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出版說明 ....................................................................................................... I實踐導向與問題切入: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檢視(前言)......... 婁勝華 1一、行政改革與行政發展類澳門的政權和社會:社會問題,公共行政和社區組織 ........... 蘇保榮 26社會轉型、人心思變、行政改革──試論港澳行政制度的互動 ..................................................... 吳志良 42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 ..................................................... 婁勝華 54澳門公共行政:有深層次改革的必要嗎? ................................ 劉伯龍 63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 ................................................ 林明基 70社會、市場與政府的互動:行政改革路徑的選擇 ................... 吳志良 92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ISO 9000與服務承諾在澳門公共行政的建立 ......................... 高炳坤 126澳門公營事業民營化前後的比較研究 .................................... 司徒英杰 139澳門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研究 ..................................................... 張鴻喜 169對公共行政改革的反思 ................................................................. 陳卓華 199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特色與路向 ................................................ 陳瑞蓮 206固本培元、循序漸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芻議 ........................... 李 略 216現代政府改革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 ................... 周 潭 陳瑞蓮 228從抗擊 SARS 看澳門特區政府的危機管理 .................................. 關志輝 240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 ............... 蔡志龍 258
建立澳門電子政府的政策分析 ................................................. 謝靜儀等 272澳門電子政府的發展 ..................................................................... 容凱旋 304二、政府規模與組織架構類澳門需要一個小政府還是大政府 ................................................ 王五一 325澳門公共部門的規模──同香港作比較研究 ............................... Vasco Barroso Silvério Marques 333澳門政府規模的實證研究 ............................................................. 婁勝華 358對澳門政府規模的多目標線性規劃分析 .................................... 張 毅 370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 ..................................................................... 傅桂娥 378澳門公共行政宏觀架構的模式 ..................................................... 金邁豪 393澳門公共行政組織架構──廿年間的演變及未來的平穩過渡 .......................................... 許 昌 403澳門宏觀行政架構過渡的法律思考 ............................................ 趙向陽 443論澳門政府的諮詢機構 ................................................................. 黃湛利 453令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 ............................ 婁勝華 466三、公務人員與公職制度類澳門官冗問題的成因、發展和影響 ............................................ 張卓夫 492澳門公務員系統結構初探 ............................................................. 熊繼寧 516澳門公務員在公共行政現代化中的角色 .................................... 吳志良 548澳門應推行香港的政務官制度 ..................................................... 盧兆興 563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變革 ............................ 曾慶彬 569
個人勞動合約引入公務員聘用制度的研究 ................................ 黃健強 580澳門公務員薪酬制度及其改革 ..................................................... 鍾慧璇 617對澳葡管治後期澳門公務員薪酬制度的回顧 ............................ 鄧安琪 632試論澳門公務員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建議 ................................ 司徒英豪 654四、行政監督與行政文化類論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 ......................................................... 周士敏 663澳門反貪工作的改革經驗 ............................................................. 張 裕 674澳門行政監督體系及其完善建議 ............................................ 司徒英豪 683特區政府要做好公關工作 ............................................................. 胡錦漢 691澳門特區行政文化建設的理性審視 ............................................ 婁勝華 701從人性分析探討澳門特區的行政道德 ........................................ 林 媛 711五、行政史及其他類澳門歷史上的行政管理 ................................................................. 吳小宇 72520 世紀澳門政治行政組織的變革 ................................................ 吳志良 741行政雙語化之我見 .......................................................................... 魏美昌 770
I出版說明一、2004 年,澳門基金會推動、組織了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評獎活動。 2006 年底,主辦了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這兩項活動,均得到澳門內外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廣泛支持,為進一步推動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二、在此背景下,澳門基金會決定編輯一套叢書,對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澳門研究學術成果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總結。 2007 年初,澳門基金會邀請了一批專家學者,圍繞《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的編輯工作展開了討論和論證,取得共識。三、《文選》分政治卷、行政卷、基本法卷、法律卷、社會卷、文化藝術卷、歷史卷、教育卷、文學卷、經濟卷、語言翻譯卷和綜合卷共 1 2卷,每卷一冊或多冊。四、文章選取標準為︰ 1) 原則上主要在已發表的學術論文中選取;2) 文章研究的範圍以澳門為主體;3) 作者以澳門人為主;4) 所選文章需具有較高水平,在發表當時具有一定代表性;5) 文章的發表語言以中文為主,外語發表的暫時不收,由外文譯成中文的可適當挑選。
II五、文章的收集年限由各卷主編決定,但以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至編輯時出版、發表在期刊內的論文為主。六、由於未能聯繫到作者而無法解決版權問題,主編選出的某些文章未能收入。七、由於整套叢書原預計在 2007 年底前出版,最新發表之論文未能收入。待這套叢書出齊後,希望每兩年不分學科再出一卷,以同樣的標準收錄最新的研究成果。
1實踐導向與問題切入: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檢視(前言)婁勝華 *與其他學科研究的驟冷驟熱不同,自 1980 年代以來,澳門公共行政始終受到包括學界在內的社會各界熱切關注。各種不同形式的研討會、座談會等公共性研究活動絡繹不絕,以論文與研究報告為主的多種研究成果陸續面世,不同專題領域或同一專題的不同學術論爭時起時伏……公共性探討與個性化研究共同推動了澳門公共行政研究的長足進步,此從觀點歸納、特點概括、存在問題以及未來發展等方面綜合評介 1980 年代以來澳門公共行政研究的學術概貌。一雖然自 1980 年代以來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涉域廣泛,但是,表現在時段上,以 1999 年 12 月 20 日特區政府成立為界,之前的研究集中於政府體制、宏觀架構、公務員本地化、市政制度、公共財政、行政雙語等方面;之後的研究則超越了原有主題,朝 多元化方向發展,尤其是行政改革、政府規*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授
2模、公務員制度等方面的討論較為熱烈,一些新議題,如電子政府建設、危機管理等也逐漸得到學者的關注。(一) 行政改革與發展1. 行政改革的環境與基礎行政生態學認為,作為社會子系統之一,行政系統必須維持與其存在環境之間的動態平衡。因此,行政改革研究者多以分析行政環境變化入手來考察公共行政改革之緣由。對於澳門行政環境的變遷,有論文從推動澳門行政改革的直接動因角度考察,將之歸結為全球行政改革浪潮與澳門內部對公共行政與公共服務的擴張需求。具體表現為政府角色的根本性改變、經濟發展、區域競爭加劇與西方國家行政改革的波輪效應。 1 也有學者 2 從宏觀國際背景、中觀區域環境與微觀內部結構三個層次展開分析。宏觀層次的主要因素為全球化、數字化與國際公共安全;中觀層次主要是澳門周邊國家與地區的變化,最為直接影響的因素是澳門與“珠三角”地區聯繫與互動趨勢的強化;微觀層次則涵涉澳門的資源、產業、文化以及澳葡政府的行政遺產等因素。雖然研究者多注意到並指出上述不同層次的行政環境變化應成為行政改革的起點與前提,但是,行政環境的改變對於澳門行政改革的利弊未能進行直接的分析。在澳門,行政改革具有廣泛社會共識。澳葡政府的行政被認為代表了無所作為、封閉落後的行政模式,社會各界咸以為,公共行政需要進行改革,就連公務員也無法抗拒,此乃澳門有別於香港之處,也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有利條件。此外,澳門特區首兩屆行政長官何厚鏵的個人魅力與高社會認同度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展開也較為有利。 3
32. 行政改革的策略與路徑在特區時期,行政改革奉行“以民為本、服務市民”的改革宗旨,固本培元、穩健發展、循序漸進而非“躍進”式突變的改革方式,政府主導、有“破”有“立”的制度創新,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體制內與體制外協同並進的改革思路。 4 特區政府推行先易後難的漸進式行政改革策略,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改革的阻力,也有利於實施以提高效率、增強服務為重點的施政措施,從而贏得民心支持。 5《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雖然把重新檢定各政府部門職能、控制公務員人數的增長作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一步,可同時亦認為,現時精簡公務員人數的時機未必成熟,因此,澳門公共行政體系的改革應以優化服務為急務。 6從介紹 Osborne 與 Plastrik 概括的行政改革五項策略 7 ,即核心策略、結果策略、消費者策略、控制策略、文化策略入手,具體考察澳門行政改革策略,分析雖有待深入,也不失為一種嘗試。 8 同時,對於澳門政府局部範圍內實行的公共服務民營化改革策略,有論文透過澳門社會福利供給現狀與具體案例 9 分析,提出“官資民營”與“官辦民營”是澳門社會服務民營化的主要模式,並把競爭機制的引入視為推進民營化完善的關鍵所在。與局限於就事論事的研究不同,以宏闊的視野關照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研究 10 認為,釐清政府、社會、市場三者間權責分工與良性互動關係更加有利於探尋行政改革的路徑,進而提出澳門行政改革不會是簡單的市場選擇,也不會是純粹的社會選擇,而是由政府引導、市場導向的社會選擇,改革的路徑應該是綜合性、全方位的,並應長遠規劃。在現階段,盡可能地對政府職能、組織以及相關法律進行局部調整,並與未來總體規劃相互呼應與配合,待時機成熟,標本兼治,創建一個符合澳門發展需要且具創新能力的公共行政。
43. 行政改革的障礙雖然自 1980 年代以來澳門公共行政改革議題始終未曾擱置,但是,影響行政改革深入發展的因素一直存在,主要包括:一是法律滯後;二是雙語人才缺乏;三是特區成立後確定的優先解決經濟問題與社會穩定的施政策略。 11 其中,在阻礙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向前發展的因素中,消極保守的公務員文化是核心阻力。 12《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整理調查問卷,有 79.3% 的被訪者認為改革的阻力來自公務員本身的固有意識形態,故而該報告強調應把公務人員的培訓確定為行政改革的優先項目。 134. 行政改革的深化方向對既存問題的診斷往往被諸多研究者視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研究起點,從而循此途徑確定進一步改革的深化方向。以公正與效率相結合作為公共行政評估價值基礎的研究 14 認為,澳門公共行政既存問題可以分為兩種類型──“繼承性缺陷”與“趨勢性問題”。前者包括整體性問題、自足性問題、結構性問題、適應性問題與參與性問題;而“全能化趨勢”與“大陸(內地)化趨勢”則屬於後者。因此,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應以解決行政體制的參與性、政府組織的整體性與自足性(封閉性)、行政法律制度的適應性為重點,並警惕政府職能的全能化與行政體系的內地化趨向,改革取向應選擇“以擴大參與為基礎,以提高效率為導向”,針對既存問題的累積性特徵,選擇漸進式的增量改革而非激進式的存量改革為路徑。 15 也有研究 16 認為,深化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的基本路向,一是樹立“權變的”和“可持續的”行政改革觀;二是重塑澳門的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文化,確立和踐行民主行政、服務行政、責任行政、高效行政、透明行政、廉潔行政等基本價值理念;三是打造澳門特區政府獨特的國際競爭力;四是建立健全“次區域化”視野下的政府全面合作的制度安排。
5行政分權與放權被認為是行政改革題中應有之義。由於政策制定權的高度集中,導致上層機關不堪重負,而下級坐等指令現象的出現,如何通過權力下放,令下級機構與低級公務員的積極性與靈活性得以發揮,是特區公共行政深入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現有的行政改革未能實現行政權力的下放,反而是行政權力的上移,雖有不少研究者表示不滿,但也有人 17 認為確有其合理的一面,原因在於現時法律的滯後,在過時的法律環境下實行分權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腐敗與濫權。因此,要對澳門的法律體制和組織文化進行改善,屆時,再實行分權性行政改革。官員問責制也是被許多研究 18 視為澳門行政改革的方向之一。如果部門間、上下級間的權責關係未能釐清,權力下放無從談起,即使權責劃清、適當放權,若欠缺問責機制,同樣也是枉然。因此,官員問責,包括財政問責,應為澳門行政改革之急務。至於公共財政是澳門行政改革未有深入觸及的領域,由於約佔政府財政總預算 15% 的財政自治機構未能真正納入政府年度財政預算之中,現有的財政預算可謂不完全預算,財政自治機構的經費運用難以得到切實監督。 19 因此,相關研究大多主張清晰財政自治機構的預算執行程序,政府部門適用統一的會計標準,加強財政與審計部門對公共部門預算執行及其經費運用的監督。(二) 政府職能與政府規模在澳門行政改革相關議題中,政府部門的職能重疊可以說最受詬病,它直接導致多頭管理與行政程序重複等問題。雖然自 1980 年代以來,尤其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不斷推動政府部門的重組,並推出了具現代行政理念的“一站式”服務等措施,但是,政府職能重疊問題並未得到根本解決。 2002年,行政暨公職局一項《關於政府部門和實體職能重疊的初步研究》認為,特區政府中涉及職能重疊、交叉、相近的政府部門有 42 個,涉及的事項共
651 項;其中一些部門,尤其是民政總署、治安警察局、土地工務運輸局、文化局、教育暨青年局、港務局等相互之間所涉及的職能重疊、交叉、相近的程度較高,均涉及六項以上的職能。 20 現特區政府職能較前未曾縮減反而擴張,如 2001 年合併原具自治性質的臨時澳門市政局與臨時海島市政局成立新的政府部門──民政總署。同時,政府部門重組對促進行政效率的改善收效並不明顯,“一站式”服務雖有利於行政審批手續的簡化,而行政審批事項並未因此而有所減少。 21雖然政府職能模式的“小政府取向”已成為公共行政改革的主流意見,可是從澳門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定位入手探討政府職能,仍有主張 22 澳門需要一個大政府,理由在於:1) 澳門的多數產業難以成市,形成自然壟斷,經營上需要政府的參與;2) 澳門產業結構單一,主導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缺乏市場管道,產業聯繫需要政府的媒介;3) 澳門的企業組織形式以中小企業為主,缺乏抵禦風浪的能力,需要政府的輔助和保護;4) 澳門經濟對外依存度高,政府的資訊輔助工作必不可少;5) 澳門的企業經營水準與形象關係到作為旅遊城市的澳門整體形象,要求政府從整體利益出發進行約束與管理;6) 澳門城市規模小,企業與市場必須服從於城市的整體規劃;7) 應對博彩業的國際競爭,需要政府協調,以統一的競爭主體進入國際博彩市場。應當說,政府規模始終是澳門行政改革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在回歸之前,已有論文研究澳門官冗問題,並指出政府機構重組、領導層人員的頻繁更換與中葡翻譯需求是公務員急劇增加的三個主要原因。 23 回歸後,有關澳門政府規模的研究成果迭出。通常採用的測量政府規模的指標有二:1) 政府公務人員與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2) 政府支出和消費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饒有興味的是,雖然不同研究運用的測量指標基本相同,可是,結論卻不盡一致。有認為澳門政府規模較大,甚或是超大;也有認為,澳門政府規模屬於中型偏大,並存在不斷擴大的趨勢。不過,甚少有人認為澳門政府規模偏小或適中的。隨 回歸後受博彩經營權分散化改革的刺激而
7來的經濟超常規發展,指責政府規模偏大的聲音轉弱,支持增加政府人手的輿論卻不時出現。對於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有研究 24 通過具體計算認為,澳門政府消費佔 GDP 的最優比例(最優支出規模)為 6.73% 。以 2003 年為例,其時政府消費規模佔 GDP 為 9.06% ,可見,政府規模過大,政府消費支出對澳門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因此,政府應當適當降低消費支出。不過,該研究未能在此結論基礎上,深入分析政府支出結構的合理性及其調整方向。另有研究 25 從分析澳門財政預算來探討公共行政人力資源,雖然其預設的某些前提(如“潛在的財赤危機”與“澳門勞動力供應充裕”)業已發生變化,但是出於控制公務人員開支在政府經常開支中比例的考慮,提出中央招聘、工作流程簡化、拓寬自然流失管道、改變僱傭方式、設立公積金制度等控制人員數量、專注核心業務等縮減政府規模之措施,仍不乏參考價值。以比較途徑研究政府規模屬一種常用方法,有研究 26 從澳門政府規模的縱向自身對比和橫向國際對比中,得出“澳門政府規模屬於中型偏大,並存在不斷擴大趨勢”的結論,具體原因在於澳葡政府對行政機構實行持續的“加法”式專業化配置與外生性公職制度的軟約束設計。因此,政府規模的適度化不能只就規模來規劃,而應該從清晰定位政府職能入手,通過調整組織架構、優化人員結構、健全法律約束機制,從而建構起符合澳門實際需要的適度政府規模,促進政府能力和行政效率的“雙提升”。《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研究報告》的研究結論是“若以公務人員的數目論,澳門政府雖未至於是‘大政府’規模,但無論是比對鄰近新興國家的經驗,抑或是順應國際公共行政發展大勢,澳門公務員的總量、政府的規模都存在控制的需要”,具體地說,“1997 年底的公務員數目,應是控制政府規模擴張的一個指標”。 27 至於如何控制政府規模,該報告提出了檢討政府與市場的角色分配,採取適當的私有化措施,以及選擇適當時機推出自願離職及提前退休計劃等方案。
8針對政府規模研究中常用的比較法之缺陷,有嘗試 28 引入運籌學中多目標線性規劃方法分析澳門特區政府規模,並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與電腦類比系統,然而,其有效性如何尚須驗證。(三) 行政權力與組織架構在回歸之前,有論文 29 從法律層面詳細探討了澳門地區的行政授權問題,對授權的形式、性質以及授權行為的原則等給予了逐項分析。按照《澳門組織章程》,在回歸之前,各政務司需要得到總督授權方可行使相關領域行政事務的管理權,因此,有觀點認為在嚴格意義上,其時澳門有總督而無政府,“政府”實質只是總督的辦事機構。 30 比較而言,回歸之前藉《基本法》制訂之機,特區政府宏觀行政架構的討論一時成為澳門公共行政研究中的焦點話題。其中較為引人注目的是“部長制”與“準部長制”可否成為澳門特區行政體制、特區宏觀行政架構的“四司方案”與“七司方案”的不同設計 31 等問題的討論。隨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特區政府的成立,有關特區政府宏觀架構的討論塵埃落定,之後,相關研究轉向政府職能釐定與部門重組等更為具體問題。至於如何完善與改革源自於葡治時代的政府諮詢機制,是回歸後澳門公共行政探討的新熱門話題之一。現有研究均肯定澳門政府諮詢機制的歷史作用與現實價值。值得注意的是,在澳門政府諮詢機構的數量、人員與職能的描述性研究 32 之外,從考察民主政治悖論與參與式民主在不同國家(地區)的實踐與經驗切入,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與民主政治發展相聯繫所進行的宏觀研究 33 則指出,對於澳門來說,完善政治體系內諮詢機制的結構設計與推進諮詢式民主的制度化建設是極具民主價值與可操作性的。政府諮詢系統是政府諮詢活動經由個人諮詢、機構諮詢而逐漸發展起來的高級形式。在現代政府體制結構中,具有其他系統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與功能,不僅被視作政府公共管理活動的現代化、民主化與科學化的標誌,而且成為溝通政府
9與社會、連接知識與權力的有效工具。應當說,澳門政府諮詢機構的建立與運作,在減少政府決策失誤、促進公共政策的社會化、提高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程度、增強政府合法性與管治能力等方面發揮了十分有益的功能。然而,從總體上看,澳門現有諮詢機構的發展尚處於機構化階段而不是制度化階段,諮詢機構尚未聯結成網絡體系,仍停留於半制度化或類制度化階段。政府諮詢機構在規模、結構、人員與運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層次結構與類型結構的不完善、不配套嚴重束縛了諮詢機構的功能發揮與拓展。因此,在功能發揮上,表現更多的是機構性功能而非制度性功能,即局限於公共政策諮詢層次而未能拓展到推進民主政治建設層次。未來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的重點在於如何在現有基礎上推進政府諮詢組織的制度化,並以此為基礎,進行完善性設計,逐漸形成由政府主導的層次合理、結構完整、功能適當的社會諮詢體系。(四) 行政公職制度行政公職制度包括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的錄用、考試、評核、晉升、培訓、調配、薪酬、福利、退休等制度。回歸前,澳門公務員本地化是過渡時期三大社會焦點問題之一,因而,與之相關的公職制度相應地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回歸後,特區政府確立“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政府人力資源管理也隨之作出配合與調整,主要表現 3 4:在聘任制度上,減少僵化、增加彈性、加強監管;在培訓上,加大力度,重新定位,明確以整體性、義務性和針對性為公務員培訓的發展方向;在評核等方面,完善並順利實施了新評核制度,增強了政府內部人員的流動性,加強了溝通與激勵機制。不過,許多研究者給予公職制度適當分析與評價的同時,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檢討、完善與改革的建議。在公職制度中,受責最多的是招聘制度,缺乏統一的招考入職制度,令公務員招考的公平原則與入職公務員的質素難以得到保證。因此,不同的研
10究成果對有關設立中央統一招考機制,推行合同聘任制,引入競爭機制,以及建立統一的公務員交流與調配機制,統籌部門間的公務員合理流動事宜等建議,屢有提及。其中,對於因民政總署成立而實施的個人勞動合約制度,有研究 35 認為,該制度符合公務員聘任靈活化趨勢兼具控制公營部門成本的優點,故而具存在價值。但是,在公平性與提高合約人員的工作效能上還存在不足,因此,要使個人勞動合約制度成功地引入公職法律制度之中,關鍵在於制定完善的招聘法律,從公眾利益出發,使個人勞動合約的規章(包括薪酬、晉升、福利等制度)具體化與規範化。《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也提出應制訂統一錄用標準,規範以個人合同聘用人員的招聘方式。 3 6在薪酬、福利制度方面,全面檢討澳門公務員薪酬制度的研究 37 認為,現行制度的優點在於薪酬管理方便、計算簡便,同時,滿意的薪酬也為公務員廉潔從政創造了條件。缺點在於薪俸水準、級差以及增薪機制方面未能充分體現公平激勵與按勞分配原則。對此建議改善公務員薪俸結構,增加績效薪俸,檢討入職起薪點,設立試用期薪俸表,資歷優越的新入職人員實行彈性薪酬處理辦法,同時,使評核制度與薪俸管理、工作表現與薪酬獎罰相互聯繫、相互配合。也有研究 38 建議,將福利均等分配改為等級分配,即按職務高低與服務年資長短而給予不同福利,同時,設立定期檢討機制,因應社會發展而調整。《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則提出應盡快檢討類別與等級結構滯後於社會現實的職級制度,增強薪酬制度的激勵機制,修訂公務員的離職退休制度,引入統一的公積金制度。 39在培訓制度方面,一般認為,受過渡時期公務員本地化進程緩慢等因素的影響,特區公務員隊伍整體素質有待提高。 40 雖然政府在提升公務人員素質與水準上投放了大量資源,但是,培訓制度卻需要不斷優化。具體地說,一是培訓欠缺針對性,缺乏提升使命感和凝聚力的培訓,同時,強化業務水準的課程規劃在職位要求適應性上有待改進;二是培訓重權利而輕義務,也
11缺乏終身培訓規劃。 41在評核制度方面,研究者對特區政府成立後正式實施的公務員新評核制度(2005 年)給予了充分關注,認為新評核制度的革新在於評核目標的清晰化、被評核人的參與、評核範圍的擴大、多種評核方式的引入、評核項目的針對性以及員工申訴機制的設置等方面。(五) 政府危機管理在回歸之前,有論文 42 以介紹危機管理理論入手,從內、外部兩個方面分析了澳門面臨的潛在危機,並提出了成立危機處理小組的政策建議。回歸後,失業問題、賭權開放、 SARS 等危機性事件接踵而至,特區政府面臨如何實施危機管理的考驗與挑戰。政府對失業人士的街頭抗爭雖然動用了催淚彈,但隨後採取的針對失業人士的培訓、減稅、補助等措施紓緩了社會對立情緒。賭權分散化改革與賭牌公開招標並未引起嚴重的黑社會仇殺。可見,較之於澳葡政府,特區政府更善於應對管理危機。所有與特區政府危機管理有關的研究無不涉及特區政府應對 SARS 的案例分析與評論。多數持肯定意見者認為,從 SARS 在鄰近地區爆發至疫情消退,特區政府頒發行政長官指示,啟動民防架構,不斷向市民與社會作出指引,推廣大規模清潔消毒運動等系列措施,由此可見,澳門沒有染上 SARS並非偶然地憑“幸運”,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在於“先發制炎”,在危機發展的準備階段做到未雨綢繆,及早防範。其他因素還包括反應迅速、多管道資訊源、預防與處理 SARS 舉措的推出,以及政府決策果斷、政令通暢、官民配合。 43 不過,也有不以為然者 44 認為,特區政府處理 SARS 危機時表現出匆忙迎戰、考慮不周,特別是兩個傳染隔離區的選址(分別位於黑沙海灘遊人必經處與鄰近澳門大學學生宿舍)不當,若有疫情蔓延,既扼殺黑沙海濱旅遊區,也易引起澳大學生恐慌。因此,政府危機處理機制有待完善。
12(六) 電子政府建設澳門電子政府建設,並非出於社會強烈呼聲,而是行政現代化要求使然。雖然目前仍處於初始階段,卻已漸見雛形。除政府與公共地方的硬體配備外,網上已備有多種政府表格的下載服務,政府公共諮詢、採購、申請等相關項目的電子化正在落實。但是,相對於台、港地區,澳門電子政府的服務項目與覆蓋範圍較為狹窄,服務效率與成本尚有提升空間。未來的發展,除了注意隱私與安全外,更重要的是,必須糾正電子政府建設中重“電子”輕“政府”的技術化觀念,實現統一領導下的跨部門、跨地區政府業務處理一體化。 45從 Alfred Ho 關於網站設計與政府模式關係 46 角度具體考察 47 , 1997 年以來澳門電子政府計劃及網站建設可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探索階段的公共行政資訊網(1997-1999)→起始階段的機構導向網站設計(1999-2002)→執行階段的跨部門綜合網站(2002-2004)→整合階段的“用戶導向”入口網站(2004-)。雖說機構導向網站代表 官僚模式,用戶導向網站代表 電子政府模式,但是,僅憑網站設計並不能斷定政府已經進入電子政府模式階段,還要視乎政府組織對資訊的整體利用。可以肯定,澳門電子政府發展的每一階段,都表現了政府正朝 優化服務質素的方向改變。在發展趨勢上,應提倡虛擬與實踐並存,建設具有澳門特區特色的“數字政府”,以建設“電子政府”為主導,向建造“電子政務”(即政府組織結構的重組、業務流程的再造及促進企業和市民的參與)的方向發展,最終達致建立虛擬“數字城市”的目標。 48(七) 行政文化與行政監督在公共行政系統中,行政文化屬於無形要素,具有與其他有形要素所不同的彌散性與深層性特質。特區政府成立後,在積極穩妥地推動行政技術、行政組織與行政制度的改革過程中,將塑造新型行政文化作為公共行政改革的重點與先導,取得了明顯成效。具體可概括為“一個轉變”與“三個基本
13確立”。 49“一個轉變”,指的是澳門特區政府與公務員群體價值觀基本實現了從官僚主義的“衙門文化”向民本主義的“公僕文化”轉變。“三個基本確立”,指的是特區政府與公務員群體在“以民為本”價值基礎上確立的新型行政觀念,即 1) 便民利民的服務型行政觀, 2) 依法行政的法治型行政觀, 3) 由民間組織合作參與的民主開放型行政觀。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特區政府雖然提出了“以民為本”的總體行政文化建設目標與要求,可仍然是不夠的,還應研究制訂不同層次的具體規範與要求。同樣,公務員的行為規範不能僅停留在廉潔性要求上,應當在廉潔性要求基礎上不斷增加效率性要求。唯此,方能保持特區行政文化建設與行政環境發展的同步性與適應性。同時,注意文化性要素與非文化性要素的平衡與配套,使行政文化的創新與行政技術、行政組織、行政制度的創新相結合。對於“以民為本”施政理念的研究多集中於如何在實踐中加以貫徹。其中,有提出加強對公務員的公僕意識的培養,也有認為關鍵在於透過規章制度的完善來建立一個科學的監督機制,監管政府部門的服務素質。還有提出民間的社會責任承擔問題,認為需要全面理解“以民為本”內涵,“民”,不是指個人或某一群體(階層),而是整體澳門居民;服務,也不是單向的政府服務,同樣有一個公民義務與責任承擔問題。雖然“以民為本”、“依法施政”的提出引起了極其正面的社會反響,成為特區政府行政文化建設的價值導向,但是,特區政府倡行的“以民為本”與傳統的“民本”概念在語義指向與實質內涵上存在 根本區別,它體現的是政府與民眾的新型關係本質,即權力的公共性與責任性,以及權力來源的合法性,要求的是政府存在的正義性與政府行為的正當性。因此,對於特區政府來說,“以民為本”、“依法施政”千萬不能變成一種統治策略,一個空頭口號,一種形式主義。同時,在實踐理性上,“以民為本”指向的是政府治理動機的合法性,而不是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因此,對於政府與公務員群體來說,“以民為本”的純正動機並不能代替治理績效。也就是說,政府不踐行“以民為本”的行政
14理念是不行的,但僅有“以民為本”的行政理念而無具體實在的治理績效同樣也是不夠的。 50在行政道德建設方面,基於目前澳門特區尚未有明確的公職人員道德規範界定,故而,有研究 51 從完善澳門行政道德體系角度建議:1) 制定《公職人員道德法》或相類似的法律規定,強化道德約束力;2) 加強公職人員的道德自律的培養;3) 通過培訓與宣傳,促進公職人員對行政道德的認識;4) 加強市民和媒體的輿論監督。在澳門公務員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方面,雖然延伸至回歸後實行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 279 條提出了具體的義務要求,但是,隨 澳門特區政府的成立與“一國兩制”方針的落實,澳門公務員素質要求應有所調整與提升。基於此,《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認為 52 ,一名稱職的澳門公務員的基本要求應包括:1) 愛國愛澳;2) 以民為本;3) 廉潔奉公;4) 恪守法紀,依法行政;5) 積極勤奮;6) 團隊精神,全局觀念;7) 與時俱進,持續自我提升的精神;8) 忠誠、保密。在行政監督方面,雖然在一般情況下出自行政監督部門──審計署的審計報告不被歸入學術研究範疇,但其中的“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卻內含研究與探討成分,具有某種研究性質。如,《公共行政工作人員守時及出勤的制度研究》、《澳門保安部隊工作人員的出勤及其監管》、《秘書職務之配置及管理的研究》、《政府車輛使用及監管制度》、《公共部門向社團發放財政資助的研究》等無不涉及公共行政之相關法律及實際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並提出了相應的改善建議。 53 可以說,“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固然是審計監督的某種形式,同時也是強化行政監督的表現。不過,仍有不少研究指出,澳門特區的行政監督,尤其是審計機關對政府部門的監督職能,還有待進一步加強。除上述議題外,澳門公共行政研究還涉及政府形象、行政雙語、跨區域治理等其他方面內容。限於篇幅,恕不逐一列舉。
15二自 1980 年代以來的澳門公共行政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與地域特點,除了因橫跨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而表現出研究主題的轉移之外,在研究主體、研究材料、研究方法,以及成果形式及影響等方面同樣體現出明顯的特徵。(一) 時段與主題自從《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之後,伴隨 澳門過渡時期的來臨,公共行政的研究熱潮開始興起。《澳門基本法》的制訂與特區政府的組建,更將此熱潮推向高峰。與澳門某些學科因回歸而令研究熱潮迅速消退或始得展開的情況不同,回歸的順利實現,並未終結公共行政的研究,相反,特區政府的自我醒覺與社會大眾的強烈訴求使得公共行政改革的研究未見退潮反而越見重視與深入。不同的是,研究主題的轉變,也就是說,以特區政府正式成立為界,之前的研究主題集中於政府組織架構的設計以及與《基本法》相配套的政府運作機制的構建,如“部長制”與“準部長制”的討論、司級機構的“四司”或“七司”方案等;公務員本地化與中文官方化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隨 特區政府的成立,研究主題出現轉移與擴展,新公共管理知識及其在西方實踐成果得到介紹,同時,傳統公共行政在澳門的適用性研究也走向深入,研究內容趨向多元化。(二) 主體與動力鑒於公共行政學自身所具有的實證性學科特性,公共行政學研究的參與者較之於其他學科領域更為廣泛,尤其是具實踐導向的公共行政改革研究,因其研究成果極具干預與影響現實社會的直接性,因而,關注並參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主體具有多樣化特徵。整體研究隊伍相對龐大,並不局限於學術界,而是來自社會各界。如果以機構與個人來劃分,研究機構有政府
16部門、大學、社團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尤其是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與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前者在回歸不久即推出《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文集,後者在回歸前後分別就公共行政組織架構、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等相關問題組織專題性研究與討論,相繼出版了《澳門公共行政改革面面觀》(2001)與《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2003),推動了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發展。從個體化的研究參與者來看,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的公共行政學專業課任教的老師在承擔教學的同時也積極參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研究,發表了許多具思考性與啟發性的研究成果。部分政府官員的參與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實踐視角,一批就讀於本澳高校或內地、台灣與海外的碩、博士研究生撰寫的學位論文,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規範化與理性化產生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其他參與者還有媒體工作者,甚至一般社會民眾。從參與者分佈的地區範圍看,雖以澳門本土為主,卻也不限於澳門,有內地、香港與台灣學者,也有少量海外學者。內地學者中,受地緣因素影響,以廣州中山大學為多。在研究動力上,如果說回歸之前公共行政研究的熱潮源自於過渡時期葡治行政體制與政府架構如何按照《基本法》要求與特區政府接軌的歷史契機與現實需求的話,那麼,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民間對公共行政與公共服務需求的不斷提升、持續批評所形成的壓力與政府自身回應社會需求所轉化的實踐動力,成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兩股主要推動力量。正因此,許多公共行政改革的研究活動往往會以政府與民間相互合作的形式展開。(三) 理論與方法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分析工具,同樣,形式多樣的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理論與方法問題。由於受到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理論思潮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中,雖然未見直接批判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如官僚制)的研究成果,但更多的研究往往寧願多少沾染上新公共管理的學術色彩,因
17此,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再造理論與治理理論等具西方學術背景的理論受到多數研究者的青睞,較為普遍地成為分析澳門公共行政問題及其改革方案設計的理論工具。在研究方法上,採用最多的是比較行政法,而且多數研究者以政制、地緣等因素的近似性為由而選擇香港作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參照對象。應該說,比較法不失為行政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因為不同地區的行政環境、行政發展階段等方面存在差異,運用比較行政法時,確實需要考慮適用性與科學性問題。因此,需要慎重選擇參照對象,運用不當極易落入以其他地區公共行政模式作為量度澳門公共行政的尺規,以人之長非己之短,導致評判依據科學性的缺失,照搬照抄,故而,橘逾淮為枳的現象尤須提防。雖然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在理論與方法的適用性方面不無有待商榷之處,然而,應當看到,問題取向而非理論推演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值得肯定的特徵之一。(四) 材料與語言已有的澳門公共行政研究可分為宏觀性整體研究與微觀性個案研究,無論是哪種類型的研究,都需要有可供分析與研究的材料。宏觀研究的基本材料來源有二:一是資料性材料取自於行政暨公職局(司)的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二是政策性材料取自於政府歷年的“施政報告”。不是說,上述兩種材料在權威性或真實性方面存在問題,而是說運用不當可能會導致“以材料取代事實”的現象。眾所周知,年度“施政報告”是政府的施政規劃,“施政報告”內的規劃與設想,受現實因素影響未必盡成事實。即使付諸實施,效果未必達理想狀態。同樣,由於不同國家與地區在公務員統計範圍與標準上存在較大差異,採集對比資料時尤其注意口徑的一致,否則,極易造成誤導。
18在語言運用上,澳門公共行政方面的研究成果使用語言經歷了從葡語向中文轉變的過程。特區政府成立之前,以葡語為主或由葡譯中的形式居多;隨 後過渡期的來臨,特別是特區政府的成立,葡語主導公共行政研究的狀況迅速得以改變。目前的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成果,中文佔絕大多數,相對而言,以葡、英文出版的成果較少。(五) 成果形式與社會效果現有的研究成果形式,主要有研究報告、論文(報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等。其中,課題型研究報告(以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的《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最具代表性)與研討會論文是最重要的兩種形式,尤其是研討會已經成為推動澳門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動力,以文赴會的要求促進了公共行政論文的生產,同時,也帶來了如何提高研討會論文質量與針對性的問題。從論文發表載體看,主要有《行政》、《澳門研究》、《澳門理工學報》、《濠鏡》(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學報)等學術刊物,作為大眾傳媒的報紙亦時常刊登非學術體裁的公共行政改革言論。應當肯定的是,鑒於公共行政研究成果的實踐性特徵,現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地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果。公共行政研究所關注的某些課題以及所提出的某些建設性意見,諸如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新評核制度等,也融入政府行政改革的實踐之中,對特區行政現代化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同時,研究成果本身業已成為澳門公共行政學進一步發展的學術積累與學術資源。三與其他研究領域一樣,自 1980 年代以來的澳門公共行政研究雖然取得了不容否認的成績與進步,可是同樣也存在 許多不足之處。
19(一)研究領域方面,一些重要的選題未有涉及,研究的覆蓋面有待拓寬。已有研究的選題分佈往往較多地受現實需求牽引,一定程度上未能真正發揮適度超前的學術研究對實踐的先導作用,反而,相當多的研究結論因其“急就章”屬性而迅速過時。一些較具深入研究價值的選題,如公共決策、公共預算與監督、績效評估等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全面評估行政改革成效的成果付之闕如。對於澳葡時期的公共行政,同樣缺乏深入分析,甚至在回歸後更不時出現不憚於仔細觀照的傾向,僅以“官僚盛行”、“效率低下”、“組織僵化”等詞語一味地作義正詞嚴式批評。至於跨區域府際關係與治理合作研究 54 也只是偶有涉及。(二)研究深度方面,尚停留在事實描述、概念及經驗引介層面,未有進入體系化與抽象化階段,也沒有上升到理性思辨層次。不少論述的規範性分析與對策性研究缺乏學理依據,常常是直觀性的模仿與套用。在理論運用上,許多研究對流行於西方的新公共管理理論表現出過分的尊崇心態與明顯的“拿來主義”,而在推動其本土化方面顯得學術努力不夠,對某些理論的適用性缺乏應有的質疑與分析,造成理論運用、經驗引介與分析對象的疏離。雖說學術研究需要緊扣時代脈搏、盯緊學術前沿,但是,絲毫並不意味學術研究應該追求時髦。基於澳門公共行政歷史與現實的複雜性,以西方社會為背景的新公共管理理論未必完全適用於澳門。事實上,對於澳門來說,斷定傳統公共行政理論(如官僚制理論)的解釋力與適用性已經過時的說法既嫌早亦盲目。同時,理論與分析對象的疏離還表現在“為理論而理論”的傾向,即某些論著雖然聲明並陳述研究運用的理論,而在實際分析時,卻未能真正置研究對象於理論關照之下,置理論為裝點門面的工具。(三)研究成果方面,學術規範有待加強,低水平重複需要避免。已有研究往往偏好對澳門公共行政作描述性羅列,大篇幅地引用“施政報告”內
20容的現象不難尋覓,言之無物、內容空洞的論文也屢現報刊。問題的出現,既有學風方面的原因,也與學術資源的過度供給(如刊物對可發表論文的選擇餘地較小)有關,其結果既浪費了寶貴的學術資源,也損害了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在成果形式上,宏大敘事型的宏觀研究較為常見,深入細緻型的微觀性案例解剖與分析較為缺乏。一些比較性研究成果的視野不夠寬闊,簡略的事實羅列與數字對比後便大膽地擺出觀點與見解,缺乏嚴密的邏輯論證,既影響了研究的深度,也使貌似新穎的觀點之可靠性打上折扣。(四)研究規劃與學術氛圍方面,缺乏相對完整的研究規劃,學術探討與學術批評的氛圍尚未形成。澳門公共行政學術研究的參與者雖眾,但基本上是人自為戰,由研究者根據個人學術興趣選擇不同選題開展研究,由於缺乏完整的學術研究規劃與學術力量的整合機制,因此,研究內容上,難免形成不均衡分佈與重複研究的現象;成果形式上,缺乏真正具學術分量的研究著作,論文形式的成果居多,既有的書籍多為論文結集。同時,批評性與反思性研究成果更是鳳毛麟角。同樣,因為學術規劃方面的缺陷,即使大型國際性公共行政學術研討會頻頻在澳門召開,但是,研討會論文直接以澳門公共行政為論題的較為少見。研討會對本地公共行政研究關注不夠,未能真正達到通過研討會形式的學術交流提高本土公共行政研究水平、促進具建設性的學術探討與學術批評氛圍之形成的目的。四基於澳門公共行政研究存在的問題, 眼於推動未來研究的健康發展,可考慮引入某些具針對性的強化措施。
21(一) 加強公共行政基礎理論研究從管治實踐看,與其他地區不同,特別行政區屬於一個新生事物,如何在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獨立施政區域進行行政管理是現存公共行政知識體系中前所未有的課題,因此,探討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以及特區行政組織、政府職能、決策方式等與普通公共行政理論闡釋之間的異同就顯得兼具實踐與理論的雙重價值。澳門特區政府已經成功地度過了初生期,治理的績效有目共睹,適時地組織具專業素養的公共行政學者分析特區政府施政之得失,並從中概括總結具規律性的知識與經驗,發展獨具說服力的解釋體系與富批判性的理論建構,推進澳門公共行政基礎理論的研究。(二) 加強弱勢領域的研究,增強研究的針對性與純粹的形上學學科不同,公共行政學具有強烈的實踐性,以實踐導向、以問題切入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特色,在未來的研究中,它應該得到延續。正因此,現有研究之弱勢領域因其具現實針對性而亟需加強,如公共預算與財政改革、績效管理與績效評估、跨區域政府合作等課題,既是公共行政的前沿性課題,也是澳門公共行政發展面臨的實踐課題。某些跨學科研究專題,非公共行政領域學者能夠獨力完成的,可歡迎不同領域內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三) 以課題規劃為紐帶,以激勵與資助作引導,形成學術資源的內在整合機制雖然公共行政的研究絕非任何來自政府或民間的單方面力量所獨攬的,它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參與,但是,為促進學術資源的充分有效利用,防止重複低效研究,宜由相關政府部門(從一定意義上講,政府部門是公共行政研究成果的真正消費者)出面,聯繫相關研究機構、團體與研究人員,形成研究網絡,適時定期地發佈某些課題資訊,並對某些重點課題進行資助招標與
22獎勵,利用課題招標等形式引導學術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學術力量的適度整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與此同時,加強與鄰近地區的合作研究。雖然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需要廣泛借鑒域外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論與經驗,但是,從環境的近似性與經驗的適用性來看,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應更多地關注周邊地區同行的同類研究成果。(四) 加強研究成果的推介與運用,發揮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對於具體的研究者來說,也許課題的完成與成果的出版標誌 某項研究的結束。但是,從社會效益看,研究成果的價值還應得到社會實踐的檢驗,因此,有必要加強研究成果的推介,促成其實踐價值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階段的結束或許也是實踐階段的開始。可以創建諸如行政論壇、學術演講會與座談會等交流與推介平台,促進研究成果的實際運用。註釋:1 婁勝華等:《公共行政改革的世界趨勢與澳門面臨的挑戰》,載張保民等編:《亞洲地區的行政改革》,澳門:澳門理工學院, 2003 年,第 308-313 頁。2 鄭天祥等:《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等編:《雙城記II ──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 年,第 133-145 頁。3 Bill K. P. Chou,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over,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April,2004, pp. 56-63.4 鄭天祥等:《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等編:《雙城記II ──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 年,第 133-145 頁;楊愛平:《簡論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載《廣東行政學院學報》, 2003 年第 3 期,第 31-35 頁;陳瑞蓮:《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特色與路向》,載《中國行政管理》,2004 年第 1 期,第 48-52 頁;周潭等:《現代政府改革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05 年第 1 期,第 90-95 頁。5 李略:《固本培元、循序漸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芻議》,載《澳門理工學報》,總
23第 16 期, 2004 年第 4 期,第 37-44 頁。6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67 頁。7 D. Osborne & P. Plastrik, 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97.8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載《行政》雜誌,總第 68 期, 2005 年 6 月,第 413-430 頁。9 兩個社會服務民營化的案例分別為“獨居長者支援服務”民營化與工聯承包“九澳老人院”。張鴻禧:《澳門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研究》,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4 年,第 297-345 頁。10 吳志良:《社會、市場與政府的互動:行政改革路徑的選擇》,載《澳門 2003》,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3 年 5 月。11 Bill K. P. Chou,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over,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April,2004, pp. 56-63.12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載《行政》雜誌,總第 68 期, 2005 年 6 月,第 413-430 頁。13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71 頁。14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載《澳門研究》,第 16 期, 2003 年 2 月,第51-58 頁。15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載《澳門研究》,第 16 期, 2003 年 2 月,第51-58 頁。16 鄭天祥等:《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等編:《雙城記II ──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 年,第 133-145 頁;楊愛平:《簡論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載《廣東行政學院學報》, 2003 年第 3 期,第 31-35 頁;陳瑞蓮:《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特色與路向》,載《中國行政管理》,2004 年第 1 期,第 48-52 頁。17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載《行政》雜誌,總第 68 期, 2005 年 6 月,第 413-430 頁。18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66-67 頁。19 Bill K. P. Chou,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over,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April,2004, pp. 56-63.20 楊愛平:《簡論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載《廣東行政學院學報》, 2003 年第 3 期,
24第 31-35 頁。21 Bill K. P. Chou,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over,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April,2004, pp. 56-63.22 王五一:《提出一個討論:澳門需要一個小政府還是大政府》,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 11 期, 2003 年第 2 期,第 30-35 頁。23 張卓夫:《澳門官冗問題的成因、發展和影響》,載《澳門研究》,第 2 期, 1994 年 9 月。24 傅桂娥:《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載《澳門研究》,第 32 期, 2006 年 2 月,第 48-53 頁。25 黃傳發:《從澳門財政預算探討公共行政人力資源之發展》,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4 年,第 1-59 頁。26 婁勝華:《澳門政府規模的實證研究》,載《學術研究》, 2003 年第 3 期,第 61-66 頁。27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62-67 、 99 頁。28 張毅:《對澳門政府規模的多目標線性規劃分析》,載《澳門研究》,第 31 期, 200 5 年12 月,第 21-24 頁。29 簡能思:《關於澳門的授權問題》,載《行政》雜誌,總第 7 期, 19 90 年 3 月。30 吳志良:《社會轉型、人心思變、行政改革──試論港澳行政制度的互動》,載吳志良等:《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2000 年,第 40 頁。31 吳志良:《澳門宏觀行政架構的發展及其與〈基本法〉的銜接》,載《行政》雜誌,總第 39 期, 1998 年 4 月;趙向陽:《澳門宏觀行政架構過渡的法律思考》,載吳志良等編:《澳門 1 9 9 9》,澳門:澳門基金會, 1 9 9 9 年;劉伯龍:《特區政府司級官員應不少於七位》,載《澳門政策研究》,總第 3 期, 1998 年 12 月;曹日新:《為澳門高級公務員的政治角色定位──兼論部長制是否適合澳門》,載余振等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 00 0 年。32 黃湛利:《論澳門政府的諮詢機構》,載《澳門研究》,第 27 期, 2005 年 4 月,第 44-49 頁。33 婁勝華:《令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載《澳門研究》,第 32 期, 2006 年 2 月,第 37-47 頁。34 曾慶彬:《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變革》,載《行政》雜誌,總第 62 期,2003 年 12 月,第 1193-1203 頁。35 黃健強:《個人勞動合約引入公務員聘用制度研究》,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4 年,第 123-157 頁。36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82 頁。37 鍾慧璇:《澳門公務員薪酬制度及其改革》,載《澳門研究》,第 15 期, 2002 年 12 月。38 司徒英豪:《試論澳門公務員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建議》,載《澳門研究》,第 19 期, 2003
25年 12 月。39 《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於 2007 年正式實施。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74 -78 頁。40 但也有人認為,從學歷程度與語言認識上看,澳門公務員的知識結構是相當不俗的。曾慶彬:《澳門特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效能提升研究》,載《人力資源開發與政策保障》,澳門: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5 年,第 165 頁。41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71-74 頁。42 正洋:《危機管理與澳門的潛在危機》,載《澳門政策研究》,總第 2 期, 1998 年 10 月。43 關志輝:《從抗擊 SARS 看澳門特區政府的危機管理》,載《中國公共政策分析 2004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243-257 頁;陳欣欣:《SARS 事件給澳門社會的考驗》,載《公共危機與兩岸四地》,香港:匯訊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第 56-72 頁;李略、陳欣欣:《港澳政府回應 SARS 的初步比較》,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 11 期,2003 年第 2 期,第 53-58 頁。44 程惕潔:《回顧與前瞻──提高澳門應變能力的四點思考》,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 11 期, 2003 年第 2 期,第 36-45 頁。45 謝靜儀等:《建立澳門電子政府的政策分析》,載《澳門研究》,第 23 期, 2004 年 8 月。46 Alfred, Ho, Tat-Kei, Reinvent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E-Government Initiativ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July/August, 2002, Vol.62, No.4, pp. 437-438.47 容凱旋:《澳門電子政府的發展》,載《澳門研究》,第 30 期, 2005 年 10 月,第 58-66 頁。48 蔡志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課題之一──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載《行政》雜誌,總第 58 期, 2002 年 12 月,第 1105-1117 頁。49 婁勝華:《澳門特區行政文化建設的理性審視》,載《行政》雜誌,總第 67 期, 200 5 年3 月,第 71-79 頁。50 婁勝華:《澳門特區行政文化建設的理性審視》,載《行政》雜誌,總第 67 期, 200 5 年3 月,第 71-79 頁。51 林媛:《從人性分析探討澳門特區的行政道德》,載《澳門理工學報》,總第 16 期, 2004年第 4 期,第 45-53 頁。52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92-94 頁。53 澳門審計署網頁:http://www.ca.gov.mo/ch/cmain.htm(上網日期︰ 2006 年 12 月 29 日)。54 楊愛平:《論“一國兩制”下的區域公共管理──對粵港澳區域公共治理機制的一項研究》,載《行政》雜誌,總第 73 期, 2006 年 9 月,第 891-902 頁。
26澳門的政權和社會:社會問題,公共行政和社區組織 1蘇保榮 *一、方法簡介我在這篇論文裡簡單介紹我的研究工作的初步成果。我在澳門進行了兩年的研究,得到助手高美士的協助,東亞大學教育學院的楊秀玲教授協助翻譯,並得到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慷慨和關鍵性的支持。我謹向學會會長黃偉文教授、副會長魏美昌先生致以衷心感謝。我的研究課題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對主要社會問題和澳門社會中佔華人社區人口大多數的下層或中下階級的社會矛盾進行研究分析;另一方面是對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的探討。矛盾是由澳葡當局、社區組織或由當局與社區共同合作去解決。在這次研究中我運用了政治社會學、法律與行政社會學和社區研究的方法。換句話說,在這次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和假設是以社會學研究的三個領域的發展為基礎的。不難理解,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和假設定義在我所進行的這類問題的研究過程中引起了很多問題。據我所知,這是西方社會學家對澳門華人社區首次進行這樣的研究,這是一個幾乎從來沒有人研究過的領域。因此,我們無法*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經濟系教授、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27從先前做過的研究中、他們面臨的問題裡、他們嘗試過要論證的假設或得到的結論中找到啟示和支持。況且,澳門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小天地,是一個別具特色的古老葡國殖民地,一個語言文化多元化的社會。在這一社會中,多種多元化如文化、社會、政治和法律等共冶於一爐。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之下,作比較研究(即是說在不同社會中進行具有某些社會學的共同點的類似專題的研究),實際幫助不大。本人曾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僭建區進行過下層和中下層階級的社會問題研究和在西非洲佛得角的小城鎮和鄉村進行過研究,兩者都集中研究無法按照政權或未能動員社區資源解決的那些問題。在巴西,我集中研究當時在僭建區十分活躍的居民組織的作用問題。在佛得角我集中研究了在葡萄牙殖民主義桎梏中贏得獨立後成立的社區法院的作用問題。除了集中研究下層和中下層階級社區的問題和它們的組織之外,我將進行的兩項研究和我在澳門進行的這項研究相比,共同的東西不多。因此,在選擇和應用方法及指引各項工作設想和步驟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至於研究方法方面,我很快便意識到我不能單靠一種方法。我使用了結合質和量的研究方法。在研究的第一階段,我較多地運用了質的方法(例如文件分析、內容分析、深入採訪),而在第二階段,採用了量的方法(例如系統觀察、統計分析和調查)。至於指導工作的設想,有五點需要談談:(一) 澳門是殖民地式的多文化多語言的城市政權,擁有多元化的社會、政治和司法制度。(二) 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解決社會問題和矛盾。也就是說根據不同的因素,以不同社會的法制程序去處理不同社會的法律要求,不然就只能滿足部分社會的法律要求而已。(三) 社會的法律要求可分三類:
281. 固定要求︰廣泛和明顯的要求,負責處理的部門或渠道可能解決或不能解決。2. 緊急要求︰來自少數社團但更廣泛和更明顯。3. 潛在的要求︰不是社會形成,因為人們並不察覺到他們的需要和問題,可以現實地變為社會的法律要求。(四) 在殖民或殖民後的情況下,當一個特定的社會法律和行政機構移植到另一個社會,即使同一機構存在兩個社會中,它會在兩個社會中出現不同的職能。比如說,葡國法院系統移植至澳門,即使有相同機構形式,它還是傾向於完成不同的社會功能。(五) 社會現行的不同社會的法律體系和機構,地位並不相等。它們之間有不同的等級,有些是主導的,有些是從屬的。雖然如此,由作為主導的社會法律體系去正式解決的問題和矛盾,常常被改為非正式和非官方的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法律體系去解決。這些問題、矛盾和糾紛歸結為兩類:具有相對重要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力量的社會人士,和具不同社會地位和經濟力量的社會人士之間的問題和矛盾。前者為鄰居之間、工人之間以及家庭之內(而以嚴格族規管轄的家族例外)的問題和矛盾;後者指房東與房客僭建者和地主,工人與僱主以及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問題和矛盾。這一分類的重要性在於這事實──解決矛盾的非正式機制,傾向於穩定地鞏固爭議雙方的社會不平等。正因為如此,根據解決的矛盾類型不同,對其社會作用有不同的評價。這些是我過去兩年來進行研究工作的主要設想。研究仍在進行之中,目前只能談談不成熟的和部分的研究成果。
29二、法院與社區研究社會的法律要求和解決糾紛的機制,自然會以解決糾紛最重要的官方機構的分析開始。這裡我指的當然是澳門法院。我們將過去三十年間(1960-1989)法院審議的所有案件的有關資料,儲存於電腦之中。根據這些資料,較有把握地知道誰利用法院去控告誰,達到何種目的。資料分析雖未完成,但已能夠作出一些結論:(一) 法院的利用率很低而且選擇性高。 1960-1975 年的利用率相對正常;1975 至 1985 年有少許增加;1985 年以後利用率急劇增加。我這裡指的是華人公民進行的訴訟,因為他們所佔人口比例極大(7810 宗訴訟中,只有 568宗是葡國公民進行的)。(二) 利用法院的選擇性在於,小部分法律訴訟代表了極大數量的訴訟案例。奇怪的是這種選擇性是在 1985-1989 年間後期發生的。法院利用率的急劇增加,基本上是由於下面這種法律行動的增加所造成的,也即是人們的個人身份的正常化或合法化的程序增多。包括申請出生或結婚證書,改變個人已登記的不準確的資料,獲得或更換身份證明文件(不同的身份證)等等。(三) 很明顯,過去五年中法院利用率極高,某些法律訴訟顯著增加,租務糾紛尤其突出。令人奇怪的是, 1960-1965 年間,澳門僅有 17 萬人,新蓋房子不多,但有 239 宗租務糾紛,而在 1985-1989 年間,澳門人口已超過 30萬,新蓋樓房大量出現,而僅有租務糾紛 119 宗。(四) 上述似乎矛盾的現象可從 1 9 9 9 年澳門政治地位的轉變找到解釋。越靠近 1999 年,人們越想要爭取個人及財產的法律地位正常化,獲得證明和登記,這種正常化和證件化,只能通過法院去獲得。因而法院這類案件就大大增加了。房屋回收、搬遷和清拆僭建屋這類申請,是由於投資於地產和建築而迅
30速取得高額利潤的結果。為達到目的,下層和中下層住客必須盡快搬出舊居,遷離僭建區,而他們所得的補償卻極低。合法回收出租的房子比較費時,但可能獲得較高的補償。由此,這類回收和搬遷,多通過非正式的非法手段,而大多數情況下通過三合會於法院外進行。這是法院利用率下降的原因。這些發現和結論證實了上述的兩項設想:一方面,澳門法院有 與葡國法院相同的正式結構,但起 不同的作用。這種不同在於華人社區和法院之間的社會和文化的距離,同時也在於對窮人的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後和不公平所造成的。因為這一制度使低下階層和中下階層人士無法利用法院去保護本身的利益, 1976-1989 年間只有 30 宗要求法律援助。還有一個設想需在研究第一階段證實的是有些社會的法律要求從官方機構轉至非正式的非官方機構,還有三合會非法的解決紛爭的機制。三、社區問題和公共行政根據法院和社區民眾間存在很大的社會距離這一發現,下一步研究將包括回答下列兩個問題:從法院解決轉到其他渠道解決的問題,矛盾和糾紛的社會特點是甚麼?其次,透過甚麼渠道解決?是澳葡當局還是民間社會去處理這些社會的法律要求?我試圖從澳葡行政當局提供的服務去思考,因為當局近年來試圖加強開放與華人社區的接觸。在一年時間內,我們進行過對這方面的三個組織的系統觀察:公共檢察部門設立的法律輔導辦公室(原文如此──編者註)、社會工作司及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這些服務機構非常不同,但卻具有共同的特點:全都是近年,即分別在 1989 年以及在 1986 年成立。這說明了澳葡當局與華人社區具開放性的有利接觸渠道只是近年才建立的。
31數據的統計處理還未完成,在這裡我只是談一些最突出的成果和那些需進一步研究的暫時結論。第一個結論是︰和司法制度不同,這些機構提供的服務使我們能夠捕捉到更廣泛的下層和中下層階級經歷過的社會問題,以及促使公共行政部門關注社會的法律要求。第二個結論是:這些機構功能與外觀有別。首兩個機構比較具體,法律輔導辦公室處理的個案中超過 30% 是關於文件、證件及註冊登記的問題,這再一次顯示了個人身份合法化對下層及中下層階級多麼重要。尋求法律諮詢的社會階層佔絕大多數是工人和下層階級的家庭主婦。至於社會工作司,我們系統地觀察了兩個地區中心。一是澳門新移民為主的北區中心,一是澳門出生的或在此居住多年的中下層人士為主的中區中心。這兩區中心的活動,代表了社會服務部門一部分的活動。近年來社會服務部門在加強社會設施方面進行了很多工作。這些地區中心處理的個案絕大部分是要求經濟援助(老年退休金、慢性病津貼、失業津貼、教育津貼),也有申請社會房屋的。這些津貼數目很少,申請手續繁複(要提交收入和支出證明,而這些證明往往是很難齊備的)。申請條件也很苛刻,不少下層或中下層人士享受不到這種福利。第三個機構是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這種服務有一個創新的特點,它有多個公開的溝通渠道。人們可以在辦公時間親自到中心,一天 24 小時可以打電話(電話錄音,爾後傳譯)或來信,可在澳門電台每周一次提出請求、投訴、建議或批評,稍後由有關部門作出答覆。匯集到這個服務部門的社會法律要求非常廣泛。除了已經提過的證件和社會房屋問題之外,有關環境及生活素質等問題也極為嚴重。這些問題涉及面很廣,例如噪音污染(大廈裡設置修理工場和工廠十分常見,鄰居經常投訴),空氣污染(大廈一樓作酒樓,排出的濃煙使住客在夏季大熱天被迫關門閉戶),垃圾收集存在問題,有些街道髒亂不堪,臭氣熏天。
32雖然收集到如此眾多的問題、糾紛、投訴、諮詢,但突出的是,絕少涉及勞動權利或勞工關係問題。電台節目中,一百個案件只有三個與勞工問題有關。鑒於澳門所採取的經濟發展模式,幾乎可以有把握地說,澳門是一個社會的政治要求受壓抑的地區。也即是說,在這裡下層和中下層階級擁有權利的很少,甚至不知道他們擁有這小小的權利或者害怕去爭取。然而,勞工就業署提供的資料,雖然沒有分析,但似乎表現出在勞動權利方面,社會的法律要求已經出現。對當局所提供的三方面服務,經系統分析後,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華人社區並沒有潛在的文化或社會自我克制,以阻止他們去利用公共行政的援助,和迅速利用當局提供的渠道。在這方面,在看到關於社區通過多渠道提供服務的消息傳遞之快時,確實使人驚奇。就由公共檢察部門院設立的法律輔導辦公室而言,前往諮詢人士中 45% 是從朋友、鄰人、親屬、居民、社團、教會、中文報紙或電台得知這一機構的存在的。華人居民存在欲請澳葡當局協助的文化障礙,不等於說發表指責性言論或投訴不需冒風險。相反,澳門存在 複雜的非正式社會控制網及非官方的遏制。這些情況,下層及中下層階級是十分清楚的,因其身歷其境。投訴某人會引致投訴者受到威脅或侵犯,這就是為甚麼利用過這種服務的人,常常不願透露身份或要求將他們的身份保密。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是唯一一個可以不透露投訴人姓名和可以保密的機構,這也可能是中國居民樂於接受服務的原因之一。對這三種服務進行系統觀察表明,澳葡當局不只設立這三種服務機構作開放為與中國居民接觸的媒介,而是當局與社區關係的一種新發展。這些接觸過程中暴露了下層和中下層階級所面對的大量社會問題。還顯示這些社會的法律要求只是全部社會的法律要求的一部分,轉歸行政當局去解決的只是有限的一部分而已。
33除了以上三個服務機構外,第四個方面是社區資料和組織。這些發現提示我們必須深入去瞭解流傳於行政當局以外的社會中的法律矛盾(問題、糾紛、投訴、諮詢),和社區可利用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這是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我們已選擇了數個社會或社區服務,並依照這些機構和當局提供的服務之間的距離,提出了指導性意見:1) 最靠近公共行政當局的是律師、辯護律師和主控官提供的服務;2) 立法會民選華人議員設立的輔導和諮詢辦公室;3) 澳門現有的眾多社區社團;4) 最遠離公共行政當局的三合會提供的服務。它們的合法性暫且不談,從社會學的觀點看,三合會的服務仍屬社會服務,在這篇論文中我將只分析第三類社區資源──社團。澳門是擁有人均社團最多的地方之一。根據最新統計,在澳門註冊的社團有 747 個。雖然不是每個社團都經常有活動,但數目是可觀的。近年來成立新社團的速度似有加速的趨勢。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接觸過各種各類的社團:經濟的、專業的、文化的和福利的。我們決定對街坊會的結構和功能進行詳細分析,因為他們似乎對下層和中下層階級的問題有最多的瞭解。四、街坊會指引我們這一研究工作的設想是基於香港街坊會轉變的經驗。我的想法是香港街坊會衰落的原因,在澳門是不存在的,因而可以假定澳門街坊會仍然起 重要作用。澳門有 24 個街坊會,分佈在市區和離島,從屬於街坊總會。差不多所有街坊會都會舉辦一些活動,有的還十分活躍。根據已經作出的分析,可以得到下列一些結論:
34(一) 與官方對街坊會的認識不同,這些街坊會不是鐵板一塊,在組織上、社會影響上和政治取向上是有差別的。(二) 領導層極少更新。雖然大多數街坊會的選舉如常舉行,但會內領導層之中,擔任主席十年, 20 年甚至 30 年是常有的。這說明了民主管理不善,對澳門社會改變的適應性很差以及社會地位在社區之中將進一步衰落。(三) 街坊會的活動可分三類:社會援助、證明文件,與當局交涉解決社區中個人或公眾的問題。1. 社區援助從 1950 年代第一批街坊會成立以來,大大減弱了。在最初階段,社區援助是在出現緊急情況時(如風災、火災和水災)彼此互助。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即 1960 年代中期,社區行動包括對人口的政治及行政控制。在過去十年,街坊會雖然對社區加以一定程度的政治影響,但主要是集中提高下層及中下層階級的生活質素。它們成立了日間的老人中心、學校、舞蹈班、中醫診所,節日分派免費食物、毛毯、聚餐,澳門和離島旅行、舉辦粵曲演唱、葡語學習班、酒樓茶室管理班等。緊急情況如奔喪和火災時,仍有互助活動。2. 為坊眾出具證明文件可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到 1970 年代為止,街坊會發給坊眾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可的旅行、結婚,或前往中國學習的證明。 1970 年代後期,街坊會還為坊眾發出澳葡當局的在澳居留證明和貧窮證明。有一個街坊會甚至保存了發生於 30 年前的火災災戶名單,這一記錄曾被用作證明某些居民是該社區的澳門老居民。
353. 解決本社區個別或社區問題和糾紛正如可想像到的那樣,澳門華人社區面對的問題,各區都有不同。但是,一般來說,比較可靠的結論是:下層和中下層階級所面對的最嚴重問題,除了獲得合法文件外,就是居屋問題。事實上這一問題包含了一系列問題:從公寓或臨時居所搬出來,大多數卻不是由法院裁定,而是在三合會威脅和強迫下搬出的,且得到的補償是微乎其微的。房屋和窩棚失火,大多數是三合會份子幹的。房屋“做契”時的官僚程序阻延,家庭中因成員死亡或嚴重疾病導至不能繳付屋租或屋宇的分期付款,而更有甚者,由於不符合嚴格標準和資格而無法申請到社會房屋。在這方面街坊會的作用是有限的。然而,在解決這方面糾紛時,街坊會仍起到某些作用。我們瞭解到,街坊會積極地使住客與屋主或建築商在關於從僭建區搬離時的補償金額上達成妥協。在這方面,街坊會作為非正式仲裁機構,而在雙方之間斡旋。在澳門舊有的中下層階級地區,也可能強烈地感覺到其他問題,其中安全和滅罪問題就較突出。澳門的犯案率據稱較低,但是比較接近事實的是︰澳門有較高的不公佈數字,也即是說有大量罪案,不是沒有偵破,就是沒有報案。市內有組織罪案為數不少,澳門的情形就是這樣。其他的問題都以環境、生活質素、垃圾收集、公共衛生和交通有關。關於上述這些問題,街坊會能做的,只不過是引起當局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及支持坊眾的投訴而已。街坊會樂於將自己視作政府和社區之間有地位的橋樑。在我看來,在政府眼裡他們的作用有點混淆不清。一方面他們大多數活動是依靠政府的資助才能開展的,除了部分街坊會是靠熱心人士或廟宇捐助之外,政府的資助起 決定性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對政府卻諸多指責。首先,因為政府對符合政府利益的活動較樂意與街坊會合作,對主要符合街坊會利益的活動則不太願意共同舉辦。其次,政府比較 意於與街坊總會打交道,但忽視個別街坊會與街坊總會關係不夠融洽,總會分配利益時有
36不公平和存在有歧視的情況。總的來說,街坊會的活動雖然越來越倚靠政府資助,在對下層和中下層階級的社會法律要求的解決和上報仍具有強大的社區基礎。但如果街坊會不能適應澳門社會新的發展情況,它的社區基礎會慢慢失去。大多數街坊會似乎意識到這一點,特別是通過街坊總會,採取某些措施去接受挑戰。然而,總的說來他們對民主意識以及更多年青一代和新興中產階級所表達的那些有損北京利益的自治要求,反應遲鈍。如果他們不認識這些傾向的意義,它們的前景是不妙的。五、華人社區的社會問題的小結對一些公共行政服務和部分社區組織的分析,提供我們對低下階級所經歷的極端嚴重問題的相對清晰的畫面。最嚴重的問題很可能是證明文件和註冊登記問題。 1999 年回歸迫使人們要將他們的個人身份和財產正常化和合法化。作為幾世紀以來受到非正式官方的機制統治,與葡萄牙當局存在極大的社會和文化距離這樣的一個社會,目前的轉變是戲劇性的。此外,基於中國的傳統道德是以口頭保證,互相信任和保存面子,密切關乎人們生活的證件問題引起廣泛憂慮,甚至社會不滿是可理解的。尤其因為辦證手續繁複,需時過長。況且,一般受教育不多的人都對這種現象不大理解。在這方面,存在 廣泛又實實在在的社會法律要求,而公共行政部門大可予以解決。實實在在的社會法律要求的另一領域,同時也是問題嚴重的居屋問題,尤其是社會房屋缺乏。過去十年的經濟發展,加上失控的移民潮及人口增長過快,使土地十分短缺。建築業繁榮,地產投機買賣形成了市區發展的特有模式,嚴重損害下層階級的利益。普羅大眾,尤其是居於舊城區的中下層和中層階級面臨另一嚴重問題是
37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和生活質素不斷下降。我們以為這只引起範圍狹小和緊迫的社會法律要求,但實際上是牽連甚廣的要求,這無疑是人口密度過高、市區發展失控及投機氾濫的結果。最後,還有兩方面值得特別關注:社會權利和勞動權利。這兩方面是受到抑制的社會法律要求,儘管在某種情況下,緊迫的要求已經露頭。正如我們所言,在社會援助和社會行動的廣泛領域裡,需求是多方面的,同時可以廣泛地、強烈地感覺到。但這是對公共或私人慈善而不是對權利的需求。在這領域裡,人們的權利不多(社會保障基金 1990 年才設立)。他們或是不知道,不然就是不去使用僅有的權利。另一領域是勞動權。雖然在這一領域裡,社會察覺到其迫切性,勞工法規仍然不完善,十分不嚴謹,甚至不常執行。由於勞動檢查缺乏效率,勞動權的實際執行情況與法律條文相差很大,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因為在我看來,從長遠 眼,只有勞動階級能從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中獲得公平的份額,經濟自由和發展才可以保持。六、過渡時期中機構改革的原則這篇論文的最後部分,我想提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對政策上的意義。毋用明言決定滿足社會的法律要求不是一個社會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社會學家的任務因而是有限的。同時,必須闡明指導政策的制訂,以便在制訂政策的同時,利用社會學的現實,有效地去考慮問題。我的意見是,主要政策問題要這樣考慮:在下個十年,有甚麼可做,有甚麼還能做,以便在 1999 年以後,澳門的同一性和自治從經濟、社會和文化角度中得以保持。我覺得,為我們未來的任務制訂政策時,必須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 澳門的同一性和自治是一個全局性問題,必須全面的予以保持,
38例如經濟自由必須與政治和思想自由一起考慮。資本主義在一些經濟自由與民主、社會權利與勞工權利處理得好的國家裡取得很大成功,所以,經濟多元化必須配與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二) 澳門在文化方面已是高度多元化了,應該繼續保持。我們發現澳門的多元文化交織在一起,中國文化、華南地區的風俗習慣、澳門獨特的文化特色、葡國的行政文化及香港的經濟文化等等。澳門的同一性不是抽象概念,它體現於文化、法律和社會多元化之中,同時也體現於居民的生活質素、公園和建築設計、食物和都市的外貌之中。(三) 所有這些澳門的特色,只有在居民的大多數能過安定的生活時才能保持。因為只有為了維持生活水準,居民才願意為 1999 年後的自治和同一性而奮鬥。(四) 為了保證給大多數居民以安定的生活,上述問題必須解決,至少要以堅定的決心和毫不動搖的政治毅力去處理。(五) 下層和中下層階級面對的社會學問題揭示,從社會政治的觀點看澳門社會,存在三方面不足︰民主、社團合作和社會。民主不足表現為代議和參議兩方面的民主沒有充分發揮,這是人所共知的,我不打算再多說了。在一個有如此眾多社團的社會中,談到缺乏社團合作,似乎使人驚訝。在我看來,這種不足是三方面的。其一,社團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有些社團人多勢眾,很有力量,容易與公共行政當局接觸和商談。有的很弱小,實際上無法和行政當局對話,也無力為它自身的利益與當局討價還價。其次,有些社團是為了保障社團利益而成立的,卻沒有能力達到這一目標,比如一些工人組織或工會就有這種情況出現。更甚者,某些合法登記的社團,卻從事非法的活動。最後,社會不足表現在:社會的法律要求被拒或被遏制、社會政策(居屋、健康、教育、社會安全)、環境和生活質素、勞動權利和工業關係等諸方面。
39(六) 葡國管治澳門的最後階段應充分考慮到這三種不足,這些不足,如果沒能力徹底消除的話,至少一定要減少。這種改革必須有清晰的規劃,正如我們前面說過,澳門的下層和中下層階級能享受的權利很少,而且常常還不知道如何去使用這一點點的權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只談兩點:1) 很多世紀以來,政府和華人社會的接觸面很小,而大多數又屬於壓抑性質。 1974 年葡國革命,隨後葡中建交,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最近十年,尤其是最近五年,開創了更廣的非壓抑性的接觸,實施了某些社會政策。可是,這只是近年才有的現象,效果還有待觀察。 2) 澳門法律是葡國法律,西方文化的某些部分對本地文化是外來物,更不用說語言障礙了。如此產生的社會和文化的距離必須由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士去溝通,但他們提供服務的費用從過去到現在仍是很昂貴的。使用官方的法律系統,即使可取,也由於經濟原因變得不可能。在缺乏足夠的法律援助系統的情況下,對窮人的援助實際上更是不可能了。正因為如此,第六項政策原則是機構改革必須以建立本地法律文化為目標。我認為這種本地法律文化的最重要特徵應該是這樣的:(一) 源自葡國的官方法律必須讓人們瞭解。所以,必須把它翻譯出來。當局正在努力提供好的和可靠的譯本。(二) 葡國法律必須適應澳門情況,因為澳門社會和葡國社會是很不同的。況且,澳門是一個法律多元化社會,幾個法律體系同時存在,有時合併執行,有時並列執行。而關係最大的當然是葡國法律、澳葡的法律、葡─中國際法、中國法律和華南的風俗習慣,尤其是澳門的風俗習慣,甚至還有香港法律,如經濟法、商法和會計法等等。這種複雜的法律多元化在訂立新的法律時必須予以考慮。新的法律一旦訂立,必須由法律專業人士去執行,因為他們瞭解該法律的社會和文化背景,比較瞭解它的精神實質和本地法律文化的。
40(三) 加強法律教育。法律學院要提供足夠的訓練,逐步增加使用中文授課,同時要緊密聯繫華人社區法律生活的具體條件。大部分訓練在課堂外進行,作為實習和社會學學習的構成部分。只有這樣,法官和律師才能本地化。(四) 普及法律。如果法律制度仍然過分昂貴、繁複、官僚、距離下層和中下層階級的日常生活太遠,法律制訂得再好,培訓出來的律師再優秀,也是沒有用處的。為窮人建立足夠的法律援助系統,應該刻不容緩。再者,必須加緊普及法律,讓人們知道在非緊急情況下,他們的權利是甚麼?七、最後的政策原則是未來機構改革中的政治程序問題我認為澳門在葡國管治的最後時間裡要做的工作,一定要在政府和社區組織緊密合作之下才可以做好。這種合作的指導原則有下列兩條:(一) 葡澳當局和華人社會之間要大大擴展合作渠道,通過這些渠道,逐步將決策權轉移給社區組織,以便增加自治範圍,作為 1999 年以後澳門自治的保證。(二) 社區組織本身也要多元化和內部實行民主。政府要從多方面加強和社區組織的接觸,參與組織更大的多元化的決策。我們知道華人社團在政治上的意見不是絕對一致的,有些人比較傳統和優秀,另一些人,尤其是剛發跡的新中產階級以及專業社團比較獨立和民主。政府必須和所有社團,不管出於甚麼目的,共同合作,促進這種多元化。一個自由、公平社會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多元化結合,民主和自治應該是澳門同一性的基本特徵,在未來的漫長日子裡,為保證澳門和平及充滿活力的過渡盡我們的一分力,是大家的共同責任。
41註釋︰1 蘇保榮(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教授應澳門政府之邀在澳門所作的一項社會學調查研究的初步報告,相同內容曾分別見刊於《行政》、《澳門研究》──編者註。(原載《濠鏡》,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學報編輯部,總第 8 期, 1 9 9 1 年 9 月)
