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澳門政治研究的回顧與思考25. 吳國昌：《從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澳門政治的發展》，載余振、鄭煒明、崔寶峰編：《澳門歷史、文化與社會》，澳門成人教育協會，第 33-67頁。26. Lo, Shiu Hing（盧兆興）,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 u, Hong Kong: The Ch 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5.27. Yee, Herbert S .（余振）, Macau in Transiti on: F rom Colony to Auton omous Region, Hamp shire and New York:Palgrave, 2001.28. Yu, Eilo Wing-yat（余永逸）, Formal and Informal Poli tics in Macao Special Adminis trative Region Electi ons2004-05, Journal of Contempo ra ry China ( forthcoming) , 2007.
2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發展，社會上一些深層次的問題開始浮現，某些矛盾開始激化，給特區政府亦帶來新的挑戰。正如行政長官在二零零七年施政報告中所說的“急速的社會變遷，施政上迫人而來的各種新老挑戰，映照出政府工作的改善空間比預期更大，更具迫切性。”具體的挑戰如下：公平、公正 vs 效率、效能 ──公共行政基本價值觀的衝突“以公平為本還是以效率為本”，是公共行政爭論的一個永恆之主題。公共行政既要強調公平、公正，又要重視提高效率、效能；既要發展經濟、創造財富，又要公正合理地處理好財富的分配，使市民大眾能分享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公共政策決策的科學化在澳葡時期，澳門總督的權力高度集中，決策權掌握在總督及政務司手中，行政機關擔當執行功能。再加上過渡期時，公務員本地化推行的太遲，華人公務員執行功能強，而決策能力相對弱。此問題延續至回歸後，成為所謂“強幹弱枝”的強特首、弱政府的局面。行政部門在宏觀的決策、發展規劃，危機處理和應變及以科學化制訂公共政策等方面還有待加強。正如行政長官在20 07年施政報告中強調：“我們將強化政策制訂、決策能力和行政管理的培訓，藉此改變政府部門長期以來重操作、輕政策，重業務、輕管理，重局部、輕全局，重執行、輕決定等等不平衡的施政文化，促進政治和行政，在政府施政中緊密地聯結起來。”部門職能調整和架構的精簡由於澳葡時期強調組織結構功能化、專業化，部門的設置追求“專而全”，行政體系追求“自足性”，以致部門的職能重疊，架構膨脹，效率減低。回歸後，雖然經過一系列的調整，但調整的力度、廣度和深度均未足夠，機構的數量一直還在不斷地增加；部門職能的交叉重疊還在不斷地重演。另一方面，雖然，按照基本法的規定，政府架構設司、局、廳、處，取消了組、科，但實際上，後二級組織架構在某些部門中至今還在運作。因此，如何配合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調整政府的核心職能，推動機構的改革，明確職責分工，強化協作，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的任務。改變代任制的長期化現象正由於澳門的公共行政脫胎於葡萄牙的公共行政，因此，澳葡時代所留下的行政體制的“基因缺陷”或多或少還在繼續發揮著它的影響力。例如，官員代任制的問題遲遲未獲得解決。本來代任制的設置是為特殊的需要而設立的一個臨時、權宜的機制，但回歸七年後，一些公共部門的領導和主管仍是稱呼“代局長”、“代廳長”、“代處長”。市民不明所以，一個公共部門的官員從上到下怎麼長期都是代的？官員也由於名不正言不順，而底氣不夠，信心不足，管理成效大打折扣，最終政府的形象甚至管治威信亦會受到影響。加強預先監督機制從回歸前的審計法院到回歸後建立審計署的演變，取消了預先監察機制，目的在於使行政效率得以提高。但由於行政行為只受到事後的監督，使審計署的效果成為“馬後炮”而受到質疑。事實證明，合理的、某種程度上的對行政行為、行政合同作出預先的監督還是有其必要性。
21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回顧與思考加強行政倫理文化的建設針對行政管理中出現的種種不良現象，有必要開展公務員的道德倫理教育，加強廉政教育的力度；同時推行人性化管理，以關懷、扶持、支援激勵公務員增強凝聚力，建立“以人為本”的服務型行政文化。六、結語光陰荏苒，澳門特區政府從成立至今已匆匆走過了七年的歷程。這七年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經驗。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行政長官在 200 7 年的政府施政報告中指出“今天，行政和法律改革的質量和進度，如果依然停留於過去幾年的狀況，政府的施政不但無法適應當前社會的迅速發展，而且會成為社會未來更大發展的絆腳石。為此，政府將率先負起變革與承擔的責任，全面展開深層次的改革。”面對著行政長官提出新的任務和要求，我們將滿懷信心、作好準備來迎接新的挑戰。注釋︰1 以下資料均來自2000-2007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報告及其行政法務領域施政方針政策。http://www.macau.gov.mo/policy/policy_cn.phtml2 h ttp://hkupo p.hku.hk/ch inese/macau/motp4/morelease.html3 參見盧兆興：《香港和澳門的非殖民化比較》，載余振編：《雙城記──港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報告 1997 。參考文獻︰1.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出版， 1995 年。2. 余振編：《雙城記──港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出版社。3. Edelman, Murray,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Chicago: Markham, 1971.4. OECD, Public Management Developments: 1991, Paris, OECD, 199 1.5. Pete rs, B. Guy, Th e Future of Governing: Four Emerging Models,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9 6.6.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7. 2000-2007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施政報告及其行政法務領域施政方針政策。8. 中國新聞社──搜狐公司，《澳門回歸路》之六──公務員本地化。9. 第 85/84/M 號法令──《澳門公共行政組織架構大綱》。10. 第 131/GM/90號批示──設立過渡期事務研究暨計劃辦公室(GEPAT)。11. 第 78/92/M 號法令──重新訂定赴葡就讀計劃新官制原則。12. 第 40/92/M 號法令──訂定中文及中國行政課程的管制規則。13. 第 182/93/M 號訓令及第 47/GM/94 號批示。14. 第 62/93/M 號法令──專門訂定公共行政部門助理職位新制度。15. 第 357/93號法令及第 14/94/M 號法令。16. 第 20/97/M 號法令。17. 第 57/99/M 號法令──《行政程序法典》。
3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四、研究之前瞻1. 加強公共行政基礎理論研究。從管治實踐看，由於特別行政區是一個新生事物，如何在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獨立施政區域進行行政管理同樣是現存公共行政知識體系中前所未有的課題，因此，探討特別行政區的行政管理，以及特區行政組織、政府職能、決策方式等與普通公共行政理論闡釋之間的異同就顯得兼具實踐與理論的雙重價值。澳門特區政府已經成功地渡過了初生期，治理的績效有目共睹，適時地組織具專業素養的公共行政學者分析特區政府施政之得失，並從中概括總結具規律性的知識與經驗，發展獨具說服力的解釋體系與富批判性的理論建構，推進澳門公共行政基礎理論的研究。2. 加強弱勢領域的研究，增強研究的針對性。與純粹的形而上學科不同，公共行政學具有強烈的實踐性，以實踐導向、以問題切入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的特色，在未來的研究中，它應該得到延續。正因此，現有研究之弱勢領域因其具現實針對性而亟需加強，如公共預算與財政改革、績效管理與績效評估、跨區域政府合作等課題，既是公共行政的前沿性課題，也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面臨的實踐課題。某些跨學科研究專題，非公共行政領域學者能夠獨力完成的，可歡迎不同領域內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3. 以課題規劃為紐帶，以激勵與資助作引導，形成學術資源的內在整合機制。雖然公共行政的研究絕非任何來自政府或民間的單方面力量所獨攬的，它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參與，但是，為促進學術資源的充分有效利用，防止重複低效研究，宜由相關政府部門（從一定意義上講，政府部門是公共行政研究成果的真正消費者）出面，聯繫相關研究機構、團體與研究人員，形成研究網路，適時定期地發佈某些課題資訊，並對某些重點課題進行資助招標與獎勵，利用課題招標等形式引導學術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學術力量的適度整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與此同時，加強與鄰近地區的合作研究。雖然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需要廣泛借鑒域外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論與經驗。但是，從環境的近似性與經驗的適用性來看，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應更多地關注周邊地區同行的同類研究成果。4. 加強研究成果的推介與運用，發揮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對於具體的研究者來說，也許課題的完成與成果的出版標誌著某項研究的結束。但是，從社會效益看，研究成果的價值還應得到社會實踐的檢驗，因此，有必要加強研究成果的推介，促成其實踐價值的實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階段的結束或許也是實踐階段的開始。可以創建諸如行政論壇、學術講演會與座談會等交流與推介平台，促進研究成果的實際運用。注釋︰1 婁勝華、陳欣欣：《公共行政改革的世界趨勢與澳門面臨的挑戰》，載張保民等編：《亞洲地區的行政改革》，澳門理工學院， 2003 年，第 308-313 頁。2 鄭天祥等：《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等編：《雙城記──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 年，第 133-145 頁。3 Bill K.P. Ch ou, Public Sec tor Reform in Maca u after the Hando ver, in Ch ina Perspec tives. No.52, Ap ril, 20 04,pp.56-63.4 鄭天祥等：《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等編：《雙城記──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年，第 133-145頁；楊愛平：《簡論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 3期，第 31-35 頁；陳瑞蓮：《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特色與路向》，《中國行政管理》2004年第 1期，第 48-52 頁；周譚、陳瑞蓮：《現代政府改革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江蘇行政學院
33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現況、特點與趨勢學報》2005 年第 1 期，第 90-95 頁。5 李略：《固本培元、循序漸進──澳門公共行政改革芻議》，《澳門理工學報》， 2004年第 4 期（總第 16 期），第 37-44 頁。6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3年，第67頁。7 D. Osborne & P. Plastrik, 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Reading, Mass,:Addi so n Wesley, 1997.8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行政》， 2005 年第 2期（總第 68 期），第 413-430 頁。9 兩個社會服務民營化的案例分別為“獨居長者支援服務”民營化與工聯承包“九澳老人院”。張鴻禧：《澳門社會福利服務民營化研究》，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4 年，第 297-345 頁。10 吳志良：《社會、市場與政府的互動：行政改革路徑的選擇》，《澳門 2003》， 2003 年 5 月。11 Bill K.P. Chou, Public Sector R 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 over,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April , 2004,p p.56-63.12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行政》， 2005 年第 2期（總第 68 期），第 413-430 頁。13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3年，第71頁。14 楊愛平：《簡論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3 年第 3 期，第 31-35 頁。15 Bill K.P. Ch ou, Public Sector R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 over, in China Perspectives. No.52, April , 2004,p p.56-63.16 黃枝連：《“港澳再造”中的公共決策問題》，載張保民等編：《亞洲地區的行政改革》，澳門理工學院， 2003年，第 292-298頁。17 王五一：《提出一個討論：澳門需要一個小政府還是大政府》，《澳門理工學報》，2003年第 2期（總第 11期），第 30-35 頁；18 張卓夫：《澳門官冗問題的成因、發展和影響》，《澳門研究》，總第 2 期， 1994 年 9 月。19 傅桂娥：《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澳門研究》，總第 32 期， 2006 年 2 月，第 48-53 頁。20 婁勝華：《澳門政府規模的實證研究》，《學術研究》， 2003 年第 3 期，第 61-66 頁。21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 03 年，第 62-6 7、 99 頁。22 黃傳發：《從澳門財政預算探討公共行政人力資源之發展》，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2 004年，第 1-59頁。23 張毅：《對澳門政府規模的多目標線性規劃分析》，《澳門研究》，總第 31 期， 2005 年 12 月，第 21-24 頁。24 黃湛利：《論澳門政府的諮詢機構》，《澳門研究》，總第 27 期， 2005 年 4 月，第 44-49 頁。25 婁勝華：《令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澳門研究》，總第 32期，第3 7-47 頁。26 曾慶彬：《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管理變革》，《行政》，總第 62期， 2003 年 12月，第 1193-1203頁。27 黃健強：《個人勞動合約引入公務員聘用制度研究》，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4年，第 123-157頁。28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3年，第82頁。29 鍾慧璿：《澳門公務員薪酬制度及其改革》，《澳門研究》，總第 15 期， 2002 年。30 司徒英豪：《試論澳門公務員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建議》，《澳門研究》，總第 19 期， 2003 年 12 月。31《澳門公務人員公積金制度》於2007 年正式實施。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第 74-78 頁。32 但也有人認為，從學歷程度與語言認識上看，澳門公務員的知識結構是相當不俗的。曾慶彬：《澳門特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效能提升研究》，載《人力資源開發與政策保障》，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5年，第 165頁。33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年，第 71-74頁。34 關志輝：《從抗擊 SARS 看澳門特區政府的危機管理》，《中國公共政策分析 2004 年》，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 年，第 243-257頁；陳欣欣：《SARS 事件給澳門社會的考驗》，載《公共危機與兩岸四地》，香港：彙訊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第 56-72 頁。李略、陳欣欣：《港澳政府回應 SARS的初步比較》，《澳門理工學報》， 2003 年第 2 期（總第 11 期），第 53-58 頁。35 程惕潔：《回顧與前瞻──提高澳門應變能力的四點思考》，《澳門理工學報》，2003 年第 2期（總第 11期），
3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第 36-45 頁。36 謝靜儀等：《建立澳門電子政府的政策分析》，《澳門研究》，總第 23期， 200 4年 8月。37 容凱旋：《澳門電子政府的發展》，《澳門研究》，總第 30期， 200 5年 10 月，第 58-66頁。38 Alfred, Ho, Tak-Kei, Reinventing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E-government Initiativ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July/August, 200 2, Vol.62, No.4, pp. 437-438.39 蔡志龍：《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課題之一──關於建設“電子政府”或“電子政務”問題的討論》，《行政》，總第 58 期， 2002 年 12 月，第 110 5-1117 頁。40 張裕：《澳門反貪工作的改革經驗》，《行政》， 2004 年第 4 期（總第 66 期），第 967-973 頁。41 參見澳門審計署網頁：http://www.ca .gov.mo/ch/cmain.htm（2 006年 10 月 29 日）。42 婁勝華：《澳門特區行政文化建設的理性審視》，《行政》，總第 67 期， 2005 年 3 月，第 7 1-79 頁。43 婁勝華：《澳門特區行政文化建設的理性審視》，《行政》，總第 67 期， 2005 年 3 月，第 7 1-79 頁。44 林媛：《從人性分析探討澳門特區的行政道德》，《澳門理工學報》， 2004年第 4期（總第 16期），第45-53頁。45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 3年，第92-94頁。46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澳門研究》，總第 16 期， 2003 年 2 月，第 5 1-58 頁。47 婁勝華：《澳門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芻議》，《澳門研究》，總第 16 期， 2003 年 2 月，第 5 1-58 頁。48 鄭天祥等：《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改革：環境、特點及其思考》，載余振等編：《雙城記──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年，第 133-145頁。楊愛平：《簡論澳門特區政府的行政改革》，《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3年第 3期，第 31-35 頁；陳瑞蓮：《澳門特區行政改革：特色與路向》，《中國行政管理》2 004年第 1 期，第 48-52 頁。49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行政》， 2005 年第 2 期（總第 68 期），第 413-430頁。50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0 3年，第66-67頁。51 Bill K.P. Chou , P ublic Sec tor Reform in Macau after the Hando ver, in Ch ina Perspec tives. No.52, Ap ril, 20 04,pp.56-63.52 Bill K.P. Ch ou, Public Sec tor Reform in Maca u after the Hando ver, in Ch ina Perspec tives. No.52, Ap ril, 20 04,pp.56-63.53 楊愛平：《論“一國兩制”下的區域公共管理──對粵港澳區域公共治理機制的一項研究》，《行政》，總第 73期， 2006 年 9月，第 891-902頁。參考文獻︰1.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澳門政府規模與服務質素的研究報告》，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2003 年。2. 黃傳發等：《澳門公共行政研究》（論文集），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4 年。3. 張保民等編：《亞洲地區的行政改革》（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 2003 年。4. 中改院資訊出版中心等編：《公共危機與兩岸四地》，香港：彙訊出版有限公司， 2003 年。5. 余振等編：《雙城記──回歸後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論文集），澳門社會科學學會， 2003 年。6. 余振等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問題與對策》（論文集），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 2000 年。7. 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 1995 年。8. 婁勝華：《令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澳門研究》，總第 32期，2006 年 2 月。9. 傅桂娥：《澳門政府的最優規模》，《澳門研究》，總第 32 期， 2006 年 2 月。10. 張毅：《對澳門政府規模的多目標線性規劃分析》，《澳門研究》，總第 31 期， 2005 年 12 月。11. 容凱旋：《澳門電子政府的發展》，《澳門研究》，總第 30 期， 2005 年 10 月。12. 林明基：《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挑戰和策略》，《行政》，總第 68 期， 2005 年 6 月。13. 黃湛利：《論澳門政府的諮詢機構》，《澳門研究》，總第 27 期， 2005 年 4 月。14. 婁勝華：《澳門特區行政文化建設的理性審視》，《行政》，總第 67期， 20 05年 3月。15. 曾慶彬：《澳門特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效能提升研究》，載《人力資源開發與政策保障》，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 2005年。
3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發展之初探鄭興弟 *一、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的現狀此一部分將從澳門設有公共行政學科和研究所主要高等學府的“課程設計”，“學術研究”以及“學科學會”之現狀三個層面加以探討。這一部分論文主要根據各學府課程目錄，學科學報“內容分析”以及網路上學科學會的資料加以綜合檢視後撰寫而成。1. 課程設計澳門高等學府設有公共行政學科課程者主要有公立的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以及私立的澳門科技大學。澳門大學設有兩年制公共行政碩士學位課程；理工學院設有三年制公共行政高等學校（高等專科）學位課程；澳門科技大學則設有兩年制“公共行政管理碩士”(MPA)以及“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 A)兩種學位學程。彙整三個主要高等學府公共行政學位課程的設計，予以歸納分類後，下面即為各學校開設之必修課程：‧人力資源管理‧公共管理學‧公共財政學‧公共政策分析‧行政學‧行政法學‧管理資訊系統‧管理溝通‧策略管理‧組織行為學‧統計學‧經濟學課程為教學而設計。澳門高等學府強調“雙語教學”（中文與英文）。教師晉升等要先經過 Pe erre view，包括英語教學評估。教學過程中，教務處與系、所、院主管也會到課堂巡堂聽課。教室普遍配置現代化教學設備。學校嚴格考核學生課堂參與記錄。*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訪問教授
37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發展之初探在總體教學方面，澳門各學府尚可推動兩大措施：‧成立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Cente r for Tea chin g & L earnin g Develo pment)。‧建立評鑑制度，實施跨校教學評鑑。2. 學術研究由於澳門主要高等學府重視公共行政學科與研究所的設置，課程設計也呈現多元與務實特色，為了累積教學的成果，結合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以及推廣“研究方法論”之應用，澳門學術界與行政實務界出版了或正在籌劃出版學術學報或期刊。其中，澳門大學出版澳門研究，理工學院出版澳門理工學報，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也在今年推出第一期學報。澳門科技大學正在籌劃於明年六月出版澳門科技大學學報（內容將分“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兩大單元）。已出版者或籌劃中的學報都刊載或預期將刊載有關公共行政專業領域的研究論文。更難能可貴的是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暨公職局從 1 988 年起就創刊了澳門《行政》雜誌。可見澳門公共行政學界與實務界努力在推展公共行政學術研究。研究主題理論與實務兼備，具實用性，也具創新性，論點從“本地化”到“區域化”，應有盡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些研究論文應用了高級精進的研究方法。例如：澳門《行政》雜誌（18卷，4 期。總第 70 期）刊載了一篇探討《澳門公務人員自我效能感研究》的論文（曾慶彬， 20 05）。文中先運用 Likert scale 製成 50 個題目問卷，再以“折半信度”檢定問卷的“一致性係數”，然後經由S PS S(S ta tist ica l P acka ge for the S ocia l Scie nce s ，社會科學統計套裝程式）的 R 型因素分析( fac toran alysi s)完成整篇論文實證研究(e mp iri cal resea rch)工作。研究過程嚴謹而清晰。另外，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學報刊登了一篇《運用Q 方法對 ISO認證感知的縱向比較》（陶啟程等， 200 6）研究論文。三位作者運用 Q型因素分析（通稱 Q- 方法論），從建構 Q— state men ts，Q— sor tin g sca le 到運用 PQMETHOD 電腦軟體，步驟嚴明地完成了論文經驗研究與分析結果。3. 學科學會澳門目前雖已有兩個公共行政民間社團，然而三個設有公共行政學位的高等學府尚未成立由學術界人士組成的公共行政學科學會，但 198 5年由本地社會科學工作者以及致力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士所成立的“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在現階段應可統攝扮演公共行政學會的角色，發揮公共行政學科研究發展的功能。易言之，在公共行政學界尚未成立公共行政學會之前，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之下的政經分會可以協助澳門公共行政學界與實務界推展理論與經驗交流，並與特區政府有關機關聯合舉辦兩岸四地、區域性以及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整合學術學會，行政實務界與學術社區的資源共同促進澳門公共行政以及整體社會科學的健全發展。二、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的發展此部分主要運用國外“實證調查”(emp iri cal survey)第二手資料，現有文獻分析以及根據作者個人親身參與經驗第一手資料撰寫而成。
3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1. 課程設計美國管理學者S egev和他的同僚指出，一個完美學位學程的課程設計，尤其是必修課核心課程的規劃，必定經過任課教授們審慎思考，同時經過層層課程委員會（如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而作成的共同決定。他們認為，必修課的設計顯示教授們對該學位學程的重視，也反映了該學程的特色(Seg ev ， Raveh & Fa rjoun ， 199 9)。公共行政學者Sti llman亦強調，公共行政的範圍與內涵，可從一些傑出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碩士學位必修課程中反映出來(S ti llma n，19 99)。作者也認為，美國傑出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學府的課程設計，似可作為澳門發展公共行政學科之借鏡。《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 ld Re por t)國際新聞雜誌每三年由美國“公共事務與行政學院學會”(Na tion al Associatio n o f S choo ls of Pu bl ic A ffair s & A dministrati on , NAS PA A)以及“公共政策分析與管理學會”(Asso ciati on for P ubl ic Pol icy An alysis & Mana gement)提供學校名單與評鑑人，對這些美國高等學府碩士核心課程進行排名評鑑。作者於今年十一月六日經由網上“郵購”取得該雜誌 2 004 年完成的評鑑排行報告。接受評鑑的學府共有 25 3 所。評鑑人為這些學府的院長與系所主任。評鑑人對這些學府碩士課程的“學術品質”(a cade mic q ual ity of programs)按 1 至 5 分量表（1分代表“劣”；5 分代表“優”）加以評估。調查量表的回收率為 57 % 。此次評鑑由 Syno va te 公司主持。根據2 004年完成的評鑑調查，這份排行名單首先列出前14名，包括5 1所設有公共事務碩士學位課程的美國高等學府（請參見表一。資料來源：http://www.usne ws.com/usne ws/ed u/grad/rankings/pu b/pub in dex_b rief.php)這份排行名單還將美國設有公共事務碩士學位的高等學府按十大“專精領域”(spe cial ti es)：都市管理 / 都市政策(Ci ty M an a g eme n t/ Urba n P o l ic y)，司法政策(Cr imin al Ju sti ce P o l i cy)，環境政策(Environ men tal P oli cy)，健康政策與管理(He alth P oli cy a nd Man age men t)，資訊與科技( In formation a ndTechnology)，非營利組織管理(Non-profi t Mana gement)，公共財政與預算(Pub lic Finan ce an d Budg et)，公共政策分析(Pub lic Po licy Analysis)以及社會政策(S ocia l Pol icy)加以排名（請參見表二。資料來源：http://www.usn ews.com.op .cit.）《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在上一次（200 1 年）評鑑報告中還將排名前 19 名的 23 所傑出學校“公共事務”碩士學程的必修課程列出。這些必修課程涵蓋：‧統計與量化分析 (Statisti cs & Q uanti tative Ana lysis)‧政策分析 (P oli cy Ana lysis)‧公共預算與財務管理 (Pub li c Bu dge ting & Fina ncia l Mana gement)‧個體經濟學 (Microeco nomics)‧公共管理 (P ubl ic Mana gement)‧研究方法 (Resea rch Meth ods)‧公共經濟學 (P ubl ic Econ omics)‧政治管理 (P oli tical Ma nag ement)（其他必修課程，在排名表後）
39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發展之初探表 1: 美國公共事務碩士學府 2004 評鑑排名PUBLIC A FFAIRS -MAS TER’S IN PUBLIC A DMINISTRATION AND PUB LIC PO LICYRank/S choo l Av erage reputa ti on sc ore1. Syracuse Univ (NY) 4 .52. Harvard Un iv (MA ) 4 .43. Indi ana Univ — B loomington 4.2Prince ton Univ (NJ) 4 .25. Univ o f Ca lif— Berkeley 4 .1Univ o f Georg ia 4 .1Univ o f Texas— Aust in 4 .18. Carneg ie Mell on Un iv (PA ) 4 .0Univ o f Mic h— Ann Arbor 4 .0Univ o f Southern Cali f 4 .011 . Duke Univ(NC) 3 .9SUNY— Albany 3.9Univ o f Wisc onsin— Madis on 3.914. Americ an Univ (DC) 3 .8Univ o f Ch icago 3.8Univ o f Kansas 3.8Univ o f North Carol ina— Chapel Hill 3 .818 . Columbia Un iv (NY ) 3 .7Univ o f Minnesota— Twin Cit ies 3 .720. George Was h Univ (DC) 3 .6Rand Graduate Schoo l of Pol icy Stud ies (CA) 3 .6Univ o f Maryland— Coll. P ark 3 .6Univ o f Pit ts burgh 3.6Univ o f Was h 3.6Virg ini a Tech 3.626. Cornell Uni v (NY) 3 .5New York Uni v 3 .5Rank/S choo l Av erage reputa ti on sc oreUniv o f Ca lif— Los A ngeles 3 .5Yale Un iv (CT) 3 .530. Arizona State Univ 3 .4Georgetown Univ (DC) 3 .4Johns Hopki ns Uni v (MD) 3 .4Ohio State Uni v 3 .4Univ o f A rizona 3.4Univ o f Roches ter (NY) 3 .436. Flo ri da S ta te Un iv 3 .3Georg ia State Uni v 3 .3Univ o f Co lo rado— Denver 3 .3Univ o f Ill ino is— Urbana-Champaign 3.3Univ o f Kentuck y 3 .3Univ o f Penn 3.342. Cleve land Sta te Un iv 3 .2George Mason Univ (VA) 3 .2Northwes tern Univ (IL ) 3 .2Rutgers— New B runswick (NJ ) 3 .2
