不理会问题” （相关值 = 0.19）和会否 “向老师寻求协助”（相关值=0.18）。（二）违法行为有关青少年的 “ 违法行为 ” 与各项目的关系， 与 “ 偏差行为 ” 与各项目的关系相似， 只是 “ 违法行为 ” 与各项目的关联性一般来说比偏差行为略低（见表4）。 与偏差行为的分析一样， “ 违法行为 ” 与 “ 跟黑社会朋友来往” 的关联性最强（相关值 = 0.55）， 被访青少年的违法行为越多，他们与黑社会朋友来往也越多，或者青少年与黑社会朋友来往越多，他们的违法行为就越多。而曾否 “ 被警察拉 ” 或 “ 被法庭定罪 ” 与青少年违法行为也有相当的关联（两相关值同样是0.51），违法行为越多，被警察拉或被法庭定罪的机会就越高。而 “ 受朋辈的负面影响 ” 和 “ 有黑社会背景的朋友 ” 的情况与青少年的违法行为的关联性亦颇强（相关值分别是0.42及0.39）：被访青少年的违法行为越多，他们就越容易受朋辈的负面影响，并且有更多黑社 3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会背景的朋友；同样当青少年越容易受朋辈的负面影响或有更多黑社会背景的朋友，他们的违法行为也越多。另外，“ 学历 ”、 “ 对学校的依附及投入” 及 “学校里有同学叫他们入黑社会” 与青少年的违法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相关值分别是-0.32、-0.31和0.31）。这表示违法行为越多的青少年，他们的学历往往较低，反映他们比一般青少年较早辍学；同时，青少年的违法行为越多，对学校依附或投入的程度也较低，而在学校里有同学叫他们入黑社会的情况也越多。笔者也发现如果学校里有越多同学叫他们入黑社会的话，青少年对学校的依附和投入感就越低（相关值=-0.47）。至于性别与青少年违法行为的关系，一般来说男性的违法行为（平均值=0.15）较女性的违法行为（平均值=0.06）偏高(t=15.86，p<0:001，df=3142)。在家庭方面， “ 家庭冲突 ” 及 “ 与父母同住 ” 跟青少年的违法行为有较强的关系（相关值分别是0.24及0.18）。这表示家庭冲突越多，青少年的违法行为就越多，而违法行为较多的青少年，也是来自较多冲突的家庭。另外，没有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较跟父或母同住的，有较多的违法行为；而相对于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他们的违法行为显得更多。 至于 “ 亲子倾谈时间 ”、 “ 父母的技术支援 ” 和 “ 感情支援 ” 与青少年的违法行为的关系只属轻微（相关值分别是-0.13、-0.10、-0.08），虽然统计上有显著关联，但其关联性较低。本研究显示，被访者的 “违法行为” 与他们“如遇上问题时向谁寻求协助，或是否理会问题”有一定的关联。这些关联当中，以会否“向其他人（即亲人、老师、同学、朋友、社工等人以外的人土）寻求协助”较为明显(相关值=0.28），其次是会否“向家长寻求协助”（相关值=0.20），会否“不理会问题”（相关值=0.17）和会否“向同学寻求协助”（相关值=0.17）。五在学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与 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关系分析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的关系一般并不显著(p>0.05)，只有住屋类型与违法行为一项有轻微的关联性(相关值=0.11，P<0.01)，反映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是子女有偏差及违法行为 370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的一个重要因素（见表5）。表5在学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偏差行为1违法行为2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系数相关系数出生地点b居澳年期a居住地区b住屋类型b住屋情况b教育程度b职业b家庭收入a经济困难b接受政府救济金b0.12ns0.00ns0.13ns0.13ns0.08 ns-0.01ns0.11ns0.02ns0.11ns0.11ns0.09ns-0.02ns0.10ns0.11**0.05 ns0.02ns0.09 ns0.00ns0.11ns0.06 ns注：1N =3123 -3373;2N=3151 -3395;a：此项目的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相关系数由0至+1；b：此项目的相关系数为非参数测定( non - parametric test“association)，除“学历”一项外， 相关系数由0至+1，而“学历”的相关系数是由0至+1；**p<0.01；ns：不显著。六总结本研究调查了在学青少年的一般日常行为、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他们最显著的偏差行为是 “ 以说话欺凌别人 ”、 “ 玩有赌博成分的游戏 ” 及“购买翻版物品（包括手袋/CD/VCD/电脑软件等）”，表示有这些行为的青少年有 50% ～ 70%。 另外，间中、颇多或经常 “吸烟” 或 “进行婚前性行为”的青少年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各占约4%。在学青少年的违法行为并不严重，被访青少年当中有8% ～ 10% “曾在家中偷钱 ”、 “ 破坏公共设施 ” 或 “ 在街上 ‘撩’ 人、侮辱人或打架 ”， 但只有不足 3% 的人会 “ 经常 ” 或 “ 间中 ” 做出这些行为。不过，在曾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当中，只有6.2%的人曾被警察拉，反映被捕对青少年不一 3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定有太大的阻吓力。此研究亦收集了所有年龄介于11 - 19岁的中学生、居住于儿青宿舍、狱中及接受外展社工或社会重返厅服务之青少年的回应，找出 “偏差行为”及“违法行为”是否与下列各项目有关，并检定其相关程度。这些项目包括：个人背景、行为、心理状态、家庭、朋辈、学校及对青少年服务之期望等。总括来说， 青少年的 “ 偏差行为 ” 与 “ 与黑社会朋友来往 ” 及 “ 违法行为”的关系最为强烈， 这表示他们偏差行为越多， 与黑社会朋友来往或有违法行为也越多，反之亦然。另外，虽然关系的强烈情度稍次，但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越多受朋辈的负面影响或有黑社会背景的朋友，他们也就越多有偏差行为，反之亦然。另外，青少年曾否 “被警察拉”、 “被法庭定罪”、 “对学校的依附及投入 ” 及 “ 学校里有同学叫他们人黑社会 ” 与他们是否有偏差行为也构成一定关系。同时，家庭冲突越多，青少年的偏差行为也越多。“ 违法行为 ” 所展现的各种关系， 和 “ 偏差行为 ” 与各项目的关系相同。一如上述偏差行为，青少年违法行为越多，就越多与黑社会朋友来往、越受朋辈的负面影响或有较多黑社会背景的朋友。另外，调查亦发现违法行为与曾否被警察拉或曾否被定罪也成正比。有违法行为的青少年，他们的学历程度通常较低。同时，违法行为越多的青少年，他们的家庭冲突也越多。另外，值得留意的是，研究发现青少年 “ 违法行为 ” 越多，他们在遇上问题时会越多求助于其他人士，而非家人、朋友、师长或社工。本研究亦发现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 “ 偏差行为 ” 及 “ 违法行为 ” 关系不大。数据显示，除 “ 父母住屋类型 ” 与 “ 违法行为 ” 有些微显著的关系外，其余所有的关系皆不显著。由此可见，父母或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未对子女的行为构成直接的影响。西方犯罪学理论很多，如差异接触理论、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解体理论、社会失序理论、紧绌理论和犯罪机会理论等，它们均对青少年犯罪有不同的演绎。澳门的研究却发现在众多的理论中，似乎差异接触理论最能解释澳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此理论视犯罪行为为一正常的学习行为，通过与亲密团体的互动或沟 372
澳门青少年偏差及违法行为现况分析 通中学习得来。青少年之所以违法，是因为在其行为的学习过程中，学到较多破坏法纪的理念而较少守法的理念。在与亲密团体的接触中，他们会被塑造，学习对某一特殊社会行为下定义，变成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并作为自己服从或偏差行为的指引。而个中对服从或偏差行为的取舍，是受到与该亲密团体接触的频率、时间的长短、优先顺序和互动的强弱所左右。澳门的偏差和违法青少年有较多的黑社会朋友，与黑社会朋友的来往也很多，而他们也容易受朋辈的负面影响，差异接触正是澳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首要因素。（原载卜安淳主编《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总第102期） 373
有限理性与赌博——赌博行为导因研究曾忠禄*人为什么喜欢赌博？为什么会产生病态赌徒？这些问题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动物，人的一切行为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这种假设难以解释人们的赌博行为，因为不管人们如何聪明，如何有技巧，总体而言，到赌场或其他地方赌博总是输多赢少。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场或其他老虎机构需要赢钱或抽取头钱才有利润支付员工工资、房租、水电和各种设施的开支，才能给政府纳税。因此理性的人按理就不会为赢钱去参与赌博。即使我们不考虑赌场或其他机构从赌博活动中赚取利润，或抽取头钱，赌客每次赌博都像抛硬币一样有50%的赢钱机会，人们也不会去赌博，因为按照传统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的理论，人们从增加的收入所得到的满足要小于失败所带来的痛苦。发展中国家的人也许愚昧，不知道赌场或其他老虎机构的优势，也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感觉，但发达国家的国民同样爱赌。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赌博业也是最发达的。因此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人们的赌博行为。要解释人们的赌博行为，我们需要另辟蹊径。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也许能为我们找到一些答案。2002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卡纳曼(D．Kahne-man)因为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得到了诺贝尔奖。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由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行为经济学的两种理论可以用于对人们的赌博行为的解释。一是有限*曾忠禄，澳门理工学院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 374
有限理性与赌博 理性的假设。传统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的，人的一切行为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由于世界太大、太复杂，而人类大脑处理资讯的能力又非常有限，因此人类的决策在很多情况下不可能是理性的( Simon，1957)。保罗，阿尔宝指出，“人类的行为由于受无意识、不合逻辑的因素的干扰，以及无知、失误等因素的影响，即使碰到与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也常常无动于衷”（Paul Albou，1984）。丹·卡纳曼和特维斯基（Tverskey）等教授后来通过行为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进一步证实了有限理性的假设，他们指出， “ 个体的行为除了受利益的驱使，同样还受自己的灵活偏好和个体心理特征、价值观、信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Kahneman＆Tverskey,1979)。由于人的理性有限，因此他们对赌博和赢钱的机会产生许多错误的看法，从而使赌博行为发生和持续。行为经济学的另一理论是对人的幸福来源的解释。传统经济学认为“财富最大化” 能增加人们的幸福，而行为经济学认为 “ 幸福 ” 在很多情况下来自财富之外，来自对刺激和变化的需要。由于人的这种需要导致人们对赌博的偏爱。行为经济学在金融投资领域、管理决策领域日益受到重视，并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比如股票市场上，行为经济学理论被用于预测股民的投资行为，从而增加对股票市场走势的预测。企业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设计投资决策程序而减少了决策中常常出现的某些偏见。但在博彩领域，目前为止，该理论还没有得到系统的运用。 本文将从行为经济学提出的 “ 有限理性 ” 理论和人的幸福来源两个方面尝试对赌博行为做一解释。本文将考察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尝试用该理论来解释人的赌博行为，并探讨该理论在赌场营销、防止病态赌徒、预测未来赌客的消费模式等博彩领域的重要意义。一有限理性的表现人的有限理性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的偏差上：接受资讯的偏差、理解资讯的偏差和行为的偏差。这三方面的偏差导致赌博行为发生和持续。 3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一）接受资讯的偏差1．赢钱的显著性效应由于人只有有限的注意力、记忆力和资讯加工能力，因此，不管外面有多少资讯，他都只能收集和分析其中很小一部分资讯。这部分资讯通常是容易吸引注意力、更有刺激性并容易回忆的，比如特别醒目的新闻、重复报道的消息等。因此，资讯选择的客观性受到影响。越容易想起某个事件，人们就越以为它发生的频率更高，就越容易高估其发生的概率。在行为经济学里，这种情形被分别称为 “ 显著性效应 ” 和 “ 方便性效应”(Gilovich，1981)。在彩票市场上，赢几百万大奖的事件肯定比输钱的事件更有刺激性，媒体也更喜欢报道，因而少数赢几百万大钱的人比几百万输钱的人肯定更容易引起注意。在赌场里，赢了大钱的老虎机发出的悦耳声音肯定比输了钱的默无声息更能引人注意。因此，赢钱的经历更显眼，并导致公众将赢大钱的概率放大。比如，厦门三位学生对当地地下六合彩赌博的调查就发现： “有些地方常听说，某某用博 ‘六合彩’ 赚了十几万，等等，说得有板有眼，似乎稳赚不赔。这对未曾参赌的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诱惑广告；而对赌输了想 ‘ 翻本 ’ 的人来说，仿佛是一针 ‘强心剂’。” （2005 年2 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但多少人血本无归的资讯却很少受到注意。2．选择性记忆人们在接收外面的资讯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筛选，更容易接收和记住支持自己想法的资讯而拒绝与自己的想法相反的资讯。人的理性中的这种缺陷是使人们持续赌博的重要因素之一。赌客的心理特征使他们往往记得和过高地看待自己的所得，更容易回忆赢钱的经历，而忘记、低估输钱的经历或将输钱的经历合理化( Hill＆Williamson，1998)。正如一项对病态赌徒的研究所发现的那样： 病态赌徒 “ 大多怀缅及计算自己赢钱的经历而遗忘输钱的事实，这种选择性记忆是病态赌徒的典型行为特色”。（二）理解（处理）资讯的偏差1．事后认识的偏见很多赌客根据赢钱还是输钱的结果来判断赌博中的决定是否正确。比 376
有限理性与赌博 如，如果某一决定的结果是赢钱，他就认为该决定是正确的，并相信自己很精明，能够预测赢钱的机会；如果输了钱，他便会认为该结果本来是可以预料和避免的。比如押宝输了的时候就得出结论： 自己本来就该压另外一个数字的。2．错误归因根据李林、刘建榕( 2004)对71位电脑福利彩票大奖获得者的研究发现，彩票中奖者认为自己能中大奖最重要的因素是运气和自己的努力（见表1）。中大奖需要运气是对的，但由于每次中奖的机遇都是独立的，同过去的抽奖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中奖与过去的努力毫无关系。表1四种归因的均数归因类型努力能力难度运气MSD3.22540.66612.87040.64242.99530.61983.63850.69123．对概率和机遇事件的误解炮弹不会两次落在同一个地方。许多赌客认为，如果某件事刚发生过不久，那么它再度发生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尽管一件事的第一次发生同下一次发生之间没有任何联系(Clotfelter & Cook，1993)。反过来，他们也认为最近没有发生的事件更有可能发生。玩扑克游戏的玩家如果前面六手牌都很差，会错误地认为下一手或再下一手会来好牌。连续一段时间都输钱的赌客会认为赢大钱的机会就要到了。“ 精明的 ”赌客都不去摇别人刚赢了钱的老虎机，而更喜欢别人摇了很久都没有赢钱的老虎机，认为刚赢了钱的老虎机再赢的可能性很小，而别人摇了很久都没有赢钱的老虎机可能就要赢钱了。这种谬误在轮盘、骰子、彩票赌博中会更加明显。赌客的这种谬误反映了一种错误观点，即机会是一个自我校正、平衡的过程(Kahne-man、Slovic & Tversky,1982)。4．过度自信人的有限理性的另一特征是对自己判断形势的能力过分自信。大多数决策者在估计形势时都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并忽略实际存在的不确定性 3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Bazerman,1990)。根据Fischoff、Slovic、Lichtenstein (1977) 和Alpert,M．& Raiffa (1982)的研究，如果决策者事前评估一个投资机会时过分乐观，随后又因为开始的乐观和对自己看法的自信而不愿意接受更多的资讯用于判断，过分自信的情形就出现了。许多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新企业的失败都是过度自信造成的。许多投资者认为他们能够打败市场，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1997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印度尼西亚市场上的失败就是一例。他自认为凭借先进的电脑程序可以在外汇市场上无往不胜，于是大量购进印度尼西亚的货币，希望在货币上升的时候再卖出，但印度尼西亚局势的动荡使印度尼西亚货币不但不能上升，反而不断下跌，结果损失惨重。过分自信是赌客明明知道赌场赢的机会大于他赢的机会，仍然会去赌的主要原因。因为他相信，他的手气比别人好，技巧比别人高明。尤其是赢了大钱之后，更会有充满自信和力量的感觉，更相信自己具有预测胜利的能力。过度自信使他不能客观、理智地评估可能出现的结果，倾向于看到更美好的结局。赢钱时，认为机会还会再来，输钱时，认为那是赢的先兆(Leopard，1978)。正如一位病态赌徒所说的那样，“我曾赢取数十万元。我认为我将会有另一次或更多次赢如此大额金钱的机会。……我盼望赢更多，而我也相信我有天会比那次赢得更多”（林庆宝、朱耀光，2004）。李林、刘建榕(2004)调查的 71个电脑福利彩票大奖获得者中有 95.8%的人认为自己今后还会中大奖。5．糊涂的心理账本人们常说， “再好的经理，就怕一本糊涂账”。 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人们头脑中的账本常常本身就是糊涂的。在现实的账本中，一分钱就是一分钱，不管这个钱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也不管钱是账面的钱还是现金，零钱还是整钱。但人们的心理账本不这样记账。在人们的心理账本中，不同来源的钱或不同形式的钱价值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在现实中常常看到，一般人会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存起来不舍得花，而把意外中奖得到的钱很爽快地花掉。这说明人们在头脑里分别为这两类钱建立了两个不同的账户：工作挣来的钱和意外中奖的钱是不一样的。人的这种缺陷是赌客把赢来的钱又输掉了不特别心疼，而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输掉了特别难受的原因；也是平时非常吝啬的人在赢了钱之 378
有限理性和赌博 后大把大把地给小费的原因。赌场利用赌客的这种有限理性而让赌客赌更多的钱：在赌客赌完找筹码时，尽量给赌客找零钱，这样赌客会尽量再去赌，把零钱花掉。6.迷信，看重意象的吉凶由于相信运气、吉凶、迷信的仪式或假设，人们常常试图用某些毫无联系的行动来影响某事的结果，或毫无根据地将没有联系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出海打鱼的渔民出海前对妈祖或其他神灵的祭拜。2004年泰国的普吉岛遭受了大西洋海啸的打击，结果2005年春节，许多香港游客和内地游客都避免去普吉岛，因为他们认为在新年开始就去倒霉运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在赌客身上，迷信色彩更加浓厚。很多人把生活中碰到的好运或成功看成在赌场上成功的吉兆，并尽量避免同输钱的赌客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运气会传染。拉斯维加斯 MGM 赌场原来门口有一头 “狮子大开” 的狮子，结果亚洲游客都不愿意进去赌博，因为他们认为狮子口大开意味着进去就会被对方吃掉。MGM最后只好不惜巨大成本，把原来张着大口的狮子拆除，另外造了一只不张口的狮子，立在从大门看不到的街角处。拉斯维加斯另一赌场 “ 金银岛赌场 ” 门前修建了一个 “海盗湾”， 史蒂文生小说描写的海盗在这里同大英帝国的军舰 “ 作战 ”。 每天都有上万人观看这里的 “ 大战 ”， 但亚洲游客就是不愿意进赌场去赌，因为他们认为该兆头对他们不利：进了赌场会碰到海盗式的对手，把自己的钱都抢走。7．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判断力的局限性是人的有限理性的另一个原因。由于判断能力的局限性，人们在做决策时，常常根据一些容易的线索来做判断，而这种判断常常是不科学的。下面是行为经济学中的实验案例。大西洋上两个小岛遭到海啸袭击，联合国需要决定到底给这个小岛支持多少钱。一个小岛上面有1000户居民，90%居民的房屋都被台风摧毁了。另外一个岛上有 18000户居民，其中有10% 居民的房子被摧毁，联合国应该分别援助他们多少钱？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后面一种情况下的损失更大。但是调查结果显示，人们觉得前一种情况联合国应援助1500万美元，后一种情况联合国只需援助1000万美元（见表2）。 3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2联合国应该提供多少援助A岛:有1000户居民，90%居民的房子被毁B岛:有18000户居民,10%居民的房子被毁人们认为联合国应该支持的金额:A岛:1500万美元B岛:1000万美元资料来源：奚恺元(2002)。该实验证明人的判断力常常是不可靠的。人们心目中没有弄清楚1000户的90%是多少，18000户的10%是多少，只清楚90%大于10%，并根据这个简单的但是错误的线索来做判断。Denes-RaJ和Epstein (1994)做了另一个检查人们判断力的实验。叫人们在两个装满两种颜色的小球的碗里摸红色的球。事前都清楚告诉这些人，第二个碗里的红球的绝对数量比第二个碗里的多，但第一个碗里的红球比重更高。从理性的角度考虑，大家都应该从第一个碗里摸球，因为第一个碗里的成功率会更高。但实验结果发现，参加实验的人大多都从第二个碗里去摸球，他们受到第二个碗里的红球绝对数量更多的影响，而忽略了摸中的成功率。人的这种缺陷可能是彩民 “ 踊跃 ” 购买彩票的一项重要原因。 一项对英国的彩票中奖率研究计算，彩民中大奖的概率是1400万分之一。但只有1/3知道该概率，而知道该概率的彩民并没有真正理解该数字的含义，他们并不真正知道中大奖的概率非常低( Walker，1992)。（三）行为方面的偏差1．行为受心情、感情影响根据Arkes、Herren和Isen (1988)的研究，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足球队获胜之后的几天之内，该州的彩票销量会明显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好心情的投资者同具有坏心情的投资者相比，对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会过分乐观。在美国领事馆，赴美的留学生在去签证之前常常先叫人打听领事官员当天的心情，如果他心情好，批准签证的可能性就增加，如果他心情不好，拒签的比例就增加。心理实验研究发现，心理状态对决策人的影 380
有限理性与赌博 响程度取决于其所面临的资讯的复杂程度。决策者在处理抽象的资讯时更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干扰。2．群羊效应（从众心理）有限理性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从众心理。个人倾向于与别人的看法或行为保持一致，即趋同性效应( Asch，1951)。趋同性效应是大家都有意或无意认同的一条原则：大家都干的事，一定是好的，即使没有任何道理也应跟着干。最需要避免的是别人都对，就只有你一个人错。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上人多的餐馆吃饭，为什么购物的时候，人越多的地方人们越会去赶热闹。从众心理也反映在赌客身上。人越多的赌场，赌客越愿意去赌，因为大家都赌的地方，一定有某种优势。人多的地方才有气氛。难怪美国的赌场都越建越大，而且老虎机和赌桌都尽量集中安排在一个地方。这种趋同性效应既是动物通过观察别的动物而学习的理性要求，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内在心理倾向。从理性方面看，这是动物生存的一种本能：别的动物开始奔跑，不管什么原因，你也要赶快奔跑，不然你就有可能被狮子吃掉。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走，你不跟着走，你就可能被抛弃，从而面临生存危机。但问题是，多数人的行为有时不一定是对的， “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3．沉没成本效应沉没成本是指一旦投入就没法更改或收回的投资、时间或精力。如果早期的项目涉及大量的投资，那么后来即使证明投资是错误的，人们也会继续投入更多的钱以期挽回损失或证明早期决策的正确性( Brockner ＆ Rubin，1985)。早期的投入越大，人们后来越愿意追加更多的投入，越可能高估成功的可能性。沉没成本效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你花2000块钱买的空调即使非常耗电，你也不愿意把它扔掉，去买一台更省电的，即使一两年下来可能更省钱。在越南战争中，美国政府明明知道早期的卷入是错误的，但既然卷入了，他们就要努力挽回早期错误决定的损失，从而加深卷入，结果导致美军在越南战场越陷越深。在赌场里，沉没成本效应会使输得多的赌徒下更大的赌注，因为输得越多，就越想赢回来，结果很多赌徒倾家荡产。沉没成本效应在彩民中表现特别明显。很多彩民一直在研究过去中奖号码的规律，并根据生日、身 3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份证号码或其他号码来选择彩票。每周挑选同样六位号码的彩民由于过去一直在坚持购买这六位号码，因此现在会购买更多的彩票，因为他们担心一旦放弃这组号码，这组号码就有可能被别人买走( Brockner＆Rubin，1985;Walke，1992 )。英国国家彩票购买者有高达 60%的人在这样做(Hill & Williamson,1998).二幸福的来源有限理性的理论解释了以赢钱为目的的人为什么赌博以及赌输赌赢都会继续赌博的原因，但它还没有回答很多人不为了赢钱也要赌博的原因。为什么人们有了钱不花在其他地方而非要进赌场花？为什么内地一些贪官已有大量的金钱，根本不缺钱用，但他们还要到澳门或拉斯维加斯赌博？行为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实验也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人对刺激和变化的需要。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准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财富仅仅是影响幸福感的很小因素。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人均GDP翻了几番，但是不管用什么指标测量，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多大变化（奚恺元，2002）。中国东部人的收入比中西部人的收入高，但东部的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反而比中西部的人口低。事实上幸福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除了时间性的比较（同过去比）和社会性比较（同同事比）外，幸福的另外一个来源是刺激和多样性的变化。如果一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他不会比一般人感到幸福。如果一个人生活水准虽不特别高，但是他时不时地有一些变化，比如旅游、探险等富于刺激和多样性的活动，他会感到更幸福。娱乐性的赌博能增加人们的幸福感。现代的进步使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消失了，因此人们需要寻找新奇的、愉快的刺激和兴奋。赌博本身具有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能带来刺激和兴奋。当不确定性很高时，人的大脑会产生很高的多巴胺。多巴胺使人感到刺激和兴奋。因此每一个人都渴望得到这种多巴胺。因此，对于喜欢从冒险中取乐或寻找刺激的人，赌博是一个既相对安全又令人兴奋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接受风险的影响和考验自己在压力下行动的能力。人们从中所得到的不仅仅包括偶尔 382
有限理性与赌博 的赢钱，还包括赌博过程中的兴奋。这种解释在很多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一项对英国青少年赌博的研究发现，沉迷于赌博的青少年赌博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赢钱，金钱只是使个人可以不断进行赌博的媒介。青少年赌博的三大原因首先是为了得到兴奋，其次是娱乐，最后才是赢钱(DelfabbrO & Winefield，2000)。另一项对赌博的研究也发现，兴奋、刺激和愉快始终排在赢钱的动因之前(Anderson & Brown，1984；Dickerson ＆ Cunningham，1992)。这种理论能解释美国的居民为什么不缺钱用也到赌场去博一博，以及内地涉及小额投注的麻将或扑克（包括“斗地主”）为什么广泛流行。三行为经济学理论对博彩产业的意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对于防止和治疗病态赌徒，对于赌场行销和预测博彩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防止和治疗病态赌徒利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可以使赌客降低赌博金额，减少赌博频率，降低赌博冲动和增加赌客对自己行为的控制。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赌场的氛围里，人们更容易失去理性，因此赌场应随时对有病态赌博迹象的人加以提醒，帮助其恢复理性，从而降低病态赌徒发生的几率。提醒的方法包括，公布赌场游戏的赔率，让赌客了解实际输赢的概率；让赌客端正赌博的态度——抱娱乐的心态而不要有通过赌博发大财的幻想等。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是人们成为病态赌徒和保持病态赌博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治疗病态赌徒时能对症下药，系统地纠正赌客有限理性的观念和偏差，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能让病态赌徒认识到靠赌博发财是不现实的，赌博游戏的结果完全或主要由运气决定，那么他们对赌钱的兴趣就会减少或消逝(Ladouceur、Boisvert、Dumont，1994)。事实上已有根据人们有限理性的问题来治疗病态赌徒并取得成功的实例(Sylvain et a1.，1997)。治疗病态赌徒的步骤包括：①帮助顾客发现导致赌博的具体情景；②帮助顾客发现自己对赌博行为的错误认识（如控制的幻想）；③让顾客用能更准确地描述赌博中的情景的理性说明来代替认识上的错误（比如让赌客认识到 3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随机性概念）(Freidenberg et al. 2002)。（二）改善赌博产品设计或行销如果赌场在老虎机设计和赌场环境布局方面能增加赌客的有限理性，包括对赢钱和控制局面的看法，就能使赌客赌得更久，赌注更大。这些手法包括缩短支付赢钱的时间间隔、增加赢钱的概率和赌客的参与程度（心理参与和实际参与）、增加支付比率（赔率）和影响赌客对金钱价值的判断力（找小钱给赌客）等( Griffiths，1993b)。灯光、颜色和声音效果都可能加强赌客赢钱的感觉，即使他们是在输钱的时候( Griffiths，1993b)。支付频率越高、越及时的赌博游戏对赌客越有吸引力，因为赌客更能及时得到满足和刺激。赌客的有限理性有时同赌客的生理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比如，赌客赢钱或快要赢钱的时候，他在生理上会激动，其有限理性告诉他，他不是在输钱，而是快要赢钱了，于是他会进一步赌下去(Griffiths，1991b)。一个老虎机会里包含的选择因素越多，赌客对赌博游戏或环境越熟悉，参与程度越高，他们就越会产生控制的幻想。此外，赌博游戏越被视为需要技巧的游戏，个人就越倾向于努力控制环境，并高估赢钱的机会( Lan-Ger，1975;Reid，1986)。比如，人们发现，上老虎机的常客更倾向于相信玩老虎机时，技巧和运气同样重要，他们自己比一般人更有玩老虎机的技巧( Griffiths，1996)。（三）预期未来博彩产业发展的趋势由于幸福不完全来自金钱，刺激和多样性是幸福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可以预期，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加，人们将更有时间和能力来追求刺激和多样性。而博彩是最富刺激性的娱乐之一，因此可以预期，未来人们对博彩的消费需求会增加。内地打麻将的盛行、全球博彩市场的迅速增长都在证明这一点。但未来大赌客、病态赌徒占赌博人口的比重会下降。因为大赌或病态赌博是人们非理性的行为，而随着社会整体教育水准的提高，人们的理性程度也会提高，人们的行动会更加理性。此外，随着人们对赌博的参与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人们对赌博的认识会加深，人们对赌博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会减少， 因此我们也可以预期， 由于 “学习效应”，未来的赌客的赌博金额会越来越小（相对其支付能力）。美国、日 384
有限理性与赌博 本等发达国家的赌客已经经历了从大，赌到小赌的演变过程。福建同安一度非常流行的六合彩，才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彩民的行为就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六合彩每粒金额从原先的五元降到了一元。参考文献 1．《厦门三名女中学生上书市长建议将六合彩合法化》，2005年2月8日《第一财 经日报》。2．李林、刘建榕：《彩票大奖获得者成就归因特点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第27 卷第5期，2004。3．林庆宝、朱耀光：《香港病态赌场赌徒形成过程与赢大钱经验》，《博彩产业与公 益事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4。4．周朝昀：《病理性赌博的性质及病因学》，《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第28卷第2 期，2001。5．奚恺元：《经济学发展新方向》，2002年12月26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6. Albou Paul, Economic Psychology,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coll. SUP.,1984.7. Anderson,G．，＆Brown，“R.I.F．，Real and Laboratory Gambling, Sensation Seeking and Arousal,”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4.8. Arkes,H.R．，Herren,L.T．，＆Isen,A.M．，“The Role of Potential Loss in the Influence of Affect on Risk-taking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42,1988.9. Asch, S. E．，“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ements," in H. Guetzkow (ed.) , Groups, Leadership and Men,1951. 10. Brockner, J．＆ Rubin, J. Z．，Entrapment in Escalating Conflicts:A Social Psycho- logical Analysis, NY: Springer-Verlag.11. Clotfelter,C.T．＆ Cook,P.J．，“The Gamblers Fallacy in Lottery Play，”Manage- ment Science, Vol.39, No.12,1993.12. Delfabbro,P. H．， ＆Anthony H. Winefield, “Predictors of Irrational Thinking in Regular Slot Machine Gambler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134, No. 2.2000.13. Denes-Raj, V. ＆ Epstein, S., “ Conflict between Intuitive and Rational Processing: When People Behave against Their Better Judg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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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健康老龄化——澳门老人医疗福利问题之探讨潘锦盈*一前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都有下降的趋势，使得人口逐渐老化，现代社会正面临人口老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澳门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可见澳门地区也正面临着人口老化的问题。老人的健康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之一，人步人老年，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较易罹患疾病，加上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单身老人与日俱增而缺乏照顾，因而必须依赖社会的援助，老人才得以维持健康的生活。政府对老人提供的综合性免费医疗服务是配合人口老化，保障老人健康，以及延长寿命的一项公共福利措施，这是每个国家普遍而长期存在的问题。然而，踏进21世纪，面对人口老龄化以及老人医疗服务的需求增加，在这种新形势下，由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导的老人医疗保障制度必须做出新的调整，为本澳老人的医疗福利事业寻找另一条出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解决老人的医疗福利问题，保障老人的健康。二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 人口老化是目前世界面临的普遍问题，随着老年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人*潘锦盈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卫生局全科专科医生， 澳门老年学会会长， 中山大学公共行政学硕士。 388
积极健康老龄化 类个体老化和群体老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老化是一种普遍的生物现象，它对生命有机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衰老、疾病与功能损伤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老化并不是一种疾病，只是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而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不论性别、职业、宗教等，只要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人就称为老年人。自1956年联合国发布《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报告以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1999年国际老人年的行动框架》确定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society for all ages)，同时进一步强调“积极健康的老龄化” （ active Aging, healthy aging）的观念。按照联合国公布的年龄结构标准，当65 岁或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例达7% 称为老年型人口，达到这个标准的社会称为老龄化社会。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本澳1996-2001年人均寿命由77.9岁增至78.9岁，男性由76.1岁增至77.2岁，而女性由80.5岁增至81.5岁；1999-2004 年人口的粗出生率由9.7% 下降至7.2%。 正是因为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65岁或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例由 1994年的6.7%增至2004年的8.1%，推算到了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年轻人口，前者为15.6%，后者为12.7%，因此本澳正面临养老护老的一系列问题。虽然人口老化是很多国家共同面对的问题， 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随着生物、基因及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健康水平提高，寿命得以延长，进入老年后不一定会成为社会的负累，相反老年人拥有的丰富经验仍然可以老有所用，成为社会的宝贵资源，因此社会上应重新规划老年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使他们继续投身主流社会”。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不仅仅是让长者活得更长寿，而是如何让老年人活得更健康和提升生活质量。三值得关注的老人健康问题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不但出现老化现象，而且容易罹患疾病或精神障碍，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健康和生活自理能力，患者不但需要接受长期的医治，还需要给予长期的照顾和护理，因而需要依赖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来帮助解决医疗和护理上的困难。 38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死亡原因当中，以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为主要死因。在65岁或以上老年人求诊的首20位常见原因中，以罹患高血压、骨关节病及慢性缺血性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为主，约占疾病求诊率的70%。事实上，老人在社会、心理、身体健康及机能减退的情况下需要更多方面的帮助，这些需求与支援相关，服务提供者需做出详细和慎重的研究。因老年病者特别脆弱，所以安老服务计划得以成功推行，必须依赖开展多层面评估老年病人的需要（见图1），以及建立一个多功能专业人员（见表1）组成的队伍共同协作才能付诸实现。图1多层面评估老年病人表1多功能专业人员安老服务组组别组成人员主要成员老人科医生社康护士社会工作者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 支援成员营养师足病治疗师语言治疗师老人心理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义务工作者 相关成员各科专科医生其他专业人员 390