42社會轉型、人心思變、行政改革──試論港澳行政制度的互動吳志良 *一、社會轉型的危與機港澳兩地,都在經歷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期。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一年多以來,港府和港人也都備受前所未有的考驗。但是,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也不管是哪一階層的人,都不能否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了充分實施。香港在政治上的成功,令人鼓舞;香港泡沫經濟帶來的後遺症,也給我們上了一堂課。雖然澳門經濟的泡沫成分沒有那麼多,或者說,澳門經濟泡沫在幾年前便破滅了,不似香港那樣突然從空前繁榮跌落到近二十年少見的衰退,令港人信心大受打擊。但是,澳門經濟對博彩業的嚴重依賴一日不改,其脆弱性便存在 。因此,經濟多元化的方向仍不能迷失,博彩業更須革新和現代化,否則,博彩收入若似去年那樣繼續滑坡,其他行業又不能補足,澳門特區的財政收入將令人擔心。我們還不能忘記,澳門除了不到一百億的土地基金,就沒有更多的財政儲備,若澳門元受到狙擊,二百億外匯儲備可能在一夜之間為索羅斯拿走。澳門儘管沒有外債,但經濟體系之脆弱,可能比東南亞國家更甚,不能盲目樂觀。*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
43香港回歸前後,人們對港府和港官的組織、管理和應變能力讚不絕口。回歸後不久接二連三遇上突如其來的問題,尤其是亞洲經濟危機發生後,港府和港官的表現便大受抨擊,公眾輿論要求行政改革的聲音亦此起彼落。同一批人,在同一地方和政府工作,為何會產生這樣的變化?站在港官的角度,他們如常盡心盡力,好像一切都沒變,那為何市民會對他們產生截然不同的印象?外圍環境的變化,當然是不可忽視且無可控制的因素。香港市民多年來習慣了好景,逆境帶來的強力衝擊一時難以承受和忍受,也是人性的使然。我們假設港官主觀意識(服務市民)和工作能力沒有絲毫變化,但處事環境已有所改觀:以前碰上禽流感之類的事情,肯定馬上請英國專家或倫敦政府協助,如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府就必須獨力處理!香港不是不需要幫忙,北京也不是不想幫忙,但任何舉措(包括維護港元匯率),都得深思熟慮,嚴守《基本法》的規定,免被人指責干預港府運作,影響高度自治。而港官因循守舊,並不很習慣全權負責決定,在新形勢下表現有所偏差,在所難免。港官尚如此,澳門市民對澳官的某種不信任便不難理解,因為澳門公務員比香港的更年輕、更缺乏鍛煉、更經驗不足。現在治安不靖,可往葡招兵買馬。暫且不論這些兵馬可起甚麼作用,可是, 1999 年 12 月 20 日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如果形勢惡化,我們能否獨力處理?如果我們向中央政府求援,會造成怎麼樣的影響?若不求援,又該怎麼辦?儘管這些純屬假設性的問題,然舉一反三,仍值得認真思考。而香港這一年多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能沒有信心,但更不能盲目樂觀。我們應對問題及其嚴重性有充分的認識,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好充分準備,以免屆時驚慌失措。
44二、公共行政面臨挑戰面臨急劇變化的世界,現代公共行政也經受 空前的挑戰。一方面,人民要求政府承擔更大更多的責任,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有更多的參與,解決層出不窮的複雜問題;另一方面,公眾對政府處理問題的能力和效率則日益不滿意,甚至可以說,對政府的不信任已成國際趨勢。此一兩難困局,不僅令政治領袖和政府,同時也激發公共行政學者的深思,促使對公共行政組織架構、過程和服務的重新設計和不斷變革。正如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所言,“當代的危機正是改革現狀的必要動力……正是我們力量聯結的時刻,大家不應對其感到恐懼或企圖加以壓抑。事實上,我們的因應之道恰恰在於善用眼前的機會”。澳門與香港不同,澳門人與香港人的心態也相差很大。回歸前,港人最怕變,認為當時的狀態最好,經濟空前繁榮,政府無為而治。但事實上,事物不可能不變,自己不變,外圍環境變了,最後還得跟 變。一場金融風暴,徹底改變了港人維持現狀的心態。澳門經濟則自 1993 年便走下坡,人心思變已久,希望一切都有所改變,變得更好。窮則思變,這種願望是自然的,這種渴求也是合理的。但怎麼變?我們有條件和能力嗎?現在普遍存在一種想法,只要變,就一定變得更好。誠然,這種信心令人欽佩,但要拿出可行、理性的共識方案來,似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任何衝動的舉措,都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甚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例如公共行政架構,要變基本上是共識,但何時變、怎樣變卻大有分歧。小變,可能解決不了甚麼問題;大變,又怕出亂子。介乎兩者之間,來一個中型的調整改革,也需掌握“度”的問題,需考慮到公務員、市民和整體社會的承受能力。最理想的,是將三種方案拿出來,讓大家討論討論。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現在討論主要官員的定義和範圍,除《基本
45法》規定的外,要確定“主要官員”,必須先確定未來特區的宏觀行政架構。若以現行架構作準,除政務司一級,司級官員那麼多,不同司級部門職能、規模的差異又那麼大,難以確定誰重要誰不重要。從這點也可看出,現行架構並不合理。一個合理的架構,高低輕重應是層次分明、一目了然的。澳門公共行政架構和公務員制度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特區成立日期已定,不似開一間工廠,若條件不成熟可另擇日子。因此,我們必須面對並想方設法找一個解決方案。雖然香港情況不同,但其經驗可以參考。香港的公務員隊伍被視為全世界最具效率、最廉潔的,一直令香港市民引以為榮。在回歸一年多來的風風雨雨中,公務員表現失準,令市民大失所望,不禁令人奇怪。然而,細想起來,似乎又不必大驚小怪。雖然不能怨天尤人,但這一年來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實在太多。港官一方面需要從心理上適應回歸後的客觀環境,多少有些分心;另一方面,整體社會的過度樂觀情緒,既令高官本身受到感染,造成危機感不足,同時又使市民對政府寄望過高,特別是以前對殖民地政府不寄希望的領域,如今都要港府過問。一時應付不來,政府及其公務員便成眾矢之的。我們知道,官僚制度最大的特點是例行公事,也就是說,在執行無價值的命令時,可能是有效率的。在危機與變遷時期,官僚制度失去均衡,處理危機時也變得無效率。 1973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Nixon)的健康、教育和福利秘書 Elliott Richardson 這樣描述聯邦政府的公共機構:“行政能力而言,這個系統充其量是無效率的。創作性問題,它是無想像力的。智識方面,幾乎是無理解力的。處理人問題,它則是明顯無情的。”1這番說話似乎有點誇張,但港府和港官是否真的如此不濟?當然不是。儘管在處理多次危機事件中,香港官僚系統明顯表現出政治技巧不夠,但行政效率並無顯著變差。受到公眾和傳媒指責批評的,大多是決策上的失誤。我們不應忘記的是,香港社會已泛政治化,某些政黨已開始不問原因、不顧
46後果地對港府窮追猛打,甚至等候“時機”的到來,藉以增加政治資本。不知可幸還是不幸,澳門尚未那麼政治化,也未那麼國際化,但是,九九回歸後,市民對自己政府的期望必然增加,國際社會也可能更加關注澳門。如果說我們的公務員跟香港的那樣缺乏政治經驗和處理危機的應變能力,那麼,我們比香港更多出一個問題:行政效率低。這非一朝一夕能改善的,無論未來的當政者還是市民,都應有心理準備,公務員更應開始備戰。三、在澳門試行“準部長制”香港行政架構清楚明瞭,行政長官之下是政務司、財政司和律政司,屬下各局的權責也基本分工合理。即使如此,港府近期的表現仍十分不如人意,尋求制度改革的呼聲亦應運而起,輿論又再提起實行加強政治問責的部長制。多年來,香港都在談論實行部長制,但至今尚未付諸行動,行政長官只加強了行政會議的職能。在泛政治化的社會裡,尤其在政黨政治日漸發展和成熟的今天,香港實行部長制利大於弊。目前,行部長制困難之處,主要是高層公務員的集體抗拒,擔心他們的巨大影響力和決策權受到縮減。香港公務員自有一套傳統,其優越地位和特權亦很少受到嚴峻挑戰。因此,這種擔憂值得理解。不過,若考慮到近期危機處理時所承受的巨大社會壓力和所表現出來的政治不成熟,實行部長制可以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若干擔任“準部長”的主要官員除外)找到保護傘,令他們更集中精力和時間處理行政事務。香港特別行政區除開國防和外交事務外,基本上擁有一個主權國家應有的權力,若建立一個類似西方民主社會的內閣政府,可使管理更行之有效。如果在香港實施部長制尚有困難的話,那麼,澳門不妨先行試驗,好像立法會選舉比例代表制那樣,成功後略作修改再移植到香港,令港澳兩地的政治行政制度更具效率,令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模式在實踐中
47不斷完善。在澳門試行部長制有優越的先天條件。澳門現行政制實際是“準部長制”,政務司猶如總督的部長,分管不同領域,且他們都是政治委任,對總督政治負責。在特區實行部長制,只是行政制度和傳統的一種延續,估計阻力不大。澳門公務員力量尚不強大,也更需要政治保護傘,肯定不會大力反對。不過,肯定有人會提出質疑:澳門沒有政黨,卻實行部長制,是否有點不倫不類?的確,澳門沒有政黨,但西方有些國家的內閣部長不一定甚至不得為國會議員,有些部長連執政黨黨員都不是。我們探討部長制時,通常聯想到英式部長制。香港的政黨政治大致起源於 1991 年底,只有很短的歷史。當時,李鵬飛辭去立法局首席議員的職務,創建啟聯中心,有評論指出,那代表了協商共識政治的終結,宣告政黨政治的誕生,並預示部長制的來臨。還有人猜測,那是港英政府刻意安排的政制發展方向,將英國政制模式搬到香港來。英式部長制的特點是:部長為國會議員,屬政治委任;部長之間通過政黨維繫和執行集體負責的紀律;立法和政策主導權集中在執政黨內閣,並負政治責任。不過,香港那時政黨尚未正式誕生,執政黨更無影子,且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都不可能出現,港英政府意欲調整的,只不過是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換言之,港英當局安排行政局議員提早參與決策,分工負責關注各類事務,並在向公眾解釋政策時擔當更重要的角色。無論港英政府意圖如何,特區政府成立後,行政會議的功能的確被突出,且恢復行政局成員兼任立法議員的傳統,部分地採納了英國的模式。因此,有人又猜測部長制要實施,猜度公務員,尤其是高官的抗拒程度。由於香港行政會議的議員絕大多數都不是職業公務員,而傳統上,公務員在決策和推銷政策過程中舉足輕重,因此公務員系統出現抵制情緒並不足為奇。但是,如果採用澳門的模式,即採用一個經過改造的“準部長制”,便
48不必造成立法會和行政會議與高層公務員的“利益”衝突,官僚系統接受的可能性也大增。澳門情況跟香港不一樣,現在諮詢會只是總督的諮詢機構,並不具決策職能,真正的第二權力機關是立法會。自 1976 年《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以來,澳門立法和行政兩權便基本分離。可惜的是,立法會的表現一直不如人意,即使是立法權,仍然大多由總督行使,行政主導非但未變,且越來越強。這種情況,可以看作是舊殖民體制的延續。雖然開放了選舉,但民主意識還未真正形成,市民社會參與程度偏低。立法會的選舉,由提名委員會參與,政黨一直沒有滋生的土壤,立法會的運作也只能停留在共識政治的圈內協調,各派別既無政綱和意識形態指導,對許多重大政治課題也無特定連貫立場。此外,立法議員全數兼職(立法會主席近年才轉為全職),加上法律知識的局限,立法的質和量都大打折扣。大概這也是澳門政制設計者的意圖,即政府(總督)必須主導政治生活,全面控制大局。由於立法會議員近三分之一由總督委任,立法會很難以絕對大多數票通過與政府相左的法律。當然,有了這種權力制衡,政府要通過任何法例,也須取得立法會的合作。澳門總督的諮詢會與香港的行政會議區別很大,其部分成員由間接選舉產生,但其決議無任何約束力。文禮治(Carlos Melancia)時期,取消了官守成員──檢察長、財政司長,而諮詢會成員不兼任立法會議員,既不方便也無責任解釋推銷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決策及其解釋和執行,全由總督及其助手──政務司負責。馬俊賢(Pinto Machado)時期,還一度設立政務會議──猶如內閣會議,集體討論決定重大施政方針。由於總督處於弱勢,內部分歧眾多,此舉並不成功。韋奇立(Rocha Vieira)總督則每周與政務司一起開協調會議,為各政府成員提供一次溝通信息、協調行動的機會,但仍保持超然地位和最後決策權。雖然政黨政治有其可取之處,尤其具體到澳門這麼一塊人際利益關係錯綜複雜的彈丸之地,建立一個規範化、制度化和透明的政治制度,既有助於
49減少各派之間的猜疑,又可令當政者免受黑箱操作的指責,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必要猜疑和麻煩。但是,在可見的未來,政黨政治都難以形成。由於特別行政區僅是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即使形成政黨政治,也不可能是西方典型的模式,不可能有執政黨,最多不過是立法會的多數派而已。而香港經驗告訴我們,在相當程度上,現行政制下的立法會各派都是政府的反對派。既然這樣,澳門現行“準部長制”的行政制度倒不無可取之處:總督和政務司由葡萄牙總統政治委任,不納入公務員系統,他們掌決策大權,同時亦須政治負責,政務司必須服從總督的指示,與總督合作無間,保持一致。若澳門特區政府循此傳統和模式,行政長官和各司司長都是政治委任,承擔政治責任,一方面可免其他中高層公務員的政治擔憂,另一方面也方便在社會廣羅人才。換言之,特區的司長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職業公務員,但必須政治問責,在失職或表現欠佳時引咎辭職。嚴格而言,澳門現在並無“政府”,“政府”實質上只是總督的辦事機構。根據《澳門基本法》,政府有了明確的職責權限,特區行政長官、政府和立法會各自的職責理順了,權限也增加了。由於有了名副其實的政府,行政長官的地位更加超然。依我們淺見,他無需亦不應事必躬親,應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政治決策和協調上,這樣,他便需要配備更得力信任的助手──司長,讓他們分工合作,推行政策。實際上,現在的政務司(Secretário-Adjunto)應譯為總督助理(原意為助理秘書),為總督的直接助手,且人數眾多(最多可達七位),不似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務司長(原布政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事實上操控了整部行政機器,有點像半總統制國家的總理,行政長官則變成了權力有限的總統,要落實自己的意圖,反而要費一番功夫。本來,特區政府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已屬政治委任,但是,由於現行制度的政務司是職業公務員,是公務員之首(此提法值得商榷),縱然與行政長官思路不一,後者也須三思而後行。若實行了“準部長制”,各主要官員都變成“準部
50長”,行政長官便可視“準部長”的表現決定其留任與否。這樣,政府主要官員也不必再顧慮其巨大的決策權和影響力旁落行政會議,行政會議也不必負責解釋和推銷政府的政策。四、檢討澳門的行政制度沒有一套政治行政制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由於《香港基本法》頒佈在先,且兩地《基本法》部分草委是同一批人,《澳門基本法》不可避免地受到香港的深刻影響。應該指出的,兩地實際環境不同,政治條件有異,行政傳統也差別很大,因此,在設計澳門未來行政制度和架構時,必須考慮到這些因素。況且,澳門行政制度和架構及其運作雖缺陷很多,效率不高,但仍不無可取之處。前述政務司制度,便是其中一大特色,與國內各省比較,也更為近似:省長之下有多位副省長,分管不同領域。當然,澳門的政務司花在事務性的精力和時間太多,其分管的部門和職責範圍隨意性太大,且經常協調不足,關係不順,多少影響了行政運作效率。這方面,的確需要認真檢討,特區成立後,不同司的分工應依政府的主要職能分門別類變得更加合理,司長亦應集中協助行政長官政治決策和協調各局推行政策,將行政權力下放至各局。與此同時,檢討現行司長(特區局長)及其他領導主管人員的政治委任制度,建立政務官制度,穩定高層公務員的軍心,增加他們橫向調動和培訓的機會,提高他們的積極性,令行政運作更暢順和有效率。澳門公共行政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各司行政權力有限,分工太細且職能不清,機構和人員的穩定性不足,公務員量才用人、論績升遷、公平競爭的準則未能真正落實,其薪酬結構也不甚合理,若不徹底、全面、系統檢討公共行政架構和公務員制度,難望改善政府運作效率。特區籌委會正在討論主要官員的界定,但不確定宏觀行政架構,就不能確切界定主要官員。若維持現
51行架構,這種界定不無難度;若對行政架構動大手術,又擔心影響公務員隊伍的穩定。的確,這不是容易的選擇,不過,卻是早晚必須作出的抉擇。在人心思變的今天,動還是不動手術,似乎不再是考慮的問題,關鍵是大動還是小動。有人開玩笑說,澳門這部機器那麼殘舊,不如乾脆買部新的,換掉它算了。若是家裡的冰箱或冷氣機,可以當真,但《中葡聯合聲明》和《澳門基本法》已莊嚴規定,澳門的政治行政必須有延續性,決非可以一朝一夕棄舊換新的,況且,即使是破舊立新,在澳門也有點反傳統。因此,機器再舊,也只能修理,當然,大家都希望修理得越徹底越好,長痛不如短痛,乾脆徹底修理一下這部幾百年的老機器。現在好像具備這樣的條件:首先,《澳門基本法》沒有硬性規定特區行政架構,籌委會和未來特首的活動空間甚大;其次,澳門行政機器的操作者大多被更換,原操作者已抱怨機器殘舊不靈,需要更新,新操作者也不留戀陳規,希望設計新的程序,建立新的規範,既可提高效率又能減輕負擔;再者,也是最重要的,市民都要求改善,從而具備社會環境和條件進行此一再造工程。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社會對現行公共行政制度和現狀似乎有些誤解,公眾輿論大多認為澳門公共行政架構重疊,人員臃腫,必須大刀闊斧撤銷機關,裁減冗員。這些論點不無道理,但值得三思。任何改革,都必須顧及各方利益,重整不簡單地等於裁減機關,更不是為了裁員,重組只為了提高效率效益,更好地服務市民、造福社會。即使要裁減冗員,也應有序地讓其自然流失。事實上,公務員作為利益關係的重要一方,改革必須照顧到他們的利益和憂慮,更重要的,必須讓他們明白改革──如法例的簡化、程序的縮減等──也可為自己帶來好處──更高的效益和更大的工作滿足感,如此的良性循環。誠如李彼特(Gordon Lippitt)所強調,組織的更新乃“主動創造和面對必須要改變的過程,以使組織維持或變得有生存能力、能適應新的狀況、能解決問題和能從經驗當中學習,並且使組織邁向更加的成熟”。只有公務
52員充分認識到這點,公共行政架構和公務員制度的重組才能順利進行。否則,改革的阻力會意想不到的大,而改革的效果也未必理想。破舊容易立新難。儘管改革從未停止過,但可以預測,在過渡期餘下的一年多時間裡,公共行政架構和公務員制度不會有太大的變動。特區成立初期,百廢待舉,最令人困擾的經濟和治安問題擺在眼前,政府也難以立即進行大規模的行政改革,估計只能根據所設架構中有關司長的職能,對下屬局級部門作出相應的調整和小範圍的內部整合,然後再計劃全面的改革,以圖澳門社會的長治久安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目前要做的,是在改革方案上多花心思,然後廣泛深入討論,徵求各方意見,盡可能取得共識,待條件成熟時即可實施。公共行政雖然在當今世界備受抨擊,但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仍扮演主動積極的角色,有關公共政策、方案和功能的設計,直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發展。公共行政改革實際上是一個社會設計,而“問題解決與變革的發展乃是社會設計的精髓;透過行政人員、專家、從政者、社團及服務對象間針對特定議題造成的互動,來制定可行的方案。社會設計的過程假定:設計的參與者正致力於創造適當的解決方案或方法,期能使之付諸實行。倘若目的與目標乃自人類互動、對話與相互學習中發展而成,則可將其視為社會性建構的產物。政治共識並非社會設計的主要工作,其焦點置於理解不同的理念、經驗及社會知識的意義,此外,亦期望由分權來促成責任分享。專家的知識受到重視並加以採行,但專家的投入須經過詳細的審查與討論,再加上經驗性知識及其他參與者的直觀感受。尤其,市民參與在社會設計的過程中,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澳門的公共行政架構和公務員制度的改革也不例外,社會各階層的踴躍參與,是形成一個良好可行方案的前提。任何重大改革都需要相當大的政治勇氣,而所有改革也都是一個按步就班、循序漸進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不過,一個徹底、成功的改革方案,必須通盤考慮,周密籌劃,不能修修補
53補,更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行政長官明年推選產生後,應該委任一個由不同界別和階層的多方人士組成的公共行政改革工作小組,全面檢討公共行政架構和公務員制度,尋找一個市民和公務員可接受的改革方案,訂定實施步驟和時間表,以提高政府施政能力和效率,滿足社會發展的需求。註釋:1 全鍾燮:《公共行政:設計與問題解決》,第 2 2 4 頁。2 全鍾燮:《公共行政:設計與問題解決》,第 159-160 頁。參考書目:1. 全鍾燮著,黃曙曜譯:《公共行政:設計與問題解決》,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年。2.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 1 9 9 5 年。3. Gordon Lippitt, Organizational Renewal,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1969.4. Marilyn Ferguson, The Aquarian Conspiracy: Person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1980’s, Los Angeles: J. P. Tarcher, 1980.(原載《澳門政治社會研究》,吳志良、陳欣欣著,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2 0 0 0 年)
54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婁勝華 *受回歸因素和全球公共行政改革浪潮的雙重力量驅使,自 1980 年代以來,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始終為社會各界所關注,公共行政因此而成為澳門的顯學之一。與其他學術一樣,問題往往是研究的起點。公共行政的改革能否取得預想的效果,有賴於對其存在問題的正確認知。一、對澳門公共行政評估的價值基礎自從現代公共行政產生以來,其理論與實踐歷經由古典學派到“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變遷。其間,觀點不同甚至迥然對立的思潮與流派各領風騷,各自提出並實踐過的操作性方案多姿多采。透過這些豐富多元的理論與實踐,可以發現其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衝突始終在憲政主義與管理主義之間擺動。 1 憲政主義強調公平、正義、民意,管理主義重視成本、效率、效能。由於各自關注的重點存在差異,於是,以公平為本還是以效率為本反覆成為公共行政爭論的“元問題”,強調公平為本者往往選擇憲政主義取向,強調效率為本者常常選擇管理主義取向。事實上,行政有公、私之分,既然是“公共行政”,就不能唯效率是舉,置公正於不顧,公共行政的實踐也昭示,一個沒有民意基礎的政府想提*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授
55高效率也是枉然。另一方面,公共行政之所以成為一門基於管理實踐的科學,研究如何提高效率、節約資源乃其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公共行政同樣不能置效率於不顧。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政治學與行政學的相對學術邊界。可以說,公正與效率是構成公共行政價值基礎的兩個元素,兩者之間也並非一定是相互對立的。本文正是從這個價值立場出發,去分析探討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二、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探討澳門的公共行政起源於澳葡政府時期,其發展歷程,以 1999 年 12 月 20日為界標,可以分為澳葡政府和特區政府兩個歷史階段。由於特區政府脫胎於澳葡政府,其成立以來,雖然對公共行政進行了持續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由澳葡政府所遺留的缺陷尚難一時加以清除,正因此,本文主張,現今特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可分為兩種類型,其由澳葡政府所遺留的固有缺陷可稱為“繼承性缺陷”或“基因缺陷”,而特區政府成立後公共行政發展中出現的潛在問題,可稱為“趨勢性問題”。無疑,前者是佔主導地位的,也是論述之重點。(一) 繼承性缺陷1. 整體性問題這是由政府組織機構的持續過度專業化所造成的。自從《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之後,澳葡政府的歷任總督對政府機構(部門)實行“加法”式的專業化配置,機構(部門)越分越細,內部層級越來越多。澳葡政府最後 25年的政務司級和政務司轄機構的增長可見下表。
56表 1 澳葡政府機構政務司及司轄機構的數量變化 (個)李安道總督 韋奇立總督 機構正負增長José Eduardo Martinho Vasco Rocha機構 Garcia Leandro Vieira絕對數 %(1974年 11月 19日 -- (1991 年 4月 23日 --1979 年 1 月) 1999年 12月 19日)政務司級 4 7 +3 +75.0政務司轄機構 19 41 +22 +115.8具體分析機構的增加和部門細化的趨勢不難發現,從 1974 年李安道(JoséEduardo Martinho Garcia Leandro)總督開始到 1999 年末代澳督韋奇立(Vasco RochaVieira)卸任的 25 年間,澳門政府的政務司由 4 個增加到 7 個,政務司屬下部門由 19 個增加到 41 個,幾乎成倍擴張。行政機構的數量增加和部門細化反映出澳門政府的專業化和科層化趨勢。其合理的一面是推進了與工業化相匹配的現代理性官僚制度在澳門的迅速建立,同時,過度的專業化導致行政體系的整體性和協調性不足,增加了組織間的協調成本,滋生過多的行政流程,並導致政府人力數量的膨脹,影響制約了政府能力的均衡發育。2. 適應性問題這是由構築公共行政制度的外生性設計所造成的。從 1988 年 1 月 15 日《中葡聯合聲明》生效起,到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正式回歸,是澳門歷史上的過渡期。期間,中文的官方化、法律的本地化和公務員的本地化可謂萬眾矚目,而“三化”無不與公共行政直接關聯。隨 澳門的順利回歸,本地化歷程似乎已經完成,不再常為人所提及。實際上,對澳門來說,其公共行政原本是從葡萄牙移植的,在《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之前,澳門實施葡萄牙《海外組織法》,行政架構屬於外來殖民地性質。之後,歷任政府進行了緩慢的本地化進程。其中比較重大的變革是高斯達(Vasco Leote de Almeida e Costa)
57任內頒佈的“1984 年 8 月 11 日系列文件”和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任內有關公務員制度的系列法令。時至今日,這些法律制度仍然構成澳門公共行政的基本規範,而其中有些內容未必完全適合澳門。因此,回歸並非意味本地化的完成,而只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與過去不同,新的“去外來化”階段應有新的內容和要求,除了繼續以切合澳門本地社會發展需要而進行改革外,還需要探討公共行政如何與時代發展相適應。比如說,對公務員入職學歷的要求,是否應該隨 時代發展和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而有所改變、是否需要制定新法例吸納國際化人才與精英等。也就是說,是“兩個適應”,既適應本地需要,又適應時代需要。3. 自足性問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作為澳門人說服自己去寬容一個規模不經濟的政府本也無可厚非。問題在於,若以此為行政理念去構築公共行政體系,從而導致公共行政體系的封閉自足,當有探討之餘地。由於澳葡時期政府過度強調“結構組織─功能”論的組織設計觀點,相信成立新組織是解決公共問題的靈丹妙藥。因此,政府機構的數量一直不斷地增長,以追求行政體系的自足性。實際上,從國家─社會理論角度分析,政府不是萬能的,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應當有其各自作用的邊界。不同國家的實踐表明,政府不但可以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社會化,與私營組織和第三部門結成伙伴關係,而且還可以通過與鄰近地區政府之間的服務交換以節省行政成本,實現公共資源效益的最大化。世界上一些微型國家和地區,甚至連國防、警察、消防等最基本的公共物品也仰賴周邊國家(地區)提供。政府機構設置的理性原則應當是對照政府的核心職能,配合相應機構,對於那些市場和第三部門能承擔的公共服務,按照比較成本效益原則,盡量實行社會化。
584. 結構性問題對公共行政系統來說,行政目標的實現和政府功能的維持是在一定結構內進行的,結構與功能是無法分離的範疇。澳門公共行政的結構性問題具有離散性特點,其表現在政府功能、機構和人員三個方面:(1) 在政府功能上,政府的執行功能強,決策功能弱。從澳葡時期長期延續下來的行政首長過度集權和控制,導致政府管治和執行具效率,但行政體系的決策能力,尤其是處理危機和應變、規劃和預測能力不足。政府在宏觀決策、危機處理與快速反應、發展規則等方面顯得力不從心。(2) 在組織機構上,專業化水平組織較多,綜合性協調組織過少。在行政層級上,回歸前是“兩級政府(中央級的澳葡政府和地方級的兩個市政機構)七個層級(總督、政務司、二級司、廳、處、科、組)”,過長的行政層級拉長了行政程序,降低了政府的辦事效率。回歸後,政府機構重組,實行“上下雙減”,既減少司級機構,七司改五司,又取消科、組 2 ,縮減層級。從理論上說,部門合併和層級減少是能夠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合併”當是功能重疊部門的合併,“減少”當是中間層級的減少。“上下雙減”,一方面擴大了上層機構的行政幅度,加重了主管人員的事務性工作負擔;另一方面減少了一線基層組織,勢必造成公共服務的供不應求。也就是說,特區政府組織架構的繼承性缺陷沒有因此而得到顯著改善。(3) 公務人員隊伍的具體表現有:1) 層次結構上,行政當局的公務員中,首長及高層 3 為 600 人,中層為 5523 人,低層為 4969 人,三者比例為 1:9:8 ,高、中層人數偏多,低層人數偏少;2) 職業結構上,技術類(技術員、專業技術員、高級技術員)人員為 6061 人,而行政文員和助理人員為 5340 人,前者所佔比例較後者大,導致實際工作中真正缺乏的是一線人員;3) 素質結構上,學歷和年資“雙低”人員比例過大。近八成的公務
59員為 45 歲以下, 34 歲以下者達到 42% 以上。從高級官員的年資和年齡結構分析,澳門公務員隊伍中領導和主管平均公職年資和自然生理年齡分別比其他國家(地區)低 7-15 年和 9-14 年。 4 從學歷結構分析,澳門公務員處於偏低水平,低學歷者比重過高。小學以下者幾近三成,而學士以上僅有二成。公務員隊伍整體入職年資短,加上受教育程度偏低,導致不少公務人員缺乏工作經驗,業務不夠熟悉,崗位技能訓練不足;4) 編制結構上,“編制內”與“編制外”人數分別是 10,512人和 7021人,兩者比例為 1.5:1 ,形成明顯的二元制特徵,缺乏公平合理的競爭機制;5) 在支出結構上,一般政務類支出居高不下,公職人員的工資福利支出佔政府開支比重大 5 ,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公共支出的效益。5. 參與性問題與前述問題不同,參與性更多地超出了公共行政的技術範疇,帶有相當的政治色彩。由於澳葡政府的殖民性質,長期以來,以總督為政治權力核心的高度集權體制沒有本質性變化,行政管治實行精英共識。 6 這種行政體系所形成的參與性不足,包括體制內與體制外兩個方面。從體制外看,由於體制本身沒有為市民參與公共決策以及監督政府預設便捷的渠道與機制,即使市民有參與的積極性,亦常常因缺乏合適的表達渠道而受挫。久而久之,民眾的參與意識不振,視公共行政與己無關,對政府運行漠不關心。其次,從體制內分析,同樣存在參與不足問題。體制內的參與直接與授權有關,由於政府內部缺乏適當的分權機制,總督的權力一般通過授予的方式轉移給各行政機關首長行使,對於獲得權力的行政機關來說,授權與分權之不同乃在於權力屬性的根本差異,行政授權方式雖然可以減少行政衝突,卻帶來了下級對上級的權力依附,導致行政參與的低度化。正因此,在澳門政府內不難發
60現,即使是上級作出的錯誤決策,行政體系內部也少有抵觸,照行無阻。加上授權不充分,還常常出現“管事的無權,有權的不管事”之“悖論”。(二) 趨勢性問題1. 全能化趨勢就政府職能而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繼續擴大政府作用範疇,潛藏“全能政府”的傾向。進入 20 世紀的最後 25 年,澳葡政府開始放棄長期堅持的“無所作為”、“無為而治”傳統,在社會經濟現代化和管治權力面臨轉移的雙重壓力推動下,轉移對市場和社會採取積極干預政策,集中表現:一為大規模的公共設施投資;二為全面介入社會民生福利事務。回歸之後,市民政治身份的轉變,導致社會對政府的訴求與日俱增;同時,特區政府受政績驅動和適應自身角色調整的需要,樂於對社會訴求積極回應。結果,政府職能進一步擴張。從澳門政府支出的結構變動和增長強度(見表 2),大致可以看出政府功能結構性擴展的趨勢。表 2 澳門政府公共支出的結構變動 7 (萬元澳門幣)年份 1985年 1999年 2000年金額結構金額結構 正負增長金額結構 正負增長項目 (%) (%) (%) (%) (%)一般行政 45,395 18.9 269,863 27.5 +494.5 217,982 24.9 –19.2治安 17,907 7.5 126,309 12.9 +605.4 124,278 14.2 –1.6教育 22,276 9.3 121,046 12.3 +443.4 131,788 15.0 +8.9衛生 11,215 4.7 95,461 9.7 +751.2 113,358 12.9 +18.7社會保障 15,448 6.4 66,765 6.8 +332.2 69,942 8.0 +4.8房屋 8108 3.4 11,564 1.3 +42.6 13,945 1.6 +20.6社會服務 6267 2.6 71,667 7.3 +1043.6 67,302 7.7 –6.1經濟 30,540 12.7 114,508 11.7 +274.9 91,917 10.5 –19.7
61其他 82,931 34.5 103,352 10.5 +24.6 45,982 5.2 –55.5總開支 240,087 100.0 980,535 100.0 +308.4 876,494 100.0 –10.6上表反映出,在澳葡政府的最後十多年內,政府公共開支增長最快的領域是社會服務和衛生,教育與社會保障也有大幅增加。回歸後的 2000 年,在其他領域投入減少的同時,唯有房屋、衛生、教育和社會保障繼續保持上升趨勢,不是說政府增加民生及社會福利領域的投入存在合理性問題,指出政府職能發展的趨勢意在提示:一個“無所不為”的政府可能滑向許多國家曾經走過的“全能政府”,到頭來還須想辦法跳出“福利化陷阱”。2. 大陸化趨勢眾所周知,特區公共行政脫胎於澳葡時期,對於特區政府來說,一個繁重的任務是如何通過改革創新建立起合乎澳門本土實際需要的公共行政體制。由於回歸之後,來自大陸方面的影響因素增加,加上澳門社會內部原有的激進傾向,因此,建構特區公共行政體系的過程中,必須注意防止從一端倒向另一端。也就是說,澳門的公共行政體系在“脫葡國化”的同時卻走向了大陸化,如是,則既非澳門所需,也未必是大陸所願意的結果。比如,澳門法律歐陸化,由於強調過多的事前法律控制,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政效率。出於提高行政效率的考慮,容易產生減少法律控制的改革衝動。改革不適用的法律條文、減少不必要的法律控制是必須的,但並不意味 澳門已經是一個法律供給過度的地區,相反,澳門同時還是一個法律低度發展的地區,缺乏系統而嚴密的行政法規。這種法律的“越位”與“缺位”同時並存,往往是殖民地行政的共同特色。因此,對澳門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如何通過法治建設和公民教育造就一個制度取向而非身份取向的現代社會。澳門公共年份 1985年 1999年 2000年金額結構金額結構 正負增長金額結構 正負增長項目 (%) (%) (%) (%) (%)(續上表)
62行政的葡國化需要“脫卸”,而大陸化(包括香港化、新加坡化等)亦非方向。理想的選擇只能是澳門化和現代化。三、結束語歷史是不能割斷的,澳門公共行政是從澳葡時期發展而來,其繼承性缺陷和潛在性問題理應在發展中得到革除。分析問題同樣是為了探討如何改革,對於澳門來說,針對上述公共行政中存在的問題,選擇“以擴大參與為基礎,以提高效率為導向”的改革取向是現實可行的。而從問題的累積性特徵看,改革的方式可以考慮選擇漸進式的增量改革而不是激進式的存量改革,既合乎澳門發展的歷史傳統,也符合平穩過渡、穩健發展的政治需要。註釋:1 竺乾威主編:《公共行政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7-14 頁。2 《基本法》第 62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科、組兩級已無法律地位,但在現實操作中,科、組沒有立即撤銷,而成為公共部門的附屬單位。3 根據行政暨公職局《200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測算,其中“首長級及高級”是指在第九職層以上人員,“低級”是指第一層加上第五層中的“行政文員”,餘為中層。文中公務員數均為 2001 年,未註明資料來源的均係引自《200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4 澳門行政暨公職局:《2 0 0 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報告》;彭錦鵬主編:《文官體制之比較》,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1996 年,第 142-143 頁。5 1999 年政府人員工資福利開支佔政府開支的比例世界平均水平為 18% ,澳門包括“自治機構”在內人員支出佔政府支出的比重為 29 .9% 。6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5 年,第 64-67 頁。7 澳門財政局研究暨財政策劃廳︰《公共帳目》。(原載《澳門研究》,楊允中、黃漢強主編,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1 6 期, 2 0 0 3 年 3 月)
63澳門公共行政:有深層次改革的必要嗎?劉伯龍 *2004 年 12 月,澳門將慶祝回歸祖國五周年。第一任特首何厚鏵深得澳門人信賴,以高票再度當選下屆澳門特首。關於公共行政改革,是澳門市民所普遍關心的焦點問題之一。特首何厚鏵在其《參選宣言》中坦承特區政府各項施政工作依然存在需要改善的不足之處,和居民的要求仍有距離。例如公共行政改革,雖然這幾年公務員的服務態度,整個政府的運作不斷進步,但他清楚知道,現時的效果與居民的要求仍有距離,公眾特別希望第二任政府不但要加強改革,更希望改革的成效要比第一任政府大得多。 1 從特首的談話可以看出,他在第二任內強化公共行政效率的決心無可置疑。一、行政效率有大幅度改善回歸以後,特區政府在行政領域內基本採取的是穩定中求改革的道路。回歸以前,澳門市民對前澳葡政府的低行政效率頗有怨言,國際投資者甚少在澳門部署大規模投資。回歸以後,特區政府提出了固本培元、穩定發展的戰略。任何行政改革,必須審時度勢,獲得公務員隊伍和廣大市民的認同,不能由少數幾個人拍腦袋,憑想像定案。慶幸回歸以後,澳門整個公務員隊伍正在興起悄悄的革命,從公務員的高層領導到基層員工,都認識到特區政*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教授
64府是自己的政府,必須自覺地、認真地服務市民,才能對得起市民、對得起特區政府。很多公務員竭盡所能,為市民排憂解難,工作時面帶笑容,態度和藹,越來越多的公務員不厭其煩地努力為市民辦事。從澳門收聽率相當高的澳門電台“澳門廣場”聽眾來電情況,都反映出公務員受到的表揚增加了,服務的質素提高了。在此基礎上,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整頓公務員秩序和工作指引。 2 在機構設置方面,特區政府實行五司編制。按照基本法的要求,改組了廉政公署、建立了審計署、將所有的警察部門安排到保安政務司的領導之下。 3 特區政府的這些機構改革和重組,是朝佈局優化、提高行政效率向前跨進了一大步,是澳門行政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 澳門政局的穩定,為了迎合市民的改革要求,特區政府開始了一系列行政改革的措施。 2002 年特區政府成立了公共行政觀察站,邀請了一批公務員代表、學者、各大社團代表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如何穩定地開展特區的行政改革。為了迎合外來投資者的需要和為市民辦事提供方便,特區政府堅持推行“服務承諾”和“一站式服務”。迄今為止,所有的政府部門已推行“服務承諾”。這的確為外來投資者、廣大市民辦事提供了便利,不再像過去那樣市民被當作皮球踢來踢去。“服務承諾”使得澳門政府的辦事效率速度接近與香港的距離,很多市民反映現在港、澳辦事,就速度方面已經差不多了。在公共行政觀察站眾多成員的一致推動下,特區政府已經在某些政府部門試點推行了“一站式服務”。“一站式服務”是英美先進國家在 1990 年代行政現代化中推出的改革措施,目的是為了方便並提高投資者、企業和市民辦事的效率,到一個政府部門就可以解決過去要跑多個政府部門才能完成的一個項目。據筆者所知,特區政府首先在貿易投資促進局的引進投資方面、法務局的法改方面,以及旅遊局的餐廳牌照發放方面推行了這一措施。近幾年澳門在吸引外資、招商方面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績,澳門的外來投資每年以雙位數增長,反映了“一站式服務”的成效。 5“一站式服務”廣受
65歡迎,阻力也相對較小,是特區政府今後幾年將全力推動的一項措施。除此之外,在深層次的改革方面,特區政府正在全面修訂公務員章程,讓公務員有個現代化、合理的規章去規範他們的工作。公共行政觀察站已委託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公共行政專業作出了 2003 年世界先進國家公務員比較研究,內容包括六個國家和地區(中國、新加坡、香港、英國、美國及加拿大)在公務員招聘、培訓、晉升、離職、退休等領域的制度比較。在此基礎上,特區政府正在廣泛聽取民意,重新修訂公務員規章,使澳門的公務員規章制度達到現代化的要求。二、深層次改革無可避免澳門如果要從回歸以前相對落後的行政狀況,轉變成本地區公認的高效率政府,決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夜成真,而必須經過一段穩健改革的過程。改革並不容易,改革過快,社會就可能承受不了,容易出亂,這是澳門所不願見到的 6 ,而過於穩健又會產生負面影響,外資卻步,資本外流,拖慢整體經濟發展的步伐和地區聲譽。而澳門居民是有行政改革加快步伐的強烈願望。在現代社會中,建立高效率的政府和公務員隊伍是改善投資環境中極其重要的一環,而投資環境是一個牽涉多方面的,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這包括一個開放、透明的政府,一個廉潔的社會,一個合理的現代化法律體系。社會治安良好,各項基礎設施健全,教育制度完善,外資可以找到各個方面的所需人才,包括科技和經營管理方面的優秀人才。在當今世界的激烈競爭中,誰能有效地改造政府,誰就能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先機。所以,澳門若希望在今後十年中大量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的復甦和繁榮,就必須有目的地改善行政效率,創造出特區政府高效率,帶領特區接受 21 世紀經濟的挑戰。因此,澳門的深層次行政改革必須在今後的十年內穩健地、有秩序地展
66開。以筆者所見,深層次的改革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涉及的是組織架構的評估和重組,組織架構是整個公共行政的框架。在合理分工的政府架構中,各級公務員可以發揮所長,明確自己的權利和職責。通過努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避免由於組織內架構重疊所產生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的現象。經濟在發展中,社會在進步中,機構設置和職責也必須進行不斷的調整和合理化,才能有效地減少各部門之間的矛盾和摩擦、減少誰也管不了的灰色地帶,才能減少各部門繁重的工作量。澳門的組織架構在特區政府成立初期按照基本法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的重組和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各部門的職責範圍、領導模式、諮詢範圍,都需要有系統地進行理順。這個工作量十分大,難度也很高。因為任何機構調整都會涉及各部門的利益,尤其是人員的重新組合和調配,反對聲音會很大。但為了使得各部門的工作暢順,這又是必須解決的。我想在此舉一個例子:特區政府中,自治機構的組織架構。澳門政府的行政部門趨向分權架構,設置了相當一部分的自治機構。 7分權架構符合世界各國政府發展的潮流,從大方向來講是正確的。但澳門自治機構是否設置過多、級別過高,這是值得討論的。有一部分自治機構按國際標準,並不能單獨列為局級機構,有一定的調整和壓縮空間。在澳門特區政府的自治機構中,一部分大專院校,如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可以逐步離開公務員體制,按學術自治的原則管理。 8 一些基金會性質的組織,如社會保障基金會、退休基金會、工商發展基金、汽車航海保障基金、學生福利基金、治安警察局福利會、司法警察局福利會、消防局福利會、澳門港務局暨水警稽查局福利會、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等,都可以劃歸有關的專業局統一領導。這樣可以精簡編制,增加效率,把人力放到工作十分繁忙的專業局。公務員的工作量也有一定的公平性,避免有人忙得喘不過氣,有人閒得無聊。特區財政也可避免負擔過多,年年要求
67追加預算的局面。特區發展十分迅速,新的管理要求不斷湧現,需要有關部門不斷增加人手來解決問題。 9 不然的話,新的部門得不到充足的人手來管理,特區政府的預算不斷增加,一旦經濟出現問題,特區政府將很難應付。在公務員章程的修改方面也存在深化的必要。現在特區政府已經開始修訂公務員章程,側重點在招聘、升職、退休、評估等幾個重要方面。但公務員制度的修訂仍然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因為它是一個全面規範公務員行為的法律,包括很多方面。除了正在修訂的四個方面之外,還有更多的內容需要修訂,包括公共行政職程、領導級管理人員的委任制度、薪酬、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散位制度、公務人員津貼制度、醫療制度、退休金制度、紀律制度等,都需要不斷地進行修訂,才能完成整個公務員章程的修訂,這是長期又艱巨的任務。公務員章程的全面修訂對於提高公務員工作效率、鼓勵公務員士氣有極大的相關性。法律的修改和現代化在澳門是一個長期的任務。特區政府應該訂立法律修改的時間表,將澳門的法律制度在五至十年內進行全面的評估和修訂。目前,由於懂中、葡兩種語言的法律人才和翻譯人才奇缺,修改必須以質為重,量力而為,決不能草率修訂,越改越糟,但法律的修訂和現代化是澳門公共行政走向高效率的前提之一。另一重要範圍是公務員的培訓工作,再好的架構也必須有優秀的人才去領導,再先進的法律和行政法規,也必須有公務員去執行。“一國兩制”必須靠特區人才去管理、去執行。只有培養出一批精練能幹、富有經驗和朝氣的公務員,特區發展才有根本的保證。特區政府現有一套培訓計劃,除自己培訓外,還定期送公務員到北京培訓,但培訓的時間太短,實質效果有待檢討。特區政府必須制定中、長期的培訓計劃,培養出能應付各種挑戰的人才,特別是中高級領導人才。公務員中的中、高級領導人才必須有定期得到培訓的機會,使他們能掌握公共管理的各種理論和技巧,再加上日積月累的實踐經驗,使他們將來成為出色的領導型人才。在第二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68中,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了澳門領導人才的培養。他們擔心在強勢特首何厚鏵第二任卸任之後,澳門是否可以選出具政治智慧和領導才能的特首接班人。特首也明確表示,特區政府必須能建立起一套符合澳門人利益的、健康的、行政主導的、依法統治的手法,並在實踐中逐步將它理想化。 10三、結論回歸四年以來,特區政府在行政改革方面已取得實質的改進,重點表現在組織現代化和紀律化方面。公務員已有明確的操作指引,人人佩帶識別胸章,遲到早退現象已不存在。在深層次改革方面,特區成立了公共行政觀察站,“服務承諾”和“一站式服務”項目已普遍落實,公務員章程也將啟動全面修改。但澳門的行政改革僅僅是處在開始階段,深層次的改革仍需要較長時間來完成。組織架構的調整和優化將是今後行政改革的重點,而公務員章程的全面檢討及修訂將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長期而言,澳門各項法律和行政規章的全面修訂和現代化,將會為澳門行政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礎。在穩定和改革中作出平衡,在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完成改革措施,是澳門行政提高效率的方法。如何作出平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常考究工夫和領導藝術。但只要特區政府秉承以往的做法,堅持“以民為本”的方針,以民意和專業意見為基礎,努力為澳門市民謀福利,相信澳門終會有一日建立起高效率的公務員隊伍。註釋︰1 《澳門日報》, 2004 年 7 月 16 日,第 A3 版。
692 這包括每位公務員都要準時上班,上班時佩帶識別胸章,以便市民作出表揚或投訴。以前那種早晨九時吃早餐,九時半才上班的陋習已基本絕跡了。3 警察部門整合以後,警務部門的內部配合暢順很多,使澳門可以迅速撲滅犯罪,徹底改變了回歸以前令人憂心的混亂局面,建立了澳門治安良好的正面形象。4 公共行政觀察站優化行政運作及服務小組協調員唐志堅表示,在公共行政觀察站的協助下, 2003 年澳門實現了政府所有對外服務推行服務承諾的目標。根據行政暨公職局的資料顯示,除即將推行“服務承諾”的五個部門外,其餘十個公共行政部門推行的“服務承諾”總數為 897 項。其中, 789 項為對外服務, 108 項為內部程序,對外服務的比例接近九成。詳見《澳門日報》, 2003 年 11 月 8 日,第 A8 版。5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提供的“一站式服務”,提供在澳投資的程序和手續指引。一切有關成立公司和登記手續,都可以通過投資者服務廳辦理。如一切文件確實無誤,投資者在 10 至 15 天後將收到公司成立證書。今年首九個月,貿促局收到的投資計劃總金額約為1 6 億澳門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點五,估計可創造多一千個就業機會。詳見《澳門日報》, 2003 年 11 月 22 日, A10 版。6 香港的一個教訓就是改革措施出台過快過多,一旦經濟形勢逆轉,社會無法承受,積怨就會爆發出來。 2 0 0 3 年 7 月 1 日五十萬人上街大遊行,就是各種積怨和矛盾的總爆發。7 按照澳門政府的組織架構,在特區政府局一級機構中,自治機構達 3 0 個左右,佔整個局級機構的一半。8 澳門大學正在修改和通過新的大學章程,和公務員制度脫 ,這對於澳門大學未來的發展十分重要。──現已通過實施(編者註)。9 目前特區政府內急需增加人手的部門,如關閘新邊檢大樓、環境工業區、將來的港珠澳大橋等,其管理和監督的經濟範圍將不斷擴大。10 見“何厚鏵表示建立政治理論,令澳門政治生態可持續發展”,載《華僑報》, 2 0 0 4 年8 月 22 日,第 4 版。(原載《濠鏡》,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學報編輯部,總第 1 8 期, 2 0 0 4 年 1 1 月)
70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 1林明基 *一、導言本文調查了美國和英國的公共行政改革,基於他們的經驗並且特別是在Osborne 和 Plastrik(1997:397)所確定的五項策略的基礎上,分析在 2000 年到 2004年第一屆澳門特首何厚鏵在他的任期內進行公共行政改革所獲得的策略及成效。分析指出,雖然已經有些進步,但是改革的步伐還是不能令人滿意。阻礙改革向前發展的主要障礙是澳門政府公務員的消極及保守的文化,這是一個長期受殖民統治所積累下來的問題。二、公共行政改革:美國和英國的經驗架構在最近的幾十年內,許多國家已經進行或正在進行公共行政改革,美國和英國是出名的範例。在某種程度上,這兩個國家已經成為了其他國家在設計他們改革方面的藍本。因此我們用他們的改革策略來分析和評估澳門的改革。英國的公共行政改革可以被追溯到 1960 年代的成本利益分析,以及 1980年代 Margaret Thatcher 管治下的時代,這時的政府被賦予的要素特徵是:預算* 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政府與行政學系系主任、副教授
71持有權的下放;衡工量值式審核;績效指標;往績評估;與績效掛 的獎懲制度;以市場作為基準的績效比較等(Bovaird 和 Gregory)。那時候英國的策略 重於經濟、效率和服務的效益。策略主張把輸出或績效與目標掛 ,並將績效評估的評估標準由輸入因素轉移至輸出因素(Carter, 1991)。Thatcher 之後的總理大臣 John Major 於 1991 年在英國提出了公民憲章,公民憲章的目的是建立公開且清晰的公共服務的標準,減少公共服務的秘密,向民眾宣傳完整且準確的資訊,為民眾提供更多的選擇,為民眾提供方便的服務,建立公開而易於投訴的渠道(Lo, 1993)。公民憲章帶出“績效協議”作為一種評估高級公務員表現的工具。 2 在那時,英國的經驗與歐洲一般的行政改革相類似,它強調限制公共部門的增長、分權、改進與公民的關係、增加行政效率(Bouckaert, 1996)。公民憲章主要是要改變公務員的價值信念和組織文化。特別是英國的改革設法在公共服務中引入“顧客文化”,也就是公眾應該被當作顧客或者是消費者來對待,而不是懇求者。消費者和懇求者的不同是,懇求者要謙恭地向政府懇求獲得服務,而消費者需要的是感到滿意。換句話說,“顧客文化”要求政府不僅僅是提供社會物資和服務,更重要的是為了使他們的顧客滿意,要盡力滿足他們的期望。在 1992 年香港立法會的議會中,第 28 屆港督 Christopher Patten(1992)清楚地解釋了這一思想,他說:一個逐漸繁榮和複雜的社會,對於由社會資助的公共部門,很合理地是會要求更高的公共和問責性,並會要求一種把他們當作顧客而不是懇求者的官方思想態度──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探求在公務員隊伍裡製造一種超越提供基本服務的文化;尋求一種將公眾作為消費者來對待的文化。我們必須找出消費者對公共服務的期望標準,怎樣去判斷那些標準是否被達到,若達不到標準的時候應該怎麼做(翻譯自英文原文)。隨後, Christopher Patten 在香港創立了“服務承諾”制度,這一制度與英
72國的公民憲章非常相似。英國和香港改革的主要不同在於,香港的制度對不滿意的顧客沒有提供賠償方案,也沒有設立公務員與績效掛 的工資方案(Lo, 1993)。直到 1998 年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才頒佈了績效與工資掛的方案。在美國,公共行政改革是以“政府再造”觀念為主要特點的,這一觀念通過 1993 年 Al Gore 的聯邦政府的國家績效回顧以及 1992 年 Osborne 和 Gaebler的那本暢銷書開始流行於世(Cheung, 1997)。國家績效回顧的目的之一在於對預算的控制,它的主要使命在於創造一個工作更佳、成本更低的政府,並且提出了很多方式和建議,包括以下四點:去除繁文縟節、消費者至上、權力下放、削減基本開支。 3 與英國的公民憲章和香港的服務承諾相類似的是,美國的改革所強調的重點也是提高績效。 1993 年美國的參議院通過了政府績效及成效法案,向他們的目標邁出了第一步。法案要求除了美國中央情報局之外的所有聯邦機構都要向國會遞交年度績效計劃,包括可量度的總目標、分目標和績效目標來作為他們的五年戰略計劃的一部分(Epstein, 1996)。美國和英國的經驗有相似點也有不同之處,其他國家的改革也是如此。然而這些改革表現出來的基本原則很大程度地已包含在 Osborne 的著作內。Osborne和 Plastrik認為改革包含五個策略(Osborne & Plastrik, 1997:397),它們包括:(一) 核心策略這個策略強調在改革中要有清晰的目標,例如建立清晰的長期目標,然後將這些目標轉化成中期和短期成果目標,然後緊接 再轉化成輸出目標。此策略強調了制定政策(掌舵)的重要性,並與生產服務(划槳)的功能作出比較,以及提倡將掌舵和划槳的功能分開,分別放在截然不同的組織單位中。美國和英國已經採取了這個策略並且強調要有一個清晰的使命,將產出或績效與目標連接起來,還要設定清晰且可量度的目標。
73(二) 結果策略這個策略強調創造績效的結果,這和美國及英國所提及的許多想法是一致的,例如績效協議、績效計劃、績效與工資掛 、權力下放、衡工量值式審核、績效指標、以績效評估為基本的獎懲系統以及利用市場作為基準的績效比較。41(三) 消費者策略這一策略強調組織應向他們的消費者或者顧客負責,這與一些先前提及的觀念是相一致的,例如服務承諾、建立服務標準、減少秘密、為公民建立更多的選擇、改善與公民的溝通、開放有效的投訴渠道。(四) 控制策略這一策略強調減少來自上級和中央的控制,例如私有化、權力下放、預算持有權下放。(五) 文化策略這個策略包括改變職員的習慣、心意和思想。在 Osborne 和 Plastrik的觀點中,這是最弱的策略,但它是改革和“改造”公共組織的本質。換句話說,如果改革不能夠改變公務員的習慣、心意和思想的話,那麼來自於其他四個策略所形成的成就最終會被時間和舊習慣腐蝕掉,並將死灰復燃、舊習重生。英國形成的顧客文化策略就是這個策略的例子。很明顯,這些策略的成功實施可以帶來一些改革,將會依次改善服務的效率和效能、增加公眾的滿意程度。 Osborne 和 Plastrik 所指出以上的五個策略是相關的,尤其是核心、結果、消費者、以及控制策略的成功設計和實施,將會有助於在公共服務中建立健康的文化,還會幫助維持改革的成果。
74三、背景:澳門回歸以前公共行政的狀況雖然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策略與 Osborne 和 Plastrik 的策略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處,但是澳門的改革成果還是不能令人滿意。正如澳門特首何厚鏵在2005 年的施政報告中所指出的,官僚政治的文化仍然頑固地存在於一些政府部門之中,他們的服務缺乏“以人為本”的觀念。此外,他還指出一些不受歡迎的管理現象又開始“死灰復燃”(何厚鏵, 2004:6)。為了瞭解澳門的公共行政改革所遭遇的難點,首先需要瞭解澳門在 1999 年底重新回歸中國以前的公務員文化。澳門在殖民統治下是屬於“行政主導”的政府。在澳督的領導下,政府中的權力被高度集中在統治者的手中(余振、盧兆興, 2 0 0 0;吳志良,1999)。在殖民地時期,公務員已經積累了很多的問題,現在解釋如下:(一)在殖民統治下,公務員的晉升是基於很強的政治因素和個人關係的。令人驚訝的是因其基於葡萄牙文化多於中國文化。這種文化已經導致了澳門的公務員不願發表他們的見解,特別是在敏感的政治問題上(盧兆興,2000)。因此,公共服務不能向前發展,不能建立好的文化,或者建立一個與公眾之間的信託關係。(二)殖民地政府招收公務員時也缺乏一個標準的系統或一套定型的標準,這樣導致了人們常經過“後門”被招進公務員隊伍。在公務員隊伍中,常見公務員會拉幫結派,有權力的人就會有“契仔”(乾兒子)、“契女”(乾女兒)圍在他們的身邊。這樣產生了一種排斥人才、支援不合理競爭的組織文化,並會令到公務員隊伍的士氣下降(余振、盧兆興, 2000)。(三)在殖民地政府移交之前的這段時間內,澳門公務員的數量迅速膨脹。在 1999 年以前的 20 年內,公務員隊伍被擴張了四次,但人口數量只是增加了三分之二。在 1999 年,公務員數量與居民數量的比例是 1:24 ,而那時候香港的比例是 1:35 。那時候公務員有崗位重疊、職權不明、組織冗餘、協
75調失效、工作效率低以及極度官僚行為等嚴重問題(余振、盧兆興, 2000;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1999)。司法權力不明確以及組織冗餘等問題已經影響到司法服務,導致了“用人者無權管人,管人者卻不用人”的現象(何超明, 2000)。(四)貪污是殖民政府的一個嚴重的問題。雖然這一問題有一部分可以被歸咎於澳門舉世聞名的賭博業,但是澳門政府也必須承擔“黑箱”操作的責任,特別是在官員的指定和招募中。政府的“黑箱”操作為腐敗創造了滋生之地(余振、盧兆興, 2000)。此外,那時候澳門的審計和反貪腐機構也缺少足夠的權力去監督政府工作,以減少腐敗的行為(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1999)。舉例來說,反貪腐機構沒有獨立調查犯罪的權力、沒有直接主動從政府部門搜查獲取檔案資料的權力,也沒有禁止貪污嫌疑人處置他們的財產的權力(羅文強, 2003)。(五)在殖民統治下,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溝通也存在問題,部分原因在於澳門的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余振、盧兆興, 2000)。因為統治者不是選舉產生的,所以政府缺少政治責任感,而且也感受不到來自公民的壓力(新澳門學社, 1999)。因此在政府進行移交之前,親中國(親大陸)的組織成為了主要提倡社會利益的組織。一項研究發現澳門人參政率很低(余振,1999)。缺乏直接的政治參與,導致了澳門人的對政治冷感、缺少與政府主動地進行溝通(余振、盧兆興, 2000)。因此,澳門也缺乏高質量的公民社會(余振、盧兆興, 2000),儘管它有許多的社會團體。綜上所述,殖民地政府缺乏制度程序上和功績表現上的認受性。此外,因為統治者不是被選出來的,殖民政府也就缺少了政治上的認受性(余振、盧兆興, 2000;新澳門學社, 1999)。由於澳門的公共行政體制與文化在移交前就已經存在,因此,特別行政區政府繼承了很多公務員積累下來的問題。
76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一些學者催促澳門政府改善行政績效、認真地減少腐敗、建立一個集中的招募機構、建立客觀的招募標準、減少組織冗餘、改進與公民的溝通、打擊小圈子政治、重視行政和司法權力的分離、改革選拔過程、改革澳門的法律、形成政策中心或者政策諮詢小組(余振、盧兆興,2000;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座談, 2000;新澳門學社, 1999)。特別的建議有:要求再造地方政府、再造警務機關、建立獨立自主的海關和移民機構,加強審計和反貪機構的功能,擴大澳門公共行政觀察站的功能(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1999;楊仁飛, 1999)。四、核心策略核心策略就是要創造明確的公共行政改革的目的。澳門特首在早期的公共行政改革中,對於政府的改革目的可以說不是很明確。然而,以下的分析指出,這可能是由於消極和保守的組織文化,使得特首擔心公務員會阻礙改革,因而不能明示清楚的目標,沒有明訂清楚的目標和改革細節,可能是為了減少衝突和負面效果。當然,另一種說法是特區政府成立的時日尚短,故還未能明訂改革方針。作為第一任特首,何厚鏵先生在發表他的第一次施政報告時,慎重地將他的新政府的目標定為“確保連續和穩定的行政”。然而,他也指出“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政府,有必要在政府的行為中提出新的觀念”。這句話暗示了新政府可能會帶來一些改變,可能大家稍後就會看到公共行政改革的開端。另一方面,何先生顯然已經意識到改革將遭遇到阻力,就像他提及的改變所帶來的風險一樣,他指出我們需要時間去決定應該做甚麼和不應該做甚麼。跟 ,他又提出了他施政第一年的主題──“它一方面是過去的延續,另一方面又為未來做準備”(何厚鏵, 2000:2),也可以說是在他稍後的報告中所提到的“固本培元,穩健發展”(何厚鏵, 2000:3, 9)。
77何先生的謹慎可以在他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進一步地體現出來,報告中提出政府已經得到了“局部和初步的改善”(何厚鏵, 2001:7),迫切需要進行公共行政改革,於是他強調要建立一個“良好服務的現代化政府……並非一朝一夕便可實現”(何厚鏵, 2001:4)。跟 ,他又發表了以下的報告(何厚鏵, 2001:14):我們與廣大市民一樣,清楚瞭解改革公共行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然而,我們亦必然認識到,在特區成立初期,政府的正常運作、社會治安的改善、經濟復興的實現等都需要相對穩定的行政架構和公務員隊伍。而且,要使關係重大、影響深遠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得成功,必然要經歷充分的調查研究、客觀地分析、宣傳教育、試點推廣這一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裡,我想強調,我們既不冒進,亦決不甘於保守,“穩健發展”才是我們奮鬥的風格。然而,不管報告講得如何謹慎,他還是清楚地指出大範圍的改革即將來臨,按照規定“整個政府,從中心到邊緣,從司、局到廳、處,都必須承擔這項任重道遠的建設使命”(何厚鏵, 2001:4)。在同一報告中,他闡明了改革的第一步是“政府的行政架構及公職制度進行初步的研究和評估”,目標是“調整和完善它們”,並且他強調了以下三個範圍的改革(何厚鏵,2001:3):1) 對市民的意見和投訴,盡快作出處理和回應;2) 在條件允許之下,盡可能簡化市民辦理有關事項的程序和手續;3) 提供各種有效的通訊渠道,便利市民查詢政府的服務信息和資料,盡量節省市民的寶貴時間。雖然報告已經清楚地闡明了目前改革的目標,但是長期的計劃仍然不明確。在不到兩年之後,何先生闡明了他的改革有兩個方向。在 2003 年的政府施政報告中,他指出公共行政改革有機制和人員這兩大範疇。他談到機制改
78革是作為繼續完善內部運作、優化行政程序、促進各部門的溝通和合作,比如提供綜合服務、發展服務承諾、計劃繼續推廣和深化“一站式”服務。人員改革方面,政府將調整公務員的職程、聘用和晉升的有關規定(何厚鏵,2003:14)。在 2003 年,澳門大學就被委託做一項比較 12 個國家和地區的公務員制度的研究以提供改革的建議。雖然特首執行的步驟很謹慎,但是改革還是陷入了舊文化的困境之中。在他執政的一年後,何先生認為仍有未完全符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的現象;部分公務員仍未能嚴格落實工作的規定和要求;他們有交差心態;忽視項目質量;內部相互扯皮;效率不高、敷衍了事;對民間意見和建議的吸納尚欠主動;各自為政(何厚鏵, 2001:8)。到了第二年他還是不滿意公務員的行為,因此他作出了以下的聲明(何厚鏵, 2002:8):政府各部門的運作,還是偏向呆板,彈性未夠,創意欠缺,應變能力薄弱,相當一部分主管人員只是機械執行上級的命令,未能積極發揮必需的主動性與靈活性。更有一些人員,力爭文過飾非,互相推諉,甚至將工作責任推向上級。似乎他的這一報告以及後來的努力使得改革進入較快的發展。在他 2003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出現了一些擔心,改革的動作太快可能會出軌,正如他指出的(何厚鏵, 2003:15):我們必須沿 改革的方向,堅定前進,……不能急於求成一步登天。改革對於每個人帶來的影響,都不會完全相同,甚至存在很大的分別,在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充分顧及公務員的情緒和感受,確保他們認同改革、支持改革,繼續以良好的士氣,盡忠職守地做好本質的工作。因此我們不可對改革揠苗助長,否則,不但未能達成改革的目標,還將引發新的弊端,使我們無法向市民作出應有的交代。他催促各級官員切不可放鬆,必須進一步提升本身的政治智慧和社會觸覺,改善不足,勇於承擔(何厚鏵, 2003:8)。他還提倡公務員在完成他們
79的工作時要有全局意識(何厚鏵, 2003:20)。這個全局意識在 2004 年施政報告中有所強調(何厚鏵, 2004:7)。他還批評一些公務員太重視其領域的一些細節或問題,然後草率地提出創造新環節或對現有的問題矯枉過正。他也提出一些改革環節已經完成了,但是只有短暫的影響和需要作出修改(何厚鏵, 2004:9)。為了設法解決這些問題,他提倡公務員“避免使用抽象或不知所謂的官僚語言去掩蓋不足,避免使用小的成就去掩蓋大的過失,避免用表面的成功去掩蓋過失”。他更加強調政策不能停留在口號和意識形態上(何厚鏵,2004:8),應該是被反覆考慮過、調整過,且被重新組織過的改革計劃,以使得改革“少走彎路、順利前進”(何厚鏵, 2004:9)。他也擔心快速的改革會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為了防止以後發生這種情況,也為了提升政府改正錯誤的能力,他會使用廣泛和客觀的調查研究去避免缺乏方針的改革。他指出避免機械性的改革,應該注意更多的細節並且對公眾更有同情心。他暗示要系統化和規範化分散或不連貫的改革,而各自為政的改革要提升到跨部門的水平(何厚鏵, 2004:9)。他進一步指出“培養先見之明,果斷採取主動,是時代服務精神的精要”(何厚鏵, 2004:14)。這些觀點進一步在 2005 年特首的施政報告中被強調出來(何厚鏵, 2005:8-11)。特別是,他強調以理性和科學的管理去促進改革,由工作層面深入到決策過程層面,由對外服務層面深入到內部管理層面(何厚鏵, 2005:8)。因此,特首慎重且逐步地運用核心政策。他不但擔心消極的公務員文化會抵制改革的努力,而且還擔心缺乏誠意的改革會將小問題變為大問題(何厚鏵, 2004:11)。五、結果策略這個策略強調為績效創造結果,它被 Osborne 和 Plastrik尊為最強大有力的
80策略。簡單來說,好的績效應該被獎勵,而不好的績效應該被責問或懲罰。在澳門,有嚴重的貪污問題,這一問題是創造一個好政府的主要障礙。因此結果策略應該被用來抑制腐敗。在特首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他瞭解到貪污問題的嚴重性,指出廉政公署需要加快處理過去積累的大量案件,透過立法程序和行政指引,促進公共行政優良作風的形成,強化行政申訴機制,弘揚反貪腐意識(何厚鏵,2000:5)。特首在 2002 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一般來說,紀律部隊像警務機關和海關會有更多的貪污機會,他指出公共服務會從形式上進行改革,一個符合基本法的警察總局和新的海關會組建完成(何厚鏵, 2002:4)。雖然還不清楚改組是否有助於抑制腐敗,但是這是一個重塑更好文化的機會。特首也瞭解到腐敗是因為社會上有人願意支付,公務員有人願意接受才會出現的,所以他強調需要更多的社會工作,正如他所說的(何厚鏵,2003:16):“促進社區警務,密切警民合作,……深化社區廉政建設,進一步抑制貪污現象的衍生能力。”他進一步地認識到澳門經濟的繁榮會提供更多腐敗的機會。在 2004 年的政府施政報告中,他重複強調從社會的內部抑制腐敗,正如他所說的(何厚鏵, 2004:10):“社會經濟重新發展,貪污的誘因將更加層出不窮……。我們必須進一步透過社會合作,使廉潔精神成為一種深厚的倫理力量,對貪污構成有效的抑制。”在 2005 年的施政報告中,他提醒我們不能由於未有更多貪污案件曝光,就低估了貪污的嚴重性。他提到,為了堵塞貪污漏洞,政府將增加各項政策措施的公開性和公平性,同時決不放鬆偵查案件的行動(何厚鏵,2005:11)。特首的施政報告指出,貪污仍然是澳門的一項嚴重的問題,但是問題的嚴重程度被有些未報告的案件所掩蓋了。如果人們缺乏對政府工作程序的瞭
81解以及對於政府不信任的話,會考慮是否應該報告周圍所發生的腐敗案件。行政長官處理貪污問題的方式如上所指的一樣,由三點構成:改革內部的紀律部隊、提高社會的教育和意識、通過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和嚴謹的執行法律來獲得市民的信任。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去除貪污問題。而在澳門貪污更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問題,需要時間慢慢改善。像以前提起的,澳門的問題是反貪污機構缺少足夠的權力(羅文強, 2003)。為了使貪污被控制住,只增加廉政公署在促進公民教育和意識問題上的權力是不足夠的。 4除了抑制腐敗之外,亦應用其他方法去建立一個良好的政府。政府服務應該被正確且客觀地審核及評估。然而,在殖民統治下的審計署缺乏全面履行職責的權力(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1999)。在 2000 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指出審計署也應該與公共服務部門合作,要做到“加強節約,提高效率和效益”,並且要善用公共資源,尤其是一些公共與私人組織都被牽涉到的事件(例如公共醫療衛生服務),便應聘用國際的顧問公司來進行審計(何厚鏵, 2000:7)。一年之後,行政長官提出審計部門不僅要做政策依從的審計,更要以“衡工量值式”的原則進行審核(何厚鏵, 2001:6)。除了審核公共服務之外,也需要準確、客觀地評估個人的績效。上文提到,在殖民統治下,澳門的公務員在被決定獎勵或晉升時,個人關係要比有好的績效更具優勢(余振、盧兆興, 2000)。為了實施結果策略,很明顯這個問題需要被重視。特首在 2001 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會引入客觀、科學的績效評估系統以及據此而實行新的獎罰制度(何厚鏵, 2001:13)。此外,他認為只有定出明確的目標和評估規則,績效才會被正確評估,因此,他說:“對公務員提出更清晰的要求,並實行更嚴格的管理。”(何厚鏵, 2001:15)在 2004 年,政府最終揭開了新的績效評估方案。 5 這一新的方案將評分等級由四級改為五級,並重新定義了每個等級的意義,以便提供更多的空間
82表揚那些績效優秀的人員,並確保差的績效會被通報批評。新的方案提供了一個新的且更透明的訴求程序,訴求會被中立機構提交上來。以前,直接領導完全可以直接評估一個下屬。新方案提出自我評估及強調連續性的績效監控,也提出了訓練和支持下屬提升他們自己的能力。此外,下屬也可以評估他們上司的績效,雖然這個評估的結果只會被用作參考,不會被用於決定獎懲。這一新的方案,雖然不像績效協議或 360 度評估一樣有力度,但是它的確是面向新的實踐的一步。但是,這一系統是否能達到“結果策略”的目的,還需依賴一套強力執行的公平獎懲制度。同年後期,特首在 2005 年施政報告中指出,會提出一個有責任感的系統來改善政府公務員的績效,並且對違規違紀的行為進行處分。 6六、消費者策略這一策略強調公共機構要對人民有責任感。這包括傾聽人民的聲音,並且要有可靠的承諾,就像服務承諾一樣。在 2002 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強調引入服務承諾的重要性(何厚鏵, 2002:3),必須“以民為本”(何厚鏵,2002:16)。到 2003 年底,他指出每個具備對外服務功能的政府部門都在不同程度上實施了這個服務承諾制度(何厚鏵, 2004:2)。然而,儘管這項政策表面上已經取得了成功,但是一項研究已經觀察到明顯的跡象:在制定承諾方面政府官員取易捨難,這樣導致了承諾缺乏意義、全面性和合理性。這一項研究也認為公務員消極的組織文化是問題的部分成因(林樂祺, 2004:44-54)。因此,只是依靠內部管理公務員來推動公共行政改革的向前發展是不夠的,來自於社會的壓力成為了推動改革的重要因素。在 2003 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在以下報告中清楚地提出了這一點(何厚鏵, 2003:3):
83公共行政改革,是一項政府和廣大市民共同努力的事業。政府繼續積極和社會合作,設置或加強相關機制,讓民間力量在不同層次上,對公共行政發揮經常性的監督和促進作用。為了鼓勵市民參與改革的過程,政府需要與媒體建立良好合作關係。2000 年後期,特首已經嘗試與私營媒體進行合作,他認為需要“全面而及時地收集民間的批評和建議”,他希望“傳媒能發揮好監督的功能,以促進政府改進工作,對市民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何厚鏵, 2000:8)。特首也認識到為了使壓力變得有效,需要為市民建立一個簡單且公開的投訴渠道。在 2001 年,他說政府已經為“處理投訴的工作給予獨立的管理,由專人跟進,確保處理的質量、速度和持續性”(何厚鏵, 2002:3)。一年之後,他指出每個部門都應該設置接受市民投訴的渠道(何厚鏵,2003:3)。此外,政府應該組成跨部門、跨範疇的專責小組來處理投訴,目前民政總署的管理層除了參加公眾例會外,進展到領導及主管人員需要前往基層的各區服務站,瞭解實施情況及聽取市民意見。他還允諾要逐步推動更多部門參加 ISO 的品質管理確認(何厚鏵, 2003:15)。在 2003 年施政報告中,特首試圖使用獎勵的字眼來使得市民對公共事務變得更投入,他說(何厚鏵, 2003:7):公務員這些可喜的進步,除了他們本身的努力之外,更大大得力於廣大市民長期的監督、愛護和支持。我們相信,在市民的不斷打氣之下,他們一定不會在已有的成績面前止步,而是繼續加油,不停向前。顯然,特首已經設法鼓勵公務員並且鼓動市民,使公務員對市民更有責任感。然而,由於澳門是一個保守而且政治冷感的社會,這個策略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才能夠看到實質的效果。
84七、控制策略這一策略包括由上層或中心將權力下放和外放,也許最少適用於澳門。在殖民歲月中,澳門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府(余振、盧兆興, 2000;吳志良, 1999),並且一直延續到政權移交的時候。由於澳門保守的文化,使得政府很難加快改革的步伐。在政權移交之後,政府與新加坡合作培訓公務員(何厚鏵, 2001:13-14)。新加坡政府是以中央集權化聞名於世的,而澳門似乎是不會放棄行政主導的模式。在 2000 年,特首宣佈將澳門的兩個地區議會合併成一個沒有政治性的政府部門──民政總署(何厚鏵, 2 0 0 0 : 6;2002:4),因此,更加鞏固了政府的權力,而沒有將權力下放。儘管中央集權化,但是澳門政府還是將一些權力和責任委派給很多公共團體(如自治機構)。在政權移交之後,為了更加合理地運用公共資源、提供財政援助、促進社會進步,特首將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合併成為新的澳門基金會(何厚鏵, 2002:4)。2001 年,特首要求“政府各部門提出它們本身精簡架構的建議方案,並以這些方案為基礎,迅速落實各部門的架構重組”(何厚鏵, 2002:15)。顯然,澳門政府已經試圖改革他們的組織和管理結構。然而,並沒有跡象表明政府會分權。或許,澳門政府猶豫下放權力是有合理解釋的。在 2000年,特首指出,澳門許多的法律陳舊而不再適用了,然而,政府缺乏全面分析或者修訂這些法律的人才(何厚鏵, 2001:9)。因此,除了公共行政改革之外,政府也需要改革法律體制。過時的法律不僅包括商法,還包括管理公務員的法律。在 2001 年,特首要求加速分析研究管理公務員的法律規章和制度,他還允諾,一旦研究完成,會盡快改善公務人員的評核、晉升和獎懲體制(何厚鏵, 2002:16)。 2002 年他還指出,行政改革的法規編修工作是重要的優先工作之一(何厚鏵, 2003:3)。特別是他警告說(何厚鏵, 2003:15):“嚴厲處置違紀、貪污及瀆職行為。研究改進有關的紀律程序,提高阻嚇
85力,並確保處理公正。”除了改革澳門的法律之外,特首也需要廉政公署進一步簡化行政訴訟程序(何厚鏵, 2001:14)。為了更加有效地做好這一工作,公署的權力已經在2004 年進行了擴張。在過時的法律環境下,分權以及消極的組織文化會導致更多的腐敗和權力濫用的現象。在這一點上,政府現時不採取分權,是非常合理的,分權至少要等到澳門的法律體制和組織文化已經得到改善才可能實現。八、文化策略這個策略被認為是五個策略中最弱的一個,但它是維持改造或改革政府所必需的策略,它包括轉換公務員自身的文化。在移交之前,澳門的公務員有保守、消極的文化(余振、盧兆興, 2000)。既然文化是通過信念和長期發展的規範所形成的,所以它未必可以很快地得到改變。的確,改變公務員的文化是改革澳門公共行政最困難也是最必需的工作。然而由於大量的葡萄牙裔公務員在澳門回歸前回歸葡國,導致了大量的年輕公務員迅速晉升到中級或高級管理層,而在有限程度上中和了消極保守的文化。很明顯地特首是希望一批年輕的公務員能夠對改變行政事務產生積極的影響,因此他指出:“一批擁有專業知識而又精力充沛的公務員走上領導崗位。行政部門的問責程度和工作效率有所提升。”(何厚鏵, 2000:2)然而,特首也意識到了雖然這批年輕的公務員有心要改進公共服務,但是他們可能未有足夠能力肩負重任。因此,他也強調有必要通過專業訓練來提高這些公務員的能力,他提出要更加努力地去評估公務員的人力資源以及發展他們的個人訓練計劃,調整政府部門、理性利用資源和技術。他用以下的這段話結束了在施政報告這一主題(何厚鏵, 2000:6):“政府尤其重視建立新的公共行政文化,以及能回應市民訴求的公共服務模式,增強公務員
86的社會責任感。”在 2000 年,政府開始與新加坡合作培訓計劃,培訓計劃採取自上而下的培訓模式,包括中、高層的公務員培訓(何厚鏵, 2001:13)。一年之後,有關課程涵蓋了全體公務人員,協助他們建立整體一致的角色觀念和工作文化(何厚鏵, 2002:3)。 2002 年完成了與新加坡合作的培訓計劃(何厚鏵,2003:4),行政長官指出將繼續強化公務員培訓,尤其是加強領導人員的訓練,提升他們的通才素質和決策能力(何厚鏵, 2003:15)。在 2005 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重申公務員培訓的重要性,尤其是道德規範的培訓。他指出對於表現優秀的公務員,需要提供深造機會,給予重點栽培(何厚鏵,2005:9)。除了培訓之外,特首也會透過改善招聘程序來改進公共服務。在 2000年,他指出政府應該“透過開展關於集中招聘、入職考試及試用期等制度的可行性研究和推行有效的管理措施”(何厚鏵, 2001:14)。通過擴大澳門公共行政觀察站 7 的功能,這一計劃已經在 2005 年開始實施了。特首也希望透過合法的改革,抓緊進行組織文化的改變。他在 2001 年的施政報告中說(何厚鏵, 2002:16-17):我們將加速檢討現行公職法律制度,盡快改善公務人員的評核、晉升和獎懲制度,既使表現欠佳的人員承擔應有的後果和責任,更讓表現優異的人員,包括經過自我完善而且具有卓越改進的人員在內,獲得應有的獎勵晉升機會,從而推動整個政府服務文化向良好標準看齊,使公僕精神獲得根本的凝聚和鞏固。在警告公務員改變公共服務的文化是不可避免的時候,他又試圖鼓勵他們。 2000 年他提出“在公務員的服務文化中,一些良好的趨勢出現了新的發展”(何厚鏵, 2001:3)。他稱讚治安部門的“不懈努力”和“令人滿意的成績”(何厚鏵, 2001:5)以及廉政公署的“成效顯著”(何厚鏵, 2001:6)。他繼續表揚公務員在過去一年的表現,說他們勤奮不懈(何厚鏵, 2002:3),
87辦事俐落、態度友善、工作專精(何厚鏵, 2002:3)。顯然,他對於改變公務員的文化方面恩威並重。然而他的努力被一些保守思想干擾,公務員們表面表演、實際爭吵,在 2000 年他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何厚鏵, 2 0 0 1 : 9)。在 2 0 0 3 年施政報告中他強調需要“提高整體社會的公共生活素質”,並且滲透到“公務員的團隊合作中”去(何厚鏵,2003:3)。在 2004 年施政報告中,他繼續提倡需要團隊精神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他還說公務員們應該“榮辱與共”(何厚鏵, 2004:8)。如消費者策略所提到的,特首已經試圖從市民處創造壓力來促進公共行政改革。他相信教育最終會創造澳門美好的明天,他提出培訓年輕人對創造美好的澳門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何厚鏵, 2000:7),特別是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何厚鏵, 2003:17)。在 2005 年施政報告中,他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強調教育,特別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何厚鏵, 2005:15-18)。或許,改革教育是改變澳門公務員文化的長遠方法,很明顯這種方法需要很長的時間才有實效。九、結論在何厚鏵作為澳門特首的第一屆任期內(2000-2004),他已經強調了需要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在這段時期,政府已經在一站式服務(何厚鏵,2001:11;2004:2)和綜合服務模式(何厚鏵, 2002:16)中取得進展,並通過改造規章制度和標準化來簡化行政程序(何厚鏵, 2002:16),改善電子政務(何厚鏵, 2001:14;2002:5),成立審計署(何厚鏵, 2000:7),改造警務及海關機構(何厚鏵, 2002:4),成立澳門基金會和民政總署(何厚鏵,2002:4),實現服務承諾(何厚鏵, 2004:2)和採用 ISO 9000品質管理體系(何厚鏵, 2001:14)。然而,在特首自己的講話中, 2004 年底公共行政處於過渡階段(何厚鏵, 2005:7),仍然需要改革。在 2002 年 12 月公佈的澳門特別行
88政區政府報告中(行政暨公職局, 2002),提出了公務員改革必須注意以下問題:1) 一些政府部門仍然不瞭解服務改進的觀念,因此只是 重於強調門面功夫而並非真正改進;2) 政府缺乏充分的資源去計劃、調整和實現所有的改革,阻礙了改革進度而不能達到目標,引致一些管理人員將工作增加當作服務改善;3) 在公務員改革方面,要灌輸每個公務員改革的決心是很困難的,這需要更多的溝通、更強的組織確認以及先進的組織文化;4) 一些部門太過強調電腦化來作為一種服務的改進,結果本末倒置;5) 一些管理者不能把握機會有效地下放權力。這些觀察資料和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是一致的,儘管澳門的公務員已經有了一些進步,但是他們仍然有以下的問題:仍然存在官僚政治的因素,人均公務員人數頗高,需要更深層次的結構和功能的改革,需要更進一步的法律改革等(鄭天祥等, 2003)。本文分析了特首何厚鏵的施政報告,更進一步地確定了這些問題。分析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改變澳門公務員文化的重要性,因為這是阻礙改革進步的原動力。特首已經使用了多種方法去解決這一問題,從警告到獎勵,從內部改革法律法規到外部提倡市民參與來令政府產生壓力,從提倡公務員間的互相協作到鼓勵公共媒體監督公共服務。最後,他 重強調以教育作為一種手段來創造澳門更加美好的明天。然而, Osborne 和 Plastrik (1997:397)指出文化策略需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產生重大的影響。無論特首的策略是否富有成效,我們都需要拭目以待,或許在他第二個任期中就會得到實現。註釋︰1 原文為英文,由田華中譯。2 見 UK Cabinet Office, Guide to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the SCS, 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civilservice/scs/documents/pdf/guidancenotes.pdf, p. 3; 和 UK Cabinet Office, Civil service managementcode, 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civilservice/managementcode/csmc.pdf(上網日期:2003 年
895 月 29 日)。3 見 http://www.govinfo_library.unt.edu/npr/library/papers/bkgrd/nprtoc.html(上網日期:2005 年 5 月 18日)。4 《澳門日報》, B6 版, 2004 年 11 月 21 日。5 《澳門日報》, B3 版, 2004 年 6 月 18 日。6 《澳門日報》, B3 版, 2004 年 11 月 17 日。7 《澳門日報》, B6 版, 2004 年 11 月 21 日。參考書目︰1. Bouckaert, G., Measurement of Public Sector Performance: Some European Perspectives, inA. Halachmi & G. Bouckaert (eds.),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Measurement in thePublic Sector: Toward Service, Effort, and Accomplishment Reporting, Westport, Conn.:Quorum Books, 1996, pp. 223-37.2. Bovaird, T. & Gregory, D.,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A. Halachmi &G. Bouckaert (eds.),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d Measur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Toward Service, Effort, and Accomplishment Reporting, Westport, Conn.: Quorum Books,1996, pp. 239-73.3. Carter, N., Learning to Measure Performance: The Use of Indicators in Organizations, inPublic Administration, no. 69, 1991, pp. 85-101.4. Cheung, A. B. L., Understanding Public-Sector Reforms: Global Trends and Diverse Agendas, i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no. 63, 1997, pp. 435-457.5. Epstein, P. D., Redeeming the Promise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ssues and Obstacles forGovern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Halachmi & G. Bouckaert (eds.), OrganizationalPerformance and Measure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Toward Service, Effort, and Accomplish-ment Reporting, Westport, Conn.: Quorum Books, 1996, pp. 51-75.6. Lo, J. M. K., Reflections on Respons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the Citizen’sCharter, Performance Pledges and Beyond, in The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15, no. 2, 1993, pp. 201-224; Osborne, D. & Plastrik, P., 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Reading, Mass.: Addison Wesley, 1997.7. Patten, C., Our Next Five Years: the Agenda for Hong Kong (address by the Hong KongGovernor at the opening of the 1992/93 sess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ong Kong:Government Printer, 1992.