4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Univ of Nebraska— Omaha 3.2Un iv of Virgi nia 3.248. Nava l P os tgraduate S choo l (CA ) 3.1New S chool for Socia l Research (NY) 3.1Northern Illi no is Un iv 3.1Un iv of Miss ouri— Co lumbia 3.1表 2: 美國公共事務碩士學府“專精領域”（Speci alt ies）2004 評鑑排名Ci ty Management /Urban P olic y1 . Un iv of K ansas2. Cl eve land S ta te Un iv3 . Un iv of North Caroli na— Chape l Hill4 . Northern Illi no is Un ivSyracus e Univ (NY)6 . Un iv of Southern Calif7 . New York UnivUn iv of De lavare9 . Harvard Un iv (MA )10. New S chool for Socia l Research (NY)Criminal Justi ce Po licy1 . CUNY— John Jay Col l.2 . Harvard Un iv (MA )3 . SUNY— Albany4. Princeton Univ (NJ )5 . Carnegi e Mellon Uni v (PA)Florida S ta te Un iv7 . Mic h State UnivOhi o State Univ9 . American Uni v (DC)Un iv of Mary land— Coll. ParkE nv ironmenta l P oli cy1 . Indiana Univ— B looming ton2. Harvard Un iv (MA )3 . Duke Univ (NC)4 . Un iv of Mich— Ann A rbor5 . Syracus e Univ (NY)Un iv of Ca lif— B erk eleyUn iv of Wash8. Un iv of North Caroli na— Chape l HillYa le Un iv (CT)10.Un iv o f Maryland— Coll. P arkHealth Po lic y & Management1 . Havard Un iv (MA )2 . Johns Hopkins Univ (MD)3 . Un iv of Mich— Ann A rbor4 . New York Univ
41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發展之初探5. Univ o f North Carol ina— Chape l Hil l6. Columbia Un iv (NY )Duke Univ (NC)Univ o f Southern Cali f9. Yale Un iv (CT)10. Prince ton Univ (NJ)Univ o f Ca lif— Los A ngelesUniv o f Minnesota— Twin Cit iesUniv o f Roches ter (NY)In fo rmati on & Tec hnol ogy1. Carneg ie Mell on Un iv (PA )2. Syracuse Univ (NY)3. Georg ia Inst o f Tech4. SUNY— Albany5. Harvard Un iv (MA )6. Indi ana Univ — B loomingtonUniv o f Ca lif— Berkeley8. Oh io State Uni vUniv o f Mic h— Ann ArborUniv o f Texas— Aust inNon-P rof it Management1. Harvard Un iv (MA )2. Indi ana Univ — B loomington3. Yale Un iv (CT)4. Johns Hopki ns Uni v (MD)5. Syracuse Univ6. Univ o f Pit ts burgh7. New York Uni v8. Seton Hall Un iv (NJ)9. New S choo l for Socia l Research (NY)10. Indi ana Univ — Ind ianapolisPublic Finance and Budget1. Syracuse Univ (NY)2. Univ o f Georg ia3. Indi ana Univ — B loomington4. Harvard Un iv (MA )5. Univ o f Texas— Aust in6. Carneg ie Mell on Un iv (PA )7. Duke Univ (NC)8. Univ o f Southern Cali f9. SUNY— Albany10. Northern Ill ino is UnivPublic Management /A dmin .1. Syracuse Univ (NY)2. Indi ana Univ — B loomington3. Univ o f Georg ia
4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4. Harvard Un iv (MA )5 . Un iv of Southern Calif6 . Un iv of K ansas7. American Uni v (DC)SUNY— Albany9. Un iv of Texas— Austi n10 . Virgi nia TechP ub lic Po licy Anal ysis1 . Harvard Un iv (MA )2 . Un iv of Ca lif— B erk eley3 . Un iv of Mich— Ann A rbor4 . Carnegi e Mellon Uni v (PA)5 . Princeton Univ (NJ )6 . Duke Univ (NC)7 . Un iv of Texas— Austi n8 . Syracus e Univ (NY)9 . Indiana Univ— B looming ton10. Un iv of Ch icagoS oc ial Po licy1 . Harvard Un iv (MA )2 . Un iv of W isconsin— Madison3. Un iv of Ch icago4. Syracus e Univ (NY)Un iv of Mich— Ann A rbor6 . Un iv of Ca lif— B erk eley7 . New S chool for Socia l Research (NY)8 . Princeton Univ (NY )9 . Brandeis Univ (MA)10. Un iv of Texas— Austi n‧公共政策 (Pub li c P oli cy)‧政策與方案評估 (Po li cy an d Program Evalu atio n)‧組織理論 (Org anizatio n Theory)‧決策科學 (Decisio n Scie nce)‧公共行政 (Pub li c Administra tion )‧行政倫理 (Administra tive Eth ics)‧資訊管理 ( Informa tion Ma nag ement)‧溝通 (Commun ication )‧人事行政與人力資源管理 (Publ ic Pe rson nel Ad ministratio n & Human Resou rce Mana gemen t)‧行政法 (Admin istra tive La ws)‧組織行為 (Org anizatio nal Beha vior )‧整體經濟學 (Macroe cono mics)‧策略管理 (Strategic Ma nage me nt)‧非營利組織 (Non-Pro fi t Org anizatio n)
43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發展之初探‧講習會 (Wo rksho p)‧公共實務 / 學術研討會 (P racti cu m, Se mina r & Col loq uiu m)（資料來源：http：//www.usn ews.co m/usn ews/h ome.htm）除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每三年一次對“公共事務”學府的核心課程進行評鑑之外，美國“國際比較行政”權威學者之一的 G uy P e te rs 教授在其所編的《行政學手冊》（Ha nd b oo k o f P u bl i cAd ministration , Peters & Pie rre , 2 003）一書中，也列舉出下列行政學主題：‧公共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理論與公共行政‧行政史‧政策執行‧法律與行政‧行政與社會‧預算與財政‧比較行政‧行政改革‧發展中國家與過渡社會的行政‧課責(accou ntab ili ty)‧國際關係與公共行政Pe te rs 教授所列出的行政學主題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鑑報告比較，顯然偏向公共行政的實務領域。從《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最近一次對美國“公共事務”學府核心的課程評鑑所紬繹出的十大“專精領域”，從該報告三年前評鑑所列舉當年傑出公共事務學府的24門必修課程以及Peters教授“行政學手冊”所突顯的 14 項行政學主題等三大指標來衡量，再從“標竿學習”(be nchmarking)的觀點來看，澳門公共行政高等學府的課程設計仍有改進空間。(1) 必修課程有兩門課程宜考慮列為必修：市政管理 /都市政策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評鑑的學府中， 20 0 1 年第一名的哈佛大學與第二名的雪城大學(Syra cu se University)，（20 04年第一名為雪城大學，第二名為哈佛大學），皆設有此一“專精領域”。澳門三個主要高等學府中，目前只有澳門理工學院將“市政管理”列為選修科目。澳門為國際博彩與觀光業的著名都市，然而都市問題並未受到應有之重視。如整個特區，尤其是 仔，道路狹窄，彎彎拐拐，特區內居然沒有一條高架道路。這顯示出一個國際都市公共設施( infr astructure)的不足。道路既窄，車輛又多，灰塵更多，但 仔從來沒有看過一部街道灑水車；而垃圾之處理與現代化國際都市比較尚有一段相當距離。要做好都市管理，需要講求效率與創意，更需要具備全球視野。從此一透視觀點來考量，澳門設有公共行政學科與研究所的高等學府不能忽略市政管理與都市政
4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策這門課程。量化與研究方法前文提及的20 01 年美國“公共事務”高等學府評鑑，2 3所傑出學府所開設的 24 門必修課程中，有 21 所都設有“統計與量化分析”或“研究方法”課程。澳門理工學院“計量方法”，澳科大 MPA“統計學”皆列為必修，但後者 EMBA 課程則未有統計學或研究方法的必修課程。澳門大學則將“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列為選修科目。“研究方法”，應涵蓋統計學，但“統計學”無法取代“研究方法”。三個高等學府應將量化分析 /研究方法列為必修課程。(2) 選修課程從上述十大“專精領域”以及Pete rs教授所列行政學主題來檢視，以澳門都市的屬性以及特區政府目前以及未來所面臨的治理課題，“環境政策”，“非營利組織管理”，“社會政策”以及“比較公共行政”皆宜考慮列為公共行政高等學府的“選修（必選）科目”。 20 01 年與 200 4 年美國公共事務高等學府兩次評鑑，前兩名的哈佛與雪城大學也都設有這些專精領域課程。“非營利組織管理”還列為上述 24 門必修課程之一。抑有進者，澳門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之一，公共行政高等學府應開設一門課程比較中國，香港與澳門的政治制度與行政組織。澳門理工學院已開設這門課程，且列為必修；澳門大學開設“當代中國公共行政”，列為選修課程。澳科大 MPA 及 EMBA 兩碩士學程尚無此方面課程之設計。2. 學術研究正如同課程設計，澳門高等學府的公共行政學科與研究所也需要有“標竿學習”的精神，才能把學術研究提升到更高境界。首先在學報出版方面，由於各主要學府公共行政學科與研究所還在衝刺發展階段，各學府都希望自己能出版學報。然而以先進國家經驗以及澳門學術資源來看，應該由目前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或未來澳門公共行政學會（如能成立的話）來負責公共行政專業學報的發行才是長遠之計。澳門《行政》雜誌由特區政府發行，題材與內容偏重行政實務探討，另當別論。在目前出版的學報中，研究議題以傳統公共行政，特區政府治理以及泛珠三角區域經濟與發展問題為主。作者在今年四月出席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Mid -west Pol itical Scie nce Associati on)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時，發現有很多篇“公共行政組”論文已在討論“跨域/跨部門治理”(cross-sectora l go vern ance)，“審慎思辯民主”(del ibe rati ve democracy, China Dai ly,20 06)，“全球治理”(globa l go ve rna nce)，“國家治理”(sta te governan ce)等較新議題。澳門地區公共行政學報可以鼓勵學術社區與行政實務界選擇一些較具趨勢性新興議題進行研究，以提升學報的創新價值。學術研究除了學術社區的專業教師之外，還要靠堅強的研究團隊作後盾。大學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亦為研究團隊的重要支柱。根據作者三個月來在澳門的教學經驗，尤其是參與博、碩士生畢業論文的審查工作，發現本地以
45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發展之初探及內地來的研究生過去對“研究方法”或“研究方法論”此類課程鮮少接觸。很多論文把“研究途徑”(resea rch a pproache s)視為“研究方法”(resea rch metho ds)，整篇論文找不到研究方法，自然也找不到量化分析的研究結果。在“課程設計”部分，本文提到美國傑出“公共事務”學府碩士學程中，“統計與量化分析”或“研究方法”為必修課程。作者參加今年美國“中西部政治學會”學術研討會就親自驗證了此類必修課程的教學成果。剛出校門，在研討會上發表論文的“助理教授”，多數都運用高級精進的研究方法撰寫他們的研究論文。除此之外，不少論文發表人隨身攜帶 No teboo k，在會場以最新版的 SPSS 程式，透過 P owerp oin t向與會人士呈現量化資料的分析結果。未來澳門設有公共行政學程的高等學府博士與碩士研究生都應接受“研究方法論”的訓練，也要鼓勵他們能運用 SPSS 的社會科學統計軟體套裝程式。當然要提升澳門公共行政的研究水準，澳門基金會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次研討會的舉辦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未來藉由基金會的協助，澳門高等學府公共行政學者可以採取“研究團隊”的方式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一方面拓展隨隊參與的研究生之“研究視野”，同時也提高澳門公共行政學術社區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3. 學科學會澳門的學術資源有限。正因為學術資源有限，因此要整合有限的學術資源，俾能發揮最大效益。澳門三個設有公共行政學科與研究所的高等學府可以參考歐洲“國際行政學校與機關聯合會”( Internationa l A sso ciati on of S ch ools & Institutes o f Administra tion , IA SIA)，美國“全國公共事務與公共行政學院聯合會”(Natio nal A sso ciati on of Scho ols o f Publ ic Affai rs & Admin istratio n, NASPAA)以及很多國家的公共行政學會，先成立“澳門公共行政學會”，再與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包括“行政學校與機關”的聯合會，以整合的資源出版一份類似美國《公共行政評論》(PAR, Pub lic A dministration Revie w)的學報，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考美國傑出公共事務學府的講習會“wo rkshop”及“公共實務學術研討會”(Pra cti cum, S emina r an d Co lloquium)對澳門公民舉辦worksh op ，講授“審慎思辯民主”，對澳門政府公共政策辦理“民意測驗”。聯合會還可設立自己的網站，仿照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Universi ty’s Kenn edy Sch ool ofGo ve rn men t)，經由網站對學校與機關會員提供學術研究的資料，向政府官員與澳門民眾提供“政府創新”(government inno va tion)以及“社會創新”(social i nno vatio n)的資訊與資源。三、結論與建議本文首先檢視澳門公共行政學科的現狀，然後蒐集美國有關“公共事務”高等學府評鑑的“實證調查”資料，參照先進國家公共行政學會運作的實況以及作者個人在澳門教學的實際經驗，對澳門公共行政學科從“課程設計”，“學術研究”以及“學科學會”的發展提出建言。在“課程設計”方面，本文建議：‧ 考慮將“市政管理/ 都市政策”以及“量化與研究方法”列為碩士學程必修課程。‧ 考慮將“環境政策”，“非營利組織管理”，“社會政策”以及“比較公共行政”列為“必選”科目。
4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 建立評鑑機制，推動跨校教學評估。在“學術研究”方面，建議事項包括：‧ 由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或澳門公共行政學會（未來如能成立）負責發行學術性學報。‧ 選擇較具前瞻與趨勢性之新興論題作為學報研究主題。‧ 強化大學博士與碩士研究生“研究方法”的訓練，俾成為“研究團隊”的後盾。‧ 澳門基金會協助公共行政學術社區以“研究團隊”方式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升澳門學術社區在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在“學科學會”方面，本文建議：三個設有公共行政學程的學府應考慮成立“澳門公共行政學會”。公共行政學會再與特區政府成立“澳門行政學校與機構聯合會”由聯合會整合學界與實務界資源出版學術性學報，舉辦 worksho p 與“公共實務 / 學術研討會”。聯合會設立網站，作為學術研究的資料庫，並提供“政府創新”與“社會創新”的資訊。中國有句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樹人”的艱巨基業。長年從事公共行政教育的美國學者 Wil li am Du nn (Dunn ， 2 004)以及長期從事民間智庫研究的學者Jack Roth man (Rothman，1 980)曾以上，中，下游觀念形容政策制訂與變遷軌跡。作者想借用他們兩人的觀念來比喻公共行政學科與教育的發展過程。公共行政學府有如兩位學者所說，為上游“知識源頭”亦即“知識之林”( t h e f o r e s t o fknowle dge)。中游則如“木材行”( lu mbe r mil l)將上游運來的森林“原料”劈成市場使用的木材。下游又有如“建造公司”(constru ction co mpa ny)將從木材行批發來的材料建造成房屋以及其他各種由木材製成的產品。澳門公共行政學者在學術知識殿堂培育公共行政的“森林原料”，我們要在課程設計，學術研究與學科學會三方面共同努力，未來這批森林“棟樑”進入職場，到政府與民間服務，才能成為有用之材，把公共行政學科，澳門地方與中國國家建設同步提昇到一個更新，更高，更遠的境界。參考文獻︰1. 曾慶彬：《澳門公務人員自我效能感研究》，《行政》雜誌 70 期， 2005年，第 1235-1247 頁。2. 陶啟程、顧良智、熊明良：《運用Q方法對 ISO認證感知的縱向比較》，《亞洲（澳門）國際公開大學學報》第一期， 2006年，第 11-18 頁。3. China Daily, Nov. 14, 2005, p. 5. 第五版新聞報導：中國“中央編輯與翻譯局”(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Bureau)最近已將“審慎思辯民主”系列外文學術著作翻譯出版。4. Dunn, William,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G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4).5. Peters, Guy & Jon Pierre,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ousand Oaks, Cal.: Sage Publications, 2003).6. Rothman, Jack, Soci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R & D in the Human Services (Princeton, N.J.: Prentice Hall,Inc., 1980).7. Segev, E. A. Raveh & M. Farjoun, “Conceptual Maps of the Leading MBA Programs in the Unites States: CoreCourses, Concentration Areas, & the Ranking of the School,”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 549-565, (1999).8. Stillman, R. J. II, Preface &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Search for Themes, and Direction, 2nd ed.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9).
4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淺論新公共管理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鄧安琪 *一、前言自2 0世紀 80年代以來，全球的政治經濟和行政改革被受各界的關注，促使公共行政學進入前所未有的發展新階段。政府的角色亦隨之而有所變化，除了要處理國家的經濟管理、社會服務、衛生教育、國家外交、安全戰略等重要事務外，還要承擔廣泛的公共管理職能，因而，政府能力已成為衡量政府的一個核心指標。提高政府制定政策、執行政策的能力，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等，已成了現代各國對政府的新要求，推動了現代政治學、經濟學和法學理論結構的重塑和理論重心的轉移，同時亦推動了以政府管理效率和政府能力為核心衡量指標的公共行政研究的產生與發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澳門的公共行政改革是否能夠跟上新公共管理理念的迅速發展？是否能夠實現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本文將就新公共管理的理論淵源作一初步探討，並對回歸後澳門公共行政的發展及一系列公共行政改革措施加以評述，旨在迎接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各項新挑戰，確保社會的持續發展。二、新公共管理理念新公共管理（Ne w pu bl ic ma nag eme nt）是公共管理一個近代發展起來的新的發展理念，它把公共管理由原來僵硬的、科層的官僚制模式轉化為靈動性較大、以市場為基礎的模式，並已成為概括西方公共管理最新發展趨勢的一個標準學術概念。它的出現改正了傳統的公共行政模式過份強調官僚制行政結構的缺點，促使政府的角色及政府與市民關係的角色進行改革。有學者稱之為市場基礎的公共行政（ma rk et-b as ed pu bl i c a dminist ra ti on）1 、企業型政府（e ntre pre ne ur ia l g ov ern me n t）2 、管理主義（ma nag er ial ism）3 、新管理主義（new man age rial ism）4 等等。新公共管理始於70年代末8 0年代初的英國和美國，並迅速擴展到西方各國。如果說傳統的公共行政是以伍德羅‧威爾遜（Wo odrow Wilson, 1 856 -19 24）和佛蘭克‧古德諾（Fra nk J. Good no w, 185 9-19 39）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論，以及韋伯（Ma x Web er, 1 86 4-1 92 0）的官僚制理論為首的話，那麼，新公共管理則以現代經濟學和私營企業管理理論、方法和技術作為基礎，引入市場競爭，提升公共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務質量，追求“三 E”（eco nomy, efficiency an d effective ness）為目標。其中，較為著名的有David Obsorne 與Ted Ga ebler 在 199 2年提倡的企業型政府，他們提出了企業型政府如何運作或治理的十項原則，希望政府部門走向企業化，變為更具靈動性、創新性的組織。5第一，導航式的政府。政府的職能應是引導領航（stee rin g），而不是親自操槳（ rowin g）。第二，社區性的政府。政府應將更多決策權及公共服務的提供授權到社區自主處理，在於充權（empower ing），而非服務（serving）。* 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澳門學者同盟秘書長
53淺論新公共管理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局限於上層官員，並且執行仍然由相關部門或諮詢協調組織進行。根據《澳門基本法》第115條：“澳門特別行政區設立由政府、僱主團體、僱員團體的代表組成的諮詢性的協調組織。”就公共行政改革而言，特區政府成立了公共行政觀察站，協助制定公共行政現代化政策，主要職責為收集其他國家或地區行政現代化資料，為優化行政架構、提高行政效率等事宜，深入進行研究及評估分析等等。主要成員有行政法務司司長、行政長官辦公室及各司司長辦公室代表、行政暨公職局局長、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等。 9第三，推行資訊科技的運用。新管理主義的主要價值是追求效率，而資訊科技的運用有助於提升行政效率。回歸之初，特區政府首先就資訊管理方面優化數據通訊網，然後推行“電子政府”計劃，建立政府入口網站，完善“跨部門電子投訴處理系統”等，循序漸進地把資料科技引入公眾服務及行政運作，提升行政效率，拉近市民與政府之間的距離，舒緩政府官僚的形象。六、結語回歸初期，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期望值較高，加上澳葡時期遺留下來的公共行政及公僕文化，無論是公務員本身，還是公眾都感到澳門公共行政制度的嚴重滯後，並對此提出改革的聲音。澳門回歸至今已有七年的時間，在這七年裏，特區政府不斷回應市民的訴求，本著“以民為本”的主要理念，從配合澳門整體社會發展、與國際上接軌，以及提升市民生活素質出發，“循序漸進、按部就班”進行了一系列公共行政改革的措施，而這些改革措施正好符合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理念。期望特區政府未來亦會朝著新公共管理的理念來對澳門的公共行政進行改革，並借鑑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改革經驗，使澳門的公共行政治理模式逐步趨向完善。注釋︰1 Lan, Zhiyong & Rosen bloom, David H., “Editori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1992 , Vol. 52, p. 6.2 Osborne, David & Gaebler, Ted, Reinven 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S ecto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2 .3 Po llitt, Ch ri stoph er , Man agerialism and th e Publ ic Services: The Angl o-Amer ican Exp eri en ce , Oxford: BasilBlackwell, 1990.4 Hoo d, Christopher, “A Pub 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69, No. 1, pp. 3-19.5 Osborne, David & Gaebler, Ted, Reinven ting Government: How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s Transforming the PublicS ecto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2 .6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199 8年，第 316-320 頁。7 詹中原：《當前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治理模式之分析與展望》，載於《行政》，澳門行政暨公職局，2005年，第 18卷，總第 69期，第 936 頁。8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關於公共行政架構適度改革的建議》，載於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名流政策研究所， 1999年，第 36-43頁。9 澳門印務局網頁：http://www.imprensa .macau.gov.mo/bo/i/2002/35/despce_cn.asp#189
6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府的合法性與管治能力，提高政府決策與管理的前瞻性與科學性，營造積極的開明政府的形象（婁勝華， 20 06）。因應澳門獨特的政治生態和公共行政特色，通過對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和新思潮等理論的學習和分析，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而推動澳門公共行政本土化研究的深入。如何檢討政府的職能，使政府成為真正“以人為本”的服務型政府？如何通過建構有效的民主參與制度來推進特區行政體制改革？如何通過民主體制的建設，形成“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管道，使公民能夠有效的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進而對政府產生有效地控制，使之能夠真正對公民負責？這些都是迫切要研究的課題。西方改革新思潮的興起，拓展了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視野和內容。要關注政府組織結構和技術層面的變革，同時也要關注與政府運作密切相關的政治環境的改變，更要關注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眾多學科的發展動態。公共行政具有實踐性強的特徵，公共行政研究必然要走一條借鑒、吸收、學習與創新的道路，最終目的是能夠建構一個有效解決政府管理中的內部問題及外部問題的機制與運作模式，實現“善治”。在這樣的目標下，澳門本土化的公共行政研究必須從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入手，展開理論性的歸納與分析，建立理論模型與資料模型，最終達致提煉澳門特區治理理論的可能。參考文獻：1. [美]大衛‧奧斯本、特德‧蓋布勒：《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共部門》，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年。2. [美]派特里夏‧英格拉姆：《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模式》，載國家行政學院國際合作交流部編譯，《西方國家行政改革述評》，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 1998 年。3. [美]羅伯特‧B‧丹哈特、珍妮特‧V‧丹哈特著，丁煌譯：《新公共服務：服務而非掌舵》，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 年。4. 周譚、陳瑞蓮：《現代政府改革理念與澳門公共行政改革》，《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06 年 3 月。5. 郁建興、吳國驊：《超越新公共管理：基於政治層面的思考》，《雲南行政學院學報》， 2004年第 3期。人大報刊資料複印《公共行政》， 2004 年第 8期轉載。6. 陳振明：《走向一種“新公共管理”的實踐模式──當代西方政府改革趨勢透視》，《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 年第 2 期。7. 婁勝華：《另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澳門研究》， Vol.32， 2006年第 2 期。8. 陳天祥：《新公共管理：效果及評價》，載《第二屆 21 世紀的公共管理：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6 年。9. 廖俊松：《二十一世紀的公共管理：從新公共管理到民主治理》，載《第二屆 21世紀的公共管理：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2006 年。10. Barzelay, Michae l, 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 A New Vision for Managing in Governmen t,Berke 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11. Ferlie , E. et al. , The New Management in Ac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12. Greenwood, J. & Wilson, 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Britain Today , London: Unwin Hyman, 1989.13. Hood. C, “A New Public Management for All Seasons?”Public Administration, 69 (1): 3-19, (1991).14. Hughes. D, 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n Introduc tion.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1998.15. Lan Zhiyong, & D. H. Rosenbloom,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ransition?” Public Ad ministration Review , 52 (6) :535-538, (1992).16. Minogue, Martin, “Changing the state : co ncepts and prac tice in the reform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Beyond th e NewPublic Mana gement,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 g Limited, (2000) .17. Osborne. D. & Gaebl er. T., Reinventing Governmen t: How th e Entrepren eurial Sprits is transforming th e PublicSec to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92.
61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反思對澳門公共行政研究的啟示18. Pete rs. B. Guy, The Fu ture of Governing: Four Emerging Models,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6.19. Pollitt. C., Man agerialism and Public S ervices: The Anglo-American Experience, Oxford: Basic Blackwell, 1990.20. Pollitt . C. & Bouchaer t. G., Publi c Management Refor m: A Compara tive Anal ysis, Oxford : Oxfo rd Un iversityPress, 2000.21. Yee . Herber t S ., “Mass Politica 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ost-1999 Macau, ” China Perspec tives. No.44. (November-December) : 29-40, (2002) .