积极健康老龄化 四澳门老人的医疗福利与社会服务概况政府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医疗保健服务的目的，是减低该岁组人口的发病率与死亡率，并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质素，在医疗机构及家居提供预防、治疗及复康性医疗服务。健康保障范围包括医疗保健及社会服务两方面。在医疗保健方面。澳门的老人医疗服务主要由公立医院及卫生中心承担，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大致分为预防性及治疗性两方面。根据统计资料分析，本澳耆老病者使用政府医院专科门诊服务占总门诊数的比率由1997年的17.6% 增至2003 年的26.5%，累计增幅达8。9%； 老人人住政府医院占人院病人总数的比率为27%。除医院提供专科卫生护理外，主要是由各卫生中心对所属区域的老人提供社区网络式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卫生中心主要负责社区老人的健康教育、为安老院舍的病者提供卫生护理服务、对行动不便或不能自我照顾的老人进行家庭访视，并指导和协助患者及其家属解决护理问题。近年来使用卫生中心提供的老人保健服务的人数正在逐年上升，从表2可见，老人求诊的覆盖率由1997 年的70.2%增至2003年的87.4%，累计增幅达17.2%，老人保健的使用率达32.8%，而每年平均求诊次数约为五次。上述数字显示出老人使用公立医疗服务的需求有增加趋势。表2卫生中心老人保健服务之使用情形年份老年人口（人）老年人求诊者（人）覆盖率(%)成人保健（人）老人保健（人）使用率(%)平均求诊（次）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29261 29734 30083 30545 32222 33967 3550420532 23169 24325 25620 27569 29298 3092470.2 77.9 80.9 83.9 85.6 86.3 87.4148414 160015 177637 230098 235678 285342 29450258996 63556 69086 84283 87893 87853 9659739,8 42.4 41.0 36.6 37.3 30.8 32.85.1 5.0 4.9 5.1 5.2 5.1 5.0资料来源：卫生局组织暨电脑厅。 39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老年人患病率高，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并且随着增龄而增长，人口老龄化带来许多相应的社区保健需求，表3显示了本澳近年来老人接受社区卫生护理服务的概况，当中由医生提供的家居医疗服务每年不断增加，由1997年的978 人次增加至2003 年的1777人次；由护士提供的家居护理服务却不断减少，由1997 年的5309 人次减至2003 年的1326人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护土人手短缺，未能提供适切的家居护理服务，反映出卫生当局尚未重视开展家庭护理病床的重要性。表3老人社区卫生护理服务之使用概况年份家居医疗服务（人次）机构医疗服务（人次）家居护理服务（人次）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978136615961866192018191777857495846887121339119938494635309287520701959193815831326资料来源：卫生局组织暨电脑厅。在社会服务方面。澳门的安老服务设施主要分为公营、非营利、私营三类，大部分安老服务工作由社会工作局负责统筹和监督，由宗教组织、志愿团体或慈善社团负责管理和营运。目前由社会工作局直接管理或提供经常性援助的老人服务单位共53个，提供服务的单位及名额每年都有增加，如表4所示，当中部分医疗护理服务由卫生局提供。此外，尚有8所私营护理安老院提供部分医疗护理服务。表5显示了社工局给予长者服务机构的定期资助情况，其资助的金额每年也在不断增长。此外，因本澳相应的医疗保健机构缺乏，过往大多数由家中亲属照顾老年人的情况已改变，核心小家庭的产生，使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削弱。从前述老年人门诊就诊率及年住院率高的情况看，我们不难推测，无论从老年人自身还是从老年人的照顾者方面来说，都急需获得医疗和社区等方面的服务机构的支援和帮助。 392
积极健康老龄化 表4受定期资助的老人服务设施单位：个单位数目名额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耆康中心老人日间中心长者日间护理家务助理队长者宿舍安老院舍独居老人服务 2361447123624471 23624481247245812492451011676214112240 371678—1676430232240 436737—1726430232240 436763—1736430232240 578753—1756 430232240574753—总数464748515532913751382739693985资料来源：社会工作局。表5向长者服务机构提供的定期资助单位：澳门元年份总数增长额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71930082983027430414287349077233591428137929327—+2637266+584013+4493436+1006558+2015046资料来源：社会工作局。五澳门老人医疗福利制度现存的问题虽然政府颇为重视和关注发展老人的医疗福利事业，每年投入大量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资源，通过疾病防治、机构服务和医疗辅助三方面来推动老人医疗福利事业的发展，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在推行安老服务的 3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事业中，仍然存在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在澳门有关长者健康状况和生活质素的调查资料并不多见，例如，有多少老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消化道疾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口比例如何？他们的营养状况如何？饮食习惯怎样？血常规检查是否正常？血脂或胆固醇是否正常？肝、肾或甲状腺功能是否正常？是否有骨骼疾患？缺损程度如何？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及生活质量如何？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老年健康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对于人口趋向老化的澳门来说，会影响社会经济计划与策略的转变，例如，澳门需要开设多少所护理安老院才能安置那些有需要接受服务的长者？我们如何能令市民活得更长寿但身体更健康，以及为那些长寿但健康欠佳的病人提供良好的服务？而那些健康良好的老年人是否有足够的体能胜任其工作年期？第二，全球大多数国家面临着人口增长、卫生资源匮乏和医疗费用上升的现实问题，特别行政区政府虽一向关注老人福利，但目前本澳的公立医疗机构的设施和人力资源均不足以应付大幅膨胀的老龄人口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据资料显示每年到政府医院和卫生中心求诊的老人比其他组别的病人高出3-4倍，所以医院的病床和卫生中心均出现轮候时间过长和供不应求的情况，这对政府的资源及财政均造成一定的压力。第三，由于目前本澳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出现供求失衡，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只能集中于治疗性方面，有如医院或诊所般的治疗服务，未能全面关顾老年病患的其他需要。此外，现时本澳的老人院舍最多可容纳800多名老人，同样出现求过于供的现象，而且大部分的安老机构主要收容行动方便的老人，却未能顾及那些患慢性疾病而需长期护理的老人，故仍有很多耆老患者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和护理服务。而安老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除人手不足之外，也缺乏专业训练，故无法为老人提供适切的护理和复康服务。第四，本澳的医疗机构一直缺乏老人专科，复康医疗服务也不足，耆老患者一般只能到区内普通科门诊或医院不同专科求诊，而一般基层医生或其他专科医生对老人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欠缺深入的认识，通常均以一般的诊治方法来治理，若病情严重需转介医院，待病情稍被控制后即被转送回家，故耆老患者皆无法接受综合性的医护跟进而尽快康复。此外，老年人普遍患有多种疾病而需接受不同专科的治理，由各专科医生处方药物， 394
积极健康老龄化 经常造成处方重叠和浪费，这对医疗机构及患者都没有好处。第五，一直以来，老人的医疗服务和社会服务分属两个不同的体系负责，两者之间也缺乏经常性的联系，因而使医疗和社会服务协调不当，往往令安老服务的提供落后于人口老化的增长程度。然而，我们都意识到老年人有较高机会罹患生理或精神上的疾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的并发症或后遗症需长期护理，因此他们对医护服务的需求也相对地殷切，但目前老年人尚未能受惠于较全面的医疗护理服务，因此，一个未完善的体制必定会影响对老年人提供适切的照顾。第六，澳门老人医疗服务的另一个问题是转介服务缺乏途径。首先是转诊医院尚未设立老人专科，社区卫生中心只能将病患老人转至政府其他专科门诊接受治疗，而医护服务机构之间，特别是公营和私营医疗机构彼此协调不当，这种情况不但导致疗程有欠连贯、服务重叠，也增加了政府医疗机构的不必要开支。此外，病人的选择亦受到限制，主要是由于公私营机构互相转介病人时存在困难，有些病人甚至被迫接受某个机构的服务。由于服务协调不当，目前公营和私营医疗机构的工作量也出现不平均现象。其次是医疗服务与社会服务的分化，使社区卫生中心不能将老人直接转介到社会服务机构接受护理服务，尤其对于行动不便或独居老人，只能将他们送回家中而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并且，医院方面也无法将那些治疗后的病人直接转送到安老服务机构继续进行护理和复康训练。第七，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是老人保健服务的覆盖面问题，现时绝大部分的保健服务，都是以各区卫生中心为基础，其结果是保健只局限于接受卫生中心服务的人士，相对于整体的老人人口只占少数，如果要针对改善老人健康状况，就必须将老年保健的覆盖面扩阔到更多的老年人身上，以脱离以往仅仅由卫生中心提供保健服务的局限性。六对改进澳门老人医疗保健服务的建议踏进21世纪，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长和慢性疾病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的进步，促使人们生活水准提高，必然连带着对养老保障、医疗保健和护理服务等社会福利需求大增。我们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去制订适应老龄化社会的护老策略，将老龄人口的医疗保健工作纳入政府的卫 3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生事业发展计划，以迎合老人服务日益增加的需要。笔者就完善本澳老人医疗福利服务提出以下的建议。（一）开展老人专科配套服务1．开展老人医学与复康医疗的研究，设立老人专科服务在积极开展社区防治的同时，为提高老人的医疗服务质素，从长远规划看本澳急需推行老人医学与复康医疗的研究工作，以提高防治效果，其优点在于：①老人科专科医生对老年病患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有深入的认识和评估，可给予适切的专科治理和全面的关顾，避免诊治分散和处方重叠；②老人科专科护土对老年病患的照顾有深入的认识和技能，提供特定的护理和复康模式；③可与病者建立明确的医患关系，使之获得可及性和持续性的医疗护理服务；④可与照顾者建立统一的沟通渠道，使之获得必要的支援和指导，令身心困扰得以解决；⑤统筹老人的医疗、护理、复康和社康等专业服务，给予协作者最大的支援、指导、培训和监督。可以说，老人专科的设立可达至全人关顾、全面评估、全康护理的照顾理念。此外，本澳医疗机构应尽快投入资源，设立老人专科，有关方面可从国内外招聘老人专科医生和复康人员，协助培训本地医护人员从事老人医学的研究，或选派人员到国内外进修学习，以提高对老人的病理与精神方面的综合性治疗和护理服务。2．加强全科医生的老年医药学培训，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需要鉴于 “ 健康老龄化 ” 不仅仅是老年人的保健问题， 而是涉及生命全过程的健康促进问题。为了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建立定期健康检查记录管理制度，指导生活和行为方式，进行老年人慢性病的防治、护理和康复，乃至临终关怀，需要对更多的全科医生给予老年医学的培训，以改善目前的知识或技能的不足，因此有必要增加医护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投放。国际上公认，凡是城乡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其全科医生的比例一般都占50%。此外，政府还应提供充足的资源，协助社区老人服务机构大量培训在职服务人员，透过举办各项合适的辅导课程和实务训练使有关工作人员的质素提升，而医务人员应以专业角色介入社区老人保健服务，协助家务助理员及家属解决照顾和护理老人的问题，提供基本医护常识和护理技术训练，全面提升社区的老人服务质量。 396
积极健康老龄化 3．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教育，增强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和调控能力老年阶段是人生步入圆通睿智时期，对人生百态多有彻悟，但对于随增龄而产生的种种躯体病痛未必理解，常常漫不经心或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让他们拥有健康积极的暮年，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利用各区卫生中心的服务网络， 配合社团及志愿团体， 开展一系列 “老龄健康教育” 活动， 以增强其自我调控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 “老年人与疾病作斗争的胜利和失败，不仅仅取决于干预措施，而且一方面依赖于科学和技术进展的可得性，另一方面也依赖于调动个人、家庭和社区重视卫生方面的保障。”（二）扩大老人医疗护理服务范围1．强化社区护理服务的作用香港社区护理工作开展已有30多年历史。早在1967年因应社区需求，一个为期三年的试验性质的家居护理服务在杨震社区服务中心开始进行，之后各医院陆续设立社区护理服务。其服务范围主要分为基础护理及专科护理两大类，任何医疗专业人士均可转介病人到社区进行护理，接受上门探访的病人，不论进行什么护理操作，使用材料多少，每次收费约60元（现为80元，均指港币），领取综合援助金的病人可获免费。此外，社区家务助理服务也为社区护理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帮助。目前本澳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中亦有类似的家访服务，主要由各区卫生中心的全科医生及专科护士负责，服务范围包括末期癌症及行动不便的慢性病人，但由于该项服务并未设有专门队伍负责，加上人力资源不足，故只能提供有限的服务，但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和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强化社区护理服务势在必行。借鉴香港成功的经验，建立社区协作保健计划，必将以各种适合本澳实际情况而全面展开社区护理服务。2．开设日间护理中心和长者服务外展队鉴于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护理，加上医学界对社会心理因素与身体健康的关系也有更多认识，国际上已开始着重发展非住院的社区长期护理服务计划，并适当地以日间医护和外展服务取代住院治疗，近年来开展社区老人服务的重要性更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重视。今天，一个典型的老人服务规划应包括住院服务、门诊服务、日间医院、社区老人评估组及社区外展服务队，提供预防疾病及促进健康的服务，并为护老者提供正确的护老知识及协助，这 3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些服务的设立大大增强了对老年病患给予可持续性的照顾。邻近地区并计划将“专科外展服务”扩展至自负盈亏及参加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对于澳门而言，为扩大本澳老人的医疗护理服务范围，政府医疗机构有必要加强与其他非营利或慈善医疗团体的合作，以达至资源合理分配和运用。除增设老人科病床和门诊外，还鼓励其他私营医疗团体开展有关服务，提供适当资助，不但可以更善用社会资源，而且使更多老人受惠。此外，宜增设特别护理中心，以日间照顾方式服务老人， 日间照顾方式就是早上接老人到中心作复康训练，晚上送回家中由家人负责照顾，这样不仅可为单身老人或失去自理能力的患者服务，还可以减轻无能力照顾家中长者之家庭的压力。同时在各区卫生中心成立针对外展服务的 “ 长者服务外展队 ”， 由资深的医生及护士负责，强化外展职能，再配合社工及家务助理服务，相信可以改善目前的老人服务状况。3．资助社区支援系统，倡导家庭照顾为改善本澳的现况，政府有关部门若能扩大社区照顾网络，加强资助各颐康中心、家庭服务中心、日问护理中心、中心义工及家务助理等的力量，构成庞大的支援系统，便可以此舒缓老人人住安老院的紧张需求和弥补机构服务之不足。同时政府宜大力灌输家庭及伦理的教育，重建家庭对老人的关怀和照顾，透过提倡家庭照顾和邻居互助的作用，不但可以使长者能在熟悉的环境中随时得到支持和援助，消除老人被家属遗弃的心理障碍，还可避免社会资源之运用不当。4．提供中途复康护理服务，改善复康设施由于医院的病床有限，不能无止境地容纳那些患慢性病而需长期护理或康复的病人。针对老年病患占住院需求的比例大增，有关部门可因应这些情况，开设中途复康护理病床，提供具基本医疗、护理和复康功能的服务。为了节省资源以及使更多老人受惠，中途复康护理病床以短期收容病者为宜，一般为1-3个月，待康复程度达70%，便应转送回家或日间护理中心继续接受复康治疗。而政府也可考虑把中途复康护理病床外判给私营机构或非营利团体兴办，从而减轻政府的长期负担。5．大量培训社区护理人员为探索一条适合本澳情况的培养社区护理人员的可行途径，可通过继续教育，对已取得中专、大专文凭的护士进行社区护理理论学习和实践能 398
积极健康老龄化 力的培养，使之成为既具有社区护理的理论知识，又具有社区护理工作能力的骨干力量。此外，为了能更充分发挥本澳的专科护理作用，卫生部门可以参考香港医院管理局年前所开办之全港首间没有医生驻诊的 “ 老人专科护士诊所 ”，该批曾受专科训练的护士不但能为病人建立综合健康记录，提供例如心电图、记忆力测试、抑郁评估、测血糖及量血压等检查，若有需要，专科护士更可替病人作简单的护理。事实上不少老人因缺乏基层健康护理，才令小病变大病，但其实一些简单的护理，便可解决老人不少愈后的常见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该诊所的建立的确可减低老年病患再病发入院的几率。（三）构建老人“医疗—保健—福利”网络老人的长期照顾不但是连续性的照顾，更是跨医疗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照顾，两者若能密切配合，不仅可以避免服务的重复与资源的浪费，更可以促进服务成效，提升服务品质，并且有利于老人的转介服务。为了充分运用社会资源，有必要建立一个老人 “ 医疗—保健—福利 ” 网络，以全面提升老人的健康保障。这个网络是由综合医院、卫生中心和社会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综合医院隶属于卫生局，设有急诊科、老人专科、复康科和其他专科；卫生中心也隶属于卫生局，提供老人保健、健康教育、复康指导、转介服务、家庭护理等服务；社会服务机构受社工局资助，由民间非营利团体兴办，包括安老院、老人中心和日间护理中心，提供日间照顾、供餐服务、护理服务和家庭服务等（见图2）。在老人 “ 医疗一保健一福利 ” 网络中， 只要加强三方的沟通与联系，制定相向协议计划，设立转介服务制度，便可构成一个完善的老人健康保障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老人可直接到卫生中心或老人服务机构接受各项服务，而医院与卫生中心之间，以及卫生中心与社区服务机构之间均具有相向协调的作用，各部门之间可互相转介老人接受不同的服务。卫生中心会派遣医生和护土到社区服务机构为老人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并给予服务人员专业技术指导。透过落实这种新思维的合作模式，不但可以善用资源、避免浪费，同时可以减少倚赖住院服务，发展以社区为本的一体化医护服务网络，使之与医院服务相辅相成，在病人家中或在社区内一个亲切的环境中为病人提供 3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图2老人“医疗—保健—福利”网络的构想医护服务，既可提升病人的生活质素，又可助提高医护服务的成本效益。笔者认为，提供服务的机构可以利用资助的款项来提供各种不同服务和调动资源，而不只局限于 “ 转介 ” 一种方法。 虽然各区有卫生中心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但为了推展 “ 以社区为本 ” 的医护服务，政府有必要重整公营医护服务的拨款机制，拨款准则不应再以资源或设施为基础，而应着眼于市民的需要，以及建基于各类改善医疗效果的计划上，这些计划应以在社区内促进居民的健康、提升其生活质素为目标。（四）引进部分医疗服务私营化的可行性自1980年代福利国家危机学说产生后，社会各界纷纷开始从不同角度来质疑政府的职能与功效，其中以医疗服务最惹人关注，许多学者普遍认为，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缺乏弹性、针对性、效率与效能，市民使用有 400
积极健康老龄化 关服务却缺少选择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政府虽然投入庞大的经费，却由于没有针对需求者的需要与资源进行整理与分配，社会仍呈现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鉴于本澳的大多数老人生活水平低，除无法负担庞大的安老及医疗费用外，亦缺乏亲人可作依赖和支持，为照顾这些孤寡无依的老年人，需要社会从多方面着手组织专业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照顾，需要政府透过公权力的介入健全安老机制，以确保老人的基本权益。但由于公共资源有限，政府有关部门有责任去设法维持长远的公共开支，除增加政府收入外，有必要考虑将部分的服务外判，可以将部分的医疗服务进行私营化，其目的就是把部分特定的公共医疗服务的生产与提供转移至私营机构接办，即引入竞争来提高社会福利服务的功效。但医疗服务私营化是不是真的会带来公平分配、经营效率、增加消费者选择等好处，尚待研究。国际上主张推行部分医疗服务私营化的学者一般认为：①部分医疗服务私营化可于短期内减少公帑的支出和减轻财政压力，借此转而增加生产；②经由市场法则使私人医疗服务的生产和提供更有效率；③由于可用资源的变相增加，在质和量上更能符合病者的需要；④引入市场机制较能符合成本效益的准则；⑤私营化可减少政府的垄断，而增加商业部门及劳动市场的发展空间。尽管私营化有其优点，可以弥补政府提供之不足，但仍有许多人对私营化持不同的看法，尤以外判福利服务是否能够降低成本最为人议论。一般反对者皆认为：①社会服务市场化以后，服务资源只回应有购买能力者的需求，富有的人能得到较好的服务，而贫穷者只沦于接受次级的服务，甚至没有能力购买服务，因而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无疑会打击社会服务资源公平分配的原则；②私营部门为了节省成本，常会雇用缺乏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或聘用较少的员工，因而降低服务品质；③私营化涉及价格的问题，对于缺乏购买能力的弱势团体并未带来更多选择的空间。曾有学者对英国福利服务十多年来外判私营化的经验作过研究，发现服务外判后总成本比外判前不会节省很多，外判前的行政费成本（策划、文件、管理费）低，而实际提供服务成本（活动开支、药物、员工工资）高，外判后的行政费成本相应增高而实际提供服务成本会变低；故此提出外判服务并不一定能节省开支，主要原因为外判后资源从服务使用者和基层员工转移到管 40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理阶层。尽管社会各界对医疗服务私营化的优点和缺点众说纷纭，但为了增进提供服务的多元化和满足需求的增加，笔者认为将部分老人医疗服务进行私营化仍是值得鼓励推行的，唯政府可以透过严格的评审及监管来选择合适的经营者，不但有机会增加资源投放的效益，更可让市民多一个选择，而对本澳最重要的是，可以让该项服务能在不受外围经济因素影响下继续发展，造福更多市民。当然，有关的评审及监管机制仍需做出深入的研究，并借鉴邻近地区成功之处加以引用。（五）成立本澳的“安老事务委员会”目前澳门的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模式，是在政府的监督下授权各民间机构自行管理，这是一种政府权力下放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的营运方式，其优势主要是能得到各方的配合，以减轻政府所承担的责任，然而这种管理模式涉及的部门众多，管理分散且缺乏衔接和配套措施，从而影响福利事业的整体发展。为此，笔者建议在本澳设立一个 “安老事务委员会”， 负责统筹各有关的政府部门和各社会服务机构的运作，直接负起统一管理安老服务的责任。建议计划中本澳的 “ 安老事务委员会 ” 是于政府架构以内， 由政府委任有关的政府官员及专业人士共同组成专门的行政机构，中心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组织研究和制定社会保障制度，进行部门间的宏观协调，统一综合管理社会保障工作。其运作可以较其他政府部门灵活，此外更可协助各医护机构和福利服务组织拟订合作计划，互相给予支援，并共同提供护理服务。发展电子医疗资讯系统，可把社区内有关的服务机构联系起来，把多种服务的资源运用权及服务管理权交由单一服务机构负责，有利于服务的整合，提高服务的效率和成本效益。如果服务机构管理得当，长者便可获得较全面、即时和持续的照顾，只要能将所属的法律基础、行政权力及财政资源责任的疑难透过行政立法程序予以解决，相信这是改善本澳老年医疗及社会福利的其中一项良方。该计划的成败关键，在于各部门主管能否放弃单一思维，摒除门户之见，事实上自金融风暴之后，全球各大型机构均设法透过不同方法去重整内务，部门合并便是其中一项可行之策，况且透过部门合并，除自身得益 402
积极健康老龄化 外还可造福更多市民，而且可以运用剩余的资源去开展新的服务。（六）设立老人医疗基金鉴于澳门还有相当一部分老人生活在社会经济底层，不仅生活穷困，也缺乏社会的关怀和照顾，加上医疗成本不断上升，为免对政府财政造成太大压力，实有必要考虑如何解决。从过往的医疗改革咨询当中可见，社会各界似乎都认为有必要为公营医护服务开辟经费来源，否则政府难以应付有关的长远开支，设立老人医疗基金是其中一个方案，应是完善和健全本澳医疗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当然，老人医疗基金的对象需要有一定条件，一是年龄条件，二是具备所得条件，凡符合上述法定条件的，便可享受老人医疗基金提供的医疗援助，内容包括治疗、护理、复康、疗养等。根据国际惯例和基于政府的责任，老人医疗基金的来源，一半应来自政府的储备金，其余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和社会公益的积累，基金管理方面可以由建议中的“安老事务委员会”负责。七结语从以上观之，澳门虽然是一个较早关注长者福利的地区之一，唯多年来仍未制定完善的老人医疗福利政策。以整体的社会利益来说，老年保健的目标应该是针对整体人口的策略，使社会上的老年人之普遍健康水平提高，减少患病的机会，这样自然可以减少社会因老年人患病而需要负担的社会资源。但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把老年保健得以成功扩展到所有老年人身上，就必须与社区紧密地联系，平均分配和充分运用公共资源，通过开展老人专科配套服务、扩阔老人医护服务范围、建立一个整合的跨部门服务机构、外判部分医疗服务、成立一个统筹全澳安老服务的机构等，在医疗护理及社会服务上为长者提供完善的照顾，这样便可达至全面保健的成效。目前，澳门正面临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在过去十年不断增加，未来的几年老年人口也将会继续上升，我们不能靠单一的资源就能给予老人完善的医护服务，而应该考虑采纳更有实效的护理模式和动员社区的支援力量来推行。为了改善及发展澳门未来的老人社区服务，现在就应策划一个 4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长远发展计划以迎合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综合政府与社区的力量来处理老年病患的疾病治疗、复康治疗和社会工作等复杂问题，以此共同创造世世代代老年人的福祉。参考文献1．赵婉莉：《人口老龄化与社区护理的发展》，《中华护理杂志》第35卷，2000年第4 期，第235 -236页。2．郭士征：《社会保障——基本理论与国际比较》，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 社，1996。3．陈可冀：《人口老龄化对我国老年医药界的挑战》，《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19 卷，1999年第10期，第579 -581页。4．《你我齐参与，健康伴我行》，医护改革咨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总部卫生福利局。5. 梁万福：《全面关顾老年人健康，教育保健治疗不可少》，《松柏之声》第244 期，1997年12月15日。6．邝星驰：《香港社区护理工作见闻》，《护理学杂志》第14卷，1999年第6期。7．沈洁：《日本老人福利制度》，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8．邬沧萍、杜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9．周永新：《社会福利的观念和制度》，香港：中华书局，1995。10．何泺生：《医疗改革的经济分析》，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11．蔡宏昭：《老人福利政策》，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5。12．谢美娥：《老人长期照护的相关论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13．《澳门卫生局统计年刊》，澳门：澳门政府卫生局，1996 - 2001年。14. Christine McMahon and Ron Isaacs, Care of the Older Person, London: Blackwell Science,1997．15. Joel W. Hay, Health Care in Hong Kong, An Economic Policy Assessment, Hong Kong: CUHK,1993.16. Chu L.W.,A Community Health Care Intervention Programme to Reduce Unnecessary Hospital Admissions in Frail Elderly with Chronic Diseases, Hong Kong Hospital Author- ity Convention，2002.17. Chu H. N. Connie, Frail Elderly Clinic-A Solution of Frequent Unplanned Hospital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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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吴伟强**一澳门贫富悬殊的变化贫富悬殊是澳门近期的热门话题之一，讨论的焦点是：2004年澳门的经济录得28.6%①的超高增长，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高达181880澳门元。②在如此大好形势下，普罗大众似乎感受不到明显的得益，2004年的收入中位数只上升7.6%，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升幅，于是乎，部分社会人土以至专家学者就此推断本澳的贫富悬殊有恶化的趋势。 根据工联在 2005 年初公布“职工收入及生活状况调查 ” 结果，在受访的万多人当中，有六成人声称薪酬不变，两成人称薪酬下降，只有约两成人称薪酬上升。因此，工联得出的结论是工人并未因经济增长而受惠，更估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些表象当然有一定说服力，但却缺乏严谨的统计数据的证明。为了解真相，本文尝试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说明近年澳门贫富差距的变动情况。众所周知，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广泛用于量度贫富悬殊的指标，其数值介于0~1，0代表该国（地区）的收入分配完全均等，每个人的收入相同，1代表该国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均，只有一个人拥有全部的收人，其他的人一无所有。在现实社会，上述两种极端情况不会存在，故此基尼系数必然落在0-1，数值越大代表贫富悬殊越明显，至于到达哪个水位才算严重则没有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超过0.4已达警戒线，到达0.5算是相当严重，政*本文初稿于 2006 年初完成， 为保持原文的观点、 内容及风格， 笔者决定不做任何修改， 只对有关统计数据做出更新及补充政府近年的政策及措施，以印证笔者当年的观点。**吴伟强，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本地区账目处处长， 澳门社会保障学会副理 事长。①统计暨普查局最新修订为27，3%。②统计暨普查局最新修订为179977澳门元。 406
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 府需要正视及设法缩小贫富差距，否则长此下去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澳门的基尼系数究竟有多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93 - 1994年为0.63，①1998 - 1999年为0.43，2002 -2003年为0.45，②其余年份的基尼系数则没有公布，故此，严格来说，我们不能评论澳门近十数年贫富差距的具体变化，但这并非没有其他资料去计算本澳的基尼系数，按“就业调查”的就业人口的工作收入分布情况，可以估算出澳门1992 -2005年第三季的基尼系数。当然，这个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① “ 就业调查”的工作收入以个人为单位，而 “住户收支调查” 的收入以家庭住户为单位，但单位不同对收入分配计算的影响应该不大；②工作收入并非等于总体可支配收入，但澳门家庭的工作收入占总收入的七成，加上政府税率较低，故此可以用工作收入代替可支配收入计算基尼系数；③ “就业调查”的样本难以覆盖顶级富豪，故此，利用 “ 就业调查 ” 的数据计算基尼系数会出现低估的可能性，但利用 “ 住户收支调查 ” 的结果同样面对相同的问题，只是收入的概念较为完整而已；④2005年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就业调查”的样本数不足以准确计算该年的基尼系数，因此，这三季的基尼系数只能作参考之用（见图1）。以下是1992 - 2005年第三季③澳门的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率④的数据（见表1）。表11992-2005年第三季澳门的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率的数据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Q12005Q22005Q3基尼系数0.440.440.430.420.390.400.420.430.430.440.450.450.440.430.410.42经济增长率(%)13.35.24.33.3-0.4-0.3-4.6-2.45.72.910.114.228.68.38.12.8①这是按统计暨普查局的1993 -1994年家庭开支调查刊物的数字，但应该出 错，据闻该局已同意该数字有问题但却没有公报修正数字。②统计暨普查局最新修订为0.44。③统计暨普查局于 2009 年 5 月初公布 2007 - 2008 年的基尼系数为0.38。笔者对澳门的基尼 系数的追踪估算为 2005 年：0.43; 2006年：0.41; 2007 年：0.39; 2008 年： 0.4，与统计 暨普查局公布的数字十分接近。④统计暨普查局最新修订为2004年:27.3%，2005年第一季至第三季分别为7.7%、7.6%及2.3%。 4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图1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表 1 的基尼系数是按 “ 就业调查 ” 的统计数据计算而得，结果与官方按“住户收支调查”的统计数据计算的基尼系数（1998 -1999年：0.43，2002 -2003年：0.45）相当吻合，说明“就业调查”的统计数据基本可信及可用作计算基尼系数之用。上述数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2 -1999年，此时期澳门经济每况愈下，1996 -1999年更连续四年录得经济负增长，相应的基尼系数的走势是先跌后回升，即由1992年的0.44下跌至1996年的0.39，之后回升至1999年的0.43，基本上接近1992年的水平。第二阶段为2000 -2005年，此时期澳门的经济逐渐复苏，2004年更有突破性的表现，在博彩旅游业的带动下，经济增长高达28.6%，可谓世之罕有，在经济增长不断趋升的情况下，基尼系数亦逐年上升，至2003年达0.45的高峰，但之后却缓降，2004年、2005年第一季、第二季及第三季分别为0.44、0.43、0.41及0.42，并没有出现随经济增长引致更严重的贫富悬殊，与一般人士的猜想或推论并不一致。从澳门的统计数据得知，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特定的关系（见图1），即是说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令贫富悬殊恶化，经济变坏亦不一定令贫富悬殊缓和，具体的变化趋势因应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国与国之间的变动亦不相同。以澳门的情况分析，1996 -2002年的贫富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以及2003年以后贫富差距缩窄的具体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 408
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 第一，自1996年开始，澳门经济陷入低谷，经历了四年负增长，回归后经济虽然略有起色，但失业率仍然高企，直至2002年，收入中位数呈下跌的趋势，低收人人士（每月收入在4500澳门元或以下）受打击最大，此批人士的人数占整体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不断上升，但收入占整体就业人口的收入的百分比则基本不变。相反，高收入人士（每月收入超过10000 澳门元） 的境况却没有变坏的迹象，人数占整体就业人口的百分比稳中有升，但收入占整体就业人口的收入的百分比则大幅上升，由1996年的38.3%上升至2002年的47.9%（见表2）。至于中等收入人士（每月收入在4501 -10000澳门元之间）人数的百分比趋跌，收入的百分比亦同时趋跌。概括而言，此时期澳门社会出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现象，基尼系数自然攀升。第二，2003年开始，借博彩业开放的契机，引入美式的博彩公司，加上中国内地推出 “ 自由行 ” 政策， 带来大量的内地旅客，刺激了澳门的博彩旅游业急剧膨胀。2004年中金沙赌场正式开业，博彩业发展更如日中天，当年的博彩总收益增幅超过四成，带动澳门经济增长28.6%。赌场增加自然多聘员工，庄荷每月平均薪酬12000澳门元以上。另外，博彩旅游设施的兴建带旺建筑业，建筑工人供不应求。博彩旅游业的兴旺间接令其他行业受惠，包括酒店、运输、饮食、零售甚至银行、保险业，大部分行业的员工的薪酬在2004年或多或少都有所提升。在此形势下，低收入人士的比例大幅减少，由2003年的46.1%下降至2005年的37.1%，减少9%。相反，中等收入及高收入人士的比例相应增加，收入的百分比亦增加，但收入增加的幅度少于人数的增长幅度。具体来说，中等收入的人数的百分比，由2003年的36.3%上升至2005年的42.1%，增加了5.8个百分点，但收入的百分比由2003年的33.8%上升至2005年的36.4%，只增加了2.6个百分点。高收入人士的人数的百分比，由2003年的17.6%上升至2005年的20.7%，增加3.1个百分点，但收入的百分比由2003年的48.0%上升至2005年的49.7%，只增加了1.7个百分点（见表3）。由于中高收人人士的人数增加的幅度大于收入增加的幅度，故此贫富差距慢慢缩小。 4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表2就业人口的人数百分比*单位：%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少于4500澳门元4501- 10000澳门元10001澳门元或以上43.941,914.239.644.416.043.439.017.644.936.918.345.936.817.448.335.616.148.034.717.346.136.317.642.039.118.937.142.120.7注：*2005年的数据是首三季的平均数。表3就业人口的收入百分比*单位：%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少于4500澳门元4501- 10000澳门元10001澳门元或以上20.241.638.317.040.842.218.136.245,718.134.047.918.834.446.820.134.645.319.332.747.918.233.848.016.235.048.913.936.449.7注：*2005年的数据是首三季的平均数。二澳门真正的社会问题依笔者的观点，澳门近年真正的社会问题焦点并非贫富悬殊，事实上，根据官方统计数字计算的基尼系数并没有增大，相反，贫富悬殊有缓和的趋势。然而，社会上出现那么多不满的声音，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问题很多，但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就业问题澳门的就业矛盾不是高失业率(2005年10 - 12月期间的失业率是4.0%)，而是外劳问题的争论，以及市场开放引申出的问题。根据官方统计，2005年开始大批合法的外地劳工输入，至2005年12月底共计39411人，①较 2004年12 底多11675 人，增幅高达42.1%。2005 年12 月底外地①按统计暨普查局的最新数据：外雇在2006年底为64673人，2007年底为85207人，2008年 底为92161人，2009年3月底为87789人，最高峰为2008年9月底达104281人。 410