908. 余振:《九十年代澳門大眾政治文化縱向研究》,載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名流政策研究所, 1999 年,第 13-25 頁。9. 余振、盧兆興:《從澳門政治體制傳統看特區的政治改革》,載余振、李炳康、丘曼玲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 0 0 0年,第 143-158 頁。10. 吳志良:《澳門政策發展史對未來的啟示》,載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名流政策研究所, 1999 年,第 30-35 頁。11. 何超明:《澳門檢察制度概況及展望》,載余振、李炳康、丘曼玲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 0 0 0 年,第 1 9 4 -2 0 8 頁。12. 何厚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零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文網頁 pdf 版),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0 年。13. 何厚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一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文網頁 pdf 版),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0 年。14. 何厚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文網頁 pdf 版),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1 年。15. 何厚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文網頁 pdf 版),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2 年。16. 何厚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文網頁 pdf 版),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 年。17. 何厚鏵:《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文網頁 pdf 版),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4 年。18. 林樂祺:《探討澳門特區政府利用“服務承諾”推動行政優化的情況及未來發展方向》,公共行政管理碩士畢業論文,澳門:澳門大學, 2 0 0 4 年。19. 盧兆興:《香港和澳門的公務員:政治中立是神話嗎?》,載余振、李炳康、丘曼玲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 0 0 0年,第 135-142 頁。20. 楊仁飛:《市政機構的改革勢在必行》,載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名流政策研究所, 1999 年,第 87-93 頁。21. 鄭天祥、陳瑞蓮、楊愛平、周潭:《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余永逸、鄺錦鈞編:《雙城記 I I ──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2003 年,第 133-146 頁。 322. 羅文強:《回歸後香港與澳門特區政府對貪污的遏制》,載余振、余永逸、鄺錦鈞編:《雙城記 II ──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 2003 年,第 147-154 頁。23. 新澳門學社:《特別行政區成立初期公共行政及公務員架構改革方針建議》,載余振
91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名流政策研究所, 1999 年,第 44-48 頁。24. 《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座談》(會議記錄),載余振、李炳康、丘曼玲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 0 0 0 年,第 1 5 9 -1 9 3 頁。25.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關於公共行政架構適度改革的建議》,載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名流政策研究所, 1 9 9 9 年,第 3 6 -4 3 頁。26. 行政暨公職局:《優化行政程序分析報告── 2 0 0 2》,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2002 年。(原載《行政》雜誌,林瑞光編,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總第 6 8 期, 2 0 0 5 年 6 月)
92社會、市場與政府的互動:行政改革路徑的選擇吳志良 *澳門談論公共行政改革,非始於今時;澳門進行公共行政改革,亦非始於今日。不過,今時今日,公共行政改革的呼聲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烈,而公共行政改革的條件也好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成熟。我們相信,如今已沒有人懷疑公共行政改革的必要,但是否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目前需要的,僅僅是分析明確政府的組織架構及其職能、研究清楚改革其中哪些方面和如何改革呢?的確,從純技術性層面去探討公共行政改革十分重要,且至今未見學界提出一個比較科學、系統的改革方案,本文亦不擬就此展開討論。然而,我們認為,行政改革並非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需要以更廣闊的視野將它放到一個更大的範圍中去考察。也就是說,只有充分認識了解澳門社會、市場與政府的發展脈絡、特徵及其相互關係,並創造條件促成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才能比較正確地選擇行政改革的路徑並取得較好的效果。誠然,將社會、市場與政府三個概念抽離出來分析不盡科學,甚至在方法論上可能產生難度。然而,考慮到澳門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並參照國內學界就中國內地社會問題在這方面的探討,在沒有現成的理論框架可以直接套用的情況下,仍然值得一試。況且,澳門社會問題與國內的相比有*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
93一定的類同性:“它需要大力(甚至是不惜矯枉過正地)鼓吹市場經濟自發秩序的有效和優越,同時又必須承認現代經濟活動中大量國家干預的合理性;它迫切需要建構一個區別於且外在於國家的自主的社會,同時又不能不接受社會國家化和國家社會化的現實;它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以保證社會轉型的順利完成,同時又必須在許多方面對國家現有權能予以限制以完成對國家的改造。諸如此類的矛盾不僅出自事物的內在性質,同時也源自一個將現代與後現代的不同要求集於一身的特殊情境。這種情形無疑使得謀求市場、社會與國家之間均衡的努力更加不易成功,而這恐怕也是歷史向中國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最大挑戰。”1這何嘗不也是澳門面對的挑戰!“依一般看法,市場被說成是生產和交換的自由場所,國家則被視為壟斷了強制性權力的公共權威。就其性質而言,前者是自發的、平等的和私人性的,後者是人為的、等級制的和公共性的”。 2 推而觀之,澳門的市場和政府(國家機器)顯然未能充分發育,而社會形態則更為特殊,因此,有必要首先對三者作出初步描述、說明和探討。為行文方便,我們以澳門回歸為界線,劃分成兩個階段來分析。一、回歸前澳門社會、市場與政府的發展脈絡及其特徵(一) 社會粗線條宏觀地考察,澳門自 16 世紀開埠以來,社會基本上保持簡單、均衡、穩定的發展態勢,鄉土氣息極為濃厚。陳欣欣將其分為傳統(1557-1840 年)、小規模轉型(1840-1970 年)、大規模轉型(1970 年以後)三個時期並指出其特徵:“若引用派深思的 AGIL 模型來分析澳門社會的歷史發展,傳統時期可謂一個頗為穩定、均衡及整合的狀態,各個社會制度互相配合及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明顯的社會變遷、甚至是小規模的變遷也不易見到。但當澳門社會踏進其小規模轉型時期,其經濟制度大力發揮其適應的功能,
94由經營轉口航運業而轉為小手工業及服務行業;雖然其他的制度也有相應地發揮其功能,但所帶來的變遷並沒有在經濟制度上的明顯;因此,正如派深思的解釋,若一個社會體系要為了生存而作出調節,首先由其經濟制度開始,如果經濟制度的適應功能可以提供整個社會體系繼續生存的條件,則不必轉到政治制度去大力發揮其功能。又當澳門社會由小規模轉型而過渡到大規模轉型的時期,顯著的經濟制度的適應功能不但能大力發揮,連政治制度的目標達成功能、法律制度的整合功能,及社會制度的模式維持功能也相繼大力發揮;因此,在此時期的社會變遷尤為明顯,是整個社會體系的大規模轉型,而這個轉型的目的是為社會的生存,及同時能保持其穩定、均衡與整合的狀態。”3應該指出的是,澳門作為邊陲城,遠離權力中心,在歷史上,所謂的政治、法律制度的達成、整合功能似有若無,並不彰顯,無論華洋社會的變遷長期以來都處於自然生長之狀態,主要依靠文化、道德的內在動力雙軌自由發展,形成了共處分治且基本自我管理的不同社群。雖然鴉片戰爭後澳門成為中葡角力和國際關注的一個焦點,社會變遷在不同時期受到外部因素特別是政治事件不同程度的衝擊和影響,但政治事件過後,又恢復自我平穩發展的原來軌道。尤其是 20 世紀中葉以後,殖民統治下蓬勃發展的結社運動進一步鞏固了這種穩定結構。本來,華人結社主要是針對殖民統治的運動,卻產生了這樣的結局,的確令人感到迷惑。對此,婁勝華最近作出了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在顯性的殖民主義體制之外,澳門內部還存在 一種潛性的法團主義管治結構,正是法團主義潛性機制有效地消解了殖民主義體制產生的社會緊張、不安與衝突,引導社會遵循秩序化運行。如果說英國人在香港間接統治的實現是發明和利用了‘行政吸納’4 的政治模式,那麼,同樣作為外來殖民者的葡萄牙人在澳門間接統治的實現是利用‘社團吸納’的‘共識政治’模式,渠道不同,效果有別,但目標一致。”而“澳門的法團主義治理機制不是人為制度設計的產物,而
95同樣是社會選擇的結果,澳葡政府民間作用體現在其不自覺地運用了‘選擇性獎勵’(selective reward),打破了社團與政府之間的等距離運動,形成參差有序的核心與周邊關係。”5婁勝華的解釋雖然更多地指涉 1980 年代政府加強社會干預以後的情況,但對澳門社會的歷史演變也基本適用。正如黃仁宇分析封建中國時所說,“中國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統領萬億軍民,中層脆弱,法制簡單,政府力量之不及,半靠社會力量支持”。 6 澳門的顯性殖民體制也是這樣,儘管共處分治格局不變,但如果沒有澳門某些主要社團,特別是華人精英階層因當時形勢的需要在歷代中國政府的明示或暗示下顯性或隱性地作出適時適度的配合,澳葡當局是無法在澳門維持最低限度的有效管理的,甚至難以生存,特別在社會矛盾激化引致衝突之時(如 1 9 6 6 年“一二‧三事件”)。幸好,澳門歷史上重大的社會衝突事件屈指可數,且人口不多而流動性又大,即使政府管制有所不及,宗法社會的族長和社團領袖也可以道德、文化力量和民族認同來支撐大局,維持社會基本上自然發展的態勢,並形成今天古樸、溫情的特質。婁勝華進一步指出,“對於澳門來說,其社會轉型的實現具有緩慢的累積型特徵,因為在澳門既未發生暴力革命所引發的政治主導型社會轉型,也未出現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經濟主導型社會轉型。澳門的社會轉型是其內部現代性不斷生長累積與外部力量的牽引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過程上,表現 準備積累期較長而起飛躍升期短促;在內容上,表現 經濟發展飛速而社會文化發展滯後;在區域上,表現 繁華的商業社區與落後的移民社區並存”。 7澳門的人口在近 20 年有了較大的增長且轉趨穩定,本地社會已經基本形成,但其發展緩慢、清靜無為的格局,純樸無華、溫情關懷之風氣及其轉型的不平衡特徵,至今仍然可見。實際上,澳門社會從前現代往現代的過渡是在經濟受外部刺激快速增長的影響下跳躍性完成的,極其不均衡,政治、文
96化、思想觀念都嚴重滯後。陳青松等也稱澳門為“社會發育和進化程度不高”的“保守型”社會,其主要特徵為“人際崇尚關係,文化崇尚包容,政治是‘大家長政治’,社團政治,此種社會生態有兩面性︰積極的一面能夠維持社會長期穩定;消極的一面就是偏於守舊和封閉,自我保護意識過高,法治不健全,新生事物不易發育,中產階級成長受到抑制,難以充分調動和發揮社會方方面面的積極因素,對真正意義的全面開放和公平競爭尚未完全適應”。 8(二) 市場澳門地窄人少,缺乏自然資源,市場也不大。早期殖民地的經濟繁榮完全有賴於貿易壟斷,而正是這種缺乏開放性和競爭精神的壟斷制度,導致了澳門經濟多次大起大落和 19 世紀中期以來的滯後發展。王海港認為澳門經濟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問題,合法的壟斷“抑制了創新,降低了效率”,產權得不到保障則“影響到商業、工業和農業”。 9 同時,制度的成本很高,且大多數居民對制度不認識、不認同,從而“產生了嚴重的後果,今天澳門社會的一系列問題都與之相關。首先是腐敗不可避免。由於社會民眾對制度不知曉,加上澳門遠離宗主國,這就為葡國政府在澳門的代理人即澳門地方政府抬高社會交易成本和制度實施成本留下了太大的空隙和太多的機會。其次,也是更為嚴重的是社會內部正常的產業難以正常發育”。這樣,產業和企業發展既沒有制度上的鼓勵,它所需的複雜的合約也難以產生和執行,“沒有制度的保護和約束,任何長期的投資和計劃都會冒極大的風險,沒有長遠的收益保證。更何況,澳門現存的法律中還有不少不利於投資的制度。為實現個人效用的最大化,只能在一次博弈中追求最短期的利益。那些短期收益高,類似一夜暴富的營生方法就成為很多澳門人當然的選擇,而博彩業正是最佳的選擇之一。那些從事長期投資得不到社會收益率的資源也只能從原行業退出,轉向博彩等行業。由於正式制度的不知曉和不適用,因而
97在華人社會中主要是依靠華人的習俗來締結婚姻、繼承財產和從事商業活動。由於這種風俗或道德規範主要是由民間力量來協調,而且沒有正規法律作補充或配合(即使有也會因成本太高而導致當事人可能放棄尋求正規法律的裁決),因此商業和投資活動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民間力量協調往往帶有黑社會的色彩”。 10陳青松也認為,“這種專營制是政府在短期內獲得穩定財政收入的有效辦法,但它會帶來破壞性的長期後果。對內不能形成充分的公平自由競爭的政策環境,對外處於半開放狀態,不能形成良好的投資環境。澳門經濟的發展一直是由外生變量所推進,當周邊環境給澳門提供極為有利的條件時,經濟發展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一旦這些特殊有利的條件喪失,自身缺乏經濟競爭力的狀況就會明顯暴露,經濟發展就會驟然停止。在澳門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並沒有使其經濟體系內部孕育和發生出自我增長的因素與自我強化的機制,因此澳門也就無法依賴本土內生的變量與因素生長出新興的產業。這是澳門經濟發展隨波逐流、大起大落的一個主要原因”。 11的確,澳門經濟的自發性、自主性和平等性長期以來存在重大的缺陷,以致在壟斷貿易消失後無法維持其早期的繁榮,也無法催生和維持貿易以外其他產業的長久生存發展。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澳門地窄人少、缺乏自然資源以及自由港有名無實等客觀因素,也阻礙了澳門市場經濟的興旺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可幸的是,隨 1979 年中葡建交澳門政治法律地位的明朗化及由此產生的遠景,特別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為澳門經濟發展帶來極強的動力,澳門經濟在其後 20 年得到迅猛的發展,形成了以旅遊博彩業、出口加工業、房地產業和銀行金融業為支柱的微型經濟體系,本地生產總值增長了近六倍,從 1982 年的 84 億急增至 1999 年的 490 億澳門元,經貿方面的法律也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城市建設面貌和投資環境有了顯著的改善。雖然制度尚不完善,市場經濟機制不夠健全,且多個行業中以專營形式出現的市場壟斷情況還很嚴重,但不可否認的是,市場的開放形態和自由競爭精神
98已經初步形成,市場效率也有所提高。(三) 政府在澳門歷史上,政府一向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尤其是相對華人居民而言。以前,研究者通常將葡人在 1583 年成立的內部自治組織議事會當作政府。站在葡萄牙制度史立場,或許勉強可以解釋,但若從中葡群族共處分治的現實角度看,無論對葡籍居民還是華籍居民來說,議事會都不能被視為政府。在葡人看來,他們的國王遠在西洋,他們所遵守的法律、遵循的傳統風俗習慣的根源也在西洋。沒錯,議事會是一個由居澳葡人自發成立的自我管理機關,後來雖然先後獲得葡印總督和葡萄牙國王的追認,被視作與葡萄牙王國類同的地方市政組織,但真正代表國王權力的是王室法官和兵頭(總督),而後者更經過與議事會的長期鬥爭,最終於 1783 年獲得主導性政治地位。怪不得,早期中文文獻中,將議事會譯為長老會或貴族院。更為重要的是,無論葡人內部自治政權在誰手中,澳門最終主權、治權都牢牢掌握在中國當局手中。這種情況,直至鴉片戰爭十年後才有所改變。 12 所以,葡人內部自治時期的澳門實際上為中國領土上的一個特殊“蕃坊”,也可稱為“葡人街”(與當今散佈世界各國的“唐人街”異曲同工),議事會則似現在的居委會或街坊會組織,與其說是政府組織,不如稱為社會自主組織更為貼切。而佔人口大多數的華人居民中,除開少數皈依天主教的人士,完全接受中國官員的領導,遵守中國法律,按中國傳統風俗習慣生活。對於他們來說,澳門只是旅居之地,無論是議事會還是總督,都是異體,無甚相干。這種狀況,即使在亞馬留(J. M. Amaral)總督 1849 年關閉滿清駐澳衙門、驅逐駐澳中國官員出境、建立殖民統治後,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變。縱觀古今,橫看中外,很難找得到比澳門更為特殊的城市。中葡兩個主
99要社群不僅共處分治,還同時分別為中葡兩國稱作僑胞,政治共同體當然無從談起。鑒於此一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我們不難理解,在澳門大多數居民心目中,澳葡政府一向是一個聊勝於無、甚至可有可無的組織,其公共權威性可想而知。而事實上,由於經濟社會長期處於不發達的狀態,澳門公共行政的架構和人員的規模都十分細小,現代政府組織架構於 1920 年代初創設後,也十分簡陋鬆散,隨後 70 年變化都不很大,職能基本上停留在有限的稅收、防衛、維持社會秩序、郵電和少部分教育、衛生工作等方面,經濟和社會福利的功能只是徒具虛名。 13 或許,這也可以從側面解釋,為何 1976 年葡萄牙頒佈《澳門組織章程》時只有總督而沒有“政府”之說。進入 1980 年代後,特別是澳門政權移交提到中葡議事日程上之後,澳葡政府施政的範圍始大大拓寬,而由國內改革開放政策誘發的經濟高速增長、人口趨向穩定亦為此創造了條件。政府干預逐漸進入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等領域,行政組織也日益往專業化、複雜化方向發展,功能漸趨繁複,人員架構都迅速擴充,政府的收支總額從 1980 年的 54 億和 51 億大幅增加至 1999年的 169 億和 166 億,破歷史記錄;公共部門僱員人數也從 1981 年的 5063 人擴展到 1999 年的 17,239 人,增長了近三倍半,而期間的人口從 247,629 人增長到 429,632 人,增幅只有 1.7 倍強。由此可見,澳門政府起碼在組織架構上在最近 20 年得到了跳躍性的發展。雖然從政治共同體和政治制度層面來看,澳門回歸前政府的認受程度和認受質量仍然不高, 1976 年葡萄牙透過《澳門組織章程》賦予澳門自治地位並在澳門立法會引入直接和間接選舉機制,縱然是當時國際非殖民化浪潮和葡萄牙國內政治民主化推動的直接結果,但也可以看出澳葡當局已經意識到政治制度的認受性問題並在制度設計上作出積極的努力,而此一努力在中葡建交、尤其是《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後亦得到中國政府和澳門居民更多的相應配合。且從政策層面來看, 1980 年代以後政府無論是對經濟的干預還是對社會的滲透均明顯加強,頗有步經濟福利國家後塵之勢,澳門的政制也從由
100少數精英統治的寡頭政體逐漸發展成為殖民統治威權政制,並開始循社團途徑大量吸納本地社會、尤其是華人精英進入建制。不過,由於過渡期相對短促,政治、行政制度並無根植本土、發展成熟,匆匆本地化的公務員也經驗尚淺,資歷不足且素質比較參差。更令人關注的是,由於主權、治權分離的先天性缺失,政府的自主性和權威性始終嚴重不足。 14二、回歸前後的過渡:社會、市場與政府的關係及其調整黃仁宇先生說過,“歷史學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 重猜度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 15然而,在中葡兩國和平友好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後,我們在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政策、建設特別行政區的時候,固然不可能割斷歷史,且《中葡聯合聲明》已經明確指出了此一連續性,但尊重歷史並不意味 我們不能以理性、批判的眼光去審視它,去評價其得失,去反省思考未來的方向和道路,去尋找理想衍變的機緣。黃仁宇評論兩漢時期的歷史時,有這麼一段發人深省的說話:“從現代的眼光看來,西漢帝國仍在草創時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管制,霍光的專權,宣帝的稱雜霸,都離不開一種試驗性質,所以能勾動讀史者的好奇心。東漢的君主,就沒有這種創作的機會。其中主要的原因則是帝國的粗胚胎穩定之後,立法不能展開。”所以,他認為“東漢的歷史沒有寫好,也不足為怪”。關鍵原因是“從長期的歷史眼光看來,後漢因襲前代過甚,只能繼續充實一個原始型以小自耕農作基幹的大帝國,不能替中國打開新局面”。 16看來,我們意欲創新發展、打開新局面,首先得認清歷史的背景和政治、經濟、社會基礎,承認所處的起點仍是一個“粗胚胎”。而且值得慶幸
101的是,葡人留下的“粗胚胎”尚未穩定,也不經意中為我們留下較大的自由發揮的空間,在繼承中求發展,在發展中求創新。考察回歸前澳門社會、市場和政府的歷史演變,我們發現,它們都處於低度發達狀態,只是近 20 年才跳躍性且不平衡地進入現代化軌道,而三者之間的關連度很低,其互動關係總體上也甚為微弱且並非正面,缺乏必要的條件進入良性循環。雖然近代結社運動蓬勃,但傳統上澳門人口流動性較大,最近 20 年主要來自農村的移民素質也不很高,鄉土社會特徵得以較完整地長期保存,社會基本靠宗法禮俗來維持秩序,以現代眼光來看,“社會結構缺乏內部自主增長與創新的能力”17;雖然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但市場壟斷嚴重,經濟發育不全,經濟增長主要依賴外來因素帶動;政府組織架構雖然近 20 年快速發展,但由於其制度從外地移植,本土化程度不高,依然缺乏足夠的認受性、自主性和權威性。我們很難斷定,到底是傳統鄉土型社會造成市場的壟斷,還是市場壟斷令鄉土型社會得以維持原狀。無論是社會組織還是所謂的政府形態,甚至經濟活動,其以宗法禮俗文化為價值主導並極大程度依賴地方士紳和宗族、宗教勢力而得以運作的特徵甚為明顯。在此特殊條件下,如果要打開局面,澳門的社會、市場和政府都應該作出較大幅度的相應調整和變革,並促使三者之間發生良性互動關係。誠然,澳門結社運動近二十多年來十分活躍,至 2002 年,澳門註冊社團總數達 2100 個,即使有半數仍活躍,平均每萬名居民亦有 23 個,遠遠超過國內的 1.45 個和台灣的 9.34 個。 18 社團眾多,領導成員高密度交叉兼職,“成為澳門人情文化特色”19 ,主要拜註冊簡易和管理鬆散所賜。雖然不少社團積極參與政治、社會事務且成績卓著,但也有不少是名實不符甚至徒具空名的。況且,“高密度社團的存在及其活動與民主、公民意識不必然發生因果聯繫。社團的密度過高反而造成擁擠(congestion),促使資源分散化,影響了社團能力建構與社團活動開展。社團及其活動是民主化、公民意識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民主化與公民意識是公民運動與政治實踐的產物,只有在
102民主開放的政治制度之下的社團活動才能形成公民運動從而促進政治發展”。 20此一分析,大致上是實事求是的。總體而言,澳門社團的數量與日俱增,反映了社團結構趨向分化和社會組織趨向原子化,但多數社團的專業化程度、參政議政能力及其可提供服務的水平依然偏低,不同利益的代表性不夠清晰,且社團文化中鄉土氣息仍然強烈,制度化程度不高,崇尚權威,組織不夠嚴密,運作中包容性勝於原則性,民主法治意識也較為薄弱。此外,除開少數歷史長且具組織規模的社團,大多數社團對政府的依賴(特別是財政依賴)程度極高,而所開展的工作和活動也甚為重複。這種現象,與現代市民社會的建設似乎背道而行,對第三部門的健康發展也不利。王海港總結回歸前的澳門時也說:“在政治上,它強調專制主義、權威主義和獨裁,不欣賞個人主義;而社會卻是分散主義,具有東方國家的特徵;在管理上不實行法制,講求人際關係,致使腐敗蔓延,效率低下,不利於理性化管理和企業管理;在對待殖民地問題上自私自利,其出發點是掠奪,至於對殖民地的貿易、工業、教育和城市的發展不感興趣,導致殖民地政治形成的隨意性。非正規制度直接和通過正規制度影響澳門的發展。有些觀念已經影響了澳門的立法,例如,澳門的法律反映了天主教的保守、不思進取和它的一些清規戒律。”21不可否認,與本地社會脫節的外來政治法律制度、壟斷的市場、外向的經濟、教育水平偏低的移民人口,令澳門的現代化過程產生許多矛盾的現象,也為未來發展造成不少困擾。澳門是南中國一個邊陲小城,規模雖然不大,但在特定歷史時期又起過中心作用,例如在溝通中西經貿文化交流方面;澳門自開埠便是港口城市,基本上沒有農牧業,卻保存了鄉土社會的特質;澳門是一個自由社會,可是集體主義價值得到廣泛的推崇;神權與世俗一直相安無事,東方與西方主流信仰從來沒有重大衝突,傳統性與現代性界限亦很模糊;縱有民主選舉,且投票率在歷屆立法會選舉中不斷上升並保持
103在高水平,但公民素質卻偏低;結社數量奇高,市民社會卻不發達;法制不斷完善,法治精神卻不彰顯;是一個開放城市,思維卻不無封閉性。這一切,到底應該怎樣評價?是不是發展的阻力?如果是,又如何轉化為動力?在澳門歷史上,法律雖然不甚完善,也不算先進(在商法方面尤甚),但亦非一無是處,因為近年修訂起草的刑法典、民法典可取之處不少,且為國內法制改革所借鑒。然而,不能否認的是,某些法律,尤其是商業、行政領域的法律以及一些程序法,顯然與時代和社會脫節了,需要調整,需要改進。澳門現行制度大致上是沿襲葡萄牙的,以西方文化為本,其時在葡萄牙或許是成熟可行的,但嫁接移植到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和主導的澳門社會,則顯得早熟,不少地方在不少時候還有水土不服之症狀。回歸之前,沒有人確切知道,澳門的文化養分和社會土壤是否適合其生長,但時至今日,也沒有人不知道,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令其有效運轉起來。這樣,我們便面臨兩難選擇︰或改變制度基因,或培植新的文化養分和社會土壤。雖然這樣的命題可能引起原則性爭論,但從目前形勢看來,兩個選擇不可能是對立的,必須相容。換言之,應該同時從兩方面 手,因為我們碰到的問題不僅在上層建築,也在經濟基礎。事實上,也這麼做了,澳門《基本法》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必須符合《基本法》,否則,要作出相應的修改。回歸以後三年的實踐表明,新制度表現出相當強的相容性和適應能力並運作得大致順暢,“一國兩制”政策在澳門特區得到落實並取得初步成功。法以時遷。澳門原來的政治法律制度,無論其執行水平、質量如何,相對於一個簡單的社會,或許尚可勉為運轉,但面臨“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和當家作主的全新局面,雖然有人以“五十年不變”為由,希望一切照舊,但制度的轉變和適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錢穆先生所言,“我們討論一項制度,固然應該重視其時代性,同時又該重視其地域性。推廣而言,我們
104該重視其國別性。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該項制度獲得成立而推行有利,但在另一國家與另一地區,則未必盡然。正因制度是一種隨時地而適應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無弊”。 22談到舉世公認優良的唐代制度時,他進一步解釋說:“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任何制度,斷無二三十年而不變的,更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制度須不斷生長,又必須在現實環境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係從現實中產生者。唯此種現實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2 3澳門當今面臨的最大制度困境,正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嚴重脫節。我們知道,直至回歸前,澳門的法律制度完全由葡萄牙人起草制訂,且長期由他們操作,期間有諮詢,也有修正,但畢竟華洋共處分治的政治現實的本質未改,且之間文化差異頗巨,立法理論與執法現實嚴重脫節,政府權威又名存實亡,這些制度基本上沒有也不可能根植民間社會,這些法律也向來甚少影響華人社會生活,更遑論起到規範和調整社會、經濟關係的應有作用了。 1966 年“一二‧三事件”之後,無政府思潮氾濫,其實並非例外現象,只能理解為前情發展至極。這種情況,不可能不在此後社會發展中留下痕跡,也難免造成法律和道德之脫節。應該承認的是, 1979 年中葡建交後,澳門政治地位明朗化,至 1987 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特別是 1993 年《澳門基本法》頒佈,法治精神開始振興,澳門居民的法治意識也明顯加強。儘管如此,在我們這個細小的社會裡,文化力量、道德信條仍然發揮 巨大的影響力。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我們仍自覺不自覺地交叉使用道德和法律概念,且很多時候,道德的力量超越法律。進行社會法理時,“不依靠公正而周詳的法律,就勢必依靠道德的信條。而當信條僵化而越來越失去它的實用價值,淪於半癱瘓狀態中的法律
105也當然無法填補這種缺陷”。 24 回歸前澳門社會出現的混亂情況,儘管是發展至極端的最後表現,但也為此作了最好的註腳。“這些事跡也使我們了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只是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象不可捉摸”。 25當然,正如黃仁宇也指出,“道德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就扯上了一個道德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協”。 26澳門法律制度、尤其是經濟貿易法例的落後,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而,通過對澳門存在問題的根源的分析,必須指出的是,澳門現代化進程中碰到的障礙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如果我們將澳門發展滯後的原因簡單歸咎於制度問題並以此為鑒,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則很可能脫離澳門的現實。遠離了社會基礎,缺乏血液營養,即使以最偉大的理論設計出來的制度也難有強大的生命力。這種現象,已經在社會生活的某些領域出現過。況且,在同一制度下,澳門回歸前近 20 年得到迅速發展的事實不能抹殺。換言之,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正式、非正式制度都曾經在不同程度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社會及經濟行為確實需要一套遊戲規則,但規則並不等同於法律”,而“關係也可扮演 法制的作用,可以擺平紛爭”27 ,尤其在我們承認澳門為一個制度不完善也非發達地區的情況下。因此,澳門應該顧及歷史轉變,結合現實情況,在“一國兩制”思想的指導下和《基本法》的框架內,腳踏實地摸索出一條適合自己發展的獨特的道路。正式、非正式制度的融合,新、舊制度的過渡和銜接,並非在一朝一夕可以完成,舊體制和非正式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還影響 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起碼在現階段,我們應該也可以充分發揮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並以此為過渡,逐漸完善澳門法制建設,以最終實現制度創新和全面制度化的目標。澳門回歸和特區的成立,既創造了先決條件,亦奠定了法制基礎。我們十分
106贊同婁勝華所言︰“以個人主義與多元主義為基礎的美國式民主體制難以成為澳門未來的理想社會模式。即使以此為標準展開與澳門現實的對照性研究同樣存在誤導的可能,因為作為多元主義基礎的多元分殊、競爭性、政治市場、代表制和開放選舉等,在澳門,既無歷史傳統亦無現實基礎。事實上,在澳門建構起以功能性社團為代表的民間社會與政府合作互補的法團主義體制更加合乎澳門歷史傳統、更加契合澳門本土現實需要,其價值遠超過任何中式的或歐式、美式甚至港式體制向澳門的機械性移植與模仿。充分利用‘一國兩制’探索澳門獨特的社會運行體制所提供的空間,使其深遠的戰略價值因此而得以展現。”28 質言之,澳門原有體制仍有可取之處,澳門社會現實的許多矛盾或缺陷之處,也很有可能轉化為制度創新的有利因素。三、公共行政改革路徑的選擇(一) 當今政府面臨的危機、挑戰及其改革的趨勢在自由主義思潮取得全面勝利的今天,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們普遍對政府失去了信任。而隨 經濟日益全球化,反政府浪潮也有氾濫的趨勢。然而,政府是否如此不濟?如果是,又為甚麼會這樣?應如何改革?這些問題,是眾多關心公共行政管理的人士時常在腦海中浮現並希望得到答案的。事實上,政府失信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機是伴隨自由市場而產生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重建中,特別在 1930 年代自由市場失靈、經濟大蕭條期間,人們普遍相信政府無所不能,而且公共部門也能科學管理,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積極作用,造就了其後數十年經濟福利國家的繁榮。近 20 年來,隨 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私人部門生產效率的快速進步,政府的架構、人員及其效率和效益與私營企業比較日漸相形見絀,政府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才越來越受到懷疑,政府的權威不斷受到侵蝕和削弱,公共部門也越來越聲名狼藉,人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每況
107愈下。久而久之,政府危機便出現了。更為嚴重的是,政府危機不僅來自外部因素的影響,在政府內部,人們也產生與日俱增的無力感。許多公務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都認為,要在政府推動一項重大政策,即使不令人沮喪,也是困難重重的。雖然大家都在尋求改善和改革之道,但無論政府內、外的人士,都有這麼一種感覺︰公共管理的代價越來越高,其效率和效益卻越來越低。雖然政府危機重重,在不少國家甚至被貶得一文不值,被指責成問題的製造者,但奇怪的是,每當社會出現嚴重問題和危機,人們仍期望政府去解決、化解。隨 社會結構和關係日益複雜化,隨 人口素質的普遍提升,公眾在各方面的需求也與日俱增和多元化。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人們對政府又愛又恨。在知識經濟社會和信息時代,在全球化不可逆轉的形勢下,政府不僅面對信任、信心危機,還面臨一系列挑戰。這些挑戰,一方面是由於經濟全球化以及相關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世界衛生組織等)和非政府組織(NGO)在世界舞台上扮演 越來越積極、重要的角色,而使得各國、各地政府決策的自主權和能力相對減低,即政府的決策越來越受制於“國際標準”或全球一體化的法律及其體制;另一方面,則因為全球化、信息化令人的思想、行為及其價值規範發生急劇的變化,社會也失去了往日的穩定性。這種情況很容易令政府順波逐流或無可適從,政策也不得不持續地跟 調整。正是在這個人心思變、社會動盪、政策起伏的特殊時期,在危機成為常態的社會裡,政府變成了危機政府,需要不時去應付突如其來的各種危機,忙於奔命,很難找到明確的定位,缺乏足夠的時間去深思熟慮,而政府內部協調也時常失靈。看來,不得不承認,我們正處於一個歷史轉折的過渡期,政府的危機和挑戰都已經擺在面前,儘管有人認為政府今天的失靈,是由於它過往太過成功,換言之,政府是往日成功的犧牲品。的確,現代公共行政
108百年歷史中,成功比失敗的時間要長。不過,政府因社會而存在,是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既然當代政府陷入信任危機,面臨變革挑戰,唯一的出路,便是與時並進,進行改革。這便是 1980 年代以來公共行政改革席捲而來的主要原因。這些年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公共行政改革,無論是內部自動還是外部誘發的,無論是全面還是局部的,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過,公共行政的研究成果表明,一個國家的成功經驗,未必完全適合另一個國家,因為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其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不同。但當今世界自由市場經濟的壓倒性勝利,使得人們越來越相信自由競爭的優越性,越來越相信理想化的生產、交換與激勵模式的作用,越來越認為將市場手段運用於公共行政可以提高公共資源的利用率和效率,可以令公共利益最大化。因此,各國推行的改革有一點是共通的,這就是將市場經濟和私人企業管理的許多手段、工具以不同形式引入公共行政及其部門的管理,且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即使在實行社會主義或公有制的國家,這一方法也屢試不爽。因此,市場模式在當今公共行政改革中佔了上風,雖然市場經濟的勝利是暫時的還是永久性的,傳統公共行政的價值是否真的已經失去,仍然需要觀察。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論很多,多得難以消化。有學者評論英國行政改革時說,“問題並不在於這些有關如何使政府運作得更好的理念本身存在缺陷,而在於理念太多了;而且也沒有對哪種理念比較適合哪種情境以及理念之間是否相互兼容等問題進行系統分析”。 29蓋伊‧彼得斯(B. Guy Peters)將盛行的行政改革理論總結歸納為四個模式,即市場式政府、參與式國家、彈性化政府、解制式政府。“市場模式趨向於重視壟斷所帶來的負面結果,參與模式強調的是層級節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彈性模式關注組織永久性所引起的負面後果,而解制方法則強調公共組織的內部管制是造成公共組織功能失調的主要原因”。 30 換言之,所有模式
109都有的放矢,針對原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並從結構、管理、決策和公共利益層面分析,試圖作出改正和改進,其主要特徵為 31:市場式政府 參與式政府 彈性化政府 解制式政府主要診斷 壟斷 層級控制 永久性 內部管制結構 分權 扁平組織 虛擬組織 無特別建議管理按勞取酬;運用私 全面質量管理; 管理臨時僱員 更多的管理自由人部門管理技術 團隊決策內部市場;市場 協商;談判 試驗 企業型政府刺激公共利益 低成本 參與;協商 低成本:協調 創造性;能動性他認為,不管哪一種模式最基本的是問題的診斷。“任何改革的嘗試都意味 人們對變革的期望,每一個新的模式本身就說明了人們對政府部門存在的問題的根源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因此,這些新的模式都試圖將公民對其政府感到焦慮和不滿的模糊感覺,轉化成一組具體的因果關係”。 32 也只有對存在問題及其根源有一個正確、清晰的了解和認知,才有可能去考慮如何組織政府,應怎樣聘用、激勵和管理公職人員,以及公務員應在政策過程中發揮甚麼作用。當然,在推出任何改革舉措之前,當政者以及市民都應明白,改革的目的不僅僅為了破舊立新,而是為了獲得更多更好的公共利益。捨棄此點,任何模式都是空談,任何改革都沒有意義。公共選擇學派認為,政府組織規模龐大、複雜以及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成本過高,是效率和效能低下的根源。分散決策和執行政策的權力,即成立更細小、市場導向、自主的組織,或打破政府壟斷,利用私人或半私人組織在相互競爭的情況下,以外判形式來提供服務,是其中一個可行的改革方案。另一個重要的改革措施是,打破公務員的鐵飯碗,逐漸以短期合約取代終身僱用,以市場價格而非以資歷決定報酬和等級來擇優錄取人員,並以市場標準來評估其績效。
110也有學者將近年西方國家的改革模式統稱為“新公共管理”,其主要內容為提高公共部門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工作效率;增加政府實施的各種計劃和項目的有效性;通過職能轉移縮小公共部門的規模,削減預算開支;改善公共部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使公眾更加容易獲得公共服務,增強公共服務對公眾的反應能力;增加行政行為的透明度;完善公共機構的責任機制。 3 3實際上,這些手段已被廣為採用,社會也普遍接受。公共管理的許多責任,也逐漸轉由政府和非政府組織(NGO)、社團來共同承擔。然而,傳統的政府統治權論點認為,政府是行使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的唯一權力中心,依靠強制力和權威來集中掌控公共資源,政府的核心職能是確保並維護社會的公平、公正、平等和法治,公共行政亦以追求整體社會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為己任。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少是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具有不可分割和不可排除在外的特點,不似市場經濟中所提供的私人物品為特定團體或個人帶來利益。再者,公共物品若供應不足,也無法以市場競爭形式得到解決。還有論者指出,市場也經常失靈。這些問題,本質上涉及制度設計和選擇的問題。近年,在涉及政府職能上,大多數學者已經偏向大政府往小政府的轉變,行政改革也大多從全能政府往最小(簡約)政府演變入手,即政府逐漸收縮社會干預的範圍和活動的空間,政府的架構、人員和公共開支的規模也應該日趨縮減。這樣,以往由政府提供的許多公共物品和服務改由民間團體和私人企業去生產和供應,市場“無形之手”之作用則與日俱增。雖然社會仍然經常要求政府做這件事那件事,但市場的聲音正好相反︰政府是否管得太多太廣了?是否要集中反省哪些是不應該做的?那麼,政府應該做甚麼?不應該做甚麼?應該怎樣完成轉型?之所以有今天大政府主義的濫觴,許多政府之所以不斷自我膨脹,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失卻了自省的能力。近年,政府再造成為一場運動,而政府再
111造的基本目標,便是恢復其自我更新的內生力。那政府為何失去了內在改進動力(即所謂的“去功能性”)?為甚麼歷年來許多國家和地區運用各種不同手段試圖再造政府,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成功?因主持克林頓(Bill Clinton)時期美國行政改革名噪一時而被尊稱為政府再造大師的戴維‧奧斯本 ( D a v i dOsborne)及其工作小組在診斷美國公共行政問題時,總結出政府運作的五個神話:第一,慷慨神話︰認為政府只要肯花更多的錢、做更多的事,就能改進績效。而實際上,在“去功能性”的制度體系中投入大量的資金根本無法產生更好的效果。第二,保守神話︰認為政府開支越少、管得越少,就可以改進績效。而實際上,從“去功能性”的制度體系中抽去所投入的資金雖然可以節約納稅人的錢,但並不能改進政府績效。第三,企業神話︰認為只要政府像企業一樣運作,就能改進績效。而實際上,儘管企業管理的“隱喻”與管理技術可能有所裨益,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的現實相去甚遠。第四,僱員神話︰像慷慨神話那樣,認為只要給公務員足夠的薪水,他們就會盡職盡責。而實際上,如果希望結果改變的話,必須變革現有資源的使用方式。第五,人的神話︰認為政府只要僱用更優秀人士到政府來工作,就可以改進績效。而實際上,問題並不在於人,而在於這些人所深陷其中的那種制度。 3 4正因為這樣,奧斯本雖然稱官僚體制是“由天才設計而由白痴管理”的制度,卻並沒有完全否認傳統公共行政的作用,只歸咎制度未能與時俱進︰“在官僚體制走過的歲月裡,它的確起過重要作用。只要工作任務相對簡單、環境趨於穩定,這種體制便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在最近 20 年裡,官僚體制已經面臨土崩瓦解。當今世界裡瞬息萬變,技術革命、全球範圍內經
112濟競爭、市場日益分化、從業者受過良好的教育、苛求的顧客以及嚴格的財政限制,所有這一切都使得高度集權、自上而下的壟斷專權顯得過於老態龍鍾、反應遲鈍,在變革和創新方面顯得無能為力。”35為此,奧斯本提出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又稱五 C 戰略,即核心(core)戰略、後果(consequences)戰略、顧客(customer)戰略、控制(control)戰略和文化(culture)戰略。所謂的核心戰略,就是明確目標、角色與方向。行政改革者通常十分關注工具的選擇,而奧斯本則強調戰略的選擇,認為只應將工具“視為官僚體制的外接附件加以使用”,因為“在改革中如果不使用戰略,任何工具的運用效果都將大打折扣。僅使用工具卻不改變 DNA ,無異於將貴重種子播撒於不毛之地。也好像手中沒有建築藍圖,根本不知道房屋如何設計、承重牆位於何處,就想建造房子。這樣只會讓你瞎忙一陣,卻怎麼也無法封頂”。因此,只有正確選擇了戰略,才能擊中目標。戰略的要點是全局考慮和總體設計,並將掌舵和划槳分開,從而強化政府的掌舵能力。“掌舵就是制定目標,選擇達成目標的戰略,選擇實施這些戰略的組織,測量這些戰略和組織在目標達成過程中的運用情況並適時地做出調整”。“而後果戰略、顧客戰略、控制戰略和文化戰略重在關注如何改進划槳職能。核心戰略可以幫助確認前進的方向,剔除那些對達成目標無益的職能並為政府組織好整個‘行程’”。 36新西蘭的行政改革是最大刀闊斧的,也是最成功的一個例子。經過十年的改革之後, 1993 年,執政國家黨提出“通向 2010 之路”的願景,提出政府總體目標為發展經濟、保持社會內聚力,並將願景規劃轉變為政府各部門的具體政策和優先發展戰略選擇。在這個過程中,“自始至終,他們使用了核心戰略。新西蘭的再造者把那些與政府核心目標不相符的政府職能予以撤銷或實行私有化。其次,將與政府目標(如政策、規章制定、服務提供、執行)根本不同的職能徹底分離開來,並將這些職能置於不同的組織當中,因
113此,每種職能都能有效地達成其目標”。 37所謂的後果戰略,就是有序競爭、企業化管理和績效管理,將私營部門競爭、風險和賞罰分明的管理哲學引入公營部門。公共部門績效管理的最大難度,是無法達至量化。企業化管理和有序競爭,可以部分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無論是企業化管理還是有序競爭,都是為了引入私營機制以改進政府績效。 38所謂的顧客戰略,就是公共部門將市民視為顧客並對其負責,一是讓顧客選擇公共組織;二是“通過允許顧客控制資源,並將其置於相互競爭的服務提供者之中,把顧客戰略與後果結合起來”;三是“顧客質量保證,即制定顧客服務標準,並對那些很好地滿足了顧客需要的組織進行獎勵,否則,將對組織進行懲罰”。奧斯本認為,“如果民選官員能夠從顧客滿意的角度界定公共組織的目標,並使服務提供者為滿足顧客而負責,顧客戰略將會產生良好的影響。從長遠來看,只有生產出顧客和所有者都想要的產品,企業才算成功,公共組織亦然。有幾種方式可以使民選官員產生這種組合效應。即可以為顧客提供選擇權,並制定市場規則,因此,顧客的選擇能夠迫使組織生產出民選官員想要的產品。或者,他們可以將成功的定義理解為顧客服務和顧客滿意的標準”。 39所謂的控制戰略,一是組織授權,即由中央機構通過廢除一些規則或其他控制手段向下級機關授權;二是僱員授權,即通過減少或廢除組織內部的層級控制,將權力下放至一線僱員;三為社區授權。所謂的社區授權,乃指“將組織對決策、資源和任務等實質性控制權轉移給社區”,將公共組織的管理控制權從民選官員和公務員手裡轉移至社區成員手裡。換言之,政府放棄部分權力,來換取行政效率和服務水平的提高。社區授權猶如當年的地區自治運動將地區問題發還地區解決,是社會問題由社會解決即自我管理的一種方式,因為“人們對控制自己的環境比社區之外某些當局更有熱情、更加關切及更能負責任”,社區授權可以顯現多種
114優勢︰“社區對其成員比服務提供系統對其客戶更加關切;社區比專業服務提供商更加了解自己的問題;專業服務提供商和官僚機構提供服務,而社區則解決問題;機構和專業服務提供商提供‘服務’,而社區則提供‘關愛’;社區比大型官僚服務機構更加靈活並更富創造性;社區比專業服務提供商花費更少;社區比官僚機構或專業服務提供商更能有效實施行為規範、社區關注能力,而服務系統則關注欠缺。”41不過,需要省察的是,“即使社區授權獲得了支持和動量,也頗具冒險性。有時候以社區為基礎的方案也會失敗;有時候會因派性和衝突而陷入癱瘓;有時候腐敗會滲入”。 42 因此,要使此一戰略成功,必須跟社區簽訂明確的契約,落實責任制,並大力提高社區自我管理的能力。也只有這樣,社區才能成為政府的良好合作伙伴,從而減輕政府負擔,提高居民生活的質素,取得雙贏。控制戰略產生不同的反應,有人“相信自我控制,即強調應該相信大多數僱員能夠控制自己”;有人認為官僚控制對限制不良行為已不再特別有效,因為“自由裁量並不必然帶來腐敗,規章制度也不能保證絕對沒有腐敗”;也有人認為“並非所有形式的控制都應該消失。政府仍應該進行財政審計和審查,以對不當行為和犯罪行為予以曝光”。因此,奧斯本認為“只有組織中的人明白並致力於共同使命和目標,以及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時候,控制戰略才能發揮作用”。他還指出了實施控制戰略的五個步驟︰第一,要明確組織的使命和價值,並獲取僱員的信任;第二,確定希望取得的結果;第三,授予員工決策權,並提供產生結果所需的資源;第四,查實其是否正在產生結果;第五,不管結果如何,要求其對此負責。 43所謂的文化戰略,乃指變革組織及其成員的習慣,震撼心靈和心智,培養和塑造新的文化。一個組織改革成功與否,最關鍵的是組織內人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改變,否則“他們只在花園中一小塊一小塊地除去雜草,卻沒有創出花園中雜草無處可生的制度”。而在傳統組織文化氛圍中,公共官僚
115“相互指責,或指責外人,而不是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生活在擔心犯錯誤的恐懼中,而不是盡力創新;屈從性地接受平庸,而不是創造性地追求優秀;拒絕變革而不是適應變革”。所以,只有充分了解傳統公共官僚的文化特質並改變其基因,塑造新的組織文化,才能使得行政改革有實效。引導轉變的方法是“引入異例,並幫助人們理解;提供明確界定的新範式;建立對新範式的信心;幫助人們放棄原有範式;給人們足夠時間留在中立區;為人們提供試金石;提供安全網”。 44 當然,文化是潛移默化的,變量很多,改變範式決非一朝一夕的事,不是宣傳號召就可以見效的,需要不斷摸索實踐新思維、新方法,需要長期堅持不懈,還需要管理體制、尤其是激勵機制的支援和配合。奧斯本的政府再造理念,有異於傳統意義上的行政改革、重組或精簡,既不是政治體制改革,不是重組,不是減少浪費、政治欺詐或權力濫用,不是縮減政府規模,不是私有化,也不僅僅是使政府更具效率,不只是“全面質量管理”或“企業流程再造”。在他看來,這一切都只能產生“邊際改進”。他認為,再造是指“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並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激勵、責任機制、權力結構以及組織文化等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 45不過,奧斯本也擺脫不了以企業管理為目標的思維,直言不諱地指出“政府再造就是用企業化體制來取代官僚體制,即創造具有創新慣性和質量持續改進的公共組織和公共體制,而不必靠外力驅使”,就是“創造具有內在改進動力”即“自我更新機制”的公共部門,創造出“能與最佳顧客服務的企業相媲美的組織”,“使政府具備能夠應付無法預知的挑戰的能力”。 4 6(二) 澳門的路徑選擇前面重點討論了當代公共行政改革的趨勢中管理主義部分,其實,治道
116變革也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治道變革就是政府如何適應市場有效運行的需要來界定自己的角色,進行市場化變革,並把市場制度的基本觀念引進公共領域,建設開放而有效的公共管理體系。……從政府改革實踐上來看,當代各國政府改革的普遍趨向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進行政府職能轉變、放鬆管制、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把市場機制引入公共管理領域、實現政策執行的自主化等改革”。“治道變革意味 如下若干方面的變革︰一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公共選擇以市場為主,政府圍繞市場開展工作,更多的市場、更小而有效的政府已經成為西方各國乃至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識,並繼續成為 21 世紀世界各國政府改革的指導思想。二是政府與市場關係方面的改革在美國等國家轉化為一場重塑政府運動,雖然在削減社會福利支出方面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有的國家甚至有些回潮,但是在放鬆管制、公共領域引進市場機制、建立公共領域的內部市場等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47在此一背景下,我們應該重視當今政府治理變革中制度設計的基本理念︰“第一,社會公共管理的責任由政府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公民自主組織等共同承擔,重構政府與公民社會或民間社會的關係”;“第二,重新認識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與作用,重整政府組織與市場組織的關係”;“第三,從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設到有限理性假設,解釋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必然性的行為主義依據”,“同時,也將治理的理念具體貫徹在一整套行為規則體系之中,其核心是政府的職能及其限度、政府組織與市場組織的關係、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及其自主組織的關係”。其具體做法是:“第一,從公共物品基本性質分析入手,界定政府在公共物品提供與生產中的基本職能範圍,選擇公共物品提供與生產的多樣化的組織形式”;“第二,建立全新的政府行為評價標準,以新的控制手段改造政府機關及行政官員的日常行為方式,重塑行政組織的文化”;“第三,通過政府內部市場化(Inter Market)和準商業化(Quasi-Commercial)制度的設計,引入競爭機制,以提高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務提供的效率”;“第四,通過社區自主組織管理、外包、公私夥伴關
117係、民營化等途徑,以多種多樣的組織形式生產和提供各種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使公民組織、民營機構與政府組織共同承擔公共管理的責任”;“第五,建立有效的分權結構,倡導地方治理,並大幅度改革與調整政府內部的工作程序,建立更加簡潔、便利的行政工作流程”。 48回到我們討論的主題,在選擇公共行政改革路徑時,無可避免地需要顧及社會、市場和政府的關係。我們完全同意,“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屬於同等重要的地位,相輔相成,共同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政府可以幫助市場、校正市場,市場也可以幫助政府、校正政府,但二者並不是零和關係,於是又引入了公民社會‘這隻手’,作為一種緩衝力量,旨在彌補政府和市場在協調中的某些不足,但它也內在地存在 許多局限,它不能代替政府而享有合法的強制權力,也不能代替市場而自發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它必須建立在政府和市場的基礎之上,是對二者的補充。所以,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就如同一個全集內的三個相互交叉的子集,各有其獨立作用的空間,同時又有其協同作用的交集。三者應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市場對於資源配置具有天然的優越性,這也是當今各國政府進行市場化改革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點所在。然而,政府職能無論如何市場化,都不可能收縮到無為而治的地步。政府雖然不能作為經濟增長的直接提供者,但依然可以作為經濟增長的合作者、催化劑和促進者。……顯然,政府應該起掌舵而不是划槳的作用。而導航的最重要、最有力的方法就是開闢並指引‘市場航線’,即創立激勵機制以便引導人們向社會所欲達的方向行進,同時把大量的無數的具體決策留給市場參與者作出。具體來說,政府應該做的就是:為市場運行提供制度保障;為市場正常運行提供適宜的環境;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和管理;組織和保障公共物品的生產;調節物質財富的分配等。另外,作為政府和市場的補充,公民社會則在完成微利或者無利可圖的任務,需要有同情心和對個人關心尊重的任務,以及牽涉到貫徹道德準則和個人行為職
118責的任務方面傾向於更勝一籌。因此,只有在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之間建立一個有效互動網絡,使三者的優越性都得到充分發揮,從而逐步形成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足鼎立的局面,才能高效增進並合理分配社會利益。這也就是治理理論給予的啟示以及其欲達到的理想境界”。 49行文至此,已經十分清楚地可以看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應該選擇的路徑。雖然由於特殊的歷史發展背景,澳門的社會、市場和政府都處於低度發展狀態,但基本上可以均衡發展。換言之,政府、市場和社會的職責界線仍然清楚可分,無論速度如何,尚可齊頭並進。如今,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根據新的現實狀況及其發展需要釐清各自的職責,並創設機制建立三者之間的“有效互動網絡”和伙伴關係,最大化地發揮各自的優勢,齊心協力,共建一個人人安居樂業的特別行政區。正如前述,社會公共管理已經不再是政府獨有的責任,公共行政改革也不僅僅是政府的職責,亦非政府可以獨力完成,它需要社會和市場的支持和協作。不過,由於澳門回歸後主權、治權合一,從制度上政府的管治權威性明顯加強,且政府的權責在《基本法》有明確的規定,在促進三者良性互動的過程中,政府有條件也應該義不容辭地扮演主導的角色。這不僅僅是社會和市場的期望,也是澳門城市發展近 20 年來形成的政府引導社會和市場的傳統。再者,澳門市場和社會亦未成熟發達至產生足夠的推動力,來引導政府改革。也正因為這樣,公共行政改革深受關注和引人矚目,既要推動社會、市場的變革,又必須得到社會、市場變革的配合。這種情形,與西方國家主要由市場經濟和效率或者公民社會催生和推動行政改革的情況很不一樣。由此看來,澳門的行政改革不會是簡單的市場選擇,也不會是純粹的社會選擇,而是由政府引導、市場導向的社會選擇。而這種選擇,還很可能是法團主義主導下共識政治的自然結果。這樣的結果,儘管不利社會創新能力和決策過程透明度的大幅提高,也不利制度建設和公民意識的快速成長,但可以減少政治、行政決策的制約,容易達成共識,或許更適合澳門這樣的小
119社會。隨 電訊業和博彩業的開放,澳門的市場開放已經率先成功邁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其他行業的正式、非正式壟斷或專營狀況早晚會受到衝擊而引入更多的競爭。特區政府對內制定了“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經濟策略,對外加強區域合作,定位清晰且廣獲認同,同時,在完善法律和改善投資環境方面也不遺餘力,且取得一定的進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長期投資者。雖然在可見的未來,政府對市場的引導作用還會相當大,但兩者之間的角色會逐漸清晰,各自的職責將更加分明,之間的良性互動可望形成。近年來,高密度的民間社團發揮了團結友愛、守望相助的巨大作用,在穩定社會方面功不可沒,為特區初創階段的建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和良好的社會環境。最近在登革熱滅蚊運動、預防非典型肺炎清潔運動等突發事件中,民間社團再次顯示了其凝聚民間力量和組織動員的強大能量,也體現出政府與社會溝通合作的優勢。政府與社團應該進一步完善彼此之間的合作機制,尤其是使用控制戰略引進社區授權模式和服務外判形式,建立穩定互信的制度化伙伴關係,加強之間的合作。在合作過程中,再逐步分清各自的權責,找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方式,提高公共資源的效益,令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由於控制公共資源並掌握資助批給權,引導作用是十分明顯的,責任也十分重大。澳門社團擁有十分豐富的自我管理經驗,但仍需大力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社團經過多年的原子化演變,是否應該回到聚合的發展軌道,起碼在同類活動和同類服務中加強協作或建立戰略聯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資源,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一個課題。可喜的是,民間社團已經開始不斷調整自己的定位,運作趨向制度化,職能趨向專業化,決策趨向民主化,領導成員趨向年輕化。可以預期,隨 中產階級的日益成形及其力量的壯大,公民社會可望得到較快的成長且發揮越來越積極明顯的作用。一個自主的強勢社會,無疑可以彌補法團主義共識政治的某些缺陷,可以更好地推
120動市場開放和公共行政健康發展。這一切,為公共行政改革創造了有利條件,也將為公共行政改革帶來動力和壓力。然而,因為回歸後的澳門仍然需要一個新的過渡期,現階段更加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以推動及保證社會和市場的轉型,所以,澳門公共行政改革面臨雙重的挑戰︰既要完成自身的變革和轉型,又要在這個過程中確保自己的權威性和施政的有效性,以協助、引導社會和市場的轉型、成熟,順利過渡。毛壽龍認為,建立有效政府對於可持續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有效的政府不僅是技術上有效的政府,而且還應該是具有配置效率、制度效率和動態效率的政府。有效政府應該是有限、法治、分權、民主的政府。“有效政府的制度平台要素不是獨立的,任何一個方面的變革,如果缺乏其他方面的相應變革,實際上是難以成功的。首先,如果沒有民主、分權和有限政府的支援,法治政府就很容易因為專制、集權和政府職能沒有限制而難以成功,即使有所成就,也易於退化為人治政府”;“其次,民主政府如果沒有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以自治為基礎的分權政府的制度支援,也難以建設成功,即使有所成就,不是易於退化為專制政府,就是難以造福於社會,支撐持續的經濟增長”;“第三,分權政府,如果沒有法治、民主、市場的制度支援,同樣難以取得成功。許多國家的實踐表明,沒有健全的法治框架、沒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比較完善的市場制度,分權很容易遭到失敗,最後重新走向集權,最後在導致僵化的集權與導致紛亂的分權之間來回徘徊”;“最後,有限政府如果沒有法治、民主和分權的制度支援,同樣難以成功,也比較易於退化為無限政府。因為任何權力都有自我擴張的傾向,任何人一旦擁有權力,都會不自覺地沾染上‘重要感’、‘萬能感’的幻想。在有憲政制約、法律制約、民意制約和分權框架制約的情況下,權力還有自我膨脹的傾向,更何況不存在這些制度制約之時了”。 50澳門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權限及組織框架,已經在《基本法》有明確詳盡
121的規定,有效政府的法治、民主、分權等必要因素均已齊備。有限政府涉及到政府職能和規模這兩個最多人關心的問題。在這方面,婁勝華通過縱向自身對比和橫向國際比較研究,得出的初步結論是︰“1. 政府職能上,逐漸放棄‘小型政府’傳統,不斷擴大政府作用範疇,集中表現︰一為大規模的公共設施投資;一為全面介入社會民生福利事務。回歸之後,市民政治身份的轉變,導致社會對政府的訴求與日俱增;同時,特區政府受政績驅動和適應自身角色調整的需要,樂於對社會訴求積極回應。2. 組織機構上,澳門政府過度的集權和控制導致管治和執行有效,但持續的專業化造成整體性、協調性不足,行政體系的決策能力,尤其是處理危機和應變、規劃和預測能力不足。自從《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之後,歷任總督對政府的機構和部門實行‘加法’式的專業化配置,機構部門越分越細,內部層級越來越多,其合理的一面是推進了與工業化相匹配的現代理性官僚制在澳門的迅速建立,同時,專業化帶來了行政體系整體性和協調性問題,影響並制約了政府能力的均衡發育,政府在宏觀決策、危機處理與應變、發展規劃方面顯得力不從心。3. 政府員額上,總量擴張的持續性和跳躍性導致人員規模偏大。縱向對比表明,在澳葡時期最後 17 年內,澳門總人口增長了 64% ,而政府公務人員卻增長了三倍多,本地總產值增長了六倍不到,而公共開支的增長超過了12 倍。不僅表現出嚴重的不對稱性,而且大大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年均增長0.03% 的合理幅度。橫向對比顯示,澳門公務人員總量的相對指標值,比東亞四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平均數超出近一倍,在用作對比的微型國家中處於中等偏上水平,公務員佔就業人口的比例已逼近發達國家的平均值”。 51我們認為,由於各地的歷史文化背景、地區規模及其發展模式、過程、水平都不一樣,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比較,得出的結果都只有參考價值,很
122難照搬套用。當然,這不等於說不需要或不值得關注澳門公共行政規模不斷擴大的趨勢及其繼承性缺陷的某些問題,尤其是公共行政外生型設計所造成的適應性問題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自足性問題,以及上述“整體性、協調性不足,行政體系的決策能力,尤其是處理危機和應變、規劃和預測能力不足”的組織問題和公務人員層次、職業、素質等結構性問題。不過,我們仍然更加關心政府與社會和市場的權責分工及其關係,因為公共行政存在的這些問題如果配合社會和市場發展的動態來考慮,在三者良性互動過程中應可相對容易找到解決的方法,且有可能將某些不利因素轉化為有利條件。一句話,改革的路徑應該是綜合性、全方位的,並應長遠規劃。在現階段,還要盡量揚長避短,不為各種各樣的制約因素束縛我們的思維,如制訂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的經濟發展策略那樣,在客觀承認困難和限制因素的同時,集中力量充分挖掘利用優勢,然後再去化解不利因素。四、餘論特區成立之初,有人認為應借百廢待舉之機,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但政府沉 應對,以穩定為重,推行固本培元、穩步發展的政策。事實證明,此一政策符合澳門歷史發展背景和現實情況,是正確、有遠見的。穩中求變,是一個基礎薄弱的社會應該採取的發展策略。特區政府在完善組織架構、推出便民措施、改進公務員服務態度方面的工作取得初步成果後,又提出從修改法律 手展開行政改革,並成立公共行政觀察站開始相關的討論和研究。無論行政改革的深度、廣度如何,都必然涉及到社會、經濟的各個部門、行業的利益。政府每走一步,都可能牽動甚大、甚廣,特別在利益原子化的社會,歸納理順各種關係並不容易,需要心平氣和、冷靜地充分周全考慮。例如備受批評的公務員,其利益也需要照顧到,以盡力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避免將公務員推到改革的對立面,使得改革過程更加暢
123順,改革成績更加理想。然而,世界局勢風雲變幻,經濟知識時代一日千里,又必然產生許多不可預測的變數。澳門博彩業開放後,經濟、社會格局也會順應產生變化,一些新產業會應運而生,某些傳統行業也會受到衝擊甚至萎縮;一些社團會興起和壯大,另一些社團會失去往昔的重要性,有些社團可能還會重組或建立某種聯盟協作關係,經濟、社會各種不同利益及其關係難免要經過一個互相調適的過程,而且此一過程可能要經歷比較長的一段時期。對此,我們應有充分的心理準備,難以操之過急。如果選擇在此時全面推行行政改革,既有便利之處,亦不無難以預測的風險,需要充分評估利弊,認真考慮如何平衡各種利益,使社會不必承受太大的衝擊或付出太高的代價。由於現行公共行政制度自 1980 年代建立以來,雖不停修修補補,卻從未作出全面、系統、徹底的檢討,因此,另一個選擇是制定戰略,從長計議,創造更多更好更成熟的條件,即待社會、市場和政府在回歸後新形勢下運作、磨合一段時間並各自找到自己較明確的定位後,確定政府的核心目標,再根據政府未來 5-10 年的施政目標通盤考慮,集思廣益,深入研究論證,重新總體設計政府的中心職能和組織,然後分階段將現有人員機構過渡進去。這也就是我們多次提及的總體規劃設計、分區拆遷重建的構思。在現階段,只去除不可行之處,局部調整修改相關法律以及政府部門的職能和組織,並盡可能與未來總體規劃作出呼應和配合,待時機成熟,標本同治,創建一個符合特區發展需要且具創新能力的公共行政。註釋︰1 梁治平︰《市場‧社會‧國家》,載《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北京︰三聯書店, 1 9 9 6年,第 4 頁。2 同上書,第 2 頁。3 陳欣欣︰《澳門社會的轉型》,載吳志良、陳欣欣︰《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成人
124教育學會, 2000 年,第 165-166 頁。4 金耀基︰《金耀基社會文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1985 年,第 201-227 頁。5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導論:理論與方法》,未刊稿。6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 9 9 2 年,第 5 6頁。7 婁勝華前引文。8 陳青松、李梅英︰《澳門在經濟全球化中的區域合作優勢、挑戰及前景展望》,載《大眾報》, 2003 年 3 月 29 日。9 王海港︰《澳門經濟落後的根本原因︰制度問題──從新制度經濟學看澳門的經濟績效》,載《澳門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12 期, 1999 年 9 月,第 54 頁。10 王海港前引文,第 56 、 57 頁。11 陳青松、李梅英前引文。12 吳志良︰《生存之道──澳門政治發展與政治制度》有關章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8年。13 吳志良︰《本世紀澳門政治行政組織的變革》,載《澳門政治社會研究》,第 71 -9 9 頁。14 吳志良︰《港澳政治制度比較:澳門的挑戰》,載《澳門政治社會研究》,第 8 - 1 7 頁。15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第 1 6 3 頁。16 同上書,第 40 、 41 頁。17 陳青松、李梅英前引文。18 國內和台灣的統計數字,參見王名、劉國翰、何建宇︰《中國社會改革──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年,第 105 頁。19《社團登記不能聽之任之》,載《澳門日報》, 2002 年 5 月 10 日,“新聞小語”。20 婁勝華前引文。21 王海港前引文,第 5 5 頁。22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 0 0 1 年,第 7 頁。23 同上書,第 53-54 頁。24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第 231 頁。25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第 9 3 頁。26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第 2 72 頁。27 廖美香︰《外界對中國誤解太多──訪經濟學權威鄒至莊教授》,載《信報》月刊, 2003年 3 月,第 51 頁。28 婁勝華前引文。29 蓋伊‧彼得斯︰《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第 152頁。
12530 同上書,第 129 頁。31 同上書,第 23 頁。32 同上書,第 21 頁。33 王滿船︰《西方行政改革的新公共管理模式評析》,載《中國行政管理》,第 5 期, 1999年,第 29 頁。34 戴維‧奧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第 14 頁。35 同上書,第 18 頁。36 同上書,第 67 、 68 、 107 、 92 頁。37 同上書,第 91 、 92 頁。38 同上書,第 131-152 頁。39 同上書,第 184 、 185 、 179 頁。40 同上書,第 216-217 、 229 頁。41 同上書,第 230 頁。42 同上書,第 232 頁。43 同上書,第 214 、 215 頁。44 同上書,第 24 、 256 、 263 頁。45 同上書,第 14 頁。46 同上書,第 14 、 15 頁。47 朱立言︰《治道變革:西方發展新趨向──評〈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參見http://www.wiapp.org 。48 孫柏瑛︰《當代政府治理變革中的制度設計與選擇》,載《中國行政管理》,第 2 期,2002 年,參見 http://www.wiapp.org 。49 閆娟︰《2 1 世紀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的三足鼎立──來自治理理論的啟示》,參見http://www.wiapp.org 。50 毛壽龍︰《有效政府的基本邏輯》,參見 http: / /www.wiapp.org 。51 婁勝華︰《澳門政府規模的實證研究》,載《學術研究》,第 3 期, 200 3 年,第 66 頁。52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載《澳門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第16 期, 2003 年 3 月,第 51-57 頁。(原載《澳門 20 03》,楊允中編,澳門︰澳門基金會, 20 03 年)
126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 ISO 9000與服務承諾在澳門公共行政的建立高炳坤 *一、前言21 世紀即將來臨,世界各國政府均致力提高行政效率,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各國市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也隨 社會的發展不斷提高,因此,諸如美國、英國、歐洲大陸各國、馬來西亞、香港等國家或地區都推行以顧客作導向的改革計劃,為的是改善公共服務品質、提升行政效率及回應市民訴求的能力。澳門政府在 1999 年《施政方針》的行政和公職領域中亦提出了“研究 ISO 9000 品質標準管理系統在公共部門應用”的計劃,以便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在以上各國政府中,馬來西亞政府是最有系統地全面推行公共服務 ISO9000 認證的政府。根據其經驗, ISO 9000 品質標準系統能否在公共部門裡成功推行要取決於一系列的因素,例如:部門最高層的共識及支持、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文化的建立以及各工作人員對 ISO 9000 的認識程度等。因此,本文就顧客導向作為公共服務發展的方向, ISO 9000 品質標準系統的簡介及效益,以及 ISO 9000 系列品質標準系統在馬來西亞政府內推行時所遇到的種種問題進行探討,並借鑒以顧客導向來改善公共服務的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提*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行政現代化廳廳長
127出先建立“服務承諾”系統,繼而逐步推行 ISO 9000 品質標準系統的方案,以逐步完善政府提供的服務。二、甚麼是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現今的社會環境不斷變化、競爭激烈,政府所需處理的事務日益繁多及複雜,但資源卻又相對有限,因此,如何建立一個既順應環境變化又有競爭能力的政府便成為各國所面對的問題。不少公共管理學者認為只有把企業精神引進公共部門,才能建立一個高效率、重效益、高透明度的企業性政府。正如 1992 年戴維‧奧斯本(David Osborne)與特德‧蓋布勒(Ted Gaebler)在其所著的《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 公營部門》一書中強調,政府機關應以顧客導向、注入競爭因素等精神,把使用政府服務的市民視為顧客;通過企業管理的方法了解及滿足市民的需求、重視計劃的效果及成本等方面以達改革的目的。在 1990 年代,各國均以顧客導向作為改革計劃及提供公共服務的其中一個指導思想,例如:1992 年美國《國家績效評估報告》(Report of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中提出“政府要服務的是我們的顧客”,強調公共服務以顧客為導向,並將市民需求作為行政機關提供服務的指南;英國政府頒佈的《市民憲章》(Citizen’s Charter),強調給予市民完善的服務,並注意到不同類別市民的特殊需求;馬來西亞政府提出的《顧客憲章》(Client’s Charter)及 ISO 9000 計劃,強調有效的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不能低於私人企業所提供的;而鄰埠香港也提出類似英國《市民憲章》的“服務承諾”(Performance Pledge)等。由此可以看到顧客導向是公共服務的發展大方向。
128三、服務品質顧客導向就是以顧客的需求作為發展公共服務的指南,也就是要向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滿足顧客的需求。在這簡單直接的解釋中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就是何謂優質的服務?另一就是甚麼水平的服務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首先,根據品質管理學家 V. A. Zeithaml 、 A. Parasuraman 和 L. L. Berry 等人採用焦點小組形式訪問了接近二千名顧客(這些被訪者是代表廣泛的服務機構及這些機構的服務消費者)的結果顯示 1 ,影響服務質素的因素主要有:可接近性、保證度、溝通、能幹、符合、謙恭、缺陷、耐用性、關懷度、仁慈度、表現、可靠度、反應度、安全性、可見度。其中“可靠度”、“反應度”、“保證度”、“關懷度”和“可見度”是影響服務最重要的五個方面:1) 可靠度:指機構提供可靠及兌現承諾的服務的能力。2) 保證度:工作人員應是禮待及關心顧客,並具備豐富的專業知識。3) 關懷度:指工作人員給予顧客的關心和照顧。4) 反應度:指工作人員樂於協助顧客,並為顧客提供即時服務的意願和準備。5) 可見度:指機構可見得到之設施、出版的刊物以及工作人員的儀容等。因而,提供服務的機構必須注意以上足以影響服務質素的因素,尤其是最重要的五個方面,以顧客的要求作為標準,以適當的設備,具專業知識、友善並樂於協助顧客的工作人員提供可靠及兌現承諾的優質服務。同時,有關資料又顯示,對顧客而言最重要的因素以“可靠度”為首位,通常指顧客會依據過去該產品和服務之特徵而形成對它們的期望,也就是認為未來的服務亦獲得同樣的質素;倘若有太多的“差異”出現在產品製造或服務提供的過程當中,則顧客會以為存在 質素問題,因而管理階層要
129制訂標準及規格,以防出現令服務質素降低的問題。顧客這種以比較來衡量品質的心態,可帶出機構如何去滿足顧客的需求這個問題。首先,機構必須以過去的產品和服務標準為基礎,不斷改善品質,滿足顧客。其次由於現實中並非只有一家機構向顧客提供所需的產品和服務,因而存在機構與機構之間的比較,甚至國與國之間的比較。因此,機構除了要不斷保持服務的水準外,還要在不斷改善品質的基礎上最終達至或超過國際公認標準。四、 ISO 9000 品質標準及馬來西亞政府的推行經驗(一) ISO 9000 品質標準的基本概念、組成及可帶來的效益 2ISO 9000系列標準是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在 1987 年頒佈的一個規範性和依據性文件。它規範了組織為滿足顧客需求而建立的產品 / 服務品質管理及保證系統的基本組成元素,從而建立一個能保證在整個提供服務的流程中對可能導致產生錯誤的環節採取預防措施的系統,目的是為保證服務在第一次便符合顧客要求,減少不合格的產品或服務所造成的費用,從而改善成本結構,提高效益。 ISO 9000 是一個顧客導向的系統,它強調的是:1) 事前預防而不是事後補錯;2) 不斷複核及改正重要的流程環節;3) 所有工作都是以政策及程序文件作為基礎;4) 保存有關品質紀錄作為採取必須行動的依據。如下圖, ISO 9000 品質標準系統整個流程是由顧客作開端,透過制訂一系列的規範性文件,如品質手冊、程序手冊、工作指引及證明文件來規範每個程序的結果,同時對每個程序進行控制及保證其正確性,從而生產能滿足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130圖 11. ISO 9000 主體標準的組成如下圖所示 ISO 9000 系列的主體標準是由五份獨立而相關的文件組成。ISO 9000 質量保證控制 控制 控制顧客 投入 進程 產出 顧客文件︰質量手冊──品質政策和目標程序手冊──怎樣完成這工作和由誰來做工作指引──如何執行一項特殊的工作證明文件──紀錄及其他
131主體標準ISO 9000 ISO 9004 ISO 9001-9003使用或實施指南 質量管理 質量保證要求(1)ISO 9000-1 (1) ISO 9004-1 (1) ISO 9001選擇和使用 通用指南 設計、開發、生(2)ISO 9000-2 (2) ISO 9004-2 產、安裝和服務9001至9003的實施 服務 (2) ISO 9002(3)ISO 9000-3 (3) ISO 9004-3 生產、安裝和服務9001在軟件中的應用 流程性材料 (3) ISO 9003(4)ISO 9000-4 (4) ISO 9004-4 最終檢驗和試驗可信性大綱管理 質量改進圖 2ISO 9000 及 ISO 9004 為指引, ISO 9000 是 ISO 9001 、 ISO 9002 、 ISO 9003三份品質保證要求的選擇及使用指引, ISO 9004 則是機構發展品質系統的指引。而 ISO 9001 、 ISO 9002 、 ISO 9003 是適用不同範圍的品質保證要求, ISO9001 適用於設計、發展、生產、安裝及服務, ISO 9002 適用於生產、安裝及服務, ISO 9003 適用於最後檢驗及試驗的範圍。雖然這三套的品質保證要求規範的範圍有所不同,但正如下表所示,他們之間對各元素的要求,只有在設計控制、採購、工作程序控制及服務上存在分別。
132表1 ISO 9001、 ISO 9002、 ISO 9003標準系列的各項元素元素 說明各系列所涵蓋的條款ISO 9001 ISO 9002 ISO 90031 管理責任 2 品質系統 3 合約檢討 4 設計控制 5 文件控制 6 採購 7 顧客供給物料控制 8 產品識別及追索 9 工作程序控制 10 檢驗與測試 11 檢查、量度和測試儀器之控制 12 檢驗與測試的狀況 13 不及格品的控制 14 糾正及預防措施 15 處理、貯藏、包裝、保存和遞送 16 品質紀錄的控制 17 內部品質系統審核 18 訓練 19 服務 20 統計學的採用 2. 推行 ISO 9000 可帶來的效益ISO 9000 是通過對每個程序進行控制以達到預期目的,機構若能達到以上的各項要求,將取得以下效益:(1) ISO 9000 品質標準要求預先計劃工作,制訂一套包括品質手冊、程序手冊、工作指引等的結構性文件。這一系列的文件為員工提供了控制與操作的方法,減輕了管理階層的工作,而且如工作人員按照這些既定的程序辦事便能保證正確的結果,機構的績效亦可得到改善。(2) ISO 9000 品質標準要求系統的使用者必須維持有關品質的文件紀
133錄,這樣,透過系統便可偵察偏差的出現及找出其產生的原因,從而採取糾正行動。(3) 通過收集、分析及檢討有關質量紀錄的數據,對過程、產品或服務的表現作出評估,從而改善機構的績效及保證顧客滿意程度。(二) 馬來西亞政府推行 ISO 9000 品質管理系統的經驗 3馬來西亞政府於 1996 年開始推行 ISO 9000 品質管理系統計劃,整個計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計劃在 2000 年所有中央及地方的一千多個公共部門至少有一個核心流程取得 ISO 9000 認證,並以這階段所取得的知識及經驗作為基礎以開展第二階段的全面認證。馬來西亞政府的整個計劃將歷時四年,根據有關資料,計劃推行期間曾遇到一些問題,現就發生的問題作介紹及提出推行計劃所必須注意的地方。首先是管理上的共識。存在管理上的共識是推行的必要條件,否則必然失敗。一方面,管理層必須積極參與,提供各種資源及進行審查評估,更正及預防錯誤的發生,而且 ISO 9000 的應用牽涉到公共部門組織文化及工作方式的轉變,管理方式也必須相應地作出配合,所以管理層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及推行的技巧才能在管理方式上作出配合,使部門整體運作上符合 I S O9000 的要求。另一方面,其他工作人員的積極參與也同樣重要,他們不僅要按 ISO 9000 的工作指引工作,而且要對不斷完善工作提出意見,因此各工作人員也需對系統有正確的認識及建立優質服務的文化,才可確保機構的良好運作。第二是 ISO 9000 系列標準在公共部門應用的解釋。 ISO 9000 系列標準雖然適用於製造業及服務業、顧客導向及產品導向的環境下,但 ISO 9000 最初畢竟是以製造業及產品導向的環境而設計,因此在服務業尤其是公共部門應用時有必要對一些概念、定義作出解釋,從而使各公共部門對 ISO 9000 有更清晰的理解。
134第三是對 ISO 9000 作用的正確理解。在開展 ISO 9000 的應用工作中,所有人員必須認清 ISO 9000 所能做到的及不能做到的。品質保證證書的取得只是證明品質管理系統的存在,並不代表提供的服務一定符合顧客的要求,只有在機構管理層及員工具有顧客導向的思想,並在機構本身的有效管理與ISO 9000 品質管理系統的互相配合之下,才能提供良好的服務。除此之外,ISO 9000 所規定的要求只是保證服務品質的起碼要求,並非最終的目標,機構本身仍然需要不斷改進服務品質。第四就是品質系統所需的文件製作。要落實 ISO 9000 的各項標準及取得認證,必須建立一系列的文件系統來進行管理及控制,包括品質手冊、程序手冊、工作指引及作為品質活動證據的紀錄。編寫手冊之前,必須對各流程進行分析及合理化,才進行手冊編寫。因為手冊編寫後如有關流程有改動,便會引致手冊的重新編寫,造成大量的工作重複,同時,編寫手冊的人員需要相當的技巧。為了解決以上的問題,馬來西亞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過參考澳洲及英國的經驗,擬定了一份行政指導性的文件,把 ISO 9000 的目的、概念、原則及在公共部門推行的指引逐一列明解釋,以明確推行 ISO 9000 的作用、各部門的責任及推行的步驟。向管理層、各部門的 ISO 9000 專責代表,以領導計劃的推行及處理來解決由於各方面的轉變所產生的問題,確保計劃的順利推行。綜合以上馬來西亞推行 ISO 9000 計劃的經驗,如政府部門要推行 ISO 9000計劃,管理層對 ISO 9000 的認識及支持、各工作人員的配合,建立顧客導向的優質服務文化是整個計劃的首要條件及關鍵。馬來西亞政府早在 1989 年就開始推行優良工作文化運動,為顧客導向的服務文化在政府的建立打下基礎,到推行 ISO 9000 時在服務文化及人員的相關技術適應性方面都有一定基礎,雖然遇到問題,仍可在短期內解決。在澳門公共行政內顧客導向服務文化的基礎比較薄弱,因此,參考以上提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在澳門