8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動治國理政成效的積極因素，是平衡社會關係的重要保障，是確保協調有序、和諧均衡發展的基本條件，是提升綜合生活素質特別是精神、心理素質的有效途徑。推動對發展規律的總結、強調學術研究與研究質量，不是少數人的專利和特權，而是有待全社會進一步共同加深關注的全局性課題。人文科學(Hu man iti es)是“研究人類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的各門科學的總稱。包括語言學、文學、哲學、考古學、藝術史、藝術理論以及具有人文主義內容和運用人文主義方法的其他社會科學等。”1 社會科學(Social S cience s)是“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社會運動變化及發展規律的各門科學的總稱。社會科學用客觀和系統的方法研究社會體制、社會結構、社會政治與經濟進程以及不同群體或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2 一切人類活動（或者說人類在社會或文化方面的行為）及成就，都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範圍。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適當區別一下未賞不可，但兩者更多方面是概念的基本一致性和定義重覆性，而不存在截然不同的對立性，故此，與其在概念上糾纏不清，不如實實在在作出務實推進。“區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標準，大多建立在定量化和經驗性的基礎上，即凡屬於定量化或經驗性的研究就不能算作人文科學。這種區分原則認為，社會科學是實證性的科學，人文科學是評價性的學問。”3 近半世紀來，西方有些學者極力把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列為行為科學( B eh a vio r is ti cScie nces)。其實，這只是強調重點有所不同而已，實質上依然是圍繞研究各種社會現象而展開的。中國採用的是大社會科學概念，涵蓋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哲學、法學、美學、宗教學、國際關係、勞資關係、企業管理、公共行政、語言學、藝術等學科。全國性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設在北京，各省（直轄巿、自治區）基本上都設立自身的社會科學院，當然，目前一統天下局面已被突破，各種官方半官方以至民營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加上不同層次眾多的社會科學聯合會，在全國已形成了巨大的研究網絡。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千百年來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字和習俗禮儀對東方許多國家以至全球文明演進產生過重大影響。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造紙、活字印刷、火藥、指南針），都是標誌性的發明創新，中國的瓷器、絲綢、茶藝、烹調術則可以列為另外四大發明，亦即是說，把中國古代文明濃縮成“古代八大發明”絕對是名符其實、眾望所歸的。中國需要認真評價與再思考的課題很多，作為中國人，我們要理所當然地、堂堂正正地作出回應；我們更加高興的是，急起真追的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人民生活的改善，學術活動也進入了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繁榮盛世。“堅持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並重，進一步繁榮和發展哲學社會科學”，這是我們國家一以貫之堅持推行的一項基本政策。中國長期來是世界文明演進的中心區域之一，無論古代還是當代，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不乏代表性成果、不乏大師級領軍人物。三、關於澳門的研究價值“澳門是近代海洋文化的突出代表，是傳統的至今功能不減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更是一座天然的歷史博物館、人文博物館，是一部內容豐富的立體百科全書，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值得深度開發的一座富礦。”4澳門已進入其歷史發展的嶄新階段，澳門已選定其健康發展的最佳路向。“未來的澳門，將會是有國際競爭力的博彩旅遊中心、有良好信譽的多重中介服務中心、有自身特色的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有巨大說服力的‘一國兩制’展示中心。”5 20 05 年 7 月 1 5 日，澳門歷史城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屬世界文化遺產委員會，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獲批准的第 31個同類項目，成為全球首個具有兩大文化特徵的歷史文化遺產。可以講，澳門既古又新、既傳
11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除了上述系統教材，我們也還需要重視其他普及讀物的出版和發行，例如編寫澳門歷史人物故事系列；澳門博彩歷史和人物系列（包括賭王系列，賭聖系列，歷代反對賭博的人物系列；歷代葡澳總督系列；歷代民族英雄系列；大眾經濟學；大眾社會學；趣味理財知識；澳門地理掌故；文化遺產系列；公民常識系列；一國兩制叢書；澳門回歸故事；澳門法律常識；澳門法律改革；澳門老年問題；青少年行為偏差和矯正故事；社會和諧叢書（婚姻和諧、家庭和諧、同事和諧、鄰裏和諧、勞資和諧、官民和諧、地區和諧、國際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等等）；澳門生態叢書；澳門發展叢書，等等。有學者認為，編寫這些普及讀物費力不討好。寫出問題來，會招致誤會和批評，即使讀物受到歡迎，也無法被承認為學術成果。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雖然有一定根據，但並不正確。只要看看世界各國的知名社會科學家，就不難發現，許多大師級的人物，除了關注理論前沿，也十分關注普及讀物的編寫，有些經典著作，就是在普及讀物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和提高而成。不承認普及讀物的學術性，其實是一種非常短見的錯誤做法。創辦普及性的社科期刊：初了普及書籍的出版之外，還應該有一個普及性的社科期刊，做為大眾化的社科理論園地，供初學者和年輕學者發表習作，探討磋切大眾關心的社會問題。期刊的功能比書籍的功能更加廣泛，它可以提高平台，供讀者和作者討論互動，成為培養青年社科人才的基地和學校。在澳門的社會科學的提高方面，我也想提出三點建議供參考。起碼出版一份高水準的匿名評審綜合社科期刊（最好是季刊或雙月刊）︰這一建議的出發點，是從無到有，從低到高，培養澳門自己的綜合性社會科學專業期刊。當然，目前澳門已經有了幾份比較專業性的期刊，個別的還在嘗試建立匿名評審制度。不過我的感覺還不夠專業化，其中社科和人文常常混在一起，欄目的劃分和設置缺乏特色，評審範圍也還僅僅局限在當地和周邊地區，評審制度還有待進一步規範化與國際化，等等。這裏需要說明，一份高水準的澳門社會科學期刊，並非只是澳門人辦的期刊，或者只有澳門人投稿和閱讀的期刊，更非僅僅刊登有關澳門題目的期刊，而是一份在澳門創辦，但體現澳門社科研究水準和審稿能力的國際性期刊，它的稿件來自世界各地，它的讀者也是分佈在全世界的中文讀者，甚至外文讀者（詳見外文選刊）。只要有分量，有水準，有新意，能夠通過編委和專家的審查推薦，我們都會刊登。當然，凡是關於澳門題目的稿件，在通過評審之後，優先刊登。在中文期刊的基礎上，再出版一份摘要性的澳門社科論文選刊（年刊或者半年刊，先試辦英文版，如果有市場，再擴展到葡、法、日等文字）：為了擴大影響，讓外界瞭解我們的社科水準，參與並幫助我們提高，我們也有必要把其中的優秀作品，翻譯成外文出版。因為英文讀者群範圍較廣，我們可以先從試辦英文版開始，如果市場反映良好，有足夠的其他語種讀者，我們還可以在中英文的基礎上，增加葡、法、日等語種的出版。開辦定期的成果評比和頒獎活動：我們都知道，為了鼓勵某一專業的發展創新，許多行業都設有某某獎。例如電影業的奧斯卡獎，文學、自然科學與和平事業的諾貝爾獎等等，都對該領域的發展貢獻良多。相比之下，社會科學領域的獎項就比較少。有人認為，社會科學爭議性比較大，評獎標準難以客觀公平。這或許是一個原因，但是難道其他獎就沒有公平客觀等標準爭議嗎？據說，為了彌補諾貝爾獎的美中不足，美國國會圖書館專門設立了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今年由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與美國非裔歷史學家約翰‧霍普‧弗蘭克林(John Ho pe Fra nkli n)共同獲得，兩人將平分一百萬美元獎金。3 雖然余英時教授主要以中文寫作，但仍然能獲此殊榮，說明評審委員並無排外心態。有感於此，建議澳門考慮創辦“霍英東
115建立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社團資訊平台(3) E-Print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http://ep rints.r cli s.o rg /圖 3 : E-P rint s in L ibra ry and In fo rma tion S cience 主頁1. E-LIS 是一個開放通用檔案包括科學性或技術性、已出版或未出版的文獻，收集圖書館管理、信息技術及相關領域為主題。2. E-LI S 因不是一個有資助的項目，故它的運作是依靠不同學術背景和非營利的個人義務工作者3. 它是被使用者擁有、分享並使用的4. 它的使用對象都是信息管理研究者並請他們把自己的文獻上傳分享5. 保證上傳者的文件是長期保存並對他們的文獻提供關鍵字搜尋
11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6) The Resource Discovery Networkhttp://www.rdn.ac.uk/about/圖 6 : The Resource Discove ry Ne twork 主頁其功能說明如下：RDN 是英國 JIS C（聯合資訊系統委員會）的 eLib 計劃中一個免費的全國性提供給網路學習，教學和研究團體的資訊平台。RDN是由70個教育和研究組織合作，包括自然歷史博物館和英國的圖書館，主要瞄準的網路用戶都是英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 RDN利用搜尋引擎並會由專家仔細地選擇與使用者的相關資源。
12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鄧玉華 *作為一個法律上的定義，社團這概念基本上是清晰的。對於研究本課題而言，則有必要對“學術”及人文社會科學(Humani ties an d Social S cience s)作一界定，從而在澳門的 3,37 0 個社團中，抽出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社團進行分析，了解其實況。本文還會以社會組織結構觀，看澳門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如何發揮，最終希望我們的社會能善用民智。一、人文社會科學的範圍本文重點不在於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範圍和學科分類，但由於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為研究對象，就有需要先立標準，方可進一步找出澳門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社團。首先，按《辭海》解釋：“人文科學”一詞源出拉丁文 hu man iti es，意即人性、教養。在歐洲十五、十六世紀開始使用這一名詞。原指同人類利益有關的學問，以別於中世紀教育中佔統治地位的神學，後含義幾經演變。狹義指拉丁文、希臘文、古典文學的研究。廣義一般指對社會現象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文藝學、倫理學、語言學等。 1“社會科學”則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法學、教育學、文藝學、史學、語言學、民族學、宗教學、社會學等。它的任務是研究並闡述各種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2作為詞典上的解釋，或許已足夠讓人明白“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對象、範圍，當然我們也明白要科學地解釋清楚又不是三言兩語可輕易做到，事實還有不同學者或學術機構對同一詞義或多或少有不同的解說，更遑論可藉此作好學科的分類。如[瑞士]皮亞傑(Je an Piag et)所言：各國大學各系學科的設置情況大相逕庭，不足以提供一個分類的原則，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僅僅指出，在人們通常所稱的“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質上的區別，因為顯而易見社會現象取決於人的一切特徵，其中包括心理生理過程。反過來說，人文科學在這方面或那方面都是社會性的，只有當人們能夠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構成普遍人性的東西時，這種區分才有意義。3 這裏又帶出一個“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間關係的問題。當談到科學分類時，有人認為人文科學(Human S cien ce)的主題為宗教、倫理、哲學、藝術、文學等等涉及主觀與評價性質的學問。這與追求客觀，或互為主觀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完全不同，所以應稱為人文學(H um a ni ti e s)才對。又有人把人文學和社會科學合併成人文社會科學或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來看待，並認為把人類的知識分成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應是比較妥善的分類法。 4亦有學者認為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科學，包含兩大科群︰一是“人文科學”，包括哲學、文學、*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理事長
12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看來應較大程度體現開拓創新及倡導改革的功能，服務提供則較弱。因此，學術社團對社會變遷而帶來新的社會需求反應較為敏銳，藉所掌握的知識、技能，可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指出某些極待改善的地方，透過輿論或遊說的工作，倡導改革，以促進社會進步。必須要進一步明確的是，開拓與倡導是對整個社會而言，對公共事務而言，體現作為非政府、非營利的，具有公益性、志願性和獨立性的社會組織的存在價值。既然是涉及公益性，所倡導的對象自然以政府、公共事務為主，內容也自然是公共政策的範圍，客觀地形成了政府和非營利社團的獨特關係模式的條件。學術社團當中具規模的，有些更可能演化成一種智庫(Think ta nk)的組織。所謂智庫一般來說是指“非營利的公共政策研究產業”。基利(K elley, 198 8)則以通俗的詞彙來描述何謂智庫 :“是一種有組織的安排，在其中，企業部門、政府機構以及富人，把數以百萬元經費拿出來，交給組織的研究人員，而這些研究人員必須花費時間來完成研究方案，最後研究者與機構將其研究成果以研究報告或專書的形式公開或不公開呈現，此謂之智庫。”英國學者史密夫(Simon S mi th, 19 93)認為智庫是一個獨立的組織，從事的人是作跨學科的研究(Mul ti-d iscipl inary Research)，其組織成立的宗旨是試圖去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根據學者韋華(R. K . Weaver)觀點，智庫可分成以研究為導向的機構、以接受委託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和倡導型智庫三種，而基本上智庫在政策過程中扮演以下五類主要角色：1 . 政府決策者政策理念的來源；2. 政策議案的評論者；3. 政府政策方案執行的評估者；4. 政府甄拔高級官員與專家的人才庫；5. 新聞媒體資料引述的權威來源。 17誠然，澳門是一個小規模的社會系統，其中高等教育發展只不過是四分一個世紀的事，學術底子薄弱，加上很多社團和民間組織的參與者絕大多數屬義務兼任，各種資源均缺乏，且不少正受到政府的資助18，故澳門是否存在智庫成疑，就是有，當中倡導型的智庫(Advocacy tan k)，看來在功能上是接近民間非營利學術社團的特徵，當然兩者在規模上就無法比擬。至於澳門的學術社團所能發揮的功能，筆者以為有下列幾方面：1. 倡導新的公共政策或措施；2. 就政策提供意見、建議；3. 建立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4 . 對政策執行作評議。最終為建立既公平又具效率的社會。政府經費資助- -新政倡導鼓勵參與- -就政策提供意見、建議法規管制- -建立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監督- -政策評議學術社團圖 2: 政府與學術社團間的互動模式如前所述，政府與非營利學術社團間存在的獨特關係模式，之間的互動關係，很難主觀或一廂情願地說了就是，即是說，所謂學術社團應可發揮的功能，未必一定得以有效發揮，當中除了社團本身的表現外，也在於“對手”的態度和處事方式。例如政府定政策就是喜歡主動向 A社團尋求諮詢， B社團即使常主動向政府獻言，也得不到甚麼回應；又例如政府對 A社團的資助“疏爽”，對B社團的資助申請則格外嚴格。說到這裏，大家應馬上意識到當中存在問題。筆者本身也這樣想，但不知道與你所想的是否一致。在此，筆者謹提出以下相關幾點：
129探討澳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社團的社會功能1. 如何看待社團急速發展的問題。對於社團數目的急速增長，有認為是過濫和到達氾濫的地步；也有認為是社會多元化，是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向前發展的表現。前者有貶低之意，後者則相反。而不同的觀點將影響 / 決定人們怎樣處理與社團的關係。如社團數目的急速增長是一種社會變遷(Socia l ch ange)現象的話，人們就必須作出適應或減緩這變遷的速度，否則問題油然而生，這些問題當然也包括之前提到的“選擇性諮詢”、將公共財以“私人”喜好的方式調撥等，而這情況延續，說不定會引發更大的社會衝突。筆者以為，在傳統邁向現代的社會裏，肯定出現單一與多元之間的矛盾，問題是人們可以如何化解。針對社團增長的問題，我們必須維護結社自由這普世價值，之外所能做的就是將不利於正常發展的某些制度安排加以糾正，如立法會的間選做法是。2. 社團本身的能力建設(Capa ci ty buil din g)。學術社團的基本能力表現在於科研能力和倡導功能發揮，而管理能力則是表現組織能力的重要手段。民間非營利團體（包括學術社團）由於其義務的特性，在資源上（包括人力和財力）顯得薄弱。在人力方面，澳門的科研界起步遲，進展慢，本土的科研人力仍弱，不像先進國家/地區可以有不少已退下“火線”但仍樂於義務參與、貢獻力量的學者；在財力方面，有志者既要出力，若還要出錢，實超出一般義務工作的要求，因此，財政來源有賴向外募集。資源的局限，令這些民間團體的科研工作，只能做到表面而未能深入，儘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抹殺其作用，起碼學術社團仍有助“發現問題”，從科學的角度，發現問題也算是成果的一種表現。因應這些資源缺乏的問題，首先當然要從解決資金來源入手，事實上，進行具規模的研究需要開支，舉辦各類的研討會、座談會，出版刊物也而開支，更遑論聘用固定人員，去維持辦公室的運作甚或長期從事研究。募款不只是求一次，必須考慮長遠，對資源提供者作交代肯定是必要的，縱使對方沒有明確要求又或只是提供了少量的支援，若能讓支持者得知所捐出物資的去向，既使支持者感到被尊重，也激發日後持續支持的行為，尤其是當看到非營利組織展示出高成效時。因此，向有關人士交代，報告成果，並非對工作的額外要求，而是整個活動過程中的必然環節。這點正是筆者所指在科研能力以外的管理能力的要求。當然，作為非營利社團，還是應“多有多做”，實踐其立會時的理想和宗旨，為澳門社會作出貢獻。3. 政府必須秉持公正。政府吸納民間團體的意見，完善施政，誠屬美事。然而如公眾常見政府只是有偏好地、選擇性的挑選諮詢對象，抱這樣的態度，只能鞏固其“小圈子”利益，並將造成社會分化。還不止此，如執行部門繼續無節制地向偏好的團體以不公平的手法提供“方便”，同樣只會擴大社會不平衡，增加社會怨氣和矛盾。如此，政府就應改變其“內外、親疏有別”的陋習，須知社會是屬於每個居民的，大家有權利和義務參與，作為公權力就應以公正的態度和手法，創造條件，讓社會可公平參與，縱然各方會有不同的立論、觀點和研究結果，但在公平的環境下，人們的智慧會推動社會不斷進步，有能力找到較客觀和作更科學的選擇；反之只會窒礙社會進步，更糟的是形成“擦鞋文化”，對個別既得利益者可能會樂此不疲，但卻非大眾之福，新一代再不懂得以正確的方式努力爭取成績、取得社會成就。以上幾點問題其實不僅存在於學術社團與政府之間，而是普遍的問題和現象，必須大力糾正。四、結語每次談到澳門的社團，總會引出很多想法。澳門的學術社團為數不少，儘管大多數都有相類似的困難，期望都能發揮作用，一方面帶動學術研究風，亦希望他們在政府政策變革上扮演好倡導的角
13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色。至於學術社團（以致一般社團）的主要交往對象──政府，也應竭力創造公平的社會環境，由政府做起，讓人們可公平參與，而這也是人們常說要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儘管有時候它給政府會帶來一點壓力。同時，政府要與民間團體建立互信，畢竟這社會是屬於每個人的，大家都想自己生活的社會好。針對學術社團，要使這民間智慧發揮得更好，政府更要多開放資訊和吸納意見的渠道，避免以親疏來區別。筆者再重申，社會是屬於每個人的，公平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石。注釋︰1 《辭海》（縮印本），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0 年，第 305 頁。2 《辭海》（縮印版），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0 年，第 1578 頁。3 [瑞士] Jean Piage t 著，鄭文彬譯：《人文科學認識論》，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9 年，第 1頁。4 洪鐮德：《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牧童出版社， 1976 年，第 17 頁。5 劉白駒主編：《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權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 996年，第 17 頁。6 Mattei Dogan & Rober t Pahre：《社會科學中的雜交領域》，載於《社會科學與公共政策》一書，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年。7 洪鐮德：《社會科學與現代社會》，牧童出版社， 1976 年，第 19 頁。8 劉白駒主編：《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權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 996年，第 15-1 7。9 劉仲林：《現代交叉科學》，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54 頁。10 這套叢書由費孝通等當顧問，在近幾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再版。11 丹心：《澳門社團研究開端》，載於《蜂之訊》，澳門義務工作者協會， 2003年 4 月。12 鄧玉華：《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管理──澳門非營利組織研究》， 2006 年，第 73-82 頁。13 澳門特區第 3/2002 號法律第 22 條。14 載於秦暉著：《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徐永光之序言。15“第三部門”這概念最先由美國學者利維特(T. Lev itt)所採用，以前人們往往把社會組織一分為二，即“非公即私”，利維特認為這種劃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處於政府和私營企業間的社會組織，他們所從事的是政府和私營企業“不願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利維特將這類組織統稱為“第三部門”。此後這個概念在美國學術界被廣泛使用。按 T. Levitt, The Third Sector: New Tactics for a Responsive Soc iety , New York: AMACOM, 1973.16 許世雨：《非營利組織與公共行政》，載於江明修主編的《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1 年，第 158-159 。17 官有垣：《智庫與公共政策》，載於蕭新煌主編的《非營利組織與運作》，巨流圖書公司，2001年，第440-443。18 以澳門民間非營利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為例，按筆者所作的一項有關的研究得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佔九成半有多，而說到政府資助是否機構的主要來源時，有七成(71.2%)的機構表示以政府資助為主要收入來源，主要靠本身團體撥款的佔23.7%，主要靠社會捐助的有3.4%。詳細內容見鄧玉華：《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管理──澳門非營利組織研究》， 2006 年，第 118頁。
13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三、最低工資的三種概念最低工資(Minimu m Wa ges)在政治和理論的討論上有三種不同的概念:1. 在理論上佔主要地位的一種，是指最低工資是基於法律和規章的一種最低工資(Wage Floor)；2. 另一種是由工會(Unions)與企業(Firms)之間經過討價還價後而產生的最低工資；3. 第三種是基於一種完全不同的經濟上的考慮，對於在某種經濟制度下每一個人，最低工資被定義為一種特定收入轉移水平的權利(The Righ t to a S pecifi c L evel o f Inco me Transfers)，而這種最低工資與勞動的形式無關 2；第一種是從法律規範的角度去思考，作為一種完善的制度，有必要由法律去釐定和規管其運作模式和程序；而第二種則著重於工會組織與資方之間的博弈，工會或資方的其中一方力量過強大，都會使最低工資金額偏離經濟均衡，導致失業或剝削；而第三種則站在社會再分配的角度出發，借助最低工資作為收入轉移的手段，從而實現社會救濟和扶助弱勢群體；這三種角度在國際上制定最低工資時均需考慮到，以透過最低工資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功能，澳門於 200 7年，由政府首先在外判的清潔和保安工作中推行最低工資，是澳門最低工資制度的里程碑，而其具方案和日後向全社會的推廣，需有更周詳的研究和推敲。四、最低工資，有助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並促進社會更加公平關於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美國哈佛大學的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 zn ets)教授在 1 955 年發表了題為“Econ 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 ual ity”（經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的論文，文中指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與經濟發展間呈倒U關系，即當經濟發展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起初增加，然後會逐漸減小下來。澳門自開放博彩經營的專營權，引入適量競爭以來，在國家政策的配合下，經濟迅速復甦和再次起飛，並確了以博彩業為龍頭的經濟格局， GDP 連年遞增，經濟重新發展起來，但經歷了近四年的急速發展後，一些社會問題也逐漸浮現出來，低學歷，高年齡人士的仍然是社會的低收入人群，隨著通貨膨漲的來臨，他們的實際收入卻不斷減少，據估計，澳門的基尼系數已達0.4 8。3在國際上，基尼系數可作為衡量收入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的尺度，通常分類如表1。可見澳門現時的收入分配已達高度不平等的程度。表 1: 基尼系數表示收入分配平等的程度基尼系數 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0.2 以下 高度平等0.2~0.4 之間 低度不平等0.4 以上 高度不平等要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涉及到公平和效率的問題，對於效率問題，比較容易釐定，例如一個地區的G DP 增長、邊際生產率的提高等都可認為效率提升了，奧肯(Oken)指出：“對經濟學家來說，就像對工程師一樣，效率，意味從一個給定的投入中獲得最大的產出”，“一旦社會發現一種以同樣的投入可以得到更多的產品（當然其他產品並不減少）的途徑，那它便提高了效率”。 4 與效率問題相
133澳門社會對最低工資的討論與思考比，公平問題卻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了，甚麼是公平(E qua lity, Fa ir)？如何釐定公平？公平的形式有哪些？這些問題都是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時需求思考清楚的。公平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人道主義對公平觀念影響深遠，從人道主義的角度思考，社會收入差距太大被認為是一種不公平現象。而“不應允許市場裁決生存和死亡”這種價值觀一直影響著社會轉移支付理論和社會援助救濟制度的實現，並促成社會走向更加公平。由此可以認為，社會上那些獲取高收入分配的人們，天經地義的要把他們收入所得的一部分交予社會，並由社會把這些收入轉移支付予需求幫助的另一群低收入或弱勢人士。 5此外，人天生來就存在自然的差異，如性別、體魄、智力、健殘等，這種差異將導致日後在社會的工作效率、機會掌握造成不平等，儘管有些國家制定嚴格的法律禁止在工作上以性別、年齡、膚色和傷殘等為藉口的歧視，但這種不平等仍是較難以社會制度去糾正。而由後天造成的不平等則需社會更加正視和著力解決，例如當社會形成了貧富差距的兩極後，若不加以糾正，將會發展致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社會對立境地，貧富差距將自然持續地拉大，正如瑞典經濟學家米爾達爾所言︰“窮將是窮的原因，而富則是富的原因”，而貧窮更有可能會由一代傳至下一代，造成跨代貧窮，使社會更加分化和不公平，索馬維亞在20 00年世界勞動報告《變化世界中的收入保障和社會保護》的序中所言：“一個社會如果不能充分關注保障問題，特別是社會脆弱成員的保障問題，很可能要忍受破壞性不利後果的折磨。”6所以，我們社會有急切需要去面對和解決貧富差距和跨代貧窮問題，使貧窮不再是貧窮的原因。從當前澳門的社會和經濟狀況而言，物價總體水平和平均工資持續上升，但仍有一批高年齡低學歷的中壯人士成為經構性失業的主體，在勞動力市場作用下，他們的工資難以提升，通脹蚕食他們的購買力，在當前滾滾的經濟洪流中難以立足，並越來越貧窮，這有違人道主義和社會公平的立場，需要社會保障和救濟手段去協助他們，對這群勞動力實施最低工資制度，雖不是萬全之策，但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工具，幫助他們抵抗通脹和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五、寄語最低工資現已成為澳門勞動力市場的一個熱門和重要議題，在國際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經驗，也有不少完整的理論和模型讓我們去借鏡。過去，最低工資一直主要由勞方提出，社會上其他部門的附和不多，在本土學術界的研究和成果更是鳳毛鱗角；在資方的長期反對下，最低工資停留在討論階段，可喜的是，2 007年度政府施報告決定在政府外判清潔和保安工作中引入最低工資，這是一項突破，體現政府以民為本，關注低收群體的生活問題，但筆者希望，這是澳門開展最低工資的第一步，而非最後一步。這項政策相信只是一個引子，將來最低工資在澳門的發展如何，有賴社會各界的反應和意見，尤其是學術界的專家學者，他們的研究和成果，將為澳門本土的最低工資制度帶來有力的理論支持，為決策者們提供重要的參考，所以筆者滿懷期待的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澳門學術界將有更多在最低工資制度方面的寶貴成果，供勞資政三方參考和使用，使澳門社會更加健康地發展。
13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注釋︰1 韓兆洲：《勞動工資與社會保障》，經濟科學出版社， 200 6年。2 Christian Ragacs, Minimum Wages and Employment— Static and Dynamic Non-Marke t-Clearin g Equilibrium Models,Palgrave Macmillan, 2004.3 澳門日報， 2006 年 4 月 2日。4 奧肯：《不等與效率》，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9 年。5 王守志：《勞動經濟學》，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5 年版。6 國際勞工局， 2000 年世界勞動報告《變化世界中的收入保障和社會保護》，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1 年。
137經濟研究在澳門的一些思考經濟研究在澳門的一些思考 1關 鋒 *一、經濟發展與經濟研究澳門是一個非常細小又奇特的經濟體系，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經濟結構不斷變化，從一家博彩企業到製造業的高速發展，從亞洲金融危機對旅遊業的影響到政權回歸以及多家海外公司開拓澳門市場，改變和發展之迅速，恐怕在世上少有。由於本地經濟非常開放，加上澳葡時代政府的政策以博彩稅收支撐整個經濟的發展和政府之正常運作，澳門經濟相應簡單，對經濟研究的需求很小，而且官方統計部門要到 198 2 年才設立，有系統的經濟研究，特別是實證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發展、收入提高和澳門與其他地方的交往日趨頻繁，逐漸孕育專業研究的基礎。高等院校的相繼設立和民間學術團體的創立，澳門開始形成包括經濟學在內的學術力量，陳守信撰文改進澳門經濟政策研究體系也印證了筆者的看法。2 本文嘗試總結過去經濟學研究在澳門的發展特點，指出在澳門從事經濟研究的困難，並對未來研究的路向提出個人的想法。二、發展特點總體來說，澳門的經濟研究比較傾向政策研究而且實用性很強。由於社會和經濟發展、商業活動增加，政府和民間都需要就某些問題尋找科學的解釋和解決方案。為此，一直以來澳門的經濟研究非常強調研究結果的政策可行性或者是所提政策的可操作性。由於過去較少本地研究澳門經濟的文獻留存，加上可供使用的統計資料有限，在實用政策研究的驅使下，相當一部分的經濟研究成果非常著重介紹資料和鋪陳事實。由於高等教育在澳門起步較晚，而從事學術經濟研究一般都需要研究生學歷（碩士學位或以上），過去非本地學者及其他專業的研究者承擔了相當一部分的經濟研究。近年也有一些應用較為嚴謹的理論化和數量化研究成果，例如金融管理局研究部的《Ma cao Mon etary Re se arch Bul le tin》。 3三、面對的困難澳門是一個特殊的經濟學個案：地方和人口小、經濟規模也有限、產業結構單一、經濟波動受外部因素影響變得高風險，研究的時候沒有太多其他例子可以參照，增加對比難度。在澳門從事經濟研究的絕大多數是實證經濟學，它取決於可供使用的數據，而這一方面也是澳門本身的局限，形成開展有系統的本土經濟研究不容易生根。而且澳門是一個細小而缺乏影響力的經濟體系，研究成果相對難於國際刊物發表。* 澳門社會科學學會，澳門大學
13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如果擁有專業經濟學訓練的一群不能有系統有計劃地在澳門進行經濟學研究，研究的責任長期落在業餘人士身上，要提高澳門的經濟研究水準會是一段漫長的過程。此外，經濟研究的理論基礎大多是借用歐美發達國家的元素，雖然大家基本上都是以市場為資源分配的經濟體系，也有理論專為小型開放經濟(smal l open econ omies)而設，由於這些國家的經濟規模畢竟比澳門還要大很多，澳門是否可以參考這些理論架構，並不容易判斷。四、可改善的地方社會科學研究需要遵守一般的學術寫作規範。一篇完整的學術文章要求作者對所屬研究範疇整理相關的文獻，包括前人對理論模型和實證應用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提出自己對問題的看法、推論和驗證，也應該總結前人對同一問題的相同和相異的看法。這樣對於讀者和以後從事同一方面的研究的學者提供參考和對照，也利於知識的積累；從澳門的角度出發，這也有利於澳門經濟研究的積累和提升。同時，必須認識到，這也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此外，也基於尊重知識產權的緣故，研究和文章當要引用其他人的觀點、發現和結果的時候都應該注明出處，並且把引用過的文獻放於“參考文獻”之列。需要注意的是，參考文獻是羅列作者“引用”過的文獻，不是隨意在那個領域的一些文獻，也不是作者參閱過的文獻。更加嚴謹的做法是研究成果轉變為文章在發表以前應該讓專家評審，開始的時候可以是公開性質，當水準達到一定程度（這可沒有一定的標準），應該嘗試匿名審稿、雙向匿名審稿，這也是國際學術刊物的一貫做法。以下嘗試就經濟學研究的特徵作一些補充說明，旨在“約束”研究者進行研究時更加嚴謹：慎密的邏輯思維和嚴格的實證檢驗。1. 為甚麼要理論模型？相當一部分華人研究者過去或者現在從事經濟研究樂於且又善於寫文章，闡述觀點，包括個人對現象的想法和個人的主觀願望，往往忽視邏輯分析和推導。這樣的結果是對需要被解釋的現象裏變數和變數之間的關系無法清楚說明，進而研究結果難以形成邏輯體系，無助於經濟學知識的積累。須知道，一個學科的存在很大程度取決於學科理論對現實有系統的解釋能力。無疑，透過系統與邏輯建立的理論模型是解釋現實的第一步，實證檢驗才是第二步。我們知道，社會科學到目前還不可能（可能永遠也不可能）有一套理論解釋人類的行為，也因此每一個學科有自身的一種研究對象、方法和理論，經濟學也不例外。理論的重要性在於它雲集前人對某一特定經濟現象的解釋，且提升至抽象的邏輯架構，這些理論模型是前人經過無數的驗證得出來的結晶品，當然模型也有被否定或者是要改善的地方；理論模型的另一個重要性是提供研究者共同的研究語言和溝通的平台，提高研究效率。因此，在從事經濟學研究的時候，首先應該採用對被解釋現象最有關係的理論，研究這些理論是否可以恰當使用，然後才去考慮是否採用這些理論，還是修改現有的理論，或者在此基礎上提出新的理論。2. 為甚麼要假設？社會科學裏每一個學科都在尋求自身的邏輯推理和解釋現實的一致性，因此在研究的框架裏面需
15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Lai-Kow Chan* Ming-Lu Wu**A. Introduction to CSIA firm’s competitiveness depends not only on the productivity of its economic resources but also on thequality of its products (goods and services) created by these resources. In a highly competit ive and service-oriented economy such as Hong Kong, Macao and Singapore where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s constrainedby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low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 lity, and higher productive and livingcosts,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 is more critical to a firm’s success. However, before product quality can beimproved, it must be effect ively monitored through reliable measurement . Since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is inthe eyes of consumers, it must be measu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Consumer satisfaction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in marketing thought and pract ice as a central conceptas wel l as an important goal of all business act ivities (Anderson et al . 1994, Yi 1991). Realiza tion of i tsimportance has resulted in a proliferation of research on consumer satisfaction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Yi1991), and a causal glance at business journals and the business section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illshow you how common the subject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This is not surprising at all, since high consumersatisfaction has been proved to have many benefits for the firms, such as increased consumer loyalty, enhancedreputation for the firm, reduced price elasticit ies, lower costs of future transactions, and so on (Anderson etal . 1994, Fornel l 1992). Most importantly, consumer satisfaction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a good, if not best ,indicator for a fi rm’s future profits and, in fac t, it has rec ent ly be en demonstrated through econometricmodels that consumer satisfaction is indeed predictably associated with firms’financial returns and productivitylevels (Anderson et al. 1994, 1997, He et al. 2007). The fundamental phenomena that getting new consumersis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keeping old ones wel l e xplains fi rms’ efforts toward inc reased consumersatisfaction.The clear importance of consumer satisfact ion drives various firms to conduct consumer sa tisfactionsurveys and report to what extent their consumers are sat isfi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ere is also a growingmanagerial interest in us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as a criterion for diagnosing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thenlinking consume r satisfact ion to both executive and employee compensation. More significantly, national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es (CSI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domestically purchased and consumed products.These include the Swedish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 operated since 1989 (Fornell 1992), the AmericanCustomer Sat isfaction Index since 1994 (Fornell et al. 1996), and the Norwegian Customer Satisfac tion*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51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Barometer since 1996 (Andreassen and Lindestad 1998), each including a number of the largest firms fromthe nation’s representative industries. Austria,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Korea, New Zealandand Taiwan have also started such regional CSIs (Fornel l et al . 1996, Johnson et al. 2001). As expected,these index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 omplement to traditional quantity-based economic performancemeasures,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to al l parties concerned –– not only the firms and the consumers,but also the shareholders, investors, and government regulators.Hong Kong joined the world-wide trend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CSIs in 1997, and since then an annualHong Ko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HKCSI) has been compiled and reported by a research team in the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 es, Faculty of Business, Ci ty Universi ty of Hong Kong, of which theauthors of this paper are team members (Chan et al . 2003). Since al l regional CSIs are similar in both ideaand structure, in the following we will take the HKCSI as example to explain its 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potential appl ications, which we hope wil l help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SIs.B. CSI Methodology1.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Its MeasurementAs widely accepted in the marketing literature and especial ly for constructing regional CSIs, consumersatisfaction for a product is defined in our study as consumer’s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discrepancy betweenconsumer’s pre-purchase expectat ions and post-consumption assessments of the product’s performance basedon consumer’s enti re purchase and consumption experience with the product over time (Anderson et al .1994, Fornel l 1992, Fornell et al. 1996, Johnson et al. 2001). This informat 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producing firm’s product quality and business prospect but cannot be found in thefirm’s accounting books or statements –– it can only be obtained through consume r surveys.Howe ver, t 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measur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through simple tabulat ions ofconsumers’ “very dissatisfied” to “very satisfied” responses to a single question may not be appropriatesince: Satisfaction, like attitude and emotion, i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or latent variable that is not directlymeasurable.