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黌诉求 劳工占就地人口的比例已达15.8%，加上难以计算的黑工，澳门的实际就业环境其实已有很大的转变，虽然失业率缓降，收入中位数亦回升，但升幅远低于经济增长的幅度，加上2004年下半年起物价升幅颇大，部分工人的薪金调整已被物价升幅所抵消，加上某些夕阳行业如制造业已逐渐萎缩，中小企业在各行各业的外资公司的涌入下，无情的竞争令本土的中小企处境艰难，这些行业的工人其实并未因经济增长而受惠，薪酬水平偏低，眼看与博彩旅游相关的行业的就业人数急升，薪金亦大幅调整，心理上自然难受甚至不平衡。就业问题既复杂亦难解决，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不宜干预太多，但却须保持就业市场发挥正常的功能，对劳资双方采中立的态度，不能有利益输送，阁时适当提高透明度，尤其是外地劳工的资料。另外，政府应加强市场急需的职业培训及津贴，协助失业工人再就业或转业，扶助中小企业，以及打击黑工。最后，适时修改劳工法以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①如工时、 薪酬、 假期、工业安全以至退休保障等方面，都应做出修订。（二）居住问题澳门近年的居住问题比较突出，原因是楼价涨幅惊人，根据《2005年第三季私人建筑统计》的官方数字，在短短的两年内，澳门楼价录得五成四的升幅，氹仔褛价的升熔更达九成一，官方数字尚且如此，实际的升幅应该更大。现时新楼的叹价最低也要千元，氹仔楼每吹可达2000澳门元甚至更高。一个800呎的小单位，普通质素也要100万澳门元左右，以2005年第三季澳门的收入中位数（每月5843澳门元）计算，需要工作14年多②才可以买到，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着实是非常吃力。楼价上升带动租金上升，租户被逼迁时有所闻。虽然政府提供经济房屋及社会房屋给中下阶层购买或租住，十年来有一定的成效，现时约有两万人居住在这些房屋，但与轮候的人相比，需求远大于供应。现时澳门自嚣物业的家庭的比例超过75%，但部分人土的居住条件较差，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日高，年轻人因①政府已于2008年8月5日通过新的劳动关系法，2009年1月1日生效。②以2008 年的统计数据估计，正常收入（每月薪酬8000 澳门元）的人士须工作15.6 年才可 以买到150万澳门元的小单元 4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结婚亦需购买房屋，然而楼宇价格上升令他们的梦想变为泡影。居住问题是每个人生活最基本的需要，若楼价涨到脱离了一般市民的购买力，政府就应该考虑用行政及经济的政策加以改善，如增加土地供应，加大投机炒卖的成本及风险等。另外，对低下阶层的居住困难，政府亦应多加照顾，现时经屋的申请条件有改善的空间，社屋的供应量亦应增加，租金须增加弹性，可加可减。由于居住问题较为尖锐，政府宜将它作为来年施政的重点。（三）教育问题知识改变命运，可知教育实在非常重要，通过教育，可增强人的谋生本领，提升人的生活质素。然而，澳门的教育问题不少，社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仍未达成一致的共识，谈论最多的义务教育，由现时的基础上延抑或下延仍争论不休。按政府2006年的施政方针，今年有望在立法会通过免费教育下延，2006 - 2007学年开始实施。至于免费教育上延至高中，相信是更长远的事情。①但事实上，现时免费高中教育的需求更大，在政府财政良好的前提下，应有足够的资源推行免费高中教育，全面提升澳门人的教育水平，对澳门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为重要，可惜现时澳门政府对此未表认同，而时下部分年轻人又急功近利，中学或大学末完成就急于在赌场谋取工作，无论对个人将来职业生涯的发展，还是对澳门整体经济发展都是弊大于利，澳门将来需要很多各行各业的专才，需要对澳门有承担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只有这样，澳门将来才有希望，故此澳门政府应为时下的年轻人创造条件，尤其是教育及职业培训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及奖助学金上对学生多加支持，对学业有成的年轻人应多给予机会，令其安心及乐意在澳门发展，避免过往长期人才流失的不幸。笔者认为澳门发展长期落后，与人才流失有莫大的关系，澳门不是没有人才，但却长期流失人才，留不住人才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可能是澳门过去缺乏发展机会，社会封闭及家长式管治亦窒息年轻人的冲劲。现时澳门经济开始腾飞，社会不断开放，年青一代是澳门将来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故此，政府应多方面培训下一代，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不论出处，不分背景，唯有这样，澳门的年轻人才觉①政府已于2007- 2008学年实施15年免费教育政策。 412
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 得有希望，才对澳门有所承担，澳门才可以继续繁荣安定，生活得更美好。故此，澳门政府应多拨资源，大力发展基础教育、专上教育以及专业培训，尤其是对低下阶层多加支援，避免无钱无书读的情况，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消除跨代贫穷，缓和贫富悬殊，减少阶级矛盾，建设和谐社会才有希望。三社会诉求的解决方向现时澳门存在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就并不能掩饰由此衍生出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显然是经济发展的代价，政府不能等闲视之，相反，必须将其提升至较高层次，在特首的施政方针内直面有关问题并制定有效政策，这是问责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关乎政策建议此等大事，笔者没有研究，不敢贸然就随便提出，在此只想讲讲解决问题的方向及原则供有关方面参考，至于具体政策的制定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事情。笔者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个公平友爱的社会，故此，政府必须从这两方面着眼，才能根本解决上述的社会问题。（一）营造公平的社会公平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石，公平的核心意义是机会均等，人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成功。公平的社会强调公平的竞争，优胜劣败，成功是靠实力而非出身或关系。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平，就无法营造和谐的气氛和环境。试想若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必然会心存怨恨，久而久之，社会必然充满怨气，继而将怨气化为行动，小则沉默抗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大则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不遵守社会秩序及法律，甚至做出各种破坏社会安宁的行动。澳门向来是一个保守型的社会，一般人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通常只会发发牢骚，过了几天就会回复正常，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但社会不会永远如此，澳门的民情其实已悄悄地改变，中产阶级以至年青一代的处事方式似乎已和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所引起的反弹可能远超过我们想象之外。故此，为未雨绸缪，政府应致力营造一个公平的社会以消除民怨，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 4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加强政府施政及发放资讯的透明度应该肯定，回归后政府施政以至资讯发放的透明度已有所改进，官民之间的交流及沟通亦大为改善，但政府现时对一些涉及重大利益的环节，尤其是有关的政策或资讯的发布的透明度仍然不足，如批地政策及外劳政策最为典型，市民根本不知道政府的批地准则，以及批准外劳的具体标准。须知透明度越低，市民的疑团越大，不断猜想政府的企图，甚至估计政府个别部门或人士有利益收受的嫌疑，为避免此等无谓的瞎猜或谣言，最佳的方法是政府尽可能提高施政的透明度，多向市民说明施政的方向及细节，及时公布具体细致的数据，令市民明白政府的施政，必然得到市民的支持及认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1)重新思考对公平的认知。澳门政府近年锐意开放市场，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各行各业的外资公司不断打进澳门市场，挟其雄厚的资本、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等优势，澳门本土的中小企业顿时没法与外资企业竞争，相继结业或退出市场。现时澳门市场已逐渐被外资所蚕食，不少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虽然说市场竞争少不了优胜劣败，似乎不应责怪任何人，但问题是这样的竞争是否公平。事实上，澳门本土的中小企业①与外资企业根本不同级数，正如重量级拳手与羽量级拳手比赛，根本就不公平。因此，政府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是否有必要对公平作更深层次的认知，考虑制定新一套的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2)严厉打击贪污。②一方面，贪污令竞争没法公平，市场无法正常运作，贪污妨碍市场发挥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另一方面，贪污可能令外资却步，加重企业的营运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削弱澳门的竞争能力。澳门贪污情况在回归后似有所收敛，但在最近一次的立法会选举当中，贪污行贿行为再次从隐性变为显性，另外，美国国会指责澳门个别银行洗黑钱更令澳门成为国际事件的主角，反映了贪污及洗黑钱的情况在澳门仍广泛存在，政府若不严厉①政府于2009年推出一系列较全面的强化中小企业的援助计划。②2009年初廉政公署已向立法会提出将调查及打击贪污的权力扩展至私人部门。 414
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 打击贪污，社会就不会公平，并会妨碍社会的进步。3．提高专业水平①应该承认，澳门各专业领域的专业服务水平不高。以往澳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市民及企业对高质素的专业服务需求不大，但现时澳门经济发展迅速，对各式各样的专业服务需求有所增加，但澳门的专业服务水平显然跟不上，结果很可能错漏百出，严重者令人蒙受损失，更妨碍社会的进步。最近一宗典型实例是“卖错屋事件”，此事件除令当事人受到困扰之外，更令当事律师名誉受损，司法界的专业水平受到质疑，甚至影响到澳门的声誉。在此事件中，当事人的物业只因同名同姓（葡文译音）的原因而无端被法院错误地拍卖，虽然错不在他，而在于当事的司法界人士，但按法律规定，却要求当事人主动采取法律行动取回公道及讨回物业，虽然当事律师愿意无条件替当事人人禀法院讨回物业而当事人不接受这个解决办法，但整体而言，此事件令人觉得澳门的司法制度对当事人不公平。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因执法而出现的问题。事实上，澳门的司法制度应该是严谨的，但必须要有高质素的专业律师及法官执行，若果专业水平不足，至好的制度加上至公平的法律都不能确保有真正的公平，故此，提高专业水平是当务之急。（二）营造友爱的社会澳门实行 “一国两制” ，维持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资本主义强调私有产权及市场经济，社会关系强调公平交往及个人主义，故此，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构建和谐社会，将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的课题。按笔者的看法，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安全有序、公平竞争、精诚团结及互助友爱，达至全民共融和多赢的境界。资本主义强调竞争，这原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竞争必有胜负，一个和谐的社会应帮助和接纳失败者或弱势群体，鼓励他们发挥自强不息的勇气，面对困难一无所惧。现时政府在教育、医疗、就业、住屋、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等领域，为市民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不少协助及解决了很多困难，为社会安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应现时仍有不少社会问题较为突出，政府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①政府近年对职业和专业培训的工作已有所加强，但对专业资格及专业地位 的重视仍然不足。 41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协助低下阶层解决居住问题①现时楼价已非一般受薪阶级所能负担，假若最基本的居住问题也不能解决，试问人们生活怎会感到安全？楼价高企的原因很多，合不合理难以定夺，市场经济讲求供需，若市场正常运作，没有不规则的垄断，政府是不适宜直接干预楼价的，政府应该做的是平衡供需，加强市场的透明度，并对中低阶层提供足够的经屋及社屋，协助他们解决居住问题。另外，若证明物业市场出现过度的投机炒卖，政府应制定措施加重投机的成本。2．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现时澳门的失业率不算高，就业问题的焦点是薪酬、工时以及外地劳工的数量，三者互相影响，必须一并考虑，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平衡方案。平情而论，澳门现时的收入中位数已升至历史高位（2005年第三季达每月5843澳门元），但由于高通胀及高楼价，一般人的生活素质未能得到显著的提升，更与经济高增长不成比例。故此，就业问题仍是社会问题的核心，现时部分工种的工时较长，部分行业缺乏工人，应是不争的事实。输入外劳是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虽然外劳增加很可能妨碍本地工人薪酬的上升，但只要真正做到外劳是本地劳动力的补充，不可跟本地工人争工作职位，相信澳门人会接受外劳在澳门工作。最高工时及最低工资是一个理想目标，但需要广泛讨论寻求共识，强行立法亦未必能够执行。劳资双方应以大局为重，政府取态必须不偏不倚，才可建立互信和谐的劳资关系。3．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现时的社会保障是超低供款及低保障的制度，供款额微不足道，养老金不足以养老。展望将来人口老化日趋严重，社会保障的需求将会非常突出。现时经济明显好转，应该是适合时机优化养老保障制度，考虑引入全民性的补充养老金，②以期达到老有所养，至于采取何种方式可进一步商讨，香港的强积金模式可以参考。至于工伤保险，现时由于索偿出现一些问题，主要是需时甚久或未能成功取得赔偿，受害者感到彷徨无助，应及①政府将于 2009 年推出首次置业的四厘补贴计划，下调物业转移印花税、全民电费补贴、向 符合资格的社屋轮候家团发放临时住屋补贴、对全职低收入受雇人士做出经济补贴，等等。②根据2009年政府的施政报告，政府将于2009年启动两层式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416
论澳门贫富悬殊与社会诉求 早设法解决。医疗方面，短期内应维持现时的模式，以减轻市民的医疗负担，但专科医疗技术有提升的必要，中长期应研究推行中央医疗保险制度的可能性。4．提供更好的教育及职业培训澳门政府现时的教育经费不算太少，当然还须逐步增加，现时的教育问题似乎并非资源，而是如何优化教育质素，如何将下一代教育成才，这方面牵涉很多问题：如教育制度、教学方法、教师水平、家庭教育及社会风气等。澳门将来就靠下一代承担，教育工作任重道远。另外，专上教育及职业培训亦相当重要，澳门公私营部门的领导理应由澳门人出任，澳门需要有承担有能力的精英，应给予他们机会接受最好的教育及培训，为将来更好实践“澳人治澳”做好准备。参考文献1．统计暨普查局：《就业调查》，1992 -2004年及2005年第一季至第三季。2．统计暨普查局：《本地生产总值主要修订》，1982 -2004年。3．统计暨普查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2005年第一季至第三季。4．统计暨普查局：《住户收支调查》，1993- 1994年、1998- 1999年及2002 - 2003年。5．统计暨普查局：《私人建筑统计》，2005年第三季。（原载林瑞光编《行政》总第71期，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暨公职局，2006年3月） 417
青少年压力——穗澳两地之比较研究*聂衍刚张卫岳颂华李智能邹泓**一引言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压力，面临着越来越强，更为错综复杂的精神紧张因素。处于人生特殊身心发展转折点的青少年，更要面对来自生理、心理、环境的重大且通常是相当迅速的变化，要承受更多学业、人际等各方面的压力，青少年时期是一生中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品行问题的时期， 常被称为“ 危机期 ”、“ 疾风怒涛 ”时期。对于处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青少年，这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中国内地当前的青少年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一方面他们接受着来自父母等各方面提供的更多的物质和情感关爱，另一方面又要承受由于父母期望过高而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开放，中国青少年成长的客观环境急剧变化，家庭、学校、社会的形态和功能都在不断转型，升学、就业竞争激烈，这些无疑都为正处于人生发展动荡时期的青少年增加了更大的成长压力。自20世纪末，随着中小学“减负”政策的不断推进，人们开始了对儿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02BSH03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0217）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 - 04 - 0832）。**聂衍刚，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岳颂华，南京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李智能，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邹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发展心理研究所教授。 418
青少年压力 青少年学习压力、生活压力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如，刘贤臣等编制了青少年自评生活事件量表( ASLEC)，李文道等编制了中学生压力生活事件问卷。但进入21世纪，青少年成长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要承受的压力也随之发生着变化。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当前时期青少年所面临的压力状况，对青少年学生在多方面的压力进行系统调查，分析当前我国青少年的压力状况和来源及其年龄特点，为发展出能有效适用于青少年的应对技能训练方案和措施提供支持。二研究一：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的编制（一）方法1．项目的编选与预试在参考前人有关问卷、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现实情况，确定中学生日常生活压力的理论框架与初步维度，选定90个项目。并请有关专家和五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对此提出意见，将之确定为初始问卷。其中，第90个项目是开放式问题，让被试写出其他可能遇到的压力事件。用这一初始问卷对广州市两所中学初二、高二的334人进行预试。对于前89个项目，让被试判断每个项目在限定时间内（6个月）的发生频度和事件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即影响程度。对发生频度的计分是，没有发生过记0，发生过记1。-对发生过的压力事件采用五点评分法，没有影响记为1，直1，至影响很大记5。事件没有发生过按没有影响统计。对预试结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因素载荷较低和意义含糊的项目，再结合开放式问题，最后形成由90个项目组成的问卷，初步区分出六个维度，分别是学业压力、社会人际关系压力、父母压力、自我发展压力、环境压力和学校一老师压力。2．正式施测选取广州市5所中学（包括省级重点1所，市级重点2所，普通中学2 所）初一到高三学生1652人，其中初一273人、初二260人、初三264人、高一437人、高二223人、高三195人。各年级男女人数基本均衡，总体男生817人，女生834人，1人性别不详。所有被试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 4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在指导语中，向被试强调回答的独立性与真实性。（二）结果1．问卷的结构分析全部数据用SPSS10.0进行统计分析，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极大正交旋转。生成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19个，累积方差贡献率52.974%。剔除因素载荷较低和意义含糊的项目后，剩余70个项目，再进行因素分析，项目仍集中在预期的6个因素上（见表1）。2．问卷的信度用SPSS10.0计算问卷各维度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系数）和分半信度以及维度与总量表的相关。结果显示，问卷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390 -0.8718，总体一致性达到0.9455;而分半信度除自我发展压力维度(0.6848)外，其他都达到了0.70以上，总分的分半信度也达到了0.8891。各维度之间都达到了中等相关，各维度与总分都达到了0.623 以上的较高水平的极显著相关。说明各维度能较好的体现中学生的生活压力状况。这些数据表明，问卷的信度较高。表1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各维度项目及其载荷学业压力社会人际父母压力自我发展环境压力学校一老师292438375653303456568540.6410.6190.6190.6190.6150.5870.5620.560.5550.5050.4690.42220.42158517762844843618649 545260870.6310.6180.60.5640.5620.5570.5350.5180.5040.4870.4860.4420.40.3773273188147132332789034935599.7129.6649.5970.5770.5570.5470.5010.4810.4770.4490.4220.3950.390.3740.3716371797804287274390.530.5290.4470.4160.4080.4020.3910.3820.3610.3533315467581366769830.6570.6250.6130.5790.5730.5560.5030.4640.3411816281912254110660.7040.6360.5840.5250.4890.4460.3870.3710.355 420
青少年压力 3．问卷的效度问卷的效度主要考察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在选定项目时，参考了其他的相关问卷与理论，并经有关专家参与的多次讨论、评定与预试，反映了当前中学生生活压力的各方面，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间卷各维度的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2.974%，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也达到了0.623以上的极显著高相关，表明结构效度良好。三研究二：穗、澳两地青少年殛力状况的比较（一）方法1．被试选取澳门地区7 所中学初一至高三的 1305 名在校学生，其中，初一244 人、初二246 人、初三217 人、高一268 人、高二196人、高三134人。各年级男女人数基本均衡，总体男生619人，女生668人，18人性别不详。广州地区被试同研究一。2．工具与程序研究一中自编的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程序同研究一的正式施测。（二）结果1．澳门样本对问卷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澳门学生样本对编制的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决定该六因素问卷是否也适用于澳门学生。结果发现，期望效度指数。x2/d为3.00，残差均方根RMR为0.14。拟合优度GFI为0.84、AGFI为0.82，竞争指数CFI为0.79、差别指数IFI为0.81。这些数据表明，在广州样本基础上编制的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也同样适用于澳门学生。同时，对澳门样本各维度项目进行的分析发现，大多数项目的载荷也在0.40以上。2．穗、澳两地青少年生活压力状况的影响程度分析根据两地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的调查结果，按两个中学生群体的压力感受程度的差异排序，发现在前10位的压力事件中，学业压力仍是中 4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学生的主要压力（见表2）。从压力源来看，广州中学生所感受的压力事件中，来自环境的压力有三项（1、7、9），来自学业的压力有五项（2、3、4、5、10），来自父母的压力有两项(6、8)。澳门中学生所感受到的压力事件中，来自学业的压力有七项(1、2、4、5、6、7、8)，位居澳门青少年压力源之首，来自父母的压力有一项(3)，来自学校一老师的压力一项(9)，来自环境的压力一项(10)。不管是广州学生还是澳门学生，学业压力都是影响他们的最主要压力事件。表2穗、澳两地青少年感受到的影响最大的生活压力事件排名广州澳门项目M±SD项目M±SD1空气污染严重3.31±1.45某些科目(如数学、英语)学不好3.34±1.352考试没考好3.14±1.30考试没考好3.23±1.313某些科目(如数学、英语)学不好3.14±1.32爸妈拿别的表现好的孩子和我比3.19±1.444担心将来考不上高中或大学3.11±1.44达不到预期目标(如学习上等)3.16±1.295达不到预期目标(如学习上等)2.98±1.30考的科目太多，应付不过来3.09±1.256爸妈拿别的表现好的孩子和我比2.98±1.42学习成绩不好3.07±1.287外来人口太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2.92±1.45担心将来考不上高中或大学3.05±1.448爸妈对我期望太高2.87±1.21感觉自己在很多方面都不如别的同学2.90±1.349环境脏乱差2.85±1.37学的内容太枯燥，提不起劲来学2.89±1.3310考的科目太多，应付不过来2.83±1.28空气污染严重2.86±1.383．穗、澳两地青少年压力事件强度的比较以地域、年级、性别为自变量，以压力事件的六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2×6×2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地域主效应在各个维度及总分上差异均极显著，除环境压力是广州青少年高于澳门青少年外，其他五个压力维度上均是澳门高于广州（见表3、表4）。 422
青少年压力 表3广州青少年各维度上的压力状况(M ± SD)年级学业压力社会人际父母压力自我发展环境压力老师压力总分123456M2.46±0.782.63±0.782.75±0.812.81±0.772.64±0.842.79±0.862.69±0.812.19±0.832.34±0.832.20±0.802.34±0.812.29±0.822.30±0.842.28±0.842.37±0.812.45±0.832.30±0.792.37±0.722.23±0.642.09±0.752.32±0.761.75±0.661.89±0.671.78±0.641.92±0.601.95±0.641.81±0.661.85±0.642.74±0.922.85±0.812.75±0.762.59±0.752.54±0.882.63±0.912.68±0.832.04±0.792.44±0.852.38±0.822.35±0.762.36±0.802.47±0.762.33±0.802.27±0.632.43±0.632.36±0.592.41±0.552.33±0.622.34±0.612.36±0.60表4澳门青少年各维度上的压力状况(M ± SD)年级学业压力社会人际父母压力自我发展环境压力学校—老师总分123456M2.89±0.822.91±0.802.88±0.822.93±0.793.05±0.803.03±0.782.94±0.802.51±0.792.41±0.772.40±0.792.41±0.822.46±0.862.46±0.842.44±0.812.56±0.772.55±0.792.34±0.742.32±0.782.25±0.782.26±0.692.39±0.772.24±0.672.21±0.702.15±0.672.05±0.662.09±0.652.20±0.752.15±0.682.36±0.722.33±0.742.31±0.762.47±0.772.45±0.792.55±0.722.40±0.762.48±0.812.58±0.862.58±0.862.60±0.842.58±0.802.72±0.782.58±0.832.53±0.602.52±0.612.45±0.612.47±0.592.49±0.592.53±0.592.49±0.60年级主效应在学业压力、父母压力、学校一老师压力上显著；性别主效应只在学业压力上显著。地域与年级的交互作用在学业压力（F=3.584，p =0.003）、自我发展压力（F =6.298，P=0.000）、环境压力（F=6.694，p =0.000)和总分(F=2.245，P=0.047)上显著，在其他维度上边缘显著。简单效应检验发现，广州学生中，初一的学业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各年级；高三的父母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各年级，而初二显著高于高二、高三；在自我发展压力维度上，初一显著低于其他年级，初三也显著低于高一；高二的环境压力显著低于初中三个年级，初二显著高于高中三个年级，总体上说是初中生感受到的环境压力高，高中生感受到的环境压力低：初一学生所感受到的学校一老师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年级。从压力的总体情况来 4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看，初二所感受到的压力最高，显著高于初一，次高的是高一，但与其他年级无差异。澳门学生中，初一、初二所感受到的父母压力显著高于其他年级；而在自我发展压力上，初一显著高于高一；高三所感受到的环境压力显著高于初中三个年级，总体上是初中生所感受到的环境压力低，高中生所感受到的高，与广州中学生对环境压力感受的趋势恰恰相反。总体上来说，澳门青少年学生在对压力的总体感受上都要比同年级的广州青少年高，初一年级的差距尤为显著，各年级的变化趋势也不一致。地域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在学业压力(F=11.707，P=0.001)、自我发展压力（F=5.892，p=0.015）、总分(F =3.954，p=0.047)上显著；广州男生的自我发展压力要高于女生，而澳门女生的学业压力和感受到的总体压力都要高于男生。四讨论（一）问卷的信度、效度本研究共提供了三种信度指标：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以及维度与总分的相关。从结果可以看出，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在0.7390- 0.8718，分半信度在0.6848 - 0.8513，两种信度系数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另外，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达到0.623以上的极显著相关，均提供了有力的信度支持。问卷的效度涉及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首先，选定项目时参考了相关的研究与理论，并结合当前中学生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的来源假设。其次，在此基础上，采取开放式问卷，了解学生对新的现实压力的感受情况。从选定项目到问卷的确定，经有关专家和五名心理学研究生参与的多次讨论，在理论与实践上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对广州样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正式问卷的70个项目集中体现在六个维度上，其累积方差贡献率52.974%。问卷各维度间均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r=0.355 -0.628），各维度与总分均达到相关极显著水平(r= 0.623 -0.834)。反映出问卷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424
青少年压力 （二）穗、澳两地青少年的压力感受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的生活压力主要来源于六个方面，分别是：学业压力、社会人际关系压力、父母压力、自我发展压力、环境压力和学校一老师压力。从影响程度来看，两地中学生所感受到的学业压力都是最大的，排在前十位的生活压力事件中，学业压力在广州青少年中占了50%，在澳门青少年中占了70%，可见在减负日益推行的今天，学业压力仍是青少年学生的主要压力之一。这与已有研究一致。学业压力主要来自于考试、排名次、前途等，也有一部分来自对个人学习能力的认知。由此可见，学生的学习动机更多的是靠外力推动的，而非来自学习活动本身。同时研究还发现，在每个年级，自我发展压力都是居于最后。从个别压力源的感受来看，对广州青少年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环境压力（空气污染严重），而环境压力在广州青少年感受最强的前十位压力中，也占据了30%，可以说是广州青少年的一个新的突出的压力源。从强度的高低来看，空气污染严重已给中学生造成很大压力，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很少表现，但在本研究中不论广州还是澳门的中学生感受都很明显，尤其是广州的学生甚至认为“空气污染严重”已成为头号的生活压力源。（三）两地中学生生活压力感受的特点1．地域特点结果显示，穗、澳两地中学生在压力感受的区别上，除环境压力是广州青少年高于澳门青少年外，其他五个压力维度上均是澳门高于广州。这与我们传统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通常我们认为，中国内地青少年学生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学业方面的压力。但本研究则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与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有关，当前社会处于一个竞争的社会，不管是内地还是澳门，都面临着升学、就业与继续教育的问题，都希望在竞争的环境中能站稳脚跟，立于不 败之地，各方面的压力在不断加剧，尤其澳门与国际大环境联系更为紧密，这方面的压力感受更为强烈。在广州，随着外来人口流动量的增加，以及工业生产的发展，青少年 4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周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都在不断恶化，空气污染、交通、人身与财产安全、自然资源的破坏等问题都不时涌现出来，影响了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而澳门，外来人口少、地域小，环境问-题不如广州突出，青少年感受的环境压力也较小些。尽管两地的差异是明显的，但学业压力一直是中学生的主要压力，并随着年级升高呈上升趋势；而自我发展压力在两地学生中都是最低的，这可能与两地都过分注重考试与升学，而忽视从青少年内在发展出发的教育机制有关。这与前面关于压力源排序和频次的分析结果一致。2．年级特点从表3、表4可以看出，澳门学生在对压力的总体感受上都要比同年级的广州学生高，初一年级的差距尤为显著，从初二到高二变化趋势一致。广州中学生中，初一学生的学业压力、自我发展压力以及学校一老师压力都显著低于其他各年级，这可能与初一的课程结构以及学生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和教师的要求有关；高三学生的父母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各年级，而初二显著高于高二、高三，这主要是初二年级大多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成人感产生，与父母不同的观念与行为极易在他们心中产生叛逆与冲突，而高三由于面临高考，学业压力成为各种压力之首，因此，青少年学生所感受到的父母压力呈现出中间高的趋势：高二的环境压力显著低于初中三个年级，初二显著高于高中三个年级，总体上说环境压力初中生感受到的高、高中生感受到的较低。从压力的总体情况来看，是初二感受到的压力最高，这可能是随着青春发育期的到来，个体的自我意识发展，对新事物、新信息比较敏感，容易产生冲突所致。而澳门中学生中各年级压力变化的趋势与广州学生并不一致，这一方面可能是地域差异以及传统文化的不同所致，同时，也必然是当地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的差异所致。3．性别差异从结果分析可以看到，两地青少年的性别差异不一致，广州男生的自我发展压力要高于女生，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致使家长和青少年自己对男生的前途与发展的要求要高于女生。而澳门女生的学业压力和感受到的总体压力都要高于男生，这可能是女生的心理特点比男生更易于焦虑，对外界影响更为敏感而容易产生忧虑。 426
青少年压力 五结论第一，编制的中学生生活压力事件问卷包括六个维度，分别是：学业压力、社会人际压力、父母压力、自我发展压力、环境压力和学校—老师压力。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第二，只有在环境维度广州青少年所感受到的压力高于澳门青少年，在其他五个压力维度上均是澳门高于广州。广州青少年各年级所感受到的总体压力均低于同年级的澳门青少年。参考文献1．刘贤臣、刘连启、李传琦等：《青少年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的研究》，《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年第12期。2．李文道、钮丽丽、邹泓：《中学生压力生活事件、人格特点对压力应对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2000年第4期。3．刘兰英：《小学生数学推理能力结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心理科学》，2000年 第23卷第2期。4．俞国良、王燕：《日常生活压力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科学研究》，2000年 第3期。5．楼玮群、齐铱：《高中生压力源和心理健康的研究》， 《心理科学》，2000年第 2期。6．古鼎仪、马庆堂编《澳门教育——抉择与自由》，澳门：澳门基金会出版，1994。7．莫雷、张卫：《青少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原载《心理科学》2006年第2期，总第29期） 427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邓玉华*一引言在2005年澳门的立法会选举中，有18组参加直接选举的候选人名单，在他们的政纲概要内，提到有关社会保障的虽不如教育、医疗的多，但也有16组提到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内容（见表1），当中有半数提出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是要求降低享受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年龄，再次是提到扩大保障覆盖的对象及范围。另外，各参选团体关注的保障项目以老年、贫穷、医疗、弱能人士居多（见表2）。参选团体的政治诉求，不论是出于真心或假意，都反映了澳门居民所关切的问题，大家都期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而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作参考并做出回应。政府过去多年的施政方针中，大都提出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具体实践上多只见些微动作，而且是慢动作，容易令人产生 “ 狼来了 ” 的感觉，虽然这未必是政府的原意，一如2006年度施政报告中同样写得很漂亮，但实施起来却常是原地踏步，笔者恐怕到最终制度的改革要叹一句“时不予我”。本文不打算讨论政府每年在社会保障方面做了些什么，但会整体检视澳门的社会保障发展历程，从长远制度完善出发，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内容涉及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积金等形式，期望借简洁的文字、内容，将一个 “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 ” 模式呈现于读者眼前。想强调一点：完善并非见步行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标本兼治，按社会需求，定出长远的发展方向，然后有序地实践出来，并不时做相应调整。*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学会理事长，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 428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 表1澳门2005年立法会选举直选候选名单政纲概要中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组别名称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内容第1组为澳门积极为残疾人士及长者谋取福利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应由政府承担第2组澳门新力量（新力量）社会保障基金保万家：凡自愿交纳雇主、雇员两份共款者，可加入社会保障基金。发放年龄应由65岁降至60岁第3组民主新澳门最低维生指数必须及早调整。对60岁以上人士，应发放养老金第4组民主起动争取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领取社保基金发放年龄，由现时的65岁降至为58岁，并将今年推行的敬老金金额调升至2000澳门元第5组澳门新青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6组职工同盟促请特别行政区政府及早关注贫穷问题，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设立贫穷线，制定扶贫和灭贫政策，预防和消灭贫穷；争取设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应付预计在未来十年后出现的人口老化高峰期；争取降低社会保障基金的供款受益人年龄到60岁，切实解决各业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保障第7组群力促进会健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第8组爱澳联盟—第9组澳门发展联盟健全长者福利制度，建议按年龄递增“敬老金”，扶持弱势社群，增加生活津贴，协助就业第10组澳门民主民生协进会—第11组澳门前瞻协进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社会服务：政府、民间和保险机构共同合作，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第12组博彩职工总会联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照顾弱势社群，放宽公屋申请限制，扩大失业人士的援助范围，全面制定照顾长者、托儿服务及扶贫政策，尽快降低收取老年金的年限第13组繁荣澳门同盟保障劳工权利、改善社会福利第14组同心协进会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资源投人，提高养老金的发放金额，逐步降低养老金的发放年龄至60岁，将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与供款年期挂钩。