135公共行政內先推行“服務承諾”以建立顧客導向的服務文化是比較適合的。五、“服務承諾”及其品質管理系統(一)“服務承諾”的背景1992 年英國政府為了提高行政的整體質素,使公共服務的效果比服務對象所期望的還要好,開始推行“市民憲章”計劃。市民憲章標榜四項主題:1) 提升服務品質;2) 享用服務時有更多的選擇機會;3) 人民可以要求知曉服務的標準;4) 確保經費運用的適當性。 4計劃推行後,各個涉及到民生領域的行政機構(如衛生、教育、英國鐵路、住房、道路等)均發佈了他們自己的憲章。例如,《英國鐵路市民憲章》,對每條鐵路路線都訂定了準時的和可靠的目標。教育部門發佈的《父母憲章》,規定要為家長們提供更好的信息,以幫助他們對孩子的教育問題作出決定。衛生部門發佈的《病人憲章》,規定了病人等待住院的最長時間等。隨後,歐洲及亞洲的一些國家都先後採用了類似的制度,如法國的《公共服務憲章》、比利時的《公共服務使用憲章》、葡國的《品質憲章》、中國的《服務承諾》、馬來西亞的《顧客憲章》及香港的《服務承諾》。(二)“服務承諾”及其品質管理系統簡單來說,“服務承諾”是在管理階層帶領及屬下工作人員的參與下,為滿足顧客的需求而訂定的書面承諾。它使顧客在接受服務前已清楚知道他們將會得到的服務水平,從而監察和評估政府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促使政府部門不斷改進、完善服務。 5 同時,“服務承諾”把企業服務顧客的態度、要求帶進公共行政部門,把政府服務的使用者當作顧客,以“優質服務─我們承諾”服務市民。
136為了達到以上目標,部門必須分析現行的工作程序、作出改善、釐定標準、接受意見、進行評估並加以跟進,因此,“服務承諾”不僅是一紙承諾,而是一個如下圖所示的以不斷改進工作、共創優質服務為目的、包括工作及流程分析、制訂工作目標、監督執行、評估成效等環節的管理系統。圖 3(三)“服務承諾”的作用“服務承諾”系統也是一個顧客導向的品質管理系統,強調顧客的意見、滿足顧客的需求,此計劃的推行可改善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及提高市民對政府的滿意程度。此強調管理層及工作人員共同參與,根據顧客的意見制訂目標(承諾),一方面為管理層評估工作人員的表現及為工作人員工作提供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能提高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及認識顧客導向的服務文化,為公共部門建立顧客導向的服務文化打下穩健的基礎。各國推行此計劃後都取得明顯的效益,現以鄰埠香港的成效為例作介紹。香港政府自 1992 年開始推行此計劃,直至 1998 年末,有 50 個直接向市機關最高領導人的支持及員工的參與工作及流程分析(不斷持續改進工作)不斷改進工作提供優質服務監督執行制定目標(新承諾的制定)評估(通過市民投訴及回應的內部評估機制)
137民提供服務及 12 個向政府內部各部門提供服務的部門參加此計劃。根據香港政府最近發表了一份有關計劃的評估資料,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市民滿意政府部門以承諾為標準的表現及政府部門回應市民的意見,並覺得“服務承諾”是有用的,另外超過六成的市民覺得“服務承諾”對政府部門改善服務質素幫助很大。同時,結果亦顯示,有接近九成已推行此計劃的政府部門認為:此計劃能提供有效管理工作人員的標準,有超過七成的政府部門認為此計劃對部門日常運作的管理、工作人員認識顧客導向提供服務的概念及管理政府部門與顧客的關係等方面均是有效的。六、結論總結以上所述,顧客導向已是公共服務發展的大方向,必須為顧客 / 市民提供品質優良的服務,使顧客滿意, ISO 9000 與服務承諾是兩個同以顧客導向作為指導思想的,但側重點及要求不同的品質管理系統, ISO 9000 是強調利用各個文件對每個流程的控制及第一次就為顧客提供符合標準的服務,而服務承諾則強調管理層工作人員及顧客的參與和不斷改善服務。根據馬來西亞的經驗,顧客導向服務文化的建立及管理上的共識是推行 ISO 9000 的關鍵,從澳門公共行政現時的情況看,顧客導向的服務文化只處於仍相對薄弱的初級發展階段,推行 ISO 9000 的基礎不穩,而且,根據國際標準化組織近期的資料顯示,他們正在修訂 ISO 9000 品質標準,並將於 2000 年出版,將更強調顧客的參與及其滿意程度和不斷改進,即“服務承諾”所強調的也將在ISO 9000 2000 年版中加以強調。因此,對澳門公共行政而言,首先推行“服務承諾”制度是比較適合的,一方面可以在現時的服務為基礎上進行改善,另一方面在機關與市民的共同參與下制訂新的服務標準,提高顧客 / 使用者的滿意程度和工作人員的責任感,從而使市民和公共行政工作人員能共同參與,為建立一個以顧客為導向,向市民提供優質服務的澳門政府作出努力。
138註釋:1 V. A. Zeithaml, A. Parasuraman & L. L. Barry, Delivering Quality Servic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p . 2 7 ;轉引自梁偉康與陳洪濤︰《在服務機構推行全面優質管理》,香港集賢社, 1 9 9 5年,第 163-165 頁。2 Malaysia Administrative Modernis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Unit, The Civil Service of Malaysia:Towards Excellence Through ISO 9000, 1996, pp. 11-17.3 Musalmiah Hj. Asli, Building Quality System Through ISO 9000, The Seventeenth General Assembly andConference of Eastern Regional Organization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7.4 The Citizen’s Charter – Raising the Standard, presented to Parlia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1992.5 Malaysia Administrative Modernis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ning Unit, The Civil Service of Malaysia:Towards Excellence Through ISO 9000, 1996, pp. 89-101.參考書目:1.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Putting Customers First’ 99.2. 林漢川主編:《ISO 9000 系列叢書》,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6 年。3. 《服務市民》,香港政府, 1 99 5 年。4. 《服務承諾計劃》,香港政府, 1 9 9 8 年。5. 戴維‧奧斯本(David Osborne)與特德‧蓋布勒(Ted Gaeb1er)著:《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 公營部門》,上海譯文出版社, 1 9 9 6 年。(原載《行政》雜誌,林瑞光、鄭亞洲編,澳門︰行政暨公職司,總第 44 期, 1999 年 6 月)
139澳門公營事業民營化前後的比較研究司徒英杰 *一、廢料清理民營化的現實必然性(一) 外國廢料清理的民營化在不少的國家,廢料清理服務很早就採用民營化的方式,其實踐都證明,在效果相當於或優於政府服務的前提下,民營的廢料清理服務比政府服務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效率是指資源在經濟上的適當配置,有效率意味每單位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如以最低的成本取得一定的服務質量(效果)。由 1977 年至 1987 年十年間,不同的學者分別對不同的國家進行了調查,結論都表明,民營的廢料清理服務比公營的效率要高,而且,由於多數的民營化都採用合約外包的形式,質量(效果)的條款都能載明於合約內而即時得到保證。E. S. Savas 在美國 1378 個城市展開了調查,發現廢料清理合約外包較有效率,公營比民營的成本高 12% 。Pommerehne 和 Frey 對瑞士 103 個城市的調查顯示,公營廢料收集的平均成本比民營的高。Hamada 和 Aoki 對日本 211 個城市進行了調查,結果表明,市政的廢料收* 澳門大學學生事務處主任
140集成本比合約外包高出 124% 。McDavid 調查了 126 個加拿大的城市,發現公營的廢料清理成本比合約外包高 41% 。而 Cubbin 、 Domberger 和 Meadowcroft 從 317 個英國城市的調查中,發現公營廢料清理的效率比合約外包低 20%(見表 1)。表 1 學者對各國公營和民營廢料清理效率的調查 1年份 學 者 調查國家 調查城市數量 結 論1977 Savas 美國 1378公營收集比合約外包成本高 12%1977 Pommerehne和Frey 瑞士 103公營收集比民營的平均成本為高1981 Hamada 和 Aoki 日本 211市政收集比合約外包成本高 124%1985 McDavid 加拿大 126公營收集比合約外包成本高 41%1987Cubbin, Domberger和英國 317公營收集比合約外包Meadowcroft 效率低 20%由此可見,外國廢料清理民營化的實踐,為澳門廢料清理服務的民營化樹立了很好的先例和模樣。(二) 澳門其他公營事業的民營化廢料清理民營化之前,澳門對民營化的實踐並不陌生,例如:自來水供應、電力供應、電話通訊、集體運輸、泊車服務等,都分別先後地實行了民營化,而效果和效率都有目共睹。以電話通訊服務為例,該服務在 1982 年實行民營化,以特許權形式從澳門郵電部門分離出來。股權由英國大東電報局集團、葡萄牙電訊集團和香港中信泰富有限公司聯合擁有,經營權由英國大東電報局集團負責。
141民營化之前,電話為奢侈品,極少數家庭擁有電話,由於電話線路的容量有限,若沒有人肯讓出已安裝的電話線路,即使有錢也很難裝上。即使有線路,安裝費用也高達二萬至三萬澳門元。而自民營化以後,服務不斷改善,電話服務逐步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每個家庭至少擁有一台電話,由申請安裝至裝上電話需時五至七天,費用 850 澳門元。其他公用服務的民營化也有不同的效益,如澳門自來水的質量標準是歐共體的標準,從自來水公司輸出來的水,不用煮沸就可以馬上飲用;澳門所有的公共汽車在夏季時都有冷氣開放;電力公司平時幾乎沒有發生停電,即使有,也會預先在報紙等傳播媒介上通告等等。(三) 廢料清理民營化的動因澳門廢料清理服務民營化的動因又可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技術的層面來說明。1. 政治層面1980 年代後期,政府的廢料清理服務的效果經常受到市民的抱怨和社會輿論的鞭撻,雖然管治權不受動搖,但政府的威信和形象受到很大的影響。作為一個政府,經常受到市民的抱怨和抨擊是不妥當的。另外,市政機構用於廢料清理服務的財政開支年年遞增,已經成為一個財政包袱,按照這樣發展下去,不知道這個“翻滾中的雪球”有多大。鑒於效益和成本都不能令人滿意,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尋找一個能解決這個難以改善的問題的辦法。2. 經濟層面1990 年,澳門旅遊服務業在本地生產總值(GD P)中所佔的比重增加至36% ,成為澳門經濟的第一支柱。可見,旅遊服務業在澳門的經濟中日益重
142要。而一個垃圾隨處可見的城市,對旅遊服務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同時,澳門奉行自由港和低稅政策,且連接中國大陸。跟其他鄰近地區一樣,澳門具有吸引投資者前來投資的優勢,以及能作為外國公司到中國投資的一個踏腳石,一個骯髒的工作環境絕對不利於投資者對澳門的選擇。所以,這個不利於旅遊服務業和外來投資的狀況急切需要改變。3. 社會層面隨 社會的進步,人們對生活質素的要求越來越高。可是,土地資源有限的澳門,人口由於外來移民的遷入不斷增加,使居住環境變得狹窄。同時,人們“貪新忘舊”和“用完即棄”的生活習慣,使每天產出的廢料量不斷增加,衛生環境受到了污染,人們的健康受到了威脅。人們的生活質素不但沒有因人們的期望而相應提高,反而有下降的趨勢。因此,衛生環境的急需改變,已是毋庸置疑。4. 技術層面一直以來,市政機構對於廢料產出量的增加,採用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消極辦法來應付,只簡單地不斷增加人手和設備來應付日益變化的新問題,而沒有考慮採用先進的管理和營運技巧、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源的培訓來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以上所提及到的技術要素,都很容易地在現代的大企業中找到。因此,要改變這種“重量不重質”的做法有客觀的需要。回顧 1991 年第 52 期的《澳門政府憲報》,指出政府在 1992 年活動計劃的優先次序是:1) 能以現有的財政和政治資源促使經濟發展和基本建設的計劃;2) 具有良好管理和能逐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計劃;3) 能維持公共安定和能為公共機構帶來尊重的活動。此外,在決定計劃的優先次序時,施政報告的指令中規定了以下的原則:1) 降低在人員、服務和財貨開支的增加量;2) 促使公共機構推動民營企業的發展。
143顯然,廢料清理服務實行民營化完全符合以上的要求。二、民營化的經過和之後的情況(一) 廢料清理民營化的招標和中標鑒於廢料清理民營化的優點和迫切性,澳門政府在 1991 年 7 月底正式對廢料清理服務公開招標。 2 在眾多的投標者當中,接納了三個符合投標條件的集團參與競投。經過聽取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的意見,以及對有關的標書進行分析比較後,澳門政府決定將廢料清理的專營合約批給以太古保福廢料處理有限公司牽頭的集團。 3 合約為期七年,在合約期內,政府將向中標者提供澳門幣 505,963,200 元作為服務費用,即每月提供 600 多萬元。 4中標集團是由香港的太古保福廢料處理有限公司、澳門的 H. Nolasco 、Oriente-SGPS SA和葡萄牙的 Vecofabril聯合組成。大股東為太古保福廢料處理有限公司(往下稱太古保福公司)。太古保福公司在香港擁有一家為政府和私人客戶提供廢物收集服務的子公司──衛龍廢物處理有限公司(Waylung Waste Collection Limited),這家公司以內部工程設計、製造及維修為資源向物業管理公司、酒店、工廠及牧場等設置有效的廢物儲存和收集系統。其專業服務範圍還包括廢物壓縮系統及液體或化學廢物收集。太古保福公司還負責管理和營運香港政府的四個廢料壓縮中轉站(九龍灣中轉站、沙田中轉站、港島東中轉站和港島西中轉站,每天合共可壓縮廢料五千六百公噸)。每天產生的廢料都先運往這些垃圾壓縮中轉站,經過壓縮後,裝入集裝箱,然後再用貨櫃車或貨櫃船運輸到偏遠的廢料填埋區。順理成章地,太古保福公司也負責管理和營運一個由香港政府批出,為期 50 年的廢料填埋區,這個填埋區佔地約 100 公頃,可在 25 年內埋藏達七千萬公噸的廢物。同時,它是香港目前三個填埋區之中,採用的技術最先進
144的一個。在設計建造時,所採用的技術已考慮了工地結構、墊面系統、污水收集和處理、地下水和地面水轉流、氣體收集和使用、環保監察等等。事實上,太古保福公司(Swire BFI Waste Services Limited)是一家合資公司,由香港的太古股份有限公司(Swi re Pac i f ic L im i ted)和美國的保福工業集團(Browning-Ferris Industries, Inc.,簡稱 BFI)共同擁有。太古股份有限公司是香港一家歷史悠久且出類拔萃的公司。而保福工業集團是世界第二大廢料處理跨國公司,業務範圍從廢料收集、儲存、運輸、處理、回收、循環再造、工程設計、設備製造和維修、廢料焚化和填埋處理技術到環境保護技術和教育等整個廢料處理過程。業務遍及全世界七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僱用的員工接近四萬人。相信太古保福公司正是憑借以上專業的知識技能、豐富的行業經驗、先進的技術力量和雄厚的背景實力,從而獲得了澳門政府的青睞。而負責履行澳門廢料清理專營合約的合資公司則命名為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Companhia de Sistemas de Resíduos, Lda.,簡稱 CSR ,往下稱清潔專營公司),其在 1992 年 7 月正式成立(見圖 1)。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保福工業集團太古保福公司清 潔 專營 公司圖 1 清潔專營公司的背景而清潔專營公司的管理層來自保福工業集團,他們都是具有專業的廢料處理技術知識和豐富的國際管理經驗。像很多民營公司一樣,清潔專營公司
145採用總經理負責制,公司的重要事情都是由總經理作最後決定,各股東只聽取報告,不作任何的行政干預。(二) 廢料清理服務民營化的過渡1. 民營化前的罷工在清潔專營公司進行籌備接手工作的時候,市政廳的清潔工人發起了罷工行動。清潔工人認為政府在廢料清理民營化的問題上,沒有正式與他們商討和沒有作出適當的補償,而且,他們還擔心轉到清潔專營公司工作後,職業保障、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會變差;而政府則認為,將要轉到清潔專營公司的工人都是臨時工(合同工),按照法律,即使政府在合約期滿時,不再與他們續約,清潔工人也不會獲得補償。這個問題似乎是政府完全合理,但是,歸根究底,在這些臨時工人中,竟有 125 人當了十年以上的臨時工,當了五至十年的也有 360 人。 5在這次罷工中,清潔工人普遍獲得了社會的支持,政府也在社會的壓力下作出了讓步。政府再與清潔工人續約一年至 1993 年 8 月 31 日,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保持不變,但在 1992 年 9 月 1 日,他們仍要轉到清潔專營公司工作。這樣,罷工才告平息。這個結果出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清潔工人轉到清潔專營公司後,名義上是清潔專營公司的員工,但實際上是政府的僱員。同時,也產生了兩個後果:1) 部分清潔工人依仗 自己是政府的僱員,不服從清潔專營公司的管理和採取抵制工作的行動,怠工和曠工時常發生。 2) 清潔工人的爭取成功導致了他們以後遇到勞資問題時,就不顧公眾利益而輕易地採取罷工行動。2. 清潔專營公司接手後的措施清潔專營公司在接手後,雖然不能進行大改革,但也實行了一些措施,
146主要有:(1) 將澳門半島重新分成八個區域; 仔島和路環島由於人口稀少,各為一個區域。每個區域由一名主管(即以前的稽查人員)負責,區域內所有的清道夫、街道清潔、垃圾桶和廢料收集等事務,都屬主管的負責範圍。(2) 重新界定每個區域的打掃路線(日間 112 條,夜間為 29 條,與以前大致相同),各條路線都有一定的距離,人流多的街道短一點,人流少的地方長一點,每條路線由兩個清道夫負責。(3) 不少市民不按市政法規在日間倒垃圾,使垃圾桶滿溢,故此增加日間的收集路線,由原本的三條增加至八條(即用八輛垃圾車)。(4) 夜班的收集路線也重新編排,並規定工人即使工作完成後,也要在公司逗留,以防止某些地區出現突發事件。清潔專營公司採取這些措施,在報章上出現了這些評論:“在北區和中區,發現有十多條街道無人清理,出現垃圾堆積現象”6 、“過往市政廳工人完成所分派的任務後,就可收工,但專營公司將每組工人的負責範圍增大,可能有人認為既然不能爭取早點收工,其積極性就降低”7 、“實施新措施後,不少工人感到工作壓力有所增加,部分地區的清潔確較以往明顯改善,但出現部分地區的垃圾未能及時清理堆積如山。”8同時,日間收集路線的增加,意味 垃圾車停留的地點多了和時間長了,造成以狹窄街道為主的澳門交通堵塞,使不少駕車者抱怨。清潔專營公司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清潔專營公司認為,這些問題的發生除一些員工存在抵制工作的情緒外,夜班收集工作制度的改動,導致晚上的收集工作未能完成。而在日班垃圾車的收集速度也經常被繁忙時間的交通堵塞延誤,導致某些地區垃圾堆積。此外,這些問題也暴露了清潔專營公司內部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溝通尚未協調,且對澳門的各區和街道瞭解不深。
147有見及此,清潔專營公司立刻作出改善,首先是恢復夜班工人只要完成工作即可下班的做法,其次是恢復原來日班的三條收集路線,以及通過會議形式加強與員工的溝通,讓他們表達意見。另外,加強各區和各街道的調查,在廢料量產出較多的區域或街道,增加放置垃圾桶,以盡量避免廢料堆積和溢桶現象;在這些地方還調配更多的人手,一方面協助打掃,另一方面則負責清理堆積的垃圾。同時,調整日班掃街的工作時間,將原來上、下午各三小時調整至上午四小時和下午兩小時(六小時工作由於合約所限不能更改)。並將每條打掃路線分成七段,清道夫須每天對其中一段徹底清掃,形成一星期一循環。這些措施在進行了一段時間後,收到了比較好的效果,“近期內,本澳不少街道的清潔質量大為改觀,一些街道的掃街質量與過往成明顯對比,這些街道連路邊的泥沙也掃得乾乾淨淨,垃圾堆積和溢桶現象亦較少出現”。 93. “民營化後”的罷工就在市民以為清潔專營公司正步入正軌之際,一件不如意的事正悄悄地醞釀 。這時已是 1993 年 6 月,在去年 9 月 1 日與澳門市政廳續約一年的清潔工人,正想通過罷工行動來迫使政府再次與他們續約,至少也要取得他們的遣散費和工齡補償。在政府方面,上次續約只是權宜之計,目的是紓緩社會的壓力;而且,若政府再次與清潔工人續約,無疑是等於沒有進行民營化;再者,政府上次的讓步,亦對清潔專營公司的運作產生了不良後果,從而影響了澳門的環境清潔。故此,政府這次強硬起來,決定不答應清潔工人的要求。清潔專營公司方面,雖然置身其中,卻無能為力,因為清潔專營公司剛接手這項工作,是不可能負責清潔工人以前在市政廳的工齡問題,更不可能承擔遣散費。
148在這種情況下,清潔工人開始將他們的不滿和憤怒遷移到清潔專營公司。他們不單批評政府不負責任,將他們“賣豬仔”,而且還指責清潔專營公司管理不善,工作計劃欠妥。他們起初不滿怠工,繼而實行全面罷工,且在談判破裂後,更發展到拒絕與任何一方談判的地步。罷工的結果,使整個澳門在數天裡,變成了“垃圾城”,街道滿佈垃圾,垃圾桶內周圍的垃圾堆積如山,污水橫流,臭氣四溢,蟲蛆亂爬,老鼠蟑螂橫行,衛生環境已到了空前的惡劣,嚴重危害了居民的生活和健康,也影響了工商業,特別是旅遊業的運作。市民叫苦連天,民怨沸騰。市民在得知清潔工人拒絕談判的態度後,已由同情他們逐漸開始怨恨他們,社會也紛紛批評他們不顧全大局,任意採取過激行動。最後,在一些社會團體的調解下,問題有了解決的曙光,清潔工人也接受勸導,一邊工作一邊談判,談判的結果,是政府和清潔專營公司對不獲簽約的清潔工人作出了一定的補償。清潔專營公司的做法,主要是希望罷工能盡快平息,不要讓罷工影響了自身的運作和履行合約的義務。這個做法也獲得了社會的好評和正面的回應。這次罷工使原本社會地位不高的清潔工人,更加士氣低落,意志消沉。雖然能獲得清潔專營公司的合約,但工作情緒已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工作懶散和不安心瀰漫 整個清潔專營公司,他們不良的工作態度更變本加厲。4. 清潔工人的過渡事實上,在 1992 年 9 月 1 日接手後,清潔專營公司一直有對屬下的員工進行工作成效等各方面的評估,由此瞭解哪些是工作認真或表現良好的員工,以便日後篩選作為簽約之用。在過去一年的清潔工人數量,已因個別自動離職或屢次無故曠工被解僱而減少至 715 人。在這些人中,清潔專營公司挑選了其中的 430 名在過往具有良好工作態度的清潔工人,並與他們簽了合約。後來,部分員工自動放棄
149了合約回到有空缺的市政廳工作。但無論如何,清潔專營公司終於成為了真正的僱主。(三) 清潔專營公司的工作情況1. 人事方面鑒於清潔工人過去不良的工作態度和士氣低落的情況,清潔專營公司實行了以下措施:(1) 向員工派發《僱員手冊》和《工作說明》,並由經理、助理經理和主管分級講解。《僱員手冊》主要闡述了員工的僱傭條款、紀律和福利等,而《工作說明》則說明各級員工的工作須知與責任等。這樣,就使到員工有了一個明確的工作標準,心理踏實了,不再擔心隨時被解僱,對於穩定員工無所適從的心理起了重要的作用。(2) 以金錢替代多餘的福利。在新的僱傭條件下,員工每天的工作時間由以前的六小時變為八小時,年假則由一個月變為兩個星期。看起來好像福利減少了,但實際上卻不然,因為薪金已按福利減少的比例而增加了。由於八小時工作制是澳門絕大多數行業奉行的工作時間,而年假兩星期已比其他服務行業優勝,工人起初有點不高興,但想清楚後,收入的增加總比其他東西來得實際,因而感到滿心歡喜。(3) 針對清潔工人社會地位不高的心理陰影,向外公佈清潔工人的薪金。由於清潔工作屬於厭惡性行業,清潔工人以前的薪金本來就不低,只不過社會上沒有人留意他們的薪金,沒有比較。再加上以金錢替代福利後,他們的薪金已不尋常地高了。據瞭解,他們的平均薪金已比同等文化程度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工人高出一倍至兩倍;比剛畢業在辦公室工作的中學生高出約三分之一;與剛畢業的大學生相若。消息在報紙上公佈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哄動,有很多人馬上走到清潔專營公司申請工作;有人埋怨清潔工人有這樣
150的收入還罷工,實在不該;有人在報紙上評論清潔工作再不是甚麼低等行業了。對於清潔專營公司來說,以上的反應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消除工人的心理陰影,穩定工人的工作情緒,以及使他們更愛惜這份工作。(4) 實行職業保障計劃1) 在澳門的服務業和製造業盛行向外地聘請勞工以降低成本的同時,清潔專營公司堅持對員工保證絕不聘請外勞,並強調聘請本地勞工不是權宜之計,而是一項長遠的社會責任。2) 即使員工在職期間不幸死亡或失去工作能力,清潔專營公司亦會將這個職位或其他空缺首先給予他或她的遺屬,以確保死者遺屬不為生計而擔憂。3) 公司出現較高階層的空缺,內部員工具有晉升的優先權。這些計劃使員工明白到只要在公司裡努力工作,其位置是不會被取代的,跟以前政府的“鐵飯碗”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5) 實行獎金激勵計劃。除清潔工人的基本薪金外,清潔專營公司還實行了以下的金錢獎勵:1) 勤工獎:鼓勵員工依時工作和不缺席。2) 健康獎:給予當月沒有病假記錄的員工。3) 效率表現獎:獎勵工作效率達到公司所訂定目標的員工。4) 沒有投訴獎:獎勵在執行職務時沒有引起公眾不滿或投訴的員工。5) 安全獎:鼓勵員工注意工作安全和愛護公司財產。6) 區域獎:鼓勵主管加強管理員工和保持所管轄地方範圍的整體清潔。取得以上全部的獎金意味 員工的收入將增加 20% ,而獲取全部獎金並沒有甚麼難度。(6) 賦予員工冤屈申訴的權利。任何職級的員工,在工作或薪金等方面若有不滿或投訴,可直接向上一級反映,若得不到回應或解決,可越級向上
151一級反映,如此類推,直至總經理,總經理為最後的裁決人。這個權利的賦予一方面在於防止可能有人濫用職權遏制屬下員工,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員工的不滿或投訴有表達的途徑,以確保任何問題都能在公平和合理的情況下獲得解決。(7) 舉行定期聚餐。中國人有“民以食為天”的文化,清潔專營公司除定期贊助員工分批舉行晚飯聚會外,還舉行每年一度的農曆新年全體員工大聚餐,以慰勞員工的辛勤工作。期望員工在歡聚之餘,也能做到彼此相互瞭解、增進感情和凝聚力。綜合來說,這些人事改革措施,使員工的面貌一新,不但消除了情緒低落的心理,更戒除了以前不良的工作態度。員工普遍對自己的職業存有安全感,對自己的工作存有滿足感和對公司存有歸屬感。2. 營運方面(1) 重新界定區域、打掃路線和收集路線事實上,在 1992 年清潔專營公司也曾經界定過以上的區域、路線和人員責任,但是那時候由於人員的工作態度問題和人手過多,工作重疊,責任分工不明確,所以不太成功。不過,這時就不同了,人手達到合理的水平,正是進行重新劃分的好時機。在調查和分析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澳門的實際情況後,將澳門半島原來的八個區域重新劃分為五個區域,每個區域平均約 1.3 平方公里,人口密集的區域小一點,人口稀少的大一點。 仔島和路環島沒有改變,仍然為兩個區域。在每一個區域裡,日班的清道夫打掃路線和垃圾車收集路線,以及晚間的垃圾車收集路線也相繼重新劃分了。澳門半島日班打掃路線縮減到 1 0 5條,每條平均長度約為 3.2 公里,夜班的打掃路線則減少至 21 條,而兩島則
152減少至 18 條;澳門半島的夜班垃圾收集路線減少到 15 條,日班減少至 1 條,而兩島的收集路線則由 3 條減少到 1 條。表 2 區域和工作路線民營化前後的數量民 營 化 前 民 營 化 後區域 8+2* 5+2*打掃路線 141+25* 126+18*收集路線 27+3* 16+1*註:*澳門半島+兩島。(2) 重新更改車隊編制在日班方面,將原來的三輛小型垃圾車取消,改為一輛大型的垃圾收集車;將兩島( 仔島和路環島)原來三輛的垃圾收集車縮減為一輛,上午收集 仔島的垃圾,下午收集路環島,並在兩島增設一輛洗垃圾桶車;將三輛雙臂吊車縮減到二輛;將四輛收集大體積廢物的車輛完全取消;把澳門半島三輛垃圾桶發送車(二大一小)和兩島的二輛發送車縮減為一大和一小;增設以前沒有的三輛掃街車(一大,二小,小的掃街車分別在兩島工作);增設一輛每天工作的噴水洗街車;增設一輛特別行動車,專門負責大體積廢物的收集和突發事件,如交通事故所遺留下來的碎片或其他車輛因不小心丟下的東西等。表 3 日班主要車輛編制民營化前後的數量日班車輛 民營化前 民營化後垃圾收集車 3+3* 1+1*洗垃圾桶車 0 1雙臂吊車 3 2大體積廢物車 4+1* 0
153垃圾桶發送車 3+2* 2掃街車 0 3噴水洗街車 1** 1特別行動車 0 1總 共 19 12註: *澳門半島 +兩島。**不定期工作。在夜班方面,原本的 24 輛收集車縮減到 15 輛;將三輛雙臂吊車減少到二輛;取消四輛大體積廢物收集車;三輛(二大一小)垃圾桶發送車減少至二輛大的發送車;增設三輛洗垃圾桶的車輛和一輛掃街車,以及一輛特別行動車。表 4 夜班主要車輛編制民營化前後的數量夜班車輛 民營化前 民營化後垃圾收集車 24 15洗垃圾桶車 0 3雙臂吊車 3 2大體積廢物車 4 0垃圾桶發送車 3 2掃街車 0 1特別行動車 0 1總 共 34 24(3) 重新配置人手由於人員減少了,重新安排人員的工作崗位誓在必行。每個日班主管仍然負責一個區域,不過區域的面積比以前增大了。而每個夜班主管則負責三條增加了長度的垃圾收集路線。每條打掃路線現在變為由一個清道夫負責清潔。日班車輛 民營化前 民營化後(續上表)
154表 5 單位載體上人員配置民營化前後的數量人員職位 主管 司機 跟車 掃街單位載體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區域 1 1收集路線 1/3* 1/3*打掃路線 2 1垃圾收集車 1 1 4 3小型垃圾收集車○ 1 – 3 –雙臂吊車 1 1 2 0噴水洗街車 1 1 1 0垃圾桶發送車(大) 1 1 3 1垃圾桶發送車(小) 1 1 2 0洗垃圾桶車☆ – 1掃街車☆ – 1特別行動車☆ – 1 – 2大體積廢物車○ 1 – 6 –註:*一個主管負責三條收集路線☆新增設的車種○取消的車種而每一條增加了長度的垃圾收集路線則仍然由一輛垃圾車負責。在垃圾車上,人手減少了,只有一個司機和三名跟車工人;在雙臂吊車上,只有一名司機,在吊動垃圾箱時,他要下車操作起卸裝置;在噴水洗街車上也只有一名司機,沒有了質量檢查員;在垃圾桶發送大車上有一名司機和一名跟車工人,而在小車上則只有司機一人,他需要負責送桶;在新增設的洗垃圾桶車上,只有一名司機,他要負責下車拿起“噴水槍”清洗街上的垃圾桶;在新增的掃街車上只有一名司機;新增的特別行動車則只有一名司機和兩名跟車(見表 5)。
155(4) 嚴格執行工作責任制由上而下,由營運部經理、營運部助理經理經常親自帶領各高級主管、主管到每個區域或收集路線,結合《工作說明》,逐一指導其必須負責的事項。高級主管皆由主管晉升而來,每個高級主管管理數個主管的工作,有時候需要替代缺席的主管工作,並向經理或助理經理報告主管的出勤情況。負責日班打掃路線的主管須指導和監察區域內一切的街道和垃圾桶周圍的清潔、垃圾收集;而負責夜班收集路線的主管則須指導和監察收集路線上垃圾桶的倒空和垃圾桶周圍垃圾和污水的清理。同時,各主管亦須負責有關人員(如清道夫、司機和跟車工人等)的工作質量、紀律和安全,並監察車輛、設備和財產的適當使用和安全。此外,還須每天整存有關的工作記錄。達不到公司要求的主管必須向上級作出合理的解釋,重犯三次嚴重的過失,可能遭到解僱,這與以前市政廳的“鐵飯碗”有點差別。當然,若達到公司的要求,主管亦可獲得各項實質的獎勵,這又與市政廳的“永不變”收入有 明顯區別。負責打掃路線的主管則須帶領清道夫瞭解其所負責的打掃路線,並給予清道夫一張地圖和一張道路名單,講解其必須清潔的事項。任何沒有打掃的街道或不能達到公司標準的情況,有關清道夫必須作出解釋。遵從“賞優罰差”的原則。負責收集路線的主管也須帶領司機和高級跟車工人到他們所要收集的路線上講解必須清理的事項。任何沒有清倒的垃圾桶或不能達到公司標準的情況,有關的司機和高級跟車工人必須同時作出解釋。“賞優罰差”原則依然適用。此外,司機還需負責車輛的安全、故障的報告和垃圾車的倒清等。不能達到公司要求,必須作出解釋。高級跟車工人(類似於市政廳時期的組長)
156大多數是由跟車工人晉升而來,除上述職責外,還負責督導其組員工作和報告他們的出勤情況。還有,一改以往市政廳時期司機和組長不用工作的習慣,強調每輛車的所有人員是一個整體,一個工作小組,司機、高級跟車工人和跟車工人必須互相協作,共同完成任務。經 理助 理經理高 級主管主 管 主 管司 機 高級跟車工人跟車工人 清道夫圖 2 營運部組織架構圖以上的管理層次為經理、助理經理、高級主管、主管、司機 / 高級跟車工人、跟車工人和清道夫。層次分明,責任明確,上一層管理下一層,下一層要向上一層負責。舉個例子,若經理或助理經理巡邏時(每天例行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發現某一地方不夠乾淨,高級主管或主管就要負上責任,而主管們就會要求有關員工作出合理的解釋,然後再向經理報告原因。
157(5) 定期舉行管理和安全會議每月營運部經理和 / 或助理經理都會與高級主管和主管舉行營運管理會議,討論過去一個月的員工狀況、工作質量、物料耗用和工作上產生問題的解決方法等等,總結經驗之後,再一起訂立下一個月的目標,務求使主管們明白其工作的重要性和遇到棘手難題時是有幫手的,這個會議無形中從實際上培訓了主管們的管理能力。每周舉行安全會議。鑒於司機開快車趕下班,經常造成交通意外事故,使人命和公司財產受到威脅。有見及此,由經理和 / 或助理經理,連同有關的主管,與司機每星期都召開安全會議。會議的周期定為每星期,目的是使司機們時刻緊記安全的重要性,明白到自己及其組員生命的寶貴和他們家人的牽掛。會議內容包括討論司機工作的地形和路面情況、汽車的性能和維修,工作中遇到有關安全的問題,觀看安全駕駛錄影帶和接收介紹安全駕駛的印刷品等等。營運管理措施的推行,使員工的紀律、人手和物料的浪費、設備的調配和工作的安全都得到極大程度的改善。而由於這些改善所帶來整體工作質量的提高,更是不可估量。3. 設備用具方面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清潔專營公司展開了設備的改良工作。(1) 逐漸淘汰舊式的筒形垃圾車舊式垃圾車的最大淨載重量為 3070 公斤,由於已使用了很長時間,不少經常出現故障,影響了正常的垃圾收集工作。清潔專營公司首先購買了三輛新式的垃圾收集車,其不單像舊式垃圾車那樣,在尾部具有垃圾桶起卸裝置以清倒各種大小不同的垃圾桶外,其特殊的尾部設計能使垃圾桶不會輕易地掉進車內而損毀。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特點是具有液壓壓縮功能,能將倒下的廢料壓縮,因此在容量上約三至四倍於
158舊式的垃圾車。在車的大小和皮重相當於舊式垃圾車的情況下,其最大的淨載重量約兩倍於舊式車,為 6050 公斤,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不久,清潔專營公司再次進行了先進技術設備的投資,購買了十三輛技術上更先進、淨載重量更大的超級壓縮垃圾收集車,其中五輛為大車,最大淨載重量為 11,870 公斤,另外八輛是小車,購買它們是為了適應澳門的狹窄街道,最大淨載重量有 6400 公斤。它們不但擁有新式壓縮垃圾收集車的優點,而且還能把大體積廢物(如大衣櫃、長沙發、冰箱或洗衣機等等)壓爛後吞噬。使原來佔大量人手的大體積廢物收集車和載重很少的小型垃圾車的退役成為可能。同時,也減少了因車滿而要到垃圾處理設施(焚化爐或垃圾填埋區)將垃圾傾卸的車程,很大程度地節省了公司的成本和員工的工作時間。(2) 更換在街道上不同類型的垃圾桶清潔專營公司以 1100 公升的金屬垃圾桶取代街上不同類型的垃圾桶。經更換後,街上只留下約 4000 個垃圾桶,所有的垃圾桶都固定在一個地方。不但比以前雅觀和佔用地方小,而且更極少發生滿溢的情況。在澳門垃圾量沒有減少的情況下,省地方和增容量的 1100 公升垃圾桶使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對於公司來說,好處是清潔工人清倒垃圾桶的動作標準化,不用像以前那樣,因清倒數量和類型繁多的垃圾桶而耗費時間和精力。試想想,清倒4000 個垃圾桶總比 7000 個輕易得多。而且,損壞的金屬垃圾桶是可以通過焊接等來修復的,即使經常地定期更新(清洗、維修和油漆),也不像要重新購買那樣浪費金錢,實在節省了不少成本。同時,清潔專營公司並不是完全把所有的塑料垃圾桶取消。為了保持靈活性,繼續使用和購買一種 240 公升的塑料桶,目的是提供那些沒有那麼大地方的住宅大廈或商業客戶使用。
159(3) 購買新型車輛為了配合營運部提高效率和改進街道的清潔質量,清潔專營公司設備部進一步投資購買擁有先進技術的車輛,包括五輛掃街車、三輛洗桶車、二輛垃圾桶發送車、一輛沙灘清潔車、一輛鏟垃圾車和一輛行人道打掃車。掃街車的使用,不但大幅度節省人手,而且還顯著地提高了營運質量。特別是大型掃街車,它能在一個八小時工作班內,打掃四十公里的路面,即是說,按照一名清道夫平均 3 .2 公里的打掃路線來計算,一輛大型掃街車(只有一名司機)的清潔能力等於 12.5 個清道夫。而且對於一些極難以用掃把掃掉的沙泥或頑固污垢,掃街車卻表現得應付自如。洗垃圾桶車填補了澳門沒有機械清洗垃圾桶的空白。在洗桶車的尾部安裝了一支人手操作的“噴水槍”,混有清潔劑的水從強力的“噴水槍”射向垃圾桶,就能使垃圾桶的污漬和不潔一掃而空。在市政廳時期,垃圾桶的清潔全憑清潔工人以手和濕布擦抹,浪費時間和浪費人力。這三輛洗垃圾桶車的運作正標誌 手和布清洗垃圾桶時代的結束。新購置的垃圾桶發送車代替了舊式落後的發送車,在其尾部具有一道液壓升降台,能將垃圾桶輕易地搬上或搬下,對於損壞垃圾桶的回收或完好垃圾桶的發送,顯示了強大的能力。同時,它亦能充當特別行動車,應付突發事件或收集大體積的廢物。沙灘清潔車則代替了不少不得不緩慢步行、以手或鉗子撿拾沙灘垃圾的人手。它在沙灘行駛時,一面濾沙,一面將在沙中清潔工人不易察覺的小垃圾、碎玻璃、金屬、石頭和其他不潔或有危害性的廢物抽離,使沙灘變得不單乾淨,而且安全。鑒於突發事件(如颱風等)的可能發生而出現大量的垃圾堆積現象,擁有一輛小型的鏟垃圾車成為必要,它能在三十分鐘之內把五公噸的垃圾鏟走。同時,其配件還能使它變身成為一輛輕巧的掃街小車,性能優越,功能超卓。
160對於人流量極大的行人專用區來說,使用手推式輕巧方便的人行道打掃車最為恰當。一則是其能很快地掃走垃圾,二則是其所具有的強力吸塵功能,有效率地確保了行人專用區的清潔衛生。(4) 改裝原有的設備清潔專營公司對市政廳沿用的車輛和設備進行了研究。發現吊車、垃圾箱和垃圾壓縮箱(兩種箱主要放在垃圾量較多的蔬菜市場)能更有效率地運作,經過長度計算和重量測試後,發現吊車能攜帶更大的垃圾箱或垃圾壓縮箱。因此,便對它們進行了改裝加大。加大後的垃圾箱和垃圾壓縮箱的體積分別比原體積增加了三分之一,而由於垃圾壓縮箱具有壓縮功能,其容積已遠遠地超過了原來的三分之一。即是說兩種箱的裝載能力和吊車的營運效率已大大地增強,按照垃圾箱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容積來計算,吊車把垃圾箱運載到垃圾處理設施的三車程等於原來的四車程。具有壓縮功能的垃圾壓縮箱更不用說了。可見,這兩種加大了的箱超乎想像地紓緩了蔬菜市場產出巨大垃圾量的壓力。此外,出乎意料地,由於街道上的垃圾桶很快就變得骯髒(主要原因是華人產出的垃圾大多數都是濕漉漉的),三輛洗垃圾桶車似乎不敷使用,增加洗垃圾桶車有迫切的需要。清潔專營公司又想出了新方法,將原來的噴水洗街車改裝,使其成為同時具有噴水洗街(原噴水器在車頭)和清洗垃圾桶(車側裝上了一支“噴水槍”)的功能。一車兩用,增強了運作的效能,也使街上更多的垃圾桶有清洗的機會。(5) 自行設計和訂製紙屑箱針對不少在街上塑料紙屑箱經常被煙頭燃燒焚毀,影響行人安全的弊端,清潔專營公司的設備部特別自行設計和訂製附有煙灰缸的掛柱式金屬紙屑箱(50 公升),以其逐步替換在街上的塑料紙屑箱。這不但不再有因燃燒
161而焚毀紙屑箱的事件,而且那些紙屑箱耐用和雅觀之餘,還節省了費用。另外,還靈活地訂製了一批座地式的金屬紙屑箱(100 公升),放在一些沒有燈柱的街道。(6) 維修和自行設計製造設備在維修、改裝車輛和設備的過程中,逐步摸索和研究,清潔專營公司終於邁出自行設計和製造設備的重要一步。這樣,不單很大程度地節省了這些設備的購買成本,而且所設計製造的設備更符合澳門環境的需要。這些設備的製造包括垃圾壓縮箱和垃圾箱等,其中不少是為工商業客戶度身訂造的。這些設備改良的措施確保了城市清潔質量的進一步提高,同時,大大改善了清潔專營公司的工作效率。4. 為工商業客戶提供服務澳門市政廳為了配合 1984 年實行的新垃圾收集方式,在 1987 年,實行新的市政法規。其中一條法規規定,工商業廢料產出者不能將廢料丟在街道上的公共垃圾桶裡,而應自行或聘人(包括市政廳或其他民營公司)將廢料運輸到焚化爐或廢料填埋區。清潔專營公司在 1992 年接手時,市政廳將其原有的 128 個工商業客戶名單交給了清潔專營公司。而根據清潔專營公司與政府所簽訂的合約,清潔專營公司可以向工商業機構提供有償服務。而清潔專營公司在接手前的調查已發現,不少食肆等工商業機構違反市政法規,將垃圾棄置在街上的公共垃圾桶裡,造成了垃圾桶滿溢,而且食肆的廢料大多是濕漉漉的食物渣滓,因此也容易引發臭味,造成惡劣的環境。清潔專營公司認為,如果這些廢料能分離於街上的公共垃圾桶,不但能減低垃圾桶滿溢的可能,而且更能將臭味減至最低。作為對城市清潔的責任和公司追求盈利的一部分,清潔專營公司開始與
162其他民營公司競爭,分別向工商業客戶提供有償的廢料收集服務。經過調查,在 128 個工商業客戶當中,只有 72 個客戶仍然有效,其他的早已關閉或另覓其他民營公司。在這個基礎上,清潔專營公司憑 所擁有的經濟規模和專業技能,以及有關人員的一番努力,在四年內將客戶的數目提升到 524 個,大部分的客戶為食肆,剩餘的不少是澳門具有規模的大公司。向工商業客戶提供服務,不但增加了公司的盈利,也逐漸成功地將工商業垃圾與家庭生活垃圾分開,街上公共垃圾桶內的工商業垃圾已大大減少,這樣對城市的清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 城市清潔和環保意識推廣作為責任的一部分,清潔專營公司由接手開始,已對城市清潔宣傳和環保意識推廣進行了如何開展和內容的調查和研究。清潔專營公司發覺,不少市民對環境清潔的意識薄弱,而且不良的習慣已經形成,對他們進行教育難度較大,而對他們處罰更是超出清潔專營公司的權力範圍。因此,清潔專營公司將清潔宣傳重點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方面,就是對澳門的小學生開展環保意識推廣活動。有關的教育課程在美國保福工業集團就有設置,開展的效果良好。教育課程將環保意識滲透於數學、科學和社會等傳統的學科,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學習了環保的知識。此外,課程的內容還包括由人裝扮的卡通人物──“無比”環保大使和清潔熊,其衣服都是由回收的廢物製造而成。他們出現的時候,就會向學生派發環保宣傳品、示範如何處理手上的垃圾,以及與學生們一起進行有關環保的室外或室內活動和遊戲等。清潔專營公司組成的環保宣傳組巡迴到各小學校舉行宣傳教育活動,截至 1996 年,清潔專營公司已對約七十校次的約三萬個學生進行了宣傳活動。雖然對成人的環保意識教育有一定的難度,但清潔專營公司仍以不同的
163形式開展,如帶有勸告字句的標貼、印刷海報、參與展覽、報紙廣告宣傳、記者招待會、向駕駛者派發小廢物袋、拜訪各區街坊會、參與政府和社團機構的城市清潔運動等等。這些工作的開展或參與,對澳門整體的城市清潔意識的改善產生了一定的效果。6. 公共關係清潔專營公司認為,城市清潔需要三方面的合作──清潔專營公司、市民和政府。對於市民的投訴或抱怨,清潔專營公司都十分重視,無論表達的形式是當面、電話、書信或刊登於報章上等等,清潔專營公司的公關部門都會第一時間將投訴或抱怨轉移給公司內的有關部門,然後盡快作出處理和回覆當事的市民。而與政府的合作關係,清潔專營公司視之為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若市民不顧公德而隨意拋垃圾,清潔專營公司的有限人手是無法應付的,因此政府的宣傳和執罰極為重要。清潔專營公司接受代表政府的監察委員會成員(焚化爐暨污水處理辦公室、澳門市政廳和海島市政廳)的監督,並與之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包括電話、傳真、電腦聯網、每兩周舉行的例會等。各方遇到問題時,可按照預先約定的處理程序採用不同的聯絡方式,而另一方也將作出盡快的解決。遇到重大問題時,各方亦會在每兩周的例會上進行討論,找出解決的方法。例如清潔專營公司在接手時,遇到垃圾桶經常被人移來移去,使街道顯得垃圾桶滿佈的情況。清潔專營公司便建議市政廳在放置垃圾桶的地方,建立固定的垃圾桶放置位,使人們清楚知道那是放置垃圾桶的地方。此外,清潔專營公司若在公共垃圾桶發現工商業的垃圾,亦會告知市政部門,讓他們對有關違規者採取執罰的行動。而市政部門若發現某條街道不清潔,亦會馬上告知清潔專營公司,讓清
164潔專營公司採取相應的措施。市政部門在舉行城市清潔運動和環保教育時,亦會邀請清潔專營公司參與。清潔專營公司每月都會向監察委員會提交一份工作月報,使其瞭解清潔專營公司的運作。而每年也會提交一份工作年報,年報的內容主要包括:收集的廢料量、服務的成本、員工狀況、投資、公共關係與教育、固定資產報告、未來的計劃等等。(四) 城市廢料清理的效果“澳門街道的清潔狀況對比民營化之前有明顯的進步”、“澳門整體環境的清潔情況雖然存在有待改善的地方,但街道的清潔情況已算令人滿意……”,類似這類報道和評述,在 1993 年末開始,不難在有談及澳門清潔情況的報紙上發現。此外,一些接受電視採訪的來自內地或故地重遊的海外遊客,也對澳門清潔的環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3 年,清潔專營公司在各街區做了一次抽樣調查,顯示有 38% 的被訪者認為澳門的衛生環境比一年前(1992 年)清潔,另 38% 認為衛生環境沒有變化,而有 24% 認為變差了。而在 1994 年的同樣調查中顯示,認為澳門比前一年(1993 年)清潔的有 87% ,認為沒有改變的有 10% ,而只有 3% 的被訪者認為變差了。這個調查顯示,澳門的清潔情況得到進一步的改善,亦證明廢料清理民營化後的效果比民營化前要好。在 1997 年 2 月一次私人的問卷調查中,顯示約有 70% 的市民認為清潔情況比民營化之前好,有 28% 的市民認為沒有改變,而只有不足 2% 認為較民營化之前差。 10以上這些都說明了,澳門的清潔情況有了明顯的改進。這個改進是建基在廢料清理民營化之上的。
165(五) 廢料清理民營化後的優點1. 公開招標體現公平競爭廢料清理服務的民營化通過公開招標進行,各投標者根據政府標書的要求擬定工作計劃,政府通過對標書的比較作出篩選,雖然篩選的過程有人為主觀的因素,但畢竟體現了競爭。另外,中標者即使簽約後,競爭仍然潛在。一旦中標者違反合約條文,政府有權終止合約,以及邀請其他的民營公司承擔這個責任。這與民營化以前缺乏競爭因素成明顯的對比。2. 架構精簡,易於監督,財政支出少負責全澳門廢料清理的機構是一家民營公司──清潔專營公司,資源在公司內部調動,沒有造成像兩個市政廳的官僚架構和資源重疊的浪費,也沒有來自上級部門的行政干預。但是公司的董事局對清潔專營公司的監督依然存在,一旦公司不能達到政府的要求和沒有盈利,總經理將會遭受解僱。此外,政府與清潔專營公司的合約費用是固定的,任何的超支都與政府的財政無關,故此,清潔專營公司的成本控制與其獲利息息相關。這證實民營化理論所說的,民營企業具有將得益聯繫成本的優點。3. 管理講求效果,應變快捷清潔專營公司在接手初期,由於對實際環境瞭解不深和與員工溝通不足而造成失誤,影響了廢料收集的效果和環境的衛生。清潔專營公司查明原因後,便立刻糾正過來。另外,罷工的發生,使澳門市民的生活環境受到很大的威脅,清潔專營公司便與政府合作,共同解決了困境。這些顯示了民營公司靈活快捷的應變能力,也證明民營化理論所說的,民營企業具有注重效果的優點。
1664. 人員減少,工作質量提高廢料清理是勞動密集型行業,人員數量的減少必然使成本下降。另外,人員數量的減少並不意味 工作質量的下降,因為數量減少,可以通過提高人員的工作質量來替代,一樣能把工作完成。回顧清潔專營公司的一系列聯繫緊密的人事改革措施,無不是為了提高人員的工作質量。只要員工達到要求,都會獲得獎勵。當然,民營企業減少人手可能造成社會的失業率增加。但是,從長遠來看,既然過量投入的資源不能創造價值或不能發揮應有的價值,倒不如把它釋放,讓它流轉到能發揮其應有價值的地方,這就是社會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可見,民營化前的人員編制無限擴大、財政支出不斷增加和工作質量沒有改變的情況是不妥當的。證實民營化理論的,民營企業會限制人員的數目和注重效果。5. 工作責任制改善員工紀律清潔專營公司採用工作責任制,責任一層緊扣一層,誰也不能逃避應有的責任。“賞優罰差”的原則貫徹執行,優秀的員工獲得獎勵或晉升,惡劣的員工遭受處罰或解僱。有了這個機制,工作紀律得到了改善。而且,管理會議和安全會議的舉行,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員工的責任感。6. 改進設備提高營運效率車輛的數量雖然比以前減少,但清潔專營公司通過購買先進的技術設備來取代原有的車輛,以技術密集代替部分的勞動密集,不單減少了人手的需要,更提高了工作質量,無疑,這是工作效率的改善。設備的減少,也意味設備的使用率提高,即設備得到較充分的利用。此外,垃圾桶種類的減少,設備的改裝等等,都是節省營運人力資源的有力措施。證實民營化理論說明的,民營企業注重規模經濟和效率。
1677. 積極開展公共關係和教育宣傳民營企業都十分重視企業的形象,清潔專營公司也不例外,專門成立一個部門來負責處理投訴,接受市民的監督並與市民保持良好的關係。此外,清潔專營公司從澳門的長遠利益出發,在環保意識上教育小學生,同時,也積極參與和協助由政府和民間團體舉行的城市清潔運動。這些措施肯定對城市清潔的質量帶來好處,間接地幫助清潔專營公司的運作。在民營化理論中,這也是一項民營企業注重效果的表現。概括來說,清潔專營公司所實行的措施,都是為了提高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註釋:1 E. S. Savas, Privatization: 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 John D. Donahue: The Privatization Decision:Public Ends, Private Means.2 《澳門日報》, 1992 年 7 月 23 日。3 《澳門日報》, 1992 年 2 月 22 日。4 《澳門日報》, 1992 年 7 月 23 日。5 《華僑報》, 1993 年 6 月 8 日。6 《澳門日報》, 1992 年 9 月 4 日。7 《澳門日報》, 1992 年 9 月 10 日。8 《澳門日報》, 1992 年 9 月 10 日。9 《華僑報》, 1993 年 3 月 3 日。10 根據澳門大學碩士研究生李永光先生所作問卷調查。參考書目:1. E. S. Savas, Privatization: The Key to Better Government,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Inc.,1987.2. John D. Donahue, The Privatization Decision: Public Ends, Private Means, Basic Books Inc.
168Publishers, 1989.3. [美] R ‧科斯、 A ‧阿爾欽、 D ‧諾斯等著:《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 9 9 1 年。4. [美]斯蒂夫‧ H ‧漢克主編,管維立等譯:《私有化與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年。5. 余振編:《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 9 9 3 年。6. 吳志良著:《澳門政治制度沿革、現狀和展望》,澳門︰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1993年。7. 張軍著:《現代產權經濟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 9 9 1 年。8. 陳欣欣著:《澳門發展現況》,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1 9 9 3 年。9. 黃顯輝、陳錫豪合著:《澳門公職法律制度概述》,澳門︰法律翻譯辦公室, 1994 年。10. 詹中原著:《民營化政策: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之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 年。11. 《澳門法律概況》,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 9 9 3 年。12.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年報》, 1993-1996 年。(原載《澳門研究》,楊允中、黃漢強主編,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1 4 期, 2 0 0 2 年 9 月)
169澳門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研究張鴻喜 *“民營化”一詞是相對公營部門來說的。在 19 世紀,絕大部分醫療、教育和福利等服務均由民間慈善團體開辦,很少民營化的問題。但隨 “福利國家”制度的推行,特別是在二次大戰後的英國及北歐一些國家,越來越多的社會服務轉由政府包辦。到了 1970 年代中期,工業發達國家裡的社會服務幾乎全由政府壟斷。但隨 經濟的衰退,由“超重政府”1 (overloaded government)所開展的成本高、效率低的公營服務越來越引起人們的不滿,而龐大的社會服務開支也日益成為這些國家的沉重負擔。 1970 年代末,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一些經濟學者力倡打破“福利國家”免費享受社會服務的慣例。他們認為,如果服務是免費的,將會使“需求”變成“無底洞”,“供應”再多,也只會是杯水車薪;況且,即使獲得服務毋需繳納費用,也並非表示提供服務不需要成本。所以,他們堅信只有實行那怕是象徵性的收費制度,才能在提升公務員成本效益意識的同時,避免服務接受者濫用公共資源。雖然如此,並不是每項社會服務都適合採取收費制度的,如駐校社工服務以及一些專為貧窮老人而設的家務助理服務。因為,一方面,如果不是接受者主動提出服務要求,收費自然無從談起;另一方面,如果服務使用者恰為領取公共援助的低下層收入人士,實施收費制度就可能變成“左手收錢,*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行政暨財政廳廳長
170右手交費”,給人費事擾民之感。顯然,只有當服務的受惠者是社會的中上收入人士時,收費才能真正達到開源的目的。即使這樣,社會服務推行收費制度,也常會使人產生錯覺,即政府只考慮有錢人的利益,容易造成社會分化。這對那些反對“福利國家”制度的人士來說,顯然應繼續拓寬改革思路,從社會服務制度的源頭──“提供”入手。於是,在 1980 年代,要求引進市場機制,擴大私營部門活動範圍,使政府逐漸減少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的呼聲在西方各國此起彼伏,社會服務民營化的改革浪潮席捲歐美。無獨有偶,始於 1980 年代的改革開放,使位於地球東方的中國大陸逐漸走向市場化經濟,全民所有制下的政府統管“吃喝拉撒睡”的社會福利制度也悄悄改觀。提倡社會互濟,推廣社會保障,追求效率公平已成為中國福利制度改革中的重心。 2目前,澳門的社會服務主要是透過志願團體直接提供的,政府在此過程中擔當的是服務的安排者,而非服務的提供者角色。若以西方國家普遍追求的民營化目標──“減少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直接提供,盡量改由私營機構代替”來看,本澳的民營化程度似乎頗為樂觀,因為澳門提供社會服務的公私比例已經相當“超前”。近來,本澳社會服務的政府主管部門──社會工作局將“防虐兒服務”轉外承辦 3 ,此一做法引發了澳門社會各界對“官資民營”話題的熱烈討論,有些本澳社團更因此而擔心特區政府與民間機構合作推動社會服務的政策有變。那麼,甚麼是“官資民營”呢?“官資民營”是怎樣形成的呢?它和民營化又有何關係呢?換言之,民營化對澳門的社會服務究竟意味 甚麼呢?本文撰寫的目的就是,透過文獻探討和實務觀察的方法,分析澳門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沿革及現況,研究它的特徵和存在的問題,從而探討官資民營的涵義以及民營化的理念對澳門社會福利服務的啟示。
171一、社會福利基本理論綜述掌握基本社會福利理論,熟識主流意識形態,無論是對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還是對政策的受益者、受害者,抑或是政策的監察機構、研究學者,都十分必要。概括來說,在諸多的社會福利理論中,系統架構較完整且較具影響力的主要有: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新保守主義(The NewConservatism)、第三路線(The Third Way)、馬克思主義(Marxism)等。(一) 民主社會主義:公營及全民性原則民主社會主義者認為福利國家制度(welfare state)有六項功能 4:第一,減少和消除社會問題及改善受苦社群的困境;第二,推動經濟的增長;第三,建立更平均的社會(more egalitarian society);第四,倡導利他主義(altruism)及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認為適當的社會環境有助於利他精神的發揚,另外,在全民性的福利提供下,各社群在平等的基礎下互相交往,則有助於社會整合效應的產生;第五,補償那些因高速的經濟及科技發展而遭損害的人士所付出的社會成本(social cost);第六,減少社會不平等。 Richard Titmuss 認為透過社會福利,一方面,可達致數量上的社會平等,即透過資源再分配,可改善不同社群之間的差距,平衡各階層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能力,減少財富擁有上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可達致質量上的社會平等,這是指各人在接受社會服務時,都是憑公民身份,可享受到同樣的對待和尊重。顯然,民主社會主義者強調福利權及集體責任,倡議資源再分配,追求平等及公義,主張由政府或公營機構負責提供以全民性為原則的福利服務(universalist mode of welfare provision)。
172(二) 新保守主義:市場及剩餘性原則新保守主義者對福利政策的主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5:第一,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應該是市場,而非政府。對民眾之需求,自由市場遠較政府敏感,且在互相競爭的環境下,可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更經濟的服務選擇。第二,提倡“小政府”和“不干預”(non-intervention policy)政策。為保障自由市場(free market)的有效運作,政府主要應負責建立適當的法律框架(legalframework)。第三,倡導自助精神,鼓勵提升個人的道德價值觀,注重家庭作為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和服務提供者的傳統功能,避免過分依賴政府。認為社會福利應該採取選擇性的方式,即政府只應救援那些不能自助的人士,而其他人則應透過市場或家庭來滿足自己對福利服務的需求。因此,新保守主義者堅持政府只應有限度地提供社會福利,以剩餘性(residual)福利制度代替大規模的福利國家制度,否則,就會對個人、家庭及社區的基本功能造成損害,削弱這些體系的“自助”能力(self-reliance)。(三) 第三路線:公私合作及積極性福利1997 年布萊爾(Tony Blair)領導的新工黨(The New Labor)取得了英國大選的壓倒性勝利,由於布萊爾的政綱一方面與其所屬政黨──左派陣營的傳統立場大相逕庭,另一方面又與其政壇對手──新右派的政策頗多相似,可謂突破了對立陣營之分野,結合了左右派別之精華,也正因此而被冠以“第三路線”6 的稱呼。布萊爾(Tony Blair)明確提出要建立一個充滿活力的福利國家(anactive welfare state),以取代傳統的消極的(passive)福利制度。他十分重視個人責任的履行和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功能的發揮。主張以工作為核心的福利政策,認為每個人都應靠自己的才幹和努力,提升其福利水準;在社會事務上,可透過組成新的合作夥伴關係(a new partnership),公私合作,以達揚長避
173短,事半功倍之效。視普及教育為一項極其重要的社會投資,堅信透過投資教育,可提升全民的競爭力。在堅持“第三路線”的重量級人物中,除了英國首相布萊爾外,尚有著名的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福利制度方面,紀登斯倡導積極性福利 7 (positive welfare)的概念,即針對傳統福利制度的不足(使人被動地接受各項援助),指出不應將工作的重心放在補救性的措施上,而必須注重防患於未然,尤其是對危機的管理及運用(management of risk)和個人的自主性(autonomy)。(四) 馬克思主義:福利制度的迷惑性由於馬克思本人生前並未或很少對社會福利直接發表個人的觀點,故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福利觀,其實是對後來馬克思的追隨者,如歐康納(O’Connor)、納發若(Vicente Navarro)、高夫(Ian Gough)、歐非(Claus Offe)、史考區坡(Theda Skocpol)等所持觀點的概括。根據馬克思主義者的分析,福利制度未能帶來有效的資源再分配效應,更遑論實質性地消除社會不平等狀況,其主要功能不過是迷惑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維持資本主義的認受性,從而使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得以持續。 8二、澳門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之沿革在澳門,人們日常所談的社會服務,一般是指社會工作局和民間志願團體所提供的服務,諸如公共援助、家庭服務、兒青服務、長者服務、復康服務、社區服務等。實際上,這只是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狹義範圍。廣義來講,社會福利服務體系 9 除此之外,還涵蓋教育、房屋、醫療、康樂和社會保障等。限於篇幅的限制,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主要是針對社會福利服務體系的狹
174義範圍,並不詳涉教育、房屋、醫療、康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一) 澳門社會服務體系之起源現存之澳門社會服務體系是經過漫長的發展過程逐漸演變而成的,正如許多國家和地區一樣,澳門的社會救濟事業也是起源於私人慈善機構。具體來講,澳門教區的第一位主教簡尼路(D. Melchior Carneiro)1568 年創立慈善教會 10 (Confraria da Misericórdia),標誌 澳門社會救濟團體的出現,後來他又建立了中國第一所西式醫院──聖勒花而醫院 11(Hospital S. Rafael ,俗稱窮人醫院,又稱白馬行醫院)。在葡萄牙佔據澳門的最初幾個世紀,天主教會的角色無疑是舉足輕重的。 1569 年由天主教教徒成立的仁慈堂經常向窮人派大米、衣物等救貧物資,由耶穌會建立的一所位於聖保祿學校(俗稱“大三巴”)旁的醫療所更為當時澳門不可或缺的罕有的醫療保障。其他宗教團體也都不同程度地為澳門居民作出貢獻,例如 1873 年成立的嘉諾撒教會 12 (Instituto Canossiano)至今仍致力於救助傷殘病人的社會服務,而 1907 年抵達澳門的慈幼會修士則於同年開辦了一所可安置六十名兒童的孤兒院 13 ,並且在院內開設了裁縫工場、補鞋工場及印刷工場。鴉片戰爭後,開始出現第一批華人慈善社團,而在此期間尤以 1871 年成立的鏡湖醫院慈善會 14 和 1892 年成立的同善堂 15 最為引人注目。(二) 政府職能部門社會服務之發展政府對澳門社會救濟的直接參與始於 1930 年代初,也就是說可追溯至1930 年頒佈的第 140 號立法性法規(Diploma Legislativo n°140)。 16該法規明確訂明為扶助難民、孤兒及貧困人士而徵收救濟印花稅(Selo de Assistência)。1938年,為了對來自捐獻或透過舉辦聯歡會、足球比賽及其他活動而籌集到的資金進行統一管理,成立了“救濟暨慈善委員會”(Comissão para a Assistência e
175Beneficiência)17 ,其主要職責為:1) 為貧民提供“救濟性”(現金或實物)的援助服務;2) 向開展救濟服務的社會團體提供資助;3) 監管收容孤兒、棄嬰和貧民的社會服務機構。1947 年,頒佈第 984 號立法性法規,政府將“救濟暨慈善委員會”易名為“公共救濟總會”(Comissão Central de Assistência Pública-CCAP)。 18 在新的組織章程中,明確規定“公共救濟總會”的救濟對象包括貧窮人士、痳瘋病人、孤兒、棄嬰、不幸青年、孕婦和嬰兒等。此間總會擁有痲瘋病院、衛生中心和專為貧困學生而設的免費飯堂各一所。同時,還設立了社會救濟證系統,即透過經濟和社會調查,為符合條件的貧困人士或家庭發出社會救濟證,以便申請人憑證領取有關援助。1960 年,通過第 1480 號法令,廢“公共救濟總會”,設“公共救濟處”(Provedoria de Assistência Pública)。19這次改組使政府在社會服務的提供上更趨廣泛,出現了更多不同類型的社會服務,如膳食供應、救助災民等。同時還興建了一些社會經濟房屋和其他社會服務設施,如飯堂、災民中心、復康中心、盲人中心等。1967 年,透過《第 1755 號法令》,“公共救濟處”改稱“澳門社會救濟處”(Instituto de Assistência Social de Macau)。 20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改組將協助戒毒、對抗貧窮和打擊賣淫等工作納入其職責範圍,還規定救濟處應負責有關貧民的全部保健費用及資助貧困學生百分之五十的學費和膳食費。除此之外,更特別加強了對盲人及聾啞人的康復服務。幼兒園、老人院舍、殘疾者之家陸續出現,為貧困家庭興建住房也成為當時的重點工作之一。1980 年 1 月 1 日,“澳門社會救濟處”根據 27-C/79/M 號訓令重新改組,並正式命名為“澳門社會工作司”(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 de Macau)21 ,簡稱社工司。1986 年,社工司進一步改組,提出了平等、效率、互助和參與的四大原則。為方便求助者就近申請服務,社工司在全澳設立了四個辦事機構:聖安
176多尼堂區及望德堂區分區辦事處,風順堂區及大堂分區辦事處,花地瑪堂區分區辦事處和離島分區辦事處。1990 年,房屋局成立,社會房屋服務正式脫離社工司的工作範圍。除了積極開展個案輔導工作,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經濟和實物援助外,社工司還透過加強對民間社會服務團體的技術和財政援助,以多種多樣的民營化方式推廣社會服務。為了回應北區市民日漸增多的社會服務需求,社工司於 1995 年增設了第五個分區辦事處──青洲分區辦事處。 22鑒於家庭問題日趨複雜,急需跨學科的專業服務, 1998 年社工司增設了集社會工作者、教育人士、心理學輔導員、法律顧問等專業人員於一身的“家庭扶助辦公室”23 ,以便提供更周詳、更專業的援助和輔導服務。1999 年 6 月 21 日,社工司再次重組。 24 這次除了調整原有的行政架構,將原來的社會服務廳一分為二,成立了家庭暨社區服務廳和社會互助廳兩個廳級部門外,還吸納了防治藥物依賴範疇的工作。重組後的社工司,設有五個廳級、八個處級及三個科級行政單位。回歸後,社工司改稱“社會工作局”(Instituto de Acção Social)。 25(三) 民間機構社會服務之發展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隨後本澳出現了大批的民間社團,如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和青洲、望廈、台山、新橋等坊眾會。這些社團大多以愛國愛澳為己任,積極開展各種社會活動。另一方面,由於新中國的成立,本澳掀起了新移民潮,致使人口數目驟增,再加上當時天災頻降,民眾生活十分艱難。在此期間,社會各界紛紛組織力量,展開救援活動,許多社會服務機構應運而生。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終於鑄成了今天澳門社會服務領域的三大民間支柱──明愛、工聯和街總。
1771. 澳門明愛 2 61950 年代初期,陸毅神父創立了以難民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 27 之後,又陸續開辦了利瑪竇學校、聖德蘭學校、伯大尼安老院(澳門第一間男性安老院)及聖母安老院(澳門第一間女性安老院)。1971 年,“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正式成為澳門天主教教區屬下的機構,並加入了“國際明愛”,易名為“澳門明愛”。為了回應日益複雜的社會問題,除了在組織上進行調整外,在這時期,澳門明愛還創立了嘉模聖母安老院、聖類斯公撒格之家以及本澳首間以培訓專業社工為辦學宗旨的社工學院(該院自 2007 年起停辦,在讀學員由澳門理工學院接收──編者註)。到了 1980 年代,在安老服務工作上,除了接管聖方濟各安老院外,澳門明愛還開設了三所分別位於崗頂、青洲及 仔的老人中心;在弱能人士服務層面上,先後接管了聖路濟亞中心及聖瑪嘉烈中心,並開辦了一所特殊教育學校──“明愛學校”,直接參與弱智兒童教育。庇道學校、生命熱線、明愛婦女中心及傷殘人士駕駛訓練中心也在這一時期投入服務。踏入 1990 年代,因應社會的需求,澳門明愛又及時開展了青少年服務和露宿者服務,並開辦了明愛托兒所、明愛幼稚園、社區老人中心、日間護理中心等。2.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 2 8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簡稱工聯)成立於 1950 年 1 月 20 日,是澳門各業工會的聯合組織。目前,工聯屬下共有 53 個工會,分別來自建造業、製造業、旅遊服務業和公交行政(即公用事業、交通和政府公務員)四個系統,其中包括六個總工會,即建造業總工會、製造業總工會、商業僱員總會、服務業總工會、交通運輸業總工會和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工會會員超過六萬人。從 1950 年代至今,工聯開辦了 20 多個涵蓋教育(包括基礎教育、成人
178教育和職業教育)、醫療、老人、青年、幼兒、社區、職業介紹等範圍的社會服務機構,以及文化、體育、康樂活動場所,為各業職工和廣大市民提供多元化的社會福利服務。3.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 291950 年代初,第一批街坊會率先在青洲、望廈、台山、新橋等街區成立, 1967 年後,遍及澳門各個街區。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簡稱街總)則成立於 1983 年 12 月 30 日,由 25 個街坊會和居民聯誼會組成,是澳門各區街坊會的領導組織,也是一個重要的民間社會服務團體。除街總直接開辦的社區、家庭、老人、青年和托兒等十三個服務中心外,其屬下基層街坊會還設有十二個老人中心、十個學生自修室、三所小學、三間診療所、兩間托兒所等社會服務設施。三、澳門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之現況(一) 澳門社會工作系統澳門社會工作系統,根據第 52/86/M 號法令第三條,是由澳門總督(現為行政長官)、社會工作委員會和社會工作司(現稱社工局)組成。行政長官的職責是制定社會福利政策並監督其實施,社會工作委員會則是行政長官制定福利政策的諮詢機構,社工局負責具體執行行政長官所制定的福利政策。事實上,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該系統還應包括諸如提供社會服務的私人團體、設施及接受社會服務的個人或家庭等。(二) 澳門社會服務機構的公營與私營總括來講,在澳門提供社會服務的團體和設施可分為三大類別:公營
179(非牟利)、(私營)非牟利和(私營)牟利。1. 社工局“公營(非牟利)”在直接提供社會服務方面,老人服務一直是社工局的工作重心,這點可從其所直接經營的社會設施數目中看出,在四所社會設施中,就有三所是為長者服務的,即九澳老人院、筷子基頤康中心和下環老人中心。此外,傳統上,社工局還是本澳唯一一個專為以葡語為母語的幼童而設的公營托兒所──松山托兒所的經營機構。2. 天主教會“(私營)非牟利”天主教會 30 在澳門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中擔當 極其重要的角色。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私營實體中,擁有最多社會設施(共 39 間)和員工數量(共有569 名工作人員,佔本澳同業總數的 41%)的,就是天主教會;其設施的類別亦較多樣化,擁有除社區中心外的其他各類服務設施。仁慈堂 31 (Santa Casa de Misericórdia)的兩間老人院舍及清安醫所 32 慈善會的一間老人院(於 1895 年開始提供服務)早於 19 世紀經已開始運作。3. 基督教會“(私營)非牟利”基督教會 33 在澳門共有六間社會設施,其中半數為社區中心。可見基督教會的工作重點主要集中在社區服務方面。4. 本地社團“(私營)非牟利”本地社團 34 擁有社會設施(36 間)和僱用員工總數(329 名)兩項優勢,在本澳各類實體的排序中,名列第二;而社會設施的容量(5603 人,佔總數的 42%),則遠較其他實體為高,位列第一。另外,本地社團在托兒所、耆康中心、老人日間中心及社區中心等服務的開展上,成績十分突出。
1805. 互助及慈善組織“(私營)非牟利”此類互助及慈善組織 35 共有 11 間社會設施,其主要關注對象是殘障和智障人士。6. 私人企業“(私營)牟利”在澳門,由以牟利為目的的私人企業 36 負責管理的社會設施共有 56 間,其中 5 0 間是托兒所(分別佔托兒所的總間數、總容量及工作人員總數的63% 、 34% 和 32%),另 6 間為老人院舍(分別佔老人院舍總間數、總容量及工作人員總數的 38% 、 20% 和 22%)。根據第 90/88/M 號法令,八種社會設施,即托兒所、兒童及青少年院舍、老人院舍、殘疾人士院舍、日間中心、社區中心、庇護工場及康復中心等均需向社工局申領牌照,並受其監管。目前在本澳的社會設施,至 2001 年底,受社工局監管的共有 148 所 37 ,根據表 138 ,其中 6 所(4%)屬公營非牟利性質, 23 所(16%)屬私營牟利性質,119 所(80%)屬私營非牟利性質。表 1 澳門社會服務設施一覽表(31/12/2001) 單位:間服務設施名稱 公營 非牟利 牟利家庭服務中心 0 4 0臨時收容中心 0 3 0家庭輔導服務機構 0 0 0托兒所 3 32 16兒童及青少年院舍 0 8 0青少年外展服務中心 0 0 0老人院舍 1 9 7老人宿舍 0 0 0家務助理服務 0 0 0獨居老人服務 0 0 0
181老人日間中心 1 8 0耆康中心 1 23 0復康院舍 0 5 0日間復康中心 0 6 0庇護工場 0 2 0(復康)職業培訓中心 0 3 0(復康)學前教育中心 0 2 0復康巴士服務 0 0 0戒毒復康院舍 0 4 0預防藥物依賴服務 0 0 0戒毒外展服務中心 0 0 0戒毒復康中途宿舍 0 1 0社區中心 0 9 0總數 6 119 23(三) 澳門社會服務設施的使用者表 2 39 的資料顯示本澳各種不同類型的實體,在選擇服務對象和開辦服務設施時,有 各自不同的工作重點。表 2 (按使用者分類)各類服務設施之容量 單位:人實體類型 兒童 青少年 老年人殘障人士 本地 其他有總數或病人 居民 需要者社工局 200 – 250 – – – 450其他政府部門 90 – – – – – 90天主教會 1210 485 1287 540 – 79 3601其他教會 16 – 91 – 670 30 807本地社團 1880 – 1223 – 2500 – 5603慈善團體 350 – – 247 200 – 797私人牟利團體 1938 – 210 – – – 2148總體 5684 485 3061 787 3370 109 13,496服務設施名稱 公營 非牟利 牟利(續上表)
182從上表很容易看出,天主教會的涵蓋面最廣,而政府和私人牟利團體則僅集中在兒童及老人兩大類。(四) 社工局在澳門社會福利體系中的作用社工局作為政府的一個行政部門,如前文所述,乃負責具體執行行政長官所制定的福利政策,其職責除提供社會服務外,還包括簽發社會設施牌照,支持民間團體開展社會服務,並對受資助機構的財政狀況作出監管。1. 社工局援助民營機構的三種方式根據 1995 年 5 月 29 日第 22/95/M 號法令之規定,社工局對民間社會服務團體或機構的輔助形式有三種:1) 技術輔助;2) 財政輔助;3) 設施、設備或物件之讓與。根據 1997 年統計資料 40 ,在社工局為民營機構提供的三種輔助形式中,技術支援是最為普遍的,有 59% 的社會設施接受社工局的技術輔助,財政援助則位居第二(53%),而最少的是“設備、設施及物品的讓與”(20%)。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澳經營的六間兒童及青少年院舍及四間殘障人士院舍,在技術支援及財政援助兩項輔助形式中均高達 100% ,而 79 間托兒所只有33% 得到政府技術支援, 27% 取得政府財政資助。表 341 正反映了這三種方式的具體情況。表 3 社工局援助方式之比較設施 技術輔助 財政輔助設施、設備或設施種類 物品的讓與總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托兒所 79 33 26 27 21 11 9兒童及青少年院舍 6 100 6 100 6 67 4耆康中心 20 95 19 95 19 5 1
183老人日間中心 6 83 5 83 5 67 4老人院舍 16 56 9 50 8 6 1殘障人士院舍 4 100 4 100 4 25 1其他殘障人士設施 11 100 11 91 10 55 6社區中心 8 100 8 75 6 50 4其他設施 4 75 3 75 3 25 1總數 154 59 91 53 82 20 312. 社工局財政帳目簡析在 1999 至 2002 年期間,社工局的總支出(見表 442)由 256,638,000 元上升至 286,998,000 元(年均增幅為 3.6%)。表 4 社工局的各類項目開支(1999-2002) 單位:澳門幣千元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社會服務範圍費用 171,462 161,144 181,241 189,309佔總開支的百分比 67% 64% 66% 66%屬下部門運作費用 84,942 90,962 94,368 97,188佔總開支的百分比 33% 36% 34% 34%投資費用 235 341 712 500佔總開支的百分比 0.92% 0.14% 0.26% 0.17%總開支 256,638 252,446 276,321 286,998如對“社會範圍內的支出”作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現該項支出主要是用於“給予私人機構的財政援助”(見表 543 )。雖然這方面的開支近年有輕微下降的趨勢,但即使在 2002 年,用於“給予私人機構的財政援助”的金額也佔“社會服務範圍內的支出”的 62% 。設施 技術輔助 財政輔助設施、設備或設施種類 物品的讓與總數目 % 數目 % 數目 % 數目(續上表)
184表 5 社會服務範圍內的支出 單位:澳門幣千元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社會服務範圍內的支出總額 171,462 161,144 181,241 189,309給予私人機構的財政援助 127,365 106,599 109,455 116,915─百分比 74% 66% 60% 62%給予個人及家庭的財政援助 34,087 48,117 66,725 67,498─百分比 20% 30% 37% 36%─定期資助 32,510 44,618 63,289 64,022─偶發性資助 1577 3499 3437 3476物品及服務的供給 7566 4964 4136 4059─百分比 4 % 3 % 2 % 2 %培訓及其他 2443 1464 925 837─百分比 1 % 1 % 1 % 1 %四、民營化理論概述自 1970 年代末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洶湧澎湃的行政改革浪潮,各種新概念、新理論、新模式、新機制紛紛出爐,一時間形成了摧枯拉朽的態勢。而在這爭芬鬥艷的百花園中,民營化理論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一朵奇葩。學術界積極倡導民營化的先驅主要有米爾頓‧弗里德曼、戈登‧圖洛克、安東尼‧唐斯、威廉‧尼斯卡寧、彼得‧德魯克和薩瓦斯等人,而薩瓦斯更因其親身參與了 49 個國家的民營化實踐而被尊稱為“民營化大師”。下面就簡單地介紹一下這位大師思想結晶的幾項重要內容。(一) 政府在公共服務提供過程中的角色公共服務中的消費者 44 一般指直接獲得或接受公共服務的個人、機構或
185擁有某些共同特徵的社會階層(如學生、老人、窮人、殘疾人士)等。公共服務中的生產者 45 則指直接從事生產或者直接向消費者提供服務的政府部門(包括政府企業)、私人企業、非營利機構、志願組織或消費者自己。而當政府決定提供某項公共服務的時候,並不意味 它必須用政府僱員或設施直接去做,事實上,政府可以透過付費予私營機構,由其代勞。這時,政府就只充當公共服務安排者 46 的角色,即負責安排公共服務的生產者──私營機構來直接向消費者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在考慮是否只做公共服務的安排者而將生產功能分離出去時,一般取決於兩種成本的相對值 47 :一為維持並管理官僚層級系統的成本,二為聘用並管理承包商 / 生產者的成本。這兩種成本的相對值決定了安排和生產功能分開是否值得。(二) 如何選擇公共服務的提供模式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的一個誤區是認為“如果政府放棄了服務生產者的功能,也就自然而然地丟失了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實際上,根據當代行政改革主導理論之一的“公共選擇理論”,沒有任何邏輯理由證明公共服務必須由政府來提供,即對於那些屬於政府“天職”的公共服務,政府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方式 48 去實現:部門本身直接提供、部門間協議提供、政府出售、合同承包、補助、憑單制、特許經營、自由市場、志願服務等。而選擇透過合同承包等形式,將公共服務的生產和供應由公共部門轉予私營部門或民間機構來完成的模式就是民營化。上述各種安排方式的相對優勢和劣勢是甚麼?又如何選擇最佳的安排方式呢?根據薩瓦斯的分析,有如下幾項指標 49 必須予以考慮:
1861. 服務的具體性(Specificity of service)能否精確地界定公共服務的具體內容是選擇何種制度安排時首要考慮清楚的。對於那些只能籠統描述的服務,是不宜透過“合同承包”、“特許經營”、“補助”等方式來提供的,因為如果一項服務不能被準確地界定的話,又怎能確定服務提供的“滿意”標準呢?在這種情況下,可供選擇的制度安排是採用“憑單制”或“自由市場制”,充分利用消費者的反應和制約作用,使消費者成為服務的安排者,從而保證相關的服務得到滿意地提供。2. 生產者的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producers)是否存在多個生產者,或很少進入相關領域的障礙,對服務提供方式的選擇有 重要的影響。“合同承包”、“憑單制”和“自由市場制”通常要求具有的先決條件是已有許多生產者或很容易吸引生產者投入相關領域。3. 效率和效益競爭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 服務提供的效率和效益。如果存在 足夠多的生產者,那麼若採用“自由市場”和“合同承包”,則可能因具有良好的競爭環境,而產生較高的效率和較好的效益。4. 服務規模在實現生產規模最優化,利用規模經濟的能力方面,“合同承包”和“特許經營”方式最具靈活性。5. 成本收益關聯度如果所付的成本與所得的收益之間有 非常密切的關聯度的話,消費者通常在面對不同的服務時,會作出更理性的選擇。一般來說,關聯度越直接
187的服務,越適合採用“自由市場”和“憑單制”方式,因為這樣可使經濟效率得以提高。6. 對消費者的回應性相較“政府服務”,在“自由市場”和“憑單制”方式下,服務的生產者對相關消費者的具體要求有 更高的回應壓力,也正因此,造就了更高的回應能力。7. 對欺騙行為的免疫力比較而言,“合同承包”、“特許經營”及“補助”這三種方式較易產生行賄、受賄等腐敗行為,而“憑單制”也經常受到偽造、非法售賣票券等欺詐行為的侵擾。8. 服務分配的公平原則“政府服務”、“政府間協議”、“合同承包”和“補助”等方式較易保障公共服務分配中的公平原則,而“憑單制”也為那些經濟困難人士能夠得到某些個人物品或可收費服務,提供了相對平等的機會。9. 對政府指導的回應性一般而言,直接的“政府服務”並不能保證令行禁止,相反,對政府指導的反應,私營機構通常要比公營機構更為迅速。10. 對政府規模的限制若以僱員人數來分析,通常在“政府服務”方式下,政府規模會趨向最大化,而在“自由市場 ” 、“特許經營”、“志願服務”和“自我服務”方式下,政府僱用的人數一般很少,而所引致的政府支出也往往極其有限。
188(三) 民營化之方式根據薩瓦斯的歸納,公共服務、政府企業或國有資產的民營化方式通常可分為三大類 50:委託授權、政府撤資和政府淡出。1. 委託授權委託授權是最常用的一種民營化方式,有時又稱“部分民營化”。在這種方式下,政府把具體服務的生產者或供應者的角色,透過委託轉給了民營部門。委託授權 51 可透過合同承包、特許經營、補助、憑單制、法令委託等來實現。(1) 合同承包:政府可以透過與民間機構,包括營利性或非營利性的民間組織,簽訂承包合同,將直接面向市民的服務,如垃圾收集、路面修護、街道清潔等,外包給承包商或私營部門。在美國最常見的 6 4 項市政服務中,有 23% 是以競爭性合同外包實現的。(2) 特許經營:政府將某一排他性權利,如電波波段的使用權,授予某一私營部門,由其直接向公眾出售或提供有關服務或產品,並為此向政府繳稅。(3) 補助:政府通過給予財政援助,使得私營部門可向市民提供公共服務。(4) 憑單制:政府通過向合格的人士簽發憑單,以便持單人在市場上得到所需物品或服務。憑單制通常被應用於食品、房屋、教育、醫療、保健、日托及運輸等公共服務的提供。(5) 法令委託:政府不再直接提供服務,而是通過法令形式,要求私營企業承擔之。如在美國,法令要求私人僱主為其僱員提供失業保險就是一例。
1892. 政府撤資 52政府撤資一般指政府透過出售、贈予或清算的方式,放棄原屬自身擁有的某一企業、職能或資產。(1) 出售:可以將國有企業或資產賣給合資企業、私營企業、公眾、僱員或管理者、顧客或使用者。如克林頓時期,政府透過出售國有的油田、氦處理廠、鈾濃縮廠等實現了政府撤資。(2) 無償贈予:可以將國有企業或資產無償贈送給合資企業、公眾、僱員或管理者、顧客或使用者、原所有者或特定的群體。如英國政府在 1980 年代將其擁有的英國鐵路公司屬下的英吉利海峽渡輪服務無償贈予相關的管理者,從而為多年的虧損劃上了句號。(3) 清算:如果國有企業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則可以透過結束營業,變賣資產,以清算方式達到政府撤資的目的。3. 政府淡出 5 3政府淡出通常指透過民間補缺、政府撤退和放鬆管制等形式,政府逐漸將其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轉由民營部門負責。(1) 民間補缺式:當政府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無法滿足公眾的需要時,私營部門“乘虛而入”,補充其空缺。如在很多國家的基礎設施服務範疇,均有民營部門承擔 投資、興建和經營道路、橋樑、自來水系統和污水處理廠等重要角色。(2) 政府撤退 / 卸載:政府一方面透過“封凍法”,停止給國有企業補貼,限制其公共服務的增長,另一方面鼓勵民營部門進入相關領域,有意識地實現“卸載”或撤退。如鼓勵由社區承擔臨近街道和公共場所的清潔,政府可減少相關的公共服務,從而卸載或撤退。(3) 放鬆規制:國營企業或政府活動在很多情況下之所以能夠“獨霸天下”,就是因為享有法定的壟斷地位,而民營部門則被拒之門外。這樣,如
190果能夠放鬆規制,廢除那些禁止性的法規,則有助於鼓勵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促進民營化。(四) 民營化成功的關鍵:競爭民營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將市場力量、自由選擇和競爭機制引入到公共服務、國企運營和公共資產利用過程中。如果缺乏了這些,公眾利益就會受到損害。所有壟斷機構都具有低效、無能和缺乏回應性的天然傾向,公營壟斷者與私營壟斷者的行為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分別。當探討改善公共服務的途徑時,如僅僅 眼於政府本身,期望借助在職培訓、公務員制度改革、績效預算、計劃─項目─預算系統(PPBS)、零基預算(ZBB)、組織結構重組、激勵系統改進、目標管理、全面質量管理、流程重塑等管理技術和手段,而忽視或避開政府壟斷這一最根本的結構性問題,實際上是很難徹底解決公共服務績效不佳這一絕症的。必須借用市場力量,打破公共部門有意或無意建立起來的壟斷機制。要在公共服務中引入市場力量,必須有意識地創造和完善競爭環境,並在公民中培育接受和支持多樣化選擇的態度。社會如果缺乏競爭,公民如果沒有選擇的機會,公務員是人民的“公僕”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因所謂的“公僕”如果佔據了壟斷的位置,便會失去傾聽虛幻的顧客聲音的動力。當一項服務的開展是直接經由政府撥款,而非經過競標時,便很難運用成本效益原則衡量其是否物有所值。五、澳門社會服務民營化實例探析(一) 澳門社會服務民營化之概況在採用“福利國家”制度的社會裡,社會服務一般由政府直接提供,雖