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of satisfaction using a single survey question (e.g., “are yousatisfied or not wi th… ?”), if done, usually has high variance among respondents or has low reliability,and cannot capture the mult i-dimensions of the satisfaction concept (not the mul ti-dimensions ofthe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Levels of satisfaction measured in this way usually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products andconsumer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measurement scales and comparison baselines. It is thus difficultand even meaningless to aggregate the satisfaction scores of individual consumers into an overallsatisfaction inde x. Traditional measurement of sat isfaction is isolated from its context (causes and c onsequenc es),which cannot extract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atisfact ion measures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s,and thus is not useful for policy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15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2.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to HKCSIUsing advanced statistical and marketing resea rch methods, the HKCSI project team has modified thecomprehensive modeling approach adopted in the Swedish and American CSIs which employs multi-itemscales to measure consumer sat isfaction and link consumer satisfaction to it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Underthis methodology: Satisfaction is measured as a latent variable using three indicators (survey questions). Any tradit ionalmeasure of satisfaction, such as a single survey question, is only one of several proxies for latentsatisfaction. Instead, the HKCSI employs three common proxies or benchmarks that consumers useto assess thei r overall purchase and consumption experience for any product (see Exhibi t 1). Theseproxies are combined into an index to represent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satisfact ion, as well as toaverage out the possible errors in consumers’ responses to increase the measurement rel iabi lity. The HKCSI treats satisfact ion as a latent variable at a higher level of abstraction to provide a betterbasis for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produc ts and consumers, which is achieved by the adoptionof three fundame ntal ly common indic ators or questions for all products and consumers. Itscomparabili ty across different products and consumers is further enhanced by the factor-analysisbased index-building methodology which makes HKCSI only extract the shared variance of, or thatportion of the variance of each indicator that is common to, the three survey questions of satisfaction. The HKCSI is modeled using a number of latent variables within a system of cause-consequencec ha in equations so tha t: 1) both c onsume r and product di ffe re nces c an be c ontrolled for orincorporated indirectly to improve the index’s inter-consumer and inter-product comparabi lity, and2) the ca uses of consumer satisfact ion c an be identi fied and the conse quenc es of consume rsatisfaction can be elaborated to facilitate policy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Essentially, the HKCSI is constructed through consumer surveys and a multi -indicator e conometricapproach call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g (Rigdon 1998). In the HKCSI model, consumer satisfactionfor a product is dependent on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consumer expectat ions for the product’s performance,consumer’s assessed performance and value of the produc t, and has the consequences of consumer voice(complaints and appraisals) and loyal ty which have direct impact on the fi rm’s future profit and business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seven latent variables of higher abstraction level aremodele d in econometric form. Each of these la tent variables is measured by its survey indicators in factor-analysis form and i ts case values are obtainable from its indicators through weight relations (see Exhibit 1 for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odel’s latent variables,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me asurable indicators). Thewhole model is est imated by a 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ng technique called Partial LeastSquares (Chin 1998), and a product’s CSI is computed from the case values of the satisfact ion latent variablethrough a standardized ratio formula.3. The HKCSI Survey ProcessThe HKCSI survey is conducted in July and August each year, with an average sample size of about 180for each product covered in the study and a total sample size of about 12,000 for the whole project. Theprincipa l quest ionnaire is compiled acc ording to the indicators in the HKCSI model , whic h contains 8
153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demographic questions to measure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and 21 structured questions (for the corresponding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other six latent variables. It is then modified for each product to take into accountthat product’s special features.About 1.8 million household telephone numbers are stored into a database and randomly dialed througha c 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system to obta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consumers for eachproduct from the universe of purchasers. Potent ial respondents are first selected from the household by the“nearest birthday” method, and then ident ified on the basis of having purchased and used a pre-determinedproduct within a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by answering a few screening questions. The purchase and consumptiontime periods are defined roughly from three years for durable items, one year for medium-term items, to half-year for monopolies and consumable items.Once a respondent is identifie d as a consumer of a speci fic product, the interview c ontinues with aformal consumer satisfact ion questionnaire. On average, each interview lasts for about 15 minutes. Consumers’responses are automat ically coded into computer files during the interview process so that re-coding is notneeded which increases the working efficiency as well as the data accuracy. These consumer responses arethen processed to form the HKCSI data base.4. The HKCSI CompilationUsing the survey data, compatible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es (CSIs) are first compiled for differentproducts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model ing results. The HKCSI covers about 70 products sold in the localmarket which make up about 75% of the local household expenditures as captured by the product weights inthe Hong Kong composi te Consumer Pric e Index (CPI) and hence make the HKCSI well representative ofthe overal l health of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ese products include: durable items such as motor vehicles, electrical appliances, private housing, etc., medium-term i tems such as apparel, footwear, medicines, travel services, etc., uti lities such as electricity supply, Towngas, local telephone services, etc., consumable items such as ne wspapers, fresh meat, non-alcohol ic drinks, etc., and governmentservices such as public housing, postal services, water supply, etc.To facilitate analysis, these individual products are grouped into six “daily life” categories:(1) Clothing and Personal Care,(2) Food and Drink,(3) Housing and Related Items,(4) Transport,(5)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nd(6) Non-CPI Items.Six sub-HKCSIs at these product category levels and an overal l HKCSI are then produced by aggregatingthe relevant products’ CSIs using their weights in the composite CPI as follows:HKCSI =
15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where CSIn is the consumer satisfact ion index for product n, Weight n is the composite CPI weight forproduct n, and N is the number of products covered in the HKCSI.The “Non-CPI items” category includ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are not the components of the localCPI. For example, free banking services, free television channels, department stores, supermarkets, housingpurchases are products that are not inc luded in the calc ulation of the CPI and yet they are very relevant tolocal consumers. A number of such products are therefore also covered in the HKCSI study but , since theyare not the components of the CPI, their CSIs are reported individually and are not used in the calculation ofthe HKCSI.5. The HKCSI ResultsEach year the above process can produce a ful l set of HKCSI results, which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into two groups: the various (categories of) products’CSIs and other model ling results related to these CSIs.Taking the HKCSI resul ts in 2005 as example, first ly a complete l ist of CSIs is shown in Exhibit 2 fromwhich (and the previous years’ HKCSI resul ts) we can see that: The HKCSI stayed at a high level of 69.5 in 2005, slightly increased 0.6% from the previous recordhigh of 69.1 in 2004, which was mainly att ributable to the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3.1% in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Housing & Relate d Items. For the other five product categories, Non-CPI Items and Transport witnessed slightly sub-HKCSI increases of 0.1% and 0.4%, the sub-HKCSIof Information & Entertainment remained unchanged, while Food & Drink and Clothing & PersonalCare reported noticeable consumer satisfaction declines by -1.7% and -0.9% respectively. In te rms of the relative Sub-HKCSIs of the six product categories in 2005, Hong Kong consumerswere most sati sfied with Clothing & Personal Care that achieved the highest sub-HKCSI of 73.4,followed by Transport of 72.4 and Informat ion & Entertainment of 72.1, and then by Food & Drinkof 70.0 and Non-CPI Items of 69.6. They were least satisfied with Housing & Related Items, whichreceived a substantially lower Sub-HKCSI of 66.7. The relative sub-HKCSIs of the six productcategories in previous years demonstrated similar patterns. In terms of the CSI scores of the individual products in 2005, music CDs ranked No.1 with thehighest CSI of 81.1, followed by rice of 77.9, jewellery of 77.2, non-alcoholic drinks of 77.2, andedible oil of 76.2. At the other extreme, shopping in Shenzhen and tunnels received the lowest CSIsof 59.6 and 60.8 in 2005, preceded by job-seeking magazines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paid) of 61.3 and 61.6, and housing rent (public house) and weekly magazines of 64.2 and 64.4. In terms of the CSI change rates of the individual products in 2005, shopping in Shenzhen, publictransport (buses), and job-seeking magazine s reporte d the greate st improvement in consumersatisfaction over 2004 with the highest CSI increase rates by 4.4%, 4.2%, and 3.9% respectively.Personal computers, cameras & related products, housing rent (public house), and entertainmentin Shenzhen a lso re gistered big CSI increases by 3.6~3.7%. At the other extreme, tunne ls andte levision stations (paid) witnessed the biggest deteriorations in consumer satisfact ion from 2004to 2005 with the highest CSI decrease rates by -10.7% and -8.1%, and health foods, broadcasting/radio stations, and hospital in-patient services also reported considerable CSI declines from -5.5%
155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to -3.9%.Secondly, other HKCSI modeling results in 2005 are also available (Chan et al. 2006) to provide possibleexplanations for the above basic results, e.g.: Among all the individual products covered in the 2005 HKCSI study, Hong Kong consumers weresti ll most satisfied with music CDs (81.1), rice (77.9), jewe llery (77.2), non-alcoholic drinks(77.2) and edible oil (76.2), due to these products’high quality relative to consumers’expecta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six product categories covered in the 2005 HKCSI study, local people were stillmost satisfied with Clothing & Personal Care (73.4) since they considered these products havingthe highest quality and most worthy in price re lative to quality.C. CSI Applications1. A Powerful Product Quality Information SystemEach product’s CSI is based on the cause-consequence chain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towards theproduct’s quality, which can help identify why a product’s CSI is up or down and where to improve consumersatisfaction levels. Thes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affect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for a typical HKCSI productinclude: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personal income , which can beused to examine which types of consumers are satisfied or dissatisfied with the product, consumers’ pre-purchase expectations for the product’s qual ity, including reliability (free fromdeficiency) and customization (fitness for use), which affect consumers’actual satisfaction with afi rm’s produc t and could be improved through, e.g., appropriate image building, consumers’ after-consumption assessment for the product’s quality, also including reliabili ty andcustomization, which determines consumers’ re al sati sfaction with a firm’s product and is wherethe firm should work hard on, price-quality ratios of the product — are they reasonable in consumers’ eyes? consumer satisfact ion w ith the product’s performance –– to what exte nt the product’s realperformance surpasses or falls short of consumers’expectations, The tendency and frequency of consumers’ word-of-mouth for the product, negative (complaints)or posit ive (appraisals), which can help monitor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The willingness of consumers’ repurchase/reuse of the product, even under some favorable or non-favorable changes in the product’s price and quality, which is key to the business’s long-term profitand healthy development.2. Monitor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LevelsThe above-mentioned large and invaluable HKCSI data base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in monitoringlocal product quality for various parties and purposes, including: Product level CSIs are refle ctive of the pe rformance of re levant fi rms in te rms of consumersatisfaction with their products, and the HKCSI results can provide explanations about why levels
15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some products increase while with others decrease. Generally, changesin consumer satisfaction for a product are strongly linked to changes in the product’s quality andprice as assessed by the consumers. Such information for all products included in the HKCSI isavailable and can be used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their CSIs and the associated causes. As the CSI scores have been uniformly constructed and properly standardized, scores of differentproducts are directly comparable and a Hong Kong-wide uniform standard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can be established. For example, Hong Kong consume rs in 2005 were much more satisfied withpostal services (whose CSI = 75.6) than with heal th foods (66.7) and paid TV programs (61.6) butthe y were eve n more satisfied with music CDs (81.1) as indicate d by the respective CSIs (seeExhibit 2). Different fi rms can use these HKCSI results as a yardst ick for measuring and thenimprovi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Since most products such as banks, Chinese & Western restaurants, mobile phones, supermarkets ,public transport and travel agents included in the HKCSI are quite broad in scopes, they can indeedbe viewed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derlying indust ries. As such, the HKCSI provides a baselineto directly compare the levels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in Hong Kong. Such countries/ regions as Austria,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Germany, Korea , New Zealand,Norway, Sweden, Taiwan and the Uni ted States have developed similar CSIs. Although CSIs fromdifferent countries/regions may not be direct ly comparable due to possibl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model va riations, we can at least compare the trends and relative scores of the indices from otherc ountries/ regions with the HKCSIs to draw gene ral pictures about impr ovement rates anddist ributions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similar products in the countries/regions involved.D. Further Issues of CSIAlthough the HKCSI was originally inspired by comparable Swedish and American practice, a numberof significant modification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HKCSI study to suit Hong Kong’s highly service-based economic structure, making the HKCSI model more appropriate for similar economies such as Macaoand Singapore. These modifications include (Chan et al. 2003): the direct int roduction of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into model construc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be helpful for firms’marketing st rategy formation, both consumers’complaints and appraisal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o widen the coverage of consumervoice, consumer loyalty is extended to include replacement or renewal preference as well as quality decreasetolerance, the wide coverage of services, especially free services (e.g., radio programs, free TV channels, andsome free banking services) for which the price-related indicators or questions in conventional CSIstudies have been appropriately modified, and the adoption of a consumption or CPI-based, not a production or 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157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based, product weighing system, which makes the HKCSI product-based, not fi rm-based. However,for each of the about 70 HKCSI products and services, popular brands available in Hong Kong andthe corresponding produc ing and se rvicing firms are also covered, hence CSIs for major firms indifferent sectors are also constructible as in other regions if required.The HKCSI has been in practice for nearly 10 years, and has successfu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localmedia and a number of local firms. A small-scale study involving 22 local firms has also been conducted toexamine the interes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their productivity, consumer sat isfaction and profitabili ty levels(He et al. 2006). As widely practiced in other regions, separate CSI scores wil l be produced for more individualfirms in the future HKCSI study. It i s there fore possible to track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firms and theirconsumers regularly, to know for sure how the fi rms stand with thei r consumers and competitors. It is alsopossibl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firms’ CSIs and thei r business performances such as netprofits and stock returns. To do so, we need to select some firms with high quali ties or potentials, to modifythe questionnaire to include some speci fic questions for performance diagnostics purpose, and to inte rviewmore consumers to increase the modeling reliabi lity. Since satisfied consumers represent a real economicasset to a fi rm, the fi rm should invest in improving consumer sat isfact ion. However, before consumersatisfaction can be improved, it must be appropriately measured. The HKCSI model could provide firms witha reliable and credible technique to measure consumer satisfaction.As other regional CSIs, a preliminary study has revealed that the HKCSI is interestingly correlated withsome convent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indexes such as local employme nt rate, GDP growth rate, theHang Seng (stock) Index, and avera ge sala ry le ve l. Further studies w ill be c onducted to gain a deep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HKCSI and loca l mac roeconomic measures, and possibly tohelp facilitate the HKSAR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Another issue is that the current annual HKCSI surve y may not be enough to track the changes inconsumer satisfaction for locally sold products, and more frequent surveys should be considered. It is noticedthat the American CSI is updated quarterly on a roll ing basis with new data for one or more sectors of theeconomy replacing data collected in the prior year (i.e, the sector, industry and fi rm CSIs are sti ll updatedannual ly). This approach keeps each quarterly study much simpler to conduct and makes the overall CSIupdated more frequently to better track the ma rket changes, which could be adopted in the future HKCSIstudy. Sinc e the HKCSI covers six “dai ly li fe” product categories, it could be updated quarterly with newdata for one or two product categories replacing the previous year’s data. A balanced way to do this is that,for example, each year we could conduct the consumer survey and construct the CSIs for the “Clothing andPersonal Care” and “Food and Drink” categories in the first quarter, for the “Housing and Related Items” and“Transport” categories in the second quarter, for the “Information and Entertainment” category in the thirdquarter, and for the “Non-CPI Items” category in the fourth quarte r.Finally, the large HKCSI da ta base is an invaluable asset for educational programs, research projectsand business activi ties of academic, commercial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 ions, which will be appropriatelyexplored in the future. The mul ti-item and cause-conseque nce chain 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pproach as adopted in HKCSI can also be applie d to construct ing othe r types of re gional inde xes in apossibly better way. For example, the popula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SDI) can be compiled similarly
15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by:(1) viewing each of its component area (such as educational syste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ealthand hygiene, and civil liberty) as a HKCSI “product”,(2) identi fying a few important causes leading to and consequences resulting from local performance inthe component area,(3) interviewing about 200 local residents to collect mult i-item survey data just for the component area(not for al l the component areas as in convent ional SDI surveys, so the survey process could bemuch simpler and the data could be more reliable),(4) applying the HKCSI modeling approach to const ructing the component SDI, and(5) aggregating the component SDIs to form an overall SDI using appropriate component weights (e.g., determined by public expenditures in or collecting local people’s percept ions about the relativeimportance of these component areas).References:1. Anderson EW, Fornell C and Lehmann RR, “Customer satisfaction, market share , and profitability: findings from Sweden”,Journal of Marketing, Vol.58, No.1 (1994), pp. 53-66.2. Anderson EW, Fornell C and Rust RT, “Customer satisfaction, produc 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diffe rences between goodsand services”, Marketing Science, Vol.16, No.2 (1997), pp. 129-145.3. Andreassen TW and Lindestad B, “The ef fects of corpo rate image in the formation of customer loyalty”, Journal ofService Research, Vol.1, No.1 (1998), pp. 82-92.4. Chan LK, Hui YV, Lo HP, Tse SK, Tso GKF and Wu ML, “Consumer sa tisfac tion index: new prac tice and f indings”,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37, No.5/6 (2003), pp. 872-90.5. Chan LK, Hui YV, Lo HP, Tse SK, Tso GKF and Wu ML, “Hong Ko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HKCSI): 2005Results”, Press Releas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 iences, Faculty of Busines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7Jan. 2006) .6. Chin WW, “The par 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for struc 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arcoulides GA (Ed.), Modern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pp. 295-336.7. Forne ll C, “A natio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 the Swedish experi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55, No.1(1992) , pp. 6-21.8. Fornell C, Johnson MD, Anderson EW, Cha J and Bryant BE, “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nature, purpose,and findings”, Journal of Marke ting, Vol.60, No.4 (1996), pp. 7-18.9. He YQ, Chan LK and Wu ML, “Balancing productivity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for profitability: sta tistical and fuzzyregression analysis”,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Vol.176, No.1 (2007), pp. 252-263.10. Johnson MD, Gustafsson A, Andreassen TW, Lervik L and Cha J,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national customer satisfac tionindex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22, No.2 (2001), pp. 217-245.11. Rigdon E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Marcoulides GA (Ed.), Modern Methods for Business Research (Mahwah(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8) , pp. 251-294.12. Yi Y (1991), “A cr itical review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 Zeithaml VA (Ed.) , Review of Marketing (Chicago: AmericanMarketing Association, 1990), pp. 68-123.
159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CSI):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Exhibit 1: The Hong Kong Consumer Satisfaction Index (HKCSI) ModelNote : Indicators in italic are representa tive ones of the underlying constructs.