长远考虑研究设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第15组亲民爱群协会推广社会保障：推行雇员、雇主、政府参与的医疗退休供款计划第16组新希望建议设立全民强积金制度，确保市民生活之稳定性；争取社会保障基金按供款年期合理递增应收的款项；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弱势社群的权益和福利；促使政府加快医改步伐……提供免费医疗；提高劳工保险与承保额，扩大劳工保险范围；促使保险从业员、导游从业员、家庭用工以及其他未被纳入社会保障范围的人士，可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主张公务员（包括纪律部队）的全数收人（含津贴）纳入退休金计算中；争取现职和退休公务员的工资和退休金每年自动向上调整 42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1组别名称与社会保障有关的内容第17组民权协进会重视老人及贫穷问题，立法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失业及老年生活保障第18组澳门民联协进会强化医疗社会保障：促使政府扩大免费医疗范围，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受惠。并在适当时逐步实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确保社会福利资料的合理运用推动政府增拨资源，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完善的生活保障推动政府降低申请养老金、敬老金的年龄，适当提高养老金的金额资料来源：《 2005 年立法会选举候选名单政纲概要》，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当中各政纲内容由各组别自行向选举委员会提交，由于只是政纲概要，故或许各组有本身更详尽的政纲文本。表2澳门2005年立法会选举直选候选名单的政纲概要中对社会保障内容的关切点单位：个关切的内容名单(量)对政策安排的关切完善社会保障降低收益年龄扩大保障对象及范围提高津贴金额按供款年期计算给付定/重定贫穷线/最低维生指数定公积金8652222对对象/项目的关切老年贫穷医疗弱能失业劳工儿童4333211资料来源：《 2005 年立法会选举候选名单政纲概要》，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当中各政纲内容由各组别自行向选举委员会提交，由于只是政纲概要，故或许各组有本身更详尽的政纲文本。二澳门的社会保障发展历程在本澳，社会保障普遍被看成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自1930年代开始制 430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 度化，至今形成了以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在澳门惯常称之为“社会保障”）双线发展为主，并辅以社会其他福利项目（如社会福利服务、医疗、教育、房屋等）的格局。在理解上社会保障既可视为社会福利中的一种直接经济保障，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的一种制度。（一）社会救助以法律形式规限的一套社会福利制度，可以说是由1930年所颁行的第140号法令关于慈善印花税开始的，是一种由政府统筹济贫式的社会保障，当中包含了社会救助。在此之前，基于政治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民间承担了大部分社会援助的功能，如早于 1568 年天主教创立的 “仁慈堂”，在19世纪前就一直担负着社会上的慈善工作，至19世纪末，出现了由华人组织的慈善团体，如1871年成立的镜湖医院慈善会和1892年成立的同善堂，它们亦分担了部分医疗和社会福利的功能。社会福利的其中一个特点是以政府作为推动的主体，尽管有时会交由民间来经营。1938年，澳葡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慈善救济委员会去管理印花税和捐款，执行慈善救济工作，之后经历了多次的重组、改组，发展至今天的社会工作局。按照法例，该机关在社会福利有关的职责上列明了“向缺乏经济条件者提供帮助，尤其是向缺乏维持生活条件，且基于疾病、残疾、非自愿性失业或年老而无法维持生活条件者提供帮助”。同时亦会 “ 采取预防措施，以预防、减少及补救因缺乏经济及社会条件而影响家庭功能之严重情况 ”。具体而言，该局会向因病、残、年老或失业等而处于贫穷者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亦会提供一些预防措施——大概就是一些社会服务计划。上述济贫式的社会救助，算是最基本和最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社会保障形式，不论其所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为何，不同的只在于救助的广度和深度而已。此外，自2005年起，政府向年满65岁及以上的居民每年发放1200元（澳门元，下同）的敬老金，以示对长者的关怀，这种安排，原则上并非社会救助一类，而应视为一种特别津贴，由社工局负责管理发放。（二）社会保险由政府独立承担社会保障任务，容易因管理不善、经济萧条或社会动 43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荡等原因而构成沉重负担，亦容易导致人们的依赖和消极心态，故此，世界各地都不断尝试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其中社会保险可说是当代较普遍的形式，即是透过受保障人参与供款，参照保险原理来实行互济性的保障计划。到1989年，澳葡政府乘经济快速增长的机遇，透过法令（第 84/89/M 号）形式颁行社会保险制度，包括成立公共的基金管理组织 “ 社会保障基金 ”，至 1993 年（第 58/93/M 号和第 59/93/M 号法令）做出调整。按照法律，基金组织的职责在于 “ 协助评估劳动人士所需之社会保障，研究及建议改善社会保障系统之措施，同时亦要执行和监控此制度，管理社会保障的资源 ”。制度推行 15 年来，只做过少量的修改，如供款额提高过一次，增加了一些津贴项目，解决了一些自雇人士未纳入保障网内的问题，而更大的动作反而是建立了协助／援助失业人士的特别津贴方式，这方式算是回应了社会问题，虽然笔者会想这安排由社会保障基金来承担是否适当，但毕竟这些特别津贴来自政府对基金的特别拨款，而基金组织本身亦正管理相关失业津贴项目的发放工作。澳门社会保险式的保障安排以劳动者做基础，由劳、资双方供款，加上政府由每年从财政预算中拨出1%而构成其主要收入来源。按此制度会向受益人发放十类给付，即养老金、残疾金、社会救济金（另加补充金）、失业津贴、疾病津贴、殓葬津贴、肺尘埃沉着病之补偿、因劳动关系而产生之债权、出生津贴和结婚津贴。在某些地区，供款式的社会保险中会包含有工作意外和职业病的补偿，而澳门则另设制度强制雇主要为雇员购买是项保险。同样，医疗保险亦常属社会保险的范畴，但本澳在社会保险推出之前已在实行由政府承担的医疗保障，尽管它只覆盖一部分人士／某些病患，至于十项社会保险项目中的“疾病津贴”，只应视为宏观健康保障的部分，对有供款的社会保障受益人遇患病时提供的一点津贴。此外，当然还有政府在教育和房屋上的一些福利性措施和由民间非营利机构所提供的金钱援助和社会服务。而目前本澳就是未有公积金方式的社会保障，至于私人的保险储蓄计划又或政府鼓励企业为员工推行的私人退休金计划，原则上不属于社会保障方式，纯属个人／私人的自由选择，尽管它有着社会保障相类似的目的，但属个人未雨绸缪的做法。凡此种种，构成了澳门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系统，但本文会集中于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部分去讨论。 432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 三澳门现行社会保障的特点澳门现行的两种社会保障主要措施，为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一）社会救助社会救助又称公共援助，常被视为政府的责任，由政府向贫困或因突发事故而急需援助者提供金钱援助。受助者不涉及供款关系，只要符合一些基本条件，如本地居民身份、在本地居住了一段时间、经有关部门审查社会经济条件后决定发放金额和期限。类似制度可说是世界各地都有，只是手续和援助水平的差别而已。澳门的社会救助水平一般以最低维生指数做基础，以一个人每个月计算，目前的金额为1300澳门元（按2006年施政方针，政府将对该指数做出研究和调整）。（二）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一种含个人供款在内的社会保障方式。与世界大部分国家／地区一样，澳门此一制度含劳资双方供款和政府拨款资助，主要为受益人的退休、失业或遇残疾时给予补助，以维持应有的生活水平。目前澳门社会保障基金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方面，即劳资双方供款、政府拨款和投资利息收益。其中政府拨款所占的比例最大，以2004年为例，政府拨款占52.2%，劳资双方供款共占47.7%；至于投资收益，受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0年以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投资收益比预期少得多，其实际所得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也很低，近年均低于5%（见表3及图1）。至于劳资双方供款为定额式，每人每月为45元，分别是劳方供15元，资方30元（见表4）。表3社会保障基金历年收支状况单位：百万澳门元年份收入支出政府拨人劳资供款利息收益总计行政费用各项津贴总计1990199132.0075.7426.0134.280.665.1958.57115.217.9211.143.008.6110.9219.75 43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3年份收入支出政府拨人劳资供款利息收益总计行政费用各项津贴总计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53.90 101.39 76.28 80.70 84.69 85.53 88.54 81.75 84.57 78.55 78.00 97.00 97.0040.48 37.23 39.25 40.74 45.74 43.94 49.50 71.71 72.72 75.16 78.89 81.90 88.746.22 11.92 22.09 36.09 40.75 34.50 58.12 81.88 28.64 18.60 6.49 2.83 0.12100.60 150.54 137.62 157.53 171.18 163.97 196.16 235.34 185.93 172.31 163.38 181.73 185.8614.12 14.52 15.85 16.25 18.83 17.95 18.60 15.78 16.14 16.90 20.47 25.63 24.948.07 9.27 23.99 43.33 69.50 89.98 111.37 141.27 171.86 187.40 209.61 217.61 219.8922.19 23.79 39.84 59.58 88.33 107.93 129.97 157.05 188.00 204.30 230.08 243.24 244.83资料来源：《澳门手册》，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第 174 页；《社会保障基金 2000 年度报告》，第 59、60、63 页；《社会保障基金 2001 年度报告》，第 61、62、65 页；《社会保障基金2002 年度报告》，第 61、62、65 页；《社会保障基金 2003 年度报告》，第67、72页；《社会保障基金2004年度报告》，第73、78页。 图1 社会保障基金历年收入状况（百万澳门元计） 434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 社会保险方式，在目前来说应是澳门社会保障的主力，因为当人们退休、残疾或失业而丧失收入来源时，社会保险就先发挥作用，而当其未符合领受社会保险条件时，则按情况而定是否可领取社会救助。表4劳、资双方每月供款额之变化单位：澳门元年份供款额劳方资方1990年1月起1998年7月起10152030表5中粗略展示和比较了澳门社会保险及社会救助的功能、范围，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澳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特点。表5澳门社会保险及社会救助功能、范围比较社会保障方式责任主体保障对象及层次保障范围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政府+雇主+雇员 政府有供款的劳动者基本生活保障 贫困人士基本生活需要养老、失业、残疾等 解决生活困境1．两种保障方式由政府不同部门分管目前澳门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分别由政府两个部门管理，这是因为政府的组织分工使然，但在社会福利以及社会保障的概念上，两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2．福利性较强社会救助明显是福利性的，而社会保险长期以政府承担为主，遇有需要时更作特别拨款，加上劳资双方的供款比例低，受益人的回报率高，虽然各人有不同供款期但取得的给付划一，由此看来此供款式的制度还是福利性较强而互济性较弱。3．供款可说是象征式刚才说到供款比例低，若以工人每月供15元计，日后当他们领受一次每月1150元的养老金时（各项给付的金额见表6），这金额已相当于其过去 43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供款的77个月，即相当于六年多的供款。就是以每月供款45元计（连雇主供款部分在内），日后领受养老金一个月，亦已相当于过去供款的26个月；若以足30年计，只消14个月已可回本；而以澳门人均寿命79岁计，退休回本后还可多享13年的津助。此外，每月15元的供款，仅占个人收入中位数的0.26% （以2004 年约 5700 澳门元计），供款可看成为 “象征式”，与保障额相比根本微不足道。表6历年社会保险津支项目发放金额之变化单位：澳门元津支项目1990年1994年 1月1994年 7月1996年 1月1996年 7月1997年 7月1999年 7-9月养老金 残疾恤金 社会救济金 补充金（由社会工作局支付） 失业津贴 疾病津贴（住院） （不住院） 殓葬津贴300 300 — — 600 20元／日 20元／日 —750 750 400 350 35元／日 55元／日 40元／日 1000800 800 430 370 35元／日 55元／日 40元／日 10001000 1000 430 570 60元／日 55元／日 40元／日 10001000 1000 600 400 60元／日 55元／日 40元／日 10001000 1000 600 400 60元／日 70元／日 55元／日 13001150 1150 750 450 70元／日 70元／日 55元／日 1300肺尘埃沉着病之补偿（因个案而金额有别）因劳动关系而生之债权（因个案而金额有别）出生津贴 结婚津贴— —— —— —— —— —1000 10001000 10004．社会保险式着重保障劳动者社会救助当然是面向全体居民，但针对的是出现极度困难的人士，而依照法例，社会保险面向的则是全体劳动者，但多年来这理想还未完全实现，至澳门回归祖国后，问题才逐渐解决，使得一些自雇人士、建筑业散工、渔民等也陆续纳入了社会保险的受益范围，但家庭用工、小商店的经营者对此亦有期望，且看有关当局今后如何处理。 436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 5．保障项目过多自2000年开始，社会保障基金的年度经常性收支（不计算对特困失业人士等的特别拨款和支付）都出现赤字（见表 3 及图 2、图 3），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必须研究如何开源节流，而节流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放下不必要的包袱。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债权一向被认为应是雇主责任，很难理解为何要交由有劳方供款的社保基金负责；社会救济金，无异于对社会上贫困人士的支援，任何国家或地区均由政府承担，在本澳的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考虑到有少部分未供款满60个月而退休的65岁或以上人士，作为一种 “ 过渡 ” 的安排尚可以接受，但其 “ 过渡 ” 的历史任务理应在合理时间内结束。此外，还有一些似属锦上添花的安排，如出生津贴和结婚津贴，在入不敷支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给付，尽管其所占的比例甚低。凡此种种，十项的社会保障项目是否合宜，实在值得检讨。图2支出状况（百万澳门元计）6．维持在低水平的保障目前，社会保险式的重点给付项目养老金为每人每月 1150 元（见表6）。这金额是否足够一个人每月的基本生活开支？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答 “ 不够 ”，若以统计暨普查局于 2002 - 2003 年所作的 “ 住户预算调查 ”， 43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图3收支状况比较（百万澳门元计）住户双周平均消费开支为5075澳门元，而当时家庭平均人口有3.18人，如此，每人每月开支约为3431澳门元。很明显，1150澳门元只及个人平均开支的1/3，很难维持一个人的基本生活开支。而 1150 澳门元比不涉供款的社会救助所采用最低维生指数1300澳门元还要低，不可思议。四长期社会保障政策建议上文所发现的福利性较强而互济性较弱、保障水平低、供款比例低、不合理的保障项目安排、社会保障基金年度入不敷支等均是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对此，笔者尝试重点式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详细可参阅文后笔者所列出的参考文献），系统地从理念／原则，对现行的社会保险部分和整体的发展策略作说明。（一）理念、原则(1)社会保障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而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积金等为社会保障的不同形式(2)社会保障为人的基本权利。(3)社会保障应采取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方式。(4)建立稳健、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限于某一种形式。(5)社会保障的基本保障水平，应经过科学化的计算。 438
澳门社会堡堕制度回顾与前瞻 （二）对现行社会保险部分的建议社会救助方式在安排上比较简单，最主要是它由政府掌控，定下合理的保障水平和发放条件即可，故在此将集中在完善社会保险的部分。1．增加基金的收入来源近年，基金每年都人不敷支，为基金的稳健运作敲响了警钟，加上人口老化带来的长远压力，开支方面预期仍会快速增加，实有必要增加基金的收入，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取消政府拨款1%的限制，使政府的角色可更灵活地发挥；(2)增加劳资双方的供款额，既为增加基金的收入，对受益者而言，在享受福利权的同时，承担一定的义务亦不足为过；(3)每年均从博彩税收中拨出部分人社会保障基金中，让基金增多“第四个收入来源”。①2．增加津支金额就主要项目养老金而言，合资格人士每月收取1150元，较国际贫穷指标低（该指标为收入中位数的1/2），也低于政府为公共援助所定的最低维生指数1300元，实有必要提高。中期（五年）来说，建议先增加至收人中位数的1乃；长期指标则考虑在增加基金收入来源后，再按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整体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公积金方式及医疗保障在内）的发展，研究应否有序地再将金额向收人中位数 1/2 调整，成为一个 “ 可加可减 ” 的社会保险机制。3．减少一些保障项目考虑专款专用、责任分清的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建议减少一些保障项目，如因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债权、社会救济金，必要时出生津贴、结婚津贴也可解除或以其他方式支付。4．增强社会保障基金回应问题的能力①澳门社会保障学会曾于2002 年7 月1日就此安排提出过意见，见《社会保障探索》一书中 《把握契机制定长期社保政策》一文（第48- 49页）。而按2004年10月25日澳门报章报 道： 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在回复立法议员的书面质询时表示： 考虑到社会保障基金有需 要加强收入来源，政府于2005 年度，将赌牌承批公司每年拨予政府的不超过毛收入3% 的 指定款项中的45%拨人该基金。 43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作为一项政策，有必要回应社会问题和需要，如经济景气循环导致失业，原有的失业津贴项目不足以应付严峻的形势，这时不妨运用特别的措施，如过往向有特别困难的失业人士发放特别津贴，当然也可交由另一个部门处理。不久的将来，鼓励生育和退休金/老人津贴的发放可能是另一个要回应的课题，当然退休金可能以公积金方式加强之（见下文），而鼓励生育可采用社会保障以外的其他方式。5．设法确保社会保险能惠及所有劳动者现行社会保险之目的是使每一劳动者都获得社会保障，但实际上还有一些劳动者未有供款成为受益人，如一些行业的散工、家庭用工，甚至小商户的经营者等，必须设法令社会保险能惠及所有劳动者，让他们安心工作。至于是否还有 “ 漏网之鱼 ”，应开辟渠道听取劳丁团体和居民的意见。而措施修改之余，还应加强宣传工作，使居民能适当地享受到社会保障的权利。（三）未来整体的发展策略构想除社会保险部分的完善外，有关医疗保障和公积金形式的社会保障，已广受社会关注，这里仅构想对未来的一些策略性安排。(1)在维持原有的社会保险形式（毕竟它已推行15年，一下子作大改动会引起很多不良后果）上，再结合公积金形式，使人们退休后的经济生活接近退休前的水平。(2)由于公积金以养老为主，现时推行的社会保险形式中的养老金，由于保障水平低，可视作基本的生活保障。(3)公积金形式的渗入，可以采用的方法有：①在社会保险方式中增加供款以设立受益人的个人账户；②采取中央公积金形式，由政府另设部门管理（与前一种方法类似）；③采取如香港强积金形式，交企业营运，政府监督（与现时实行的私人退休金类似，但属强制性）。(4) 由于渗入的公积金形式主要针对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故必须研究本地人口的年龄结构和人口老化等问题，同时要考虑社会的经济及就业环境，制定何时开始实行这种社会保险与公积金的混合／并行方案。(5) 假如在三五年后， 强制 45 岁及以下年龄者开始为自己的退休养老 440
澳门社会保障制度回顾与前瞻 新制度安排作供款，政府的长期负担应逐渐会减轻，居民亦开始为自己更好的退休生活承担应有的责任。(6)至于日后可能还会实施强制性的医疗保障，或许会涉及供款问题，当然也同样要考虑到社会的经济及就业环境，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和弱势群体的需要，因此，医疗保障和公积金的供款负担要一并作策略性的考量。(7)此外，在有关的咨询、决策机制中，应加入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广开渠道接收民意，使决策更科学和更民主。(8)广泛宣传，让居民清楚享用自己的权利，并履行应有的义务。最终就是为未来建构多层的社会安全网，第一层的社会救助作为政府对社会上不幸者的救援，第二层的社会保险为巩固及维持基本生活的保障，第三层的公积金则用以保障人的退休生活能接近退休前的水平，再加上其他层次、其他专项的保障，以整体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加大安全度，同时也体现权利与义务相称，长远降低政府的负担。五结语澳门的社会保障自15年前起，在传统的社会救助以外建构起多一重的社会保险，加强了对居民的生活保障，但观乎这些安排也确实有可待改善的地方。如最低维生指数或贫穷线的重新制定，将有利于改善对贫者的生活保障和供其他社会福利措施作参照；又如应调整社会保险方面的收支安排，以利制度合理化和制度可持续长远发展。事实上，现行福利性倾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其潜在的隐忧，最主要在于完全由政府统筹和承担，当遇财政收入欠佳时，即会面对沉重的压力。以现时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的给付水平看，只能视作基本生活的保障，与现今人们对退休生活的期望有一段距离，因此，在现有的保障方式上不妨再加多一重保障，笔者建议考虑公积金的方式，由于受益人的供款只落在个人账户内，可当成是强制大家为自己的养老生活作储蓄，相信会更易为受益人所接受，这样就形成了 “ 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建立起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有整体性的考虑，除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外，由于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和保险意识提高，日后还可能出 44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现供款式医疗保障的新项目，受益人、企业以及政府都为此要做出承担——一种共同分担的模式。综合社会保障的发展，确要作长远的策略性安排，逐步推展，以减少社会的压力，最终建构好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稳定当可得到更佳的保障。参考文献1．邓玉华：《建构澳门的社会安全网——整体社会保障制度评析》，《澳门2002》， 澳门：澳门基金会，2002。2．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制度的变革》，《海峡两岸五地第一次社会 保障学术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海峡两岸五地社保障研究协作组，2002。3．邓玉华：《社会保障的“三增一减”方案》，《行政》总第57期，澳门：行政暨 公职局，2002。4．邓玉华：《社会保障方式的未来抉择》，《澳门研究》，澳门：澳门基金会，第19 期，2003。5．邓玉华：《完善制度——让劳动者都得到社会保障（澳门实况分析）》，《中国劳 动法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完善劳动保障法律制度研讨会发言材料》，中国劳 动法学研究会，2003。6．邓玉华：《澳门医疗保障改革建议》，《医疗保障——第二届两岸五地社会保障学 术研讨会》，澳门：澳门社会保障学会，2003。7．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政策的策略性建议》，《社会保障探索》，澳门：澳门社 会保障学会，2004。8．《把握契机制定长期社保政策》，《社会保障探索》，澳门：澳门社会保障学 会，2004。9．《2005年立法会选举候选名单政纲概要》，立法会选举委员会，2005。10. 《2006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05年11月。（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社会福利发展：特点与趋势》，澳门：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6年5月） 442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吴慧明张卫甄霜菊**一引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连同港澳地区学者，于2005年在北京发布的包括港澳在内的第1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4年12月31日，中国内地网民达9400万人，香港网民有330万人，而澳门网民为20万人，普及率分别为7.2%、51%和46%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5年）。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青少年沉迷互联网的趋势也明显上升，互联网所衍生的问题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指出，若适当地使用互联网，可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在延伸交往的空间时，满足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等，有利于青少年成长。但是，青少年的心理尚未完全成熟， 自控能力有限，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欲望受到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的约束。当进入互联网这不设防的虚拟空间时，其开放、多元的特点使青少年自我欲望具有强大的张力，由此所引发的网络依赖、情感淡漠、交往危机及人格障碍等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青少年阶段正是其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时期，若家长、学校及社会对青少年未能给予及时的关注和适当的指导，将会助长上述问题的出现。我国内地和国外关于青少年网络使用的研究比较多，但澳门却非常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从本澳网民的增长幅度来看，在短短一年内增加了3.9万*本研究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NCET-04-0832。**吴慧明， 澳门理工学院科研暨出版处高级技术员，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硕士;张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甄霜菊，华南师范大学心理系博士。 44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人，上升幅度约占总人口的8.9%，网民年龄的分布以18岁以下人土居多，占总体的30%。互联网已成为澳门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因此，研究本澳中小学生网络使用的情况是非常迫切的。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澳门青少年的互联网使用情况及网络依赖的程度，以便了解现时本澳青少年互联网的使用状况，加强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正确及健康引导，寻求教育对策及可行性建议。二方法（一）被试随机抽取澳门中小学生1295人，获得有效问卷1208份，男生635人(47.4%)，女生573人(52.6%)。其中小学五年级92人、六年级171人，初一194人、初二146人、初三150人，高一148人、高二158人及高三149人。被试年龄在10 N2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8岁。（二）研究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以下两个部分，共23题。1．互联网使用者之基本情况（13题）此间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收集被试的基本背景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班级、家庭状况；二是调查被试的网络使用情况，包括网龄、每周平均上网时数、每月上网费用、主要上网地点、上网时段、上网的原因及最喜爱的网络游戏等。2．网络依赖量表（10题）采用Kimberly S．Young网络依赖问卷（见表1），该量表主要把被试区分成三个组别，即严重网络依赖、轻度网络依赖及没有网络依赖。评判标准为：若被试有四个以上项目选择了 “ 确实是 ”， 则为严重网络依赖；选“ 确实是 ” 和“ 有时是 ” 有四个以上项目的为轻度网络依赖；其余则为没有网络依赖。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被研究者广泛采用。 444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表1网络依赖问卷上网的感受确实是有时是不是1．上网时全神贯注，下网后念念不忘网事2．总嫌上网时间太少而不满足3．无法控制上网4．一旦减少上网时间就会烦躁不安5．一上网就能消除种种不愉快，精神兴奋6．为了上网而荒废学业7．因上网而失去重要的人际交往8．不惜支付巨额上网费用9．对亲友掩盖自己频频上网的行为10．下网后有孤寂失落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三）施测程序与校方作了沟通，由各班老师担任主试并要求必须说明：问卷以匿名形式进行，对被试提供的资料绝对保密；所有项目并无对错之分，只要依照自己的看法回答即可；资料仅为学术研究之用。之后学生填写问卷，需时约10分钟。（四）数据处理用记事本录入数据，并采用SPSS11.0进行统计分析。三结果与分析本研究问卷的调查的时间为2005年4月4 - 22日，共发出问卷1295份，大部分能如期交回，收回问卷1272份，回收率为98%。扣除不完整或明显敷衍填答的问卷，除去无效问卷64份，实际有效问卷1208份，有效率为样本数的95%。（一）当前澳门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1．网络使用的基本情况在1208名被试中，有80人表示从来没有上过网，占样本总数的 44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6.6%。其中网龄最长为十年，被试年龄15岁。其次为八年，两被试年龄分别为14岁和15岁。平均网龄：10-12岁的一年八个月，13 - 15岁的三年，16 -18岁的四年两个月，19 -21岁的五年八个月。平均每周上网时数方面，如图1所示，每星期使用网络少于2小时的占28.4%，2-4个小时的占22.9%，4-7个小时的占16.1%，7-10个小时的占11.2%，10 -13个小时的占4。6%，13小时以上的占16.8%。图1平均每周使用网络的时间在使用网络的每月花费上，如图2所示，平均每月50元（澳门元，下同）以下的占 16.3%，51 - 100 元的占 33.5%，101 - 200元的占23.8%，201 -300元的占15.8%，301- 400元的占6.4%，401 - 500元的占2.2%，501 元以上的占2%。图2平均每月使用网络的花费 446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在上网原因方面，7.1%表示上网是为了收发邮件；16.4%浏览信息；3.5% 学习知识；15.8% 网上聊天；16.3%打游戏；18.6%娱乐休闲，主要是欣赏影视音乐；21.7%下载；而0.6%浏览成人网站（见图3）。图3上网原因的比例2．网络使用行为的差异比较(1)性别差异对网络使用行为进行性别的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男性与女性在打游戏、下载及浏览成人网站上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男生在这三项网络使用行为上所花的时间均显著高于女生。表2网络使用行为的性别差异(M±SD)使用行为男女tp收发邮件信息浏览学习知识网上聊天打游戏欣赏影视音乐0.97±2.762.33±3.981.51±4.12.89±5.784.74±8.162.59±5.411.11±1.812.07±2.661.33±1.812.88±4.111.59±2.452.15±2.640.870-1.165-0.887-0.031-8.117**-1.6040.3840.2440.3750.9750.0000.109 44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2使用行为男女tp下载浏览成人网站2.77±4.810.45±2.112.13±2.690.08±0.36-2.510*-3.699**0.0120.000注：M为平均每周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下同；*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2)年级差异从图4可以看到，各年级在信息浏览、网上聊天、打游戏、欣赏影视音乐及下载这些方面所用时间较多，而收发邮件、学习知识及浏览成人网站上所用时间较少。图4各年级的网络使用行为考察不同年级网络使用行为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年级在收发邮件、信息浏览、学习知识、网上聊天、打游戏、欣赏影视音乐及下载这七个方面的网络使用行为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而浏览成人网站各年级间无显著差异（见表3）。表3网络使用行为的年级差异(M)年级小五小六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F收发邮件信息浏览0.670.860.481.151.051.731.122.891.763.301.002.531.203.021.212.533.19**8.04** 448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续表3年级小五小六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F学习知识网上聊天打游戏欣赏影视音乐下载浏览成人网站0.990.852.361.040.870.190.831.612.961.641.550.101.372.523.462.022.080.411.253.755.663.222.730.112.843.963.143.493.660.441.253.502.832.592.540.221.625.004.043.483.810.291.542.231.701.842.350.343.91 **8.29 **3.55 **4.83**6.63**0.798注：此表省略了标准差。事后比较表明：收发邮件所用的时间，高二、高三的学生用在收发邮件的时间显著多于小六；信息浏览，中学生的信息浏览时间显著多于小五学生，初二及高中学生的信息浏览时间显著多于小六，高二学生的信息浏览时间显著多于初一；学习知识，高二、高三学生所花的时间显著多于小六；网络聊天，初二、初三、高一及高二学生所用的时间显著多于小五和小六，高二的显著多于初一；打游戏，初一、初二显著多于高三；欣赏影视音乐，初中及高一、高二显著多于小五；下载，初中及高中显著多于小五，而初三及高二则显著多于小六。（二）当前澳门青少年的网络依赖情况1．澳门青少年网络依赖的基本情况从1208份有效问卷资料中发现：严重网络依赖44人，占3.6%；轻度 网络依赖193人，占16.0%。两者共占总体的19.6%，具体情况见表4。表4澳门青少年网络依赖之现状分析单位：人严重网络依赖轻度网络依赖没有网络依赖总数男女281611875489482635573总人数百分比(%)443.619316.097180.41208100 44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2．网络依赖的差异比较(1)性别差异严重网络依赖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28人、16人，分别占男性总人数的4.4%和女性总人数的2.8%；轻度网络依赖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118人、75人，分别占男性总人数的18.6%和女性总人数的13.1%。由此可知，有网络依赖的男性占男性总人数的23.0%，有网络依赖的女性占女性总人数的15.9%；没有网络依赖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489人（占男性总人数77.0%）及482人（占女性总人数84.1%）。经检验发现，男性与女性在网络依赖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x2=9.747，p=0.008)，男性网络依赖的人数比例高于女性。(2)年级差异考察不同年级青少年网络依赖的程度，结果发现，网络依赖程度与年级显著相关(x2 =43.64，p<0.01)（见表5）。从数据上看，严重网络依赖比例最高的是初一(7.2%)，其次是小五(6.5%)；轻度网络依赖比例最高的也是初一(25.3%)，其次是初二(19.9%)。初三及高一的严重网络依赖比例最低(0.7%)。表5网络依赖的年级差异单位：人年级严重网络依赖轻度网络依赖没有网络依赖小五小六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6(6.5%)7(4.1%)14(7.2% )8(5.5%)1(0.7%)1(0.7%)5(3.2%) 2(1.3%)10(10.9%)25(14.6%)49(25.3%)29(19.9%)18(12.0%)19(12.8%)24(15.2%)19(12.8%)76(82.6%)139(81.3%)131 (67.5%)109(74.7%)131 (87.3%)128(86.5%)129(81.6%)128(85.9%)(3)网络使用行为的差异在用样本的整体数据分三组进行F检验时，发现在整体检验下，被试人数相差太大，方差不齐性。因此把严重网络依赖组与轻度网络依赖组合并成 450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网络依赖组，与没有网络依赖组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6。网络依赖组与无依赖组在网上聊天、打游戏、欣赏影视音乐、下载及浏览成人网站这五项网络使用行为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依赖组在这五项上所花的时间均显著高于无依赖组。依赖组与无依赖组在收发邮件、信息浏览及学习知识上无显著差异。表6整体数据中依赖组与无依赖组的网络使用行为的差异(M±SD)使用行为男女tp收发邮件信息浏览学习知识网上聊天打游戏欣赏影视音乐下载浏览成人网站1.57±4.112.80±5.161.71±5.204.98±8.066.33±10.153.47±6.243.32±4.920.55±1.631.00±1.602.12±2.751.45±2.472.38±3.722.52±4.552.16±3.622.30±3.620.23±1.54-1.86-1.761-1.003-4.387**-5.112**-2.787*-2.655**-2.391*0.0640.0800.3160.0000.000 0.0060.0090.017(4)所喜欢游戏类型的差异经检验发现，不同网络依赖程度的青少年所喜欢的游戏类型存在显著差异(x2=21.67， p=0.006）。如表7所示，青少年一船茹真弥“角色扮演 ” 的网络游戏， 其次是 “ 即时战略 ” 。 严重及轻度网络依赖的青少年最喜爱的游戏是 “ 角色扮演 ” 和 “ 即时战略 ”， 而没有网络依赖的青少年最喜爱的是 “ 角色扮演 ” 和 “ 休闲游戏 ” （包括棋类及智力游戏等）。从整体的数据来看，喜欢 “ 角色扮演 ” 、 “ 即时战略 ” 和 “ 赌博游戏 ” 的人数比例随着网络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喜欢“休闲游戏”（包括棋类及智力游戏等）的人数比例随着网络依赖程度的增加而减少。表7网络游戏与网络依赖的差异比较单位：%角色扮演即时战略休闲游戏模拟经营赌博游戏严重网络依赖轻度网络依赖没有网络依赖47.0644.5033.3719.6020.4618.475.8716.5123.4315.7213.5120.3011.755.024.43 45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四 讨论（一）当前澳门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1．网络使用的基本情况在网龄方面，可以看到大部分被试者在十一二岁就开始接触网络。但是，过早地接触网络可以说是弊远远大于利的。一方面，小孩子身体的抵抗力不强，免疫系统还没有很好地发展，电脑本身的电磁辐射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有碍孩子的成长。另一方面，网上信息良莠不齐，而这时的小孩子自我防护意识和自我控制能力都比较薄弱，容易受到网上信息的误导。因此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使用互联网，避免孩子过早接触网络。2．网络使用行为的性别差异男性用在打游戏、下载及浏览成人网站上的时间均显著高于女性，其他的上网原因则没有显著差异。除收发邮件之外，男性的互联网使用率普遍高于女性。Hambu，g。r和Ben-Artzi在验证人格与互联网使用的关系时也发现，性别与不同的互联网使用相联系（Amichai-Hamburger Y., etc,2000）。本研究结果与刘锦涛( 2004)相同，男性进行更多网上活动，平均每周上网时数高于女性。互联网使用可反映两性的差别，男性普遍比女性活跃、冲动、好竞争、爱冒险、喜欢探索新奇事物；而女性比男性沉静、温柔、 有强烈的安全需求、喜欢表达情感。因此，打游戏及下载都以男性使用程度偏高。此外，男性对性的好奇、冲动比女性高，故此浏览成人网站的比例亦相对女性为高。至于收发邮件，是进行人际互动、情感交流的一种方式，女性喜欢表达情感，故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收发邮件。（二）当前澳门青少年的网络依赖情况1．网络依赖的基本情况本研究中澳门严重网络依赖的青少年占3.6%、轻度网络依赖占16.0%， 两者共占19.6%。 据香港家庭福利会2005 年的调查，沉溺上网的中学生达15.5% [《经济日报》（香港）， 2005年 ]。