191然近年各國紛紛加快了民營化的步伐,政府已將越來越多的社會服務轉交私營機構管理,但政府承擔的責任依然十分沉重。與這些國家相比,在澳門由政府直接提供的社會服務顯然是較少的。從第三章有關澳門社會福利體系之現況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經營的社會服務設施只佔本澳同類設施總數的 4% ,換句話來講,本澳的社會服務設施有 96% 是由民間機構承擔的;另一方面,社工局每年 54 用於“給予私人機構的財政援助”佔其“社會服務範圍內的支出”高達 65.5% ,這說明政府在其財政預算的運用上十分重視對本澳民營機構的支持,也反映出“官資民營”和“官辦民營”兩種模式已成為本澳社會服務民營化的主要推行方式。下面就以最近發生的兩個實例,探討特區政府為何採用民營化方式以及民營化措施的具體內容和所解決的實際問題。(二)“獨居長者支援服務”55 民營化(實例一)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01 年人口普查結果,本澳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共有 31,688人,佔人口總數的 7.28%,而 60歲或以上的獨居長者則有 5538人。雖然現時本澳為長者提供的服務除街總開展的獨居老人探訪活動外,尚有家務助理、日間護理及院舍服務等正規計劃,但因在這些獨居長者之中,有些往往缺少親友,又與外界較少接觸,是極需要得到社會支援的“危機老人”,萬一健康出現問題,而又恰逢現有服務機制未能即時預警、覆蓋或啟動時,他們便會處於十分危險的狀態。因此,為了能讓這些老人在原社區內安度晚年,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社區照顧”理念,建立和完善長者持續照護系統,特別是獨居長者支援服務網絡。根據實地取經發現,香港政府在開展有關長者的支援服務時,主要是透過給予民間機構一定的資助,利用民間長者日間中心已有的資源(包括義工和設施等),以外展工作方式進行,如在中心所在的區域內尋找需要照顧的獨居長者,將他們列入支援服務網絡,並提供適切的服務。這種模式實踐證
192明具有成本低、見效快、反應好的特點,地理文化均頗為相近的澳門,自然可作為借鏡。其實本澳分別位於北區、中區、南區和離島四個不同區域的四間長者日間中心,即“青洲明愛老人中心”、“工聯望廈老人中心”、“街總海傍老人中心”和“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已設有家務助理服務 56 ,而現時擁有25 個街坊會和居民聯誼會的“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早在 1994 年即開展了“關懷探訪獨居老人服務”。 57 據不完全統計,現已納入其服務網絡的獨居長者約有 540 名,參與義工約 370 人。該會目前主要是透過“長者關懷服務網絡”組織各類活動,包括每月定期探訪獨居長者、為其提供家居服務,運送湯水、棉被、糧食等。顯然,特區政府如能充分利用這些民間已有的資源,配合現有的家務助理服務,只需對相關機構增補少量的資助,即可加設獨居長者支援項目,實現照顧長者的目的。從成本效益原則來看,確為推行社會服務民營化的上佳嘗試。(三) 工聯承包九澳老人院 58(實例二)根據 2002 年 8 月 22 日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 59 ,社工局將其經營了 20 餘年的九澳老人院承包給了澳門工會聯合總會,這是近年來罕有的民營化典型個案,且正發生在社會服務領域,所以值得本文探討。現有 22 名院友的九澳老人院(Lar de Idosos de Nossa Senhora de Ká-Hó),位於路環,前身為一所痳瘋病院。在 1980 年代前,該院曾先後歸教會和衛生局負責。社工局接管後,其基本開支,包括膳食、水、電等,均由社工局承擔。而院舍在舉辦專項活動時,則是透過遞交建議書,向社工局行政管理委員會 60 申請撥款。
1931. 為何要民營化(民營化之必要性)?九澳老人院作為本澳公營社會設施,客觀上,存在 下列問題 61:(1) 院友本身之健康狀況:由於院內之長者年事已高,生活自理能力漸趨萎縮,部分院友對較深層次的護理或照顧服務之需求與日俱增,如吸蒸氣、床上浴、胃管餵食等。(2) 工作人員之上下班制度:由於員工是按一般公職人員之辦公時間上下班,以下兩大原已存在的危急變得更加迫在眉睫:1) 個人照護:過去,院友多是以自助或互助的模式在院內生活,可是隨 院內體弱多病的長者越來越多,能為其他長者提供照護的院友已越來越少。2) 膳食安排:由於院舍員工下班時間為下午五時四十五分,院友的晚飯不得不安排在下午四時半以前。這樣,很多院友經常需在晚上七、八點再次補充宵夜。(3) 專業人員配置:九澳老人院民營化前共有九名工作人員,即職務主管一名、護士一名、活動協調員一名、助理四名、廚師一名、司機一名。顯然,隨 時間的推移,院友的身體條件每況愈下,他們對專業護理人員的需求與日俱增,盡快補充人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4) 運作成本:像澳門很多公營部門一樣,員工薪俸開支佔部門營運成本中的絕大部分。因此,雖然九澳老人院的院友人數不多,但由高齡所引發的健康安全問題已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急需 24 小時照護服務,然而,如若採取完全公營管理模式推行此項服務的話,所需成本顯然十分高昂。根據前述薩瓦斯的理論,九澳老人院成為民營化的對象,已是理所當然的選擇。
1942. 民營化方案社工局為了一方面能夠以較低之成本投入,在最短時間內強化院舍服務質素;另一方面,因院友都是痳瘋病康復者,且均居住於院內達半世紀之久,很少與外界接觸,必須確保院友們能夠逐步地適應新的管理模式,於是決定在保持原有公營屬性的大框架內 62 ,將院內部分服務轉由工聯直接負責提供,即採取合同承包形式,外判 24 小時照護服務予民間機構──工聯。在具體作法 63 上,主要有以下幾項重大變革:(1) 人員配置:為回應院舍長者對密集式照護需求日益增多的現實,特別是護理照顧及個人服務方面,在人員配置上,除留用原有的一名護士 6 4外,增聘三名助理護士,四名個人護理員。轉型後,九澳老人院的工作人員共 15 人,其中採用勞務承包形式僱用的人數為 12 人。(2) 工作人員之上下班制度:除部分留用的三名社工局人員仍沿用一般公職人員之辦公時間上下班外,勞務承包形式聘用的 12 名員工,均按勞工法規定,上班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工作八小時。至於助理護士及個人護理員,因需提供 2 4 小時照護服務,採以輪更制工作。按照這樣的安排,一方面,可以滿足 24 小時的日夜照護服務,另一方面,又可以保證在每天的主要服務時段有兩名以上的護理人員服務,而非主要服務時段(中午13:00-14:30 和晚間至早上 18:00-09:00)有一名護理人員駐院。(3) 財政開支模式:社工局以每月定額預付形式向工聯購買 24 小時照護服務和其他基層服務,而作為承包單位的工聯則必須每月向社工局呈交包括薪津發放表 65 在內的財務報告。六、結論總結以上各章,筆者覺得民營化理論對本澳的社會服務有 如下幾點啟示:
195(一)維護公眾社會福利的基本權益,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特區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作為官方,直接提供社會服務,明顯具有財政上的優勢,但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採納民營化的方式顯然更符合現代公共行政的管理理念。為此,政府應加強其“掌舵”66 職能,充分利用民營機構高效靈活的優勢,發揮民間自願性組織奉獻互助的精神,做好社會服務安排者的角色,把社會服務供應者的角色轉予民間機構。(二)作為民間機構,特別是非牟利志願機構,對社會問題的認識往往比較敏銳,回應也較迅速,但又常常存在財政過於依靠政府的弱點。為了揚長補短,非牟利志願機構應一方面多加強與政府的合作,利用其資金和專業的優勢,實現“官資民營”、“官辦民營”,聯合開辦服務項目或互相轉介服務個案;另一方面多加強人員培訓,提高專業質素和服務績效,並做好開源節流工作,如舉行義賣和募捐活動,開展一些較易推行“用者自付”原則的服務項目,如電腦班、音樂班、藝術工作坊等,吸引中高收入人士參與。(三)不論是政府機關,還是民營機構,在推行社會服務時,都有其優勢和不足的地方,若能充分妥善地運用優勢互補策略,取長補短,“官資民營”、“官辦民營”大有可為。(四)對現實當中存在的某些不規範行為或服務質素下降的問題,短期內應考慮加強公私兩大體系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並盡快完善定額資助制度,對受資助機構的服務項目和財務狀況作出有效的監督。而從中長期來講,應盡快建立服務設施承投機制和服務績效評估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五)引進競爭機制是民營化成功的關鍵,也是完善“官資民營”、“官辦民營”模式的必要步驟,它不僅可以對促進民營機構之間的良性競爭,提高成本效益的管理意識起到積極作用,還有利於健全和發展澳門社會福利服務體系,實現特區政府及時有效地回應澳門社會之所需的宗旨。
196註釋:1 Cawson, A., Corporatism and Welfare, London: Heinemann, 1982, p. 32.2 王思斌:《社會工作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 9 9 8 年,第 9 頁。3 《華僑報》, 2003 年 7 月 29 日。4 蔡文輝主編,齊銥、徐永德等著:《社會福利》,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 0 0 2 年,第 27-29 頁。5 同上,第 49-51 頁。6 同上,第 64-70 頁。7 同上,第 58-64 頁。8 同上,第 5-16 頁。9 王順民、王篤強、胡慧嫈、郭登聰、鄒平儀著:《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年,第 93-116 頁。10 拉杰斯、高斯達等合著:《澳門社會工作機構結構的評估》,澳門:澳門政府社會事務暨預算政務司辦公室, 1999 年,第 93 頁。11 同上。12 同上。13 同上,第 94 頁。14 同上。15 同上。16 同上。17 同上。18 同上。19 同上。20 同上。21 社工局網頁, www.ias.gov.mo(上網日期︰ 2003 年 7 月)。22 同上。23 同上。24 同上。25 同上。26 澳門明愛網頁, http://www.caritasmacau.com/(上網日期︰ 2003 年 7 月)。27 同上。28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網頁, http://home.macau.ctm.net/~agom/index01.html(上網日期︰ 2003 年 7 月)。29 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網頁, http://home.macau.ctm.net/~ugamm/Ugamm/ugamm01.htm(上網日期︰2003 年 7 月)。
19730 拉杰斯、高斯達等合著:《澳門社會工作機構結構的評估》,澳門:澳門政府社會事務暨預算政務司辦公室, 1999 年,第 115-116 頁。31 同上, 1999 年,第 116 頁。32 同上。33 同上。34 同上。35 同上。36 同上。37 社會工作局:《二○○一年工作報告》,澳門︰澳門政府社會工作局, 2002 年,第 62 頁。38 同上,第 94-101 頁。39 拉杰斯、高斯達等合著:《澳門社會工作機構結構的評估》,澳門:澳門政府社會事務暨預算政務司辦公室, 1999 年,第 101 頁。40 同上,第 113 頁。41 同上,第 114 頁。42 2002 財政年度《社工局財政活動分析報告書》。43 同上。44 E. S. 薩瓦斯:《民營化與公私部門的伙伴關係》,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年,第 68 頁。45 同上。46 同上。47 同上,第 69 頁。48 同上,第 105 頁。49 同上,第 93-103 頁。50 同上,第 128-138 頁。51 同上,第 129-131 頁。52 同上,第 131-133 頁。53 同上,第 133-138 頁。54 指 1999-2002 年期間,見 2002 年財政年度《社工局財政活動分析報告書》。55 “獨居長者社區支援服務之計劃草案”,社工局第 167/DI/2002 號建議書, 2002 年 11 月 18 日。56 同上。57 同上。58 “九澳老人院管理轉型計劃”,社工局第 133/DGLES/2002 號建議書, 2002 年 8 月 22 日。59 同上。60 作者自 1999 年 6 月 28 日至今為該委員會委員。
19861“九澳老人院管理轉型計劃”,社工局第 133/DGLES/2002 號建議書, 2002 年 8 月 22 日。62 根據社工局組織章程,九澳老人院是直屬社工局社會互助廳屬下的社會設施管理暨准照處的一間社會服務設施。該設施設有一名由社工局局長委任的職務主管(院長),負責督導九澳老人院的運作。63“九澳老人院管理轉型計劃”,社工局第 133/DGLES/2002 號建議書, 2002 年 8 月 22 日。64 原屬社工局的五名工人及助理員撤出老人院,調往該局其他部門。65 指透過勞務合同聘請的人員,如護士、護士助理、個人護理員、清潔工和廚師等。66 戴維.奧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摒棄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項戰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第 97-103 頁。(原載《行政》雜誌,林瑞光編,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總第 6 3 期, 2 0 0 4 年 3 月)
199對公共行政改革的反思陳卓華 *一、引言公共行政改革是否有一套標準的“程式”或具體內容?它是否只是一種管理哲學及技巧?公共行政是否時常也可保持“政治中立”?“公共行政”一般是指關於︰ 1) 與公眾有關的事務,須由政府機關或公共團體來處理,通常涉及公共財貨(public goods),以及社會資源再分配(social redistribution);2) 涉及政府部門的組織與人員;3) 關於政府政策的制訂過程(public pol icy makingprocess),包括政策意念的形成、執行政策、事後評估;4) 涉及專業管理方法;5) 涉及法律程序。 1可是我們不要忽略一點,“公共行政”與“政治”是分不開的,通常公共行政的任務範疇與當地的政治制度有關,例如:如何界定“公共財貨”?為何要資源再分配?這與利益團體之間的政治角力有關。政府政策的制訂過程通常需要考慮國際政治因素、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關係、利益團體的游說、如何使市民接受該政策等等。至於法律程序方面,行政機關須提交法律草案予立法機關審議,而立法機關就是一個政治場所,不同政黨代表 不同利益團體進行政治辯論。另一方面,公共行政可被視為政治工具,公共行政具有社會控制(social*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客座副教授
200control)的功能。很多執政黨也會推行公共行政改革,以增加其政治認受性。簡言之,“公共行政”並非純粹是“行政管理學”的性質。當我們研究“公共行政改革”之課題時,必須考慮相關的政治因素。西方國家在 1970 至 80年代的公共行政改革多是基於一些政治壓力而產生。二、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New Public Management)自 1970 年代末,英美國家興起“新公共管理”運動,此運動乃是針對當時福利主義在歐美國家過度強烈,政府部門過度膨脹,引致浪費公共資源,公共財政出現赤字。納稅人(尤其是資本家)擔心政府支出增加,稅項也會隨之增加,因此,“新右派”政治力量漸漸抬頭。“新公共管理”強調自由市場機制的重要性,由於私人機構的管理較注重誘因(incentives),成本控制、供求平衡、衡工量值、顧客為先、有效資訊管理、獨立財務審計等原則,所以私人機構比公共機構更能提高成本效益(cost effectiveness)及生產率。因此,公共機構應向私人機構學習管理技巧。“新公共管理”的哲學理念對於資本階級非常有利,它強調應把社會資源從公共領域(public sector)調回私人領域(private sector)。進一步來說,“新公共管理”包含下列數個重點 2:1) 強調“效率驅動”(efficiency drive), 重成本意識及績效量化;2) 組織分權化,管理權下放(decentralization);3) 推行“流程再造”,縮短公文傳遞程序,加快政府決策過程;4) 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 重組織發展及學習,適應環境的改變;5) 結合公、私機構管理技巧及模式,加強績效評估及員工激勵;6) 品質競爭計劃(competing for quality)──一些政府部門跟私人公司共同競爭提供某些服務或生產;
2017) 政府部門制訂“服務承諾”(或稱“公民憲章”);8) 精簡架構,削減公務員數目,削減公共支出;9) 逐漸廢除“鐵飯碗”終生聘用政策,改為具有靈活性的合約聘用制;10) 減少“通才”文官,增聘專業人士;11) 重市民的意見反映,“顧客為先”;12) 把公共機構“市場化”,例如減少國營企業,把部分公共服務“私營化”(privatization)、“公司化”(corporatization),或“外判”(contract out)予私人公司承包;13) 推行“代用券”(coupon)制度,讓公共服務的“顧客”有充分自由去選擇合心意的公共機構或私人機構,享用其服務。公共機構因此要不斷改善服務質素,以爭取更多“顧客”享用其服務,以致獲得更多政府資助;14) 推行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15) 持續培訓公務員,不斷增值;16) “大政府”要回復為“小政府”。上述的改革方針在英國及美國首先推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可說是“新公共管理”的創先實行者,而美國列根總統也緊隨之而推行。戴卓爾夫人及列根總統採用新公共管理的策略,其目的除了是為了改善公共部門的效率之外,也是為了要削弱高級公務員及國家企業的權力,增加執政黨及內閣成員的政策制訂之權力,把政府的行政部門重新定位,使它們服膺於執政黨之下。 3雖然“新公共管理”為社會帶來頗多好處,使社會資源獲得更有效的運用,可是它亦有一些負面影響。“新公共管理”策略使很多政府部門“私營化”,令政府對社會的監控力減弱,政府的職能範圍變得越來越少,私人企
202業集團對於市場空間及公共服務空間的影響力相對增加。倘若私人企業集團缺乏社會道德,唯利是圖,損害公共利益,那麼後果可能不堪設想。舉例來說,英國在 1980 年代把牲畜檢疫及飼料化驗檢定的政府部門私營化,後來,政府對這私營飼料檢定機構的監管越來越少,而這私營機構受到肉食生產商的干預則越來越大,肉食生產商採用高蛋白質的飼料飼養牛隻,超出安全標準,但私營飼料檢定公司受到肉食生產商之巨大壓力,被迫保持緘默。最後,英國爆發瘋牛症,背後黑幕才逐漸被揭發。 4新公共管理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減弱政府的“資源再分配”之功能。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會導致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公共服務很多時候也有“資源再分配”的功能,如果把大部分的公共服務私營化,甚至推行“用者自付”計劃,政府的“資源再分配”功能便會削弱,那麼低下階層人士將可能獲得更少資源,他們的生活質素將會進一步下降。三、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步伐亞洲多個政府自 1990 年代初起,紛紛模仿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路向,頗多亞洲政府領導人希望藉 公共行政改革來提高公共服務的質素,節省公共支出,最終是為了增加政府的政治認受性(political legitimacy)。澳門特區政府在 2000 年施政報告中提及有關公共行政的改革有下列數點:1) 精簡政府架構,節省公共開支,例如,把“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合併;2) 提高公務員效率,向市民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3) 提高公共機構的透明度,樂於接受社會監察;4) 加強公共機構之人力資源的績效評估及在職培訓;5) 公共行政現代化,提高科技水平;
2036) 建立新公共行政文化,增強公務員的社會責任感;7) 加強“審計署”的職能,促使各公共行政部門提高效益,善用公共資源;8) 加強“廉政公署”的工作,建設廉潔的公共行政架構;9) 在社會福利服務發展方面,政府會加強與民間團體的合作,充分利用民間社會的資源。在 2001 年的施政報告中,澳門特區政府提出更進一步的改革方針:1) 推行“衡工量值式”的政府帳目審計方法;2) 增加“審計署”的法定權力;3) 加強公共會計的規範化;4) 對市民的意見及投訴,加快作出處理和回應;5) 簡化市民申請公共服務的程序及手續;6) 給市民提供更多溝通渠道,便利市民查詢有關公共服務的資訊;7) 加強法治制度;8) 加強打擊貪污;9) 強化公僕觀念,提高行政效率;10) 改善績效評核制度;11) 廣泛地推行“服務承諾”計劃;12) 重新檢討公共行政部門的結構及人員編制;13) 引入私人企業管理的模式,嘗試採用品質管理認證方法(例如ISO 9000);14) 改善公務員之招聘及遴選方法。在 2002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及有關公共行政的改革有下列數點:1) 積極改善公共部門的“臃腫性”,減少職能重疊的情況;
2042) 努力推動“電子政府”計劃,進一步改善政府與市民的溝通;3) 盡量以“一站式”邏輯,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4) 改善執行公共政策的繁冗程序;5) 推行法律改革;6) 設立“民政總署”,提高社區民政服務管理之效率,從而加快改善市民生活質素;7) 研究政府如何應付危機處理,提高統籌協調及快速應變之能力;8) 檢討公務員的獎懲體制;9) 加強打擊貪污。四、總結綜合澳門特區近年一連串公共行政改革的措施,我們可發現這個小小的城市,竟可緊貼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至少在政策思維 ( p o l i c yparadigm)上已有頗大的突破,這是令人欣喜的。至於在具體落實改革措施的成效方面,則仍需一些時間,讓有關部門的人員逐漸適應新的制度文化。因為正式的制度(formal institutions)可以一夕改變,但非正式的制度(informal institutions)存在於人的價值觀裡,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因此,推行公共行政改革不宜太過急進,需要考慮公務員的集體意見,以及各利益團體的聲音。另外,在推行“私營化”及“外判”計劃時,政府要注意對公共利益的保障,以及對提供公共服務的私人企業之監管,不要重蹈西方國家之覆轍。若處理得宜,公共行政改革可增加市民對政府的政治認受性,進而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繁榮。
205註釋:1 Rosenbloom, D. H., Public Administrat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Sector, 4 th ed., New York: McGraw-Hil l, 1998;張潤書:《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 1987年;吳瓊恩:《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 2 00 1 年。2 Weller, P. and Davis, G., (eds), New Ideas, Better Government, NSW: Allen & Unwin Pty. Ltd, 1996;張潤書:《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 1987 年;吳瓊恩:《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3 Weller, P. and Davis, G., (eds), New Ideas, Better Government, NSW: Allen & Unwin Pty. Ltd, 1996.4 Ratzan, Scott, Mad Cow Crisis: Health and the Public Good, London: UCL Press, 1998.(原載《澳門 2 0 0 2》,吳志良、楊允中等編,澳門:澳門基金會, 2 0 0 2 年 6 月)
206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特色與路向陳瑞蓮 *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順利回歸祖國。回歸四年來,在特區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澳門擺脫了回歸前連續四年的負增長 1 ,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本地生產總值 2000 年比 1999 年增長 1.5%;2001 年比 2000年增長 0.2%;2002 年比 2001 年增長 8.4% 。 2003 年雖然遭受“非典”的嚴重衝擊,本地生產總值仍在 2002 年較大升幅的基礎上保持上升的勢頭。 2 究竟是甚麼原因使澳門在短短的幾年內經濟績效和社會發展有如此大的變化呢?從公共行政學的視角看,澳門經濟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澳門特區政府堅持不懈、卓有成效的行政改革。幾年來,特區政府從機制調整、體制革新、職能理順、架構重組、文化塑造等方面進行的卓有成效的行政改革,是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因此,研究探討澳門行政改革的特色與路向,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瞭解澳門及其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底蘊,對於豐富、深化行政區域與行政改革理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一、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的主要特色(一) 以民為本、服務市民的改革宗旨“民本”觀念是中華傳統行政文化的精髓,也是當今世界各國行政改革* 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207普遍追求的價值目標。“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向背決定政策的認同與推行效果的好壞,更決定 政權的興衰存亡。“以民為本”的政府,不是高高在上、敷衍塞責的官僚機構,而是肩負使命感、責任感的管理者和服務者,它必須以民眾的福祉為基點,以民眾的需要為依歸,為民眾提供更多優質服務。對此,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之初,就明確地確立了“以民為本,服務市民”的施政和改革宗旨。何厚鏵在就任特首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中指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主人翁正是全澳市民,只有獲得他們的參與和支持,政府的施政才能展開無礙,澳門的未來才能取得成功。”3 正是基於這一宗旨,幾年來澳門特區政府都把行政改革的重心放在如何拉近與市民的距離,以更好的服務市民。例如,行政改革過程中反覆強調公務員要樹立公僕觀念,廣泛推行“服務承諾”工作,全面推行和深化“一站式”服務,優化服務流程,簡化市民辦事的程序和手續,便利市民查詢有關公共服務的諮詢,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優質的服務,並組成跨部門、跨範疇的專責小組來處理市民的投訴等。在 2004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何厚鏵進一步強調,“任何施政措施,必須力爭最大的民意認同,使所有工作符合市民的最大利益,並能真正順利推行。這是特區政府過去、現在和未來都堅定奉行的施政原則。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路向,將繼續以市民為本位,突出重點,同時兼顧多元”。 4(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改革方式新制度學派認為,制度的改革或變遷過程,一般分為激進式和漸進式兩種方式。行政改革選擇何種方式,取決於改革的初始條件和改革成本。澳門回歸後的行政改革,面對的初始條件是資本主義制度發育不足,市場經濟制度水平較低,政治、法律、經濟制度存在缺陷。但在“一國兩制”的條件下,澳門的行政改革不是轉軌型的改革而屬調適型的改革。從澳門的行政改
208革成本來看,涉及到實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實施成本包括搜尋、學習和改變制度安排的成本;摩擦成本則是因利益的衝突而導致的損失。行政改革必然涉及到政府架構、職能的變更,涉及到社會利益格局的調整,任何一個細小的變動都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任何一個失誤都可能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進而增大改革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對於澳門來說,穩定問題顯得更加突出與重要,那就是澳門社會才經歷過政權回歸的歷史大變革,特區仍處於發展初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過程,不能一蹴而就;同時,澳葡政府時期遺留下來的積病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許多管理體制方面的不順還在調適,有許多運行機制方面的不暢還有待磨合,行政人員的素質還有待提高。“如果改革操之過急,就會導致用改革的速度來犧牲改革的素質”5 ,進而影響穩定發展。因而,澳門回歸後的行政改革必然是在充分協調、平衡各種利益的基礎上,逐步推進、穩健發展的過程。澳門特區政府穩健發展的改革主要表現為遵循先易後難和由局部改革向全面改革逐步推進的路徑。早在 2000 年 3 月,特首何厚鏵就在其施政報告中提出:“在特區初期,必須以‘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為政府整體政策的基本目標。這個目標不但構成本年度施政報告的主題,在未來幾年,它依然是特區政府和全體市民共同努力的主要方向。”6 在 2003 年施政報告中何厚鏵又重申這一改革理念:“必須量力而為,不能好大喜功;不具可行性的工作決不能做;必須次第推行、長期積累地工作,決不能不顧質量和效益,強行加快進度。我們寧可謹慎一些,也不要得到那些嚴重損害市民利益的後果。”7 從回歸四年來特區政府的改革實踐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循序漸進的改革理念一直貫徹始終。例如,根據基本法第 95 條和第 96 條的相關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市政機構。在 2002 年元旦“民政總署”正式誕生之前,特區政府採取了緩期過渡的做法,先把原澳葡政府時期的澳門市政議會和澳門市政執行委員會,改組為臨時澳門市政議會和臨時澳門市政執行委員會;原海島市政議會和海島市政執行委員會,改組為臨時澳
209門海島市政議會和臨時海島執行委員會。又如,關於澳門博彩業引入競爭機制問題,特區政府採取了先進行客觀全面和細緻的分析研究,在此基礎上再制訂長遠的博彩業規劃和管制政策,最後於 2003 年正式實施的步步推進策略等做法,而不是“畢其功於一役”。(三) 政府主導的制度創新過程社會的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有兩種基本形態,一是從上到下由政府主動發起的制度創新,即“強制性制度變遷”,二是來自市場和民間的由上而下的制度創新,即“誘致性制度變遷”。二者生成的前提和條件各不一樣。前者主要是指社會轉型階段,制度發育不全,制度供給嚴重短缺,因而需要政府擔當制度創新主體,以節約當事人進行創新的高額成本,形成規模效益,避免社會震盪;後者一般是指社會穩定和市場發育成熟時期,經濟主體和當事人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自由導引下,自發進行的制度創新。澳門特區政府所進行的行政改革,屬於典型的政府主導的制度創新過程。澳門的政府主導型制度改革主要表現在:特區政府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大原則下設置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向和原則;代表澳門人民行使治權,以制度供給者的身份,通過法律、法規和政策等手段實施制度供給。一方面,澳門特區政府“以強勢政府的姿態出現”,廢除了葡國管治時期的總督專制體制,重新構建了行政(特首)主導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又相互制衡和配合的政府體制。同時精簡、合併政府架構,把澳葡政府時期的七個司合併為五個司,相繼建立了“民政總署”、“海關”、審計署、警察總局、三級法院、廉政公署(CCAC)、法務局等機構,“實現了公共行政組織的規範性、完整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堅持體制內改革和體制外推進的雙管齊下的策略,依靠市場、社會和民間的力量來促進、配合政府方面的改革。注重加強與民間的溝通,增加施政的透明度,接受傳媒的監督,並進一步發揮各個專門委員會的諮詢功能。
210正是特區政府一改以往澳葡政府的“夕陽”心理,以“朝陽”的心態奉行積極干預的政策,才可能在短時間內使澳門發生耳目一新的可喜變化。(四) 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的改革思路當今世界是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知識化和網絡化的時代。 1970 至 80年代發軔於英國、新西蘭等國的“西方政府的治道變革”運動,很快波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主要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這場基於市場化、信息化、知識化的治道變革運動,又稱為“再造政府”或“政府重塑”運動。其主要出發點就在於:導入市場競爭機制,利用先進信息科技,借鑒企業管理精髓,突破傳統官僚體制,進而使當代政府符合民主、服務、責任、高效、廉潔、透明的基本訴求。澳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 手行政改革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把握了時代的脈搏,因應了世界的潮流,吸收借鑒了“企業家政府”和“新公共管理運動”理論中的諸多精華。例如,特區政府廣泛推行“服務承諾”計劃和“一站式”服務,以加強公共行政的問責性和高效性。同時,在個別部門嘗試引入企業管理的先進模式,實行品質管理認證 ISO 9000 ,取得經驗後逐步推廣;積極構建“信息高速公路”,應用電子交換數據(EDI)等現代化系統,努力建設電子政府。又如,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順應時勢的發展和各界的要求,在既已進行的優化行政服務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了行政改革的力度,其中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於 2002 年 9 月設立了專門推進澳門特區改革的公共行政觀察站。公共行政觀察站的職能是:收集關於其他國家、地區行政現代化的資料,並編制報告書;就行政現代化,尤其是優化行政運作及架構、提高行政效率等事宜,進行評估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跟進上述事宜採取的措施的執行情況;就公職法律制度的修訂建議發表意見;對精簡公共行政架構發表意見等。觀察站的成員除了專家學者、社會人士外,還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代表、各司長辦公室代表以及各專責部門代表等負責具體執行工作的政府部
211門人員等。觀察站下設以行政現代化、優化行政運作及服務、行政組織合理化為目標的專責小組。行政現代化小組負責搜集外地有關公共行政改革的相關資料,詳研體制現存的問題,提出推行公共行政發展的大方向;優化行政運作及服務小組負責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質素,檢討服務承諾、 ISO 9000 品質管理認證、投訴機制、一站式服務、電子政府等措施的成效;行政組織合理化小組則負責研究解決部門架構臃腫、職能重疊以及隊伍建設等問題。澳門公共行政觀察站的設立及其運作,反映了澳門特區政府積極推進改革,與時俱進,與國際接軌的改革思路。上述表明,澳門回歸四年來,特區政府所作的一系列行政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形成了鮮明的特色。但無庸諱言,澳門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許不足:1. 政府官僚主義的殘餘依然存在。澳葡政府時期特別是澳門進入後過渡期以後,澳葡政府的“夕陽”心態十分明顯,官僚主義盛行,效率低下。受此影響,澳門回歸以來政府雖一再倡導塑造新型行政文化,培育公僕精神,但辦事文過飾非、互相推諉、效率不高等官僚主義的殘餘尚未肅清。2. 官民比例(公務員數量與總人口的比重)偏大,公務員素質有待提高。目前澳門的公務員規模仍顯龐大。同時,由於回歸時間短,“澳人治澳”下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尤其是部分中高層公務員雖有朝氣和活力,但管治經驗和能力尚有待豐富和提高。3. 政府職能有待進一步理順,政府架構還需精簡。特區政府成立後,對澳葡政府時期的政府職能進行了調整,將其劃分為行政法務、經濟財政、保安、社會文化、運輸工務等五大範疇,並按照“破”“立”結合的原則,建立健全和重組了相應的機構。但目前有關部門的職能並未完全理順,相關部門之間職能重疊、交叉的問題尚未很好解決。4. 行政法制建設有待加強。澳門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主導下的法治社會,需要健全和完善的法律體系作保障。但澳門原來適用的是葡國法律,大
212部分澳門人並不認識和不熟悉這些葡文法律,因而法律本地化工作仍任重道遠。而且,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法治環境下,不僅需要傳承那些與基本法不相抵觸的原有法律制度,更加需要出台和制定與特區發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體系,而目前這方面的工作仍較薄弱。此外,政府行政程序的現代化等方面也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二、深化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的基本路向(一) 樹立“權變的”和“可持續的”行政改革觀根據行政生態原理,政府系統只是社會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政府組織必須和內外環境之間進行持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換,以維繫行政生態平衡。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無論是政府組織內部的結構,抑或是政府組織外部的環境,皆是動態變化的、永恆發展的。因此,對於政府系統來說,局部和短暫的穩定和延續只是相對的,持續的改革和創新卻是絕對的,任何一個政府都應該而且必須因應權變的行政生態環境,進行可持續的行政改革和政府創新。從近現代以來世界主要國家政府改革的實踐來看,他們都是在不同的時期,面對“內憂外困”的社會環境以及來自社會的強烈訴求,對政府自身進行不斷的調整和改革。從早期的古典管理學派到後來的行為主義理論,從系統權變學派再到今日之“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運動”,管理理論的不斷傳承與創新,正反映和總結了政府管理持續改革與再造的生動實踐。因此,從適應形勢發展和深化改革的角度看,澳門在今後的改革過程中既要堅持“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方式,又要注意培養人們的開放意識和創新觀念,勇於解決政府體制存在的種種問題,在改革中不斷完善政府自身。
213(二) 重塑澳門的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文化早在 1999 年,何厚鏵先生就在其《參選政綱》中指出,“作為人和社會的存在根基,文化使命無疑屬於一個天經地義的永恆課題”。 8 在當選特首後每年的施政報告中,他又一再強調培育澳門行政文化和公僕精神的問題,認為澳門走上復興之路,人文建設的重要價值更加日益突顯。善良、多元、接納、共融,是澳門優秀的人文傳統,社會魅力的精華所在,只有這個傳統不斷的成為整體社會的生命自覺,才能有效地促進澳門的改革並維護改革的成果。可見,重塑澳門的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文化,是特區政府深化改革的基礎工作,因為精神和文化的東西是潛移默化的,有 極強的慣性作用。必須承認,直至今日澳門社會仍殘存的效率不高、程序繁冗等官場文化,有其產生的淵源和孕育的土壤。 400 多年來保守的葡萄牙行政文化移植到澳門後,已經在澳門“生根發芽”,短期之內甚至今後很長一段時間,這種嫁接的傳統行政文化很難一時革故鼎新。這更加彰顯了重塑澳門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文化,以先進的、與時俱進的文化代替傳統的、過時的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澳門未來的公共行政精神和行政文化,應植根於現代自由市場經濟和民主憲政的基本理念,既要繼承中華傳統行政文化的精髓,又要吸取當今國際公共行政的主流理念,確立和踐行民主行政、服務行政、責任行政、高效行政、透明行政、廉潔行政等基本價值理念。(三) 打造澳門特區政府獨特的國際競爭力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每年都發佈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其中以貿易與投資的開放程度、政府的作用、金融、基礎結構、技術、管理、人力及政府公共機構八項指標作為評估基準。筆者認為,雖然這些評估標準的科學性尚有待商榷,但從中可以看出,全球競爭力的強弱,不在於國家的大小,根本的是看它的政府國際競爭力如何。像芬蘭、新加坡、瑞士、
214丹麥等都是領土小國,而包括台灣、香港在內的地區皆為微型政治經濟體,之所以能創造驚人的經濟奇跡和國際影響力,關鍵的因素都在於它們擁有一個很強國際競爭能力的政府作支撐。從這一角度來看,未來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必須塑造全新的“朝陽政府”的良好形象,全面提升政府能力,力利用和發揮自己獨一無二的特色和比較優勢。如東方的“拉斯維加斯”(旅遊博彩業發達)、四百多年多元文化交會的“聚寶盆”、聯繫拉丁語系國家與“歐盟”的仲介和橋樑、休閒觀光的旅遊城市等,打造具有鮮明特色的澳門國際形象和政府國際競爭力。(四) 建立健全“次區域化”視野下的政府全面合作的制度安排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潮流已是勢不可擋。為應對全球化的衝擊,各民族國家和地區政府紛紛走向聯合與合作。“歐盟”、“東盟”等國家間的合作協調以及國內“長三角”、“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建設都明顯的反映這種趨勢。這更加明示了澳門特區政府應該謀區域政府合作發展的長遠大計。誠如特首何厚鏵所言:在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潮流中,加強區域合作是我們的優先考慮。從區域合作的需要和可能性出發,加快與大珠三角,尤其是與珠海、粵西地區的經濟融合,始終應處澳門對外合作的優先位置。我們還應開始認真思考,如何在未來幾年內逐步透過與粵西地區、西南地區、東盟國家的多層次合作,配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戰略安排,使澳門成為這個自由貿易區的一個參與者和受益者。 9可見,澳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已從戰略高度意識到區域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建構了不少政府雙方合作的機制與渠道,並在合作實踐中取得了很多看得見摸得 的“雙贏”或“共贏”效益。但我們認為,為了使“一國兩制”下粵澳、閩澳、粵港澳或其他地方、其他形式的地方政府合作步入一個健康、平穩和有序的軌道,必須全面建立一套健全政府合作的長效運作體制和機制,或者說政府合作的制度安排和基本平台。因為從目前來
215看,粵港澳行政首長或高層官方的定期會晤制度、粵港(澳)聯席會議、常設的“粵澳合作聯絡小組”等相關的合作制度或組織雖已建立,但大量行業性、職能性的事項還需要其他機制或組織來協調解決。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應充分挖掘“一國兩制”下的制度資源,與其他地方政府探討建立更多的政府合作的制度安排。這種政府合作的制度安排,除了上述的官方合作機制,還應有半官方合作機制。半官方合作機制主要由雙方的官方職能部門、半官方機構及行業商會參與。可喜的是,《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已於 2003 年11 月簽署並於 2004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這將為澳門特區進一步的發展帶來全新的、重大的發展機遇,為澳門參與區域合作提供更為有利的條件和制度平台。註釋:1 《澳門日報》, 2002 年 10 月 29 日。2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3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4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5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6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7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8 何厚鏵:《1999 年參選政綱》。9 何厚鏵:《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 0 0 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原載《中國行政管理》,北京︰中國行政管理雜誌社, 2 0 0 4 年第 1 期)
216固本培元、循序漸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芻議李 略 *一、澳門公共行政簡介澳門,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處珠江三角洲的西岸,距香港 60 公里,距廣州 145 公里。澳門的總面積因為填海造地已由 19 世紀的約 10 平方公里逐步擴展至今日的約 27 平方公里。澳門包括澳門半島、 仔和路環兩個離島,現有人口約 44 萬,每年遊客超過 1000 萬。 1 在 2003 年,澳門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為 142,638 澳門幣 2 ,折合約 17,829 美元,在亞洲屬高收入之列。澳門在被葡萄牙人統治了 400 多年後,於 1999 年 12 月 20 日回歸祖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31 條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別行政區,按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方針,“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3 因此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基本上沿襲了澳葡時代的特點,下面給以簡單的介紹。澳門在葡萄牙人統治的 400 多年中,政治制度也不斷發生變化,最終形成了行政、立法、司法相對獨立,以行政為主導的政治制度。特區政府也繼承了這一特點:行政長官擁有很大的權力,除了任命主要官員外,還可以任*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授
217命七位立法會議員。立法會的職權相對弱小,代表性也有限制,除了行政長官任命的七人外,十名由直接選舉產生,十名由功能團體間接選舉產生 4;而司法機構相對獨立,法官任期終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司、局、廳、處四級機構。司,是領導轄下公共部門,管理一定施政領域內的行政事務的機構。澳門現有五個司級機構,分管行政法務、經濟財政、保安、社會文化、運輸工務等五個領域的行政事務。局,是直屬於司的單位,履行特定範圍內的職能;廳,是局的附屬單位,以進行技術設計為特性;處,是局或廳的附屬單位,以執行技術工作為特性。 5澳門的公共職務的任用方式分為委任和合約兩種,委任又可分為臨時委任、確定委任和定期委任等,是編制內長期人員的一般任用方式;合約又可分為編制外合約和散位合約等,是非編制人員的任用方式。以確定委任或定期委任方式任用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稱為公務員,以臨時委任或編制外合約方式任用的人員稱為服務人員,公務員、服務人員及散位人員均視為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6公共行政工作人員中的領導及主管人員,獲賦予在公共部門及實體中執行管理、協調及監督工作的概括性權限。其中領導人員是指局長、副局長及同級人員,獲任用為部門內最高級官職的人員,隸屬於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或司長,負責一個公共部門的整體管理及監督工作。主管人員是指廳長、處長及同級人員,獲任用為負責協調工作官職的人員,隸屬於公共部門的領導層,負責公共部門各附屬單位的運作及紀律。領導及主管官職以定期委任方式任用,各個官職的聘任是通過審查候選人履歷的方式,由政府自由選擇。 71999 年回歸時,澳門政府擁有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17,239 人,佔總人口437,455 8 中的 3.9% 。
218二、穩紮穩打的施政方略回歸以後,澳門特區的行政改革貫徹了特首的“固本培元,穩健發展”9的指導思想,並沒有一開始就立下任何宏偉目標,而是採取穩紮穩打的策略。首先從特首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整體施政重點和行政領域的施政重點就可以看出(見表 1)。表 1 澳門特區政府施政綱領年份 整體政策基本目標或施政重點 行政領域施政路向2000 固本培元,穩健發展 按部就班,務實施政2001 固本培元,穩健發展 強化公僕觀念,提高行政效率2002 刺激經濟,助民解困 提升行政效率,落實重大改革2003 顧全大局,與時並進 持續推行行政改革,提升民生服務水準2004 與時並進,協調發展 深化行政改革,建設公平社會資料來源:根據2000-2004年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編制。回歸前後,澳門亟待解決的是社會治安問題,由於澳葡政府的腐敗和無所作為,當時黑社會的仇殺已經影響到澳門的旅遊博彩業的發展,如果特區政府不能在治安問題上立竿見影,其他的發展大計都難以實施。其次,澳門公共行政的“三化”問題也亟待進行,即官方語言中文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由於澳葡政府很晚才開始 手實施,到澳門回歸時,“三化”還差很遠才能落實,這無疑為特區政府的施政帶來了很大的問題。所以特區政府成立之初,不可能有太大的動作去進行公共行政改革。另一方面, 1999 年 12 月 20 日特區政府成立, 2000 年的財政預算案已經由中葡兩國在之前確定,所以特首的施政報告只能在此預算案的基礎上提出。同時,一個新政府的成立,必然要經歷一個執政上的嘗試及探索階段,加上 1999 年澳門整體經濟陷入負增長,達 -3.0% ,所以 2000 年的施政報告提
219出了“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整體政策目標。力圖承前啟後,在瞭解各種現行政策利弊得失的同時,為未來的發展積累經驗、打下基礎。在整個社會都強調維持穩定的情況下,在行政領域主張“按部就班,務實施政”就是必然之選了。2000 年的施政報告是在 2000 年 3 月出台的,同年的 11 月 9 日,特首又提出了 2001 年的施政報告,這時特區成立還不足 11 個月,所以政策上的持續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2001 年的施政報告延續了 2000 年的整體政策目標,仍然為“固本培元,穩健發展”,但在總結 2000 年施政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在行政領域就提出“強化公僕觀念,提高行政效率”的施政路向,要求“以民為本”。加強培訓、提高行政效率,同時全面評估現有制度、為進一步改革奠定基礎。經過兩年的穩妥施政, 2002 年的施政報告就有了更為積極主動的色彩。面對 2001 年美歐日港經濟形勢的蕭條,澳門經濟從 2000 年增長 4.6%變成 2001年增長僅 2.1% ,失業率也達到 6.4% ,特區政府於是提出“刺激經濟,助民解困”的施政重點,採取了一系列增加基建、減免稅項、扶助貧困的措施;而在行政領域,就提出“提升行政效率,落實重大改革”的施政路向,開始精簡架構的改革。重頭戲是成立民政總署取代臨時市政機構,以優化政府結構、整合資源配置。2002 年澳門經濟有較大起色,雖然失業率仍維持在 6.3% ,但 GDP 增長達 9.5%(96 年不變價)。政府醞釀讓公務員也開始交職業稅(之前公務員免繳職業稅),於是 2003 年的施政報告提出“顧全大局,與時並進”的大方向,同時在行政領域提出“持續推行行政改革,提升民生服務水準”的施政路向。經過 2003 年防治 SARS 疫情的成功, 2004 年施政報告更顯得信心十足︰“與時並進,協調發展”,行政領域更提出“深化行政改革,建設公平社會”。
220總之,僅僅透過施政報告,我們就可以看出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穩步施政,漸進改革的路徑。這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施政的阻力,使得新成立的特區政府能夠逐步熟悉情況,瞭解民意;另一方面又能逐步實施改進措施,通過提高服務效率,贏得民心支持。下面我們就行政改革的具體措施來詳細分析。三、先易後難的漸進式行政改革澳門特區政府建立之初,適逢經濟大環境蕭條,治安惡化,所以特區政府把重點放在整頓治安上,通過治安部門的組織優化、加強培訓等方法,有效地提高紀律部隊的素質和效率,使得治安好轉、社會穩定。至於整體行政改革,並沒有全面鋪開,而是首先對政府部門進行全面評估,掌握進一步改革的基礎;其次開展各種培訓活動,以提高公務人員素質,以及對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認識,強化公僕意識;同時運用資訊科技方便市民。最重要的是,這些改革都是帕雷托改進式 10 的,既不減員也不減薪,因此並沒有受到公務員的反對。下面就從資源評估、人員培訓、提高效率、結構優化、廉政和電子政府等六個方面,來闡述澳門回歸四年來,在公共行政改革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11(一) 組織架構和人力資源評估2000 年初步完成了有關入職、晉升、紀律、評核、獎勵等方面的評估及分析,為公共行政的改革奠定了基礎;2001 年提出有關公共行政部門的設置、結構、職能及人員編制的改革建議方案;2002 年建立了公共行政人力資源資料庫;2003 年製作了《優化行政程式分析報告─ 2003》,編寫《授權機制研究報告》,就精簡組織架構設置原則進行調查,“評估民政總署權限工作小組”完成了報告,透過公共行政觀察站的工作,比較了其他國家、地區
221行政狀況,並結合澳門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對澳門公共行政狀況展開了評估工作。(二) 人力資源培訓2000 年以來特別注重在職培訓及職業培訓,尤其是在公眾接待、法律培訓及管理培訓方面。 2001 年啟動與新加坡合作的培訓機制,安排澳門特區政府的中、高級公務人員參加“中、高級公務員管理發展課程”;在澳門開始為全體公務人員而設的“公務員基本培訓課程”、法律培訓和語言培訓等。同時組成了工作評核小組,草擬了有關法規草案,使評核制度日趨完善。2002 年共舉辦了 289 項特別培訓課程、 121 項專業技術培訓課程及 86 項語言培訓課程,還組織公務人員前往中國內地、新加坡、葡國、美國、泰國及其他國家或地區進行交流,全面檢討《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 2003 年舉辦公務員交流座談會,完成了部分法律的草擬工作,包括:《評核制度》、《重新定職及轉職制度》、《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等。而公務人員的培訓主要是依循全面性、強制性和針對性等幾個方面要求而展開。(三) 公眾服務提高效率1. 服務承諾2000 年在公眾服務暨諮詢中心和臨時澳門市政局推出了“服務承諾”計劃;2001 年就擴大到 16 個部門提供 169 項承諾項目;2002 年增加到 22 個部門提供 439 項服務承諾項目;到 2003 年,所有具有對外服務職能的 45 個政府部門均推行這種服務模式,而部分部門更已實施了全部項目。2. 質量認證2001 年身份證明局取得 ISO 9001: 2000 質量管理體系證書後, 2002 年政府
222船塢、澳門大學和印務局也相繼取得 ISO 國際認證,到 2003 年底共有八個政府部門考獲國際水平認證。3. 一站式服務2002 年起貿易投資促進局和登記及公證部門推出了“一站式”的服務模式,到 2003 年底共有 9 個公共部門提供 12 種“一站式”服務。2001 年起,行政當局所有部門及機構設立接受市民建議、投訴和異議處理的投訴機制,並指定負責人專門跟進。(四) 結構優化結構優化也是循序漸進。 2000 年首先重組法務局, 2001 年撤銷兩個臨時市政機構,成立民政總署;2002 年將原來的出生登記局和婚姻及死亡登記局合併為新的民事登記局;將原司法官培訓中心進行重組及更名為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五) 廉政與審計回歸以後,根據基本法第 59 條,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廉政公署,獨立工作,廉政專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正式取代澳葡政府 1992 年成立的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員公署。 2000 年 8 月通過的《廉政公署組織法》授予廉政公署更大的職權,使其與香港的廉政公署類似,能更有效地肅貪倡廉。 2001 年廉政公署和各部門合作,探討在行政程式中可能存在的漏洞,並在公共行政部門內發出了有關的廉政指引。 2002 年採用教育培訓、監管和制裁等多種渠道方式相結合,大力開展廉政建設工作,依法行政和廉潔奉公的公僕文化逐步在澳門形成。配合審計署工作的開展,對政府部門的財政收支進行了研究和審查,並在審計報告的基礎上,對資源的合理利用作出了糾正和規範。 2003 年各部門已設立的投訴機制,廉潔奉公的內容作為“公務人員
223基本培訓課程”的主要構成部分,並進行了“陽光法”解釋會。(六) 電子政府2000 年僅僅是加強了政府各部門的中文使用及電腦技術運用。2001 年在電子政府方面就有了較大進展︰制訂了公共行政服務電子化的目標和具體計劃,在 4 月份成立了電子政府跨部門小組,於年底提交了電子政府的發展策略建議書。政府內部聯網,交換諸如統計、地理、街道、人事、市民識別等資料;多個公共部門均設立網站,讓市民可以在網絡上查找有關法律、法規等資料。2002 年已經明確推行電子政府的工作是朝 公共行政管理資訊化和公共服務電子化兩方面發展。公共行政管理資訊化的目的是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而公共服務電子化可以突破地域和時間的限制,讓公眾透過網絡設備在任何地點、任何時間申請和辦理各種不同的行政手續,或向政府提出諮詢和建議,既便利市民,亦可加強與公眾的溝通。研究並開發了“公證中央資料庫”系統,在網上下載和列印各政府部門首階段提供的共 100 多種的政府表格,絕大多數政府部門已設立了自己的網頁,方便市民直接查詢。部分部門已在互聯網上接受辦理行政手續,與市民作互動交流。“電子政府整合基建”項目包括設計和實現一個分別以市民、旅客和投資者為對象的政府入口網站,以及公共行政內部資訊網站、跨部門綜合投訴處理系統、文件發佈收管和公文流程追蹤系統,訂定了有關電子採購方面的行政程式要求。2003 年由多個部門組成的“電子政府工作小組”開始發揮其協調作用,促進各部門共用資源。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在 2003 年全面展開;“公證中央資料庫”完成組建;“登記、公證資訊查詢中心”也在年底啟用。同時,完成有關電子簽署和電子認證的法規草案,共有 30 個部門約 317 份表格供市民下載,設立了三個“一站通”資訊服務亭,方便市民及遊客使用電子政府
224的服務。四、分析與評論從以上政府行政改革的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整個改革貫徹 先易後難、逐步推進的策略,但其成效卻不可小覷。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200 3 年 12 月對澳門的民意調查表明,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率高達7 2 % ,不滿意率僅 5 %;信任特區政府的比率高達 7 8 % ,不信任的比率僅3%;對特首的評分也達到了 78.1 分。在與香港的同類數字對比中,更可以看出澳門特區政府的成功之處。同期香港對特區政府的滿意率僅為 17% ,而不滿意率為 51%;信任特區政府的比率為 32% ,不信任為 38%;對特首的評分為 43.8 分 12 ,差距不可謂不大。當然這並不能說明澳門的公共行政及其改革一定優於香港,事實上一般學者的印象都是香港的公共行政的效率要遠高於澳門。 13 我認為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澳門的後發優勢。香港和澳門的起點是不同的,香港的公共行政本來效率已經是比較高了,再提高的空間可能有限,感覺也不明顯;而澳門的公共行政在葡澳治理時本來效率低下,回歸後的改革提升很大,民眾感覺也很明顯,所以民意調查顯示澳門的數字要遠比香港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雙方民眾期望值的差異,香港作為亞洲金融、貿易中心,人均 G D P 高達24,000 多美元,遠高於澳門,甚至高於英國;教育水平也高於澳門,中產階級人數眾多,在港英統治下享有較高的自由和權利。雖然民主發展滯後,但回歸前彭定康的改革也給予香港人極大的期望,期望過高也是造成香港政府民意調查數字不理想的原因之一。而澳門主要依賴博彩業,人均 GDP 遠低於香港,教育水平也相對較低,而且相當一部分民眾是大陸新移民,其難民心態與 1960 、 70 年代的香港類似,民眾的期望值相對較低,所以反映在民意調查上,對政府的評價就較高。第三,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地經濟發展
225狀況。經濟成效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評價,當經濟高速發展時,民眾的評價自然較高,反之當經濟停滯或衰退時,民眾又容易對政府有怨氣。美國總統大選也有同樣的現象,當經濟好時,總統一般容易連任;經濟差時,總統很難連任。我們看一下港澳兩地回歸後經濟發展的數據就不難得出這一結論(見表 2),澳門回歸之前連續四年經濟負增長,但 2000 年開始正增長,政府開支也有盈餘,所以民眾高興,對政府寬鬆;而香港在回歸前幾乎都是兩位數的增長,恰恰回歸後趕上亞洲金融風暴,從 1998 年開始負增長,政府結餘也開始出現赤字。市民和政府壓力都很大,怨氣就難免了。表 2 港澳統計數字對比港澳統計數字對比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 I -0.3 -4.6 -3.0 4.6 2.2 10.0 15.6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 % II 11.0 -4.8 -2.6 3.4 -1.4 -0.8 -2.0澳門政府結餘(億澳門幣) III – 0.4 3.1 3.1 4.2 17.4 26.6香港政府結餘(億美元) IV 112.20 -30.00 12.83 -10.05 -81.20 112.20 -30.0註︰ I.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網站II. 香港政府統計處網站III. 澳門政府財政局公共會計網站IV. 香港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網站最後,不能諱言,港澳兩地政府施政理念的不同對公共行政改革的結果也有很大影響。何厚鏵政府固本培元,穩健施政,雖沒有提出甚麼宏大的改革計劃和理念,但從最緊迫的治安入手,治安的迅速好轉,也為特區政府樹立了高效的形象。之後,通過人力資源的考察和評估、大規模的培訓,把施政重點放到了提高效率、增強服務上面,這最利於贏得民心。同時也做了一些結構優化、廉政和電子政務等方面的改革,整個行政改革先易後難,循序漸進,基本沒有裁員減薪,避免了公務員的反彈,也贏得了市民的贊同。反觀香港特區政府在施政之初,雄心勃勃,提出許多大計劃,比如八萬
226五房屋興建計劃、科學園計劃、大規模土地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等等,使 1998 年的經常開支增加 77 億元, 2001 年開始經常開支增加至 186 億元,五年間非經常性開支達到 880 億元 14 ,與此同時卻沒有預計到香港經濟的負增長,導致大多數計劃不了了之,赤字也越來越多。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尤其是新上任,更要固本培元、循序漸進;況且政府機構即使效率高,慣性也大,在威望還沒有確立起來之前就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難免招致民怨沸騰。緊接而來的經濟蕭條,不僅使許多宏大計劃付諸流水、使政府失信於民,而且政府也一改出手闊綽的豪氣,開始開源節流。公務員改革也只有實行引人注目的雙減︰減人手、減薪酬,也因此激起反彈,導致公務員士氣低落,甚至上街遊行。總之,經濟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政府的評價,後發優勢也有利於滿足市民不太高的期望,而循序漸進的改革方案更使得澳門特區公共行政改革開局良好,當然這並不意味 澳門的公共行政已經盡善盡美,正如何厚鏵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未來一年,將是公共行政改革朝 縱深方向繼續發展的一年。”15 隨 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的貫徹,希望澳門特區的公共行政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註釋:1 澳門便覽之地理和人口,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站。2 2004 年澳門資料,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http://www.dsec.gov.mo/c_index.html 。3 澳門便覽之政治體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站。4 同上。5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 2 00 4》,第三章,“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的組織架構”,http://www.safp.gov.mo/APM/c_part_1/ch_3.htm#3_1 。6 同上。7 同上。8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居住人口估計》,參見
227http://www.dsec.gov.mo/index.asp?src=/chinese/indicator/c_dem_indicator.html 。9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10 指這種改變至少使一個人受益而沒有人受損。11 以下資料均來自 2000 -2004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報告及其行政法務領域施政方針政策。12 http://hkupop.hku.hk/chinese/macau/motp4/morelease.html.13 盧兆興︰《香港和澳門的非殖民化比較》,載余振編︰《雙城記──港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1 99 8 年。1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1997 年施政報告》。1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4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原載《澳門理工學報》,澳門︰澳門理工學院,總第 1 6 期, 2 0 0 4 年第 4 期)
228現代政府改革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周 潭 * 陳瑞蓮 **澳門回歸後,市民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要求強烈,希望通過改革重建政府公務員與整個行政架構的運作效率,使社會“走向開放與透明”;政府也希望通過公共行政改革“贏回市民的信心”。回歸近五年來,澳門特區政府順應時代與澳門公眾的要求,在“以民為本”的基本改革取向背景下,進行了打造“服務型政府”、“學習型政府”、“有限政府”的公共行政改革。一、強調“服務行政”,打造“服務型政府”,提升政府服務素質澳門回歸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針對澳門旅遊博彩城市的特點,順應現代政府公共部門改革的“服務承諾制”潮流,提出了打造“服務行政”的改革思路。首先,強調政府職能的轉變,在確保以民為本和廉潔高效的原則下,要求公務員思維由官僚向公僕作根本性轉變,增進服務意識。澳葡時期的行政職能交叉重複,扯皮推諉現象嚴重。行政職務也多由葡人所擔任,他們身在澳門心在葡國,對澳門缺乏歸屬感,對發展澳門經濟,改善市民生活沒有長* 周潭,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講師* * 陳瑞蓮,中山大學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229遠計劃;對民間的訴求也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致使澳葡政府形象不佳。因此,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就努力營造一個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的服務型政府架構。在進行職能轉變的基礎上,設立“民政總署”,提高社區民政服務管理效率,加快改善市民生活素質;研究政府如何應對危機,提高統籌協調和快速應變能力;積極改善公共部門的“臃腫”,減少職能重疊現象。其次,大力推行服務承諾計劃。澳門政府在 1999 年至 2003 年每年的施政報告中都提出要在政府部門推行 ISO 9000 服務承諾計劃。如何厚鏵在 200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報告中就提出“廣泛的推行‘服務承諾’計劃;引入私人企業管理的模式,嘗試採用品質管理認證方法(例如 ISO 9000)”;2002 年提出“盡量以‘一站式’邏輯,為市民提供公共服務”;2003 年進一步提出“繼續推廣和深化‘一站式’服務之外,將加緊籌建功能高度集中的一站式民政綜合服務中心,全面推廣服務承諾”;在社會福利服務發展方面,政府會加強與民間團體的合作,充分利用民間社會的資源。再者,加強監督機關對公共行政部門與公職人員的監管,制定多種具體措施使政府接受公眾的監督。如確立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回應市民訴求和實踐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的承諾;規定公務員辦公時間必須佩帶工作證,通過不同方式保持與市民的緊密接觸;指令所有政策局設法積極開放議政渠道,為眾多諮詢、法定委員會及機構注入具有專業知識的有識之士;要求各政府部門不能以理所當然的態度讓市民接受政府的政策,要以更謙虛、開放和誠懇的態度爭取社會的信任和支持等。 2004 年又在原有單個部門投訴機制的基礎上,針對市民投訴事項的特殊性和複雜性,組成跨部門、跨範疇的專責小組來處理,對市民的意見及投訴,加快作出處理和回應。同時,政府就民政事務加強管理層和市民的直接溝通,由目前的管理層公開例會進展到領導及主管人員前往基層的各區服務站,實地瞭解情況及聽取市民意見。此外,除對組織實施“服務承諾”作出監督外,澳門特區政府還準備設立部門間的“對內服務承諾”機制,以提供跟進支持。
230最後,努力推動“電子政府”計劃,進一步改善政府與市民的溝通。通過“電子政府”建設,簡化市民申請公共服務的程序及手續,給市民提供更多溝通渠道,便利市民查詢有關公共服務的資訊;積極拓展服務行政的外部機制,聘請專業顧問公司或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對現時的行政架構,特別是對直接服務市民的政府部門進行評估與研究,找出其不足與長處,以期主動改善。政府自身也積極拓展輔助服務,完善服務行政的內部機制,鼓勵公務員對政府工作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通過“服務政府”理念的貫徹,澳門特區政府服務素質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政府形象也大為改觀。一是提高了公務員素質和服務意識。以往澳葡政府公務員體制中存在 服務意識不強、辦事效率低下,以及缺乏完善的培訓機制和考核機制等問題。特區政府實行的“服務行政”的改革措施,有效地改變了這種狀況,建立起新的公共行政文化,強化了公務員的“公僕”服務意識,較好地體現了政府施政“以民為本”的方針。二是提高了政府行政管理效率。隨 政府機構的精簡、政府職能的優化以及公務人員“公僕”服務意識的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改善執行公共政策的繁冗程序,大力推行“電子政務”和“一站式”服務等,大大方便了企業和群眾,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也促進了政府廉政建設,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二、倡導“責任行政”,打造“有限政府”,提升政府競爭力“有限政府”理念是從政府職能的演變中發展出來的政府治理理念。政府職能從“守夜人”角色到“全能主義”政府,使人們從政府管治實踐中認識到,政府的作用範圍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政府規模必須適當;政府也不是甚麼都管就好,而必須是“該出手時就出手”,不該出手時就別亂出手,應有所為,有所不為。相應地,政府所承擔的責任也必須是明確而有限
231的,必須是在自己應該發揮作用的領域和限度內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建立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已成為各國各地區政府的施政目標。在各國公共行政紛紛對政府規模進行檢討時,澳門公眾認為,澳門 50 多萬的總人口,卻有 17,000 多名公職人員, 71 個中央級政府機構和為數不少的地方基層機構,無論從機構數量還是公職人員數量看都是比較龐大的 1 ,澳葡政府管治時期留給公眾庸碌無為卻又高高在上的印象,更激發人們對政府規模過大的不滿。總體來看,原澳門政府架構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事權分散,職能交叉,機構重疊。如司法政務司與保安政務司,行政與教育暨青年事務司與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及社會事務暨預算政務司之間多有職能重疊之處。二是行政架構功能不全、監督不力。如廉政公署對於行政違法的案件只有提出改善的建議與勸告的權力,不擁有司法權,完成調查後僅可將情況向行政立法會報告,提出建議,對及時糾正政府的行為、提高政府的廉潔形象起不到應有的積極作用。它從 1990 年成立至澳門回歸前,一直沒有建樹,人稱它是“一隻沒有牙的老虎”,問題關鍵就在於它沒有明確的法定職權,不具有香港廉政公署那樣的權威與職權。三是行政組織的管理層次與管理幅度不相適應。澳門雖然地域狹小,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卻劃分為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兩個管理層次。在澳葡時期,中央行政主要是指以總督為代表的行政管理機構,地方行政主要是指市政機構──澳門市政廳與海島市政廳。中央行政機構除總督、七個政務司外,共有 71 個獨立實體部門。地方行政也充滿矛盾,許多職能又與中央行政有關部門的職能交叉重疊,造成職責不清。四是缺乏有效的反饋機制來檢驗、核實政策執行情況。雖然有行政法院和反貪機構,但也只是制約較為嚴重的違法事例,對於那些不構成違法,但又在不同程度上損害市民利益的行為則缺乏有效監管,政策執行的反饋渠道也不通暢。通常一項決策由高層作出後,再由各司級部門負責具體執行,涉
232及“執行中的決策”時,往往也是一個人說了算,既易造成失誤,也易導致行政命令式的運作;而擁有決策權的高層卻常常因要處理許多微觀的決策,使其精力損耗於瑣碎之事。針對上述狀況,澳門特區政府落實“責任行政”理念,打造有限責任政府的改革內容主要包括:(一) 改革與精簡公共行政架構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在社會各界要求下,對既有公共行政機構和公職人員的規模進行了檢討,並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穩健的架構改革。一是改變原有政務司性質,並減少司級機構。澳葡時期政務司是政治職位,是輔助澳門總督的行政機關,向總督負責,本身沒有任何職權,只是通過總督授權管理行政機關,七個政務司之間地位平等,彼此互不隸屬與制約。回歸以後,根據基本法與澳門實際需要,將政務司由七個改為五個,其首長也改稱司長,享有法定的職權,受行政長官領導。司為一級行政機關,司與司長的名稱、職責範圍和職數基本固定,各司司長有法律規定的排位順序。現有五個司分別是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會文化司、運輸工務司。二是撤銷了一些臨時性的機構。三是重組了政府總部輔助部門,把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發展與合作基金會合併。四是將警察性質的部門統一在保安司轄下。五是將新聞局、澳門基金會直屬於行政長官,組成直屬機構。六是設立廉政公署、審計署、海關,加強“審計署”和“廉政公署”的工作,提出建設廉潔的公共行政架構的主張。通過改革與精簡,初步理順了政府職能,政府部門總數也由回歸前的 71 個下降到 60 個,減少了政府規模,提高了行政效率,為打造“服務行政”提供了基礎。(二) 加強監督,節省公共開支推行“衡工量值式”的政府帳目審計方法;增加“審計署”的法定權力;加強公共會計的規範化;對市民的意見及投訴,加快作出處理和回應;加強
233法治制度和打擊貪污,對各項規章制度和財務制度加強監控,促進政府帳目審計模式的標準化和合理化,嚴厲處置違紀、貪污及瀆職行為,並研究改進有關的紀律程序,確保處理公正;大力推行政務公開,積極推行執法服務責任制、過錯責任追究制、執法服務考評制度等。(三) 進行公職制度改革,建立問責制重新檢討公共行政部門的結構及人員編制,改善公務員的招聘及遴選方法;對公職制度中的考評、晉升、培訓、退休等具體制度進行重新檢討並改革。首先,按照澳門基本法要求,設立廉政公署和審計署,以監督、調查、防止政府部門中的腐敗現象,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獨立工作,保證了其問責機構的獨立性、公正性與權威性。其次,在香港推行問責制的影響下,澳門也開始實行高官問責制。一是確定問責高官。有意效仿香港做法,政府最高層的官員脫離公務員系統,成為以合約方式聘用的高級官員。他們由特首提名,由中央政府任命,在其任期之內,各自負責由行政長官指定的政策範疇,統領所轄部門的工作,並且為其政策的成敗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履行對市民的責任,行政長官有需要時可以終止他們的合約。二是“問責制”官員都進入行政會議,以強化行政會議的工作,使施政能夠更快捷、更全面響應社會的訴求和切合市民的需要。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政府施政的責任意識,也賦予了“有限政府”以完整的含義。上述的一系列措施有效推動澳門特區政府的規範行政、透明行政和廉潔行政進程,實施一系列的約束性制度,也有效改變了回歸前澳門“官商勾結,黑道橫行,貪污成風”的狀況,逐步形成了辦事公開、公平、公正的開明形象,政府的公信力得到了較大的提高。
234三、強化學習意識,構建“學習型政府”,推進澳門公共行政的現代化澳門回歸前,政府中高級職位多是由葡人或土生葡人所佔據,華人進入公職的不多,且絕大多數從事一些低層次的技術性或服務性的工作,同時澳葡政府的“夕陽心態”也不重視政府公職人員的培訓與教育,使本應在過渡期內解決的公職人員的工作跟進問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市民的文化教育與公職教育也因澳門長期缺少高等學校而跟不上實際的需要。以這樣一支缺少公職實踐的隊伍來應對回歸後澳門的行政管理工作,未免有點力不從心,公眾也曾對政府的管治能力存有許多疑慮。因此,澳門回歸後,特區政府特別重視公職人員的培訓,通過各種形式鼓勵公職人員進行脫產與工餘學習,藉個人努力以提升自我價值,政府自身也注重對員工的學習教育,透過制度改革以提升個人行為。澳門特區政府構建“學習型政府”的措施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一) 加強對公職人員的培訓,提高公職人員的施政水平與技能澳門公務員的培訓歷史雖說是從 1986 年開始的,但早期培訓 重於葡語的學習,培訓對象主要是領導、主管及高級技術員,而對大多數普通公職人員的培訓則較少進行,培訓的供給與需求矛盾突出。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一直鼓勵員工自我增值、在職進修,以提升服務素質,培養公務員“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的主動積極的工作態度。為推進“學習型政府”的建立,澳門特首在 2000 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加強公共機構之人力資源的績效評估及在職培訓”;在 2003 年的施政報告中又專門提出“繼續強化公務員培訓,尤其加強領導及主管人員的訓練,提升他們的通才素質和決策能力”。為配合行政改革,澳門公務員培訓策略還從公務員的職務職程及知識結構 手,使公務員培訓向“整體性、義務性和針對性”方向發展,並為所
235有主管及領導人員開辦了中、高級公務員管理課程,以提高管理技巧;參考新加坡公共行政經驗培訓,以增進全局觀念與目標導向。另外,還有針對性地為高級公務員開辦政策制定課程,為加強同一範疇的工作人員溝通而設置工作坊,為配合特區外向型經濟對公務員的英語能力的要求而開展了外語培訓等。根據 1997 年至 2002 年各類培訓的項目、課時、參加人數等方面的數據比較,回歸後的培訓課程數目逐步增加,參加人次得到大幅提高。(二) 設立了公共行政觀察站,學習和研究國內外行政改革的經驗與理論,推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2002 年 9 月 19 日成立的澳門公共行政觀察站是澳門特區政府推進行政改革的主要諮詢渠道,其職能是收集關於其他國家、地區行政現代化的資料,並編制報告書;就行政現代化,尤其是優化行政運作及架構、提高行政效率等事宜進行評估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跟進上述事宜所採取措施的執行情況;就公職法律制度的修訂建議發表意見;對精簡公共行政架構發表意見;根據需要制定內部規章;對觀察站主席安排的其他相關事項發表意見或建議。觀察站的成員除了專家學者、社會人士及公務員外,還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代表、各司長辦公室代表以及各專責部門代表等負責具體執行工作的政府部門人員等。為展開工作,觀察站在成立後不久(2002 年 10 月 15 日)的第二次會議上,決定成立以行政現代化、優化行政運行及服務、行政組織合理化為目標的專責小組。行政現代化小組負責搜集外地有關公共行政改革的相關資料,詳研體制現存的問題,提出推動公共行政發展的大方向;優化行政運作及服務小組負責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務素質,檢討服務承諾、 ISO 品質管理認證、投訴機制、一站式服務、電子政府等措施的成效;行政組織合理化小組負責部門架構臃腫,職能重疊以及人員配置、規範化不足等問題。總之,要參考和比較外地的公共行政狀況,以作他山之石,並在國際先進標準的鞭策之下,持續地維持良好的服務素質。
236(三) 引導政府向私營部門等多方學習,打造“學習型政府”澳門政府學習的對象是多元的、雙向的,臨近的香港、內地,較遠如歐美的行政改革理念與做法,都對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英國的“下一步行動方案”、加拿大的“行政改革白皮書”、新西蘭的“行政文化運動”等,都滲透 私營部門的管理精神,在它們所進行的行政改革中,較多地吸收了私營部門注重品質、追求成本、重視顧客滿意度、強調管理效益等做法。澳門的公共行政改革特別注意吸收借鑒這些經驗,並將之運用於公職制度改革與公共行政改革之中,如更多地用合約制來取代編制內人員,以減少財政開支;學習英國的“公民憲章運動”,推進服務承諾計劃。為更好地瞭解、掌握和借鑒內地實施“一站式”服務的經驗,促使澳門進一步完善有關的服務工作,以澳門特區政府公共行政觀察站秘書長、行政暨公職局局長為團長的考察團還先後赴雲南省昆明市、浙江省上虞市及上海市訪問,深入考察和觀摩這三個城市的“便民服務中心”和“社區事務受理中心”的籌設、運作等情況。通過“學習型政府”理念的貫徹,澳門特區政府回歸幾年來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見表 1),公職人員的素質與能力也有了較大提升。表 1 1997-2002 年公務員學歷程度變化 2年份與學歷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高等專科 419 398 596 718 941 979學士 2633 2596 2790 3081 3399 3539碩士 18 21 60 95 117 176博士 0 0 1 2 5 6總數 3070 3015 3447 3896 4462 4700公務員數 17,589 17,037 17,239 17,412 17,533 17,368學歷組別總數佔17.45% 17.70% 20.00% 22.38% 25.45% 27.06%公務員數目的 %