16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Exhibit 2: The HKCSI Results in 2005: CSIs and Their Annual Change RatesProducts (Categories) CSIs Rates Products (Categories) CSIs Rates1) Clothing & Personal Care 73.4 -0.9% 2) Food & Drink 70.0 -1.7%everyday c lothes: chain stores 71.2 -1.7% fast food shops & cafes 68.0 -2.6%leather shoes 73.7 2.9% Chinese & Western restaurants 68.3 -2.7%sports shoes 74.6 -0.4% rice 77.9 -0.3%make-up & skin-care products 73.7 0.0% bread, cakes & puddings 73.2 0.7%jewellery 77.2 -1.4% fish & fresh sea products 73.6 2.2%hospitals: inpatient services 73.2 -3.9% fresh meat 75.9 1.3%medicines 74.3 -2.4% fresh fruits 70.1 -1.7%health food 66.7 -5.5% edible oil 76.2 -0.3%gym & slimming centres 66.8 -0.4% non-alcoholic dr inks 77.2 -1.3%municipa l sports centres 70.0 2.5% alcoholic dr inks 72.7 -2.0%3) Housing & Related Items 66.7 3.1% 4) Transport 72.4 0.1%housing rent: priva te house 65.9 3.6% motor vehicles 75.4 1.2%housing rent: public house 64.2 2.7% tunnels 60.8 -10.7%water supply 67.6 -3.0% motor fuel 71.9 -3.0%electricity supply 72.8 1.5% air lines 74.9 -0.7%Towngas 72.9 1.8% public transport: buses 73.6 4.2%furniture 68.7 -2.8% public transport: railways 72.6 -0.5%refrigerators 75.9 0.9% public transpor t: other modes 67.1 -2.5%washing machines 74.3 -1.1%air conditioners 71.3 -1.8%small/medium electrical appliances 74.6 -0.7%5) Information & Entertainment 72.1 0.0% 6) Non-CPI Items 69.6 0.4%posta l services 75.6 -2.7% private housing purchase 71.6 -1.0%newspapers 72.3 1.1% insurance services 70.8 -1.1%weekly magazines 64.4 -3.0% television sta tions: free 73.8 0.3%international telephone services 73.2 -0.7% broadcasting/radio stations 74.0 -4.4%mobile phone services 70.4 1.4% banks: genera l services 73.3 2.5%mobile phones 74.5 1.9% banks: loan 69.7 -2.8%local telephone services 72.3 -0.3% investment services 73.5 1.5%television stations: paid 61.6 -8.1% supermarkets 71.4 0.1%video & sound equipment 72.8 -1.2% department stores 70.8 -2.7%package tours: travel agents 72.8 -1.5% rea l esta te agents 65.3 0.0%camera & related products 75.7 3.7% shopping in Shenzhen 59.6 4.4%movies 73.1 -1.5% enter ta inment in Shenzhen 66.1 3.6%persona l computers 74.9 3.7% job-seeking magazines 61.3 3.9%Internet se rvice providers 67.3 0.0% comprehensive websites 74.4 2.6%music CDs 81.1 1.8% job-seeking websites 68.5 1.9%movie CDs 74.4 3.5%HKCSI (Overall) 69.5 0.6%
16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破四舊，立四新”，八十年代的內地廟宇，破舊不堪。然中國人滿天神佛，市場經濟也深化到廟宇中，今天的廟宇重修得煥然一新。應該是承包責任制的合約安排，我在內地的許多廟宇都看到“十元敲鐘三下”、“二十元一個平安符”或“十五元一撮香”等的現象，生意紅火。筆者去的國家及機場不少，唯獨只有廣州機場有高爾夫球車代“貴客”運輸行李及快速辦理手續的服務，收費二十元。收費公路、王府現象、廟宇及廣州機場的例子，是市場經濟在內地“滿地黃花”開遍，令筆者這個自由經濟的擁護者感到欣然。一個問題︰假如79年起內地實行代議政制的民選制度，代表不同利益界別的議員進入最高立法機構，令內地沒有強勢領導的政府，今天的內地有否如斯經濟成就？這個問題我思考多年，答案是否定的。97 年香港回歸，港府推出了許多“大有為”政府並違反自由經濟的政策。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是削弱了港人的經濟自由(Econo mic Free dom)。個人的消費，儲蓄，退休準備的行為，干卿底事？何需政府來管制！自由人自己負責，如此，我們才看到詩仙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的千古絕唱。假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在乾隆二十四年（公元 1 760 年）實施，曹雪芹因為須要強迫供款，可能只會留下六十回《石頭記》（留存至今是八十回，後四十回是高鶚狗尾續貂，完全違反芹溪居士的原意）以供後人欣賞，將會是中國文學的重大損失。每年定量提供八萬五千個住宅，定量供應，與“火紅年代”大慶油田每年須產油多少桶的計劃經濟有何分別？定量供應計劃經濟有害，令香港地產市場渡過一段黑暗歲月。禁煙條例出台，酒樓、酒吧、卡拉 OK 及麻雀館無一倖免，引來商戶怨聲載道帶來爭拗。掌管及極力推行禁煙法例的港府官員，應該讀一讀高斯（Ronald Coase ，於 1 991 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於 196 0 年寫成並被諾獎評審認為獲獎的兩篇文章之一的《公損的問題》(Th e Problem o f Socia l Cost)。非吸煙者有清新空氣的權利，吸煙者也有吞雲吐霧享受的權利。是毛潤之說的，事情要一分為二是也。自由經濟的學者，都認為與其禁止，不如徵稅，“寓禁於徵”是也。是的，假設吸煙有害，許多事物也有害，酒精、的士高的噪音、肥厚的東坡肉及動物內臟等都有害，不如一概都禁止，讓我們來過一下和尚的生活吧！曾蔭權早前公開指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不存在，引來香港廣泛爭論。芝加哥大學是自由經濟學的重鎮，佛利民亦被經濟學行內認為是自由經濟學的代表人物(Icon)。曾氏的言論，引來94歲的佛利民罕有地隔洋為文抨擊，標題是“Ho ng K ong Wro ng”。對於曾氏指出市場失敗的時候政府便出手干預，佛老反駁，即使市場出現失敗，市場很快便會自我消除失敗，其市場出手會比政府出手來得快。而且，市場失敗往往是政府出手干預所致。(Mr. Tsa ng insi st s tha t h e o nly wan ts the g overnme nt to a ct“when the re a re ob vious impe rfection s in the op era tion of th e ma rket me ch anism”That ignores th e re ali ty tha t i fthe re are an y “obviou s impe rfections,”th e market wil l e liminate the m lon g be fore Mr. Tsang ge ts a ro und to i t.Mu ch mo re imp ortant are the “imp erfections”— obvio us and not so ob vio us — th at will be introduced by overacti vego ve rnmen t.)聽其言論，不止曾蔭權，許多港府官員也不太堅持自由經濟學，我認為原因有二。其一，是港府的文官制度，許多官員對經濟學及市場運作所知不多。其二，是代議政制下，為了滿足不同界別的議員，港府只能大派福利及干預市場，最近最低工資（是價格管制）的爭拗便是一例。龐大而昂貴的公務員隊伍及薪津、綜援制度、醫療制度及學生人均水平接近世界最高的教育資助等，令港府支出龐大，都是代議政制下的產物，未來趨向是慢慢走向大政府，政府開支不能減。可嘆的是，內地由“十‧五”計劃轉為“十一‧五”規劃，淡化政府計劃角色，香港卻背道而馳，轉為強化政府干預市場的角色！打右燈向左轉，是有趣的現象。
163兩岸三地的市場經濟──回顧與前瞻澳門，電訊業開放，博彩業開放至六個牌，加上貴賓廳的制度，博彩業的開放程度又怎是只看六個賭牌了得。從壟斷到開放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深化，令 GDP 高速增長。入息中位數連續兩年保持1 0 % 以上的升幅，今年第二季是 6 5 0 0 元。失業率下降至我認為是自然失業率( N a t u r a l ra t e o fun emplo ymen t)的水平，外來投資大幅上升，新開業公司每年上升，旅客數字每年上升並將突破二千萬人次，博彩收益雙位數字增長，全部都是漂亮的數據。最重要的是，內地市場經濟不斷深化，同胞越來越富有的形勢不可逆轉，來澳旅遊購物娛樂的同胞人數及次數將可保持上升的趨勢。所以，筆者大膽推測，澳門可保未來十年的經濟繁榮。香港自稱是“小政府、大市場”，比起澳門而言，我不認同。澳門的政府開支，人均算，教育、醫療及福利制度遠比香港少，是名副其實的小政府，更符合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也令澳門政府沒有港府般的巨大財政包袱，令澳門可以繼續保持“小政府”及低稅制，不必像香港那樣因龐大支出而要推行不知所謂的銷售稅並引來民怨及港府尷尬捉蟲。除卻博彩稅及樓宇買賣稅費（約 4 .7 %）有點高之外，澳門其他稅率都很低。所得補充稅、職業稅、煙酒稅、車輛牌照費及未修訂以前的車輛罰款等，都比鄰近地區為低。我們之所以能享受如此低稅制，是澳門一直堅持“小政府”並控制“免費午餐”的原則使然。列位看官，低稅制吸引投資及令澳門市民勤奮工作，如斯經濟方能增長並令市民脫貧，所以“低稅制”的原則一定要堅持。經濟方面，澳門一片光明，然而政制方面，我有點隱憂。是代議政制下帶來的問題。2 005 年立法會選情激烈，展望 2 009 年將更加激烈，為了避免“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來自基層界別的議員都會向政府伸手，要求增加教育補貼、醫療補助、福利開支及增建經屋等，以向其票源交代。上述的訴求都會增加政府開支，令澳門走上香港的錯誤道路，令澳門的低稅制不保。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澳門喜歡學習香港。“Ho ng K ong Wro ng”是Milto n Friedman說的，昔日郭伯偉及夏鼎基的不干預傳統而帶來香港的五十年繁榮，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內地及澳門。香港政府因代議政制而帶來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最低工資、禁煙條例、居屋政策及容易做成養懶人的綜援制度等，澳門都一律不應該學，此一時彼一時，香港的代議政制令港府煩不勝煩並偏離自由經濟的原則。澳門要學，應北望神州，以避免墮入代議政制的民選制度損害自由市場經濟的陷阱。
17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事件和其後果上。但有一點很重要，很少會有各種力量都把趨勢往同一個方向推動的情況。在環境分析中，始終要考慮各種相互抵消的力量的存在。因此，評價驅動力量是在加強、互相衝突還是彼此毫不相關是非常重要的。下面的模型可以幫助我們做這方面的分析。系統的冰山模型系統 情景可見跡象 事件 故事趨勢 / 關係 模式 順序和形式因果關係 結構 驅動力量情景邏輯資料來源：L.Fahey & R. M.Randall ,Learning f rome the Future,ed .J ohn Wiley & Sons , 1998, p . 68 .八、總結由於企業面臨的環境複雜多變，不確定性日益增加，如何有效地跟蹤監測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預測未來的發展趨勢並及早采取應對措施，對企業的持久成功，長期的繁榮和發展至關重要，因此企業應該利用環境掃描的方法，密切監測、分析影響經營環境變化的各種事件和因素，以有效地應對經營環境的劇烈變化。注釋︰1 Competitive Inte lligence Magazine, vol. 5, no. 1 - January -February 2002.參考文獻︰1. 曾忠祿：《情報制勝──如何搜集、分析和利用企業競爭情報》，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 2000年，第15頁。2. Bradley Hoyt, Competitive Inte lligence Ma gazine, vo l. 5, no. 1 - January-February 2002.3. Brian K . Boy d, “E xecu tive Scan nin g and Percei ved Uncert a inty : A Mul tidimensi ona l Model ,” Journ al o fManagement, Vol. 22, No. 1(1996) , pp. 1-21.4. Franz Tessun,“Scen ario Analysis and Early Warning System at Daimler-Banz Aerospace ,”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Rev iew , Vol.8, no.4 (1997 ).5. Kees Van der Heijden, “Scenar ios and Forcasting: Two Perspectiv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no.65, pp. 31-36 (2000).6. Prescott, John E. an d Step hen H. Mille r ed., Proven Strategies in Co mpetitive Intellig ence, John Wiley & Sons,New York, 2001.7. Sarah Breacher, “Tools for Predic ting Altern ative Futures,” Fle tcher Mountain Group, ( 2001) .8. Shuhua Liu, “Business environment scanner for senior managers: towards active executive support with intelligentagents ,”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no.15 (1998), pp.111-121.9. Xianzhong M.Xua et a l,“UK executives’ vision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information scann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no .40 (2003), pp. 381-389.
171澳門企業如何利用環境掃描方法應對變化的環境10. Emily Boyle, “A cr itical appraisal of the performance of Royal Dutch Shell as a learning organiza tion in the 1990s,”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 Vol. 9, Number 1 (2002), pp. 6-18.11. Chris Stone, Busin ess Cycle Indicat ors: The Composite Index o f Lead ing Indi cators , http:// www.in vestopedia.com
17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以上所指出的各種經濟獨特性都是實際地同時存在於澳門的經濟體系內，要有效地研究澳門當前的經濟問題，相關人員必須清楚瞭解這些獨特性在不同課題和不同層面的研究中的重要性，然後正確地選取和調整合適的研究方法。二、正確地選取和調整合適的研究方法從亞當‧史密斯(Ad am Smith)於 1 776 年發表的《國富論》開始，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基本上由一門哲學逐漸演變為研究人類社會現實生活的一門科學(La ndreth與Colande r，20 02)。在二百多年的演變歷程中，主流經濟學派（古典經濟學派）的邏輯思維首先由對宇宙定律的信奉（在分析經濟問題時的思維方法基本上是源於演繹法(ded uction)和三段論法(syllo gism))發展至對經濟個體行為的理性探討〔以約翰‧穆勒(John Stua rt Mil l)於 18 48 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所表達的歸納法思維方式為標誌〕。其後，由於西歐和北美洲社會的科技發展迅速，有興趣研究經濟問題的學者的數理背景亦不斷增強，從而支持了邊際主義(marginal ism)對經濟學思維方式的革新，並促使其分析方法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廣泛地為經濟學界所認同，進而為新古典經濟學派在十九世紀末的發展（以阿爾弗萊德‧馬歇爾(Al fred Marsh al l)於 189 0 年所發表的《經濟學原理》為標記）提供了一套具有數理基礎的分析方法（特別是對微觀經濟學問題的研究）。進入二十世紀，由於主流經濟學派不斷追求經濟分析方法的科學性和邏輯結構完整性，以及英美等西方國家的經濟數據庫不斷增加，相關經濟理論和研究方法亦隨之而變得數學化和機械化，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被廣泛採用。現今西方經濟學中的的實證方法基本上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形式主義革新( f ormal i st r evo lut io n)，而保羅‧薩繆爾森(P a ulSamue lson)和米爾頓‧佛利民(Mil ton Friedman)等著名現代經濟學家根據他們所處的經濟社會而建立起的理論亦直接地推動了相關研究方法在西方經濟學界中的主導地位。由於形式主義學派對數理和邏輯分析方法的重視，相關研究結果的科學性高、邏輯結構緊密、說服力強、爭論性低，因此成為了現今經濟學界所推祟的研究方法。雖然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在現今西方經濟學中佔有主導地位，但是在過往半個世紀的全球經驗中可以觀察到，這些研究方法並不是必然能夠跨地域和跨時空地被圓滿解釋和解決每一個經濟體系內的經濟問題。在運用這些研究方法的時候，我們必須首先清楚知道新古典經濟學說、形式主義、實證方法這些在現今西方經濟學中廣受推祟的理論的立足點是基於一系列不證自明之理(axiom)。在建立一個經濟分析模式的過程中(或著手研究一個經濟問題時)，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都會假設一個經濟體系內的市場結構是合理的、經濟個體的行為是有邏輯性和理性的、法制和執法是有效和有效率的……。然而，這些假設並不一定反映出大多數發展中的國家（例如中國、印度）和經濟體制結構明顯地有別於“一般”的經濟體系（例如澳門）的實際情況。實踐中，不少研究經濟思想史和應用經濟學的學者雖然肯定當代的經濟學理論和分析方法在學術層面上的科學性和嚴謹性，但是他們也同時質疑邏輯上的合理是否等同於應用上和人性上的合理。此外，對於不少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言，正統經濟理論和相關研究方法中的不證自明之理是不能夠簡單地被假設為理所當然的，這些因素對個別經濟體系或個別經濟問題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變量。因此，約翰‧凱恩斯(John M. Keyn es)有關市場（特別是勞工市場）均衡並不是一個必然存在的“一般”經濟現象，以及由此而論述政府部門的經濟角色的相關學說；奧地利經濟學派對市場參與者的經濟行為從主觀性的假設進行的研究；以及制度經濟學派對一個社會內的產權制度與經濟表現、法規制度和執法與經濟交易效率的關係等研究，一直沒有受正統經濟理論和相關研究方法在二十世中以來的發展所局限。相反，這些不同經濟學派的學說和研究
175完善澳門經濟問題研究的幾點建議方法在理論和應用的層面上不斷地擴大，甚至在相當程度上補充了正統經濟理論和相關研究方法在實踐中的不足。通過本節的討論，筆者並非嘗試對任何經濟學派的學說作出批判，亦無意比較各種研究方法的高下。筆者只是希望指出不同經濟理論和研究方法都具有其本身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在研究澳門當前的經濟問題時，借鏡西方經濟理論和相關研究方法是有必要的，而且可以加強相關研究的嚴謹性和客觀性。然而，在應用的過程中卻必須首先清楚了解相關理論和方法的立足點是否能夠簡單地套用於研究澳門的經濟問題中，以及是否有需要和如何作出適當的調整。比方說，如果我們希望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技巧來分析一個問題時，我們必須清楚了解相關計量經濟模式在建立時的數理基礎。例如在考慮是否採用一個計量模式時，我們必須清楚了解這個模式是否適用於分析一個細小的樣本──如果我們只有十年的年度時序數據，一般的時序預測模式(time se rie sforecast mod el)所得出的計量結果有可能出現的誤差值都是非常大的。在這種情況下，簡單的統計學分析技巧可能是更為適合。此外，雖然數理經濟學在相當程度上並不太適合運用於研究澳門當前的經濟問題（在數理的推論後未必能夠獲得所需的數據對有關結論進行測試和實證），但是數理經學的數學和邏輯思維方式是必須受到相關人員正視的。最後，在運用西方經濟理論時，我們必須同時清楚了解一個學說的內涵和當中的哲理、這個學說在建立時的原因和目標、基本的分析方法等等，這樣才能正確地選取和調整合適的研究方法，有針對性和有系統地研究澳門的經濟問題。三、有系統地鞏固本地的研究基礎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少本地和國內學者開始積極地研究澳門的經濟問題。在過往十多年中，有關澳門經濟的研究報告/論文/評論等文獻的數量亦不斷增加。這些文獻的積累無疑為研究澳門的經濟問題踏出了重要的一步，而有關學者在各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亦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隨著本地經濟結構在澳門特區政府將賭場博彩事業開放後出現急劇的變遷，我們必須有系統地進一步鞏固相關研究的基礎，為澳門經濟社會的決策者（特別是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提供具有嚴謹分析基礎、有客觀性和切合澳門實際情況的參考文獻。要有系統地鞏固研究澳門當前經濟問題的基礎，我們必須在進行研究前，弄清相關研究項目的本質和目標（研究的種類：kin ds of re search）、正確識別出在著手研究時應該遵循的哲理基礎（哲學的取向：ph ilosoph ic or ien tatio n）、清楚在研究中希望獲得的知識（知識的種類：kinds o f kno wledg e）等三個重要範疇（見圖二）。在學術的層面而言，“學科的( d isc ip l i n a ry )─邏輯實證主義( l o g i ca lPo sitivi sm)─實證的(posi ti vistic)”研究（圖一中灰色陰影部分所示）無疑是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界所推祟的。然而，由於澳門經濟體制的基本結構與西方經濟社會相差甚遠，其經濟問題在現階段所呈現出的獨特性和時效性未必適合於作為一般性的學科研究。此外，本地經濟時序數據的不足亦難以在邏輯實證主義的基礎上展開這一個範疇的研究。在這些限制下，相關研究所能夠發現的知識亦是難以實證的。由於歷史和社會的獨特性，本地各個經濟部門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在相當程度上都是有關連的、是難以視為一個獨立的問題來研究相應的解決方案(pro ble m solving)的。換言之，在研究澳門當前的主要經濟問題時，我們應該從引起這些問題的事件(sub ject matter)著手進行研究──這些事件包括產業結構過分集中、新舊產業在急速交替過程中產生顯著的經濟和社會矛盾、本地經濟法規制度不完善
17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等。如圖二所示，事件的研究是在學科和解決（一個獨立）問題研究之間。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按照有關事件的本質，參考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選取合適的哲理基礎，為經濟決策部門提供有參考價值的知識。本圖由 Johnson(1986)， 第x vii頁中的圖一直接複製和翻譯而成。圖2: 在研究經濟問題時，研究的種類、哲學的取向、知識的種類之間的相互關係在現階段，雖然邏輯實證主義在哲學上的取向並不太適合應用於研究澳門的經濟問題，但是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亦必須是嚴謹的。在這個層面上，規範主義(no rmati vism) 和實用主義(prag ma tism)可以為相關研究方法在設置的過程中提供嚴謹的指引，特別是避免在研究和搜尋新知識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各種邏輯謬誤〔例如常見的訴諸權威邏輯謬誤(a ppea l to a uthor ity lo gic fal la cy)；肯定後件邏輯謬誤(affirmin g the con seque nt lo gic fal lacy)；合成邏輯謬誤(compositi on logic fa lla cy)；以及虛假證據邏輯謬誤( false ca use lo gic fa lla cy)等等，詳見 E th ridge (20 04)，第二、三章〕。最後，相關研究人員必須根據在不同經濟領域內所能獲得的數據和資訊，正確地決定一個研究項目在知識層面的主要貢獻是甚麼。在設置一個研究項目時，如果現存的數據充足，又或者是能夠通過有系統和可靠的途徑取得足夠的所需數據，那麼實證的研究方法（例如計量經濟模式）便可以正確地被運用，同時允許這項研究為有關經濟決策者提供實證的(posi tivistic)知識。然而，由於澳門的經濟數據並不完整，而且產業結構特殊，加上主要的經濟問題與本地經濟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歷史演變過程息息相關，因此關於價值(ab out values) 和仿時效而獲得的(pre scr ipti ve)知識的實際貢獻有可能比實證的知識更為切合澳門未來五至十年的實際情況。但需要一再強調的是：關於價值和仿時效的知識必須是通過嚴謹和具有邏輯性的研究方法而獲得的，當中不能夠排除對數量的分析，以及對一般統計學技巧的應用（從概概念上而言，數量分析方法並不等同於計量分析方法和實證分析方法，而統計學並不等同於計量經濟學和實證經濟學）。四、結語不同的經濟社會在不同時期所面對的經濟問題在形式上都是相似的──失業或勞工短缺、通貨膨脹或通貨收縮、一個產業擴張或一個產業衰落等等。然而，這些問題在不同的經濟社會和在不同時期的結構並不會完全相同，甚至相差甚遠。澳門經濟社會的歷史演變過程和產業結構相當獨特，本地宏
177完善澳門經濟問題研究的幾點建議觀經濟表現在賭場博彩事業開放後大幅的攀升，而內部的經濟問題則不斷複雜化。要有效地研究澳門當前的經濟問題，從而為本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具有現實價值的參考文獻，我們必須首先瞭解這些問題的本質、導致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及其相互關係，然後才能正確地選取和設計切合澳門現實情況的研究方法。實踐中，西方現存的一些頂尖的經濟理論和相關研究方法並不一定能夠應用於研究澳門的經濟問題上。在各種客觀因素的限制下，進一步提升相關研究的系統性和嚴謹性才是鞏固本地的研究基礎的不二法門。參考文獻︰1 蕭志成：《多元貨幣論：兼論“一國兩制”下的貨幣理論與策略》，澳門基金會， 1999。2 Cuthber tson, Kei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Money (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9).3 Ethr idge , Don, Research Meth odology i n Ap plied Economics: Organizi ng, Planning, and Co nducting EconomicResearch (2nd edition) (USA Iowa: Blackwell Publishing Professiona l, 2004) .4 Johnson, Glenn Leroy, 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Economists: Philosophy and Prac tice (USA New York: MacmillanPublishers, 1986) .5 Girton , Lance and Roper, Don, “Theory and implica tions of curren cy su bstitut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Banking, vol.13, no.1 (1981) , pp. 12-30.6 Landre th, Harry and Colander David C., History of E con omic Tho ught (4 th edition ) (USA Boston : Hough tonMif lin Comp any, 200 2).7 S . (eds.), The Monetary Approach to Intern ational Adjustment (USA New York: Praeger, 1978).