钱铭怡教授对北京12所高校的本科生所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中存在着6.4%的网络成瘾 452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者。而《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5》所公布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网瘾青少年约占13.2%。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到，澳门青少年网络依赖的问 题与香港、内地一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2．网络依赖的差异比较(1)性别差异 在网络依赖程度上，本研究发现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网络依赖 者的比例(23．o%)高于女性(15.9%)，这个结果与Young教授指出女性比男性多20%的依赖者相反，但与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于2005年11月公布的男性网络依赖比例高于女性的结果相符，该研究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富有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更易被网上的新鲜事物所吸引，且男性比女性独立， 在传统文化的规范下，男性被认为是强者，不轻易向他人表露情感，所以男性会于倾向利用网络媒体来宣泄情绪。此外， 赵鑫(2004)的研究也发现男性对网络的依赖大于女性。Alan Durndella和zsolt Haag的研究亦认为男性对于互联网的积极态度大于女性( Amichai - Hamburger Y., 2002)。这就 可以解释男性的互联网使用程度比女性高。值得社会关注的是，女性的网络依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2)年级差异各年级学生的网络依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及初一、初二的严重网络依赖比例都较高，而初三及高一的严重网络依赖比例最低，网络依赖群体倾向于低年级的学生，澳门网络依赖者渐趋年轻化，本研究结果与陈淑惠(1999)及韩佩凌(2000)提出的接触网络的年龄层有向下发展的趋势相符。(3)网络使用行为的差异本研究发现，网络依赖群体的上网目的倾向以娱乐性网上活动为主，如打游戏、网上聊天、欣赏影视音乐及下载等，说明过多的娱乐性网上活动容易使青少年对网络造成依赖。而在收发邮件、信息浏览及学习知识等项目上，依赖组与非依赖组并没有差异。这说明网络依赖者花在网上的时间虽然多，但并不是在学习上，而是在娱乐上。(4)所喜欢游戏类型的差异本研究发现不同网络依赖程度者所喜欢的网络游戏存在显著差异。严重及轻度网络依赖的青少年最喜爱的游戏是 “ 角色扮演 ” 和 “ 即时战略 ” 453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指大规模的战争游戏，玩家可以运用各种战略和不断提升的武器来取得胜利，对战双方的游戏过程同步进行，讲究玩家的战略部署和瞬时反应）。“角色扮演 ” 和 “ 即时战略 ” 的游戏一般带有攻击及暴力倾向，容易为青少年提供演练攻击行为的机会，暴力游戏的独特设计使青少年可以在网络环境中把认知演习化为外显的行为操作。青少年在游戏中得到奖赏，又不受道德谴责，容易使青少年混淆游戏和现实生活。因此，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不容忽视。五 青少年网络依赖的预防与援助（一）预防措施1．控制上网时间本次调查显示：上网时间越多，网络依赖越趋严重；对于青少年来说，自己控制上网时间是一件困难的事。故此家长及老师应担当重要的监察角色，向孩子灌输时间管理的观念，帮助孩子培养出节制上网的习惯。家长在孩子身上应投放更多的时间，了解孩子的切身需要，观察孩子的上网情况，监管上网时间，抽空参与孩子的网上活动，这样，既可监督孩子的上网时间，亦可培养孩子网上活动的正确观念。同时，亦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给予适当的私隐自由，与孩子建立网络同伴的良好关系。 2．让青少年认识网络的正确用途研究显示不同网络依赖程度的青少年花在娱乐性网上活动的时间（如打游戏、网络聊天、欣赏影视音乐及下载等）显著多于非网络依赖者；网络依赖群体的上网目的倾向以娱乐性网上活动为主，而非网络依赖群体在娱乐性和实用性网上活动（如学习知识、信息浏览及收发邮件等）则差异不大，说明过多的娱乐性网上活动容易使青少年对网络形成依赖。因此，家长及老师应教导青少年网络使用的正确观念，培养青少年合理地使用网络上的各种实用性用途，努力减少青少年利用网络作为日常消闲的想法和行为，切勿放纵青少年玩网络游戏。3．学校从教育做起，培养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的态度和道德观 454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老师应教导学生理智上网。一天的上网课时避免安排过长，且课堂中规定歇息时间，以舒缓学生的眼睛疲劳，并让学生的思绪重回现实世界。老师可在课前先明确上网的任务和目标，规定上网时间，准时下网关机，培养学生良好的上网习惯。老师亦应引导学生学会在网上筛选有用的信息，不参与网上的非法活动，拒绝充当黑客进行犯罪行为，提高自身抵制信息污染的能力，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网络价值观。 4.加强政府监管(1)建立网吧的监管制度根据本次调查显示，网络依赖的程度越高，选择 “ 网吧” 作为上网地点的趋势越高。网吧行业的营生原是为人们提供休闲、便利的上网服务，向顾客提供最新资讯及学习的良好场所。但本澳青少年聚集网吧以游玩网上游戏为最主要目的，令网吧日渐成为边缘少年、无心向学者的聚集地。由于网上游戏越来越受青少年的欢迎，不少国家和地区已开始立法，禁止或规管网上活动，监督网吧的经营。基于本澳现行的法例，开设网吧这类型场所的经营发牌缺乏完善的条例，政府需要加强有效监管。虽然本次调查显示严重网络依赖者的上网地点主要在 “ 家里 ” （占86,4%），其次是 “ 网吧 ” （占9.1%）。但经常流连网吧的青少年喜欢成群结队，容易成为黑社会招揽的对象。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网吧的管制，关注青少年流连网吧的问题。(2)对游戏软件的监管制度本调查显示，“ 角色扮演 ”和“ 即时战略 ”等类型的游戏普遍受本澳青少年的喜爱，游戏中不乏血腥、暴力、攻击、战斗及竞争为主的场面。游戏软件设计商为迎合市场需求获得更多利益，不断设计出画面逼真、仿如身历其境的效果场面，以吸引更多的青少年。有调查发现，末成年人长期玩飞车、砍杀、爆破、枪战等游戏，会模糊道德认识，淡化虚拟与现实的差异，误认为通过伤害他人而达到目的的方式是合理的（《北京晨报》，2005年）。因此，应建立对游戏软件的监管制度，区分游戏的等级，禁止带有过多暴力倾向的游戏在市面或网络发行，减少青少年思想被污染的机会。 45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5．重视性教育青少年时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个体从儿童进入青少年阶段，其身心发展发生了重大变纯。其中性的成熟， 使黄少年出现性意识与烃冲动，产生性的需要。开展性教育，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肘学生豹心理素质与心理健康进行培养、促进，使学生的心理品德不断优化，才能健康地成长。部分青少年沉迷乎色情网站，这与传统教育中忽略性教育有一定关系。加强性生理的基础知识，提供性保健、性心理和性道德的教育，减少青少年被色情信息误导。此外，可以安装不良网站的过滤软件，把不适合青少年的网站过滤，打击网上色情制品，避免青少年受到不到道德思想的侵害。（二）对青少年网络依赖者的援助1．提高家庭的关注及支持调查发现，网络依赖者不一定出自破碎家庭，就算双亲家庭的青少年也容易出现网络依赖的现象。缺芝家长关注、冷漠的家庭生活，容易导致孩子网络的依赖。倘若家庭发现有人为网络依赖者，将对家庭成员带来极大的伤痛。因此，家长给予的爱和关怀稳当重要，家长应正视及面对孩子存在溺络依赖的事实，寻求解决办法，或向襁关治疗机构请求协助，对孩子不离不弃，弓1导网络依赖者惫回正轨。2.加强学校的辅导与咨询工作本澳部分学校设有学生辅导处或蠢社工驻守，以便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及援助。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使用在学校非常普及，因她校方应加强预防网络依赖的褶关知识，为学生提供这方面的心理咨询与辅导。家庭给予依赖者较多的是情感上鉤支持翱关怀，而学校能从知识和技术上提供支援，及瓣弓1导或转介縛络依赖者得到适当的治疗，使其正确地使用互联两络。3.设立戒除网络依赖的治疗机构现对内地已开始设立戒网治疗机构，例如北京戒网瘾训练营(《北京晨报》，2005年）在2005年1月，为16名患有礙络依赖的青少年进行首次的集体性网络依赖戒除训练， 该训练称为 “ 虹 ” 计划。训练营成员接 456
澳门青少年网络使用与依赖研究 受系统的、专业的戒除治疗，专家针对营员的个案特征和依赖程度，制定 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用相对封闭管理的环境对依赖者进行系统脱敏，使 之建立新的行为定式。训练营以心理治疗为主，最终是要使这些青少年回 归现实社会。 青少年作为未来的主人翁和社会栋梁，接触互联网是必要且无可避免 的，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引导本澳青少年正确使用网络、避免 青少年堕入网络依赖的陷阱、使网络依赖者重回现实世界，预早筹备网络 依赖的治疗机构以减少将衍生的社会问题，是澳门社会及政府应面对的重 要课题。 参考文献 1．《不要让孩子迷网》，2005年1月10日第E04版《澳门日报》。 2．《心理学专家：网络成瘾者智商低于常人》，2005年1月24日《北京晨报》。 3．韩佩凌：《台湾中学生网络使用者特性、网络使用行为、心理特性对网络沉迷现象之影响》，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研究所，2000。4．金志成、何艳茹：《心理实验设计及其数据处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林崇德：《发展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6．刘锦涛：《青少年互联网使用与人格特征之关系研究》，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5月。 7．莫雷：《教育心理学》，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温忠麟、邢最智：《现代教育与心理统计技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9．《少年上网成瘾趋升响警号属精神病沉迷网络小说欠200份功课》，2005年8月1日《经济日报》（香港）。10．赵鑫：《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标准设定及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5月。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年1月。 12．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2005》，2005年11月23日。 13. Amichai-Hamburger Y.Ben-Artzi 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aversion andNeurotieism and the Different Uses of the Interne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Vol.16,2000． 45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4. Amichai-Hamburger Y., "Internet and Personali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18,2002.（原载李向玉主编《澳门理工学报》2006年第2期，总第22期，澳门：澳门理工学院） 458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从社会资本看“和谐发展论”潘冠瑾* 澳门特别行政区已经成立五年，其在各方面取得成就为世界有目共睹，“澳门回归祖国五年来，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今天的澳门，社会安定祥和，经济持续增长，民众安居乐业”。①从各方面究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以何厚铧为特首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深刻总结澳门特别行政区建政施政的五年历程中平稳发展的宝贵经验后提出的澳门社会发展的策略——和谐发展论。和谐发展不仅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治理理念，也是澳门社会发展的策略模式；是社会调整与规范的基本准则，亦是特别行政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发展的共同原则。其内容以儒家“和合”文化为底蕴，反映了 “ 中和位育 ” 精神在现代世界潮流中取得的创造性转化，为澳门现代化做出了关键的贡献， 因此， 运用西方政治社会学中 “ 社会资本 ”的视角来分析和谐发展论在澳门的实践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和谐社会（一）提出根源人类总是向着建立 “ 善 ” 的社会的目标前进， 在此过程中， 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促使社会共同体不断细化为各次级部分，虽然这些具体部分均应基于社会的历史性需求而生，但同时带来了协调一致的问题。 “ 现代政治* 潘冠瑾，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法学博士。①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1t月20日。 45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秩序达成的方式……越来越依靠结构而非 ‘ 文化 ’ 来维持， 也可以说，现代政治秩序的基础是结构关系”，①在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 structuration)理论中，结构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与资源，行动者和结构二者的构成过程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其结果，又是其再生产的中介。②因此，政治生活的永恒主题就是探索促使个体（包括微观个人、中观的组织和宏观的社会）为增进集体安全及满足，达到共同目标而努力的道路或 模式。正是这种最终动力推动着 “ 和谐社会 ” 这一理念的提出。 继 “ 科学发展观 ” 后， “ 和谐社会 ” 已作为一个新的主题词，广泛进入中国社会。③而在澳门，其独特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使得 “ 和谐社会 ” 的发展观较早地在当地政府治理理念中得以体现，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在2004年5月7日会见澳门归侨总会新一届领导时就指出，澳门的最大特点就是澳门社会总是在和谐的气氛下得到发展，④并认为澳门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和谐、发展、稳定、进步中进行。（二）有关“和谐社会”的认知虽然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人们共识， 但是对 “ 和谐社会 ” 的理解， 存在着以下值得注意的两点认识。首先，对 “ 和谐社会 ” 的认定，即什么样的社会可被称为 “ 和谐社会 ”。对此， 广义的和谐社会处于一个程度渐进的标杆上，其存在着一个下限，即不和谐，而其上限并没有一个截止点，更多的是社会稳定和协调的一种理想状态（见图1）。①张静：《法团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页。② [英] 安东尼，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李康、 李猛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第 52 页，转引自赵琼《公共领域、社会资本与市民社会》，2004 年10 月17 日，http://www.astu.com/2004/10-17/192533.html。③(2004中国社会的新主题词：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 《瞭望东方周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4-12/27/content_2384900.htm。④2004年5月8日第1版《华侨报》。 460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图1 和谐社会进程其次，对 “ 和谐社会 ” 的类别。有学者的观点认为， “ 和谐社会 ” 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传统型和谐社会拥有的是原生性、自发性的秩序，而现代型的 “ 和谐社会 ” 则是理性化、组织化秩序的产物。①这种秩序是良性、长久的，因为其建立在社会各方面互善、培育社会共同认识、建立社会向心力的基础上。二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型社会更多的情况下呈现为一种静态性的机械稳定和秩序，而现代型的 “ 和谐社会 ” 既包含稳定、协调、秩序，又超越于稳定、协调、秩序，整个社会充满创造活力，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不断的动态有效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也因之而不断创新和健全。此外，传统型和谐社会较多的突显物质利益层面的和谐，而现代型和谐社会则强调物质利益层面和价值层面和谐的均衡。②二者之比较见表1。表1 传统型和谐社会与现代型和谐社会之比较和谐社会类型传统型和谐社会现代型和谐社会 秩序原生性、自发性理性化组织化稳定 机械、静态有机、动态强调层面突显利益层面兼顾利益和价值两层面 因此，当前特定历史阶段提出的 “ 和谐社会 ” 实现的是从 “ 低级和谐”向 “ 高级和谐 ” 转化； 同时也是从 “ 传统型和谐 ” 转向 “ 现代型和谐 ” 。这种转化并不与 “ 和谐 ” 矛盾，因为和谐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尤其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客观存在，发展对不同个体带来不同的收益，和谐因 此需要不断调节， 即 “ 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它有一种能够不断解决矛盾和化解冲突的机制，一种在矛盾中仍①郑杭生、杨敏：《社会和谐的深层时代内容》，http://www.grow.cn/content/2005-02/24/content—183916.htm。②李培林: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 ，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3/02/content_ 2637473.htm. 46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能保持和谐和快速发展的机制”。①和谐社会是一个过程，构建现代型和谐社会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这一点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都是统一的。即便如此，由于不同地区所拥有的风格迥异的社会生态环境，这些不 同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因素使得 “ 和谐社会 ” 这一理念在各个地区得以实践所需面对的具体问题、可利用的资源、实行的路径模式都存在着差异，以下的内容将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其构建和谐社会进行论述。二 社会资本与澳门和谐社会的构建（一）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为20世纪最后十年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最有影响的概念已被运用于众多的事件和领域之中，成为各学科颇具争议的焦点。最初由布尔迪厄（Bourdieu, Pierre）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短文中正式提出，将之定义为 “ （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默认和认可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积累而成的”。之后，科尔曼( Ron Coleman)从功能角度给出的定义将其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而是由具有两种特征的多种不同实体构成的：它们全部由社会结构的某个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处在该结构内的个体的某些行动”；帕特南( Putnam，Robert D．)把它理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而亚历詹姆罗，波茨( Portes，Alesandro）从嵌入（embeddedness）的角度认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②林①李培林：《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和谐社会》，http://news.xinhuanetcomfnewscenter/2005- 03/02/content_2637473.htm.②Portes,Alejandro and Julia 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Notes on the Social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in Mary C.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The New l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p. 12 - 13. 转引自张文宏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462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南（Lin，Nan）则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要全面系统地界定这个概念，必须区分：①社会资本的拥有者，②社会资本的来源，③社会资本本身。但是目前这个概念尚没有一个权威性的统一定义。④虽然如此，各方对社会资本的作用形成了较大程度的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微观层次上，个体投资者因社会关系和人际信任而减少交易成本、实施契约以及方便信贷；宏观层次上，社会凝聚力和公民参与加强了民主治理，促进了公共管理的诚实和效率，并提高经济政策质量。②弗兰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方面研究社会资本，在他看来，除了传统的资本和资源，社会资本实力也需要考虑：社团中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往往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更明显的价值，高信任度的社会有更大可能性进行组织创新。 “社会中存在高度信任感，能够促进大规模企业的产生，如果大科层能够透过现代化信息技术，使小一点的公司慢慢转型并加入他们的网络，这时候拥有高度信任感就如虎添翼了。”③社会资本概念的出现使政府的功能、公民的参与、制度的创新、社会的规范以及社会信任、社会凝聚力等一系列问题得到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A．奥斯特罗姆( Ostrom)认为，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因为该概念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程度的经济绩效的关键所在。④20世纪，鼓吹自由放任和全面国家干预的两大 阵营对治理形式提出了非此即彼的争论，但是时代发展的事实证明了单一的市场或政府都会失灵，从而产生诸如公共产品问题、搭便车问题、道德①张文宏 《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 一文 ，《 社会学研究 》 2003 年第 4 期 ， 具体可见该文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定义进行的详尽梳理。②曹荣湘： 《社会资本，公民社会： 一种元体制分析》， 转引自曹荣湘选编 《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8-9页。③李惠斌：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 载李惠斌、 杨雪冬 《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1页。④Portes, Alejandro and Julia Sensenbrenner.“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in Mary C.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l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3．转引自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济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 46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而著名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其替代物存在的缺陷，而非其自身的品质促使社会资本作为第三种治理方式的突显。“ 社会资本思想吸引了 ‘ 左 ’ 派， 是因为它证实了信任、 宽宏大量和集体行动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性，并因此反对那种认为财产权明晰和竞争性市场可以成功地遏制自私攻击而无须培养公民美德的思想。自由放任主义的支持者陶醉于此，是因为他们坚信认为在市场无法提供如地方公共物品和各种保险的领域，除了政府以外，邻里关系……以及其他组织也都能从事这种活动。”①因此对社会资本这些正功能的确认同时也意味对社会中个体和谐的承认。（二）澳门和谐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社会资本形成和发展 的社会背景 由于社会由社会主体——人（社会生产和生活直接构成要素和资源）、社会生产、生活运行方式和机制三部分构成。可将观念认同、互惠互利、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三个指标。观念认同是要弥合多样化、个性化的价值观念的差异，进行以责任、信任和诚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整合，形成社会认同感。这包括在政府体 系、政策和法律以及整个社会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互惠互利则意味着在承认社会各阶层、群体和成员之间基于所获得利 益的各不相同以及利益获得方式的巨大差异这一前提下，不以牺牲和损害 另一部分阶层、群体利益为代价来增进自己及其所属群体的利益。强调统 筹兼顾、协调发展，尽量滅少“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②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公平包含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③罗尔斯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提出正义的核心是①[美]萨谬尔，伯乐斯、赫尔泊特，基提斯:《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载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130页。②社会排斥是指影响或决定社会政策或规则的人在决策时， 弱势社群因其年龄、 性别、 种族、身体缺陷、 社会身份和价值取向等不同而有意无意地遭受排斥， 他们的利益因之而被牺牲，并未获得一般公民的渠道、 资源和机会， 以满足生活的需要。 这种排斥可以发生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上。参见http://www.cyberschool.oxfam.org.hk/glossary.php?cod=77。③周天勇：《构筑公平正义的社会需要全社会长期努力》，http://news.xinhuanet.corn/news-center/2005-03/01/content_2635168.htm。 464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社会制度的结构，是社会分配基本权利义务的方式，也是通过社会合作产生利益的方式，该社会结构应基于这样两个原则：第一，所有人都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基本自由体系相类似的权利和自由；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在机会平等的情况下公共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①而在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尤为突出。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得澳门在16 - 18世纪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门户和中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汇点，因此澳门汇集了不同语言、习俗、信仰、 种族、地区、国籍的人群：包括潮州人、客家人、香港人、蛋民、福建人等，占澳门人口的90%以上，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所占比例不到总人口的10%；此外，还容纳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族群。文化方面，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调，辅以葡萄牙和拉丁文化等西方文化，并逐步吸纳一些马来西亚、日本、印度、非洲及近代英美文化。 以华人为主体的澳门社会内部的上层是长期从事博彩、商贸活动并掌握社会经济资源的富商；而原居民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构成了澳门社会的中产阶级，主理社会文化发展；20世纪60 - 70年代从内地移居澳门的人士由于文化和知识水平所限，社会地位相对较低。 同时在国家（由于澳门一直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因此在这里主要是当地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最初存在着华洋分治的传统，②“葡萄牙人在1849年之后，并没有采取旨在消灭种族界限、厉行文化融合的激烈行动，而是尽力利用传统社会治理资源中的自治因素实现对华人社区的松散型间接控制”。③回归前，澳门社会一直处于一个较稳定、协调有序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状态更多的属于一种非高级的传统型“ 和谐 ”。 之所以这么说是鉴于其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①人口的多样化和高流动性不仅影响了居民对澳门社会的归属感，也引起对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以教育为例，①信春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http://www.iolaw.org.cn/shownerws.asp?id=2321②有关论述见吴志良 《澳门政制》， 澳门： 澳门基金会，1995;《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澳门成人教育教育学会，1998。③娄胜华：《澳门法团主义体制的建构及其特征》，《行政》第64期。 46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采取不同教学体系和教材的同时，教育资源大量倾斜于葡国人员；②中葡文化也一直处于有交流、无交融的状态；①③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界限分明，直接沟通并不多；④葡人治理合法性的外源性、语言隔阂等导致官民之间沟通缺乏、政府治理的外向性，以及小规模政府等诸般因素，客观上导致了一种官方和民间二元并存、华洋分治的局面。这样的澳门社会被概括为是低度整合的社会政治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征是：①同时存在着一个官僚体制政体和一个华人社会，两者之间很少直接联系和沟通；②一个不大受社会和经济环境影响的官僚体制政体；③华人社会基本上是由无数的、与政治互不干涉的家庭群体组成；④官僚政体和华人社会双方都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界限，并刻意维持彼此之间的距离。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就是靠官僚政体和华人社会彼此之间的相互适应。②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社会必备的三个指标——价值认同、互惠互利、公平正义的实现层次。正如有关学者的研究结论， “ 澳门不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三个中心高度重叠的社会，而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多种社会势力相互作用的异质型社会，不同族群之间具有长久的分治传统”。③因此，这一阶段的澳门社会是一种非高级的“和谐社会”，但这一社会状态背景不仅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建设现代型 “和谐社会” 的转化基础，而且也为这种转化提供了起步的社会资本，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的最基本的内在本质特征是不断地更新并自我增值， 即社会资本可以为其拥有者带来 “ 利益 ” 和“搞定事情”（getting things done）；并通过主体间长期交往而具有累积叠加的生成趋势，从而实现密度和强度的增加，“一次成功的合作就会建立起联系和信任，这些社会资本有利于未来在完成其他不相关的任务时的合作”。④最理想化的社会资本能同时促进微观、中观以及宏观整体的国家各主体的稳定发展。在微观上满足个人和中观上组织需要的同时，在宏观上减① 王君超、张何平:《留住文化的根》，http://www.unn.com.cn/GB/channel196/200/1473/200112/26/142092. html.②余振等： 《澳门华人政治文化》，澳门：澳门基金会， 1993，第 14 页。 转引自张树义《澳 门社会发展与政治过渡》，《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1期。③娄胜华：《澳门法团主义体制的建构及其特征》，《行政》第64期。④颜烨：《转型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生成条件与机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0期。 466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轻了国家（政府）的管理成本和压力，对建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促成二者的良性互动起了促进作用。虽然各层面因自身特性会有轻微冲突，但是处于可被控制及调和的范围内，并在不断的互动中达成更高程度的共识，社会资本的三要素信任、规范和网络得以在这个持续互动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并发展。以 “ 和而不同 ” 和 “ 发展求存 ” 为治理理念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本地区社会资本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适当的场域。作为中国的一个历史哲学理念， “ 和而不同 ” 中的 “ 和 ”，即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掺和，反映了一种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 同 ” 则指相同事物的堆积，反映的是无差别或是抽象简单的同一，其中 “ 和 ” 体现的是在原则性基础上的统一。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其要旨在于在意识到事物是各不同的前提下，认为不同事物互补互济从而使整个局面因之而和谐。 澳门从古至今在多维度和多层次是 “ 和谐发展 ”。在政治上，澳葡和中国历代政权主体、精英和大众长期和谐共处；社会中本土华人、土生葡人和外来人员和谐共存；文化上亦囊括了古今中西。这种多元精神状态、政治传统、文化氛围和社会习惯共存造就了包容性强和互尊互助的社会关系主导模式，因此当 “ 和而不同 ” 和 “ 发展求存 ” 长期累积，成为澳门的社会精英和普通大众根本共识时，也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理想的社会资本的不断更新与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社会背景。而澳门当前的成就也已初步检验和显示了 “ 和谐发展论 ” 下的社会资本的功效，因此今后澳门的发展仍需要澳门在吸纳多元文明优势中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需要各方力量融入包括政府在内的澳门社会各行业和各个方面，使已有的社会资本不断地向理想的方向发展。（三）社团活动——澳门社会资本形成和发展的组织基础社会资本的经典模型以托克维尔社团研究为理论取向。肯尼斯•纽顿（Newton Joseph）根据帕特南的定义，对社会资本作“信任、规范和网络”三方面的理解。①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主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 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格网络；③社会 46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的特性。①帕特南的著作《让民主政治运作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使社会资本概念得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而帕特南所论证的理论基于对这样一种效果的传统托克威尔式感觉：这种效果是由于在联合体中的参与而产生的个体对公益事业的热心精神 ”，他指出 “ 在市民组织中的参与培养了人们合作的技巧以及对于集体努力的共享责任感 ”。 ②到目前为止，众多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多聚焦于社团或其他联合体及其活动之上，因为社团被认为是能够产生社会资本三要素的最适当的组织环境。科尔曼认为关系网络的封闭性，保证了相互的信任的维持；社会组织和人员意义上的稳定，因为 “ 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 ” ， “ 个人流动将使社会资本赖以存在的相应结构完全消失 ” 。 广义上的意识形态 “ 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而社团基本上包含了这三个要素，③因此社团的成员身份应该增加社会信任、形成较稳定的网络和规范，从而有利于建构社会资本。因此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社团是社会资本的组织形式、社会基础和力量源泉。澳门广泛而又普遍地存在着各类社团组织，“澳门社团的历史悠久、数目之多，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观。澳门近代以来的历史，也是社团不断诞生、发展、壮大的历史，可以说，澳门的社团史已经成为澳门发展很好的见证史。与此同时，澳门社团的发展史也是澳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的产物，是伴随着澳门风风雨雨应运而生的”。④19世纪后期至①李惠斌：《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引论》，载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11页。② [ 西 ] 杰森特 • 乔丹纳著， 陶传进编译 《 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资本的分析 》， 载李惠斌、 杨 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37页。③帕特南在分析构建市民社区即现代性社会资本时认为，当大量的市民参与社团并且有着持续性交往时就会形成 “ 重复博弈 ” 局面，倾向于考虑长远利益和非短期好处；互惠交换的规范亦必须在稳定和重复不断交往中慢慢形成，社团提供了这样的环境；他所谓的平等交换规范即指交换双方均有清楚的责任和义务；他所谓的长期不断的交往即可避免“囚徒困境 ” 中的 “ 一次性博弈”，即减少机会主义和短期利益投机行为的出现。他的社会资本理论的逻辑可以表述为：社团斗沟通合作叶平等交换规范斗互信斗社会资本斗政经发展。④刘卓红、龙柏林：《澳门社团问题初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16页。 468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20世纪初是澳门各种社团兴起与发展的时期，殖民经济的到来，西方文明与 “ 自由资本主义 ” 经济在引起澳门经济与产业结构逐渐改变的同时，也促使了澳门较早期的行业工会与商会组织产生；同时产生的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使得一些以慈善社团为名聚合中国居民力量的组织维护其利益并保证经济与生存安全，它们代表华人社会与澳葡政府进行联络、交涉、斡旋，担负救灾、慈善等社会义务，促进行业事业发展，为澳门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近代，澳门的慈善、教育、文化、工商等社团表现了澳门人的聚合力。到了现代，除聚合力以外，还体现了现代澳门人的功利性与分散性，表现为一部分人对政治的热情关注与参与等。澳门的民间社团主要包括体育团体、文化团体、同乡会、同学会、联谊会、坊众会、互助会、工会、行业及专业团体，以及经济、教育、慈善、福利等团体，绝大部分是华人社团，亦有葡人和土生葡人社团，主要是一些慈善、 联谊及文化教育性质的社团。 这种社团的多样性是 “ 和谐社会”理念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初级体现，同时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组织基础：一方面，它们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投入、对基本 法的关注和宣传、对回归之后政府的关心和积极参与立法会与市政议会的选举的活动等为澳门公民意识的提高与积极参政创造了机会；参与有助于加强内部沟通、网络联系和凝聚力的活动。社会资本体现在参与中，参与可加强对个人关系网络的认同和归属感，所以社会资本的扩展是在参与中实现的。