237四、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主要特色與啟示(一) 強調“以民為本”“民本”觀念是中華傳統行政文化的精髓,也是當今世界各國行政改革所普遍追求的價值目標。“民”是指為政府提供稅收的納稅人和享受政府服務的顧客,也是社會整體利益的所在。“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政之所行,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心向背決定政策的認同與推行效果的好壞,更決定 政權的興衰。“服務型政府”、“學習型政府”和“有限責任政府”三大理念的貫徹始終是以“民本”為依歸,也是“以民為本”的最好體現。服務型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僅作自我服務的官僚機構,而應是肩負使命感、責任感的政府,它以民眾的福祉為基點、以民眾的需要為依歸。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在特首的幾次施政報告中,一直強調貫徹“以民為本”的理念。強調以人為本、以民為本,不僅意味 政府功能的一大轉變,同時也表明治澳建澳行為主體的拓展;不僅表明官員服務意識重要,而且也表明居民自我奮進、自我開發具有同樣的重要性。以民為本的行政改革觀,無疑對我們落實新的發展觀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二) 注重改革諮詢與研究澳門行政有重視諮詢的傳統。《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第 115 條第2 款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由政府、僱主團體、僱員團體的代表組成的諮詢性的協調組織。”行政長官在進行決策時,如果認為必要時也可邀請有關人士列席會議。澳門特區政府在貫徹公共行政改革理念的過程中,充分發揮澳門自身重視諮詢機構的傳統與優勢,廣泛接觸社會各團體、機構與社會人士、政府官員,瞭解民眾的所思所想,廣納賢言,廣採建議,較好地把公眾意見與特區政府的改革意向結合起來,有效地增進了政府改革理念落實的可行性。如澳門在進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前,將經過專業部門研究、整理
238的《澳門醫療保健制度研究諮詢文本》公開,並給予兩個月的全民諮詢期,又經過十個月的整理,才正式發佈指導澳門公共衛生體制改革的正式文件《澳門衛生體制的研究與評估》,受到各方的認可與好評,推行起來也很順利。其他重大的改革方案,如公職制度改革,分別由澳門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和行政暨公職局對公職人員和社會各界進行過多次的問卷調查,諮詢資深公職人員,聘請海內外專家進行研究,才逐步提出改革草案。充分的討論還是一個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是一個凝聚社會共識、宣傳改革方案、減少改革阻力、培育公民意識的過程。(三) 改革穩健、循序漸進澳門回歸前後的過渡特色、特殊的制度背景決定了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只能採取循序漸進的策略,不能一蹴而就,急於求成,更不能只求速度,而不考慮安全性、有效性。如澳門公職人員的聘用制度改革,對公職人員規模的精簡就是在多次研究和諮詢之後逐步推出的。在政府機構改革方面, 2002 年元旦“民政總署”正式誕生之前,特區政府採取了緩期過渡的做法,先把原澳葡政府時期的澳門市政議會和澳門市政執行委員會,改組為臨時澳門市政議會和臨時澳門市政執行委員會;原海島市政議會和海島市政執行委員會,改組為臨時海島市政議會和臨時海島市政執行委員會。穩健的改革步驟還有賴於改革時機的選擇、改革支持力量的逐步壯大。因為,任何改革都有其既得利益者和受影響者,改革的推行必須讓支持改革的力量不斷壯大,反對改革的人逐步減少;改革應有一個底線,那就是有人受益,同時還得向受影響的人予以利益,如果只有損失沒有得益,是不會有改革推動力的,這是任何一場負責的改革都應注意的。
239註釋:1 也有觀點認為澳門公職人員中屬於公務員的,其所佔總人口的比重也不大,只是由於對公職人員的分類標準與統計口徑不同,以致有不同的理解,實際上澳門公務員人數並不多至過分。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務員泛指公共行政工作的所有工作人員,分為編制內人員、依公職法聘用的合約僱用的人員、其他人員三大類。其工作性質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類的人員,也包括警察、消防員、海關人員、工人、公立學校教師、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等。人員總數在 1999 年為 17,239 人,佔總人口的 8.23% , 2002 年為 17,368 人,佔總人口的 8 .12% 。但各種研究表明,澳門的各類機構數量的確是多了一些。如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所進行的《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研究報告》認為,與發達國家、汶萊、冰島、巴林、馬爾他等微型國家相比,澳門的公務員人數與人口比例都是較低的。2 《行政》雜誌,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總第 62 期, 2003 年 12 月,第 1196-1197 頁。(原載《江蘇行政學院學報》,南京︰江蘇行政學院, 2 0 0 5 年第 1 期)
240從抗擊 SARS看澳門特區政府的危機管理關志輝 *2003 年的春天,非典型肺炎在香港肆虐,令一千七百多人倒下,當中更奪走了近三百人的寶貴生命。那段日子令全港居民惶恐終日,深怕自己會在未來的日子裡受到病毒的感染。一水之隔的澳門,卻在這次疫潮之中平安度過。直至入秋之時,只發現一宗外地傳入的病例,而病者最後亦康復出院。全城四十多萬市民安然無恙,令不少鄰近地區艷羨萬分之餘,亦驚訝不已!陰謀論調此起彼落,懷疑論者指責澳門特區政府隱瞞真相,不把實際病發人數向外公佈,直至特區首長何厚鏵透過傳媒再三反駁 1 ,此類聲音才慢慢消退下去。然而為何澳門這個小城市能夠在這次疫症危機之中獨善其身?澳門特區政府在面對鄰近地區相繼爆發非典型肺炎疫症,而可能早晚會把病毒傳入的潛在威脅中,如何有效地預防與控制的?本文嘗試利用近二十年間興起的危機管理學的基本概念與原理,來探討澳門特區政府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中的管理方法與表現,並指出其中的優點與缺失,以作共同反思之用。一、新興的知識:危機管理學不少政治及社會分析家相信,當代社會是一個充滿災難與危機的時代(Lerbinger, 1997)。雖然這些看法稍嫌誇張,但無可否認的是,近年來全球各地*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社會工作學課程主任
241所發生的人為的或天然的危難,在發生的頻密程度及影響的幅度上,卻是史無前例的。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當代的危難是屬於美國學者 Charles Perrow(1984)所指的“常態意外”(normal accidents),意指那些表面上似乎是自然的災難,其實在相當程度上涉及人為體制的失誤,發生意外只是早晚的問題而已。再者,社會體系越趨複雜,發生危難的機會也越高。在這危機滿佈的年代,催生了一門嶄新的知識:危機管理學。此學科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開始興起(Pines, 2000),並且很快受到公共行政人士及商業機構等所注意,逐漸成為一門時尚的學科。本節首先簡單介紹這新興學科的一些重要概念。所謂危機,不同學者或許有頗不一樣的定義,但最常見的定義來自韋氏大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危機是事情變好或變壞的轉捩點,是事情到了關鍵時刻的一種處境(Fink, 2002:15)。這定義說明了中國人對危機的一種很有哲理的老生常談:危中有機、可以轉危為機。事情的發展可以是好亦可以是壞,視乎是否處理得宜而已。Charles F. Hermann 亦提出了以下的定義:危機是一種處境,它的出現帶來了驚慌,它威脅 受影響的組織的重要目標與價值,並且只容許該組織在極有限的時間來作出反應(1972:13)。這個定義指出危機的緊迫性,令人沒有餘暇作出周詳的考慮和部署,雖然有危急中帶 契機的性質,但一下子做錯了決策,那就有滿盤皆落索之險。此外,該定義亦說明了危機的嚴重性在於它對受影響的組織帶來重大的威脅,令該組織不可能不作出反應來抵抗。Uriel Rosenthal 等學者近期再提出他們對危機的界定,以補充前人定義上的不足:危機是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礎結構或根本價值與規範構成重大威脅的一種情況,並要求該系統在緊迫的時間內及極度不確定的環境中,作出急切的決策(Rosenthal, Hart and Charles, 1989:10)。這定義點出危機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極高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這樣不確定的情況表現於該危機的當前狀態上及其長期影響上,令處於危機中的系統要在充滿未知數的情況下回應決斷,其實極之困難,但時間的迫切不能有機會令該系統好整以暇,反而
242要當機立斷。這正是危機的最吊詭之處。綜合以上三組定義,大致上我們可以歸納危機的四大特性如下:一是突發性;二是威脅性;三是時間緊迫性;四是狀態與發展的不確定性。2003 年春季 SARS 開始在華南地區爆發,並且引發一次全球性的疫症恐慌,受影響的地區如臨大敵,社會秩序及經濟運作都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與擾亂,恰恰反映這次疫症的突如其來及其重大的威脅性。直到 2003 年 7 月底,近三十個國家或地區,超過八千人受到疫症感染,七百七十多人死亡(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短短數月之間,受感染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令全球震驚,亦反映了危機的時間緊迫,刻不容緩。同時,世界衛生組織到目前仍然未能完全掌握有關 SARS 病毒的真正面貌,其散播的方式,以及哪一種治療方法最有效果,更遑論研製出確切有效的疫苗來防治。在眾多不確定的情況下, SARS 在每個天氣轉涼的季節再度襲擊人類的危機仍然未能解除。根據Mayer Nudell及Norman Antokol (1988)兩位學者的分類,一個政治實體,無論是國家或地方政府,可能會遇上以下五大類危機:1) 天然災害:風暴、水災、地震、火災、旱災。2) 重大交通意外:空難、海難。3) 科技危機:電腦系統、核能、化學意外。4) 人事災難:政變、暴亂、大罷工、經濟金融危機。5) 戰爭危機:恐怖襲擊、別國侵略。在這樣的分類之中,傳染症爆發造成的疫症似乎可以多於一種的分類,例如以 SARS 疫潮為例,它既有天然災害的成分,但亦可以屬於科技事故,這從世界各地不少病人在醫院中交叉感染可見一斑。故此,在上述兩位學者的分類中,可加上第六類:傳染性疾病。顧名思義,危機管理就是試圖有效地管理危機的方法與措施,是針對各類危機而發展出來的一門知識系統。 Steven Fink 認為危機管理是一種藝術,
243目的是消弭危機所帶來的風險(risk)及不確定性,並且使當事人或組織更能掌控自身的命運(2002:15)。普遍而言,危機管理從開始到結束,大致可理解成為一個生命周期,就像人的生老病死,期間經過出生(開始形成)、成長(嚴重爆發並發展迅速)、成熟(情況穩定,但仍然惡劣)及衰退(危機已經受到控制,情況逐漸變好)(Gonzalez & Patt, 1995 ,見於朱愛群 2002:67-8)。從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最有效的危機管理時機是出生期,當情況未發展到最嚴重的時候,能夠消弭危機於無形,就是最成功的措施。這將涉及危機管理的兩種最基本的方法:率先行動式管理方法(proactive approach)及被動反應式管理方法(reactive approach) (Nudell & Antokol, 1988)。前者的管理模式比後者更為有效,皆因危機管理不單是危機的處理,亦包括對危機的預防、偵測、評估等準備工作。這些前期工作做得妥當,危機爆發之後,就能較容易將風險減至最低,並監控以至引導危機的發展方向,而不會被危機的突如其來殺個措手不及了。回應危機的發展階段,作為危機管理的權威組織,美國的聯邦緊急事故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以下簡稱 FEMA)提出了四個階段,分別是:1) 緩和(mitigation)︰採用各種措施務求減低危難對人命及財產的傷害;2) 準備(preparedness)︰建立各種應付危機發生的預防工作;3) 反應(response)︰執行應變計劃,致力搶救生命與財產;4) 復原(recovery)︰穩定及重建社區,維持各系統的正常運作。嚴格而言,美國聯邦緊急事故管理局所提出的模式只是三大階段,以及一個總的方向或原則,並非真的構成四個時期。重新組織之後,理解如下:總方向 / 總原則──緩和或減低危難對人命及財產的傷害;三個階段為準備、反應和復原。
244(一) 準備階段正如前文有所討論,這是最好的應付危機的時間,所謂“預防勝於治療”,準備工作做得越充分,危機的不確定狀況越受到控制,造成的威脅也越小。在這一階段,有關組織的具體準備工作可包括:1. 制訂詳細的緊急應變計劃;2. 建立危機的監測與警報系統,預報其爆發;3. 教育組織內的工作人員如何準備及如何反應;4. 透過大眾傳媒的參與及協助,教育大眾如何警醒戒備;5. 提供必要的訓練以及演習,以增強工作人員及公眾的防禦能力與信心。(二) 反應階段這階段是一般所謂危機處理的時期,也就是因應危機已經發生,組織應按 早前制訂的應變計劃,運用各種資源作戰,致力拯救,將傷害在最短最快的時間內減至最小最輕。這時期極可能要成立“災難處理指揮中心”或類似的組織,統籌所有行動,並集中資源,方便調配,令有限的資源能發揮最大的效力。同時,對於來往的資訊要小心處理,令容易在這段時間蔓延的公眾恐慌加以監控,盡快成立通訊中心,處理危機溝通工作,令真實正確的信息得以輸出,消除謠言的散播。危機溝通專家 Douglas Hearle 指出,在危機當中,該組織應採取以下的原則來向公眾溝通信息(Gottschalk, 2002):1. Fast 快速:盡量要成為第一個單位將消息發放,這對於控制危機非常關鍵;2. Frank 誠實:不要隱瞞信息,在信息高度流通的年代,隱藏事實會早晚給人揭穿,屆時公信力就會蕩然無存;3. Fully 全面:信息要全面披露,不應有所保留,信息越多,公眾不必要
245的猜測越少;4. Factual 事實:盡量交代事實及當中的細節,避免用抽象概括的說話令人產生狐疑;5. Focus 集中:盡可能委任一位發言人,避免多元信息來源,令當中出現矛盾的機會減低;6. Feedback 回饋:重視雙向溝通,除了向公眾發放信息外,亦要從系統之外接收重要的資訊,並留意公眾的見解或疑慮,以便有助改善未來的溝通效果。此外,當危難發展至高峰時,應變中心可能要作出一些果斷的決定,令災害減少,例如撤離工作人員及公眾,同時設立收容場所,安置受影響的人士,協助其度過危機。(三) 復原階段這時災難已從最危急的頂峰回落,受影響的組織雖然可以稍為舒一口氣,但作戰狀態不應過分鬆懈,反而要一方面穩定局勢,修復受破壞社區的物質及心理系統,重建基本的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亦是良好的時機作一次深刻的危機管理上的檢討,評估前期的部署與反應上的不足之處,吸取經驗及教訓,再次修訂另一個應變方案,以面對未來極有可能捲土重來的同類危難。二、澳門對抗 SARS 危機的管理工作從 2002 年底開始,中國廣東省出現首宗 SARS 病例,數個月後,香港、新加坡、台灣、越南、菲律賓,甚至遠至澳大利亞、愛爾蘭、美國、加拿大等地區皆在早春 2 月相繼發現了首宗個案。到了 3 月,受到感染的地區又增加了十個國家,包括鄰近的馬來西亞和泰國,以及歐洲多國──法國、德
246國、意大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國,疫情之緊急、影響之廣泛,近年罕見。在這一節,首先列出了澳門在 2003 年 3 月以來對抗 SARS 的各項具體工作,然後,在下一節對澳門的危機管理表現作一評析。表 1 2003 年澳門對抗 SARS 日誌 2日期 事件10/2 衛生局強烈呼籲市民要注意呼吸道傳染病,預防感染。11/2 得悉鄰近地區爆發SARS,衛生局開始研究有關工作,包括立即制訂澳門的監測病例定義,並 重傳染性強和嚴重的肺炎病例。又與兩間醫院負責人舉行會議,並向兩院發出內部指引,及向私家醫生公佈處理懷疑SARS病例的指引。12/2 衛生局向市民發出“因應廣東地區出現‘傳染性重症非典型肺炎’的建議”。13/2 衛生局向市民呼籲應注意個人衛生,保持室內空氣流通,並說明煮醋及飲用板藍根並非預防SARS的有效方法。當局又與兩院、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開會,要求醫護人員必須佩戴口罩及洗手。衛生局與珠海市政府取得聯繫,留意SARS的傳播。13/3 仁伯爵醫院建立隔離病區,鏡湖醫院亦開始籌備建立隔離病區。17/3 衛生局公佈發現曾到香港實習的一名32歲內科女醫生懷疑染病,並接受隔離觀察。19/3 衛生局公佈第二名懷疑染病的25歲山頂女護士,正接受隔離觀察。衛生局局長及仁伯爵醫院院長巡視醫院隔離病區。21/3 衛生局發出“對酒店場所的衛生指引”。24/3 衛生局公佈出現首宗懷疑個案,患者為25歲法裔英籍女教師。26/3 衛生局發出“物品清潔/消毒指引”,又設立非典查詢電話熱線。28/3 衛生局訂購10萬個口罩和大量個人防護之醫療用品,並與民政總署攜手增派100人專責清潔工作。仔精神病院改為臨時隔離病區。衛生局分別發出“有關非典型肺炎指引”、“醫用口罩使用方法指引”及“學校/幼稚園/托兒所指引”。29/3 特區首長何厚鏵發出批示,成立一個跨部門之“應變小組”,由衛生局、民政總署等多個部門組成。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發出“圖書館、教授前線人員佩戴口罩指引”。
2472/4 衛生局公佈“SARS接觸者家居隔離通知及注意事項”,又對社會服務設施發出預防SARS的補充指引,並在各口岸設立醫療諮詢站。仁伯爵醫院的燒傷科病房及手術室改建為獨立負壓病房。3/4 特區政府公佈成立跨部門的“非典型肺炎統籌小組”。仁伯爵醫院隔離病區收入一名49歲女肺炎患者以作觀察。在三個主要口岸設立的醫療諮詢站開始運作。8/4 衛生局發出“救護車人員防炎措施指引”。12/4 首位來澳考察的世界衛生組織流行病學專家森田公一抵達澳門。13/4 特區政府在路環 仔擬定四個隔離營。17/4 衛生局代表與廣東省衛生廳官員會面,就預防非典型肺炎(SARS)問題溝通交流,並討論通報機制安排。18/4 在三個主要口岸設探熱檢查。20/4 38歲女售貨員懷疑染病,被收入仁伯爵醫院隔離病區接受觀察。21/4 一名荷蘭籍大專男學生入住仁伯爵醫院隔離病區接受觀察。衛生局發出“預防呼吸道傳染疾病宣傳單張”、“預防呼吸道傳染疾病──衛生指引宣傳單張”、“預防呼吸道傳染疾病方法一及二──正確洗手宣傳海報及佩戴口罩宣傳海報”。23/4 衛生局派出代表赴北京出席“海峽兩岸控制與預防非典型肺炎學術研討會”。一名52歲男子懷疑染病被送入仁伯爵醫院隔離。仁伯爵醫院設立特別急診和分流診區。衛生局設熱線供傳媒查詢防炎信息。25/4 澳門各口岸以紅外線測溫儀為旅客測驗體溫。26/4 仁伯爵醫院開始實施急診分流措施。27/4 仁伯爵醫院設立第二隔離病區。28/4 特首何厚鏵發出第109/2003號行政長官批示,授權衛生局局長實施防炎應變工作及啟動民防措施。29/4 衛生中心實施發燒病人門診分流措施。仁伯爵醫院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重點保護。30/4 珠海、澳門雙方就口岸“非典”預防工作進行交流會,並就健康申報表和通報機制達成共識。1/5 對各口岸入境人士實行入境健康申報措施。2/5 第二位世界衛生組織專家梅菲訪澳五天。3/5 衛生局進行“SARS 無症狀接觸者集體隔離演習”。日期 事件(續上表)
2486/5 衛生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引發出關於非典個案的定義,又派發“預防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海報”及“預防非典型肺炎──衛生指引海報”。8/5 一名居住斗門29歲男子懷疑感染;而38歲女售貨員及52歲男子則出院。9/5 開始籌劃在路環白粉村設立隔離病區。世界衛生組織將女售貨員從疑似感染個案類別中剔除。10/5 傍晚衛生局宣佈澳門出現第一宗SARS病例,29歲男子證實感染,隨即召開新聞發佈會,並立刻啟動非典型肺炎跨部門應變小組總指揮部。12/5 第二次珠海、澳門防炎工作會議召開。15/5 衛生局設立SARS病毒化驗室。17/5 衛生局捐血中心採取一系列防炎措施。18/5 國務院副總理兼防炎總指揮吳儀會見澳門代表,重申將不惜一切代價給予支持。衛生局發出“圖書館的衛生指引”。19/5 吳儀率領中央政府代表團及澳門衛生局代表參加在日內瓦舉行之第56屆世界衛生大會。衛生中心設發燒門診。21/5 仁伯爵醫院隔離病房工程動工。22/5 衛生局公共衛生化驗所開展PCR冠狀病毒測試。當局並派發“認識/預防嚴重急性呼吸道綜合症(SARS)宣傳單張”。23/5 衛生局發出通告:澳門居民如在內地染上非典,可先獲救治,並豁免繳交預付金額。當局又派發“與患者有密切接觸人士的健康指引”及“樓宇公眾地方檢查及消毒指引”。24/5 衛生局為小型機場入境及轉機旅客進行體溫檢驗。26/5 衛生局將跟進留台逾月返澳居民的健康狀況;當局並發出“大廈衛生設備及排水系統維修指引”、“室內遊樂場的指引”、“工廠/廠房及同類場所的指引”及“一般場所環境和物品清潔消毒指引”。27/5 行政長官接受中央政府支援澳門特區抗擊SARS的醫用物品。衛生局修改並再次發出“衛生局對私家醫生指引”及派發“有非典型肺炎個案大廈之住戶單位家居消毒程序指引宣傳單張”。29/5 廣東、香港、澳門代表在香港舉行“粵、港、澳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專家小組”第一次會議,並達成六項共識。仁伯爵醫院與香港中文大學以遠端研討會交換SARS防控經驗。31/5 本澳唯一的一名SARS患者病情進一步好轉,已在下午轉送精神病院康復隔離病區接受兩星期觀察。日期 事件(續上表)
249因應澳門的抗禦 SARS 的實際經驗,我們可以用 5 月 10 日當天證實出現第一宗 SARS 病例作為時間分水嶺:5 月 10 日以前為 FEMA 三階段論中的準備階段,而 5 月 10 日之後即進入了反應階段。幸好澳門在這期間沒有大規模爆發 SARS 疫情,所以該名患者入院治療到其康復出院後,短短數個星期間,全城雖然在高度戒備狀態,但最後都能夠在無驚無險中度過。當患者康復出院後,大概可以理解為進入了復原階段。由於始終只得一名感染個案,並且沒有死亡個案,故此,以下篇幅會較為聚焦評析澳門特區政府在準備階段的危機管理工作。澳門特區政府為預防 SARS 傳入,遠在二月初便開始不斷呼籲市民注意呼吸道疾病,預防感染。同時,儘管尚未出現任何病例,就算鄰埠香港亦未開始發現染病個案,澳門特區政府高層已主動與兩大醫院開會,進行基本溝通及防疫專題研究,這些先知先覺的舉措,絕非反應過敏,反而是體現了防範於未然的道理,在這準備階段中,特區政府的防疫準備工作可以分為以下各類:(一) 推行各項公眾衛生教育透過各式各樣宣傳海報與單張,及向公眾作出呼籲及建議,達致提高市民整體的衛生關注與知識。在 2 月初到 5 月 10 日期間,衛生局設計及派發近十類不同的海報與單張,包括如何正確洗手及佩戴口罩、如何預防呼吸道傳染疾病等。此外,衛生局亦向公眾發出清楚易明的衛生指引,令市民更有方法地預防傳染疾病,例如“有關非典型肺炎指引”(3 月 18 日)、“物品清潔 / 消毒指引”(3 月 26 日)、“清潔環境及清除積水指引”(4 月 28 日)等。(二) 向特定社團、部門、或工作人員發出衛生 /防疫指引針對一些人流較多的團體或場所,衛生當局亦發出詳細的衛生指引,以便提高這些地方的防疫能力,例如向私家醫生公佈處理懷疑 SARS 病例的指
250引(2 月 11 日)、“對酒店場所的衛生指引”(3 月 21 日)、“學校 / 幼稚園 /托兒所指引”(3 月 28 日)、“救護車人員防炎措施指引”(4 月 8 日)等。(三) 在各出入境口岸實行檢疫措施特區政府首先由四月初在各口岸設立醫療諮詢站(4 月 2 日),然後在同月裡在各口岸設置探熱檢查(4 月 18 日),到了 4 月的第 4 周已經購置並立即在各口岸安裝紅外線測溫儀,為全體出入境旅客測檢體溫(4 月 2 5日),及至在 5 月 1 日更對各口岸入境人士實行強制性入境健康申報措施。這一連串檢疫措施行動非常果斷迅速,對於監測 SARS 的傳入明顯發揮了重要的功效。(四) 強化兩間醫院的設施除了在各口岸嚴陣以待之外,澳門內部處理傳染疾病的硬件設備也必須強化。當仁伯爵醫院於 3 月 13 日建立隔離病區時,鏡湖醫院亦開始籌備建立隔離病區, 4 月 2 日仁伯爵醫院將燒傷科病房及手術室改建為獨立負壓病房, 4 月 23 日設立特別急診和分流診區,並於三天後開始實行急診分流措施。 4 月 27 日該院更設立第二隔離病區,並為前線醫護人員提供重點保護,做好準備工作。政府方面,衛生局於 3 月訂購 10 萬個口罩和大量個人防護之醫療用品,以加強防禦條件,又於 3 月 28 日將 仔精神病院改為臨時隔離病區, 4 月 13日在路環及 仔擬定四個隔離營。其轄下各個衛生中心亦於 4 月 29 日開始實行發燒病人門診分流措施。 5 月 3 日衛生局更進行了一次演習,名為“SARS無症狀接觸者集體隔離演習”,並在證實第一宗個案的前一天(5 月 9 日),已開始籌劃在路環白粉村設立隔離病區。
251(五) 確立各類溝通渠道對內溝通方面,衛生局早在 2 月已開始主動與兩間醫院負責人舉行會議(2 月 11 日),及與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開會(2 月 13 日),研究有關預防的工作。有關公眾溝通,衛生局於 3 月 26 日設立了非典查詢電話熱線讓市民可以查詢有關非典型肺炎的信息。當局又於 4 月 23 日設立熱線供傳媒查詢防炎信息,使到容易在這段時間蔓延的公眾恐慌加以消除,亦令正確真實的信息得以輸出,減少謠言的散播,相當程度符合前文討論過的危機溝通原則。對外溝通方面,衛生局代表於 4 月 17 日與廣東省衛生廳官員會面,就預防 SARS 問題溝通交流,並討論通報機制安排。當局於 4 月 23 日又派出代表赴北京出席“海峽兩岸控制與預防非典型肺炎學術研討會”與內地專家溝通交流,然後於 4 月 30 日與珠海就雙方口岸“非典”預防工作進行交流會,並就健康申報表和建立通報機制達成共識。此外,特區政府先後兩次邀請世界衛生組織的專家代表來澳考察,評估及指導本澳的整個防禦工作。先有在 4 月 12 日抵達澳門的流行病學專家森田公一及 5 月 2 日抵澳訪問多天的專家梅菲,兩位專家留澳期間考察了特區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預防及應變措施後,認為有關措施有效及適當。(六) 成立應變小組在總體抗禦疫症的行動中,最為重要的措施是特區首長何厚鏵於 3 月 29日發出批示,並於 4 月 3 日正式成立一個跨部門之“應變小組”,由衛生局、教育暨青年局、社會工作局、民政總署等多個部門組成,負責統籌所有抗疫的工作。特首再於 4 月 28 日發出第 109/2003 號行政長官批示,授權衛生局局長實施防炎應變工作及啟動民防措施,減少政出多門造成的混亂與延誤。以上各項措施,皆能發揮其防患於未然的功效。從 2 月中到 5 月中整整三個月內,澳門的確做到了零感染的記錄。直到 5 月 10 日傍晚衛生局宣佈澳
252門出現第一宗 SARS 病例,證實了一名 29 歲男子受到感染,有關當局亦隨即召開新聞發佈會,並立刻啟動非典型肺炎跨部門應變小組總指揮部,全力抗擊疫症,務求做到全面掌控疫情的發展。三、澳門對抗 SARS 危機的表現評析澳門位處華南沿岸,鄰近粵港兩地。當香港特區及廣東省一帶的 SARS疫情非常嚴峻之時,假若說澳門是被疫症重災區環抱也不為過。但這濠江小城卻延至 5 月 8 日才發現第一宗可疑個案(probable case),並在同月 10 日方才得以證實,往後的三個月裡再沒有發現第二宗個案。能夠避過一劫,令不少人對她刮目相看,甚至來澳考察一番。 3 抗炎成績如此驕人,絕非純粹僥倖那般簡單。總結經驗,澳門成功抗炎的首要原因,就是做到未雨綢繆,及早防範。根據前文的分析,當 3 月初鄰埠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開始出現醫護人員相繼感染,接連倒下的時候, SARS 的警號已經亮起了。當時澳門不敢鬆懈,已經立即進入了戒備狀態,之後的一連串準備措施亦在以上章節中詳細列出及討論,在此不再贅述。正如上文提及,危機管理最有效的時間是在危機未曾來臨的醞釀階段。總的評價是,澳門特區政府及其醫護部門在這危機之中管理有道,反應恰當及時,能夠遠在危機未到之時作好準備,而所採取的各項措施亦大致足夠,令特區四十多萬市民的生命得到實質的保護,確實盡了政府應有的責任,該記一功。當然,澳門被稱為蓮花福地,難免會令人聯想到好運氣、風水佳等因素來解釋其抗疫成功。我們沒有需要全然否定這類論調,因為這類思維未嘗不是反映了市民對澳門的正面感覺。但是,我們還是需要用較為客觀的態度來審視。例如其中一種說法提及 2 月時廣州中醫劉姓教授往香港出席婚宴,入住京華酒店,成為其中最確定的一個源頭病人。假如當天劉教授是來澳赴宴及病發的話,爆發連鎖感染的地方將會是澳門,而非香港。故此,這是澳門
253之福也是香港之禍。這種“教授不來澳”論確實有相當的道理。然而,當日劉教授病發並入住廣華醫院時,據說他曾再三就自己所患疾病的高度傳染性向該院的醫護人員作出警告,但似乎未能喚起當時的工作人員足夠的警惕,結果引致感染。假若劉教授在澳門入院,同樣提出警告,故事的發展也許會大致相同也未可料,但以當時澳門兩院已經有所警覺和戒備,相信其情況發展至失控的機會不大。另外一種涉及幸運的說法是,澳門之所以掌握先機預早準備,純粹是誤打誤撞之故,結果傻人有傻福使到澳門能夠倖免於難云云。這種“傻人有傻福”論其實並不符合事實,因為澳門正因多年前曾出現登革熱病潮,故此特區政府連續兩年都發動了全城的清潔活動,而在 2003 年亦不例外,這種衛生監控工作未有鬆懈。大規模的清潔運動,正好從內部克制 各類傳染病的廣泛散播。結果證明,澳門的唯一個案是一宗從外地傳入,並非本地感染的病例。此清潔工作亦表現出澳門政府確實能夠從前事中吸取教訓,正如衛生局局長瞿國英在 4 月 23 日表示,澳門不能單靠運氣,反而要全民一同努力,才能防禦疫症。這番說話非常實事求是,絕不是鄰埠某些高級衛生官員那種高調言論可以相提並論。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特區政府的規範較小。在這小型政府裡,許多政令不僅能夠快速下達,並且能在部門之間迅捷傳遞,亦沒有權力嚴重分散,政出多門,架構層層迭迭之弊,加上特區首長的領導作風明快,決策果斷,令各級官員及普羅市民對其管治確有信心,亦願意與之配合,這等條件實際上亦令澳門特區政府有其過人的表現。在危機處理的問題上,這些客觀條件尤其重要,因為危機的特性是來得快且猛,不容許決策者回去仔細研究,也不容許他下個月再來跟你們討論,而是要領導者當機立斷,在有限時間之內作出清晰的指令,動員人力物力滅災扶危。澳門特區政府這次臨危不亂,調度有法,實非僥倖偶然。其實在 S A R S 這危機之外,澳門特區政府在面對各個類別的重大危機
254中,亦有基本的應變安排,包括制訂了相關的法規或法令,以及安排了有關部門或單位負責統籌協調及操控的工作(見表 2)。由於澳門這個小城市自回歸中國以來,未有發生嚴重的危難事故,故這套危機處理體系效能如何,目前無法完全有效地評估,而當中亦必然在法制上及組織架構上仍有很大可以改善的空間,但是單從 SARS 一役所見,反映了特區政府的那一份謹慎小心與謙虛踏實的處事態度,確是市民所樂見的。表 2 澳門特區政府之危機處理體系 4危機類別 負責部門 /單位 相關法例天然災害:風暴、水災、 保安司 第 72/92/M號法令火災、旱災 民防行動中心 第13/2000號行政命令第32/2002號行政法規第9/2002號法律《內部保安綱要法》重大交通意外:空難、 港務局 第 10/91/M號法令海難、陸上交通事故 民航局 第 15/95/M號法令治安警察局交通部 第22/2001號行政法規消防局 第24/2001號行政法規第9/2002號法律《內部保安綱要法》科技危機:電腦系統、 電訊暨資訊科技發展辦公室 第67/2000號行政長官批示化學意外 消防局 第24/2001號行政法規人事災難:政變、暴亂、 保安司及轄下警察總局 第9/2002號法律大罷工、經濟金融危機 金融管理局 《內部保安綱要法》第 14/96/M號法令戰爭危機:恐怖襲擊、 保安司及轄下警察總局 第9/2002號法律別國侵略 5 《內部保安綱要法》傳染性疾病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第109/2003號行政長官批示
255四、結論與建議本文執筆之時,本澳又再受到登革熱病的侵襲,累積個案已達 23 宗,六人仍住院,無登革出血熱表現,情況良好,之後五天,情況已經受到控制。衛生當局亦全力推行徹底的滅蚊工作,以防疫症進一步擴散。這小規模的疫症,當然不能與 SARS 危機相比,但在危機管理學的理解裡,任何小事如在其發展初期處理不當,往往會產生無可預計的災難。澳門特區政府在 2003 年對抗 SARS 的表現,值得嘉許和學習的地方,在於其能夠“先發制炎”,在危機發展的準備階段做好了本分,透過充分的防範措施,換取了珍貴的時間,將首宗病例拖延至夏季來臨之時,一方面爭取到更充足的時間來不斷強化各口岸的檢疫措施與醫療體系,另一方面亦隨天氣的轉熱,令 SARS 的威脅降低。雖然最後也在 5 月中失守,但仍能維持一宗感染,可以說是打了一場漂亮的勝仗。仗雖然勝了,但從危機管理學的角度看,危機是會再度出現的,甚至一個危機的解決,可能鋪設了另一危機出現的伏線。在這時候,最具效益的事情是檢討得失,吸取自身及他人的教訓,完善現有管理危機的體制。就目前澳門的狀況而言,有以下三點建議:(一)特區現時相當缺乏富有處理傳染病經驗的醫護人員及支援前線工作的各類專門人才(例如流行病專家、化驗師等),我們急需加強這方面的培訓,例如聘請外地相關專家來澳授課,或保送最前線人員到國內或外地接受訓練。(二)加快就防治傳染病訂立完整的法規。行政長官批示只是在非常時期的非常安排,在危機過後,總結經驗之際,理應制定整套法律,包含施行強制性隔離行動、打擊各種製造恐慌的謠傳,甚至強制關閉某些懷疑是病毒源頭的場所等措施的法理依據。(三)在當今病毒全球化的現實下,必須加強與香港、內地以至世界各
256地的衛生部門及組織的聯繫,建立可靠的通報機制,讓彼此之間在最短的時間獲得警報,從而能夠更快速啟動防範機制,有效地對抗各式各樣的疫症擴散。註釋︰1 澳門特區首長何厚鏵在 2003 年 4 月 3 日在廣州與廣東省省長黃華華禮節性會面後接受訪問時說,明白澳門人現在很憂慮,更有不少人認為澳門無可能一宗非典型肺炎個案也沒有。但他重申在澳門確實未發現任何非典型肺炎個案,並呼籲全澳居民倒不如合力做好預防工作,而澳門的衛生部門也應作好一切準備,防止非典型肺炎個案出現後大幅度蔓延。2 筆者根據《澳門日報》資料整理。3 香港醫管局及衛生署高層曾多次來澳與本地衛生局官員及醫護人員開會交流經驗,一方面互通信息,另一方面也不乏吸取心得之意。4 筆者根據澳門特區政府網站資料整理。5 凡是涉及國防範疇的問題,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將交由中央政府處理。參考資料︰1. Drabek, Thomas E., Human System Response to Disaster: An Inventory of SociologicalFinding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6.2. Fink, Steven, Crisis Management: Planning for the Inevitable, Lincoln, NE: iUniverse, 2002.3. Gottschalk, Jack, Crisis Management, Oxford: Capstone, 2002.4. Harper, Charles L., Exploring Social Change,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1989.5. Hermann, Charles F., ed.,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NewYork: Free Press, 1972.6. Lerbinger, Otto, The Crisis Manager: Facing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Mahwah, New Jerse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7.7. Nudell, Mayer and Antokol, Norman, The Handbook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and CrisisManagement, Lexington, MA: Lexington, 1988.8. Perrow, Charles,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Basic
257Books, 1984.9. Pines, Wayne L., Myths of Crisis Management, in Public Relations Quarterly, 45 (Online),2000. Available: http://www.questia.com/PM.qst , 2003, November 5.10. Rosenthal, Uriel and Kouzmin, Alexander, Cris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Toward Compre-hensive Government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7: 277-292, 1997.11. Uriel Rosenthal, Paul’t Hart and Charles, Michael T., The World of Crises and CrisisManagement, in Uriel Rosenthal, Michael T. Charles and Paul’t Hart, Coping With Crises: The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1989.1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ummary of Probable SARS cases with Onset of Illness from 1November 2002 to 31 July 2003 (Online), 2003. Available: 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3_09_23/en/print.html, November 5, 2003.13. 朱愛群:《危機管理︰解讀災難謎咒》,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2 0 0 2 年。14.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頁。15. 《澳門日報》, 2003 年 2 月 1 日至 2003 年 6 月 30 日。16. 《新華澳報》,網上新聞。見 http://www.waou.com.mo/macaunews.asp 。(原載《中國公共政策分析 2 0 0 4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 0 0 4 年)
258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蔡志龍 *一、前言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在 2002 年《施政報告》中指出:“弘揚公僕精神,提升行政效率,是市民每天都在密切關注的課題,也是政府施政每天都不能掉以輕心的課題。”眾所周知,世界改革的潮流不可逆轉, 1990 年代全世界都在興起“政府再造”運動,以適應下一世紀高科技時代發展的需要。政府機構再造,既是公共行政改革的一個熱門話題,又是與政府信息化息息相關的一個問題。進入 90 年代以來“利用信息技術再造政府機構”成為世界上發達國家一個重要口號。澳門也不例外,緊隨世界各國政府推行“政府再改造”方案,務求使政府通過現代化的改造,在效率上達到和私營企業同樣的水平,成為推動本地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本文將根據澳門的現況,引論有關國家或地區的先進經驗,結合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一些符合澳門現況及有關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的觀點,為特區政府的公共行政改革添磚增瓦。*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顧問高級技術員
259二、建設電子政府的意義及各地的建設概況當今世界,信息化水平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標誌。信息化浪潮不僅推動 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引起人們在生活習慣、工作方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方面的深刻變革,從而進一步推動人類社會的巨大發展。信息化是當今社會發展的趨勢,加快推進信息化是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焦點。為了促進四個現代化,中國在 1980 年代就開始關注信息化建設。鄧小平先生早在 1984 年就指出:“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江澤民主席強調:“四個現代化,哪一化也離不開信息化。”在西方國家中正出現一種稱為“電子政府”的新政府職能觀念。“電子政府”又稱“E-政府”,是利用網絡的電子手段,與政府打交道,把大量繁雜的行政管理工作通過設計好的程式在網上施行,將團體、機構和公民個人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進行重新確立;建立新型的行政管理和司法體制,要用系統程式的管理取代政府的實體性管理。也就是西方國家所說的,隨 不同的環境和不同公司而靈活變化。有時候,其業務範圍包括幫助國家和政府建立網站,以便與各企業簽訂採購合同;亦有業務範圍涉及建立網上的繳費機制,便於市政、州政和國家完成常規的收稅和催收罰款等工作;有些則是網上更換駕駛執照,公共事業帳單付款等事宜。既然我們認定了辦公室革命的到來,就必須對政府信息化、辦公室自動化、政府上網 1 工程、電子政務及電子政府 2 等建設之間的關係和相關的新政府職能觀念,有一個較清晰的認識。多年前,前任美國副總統戈爾在一次國際會議的演講中,認為 21 世紀的國家政府應該是一個能夠不斷正確地調整自己,能不斷矯正革新方向的政府,並且致力使自己變得越來越簡單、靈敏和反應迅速、決策有力。只有這樣,才能適應多變化、高發展的 21 世紀信息時代。電子政府是戈爾所指的理想政府前景。
260從國際政府在網絡上的發展情況來看,美國已經被公認為政府網站建設得最成熟、信息化工作發展得最徹底的國家。在美國,從聯邦政府一級機構,到州政府,再到每一個市,幾乎所有的機構單位均已建立了網站點,而且網站的內容也非常豐富有效。此外,一些如法國、英國及新加坡等作為因特網(Internet)發展先進的國家,更是不遺餘力地應用最新科技。其中以法國為例,它們建立電子政府的第一步也是從政府上網開始,目前該國在網上大約建有 60 個政府機構站點,已上網的政府部門包括教育、電信、環境等。英國的政府信息化含意在於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來滿足人民的需求,從而更有效地利用政府的信息資源。尤其是英國的“電子政府”戰略框架中提出的首要問題,是要建立“以公眾為中心的政府”。它貫穿英國政府信息化建設的始終,是英國政府在信息化建設中最為強調的觀點,要求各部門在制定信息化方針時所必須考慮。新加坡的政府機構目前基本已全部上網,規模甚至超過了法國。其中心網站的建設十分完備,包括政府各個部門、政府公告、事件焦點、政府在線服務、政府服務一覽表、站點搜索及用戶反饋等。中國的情況也不例外, 1999 年在國內興起新一輪的上網熱潮,連接進入因特網的主機和因特網用戶數量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網上資源建設也有顯著的增加,其中各級政府網上站點的開設亦顯得格外矚目,該年成為了中國的政府上網年。雖然, 1999 年的政府上網熱也許讓我們看到的不是西方式的“電子政府”,而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利用網絡的行政方式,但可讓老百姓看到它的服務功能。各級政府對網絡的重視和親身實踐也會大大激發公眾和企業的上網熱情,公眾和企業的上網是政府上網的基礎和其中的一個環節。總而言之,政府上網實質上是在全國範圍內構造一個電子政府,利用信息和通訊技術,有效地實現行政、服務及內部管理等功能,在政府、社會和公眾之間作有機服務系統的集合。其重要的意義更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政府機構各部門實行電腦化、網絡化和信息化,可以提高政府在
261行政、服務和管理方面的效率。電子政府利用信息技術,積極推動精簡組織架構和簡化行政程式等工作。(二)利用政府內建立的網絡、信息和應用,為公眾社會提供優質的多元化服務。政府的信息網絡覆蓋政府的各級部門。電子政府利用統一的信息資源,通過語音、互聯網等現代化手段,為公眾提供簡便的多元化服務。(三)以政府的信息化發展推動和加快整個社會的信息化發展。只有向公眾展示高新技術的應用,讓社會享受信息網絡的便利,才能切實推動全社會化的發展。三、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電子政府是運用信息通訊技術打破行政機關的組織界別,構建一個電子化的虛擬機關,使人們可以從不同的渠道獲取政府的信息及服務。具體地說,從應用、服務及網絡通道等三個層面,讓市民能夠向政府反映哪些才是主要的要求。此外,市民亦可以更深入地認識公共行政的運作,免卻了只為解決一件事情卻要在幾個政府部門之間跑來跑去,消除行政程序中的官僚主義,使公眾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瞭解政府,並能在一個政府網站內解決問題;無論是電子政府的管理,還是電子政府服務,都是通過建立網絡通道實現的。有學者則認為:電子政府相關的行為主體要有三個,即政府、企(事)業和居民。因此,政府的業務活動也主要圍繞 三種行為為主體展開,即包括政府與政府之間的互動;政府與企(事)業單位,尤其是與企業間的互動;以及政府與居民間的互動。具體而言,這些互動可以分為五個不同的相互關聯的領域,即政府對政府、政府對企業、政府對居民、企業對政府、居民對政府。以這個觀點為立足點的學者更認為,電子政府的發展階段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1) 起步階段,政府信息在網上發佈;2) 政府與用戶
262(企業和居民)單向互動;政府主動,用戶被動;3) 政府與用戶雙向互動;4) 網上事務處理。另一方面,所謂電子政務,包含三個方面的基本意義:第一,電子政務必須借助於電子信息,數字網絡技術離不開信息基礎設施和相關軟件技術的發展;第二,電子政務處理的是與政權有關的公開事務,包括政府機關的行政事務,還包括立法、司法部門以及其他公共組織的管理事務;第三,電子政務並不是簡單地將傳統的政府管理事務原封不動地搬到互聯網上,而是要對其進行組織結構的重組和業務流程的再造,電子政務不是把現行政府的功能一一對應,從實質的內容深刻程度及服務對象的廣泛度來看,電子政務主要包括幾個方面:政府間的電子政務(Government-Government, G2G)、政府與企業的電子政務(Government-Business, G2B)、政府對公民的電子政務(Government-Citizen, G2C)。當我們明瞭電子政府與電子政務該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係時,那麼電子政府則應從電子化網絡化發展趨勢中獲取創新的動力,電子政務則依託於電子政府推進公共行政的責任化、民主化和高效化。澳門回歸前的工作只是努力建造一個只具某些現代化氣息的政府,在1996 年創建的公共行政資訊網絡(Informac)也不過是一個連接政府各部門網絡及政府網頁提供主要服務內容的入門網站。因此,澳門在建設電子政府及全面而深入地實施電子政務的工作上仍處於起步階段,與提高政府服務能力和優化政府職能等目標仍有很遙遠的距離。四、澳門特區的“政府上網”現況世界各國致力於電子政府的建設。可是每個政府上網的起始時間都不同,出現了發達國家早於發展中國家的現象。澳門的情況也不例外。在 1990年代全球資訊技術的發展潮流當中,行政暨公職司(現為行政暨公職局)開
263始與電腦及工程系統學院(INESC)合作開展了一項對公共行政資訊技術特性的評估計劃。為了落實第 23/94/M 號法令(行政暨公職司組織法規)第 2 條的有關規定──協助訂定公共行政的改革政策及現代化政策,並促進其執行──因而成立了一個聯繫澳門各個政府部門的資訊系統。當時由設於 12 幢不同樓宇內的 17 個部門和辦公室組成的公共行政資訊網絡於 1996 年下半年正式推出。這個早期的“現有程式之自動化”步驟,目的是向機構內外用戶提供新的服務。同時,這個公共行政資訊系統的建立是澳門資訊技術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內容方面則包括:電子郵遞系統、澳門法例資料庫、氣象資訊系統、公共行政資料及公職法例資料庫。這些系統所提供的服務可促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及行政現代化步伐;在管理及運作方面,也開始改變了過去長期以來用人手操作及進行的某些程式及查詢方法。澳門在回歸前,政府的公共行政管理策略(理念)的重點在於向市民提供除訴諸法院之外的其他機制,使他們得以參與行政程式,尤其是就他們的切身利益作決策時,作為維護及行使他們的權利的一種補充方式。這種對內部合理性及對貼近市民方面的考慮,亦在公共行政逐步遷入更合適設施的時候得到考慮,尤其是把與公眾接觸較多的服務部門集中在一處地點便利的單一建築物內,這些使行政貼近市民的策略,主要是向公眾澄清在行政程式方面的疑問和傳播有關公共行政方面的知識。為此,政府編製了大量的雙語手冊,如《澳門市民指南》便是其中一本刊物,並且定期更新有關刊物的資料,為市民提供了公共行政各個方面的資訊。由此可見,一個國家或政府的資訊化政策及定位將直接影響其資訊化的步驟。在這些資訊化的過程當中,特別要強調的是政府資訊化所佔有的重要地位。由於政府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領導力量,這即是政府所起到的“先導作用”,迄今為止,政府既是資訊資源的最大擁有者,又是資訊資源的最大使用者。
264澳門的電子政府建設主要分為三個階段,首個階段為 1997 年至 1999 年12 月 19 日。當時,公共行政資訊網絡於 1997 年投入服務,它是利用了 Novell網絡模式將 30 個政府部門連繫起來,以便彼此有效地交換信息。網站內容主要是介紹政府部門的各種服務、提供電郵通訊、法律及公共行政資料庫、氣象資訊等。第二個階段是自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起,即 1999 年 12 月 19 日至 2002 年 1 月 25 日,公共行政資訊網受到特區政府領導的重視,除了提供大量的行政手續資料予市民諮詢之外,重要的司法部門,如特區檢察院及特區法院網頁的啟用,進一步透過這個沒有疆界的資訊世界,在法律法規的範圍內加強與居民的溝通和聯繫,增加工作透明度,與關心檢察律政工作的人士建立一個互動的溝通渠道;再者,居民可透過法院的網頁查閱初級法院的案件分發結果及案件排期資料等。這個階段建設中值得一提的是特區警察部門、立法會的網頁的建立和啟用,以及印務局網頁提供免費網上《政府公報》全文查詢服務,進一步地促進行政現代化,包括從總體上制定公共行政電子化目標及具體計劃,完善連接各政府部門及實體的公共行政諮詢網,務求增加各部門運作的透明度和達到方便市民的目的。第二階段中上網及加入公共行政資訊網的部門有不少,顯示出特區政府高度重視澳門政府資訊化工作。第三個階段始自 2002 年 1 月 25 日,這個階段可以說是一個新挑戰階段,更新公共行政資訊網後,關於建設澳門的電子政府工程又再次列入議事日程上(即:在公共行政資訊網上公佈了《澳門特區政府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以下簡稱《研究報告》)。目前,在公共行政資訊網上提供網頁的部門共計 42 個,除了個別部門之外,大部分已加入這個資訊網,且所提供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尤其是勞工暨就業局所推出的網上求職招聘服務,而澳門特區檢察院及澳門特區法院的網頁亦相繼正式啟用。不久前公佈的《研究報告》明確了發展電子政府和發展行政現代化兩方面的政策目標並行,二者在發展過程中應相輔相成。這兩者的相互關係之
265中,行政現代化是發展電子政府的基礎和必要條件,而電子政府是改善現有行政程式,及進一步提升行政現代化程度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如果說行政現代化應以建立一站式服務為目標,則電子政府,基於已建立了完善的一站式服務機制,應朝 一站式服務發展。所謂一站式是指市民不管身在世界何方,都有方便的途徑使用政府所提供的服務。特區政府把建設電子政府的工程訂定為以發展行政現代化為先導,並設立簡化和完善行政運作機制,最大程度上發揮電子化政府效益。這個定位是結合了澳門的實況,以實務的態度,按部就班的根據澳門發展實際需要而制定的一套發展策略。以上的發展基點,按有關的學者所提及的內容,澳門的發展及起步較其他地區稍慢,尚處於單向互動的初級階段。五、虛擬與實踐共存並進,建設具澳門特區特色的“數字政府”江澤民主席在 1980 年代就寫了一篇文章,提出:“沒有信息化,也就沒有現代化。”可以說從 90 年代開始,直到 21 世紀上半葉,現代化的主要標誌就是信息化。信息化的提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把現代化具體化的一種說法。這就是說,在這個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中所講的現代化就是信息化。另有一種說法為,經濟正在進入“知識經濟”時期,我們的社會正在走向“知識型社會”,其真正意義在於 21 世紀管理信息化的趨勢是由信息管理走向知識管理。即是說,隨 網際網絡的發展和各種電子交易方式的出現,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數據或與信息資源開發有關的問題,而是如何充分利用這些數據和信息取得知識,如何利用知識指導決策,以獲取最大效益和利潤的問題。無可否認,在絕大多數的國家中,政府都是最大的信息技術用戶。政府信息化的根本目標是利用信息技術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使政府的
266決策建基於及時、準確、可靠的信息之上,同時亦要向民眾提供各種服務,包括信息服務。對於這項虛擬與實踐既共存並進,又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及財力的工程,世界各地政府專家、學者們都在不同年代、不同時期提出過不同的定義。除了我們常提及的電子政府建設之外,在國際上,電子政府並未有統一的說法。只是近幾年來,在發達國家,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與技術專家們採用 e-government 或者 e-governor 來代表政府信息化。前者是“電子政府”的含義,後者是“電子政務”。 2001 年 6 月在華盛頓由世界銀行組織的全球電子政務會議上,大家用得最多的詞是:e-ga ,既代表電子政務也代表電子政府。電子政務是一個與電子商務並列的概念。在廣義上,電子商務是企業(全過程)信息化,那麼,電子政務就是指政府全面信息化,就是政府機構運用現代計算機、通訊網絡技術,將其內部和外部的管理和服務職能通過整合、重組、優化後在網絡上完成,打破時間、空間以及部分分隔的制約,為社會公眾以及自身提供一體化的高效、優質、廉潔的管理和服務。具體而言,政府信息化有五個主要發展方向:政府信息服務、電子商業用於政府、電子化政府服務、促進公眾參與和政府機構再造。有一派學者認為從外國電子政府的發展情況來看,電子政府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見圖 1),即:1) 起步階段,即政府信息在網上發佈;2) 政府與用戶(企業和居民)單向互動,政府主動,用戶被動;3) 政府與用戶雙向互動;4) 網上事務處理。另一派倡導電子政務的學者則認為電子政務的發展根據其發展階段及功能度大概可分為五個部分三個階段(見圖 2),即:1) 政府內部辦公自動化系統;2) 政府網頁;3) 政府網站;4) 社會增值服務;5) 數字城市。而根據其複雜程度又可分為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及高級階段。
267圖 1 電子政府的發展階段3從外國電子政府的發展情況來看,電子政府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即:1) 起步階段──政府信息網上發佈;2) 政府與用戶(企業和居民)單向互動,政府主動,用戶被動;3) 政府與用戶雙向互動;4) 網上事務處理。圖 2 電子政務的發展階段 4效益電子政務複雜度
268縱座標代表政府提供服務所需要技術的功能難易程度,橫座標反映了政府提供的服務性質和質量對交互程度的要求。交互程度也可以理解為政府作為信息提供者的複雜程度。政府提供的服務可監督程度越高(包括內外監督),涉及的外部介面越多,則交互程度越高。斜座標則代表電子政務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匹配度,同時也表明電子政務越來越能為公眾提供貼心的滿意服務。從以上的兩種定義,我們可以分析到兩個學派都認同無論是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在起步階段都是以政府上網,在網上發佈信息,單向宣傳服務為主。兩派學說最大的區別主要還是來自政府與用戶的雙向互動、網上事務處理、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以配合政府機構的改革,以至協助政府從“管理主導型”轉向“服務主導型”。就澳門的現況而言,由於政府多年來的資源投入,在政府部門內大部分的行政運作都建立了相應的電腦應用系統作支援,當中包括人事、財務、文獻資料和各類型公共服務記錄和服務對象資料等的管理,各政府部門的電腦又透過 Informac 及其他特別用途的網站聯起來,組成一個頗具雛形的政府網絡。這樣看來,特區政府在硬體方面已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不久前,澳門特區政府在“電子政務項目發佈會”上宣佈 e-Macau 第二階段工作計劃、電子公函發送、網上信用卡支付及公務人員網站的情況之外,行政法務司陳麗敏司長表示: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動電子政務,經過電子政府工作小組、其他部門及機構的努力下,法制基礎及其他軟硬設施逐漸成熟,現時推出的電子公函收發及網上信用卡支付服務,令行政程式得到顯著的簡化,大大縮短工序及工時,節約資源,進一步推進行政管理運作的電子化與無紙化,在電子政務方面取得較大的突破。 5不過,相對於外地或其他發達國家的情況而言,澳門的發展還只是處於數字化、 Web 化階段。對《研究報告》內提及的以行政現代化為先導的定
269位,在某種意義上說,現有的政府在開展電子政務過程中,應全方位對政府組織機構和工作流程進行優化重組,以新的“服務型政府”管理形態來服務市民,按實際情況分階段、分專業、分步驟,以公共行政改革為中心目標,行政現代化為先導,建設具澳門特區特色的“數字政府”和虛擬的“數字城市”。註釋:1 所謂政府上網,也就是政府職能上網,在網上成立一個虛擬的政府,在 Internet 上實現政府的職能工作。凡是在互聯網外可以實現的政府職能工作,在網上基本都可以實現(一些特殊情況除外)。政府上網以後,可以在網上向所有公眾公開政府部門的名稱、職能、機構組成、辦事章程,各項文件、資料、檔案等,凡是可以公開的,應盡可能上網。在網上建立起政府與公眾之間相互交流的橋樑,為公眾與政府部門打交道提供方便,並從網上行使對政府的民主監督權利。同時,公眾也可從網上完成如交稅、專案審批等與政府有關的各項工作。在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也可以通過 Internet 互相聯繫,各級領導也可以在網上向各部門作出各項指示,指導各部門機構的工作。2 “電子政府”的含義:從世界範圍來看,推進政府部門辦公自動化、網絡化、電子化,全面信息共用已是大勢所趨。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把推進發展中國家政府信息化作為今年的重點,希望通過信息技術的應用改進政府組織,重組公共管理,最終實現辦公自動化和信息資源的共用。而在世界各國積極倡導的“信息高速公路”的五個應用領域中,“電子政府”被列為第一位,其他四個領域分別是電子商務、遠端教育、遠端醫療、電子娛樂,可以說政府信息化是社會信息化的基礎。3 《電子政府:構造信息時代的政府》,載於《網絡與信息》, 2 00 0 年第 1 期。4 《電子政府──國家信息化的“中心節點”》,載於《中國計算機報》, 2002 年 1 月 21 日。5 參見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中有關“電子政務項目發佈會”信息, 2007 年 3 月 26 日。參考文獻:一、書籍1.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2 0 0 1 年。
2702. 《加快推進國家信息化,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指南》,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 1998 年。3. 烏家培著︰《信息經濟與知識經濟》,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1 9 9 9 年。4. 中國電信數據通訊總監制︰《政府上網指南》,《經濟日報》出版社。5. 《過渡時期的澳門行政》,澳門總督辦公室, 1 9 9 9 年。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 2 0 0 1 年。7. 劉伯龍、陳守信編︰《澳門:發展與改革》,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 0 0 1 年。二、報紙1. 《港務局互聯網頁下周二啟用》,《澳門日報》, 1 9 9 9 年 1 月 1 5 日。2. 《勞工局網上求職招聘服務昨啟動》,《澳門日報》, 2 0 0 2 年 1 月 1 6 日。3. 《信息網絡覆蓋政府機關逾九成》,《澳門日報》, 1 9 9 8 年 1 月 8 日。4. 《澳門特區檢察院網頁於 2001 年 6 月 20 日正式啟用》,《澳門日報》, 2001 年 6 月 21日。5. 《澳門特區法院網頁於 2001 年 9 月 27 日正式啟用》,《澳門日報》, 2001 年 9 月 28 日。三、期刊1. 《INFORMAC 公共行政信息網絡》,行政暨公職司宣傳單張, 1996 年。2. 《行政現代化的信息技術及行政暨公職司在推廣時的角色》,載於《行政》雜誌,第 3 1期, 1996 年。3. 《政府上網選好硬件》,載於《中國計算機用戶》, 1 9 9 9 年 1 1 月 2 9 日。4. 《政府工程任重道遠》,載於《中國計算機用戶》, 1 9 9 9 年 1 1 月 2 9 日。5. 《展覽 21 世紀的信息產業之三──政府信息化的五個發展方向》,載於《網絡與信息》,1999 年 4 月 9 日。6. 《電子政府與現代政府之比較》,載於《中國行政管理》, 2 0 0 1 年 9 月。7. 《電子政務──國家信息化的“中心節點”》,載於《中國計算機報》, 2002 年 1 月 21 日。8. 《電子政務──虛與實的辯證》,載於《中國計算機報》, 2 0 0 2 年 1 月 2 1 日。9. 《電子政府:構造信息時代的政府》,載於《網絡與信息》, 2 0 0 2 年第 1 期。10. 《電子政務不是“面子工程”》,載於《中國計算機用戶》, 2 0 0 2 年 1 月 1 4 日。11. 《英國的“電子政府”》,載於《網絡與信息》, 2 0 0 2 年第 1 期。12. 《電子政務工程建設初探》,載於《中國計算機報》, 2 0 0 2 年 1 月 2 1 日。
271四、互聯網1. www.xinjileather.com.cn/gov/gongcheng/zfsw.thm(中華辛集皮革網)2. www.xinjileather.com.cn/gov/gongcheng/dzzf.thm(中華辛集皮革網)(原載《行政》雜誌,林瑞光、梁惠芬編,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總第 5 8 期, 2 0 0 2 年1 2 月。題目略有改動)
272建立澳門電子政府的政策分析謝靜儀、石霆茵、譚婉瑩、歐陽凱明、蕭 、周文慧、鄭燕華*一、研究背景回歸前,市民一般認為政府架構臃腫,功能重疊,而且,部門間缺乏溝通及協調,各自為政,以致行政程序既繁複又費時,所以市民使用公共服務時往往感到無所適從,甚至可能走訪數個部門也不得要領。再加上當時的官方語言為葡語,市民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更感求助無門,所以當時普羅大眾對政府的公共行政服務抱怨甚多。回歸後,澳門政府決心改革,重建市民信心,目的是為了去舊立新,從善如流,因此,隨 葡人管治時代的過去,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為殷切盼望改善社會環境的澳門人帶來了新希望。回歸後至今,由何厚鏵先生為首的特區政府除了高度實踐了“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理念外,亦帶領澳門走進發展的新時代,而且,為了配合社會與時俱進的步伐,一系列紓解民困、改善經濟、優化公共行政管理的措施亦應運而生,當中包括:“ISO品質管理認證”、“服務承諾”、“一站式服務”、“電子政府”等便民、利民的改革措施,並以縮減行政程序及建立高效政府為目標。* 均為澳門科技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
273二、研究對象現今社會資訊發達,電腦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人類帶來更方便、更優質的生活,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經互聯網即時查閱世界各地的信息、購物、訂票、預約等等,既方便又快捷,所謂“足不出戶,亦能知天下事”正好形容其優點所在。再者,互聯網的應用已是許多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這已是世界的大氣候,是無庸置疑的。所以,上文所提及由澳門特區政府實施的一系列“以民為本”的改革措施中,“電子政府”的重要性亦越來越明顯了,因此,我們可瞭解“電子政府”的推行是大勢所趨,也是順應民意之舉。然而,經過三年多的努力,澳門特區政府構建的“電子政府”已漸見雛形,但這項政策仍處於起步階段,故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為了有助我們對“電子政府”將來的發展進一步瞭解,本文將集中研究“電子政府”的推行政策,透過分析其問題構建、政策形成、主要內容來評價其整體成效。此外,亦嘗試與我們相鄰近的地區比較,參考其有用的成果,集思廣益。最後,本文會展望“電子政府”的發展前景,給予改善的意見。三、電子化政府是實現行政現代化的手段儘管電子政府已在起步階段,但問題的構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比解決問題還要慎重考慮,以免“選擇‘正確’的政策去解決‘錯誤’問題”1 ,導致第三類錯誤(EIII)2 ,故有需要重新分析問題情勢,構建正確的問題。在未推行電子政府之前,社會上沒有強烈的聲音要求建立電子化政府。然而,因應時代的轉變,政府為達至行政現代化的目標和本 “以民為本”的信念,為市民提供更快捷方便的服務,以及因應全球環境的趨勢、科技的發達和爭取提升國際形象。整個問題的構建可歸納為以下七點:
274(一) 實現行政現代化自 1999 年回歸後,在新政府的領導下,無論是市民或是行政當局均希望行政部門的服務質素有所提升,故政府訂立一目標──實現行政現代化,並朝 這個目標逐步推進。當中用來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有很多,而電子化政府就是其中一種不可或缺以及強而有力的手段。透過建立電子化政府,市民與政府的接觸介面建立在互聯網上,方便、快捷、直接地提供公共服務,部門與部門之間的信息往來更迅速,帶領提高整個政府系統的效率,實踐“行政現代化”的目標。(二) 建立高透明度及系統化的政府從前由葡國政府領導下的澳門,由於透明度低,市民經常不清楚政府部門的職能及施政方針,加上大部分文件及法例均以葡文書寫,大多數市民卻沒有接受過葡語教育,這使市民抱怨加深。吸取前人的經驗,其中能解決有關問題的方法是建立電子化政府,把各部門的職能、施政方針、審計報告等與市民息息相關的資料上載於互聯網,並有多種語言選擇,包括中文繁體、簡體、葡文、英文,供不同語言人士查閱及下載,大大地提高政府部門的透明度。另外,各政府部門須把本身的職能及一些行政程序整理後才上載至互聯網,故各部門可藉此確切地檢討本身的職能及優化一些沒有被法例規範的行政程序,為法例的修訂打下基礎,從而建立系統化的政府。(三) 靈活分配資源設立一個辦事處或接待處,所需的資源並不少,除需要硬件如辦事處空間、桌椅、資訊設備及輔助設備外,還需要軟件輔助,如人力資源、完善的管理及工作流程等,長期維持下去,財政負擔甚重。電子政府的終極目標是實現零站式服務,以減省不必要的開支,並將其分配到更需要的項目上。倘
275若電子政府能成功及完善地施行,購置設備及設立網頁的費用通常是開始時的營運費用較高,但以後每年只須支付較低金額的保養及更新費用,相對費用較少。因此,不論是財政資源或是人力資源均能得到更合適的分配。(四) 方便市民,提升效率雖然市民沒有直接要求推行電子政府,但從他們的訴求中可以瞭解到他們對以下兩個方面的需要,而電子政府正正能滿足這兩項需求:1. “7 × 24 小時”服務一般而言,每個政府部門的辦公時間都與一般商業機構的辦公時間一樣,故很多市民都因辦公時間的限制,即使有需要,也無法在指定時間內前往有關部門辦理所需手續。因此,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已實行“中午不休息”以方便市民大眾,但因中午只有一個半小時,遇 多人輪候服務時,亦為市民造成不便,倘若推行電子化政府,就能提供 7 × 24 小時的無間斷服務,既方便市民,亦能提高效率。2. 擺脫地區或地域限制市民需要方便快捷的服務,每位市民當然希望政府的辦事處能設在離自己住宅或辦公室較近的地方,但政府的資源有限,每個部門都在各個地區設立分站是不可能的。如市民能在家中辦理一些行政手續,又或者因工作或學業關係長期在澳門以外地區居住的澳門居民,遇有需要在本澳政府部門辦理有關事項時,能透過互聯網下載一些申請表格,然後把所需資料一併寄回本澳有關部門,待有結果後才回澳領取,這樣便能省卻不少回澳的費用及時間,擺脫地區和地域的限制。
276(五) 提升市民質素隨 電子政府的建立,配合現時的教育制度,從小學時期開始培養學生使用電腦,以至理工學院的長者書院也開班教授長者電腦方面的知識及使用互聯網,全面鼓勵市民使用資訊科技,積極提升市民的素質。(六) 全球環境趨勢,提升國際形象,促進旅遊及經濟的發展因應全球環境的影響,各國政府紛紛建立電子政府,這已成為一種大氣候、大趨勢。為促進澳門與世界各地的交流,澳門政府建立電子政府的理念就更為正確。藉 電子政府的建立,以多種語言把澳門政府部門的資料上載於互聯網上,讓世界各地的人士輕易獲得澳門的資訊,有助提升澳門在國際上的形象,以促進本澳的旅遊業及經濟貿易的發展。(七) 加速本澳資訊科技的發展倘由政府首先投入資源(包括技術人員、設備等),建立電子政府,使本澳資訊科技企業能引入鄰近地區的科技和設備,從而帶動本澳的資訊科技蓬勃發展。此外,透過建立電子政府,可以普及商業機構使用資訊科技,促進本澳電子商務的發展。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聯同港澳地區學者於 2 0 0 4 年 1 月 1 5 日在北京發佈的《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本澳網民普及率從 2001年底的 3 3 % 上升至 2 0 0 3 年底的 3 9 % ,達到 1 6 . 2 萬,兩年間的增長率為18%……”3 可見澳門網民的普及率仍有增長的空間。再者,報告指出,內地、香港及澳門的網民以查詢資料為主,玩樂為次要,表示資訊性的政府資料有很大機會是網民的搜尋對象。由此可見,建立電子政府是公共行政路上的正確方向。
277四、基本設置要建立電子政府,一些電腦及網絡的設備當然是不可或缺。以下我們便就有關硬件的設置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一) 硬件1. Domain Controller負責架設網域名稱。一般來說,為使瀏覽者更容易識別,每個網站都會設有其自身的域名,尤其是一些較大或具代表性的網站。而大部分的政府網頁,則多以其部門名稱命名。2. Web Server作為貫通內外網域間連繫的媒界。主要用作將網站與瀏覽者在網絡上的貫通。3. Database Server負責儲存所有資料數據,如所有存在網絡上的資料;其資料的格式則主要限於數據式的儲存。瀏覽者在網絡上所作的資料搜尋,多由這裡抽出。4. E-Mail Server負責管理電郵的往來。5. File Server負責儲存所有資料檔案,用作集中管理資料。沒有檔案格式限制,可供內或外部的遠傳下載(Remote Access)。
2786. Backup Server負責將所有資料備份,以作後備之用。主要原理是基於透過安裝備份軟件,將資料作選擇性的存入已連接好的(Tape)作備份儲存。7. Router作為不同網段電腦通訊的橋樑。8. Switch負責電腦與電腦間的通訊。9. Firewall網絡的保安守門人,負責網絡上用戶及資料進出的管理。10. 電子認證在網絡作機密互動時,須透過第三機構作出身份的認證所發出的證明。(二) 軟件鑒於軟件的設備通常是按實際功能的需要而定,且更新頻繁,因此,我們在這裡便不作介紹。但要注意,每套軟件都有其對硬件的基本需要,所以,無論在選擇軟件或硬件時,我們都要識別他們是否能做到互相支援,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功用。(三) 服務對於電子政府的設置,除了上述的硬件配套外,也必須作其他服務上的配合。大體上可歸納為安裝及維修兩大類:
2791. 安裝負責整個網絡的設置,包括軟硬件的安裝、網絡的設定及為使用者提供應用的培訓。2. 維修負責維持網絡的正常運作,包括網絡的維修、緊急後援及定時更新內容與升級等工作。一般較為重要及龐大的網絡,都會設置一隊支援隊伍,作行內俗稱“7 × 24”── 即一星期 7 天 24 小時的全面性支援,以防網絡因故障而造成長時間服務中斷。一般而言,由於這均屬較為技術型及專業的範疇,因此,政府可選擇將服務以合約投標形式把工程外判。這樣除了可以減省因成立專責部門所承擔的開支外,還可因應外判公司的表現而考慮續約與否,從而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四) 主要對象在針對對象方面,我們也可就不同範疇作出分析。以下是幾個主要的分類:1. 政府電子化政府除了用作與外界互動外,也為內部的協調帶來了莫大的方便。如將所有的資料數據化,再按歸類排好,以便於管理及儲存;利用電子建立通訊網,加強內部溝通;以及將工序電子化,減低因人手造成的混亂,以提升效率。2. 企業實行電子化政府,除了可繼續推動公文及辦公室自動化,以提升整體通
280關效率,還可加強政府間各機關相關資訊作業之聯繫,持續推動海運通關系統轉型。透過規劃建置全新網際網絡報關作業的環境,推展政府機關間之電子資料交換,實行貿易無紙化,提高行政效率及民間業者的國際競爭力,提升服務品質。3. 市民在市民方面,我們也可按實際情況分成下列幾個組別︰分別是兒童、學生、老人及個人,而網頁內容便可針對其需要繼而作出選擇。如:(1) 兒童介紹政府對兒童提供的服務與資訊,如幼兒保健、兒童托育及入學指南等等。主要為父母作出種種的指引。(2) 學生建立學生網,提供所有學界的資訊,如政府對教育的政策、最新的教學導向,以及申請助學及獎學金的途徑等等。(3) 老人提供老人保健、福利申請及退休生活等相關資訊。(4) 個人在政府網頁內按部門分類選擇自身需要。但如一些較為私人的申請及查詢,則須先經個人的身份認證才能進行。但決定對象前,我們卻注意到,由於電子網絡並未得到全面的普及,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電子政府對其對象的公平性,尤其是在市民方面,究竟不懂使用電腦和互聯網的人能否享用方便的電子公共服務?這點還須靠政府在宣
281傳、教育及設置方面的大力推廣。五、電子化的內容現時,澳門電子政府的工作正按步進行,除了一系列的硬件配備外,在現階段已提供一百多種政府表格予市民網上下載。 2004 年,將實現廣告懸掛申請程序電子化、擴大電子公共諮詢服務項目及表格電子化,及實行以電子方式進行採購工作。 4(一) 建議可電子化之服務當細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各部門之網頁後,我們認為它目前主要是提供瀏覽信息為主,若要向市民提供全面、便利的電子服務,單靠把資訊上載至網站是不夠的,故此我們建議下列服務可電子化(見表 1),以便增加企業和市民便利性的同時,亦可為組織節省不必要的開支及時間。但是,政府服務之多,並非所有政府部門的工作也可提供網上服務的,我們建議在電子政府推行初期,可按“輕重緩急”試點推行。 5表 1 現時可提供網上服務的政府部門政府部門 可提供之網上服務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頁 ‧網上意見信箱立法會 ‧網上預約會見議員服務法院 ‧案例排期查詢‧裁判結果查詢 ‧案例統計查詢 ‧網上申請服務(如譯本、判詞等) ‧網上意見信箱廉政公署 ‧案例結果查詢 ‧網上意見/舉報信箱
282民航局 ‧航班查詢 ‧網上意見信箱港務局 ‧網上准照申請及查詢※法務局 ‧網上公證服務預約(如物業登記/查詢、婚姻登記預約、物業登記查詢)※澳門郵政局 ‧電子證書申請和登記服務※ ‧網上訂購特別郵票※經濟局 ‧出入口證登記服務※ ‧產地來源證查詢 ‧商標、企業登記、著作權申請※統計暨普查局 ‧網上統計問卷申報 ‧統計數據下載教育暨青年局 ‧場地租借服務申請※ ‧教師工作證申請※ ‧在學 /大學助學金申請 ‧課程 / 興趣班報名(如暑期活動)※ ‧意見信箱財政局 ‧繳交稅款※ ‧網上表格填報 ‧利用電子傳送自動向附有電郵地址的企業、商戶及個人發出繳費通知,以減少發函紙張使用率身份證明局 ‧網上證件預約、排期查詢 ‧證明書申請(如刑事紀錄)※土地工務運輸局 ‧註冊登記預約服務(如建築師註冊)※ ‧服務申請(如建築檔案文件申請)※ ‧意見信箱旅遊局 ‧網上售票服務※ ‧投訴信箱勞工暨就業局 ‧就業登記 ‧培訓課程網上報讀※ ‧案件預約或查詢 ‧網上舉報退休基金會 ‧公務員退休事項查詢(例如公務員資料、扣除款項資料)(續上表)政府部門 可提供之網上服務
283 ‧服務申請(如撫卹金、會籍登記或取消、更改個人資料等申請)澳門保安部隊 ‧網上舉報 ‧網上服務申請(如消防講座申請、失物認領查詢、申請參觀消防博物館等)※ ‧網上查詢(如交通罰款查詢) ‧網上證明書申請(如十天外遊史紀錄證明書)※社會保障基金 ‧查詢供款 ‧登記、更改供款人紀錄 ‧津貼申請(如結婚津貼、出生津貼、失業助學金等)民政總署 ‧服務申請(如申請、更改小販攤位資料)※ ‧查詢考取駕駛執照排期或結果 ‧驗車申請、查詢驗車排期※ ‧網上繳費(如牌照費)※ ‧舉報信箱社會工作局 ‧服務申請(如活動報名)※ ‧網上社工服務輔導文化局 ‧網上查書或預訂外借書籍服務 ‧網上購票服務※ ‧課程報名※體育發展局 ‧場地租借申請或查詢※ ‧體育活動報名※旅遊學院 ‧短期課程報名※ ‧訂房※房屋局 ‧申請及查詢經濟房屋、社會房屋競投情況印務局 ‧網上訂閱(如法律彙編、公報)※ ‧印刷服務申請※澳門理工學院 ‧服務申請(如證明書申請)※ ‧短期課程報讀※ ‧場地租借服務※ ‧借書預約服務 ‧申請成為學生會會員或更改紀錄※司法警察局 ‧網上舉報 ‧報案證明書申請※政府部門 可提供之網上服務(續上表)
284 ‧講座申請海關 ‧服務申請(如汽車出入邊境許可證、清關證明)※ ‧網上舉報行政暨公職局 ‧選民登記、查詢選民資料 ‧法律、譯本服務預約申請※ ‧場地租借服務※ ‧公職人員網上查詢個人資料 ‧公職就業登記 ‧公職人員短期課程或活動報名 ‧政府手續查詢、建議或投訴衛生局 ‧網上預約門診服務 ‧網上藥物資料查詢 ‧服務申請(如醫生牌照申請、X光片外借服務) ‧網上舉報澳門大學 ‧服務申請(如證明書申請)※ ‧短期課程報讀※ ‧場地租借服務※ ‧借書預約服務 ‧申請成為學生會會員或更改紀錄※※ 所提供服務涉及之收費可配合電子付款方式進行(如電子錢包、信用卡、銀行帳戶等)代表可先試點進行對於一些涉及政府部門整體性的工作或服務,需要使用統一的系統 6 ,例如:1) 設立電子採購平台;2) 設立電子認證中心,以便向個人或企業發出電子認證;3) 持續推動電子數據交換(EDI)服務的應用;4) 訂立電子表格的技術規範;5) 訂立電腦中文內碼標準;6) 設立防止電腦黑客和電腦病毒的預警機制。(二) 例子說明雖然互聯網在本地區可以說並未完全普及使用,但這畢竟是全球的趨政府部門 可提供之網上服務(續上表)
285勢,故此,建立電子化政府是必然的。以下我們將舉一例子說明電子政府如何為市民或企業提供便利性,以及如何為公營機構節省相關資源。舉例說明:小明開了一間餐廳而引致的一切稅項繳納及手續辦理。1. 現時程序(1) 小明首先須前往財政局辦理開業申請;(2) 小明需要前往民政總署辦理飲食牌照事宜;(3) 小明需要前往勞工暨就業局遞交僱員資料;(4) 小明亦需要前往社會保障基金辦理僱員社保扣除事宜;(5) 他必須緊記,在每年規定月份內填報規定的表格及繳納相關稅項,否則將引致罰款的繳納,這些稅項包括:職業稅、所得補充稅、旅遊稅、營業稅、職業稅、房屋稅、牌照稅、地稅等。2. 配合電子化政府(1) 小明在開業前須前往財政局辦理開業登記,財政局職員在輸入其開業資料後,電腦將自動把這些資料傳送到相關部門(包括民政總署、社會保障基金、勞工暨就業局、衛生局);(2) 衛生局、勞工暨就業局、社會保障基金、民政總署等由於即時收到通知,便可即時辦理相關事宜,例如:社會保障基金、勞工暨就業局會主動聯絡小明,並提醒他需要填報的資料,而民政總署、衛生局亦可盡快安排日後的定期稽查事宜,行政當局已明顯由被動轉為主動地位,從而提升其服務的質量;(3) 到每年填報資料或繳稅的月份,財政局將以電郵形式代替以前的郵遞形式提醒小明辦理這些手續;(4) 當小明收到財政局的通知後,只要進入財政局官方網頁,選取填報相應表格,直接在網上遞交,如涉及繳稅事宜,小明亦可透過電子付款方式
286直接繳納(如電子錢包、信用卡、網上銀行等);(5) 當財政局收到小明遞交的表格和稅項後,電腦會自動以電話信息提示小明已經收到該等稅項和表格,確保不會出現遺漏情況;(6) 財政局亦無須再浪費人力,每年去計算繁複的稅收,因為電腦早已自動化處理了。從上述例子中,我們可看到電子化政府為市民、企業,甚至公營部門自身也帶來好處,形成三贏的局面,其好處包括:(1) 為市民、企業達到便利及省時的目的;(2) 為公營部門省下不少資源(包括人力及物力);(3) 提供全天候 7 × 24 的服務時段;(4) 降低紙張的使用率;(5) 資料可自動傳送到相關部門,並自動作出統計及保存。六、效益評估電子政府是未來發展的新路向,要推行這政策亦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當中涉及很多影響日後本澳發展的重大決定,考慮層面非常廣泛,因此,對於電子政府這項政策必須有透徹的瞭解,才能以更全面的計劃來解決問題。以下為發展電子政府的優缺點,從中可瞭解這政策的可行性及問題所在,從而令本澳的電子政府政策推行得更為順利以及更切合市民所需。(一) 優點1. 提升政府部門質素現時本澳政府部門內使用電腦的比例相當高,由一般內部文書處理到與
287外界溝通,都離不開電腦,部門間更透過內聯網互相連結進行溝通,使內部資訊更易流通,信息得以更有效、更快捷地傳到相關部門內,增加部門間的溝通,促進部門間的合作。在良好的溝通下,除了可提高士氣外,還可減少繁複的文書往來,簡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同時透過電腦作溝通渠道,紙張的用量亦相應下降,達到符合環保的效能。透過推行電子政府的政策,可使政府的基本質素提高,增加市民對電子政府這政策的認同感。2. 節省開支電子政府的採用,讓大部分的工作都經由電腦處理,所需的人手較少,對於政府部門來說,可節省在人力資源上的開支,減少行政程序,降低運作成本,節省下來的資源可用作發展其他計劃或政策上,令資源得以更有效分配,加快本澳的發展步伐。亦由於此,可激勵本澳市民自我增值,積極參加培訓課程,提升個人水平,增加競爭力,以適應時代的變遷。3. 市民方面現時,市民可透過公共行政資訊網或以直接輸入網址的方式進入本澳各政府部門網頁,利用電子方式查詢有關政府部門的有關資料、公共服務、統計數據、更換證件預約登記、職位空缺、預借公共圖書館的書籍、下載及遞交表格等服務,以 24 小時全天候的形式,獲取政府互動的資訊和服務。市民更可透過電郵表達自己對有關政府部門的意見,提高政府部門的透明度。至於申請服務,更不受時間的限制,減少親自前往政府部門輪候所浪費的時間。4. 商業方面發展電子政府是一項非常龐大且長遠的投資,就以本澳現時推行的智能身份證為例,政府安排本地公司參與,有助於本澳資訊業的發展,從這點可
288看出政府有意長遠發展本澳資訊科技產業,與業界共同發展電子化政府。工商界則可利用互聯網尋求商機,例如競投政府工程、申請多類牌照及許可證等,簡便的申請手續,有助推動工商界的發展,為工商界帶來極大方便。5. 旅客方面電子化政府並非只 眼於政府部門內的運作,與本澳的旅遊業亦有密切的關係。澳門以發展旅遊博彩業為龍頭產業,每年吸引近數百萬計遊客,單是 2002 年已有 11,530.8(千人次)人士入境,加上內地開放自由行,來澳旅客不斷增加,為旅客提供優質的服務更是不可忽視。因此,本澳在各旅遊熱點設置城市指南,來澳旅客可透過城市指南,查詢有關澳門天氣、旅遊景點、緊急求助電話等相關資料,令他們更簡易地得到資訊,在促進旅遊業發展的同時,亦可使旅客加深對本澳的認識,從而建立起旅遊城市的形象。另外,透過互聯網的推廣,世界各地都可瀏覽有關本澳的旅遊資訊及名勝景點,不受地域的限制,有助於開拓海外市場,吸引更多外國遊客到來,達到刺激經濟的作用。6. 對外方面自從內地與本澳簽署《內地與澳門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有助促進內地、本澳、其他國家及地區之間的經貿聯繫,因此,加強發展電子政府是時代的趨勢,建立電子政府可為本澳增加透明度,建立對外形象,令國外投資者放心在本澳投資。就如現時貿易投資促進局網站中,為有意來澳的投資者提供詳細的資料,同時為他們提供“一站式”服務,把有關在本澳的投資程序和手續指引,以至跟進落實投資項目的進行,都可以從網上得到資料,而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增加投資者的信心以及減少浪費不必要的時間在辦理手續上。
2897. 統計及存檔方面運用電子政府,有關資料已經由互聯網輸入電腦內,文件所佔用的空間相對減少,可解決政府部門為尋找地方保存文件而帶來的煩惱,同時亦不必為儲存文件而租用地方,減少浪費公帑,翻查資料時又更為省時。另外,對於進行統計時就更加方便,因為有關資料及數據已輸入電腦內,不必再重新輸入,而且各政府部門可共享資源,使統計更準確及更有效率。(二) 缺點1. 公眾普及性低本澳地方小,現時全澳人口為 44 萬人,大多數只擁有小學學歷,對於這群低學歷人士以及一群傷殘人士來說,他們根本不懂得使用電腦,更不必說透過互聯網來處理個人事務,亦由於此,令電子政府這政策欠缺支持者,成為推行電子政府的阻力,更無法讓全澳市民都享有公平使用的基本權利。根據《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的調查結果所得,現時本澳的網民有 16.2 萬,普及率為 39% ,香港的網民有 288萬,普及率為 45% ,本澳有使用互聯網服務的家庭滲透率為 57% ,達 7.6 萬台,其中 52% 為撥號上網, 48% 為寬頻上網;相對香港 70% 的家庭滲透率、84% 的寬頻上網比率,可見本澳使用電腦的覆蓋面並不廣泛。另外,本澳由於缺乏電腦或不諳使用而不上網者佔 33% ,從統計數字可反映出本澳政府要發展電子政府這項政策,仍存有很多阻礙。若不先提高教育水平及培訓市民使用電腦,即使推行電子政府,市民的使用率仍不高,浪費龐大的投資。2. 安全問題由於大部分本澳市民仍未習慣以上網的方式來處理個人事務,對於把自己的個人資料如地址、電話、財產等資料透過互聯網傳送仍欠缺信心,因
290此,網上保安問題備受市民關注。網上保安成為電子政府發展的最大阻力,政府如沒有完善的機制、程序及足夠的宣傳,在欠缺信心保證的情況下,市民的使用率必定有所影響。另一方面,黑客入侵亦成了最大的隱憂,以香港為例,生產力促進局的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截至 2003 年 11 月,接獲入侵的個案超過 200 宗,這顯示出保安上存在漏洞,而且“黑客”技術和入侵工具日趨先進。黑客進入政府部門網頁進行篡改、偷取資料或破壞電腦系統,早前香港更發生以偽造的網頁套取客戶的銀行密碼的事件,這些層出不窮的騙案手法,大大打擊市民對電子政府的使用信心。下列數據為美國及香港有關電腦罪行的統計數字及財政損失,當中可發現,不論是美國或是香港,電腦相關罪行均有不斷上升的趨勢。圖1 美國已舉報電腦罪行的數字(1988-2001年)7表 2 香港因電腦罪行而受影響的個人電腦數目 8項 目 2000年 2001年 2002年受 影 響 的 個人 電 腦 數目 4733 5366 5460
291表 3 香港由電腦罪行所導致的財政損失 9 (單位:港元)電腦攻擊的種類財政損失總數(港幣)2000年 2001年 2002年黑客入侵 116,000 77,500 206,900拒絕服務 0 0 96,500電腦病毒 1,259,650 1,446,500 1,352,483資料盜竊 0 0 180,000總計 1,375,650 1,524,000 1,835,883每間受害公司的平均財政損失 2461 3888 5632表 4 2002 年香港電腦罪案數字 10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 十總罪行名稱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一 二計月 月1. 藉電訊而在未獲授權下取用 4 2 3 0 4 1 6 1 3 2 0 0 26電腦資料2. 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 13 7 14 12 11 6 16 10 10 17 14 8 138電腦3. 刑事損壞 0 4 2 2 2 0 1 1 1 0 1 2 164. 以欺詐手段獲得財物 2 4 3 9 6 1 5 5 3 1 4 2 45(網上購物)5. 以欺詐手段獲得服務 5 0 2 1 1 3 3 1 1 0 1 1 19(電腦相關)6. (與電子銀行相1 0 1 0 0 1 0 0 0 0 3 0 6關的)盜竊7. (與電腦相關的)其他各式盜竊 0 1 1 2 1 1 3 2 1 0 0 3 15行為
292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十 十總罪行名稱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一 二計月 月8. 其他 0 1 0 0 0 1 0 0 1 1 1 2 7總計 25 19 26 26 25 14 34 20 20 21 24 18 272累積總計 25 44 70 96 121 135 169 189 209 230 254 272 2723. 投放龐大資源本澳的電子政府屬於剛起步階段,要建立一個完善的電子政府,先要做好基礎建設,這些建設都需要用上最新科技,要採用新科技就須投放龐大資金,而且並非一朝一夕便能完成,為本澳政府帶來財政壓力。現時由於本澳仍缺乏有關資訊科技方面的專業人才,同時,因涉及專業知識層面,故須聘請外地專才,加緊培訓本地有關人才,以提高本澳在這方面的不足,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但對於互聯網使用率仍然偏低的本澳來說,電子政府這政策所收的效益暫時仍不顯著。4. 法例配合要發展電子政府,除了要注意基礎建設方面的配合外,更新有關法例亦同樣重要,例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透過法例可確保個人的利益及資料的保密。本澳要使電子政府得以成功發展,有良好的法制是不可缺少的,因為這是市民對使用電子政府信心的根據;相反,在不健全的法制下,只會助長罪行的發生。由此可見,縱使電子政府得以發展,但沒有相關的法例配合,市民亦欠缺信心使用,只有白白浪費公帑。5. 互動較低使用電子政府可減省親自前往及輪候所花的時間,但對於比較複雜及切身的問題,通過電郵是不能得到滿意的答案,當中可能因為詢問者沒有提供(續上表)