19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Dr L C Koo*IntroductionThis strategic development workshop was convened in January, 2006, by the Macau Gaming ResearchAssociation ( ht tp:/ /mgra.org.mo ) to: Review the current si tuation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 Explore factors affect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gaming industry; Ide ntify actions for the industry to take col lectively and/or individually through the BSQ analysis.The team comprised of eight representatives coming from the industry and various higher educationalinstitutes. Five of the team members are holders of Doctoral degrees.Strategic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 tion a re important responsibi lit ies for top executives in anyorganization. St rategy development is about analyzing existing and desired sta tuses and then deciding themost effective means (hows) to achieve the respective objectives (whats). Strategy formulat ion is usually acompl icated process which requires adopting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iagnose the external factors and tomatch these external factors with the internal capabi l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Weihrich, 1982). The failureand success of an organization is closely linked to how effective the strategies are developed, implementedand moni tored.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strategic development, e.g. Profit Impact ofMarketing Strategy, BCG Matrix, McKinsey’s GE Matrix, Porter five forces, McKinsey’s 7S, SWOT, QualityFunction Deployment, Balanced Scorecard, ADL life-cycle Matrix (Feurer et al .,1997; Kaplan & Norton,1996, 2001, 2004; Weihrich, 1982; Ip and Koo, 2004; Crowe e t al ., 1996). Feurer e t al . (1997) definedstrategy a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basic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an enterprise and the adoption of courses ofaction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carrying out these goals. To put it simply, strategy is themeans to achieve important and long term corporate objectives. A meaningful objective should be: Specific,Measurable, Achievable, Result -oriented, and Time-bound (i.e. SMART).Strategic development normal ly applies to an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and not collectively for a group oforganizations within an industry. The reasons are obviously simple.Firstly, i t is difficult to agree collectively on a strategy among the individual companies in the sameindustry who might have different objectives to achieve. Secondly, in the absence of a coordinating scheme,it would be also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 “industry” strategy. However under an oligopoly situation, thecasino operators (i.e. the gaming concessionaries and sub-concessionaries) can and perhaps should collaborate* Assistant Director, Macau Gaming Research Association
195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toge ther in a coordinated manne r to strive for a healthy deve lopment for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y inMacau. The industry co-ordination idea was discussed in the Macau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 “industryst rategies” would work if these are perceived to yield win-win results in the industry which is comprised ofthe casino operators, the promoters, the junket operators, the VIP room operators, and the Macau SARGovernment.There are always some limitat ions in adopt ing the use of any single strate gic tool . The integration ofBSC, SWOT, and QFD provides a more practical, compre hensive, and systematic approach to diagnose theorganization and to build a holistic strategic framework (Koo, 1998; Koo et al., 2005; Ip and Koo, 2004). Agood strategic formulation approach should be: simple to apply, relevant, effective, efficient, systematic,democratic, involving concerned parties, flexible, easily understood, comprehensive, and succinct. The successcriteria of the gaming indust ry are to achieve: healthy growth, best ut ilizat ion of resources, and win-winsi tuation for all concerned.Kaplan and Norton (1996) pointed out that the Financial perspective measures in the Balanced Scorecardare the ultimat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for any business. The non-financial indicatorsare the “causes (drivers)” and the financial indicators are the “effects (outcomes)”. It i s important to establish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ous BSC measures, which can clearly explain the strategicmap of the organization. However Kaplan and Norton (1996) suggested using correlat ion to establish the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various BSC measures. Correlation relation is a necessary condit ionand is not a sufficient condi tion in establishing a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In this respect, Koo (1997)proposed to use a stati stical tool like LISREL (Linear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explore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LISREL approach is somewhat complicated and it requires historicaldata for computation and these data would normally be non-existent at the time of developing the st rategies.The adoption of QFD in the BSQ approach fills this research gap neatly. QFD enables the management teamin an organization to subjectively and collectively quantify th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in a democraticmanner. The individuals of the management team score their perceived strengths of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on a scale of 10 points. If obvious discrepancy exists among the subjective sc ores, they are encouraged toclarify the reasons for their scores to eliminate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 These constructive dialogues canhelp remov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reach consensus views, and enhance subsequent co-operat ion in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es.Balanced Scorecard - SWOT –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1. Balanced Scorecard (BSC)Balanced Scorecard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as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measure and manage theperformance of a company (Hepworth, 1998) and i t can link up the strategies and vision of an organization(Gadd, 1995). The foundat ion of Balanced Sc orecard rests on two common-sense sayings: What you measure is what you get If you cannot measure i t you cannot manage itThus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virtually have become inseparable (Kaplan and Norton, 1996; Koo,
19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1998). A quadruple-perspective approach to measure and manage corporate pe rformance by BSC is more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than a mono-perspective approach of using merely financial indicators (Hepworth,1998). Financial measures are lag indicators which are me asures of historical performance. Non-financialmeasures (e.g. customer, process, and learning & growth) are leading indicators which are the performancedrivers (Kaplan and Norton, 1996; Beiman et al., 2003). Balanced Scorecard helps organizations solve twokey issues: effective corpor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BSC is strategic becauseit embraces the setting of objectives and the process in achieving them. A sustainable strate gic posi tionrequires systematic activit ies that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BSC is built on a series of hypotheseswhich constitute a strategy map. It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be able to describe strategies. It has beenargued earlier that what cannot be measured cannot be managed. Kaplan and Norton (2004) supplementedthis by saying, “you cannot measure what you cannot describe”. The following five management principleshelp FOCUS the strategies of an organization: Formulate strategies in operational terms; Organize development efforts towards strategic objectives; Change through executive leadership; Use strategies as continuous processes; Set strategies in everyone’s task.BSC combines objective s, planning, and fol low-up tasks and can coordinate, under the c orporatephilosophies, the 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various management systems.2.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SWOT)The origin of SWOT was SOFT (Satisfactory (good in the present), Opportuni ty (good in the future),Fault (bad in the present), Threat (bad in the future )) which came from the research work on corporateplanning conducted at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from 1960 to 1970. The SOFT analysis was presented in aseminar at Zurich in 1964 and Urick and Orr changed the F to a W and called it the SWOT (Humphrey,2005). Weihrich (1982) modified SWOT (or TOWS) in the format of a matrix, matching the internal factors(i.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an organization with its external factors (i.e.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to systematically generate long-term strategies and/or short-term tactics and/or one-off act ion plans that oughtto be undertaken by the organization. Internal factors refer to those factors that can be controlled or manipulatedby the organization.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of each of these internal factors can be ratedcollectively on a Likert scale of 1 (least important or worst performed) to 10 (most important or best performed).If a large difference occurred among some of these perceived importance or performance scores, the concernedexecutives should state their reasons so that compromise can be reached and possible misinterpretation of theterms can be clari fied. The dialogue helps r educe misunderstanding and strengthen mutual support insubsequent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The measurements on perceived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produce auseful by-product , namely “perceived performance gap”. The perceived performance gaps are operat ionallydefined a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s. The larger the perceived performance gaps (i .e. important yet poorly performed internal factors) are the more urgent it is to improve on those attributes.The perceived performance gaps are the “areas for improvement” with quantifiable priority.
197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The next step is to disc ard those internal factors which are perceived to be less important. Thoseremaining internal factors are the key internal factors. Obviously those which are rated subjectively as well-performed are the perceived strengths and those which are rated to be less well-performed are the perceivedweaknesses. These “re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can be used in the SWOT analysis.Through a brainstorming exercise, the external factors relating to the Social, Technological, Economic,and Polit ical perspectives (i.e. STEP or PEST) can be identified. Those external factors which are favourableare termed opportunities and those which are unfavourable are threats. In order to prioritize these subjectivelydetermined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pportuni ty matrix (success probabili ty vs. attractive ness) and threatmatrix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vs. seriousness) introduced by Kotler (2000) were used in a modified form.The success probabi lity, at tractiveness,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and seriousness were subjectively andcollectively rated on a Likert scale ranging from 0 to 10. Similar to the earlier arrangement, if large differencesoccur among some of these scores, the concerned executives should give their supporting reasons for theirscores.SWOT matrix matches the external factors with the internal factors. Posit ive impact from favourablefactors (S -strengths and O -opportunities) are maximized and negative influences from unfavourable factors(W -weaknesses and T -threats) are minimized. These are depicted in Table 5 as: maxi-maxi SO; mini-maxiWO; maxi-mini ST; and mini-mini WT. It is better to label each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and threatas S1, S2, S3, … for different strengths; O1, O2, O3, … for the various opportunities, and so on. In the maxi-maxi SO quadrant, S1O2 represents the outcome (i.e. act ion item that the organizat ion should undertake inthe light of the prevail ing circumstances) from matching strength 1 and opportunity 2. This kind of matchingcontinues for the rema ining of all inte 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 ith simila r possible outc omes groupedtoge ther such as S1O1O2O3 in the maxi-maxi quadrant in the SWOT analysis matrix. The reasons whySWOT matches internal factors with external factors are obvious. Firstly, matching external factors (e.g.opportunit ies and threats) are meaningless as both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organization concerned.Secondly, internal factors (i.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not matched among themselves because in theabsence of specific external stimuli, the improvement direc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s purposeless.Should we first start with the some “predetermined” objectives and then work out the SWOT analysisunder the constraint of the need to achieve these object ives? Or should we work out the SWOT analysis firstunder no constraint at al l and then determine the SMART objectives for the strategies revealed from matching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A pragmatic and rational approach should be hierarchical. For the st rategiesat corporate level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pre-determined objectives which may otherwise restrict the needed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owever, when the corporatest rateg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the SWOT analysis, the subsequent SWOT analyses at lower corporatelevel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top-level strategic objectives. This wil l help al ign the efforts from all unitswi thin the group to yie ld synerget ic benefi ts . In conduc ting SWOT analyse s at the lower levels, dueconsiderations must be given to the corporate objectives, i .e. in supporting the achievement of corporategoals what intern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e concerned units would have and what external opportunitiesand threats they would face. Using this hiera rc hical approach, th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employeeefforts can be aligned.
19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3.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 – the House of QualityQFD is a system which translates the customer needs into the requirement of every process undertakenby the organization, from research, produc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o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packaging,marketing sales and services (ASI, 1987). The QF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itlinks up manufacturing design directly wi th the voice of customers (Akao, 1990). Burn (1994) describedQFD as a comprehensive method to enable every employee in the organiza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achievementof corporate goals. QFD can transla te the needs and wishes of the customers to design requirements for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it focuses on delivering value by understanding customers’ requirements and thendeploying these customer expectat ion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erninko, 1997). QFD waslater used to develop corporate strategies (Crowe, et al., 1996). The voice of customers provides usefulguidelines for the corporate business focus and in this respect, the top management can be the internal customersof the QFD. As the QFD matrix resembles the shape of a house, i t is also known as the House of Qual ity(Figure 1).4. BSQ strategic modelThis is a holistic strategic model by integrating the BSC, SWOT and QFD approaches. The fol lowingsare the procedures in adopting BSQ model :Step 1: Nominal Group Technique (NGT) to sca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The NGT is an improved format of brainstorming. All participants were allowed some t ime (say, 10minutes) to think over the issue on an individual basis. They could jot down thei r ideas/suggestions. Theywere then asked individual ly in turn to read out their points (i.e. round robin). When one has exhausted hispoints, he can pass simply to the next one and can again contribute in the later rounds when new ideas sparkleafter hearing what the other have said. Like in the brainstorming session, during the course of idea solicitation,no query or criticism should be made. The round robin ceases when no further idea can be generated byanyone in the group. NGT has some advantages over the brainstorming. Firstly, all participants were alloweda short duration at the beginning to organize their thoughts on the subject and secondly, everyone is al loweda fair chance to express his/her ideas to avoid being dominated by a few outspoken and forceful members.Then the various ideas are discussed, reviewed and categorized.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minded to scan theexternal environment via four perspectives viz. Social factors, Technological factors, Economic factors, andPolitical factors (i .e. using STEP or PEST acronym).Step 2: Subjective prioritiz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external factors into opportuni ties and threatsExternal factors are those that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any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but the organizationis affected by these factors either favorably or unfavorably. Favorable external factors are opportunities andunfavorable factors are threats. Factors which are neither likely to affect the organization nor st rong inmagnitude should be ignored. The “real” perceived opportuni ties and threats are systematically determinedcollec tively and openly. Each external factor identi fied through the NGT exercise is rated on a scale of 0 to10 on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0 being the extremely unlikely to occur,… , 10 being the most likely tooccur) and on the impact magnitude (+1 being the least favorable impact magnitude,… , +10 being the mostfavorable impact magnitude; similarly -1 being the least unfavorable impact magnitude,… , -10 being the
199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most unfavorable impact magnitude) individually by all participants. When a large discrepancy occurs amongthe ratings, participants are encouraged to explain their reasons behind. This open and democratic arrangementwill help bridge any communication gap and build up rapport and understanding.The probability of perceived occurrence score is multipl ied by the perceived impact magnitude score togenerate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score. Posi tive “importance sc ore” signifies favorable external factor asan opportunity. Negative “importance score” signifies unfavorable external factor as a threat. The strategydevelopment team then decides which external factors with low importance scores should be ignored. Aftersome discussions, it was a greed that those i tems with absolute importance scores less than 30 would bedropped (the shaded items in Table 1 below).Table 1: Ranking of perceived importance of external factors for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External factors Average of Perceived Average of Perceived Average of Perceived(O = Opportunity ; T = Threa t) Probability of Occur rence Impact Magnitude Importance ScoreO-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8.43 7.86 67.4O- FIT Policy 8.00 7.43 63.3O- HK-Zhuhai-Macau Bridge 6.57 7.57 50.1O- CRM 6.29 6.29 41.4O- Automation Technology 5.43 6.29 36.4O- RMB Re-valuation 4.43 7.14 32.0O- Labour Import Policy 5.00 5.57 27.6O- Infrastructural Support 5.00 6.71 26.7O- Interne t 4.14 6.29 23.7O- Land Supply 2.14 5.86 12.3O- Law on Casino Operations 0.29 6.29 3.0T- China Policy on Gaming -4.00 5.29 -0.6T- Tourist’s average nights per stay -4.14 6.29 -29.7T- Regional competition -5.86 6.43 -37.0T- Labour Supply -4.71 7.86 -39.7T- Control on RMB flow -8.57 5.00 -42.3T- AML Legisla tion -6.57 6.14 -42.3Step 3: Subjective priorit izat ion of internal factors into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The corresponding Balanced Scorecard perspective descriptions are bracketed after each internal factor(F=financial; C=customer; P=process; L=Learning and growth). The importance of each factor was thenrated subjectively and collectively on a scale of 1 to 10 (1 being most unimportant, .., 10 being most important).Where large differences in rating scores occurred,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explain the reasons. Thesecandid discussions actually improv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management team.The arithmetic means were computed and sorted in descending order and depicted in Table 2 below. Factorswith means below an agreed figure c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relatively unimportant and could be dele ted indetermining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for the SWOT analysis. In this exercise, the team agreed to keepall factors.
20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Table 2: Ranking of importance of internal factorsKey Internal Factor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 Importance scoreIndustry growth in supply (F) 8.6Ability to attract investors (F) 8.3Upgraded facilities (C) 8.0Infrastruc ture development-tradeshow (C) 7.7Service standard (P) 7.6Utilization of HR (L) 7.4Optimal scale of operation (C) 7.1Marketing technology (C) 6.9Contribution to Macau’s well-being (F) 6.6Industry norm (P) 6.1Coordination / Co-opetition (C) 5.7Synergetic utilization of attractions (P) 5.7Capitalize Macau’s uniqueness (P) 5.3Industry survey on customer service (C) 4.7The te am then ra ted the pe rformance of the internal factors on a scale of 1 to 10 (1 being least wellperforme d,… , 10 being best pe rformed). A useful by-product can be de rive d by operationally defining“performance gaps (i.e. areas for improveme nt)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erceived importance and theperceived performance of each inte rnal factor’. The major performance gap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Macau are: Infrastructure deve lopment – tradeshow; Use of market ing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of servicestandard; Adoption of coordinat ion or co-opeti tion arrangement; and Determination of optima l scale ofoperation.Table 3: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d Per formance gap scores for various internal factorsKey Internal Factor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 Importance score Performance score Performance gapInfrastruc ture development-tradeshow (C) 7.7 3.1 4.6Marketing technology (C) 6.9 2.3 4.6Service standard (P) 7.6 4.3 3.3Coordination / Co-opetition (C) 5.7 2.7 3.0Optimal scale of operation (C) 7.1 4.4 2.7Industry norm (P) 6.1 3.6 2.5Industry growth in supply (F) 8.6 6.1 2.5Upgraded facilities (C) 8.0 5.6 2.4Industry survey on customer service (C) 4.7 3.0 1.7Utilization of HR (L) 7.4 5.9 1.5Synergetic utilization of attractions (P) 5.7 4.4 1.3Capitalize Macau’s uniqueness (P) 5.3 4.7 0.6Contribution to Macau’s well-being (F) 6.6 6.1 0.5Ability to attract investors (F) 8.3 8.9 -0.6As all the items l isted in Table 3 are important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Macau gaming indust ry, therela tively wel l-performed fac tors are “stre ngths” and those rela tively less wel l-performed factors a re“weaknesses” (see Table 4 below). After some discussions, the team agreed that those internal factors with
201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performance scores over 4.5 were reckoned as “strengths” and those below 4.5 were treated as “weaknesses”.Together with the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identified in Table 1, these systematically derived strengthsand weaknesses in Table 4 can be used in the SWOT analysis.Table 4: Interna 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Key Internal Factor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 Impor tance score Performance score Per formance gapPerceived strengthsS1- Ability to attract investors (F) 8.3 8.9 -0.6S2- Industry growth in supply (F) 8.6 6.1 2.5S3- Contr ibution to Macau’s well-being (F) 6.6 6.1 0.5S4- Utilization of HR (L) 7.4 5.9 1.5S5- Upgraded facilities (C) 8.0 5.6 2.4S6- Capitalize Macau’s uniqueness (P) 5.3 4.7 0.6Perceived weaknessesW8- Optimal scale of opera tion (C) 7.1 4.4 2.7W7- Synergetic utilization of a ttractions (P) 5.7 4.4 1.3W6- Service standard (P) 7.6 4.3 3.3W5- Industry norm (P) 6.1 3.6 2.5W4-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tradeshow (C) 7.7 3.1 4.6W3- Industry survey on customer service (C) 4.7 3.0 1.7W2- Coordina tion / Co-ope tition (C) 5.7 2.7 3.0W1- Marketing technology (C) 6.9 2.3 4.6Step 4: Constructing the SWOT matrixThe internal factors and external factors are matched pair by pair, with positive impacts (i.e. fromStrengths and Opportunit ies) maximized and with negative impacts (i.e. from Weaknesses and Threats)minimized. The r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combination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were summarized inthe four quadrants, i.e. Maxi-Maxi SO; Mini-Maxi WO; Maxi-Mini ST; and Mini-Mini WT. As we are in anera of changes, the SWOT analysis should be conducted at least annual ly and as and when major eventswhich would affect the organization have occurred. Thus SWOT analysis should be 3-dimensional with timeas the third dimension.
20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Table 5: SWOT matrix of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Step 5: Building the House of Quali ty (QFD)The cause-and-effect linkages among the financial measures (as lagging indicators) and the non-financialindicators (as the leading indicators) are useful in explaining the sequence of hypotheses between the outcomemeasures and the performance drivers. The QFD can help establish subjective casu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financial versus non-financial factors. The importance scores in Figure 1 below come from Table 4 above (i .e. figures after each BSC notation e.g. Attract Investors is a financial measure with importance score of 8.3).The magni tudes of the perceived causal rela tionships range from 1 to 10 (i .e. the figures in the rectangularmatrix in the centre of the QFD with 10 being the strongest perceived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 wereresults of mutual agreement among the team members. The solid and empty circles in the “roof-top” representthe degree of perceived extent of correlations among some of the non-financial measures. The BSC measuresare shown in the lower portion and the right-hand portion of the House of Qual ity.SWOTEx ternal Opportunities:O1: China’s EconomicDevelopmentO2: FIT PolicyO3: HK-Zhuhai-MacauBridgeO4: CRM tech nologyO5: AutomationTechnologyO6: RMB Re-valua tionEx ternal Threats:T1: Regiona l competitionT2: Labo ur supplyT3: Control on RMBflowT4: AML legisla tionInternal Strengths:S1: Good ability to attract investorsS2: Strong industry growth (Su pply)S3: Good contr ibution to Macau’s well -be-ingS4: Good u tilization of HRS5: Well-upgraded facilitiesS6: Ability to capitalize Macau’s uniquenessMaxi-Maxi SOS1O1O2O3: IPOS2O1O2O3O6: Expand casino operationsS3O1-O4: Legisla tion on tax contribution tothe well-being o f MacauS4O1-O4: Investment on HRS5O1-O4: Upgrade casino facilit iesS6 O1-O4: Establis h Macau Casino Asso -ciation to promote Macau Casi-nos’ uniquenessMaxi-Mini STS1S2T1: L ow Cost Carr ie rs/ cas ino joi nta irline serviceS1S2T1: Free docking charge for airlinesS4S6T1: Impor t of laborS6T4: Enact “appropriate” AML lawInternal Weaknesses:W1: Poor use of marketing technologyW2: Inadequate coo rdina tion / co-opetitionW3: Lack of in dustry s urvey on cust omerserviceW4: Lack o f in f rast ruc ture dev el op men t(trad eshow)W5: Lack of ind ustry normW6: Lack of service standardW7: Poor synergetic utilization of Macau at-trac tionW8: Unclear optimal sca le of opera tionMini-Max i WOW1O4: Share of custo mers’ databaseW1W3W4O4: Creation of industry indica-torsW1W2W3O1O2O5: Integratio n of faci li-ti es among di fferentcasino operatorsW7O1O5: Joint R&D on new games/automa-tionW8O1O2: Launch of study on o ptimal scaleof casino operationsMini-Mini WTW1T1: CRM/Database marke tingW2T2: Joint training/ recruitmentW4T1: Compliance of concessionary contractwith f lexibilityW6T1: Improve customer service
203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1: The House of Quality for BSC measures for the gaming industryThe QFD enables a succinct way of depic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various internal factors. Theperceived causal relationships wi th magnitudes over 8 are shown in the figure below. These strong cause-and-effect relat ions are represented by thick (for 10-point magni tude) and dot ted (for 9-point magnitude)lines respectively.Fig. 2: The cause-and-effect rela tionships among the BSC measures
20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Step 6: Prioritizing the strategies and set ting SMART objectivesThe strategies identified from the SWOT analysis were then prioritized by the team. SMART (i.e. Specific;Measurable; Achievable ; Result-oriented; and Time-bound) objectives were set and agreed for the top fivestrategies.Table 6: The SMART objectives of top five stra tegiesStrategies identified from SWOT SMART object ivesUpgrade casino facilities Quarterly update of casino fac ilities upgrade progressFree airline docking Feasibility report by end of 2006Integrate facilities among different operators Feasibility report by end of 2007Establish Macau Casino Associa tion to promote Macau Casino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y mid 2006uniquenessCreation of key industry indicators By mid 2006In order to link up the House of Quality (HOQ) with the respective strategies, the HOQ in Figure 1 canbe modified as shown in Figure 3 below.Fig. 3: The “modified” House of QualityThis modified HOQ is then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ies to be come the Duplex House of Qual ity –DHOQ (se e Figure 4 below). The numbers embedded in the matrix in Figure 4 represent the perceivedextent of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 among the internal factors listed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e HOQ. Thetop five strategies are listed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DHOQ. The causal relations can be bi-di rectional, i .e.the internal factors can cause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pective strategies and on the other hand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ny speci fic st rategy can contribute to the inte rnal factors. The bendedarrows represent a cause-and-effect impact with causal directions by any specific internal factor on the strategy(e.g. “Abil ity to Att ract Investors” has a very strong impact on successful launch of “Upgrade Facili ties”strategy). Similarly the successful launch of strategies can als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factors (e.g. “UpgradeFacil ities” st rategy would result in an improved “Upgraded Facilit ies”).
205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The term “Duplex House of Quality” is coined here to explain the fact that two otherwise disjointHOQs are merged effectively to depict the various perceived casual relationships.Fig 4: The “Duplex” House of Quality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ConclusionThe case example of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gaming industry in Macau has been used to illustratehow three powerful strategic tools viz., Balanced Scorecard, SWOT, and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canbeen fused effectively and seamlessly as a new holistic strategic formulation technique which should have awide applicat ion in many organizations.This new holistic model is called the “BSQ model” (acronym for the three traditional strategic toolsthat make up the model). This BSQ approach has the following EFFECTIVE advantages: Effective integrat ion of BSC, SWOT and QFD to yield synergetic benefits; Flexible to adapt to changes in external challenges; Fair and open approach du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Easily understood by all concerned; Communication e nhancement for all concerned; Team-based approach to ensur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t rategies; Imbedded opportunities to clarify different views to avoid misunderstanding; Very simple and easy to apply as no sophist icated mathematics is needed; Examining and quantifying the re al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ystema tically.
20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References:1. Akao, Y.,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Integrating Customer Requirement into Production Design (Cambridge, MA.:Productivity Press, 1990).2. ASI,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Executive Briefing (American Supplier Institute, 1987).3. Beiman, Irv; and Sun Yong-Ling, Balanced Scorecard and Strategy Execution: Applications in China (Beijing, 2003,ISBN 7-111-12911-3).4. Brown, J.B. and McDonnell, B., “The balanced scorecard: short-term guest or long- term resid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7, No.2 (1995).5. Burn, G. R.,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in Dale, Barrie G. (ed.), Managing Qualit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94).6. Chan, Y.K.; Gaffney, Phil; Koo, L. C. and Tao, K. C., “Development of A Total Management System Model with Empir ica lEvidences,” Asia Inter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Macau) Journal, Dec issue (2003), pp. 1-11.7. Chang, Y.N., “Early Chinese management thought,”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Vol.XIX, No.2 (1976).8. Chen, M., “Sun Tzu’s stra tegic thinking and contemporary business,” Business Horizons, Vol.37, No.2 (1994), 00076813.9. Crowe, T. J.; and Cheng, Chao-Chun, “Usin g quality fu nction deployment in manufac turing stra tegic plannin 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Vol.16, No.4 (1996), pp. 35-48.10. Feurer, R.; and Chaharbaghi, K., “Stra tegy Developmen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aining for Quality, Vol.5, No.2(1997) , pp. 58-70.11. Gadd, K.W., “Business self-assessment,”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Journal, Vol.1, No.3 (1995).12. Griffith, S., Sun Tzu: The Art of Wa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13. Hepworth, P., “Weighting it up – a litera ture review for the balanced scorecard,”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Vol.17, No.8 (1998).14. Hill, T. and Westbrook, R., “SWOT analysis: it’s time for a product recall,” Long Range Planning, Vol.30, (1997), pp. 46-52.15. Humphrey, A. S., “SWOT Analysis,” http://www.businessballs.com/swotanalysisfreetempla te .htm (2005).16. Ip, Y. K.; and Koo, L. C., “BSQ strategic formula tion framework a hybrid of ba lanced scorecard, SWOT analysis and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Vol.19, No.4 (2004), pp. 533-543.17. Kaplan, R.S . and Nor ton, D.P.,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ranslating Strategy into Action (Boston: Harvard BusinessSchool Press, 1996, ISBN 0-87584-651-3) .18. Kaplan, R. S.; and Norton, D. P., 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 how balanced scorecard companies thrive in the newbusiness environment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ISBN 1-57851-250-6).19. Kaplan, R. S .; and Norton, D. P., Strategy maps: converting intangible assets into tangible outcomes (Boston: Harvard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4, ISBN 1-59139-134-2).20. Ko, A.S .O. and Lee, S .F., “Implementing the stra tegic formulation framework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 of Hong Kong,”Managerial Auditing Journal, Vol.15, No.9 (2000), pp. 469-77.21. Koo, L.C., “Improving quality service through balanced scorecard,”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Quality andReliability, Transac tions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China (TNUAA), Vol.15, No.1 (1997),pp. 147-53.22. Koo, L.C., “Building balanced scorecard on the house of quality,” The 1st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 IEM)Symposium, Transformational Strategy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Hong Kong, 20-21 November, 1998) .23. Koo L C “Change Management through Balanced Scorecard,” Asia Inter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Macau) Journal, Juneissue (2003), pp. 2-9. ISSN 1727-4303.24. Koo L C; F. Tao; Hannah Koo; Y K Chan; P. Ip; G. Chau, “The BSQ Strategic Model – a case study of HKQMA,” AsiaInter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Macau) Journal, June issue (2005) , pp. 1-17. ISSN 1727-4303.25. Kotler, P., “Boards should tune in to corporate marketing programs,” Directorship, Vol.25, No.7 (1999), pp. 12-16.26. Kotler, P.,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Millennium ed., International Seriesin Marketing,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2000).27. McNeilly, M.R., Sun Tzu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 Noci, G., “Accounting and non-accounting measures of quality-based performances in small firms,” International Journalof Operations & Production Management, Vol.15, No.7 (1995) .29. Qin Yang Yong, Balanced Scorecard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Beijing: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 2005,ISBN 7-5017-6484-0).