①此外，各种联谊性质的社团的崛起，促使了澳门人民的一种寻根认同意识和国家观念的增强，社会心理学关于社会认同的著述证明，个体具有强烈的认同一个而不是另一个群体的倾向，那些高度认同于想象只能感的国家共同体的个体比那些不这样认同的个体更倾向于信任他人，这意味着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比一个缺乏这种爱国精神的社会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②最后，单纯的社团组织并不一定能促使全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的增长，因为社团组织的 “ 封闭性 ” 造成对圈外人一定的排挤，并且可能在网络内为了“促进了某种行为而且压制了其他行为”造成对成①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301页。②（英）保罗．F．怀特利著，冯仕政编译《社会资本的起源》，载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 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55—56页。 46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员的负面作用。而澳门社团组织之间并非是内聚闭合的，而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澳门总人口约为48万人，28：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拥有3000多个社团，其中在政府证明注册的有1300多个。澳门社团的这种高密度状态意味着一方面各社团的规模不大，另一方面单个成员同时参加多个社团。这种开放式的团体网络更容易接触信息以及事业机遇。个体在这个网络中，能够通过网络获得新信息、发现新资源、发掘新机会。这种网络使个体成为组织隔阂之间的联络点，即沟通不同的分离的隔阂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又被形象地称为纵横交错的裂纹( cross-cutting cleavages) 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裂纹解决了社会资本散布到群体之外的问题：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员身份都不具有排他性，因而个体通过作为不同组织的成员通过相互交叠的成员身份从不同组织内部的互动获得的信任就有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①这一点，在以华人为主体的澳门社会中尤为重要，因为在一定意义上，关系纽带的范围和强度形成的关系距离和差序格局直接或间接地构造非区域性社区的结构，寻找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作为人们获得利益、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关系的功效通过比较而存在，②中国人的社会网络呈现出以血缘、姻缘为核心由亲到疏、由近及远向外延伸的格局，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指出华人社会往往因倚重于亲缘及类亲缘关系的信任而局限了自身所涉及的社会资本。但因高密度社团分布造成的纵横交错的裂纹使这一局限得以突破成为可能，某一个体由此可以通过发展非亲属关系，扩大网络规模，与各种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与个人交往，③这种纵横交错裂纹社会资本理论使得组成社会的各种社团组织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了社会公平正义的自我调节机制，达到了互惠互利，实现了 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建构起社会的和谐。首先，虽然这种跨社群的结构性社会资本更多的是网络桥梁和关系转让，而非有形资源的直接转让，但由于这种关系资本的积累在潜在扩大了①[英] 保罗-F．怀特利著，冯仕政编译《社会资本的起源》，载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 本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52页。②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年特辑第2期。③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元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470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个人以此可摄取(access to)的被群体拥有的资源量，即在这种状态下，由于更多强调了作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能够利用的权威关系、信任关系、规范以及各种社会资源的社会资本通过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在社会实践中运作，促使了个体在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的扩展，从而克服了由所属单一团体的封闭性导致狭隘和局限，使互惠互利之指标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如布迪厄所述，社会资本由两部分构成：社会关系本身——使个人可 以摄取群体拥有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①社会资本的积累依赖于行动者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依赖于与他有关系的个人拥有的经济、文化和符号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个体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可以实现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及符号资本的相互转化。即由于将社会结构资源与其他资源相结合，社会资本实现了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并通过二者间的相互转换促成宏观水平的不同行为以及微观水平的不同结果，这种转换促使社会各阶层原有的不均衡的资源分配得以在动态交换中逐步 趋向均衡。其次，这种开放性交往形成的社会资本使得社会流动成为可能。罗纳德，博特的 “ 结构洞的社会资本 ” 理论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行动者提供信息和资源控制的程度， 自我封闭的网络只能提供重复的资源，社会资本的建立取决于它在已有网络中是重复的还是非剩余的。网络中的结构洞不仅有更大的获取非重复资源的机会，而且可以为由结构洞连接的一组组结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个人如何积累、保守或消费社会资本方面，制度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制度中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能够就个体如何管理他们的社会资本，创生出一种独特的个体行为。显然，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制度，它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抑制社会资本的过度不均衡带来的危险，或者反过来，促进和鼓励中间人源源不断地涌现，来弥补结构洞。②亦即存在 一个社会流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和保证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和自由追求，为处于较低社会位置的弱势群体处境的改善提供了可能，也为优秀者①Portes, Alejandro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The New lnstitu-tionallsm in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p.4.②李煜：《文化资本、文化多元性与社会网络资本》，《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47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的胜出提供有效途径。这又有利于公平正义在某种程度上的实现。最后，友善、宽容、谅解、互助的健康社会心理，是一个社会安全运行与和谐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点对作为多族群的移民城市的澳门尤其重要，因为虽然意味着文化背景的不同，行为模式的差异，但也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相互交错的社团之间的互动有助于建设这种健康平和的社会心理。帕特南指出，公民社团有助于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因为它们对个人成员的 “ 内部 ” 效应表现为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公共精神 ( civicness,public spirit)；①而且对更广大的政治社会体 的“外部”效应表现为大量的次级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市民认同(ci-ility)，作为对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制度或机构的一种珍视或归依(attach- ment)，市民认同“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被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部分取代的一 种行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以及市民社会的制度或机构乃是他的集体性自我意识的对象”。②本杰明，巴伯 ( Barber) 指出， “强势民主的基础是国民自我管理共同体的理念，他们的团结是出于公民化的教育而非同质的利益，公民态度的美德和参与制度而非利他主义或善良本性使他们能够达成共同的目标并采取共同的行动 ” 。③虽然 “社会资本” 作为经济社会学概念提出后，被认为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理性选择意味， 而以数量多、 重叠性强为特征的高密度社团相互自由交往形成的 “ 纵横交错 ” 的社会资本则有可能超越单纯的工具性， 因为当公民性的社会组织以主体姿态，以自助、自治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管理，参与社会矛盾的解决时，通过同一个体公民在不同组织中的交错参与来达成不同 团体公共精神的融合，进一步实现市民认同。众多的社团跨越了社会界别，使其成员存在于一个网络中介内，无论①也称之为公民性或公民精神，都是指在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civic community)中，公民对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对共同体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维护。见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赖海榕译，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第100-104页。②爱德华， 希尔斯 （Edward Shils）， 1991年， 转引自邓正来 《国家与市民社会》，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41页。③ [ 英] 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列、 赖海榕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第 136页。 472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是意外危机还是平时常态，这些社会组织均发挥其独特作用，并起到关键影响，因此它们反过来又维系了澳门社会的和谐共处。作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成为特别行政区政府争取社会信任所独有的社会资本。（四）政府指导——社会资本形成与发展的制度支持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一个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良性互动的社会，同时也是政府管理与公民个人的自主管理相统一的社会。由于上述论述更多的是在剔除现实各具体因素后所做的理想化状态推导，而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社会，更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利益结构亦作为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在社会和谐程度中起决定性作用。虽然期望通过社团模式的社会资本来实现——建立抑制利益独占性的均衡机制和确立自律、自立和宽容共存的理性诉求——这两个预期，但由于（市民）社会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以自治性和契约性为原则，个体在其中是带有自我利益的、现实的人，利益分化形成多元结构。因此社会资本在经济绩效等方面的改善作用有限，并存在着负功能，有些情况下，在培育自身社会资本的同时也会摧毁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而这也许就通过抵消作用而降低了整体福利水平。 因此，“无法保证创造社会资本就一定能增加人类幸福”，①有时候在解决相关问题时或许会令事情更糟。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类型多样，不同种类的社会资本的生成条件、机制和方式也各异，有其特殊性的一面。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无法被克服的、体现在两个方面的社会资本的二重性：一方面就拥有社会资本的主体而言，可分为个人的、组织的以及共同体的；另一方面，从其延伸半径来看，社会资本既有整体的，也有局部的。在现实中共同体的不同规模，导致了社会资本覆盖面的不同和效力的差别。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社会资本内部可能存在的各种不平等性以及排斥性。各领域的局部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冲突或合作，局部社会资本的密度，社会资本的层次性也有可能导致不平等和排斥的出现。就澳门的具体情况而言，原有社团对超越自身利益缺乏动力。“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澳门社会有三个缺乏：缺乏民主、缺乏合作联系、①[美]奥斯特罗姆：《流行的确狂热抑或基本概念》， 转引自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34页。 47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缺乏公民意识。”①社团之间缺乏合作中的竞争机制，②原先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导致了社团的数量多、规模小，妨碍了规模效应的形成，不仅没有实现优势互补，反而造成资源争夺。这种社团模式建构起来的社会资本在不同层次、不同密度上所面临着的整合问题，使政府在理想化社会资本的形成中必不可少。因此，沟通协 调利益关系与缓解社会矛盾，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财富分配、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 和社会内容，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有效供给利益均衡制度，已经成为造就现代社会和谐环境的重要条件。虽然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资本难以通过外部的干预建立，但是她也提出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对个人用来追求长期发展努力的社会资本类型和水准有重要影响。她把制度宽泛地理解为一种机制，在其中，通过向社会公开地、明确地阐发其动机来实施规则和准则。于是这种建立在理性选择上的新制度主义就必然关注社会资本问题，如对整合在制度内的规则、惯例和准则的分析。她断定，精心设计制度是投资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而科利尔和克拉克区分了 “ 政府社会资本 ” 和 “ 民间社会资本 ”，前者是指影响人们互利合作能力的政府制度，即契约实施、法治和政府允许的公民自由范围。 “ 民间社会资本 ” 则包含共同价值、规范、非正式沟通网络以及社团型成员资格。就政府社会资本而言，社会规范和普遍信任类似于带有法律强制性的财产权和契约权，它们减少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进了交易效率，鼓励了专业化以及激励理念、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力量的投资。在那些民众拥有稳定公民自由和具有强大财产权和法治的地方，社会资源很少被公开用语政治争夺，群体鲜有机会针对其他群体从零和与负和博弈中获利。③成立于1913年的澳门中华总商会就是在澳门华人经济有所壮大，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开始受到澳门政府的重视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内地改革①苏宝荣：《论司法与澳门社会》，《行政》1991年第Ⅱ3期，第705- 725页。②“ 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 ” 课题小组： 《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 澳门： 澳门基金会， 2000，见http: //www. macaudata, com/macauweb/book251/.③ [美]斯蒂芬，克拉克： 《社会资本、增长与贫困》，转引自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 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272- 273页。 474
一种政治社会学视角 开放政策的深入使广大的澳门同胞掀起了爱国爱乡的热潮，积极成立社团，加强与内地政府部门、民间组织的联系，扩大了澳门与内地的交流，参与 家乡投资和文化教育事业，是使澳门同胞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积极作用的一个关键的条件。-而澳门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明显提高了不同的人群参与社会的自觉性，澳门政府也有条件地支持一些由此出现的各类不同形式的社团活动，对其中一些活动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推动澳门民间社团的发展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使澳门社团的功能与作用在这种形势下获得了新的内涵。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所奉行的 “ 和谐发展 ” 的治理理念一方面使得自身与澳门的社团组织在融洽的关系中共同改善社会治理的绩效水平，提高了整个社会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方面现代化 “ 不应消灭那些历史上延续下来的、维持着机遇亲密和归属关系治理形式的价值观 ”， “ 以合作规范为特征的公民社会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前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彻底摧毁传统公民社会对于市场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必要 ”，①其虽然不完善但还有价值。特别行政区政府持 “ 和而不同 ” 的精神对澳门现有社团开展提升性改组和结构性改造并没有削减原有的社会资本，只是对现存的社会资本进行平稳的整合，是应对时代发展要求而对社会不同群体间关系的改善，这种努力将为澳门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但必须认识到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更多的是通过制度上的提供支持和模式的引导，而非直接的资源投入，因为科尔曼认为，官方认可的富足会造 成人们之间相互需要的程度降低，进而影响社会资本的创造和保持，在目的澳门社会，就出现部分组织定位不明，对政府依赖，缺乏积极性和主 动性去展开活动的情况。②因此，通过影响社会资本的产生，这种类型的政府干预不利于促成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利的良性互动，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为此，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对社会采取 “ 共生 ” 与 “ 规划”相结合的方针，不仅在财政、计划、发展战略以及经济社会政策等许多方面，导人社会各界的参加，积极发挥其作用；而且对其他方面实行一定的引导和调控，将之导入整个地区的发展轨道。①曹荣湘：《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一种元制度分析》，载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5页。②参见 “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课题小组《澳门社团现状与前瞻》，澳门： 澳门基金会，2000, http://www.macaudata.com/macauweb/book251/. 47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和谐发展论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深刻总结了其建政、施政的五年历程中平稳发展的宝贵经验的结论，同时也是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前景展望的规划， “ 一国两制 ” 的实践首先就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也不可能无风无浪。但在社会和谐的气氛下，首先已没有后顾之忧。澳门社会未来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 “ 一国两制 ”，这就必须在和谐、发展、稳定、进步中进行，缺一不可。①在澳门回归五周年时，国家主席胡锦涛亦指出: “ 澳门回归以来取得的成就令人欣喜。要巩固和发展目前的良好局面，实现澳门社会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仍然很多 ” , “ 要维护安定，努力建设包容共济的和谐社会”便是其中的重要一项。②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其所作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只是其丰富的内涵的一个方面，其今后的实践必将使之愈加完满。（原载杨允中主编《澳门研究》第34期，澳门：澳门基金会， 2006年6月）①见2004年5月8日《澳门日报》。②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 话》，新华网，2005年12月20日。 476
澳门社会福利模式*——个生产主导福利模式赖伟良** 一 导言 澳门经过 170 多年葡萄牙统治后，在1999年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特别行政区。在2001年澳门居民总数是435235人，其中的95.2%属中国 籍；同年其青少年人口依赖指数是30.5，老年人口依赖指数是10.2（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2）。澳门是自由放任经济（laissez - faire）的典范(Chan，2000)，它属于一个小型的经济系统，有非常卓越的经济发展成果。博彩业是澳门经济的“龙头产业”，同时亦是近年经济高速增长之主要动力。在2005年，澳门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是194500澳门元（相当于24274 美元）（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6a）。同年，其劳动力参与率是63.1%，失业率是4.1%（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6b）。 在人文发展方面，澳门在1999年的人文发展指数是0.867，寿命指数是0.879，教育指数是0.865（澳门基金会，2003）。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 澳门实是已开发的地方，且人文发展方面有良好的纪录。但另一方面，澳 门的收入不均情况却持续恶化，它的基尼系数由1993 -1994年的0.41上升 至2002 -2003年的o．45（澳门统计暨普查局，1999；2004）。 澳门的社会福利发展似乎较被国际学术社群忽视。在社会政策的文献*笔者感谢三位评审员的评语及建议。**赖伟良，澳门理工学院公共行政高等学校副教授。 47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中，专题讨论澳门情况的著作极为缺乏。就算一些讨论东亚地区社会福利发展的文献 （例如Jones,1993;Kwon,1998,Holliday,2000;Tang，2000：Ramesh,2004)，都没有把澳门纳入其研究范围。所以，为了填补上述研究空隙，本文之主要目标是分析澳门社会福利体系的特征及探讨它的福利模式。社会福利制度的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包括所有能提升人民福利水平之政府介入措施；而笔者在本文把它界定为“五大范畴的社会服务”：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房屋及社会工作服务( Midgley，1997)。在澳门政府的职能分类中，教育、医疗保健、社会工作服务及一部分的社会保障援助（经济援助）被视为社会福利的范畴，属于社会文化司之施政事务。此外，经济财政司负责管理最大的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障基金），运输工务司则负责有关房屋福利之政策下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福利模式或体制( welfaremodel and eigime)的文献回顾。第二部分是介绍由笔者所提出，，用来分析福利模式的理论架构。第三部分是描述澳门福利体系的现况及发展。在第四部分，笔者尝试从四个角度，勾画澳门福利体系的特征。第五部分是结论部分，把澳门的福利模式归类。二 社会福利模式在社会福利或社会政策的文献中，有不少讨论社会福利或政策模式的著作。在20世纪70-80年代，Titmuss (1974)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政策模式分类，是最被广泛采用的理论架构；他所提出之三套模式包括剩余模式、工业成就及表现模式和制度性再分配模式。到了90年代，Gosta Esping-Ande,sen (1990)所提出的三种福利国家体制，成为这课题的讨论焦点，他的分类包括 “ 自由主义 ” 福利国家( liberal welfare state )、 “ 保守及共责主义 ” 福利国家(conservative-corporatist welfare state)及 “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但是，Esping-Andersen的模式主要都是建基于西北欧及北美已开发国家之经验，所以它们对世界其他地方之适用性值得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已尝试就上述地域以外之经验，提出其他的福利国家模式（例如Castles，1996；Ferrera,1996; Andreotti et 478
澳门社会福利模式 a., 2001)。在东亚地区之社会福利讨论中，有关福利模式的探讨主要存在四种取向。第一，确认某些国家的福利体制可以是混合不同模式的特征，例如Esping-Andersen ( 1997；1999 ) 也认同日本的体制是混合了“自由主义”及 “ 保守及共责主义 ” 模式之元素。第二，在Esping-Andersen的理论基础上加添福利体制的类别， Holliday ( 2000 ) 增加一个名为 “ 生产式”福利资 本主义( productivist world“welfare capitalism ) ， 并在其中再分支为：促进式（facilitative），发展性一全民式（developmental-universalist）和发展性一个别式（developmental-particularist）。Gough ( 2004 ) 采用“生产式”福利模式（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s）这概念，总结部分东南亚国家的福利情况。Ramesh ( 2004 ) 进一步把亚洲四小龙分为两类，中国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归类为“自由”社会政策体制 ( liberal social-policy regime ) ，而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则被视为 “ 保守 ” 体制( conservative regime)。第三，有学者尝试就东亚已发展国家／地区的情况，提出新的福利模式，例如Jones ( 1993 ) 把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及日本归类为“儒家福利国家”(Confucian welfare state)，但她的理论在实证上难以成立(White and Goodman，1998)；Kwon (1997)把日本及韩国之福利发展经验称为东亚福利模式(East Asian welfare model)，之后，他改用发展性福利国家(developmental welfare state)来形容各东亚地方之社会福利制度(Kwon，2005)。第四，纵然各东亚国家／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确有不少相似之处， 但有学者认为，其实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内容和发展历史，假若用一个模式（例如东亚福利国家）去总结它们的经验，将可能出现过于简化的问题 (White and Goodman，1998；Wilding,2000)。换句话说，他们否定单一模 式之效用。假若要探讨澳门的社会福利模式，应从哪一个取向出发？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首先分析澳门福利体系的特征，才能总结它是一个独特的福利体制，还是可以归纳于上述某一个的理念型(ideal-type)。在文献中有关澳门福利模式的著作可谓十分罕有，拉杰斯等(1999)的报告算是较详尽的一本著作，他们指出澳门社会工作模式之主要特点， 是政府和私人机构都同时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以及社会保障系统仍处于起步阶段。 47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三 分析架构当我们尝试分析一个地方之福利模式时，必须先考虑一个方法学上的问题：应从什么的角度做出检视？笔者建议可以从四个角度出发，而本文亦尝试从这四个角度，详细探讨澳门的福利模式。第一个角度是分析社会福利资源的投入， 它能最直接显示公营福利（社会福利）体系的规模，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量度公共福利开支的水平。第二个角度是探讨各福利供应系统的角色。首先分析政府的福利角色，当中包括供给者、资助者、调控者及市场维持者；其次分析志愿／慈善团体、市场及家庭在供应福利上之角色。Holliday (2000)就用了“政府—市场—家庭 ” 关系， 作为他的一个主要分析面向。第三个角度是检视福利体制对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影响，Esping-Andersen (1990)特别强调社会福利对修正资本主义之两项重要功能：非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和减少社会阶层化（social stratification）。第四个角度是福利政策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最重要是分析决策背后的政治及经济动力。在东亚福利模式的讨论中，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福利的发展都是以促进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故前者必然地从属于后者（例如，Deyo，1992;Holliday,2000）。此外，该区域大多数政府都属于权威及发展性政府( authoritarian,developmental states)，故在政治上社会福利是维持认受性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创建国家( nation- building)、的有效策略(Goodman and Peng，1996; Tang，2000)。四 澳门福利体系之现况及发展现时，澳门政府透过官立学校及受资助的私立学校提供十年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基金（社保基金）是澳门社会保障的最重要支柱，它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就业人口。社会保障基金是一项供款式的制度，但供款属于象征式 （雇员每月15澳门元及雇主30澳门元）。社会工作局（社工局）的经济援助是最后安全网，协助那群未能受到社保基金保护及处于贫乏境况的人士（赖伟良，2003）。此外，全澳的所有长者每年都获发敬老金，但金额只是 480
澳门社会福利模式 每年1500澳门元。澳门的公营保健体系主要由卫生局辖下的仁伯爵综合医院及卫生中心组成。卫生中心是免费为澳门居民提供各类的保健、急诊及门诊服务。仁伯爵综合医院所提供的专科及住院医疗服务，除了有关法例所规定的十多类人士外，①其他的病人是需要缴付70%成本的费用（赖伟良，2003）。澳门政府在房屋供应方面的介入措施，主要分为三大范畴：社会房屋、经济房屋及 “ 四厘利息补贴 ”。社会房屋是用来出租给低收入或有特殊情况家庭的住所。经济房屋是以比市场较低的价钱，售予合资格市民的房屋。“四厘利息补贴”是一种贷款的利息补贴，以协助市民在市场购买居住单位，但该计划已于 2002 年7 月停止接受新申请。澳门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由社工局及各民间机构共同负责提供。②社工局同时扮演服务提供者及资助者的角色，由它直接提供的服务包括个人及家庭服务、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复康服务、长者服务、预防药物依赖服务和戒毒复康服务。各民间的社会服务设施则主要由宗教组织、慈善团体、社团等开办(赖伟良，2003)。澳门的社会福利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在1930年代以前，称为 “ 放任政策期 ”。在这时期，澳葡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的介入是极少，它在社会政策的管理及发展上亦是没有任何规划。因此，宗教组织（主要为天主教教会）及华人慈善社团便成为各项福利服务的主要供应者。 第二时期是 20 世纪 30 - 60年代的“原始发展期”。在这时期，澳门的社会政策开始制度化，政府开始提供一些救济、房屋及社会工作服务；而民间社团在这期间与政府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在政府资助下负责提供绝大部分之福利服务（赖伟良，2003）。第三期是 “ 体制确立期 ”，由 1970 年代至现在。由1970年代中期起，各公营服务的规模大幅扩展，政府资助民间体系所提供之服务亦不断增加。澳葡政府1970年代开始对私立学校及其学生提供财政资助，到了1997年①豁免收费人士包括孕妇及产妇、13岁以下儿童、中学及小学学生、教师、传染病患者、吸毒者、 恶性肿瘤和精神病患者、 囚犯、 公职人员、 65 岁以上长者及持有社工局发出经济状 况证明的贫穷人士（澳门政府新闻局，2002）。②澳门的青少年中心和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是由教育暨青年局负责资助及监管；当中部分服务由教育暨青年局直接提供，部分则是由它资助民间社会服务机构提供。 48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推行十年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基金在1990年正式成立，它的各项津贴和援助金在1990 -1997年相继设立。在医疗保健方面，各分区卫生中心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成立，同时仁伯爵综合医院展开扩建工程，1990年代中期澳门已建立一个综合的医疗卫生体系。澳葡政府在1984年正式开始售卖经济房屋，其后在 1996 年推出 “ 四厘利息补贴制度”。随着在1979年有关社会工作司的法例制定后，社会工作司（即现时的社会工作局）的架构不断扩展，同时对民间机构的资助也大幅增加，令它们的服务规模高速扩充（赖伟良，2003）。结果，全澳的公营及非营利社会工作服务单位，由1979 年的26间（拉杰斯等，1999），增加至2004年的162间(澳门社会工作局，2005)。在回归后，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有改变原来的基本福利政策路向；但在回归初期，由于失业问题严重，它就投放了大量的资源，推出一连串临时性之失业援助和培训计划（赖伟良，2005）。其后，经济增长重临，特别行政区政府就增拨资源，在个别的福利项目中做出改进，例如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增建社会房屋，增设社会工作服务单位等，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不迟于2009 -2010年度把免费教育扩展至15年（何厚铧，2005）。澳门的社会福利发展与博彩业之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有正反两面。自2002年赌博专营权开放后，该产业可说是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博彩收益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上升34%及44%（关红玲及雷强，2005）。博彩专营税乃澳门政府的最大税收项目，在2005年占公共总收人的58.7%（澳门财政局，2006a）。因此，博彩业实是社会福利的最主要财政来源。而且，该产业近年的高速发展，亦直接促成澳门福利体系的扩展。同时，它带动近年整体就业率及工资水平的大幅上升，这间接减少社会部分的福利需求。但在另一方面，由于该产业的急速扩展和本身的潜在危害性， 它也引起一些的社会问题， 例如贫富悬殊的恶化、 “ 病态赌徒 ”的增加（关红玲及雷强，2005）、家庭关系及儿童照顾问题( Van Schalk- wyk et a1., 2006）， 这又直接增加了社会对相关预防性及治疗性服务的需求。 482
澳门社会福利模式 五 澳门福利体系之分析（一）福利资源的投入一直以来，澳门政府都是一个低干预程度的政府(minimal state)，公共 总开支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6.2%。①由于小规模政府的政策方针，澳门政府投放于社会福利的资源当然是十分有限（见表1）。表1的数据显示，澳门政府投放在各项社会福利的资源，远远低于Esping-And。rsen (1990)所提出的三类福利国家。就算与东亚地区的已开发国家/地区相比，澳门的水平仍然偏低。表1 各地社会福利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单位：%年份 国家/地区 教育 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房屋总计2004 2001 2001 2001 2001 2001 2000 2000 1999中国澳门地区 瑞  典 德  国 美  国 日  本 韩  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台湾地区 1.8 6.3 4.3 5.0 3.5 4.8 4.0 4.1 4.9 1.3 14.4 15.6 7.9 9.1 2.3 0.7 2.2 4.71.1 7.4 8.0 6.2 6.3 3.2 1.0 2.6 3.50.1 0.6 0.2 - - - 2.0 4.9 1.0 4.3 28.7 28.1 19.1* 18.9* 10.3* 7.7 13.8 14,1注： *没有计算房屋福利的开支。资料来源：澳门的数字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6a)及澳门财政局(2006b)之资料计算。瑞典、德国、美国、日本及韩国的数字取自OECD(2005; 2006a;2006b)。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及台湾地区的数字取自Rarnesh(2004：26)。①在2004 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为82899 百万澳门元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6a），而当年的政府总开支是13431．7百万澳门元（澳门财政局，2006b）。 48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政府／慈善体系／市场／家庭的福利角色：福利混合主义澳门的社会福利供应，可说是福利混合主义(mixed economy of welfare) 之典范。政府、慈善体系、市场及家庭在社会福利的供应上，于不同范畴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政府同时扮演了供给者、资助者及市场维持者。该四个福利供应体系在不同范畴的分工，令澳门的福利混合主义出现四种形态。在 “ 公营体系主导型 ” 中， 政府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 其他系统只发挥补充公营体系之功能。澳门社会保障基金的会员占了全澳劳动人口之71.7%（赖伟良，2006），这群受保障人口在满65岁时便可申领该基金的养老金，得到退休保障。但由于象征式供款关系，政府的拨款才是该基金的最主要来源，例如在2003年政府的各项拨款占了其总收入之81.9% （赖伟良,2005）。因此，政府在退休保障方面的角色是提供者，而非像在韩国社会保险计划中的调控者。此外，私营公积金计划的发展并不蓬勃， 在2005年参与私人退休金计划之雇员只占总就业人口的17.2% （2006年4 月23日《澳门日报》）。在 “非营利／志愿体系主导型” 中，宗教组织、慈善机构或志愿团体等在政府的资助下，成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2004 - 2005学年，全澳共有126 间提供基础教育的学校，当中 85 间接受政府资助，提供免费教育（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2006d），它们占总数的67.5%； 而部分 “非资助学校”亦是由非营利／教会团体开办。在 2004 年，全澳共有 146 间 “ 非营利 ” 社会工作服务单位，占了总数之82．o%；而它们当中137间是接受社工局资助的（澳门社会工作局，2005）。在 “ 市场主导型 ” 中，市场的供应满足大部分市民的需要。 在澳门，市场是房屋的最大供应者。在2002 -2003年，居住在私人住宅的住户占整体之79.5%，经济房屋占16.3%，而社会房屋只占4.2%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4）。在 “ 家庭照顾主导型 ” 中， 家庭是大部分有需要人土的照顾来源，而公营和受资助服务只给予那些缺乏家庭支援的人士。澳门的长者照顾便属于这模式。近年受资助长者照顾服务的名额，只占整体老年人口的一个很 484