293足夠的資料,或有關部門沒有即時回覆等因素,這些都會影響索取資訊的效率。而且透過互聯網作溝通媒介,缺乏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得不到即時的回應,信任程度亦相對下降,到最後仍需要親自前往才能解決問題,反而減低效率,為市民帶來不便。七、與鄰近地區的比較(一) 香港政府的“電子化政府”1. “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採用了讓私營機構高度參與的嶄新業務模式。這個嶄新的合作模式,使“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能透過一個入門網站,提供一站式和以客為本的電子政府和高增值電子商貿服務。為了向市民提供簡便易用、嶄新、可靠且優質的公共服務,香港政府推出了“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這個項目。此計劃的網站,採用以客為本的方式,為市民提供來自 50 多個決策局、部門和公共機構約 170 項網上公共服務。“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包括:(1) 預約康樂及體育設施;(2) 遞交報稅表、繳交稅款及購買儲稅券;(3) 報名參加公開考試;(4) 查詢職位空缺;(5) 換領駕駛執照及車輛牌照;(6) 購買統計數據及政府刊物;(7) 預約換領身份證:毋需排隊取籌,預先選定辦理手續的時間和地點;
294(8) 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毋需排隊,可於結婚通知書遞交期的 14 天前預約;(9) 登記為選民;(10) 申領長者咭;(11) 繳交各種政府費用;(12) 一次性通知多個政府部門更改地址。2. 工業貿易署的商業牌照資訊服務這服務提供為客戶度身訂造的商業牌照資訊搜索功能。無論是打算開設業務或擴展現有業務、開設食肆或補習學校,都能輕而易舉在該網站獲取切合個別需要的牌照資訊。3. 智能身份證香港政府已於 2003 年 6 月推出新一代的多功能智能身份證。智能身份證已推出免費數碼證書(電子證書)和圖書證的增值服務,亦會在 2006 年左右推出與駕駛執照有關的功能。4. 地址更改易市民和企業可以利用一張網上表格,一次性向 12 個政府部門發出更改地址通知。這項一站式服務省卻了須利用不同表格向多個機構填報類似資料的麻煩,令市民和企業倍感方便。5. 以電子方式與市民和企業溝通政府經常就重要的政策建議或社會人士所關注的問題諮詢公眾意見。市民已可透過各決策局和部門的網站與政府接觸,及以電郵方式向政府表達他們的觀點和意見。
295(二) 台灣電子化政府1. 服務內容台灣電子化政府主要服務內容為資訊查詢、網絡申辦、政府與民眾雙向溝通平台三大功能。(1) 資訊查詢:提供先進網絡搜尋引擎,提供各機關通訊名錄資料。(2) 網絡申辦:規劃提供 1500 項申請書表下載及 400 項線上申辦服務之目標。(3) 雙向溝通:提供公共論壇、網絡民意調查、電子民意信箱索引系統、政府新聞網及機關每日活動行事曆,擴大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及反映民意。2. 系統發展(1) 核心服務電子化政府主要的核心服務包括資訊查詢、雙向溝通及網絡申辦三大功能。資訊查詢方面:主要提供搜尋引擎、分類目錄檢索、轉播主題式資訊導覽及即時影像等服務。1) 搜尋引擎‧運用搜尋引擎檢索技術,建置政府機關網站搜尋引擎檢索系統,提供以關鍵詞方式,搜尋檢索各級機關、單位網站上的網頁資訊。 ‧提供各機關搜尋引擎介面服務,各機關不需建置各自之搜尋引擎。 ‧運用智慧代理人資訊檢索技術,提升資料搜尋及檢索效果。2) 分類目錄服務
296運用 LDAP Directory 應用標準,就常用之網站、電子信箱及機關通訊錄等資訊,提供分類檢索服務。3) 主題式資訊導覽服務提供國家基本資訊、政府基本資訊、重要施政、政策文件及與民眾切身相關的重要生活資訊,便利民眾查詢。4) 即時影像服務設置 24 小時實況轉播網絡攝影機應用系統,初期提供全國重要地標、景點之即時影像及當地氣象景況,未來將結合各地交通監控系統,提供交通路況轉播服務。雙向溝通方面:1) 電子新聞 ‧機關新聞:由各機關經由電子化政府系統管理中心,即時登錄及發佈新聞稿。 ‧即時新聞:採購及介接中央社即時發佈之新聞。 ‧新聞照片:採購及介接中央社即時發佈之新聞照片。 ‧電子報:每兩周發行一期電子化政府電子報,以利使用者隨時掌握電子化政府最新之服務資訊。2) 機關活動由各機關經由電子化政府系統管理中心,即時登錄及發佈最新活動消息。3) 電子民意信箱索引系統提供民眾查詢各級政府機關、單位之電子信箱,以利其與各機關聯繫。4) 公共論壇提供民眾一個公共事務的討論園地。
2975) 網絡民調定期運用電子化政府註冊會員資料,進行網絡民調,以擴大社會參與。6) 網絡開票配合相關選舉活動,辦理網絡開票活動。網絡申辦方面:主要服務方式分為申請書表下載、線上申辦服務及相關服務網站連結。(2) 使用者介面電子化政府的主要服務方式為透過網頁瀏覽器提供服務,使用者只要透過瀏覽器,即可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經由網際網絡獲得服務。另外,針對殘障者之服務需求,也將自 2003 年起發展殘障者使用介面,以利殘障人士獲取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相關服務。(3) 顧客導向服務為提高電子化政府的服務效果,電子化政府特別重視顧客導向及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概念。充分運用單一簽入及客製化、個人化等 IT 技術,以提升服務效果。(4) 應用服務電子化政府所發展的相關應用服務系統,基本上為一個跨機關的共用環境,可同時提供各級政府機關作為發展相關網絡服務的共用平台。(5) 平台服務電子化政府對外之網絡連線是由政府國際網絡骨幹系統提供主機代管服務。
298(6) 整合服務電子化政府與各機關網站及網絡服務整合為長期努力的目標,未來將透過另一專案推動中的跨機關共通平台計劃,依據該計劃所訂定的相關 WebServices 連通標準,使各機關網站資訊與電子化政府間之資訊等採用自動化更新機制,相關服務亦可完全整合,並透過電子化政府對外提供服務。3. 維運管理(1) 文宣推廣維運管理的首要工作為持續辦理文宣推廣活動,以增進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的認識,提升電子化的使用者到訪率及使用率。文宣推廣的方式包括網絡文宣、研討會、說明會、展示活動、平面及廣播電視媒體廣告等。(2) 教育訓練電子化政府相關登錄服務,如網站、服務連結、民意信箱、機關通訊錄、機關新聞、機關活動及活動廣告等,均開放各級機關透過系統管理中心進行登錄。(3) 資料及系統更新電子化政府相關網站資訊均隨時更新,各服務版面亦定期改版。例如,搜尋引擎資料收集與更新,新聞、文宣、氣象、交通、藝文、觀光及特別活動企劃網頁之更新,最新廣告文宣發佈、定期相關民意調查、網站統計資料整理及發佈、網頁版面或動線調整及網頁改版等。相關應用系統亦持續進行維護、測試及更新,並就使用者的使用情形,定期進行服務品質調查,並依據調查結論,更新服務流程。
299(4) 系統管理電子化政府系統之監控管理,如系統服務效能調整、系統與資料備援管理、資料庫管理、 Web Hosting 系統管理、 E-mail 系統管理、討論區與社群管理及目錄與帳號管理等,均由專人進行 24 小時監控管理。(5) 客戶服務為確保電子化政府的服務品質,電子化政府特別設置客戶服務中心,使用者對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各項服務,如有需要更進一步瞭解或諮詢,除了可以運用 E-mail 或一般郵件詢問外,亦可透過電話服務中心與顧客服務專員作進一步的洽談。香港的電子化政府和台灣的電子化政府已推行了一段時間,兩地所提供的服務亦十分全面。相比之下,香港和台灣兩地的電子化政府均有相異之處。香港的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比較仔細,較便利於市民,很多日常生活所需的服務都可在網上辦理。相反,台灣的電子化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則較為宏觀及全面。反觀澳門的電子化政府,雖然已計劃推行一段時間,但只起草了一個較為簡單的服務框架。澳門政府現時只提供香港及台灣的其中數項服務,事實上,澳門的電子化政府可參考香港及台灣的電子化政府。例如香港的“公共服務電子化”計劃所提供的服務中,澳門政府亦可推行預約遞交結婚通知書,及提供通過上網換領駕駛執照的服務,讓市民無須花時間排隊申請辦領。另外,澳門政府也可提供網上預約康樂及體育設施,一方面可節省市民的時間,另一方面亦可省回不少人力資源。雖然澳門政府現已推行了網上及電話預約換領身份證及報名參加公開考試,但覆蓋的範圍並不廣泛,提供之服務亦有限。另一方面,由於現時澳門所推出的智能身份證未能提供電子證書服務,因此未能推行電子認證服務,
300導致所推行的服務亦有所局限,居民在網上申請某種服務後亦須親身前往簽名及領取。雖然已節省了時間,但亦未能全面達到便民利民的目的。澳門電子化政府可學習香港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務,一方面可提升服務效率,另一方面可降低成本。香港政府所推行的電子化政府不單為市民提供服務,亦對商戶提供方便,如商業牌照資訊服務,可為商戶提供申請商業牌照的資料,及替商戶節省搜查資料的時間。至於台灣電子化政府方面,它所提供的服務亦相當全面,不但提供香港政府所有的服務,而服務層面更為深入、全面。例如為殘障人士提供的服務,澳門電子化政府亦可嘗試提供相同的服務,這不但利民,亦有利於殘障人士使用電子化服務。另一方面,澳門政府亦可考慮提供即時影像服務,提供各景點的即時影像服務及氣象景況,市民可隨時取得有關的資料。由於台灣電子化政府所提供服務的範圍較廣泛,因此在各地電子化政府的評核中,台灣電子政府被評為第二優質電子化政府。若澳門電子化政府可集各地的優點,相信將來亦可成為一個優質的電子化政府。八、對電子政府的展望實踐證明,“電子政府”中的關鍵字是“政府”,而不是“電子”。從外國的情況看來,電子政府的發展遇到兩方面的障礙︰第一方面是電子政府的一體化,即政府部門之間資訊系統的一體化問題。既然要實現“一站服務”和“無站服務”,涉及跨部門和跨地區的政府業務處理就必須實現一體化。但是,由於職責的劃分和各種各樣的利益衝突,要實現部門之間的協調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第二方面是所謂“數字鴻溝”問題。電子政府的基本特徵之一是以互聯網為其基礎設施,而電子政府也是互聯網最重要的應用之一。事實上,那些最需要政府提供服務的人
301(如社會的弱勢社群)往往可能正是那些無法使用互聯網的人。為了克服這個難題,許多國家都想了很多辦法。如意大利的波哥納市向所有的居民提供免費上網和電子郵箱服務,加拿大和新加坡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購買電腦的補助。另外,發達國家在電子政府的發展過程中還面臨兩個比較大的制約因素。其一是個人隱私問題,去年在美國進行的一次民意測驗中,有 65% 的居民希望電子政府發展的步伐放慢一點,主要的顧慮就是擔心隱私無法得到妥善的保護。雖然一些國家已經完成了相應的立法程序,如資料保護法,但是仍然無法解除居民的疑慮。另一個比較大的制約因素是安全和認證問題,特別是由第三方完成的認證問題。造成上述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對電子政府和資訊化存在 一種普遍的誤解,即把電子政府和資訊化當作是技術人員的事,認為付了錢、給了人的事情就可以辦成。事實上,電子政府最需要的是強而有力的統一領導,否則,利益衝突將無法協調,標準規範無法統一,系統無法一體化,資源無法共用,產生種種的重複建設。電子政府的最終歸宿,是實現政府對公眾的要求能快捷有效地回應,更直接、更有效地為人民服務。因此,電子政府最終的發展路向應是落實到“政府”這個字上,我們衷心希望策劃電子政府的人員能明白這一點。要有理想政府前景,應在注重各種科技或管理問題的同時,更應從公務員的管理質素開始 手,與 MPA 教育一起發展,待管理行為得到提高後,電子政府的發展將會更加有效益,最終讓電子政府成為對民眾服務的一個有效渠道,成為帶動社會、經濟、民生發展的導航器。九、總結在經濟和資訊全球化加快發展的情況下,一個資訊化的政府已經成為一
302個國家或地區在全球競爭中的競爭力要素之一,也是提升國家和地區全球競爭力,爭得經濟和社會發展“先機”的關鍵。政府資訊化可以通過資訊技術實現部分的管理與服務職能,可以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規範化、即時性和全天候運作,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互動和廉潔,降低了政府的運作成本與監督成本,加快社會資訊化進程,使居民得到方便、快捷的服務和知識的充實,使傳統企業得到升級、調整,社會資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優化,投資環境得到改善,社會經濟得到長足發展。縱觀現在澳門政府,在電子政府的的建設方面才剛剛起步,如何避免走別人走過的彎路,如何向澳門市民作出正確的引導,這一切一切都確實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註釋:1 [美 ]威廉‧ N ‧鄧恩著:《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第三章“政策分析的結構框架”及“問題的發現與解決”。2 [美 ]威廉‧ N ‧鄧恩著:《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第五章“構建政策問題”詞彙表。3 《澳網民逾 16 萬普及率遜港》,《澳門日報》, 2004 年 1 月 20 日。4 《澳門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 2 0 0 2 年。5 http://www.informac.gov.mo 。6 《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第一、二版,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2001 年。7 香港電腦保安事故協調中心。8 同上註。9 同上註。10 香港警務處。
303參考文獻:1. 《澳門特別行政區二零零三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 2 0 0 2 年。2. 《澳門特別行政區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澳門特區政府印務局, 2 0 0 3 年。3. [美]威廉‧ N ‧鄧恩著:《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4. 張真誠、林祝興、江季翰編著:《擁網值錢──電子商務安全》,台北:松崗文魁電腦圖書資料股份有限公司, 2 0 0 0 年。5. 蔡志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課題之一──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載《行政》雜誌,總第 58 期, 2002 年 12 月。6. 《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第一、二版,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 2001 年。(原載《澳門研究》,楊允中、黃漢強主編,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2 3 期, 2 0 0 4 年 8 月)
304澳門電子政府的發展容凱旋 *隨 科技的發展,很多日常的生活也依靠電子技術進行,尤其是電子政府的推行,必須依靠資訊科技的配合才能成功。面對科技迅猛發展,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時推行各項電子化政府計劃,促進了澳門電子化城市的構建。本文將對近年澳門電子政府發展的情況進行探討,首先討論澳葡政府資訊技術的發展,以及對各項電子化政府的項目進行介紹,藉以瞭解澳門電子化城市的目標及策略。接 利用網頁分析的方法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網頁的發展進行分析,探討澳門政府網站的發展以及整合程度。一、澳門政府電子化沿革資訊科技在公共部門的使用,可追溯至 1980 年代末期,因應資訊科技的迅速發展,在 1987 年澳督通過了建立一個完整的資訊系統,以供整個行政當局使用(主要集中在財政司和行政暨公職司內)的建議,但未被落實執行。 1 直到 1991 年,這個資訊系統(名為公共行政資訊網絡)終於在馬可尼(亞洲)公司的指導下開始進行並制定初步的藍圖,是為澳葡政府引入資訊技術的重要里程碑。 2 澳葡政府引入資訊技術的目的在於建造一個具現代化氣息的政府 3 ,雖然建立資訊系統的方案已被接納及執行,但資訊技術普遍*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高級技術員
305於公共部門的應用仍然維持在“現有程序之自動化”的階段上,即電腦設備只作為代替傳統的打字機,並沒有對執行程序的方式進行改變。 4實際上,早在 19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期,澳門部分政府部門已相繼在內部推行和研究一些資訊系統和電子化計劃,其中最主要的有澳門政府行政暨公職司組織暨資訊廳與文件暨資料中心於 1988 年建立,以收集澳門歷年《政府憲報》刊登的各種法律、法令、訓令、批示等各種法律文獻,以及澳門的相關法律佈告、聲明等所建立的葡文法律資料庫(Legismac)。 5 另外,澳門地圖繪製暨地籍局自 1993 年便開始製作數碼化地圖的工作,發展本地的地理資訊系統,這個《澳門特區網上地圖》於 2001 年正式開通,方便市民透過互聯網查詢澳門街道名稱、門牌號碼以及建築物位置等資訊。 6 另外還有由澳門市政廳屬下的資訊中心在 1995 起就文件收發工作所開發的一套文件管理及追蹤系統,把所有部門文件的發出、接收、批示及意見等資料記錄在中央資料庫,方便各部門透過電腦獲得所需的資料,以電腦條碼(Bar Code)識別每份文件,並記錄文件的特徵及收發的地點及時間,各部門可以憑文件的編號或條碼得知有關文件的狀況。 7以上都是澳門政府部門一些初期的電子化計劃,但澳門政府當時還未有一套明確的電子政府發展政策。直到 1994 年,當第 23/94/M 號(1994 年 5 月 9日)法令的頒佈及執行後,澳門政府對資訊技術的應用才有較為明確的發展方向。其中在該法令的第 2 條列出了行政暨公職司在資訊技術範疇中所擔當的角色。第 23/94/M 號法令第 2 條:“行政暨公職司之職責為:‧協助訂定公共行政之改革政策及現代化政策,並促進其執行;‧研究如何使資源及結構配合公共行政當局需要之事宜,並就該事宜作出建議以及促進工作程序之簡化,以使在職人員合理化及改善公共機關回應市民之能力及服務質素;‧促進現代資訊技術在公共機關使用及普及,以及在技術上協調及輔助
306公共行政當局各資訊系統之發展及相互間之連接;‧促進、更新及確保公共行政當局共同資訊系統之接達及數據庫之存取;‧特別在公共行政之法律技術領域上,開展及確保文件資料庫之運作。”此法令的頒佈,賦予了行政暨公職司執行行政現代化及資訊技術於公共部門應用等工作的職責,使澳門推行電子政府計劃的工作具有法律的保證,使具體工作能更有效落實。在 1997 年,公共行政資訊網(Informac)於公共部門的正式使用就是貫徹了第 23/94/M 號法令中促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及行政現代化的步伐。它是一個連接不同政府部門的資訊系統,它所提供的服務還包括:電子郵件系統、澳門法例資料庫、氣象資訊系統、公共行政資料及公職法律資料庫。 8 在回歸前夕,行政暨公職司在 1999 年的工作計劃中更明確了“促進使用資訊新技術”以及“推行進入澳門電腦資料庫及使用其服務”的具體運作目標,包括:技術推廣、共通領域電腦化、協助公共機構電腦化、增加使用網絡、加強網絡安全等方面。 9在面向公眾的服務方面,澳葡政府的主要貢獻,包括由市政廳負責安裝在全澳 20 個諮詢站的城市指南,以及由行政暨公職司設於 22 個律師樓的澳門法律資料庫。 10 這些對內以及對外所構建的軟硬件設備,為澳門城市電子化政府發展建立了一個初步規模。二、澳門特區電子化政府發展計劃回歸後,電子政府計劃已成為澳門特區政府公共行政現代化的重要舉措之一。在 2000 年,施政報告中已提出要“透過資訊工具的廣泛運用以提高行政效率,減少官僚作風,方便市民並拉近與使用者的距離”。 11 在 2001 年公
307佈的《澳門特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中,更指出“行政現代化是發展電子政府的基礎和必要條件,而電子政府是改善現有行政程序,及進一步提升行政現代化程度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12 即特區政府把電子政府作為行政改革和優化程序的手段,並確定電子政府在公共行政改革中所擔當的角色。電子政府是一個長遠的發展項目,需要完整的政策目標以及一系列具體策略的引導,才能使計劃循序開展。(一) 政策目標在短期內,澳門特區電子化政府的目標是朝 “公共行政管理信息化和公共服務電子化”這兩方面發展的。 13 電子政府計劃的短期目標是在 2004 年中首先做好各項基礎建設、健全法規、人員培訓等工作,實現部門內部的電子化,提高行政效率;務求能在 2005 年年底前,以不同服務界面,實現向市民提供五成的電子化服務的中期目標。 14長遠而言,澳門特區電子政府的推行旨在達到以下的政策目的 15:1. 降低行政運作成本、提高政府內部行政效率:通過電子化提升政府各部門間的溝通與聯繫,簡化部門間的工作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希望達致減省人手,減低行政運作成本的作用。2. 提升公共服務的質素和效率:通過電子化的公共服務讓公眾(包括市民及工商企業) 在網上獲得一站式的服務以及全天候(7 天× 24 小時)的個人化服務,無論任何地點、任何時間申請和辦理行政手續,期能大幅提高服務素質及效率。3. 促進本地資訊技術和相關行業的發展:通過政府引入資訊科技於公共行政中以推動其他資訊行業的發展,鼓勵市民和商人企業利用電子化服務,期能形成一種風氣和習慣。4. 提升澳門的國際形象,以促進經濟發展:通過網站為其他地區提供澳門的資訊,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吸引外來投資者及遊客。
308(二) 具體計劃特區政府在合法、保障私隱、確保安全、確保公平使用的原則下,採取“循序漸進”16 、“由淺入深”的策略推動電子政務的發展 17 , 由簡單、易用的方面 手,先為發展電子政府打下良好基礎,如各項基建、法律的制定,繼而更深入地推進電子政務,從而提升對外服務效率,優化內部管理運作。為了達到政策目標,特區政府定下的電子政府發展清單、發展項目及工作主要包括:1) 完善內部資訊網絡、信息安全系統和監察機制。2) 建立共用的技術基本設施和標準:電子認證、智能身份證、中文內碼標準及電子表格。3) 建立共用的電子服務平台:電子採購、電子支付等。4) 建立相關法律框架:為電子交易及電子認證制定或修訂有關法律。5) 分階段推出電子服務:首先推出與公眾關聯較大的電子公共服務,並在此基礎上推出其他的服務。 18按照電子政府發展清單的要求,特區政府已相繼開展了各項計劃,這些計劃主要有:1. 電子化服務在短期內,特區政府電子化公共服務主要包括以下的內容:(1) 政府對政府︰政府內部通告、電子化工作流程在政府對政府間的服務層面上,電子化服務主要在於提高部門間的聯繫及資源共享,藉以提高行政效率,因此,政府間的服務,主要包括通過網站為各部門提供一個公共行政內部信息的平台,以便公務員取得內部日誌、通告等。此外,亦希望透過電子服務實現機關內部電子化工作流程、檔案管理等功能。
309(2) 政府對企業︰政府經濟政策、招商引資信息、電子採購、企業調查政府對企業的服務包括在網站供應各項經濟政策、投資手續指南、信息以及電子採購服務,讓各大小企業及投資者瞭解商業投資的手續。(3) 政府對市民︰政府新聞、公共服務指南、電子表格、網上調查政府對市民的電子服務非常廣泛,包括各項電子信息:如政府新聞消息、服務手續等;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動服務,如網上調查、論壇等;更重要的是能減少市民排隊輪候行政手續申請的電子公共服務項目,如表格下載及網上登記等。 192. 電子認證(E-signtrust)電子政府的建立為政府內部、市民以及企業提供網上服務,但在網上進行服務交易、繳費等事項以及政府內部提取資料時,必須進行身份確認。所以電子證書的應用,確保了電子交易的安全性、以及在互聯網世界中的身份確認。澳門特區公鑰基礎設施(Public Key Infrastructure-PKI)計劃的推行確保數據資料的保密性及完整性, PKI 由澳門郵政局負責開發,以配合電子商務 / 電子政府的發展,最終促使澳門成為一個安全電子化城市。電子證書的覆蓋範圍及主要對象為政府內部的公共行政人員、商務用戶以及市民以個人身份的電子認證。在推行電子證書的計劃中,郵政局的主要工作包括為公鑰基建服務建立解決方案以及成立認證中心(見表 1)。在 2003 年 8 月,澳門郵政局在行政暨公職局的配合下,合辦“公共行政人員電子證書試驗計劃”,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公共行政人員發出為期一年的試驗性證書,並向各公共部門或單位發出了共 1200 多份申請表格,供領導、主管及相關職員試用,並回收了來自 50 個政府部門 1000 多份的表格 20 ,試驗性質電子證書的使用,加深
310政府部門對電子交易及身份確認的瞭解。澳門特區政府除了建立一套安全的電子認證機制及交易系統外,在 2005年 8 月還通過有關《電子文件及電子簽名》的法案,為電子政府中的文件往來、交易及支付營造一個合法、安全、可靠的電子認證環境。法案對電子文件及透過電子途徑進行交易的制度提供法律依據,對“電子文件”、“電子簽名”、“認證實體”等作出界定,賦予電子文件與紙張文件同等的法律效力,透過認證實體發出電子簽名的證書,確保收件人與送件人之間資料交換的保密性及安全性。 21 此外,法案還對“認證實體”從事電子認證業務的基本要求、註冊資本等作出規範。 22表 1 電子認證服務之市場定位、服務範圍 23公鑰基建服務解決方案供應 公共認證中心外判公鑰基建 簽發證書予個人用戶證書管理生命周期 簽發證書予商務用戶密鑰管理 簽發證書予政務用戶證書撤銷系統 電子時戳服務電子時戳服務 即時證書狀態查閱服務(OCSP)即時證書狀態查閱功能(OCSP) 為網絡儀器提供電子證書公鑰基建系統之融合 /代理VeriSign 128 Bit SSl伺服器 /3. 智能身份證(Smart ID)智能身份證是構建電子認證系統以及電子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持證人在進入“電子服務”領域時的身份確認鑰匙,澳門特區智能身份證的發出及使用堅持安全和防偽原則,保障持證人的私隱資料不被盜用及偽造。智能身份證的內置晶片,載入了持證人的個人資料、指紋代碼、相片等,透過設於身份證明局及各服務站的讀卡機,憑智能卡密碼讀取晶片資料。目前,智能身份證只作為辨別身份的認證功能,日後待法律及各項技術問題的解決
311後,將會加入其他如駕駛執照、學生證、醫療卡、電子錢包等相關功能。4. 中文編碼中文編碼的工作主要是規範各公共部門電腦中文造字的情況,從 2002 年起,編碼工作小組已向各部門搜集所有中文造字,並作出甄選和彙編,有關彙編已向國際編碼組織 ISO 10646 表意文字小組提交 24 ,目前正逐步落實“資訊系統中文編碼統一方案”25 ,使之與國際標準接軌,以便公共部門間的中文電子資料交換。5. 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Electronic Government Integration Planning-EGI)電子政府的發展需要一系列技術組件的配合,為此,特區政府於 2002 年就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進行開標,並於 2003 年正式啟動。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是一個整合及管理政府內部與外部資訊的綜合計劃,計劃目的是向各部門提供相關的技術及工具,藉以建立政府部門內部以及部門之間的自動化工作流程系統,期望能逐步連接政府各個部門的工作網絡。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的組成部分包括技術組件及應用開發兩部分,技術組件包括:入口網站基建、網站內容管理、工作流程系統以及文件管理系統,以供日後各部門在這些技術基礎上開發不同的應用系統。另外,應用開發則包括設計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建立跨部門綜合投訴處理系統,政府內部文件發佈管理系統及公文流程跟蹤管理系統。 26 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為特區發展電子政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更為郵局的電子認證,身份證明局的智能身份證以及電子表格的下載等方面作出配合。 276. 一站式電子亭“一站通”電子服務資訊亭是一個統一的公共服務平台,電子亭的設立
312是為了讓更多的居民可應用電子政府的設施,讓家中沒有電腦的居民能夠適應和習慣使用電子政府提供的服務 28 ,促進電子服務的公平使用。特區於2003 年底分別在水坑尾公共行政大樓大堂、議事亭前地旅遊諮詢中心以及北區民政總署設立三台電子亭。“一站通”的主要功能,包括提供政府各部門的服務手續查詢及表格下載服務,首階段已有超過 400 種不同的手續供市民查詢,以及超過 300 種不同的表格可供市民下載及列印,此外,市民還可以利用電子郵件發送、查詢常用電話以及向行政當局提出投訴及建議,以此打通市民與政府之間的聯繫。 29“一站通”還可與民政總署的“城市指南”以及旅遊局的“旅遊指南”連結,成為一個統一服務平台。 30“一站通”同時亦安裝了智能卡閱讀器及照相機,方便日後市民採用電子證書辦理電子化服務的各項手續。7. E-Macao 計劃E-Macao 計劃是由特區政府與聯合國大學軟件技術研究所、澳門大學及澳門電腦與系統工程研究所合作的一項研究計劃。從 2004 年起執行,為期兩年,是目前電子政府計劃中的重點項目。 E-Macao 是在電子政務領域上的一個合作研究、開發及能力建設的具體項目,目的是把電子政府的發展推廣到整個澳門。 E-Macao 通過嚴格的軟件開發支持政府電子化服務的軟件基礎建設,創建公共電子服務的信息系統模型及建立共享構建庫;同時,在技術上培訓政府的資訊技術人才,使他們具備電子政務的能力,最終的目的是使各部門達到技術水平的一致性。 31 E-Macao 計劃雖不是完成整個電子政府的電子化過程,但會為今後電子服務的發展提供可靠的基礎。1980 年代,在澳葡時期,政府便開始引入資訊技術於公共部門中,以建立一個具現代化氣息的政府。直到回歸後,特區電子化政府計劃才真正成為了促進行政現代化以及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政策,為了貫徹提高行政效率,改善對外服務素質的發展目的,特區政府已相繼開展了各項電子化項目,為
313構建澳門成為電子化城市作好各項準備工作。電子化政府工作的開展,標誌澳門正進入一個資訊化的時代。三、澳門電子政府網站的發展政府網站是發展電子政府的主要項目,亦是打通政府與市民之間溝通與聯繫的重要窗口,政府網站的設計,其資訊及服務的安排和表現方式,是政府組織的一個縮影。因此對政府網站進行評估能反映一個國家 / 城市電子政府發展的成熟程度及狀況,有助於瞭解一個國家 / 城市電子政府發展條件以及其電子政府發展的不足之處何在,更能為一國的電子政府發展提出改善的建議。按照 Alfred Ho 2002 年所提出的三種網站表現方式,網站設計可分為“機構導向”型網站,“資訊導向”以及“用戶導向”型入口網站 32 ,這三種網站反映了不同的政府模式轉移程度。“機構導向”為官僚模式的代表,政府網站設計以政府部門來劃分,在網站版面上列出擁有網站的部門,各部門在自身的網站內才分別把各自的職能、架構以及相關資訊展現,用戶需從部門的所屬職能出發尋找資訊,證明了各政府部門仍然擁有各自的權限範圍。“資訊”及“用戶”導向均代表 電子政府模式。資訊導向入口網站設計的特點就是按資訊類型來編排政府信息及服務,在政府網站的版面上把相關資訊及內容組織在同一欄目及分類之下,並在政府網站版面上展示出多個資訊項目分類,以提高尋找資訊的便利,如在政府服務的欄目下顯示出各類型的電子政府服務,又如在政府信息的欄目下顯示出政府架構、統計數字、政府新聞以及人口及經濟資訊等字欄目。資訊導向型網站所強調的是按資訊類別對政府信息及服務進行分類顯示。 33用戶導向入口網站的設計主要是按用戶對象把資訊與服務分類,如在網站設計形式上劃分為“居民”、“商人”、“旅客”等區域。在專為市民而
314設計的版面內,市民可以尋找的資訊和服務包括:就業、置業、公共服務、行政手續等信息;而專為企業而設計的版面所提供的資訊和服務包括:本地經濟信息、營商手續、商業稅項等;而為遊客而設的網站則包括城市資訊如:旅遊景點、地區文化節目等。通過入口網站,用戶可以享受由電子政府所帶來的“一站式服務”。 34 從 1997 年至今,澳門特區政府的電子政府發展及網站設計共經歷了四個階段,表現了不同的整合程度。(一) 探索階段:公共行政資訊網(1997-1999)1997-1999 年主要是公共行政資訊網(Informac)的使用階段,它是澳門電子政府發展的首個重要網絡,也是政府引入資訊技術於公共行政管理的重要里程碑。另外,澳葡政府網站亦在此時期對外開放,簡單介紹澳門政府一些基本資訊,包括澳門城市的歷史、人口、政制背景,亦提供了一些如經濟、旅遊活動、統計數字等相關信息,是為澳門政府首個官方網站的呈現階段。公共行政資訊網是澳葡政府時期建立的一個可供訊息交流的平台,由行政暨公職司負責管理,於 1997 年正式投入服務,透過租用的專線以及普通電話撥號進行連接,通過 Novell 網絡連接約 12 幢不同樓宇內的 17 個政府部門和辦公室。 35 在這時期,公共行政資訊網是一個聯繫各政府部門的資訊系統、為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的入門網站,它把各政府部門網絡連接起來,是首個可供各部門共享資源的資料庫。所有連接到資訊網的用戶,都可以共享一系列的服務及資訊:1. 電子郵遞系統:是一個面向信息發出機關以外收件人的一個傳送系統,用戶可透過此系統發出本地郵件。2. 澳門法例資料庫(Legismac):儲存了可供查閱的法律資料,用戶可透過此資料庫查閱法規摘要。3. 氣象資訊系統:查詢氣象資料,如氣象圖、衛星圖、颱風路徑等。4. 公共行政資料庫:儲存政府部門的相關資料,如職責、部門架構、辦
315公時間和地點等。5. 公職法例資料庫:是一個全文的資料庫,可供搜索《澳門公職法律制度》及《行政程序法典》的基本法規。 36在典範轉移的角度上,公共行政資訊網只是一個政府內部資訊的聯網,並沒甚麼發展程度可言,只能說一個入門階段而已,但它也稱得上一個較完善的政府資訊的綜合網絡及平台,當中所涉及的公共行政資訊供應,包括澳門組織章程、澳門特區基本法、行政手續指南、部門架構、辦公時間及地點等都成了特區日後建立電子政府網站發展的重要藍本。(二) 起始階段:機構導向網站設計(1999-2002)從 1999 年起,澳門電子政府發展正式進入起始階段,完善現有網絡服務,並為電子化政府計劃定下發展目標,是此階段的主要工作。在 2001 年,特區政府公佈了一系列的電子政府發展清單,包括:公鑰基建 / 電子認證、電子交易公證系統、智能身份證、政府內部聯網、公共服務入口網站、公共技術組件(電子表格、電子支付)、公共服務平台(電子採購、招標)、中文編碼標準等八大範疇。 37 並於 2001 年 4 月成立了電子政府跨部門小組,完成了整體電子化公共行政發展政策和方向的研究報告,確立未來公共行政服務電子化的發展方向。 38 在法律方面,此階段對市民在網上下載政府表格、辦理行政手續的可操作性以及相關法例等問題進行研究。 39 同時,電子政府的基建計劃亦於 2002 年進行開標。 40在政府網站及網絡方面,除繼續完善公共行政資訊網,加強其作為政府內部溝通聯繫、資訊共享的平台外,以澳葡政府網站為基礎的澳門特區政府網站(http://www.macau.gov.mo)於此時期的開通及運用,更標誌 政府對外資訊網絡的進一步完善。此外,在行政暨公職局的協助下,消費者委員會、環境委員會、廉政公署、新聞局、退休基金會、司法警察局、法務局等紛紛建立起部門網站。 41 在 2000 年成立部門網頁的部門有 31 個(78.9%),並在網頁上
316簡單介紹部門職能、服務信息及有關資訊 42 ,包括電子郵件(73.7%)、聯絡電話(73.7%)、傳真(57.9%)等 43 ,到 2002 年,共有 36 個部門已經擁有網站。從此時期的政府網站設計上分析,是一種以“機構”作為導向的網站資訊分類方法,在政府首頁中列出擁有網站的部門,由各部門網站供應自身的服務及資訊,公眾在進入網站尋找資訊的過程中,就如同面對 各個講求部門化分工及垂直式控制的官僚機構一樣。在此階段中,各部門網頁在外觀設計、資訊及服務供應上亦各有自身的特色,而且部門網站之間並沒有甚麼聯繫,亦欠缺相關的連結,表現了各部門分別擁有各自的標準及權限,而且沒有建立跨部門的溝通與合作機制,來供應政府資訊及服務;因此,公眾在獲取所需資訊及服務的時候必須對各部門的所屬權限有所瞭解,否則可能要瀏覽多個部門網站,才能尋找所需的資訊,對市民獲得政府的服務及資訊造成障礙。在起始階段的政府網站只是供各部門連結相關網站的一個窗口,資訊及服務並沒有甚麼分類及整合可言,這種網站的編排,是典型的“機構導向”型的網站設計。(三) 執行階段:跨部門綜合網站(2002-2004)從 2002 年起是澳門電子政府計劃的執行階段,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的首階段工作在 2003 年正式啟動,當中包括基建項目所建立的內聯入口網站,文件管理系統、文件影像處理及工作流程系統等,這些項目的建立都是希望能促進公共部門間的電子溝通及信息交換。 44 這個系統在首階段率先為 300位公務員提供服務,並在 2004-2005 年逐步擴大至 8000 名來自各部門的公務員。 4 5隨 電子政府的發展,特區政府亦開始從網站資訊向網上電子服務方向發展,在 2003 年共有 44 個部門已建立起網頁,提供約 34 項簡單的電子服務如查詢、訂購等 46 ,而政府亦在“機構”導向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網站信息編排,開發與設計以跨部門合作為主的綜合部門網站,這些網站包括:澳門法
317律網、行政手續指南、健威成長之旅、電子表格下載、政府採購網站 (見表 2),它們雖然不是全方位的入口網站,但亦能表現出跨部門的合作性。以“行政手續指南”網頁為例,它集合了 50 多個部門的行政手續查詢,包括行政、法律、民政事務、經濟活動、社會保障、旅遊文化等項目作為分類,讓不太熟悉各政府部門職能的市民也可以通過此網站查閱到所需資料 47;另外,以“健威成長之旅”網站為例,透過“何健威”的人生歷程,向市民介紹作為一個澳門居民在成長過程中所需辦理的各項政府手續,以及這些手續的辦理須知事項和地點。這些網站的資訊及服務呈現方式是按照網站主題把各相關部門的資訊加以整理、統一和結合,表現了跨部門資訊的結合和重整。市民在瀏覽這些網站的資訊及獲取服務的同時,已不知不覺地走訪了多個政府部門,獲得了由多個部門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可以說,跨部門網頁的建立是進入整合時期的一個過渡。但是,此階段的政府網站還未能直正達到“一站式服務”的目的,各部門網站無論在外觀、資訊安排及配置、服務供應等方面仍然維持不同的風格,除部分綜合網站外,大部分的資訊分類只連結到有關部門,而且網站主頁的入口方式始終以“機構”導向為主,並不能直接獲取相關資訊,市民仍需在相關部門中尋找所需資料。在電子服務方面,此階段亦缺乏政府與市民之間的互動項目,如網上意見調查、電子論壇等,亦未見於此階段的政府網頁。(四) 整合階段:“用戶導向”入口網站(2004-)從 2004 年起,澳門特區電子政府發展進入了一個整合時期,多項基建已竣工及進入測試階段,如政府入口網站、跨部門綜合投訴處理、文件發佈及跟蹤系統三項基建,另外,電子證書、電子表格、電子支付、中文編碼等相關工作仍在推廣及進行中,並委託了聯合國大學國際軟件技術研究所負責“E-Macao” 計劃,由淺入深地推動電子政務。
318在政府網站的發展上,因應部門間資訊的整合並沒有作出一致性的處理,政府的資訊及服務分散於不同部門的網站中,造成了信息或服務內容上的重疊。 49 同時,各部門在網站內容供應、資源的投入、技術的採用、網頁的風格及外觀上均不盡相同的情況下,有必要對現有的網站進行整合,建立一個單一的服務窗口。在這時期的各項電子政府計劃中,特區政府入口網站(www.gov.mo)的開通及使用具有特別的意義,它象徵 澳門特區電子政務在行政改革中的進一步推進。 50“入口網站”(government portal)的原則是希望透過一個統一的政府網站,令市民可以取得所需資訊及服務,而無需瞭解及認識政府內部複雜的組織結構。 51 入口網站採取資訊及服務獲取的直接性、方便性表 2 公共行政服務綜合網站 481. 健威成長之旅(www.safp.gov.mo/kinwaiwww.informac.gov.mo/kinwai)透過虛擬人物“何健威”的人生歷程,介紹作為一名澳門居民在成長過程中所需辦理的各項政府手續,如出生、入學、求職、結婚、置業等。2. 行政手續指南(www.informac.gov.mo/services)以行政、法律、經濟、社會、衛生、教育、文化等項目把各項手續、辦理須知供市民查閱。3. 澳門法律網(www.macaolaw.gov.mo)將分散於多個政府部門的網上法律資訊和查詢服務整合為一,方便使用者查閱及提供綜合的法律資訊。4. 電子表格下載(www.informac.gov.mo/eform)載有政府大部分公共部門可供市民下載的表格,以PDF 及MS WORD 形式下載。5. 政府採購網(www.informac.gov.mo/e-procurement)供公眾及外地投資者查閱政府最新的招標公告及有關的招標事項、法規。
319及廣泛性,按用戶或資訊編排政府信息及服務,讓不同的用戶能快速尋找所需資訊。特區政府在 2002 年已開始為入口網站的基建及設計進行開標,於2004 年 12 月 20 日正式開通啟用,它是一個跨部門的電子政務項目,是一個推動部門合作、輔助政府改善服務及運作流程的綜合平台。 52 在資訊及服務的呈現方式上,入口網站打破傳統的以“部門”分類為入口的模式,改以“用戶導向”形式編排資訊及服務,在網站內容上則以“居民”、“遊客”、“商人”等三大區域展現(見圖 3),並在有關領域下編排適合的服務及信息(見表 1)。用戶能按不同的身份進入各區域尋找相應的資訊,他們在獲取資訊及服務時,無需再從各個部門中尋找,而且能按自身的需求選擇信息及服務,享受由入口網站所提供的“一站式”資訊及服務供應。同時,信息的分類更特別採取了多類別處理,在每個區域中的信息及服務按“欄目”及“子欄目” 再分類,即每個信息將能在多於一個區域內的欄目及子欄目中尋找得到,加強了使用者尋找信息的方便程度。 53 以樓宇買賣為例,從市民的角度看,樓宇買賣屬於置業範疇,但商人卻可以從房地產方面尋找所需資訊,即同一信息將重疊在三至四個方向上,方便不同需求的人士按自己的方式來獲取所需資訊。特區政府入口網站設計是一個通過跨部門合作和整合所呈現的網站,是實現電子政府模式的網站設計。有別於以往以機構或資訊分類的政府網站,入口網站採取了統一的風格及設計,各有關部門統一向政府入口網站提供所需資訊,使其成為一個資訊集中地。在網站內,為顧客提供服務的並不是以單一部門的服務供應方式,而是通過跨部門整合所帶出的服務模式,表現各部門間的壁壘已被打破,用戶在瀏覽網站的時候已不知不覺地走訪了多個部門。另外,因新的入口網站已涵蓋了原有的政府網頁(www.macau.gov.mo)、公共行政資訊網(www.informac.gov.mo)、行政手續指南(www.informac.gov.mo),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www.safp.gov.mo/apm/)的網站內容,所以以上分散網頁的相關資訊將會轉至政府入口網站上,藉以在一個入口取得各類資訊,因此
320入口網站是現有網站資訊及服務的整合階段。 54 但由於入口網站的開通時間比較短,網站資料編排方式還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據入口網站內的意見調查顯示,共有 43.22% 人士認為入口網站需要在資料編排上作出改善,其次為網站速度(32.01%)和外觀風格(24.77%)55 ,顯示入口網站內容的編排上仍有不足之處。對使用者來說,入口網站資訊編排還未能達至便利資訊尋找的目的,特區政府必須在入口網站信息及編排方面作進一步完善,加強入口網站的服務功能。表 3 入口網站按用戶劃分的資訊及服務供應項目 56用戶類別 服務及資訊1. 居民 政府新聞、活動、家庭、居所、教育、就業、健康、交通、法律、文康、社保、公民、其他2. 遊客 出入境、酒店及旅行社、飲食娛樂、觀光景點、交通路線、政府手續、盛事推介、遊澳推介、一般資料、旅遊援助服務3. 商人 開業及牌照、營業運作、勞工、房地產、交通運輸、知識產權、其他電子信息 互動項目 電子服務新聞消息 電子論壇 電子支付公告通知 網上調查 網上辦埋服務手續 民意信箱 表格下載活動項目 網上投訴 網上預約一般信息 電子報 ……EGI/Informac/各部門網站圖 1 入口網站整體結構57
3211997 1999 2002 2003 2004.12.20時期圖 2 政府網站的整合程度特區電子化政府計劃及網站建設經歷了四個不同的演進階段(見圖2),期間由 “機構”向“用戶”導向的網站設計轉變,反映了不同的網站整合程度。如 Alfred Ho 所言,機構導向網站從部門化的原則出發,由各部門提供自身的資訊及服務,是官僚模式的縮影;用戶導向網站則帶出了電子政府模式的服務原則,強調跨部門的合作以及顧客的滿意度。雖然澳門政府在網站設計是體現了如 Alfred Ho 所提出的轉移過程,但在實際上,並不是單憑網站的設計就能斷定政府已經踏入電子政府模式階段,還要視乎政府組織對資訊科技的整體利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澳門在電子政府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表現了政府正朝 優化服務素質的方向改變,由機構到用戶設計的轉移過程中,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資源,結合了多個部門的共同參與,引入了不同的技術開發,希望對內改善政府部門的運作模式,實現部門內部及相互之間信息共享及流程的自動化,提高行政效率;對外則務求為市民帶來方便快公共行政資訊網跨部門合作機制跨部門網站的建立內部聯網一站式入口網站機構導向網站低網站整合程度高
322捷的服務方式,以及每天 24 小時無間斷電子信息及服務供應的實現。註釋︰1 魏炳堯、杜志文:《行政現代化的資訊技術及行政暨公職司在推廣時的角色》,載於《行政》雜誌,澳門:行政暨公職司,總第 31 期, 1996 年,第 197 頁。2 同上註,第 199 頁。3 蔡志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課題之一──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載於《行政》雜誌,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總第 58 期, 2002 年 12 月,第 1109 頁。4 同註 1 ,第 194-199 頁。5 蔡志龍:《LEGISMAC ──研究澳門法律制度的源泉之一》,載於《澳門研究》,第 2 期,澳門︰澳門基金會, 1994 年 9 月,第 118 頁。6 《澳門網上地圖啟動》,載於《澳門日報》, 2001 年 8 月 22 日,第 B7 、 8 版。7 容志成、劉梭標、劉叔嗣:《臨時澳門市政局文件管理及追蹤系統簡介》,載於《行政》雜誌,澳門:行政暨公職局,總第 47 期, 2000 年,第 54 頁。8 同註 3 ,第 1110 頁。9 《99 工作計劃》,澳門:行政暨公職司, 1999 年,第 26-27 頁。10 同註 1 ,第 201 頁。11《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0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行政法務領域,第 3 頁(下載日期:2005 年 3 月 23 日, http://www.gov.mo)。12《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1 年 11 月,第 2-13頁(下載日期:2004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infomac.gov.mo)。13《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3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行政法務領域,第 10 頁(下載日期: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gov.mo)。14《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 2001 年 11 月,第 5 、 13 頁(下載日期:2004年 6 月 11 日, http://www.infomac.gov.mo)。15 同上註,第 4 、 13 頁。16《杜志文在電子政府規管研究會上稱,六十部門現已設網站,將循序推動電子政府工作》,載於《華僑報》, 2001 年 7 月 21 日,第 2 版。17《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5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行政法務領域,第 1070 頁。(下載日期: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gov.mo)。18《澳門特別行政區電子政府策略研究報告》,第 12 、 13 頁(下載日期:2004 年 6 月 11 日,http://www.infomac.gov.mo)。
32319 《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開標》,載於《行政簡報》,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2 年,第13 、 14 期,第 12 頁;《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 2004 年完成啟用》,載於《行政簡報》,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3 年,第 17 、 18 期,第 14 頁。20 澳門郵政網頁(下載日期:2004 年 10 月 2 日, http://www.esigntrust.com/chi/html/pki.html)。21 《電子文件簽名法案完成審議 三常會簽署意見書提交全體大會審議表決》,載於《澳門日報》, 2005 年 7 月 17 日,第 B07 版。22 《為配合電子交易及電子政府發展 當局引介子認證法案》,載於《澳門日報》, 2005 年5 月 18 日,第 B03 版。23 劉詩樂︰《澳門郵政電子證書服務現行概況及發展策略》,澳門郵政網頁(http://www.esigntrust.com)。24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2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行政法務領域, 2001 年,第 9-10 頁(下載日期: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gov.mo)。25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2005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行政法務領域, 2004 年,第 1020 頁(下載日期:2005 年 3 月 4 日, http://www.gov.mo)。26 同上註,第 14 頁。27 《整合方案開標十公司合資格一家有條件接納電子政府基建工程年內展開》,載於《澳門日報》, 2002 年 10 月 12 日,第 A03 版。28 《政府多處設電子亭便民》,載於《澳門日報》, 2003 年 11 月 27 日,第 B03 版。29 《一站通電子亭已投入服務》,載於《行政簡報》,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3 年,第 17 、18 期,第 11 頁。30 《電子政府基建明年完成啟用 待電子簽名認證制度落實網上可辦更多手續》,載於《澳門日報》, 2003 年 11 月 14 日,第 B1 版。31 《澳三電子政務項目年底推行》,載於《澳門日報》, 2004 年 9 月 17 日,第 B1 版。32 Ho, Alfred, Tat-Kei, Reinventing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government Initiativ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Review, Vol.62, No.4, Jul/Aug 2002, pp. 437-438.33 同上註。34 同上註。35 魏炳堯、杜志文:《行政現代化的資訊技術及行政暨公職司在推廣時的角色》,載於《行政》雜誌,澳門:行政暨公職司,總第 31 期, 1996 年,第 201 頁。36 同上註,第 200-205 頁。37 《電子政府推動澳資訊業》,載於《澳門日報》, 2001 年 7 月 23 日,第 A10 版。38 《行政暨公職局 2000 年度活動報告》,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1 年,第 44 頁。39 《電子政府提高工作效率》,載於《澳門日報》, 2002 年 6 月 13 日,第 A6 版。40 《整合方案開標十公司合資格一家有條件接納》,載於《澳門日報》, 2002 年 10 月 12 日,
324第 A3 版。41《行政暨公職局 2000 年度活動報告》,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1 年,第 49 頁。42《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發展建議》,諮詢文件( v o . 2 ),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 0 0 4 年 6月,第 5 、 14 頁(下載日期:2004 年 7 月 6 日, http://www.informac.gov.mo)。43 Lai, Fei Loi, Macao Electronic Public Services: a Local Experience of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Proceeding of Macau IT Congress 2000, Macau: Macau Polytechnic, 6-10th December 2000, p. 30.44《特區擬設入門網站發展電子政府》,載於《市民日報》, 2003 年 7 月 17 日,第 P01 版。45《電子政府基建整合方案工程啟動》,載於《華僑報》, 2003 年 7 月 17 日,第 13 版。46《電子政府基建明年完成啟用 待電子簽名認證制度落實網上可辦更多手續》,載於《澳門日報》, 2003 年 11 月 14 日,第 B01 版。47《供查詢各政府部門服務手續及列印申請表格“一站通”資訊亭下周啟用》,載於《華僑報》, 2003 年 11 月 14 日,第 24 版。48《電子政府基建明年完成啟用 待電子簽名認證制度落實網上可辦更多手續》,載於《澳門日報》, 2003 年 11 月 14 日,第 B1 版。49《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發展建議》,諮詢文件( v o . 2 ),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 0 0 4 年 6月,第 5 頁(下載日期:2004 年 6 月 11 日, http://www.informac.gov.mo)。50《特區政府入口網站正式開通》,載於《行政簡報》,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4 年 12 月,第 22 期。51 Holmes, Douglas, Egov E-business Strategies for Government, London: Nicholas Brealey Publishing,2001, p. 21.52《特區政府入口網站正式開通》,載於《行政簡報》,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004 年 12 月,第 22 期,第 18 頁。53《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發展建議》,諮詢文件( v o . 2 ),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 0 0 4 年 6月,第 10 、 14 頁(下載日期:2004 年 7 月 6 日, http://www.informac.gov.mo)。54《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發展建議》,諮詢文件( v o . 2 ),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 0 0 4 年 6月,第 10 、 14 頁(下載日期:2004 年 7 月 6 日, http://www.informac.gov.mo)。另見,《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與政府網頁及公共行政資訊網( In fo rmac)資訊整合完成》(下載日期:2005 年 3 月 16 日, http://www.informac.mo)。55 總投票人數為 13,795 ,此數目截至 2005 年 4 月 28 日,數字由 http://www.gov.mo 中取得。56 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http://www.gov.mo)。57《澳門特區政府入口網站發展建議》,諮詢文件( v o . 2 ),澳門:行政暨公職局, 2 0 0 4 年 6月,第 5 、 14 頁。(http://www.informac.gov.mo)(原載《澳門研究》,楊允中主編,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3 0 期, 2 0 0 5 年 1 0 月)
325澳門需要一個小政府還是大政府王五一 *一、問題的提出澳門回歸後的經濟現狀,促使澳門政府制訂了“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各行各業綜合發展”的正確的產業政策。一旦有了產業政策,澳門經濟便有了一個明確的發展定位。更為意義深遠的是,澳門政府一旦開始為澳門經濟的發展定位,她也就同時開始在為自己定位,為自己在澳門經濟中的角色定位──她開始隱隱約約地顯露出一個“大政府”的姿態。2003 年的非典事件,澳門政府為對抗疫情所採取的所有防範、救助和協調措施,對於澳門社會能夠順利地戰勝疫災,恢復經濟,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非典這個偶然因素,作為一個契機,在客觀上強化了澳門政府的大政府形象。於是,筆者認為,繼澳門是否需要產業政策這個問題之後,現在已經到了把另一個與之相關、而又更大一些的問題提出來加以討論的時候了:澳門需要一個小政府還是大政府?* 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員
326二、“大政府”與“小政府”的概念交代經濟學關於“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的爭論,源於亞當.斯密,延至今日。這裡的所謂大與小,不是從規模或人數上說的,而是從政府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起的功能、所扮演的角色來說的。簡單說來,所謂大政府,是指那種對社會經濟生活實行積極干預,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管得較寬的政府。所謂小政府,則是像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僅僅充當“看門狗”,而奉行讓市場看不見的手來自發調節經濟生活的自由放任哲學的政府。大政府與小政府之爭,很像是中國自先秦至西漢文景時代的“無為”與“有為”之爭。所謂大政府,就是實行有為之治的政府,所謂小政府,就是實行無為之治的政府。不能抽象地說是大政府好還是小政府好。有為還是無為,概依各經濟之客觀條件而定。美國實行小政府好,日本實行大政府好;香港實行小政府好,澳門實行大政府好。因為條件不同。一個經濟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一般可以從以下幾個因素來鑒定:第一,是否制訂產業政策。大政府有產業政策,小政府無產業政策。第二,是否保護貿易。大政府實行保護貿易,小政府主張自由貿易。第三,是否實行企業輔助政策。大政府對企業實行更多的輔助管理措施,而小政府則基本上尊重市場競爭原則,任憑企業自由生滅。第四,是否實行高福利政策。大政府實行低稅收低福利政策,小政府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在實踐中要確定一個政府是大政府還是小政府並不容易,有許多是處於二者之間的模糊狀態。但我們至少可以在理論上得到大政府與小政府這樣兩個明確的概念。一個經濟走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的路子,一般取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條件。
327第一,從經濟水平來看,發達領先國家往往實行小政府;而落後趕超國家往往實行大政府。第二,從市場條件來看,市場比較完善的經濟往往實行小政府,而市場比較陋劣的往往實行大政府。第三,不考慮其他條件,一般說來,大市場傾向於小政府,而小市場則傾向於大政府。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在於,小市場一般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場。一個重要的結論是,一個經濟選擇大政府還是小政府,取決於這個經濟的市場條件。有一些國家,其市場不可謂不完備,不可謂不有效,但其也實行大政府。這種情況往往是因為這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的經濟發展任務太重,或者處於“趕超”的緊迫狀態,即使一個相對完備的市場仍然不能完成其艱巨的國家目標,於是出現了優市場而配以大政府的情況,如日本。世界上還有一種大政府模式,即北歐和加拿大式的大政府模式。這些國家的市場並不陋劣,經濟也不算落後,而由於這些國家的人口太稀少、資源太豐富,競爭太散漫,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從資源分配的角度充當起社會經濟機器的調節功能。經濟史上出現過一種大政府的極端形式──社會主義。這給了許多經濟學家一個一般性的印象:小市場是被大政府給擠小了的,只要把政府做小,市場就會自動地放大;政府與市場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政府之大小不是個市場條件問題,而是個政策選擇問題;不是市場決定政府,而是政府決定市場。於是這個問題在主流經濟學家的筆下意識形態化了。在中國的經濟改革過程中,經常可以看到有人在這個話題下被扣上“僵化”、“傳統”、“左傾”的帽子。世界關於“最自由經濟”評比其實就是基於這種觀念的:經濟,是越自由越好;一國的經濟自由度不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客觀條件,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政府的自由主義信念。其實經濟學行內的人都知道,“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在亞當‧斯密死
328了 200 多年以後,已經被人們“修正”得面目全非,徒有虛名了。且不講 1930年代凱因斯的那次大“修正”,僅是從微觀經濟學本身來看,其致命性修正就包括非充分競爭市場修正、交易成本修正、資訊不充分修正、利息率不能出清市場和信貸配給修正等等。如果把亞當‧斯密看作是經濟學的祖師爺,把他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看作是經濟學的原教旨,那麼,可以說在經濟學史上也有過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爭。經濟學的“教條主義者”認為,看不見的手具有永恆的效力,自由貿易永遠會創造“多贏”,自由放任永遠會帶來活力,自由市場具有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價值,小政府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比大政府好。現實經濟的歷史沒有循 經濟學教條主義者的理想,而總是為各國自己的利益牽 走的。以貿易政策為例︰ 19 世紀的英國之所以主張自由貿易而德國則奉行保護貿易,並不是因為彼時的英國人與德國人的思維方式不一樣,而是因為兩國的經濟條件不一樣,自由貿易有利於英國而保護貿易有利於德國。從經濟史上看,所有的經濟領先國家都會主張自由貿易,正如今天的美國主張自由貿易一樣,因為,自由貿易會為經濟領先國家帶來最有利的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而落後國家一般會主張保護貿易,因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落後國家往往只能充當領先國家的廉價勞工和原料供應地。而靠 政府的保護貿易政策,落後國家則有可能實現“趕超”。(在世界經濟史上確也出現過一些落後國家也跟 叫喊自由貿易,也跟 往自由貿易俱樂部裡擠的實例,那一般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被其某個利益集團所把持,其貿易政策服從於這個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國家整體利益的緣故。)三、澳門需要一個大政府澳門需要一個大政府的主要理由是:澳門的市場太小。一個太小的市場會具有以下天然缺陷:
329第一,多數產業難以成市,形成自然壟斷,經營上需要政府的參與。澳門歷史上曾先後發過 30 多個專營執照。這種現象的存在是由於兩個因素,一是澳門市場之狹小,二是澳葡政府的錯誤政策。以賭權開放為標誌,回歸後的澳門政府 手對一些產業部門進行市場化改革,取消專營制。然而特區政府所能做的,只是消滅第二個因素,而第一個因素則是仍然存在的。也就是說,市場化改革的潛力是極其有限的,這限制就來自於澳門市場本身。澳門政府可以廢除所有的專營執照,而代之以其他管理方式,但她不可能消滅所有的行業壟斷。因為,由於市場太小的緣故,澳門許多的行業壟斷是自然壟斷,在存在自然壟斷的情況下,政府的管理和干預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產業結構簡化單一,主導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缺乏市場管道,產業聯繫需要政府作媒介。作為澳門的主導產業,博彩業充當 澳門經濟的火車頭(人稱“龍頭”)。一般說來,主導產業帶動其他產業的產業聯繫紐帶有兩條,一是生產性產業聯繫;二是市場性產業聯繫。所謂生產性產業聯繫,也就是投入產出分析中所描繪的那種產業聯繫。這種產業聯繫在澳門基本不存在,因為澳門基本上沒有生產性產業部門,即使有少數,也很少以當地為市場,因而不存在與本地區其他產業部門間的投入產出聯繫。而市場性產業聯繫,則是指由於市場需求結構間的聯繫而產生的經濟拉動效果。例如,一個新建賭場的形成,會通過市場需求間的聯繫而帶動 酒店、餐飲、典當、交通等等產業部門的發展,這個產業鏈就是通過市場需求間的關係建立起來的。然而,在澳門,僅僅靠市場性產業聯繫這一條管道很難有效地發揮主導產業的作用。有一些從澳門的長遠利益來看應當得到發展的產業部門,如一些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生產性行業,是很難通過“市場性產業聯繫”的自發渠道而得到博彩業的滋養的。這就要求由政府來創造另一條渠道,即“分配性產業聯繫”的渠道。政府應當作為這一渠道的樞紐,通過以稅收為主體的再分配關係,建
330立起一條“龍頭帶龍身”的特殊紐帶。第三,企業組織形式以中小企業為主,缺乏抵禦風浪的能力,需要政府的輔助和保護。船小固然好調頭,但船小難抗風浪,這一點在此次非典事件中表現得很清楚。在大市場的條件下,永遠存在 大量的創業機會和就業機會,市場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保險系統。例如,如果一個美國的程式設計員失業,他可以馬上打開它的 “JOB BANK” 網,從中找到成百上千個徵聘程式師廣告,立即發出求職信和簡歷。而在一個細小的市場上,企業主和勞工的迴旋餘地皆很小,企業一旦倒閉或勞工一旦失業,很難馬上重開爐灶。這就要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充當起這個保險系統的功能。這包括中小企業救助計劃和失業福利制度等。第四,澳門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極高,而小經濟下的小企業們很難靠自身的渠道獲得必要的對外經濟資訊,政府的資訊輔助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從國際上看,企業的外向型程度與企業的規模密切相關,“跨國公司”的概念與“大公司”的概念相聯繫。小企業很難從事跨國經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跨國經營(包括國際貿易)的資訊成本太高。這就為澳門的經濟帶來了一個先天矛盾:澳門的經濟太小以致於其絕大多數企業是小企業,澳門的市場太小以致於很少企業能夠依靠本地市場求生存,小企業們不得不走向國際市場,可是只靠各個小企業自己去解決國際經營資訊問題是有困難的。於是,澳門作為一個整體,由政府代表整個澳門經濟對其中小企業的國際經營提供資訊服務就很重要了。第五,作為一個微型的旅遊城市,幾乎每一個澳門企業和商家都是澳門的“門面企業”,它的經營水平和“外觀儀表”都與澳門的整體形象相關,都要求政府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的約束和管理。當一個經濟小如澳門時,沒有一家企業的經營純粹是其自己的事情而與澳門的整體社會成本(或社會收益)無關。例如,在澳門的產業結構中尚保
331留有百分之一的第一產業,這是一家位於路 公路邊上的採石廠。此廠對於澳門整體經濟的正價值與負價值的比較一目瞭然。然而這樣的帳如果政府不去算,企業自己是不會去算的。一個以整體形象為重要取勝因素的微型經濟體,是不應該對市場實行完全自由放任的。第六,澳門城市太小,企業與市場必須服從於城市的整體規劃。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城市規劃,而城市越小,越需要規劃。以車輛的發展為例。世界上許多城市對車輛發展的管理實行的是“車多了增路,路多了加車”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澳門就不該這樣做,車多了增路,澳門沒有這個資本。有許多在別的地方可以自由放任的事情,在澳門必須由政府管起來。凡是由單一城市構成的經濟,都必須實行大政府──新加坡就是一例。第七,面對世界博彩業發展的大趨勢,澳門應當更多地作為一個統一的競爭主體,進入國際博彩市場,這些也需要政府的協調。澳門還有一個特殊情況,這個特殊情況也要求一個大政府。這個特殊情況就是,澳門的生命線──博彩業,正在面對 越來越嚴峻的國際競爭。澳門博彩業必須對外作為一個整體,加入博彩業的國際競爭,而相關的統一競爭戰略的制訂和實施,只能是政府的事。四、在政府與市場關係問題上的幾個不正確觀念第一,正確地理解“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一國兩制,澳門這一制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這沒有問題。問題是,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概念必須有個正確的理解。哪些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哪些不是,而是可以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概念內加以靈活變通的?例如,無產業政策的自由市場經濟與有產業政策的自由市場經濟,都是自由市場經濟。一個政府制訂和實施產業政策不會改變一個經濟的自由市場性質。同樣,有小政府條件下的自由
332市場經濟,也有大政府條件下的自由市場經濟。第二,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不應當是一個政府的最高原則,政府的最高原則是她所代表的那個國家或地區的利益。如果把自由市場經濟作為原則來奉行,原則就會成為教條。第三,判定一個政府是大還是小,不是看它的規模和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而是看它的功能。大政府與小政府的概念,是個制度概念,不是個規模概念。制度與規模完全沒有關係,大政府與精兵簡政完全沒有矛盾,而一個小政府卻可能是一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的政府。一個很能說明這一點的例子是:中國建國初期實行的是大政府,其時的官民比例是 1:600;而現在的中國(相比較而言)實行的是小政府,然而其官民比例已變為 1:30 。第四,市場和政府不是對立的。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從歷史上看,不是此消彼長的關係,而是相伴相生、互相促進、共同成長的關係。沒有政府就沒有市場,市場越發達,對政府的依賴就越大。而在澳門,只有大政府,才有好市場。(原載《澳門理工學報》,澳門︰澳門理工學院,總第 1 1 期, 2 0 0 3 年第 2 期)
333澳門公共部門的規模──同香港作比較研究Vasco Barroso Silvério Marques*一、緒論多年來,經濟學家一直在關心公共部門在整個經濟中不斷增長的原因。 1 從 20 世紀初公共部門的相對微不足道,到今天它已在絕大多數國家裡佔據龐大的規模和重要地位,它的增長的確是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一個不變因素。從這個角度講,公共部門的增長是經濟自身增長的結果。解釋是哪些因素影響 收入及公共支出水平的提高,闡述公共部門的規模,都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本文的目的是要對公共部門在澳門經濟中的規模做一計算,與香港的經濟做一比較研究,因為香港的經濟與澳門的經濟密切相關。公共部門在整個經濟中的規模,可通過各個方面衡量,其中主要有:公共部門所僱用的職工人數,公共部門所消費的產品數量 2 以及它在收益中的比重。通過特殊而符合預期目的的一系列專門指數可以對公共部門的財政活動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有一定瞭解的,但是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這點必須指出。*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局駐環境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334我還想指出──要是無人提出高見的話──公共部門增長突出與它對於整個社會施加的壓力有直接聯繫,歸根結底,與其效率、效益、提供服務的質量,以及它介入社會經濟的合理性有直接聯繫。 3在澳門,一些輿論界一直在談論公共部門規模大小的問題。有人認為,它的規模過於膨脹。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它的大小是適宜的,又或認為其規模細小。有一點確信無疑:不存在一種能告訴我們公共部門應當具有正好合適的,或差不多規模的,也不存在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可測定它的規模大小的尺度。歸根結底,任何一種測定公共部門規模的尺度都是武斷的。此外,澳門的情況還有它極為突出的附加因素,因為,葡萄牙政府向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權機構進行權力移交的過渡期中,必然會對這一問題作出非常特殊的限制,明確限制 1999 年 12 月之前公共部門的規模。所以,本文的目的,是在幾乎到處都在刮“改革風”的形勢下,尤其在共產黨十四大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和香港地區的公共部門作一次能動的比較分析。持續了 14 年的“長征”4 以後,發明了並正式取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示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別;重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部門(……)為主,私人機構(……)為輔”……。 5二、公共部門實際上,現代的經濟是混合經濟,因為所有的經濟同時運轉 一系列不同的機制,其影響作用在於把有限的資金用於各種富有競爭性的需要上。就其重要性而言,這些機制中應突出兩大複雜的機構:市場和國家。 6首先,存在 一個所謂“市場”的社會機構。這一個被亞當‧斯密(AdamSmith)7 形容為“無形的手”牽 鼻子走的市場,是利用價格來影響生產和消費,從而指導競爭。同時,也存在一個如同 Pigou8 所稱的“政府組織”。它
335用自己的規章制度及自己的手段,把資金從一個領域引向另一領域,重新分配財富,並利用其合法的或合法化的權力進行干預。這個由各種不同組織的網絡構成的複雜機構,正是我們問題的核心。我們認為有必要劃定其範圍,以便盡可能準確地對它進行衡量。在澳門,以聯合國的“國家帳目體制”為模式,逐漸建立了澳門地區會計體制。按此體制,澳門的公共部門包括企業性部門和非企業性部門兩個部分。非企業性公共部門是指我們習慣上稱之為澳門地區政府,即地區行政部門,包括中央一級機關,即司署一級機關及其領導機關,自主的基金會以及各市政機關。在澳門企業性公共部門的表現形式並不多,它由各種不同的機構組成,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澳門政府印刷署、澳門政府船塢和澳門郵電司。我們的目的是量度非企業性公共部門。在香港有一種使我們感興趣的經濟,狹義的公共部門是指“香港政府本身”,廣義上說,它還包括“房管局”和“市政局及區議會”的開支,以及給予私人經濟和接近私人經濟機構的轉帳。為測定香港公共部門的規模,我們使用廣義公共部門的合併帳目。所以,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由以集體消費為根本目的、以提供非商品化服務而執行公共政策為其職能的機構所組成的網絡。三、宏觀經濟的指標由於過去需要的統計數字都是根據各種不同的標準和方法獲得的,使總數有差距,因為地區性會計的分類標準不同於公共會計的標準,或者不同於行政暨公職司用以統計人力資源的標準。但是這些統計數字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澳門的參考資料。
336假如我們選擇和處理其他國家的統計數據或利用這些數據來作比較,自然我們將面臨更多的困難。擁有統計數據確實是選擇量度的工具,有時甚至是選擇國家本身過程中的一個最有分量的條件之一。除了這個條件外,另一個困難是尋找每個國家統計和處理宏觀經濟的統一標準和方法。儘管國際標準組織作出了努力,但是這種統一性並非經常能得到保證。暫且不要求具備 Peters9 所說的“至美”,而只要求挑選資料時要使從中得到的信息能保證進行分析所需要的可靠性和質量。要達到完美程度則需要代價和花費時間,並會有另一種選擇,以及由此而得到好處。選擇一些方法來測定公共部門的規模並非容易,尤其我們要對不同的經濟進行比較更是如此。首先,自然是要知道多少人為行政部門工作。但是簡單地統計一下公務員的人數也相當複雜,因為各國公共部門職工的概念不盡相同。要確定誰是公職人員是相當複雜的,並非一眼就能瞭解的,因為有時區分公共部門、私人機構或者準公共部門並不簡單。例如,在國際上作比較時,年度公共開支的絕對值是個毫無意義的經濟指標。然而,如果我們把這個絕對值用來研究某國公共部門的發展,就並非毫無意義。但是,即使如此,它也可能不是最好的指數,因為它沒有同經濟的其他變量,如價格的變化、生產的發展、人口的增長及其結構特徵,列入計算的範圍,而這些變量對公共部門的運行起決定性影響,並確定其表面的或實際的規模是否合適。公共開支在產值中所佔的百分比是經濟學家應用最多的指標之一。然而公共部門的“比重”不一樣,它根據的產值是按照市場價格計算的還是按照各種因素成本計算的,是按照時價還是按照不變價格計算的,是按淨值還是總值,按國內產值還是國民產值計算的。 10
337另一個有趣的設想,無疑是將目光投向收入,即通過公共部門所耗用資金的方式和深度來測定其規模。公共開支在很大程度上靠徵稅來維持,大部分國家都是如此,但是,也有例外。在這些例外國家中,例如澳門的經濟,公共開支靠收入來維持,而收入的主要來源不是稅收,所以財政監督水平也就相對低下。舉例:假如作為測定公有制規模的手段,我們把財政收入的總值作為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這個指數在國際上比較時應用最多,可以通過直接徵稅的數額來測定公有制的規模,那麼,我們得到的結論很可能同我們應用其他指標或其他變量得到的結論不相同,即使不是內容上不同,至少程度上不同。但是,有一點是確信無疑的,即無論是進行時間還是空間的比較,都應該使用相對數值而不是絕對數值。“比率”的應用還會在某種程度上使所選用的資料更加精確,也有利於進行空間的比較,不需要換算貨幣,這避免了一系列額外的問題。提出這些問題之後,現在還要說明的是,為此項研究所選擇的指標均產生於以下的基本變量:按照市場時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公共總開支、人員開支、居民人數以及公共部門職工人數。盡可能採用的參考時期為十年(1982-1991)。這麼長的時間足夠我們在所選擇的指標的變化中發現一種傾向,以便以對比的形式豐富分析的內容。四、有選擇的經濟同許多人所想和某些人所作的相反,我認為,將澳門的公共財政同葡萄牙的公共財政相比較並無多大意義。同樣,把澳門和葡萄牙的兩種經濟作生硬的比較亦無特別意義。比較澳門和葡萄牙的經濟時,假如你不願犯錯誤,或被指責為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對比就必須做得格外審慎。首先,葡萄牙應該同歐洲共同體國家比較,而澳門也應該首先同它所在
338地區的一些國家進行比較,比如同亞洲的“新興工業國”進行比較。 11 其中,香港的經濟目前自然距我們最近,這不單是指地理位置。事實上,香港位於“三角洲”的另一岸,或者說,“三角洲”的頂端之一,拋開歷史外,基本上同澳門相似。 12兩地都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基本資源如石油和水,也全部依靠外界,兩地的經濟中同外界的關係都至關重要,兩個政府都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 1992 年基建的費用均接近各自的財政預算總額,兩地在政治上都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這一切都使得澳門和香港經濟上是可以相比較的。還要指出一個重要的事實,即無論是澳門還是香港的政府都認為資源的利用主要靠競爭的勢力而不是靠政府的干預,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為市場的運轉和經濟的發展而創造適宜條件,具體說,也就是通過建立基礎設施和在社會領域設置輔助力量來創造這些條件。這就是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情況正好相反,港澳是以私營機構為主,公共部門為輔。然而,我們並不想把香港的經濟,更不用說它的公共部門作為澳門的模式。不存在公共部門規模應該多大的參考資料,也不存在人們普遍接受的衡量公共部門的尺度,這一點前面已明確地指出。我們可以做到的是,根據“專門”選擇的指標來測定澳門的公共部門更有“分量”,還是香港的行政機構規模更大。另外,如同私人的大型企業,公共行政部門也有其獨特的組織文化,塑造 這些行政部門,使其不同於眾,是其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組織文化,各種競爭模式及其分量、尺度及價值觀最終在行政部門佔上風。
339五、公共部門的職工我們假設,公共部門的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審慎均衡的政策──要照顧各方面的平衡 13 ──是不讓公共部門職工的年度增長率超過居民人數的年度增長率,也就是說,公共部門職工人數的增長速度不應超過人口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假若這個原則可行而被接受,那麼人口年增長率也就成了公共部門職工的標準增長率。近十年來,香港和澳門兩個地區公共部門職工年增長率與標準增長率相比的偏離值如下:表1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澳門 6.6 4.8 7.7 19.2 3.3 7.9 11.9 10.8 8.9 (2.3)香港 8.4 2.1 1.2 (0.5) 0.6 1.4 0.8 0.3 0.7 (2.7)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分析上表可得出以下結論:1980 年代,澳門公共部門職工人數的年增長率,總的來說,一般都大大超過當地人口的年增長率。香港公共部門職工人數的年增長率,在整個 80 年代,則非常接近於標準值,也就是說,非常接近人口的年增長率。到了 1991 年,兩個地區公共部門的人員年增長率發生了大的轉折,轉而變得低於人口的年增長率。在澳門,這種變化等於公務員人數增長速度減慢;在香港,意味 公共部門職工人數的絕對值減少。這就是說,假如在香港沒有勞動生產率的額外提高,那麼公共部門職工與其所服務人口的增長比例就不會失調。在澳門,近十年來,政府部門人員的人數明顯地持續增長。這十年可分為三個階段:1982-1984 年, 1985-1987 年, 1988-1990 年。從以下表格中可以
340一目瞭然。表 2 澳門公共部門職工(TSP)佔居民(PR)的千分率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SP×1000 22 23 24 29 30 32 36 40 43 42PR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1982 年至 1984 年,澳門公共部門職工人數佔居民的千分之二十。如果我們注意到同期居民人數增長,會發現公共部門職工以較高的增長率在增長。1985 年,每一千居民中竟有三十名公務人員,直到 1987 年 14 ,它的增長率一直高於標準的增長率。 1988 年,增長速度更快,到 1989 年達千分之四十。這個數字一直維持到今天。正如前面所述, 1991 年增長率呈減慢趨勢。與此同時,在這十年中,香港的公共行政部門人員,如下表所示,一直保持在佔居民千分之三十的水平。表 3 香港公共部門職工(TSP)佔居民(PR)的千分率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SP×1000 31 32 32 32 32 32 33 33 33 32PR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這樣, 1991 年澳門公共部門職工佔居民人數的比例比香港多千分之十,而十年之前,香港比澳門則多千分之十。這就是說,近十年正好來了個大換位︰ 1982 年至 1991 年這一階段澳門公共部門職工人數在居民中的比重較香港的公共部門的職工人數增加了將近兩倍。
341圖 1 香港和澳門公共部門職工在居民中的比重六、公共部門的開支按照管理公共財政的健康原則,我們假定經濟持續增長和其他各種因素不變,公共開支的年增長應該緊緊地跟隨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根據對附表的分析我們可斷定:對標準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的偏離,帶有某些不規則的形式,尤其是在澳門。但是,最近連續兩年,澳門的正偏離率遠遠超過香港:表4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澳門 – 8.41 (2.75) 105.41 (28.54) (10.47) 1.28 4.98 40.93 27.96香港 – (3.36) (16.02) 3.92 (4.84) (10.86) 3.28 11.46 4.81 4.81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從上表可看出公共開支年增長偏離標準增長的百分率:括號裡的數字為負偏離率,表示那一年中公共開支增長速度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香港的數值表明, 1983 年至 1987 年(1985 年除外),公共部門的開支增
342長速度低於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而 1988 年以後(1989 年除外),前者又略高於後者。在澳門, 1984 至 1987 年間(1985 年除外 15)公共部門支出增長的速度比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要低, 1990 年以後,前者又比後者快得多。這種情況表明, 90 年代開始兩年,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從政府開支的水平來衝量,政府對澳門經濟的干預大大加速了。在香港,政府的干預嚴格地維持原狀,沒有過分地偏離標準增長率。當然,這兩種不同情況可以通過一項指標,即公共部門的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百分比看出並得到證實。雖然這項指標也有不足之處,但人們在比較不同國家內政府對經濟干預的程度時往往應用之。表5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澳門 8.88 9.50 9.29 18.83 14.14 12.97 13.11 13.67 18.39 23.00香港 19.10 18.52 16.03 16.63 15.93 14.52 14.93 16.42 17.13 17.85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圖 2 香港和澳門公共總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