207A Holistic Approach for Strategic Development for the Macau Gaming Industry Through SWOT, Balanced Scorecard, and QFD30. Shao, Zhengkang, Perceptual Balanced Scorecard (PBSC) with a Chinese Conglomerate (Financial vs. Non-financ ialMeasures) (Lismore, NSW, Australia: Unpublished Doctor of Management Thesis of IMCA validated by Southern CrossUniversity, 1999).31. Slocum, J.W. Jr and McGill, M., “The new learning strategy: anytime, anything, anywher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Vol.23, No.2 (1994), pp. 33-47.32. Terninko, John, Step-by-Step QFD Customer-Driven Product Design (Flor ida: St. Lucie Press, 1997, ISBN 1-57444-110-8).33. Valentin, E.K., “SWOT analysis from a resource-based view,”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1), pp. 52-69.34. Vroman, H.W., “Reviews the book, Sun Tzu and the Art of Busi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Vol.11, No.1(1997), p. 129.35. Weihr ich, H., “The TOWS matrix – a tool for situa t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Long Range Planning, Vol.15, No.2 (1982).36. Weihrich, H., “Analyz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Germany with the TOWS Matrix – an alternativeto Por ter’s Model,”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Vol.99, No.1 (1999) , pp. 9-22.37. Wing, R.L., The Art of Strategy: The Leading Modern Translation of Sun Tzu’s Classic (New York, NY.: Doubleday,1988) .38. http://www.bscchina .com39. http://www.bscol.com/40. http://mgra.org.mo
21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心理，掌握信息技術，還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和真誠的愛心。因此，一方面要從觀念、知識、技能和敬業精神等方面進行對企業員工的培訓教育，為企業員工提供自我發展、自我提高的機會，另一方面也要通過開展一系列的服務競賽，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服務人員的積極性，發現優秀人員和培養一批服務明星，帶動企業人員整體服務水平的提高，以適應迅速發展的市場形勢和服務要求。再次，實現企業對員工的忠誠，培養忠誠的員工。一些企業總是把忠誠看成是對員工的單方面要求，很少考慮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心及員工對企業的期待。企業也應該忠誠於自己的員工，對企業員工的工作和生活真誠負責。因此，企業應深入瞭解企業員工的各種需求，並針對性地加以滿足。同時，企業也應為員工盡可能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維護員工的就業穩定，給予合理的薪金和福利，提供其增長才幹的機會，幫助和促進員工的個人發展等，以利於他們高效地完成工作。5. 提高顧客滿意度水平，培養顧客忠誠顧客是市場的主體，誰把握了顧客的需求和變化，誰就把握了市場的脈搏。因此，企業在服務營銷中必須以顧客滿意為核心，以顧客忠誠為目的，讓顧客滿意和顧客忠誠成為其企業發展的外在動力。顧客滿意由其所獲得的價值大小決定。由於顧客在購買商品和服務時，總希望把有關貨幣和實踐等成本降到最低限度，而同時又從中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以使自己的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滿意。因此，顧客所獲得價值越大，其滿意度也會越高。同時顧客忠誠度的提高能促進企業獲利能力的增強，培養顧客忠誠是企業發展的必然途徑。首先，注重顧客關懷，提高顧客滿意度。由於服務無形性的特點，注重顧客關懷可以明顯的增強服務的效果，為企業帶來更多的利益。因此顧客關懷應貫穿旅遊博彩業營銷的所有環節。顧客關懷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顧客服務（包括向顧客提供產品信息和服務建議等）、產品質量（應符合有關標準，適合顧客使用，保證安全可靠）、服務質量（指與企業接觸的過程中顧客的體驗）、售後服務（包括售後的查詢和投訴以及維護和修理）等。顧客關懷活動應貫穿顧客購買商品的整個過程之中。同時，從事旅遊博彩服務的企業在為顧客提供服務時，也應該關注細節，提倡溫情服務，讓顧客感動，即用真誠的服務滿足消費者的各種心理需求，使服務對象感受到認同感，實現顧客滿意。Phi lip Ko tler認為，滿意是一種人的感覺狀態的水平，它來源於對一件產品所設想的績效或產出與人們的期望所進行的比較。在企業與顧客建立長期的夥伴關係的過程中，企業向顧客提供超過其期望的顧客價值，使顧客在每一次的購買和購後體驗中都能獲得滿意。而每一次的滿意都會增強顧客對企業的信任，從而使企業能夠獲得長期的盈利與發展。其次，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增強顧客體驗。旅遊博彩企業在提升顧客忠誠的因素中，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是重要的決定因素。適應顧客需求變化的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能增強顧客的認識體驗，使顧客產生依賴，進而培養顧客的情感信任和行為依賴。 L ewis Ca rbo ne 認為，顧客很在乎與你做生意的感受，尤其是對某種產品或企業有感情的顧客，企業很難用打折的方式來改變其偏好。他們在購買產品和服務時是在接受一種體驗，他們頻頻光顧某一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實際上是因為該企業創造了比競爭對手更讓他們傾心的體驗。因此增強顧客體驗是培養我國移動通訊企業顧客忠誠度的重要方法。再次，建立完善的顧客關係管理體系，提高顧客服務質量。建立完善的顧客關係管理體系對旅遊博彩企業尤為重要。顧客關係管理是培育和維繫顧客信任的手段。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不僅可使企業更好的挽留現有顧客，還可使企業尋找回已經失去的顧客。作為全球最大、訪問人數最多和利潤最高的網上書店──亞馬遜公司，面對越來越多的競爭者能夠保持長盛不衰的法寶就是顧客關係管理。當
213基於服務利潤鏈理論的澳門服務業管理創新──以旅遊博彩業為例你在亞馬遜公司第一次購買圖書後，其系統就會記錄下你購買或瀏覽的圖書，當你再次進入該書店時，系統識別你的身份後就會根據你的喜好推薦有關書目。你去該書店的次數越多，系統對你的瞭解也越多，它也能夠為你提供更完美的服務，因此亞馬遜公司始終保持著 6 5% 的回頭率。顧客關係管理現在越來越成為企業提高顧客服務質量的必不可少的法寶，它可以改進信息提交的方式，加強企業與顧客的溝通，簡化顧客服務流程，提高顧客服務質量。據調查，近 80% 的企業都在努力建立適合自己企業的顧客關係管理體系。6. 加強信息溝通，提高企業形象信息溝通意味著在企業內部與顧客之間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而“口碑”傳播可以稱得上是信息溝通中最為有效的工具，能夠對企業宣傳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顧客通常在接受服務之後會向其他潛在顧客談論他們的經驗，並樂於給服務提供者提供建議。這些正面的或負面的“口碑”傳播隨後就將影響其他人使用服務的程度，並具有加倍的效果。因此，“口碑”傳播對顧客或潛在顧客期望的形成有著巨大影響，也是決定未來購買行為的重要因素。同時注重企業形象，通過建立企業行為識別系統和視覺識別系統來傳達企業理念文化，能夠將企業的價值觀念、經營理念和精神文化傳達給顧客，使其對企業產生共識，從而樹立獨特的優秀的企業形象。參考文獻︰1. 芮明杰：《管理學──現代的觀點》，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2. James L. Heskett, Thomas O. Jones, Gary W. Loveman, W. Earl Sasser, Jr. , and Leonard A. Schlesinger, “Puttingservice-profit cha in to work,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 il, 1994 .3. 詹姆斯‧赫斯科特、厄爾‧薩塞、倫納德‧施萊辛勒：《服務利潤鏈》，華夏出版社， 2002年 1月。4. 克里斯廷‧格羅魯斯《服務管理與市場營銷：基於顧客關係的管理策略》，電子工業出版社， 2002 年。5. 王方華：《市場營銷》，山西經濟出版社。6. 項保華：《戰略管理──藝術與實務》，華夏出版社， 2001 年。7. 唐‧舒爾茨：《整合行銷傳播》，中國物價出版社， 2002年。
21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澳門的世界文化遺產與博彩旅遊業推廣譚志強 *一、澳門依賴型經濟的特點自 1842年香港在珠江口對岸開埠之後，英治香港逐漸完全取代了葡治澳門的中國對外國際貿易港地位，澳門的經濟便如一葉帆船般珠江口“隨波逐流地”(ride with the tide)發展。1 澳門的整個經濟發展過程都是“消極的”，“被動的”，幾乎完全依賴外界因素的推動進行的，不但高度依賴著鄰近香港經濟的榮枯，更深深地被世界經濟體系的盛衰所影響，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依賴型經濟體系”(dependen t economy)。 19 世紀 60 年代，由於賭權易手，“博彩旅遊業”也是“依賴”香港旅客渡海而來而興起的。 2“隨波逐流式”經濟成長過程，特別是 19 世紀 70 年代中葉至90年代中葉之間，對澳門內部經濟的最嚴重的負面後果是，澳門本來並存的四項主要產業：出口加工業、地產建築業、博彩旅遊業、金融服務業，慢慢地演變為博彩旅遊業一枝獨秀，於是，一旦賭場業績出現倒退，隨之而來的必然是經濟上的全面倒退。盛極必衰，愈接近二十世紀最後幾年，澳門博彩旅遊業便開始爆發出“獨市經營、獨家壟斷”，由於“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娛樂公司、澳娛）獨佔賭權所形成的種種有問題的“經營手法”。這些有問題的“經營手法”至少包括：1. 賭場二十四小時營業：博彩公司經營的賭場，只准在晚上九時至翌日早上九時對外開放營業；2. 賭場對外公開打廣告：博彩公司不准在任何傳媒上，刊登有關賭場博彩內容的廣告；3.“賭廳承包制”：博彩公司必須親自經營酒店及賭場的所有部分，不准將賭場分成若干賭廳，再將賭廳批發出去給他人經營。4.“疊碼仔”：不准非博彩公司職員在賭場內留連，或在賭場裏面及附近範圍，作出任何滋擾賭（遊）客的行為，例如“放貴利”（放高利貸）、“拉皮條”（仲介妓女）、“敲腳骨”（敲詐賭資）、“挖爛腳”、“拍膊頭”（口頭勒索）等等；5.“茶錢制”：即所有賭場職工均實行每月都可以領得一定數額金錢的“包薪制”，而非澳門“娛樂公司”賭場實行的“茶錢制”，令員工的主要薪水來源來自“底薪”而非“茶錢”（自賭客手上強奪回來的小費）。1842 年 12月，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生效，里斯本政府知道北京收回香港之後，便要收回澳門，澳葡當局便開始在 1986 年底開始准許“娛樂公司”實行“賭廳承包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縱容“疊碼仔”等具有黑幫背景的非賭場職員，在賭場裏面及其附近範圍進行“放貴利”、“拉皮條”、“敲腳骨”、“挖爛腳”、“拍膊頭”等等違法活動。自此之後，不但澳門各個賭場的內部安全和服務水平開始一落千丈，賭場外面的澳門全境治安也隨之日趨惡化，十幾年之* 香港大學榮譽講師，香港樹仁學院、澳門大學及澳門中西創新學院兼任導師，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天主教大學）兼任副教授，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229澳門博彩業發展史的研究與前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 9 年編成的《中葡關係史料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 19 99 年合編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華書局19 99 年 11月出版的《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國書店 199 9年 12 月出版的《粵澳關係史》，東方基金會 199 9年版的譯著《葡中接觸五百年》，澳門基金會 19 99 年 1 2 月出版的譯著《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澳門基金會 200 0年出版的《明清士大夫與澳門》、《西力東漸》，花城出版社20 01年出版的《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澳門基金會 2 001 年出版的譯著《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 200 2 年出版的《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2 002 年編印的《清宮粵港澳商貿檔案全集》，南京圖書館古籍部和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 99 年編印的《澳門問題史料集》。還有，明末來華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羅明堅合寫的《葡漢辭典》，已於 2 001年由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東方葡萄牙學會、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出版。另外，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葡文檔案《澳門帝汶省政府公報》Boletim d a P rovincia de Ma cau eTimor 、 Boletim de Pro vincia de Ma cau S olo r e Timor 、澳門仁慈堂博物館檔案，以及 Pe dro da Mesq uita在第 5 7 期 MA CA U 雜誌發表的 A S an ta Ca sa e a s L ote rias no Or ie nte : L ota rias c om Todo s 、 A na Mar iaAmaro: Três Jo gos Po pulare s d e Macau ( Institu to Cu ltural d e Ma cau,19 84.)這些歷史檔案的面世、文獻著述的發表刊行，對澳門博彩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幫助。自 20 02年以來，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先後在本地主辦了五次學術年會，收集到部分論及澳門博彩業或澳門賭商的論文。20 03年 10月舉行的年會上，林廣志博士發表了《澳門盧氏家族資料四種》，首次有系統地分析澳門早期大賭商盧九家族的史料。200 5 年 8 月 28 日舉行的《澳門史料與歷史文化遺產研究》，論及澳門博彩史的論文包括：暨南大學碩士研究生馬根偉《清代中後期澳門華商納鈔問題》，林廣志博士的《晚清時澳門近代工業的興起與發展》，復旦大學博士後趙利峰的《張之洞與粵澳闈姓》，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長胡根的《仁慈堂彩票與澳門早期的博彩業》。200 5年1 0月29日，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舉行的第五屆學術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後林廣志的論文《晚清澳門華商與粵澳經濟關係──以廣東小闈姓餉項糾葛案為例》，論及廣東政府對待賭博的態度以至採取的嚴禁或馳禁的措施，對澳門的博彩業帶來巨大的波動和影響，這種政策背景及其制衡環境也會波及澳門的華人賭商。暨南大學古籍所博士生張坤的論文《1 828 -18 31 年英國人在澳門馬會史實詳考》，以新的資料論述了澳門賽馬的歷史。此外，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成員近期在一些跨域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以及在澳門基金會出版物或澳門高等院校學術刊物刊登的有關澳門博彩史的論文還有：《盛世危言與澳門博彩業合法化早期史》（胡根）， 200 2年 7 月發表於中國社科院、廣東省社科院與澳門歷史學會等主辦的“鄭觀應誕辰 16 0 周年學術研討會”；《香洲開埠事件始末》（胡根）， 200 5 年 9 月發表於澳門理工學院與澳門基金會合辦“世界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第 31 期：《澳門賭商社會活動初考》（胡根）， 200 5 年 1 2 月；《“香洲開埠”事件對澳門的影響》（胡根）， 2 006 年 10 月 1 6 日發表於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與澳門基金會合辦的“香山文化學術研討會”；澳門大學《澳門研究》第 36期：《澳門博彩業探源》（胡根）， 20 06 年 1 0 月；《澳門理工學報》200 6 年 12 月號：“澳門博彩業早期的合同罰則”（胡根），2 006年 12 月（待刊稿）；《晚清澳門博彩業的興起與發展》（胡根，趙利峰），《澳門史新編》（待刊稿）。200 5年 5月 7 日至 8 日，澳門基金會與暨南大學合辦的澳門歷史學術研討會在暨南大學舉行時，多位來自內地、澳門和香港的專家學者曾經提及：澳門歷史研究過去最大的特點，也是最主要的成
24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注釋：1 柯平：《書目情報系統理論研究》，圖書館， 2003年，04期。2 王錦貴：《鏡海心影》，載《濠鏡》， 2004年 12月，第 18期，第 85-92頁。3 夏晉：《文脈──城市記憶的延續》 http://d o lcn.co m/d ata /cns _1 /ar tic le_31/ p aper_ 311 /p env_3113/2005-03/1110008734.html (檢索日期： 2006.5.16).參考文獻：1. Twenty-Nine New Documen tary Collections Inscrib ed on the Mem or y of the World R egister, U NESCO, 21-06-2005. http://po rtal.unes co.org/ci/en/ ev.php-URL_ID=19320&URL_DO=DO _T OPIC&URL_SECTION=201.htm (檢索日期：2005.6.21).2. 王錦貴：《鏡海心影》，《濠鏡》， 2004年 12月，第 18期。3. 高波：《網路時代的資源分享──中日文獻資訊資源分享比較研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4. 世界記憶工程 URL: http ://www.mzb.com.cn/xinwen/012/273/27304.htm (檢索日期：2005.4.24).5. 《世界記憶工程簡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檔案局。 U RL: htt p :/ /w ww. saac . go v. c n/s aac/ 20 05 -06 /0 6/content_5842.ht (檢索日期：2005.4.27).6. 田曉光：《拓展研究領域 保存城市記》URL：htt p :/ / www.b jq w. org. c n/n ew sit e/ inc lud e/ co nten ts .as p？infoid=20040622091937270903000 00001 (檢索日期：200 5.8.17).7. 《“廣州城市記憶工程”全面啟動》，金羊網。 U RL：h tt p :/ /w ww . yc wb . co m /g b /c o n ten t/ 2 00 4- 10 / 19 /content_778698.htm (檢索日期：2005.6 .24).8. 《武昌“城市記憶”工程定格城市歷史》。新華網─武漢 URL：http://news .xinhuanet.com/ newscenter/2004-11/22/co nt ent_2245318.htm (檢索日期： 2005.6.28) .9. 《青島嶗山區全面啟動“城鄉記憶工程”》。URL：http://sd .infobase .gov.cn/intro/news/news 332.htm (檢索日期：2005.7. 6).10.《山海關區啟動“古城記憶工程”》 U R L：h t t p : / / w w w. b d h v s . c o m . c n / n ew s / R e a d N e w s . a s p？NewsID=4982&BigClas sID=30&SmallClass ID=68&Specia lID =0 (檢索日期：2005.7.4).
241澳門口述歷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澳門口述歷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林發欽 *口述歷史近年受到越來越多澳門人的關注，不同的研究機構和研究者相繼展開不同主題的口述歷史計劃，大力搜集和整理口述史料，回顧澳門口述史學的歷程，了解世界其他地區口述歷史的發展和當前做法，當可為我們提供珍貴的參照，促進澳門口述歷史完善的發展。一、口述史料與口述歷史歷史研究可以粗略歸結為“搜集史料──分析史料──重現史實”三個階段，此乃傳統史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對歷史事實的重構、歷史過程的分析、歷史現象的解釋，都得以此為基礎。而當中的“史料”，則是基礎中的基礎。受西方近世史學思潮影響極深的傅斯年先生嘗言“史學即史料學”，道出了“史料”在歷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梁啟超先生也曾說：“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1史料，即歷史資料，也就是研究和編纂歷史所用的材料。史料的存在形式千差萬別，其分類也不一而足。為方便研究，史料學上根據史料的表現形式，通常將史料分成三大類型，即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述史料。晚近20年，澳門的史料整理主要偏重在文字史料，即歷史文獻和檔案的層面。近年澳門歷史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這些成果得益於一批不同語種的文字史料被發掘、整理和出版。可以說，澳門歷史研究的成果越是精微瑣細，越是反映出文字史料發掘之深度和廣度。與文字史料相比，實物史料，特別是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則顯得非常不足。口述史料又稱口傳史料或口碑史料，主要指以口頭流傳為顯著特徵的史料。歷史研究有賴對史料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澳門史研究者在繼續推動澳門文字史料的編譯和出版的同時，如能多些關注實物史料，特別是口述史料的整理，並重視不同類型史料的互證，當能使澳門歷史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西方有一種史學觀點認為，人類歷史可以分成神話時代、英雄時代和平民時代。顯然，在神話時代，即史前史時期，文字發明以前，人類歷史的主要載體就是口述史料。這就是說，口述史料早就存在，只是文字發明以後，它的作用似乎被忽視了，到近現代，隨著西方史學思潮的發展，它又重新受到重視，以致逐漸發展出以採集、整理和轉錄口述史料為主要任務的口述史學(Oral History)。口述史學作為歷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雖然具有源遠流長的厚實底蘊，但受到廣泛認同，具備獨立學科屬性，卻是近數十年的事。口述史學，我們一般又稱口述歷史，其具體定義在史學界尚存有分歧，美國學者唐納德‧里奇(Don ald A. Ritchie)認為“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 in terviewe r)的方式搜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是由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 in te rvie wer)，向受訪者( i n te r vie we e)提出問題，並以錄音或錄影記下彼此的問與答。訪談的錄音（影）帶經過製作抄本( tran scr ibe d)、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後，儲存在圖書館或檔案館。這些訪談記錄可用於研究、摘*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會長
24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節出版、廣播或錄影紀錄片、博物館展覽、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記錄、抄本、目錄、圖片和相關的紀錄片資料或可以傳到網上發表。”2 唐納德的定義較完整地陳述了口述歷史的操作流程，非歷史專業的人士可以從中對口述歷史有更全面的認識。由於現代科技發展迅速，所以唐納德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應包括錄音或錄影環節，他這個意見在史學界尚存有爭論。二、世界口述歷史研究的發展歷程檢視中外歷史學的發展歷程，早期雖不曾形成系統的口述史學，但口述歷史及其方法其實存在已久。從西方的《荷馬史詩》、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到中國司馬遷的《史記》，都有口述史學的影子。修昔底德訪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參與者，司馬遷走訪中國各地搜集口述史料，中西背景不同，但兩人卻在做著相同的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當然，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當時還沒有“口述歷史”這個專業術語出現。現代口述史學起源於 1 9 3 0 年代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1 9 3 8 年歷史學者艾倫‧內文斯( A l le nNe vins)提出開展口述史學研究的呼籲，194 8年他在該校創建了第一個口述史學研究機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室(Colu mb ia Oral Histo ry Rese arch O ffi ce)。今天，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是世界公認的口述歷史重鎮。該校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的兩位教授韋慕庭(C. Mar tin Wi lb ur)和何廉(Frankl in L . Ho)從195 8 年起即有計劃地對留寓美國的中國軍政要人，包括李宗仁、胡適、蔣廷黻、左舜生、顧維鈞、孔祥熙、陳立夫、張發奎、吳國楨等進行訪談，為中國現代史留下極為珍貴的史料。1 950年代以後，美國的加州大學、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肯尼迪總統圖書館等機構，相繼成立口述歷史研究組織，展開口述歷史計劃。1967年，“口述歷史協會”成立，會員遍佈美國各州，乃至海外。加拿大、新西蘭、英國、新加坡等世界各洲各國，都有全國性的口述歷史機構。 1987 年，在英國牛津的一次集會上，成立了國際口述歷史協會(In te rn ation al O ral Histo ry A sso ciati on)，每半年在世界各地集會一次。在亞洲地區，新加坡由於立國時間短，特別重視口述歷史工作，於 197 9年設立了口述歷史組，有系統地搜集國家史料。後來，口述歷史組升格為檔案與口述歷史館，成為專門的口述歷史研究機構。在台灣，口述歷史起步甚早，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之初即展開口述歷史的工作，198 4 更成立了口述歷史小組，專責口述歷史計劃。迄今為止，該所已訪談了 700 多人，成稿 1 000 多萬字，整理出版了《口述歷史叢書》70 餘種，成果豐碩。目前，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就專門設有口述歷史室。台灣國史館也在1 991年起展開口述訪談，至今已出版口述歷史訪談錄30餘種，成為該館各類出版品中較為暢銷的一種。在香港，香港博物館也自1980年代開始從事口述歷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為主題，聘請大學學者參與研究。近年，香港大學獲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啟動“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旨在建立一個系統化的香港口述歷史檔案庫，並鞏固現存口述歷史的資料，聯繫香港各個分散的、欠缺統籌的口述歷史計劃。“香港口述歷史檔案計劃”已啟動多年，成果正日漸顯現，很值得澳門學習。 3三、澳門口述歷史研究的回顧具體考察澳門歷史研究的情況，口述史料在許多領域可與文字史料互為印證，甚至補文字史料之不足。首先，澳門的民間傳說和掌故流傳下來的並不少，這些故事有些可能失之史實，但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的社會面貌，是澳門其中一種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要繼續保存澳門的傳說，並使之
243澳門口述歷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流傳後世，必須對它們的載體──口述史料，進行系統的搜集和整理。其次，澳門現代史最重要的史料實為口述史料，而非文字史料。現今在世過70歲的澳門老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新中國成立、“一二‧三”事件、中葡談判、澳門回歸等重大歷史事件，他們的集體回憶構成一幕幕最真實、生動的澳門現代歷史圖像。再次，在澳門風俗史、社會史、生活史、家庭史、土生族群、個人傳記等專題研究中，離開了口述史料，肯定無法做得好。可喜的是，在澳門歷史研究中，口述歷史日漸受到重視，並已有機構和個人在這方面做出了嘗試。200 1年，澳門博物館舉辦題為“抗戰時期的澳門”的專題展覽，主要透過訪談和圖像，展示抗日戰爭期間澳門的城市概況、經濟民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面貌。展覽訪問的對象包括馬萬祺、劉光普、李成俊、劉羡冰、柯正平、畢漪汶、杜嵐、釋機修大師、前主教林家駿、飛歷奇(Dr . Henr ique d eSe nna Fe rna nde s)、高志慈(Mothe r Mary Go isis)等三十多位不同界別的社會人士，鮮活地重現抗日期間澳門的社會生活。展覽的內容還輯錄成《抗戰時期的澳門》4 一書，成為澳門口述歷史一個重要的里程碑。200 2年，澳門理工學院社會經濟研究所提出《關於開展“澳門人口述歷史”研究的初步設想》的計劃書，擬分三個階段，先後開展“抗戰時期”、“關閘事件”、“博彩業的發展”、“澳門的過渡期”、“澳門特區政府的成立”等專題研究。 5 這是澳門首次有研究機構就澳門歷史問題，提出系統的口述歷史研究方案，可惜的是，該計劃至今未見落實。200 5年，根據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建議，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吳福成立“澳門文史資料工作計劃有限公司”，制定“澳門文史資料工作計劃”，開展澳門近代史、現代史資料的徵集、整理、研究、編輯和出版工作。該計劃的徵集內容包括澳門社團發展、行業史、人物與家族、歷史事件等四大主題，工作量大面廣。 6為循序漸進地開展有關工作，計劃以“《澳門回歸歷程》徵集計劃”為先期方案，成立策劃及採訪小組，由林發欽任小組負責人，對親身參與澳門回歸工作的各界人士，如馬萬祺、何鴻燊、李成俊等數十人展開採訪，搜集有關澳門主權回歸的各種史料。這是澳門至今一項最大型的口述歷史研究計劃，採訪全程設有專業錄音、錄影，其首階段成果已轉錄文字，彙編成《澳門回歸歷程紀事（第一輯）》一書。 7該計劃仍在進行中，成果將分階段陸續出版。200 6年暑假，澳門歷史教育學會與民政總署合作，聯合主辦“博物館學生研究員”培訓計劃，公開招募 40 名大學生和高中學生，給予理論和實踐培訓，然後組織他們開展“澳門與茶”的大型研究計劃。8 這是一項文獻搜索與口述訪談並重的研究，以澳門歷史上出現過之著名茶樓、茶莊、茶社、茶商為研究對象，在中、葡、英多語文獻檢索的基礎上，選取數十位關連人物進行詳細訪談，重現小城的茶情往事。受過專業培訓的40名“博物館學生研究員”根據指引循序漸進地展開有關研究工作，其中文獻搜集與分析工作已基本完成，目前正進行大規模的訪談活動，搜集口述史料。澳門歷史教育學會與民政總署將於 200 7 年下半年，將研究成果公開出版。200 6年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在單文經院長和楊秀玲副院長的主持下，制定“澳門教育人物誌口述歷史計劃”，採訪澳門資深的教育工作者，以人物為中心，用口述歷史的方法開展澳門教育史研究。有關研究成果，快將面世。除上述大型的口述歷史計劃外，澳門民間還有一些學者自發搜集口述史料，開展歷史和掌故研究。成立於199 5年的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宗旨之一是搜集和研究澳門近代文學史料，迄今已出版“蓮峰系列”14 種，其中《鏡海 沉》、 9《蓮島春秋》10 和《海島風華》11以文史掌故為主，內有不少篇