澳门社会福利模式 低的比例，例如在2004年只占4.8%。①正如梁氏顾问有限公司的分析，澳门长者照顾服务的“重点是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加强以家庭为基础的照顾”（梁氏顾问有限公司，2004：II-1）。总结而言，政府是社会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亦承担基础教育及社会工作服务的绝大部分财政责任，而该两项社会服务的主要供应者则是非营利/志愿体系。市场负责满足大部分家庭的房屋需要。家庭乃承担起照顾大部分长者的责任。六 修正资本主义功能（一）非商品化效应根据Esping-Andersen (1990)的分析，非商品化有两项先决条件：第一， 社会福利的提供建基于公民权(citizenship)；第二，人的基本生活所需脱离了对市场的依赖。公民权（社会权）之发展程度取决于政府所采用的分配社会福利原则。全民性提供方式( universalism)能使社会权得到高度 的发展，选择性提供方式 ( selectivism ) 则刚刚相反。在澳门，选择性提供方式的福利较全民性方式为多，因此社会权之发展程度仍然在较低的水平。基础教育是最具规模的全民性服务；虽然卫生中心的各项门诊服务亦是全民性供给，但因名额有限，现时大部分的市民仍然是在私营体系满足其保健需要。此外，澳门政府的选择性福利供应，主要遵循两方面的甄别 原则：第一，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第二，就业身份。社会保障基金只为就业人口提供经济保障。仁伯爵综合医院的免费住院服务，只提供予特定的弱势贫乏社群及职业人士，其他市民就需要缴付70%成本的费用或到私家医院购买服务。在房屋福利方面，人住社会房屋的住户不足整体住户之5%。至于非商品化的第二项条件，最直接的指标是分析市场在满足各项基本需要的角色。在澳门，市场在不同范畴里都负起一定的福利供应责任。①在2004年，受资助长者照顾服务的名额共有1800个（澳门社会工作局，2005），当中包括老人日间护理中心、老人宿舍、老人院舍及家务助理服务，而全澳65岁或以上总人口是37778人（赖伟良，2006）。 48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它为近八成的住户提供居所。在医疗服务方面，约有三成半的市民使用私立住院服务。①赖伟良的分析亦显示，社会保障基金在非商品化方面的效果仍然相当有限（赖伟良,2004）。总结而言，澳门的社会福利政策，相信只能产生程度颇低之非商品化效应。（二）对社会分层化之影响由于选择性提供的公营福利项目较全民性的为多，而市场亦扮演了相当的福利角色，因此除了在基础教育方面，不同背景的市民在满足其福利 需要的过程中，实是得到不同之对待或接受分层化的服务。所以，澳门社 会福利政策在减少社会分层化上的功能十分有限。在老年保障方面，公务员能享有优厚的退休金(入息替代率最高达 100%)，公营机构及大企业的雇员在退休时能同时得到公积金和社会保障基金之养老金，但一般劳动人口在老年时只能领取养老金，且援助水平严重偏低（赖伟良，2005）。那些未能参与劳动市场或只参与很短时段的人土，最后是得不到老年保障的。在住院服务方面，除了一些弱势贫乏社群 及特定职业的人士外， 其他市民在入住仁伯爵综合医院时就需要支付 “ 大部分成本 ” 之费用。此外，亦有约三成半之市民是使用私立镜湖医院的住 院服务。在房屋福利方面，低收入组群当然可入住社会房屋，但中层市民 则可购买经济房屋和申领 “ 四厘利息补贴”。明显地，后两者的房屋福利是协助受助者拥有物业，增加其资产。（三）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澳门政府都采用以自由市场为主导的经济政策，故它对经济政策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社会政策及社会发展。在回归初期，澳 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强调促进经济发展是其施政的重点，把促进 经济发展放在最优先位置，视经济发展为促进澳门整体发展的主要手段（赖伟良，2003）。其后，他又强调市场力量乃达成社会发展之重要手段：经济建设本身就是人文建设的一部分……而任何价值理念，在当①此比例是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6。)及澳门镜湖医院(2006)的统计数字推算。 486
澳门社会福利模式 代人类文明的既定条件之下， 亦往住以一定的自由竞争，经过市场规 律的作用才能普遍落实（何厚铧，2005:34）。因此，澳门地区与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情况相似，政府在制定社会 福利政策时，推动经济及促进市场的目标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考虑因素。由于基础教育是最具社会投资( social investment)的功能，所以它一直以来都是最受重视之社会服务，投放最多的资源，并以全民性的方式供应（见图1）。还有，澳门政府在 1996 年推出 “ 四厘利息补贴制度 ”， 目的是 “ 扭转影响本地区经济状况， 尤其影响建筑业之滞市状况”（澳门政府，1996）。换句话说，该制度是一项促进房屋市场的措施。在2002年，特别行政区政府动用四亿澳门元，推出历来最庞大的失业者援助及培训计划，“使他们得以提升文化水平和就业、转业的竞争力，具备较佳的条件以在未来进入旅游服务业和其他行业的就业市场”（何厚铧，2001：15）。其实，这项计划正发挥劳动力再生产之功能(labor reproduction)。 48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七 结论及讨论总结上文之分析，澳门的社会福利体系有四项之特征。第一，澳门政府比较而言投放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十分少。第二，澳门的福利供给属于“福利混合主义”模式，政府、慈善体系、市场及家庭在社会福利的供应上，于不同范畴分别扮演了不同的主要角色。第三，社会权之发展程度仍然在较低的水平，社会福利政策在减少社会分层化方面的效果十分有限。第四，经济发展是社会福利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澳门社会福利政策的特点，其实与东亚地区的福利体系十分接近（参阅White and Goodman,1998; Wilding,2000; Rieger and Leibfried,2003）。它在概念上似乎很难成为一个独特的福利模型。根据Holliday和Gough的讨论， “ 生产主导福利模式 ” 主要特征包括政府的整体施政是以发展为首要目标；所有公共政策（包括社会政策）必须从属于经济发展目标，因此经济 发展的需要便成为社会政策发展之主要动力：低度的社会权发展；扩张的社会阶层化；而市场、企业及家庭则分担非常重要的福利供应责任，以遵循经济发展的原则( Holliday，2000：708 - 709；Gough，2004:183 - 184)。假若参考他们所提出的理念型， 澳门的体系其实很接近 “ 生产主导福利模式 ”。如果做再精细的分类，澳门个案可说是在 “ 生产主导福利模式 ” 内的“发展性全民主义国家”类型（developmental-universalist state），因为除了上述的特征外，澳门政府还提供一些全民性的服务，以满足市民的部分需要。澳门的福利体制属于 “ 生产主导福利模式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该模式 对民众福利水平的影响；而这应该是下一步的研究课题。初步来看，现时澳门的福利供应，仍然未能满足民众的不少福利需要。根据房屋局的资料，自回归以来共有 2000 个社会房屋之 “ 普通申请个案”，但其上楼率只有8.9%（2005年3月18日《澳门日报》）。在2005年，只有26.8%的长者能领取社会保障基金的养老金（赖伟良，2006）。有分析指出，各项社会保障津贴及援助金之援助水平，均未能协助领取人士脱离 “ 相对贫穷 ” 的状况（赖伟良，2005）。这些情况显示，从全面照顾市民需要的角度看，现行澳门的福利模式似乎有检讨的必要。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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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谢莲秀*普通人谈论经济全球化时，只谈机遇，而忽略了挑战。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但带来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澳门近些年的经济由于赌权开放、外资投入而得以蓬勃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劳资问题也相应增加，近期尤以外地劳工问题最为突出。本文试就有关情况进行分析，谈谈澳门工会如何应对外劳的问题。一 澳门赌权开放推动澳门经济蓬勃发展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以来，本澳经济从持续多年负增长的困难局面逐步平稳回升，尤其是博彩业开放以及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更令经济发展速度明显超越邻近地区，出现了回归前无法想象的大好局面。2005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达11.7%，金额为925.9亿澳门元，同年澳门人均GDP为194500澳门元。二 澳门输入外劳的背景在澳门，外地劳工一般被简称为“外劳”。外劳是指不享有澳门居住身份、经澳门政府批准而获得在澳门就业的非本地劳工。输入外劳一直是澳门劳工界最关注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谢莲秀，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公关活动科主任。 49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步，经过70年代的奠基，澳门经济在80年代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不仅出口总值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突破传统经济结构，改变长期以来博彩业一枝独秀的格局。当时工业在澳门各主要产业中以36.9%的比重高居榜首，出口加工业推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使澳门经济产生飞跃式的发展。由于澳门当时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衣及纺织业，需求大量年轻力壮的劳动人口，而澳门原有的劳动市场已供应不足。澳门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资方的建议，从1988年起大量输入劳工，此乃澳门输入外劳的背景。然而，随着大量无限制外劳的输入，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和薪金直接受到了影响，尤其在经济发展由迅速增长转入正常发展或处于低潮时，当本地工人面对失业的严重问题时，外劳问题便引起了本地工人和工会社团的强烈关注。三 澳门外劳的概况（一）澳门外劳的总数澳门1976年曾经输入外地劳工，经工会据理力争而停止。直至1988年政府公布了两项输入外劳的批示——输入外地劳工条例（第12/GM/88号批示）及输入技术劳工条例（第49/GM/88号批示），外劳开始大量输入。但 自实施输入外劳政策以来，政府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及时公布数字，所以早年的外劳人数没有详细记录（见表1）。表1 澳门输入外劳人数总览单位：人年度外地劳工输人人数年度外地劳工输入人数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29723 32013 32183 28113 25925 234602003 2004 2005 2006 （1月统计数字） 24970 27736 39411 42496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494
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 截至2006年1月，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澳门外劳总数达 42496人，占澳门就业人口的18%，从近三个月外劳输入的增幅推算，估计现时澳门的外劳人数已超过50000人。（二）澳门外劳的来源澳门的外劳来自世界各地。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5年的统计：全年输入的39411名外劳之中，包括来自中国内地的23139人、菲律宾的5511 人、香港地区的6149人、马来西亚的348人、泰国的527人、非洲的18 人、美洲的177人、欧洲的438人、大洋洲的144人、其他地区的2960人。而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劳工，占澳门“外劳”的80%以上（见表2）。（三）澳门外劳的职业分布及薪酬据澳门治安警察局及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澳门的外劳大多数分布在澳门的制造业，其次是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家庭佣工、建筑业、酒店 及饮食业，其他则分布在各行各业之中，如保安员、教师、医护人员等（见表3）。表2 按月份、原居地统计外劳人数单位：人国家/ 地区2005年 中国内地 菲律宾 香港 地区 马来西亚 泰国 非洲 美洲 欧洲 大洋洲 其他 地区 总数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8619 18807 19178 19628 19930 20367 20626 21261 219964392 4503 4556 4689 4824 4908 4978 5083 50941140 1224 1251 1336 1605 1955 2345 3113 3546263 314 346 346 339 333 337 339 342480 492 488 504 467 457 474 50l 49514 15 14 14 15 14 8 5 5145 145 144 144 149 159 149 144 112335 350 350 380 402 399 39l 387 375132 137 138 140 138 137 140 136 1412033 2156 2183 2236 2282 2368 2467 2580 257227553 28143 28648 29417 30151 31097 31925 33559 34718 49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续表2 国家／地区 2005年 中国内地 菲律宾 香港 地区 马来西亚 泰国 非洲 美洲 欧洲 大洋洲 其他 地区 总数10月 11月 12月21985 22521 231395151 5275 55114156 5085 6149 340 342 348495 506 52719 19 18155 168 177369 404 438136 133 1442652 2728 296035458 37181 39411资料来源：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表3 按行业统计外劳人数单位：人行  业2005年12月底 第12/GM/88号批示 第49/GM/88号批示 总数农、林、牧及狩猎业 制造业 纺织业 制衣业 其他制造业 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 建筑业 建筑 装修 批发及零售业 酒店及饮食业 酒店业 饮食业 运输通信及仓储业 旅行及旅行社服务 运输及通信 其他运输通信及仓储业 金融业 银行业 保险业 —— 13985 2491 10602 892 ——  2077  2077 —— 256 4326 3166 1160 168 10 133 25 6 6 —— 2 349 74 75 200 8 2935 2934 1 369 681 161 520 518 39 363 116 82 63 62 14334 2565 10677 1092 8 5012 5011 1 625 5007 3327 1680 686 49 496 141 88 69 6 496
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 续表3行  业 2005年12月底 第12/GM/88号批示 第49/GM/88号批示 总数 其他金融业 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 保安服务 市场推广 其他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 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 教育 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 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 桑拿及按摩、其他娱乐及表演活动 博彩活动 电台及电视台的活动 卫生、清洁及同类工作 其他 家庭佣工 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土以外的机构 小计 非居民为自身利益从事活动 - 1152 724 - 428 - - 232 4276 1235 2982 - 2 57 - - 26478 -13 463 23 6 434 152 367 121 1692 164 1351 35 38 104 5083 6 12828 -13 1615 747 6 862 152 367 353 5968 1399 4333* 35 40 161 5083 6 39306 105总  数39411注： *其中2455名属博彩公司直接聘用的建筑工人。资料来源：澳门治安警察局。外劳薪酬待遇方面，除了少数专业人才之外，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抽样调查显示，外劳的工资一般偏低。以制造业为例，外劳的平均工资一般较本地工人低20% - 30%，而从事酒店服务业的外劳，工资较本地工人低25% - 30%。 49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四）澳门聘用外劳的企业／实体（见表4）表42005年聘用外地劳工企业／实体一览行  业 企业／实体数目 2005年底 2006年3月 对比增减制造业 酒店及饮食业 批发及零售业 不动产及工商服务业 文娱博彩及其他服务业 建造业 运输通信及仓储业 教育 金融业 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 公共行政及社保事务 水电及气体生产供应业 国际组织及外驻机构 农业、畜牧业、狩猎及林业377 347 262 174 170 161 55 42 26 25 10 3 2 1393 459 342 215 187 188 61 43 27 30 9 3 2 1(+16) ( + 112) (+80) (+41) (+17) (+27) (+6) (+1) (+1) (+5) (-1) (0) (0) (0)数据来源：澳门劳工事务局。（五）澳门的就业人口及失业人口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05年的数据显示，澳门48万人口之中，就业人口有25.3万人，失业人口1万人。（六）澳门的外劳政策澳门关于外地人土来澳工作的法律规定，目前大致有以下六个方面。(1)雇用劳工制度（第50/85/M号法令），允许一些外国企业依合同 雇用当地劳工。(2)输入外地劳工条例（第12/GM/88号批示），即有关输入外地劳工 498
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 的条例。(3)输入技术劳工条例（第49/GM/88号批示），即引进外地技术劳工 条例。(4)非法移民法（第2/90/M号法令）。1992年公布第39/92/M号法令 对此做了修改。 第 39/92/M 号的法令的修订，在雇佣非法劳工方面，明确 规定在建筑工地上发现无证劳工从事建筑工作时，则推定存在劳务关系， 以非法雇佣论处。1995 年公布第 55/95/M 法令，修改并更新人境、逗留及 在澳门定居之一般制度。(5)外地家务劳工的聘用法规（第113/GM/92号批示）。(6)澳门第4/98/M号法律《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第九条清 楚列明，输入外劳的前提条件是： “在确保本地雇员的工作权利及就业机会 不会受影响的情况下，补充本地人力资源的不足。”虽然澳门政府制定了关于输入外劳的明确规定，但显然未能起到其应 有的作用，而社会舆论也认为政府并没有切实执行所制定之限制外劳流人 之规定。四 无限制输入外劳对澳门本地工人的影响澳门现时的失业率是 3.9%，失业人口超过 1 万人，另外就业不足人数 的比例亦达0.9%， 失业人数与 “无限制大量输入外劳的政策” 引起了劳工界的强烈关注，反外劳之声不绝于耳。2005 年4 月19 日，工联总会完成《澳门职工工作现状问卷调查统计及分析报告》。在9131位受访者当中，高达78%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输入外劳（另有15%因对政府输入外劳深感无奈而表示没有意见），涉及各行各业不同工种的本地职工，其中非技术工人不同意的比例更达到86%。不同意的主要原因依次为 “ 降低本地工人的就业机会，令大量澳门劳工失业”、“过量输入”，以及“本地还有大量失业工人 ” 等，这是本地职工的切身感受。 可见，普通群众对外劳政策完全丧失 信心，而外劳政策也被形象地讥为“千疮百孔”。以澳门龙头行业博彩业为例，博彩业是一个收人高、门槛低、入职年龄限制宽松的行业，也是澳门少数甚为例外可以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行业之一。虽然澳门重申要保障本地工人就业，不向赌场荷官输入外劳，多间 49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博彩公司仍向政府表示期望开放博彩业职位予外劳。博彩业荷官工友忧虑职位不保的同时，对晋升机会也有想法。除了荷官职位，其他博彩业职位，尤其管理层，并没有得到不输人外劳的保证。龙头博彩业职位有危机，建筑、制造、饮食服务，以及交通、文员等行业的职工，在大量外劳输入的情况下，就业和报酬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业内开工不足、求职困难，还有年龄歧视、工资被压问题，都直接与无限制输入外劳政策有关。“本澳经济急速发展，建筑业受惠，建筑工程蓬勃，工友开工理应忙碌不已，外劳参与工作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使用者只追求自己利润的增幅，而法制又不能真正保障本地工人的就业权益，形成了不公平的就业现象，引申出一连串对本地建筑工人的损害。建筑业复苏以来，外劳一到，解雇本地工人的事件不断产生。大批解雇容易引起抗争，现在就转为化整为零，分散解雇。”以上这段建筑业工友的控诉，正好是一个现实的写照。特别行政区政府认为，输入外地雇员，是整体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但输入外地雇员的最大前提，始终是要保障本地工人的权益及更进一步合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些精神工联总会都认同，只是建立健全一个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外劳政策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否则“保障本地工人的权益”和“更进一步合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就得不到保证。五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对外劳政策的建议对于输人外劳问题，工联总会从来没有盲目反对，同时立场坚定，主张输入外劳务必以符合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发展，以及不影响本地职工就业机会、劳动条件为前提。随着博彩业开放专营权和自由行政策的实施，澳门经济进入增长期，劳动力市场比较活跃，各行业对人力资源的需求相对较为紧张，但我们不能以牺牲本地职工的权益为代价，以滥输外劳来成就经济发展。外劳政策对工薪阶层的稳定性，以及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完善有关方面政策措施具有不容回避的迫切性。年初，政府制定了有关《聘用外地雇员制度》行政法规的草案，并表示会争取在2006年上 500
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 半年内完成各项法律程序。澳门工联总会认为，这个法规必须严格遵守工联在1998年争取制定的《就业政策及劳工权利纲要法》，坚持输入外劳只能作为补充本地劳动力不足的原则，以法律条文明确保障本地职工优先就业，充分使用本地劳动力资源。对于澳门外劳政策，工联总会向政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必须根据本地的就业状况每年厘定输入外劳的限额。(2)禁止一些行业和职业输入外劳，例如文职人员、司机和赌场职工，尤其是一些获政府批给专营合约的企业，更不应输入非技术性外劳。(3)必须规定企业内本地职工与外劳的具体比例。(4)明确优先聘用本地职工的可操作方法，同时禁止有外劳的企业以单方解约的方法裁减本地职工，防止本地职工的职位被外劳替代。(5)设立劳、资、政府三方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处理投诉及对政策提 供意见，加强对输入外劳的监督机制。政府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输入外劳的透明度，包括将所有有外劳的企业的名称， 企业中外劳和本地职工的数量，外劳的职位等资料在政府公报上刊登。(6)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切实保障外劳的劳动权益，订立合适条款， 杜绝剥削外劳的现象，打破外劳来澳做 “ 廉价劳工 ”、 “ 血汗工人 ” 的悲惨 命运。特别行政区政府因应澳门劳动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外劳设立最低工资，规定雇主保障他们的住宿，为他们购买劳动和医疗保险等。而过去最令本地职工反对的过界劳工问题，我们亦要求特别行政区政 府一并在法规中明文禁止。目前，外劳输人数量创出历史新高，本地职工就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 胁。因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应考虑暂停输入外劳，重新审视和检讨输入外劳政策，从速制订可操作、真正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权利和劳动基准的具体措施，让本澳职工能够在充分就业、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下安居乐业。（原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20卷，第5期，北京：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06） 501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邓玉华*作为一个法律上的定义，社团这概念基本上是清晰的。对于研究本课题而言，则有必要对“学术”及人文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作一界定，从而在澳门的3370个社团中，抽出人文及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社团进行分析，了解其实况。本文还会以社会组织结构观，看澳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如何发挥，最终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善用民智。 一 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本文重点不在于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围和学科分类，但由于以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社团为研究对象，就有需要先立标准，方可进一步找出澳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社团。首先，按《辞海》解释： “人文科学”一词源出拉丁文Humanities，意即人性、教养。欧洲在15 -16世纪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 学问，以别于中世纪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后含义几经演变。狭义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①“ 社会科学 ” 则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语言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它的任务是研究并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②*邓玉华，澳门社会保障学会理事长，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①《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第305页。②《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第1578页。 502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 作为词典上的解释，或许已足够让人明白 “ 人文科学 ” 和 “ 社会科学’的对象、范围，当然我们也明白要科学地解释清楚又不是三言两语可轻易做到的，事实上还有不同学者或学术机构对同一词义或多或少有不同的解说，更遑论可借此做好学科的分类。如皮亚杰(Jean Piaget)所言：各国大学各系学科的设置情况大相径庭，不足以提供一个分类的原则，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仅仅指出，在人们通常所称的 “ 社会科学 ” 与 “ 人文科学 ” 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 ①这里又带出一个 “ 社会科学 ” 与 “ 人文科学 ” 间关系的问题。当谈到科学分类时，有人认为人文科学( Human Science)的主题为宗教、伦理、哲学、艺术、文学等涉及主观与评价性质的学问。这与追求客观，或互为主观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完全不同，所以应称为人文学( Hu- inanities)才对。又有人把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合并成人文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来看待，并认为把人类的知识分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应是比较妥善的分类法。②亦有学者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 包含两大科群：一是 “ 人文科学 ”，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学、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研究精神文化活动的科学；一是狭义上的 “ 社会科学 ”， 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管 理学等研究社会管理的学科。这两类学科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国际上通 称为 “ 人文社会科学 ”， 中国内地习惯上将两类学科合称为 “ 社会科学 ”，亦即广义上的“社会科学”。③从历史发展可见，在各种人类知识中，社会科学每每随着学者的见解不同而有不同的分科，亦因为学科的分离或结合（有学者解说为由分化到杂交的现象④），形成更多的学科。社会科学的分支之所以未能确定，固然①[瑞士]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郑文彬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页。②洪镰德：《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第17页。③刘白驹主编《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权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17页。④马太，多甘、罗伯特，帕尔：《社会科学中的杂交领域》，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 科学与公共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0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与学者分类的主张有关，却也与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与研究范围的扩大有关。例如区位学、人口学是由社会学分离而出，而生态学则为社会心理学与生理学衍生而来的。这些例子，说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的到来，社会科学也在不断地蜕变与发展。①谈到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问题，国内外文献对社会科学学科分类众说纷纭。有学者考察国外15种有较大影响力的相关文献，对文献中学科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频率的高低，反映学科受公认的程度和成熟程度。②有关的研究结果见表1。表1 国外一些社会科学文献中学科出现的频率单位：次学  科出现的频率学  科出现的频率 学  科出现的频率经济学 社会学 政治学 法学 历史学 教育学 人类学15 14 14 12 12 9 8语言学 哲学 文学 地理学 统计学 艺术学 管理学8 8 6 6 6 5 4考古学 精神病学 宗教学 人口学 民族学 科学学 家政学 3 3 3 2 2 1 1从表1的学科名称看，国外较有影响力的相关文献，都将 “ 社会科学 ”与 “ 人文科学 ” 的内容混杂在一起，反映其背后将人文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分类方向。中国内地，于1993年7月1日正式实施第一个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将学科分成了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五大门类， “ 社会科学 ” 与 “ 人文科学 ” 归为一体，或者如一 些学者所理解的是广义上的社会科学。 将学科分类，确可让人简明清晰地了解科学体系的图像，但某些学科存在的分离、结合和交叉性，仍导出一些未解的分类问题。当代学科世界①洪镰德：《社会科学与现代社会》，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第19页。②刘白驹主编《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权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15- 17页。 504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 是一个由数千门学科组成的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很难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分类方式。未来最成功的分类方式，将是硬分类与软分类相对立发展基础上的互补协同，即必然要采用软硬兼施的分类方法。①当我们实际去做相关课题的研究时，常因主观（如个人的知识水平）或客观（如资源的有限）的原因，，存在局限，只能做出取舍。以下是两个例子。例一：北京大学出版的 “ 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 ” 丛书中，②包括14册以不同学科为题的书，分别是经济学、历史学、伦理学、哲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例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2002》一书将之分成7 门 1 3类，分别是哲学门（哲学）、经济学门（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门（教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门 （ 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学门（历史学）、管理学门（企业管理学、公共管理学）。这两例其实不足以说明什么，只想指出在进行研究时，各自会有自己的考量。就是澳门基金会这次举办的人文社会科学大会，在论文参考选题的第二组关于不同学科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所列的学科包括政治学、公共行政、 法学、 经济学、 社会学、 文学、 教育学、 历史学等。这个“等”字可以蕴涵丰富的内容，亦可能反映出主办者的取向。笔者认为澳门无须订立本地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类标准，事实上，科学学科基本上没有地域之别，参考国外先进或国家标准均可，况且这分类对社会无实际需要，因此留多点空间供有兴趣的学者们发挥想象力去探索更好。今笔者为研究澳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社团才对科学学科的问题作表面的涉猎，也基于一些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在面对社团分类时或会忽略了一些学术社团——尤其是艺术范畴的（笔者早前所作的社团分类中，另有文化一艺术一类），当然也用不着在此花大量资源，重新做出一个庞大并得到公认的分类体系后才展开相关的研究，如要这样的话，最终可能只会一事无成。①刘仲林：《现代交叉科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54页。②这套丛书由费孝通等当顾问，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再版。 50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二 澳门的学术社团（一）澳门社团的数目增长笔者在2002年曾对澳门的社团作分类统计，有关的内容早见于2003年的《蜂之讯》，①在此不作详述。基于时间所限，今次的研究会以当时所作的澳门社团分类法②及统计作基础，再加上之后至2006年10月为止的官方提供的社团登记名单去窥视最完整和最新的状况（见表2）。首先，回顾笔者在2002年8月所作的研究，澳门有登记的社团共2111 个。自1980年代开始，澳门的民间社团数目开始大增，在1990 - 1999年这10年问，平均每年就有103.2个社团登记成立，亦即约每3.5天就有一个社团成立，而之后的几年，社团的增长速度更大。表2 澳门社团登记成立年代统计（至2006年10月）年代数目（个）1899年及以前41900~1909年21910~1919年81920~1929年271930~1939年211940~1949年351950~1959年361960~1969年441970~1979年841980~1989年4251990~1999年10322000~2006年10月1652*总 数3370 注：*笔者收到的新一份社团名单，由2002年8月以后至2006年10月间，多了1268个（含九个没有政府公布日期的）。按此数加上2000—2002年8月的393个，再减去9个没有政府公布日期的（因在393个当中被包含在内），所以，此期间(2000年至2006年10月)成立的社团总数为1652个。①丹心：《澳门社团研究开端》，《蜂之讯》2003年4月。②邓玉华：《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澳门：澳门社会保障学会，2006，第73- 82页。 506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张 在澳门回归祖国以后（这里为好做比较研究，由2000年1月起计算），平均每年有284.8 个社团（1652 个 ÷ 5.8年）成立，亦即约每1.28天就有1 个社团成立（365天÷284.8个），比之前的10年平均再以倍数增（见表3）。表3 澳门回归后社团登记按成立年份统计单位：个年 份 数    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年10月 没有政府公布日期 117 149 196 146 200 231 622 9总  数1670*注：*何以总数1670个与表2同一期间的总数1652个有出入？笔者估计是收到的新一份社团名单，比上一份在2000—2002年8月间的多了18个社团，而这18个多了的社团，在此未被统计。由于相差的比例小，基于写作本文的时间所限，暂且不作处理。再逐年看回归后的情况，可发现今年（2006年）的社团数更有惊人的增长，平均每天就有两个社团成立(622个÷300日）。（二）澳门学术社团知多少了解过澳门的社团数量之后，再看看社团的分类。笔者所做的社团分类，乃建基于澳门特别行政区第 3/2002 号法律有关 “ 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制度” 中关于将社团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分成不同组别，分别是雇主、劳工、专业、慈善、文化、教育及体育。①据此，再发展出18个细分类，即商会、工会、公会、学会、基金会、社会福利／服务、医疗／卫生、同乡会、宗亲会、街坊会、互助会、宗教、艺术、娱乐／康乐、环保、教育／培训、体育／运动、①澳门特别行政区第3/2002号法律第22条。 50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压力团体（见表4）。有关分类的描述、标准可参阅笔者《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一书，这里不重述。简单来说这是一个以活动领域结合社团性质的分类法，在现阶段应是符合澳门现实情况的方法，尽管当中未能避免一些跨域及跨性质的问题。由于本文对学术社团的研究，在此仅简单补充说明一下：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关注某一个专门领域去做研究的团体，常以 “ 学会 ” 称之，亦有称 “ 研究中心 ” 的，其研究对象可能涉及多个领域，如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这一类的团体，因具有科学研究的特性，有科学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在分类中，姑且将之列作以专业为基础的大类中，亦即是本文所研究的对象。表4 澳门社团分类统计基础分类细分类（至2002年8月）（至2006年10月） 数目（个）  比例(%) 数目（个）  比例(%) A．雇主 B．雇员 a．商会 b．工会 165 1267.8 6 226 2116.76.3 C．专业 c．公会 d．学会 48 1242.3 5.9 59 1881.8 5.6 D．慈善 e.基金会 f.社会福利／服务 g．医疗／卫生 h．同乡会 i．宗亲会 j．街坊会 k．互助会29 109 8 112 15 107 1421.4 5.2 0.4 5.3 0.7 5.1 6.7 35 162 27 154 21 146 2521 4.8 0.8 4.6 0.6 4.3 7.5 E．文化 L.宗教 m．艺术 n.娱乐／康乐 o.环保 213 201 176 310.1 9.5 8.3 0.1 243 396 397 137.2 11.8 11.8 0.4 F．教育 G．体育 H．其他 I．不确定 J．不详 p．教育／培训 q．体育／运动 r，压力团体 s．不确定 t．不详  51 421 19 41 12.4 19.9 0.9 1.9 0.160 702 24 53 11.8 20.8 0.7 1.6 0总  数2111100%3370100%注： *因四舍五人导致总数不是100%。 508