343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該指標在這兩個地區的變化,發現在澳門從 1980年代初的形勢明顯對那些主張“小一點的政府”的人有利,直到 1989 年底,政府開支的比重一直低於香港。從 1990 年開始,才超過了香港,兩年內,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公共開支的比重從 13 個百分點上升到 23 個百分點。1982 年,澳門比香港多約 10 個百分點的優勢,在十年之內變成了約 5 個百分點的劣勢。這就是因為在 1982 年至 1991 年期間,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按市場時價計算,澳門公共部門的開支比香港增加了約三倍左右。我們不妨再來觀察一下另一項指標的變化情況。這項指標也常常被用作這種性質的研究。為此,讓我們在開支的分析中引入一個新變量──人口。公共開支確實隨 人口明顯增加而增加,儘管不一定成比例,這似乎是合理的。從這個角度出發,公共開支的實際增加,或者說,公共部門的實際發展,必然反映在居民所繳的人頭稅的增加上。表 6 公共總開支按人口的平均值單位:澳門(澳門元 MOP)香港(港元 HKD)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澳門 2858 3458 3996 8261 6845 7658 8840 10,438 16,170 21,061香港 6708 7177 7344 7898 8612 9552 11,425 14,310 16,550 19,406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
344圖 3 公共總開支 / 居民觀察上圖,結論很清楚:澳門在 1982 年至 1991 年期間居民分擔的公共開支增加了將近七倍。粗略地說,這意味 1991 年澳門每個居民為公共部門所負擔的費用比 1982 年增加了七倍,而香港同期公共開支的人頭稅增加了約三倍。正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近兩年來澳門公共開支人頭稅驟增,甚至在1991 年超過了香港(無論以澳門元還是以港元計算),不失為一件值得回味的事。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1991 年每個居民為澳門政府所花費的開支要大於香港政府。七、作為收益來源的公共部門為了把公共部門作為收益來源對其進行比較研究,我們首先假設一個政府 16 對在職人員的開支──不僅是他們的薪金,而且還包括與他們有關的其他費用──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同該政府所服務的居民的收入相比較的。也就是說,要為澳門和香港兩個地區尋找一個參考數據,它既有類似的構成
345方法,又具有兼容性,這個數據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因此,並不是要在兩個變量──公共部門人員年均開支和國內生產總值中居民所交的人頭稅──之間建立經濟理論所主張的一種關係,而是要把兩個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成一種參考數以幫助我們現在要衡量的規模。對於澳門,為了衡量第一個變量,我們將應用“人員的開支”,但它不包括不在職的人員。最近幾年,按市場時價計算,公共部門每個職工年均開支的變化如下表所列:表7 單位:澳門元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DPE– 43,518 – 49,553 55,496 57,572 61,838 68,209 88,917 92,136TSPDPE:人員的開支TSP:公共部門職工人數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按市場時價計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PIB/PR)近十年來的變化如下 17:表8 單位:澳門元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PIB32,185 36,387 43,006 43,868 48,416 59,063 67,449 76,383 87,911 91,566PR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比較兩個變量之間的規模,統計十年期間它們的演變,我們便可以得出下列結果:
346表 9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X – 1.2 – 1.1 1.1 1.0 0.9 0.9 1.0 1.0數據來源:表7、表8上表的關係我們稱為 X ,十年內它平穩地發展,但都接近於 1 。在香港,採用“個人薪水”和“個人有關費用”兩個欄目內計算出的開支作為人員開支,十年內公共部門職工年均開支(DPE/TSP)的變化如下:表 10 單位:香港元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DPE54,899 60,196 61,671 69,449 76,050 82,306 94,056 109,951 136,089 152,797TSP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在香港,按市場時價計算,最近十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有以下變化 18:表 11 單位:香港元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PIB35,129 38,754 45,799 47,487 54,049 65,762 76,526 87,166 96,637 108,720PRPIB:國內生產總值PR:居民人數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如同對澳門,我們把兩個變量的規模作一對比,計算出在十年內它的演變,便可以得出下列結果:
347表 12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Y 1.6 1.6 1.3 1.5 1.4 1.3 1.2 1.3 1.4 1.4數據來源:表10、表11上表的關係我們稱為 Y ,在十年之內變化比較不規則,雖然從 1988 年起呈略上升趨勢。如果我們比較這兩個變量(人員的開支 / 公共部門職工人數)的演變──它們反映出香港和澳門兩個地區公共部門用於在職人員開支的年人頭稅──同時,考慮到澳門和香港的貨幣兌換率對本文分析影響不大,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表 7 和表 8):在這十年內,香港公共部門在人員方面的平均開支比澳門的平均開支要大得多。圖 4 人員開支 /公共部門的職工我們還可發現,在這十年內有一個加劇此一差距的明顯傾向存在。比如, 1985 年,澳門香港兩者的比例為 0.7 ,到了 1991 年,則變成了 0.6 。所以,我們可以斷定,澳門公共部門 1991 年平均對每個職工的開支僅是同年香
348港公共部門對每個職工平均開支的一半多一點。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變量 X 和 Y(表 9 和表 12)在十年內的演變作一比較,可以看到,在澳門公共部門按在職人員每人平均開支的水平變得越來越接近居民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水平。相反,在香港,公共部門按在職人員每人平均開支水平變得大大高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雖然我們不能從這一事實中得出某種結論,但它確實能說明一些問題。八、結論正如開頭所述,本文的目的並不是闡述影響澳門公共部門增長的原因,更不必說香港了。我們只是用自己選擇的方法來證實,在我們所分析的十年內,澳門公共部門比香港公共部門以快得多的速度發展。確實,澳門的公共部門的絕對值,在 1982 年至 1991 年的十年中急劇增長。這一時期,公共部門的規模,按我們選擇的三個方面衡量:僱傭情況、消費情況以及支付情況,都分別增加了約三倍、十倍和兩倍。與此同時,同一時期內,亦同樣用上面三個方面來衡量,香港公共部門絕對值的增長,卻微乎其微(人員開支除外)。下表所列為十年中各種變量化數值,確實值得思索和回味。表 13變量 澳門 香港居民(PR) 1.4 1.1公共部門職工人數(TSP) 2.7 1.1國內生產總值(PIB) 4 3.4公共總開支 10 3.2國內生產總值(PIB/PR*) 2.5 2.5公共部門職工按在職人員平均開支 2.1 2.8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 從1983年至1991年
349表中數值表示十年中每個變量增加的倍數。香港地區變量變化較平衡,這一點不能不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樣,兩個地區在與人員支付有關的變量的變化也相當重要。然而,正如前面已明確指出的,按絕對值作不同經濟之間的比較是沒有甚麼意義的。這樣,從 1982 年至 1991 年,澳門的公共部門從業人員與居民的比例就比香港的高出了兩倍。另一方面,澳門的公共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按照市場時價計算,與香港相比亦高出了大約三倍。澳門公共部門支付其工作人員的平均薪水與香港比較則少了一半左右。澳門和香港的特徵之一,自然也是它們所大力宣傳的特徵──它們的經濟,即政府很少干預的自由經濟體制。於是,中國非常務實地就想出了“一國兩制”的模式,目的在於把澳門和香港的經濟體制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自身的這一組成部分是如此重要,以至在未來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草案中明確規定,這種經濟體制在 1999 年以後將繼續維持 50 年。 19澳門其他的組成部分無一能如此自發地獲得這種“榮譽”。也許正因為如此,就無人再提這種自由經濟體制的保留,但是,無人否認如同保護和維修文物一樣,經濟體制同樣會得到保護、發展和進一步完善。因此,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基於中葡共同願望的時機,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體制確認澳門經濟體制的個性。其辦法之一,無疑是設法使公共部門保留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特徵,而這也正是人們希望在澳門保留的。 20從理論上說,不可能確定由一種經濟體制轉向另一種經濟體制的上限。但是,如果公共開支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百的極限,那麼就會面臨完全國家化的社會主義經濟。另一方面,私營企業經營得好已證明是“國家財富”的基本來源。在這種情況下,減少公共部門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就是符合於 1987 年葡
350萄牙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的聯合聲明。然而,根據該協議移交權力的時間已經逼近,人們會理解,澳門公共部門有責任承擔日益增加的費用。但是,如果說增加行政管理機器的分量是比較容易的話,那麼要減輕它則要難得多。表 14 年底居民人數(PR)年份 居民人數1981 247,6291982 261,7121983 276,9101984 288,7731985 290,6331986 301,4801987 312,2071988 319,7861989 330,4101990 339,5101991 363,784數據來源:數據由統計暨普查司提供表 15 居民人數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 5.7 5.8 4.3 0.6 3.7 3.6 2.4 3.3 2.8 7.1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表 16 澳門公共部門職工人數(TSP)年份 TSP1981 50631982 56851983 6285
3511984 70391985 84331986 90271987 10,0641988 11,4991989 13,1251990 14,6641991 15,371數據來源︰《91年澳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行政暨公職司表 17 公共部門職工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 12.3 10.6 12.0 19.8 7.0 11.5 14.3 14.1 11.7 4.8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表 18 香港年底居民人數(PR)年份 居民人數1981 5,238,5001982 5,319,5001983 5,377,4001984 5,430,9001985 5,500,4001986 5,565,7001987 5,615,3001988 5,671,6001989 5,726,5001990 5,752,0001991 5,822,500數據來源︰數據由統計暨普查司提供年份 TSP(續上表)
352表 19 居民人數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 1.5 1.1 1.0 1.3 1.2 0.9 1.0 1.0 0.4 1.2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表 20 香港公共部門職工人數(TSP)年份 TSP1981 149,6381982 164,4831983 169,7121984 173,4521985 174,8911986 178,0941987 182,1991988 185,4861989 187,8831990 189,8681991 187,006數據來源:《各年度就業、空缺及薪金季度統計報告》,香港人口普查統計局表 21 公共部門職工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 9.9 3.2 2.2 0.8 1.8 2.3 1.8 1.3 1.1 (1.5)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表 22 澳門國內生產總值(按市場價格計算)(PI Bpm) 單位︰千澳門元年份 時價 1982年價格1982 8,423,300 8,423,3001983 10,075,792 9,188,664
3531984 12,418,863 10,059,8491985 12,749,404 10,230,7201986 14,596,502 10,942,9781987 18,439,791 12,487,2421988 21,569,150 13,507,8271989 25,237,609 14,164,4921990 29,846,726 15,255,8541991 33,310,161 15,725,755數據來源︰《1991年統計年鑒》,統計暨普查司表 23 國內生產總值年度變化率(TVA)(按市場價格計算)(PI Bpm)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 V A– 19.62 23.25 2.66 14.49 26.33 16.97 17.01 18.26 11.60(名義)T V A– 9.09 9.48 1.70 6.96 14.11 8.17 4.86 7.70 3.08(實際)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表 24 澳門公共總開支(DPT) 單位︰千澳門元年份 DPT1981 565,0791982 747,8851983 957,5521984 1,153,8931985 2,400,8711986 2,063,5221987 2,390,7511988 2,827,0171989 3,448,7801990 5,489,9851991 7,661,737數據來源︰諸年的政府財政核算,財政司年份 時價 1982年價格(續上表)
354表25 公共總開支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 32.35 28.03 20.50 108.07 (14.05) 15.86 18.25 21.99 59.19 39.56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表 26 香港國內生產總值(按市場價格計算)(PI Bpm) 單位︰百萬港元年份 時價 1980年價格1981 165,346 –1982 186,868 154,5401983 208,397 164,6251984 248,728 180,1491985 261,195 179,9461986 300,818 201,3501987 369,275 229,4211988 434,023 247,5011989 499,157 254,4341990 555,856* 262,189*1991 633,023** 272,480**數據來源︰《香港年鑒》,香港政府新聞處* 修正估算** 初步估算表 27 國內生產總值年度變化率(TVA)(按市場價格計算)(PI Bpm)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13.02 11.52 19.35 5.01 15.17 22.17 17.53 15.00 11.36 13.88(名義)TVA– 6.53 9.43 (0.11) 11.89 13.94 7.88 2.80 3.05 3.93(實際)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
355表28 香港公共總開支(DPT) 單位︰百萬港元年份 公曆年 DPT1982/83 1982 35,6841983/84 1983 38,5961984/85 1984 39,8821985/86 1985 43,4441986/87 1986 47,9301987/88 1987 53,6361998/89 1988 64,7991989/90 1989 81,9451990/91 1990 95,1981991/92 1991 112,990*數據來源︰《香港年鑒》,香港政府新聞處* 修正估算表29 公共總開支年度變化率(TVA) 單位︰百分點年份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TVA– 8.16 3.33 8.93 10.33 11.90 20.81 26.46 16.17 18.69(名義)數據來源︰由作者統計註釋︰1 Adol fo Wagner ,德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的著作《論財政科學》發表於 1909 年。“Wagner 法則”現在可由以下形式表達:隨 人均收入的增加,公共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也相應增加。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約二三十年來,人們開始發現在有些經濟中,如在香港經濟中,存在 一種傾向,即按公共部門的支出──或者它的某些組成部分──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來計算公共部門的規模。2 係指國內生產總值(P lB)。宏現經濟變量可測出在一種經濟中和在某一特定階段所生產的種種財貨和勞務的數值。換言之,它是一種經濟所產生的所有指標。3 當然,隨 經濟的發展以及它受到較大或較小的限制時,也存在的那種“大政府”循環性
356現象。眾所周知,在經濟發展時期公共部門的增長是很容易解釋的,同時,政府往往乘機增加公共部門的比重,然而,增加後的比重再要減少則困難重重。4 自從 1978 年底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進一步發展;由嚴格計劃並且集中的經濟,經歷了“由市場調節為輔的計劃經濟”以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兩副面孔,轉而變成了現在官方所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不丟“面子”地向市場經濟演變,還是一個簡單的詞義問題呢?不管怎樣,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 引自 1992 年 10 月 12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江澤民總書記的報告。6 若無異議的話,國家,公共部門,非企業性公共部門,政府,公共行政以及政府機構將作為同義詞使用。7 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人們稱之為現代經濟之父。 1776 年發表了名著《國富論》。美國經濟學家喜歡強調這部作品正好與美國獨立聲明同天發表。這年也是政治民主和自由經濟同時產生的一年。這是《國富論》產生的兩個根本因素。8 A. C. Pigou ,劍橋大學經濟學家。 1928 年發表他的著作《公共財政》。書中特別強調了國家對於矯正資本主義畸形的作用。9 T. J. Peters 與 R. H. Waterman Jr 於 1982 年共同發表了《尋找至美》。這部作品自發表之日起一直是廣泛流傳的真正的經營管理教科書。“完美的質量”以及“組織文化”都一直是近幾年來人們進行組織研究的主要參考書。10 公共開支本身的概念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理解。有時,這些不同的解釋可形成一定百分點的盈利或虧蝕,某些政治家可用它為自己的觀點或為國家干預的程度辯解。11 在“全球村落”時期,一切都可進行比較。這一點可以從聯合國組織的統計中得到證實。但是,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其他組織按照各自特點把世界各國分成組別,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更好比較,這並非偶然。12 我們所指的是珠江三角洲。其他兩個“三角形”頂點係指澳門和廣州。13 拉美的一種看法。這種看法是經濟理論中使用很多的一種概念,用來作分析時排除外界影響,以便可在研究某種現象時,把暫時不必要解釋的各種因素都作為常數。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打算研究的變量分隔開來。14 1985 年的“飛躍”歸於 1984 年一批立法文件的公佈以及後來澳門政府的改組。15 1985 年大量增長的根本原因是由於澳門貨幣發行機構改了組而且澳門電力公司做了調整而正常化。16 本章對澳門將使用中央政府這一概念,而對香港則使用“政府”這一概念。這僅僅是由於作者對這方面的研究不像前面幾個方面,目前尚未掌握大量的統計材料。但是,所得的結論肯定不會不一致。
35717 這個變量的兩個決定性因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是以市場時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P IB )的絕對值和居住人口( P R )。計算一系列數值時,採用的是年底的居民人數。18 像澳門一樣,計算一系列數值時,也是採用年底的居民人數。官方統計人均國內總產值時,採用了年中的居民人數。所以,對該變量的演變,本文所列的數值同官方的數值比較,顯得略小。19 於 1993 年 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條︰“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20 自 John Maynard Keynes 於 1936 年發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來,就不指責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干預,毫無疑問,國家的干預應該是均衡的,尤其在經濟持續發展時期。(原載《行政》雜誌,廖明、葛祖民編,澳門︰行政暨公職司,總第 2 1 期, 1 9 9 3 年 9 月)
358澳門政府規模的實證研究婁勝華 *本文嘗試從比較行政學角度來研究澳門政府規模,兼及政府職能、架構等相關問題。對政府規模的研究,通常使用三個可測量且有比較意義的數量指標 1 ︰ 1) 行政機構數量;2) 政府公務人員與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3)政府支出和消費佔本地總產值(GDP)的比重。一般來說,人員多,機構就多,相應地公共支出就大。因此,政府公務人員的數量被認為是政府規模最直接的反映,政府公務人員數與人口之比成為衡量政府相對規模最主要的指標。本文以此指標作為主要考察對象,輔以其他指標作參考。政府公務人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公務人員指凡財政供養的僱傭人員均包括其中,有政府機關僱員、公立學校教師、公立醫院醫生、公立研究人員、警察、軍職人員等;狹義的政府公務員僅指行政機關的政府僱員。本文以前者為研究範圍,一般指稱為“公職人員”。一、澳門政府規模的演變趨勢(一) 積蓄性躍遷︰政府職能演變脈絡影響政府規模的因素很多,但直接起決定性作用的變量當是政府職能。研究政府規模首先應當考察政府的職能。*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副教授
359由於澳門特殊的地理位置、歷史生態和文化環境,澳門回歸之前,實行的是一種外來殖民政府的管治模式。澳葡政府行政目標變化的動力主要不是來源於澳門社會內部,而是深受葡萄牙政局影響。因此,政府權力的來源決定了政府職能的演變乃是依葡國利益為指歸、以維護葡國在澳門的政治經濟利益為施政方向。按照這個原則,盡可能地保持一個作用範圍有限的小型政府是最合乎殖民需要的。澳門實行自由港和自由市場經濟政策,政府向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僅限於國防、司法秩序、財產所有權等極其有限的範圍,基本不介入社會福利民生事務,甚至連古典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守夜人”和“看門狗”的角色都不能完全擔當,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超小型政府”。澳門的經濟社會發展隨波逐流,與政府呈游離狀的二元運行。此局面直到 1970 、 80 年代,在政治、經濟雙重動力作用下,迅速得以改變。新的政治性推動力開始於 1974 年之後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其中影響深遠的是 1974 年的葡萄牙“四‧二五革命”、 1976 年頒佈的《澳門組織章程》和《葡萄牙共和國憲法》以及 1979 年中葡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澳門作為“葡管中國領土”的政治地位由此得以明朗。 2 1980 年代後,隨《中葡聯合聲明》的簽署,澳門進入過渡期。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公共行政體系開始在澳門形成,澳門政府職能也隨之發生重大轉折。新的經濟性推動力來源於澳門的工業起飛,社會性推動力則是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和新移民的大量湧入。澳門經濟在 1970 、 80 年代開始新一輪的實質性增長,大陸的改革開放、香港的製造業轉移,加上單獨關稅區所享有的優惠出口配額,共同推動了澳門的工業起飛。經濟成長,一方面增加了社會對勞動力的渴求,以體力勞動者為主體的新移民湧入澳門;另一方面,都市化進程的加速,導致了澳門社會結構轉型。羅斯托(W. W. Rostow) 等用經濟成長階段理論(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來分析政府職能的結構性擴展。 3 他們認
360為,在工業化激活期,政府加大對社會基礎設施的投入是現代化加速的必要條件;經濟發展進入中期後,政府的職能轉向彌補市場失靈和消除市場經濟的外部性;經濟發展走向成熟階段時,政府隨之加強社會福利再分配的功能,擴大在文化教育、衛生保健、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公共服務和支出。 4 澳門政府職能的擴張,同樣反映了類似的特徵。只不過由於現代化程度提升急速,加上特殊的政治、社會因素,政府職能擴展的階段性特徵模糊,相形之下,結構性特徵較為清晰。澳門政府支出的結構變動和增長強度(見表1),大致可以反映出政府功能結構性擴展的脈絡。表 1 澳門公共開支的結構變動 5 (萬元澳門幣)1985 年 1999 年 2000 年金額 % 金額 % + – % 金額 % + – %一般行政 45,395 18.9 269,863 27.5 + 494.5 217,982 24.9 –19.2治 安 17,907 7.5 126,309 12.9 + 605.4 124,278 14.2 –1.6教 育 22,276 9.3 121,046 12.3 + 443.4 131,788 15.0 + 8.9衛 生 11,215 4.7 95,461 9.7 + 751.2 113,358 12.9 +18.7社會保障 15,448 6.4 66,765 6.8 + 332.2 69,942 8.0 + 4.8房 屋 8108 3.4 11,564 1.3 + 42.6 13,945 1.6 + 20.6社會服務 6267 2.6 71,667 7.3 +1043.6 67,302 7.7 –6.1經 濟 30,540 12.7 114,508 11.7 + 274.9 91,917 10.5 –19.7其 他 82,931 34.5 103,352 10.5 + 24.6 45,982 5.2 –55.5總開支 240,087 100.0 980,536 100.0 + 308.4 876,494 100.0 –10.6上表顯示,澳葡政府最後 15 年內,在擴大對一般性公共部門和治安開支的同時,明顯加大了對社會服務、教育、衛生、社會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相對地,經濟服務的支出比重逐漸下降。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支出結構延續並加強了向公共安全和公共福利傾斜的趨勢。從公共開支結構變動反映出的澳門政府職能發展方向表明,公共秩序和公共福利成為政府職能強化的兩個重點領域,也就是說,無論是出於何種意圖,澳葡政府逐漸越出傳統殖民
361政府小型功能的邊界進入中型職能的範疇。與管治澳門所經歷的漫長歲月相比,在澳葡政府統治末期,其政府職能的擴展顯得過於匆促,因而染上外生性變遷色彩,看似不得已而為之,其實,乃是對積蓄性社會需求的因應。(二) 持續專門化︰行政架構變化趨勢在《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之前,澳門實施葡萄牙《海外組織法》,其行政架構屬於外來殖民地性質。之後,歷任政府進行了緩慢的本地化進程。其中比較重大的變革是高斯達(Vasco Leote de Almeida e Costa) 任內頒佈的“1984 年8 月 11 日系列文件”和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任內有關公務員制度的系列法令。概括起來看,這些“去外來化”的改革措施導致澳門政府行政架構朝 專業化、結構化和法制化方向演進。其中主導性趨勢是專業化,集中表現在機構的增加和部門的細化上(見表 2)。表 2 回歸前歷屆政府機構的數量演變 6總督 政務司 各政務司下轄機構數工務暨交通運輸政務司轄 3個部門,後加至5個部門;社會事務政務司轄3個部門,後加至 4 個部門;經濟協調司轄3個部門;保安司令轄7個部門工務暨交通運輸政務司轄 5 個部門;社會事務暨文化政務司轄 4 個部門;經濟協調司轄3個部門;保安司令轄7個部門行政政務司轄 7個部門;經濟協調司轄 4 個部門;計劃設備暨建設政務司轄 9 個部門;社會事務政務司轄 9 個部門;教育文化暨旅遊政務司轄 3 個部門;保安司令轄7個部門李安道José Eduardo MartinhoGarcia Leandro(1974.11.19-1979.1)伊芝迪Nuno Viriato Tavares deMelo Egídio(1979.2.10-1981.2)高斯達Vasco Leote de Almeida eCosta(1981.6.16-1986.1.25)3個政務司1個保安司令10-12個直轄部門3個政務司1個保安司令10個直轄部門5個政務司1個保安司令1個直轄部門
362上表顯示,在 1974 至 1999 年的 25 年間,政務司由 4 個增加到 7 個,政務司屬下部門由 19 個增長到 41 個,幾乎均成倍擴張。行政機構的數量增加和部門細化反映出澳門政府的專業化和科層化趨勢。( 續上表)馬俊賢Joaquim Germano PintoMachado Correia da Silva(1986.5.15-1987.7.9)文禮治Carlos Montez Melancia(1987.7.9-1990.10.1)范禮保(護督)Francisco Luís MurteiraNabo(1990.10.2-1991.4.22)韋奇立Vasco Rocha Vieira(1991.4.23-1999.12.19)總督 政務司 各政務司下轄機構數行政政務司轄 8 個部門;經濟財政暨社會政務司轄 8 個部門;社會設備政務司轄 8 個部門;教育暨文化政務司轄 3 個部門;社會事務政務司轄 9 個部門;保安司令轄6 個部門經濟事務政務司轄 8 個部門;行政暨司法政務司轄13個部門;工務暨房屋政務司轄 5 個部門;大型建設政務司轄 5 個部門;教育、衛生暨社會事務政務司轄 6 個部門;保安司令轄 7 個部門運輸暨工務政務司轄 9 個部門;衛生暨社會事務政務司轄 7 個部門;教育暨中央行政政務司轄 7 個部門;過渡期事務政務司轄 3 個部門;經濟事務政務司轄10個部門;司法暨市政事務司轄8個部門;保安政務司轄7個部門司法政務司轄 3 個部門;經濟暨財政政務司轄 8 個部門;行政教育暨青年事務政務司轄11個部門;運輸暨工務政務司轄10個部門;衛生暨社會事務政務司轄 8 個部門;傳播、旅遊暨文化政務司轄5 個部門;保安政務司轄6個部門(1997年委任社會事務暨預算政務司)5個政務司1個保安司令5個政務司1個保安司令1個直轄部門(新聞司)5個政務司1 個保安司令6個政務司1個保安司(1995)3個直轄部門
363(三) 跳躍性擴張︰政府規模變動軌跡在政府功能不斷擴展、機構日益增加的情形下,如果財政預算軟約束,那麼,公務員數量的膨脹幾乎是注定了的。對近 20 年來澳門政府規模的變動測算,不難印證這個結論。表 3 近 20 年澳門政府規模測算 7 (人、億澳門元、 %)年份 人口數就業 公務員 政府規模 政府規模 本地生產 政府公共 政府規模人數 人數 之一 之二 總值 開支 之三A B C D D/B D/C E F F/E1982 261,713 – 5685 2.2 – 71.6 7.4 10.31983 276,911 – 6285 2.3 – 85.7 9.5 11.11984 288,774 – 7039 2.4 – 106.5 11.5 10.81985 290,633 – 8433 2.9 – 109.5 24.0 21.91986 301,480 – 9027 3.0 – 124.7 20.6 16.51987 312,207 – 10,064 3.2 – 160.3 23.9 14.91988 319,786 – 11,499 3.6 – 187.2 25.9 13.81989 330,410 162,892 13,125 4.0 8.1 220.6 34.5 15.61990 339,510 165,341 14,664 4.3 8.9 261.8 44.6 17.01991 363,782 176,434 15,371 4.2 8.7 303.3 60.4 19.91992 377,983 169,182 15,111 4.0 8.9 395.2 74.5 18.91993 389,984 171,452 15,679 4.0 9.1 451.9 82.8 18.31994 403,570 172,969 16,415 4.1 9.5 501.1 85.3 17.01995 415,030 180,348 16,872 4.1 9.4 553.3 102.8 18.61996 415,172 193,838 17,006 4.1 8.8 552.9 88.1 15.91997 419,417 195,847 17,589 4.2 9.0 558.9 99.8 17.91998 425,190 196,549 17,037 4.0 8.7 519.0 106.5 20.51999 429,632 196,118 17,239 4.0 8.8 490.2 98.1 20.02000 431,506 195,288 17,412 4.0 8.9 497.4 87.6 17.62001 436,686 202,800 17,533 4.0 8.6 498.0 93.9 18.9測算結果表明,在 20 年內,公務員人數增長了三倍多,而總人口僅增長了 67% 。其間,在 1982-1997 年的 15 年內,公務員與本地人口的比率由
3641:46 猛增到 1:24 ,幾乎是成倍增大。以公共開支與 GDP 的增長幅度比較,也反映出兩者增長的不對稱性,在相同的時間內,公共開支增長了近 1 2 倍多,而 GDP 僅增長了不到 6 倍。從時間段分析,在 1980 年代增勢強勁,至1990 年代趨緩。總體表現為跳躍性、持續性與不可逆性。值得一提的是,在用於測算的公務員數和公共開支數字中,還沒有包括為數不少的“自治機構”在內,如果加上這些機構的數字,政府規模的擴張更加劇烈。二、澳門政府規模的國際比較目前,對於澳門政府規模的認知存在較大差別,有人認為是“大政府”,也有人認為是“超大政府”。究竟是“大政府”抑或是“超大政府”,由於至今尚無規範性的數量指標,按照比較行政學的認知途徑,通過對比獲得結論是相對有效的方法。由於不同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地理環境、人文傳統、政治制度千差萬別,政府的作用範圍和功能各不相同,為盡可能地增大比較結果的科學性和說服力,這裡採取在全球範圍內選擇幾種不同層次的參照對象加以比較,以便進行多方位多角度觀察。(一) 與發達國家比較現代公共行政起源於西方,並在西方發達國家得到檢驗和實踐。西方國家不但主導了當代公共行政改革的國際潮流,而且其理論與經驗成為各國行政改革仿效和借鑒的政策源泉。澳門與西方最發達的七國政府規模比較如表4 所示。
365表 4 澳門與發達國家政府規模比較 8公務員人數(萬人) 公務員佔 公務員佔國家 總人口數 就業人數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合計總人口比 就業人口(地區) (萬人) (萬人)公務員數 公務員數 重(%) 數(%)美 國 27,537 20,400 277.70 1779.50 2057.20 7.47 10.08加拿大 3075 2180 33.66 221.15 254.81 8.29 11.69英 國 5976 4320 48.40 495.90 544.30 9.11 12.60法 國 5889 3600 248.83 233.10 481.93 8.18 13.39德 國 8221 5450 50.17 386.24 436.41 5.31 8.01意大利 5719 3080 163.63 63.96 227.59 4.00 7.40日 本 12,617 6800 82.83 324.95 407.78 3.23 6.00七國小計69,034 45,830 905.22 3504.80 4410.02 6.39 9.62澳 門 43.67 20.28 1.75 – 1.75 4.01 8.63說明︰西方七國數字為2000 年資料,澳門數字為2001年資料。表 4 顯示出,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曾經把“福利國家”作為施政目標,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扮演過“干預者”角色,受“政府活動擴張”法則影響,公務員人數高企不下,政府規模偏大,財政不堪重負。這也是西方國家率先掀起公共行政改革的緣由之一。西方發達國家公務員佔人口的比率區間為3.23%-9.11% ,中位數是 6.39% ,公務員佔就業人口數比率在 6.0%-13.39% 之間,中位數為 9.62% 。比較而言,澳門的兩項指標都低於西方七國的平均水平,公務員佔人口比率相當於西方國家平均數的 63% ,公務員佔就業人口比率接近西方國家平均水平的九成。(二) 與微型國家比較由於澳門是一個微型社會,選擇微型國家,尤其是人口、人均 GDP 等相近的微型國家進行政府規模的對比,更能揭示其特徵。
366表 5 澳門與微型國家政府規模比較 9國家 人口數 內閣 公務員數 公務員與 國內生產總 財政支出 政府規模(地區) (人) 機構 (人) 人口之比 值(億美元) (億美元) (%)A B C D E F G G/F盧森堡(2000) 442,972 10 19,304 1:23 159.0 54.69 34.4冰 島(2000) 277,906 11 22,587 1:12 68.5 33.00 48.2安道爾(1996) 67,627 8 – – 12.0 3.42 28.5汶 萊(1997) 326,000 11 – – 54.5 27.98 51.3巴 林(1999) 618,000 14 – – 53.0 6.99 13.2馬爾他(2000) 394,583 12 – – 56.0 16.70 29.8澳 門(2000) 431,506 5 17,412 1:25 59.9 18.10 30.2說明︰ 由於微型國家資料難以收集,表中數字的年份不完全相同。其中,“財政支出”已扣減軍費。與表 5 中所列的微型國家相比,澳門政府的財政規模處於中等水平,低於汶萊、冰島,高於巴林,與盧森堡、馬爾他、安道爾相若。公務員數與人口比例,在可以進行對比的三個國家(地區)中,是屬於最低的。整體比較,與盧森堡相接近。(三) 與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比較澳門與新加坡、香港、台灣、韓國具有較多的相似性。在發展程度上,同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新、港、台、韓曾被世人譽稱“四小龍”;在文化傳統上,同處儒家文化圈內,受儒家文化的深厚影響,除韓國外,都是以華人為主體的種族結構;在地緣因素上,同在東亞地區,其中新、港、澳同是城市型國家(地區);在制度上,實行的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互之間的政府規模較具可比性(見表 6)。
367表 6 澳門與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地區)政府規模比較 10公務員人數(萬人) 公務員佔 公務員佔國家 總人口數 就業人數中央機關 地方機關合計總人口比 就業人口(地區) (萬人) (萬人)公務員數 公務員數 重(%) 數(%)新加坡 402.00 209.50 11.46 – 11.46 3.62 5.47香 港 679.67 325.31 18.10 – 18.10 2.66 5.56台 灣 2240.60 938.30 24.66 35.71 60.37 2.69 6.43韓 國 4700.80 2106.50 56.37 30.51 86.88 1.85 4.12四地小計8023.07 3579.61 110.59 66.22 176.81 2.20 4.94澳 門 43.67 20.28 1.75 – 1.75 4.01 8.63說明︰表中數據均為2001 年。眾所周知,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向以“強政府”著稱於世,可是如表 6 所示,與想像不一致,新、港、台、韓之政府“強而不大”,政府規模比發達國家相對偏小。以公務員人數與總人口數比值論,韓國最低,新加坡高,波動區間為 1:54-1:35 ,平均值是 1:45 。與“四小龍”相比,無論是公務員佔總人口比例,還是公務員佔就業人數比例,澳門均處於高水平,較四國(地區)平均值超出近一倍。從上述三個層次的國際對比看,在政府規模的總量上,澳門比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高,比發達國家低,在用作對比的微型國家中處於中等水平。總量比較的結果還發現,政府規模的差異性,不僅決定於經濟發展水平,同時,也具有明顯的地緣性特徵。例如,同是發達國家的日本,其政府規模要小於西方發達國家,而更接近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三、基本結論透過對澳門政府規模的縱向自身對比和橫向國際比較,可以發現澳門政
368府規模的基本特徵︰(一)政府職能上,澳門政府逐漸放棄“小型政府”傳統,不斷擴大政府作用範疇,集中表現於大規模地投資公共設施,和全面介入社會民生福利事務。回歸之後,市民政治身份的轉變,導致社會對政府的訴求與日俱增。同時,特區政府受政績驅動和適應自身角色調整的需要,樂於對社會訴求積極響應、擴張。(二)組織機構上,澳門政府過度的集權和控制導致管治和執行有效,但持續的專業化造成整體性、協調性不足,行政體系決策能力,尤其是處理危機和應變、規劃和預測能力不足。自從《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之後,歷任總督對政府的機構和部門實行“加法”式的專業化配置,機構部門越分越細,內部層級越來越多,其合理的一面是推進了與工業化相匹配的現代理性科層制在澳門的迅速建立,同時,專業化帶來了行政體系的整體性和協調性問題,影響並制約了政府能力的均衡發育,政府在宏觀決策、危機處理與應變、發展規劃方面顯得力不從心。(三)政府員額上,總量擴張的持續性和跳躍性導致人員規模偏大。縱向對比表明,在澳葡時期的最後 17 年內,澳門總人口增長了 64% ,而政府公務人員卻增長了 3 倍多,本地總產值增長了不到 6 倍,而公共開支的增長超過了 12 倍。不僅表現出嚴重的不對稱性,而且大大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年均增長 0 .03% 的幅度。 11 橫向對比顯示,澳門公務人員總量的相對指標值,比東亞四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的平均數超出近一倍,在用作對比的微型國家中處於中等偏上水平,公務員佔就業人口的比例已逼近發達國家的平均值。
369註釋︰1 張雅林︰《適度政府規模與我國行政機構改革選擇》,載《經濟社會體制比較》, 2001 年第 3 期。2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 1995 年,第 64 頁。3 參見 http://cepa.newschool.edu/het/profiles/rostow.htm.4 王傳綸、高培勇︰《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上),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第 129 頁。5 澳門財政局研究暨財政策劃廳︰《公共帳目 1985-1999 , 1991-2000》,第 96 頁。6 韓志洪︰《政務司職位歷史考察與思索》,載《澳門政策研究》,名流政策(澳門)研究所, 1998 年,第 25 頁。7 澳門統計暨普查司(局)︰《澳門及其人口演變五百年》(古萬年、戴麗敏著)、《本地生產總值估計修正 1982-1998》、《統計年鑒 2001》;澳門財政局研究暨財政策劃廳︰《公共帳目 1985-1999 , 1991-2000》。8 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1980-2000, Paris 2001; OECD 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 2001;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鑒 2001》。9 World Facebook, FBI, 2001; OECD Public Management Service, 2001; World Statistics Pocket-book, UIN, 2001.10 由於標準不一,不同國家(地區)的公務員數據存在一定差異,如香港,除政府僱員外,還有大量的公營機構(如香港貿發局、房委會、公立醫院、九廣鐵路公司、公立大學等),這些公營機構或全部或部分得到政府的財政資助,如果加上這部分人數,則香港的政府規模無疑將擴大許多。因此,選擇甚麼數據進行比較,確實需要慎重考量。考慮到數據來源的可靠性和可獲得性,這裡採用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出版的《公務員人事統計資料 2001》中的數據。澳門也有類似情況,如一些“自治機構”的僱員同樣沒有包括在表列數據之中,如貿促局、金管局、理工學院、澳門大學等,這裡採用澳門行政暨公職局出版的《2 0 0 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料報告》中的數據。http://www.gov.tw/ 有關數據資料;Key lndicators 2001 of Developi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ADB, p. 199, 327;澳門統計暨普查局︰《統計年鑒 2001》。11 同註 1 。(原載《學術研究》,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 2 0 0 3 年第 3 期)
370對澳門政府規模的多目標線性規劃分析張 毅 *一、前言本文提出以運籌學中多目標線性規劃的方法,從宏觀的層面分析澳門政府的規模。該方法的優點在於可以綜合地分析不同學者的研究結果,如橫向比較、縱向比較等,並通過線性規劃方法,簡化頗為複雜的眾多因素。同時,在此基礎上建立具可操作性的電腦模擬軟件,以供特區政府在作公共行政規劃時參考。二、有關澳門政府規模的研究近年來,澳門政府規模的問題頗受社會各界的關注,許多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不斷就政府規模(如行政機構數量、政府公務人員與總人口及就業人數的比例、政府支出和消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等)提出各種觀點和評價方法。就此問題,有關的研討會以及各種報章上也常有不同的意見。有一種觀點認為,隨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澳門政府的規模無論是從人員上或是財政上,都應增長。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應效法先進國家的運作方法,即把公共機構盡可能地以私人公司的方式經營,政府規模不應再擴大,*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教授
371以達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實際上,各種觀點如從較單一的角度來看,都有一定的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意義。以上分析多通過橫向比較或縱向比較的方法進行。橫向比較的方法是把兩個以上具有可比性的對象加以對比,並根據對比的結果來分析。使用該方法比較時,因相比較的國家 / 地區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差別,統計範圍也不可能相同,故其比較結果不一定有實際意義。縱向比較方法,所用的數據皆來自特區政府、專業團體的調查結果,所以可靠性、可比性都很高,但因其分析結果沒有考慮外部變動因素的影響,故其參考性也大打折扣。同時,也因無法與其他先進國家的政府規模相比較,所以不易定出將來本澳的發展方向。三、評價政府管治的標準以現代公共行政管理學的觀點,評價政府管治的標準主要有:有效性、效率、公平性、可持續發展能力、可管理性和政治合法性等等。(一)有效性。是判斷政府管治是否成功最為重要的標準,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社會效益。(二)效率。有效性關注的是結果,而效率關注的是成本。最有效率的政府管治表示其付出的成本最少。政府管治的成本不僅僅包括政府的直接成本,還包括市民接受公共服務所付出的代價。(三)公平性。公平性包含三層含義,首先是個人的貢獻與收益相等,其次是公共服務的收益與提供該服務的成本之間的財政平衡,最後是將基本權利平均分配給社會上所有個人。(四)可持續發展能力。是指潛在的發展能力,在現代社會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五)可管理性。是指政府治理最好採用簡單和直接的方法。
372(六)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是指政治上的合法性。以上眾多指標中,有效性、效率和政府規模有最密切的關係。但有效性、效率的標準卻都是非常抽象的,不容易做到準確量化,並只可以從宏觀層面上去分析,太多微觀層面的測量值反而使最後的統計數值失去實際意義。所以,對本澳政府規模評價是需要一個宏觀層面上的綜合性系統,可科學地、有效地分析特區政府的規模,並可以動態的顯示政府規模與各項因素之間的關係。四、評價政府規模的數學模型政府總是希望公共行政規劃可以達到全方位的目標(objectives),例如,促進及提高工作效率、經濟發展、財政增長、減少通貨膨脹、可持續發展等。而社會各界的要求卻較為單一,如提高就業率、增加社會福利、社會公平等。實際上,這些規劃與需求是相互影響並衝突的。理論上,政府及社會都希望以上所有目標都能達到最大化(optimal solut ions),然而政府及社會又必須從各種方案中選取( t r a d e o f f )各方面都可接受的較佳方案,要注重效果(effectiveness),也須注重效率(efficiency),以及其公平性、可持續發展能力、可管理性和政治合法性都要為社會所接受等等。所以最適合的政府規模不可能是所有目標和要求都達到最優化。1980 年代後,美國、歐洲已有許多政府機構在制定公共政策時(例如確定政府規模大小時),採用了不同的數學模型,如線性規劃 ( l i n e a rprogramming)、非線性規劃(non linear programming)、多目標規劃(goal programming)、整數規劃(integer programming)、決策分析(decision making)等等,並設計出相應的電腦模擬系統,使其對當前和將來的情況作出準確又及時的分析及預測,並取得很大的成功。對於較大型的經濟實體而言,往往由於有許多錯綜複雜的政治和文化等
373不確定因素的存在,故不一定可以設立出求解的初始條件,求出最優解。即使通過一定約束條件的簡化後,可求得答案,也常常出現因簡化不合理而使數學模型和實際情況有較大的差異。但對本澳這樣一個小型的經濟實體,運籌學中多目標規劃的數學模型卻較容易取得成功,成為解決像政府規模這類問題的有效工具。五、建立澳門政府規模的數學模型本文提出以運籌學(operations research)中多目標線性規劃的方法,從宏觀層面上分析澳門特區政府的規模,這種方法可以綜合本澳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結果,如橫向比較、縱向比較等,並通過線性化方法建立起數學模型,簡化頗為複雜、眾多的因素,使模型具可操作性,以供特區政府在作公共行政規劃時參考。在這個數學模型中,初步設想把評價政府的有關數據分成三大類。第一類:例如有效性等,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社會效益,具體反映在政府整體施政成效,與本澳廣大市民息息相關,其好壞應由澳門居民的意見決定,可通過對本澳市民、社團及政府公務員所作的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得到。第二類:例如效率,它關注的是投入與產出,政府辦事效率的高低可採用橫向比較方法取得,即選取經濟相對發達,人口規模和澳門相近、文化背景與澳門相約的國家 / 地區與澳門作橫向比較,許多學者已在這兩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並收集了許多有關的數據。第三類:例如可持續發展能力等,因該等因素需考慮的深度和廣度都具專業性,應由相應專業的學者進行評估。多目標澳門政府規模的數學模型公式如下:max Z(X1, X2,...,Xn)=[ Z1(X1, X2,...,Xn),... ,Zp(X1, X2,...,Xn)]s.t , i=1,2,...,mj=1,2,...,n
374其中:Xn是決策變量,Z(X1, X2,..., Xn)是澳門政府規模的總體目標函數;Z1, Z2...,Zp是 P 個有效性、效率、可持續發展等單一目標函數;在 maxZ 最適向量下,求解一個或多個解。基於上述數學模型的電腦模擬系統,在設計時必須考慮以下兩個問題:(一) 多目標函數的優先級(priority)問題公共政策是根據符合政府及社會需要的目標函數制定出來的,雙方需根據目標函數的重要性進行比較,定出優先級及所佔的權值(weighting)。現實中,政府及社會的多種利益往往是相互競爭的。對於本澳特區政府而言,優先級目標是非常明確的,例如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通常是優先考慮的。同時,對於本澳社會各界人士,優先級目標也是非常明確的。在特區政府及社會的目標函數相差不大的情況下,採用多目標函數的優先目標規劃(preemptive goal programming)是最佳的方法,較容易得到結果,即優先達成最重要的目標,接 是次要的目標,然後依此類推(Z0>>Z1>>Z3……)。(二) 約束條件的線性化(linearity)問題實際進行澳門政府規模規劃時,往往存在許多決策變量 Xn,約束條件(constraints)也是非線性的。然而目前多目標規劃的數學模型在非線性規劃(nonlinearity)領域成功的不多,不容易取得最優解,所以澳門政府規模的電腦模擬系統中非線性化約束條件也應簡化成線性約束條件。六、政府規模的電腦分析系統分析政府規模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高效率、並為市民所接受的政府,它是
375一個動態的過程,需要對採集到的數據及時進行分析。所以,有了以上的數學模型後,還需要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電腦分析系統(computer simulation)。通過電腦模擬軟件,對過去、現在和將來澳門政府的規模作出分析及預測,為特區政府決策提供數據分析,以便資源規劃更具客觀性與科學性。電腦模擬系統,簡單的說就是利用模式來進行實驗,由於以實驗的方式不會破壞及干擾真實系統,故模擬的方法能廣為使用。在完成以上從數據獲得,到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兩個步驟之後,整個系統可考慮設計成相對獨立的三層結構,系統層(specification level)、優化層(optimization level)和模擬層(simulationlevel)。整個電腦模擬系統由數據輸入、多目標規劃的數學模型及優化、電腦模擬的實現等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表 1 為澳門政府規模規劃的電腦模擬系統的流程圖。在優化層及模擬層部分,需要調用支援最優化理論的電腦軟件。其中LINDO 軟件是一種用於求解多目標規劃的軟件,已在教育、科研和工業界得到廣泛應用。由於它是一種內置的建模語言,允許用戶以簡練、直觀的字元式方式描述像政府規模這種較大規模的優化問題,故很適合在系統中採用該軟件。七、結果分析當數學模型確定後,另一項工作重點是模擬結果的分析。在許多情況下,由於決策的變量太多,或約束條件設置不合理等因素,對於一個指定的目標,有時會得不到有效答案,需重新設計相應的目標。另外,以上的數學模型在實際操作時,往往還需要對其作某種程度的調整和修改,原因之一是數學模型相對實際問題的近似性。這種近似性一方面來自建立模型時的簡化過程;另一方面,在最優決策時,遇到一些在模型建
376立時尚未出現的新問題。實際上,政府往往需要的不是嚴格數學意義上的最優解,而是可以幫助作出最優決策的、參考性的計劃,或是可以提供多種可能性的結果,供政府決策時選擇。經過以上的步驟後,軟件也需驗證其數學模型的有效性。在初步測試階段,將根據傳統經驗所得到結果和電腦模擬的結果進行比較,如果相差不大,則表示該結果是可接受的,否則需進一步進行電腦模擬,從中找到差異的原因。表 1 澳門政府規模規劃的電腦模擬系統的整體結構系統層 互聯網用戶的資訊輸入界面多目標約束條件線性規化優先次序選取電腦模擬結果分析符合要求結果輸出模式驗證是否優化層 重新設計模擬層及輸出LINDO數據庫
377參考書目:1. 2000-2004 年財政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報告。2.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課題組:《澳門政府規模研究》,載於《澳門研究》,澳門基金會,第 22 期, 2004 年。3. 袁政:《澳門與台灣公務員規模的比較》,載於《人力資源開發與政策保障》,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 00 5 年。4. 毛壽龍:《政府規模的適當準則》,載於《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學術網站。5. Hwang C. L. and K. Yoon,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Springers Verlag,1981.6. Frederick S. Hillier & Gerald J. Lieberman, Introduction to Operations Research, McGraw-Hill,1996.7. 胡運權:《運籌學教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 0 0 2 年。8. LINDO, Lindo System Inc, 2002.9. 許志義:《多目標決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 9 9 4 年。10. 陳湛勻:《現代決策應用與方法分析》,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 9 9 9 年。11. 葉堂宇:《智慧管理系統》,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 0 0 1 年。(原載《澳門研究》,楊允中主編,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3 1 期, 2 0 0 5 年 1 2 月)
378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傅桂娥 *一、引言在衡量政府規模時,由於各種研究都表明公共投資或公共資本對總產出具有重要貢獻,因此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關鍵在於政府消費支出。另外,考慮到政府消費與公共投資性質不同;在市場經濟中,公共財政的公共投資比例較小。大多數研究都以政府消費佔 GDP 的比例表示政府規模,本文也採用這種政府規模指標,主要分析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根據瓦格納法則,政府規模有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在市場經濟中,政府規模對經濟增長到底有甚麼影響?這種公共部門的規模問題是經濟學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古典經濟學家一般認為政府規模過大有損經濟增長,主張建立盡可能小的政府,例如亞當‧斯密的廉價式政府。但 1830 年代西方發生大蕭條以來,凱恩斯主義主張實行廣泛的政府干預。而西方發達市場經濟長期執行凱恩斯主義政府,結果是造成 19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長期滯脹,於是 80 年代後期產生了現代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等,提倡減少政府干預和重新回歸市場。因此,政府規模問題,也是政府干預和自由市場主義爭論的焦點。 1我們知道,在政府規模較小時,增加政府規模以提供公共產品和解決外* 澳門科技大學教務部督導員
379部性問題等,從而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隨 政府規模的增長,特別是超過某一規模以後,再擴大政府的規模,提供公共產品等財政支出面的收益將大於為支出籌集財政收入的稅收成本,從而淨效應是降低經濟增長,而這一拐點就是使經濟增長率最大化的規模。如圖 1:圖 1 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非單調關係直覺和經驗也告訴我們,政府規模過大會妨礙經濟增長,這時適當降低政府規模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因而,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方向,它從根本上由各國政府實際規模的邊際產出或邊際生產力決定。政府規模在超過一定的“度”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發生逆轉。根據圖 1 的模型分析,這個拐點就是政府規模的自然效率條件:政府勞務的邊際產出為 1 ,這時經濟增長最大化。如果政府實際規模偏小,使其邊際產出大於 1 ,則政府規模增加 1 元使 GDP 的增加額大於 1 元,擴大政府規模能促進經濟增長;相反,如果政府實際規模過大,其邊際產出小於 1 ,增加 1 單位政府規模使 GDP 的增加小於 1 ,它不能彌補政府的邊際成本,政府膨脹無疑不利於經濟增長。文獻中的實證研究結果不一致,只能說明樣本國家政府規模的邊際產出小於、等於或大於 1 ,政府勞務供給過度、適中或偏小。 2那麼,澳門的最優規模應該是多少呢?下面利用總量生產函數框架來驗證澳門政府規模的產出效應,並求出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間接確定政府規
380模與經濟增長的關係,為振興澳門公共財政和促進經濟增長提供理論依據。二、澳門政府消費支出和經濟增長的關係估計(一) 理論和方法 3假定國民經濟總產出的生產函數為:(1)其中 表示人均實際 GDP 增長率, g / y 表示政府消費支出佔 GDP 的比重, 表示政府消費支出增長率, 表示資本的邊際產出增長率, 表示出口依存度。此外,在估計生產函數時,一般要考慮技術進步因素 4 ,通常採用常數和時間的函數表示技術因素,所以在( 1 )右邊添加常數項 t 和 t 2項。另外,這裡考慮的都是人均意義下的實際增長,所以不必考慮就業人口增長率。對方程(1)進行泰勒展開,然後對時間求導數,兩邊再除以 y 得到:(2)根據經濟意義, fk表示資本的邊際產出, fg表示政府消費支出的邊際產出, fnx表示淨出口的邊際產出。對方程(2)中的係數 fg估計可以檢驗政府消費支出是否生產性的假設:原假設:fg=0 ,即政府消費支出是非生產性的,即如果政府消費不影響私人資本的生產率,增加政府消費的效應應該為 0;備擇假設:fg>0 ,政府消費支出是生產性的。(二) 資料和估計結果由於國際上的實證研究大都使用 IMF《國際金融統計》和Summers與Heston《The Penn World Table》的政府消費資料,這種政府消費支出不包括公共投資和轉移支付,就是國民經濟核算中的政府消費,本文也是以澳門政府消費佔總產出的比重表示政府規模,產出用 GDP 代表,毛投資總額代表總資本的變
381動,所有資料都是以 1996 年為 100 的 GDP 縮減指數平減後的實際資料。表 1 政府規模與經濟增長相關資料 5年份 y /y g /y g /g k /y nx /y (g /g)(g /y)1982 – 0.052978 – – – –1983 0.100225 0.050479 -0.00867 0.209737 0.025853 -0.000441984 0.084601 0.053881 0.098431 -0.03679 0.059199 0.0053041985 0.007322 0.064038 0.172984 0.061987 -0.03023 0.0110781986 0.06694 0.062891 0.02535 0.198121 -0.00324 0.0015941987 0.142935 0.066079 0.158649 0.058835 0.068398 0.0104831988 0.078113 0.074935 0.187192 0.16078 0.000032 0.0140271989 0.050246 0.081882 0.11548 0.014967 0.020245 0.0094561990 0.079795 0.089803 0.149382 0.073961 0.026988 0.0134151991 0.036595 0.097834 0.075706 0.300118 -0.05427 0.0074071992 0.132991 0.083133 -0.08719 0.350126 0.008286 -0.007251993 0.051861 0.084254 0.029682 0.044671 0.009526 0.0025011994 0.042531 0.086644 0.037535 0.016423 0.009633 0.0032521995 0.032959 0.089703 0.036702 -0.09281 0.044866 0.0032921996 -0.00419 0.094117 0.030212 -0.19884 0.033016 0.0028431997 -0.00279 0.098231 0.03533 -0.01682 -0.00811 0.003471998 -0.04571 0.105493 0.012679 -0.13802 -0.01475 0.0013381999 -0.03036 0.125615 0.140798 -0.05342 -0.04292 0.0176862000 0.046238 0.108242 -0.10507 -0.28256 0.1048 -0.011372001 0.022099 0.105787 -0.0092 -0.0955 0.02303 -0.000972002 0.100283 0.098818 0.017827 0.066959 0.063039 0.0017622003 0.156217 0.090555 0.045485 0.394188 0.075114 0.004119‧ ‧ ‧ ‧ ‧
382表 2 判斷政府消費支出與經濟增長關係的 OLS 估計變量 係數 標準誤差常數項0.0190.014(1.355)0.245*(13.441)0.018( )(g /y)0.508(1.053)0.4831.117*(12.346)0.091T0.002(0.938)0.002T2-0.0001(-1.580)9.80E-05R-squared 0.957 F-statistic=67.376*Adjusted R-squared 0.943 D W =1.769註:樣本期:1982-2003年,係數下面括號裡的是T-統計值,*和**分別指在1%和5%水平上顯著。F統計值在1%的水平上通過檢驗;調整後的擬合優度也很好;DW值表明殘差不存在顯著序列相關。利用最小二乘法對政府消費和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了估計。我們可以看出,(g/y) (g/y)的 T 統計值的顯著程度稍低,即 GDP 關於政府勞務的邊際產出不顯著。說明澳門政府的勞務供給過大,增加政府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表明當前政府消費支出佔 GDP 的比重太高,從而使其對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但影響不是很顯著。資本和淨出口的邊際產出都顯著異於 0 ,而且均有正號,說明當前澳門的資本投入不夠,需要進一步加大資本積累和吸引外資進入,澳門的資本邊際產出估計約為 0.25;淨出口的邊際產出估計約為 1.12 ,如果澳門可以增加出口或者減少進口,那對澳門的經濟會起促進作用。‧
383三、澳門政府最優規模的估計(一) 理論和方法根據 Karras 的觀點,政府消費 g 為最優時,要求其邊際產出 fg=1 。 6 因為提供每一單位公共服務都需要政府使用一單位的資源,即公共服務的邊際成本為 1 ,而其邊際收益 。那麼按照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法則,決定公共部門規模的自然效率條件是 。該條件的直覺含義是政府消費支出增加 1 元也使產出增加 1 元時,政府的消費才是最優的;如果產出的增加大於 1 元,說明政府消費支出是不足的;如果產出的增加小於 1 元,說明政府消費支出是過度了。這樣,通過對方程(2)的估計可以檢驗政府消費支出是否符合最優規模的供給假設。原假設:fg=1 ,政府消費支出最優;備擇假設 1 : fg>1 ,政府消費支出不足;備擇假設 2 : fg<1 ,政府消費支出過度。由表 2 的估計結果知道,對方程(1)的估計中, fg=0.51<1 ,接受備擇假設 2 ,即澳門政府消費支出過度。那麼,澳門政府的最優消費支出規模是多少呢?由政府的產出彈性 和政府消費支出的規模 s = g / y ,可知 ,那麼 fg=1 意味 政府的最優規模為 。而估計 的方法就是把代入方程(2)得到:(3)和對方程(2 )的估計一樣,考慮到技術進步的因素,在迴歸中加入 T 和T 2 表示技術進步的時間趨勢項。
384(二) 估計的結果表 3 政府最優支出規模的 WLS 估計 7變量 係數 標準誤差常數項0.0040.007(0.658)0.267*0.023(11.422)0.067**0.034(1.968)1.254*0.076(16.544)T0.0040.002(2.374)**T 2-0.000**9.93E-05(-2.261)R-squared 0.988 F= 111.550*Adjusted R-squared 0.984 DW =1.785註:樣本期:1982-2003年,係數下面括號裡的是T-統計值,*和**分別指在1%和5%水平上顯著。 F 統計值在 1 % 的水平上通過檢驗;調整後的擬合優度也很好;DW值表明殘差不存在顯著序列相關。對方程(3)式採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計時,得到的結果存在較嚴重的序列正相關,這裡採用加權最小二乘法對方程(3)進行重新估計(其中權重是歷年政府消費 g 的倒數),結果具有較好的計量經濟效果。資本形成率、人均政府消費的增長具有預期的涵意,而且在 5% 的水平上顯著。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知道, 前的係數表示政府的最優規模,澳門政府的最優支出規模大約是佔 GDP 的 6.73% 。從表 1 可以知道, 1999 年澳門的實際政府消費規模已經佔 GDP 的 12.56% 。雖然這幾年都有所下降,但 2003 年還佔 GDP 的 9.06% ,高於最優規模。所以,澳門政府逐步降低政府消費支出規模可以使澳門經濟更
385加健康快速地發展。四、澳門政府消費支出佔 GDP 比重的國際比較Karras 曾經計算到,代表性國家的最優政府規模大約是佔 GDP 的 20% 。 8Karras 利用 118 個國家 1960-1985 年的年度資料,以政府消費佔 GDP 的比重表示,發現政府服務具有顯著的生產性;平均來說,非洲的政府服務過度,亞洲的政府服務供給不足,其他地區的政府服務比較適當;118 個國家政府的最優規模平均是 23% ,其中非洲為 20% ,北美洲是 16% ,南美洲為 33% ,亞洲是 25% ,歐洲為 18% 。 9 Dowrick 利用 116 個國家估計政府消費的最優規模是 GDP 的 10%-20% ,比 Karras 的估計偏低。 10其他國家政府消費佔 GDP 的比重普遍高於澳門。就發達國家來說,一向以自由市場經濟標榜的美國, 20 世紀 90 年代政府的消費也平均佔 GDP 的16% , 1999 年約為 15%;西歐發達國家和加拿大一般佔 20% 左右,其中法國1998 年則達到 24%;北歐福利國家通常更高,例如丹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一直維持在 25% 以上。此外,其他發展中國家政府消費比重也比較高,比如經濟轉軌中的波蘭至少在 16% 以上;非洲的南非在 19% 左右;西半球的巴西平均 1 7 %;中東的以色列則高達約 3 0 % ,石油國沙特阿拉伯也平均佔30% 。但是,澳門的政府消費支出和鄰近的國家或地區(如:日本、韓國、香港、台灣)相比大約相當,有的年份還比他們略高。表 4 政府消費佔 GDP 比重的國際比較 11 單位:%年份 美國 日本 韓國 中國 香港 台灣 澳門1991 18.4 9 10.3 13.1 7.57 17.3 9.361992 17.7 9.2 10.9 13.1 8.06 16.7 7.681993 16.4 9.4 10.5 13 7.92 15.6 7.751994 15.9 9.5 10.2 12.8 8.07 14.6 8.09
3861995 15.7 9.8 9.7 11.4 8.54 14.2 8.451996 15.4 9.7 10.2 11.6 8.55 14.3 9.411997 15.1 9.7 10.1 11.7 8.39 14.4 10.31998 14.7 10.1 10.9 12.1 9.11 14.3 11.61999 14.7 16.1 10.4 12.7 9.63 13.2 13.82000 14.7 16.6 10.2 13.1 9.33 12.9 11.92001 – 17.1 – 13.4 10.2 13.1 122002 – 17.7 – 13.2 10.5 12.9 11.42003 – 17.7 – 12.6 10.7 13 10.4但是,澳門政府的國防、外交開支由中央政府負責;澳門的教育開支主要由私人機構承擔,政府只是給予補助;澳門福利制度及醫療制度水平遠遠不及西方國家的情況下,澳門政府的消費支出仍然和鄰近的國家和地區相當,說明澳門政府規模過大。澳門政府截至 1997 年底,公務員人數為 17,589 人,相對於一個僅有 42 萬人口的地區來說,比例是較高的。回歸前澳門政府設置的政府部門的機構龐大、繁雜,可以說,回歸前的澳門政府是一個“大政府”,但這個“大政府”並未能夠真正地推動和促進澳門經濟的發展和增長,只是從龐大的機構、人員和龐大的政府支出上體現出其“大”。表 5 澳門政府消費、財政支出與本地生產總值的關係 12(以當年價格計算) 單位:千澳門元年份 公務員人數 GDP 政府消費 佔GDP比重 公共支出 佔GDP比重1982 5685 7,158,700 359,533 5 .0% 747,890 10.4%1983 6285 8,565,116 416,737 4 .9% 957,550 11.2%1984 7039 10,651,328 563,188 5 .3% 1,153,890 10.8%1985 8433 10,950,131 684,708 6 .3% 2,400,870 21.9%1986 9027 12,471,474 801,498 6 .4% 2,063,520 16.5%1987 10,064 16,028,367 1,022,699 6 .4% 2,390,760 14.9%年份 美國 日本 韓國 中國 香港 台灣 澳門(續上表)
3871988 11,499 18,717,575 1,309,481 7 .0% 2,827,017 15.1%1989 13,125 22,061,487 1,775,604 8 .0% 3,448,780 15.6%1990 14,664 26,175,252 2,308,871 8 .8% 5,489,985 21.0%1991 15,371 30,326,916 2,837,246 9 .4% 7,661,737 25.3%1992 15,111 39,519,406 3,036,666 7 .7% 8,893,984 22.5%1993 15,679 45,193,020 3,500,407 7 .7% 10,419,982 23.1%1994 16,415 50,114,040 4,056,418 8 .1% 11,251,339 22.5%1995 16,574 55,333,203 4,673,073 8 .4% 15,472,165 28.0%1996 16,992 55,293,517 5,204,055 9 .4% 14,681,297 26.6%1997 17,589 55,894,292 5,732,077 10.3% 14,240,687 25.5%1998 17,037 51,901,691 6,029,388 11.6% 15,505,724 29.9%1999 17,237 49,021,079 6,771,792 13.8% 16,636,176 33.9%2000 17,412 49,742,022 5,900,652 11.9% 15,024,270 30.2%2001 17,533 49,862,209 5,968,569 12.0% 15,220,788 30.5%2002 17,368 54,294,748 6,189,066 11.4% 13,486,946 24.8%2003 17,496 63,365,365 6,600,158 10.4% 15,712,968 24.8%從表 5 可看出,從過渡期開始的 1988 年,政府的公務員數已比 1982 年的5685 人增加了 102% ,到政權交接時的 1999 年比過渡期開始的 1988 年又增加了 56.6% 。政府消費支出從 1988 年的 13.1 億增長到 1999 年的 67.7 億,增長4.2 倍;但同期的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則從 187.2 億元增長到 490.2 億元,僅增長1.6 倍。可以看出澳門整個過渡期的政府消費支出的增長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五、規模過大的原因分析澳門的政府規模過大,導致政府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負。主要是因為自 1980 年代以來,特別是過渡時期澳門政府行政部門的人事費用和工作計劃開支佔的比例很大,約佔每年“一般支出”的 50%-60%;另(續上表)年份 公務員人數 GDP 政府消費 佔GDP比重 公共支出 佔GDP比重
388一個原因是,政府消費支出的大部分開支由人員經費等開支最後形成了公務員的薪酬。而大量的公務員薪酬、福利開支並未通過在澳門本地的消費,投入市場和消費─流通─生產─分配的循環中,從而對生產、消費起刺激作用,而是退出澳門,進入葡國沉澱下來。從後過渡期連續四年經濟出現負增長,而政府的行政開支仍高居不下可以看出:一個沒有經濟效益,行政效率也不高的“大政府”,只能白白耗費龐大的資源,對澳門本地經濟增長起到負作用。 13六、小結和建議根據 1982-2003 年的實際資料所進行的實證分析中可以看出,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是約佔 GDP 的 6.73% 。排除由於數字統計方面上的偏差, 2003 年政府消費支出佔 GDP 比重 9.06% 仍屬偏高,從而使政府消費支出不但沒有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還對經濟增長產生一些負面影響。所以,澳門政府應適當降低政府消費支出,使澳門經濟更加健康、快速地發展。自 2000 年以來,美國經濟持續繁榮,亞洲地區經濟復甦,在外部需求的帶動下,澳門經濟開始恢復增長,旅遊博彩業回復明顯較快。回歸以來,經過特首何厚鏵領導特區政府和全體“澳人”的艱苦努力奮鬥,並在澳門博彩業開放和中國內地“自由行”的政策效應下,使澳門的經濟近年來在博彩旅遊業的帶動下,持續高速增長,從而使澳門的財政收入也高速增長。財政收入也隨經濟增長持續攀升,但相對而言,政府支出的執行情況有所滯後。這一情況使得澳門一直奉行的“量入為出、收支平衡”原則構成一定的壓力。如何在經濟繁榮、收入增長的環境中更有效地發揮其社會轉移和收入再分配功能成為特區政府面臨的一個直接問題。 14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近年的財政盈餘,是建基於博彩稅收大增的基礎之上的,其基礎頗為脆弱。而博彩業的經營狀況,又與周邊經濟環境有 密
389切關係。以下任何一種事故都可能引發危機:1)世界經濟發展周期又陷入不景狀態;2)中央政府為了加大反貪倡廉鬥爭力度,遏止國有資產流失,對內地官員來澳參賭採取收縮政策;3)民進黨當局冒天下之大不諱,竟敢進行“台獨”分裂活動而導致台海和平穩定受到破壞;4)鄰近地區開設賭場;5)罷工或恐怖襲擊事件;6)某些國家對中國的制裁、報復行動,可能影響澳門。以上任一事件都會使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大受影響,甚至是再次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 15在澳門回歸前的幾年間,由於公共行政支出大增,公職人員的數量和平均薪金都大幅增長,再加上前澳葡政府已注意投資在公共建設和衛生教育等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當年的那一套老傳統已經過時。由此,特區政府和特區立法會宜充分發揮“澳人治澳”、“當家作主”的精神,摒棄前朝政府將本年度財政盈餘當作是“財政滾存”,將之撥入下一年度財政收入項的不正常做法,而是將財政盈餘撥作財政儲備,另行建立財政儲備基金,積存起來,以應付財政歉收或有重大突變之需。未來在編制翌年度財政預算案時,既要遵守《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關於“以量入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的規定,又宜積極主動地建立財政儲備基金,將倘有的財政盈餘撥入這個基金內。這才是為全體澳人當好家作好主的應有表現。筆者認為,澳門特區政府已是到了設立財政儲備制度的適當時候了。因為按照本文的實證分析,目前澳門政府規模過大,不宜擴大政府支出,也就是說,我們不可以因為澳門財政收入的增加而相應地擴大財政支出。澳門特區政府可以適當設立財政儲備,以“積穀防饑”,預備未來有可能出現的“財政歉收年”或社會政治突變事件。本研究只分析了澳門的公共財政支出規模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得出澳門政府規模過大,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負效應的結論。但是,澳門政府規模過
390大,具體要壓縮或增加哪些項目的支出?或者說,政府支出結構是否合理?應如何調整支出結構?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結構分析,才可以得出具體的結論。優化財政收支結構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將起關鍵作用,而要優化澳門財政收支結構,促進澳門經濟結構的轉型是很重要的。另外,由於澳門社會的特殊性(葡國政府管制、過渡時期到回歸祖國),這些因素對財政支出結構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也會對本文的實證分析結果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的實證分析只是嘗試性的。註釋:1 歐陽志剛:《我國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經驗研究》,載《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南昌︰華東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第 5 期, 2004 年。2 馬栓友:《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 00 3 年,第 70 頁。3 吳健雄:《公共支出經濟增長效應》,長沙︰湖南大學碩士論文,第 2 5 頁。4 馬栓友:《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 2 00 3 年,第 71 頁。5 根據歷年《澳門統計年鑒》中的有關數據計算得出。6 Georgios Karras, The Optimal Government Size: Futher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Productivity ofGovernment Services, in Economic Inquiry, Vol.34, Issue2 ,1996, pp. 193-203.7 資料來源同表 1 。8 Georgios Karras, Employment and Output Effect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Is Government Size Important?,in Economic Inquiry, Vol. 31, Issue3, 1993, pp. 354-369.9 Georgios Karras, The Optimal Government Size: Futher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Productivity ofGovernment Services”, in Economic Inquiry, Vol. 34, Issue2 ,1996, pp. 193-203.10 Dowrick, Steve, Estimating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Consumption on Growth: Growth Accounting and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in Empirical Economics, Vol. 21, No. 1, 1996, pp. 163-186.11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國際金融統計年鑒》中國統計摘要部分, Vol. IV,No. 4, 2004.12 澳門統計局 2003 年《本地生產總值》。公務員人數引自澳門行政暨公職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統計資料”:http://www.safp.gov.mo/default.asp 。13 郭健青:《過渡期的澳門財政博彩稅》,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 102-103
391頁。14 魏莉:《澳門經濟 2004 年回顧與 2005 年展望》,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發展規劃部http://www.bocmacau.com/b5/finance/6c/6c_5_content.htm 。15《已是到了設立財政儲備制度的適當時候了》,載於《新華澳報》, 2004 年 11 月 22 日。(原載《澳門研究》,楊允中主編,澳門︰澳門基金會,第 3 2 期, 2 0 0 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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