澳门经济发展与工会应对外劳问题的对策主张 分类既定，在将各社团归类时还是存在一些实际的困难，其中包括个人的知识局限；执行分类过程中主要是靠个人主观判断；单从社团名称有时很 难作界定；有些社团名称名不副实；对于那些个人熟识的社团，当然以其真实性来归类，这就跟单靠以名称去判别在方法上略有差别。然而，这样的方法还算是较 “ 经济 ” 和难度较小，在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上述缺陷总不至于掩盖整个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起码已将大部分真相浮现出来。说到研究结果， 从大类上分， 文化团体占数最多， 占31.2%，其次是慈善占23.6%，体育占20.8%，专业团体占7.4%，商会占6.7%，工会占 6.3%，教育占1.8%。但从细分类看，体育团体就一枝独秀，占20.8%，与占次位的艺术、娱乐／康乐团体相比多出近一倍，而本文要研究的学术团体占总数的5.6%，有188个。澳门回归后六年多所成立的学术社团刚为全部学术社团的半数（94÷188 =0.5），与社团总数在回归后的增长比例(1652÷3370=0.49) 一致,因此，亦可以说澳门学术社团的增长是大的，而学术社团每年的增长算是平稳的（不至于有令人惊讶的情况）（见表5）。表5 澳门回归后每年学术社团成立数目（2000- 2006年10月）单位：个年份 数  目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2006年10月止9 16 10 16 14 18 11总数94究竟澳门的学术社团所研究／关注的科学学科领域为何？按上一节所讨论的科学和学科分类，若简单以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去划分，澳门的学术社团属社会科学范畴的占37.2%，人文科学的占31.4%,自然科学的占28.7%。人文社会科学合起来就占近七成(68.6%) （见表6、图 50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1)。那么，这些学术社团可发挥什么社会功能呢？表6 澳门学术社团分类（至2006年10月1） 科学分类社团数目（个） 比例(%)社会科学（狭义）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 待修正 70 59 54 537.2 31.4 28.7 2.7总    数188100三 学术社团的功能发挥社团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科学把社会组织分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它们分别是政法领域、经济领域 510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 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①而笔者早前探讨对非营利组织研究的宏观架构和方向时，以社会权力角色作为出发点，以第三部门的社团作为中心研究对象时，整个系统中社团的外部环境包括整个非营利组织系统、政府、企业、大众传媒以至更多的次系统和个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基本上也是以一种社会结构模式去考量。无论如何，学术界看来已习惯把政法领域的公共部门称为第一部门，经济领域的企业称为第二部门，而社会领域的非营利组织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②就这三个部门的互动关系，学术界亦已有不少论述，故不在此详细解说这三个部门的定义。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自有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简单可归结其角色功能如下：①开拓与创新；②改革与倡导；③价值维护；④服务提供； ⑤扩大社会参与。③对于 “ 学术社团 ” 而言，看来应较大程度体现开拓 创新及倡导改革的功能，服务提供则较弱。因此，学术社团对社会变迁而带来新的社会需求反应较为敏锐，借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可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指出某些亟待改善的地方，透过舆论或游说的工作，倡导改革，以促进社会进步。必须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开拓与倡导是对整个社会而言， 对公共事务而言，体现作为非政府的、非营利的，具有公益性、志愿性和独立性的社会组织的存在价值。既然是涉及公益性，所倡导的对象自然以政府、公共事务为主，内容也自然是公共政策的范围，客观地形成了政府和非营利社团的独特关系模式的条件。学术社团当中具规模的，有些更可能演化成一种智库( Think Tank)的组织。所谓智库一般来说是指 “ 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产业 ”。基利则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何谓智库：“是一种有组织的安排，在其中，企业部门、政府机构以及富人，把上百万元经费拿出来，交给组织的研究人员，而这些研究人员必须花费时间来完成研究方案，最后研究者与机构将其研究成果①《徐永光之序言》，载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②“第三部门”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利维特(T．Levitt)所采用，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即“非公即私”，利维特认为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和私营企业间的社会组织，它们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利维特将这类组织统称为 “ 第三部门 ”。 此后这个概念在美国学术界被广泛使用。 T．Levitt, The Third Sector: New Tactics for. Responsive Society, New York: AMACOM,1973.③许世雨：《非营利组织与公共行政》，载江明修主编《第三部门经营策略与社会参与》，台北：智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第158- 159页。 51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以研究报告或专著的形式公开或不公开呈现，此谓之智库。 ” 英国学者史密斯认为智库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从事的人是作跨学科的研究(multi - disci-plinary research)，其组织成立的宗旨是试图去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根据学者韦华(R．K．Weaver)的观点，智库可分成以研究为导向的机构、以接受委托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和倡导型智库三种，而基本上智库在政策过程中扮演以下五类主要角色：①政府决策者政策理念的来源；②政策议案的评论者；③政府政策方案执行的评估者；④政府甄拔高级官员与专家的人才库；⑤新闻媒体资料引述的权威来源。①诚然，澳门是一个小规模的社会系统，其中高等教育发展只不过是1/4个世纪的事，学术底子薄弱，加上很多社团和民间组织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属义务兼任，各种资源均缺乏，且不少正受到政府的资助，②故澳门是否存在智库成疑，就是有，当中倡导型的智库( advocacy tank)，看来在功能上是接近民间非营利学术社团的特征，当然两者在规模上就无法比拟。至于澳门的学术社团所能发挥的功能，笔者以为有下列几方面：①倡导新的公共政策或措施；②就政策提供意见、建议；③建立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④对政策执行作评议。最终目的为建立既公平又具效率的社会。如前所述，政府与非营利学术社团间存在的独特关系模式（见图2），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很难主观或一相情愿地说了就是，即是说，所谓学术社团应该可以发挥的功能，未必一定得以有效发挥，当中除了社团本身的表现外，也在于 “ 对手 ” 的态度和处事方式。例如政府定政策就是喜欢 主动向A社团寻求咨询，B社团即使常主动向政府献言，也得不到什么回应；又例如政府对 A 社团的资助 “ 疏爽 ”，对B社团的资助申请则格外严格。说到这里，大家应马上意识到当中存在问题。笔者本身也这样想，但不知道与你所想的是否一致。在此，笔者谨提出以下相关几点。①官有垣：《智库与公共政策》，载萧新煌主编《非营利组织与运作》，台北：巨流图书公司， 2001，第440- 443页。②以澳门民间非营利社会福利服务机构为例，按笔者所做的一项有关的研究得知，受政府资助的机构占九成半有多，而问到政府资助是否机构资金主要来源时，有七成(71.2%)的机构表示以政府资助为主要来源，主要靠本身团体拨款的占23.7%，主要靠社会捐助的有 3.4%。 详细内容见邓玉华 《澳门非营利组织研究——社会福利服务机构管理》， 2006，第118页。 512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 第一， 如何看待社团急速发展的问题。对于社团数目的急速增长，有人认为是过滥或者说到了泛滥的地步；也有人认为是社会多元化，是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向前发展的表现。前者有贬低之意，后者则相反。而不同的观点将影响／决定人们怎样处理与社团的关系。如社团数目的急速增长是一种社会变迁（social change）现象的话，人们就必须做出适应或减缓这一变迁的速度， 否则问题油然而生， 这些问题当然也包括之前提到的 “选择性咨询 ”、将公共财政凭 “ 私人 ” 喜好调拨等，而这种情况的延续，说不定会引发更大的社会冲突。笔者以为，在传统迈向现代的社会里，肯定会出现单一与多元之间的矛盾，问题是人们如何化解。针对社团增长的问题，我们必须维护结社自由这一普世价值，之外所能做的就是将不利于正常发展的某些制度安排加以纠正，如立法会的间选做法。 第二，社团本身的能力建设( capacity building)。学术社团的基本能力表现在于科研能力和倡导功能的发挥，而管理能力则是表现组织能力的重要手段。民间非营利团体（包括学术社团）由于其义务的特性，在资源上（包括人力和财力）显得薄弱。在人力方面，澳门的科研界起步迟，进展慢，本土的科研人力仍弱，不像先进国家／地区可以有不少已退下“火线”但仍乐于义务参与、贡献力量的学者；在财力方面，有志者既要出力，若还要出钱，实超出一般义务工作的要求，因此，财政来源有赖于向外募集。资源的局限，令这些民间团体的科研工作，只能做到表面而未能深入，尽 51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抹杀其作用，起码学术社团仍有助于 “ 发现问题 ”，从科学的角度，发现问题也算是成果的一种表现。资源缺乏的问题，首先当然要从解决资金来源人手，事实上，进行具规模的研究需要开支，举办各类的研讨会、座谈会，出版刊物也需开支，更遑论聘用固定人员，去维持办公室的运作甚或长期从事研究。募款不只是求一次，必须考虑长远，对资源提供者作交代肯定是必要的，纵使对方 没有明确要求又或只是提供了少量的支援，若能让支持者得知所捐出物资的去向，既使支持者感到被尊重，也激发日后持续支持的行为，尤其是当看到非营利组织展示出高成效时。因此，向有关人士交代，报告成果，并非对工作的额外要求，而是整个活动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这点正是笔者所指在科研能力以外的管理能力的要求。 当然， 作为非营利社团，还是应“多有多做”，实践其立会时的理想和宗旨，为澳门社会做出贡献。第三，政府必须秉持公正。政府吸纳民间团体的意见，完善施政，诚属美事。然而如公众常见，政府只是有偏好地、选择性地挑选咨询对象， 抱这样的态度，只能巩固其 “ 小圈子 ” 利益，并将造成社会分化。还不止于此，如执行部门继续无节制地向偏好的团体以不公平的手法提供“方便”，同样只会扩大社会不平衡，增加社会怨气和矛盾。如此，政府就应改变其 “ 内外、亲疏有别 ” 的陋习。 社会是属于每个公民的，大家有权利和义务参与，作为公权力就应以公正的态度和手法，创造条件，让社会可公平参与。纵然各方会有不同的立论、观点和研究结果，但在公平的环境下，人们的智慧会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有能力找到较客观和作更科学的选择；反之只会阻碍社会进步。更糟的是形成“擦鞋文化”，个别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乐此不疲，但却非大众之福，新一代再不懂得以正确的方式努力争取成绩、取得社会成就。以上几点问题其实不仅存在于学术社团与政府之间，而且是普遍的问题和现象，必须大力纠正。 四 结语每次谈到澳门的社团，总会引出很多想法。澳门的学术社团为数不少，尽管大多数都有相类似的困难，期望都能发挥作用，一方面带动学术研究 514
探讨澳门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社会功能 风，亦希望他们在政府政策变革上扮演好倡导的角色。至于学术社团（包括一般社团）的主要交往对象——政府，也应竭力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由政府做起，让人们可公平参与，而这也是人们常说要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尽管有时候它给政府会带来一点压力。同时，政府要与民间团体建立互信，毕竟这社会是属于每个人的，大家都想自己生活的社会好。针对学术社团，要使这民间智慧发挥得更好，政府更要多开放资讯和吸纳意见的渠道，避免以亲疏来区别。笔者再重申，社会是属于每个人的，公平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原载程祥徽主编《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论文集》，澳门： 澳门基金会，2007） 515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程惕洁*一 从研讨会的质量说起记得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20周年的时候，曾经开过一次研讨会。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如何提高澳门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作为评论员之一，笔者发表了以下两点评论。一是成立20周年研讨会，应该全面回顾与总结20 年来走过的道路，肯定成绩，查找缺点，寻求研讨水平的提高与突破。如此重要的研讨会，不能主要邀请澳门以外的学者，从旁观的角度，对澳门社会科学研究做分析评论，应该敞开大门，请澳门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他们为主，多方位、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分析与总结20年来走过的发展 道路。①二是澳门社团多，会议多，每年林林总总的研讨会，数以百计，平均下来差不多每天都有研讨会。但是质量和效果又如何呢？以笔者来澳门近七年的观察体会来看，高质量的研讨会比例不大。有些研讨会几乎是重复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出现相同面孑L，使用相同语言，重复相同议题，得出相同结论。于是我开玩笑地提议：是否应该组织一次专门会议，对澳门的研讨会进行一次研讨，看看哪些研讨会货真价实，哪些徒有其名，哪些研究成果值得肯定，哪些研究经费花得冤枉，等等。澳门的社会科学研究，即使目前的水平尚无法令人满意，那么普及面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既然研讨会多如牛毛，论文集免费派发，阅读与思考*程惕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①该研讨会的详细情况，请参考《社会科学与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澳门：澳门社会科学学会，2006。 516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 社会问题应该蔚然成风才对，然而实事并非如此。笔者发现社会科学普及上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知识面狭窄，许多领域基本空白。一些明显的陈腐观念、错误理论，在澳门依然司空见惯，甚至大行其道。例如，“自由市场经济，政府不应干预，也不必干预 ”， “ 既然土地批租，物业私有，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搞城市规划 ”， “ 既然 ‘一国两制’ ，五十年不变，因此任何法律也不能修改”，“既然澳人治澳，为什么还要从海外聘用校长和院长？”，等等，类似说法， 不一而足。不但普通民众有这些糊涂观念，就连某些大学生和公务员也不例外。①透视上述现象，自然引出澳门社会科学的提高与普及问题。二 何为普及，何为提高什么是普及？依常识判断，所谓普及，是指某种知识或技能在民间流传的数量和范围，数量越大，范围越广，则普及的程度就越高。什么是提高？同样，依常识判断，所谓提高，是指某种知识或技能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最高成果和最新突破。凡具有创新性或革命性的新理论、新工艺（方法）、新材料、新技术，一旦获得该领域专家权威的普遍认同和接受，即可视为达到该专业的最新高度，也就是有了新的提高。具体到社会科学领域，那就是新方法、新观点、新理论、新学说。普及是说范围，也就是宽度和广度，提高则是指水平和高度。两者都不免涉及量化指标：多宽才算宽，多高才够高？我们知道，任何量化指标都具有相对性，相对于哪里？相对于什么时代？也就是与谁比较的问题。是同几十年、上百年前的澳门相比呢，还是在同一时间范围内，与临近的香港、广东、台湾等地相比？这里又会进一步涉及比较研究不得不考虑的其他一些因素，例如文化渊源、人口结构、历史传统、经济水平等。① “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经济”的说法，常常见于澳门报刊； “澳门不必要搞城市规划”的说法，出自某些官员之口； “因为五十年不变，所以法律不能修改”的说法，来自某些法律专家；“既然澳人治澳，为什么还要从海外聘用校长和院长”的问题，来自澳大讨论修改校章时的公开发言。以上言论的提出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媒体的熟视无睹与置若罔闻。 517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先说普及的范围问题。具体到澳门社会，面积总共2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而且按照文化程度和语言能力，又可以划分为许多不同层次。假如每个层次的居民，能够按照该层次人口所能达到的平均文化水平去阅读、去思考、去观察，并且能够具备该层次人口所应该具备的社会科学常识，我们就可以说普及范围是令人满意的。以澳门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为例，他们属于专业或者半专业人才，对他们应该具备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求， 自然应该大大高于对普通居民的要求。因为许多澳门居民的文化水平仅仅是小学，甚至处于半文盲状态，他们阅读书报尚有困难，如何理解复杂抽象的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因此，我们谈普及，并非抽象的普及，而是针对不同对象的、实事求是的普及。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普及的要求应该有所不同。正如普及的范围有相对性一样，提高的高度也有相对性。获得诺贝尔奖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经济学），固然属于提高的例证，但是能够在高质量学术刊物（一般都经专家匿名评审）上发表一篇论文，也应该被视为达到了一定的学术高度。这就是为何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般都拿发表了多少高质量论文，以及论文被引证了多少次等，作为衡量学术水平高低的尺度。当然，任何标准和尺度都没有绝对的准确性。因为标准掌握在活人手里，在执行标准时，难免会出现种种失误。这些失误，有的出于审稿人自己水平不高，有的出于学术以外的其他原因（例如政治原因、人脉关系等）。因此，美丑不辨，鱼目混珠的现象便时有发生。你完全可以从某些匿名评审刊物上，发现空洞无物、废话连篇、毫无新意的臭文章，也能从屡遭枪毙的稿件中，找到高水平的学术精品。特别在学术腐败、后门成风的大社会环境下， “ 不公平 ”、 “ 不客观”的现象就更加严重。但是，即便如此，上面提到的 “ 公认 ” 学术标准，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受到学术界的普 遍尊重。或者说，起码我们一时还找不到（或许永远找不到）更加合理的评判标准。另外，学术水平高低的评判，除了有掌握分寸不当的危险，还有一个时间滞后的因素，特别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有些观点敏锐、立场超前的社科论文，很可能在刚刚问世的时候，很少有人认识到它的宝贵之处， 反而因固守陈规而对之冷漠。 所谓 “ 曲高和寡 ” 就是这个意思。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很可能慢慢发现，原来某某的文章有 “ 先见之明 ”， 518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 水平很高。 而那些曾经被认为 “ 天经地义 ” 的主流观点，反倒被证明是错误的。 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这种 “ 推陈出新 ”、 “ 后来居上 ” 的现象，不仅经常出现，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凡属有生命力的新理论和新思想，没有一个不遭遇冷落、压制甚至迫害， 几乎都要经历从 “ 异端邪说”到“非主流”再到“主流”这样一个“三段论式”的发展过程。30年前，为了挽救中国经济，邓小平和一批改革派理论家成功地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解除了 “ 两个凡是 ” 的紧箍咒，从 “ 阶级斗争为中心 ” 转到了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以说，没有那次社会科学的破旧立新，就不会有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就社会科学的普及和提高来看，普及相对容易，而提高则比较困难。普及比较容易的原因在于：第一，所涉及的多是现成的常识性读物；第二，一般不会触及太多有争议性的尖锐课题；第三，容易启动，也容易见效。而提高难度较大的主要原因也有三条：一是要有专业化的理论人才；二是要有理论创新的学术勇气和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三是要有被广泛认同的学术论坛或者争鸣园地。当然，正因为理论创新和水平提高比较困难，不容易实现，所以才显得更加可贵，更应该受到支持、保护和鼓励。三 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重视提高和创新工作，并不意味着忽略普及，或者不重视、不推广普及工作。其实，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来说，提高和普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两者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社会功能却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下面，我们具体探讨一下普及与提高二者的关系问题。记得毛泽东曾经有篇著名文章，题目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曾经被作为金科玉律，指导中国文艺宣传工作几十年。奇怪的是，不久前在 北京召开的文联和作协两会，好像对毛的宏文只字未提。首先说明，笔者重提毛的旧作，并没有向读者灌输毛思想的意图。笔者对毛理论及其著作的态度，应该说批判和否定者居多，欣赏赞同者较少。比如毛的《讲话》，其中充满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对知识分子的压抑和限制，远远多于对他们的信任和鼓励。这些政治色彩，显然在当年 519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也未必有多么正确，在如今就更缺乏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最近的文联和作协两会，不再号召文人们学习它，也算顺理成章，与时俱进。不过，我一向不赞成因人废言，只要他的讲话仍然包含某些精彩内容，哪怕只有一点点，该肯定的还要肯定。例如毛对普及和提高相互关系的议论分析，我认为就讲得很好，现在特别推荐如下。毛泽东说：“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①虽然毛讲的是文艺工作，但我认为其基本原则，也适用于社会科学，所以值得我们借鉴。具体到澳门社会科学的现有状况，包括人才状况、学科分类、成果评估、论文出版和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等，笔者认为在未来3-5年内，我们应该兼顾提高与普及两个方面，建议以下列各项工作作为切入点。第一， 考虑组建权威性的（有公信力的）负责社科研究和推广工作的协调机构，例如澳门社会科学联合会（社科联），负责联络和协调各学术团体的长远规划，评审众多研讨会的水平和成果，起码避免研究课题的重复 设置，尽量减少人力和财政资源的浪费，等等。这个协调机构，既可以作为半官方机构，设在基金会之下，也可以作为纯民间机构（社团）设在基金会之外。该机构除秘书之外，不设任何有薪酬的职务。其成员由全体会员单位轮流出任，或者由公开选举产生。第二， 建立相对稳定而又开放灵活的社科研究队伍，其成员既包括偏重于理论探索和提高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包括偏重于在民间（特别是青少年中间）普及社科知识的一般理论工作者，包括媒体人员、中小学教师、①http: //news. xinhuanet, com/ziliao/content_ 1545090. htm,2004年 6月 24 日。 520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 社团干部、前线社工，等等。第三，有了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和涵盖面比较广的社科队伍，就可以召开全澳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讨论制订澳门社会科学研究和普及的中长期规划方案（草案），例如五年规划和十年规划。方案应该包括学科规划、人才规划、课题规划、资金规划、国际与国内学术交流规划、社会推广与普及规划等。第四，有了机构、队伍和规划，还不等于万事大吉。如果机构运转不灵，队伍懒散，无所作为，再好的规划也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流于形式，到头来仍然乏善可陈，难有建树。为了避免开头轰轰烈烈，过后死气沉沉，我们还有必要建立一套评比审查、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特别在人人都能出书，文章不愁没有地方发表的澳门，如果不严格把关，误认为只要印出来就是好东西，就是必须肯定的成果，就应该受到基金会赞助等，那就有可能让我们自己的社科研究故步自封，不求长进，从而也让周边地区的社会科学界同人，难以认同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与水平。奖勤罚懒，惩恶扬善，固然需要树立新风尚，需要不怕得罪人的勇气，也需要培养一种明辨是非，判断真假的价值标准，包括对社会科学论文和所谓研究成果的识别能力。例如对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批评分析的公正性、平衡性，特别对于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问题，我们能否有识别的能力，是否有批评抵制的决心、勇气等，这些问题都涉及社会科学的提高与普及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在此想特别提及目前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间比较严重的论文抄袭（造假）问题。以我对澳门大学学生论文情况的粗劣估计， 大约有 1/3 - 1/2的本科生和硕士生，存在部分抄袭别人论文的现象，个别学生甚至严重到基本抄袭和完全抄袭。问题出在学生身上，但根源还在于老师，特别是那些对学生论文质量负有直接责任的指导教师。我同一些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发现有大约 1/3 的教授不知道 （或者看不出）自己的学生抄袭，这应该属于老师的水平问题。另有1/3的老师，或多或少知道学生在抄袭，也认为不对，但不想对此过于认真，怕平均成绩太低，不但学生有意见，自己脸上也不光彩。这就属于学术态度是否严谨和教师立场是否端正的问题。还有1/3， 认为抄袭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天下文章一大抄” ，只要抄得巧妙就好，用不着小题大做，揪住不放，“能过得去就算了”，“澳门的学生就这个 521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水平，不能要求太高 ”。对于第二、第三种态度， 实在有纠正的必要。如果我们当老师的自己不认真、不严格，如何能训练出严格认真的学生？又如何提高和普及澳门的社会科学研究呢？社会科学领域的奖惩办法，无非就是两点：第一是荣誉方面，对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和成果，对社科普及工作卓有成效者，也同样要给予表扬，颁发奖状，高调宣传等；第二是在研究基金上体现一定的倾斜度，那就是对于水平高或者成绩显著者，要从研究经费上多给予支持。相反，对于知识陈旧、成果不彰、缺乏新意的研究人员和研究课题，则少给支持或者不给支持。对于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者，一经发现，必须给予批评警告。对于情节严重、影响恶劣者，还要在适当范围内点名批评，停止其经费申请资格。甚至追回已经发放的资金支持，并处以象征性罚款，等等。如果以上四个方面（机构、队伍、规划、奖惩）能够有所改观，我想就有可能较好地处理澳门社会科学提高和普及之间的相互关系，真正做到毛泽东所主张的“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 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从而有利于开创澳门社会科学的新局面。四 如何普及，如何提高如果说以上所提几点，还仅仅属于大的原则和框架，那么，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再说说具体应该如何解决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提出几条具体措施，我认为或许有利于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先说普及问题。既然我们主张 “ 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 那就意味着“ 水涨船高 ”， 没有一个较广的社会科学普及范围， 不能在澳门居民中培养一个关注社会科学的习惯和氛围，仅仅依靠少量专业社科工作者单枪匹马，不仅难于普遍提高澳门人口的社会人文素质，而且也不利于专业工作者自身研究水平的提高，因为他们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果，缺乏民众的参与、 关怀与评判。当然，这不是说，社会科学研究非要走群众路线不可，一个学者孤军奋战就永远不能出成果。事实证明，在某些领域，比如哲学思维或者数理经济模型等，可以闭门造车，凭借天才思维和灵感爆发，也有可能获得重 522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 大突破，创造出世界级的顶尖成果。但那种情况毕竟十分稀少，其学科领域也相对狭窄。澳门目前所面临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实许多都属于密切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实证性学科，如部门经济学、应用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必须同广大民众的参与相结合，否则就是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空洞说教，不但民众不感兴趣，政府也不愿意为此浪费公共资源。这里顺便介绍郝志东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社会科学的责任：论当前澳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文章通过对“澳门居民综合生活素质现况调查 ”， 分析了近年澳门社科研究的整体状况，提到澳门社会科学今后的发展“ 应该进一步加强实证的研究， 但也要负起阐释和批评性社会科学的责任”。①这一分析极为敏锐，而且十分中肯。当然，郝教授并非主张将上述三种研究（实证性、阐释性、批评性）方法割裂开来，而是主张有机结合，根据具体研究课题的实际情况与社会需要，该用哪种就用哪种，否则就无法提高研究的学术水平，更无法指导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为了提升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程度，我想提出下列建议供参考。（一）推动教育改革，适当加强社科教育 无可否认，普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增加对中小学生的社科教育，为 此。需要进行下列改革。(1)在所有中小学 （ 从小学五年级到高中三年级 ） 开设 “ 社会常识 ”或者“社会生活”课程，其内容从浅到深逐渐提升，包括人类学（人类进 化）、历史学（世界史、中国史、澳门地方史）、经济学（宏观与微观经济入门）、社会学（通俗社会学、道德伦理）和政治常识（法律常识、政府和议会的基本运作等）。此课程最初为试行和选修，慢慢要过渡到必修课。但对于大学报考文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者，需要列入必修课，否则不得录取。(2)大学也做相应改革。凡是报考大学文科与社会科学专业者，除了 考试数学、英文、中文之外，还要加考“社科常识”。开始可以作为参考①赫志东： 《社会科学的责任：论当前澳门的社会科学研究》， 《澳门研究》 第 33 期，澳门：澳门基金会，第118- 129页。 523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分，慢慢要过渡到计入总分。(3)为适应上述教育改革，还需要组织人力，尽快编写一套中小学“ 社科常识 ” 讲授提纲，参考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和葡萄牙、英国、美国等地的同类教材，将主要内容包括进去。在大纲基础上，分期分批组织编写系统教材。既可以由澳门教青局统一组织编写，也可以由学者自由结合，提出编写提纲、体例和写作样本，通过招标竞投方式，向基金 会争取资助。最后，由两三种不同课本草案，经过对照评比，选出最受专 家、民众和师生好评的课本，成为官方选定或者推荐的试用教材。在试用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和提高。（二）组织出版社科普及读物以上所说的系统教材，已经属于社科普及读物的一种，它们不仅可供 中小学生作为教材，而且也可以作为普通成人的趣味读物，因此，这些教材的编写，一定要兼顾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要图文并茂、深入浅出、老少咸宜，既有系统性，又各自独立成篇（册）。既要同世界主流文化接轨，又要体现中国特色、地方特色。书中所举例证，最好选自澳门社会的实际情况。必须承认，编写这种教材，其难度并不亚于研究尖端课题。除了上述系统教材，我们也还需要重视其他普及读物的出版和发行，例如编写澳门历史人物故事系列、澳门博彩历史和人物系列（包括赌王系列、赌圣系列、历代反对赌博的人物系列、历代澳门总督系列、历代民族英雄系列）、大众经济学、大众社会学、趣味理财知识、澳门地理掌故、文化遗产系列、公民常识系列、 “ 一国两制 ” 丛书、澳门回归故事、澳门法律常识、澳门法律改革、澳门老年问题、青少年行为偏差和矫正故事、社会和谐丛书（婚姻和谐、家庭和谐、同事和谐、邻里和谐、劳资和谐、官民和谐、地区和谐、国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等）、澳门生态丛书、澳门发展丛书，等等。有学者认为，编写这些普及读物费力不讨好。写出问题来，会招致误会和批评，即使读物受到欢迎，也无法被承认为学术成果。我个人认为，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根据，但并不正确。只要看看世界各国的知名社会科学家，就不难发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除了关注理论前沿，也十分关注普及读物的编写，有些经典著作，就是在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和提 524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 高而成。不承认普及读物的学术性，其实是一种非常短见的错误做法。（三）创办普及性的社科期刊除了普及书籍的出版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普及性的社科期刊，作为大众化的社科理论园地，供初学者和年轻学者发表习作，探讨切磋大众关心的社会问题。期刊的功能比书籍的功能更加广泛，它可以提供平台，供读者和作者讨论互动，成为培养青年社科人才的基地和学校。针对澳门社会科学的提高方面，我也想提出三点建议供参考。(1)起码出版一份高水平的匿名评审综合社科期刊（最好是季刊或双月 刊）。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培养澳门自己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专业期刊。当然， 目前澳门已经有了几份比较专业性的期刊，个别的正在尝试建立匿名评审制度。不过我感觉还不够专业化，其中社科和人文常常混在一起，栏目的划分和设置缺乏特色，评审范围也还仅仅局限在当地和周边地区，评审制度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与国际化，等等。 这里需要说明，一份高水平的澳门社会科学期刊，并非只是澳门人办 的期刊，或者只有澳门人投稿和阅读的期刊，更非仅仅刊登有关澳门题目的期刊，而是一份在澳门创办，但体现澳门社科研究水平和审稿能力的国际性期刊，它的稿件来自世界各地，它的读者也是分布在全世界的中文读者，甚至外文读者（详见外文选刊）。只要有分量、有水平、有新意，能够通过编委和专家的审查推荐，我们都会刊登。当然，凡是关于澳门题目的稿件，在通过评审之后，优先刊登。(2)在中文期刊的基础上，再出版一份摘要性的澳门社科论文选刊（年刊或者半年刊，先试办英文版，如果有市场，再扩展到葡、法、日等文字）。为了扩大影响，让外界了解澳门的社科水平，参与并帮助我们提高，我们也有必要把其中的优秀作品，翻译成外文出版。因为英文读者群范围较广，我们可以先从试办英文版开始，如果市场反映良好，有足够的其他语种读者，我们还可以在中英文的基础上，增加葡、法、日等语种的出版。(3)开办定期的成果评比和颁奖活动。我们都知道，为了鼓励某一专业的发展创新，许多行业都设有某某奖。 525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 例如电影业的奥斯卡奖，文学、自然科学与和平事业的诺贝尔奖等，都对该领域的发展贡献良多。相比之下，社会科学领域的奖项就比较少。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争议性比较大，评奖标准难以客观公平。这或许是一个原因，但是，难道其他奖就没有公平客观等标准的争议吗？据说，为了弥补诺贝尔奖的美中不足，美国国会图书馆专门设立了有 “ 人文诺贝尔奖 ” 之称的 “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 今年由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与美国非洲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两人将平分100万美元奖金。①虽然余英时教授主要以中文写作，但仍然能获此殊荣，说明评审委员并无排外心态。有感于此，我建议澳门考虑创办 “ 霍英东社科成就奖 ”，或者 “ 某某经济学奖 ”、 “ 某某社会学奖”、“ 某某心理学奖 ” 等。虽然目前澳门也有文科的评奖活动，但尚未按专业划分，也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更缺乏国际知名度。五 结语：期待澳门社会科学的繁荣昌盛本论文有意回避了社科研究与特别行政区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回避，是因为如下三个原因：第一，社科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它要同社会实践相结合，最终要落实到社会生活上，有利于社会进步与发展。这些基本道理，人人皆知，耳熟能详，本来也无须多谈。第二，本文是泛指社会科学研究，而非局限在政府施政层面的研究。作为政府智囊机构的“政策研究室”（简称政研室），虽然也离不开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但终究与学术研究有所区别，因此，不适于在本文详细探讨。 第三，有关特别行政区政府如何建立 “ 政研室 ” 和 “ 智囊团 ”，其功能和运作模式应该如何等，我已经另有专文探讨，②因此也没有必要在此重复。这次由澳门基金会召开的社会科学研讨会，可以说盛况空前。拟定题①http://www.chinesepen.org/gnwt/ShowArticle, asp? ArticleID =5699,2006年11月16日。②程惕洁：《回顾与前瞻——提高澳门应变能力的四点思考》， 《澳门理工学报》2003年第2期，总第11期，澳门：澳门理工学院，第36- 45页。 526
浅论澳门社会科学的普及与提高 目之广，动员人马之众，是我来澳门近七年来所经历的首次。这充分说明，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广大民众，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位同人，已经认识到，社会生活实践，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正在提出急迫要求与殷切希望。的确，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本人感到临深履薄，任重道远。一方面，我们感到身负重任，要尽量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要保质保量并完成特别行政区政府交办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又深感力不从心，担心无法满足社会的重托，辜负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这一方面有我们自身水平限制的问题，同时也感到，整体社会环境，其实有许多不利于社会科学提高和普及的消极因素。比如，郝志东教授提到那个缺陷，即 “ 重实证而轻阐释与批判 ” 的毛病，其根源就不仅仅限于对方法论的无知或者偏颇，而背后还有更为深广的社会通病，例如思维保守、知识陈旧、言论禁忌、盲目自大等。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当然需要通过长期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慢慢改变。然而，在社会渐进过程中，社会科学的普及提高与兴旺发达，自然有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独特贡献。因此，我不揣冒昧，选择了这样一个普及和提高的困难题目。既然已经选了这个题目，就要力求完成，即使无法保证质量，也要勉强交卷。无论如何，这次会议让我充满信心，充满期待。起码我乐于相信，也倾向于相信：这次会议的成果，不会仅限于一本论文集，像本文开头提到的许多研讨会那样，会议开过之后，一切原封未动。再过若干年，我们再相逢，见相同面孔，用相同语言，谈相同议题，得相同结论。总之，希望大会之后，能够形成若干具体成果，推动必须的社会改革和体制创新，最终带动澳门社会科学的繁荣与昌盛。（原载程祥徽主编《首届澳门人文社会科学大会论文集》，澳门：澳门基金会，2007。此处重刊，有部分修订） 527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程惕洁主编,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2（澳门研究丛书）ISBN978-7-5097-1130-9 I．澳… Ⅱ，程… Ⅲ，①人文科学—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③社会发展—澳门—文集 Ⅳ．C53 D676.59-53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7747号•澳门研究丛书•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社会卷主 编／程惕洁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网    址／http：  //www．ssap．com．cn网站支持／(010)   59367077责任部门／编译中心(010) 59367139电子信箱／bianyibu@ ssap. cn项目负责人／祝得彬 责任编辑／王玉敏 宋浩敏 高明秀责任校对／王国毅 吴旭栋责任印制／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59367097经    销／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   59367028排    版／北京德彩汇智文化有限公司印    刷／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xl092mm  l/16印    张／34.25  字数／630千字 版    次／2009年12月第1版  印次／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97-1130-9 定价／35.00元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 ·社会卷程惕洁／主编·行政卷娄胜华／主编·政治卷余振林媛／主编·法律卷赵国强／主编·基本法卷骆伟建王禹／主编·经济卷杨允中／主编·教育卷单文经林发钦／主编·语言翻译卷程祥徽／主编·文学卷观鼎／主编·文化艺术卷龚刚／主编·历史卷吴志良林发钦何志辉／主编·综合卷吴志良陈震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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