25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班牙傳教士組成，其使命就是入華傳教，而後者則為清一色的意大利方濟會傳教士，他們的主要使命是代表教廷，收回原來教宗授予葡萄牙國王的“東方保教權”。由於所擔任使命的不同，傳教區域的不同，若將兩者的入華傳教活動同時鋪開進行研究，方向不集中，會影響研究工作的開展。在反覆衡量了自己所具備研究的條件和能力，以及所掌握的史料後，我決定專注對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進行研究，這樣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語言優勢，挖掘西班牙文的史料，而將意大利方濟會的研究擱置一旁，留給比我更具備條件的學者去研究。實踐證明我這一突破口的選擇是正確的。2. 對外國學者的研究現狀進行瞭解和分析在對中國學者的研究歷史和現狀作出分析後，我又在香港方濟會韓承良神父的熱情幫助下，及時從國際學術和史學研究層面，對西班牙和其他西方國家研究方濟會來華傳教研究的現狀及其學術專著進行了認真的梳理，並從中開始尋找研究西班牙方濟會的主攻方向。從筆者所收集到的資料和研究現狀來分析，有關明清之際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研究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最早的研究工作起源於西班牙方濟會內部的史學專家和學者之間， 191 4年該會創辦的《伊比利亞──美洲檔案》(Archivo Ibero─Ame rica no)3 雜誌的出版發行，為教會內的史學研究者提供了一個學術研究的園地。該雜誌不僅陸續刊登了許多珍貴的檔案文獻和史料，亦發表過許多有關西班牙方濟會在東方及中國傳教的論文和研究成果，由於這些研究成果和論文都是以原始的教會檔案資料為基礎，根據傳教士當年留下的傳教報告和書信而寫成，具有相當的說服力，是我進行研究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最初教會內的史學家們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方濟會在西班牙和美洲傳教史的研究方面，但是隨著19 29年西班牙方濟會編輯的《方濟會士中國書簡彙編》4第一卷的公開出版，西方學者對方濟會來華傳教史的研究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其研究範圍開始擴大到菲律賓、日本、中國及東南亞等地區，大量解密的教會歷史檔案資料為西方學者們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時間和空間範圍。19 17 年，西班牙方濟會洛倫索‧佩雷斯神父(Lo re nzo P érez)撰寫的《廣東省方濟會傳教團的起源》5 一文，以原始的史料為基礎對方濟會中國傳教團1 672年進入廣州及東莞開教的經過和成功做了詳盡的描述。 19 33 年，塞‧阿爾古本達斯神父(S ever ian o A lcob end as)所著《菲律賓聖格列高利省的神職外科醫生們》6 一文，從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在菲律賓和中國以行醫治病作為傳教手段進行了描述，並特別就方濟會在澳門建立的藥房，以及在廣州開辦的醫院在傳教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做了闡述。 1 974 年，西班牙方濟會的安道林‧阿巴德‧貝雷斯神父(An tolín Ab ad P ére z，O.F.M)發表的《從歷史文件看 173 2年驅逐中國傳教士之案》7 一文，通過8 份中文和西文歷史檔案資料，其中包括當時的廣東省總督和廣州巡撫的兩份奏章和6份方濟會傳教士的傳教報告和信函，陳述了雍正皇帝自1 723年登基之後對天主教所展開的禁教運動，包括西班牙方濟會在內的各修會如何在艱苦的情況下繼續在中國傳教，直至17 32年全部被驅逐至澳門的經過。1 999年，安道林神父和卡耶塔諾‧桑切斯‧福埃特斯(Ca yetano Sanch ez Fu erte s， O.F.M)聯合在《伊比利亞─美洲檔案》雜誌上發表的長篇巨作《西班牙、西屬美洲與遠東聖方濟赤腳修會─歷史、地理及書目綜述》8 ，從編年史的角度對方濟會在西班牙、美洲和遠東地區的產生、發展和擴張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和分析，並就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在上述地區的傳教活動提供了一系列的參考文章和書籍目錄；其中有關《中國傳教團》一節，粗線條地概述了西班牙方濟會自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附有一系列豐富的參考書目。除了西班牙方濟會史學家們上述研究工作和成果之外，西方其他國家的學者亦在這一研究領域內有所建樹，如德國學者郎汝略 (Vi tali s Lan ge)，他於 19 29 年出版的《山東開教史》9 一書，詳細介紹
251開拓明清之際天主教來華傳教研究新視野──西班牙方濟會來華傳教研究心得了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利安當神父自 165 0年起在濟南開教及其在山東省傳教的經過，其史料來源主要是教會內部的檔案，包括利安當神父當年寫下的傳教報告和信函等，對於瞭解方濟會在華傳教方法、策略和傳教物件是非常有益的。法國學者裴化行所著《明代閉關政策與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10 一文，對明朝末年西班牙方濟會及其道明會進入中國傳教失敗的原因做了較詳細的剖析。另外，裴化行 1 931 年所著《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11 一書，亦對 15 79 年進入廣州的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做了較詳細的描述。從這些論文和著作中，我看到他們所利用的史料基本上都是西班牙方濟會的歷史檔案文獻資料。196 2年，美國現代耶穌會神父鄧恩(George H. Dun ne)編寫出版的《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神父》12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它的最大特點是充分利用了羅馬梵蒂岡檔案館的史料，涵蓋了從利瑪竇和羅明堅開始到湯若望去世這一時期，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歷史，亦涉及到包括利安當在內的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在華的傳教活動。由於該書縱貫了近一百年的傳教歷史，並利用了天主教教會的許多檔案、手稿資料，詳細陳述了這一時期所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因此它被認為是中國學者研究天主教來華傳教史必讀的一本教科書。該書還引用了西班牙方濟會的一些原始歷史檔案資料，對耶穌會和托 修會之間在中國傳教期間，特別是在“中國禮儀之爭”中所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進行了較深刻的分析。198 6年，英國學者卡明斯出版的論文集《西班牙東方擴張進程中的耶穌會與托 修會》13，對耶穌會、方濟會及道明會等修會在菲律賓、日本、中國及東南亞所採取的不同傳教策略和方法進行了對比和分析，特別是其中的《耶穌會與托 修會：在中國的兩種傳教方法》一文，對托 修會前後在美洲和中國傳教的不同方法和實踐進行了對比，論述他們在華與耶穌會所採取的不同策略並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分析導致他們採取不同策略的根源，對包括方濟會在內的托 修會在華的傳教實踐和成果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卡明斯的這本論文集對於中國的學術界和宗教界重新認識方濟會、道明會等托 修會來華傳教的歷史是極其有益的。 199 9年出版的意大利學者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論》14 一書，2 000年法國學者安田樸寫的《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15，以及 2 003 年法國學者謝和耐出版的《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16 一書，都從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出發，對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所產生的文化撞擊，從理論的層次上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評論。柯毅霖還對耶穌會與托 修會的傳教方式和策略從歷史和在華傳教實踐的角度進行了論述。這些著作和研究成果將天主教各修會在華的傳教活動提高到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層面上，為從理論的高度上來分析和研究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活動拓寬了視野。199 9 年，法國學者帕斯卡爾‧吉拉德(Pa sca le G ira rd)的《近代中國的西方傳教士》17 一書葡萄牙文版在澳門出版，為港、澳、台及大陸的學術界及宗教界對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活動的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模式和內容。作者採用了對比分析的方法，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出發，對來華傳教的耶穌會、方濟會、道明會和奧斯定會在不同時期所留下的編年史料、傳教紀實、傳教報告和出版的書籍等進行了橫向的分析和研究，並對上述四個修會各個時期的傳教士名錄(catalogo s de missiona rio s)及其人數、國籍等內容也進行了對比和分析。 2 00 1 年，美國學者蒙治洛(D. E . Mu n ge llo)出版的《山東開教史(165 0-1 785)》18（原著書名為《山東的靈與肉》）一書，是西方學者最近幾年新出版的一本專門研究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在山東省傳教的學術著作。作者的研究時間跨度從利安當神父1 650年開創山東教區一直到 17 85 年，前後達 135 年之久。該書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充分利用天主教會的內部檔案史料，特別是西班牙方濟會出版的《方濟會士中國書簡彙編》提供的有關史料，對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在山東的傳教活動進行了考查和研究。另外蒙治洛還親自到過山東濟南考察，得到了中國學術界有關學者
25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和機構的熱情支援和幫助。在該書中，他還分別對多位西班牙傳教士在山東的傳教活動進行了研究。該書是繼德國學者郎汝略所著《山東開教史》之後，又一部專門研究方濟會山東傳教活動的力作。從上述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到目前為止對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的研究多集中在天主教會內部的史學專家之間，他們往往能夠利用身在教會得天獨厚的便利條件，最早接觸到大量珍貴的史料，其中有一些已被翻譯成中文，因而他們所提供的史料和公佈的研究成果可信度極高，是我開展研究的重要史料和參考資料。所以，從中國學術界研究的角度來看，目前已開始對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深化和提高，因為研究歷史不能夠局限在單純敘述和羅列歷史事實，還應該對歷史事實做出解釋。“歷史並不單純是文獻所記錄的事件，而是我們從記錄中所選擇出來的事件，作為對歷史有意義而又可理解的東西。”19 儘管西班牙方濟會檔案文獻和史料中所記錄的歷史事實是客觀的存在，但對歷史事實的認知，還需要歷史學者去精心的推敲，將其上升到有意義的理解和詮釋之層面。另外從學術研究的技術層面上來看，在開發和利用原始歷史檔案文獻方面，應該加強學術研究的規範性和條理性，特別是外文史料的翻譯、考證和引用等。通過上述對西方學者在方濟會來華傳教研究所做過系統的梳理和分析後，我對他們的研究方法、論據和觀點有了較全面的認識，同時也對他們所採用史料的來源有了清楚的瞭解。我作為一個後來的學者，應該在充分尊重和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去挖掘新的史料，去開闢自己的研究領域，所以我將研究重點放在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研究方面，亦是順理成章的事。3. 利用澳門得天獨厚地位 挖掘新史料尋找新論據中國的對外開放，為從事中西文化交流、西學東漸和東學西進研究課題的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時機；而西方宗教界，特別是教會方面的檔案館、圖書館和資料館向公眾的開放，也為中國的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史料資源，若能有機會出去走一走，相信一定會有新的發現。澳門自明清以來一直被譽為“天主聖名之城”，澳門歷史城區現存的教堂和修道院就是最好的證明。鑒於澳門在過去四百多年的歷史中獨特地位，以及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所發揮的橋樑作用，在澳門回歸祖國後，我們亦應該充分利用澳門同西方世界的關係，同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國之間的歷史聯繫，加強同西方學者的聯繫與合作，並通過這種聯繫繼續開展學術研究，推動相互之間開展歷史檔案文獻和史料的交流，進一步推動澳門天主教傳教歷史的研究，確立新的研究方向，尋找新的研究課題。在確立了研究的主攻方向之後，我便開始了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在對中國有關明清西方傳教士歷史檔案文獻進行搜集的基礎上，我開始了對西班牙方濟會歷史檔案文獻的查找和彙集工作。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逐漸認識和瞭解，西方教會人士也對世俗學者對他們教派的研究伸出了歡迎之手。在香港方濟會韓承良神父的熱情介紹和聯繫下，我於 200 2年春專門奔赴西班牙古城多萊托(To le d o)，拜會了西班牙方濟會的安道林神父。當時年屆八十的安神父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並向我提供了食宿之便利。安神父一直在從事方濟會來華傳教史的研究工作，他曾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中國考察過，並親自到當年西班牙傳教士曾經傳過教的幾個省份一行，中國之行給他留下了深刻的美好印象。所以當他指導我這個來自東方的中國人要對西班牙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進行研究，他感到非常的高興和興奮，不僅將他的全部藏書展示給我看，而且還幫助我複印了相關資料和他自己撰寫的文章。後來，在安道林神父的指點下，我又前往位於首都馬德里的“方濟會伊比利亞─東方檔案館”(Archivo Fran cisca no Ibero -Or ien ta l)查找史料。這使我有幸接觸到西班牙方濟會中國教區許多珍貴的檔案文獻，其中絕大多數是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當年在華寫的信函和傳教報告。從西班牙返回澳門之
25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際，我正在籌劃和準備相關資料，準備對西班牙方濟會17 33年至 181 3年在華傳教活動進行研究。但是，我深深感到眼前所面臨的困難非常的多，特別是搜集原始資料的工作，因為一切必須從頭開始，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必須腳踏實地才能在學術研究的旅途上走得更遠。三、利用中文西文史料 互相對比印證補充與從事方濟會來華傳教活動研究的西方學者相比，中國學者的優勢在於掌握大量的中文歷史檔案文獻和資料，不足之處在於不懂或只懂一門外語，這就使部分學者不能夠直接利用大量的外文資料，只能利用他人翻譯好的史料，從而使研究工作滯後。但是目前越來越多的懂外語的年輕學者加入到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領域中，將會對該領域的研究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在蒐集、翻譯和佔有中外文史料的基礎上，如何將中文資料與外文史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不僅是一個需要下功夫的問題，而且亦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學術問題。我在湯開建教授的指導和幫助下，先後從《明清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徐家彙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熙朝定案》、《聖朝破邪集》等書籍中挖掘出來為數不少的方濟會中文檔案，且與西文檔案相互印證，解決一些問題。如康熙四十五年至四十八年方濟會領取傳教“印票”的問題，幾份中文檔案與西文檔案相互證補，將這一問題辨析得十分清楚；又如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利用《熙朝定案》的中文記錄與西文檔案互證，當時康熙兩次分別接見方濟會柯若瑟(Io se ph Osca)、利安寧(Emma nue l a sa ncto Ioann es Bapti sta)神父的過程與細節，中西檔案記錄完全一致。21通過這樣的中西史料的結合使用，相互比較印證，才能相得益彰，使研究成果更具有說服力。另外，中外文史料的相互補充也是不可忽視的。在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當年留下的信函和傳教報告當中，我查找到有傳教士記錄他們當年從廣州奔赴北京領取印票的經過：六位西班牙方濟會傳教士進京後，在耶穌會傳教士的引導下，進入皇宮並見到了康熙皇帝，他們當著康熙皇帝的面發誓要遵循利瑪竇規矩留在中國傳教。但是，這樣一次前後歷經近一年時間往來於廣州與北京之間的旅行，在中文史料方面暫時還尚未發現有記載。這一資料不僅是對中文史料的補充，而且也為我們在中文史料中尋找這一歷史事件提供了寶貴的線索。四、結論我國著名學者陳寅恪曾經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22 要想將明清之天主教來華傳教研究推向一個更深的層次，必須打開我們的視野，對所有來華修會的傳教活動逐一進行研究，必須不斷挖掘新的史料和檔案文獻，提出新的問題，並努力去解決它們。當然，在尋找新材料確立新的研究課題時，我們若能對前人有否在這一課題上進行過研究，其研究成果如何，解決了甚麼問題，留下甚麼問題沒有等等。我們若能就這一系列問題進行梳理和學習，就有可能從中找出新的研究課題，就可能在未來的研究中有所突破。總而言之，我們在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亦應該充分利用他們的成果，因為它是前人辛勤耕耘的結晶，它會為我們的研究指出方向，會讓我們少走彎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才能夠看得更遠，只有借他山之石，我們才能夠攀上學術研究的頂峰。
255開拓明清之際天主教來華傳教研究新視野──西班牙方濟會來華傳教研究心得注釋︰1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中華書局， 2006 年1 月版，湯開建作《序》，第 6 頁。2 張凱：《利安當與“禮儀之爭”》，載澳門理工學院利《中西文化研究》雜誌第二期， 2002年 12 月，第 117-137頁。3 《伊比利亞──美洲檔案》雜誌(Archivo Ibero - Americano)，是西班牙方濟會小兄弟會出版的一本專門研究方濟會傳教歷史的雜誌，創刊於 1914年。 1914年至 1938 年為該雜志出版發行的第一個階段，共出版 38 期，之後停刊 2年；1941年復刊至今為其第二個階段，最初為季刊，後改為年刊。摘自崔維孝《方濟各會中國教區中、西文檔案史料介紹》一文，載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一輯，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2年 11 月出版。4 《方濟會士中國書簡彙編》(SINICA FRANCISCANA)，系由西班牙方濟會總會出版的一套彙集西班牙方濟會小兄弟會和意大利方濟會傳教士入華傳教歷史文獻叢書，從 1929年出版第一卷起到1997年一共出版了 10卷，前5卷各為 1 冊，後 5 卷各為兩冊，共計 15 冊。西班牙方濟會小兄弟會的多位神父前後歷經近 70年持續不斷的整理、編輯和出版，才使這一套叢書得以公佈於眾。其中收集的文獻主要為傳教士撰寫的傳教報告和信件，亦有編輯人員寫的一些史料概述和傳教士生平簡介。所彙集史料主要用西班牙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寫成。5 Lorenzo Pérez, “Origen d e la Misiones Franciscanas da le Provincia de Kwang–Tung,” Archivo Ibero – Americano,E studio Histori co S obre la Origen Franciscana en Espana y Sus Mis iones, Num XIX, En ero— Febrero (1917) ,p p. 225-254.6 Sever 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 - Cirujanos de la Provinvia de San Gregorio Magno de Filipinas,” ArchivoIbero— Americano, XXX VI, (1933) .7 An tolín Abad Pérez, “La exp ulsión de los misio neros d e Chi na en 1 732 a través de uns do cumentos,” Revis tacuatrimestral MISSIONALIA HIS PANICA, ed itado por e l Departamento de Mision ologi Española , Ano XXXI, Num.9 1, (1974), pp. 5-39.8 Cayetan o Sánchez Fuer tes, Antolín Abad Pérez, “La Descalcez Franciscana en España，Hispanoamer ica y ExtremoOriente ,” Revista Franciscana de Estudos Historicos, No. 234, Septiembre – Diciembre (1999) .9 〔德〕郎汝略 (Vita lis Lange) 著，趙慶源譯：《山東開教史》，連載台北《恒毅》月刊，1936年。該書原名為《濟南宗座代牧區》， 1929 年濟南出版，德文版，因其第一章標題為“山東開教”，故譯者以其為書名。10 參見中外關係史學會、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輯，上海譯文出版社 198 8年編輯出版的《中外關係史譯叢》第 4輯，第2 59-322 頁。11〔法〕裴化行著，蕭浚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天津工商學院出版委員會編輯，商務印書館 1931年版。12〔美〕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 3 年版(George H. Dunne,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 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 g Dynasty )。13 J. S . Cummins, “Two Missionary Methods in China: Mendicants and Jesuits,” Jesuit and Friar in the Spanish Expansionto the East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CS237) (London: Var iorum Repr ints, 1986) .14〔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譯：《晚明基督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15〔法〕安田朴著，耿升譯：《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商務印書館， 2000 年版。16〔法〕謝和耐著：《中國與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17 Pascale Gira rd, Os Religiosos Ocidentais na China Moderna 。（〔法〕帕斯卡爾‧吉拉德：《近代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澳門地區紀念葡萄牙大發現事業委員會、澳門基金會、澳門理工學院聯合出版 1999 年。 )18 D. E. Mungello, The Spirit and Flesh in Shandong, 1650-1 785 (U.S.A.: Rowman & Little fie ld Publishers, 2001).19 倫德爾：《自然與歷史經驗》(J. Randall, Natur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58) ,p . 62)，摘自何兆武、陳啟能主編：《當代西方史學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版，第2 28頁。20 崔維孝：《方濟各會中國教區中、西文檔案史料介紹》，載紀宗安、湯開建主編：《暨南史學》第一輯，暨南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出版。21 崔維孝：《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中華書局， 2006 年1 月版，湯開建作《序》，第 8 頁。22《陳垣敦煌劫余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6 頁。
26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力或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出現。對於大部分中國學者來說，由於語言的阻隔而無法掌握有關史料，因此雖有研究的願望，但無深入研究的能力。幾個世紀以來，居澳葡人雖然生活在華人的包圍之中，但他們並沒有融入到中華文化圈之內。語言及文化的阻隔使得關於他們族群內部的情況主要以葡文形式記錄下來。華人對於他們的瞭解如同隔靴搔癢，霧裏看花。要想深入瞭解，必須對浩如瀚海的葡文史料進行研究。再者，對澳門土生葡人的研究有其自身特點，而由於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中國學者既不能深入土生人社會進行調查，亦不能閱讀及分析葡文史料。面對這些障礙，中國學者關於澳門土生葡人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所涉及的內容多屬衣著服飾、起居飲食、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建築風格、婚喪禮儀等表面文化屬性範疇的問題，模式雷同，千人一面，更談不上與葡國史學家展開討論與交流，取得統一的認識。葡人東來的過程是十分複雜而漫長的，他們在長達五個世紀8 的遷徙流動過程中幾經輾轉，數易其地，為了適應新的環境而表現出極大的易變性。葡人東來是以“海上大發現活動” 為始肇的，因此同歷史上的民族大遷移活動有著明顯的不同，因而不可能像吉普賽人那樣永遠保持相對較為穩定的血緣屬性和文化屬性。以純粹由男性參加的“冒險”活動為序幕而延續了近五個世紀的遷徙活動，無論在人類學方面還是在社會學方面都必定要接受前所未有的猛烈文化撞擊。這個族群最終在澳門成為“土生人”之前必定要經歷多次的血緣屬性、社會屬性及文化屬性的變異及融匯，分裂與組合。雖然這是“沒有祖國和沒有女人的人的不幸”9 ，但正是這種不幸為一個既不同於“祖國”又不同於其他任何國家族群的誕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瑞典史學家龍斯泰(And ers L jun gstedt)於1836 年發表了他的著作《早期澳門史──在華葡萄牙居留地簡史、在華羅馬天主教會及其佈道團簡史、廣州概況》10 ，開正式研究澳門史之先河。在此之前，有不少葡萄牙人留下了珍貴的著作，比如平托(P into)和博加羅(António Bo ca rro)，但一般都是對當時情況的記錄，只能作為史料。雖然這部《早期澳門史》並不是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專著，但由於葡人居澳到當時已有三個世紀，他的研究不可能不涉及被今天稱之為“土生葡人”的族群。龍斯泰的著作是他在澳門去世後才發表的。《早期澳門史》對澳門史的研究十分重要，因為他在寫這部書時引用了一些極其珍貴的澳門史料，而這些史料卻“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消失”了。 11耐人尋味的是，在龍斯泰之前研究澳門“土生葡人”的既不是葡國人，亦不是其他西方人，而是18 世紀中葉的中國官宦印光任和張汝霖。這也許是應了“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中國熟語。印、張二人在龍斯泰一百年前便在《澳門記略》一書中對“自濠鏡開市以還，二百餘歲”12已經在澳門生活了兩個世紀的所謂“澳門土生葡人”族群做了細緻入微的描述。作者“訪民蕃、搜卷帙，就所見聞者記之，翼萬一補志乘之缺。”13 所以，《澳門記略》雖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史學研究專著，但也是經過認真調查研究才寫成的，成為今天史學界研究澳門史必讀的珍貴中文史料，甚至不少葡國學者都對該部作品倍感興趣，爭相引用。20世紀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澳門土生葡人徐薩斯(Mo ntalto d e Jesus)14 和白樂嘉(JoséMa ria Bra ga)，他們在研究澳門史的過程中都注意到了澳門土生人問題。徐薩斯於1 902年用英文出版了他的《歷史上的澳門》，並且分別於 19 26 年和 1 984 年再版，可見史學界對該書需求之大，亦說明該書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奇怪的是這部與葡萄牙東方史有密切關係的著作直到 1 99 0 年才被譯成葡文 15 。白樂嘉(José Ma ria Bra ga)是 2 0 世紀前期另一位著名的土生人澳門史專家 16 ，由於其長期生活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因此他的研究著作一般都是用英文撰寫的。他特別注重收集各種史料。“包括20 0箱手稿，數千冊書籍，約40 00幀證明葡萄牙人在香港、中國、日本等遠東地區存在的照片，1 00
261關於澳門土生族群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多種澳門、中國、香港和葡萄牙的報刊和地圖。”17 他的主要著作現收藏在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兩年前在葡萄牙去世的文德泉神父在研究澳門土生葡人族群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在他發表的45 6部（篇）研究澳門史的著作中，其中絕大多數與澳門土生葡人有關。而專門論述土生葡人的就有《澳門土生葡人》、《19 世紀土生葡人精英錄》、《澳門土生葡人剪影》、《土生葡人起源》、《澳門仁慈堂的創建者賈羅尼》、《澳門婦女精英》、《澳門的軍人》、《澳門街道名稱》、《上海麥健達上校葡籍步兵連》、《憶高美士》、《一八五七年的澳門》、《澳門的醫生》、《伯得祿五世劇院》、《澳門的員警》、《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一百年》、《最偉大的澳門土生葡人歷史學家徐薩斯》等等。文德泉神父“本人已經和澳門歷史融為一體，成為澳門歷史上跨越時空界限的代表”。 18毫無疑問，文德泉神父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史料。在這一時期，還有些頗具影響的學者投入到澳門史，特別是對土生葡人的研究之中，其中有土生葡人高美士(Luís G onzaga Go mes)、史學家博克塞(Char les Boxer)，以及弗雷達斯(Jo rdão de Frei tas)、阿杜爾(Arthr L evy Go me s)、潘日明神父(Benjamim Vieira Pires)、若望‧佩雷拉(João Fel ician o Marque sPe re ira)、安東尼奧‧萊戈(António de Si lva Re go)和本托‧弗朗薩(Be nto da Fran ça)等人。儘管他們為澳門土生葡人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人們仍有一個共識，即應以一個科學和技術的合乎時代要求的方式來重新撰寫澳門歷史”。 19到了 20世紀八十年代，隨著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簽署，澳門主權即將移交中國，對澳門土生葡人的研究進入高潮。在這一時期較為著名的研究者有潘日明神父、阿馬羅( A n a M a r iaAmaro)、萊薩(Almerindo Lessa)、賈淵(João d e Pina Cabral)、陸淩梭(Nelson Lourenço)、歐卓志(Jorgede A bre u Ar rimar)、施白蒂(Be atri z Ba sto da Si lva)和白妲麗(G raciette B ata lha)等人。這些葡國史學界的中生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把注意力集中在土生葡人問題上，在十多年的時間裏陸續發表了許多著作，其中不乏力作，如阿馬羅的《大地之子──澳門土生葡人研究》、賈淵和陸淩梭的《颱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以及施白蒂的《澳門編年史》等。三、關於澳門土生族群研究的方法本人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的原則是：對澳門土生族群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學術上強調“澳門土生族群”這一概念。與此同時，採用與葡國學者不同的研究方法，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與分析研究，從歷史上華葡兩族在澳門半島共同棲息生活入手，弄清澳門土生族群形成的歷史原因與發展軌跡，並通過研究向國內史學界提供一些鮮為人知的西方史料。筆者在本項研究中主要做了這樣幾項工作：1. 訂正了長期以來在澳門開埠之初居澳土生族群人口問題上的錯誤認識；2. 首次對澳門土生族群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學術上第一次採用了“澳門土生族群”這一概念為該葡亞裔人類群體定位；3. 採用了與葡國學者不同的研究方法，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與分析研究，從歷史上華葡兩族在澳門半島共存同處入手，基本弄清了澳門土生族群形成的歷史原因與發展軌跡。4. 本研究基本上弄清了澳門土生族群在歷史上遷徙流動的大概過程，特別是研究了歷史上鮮為人知的該族群自19世紀中期起在香港及上海的活動情況，從該族群的動態演變過程中總結了族群遷徙特點，以及這種演變對當地的影響。這種研究在國內尚屬首次；5. 研究了國內史學界尚未涉及的土生族群於澳門開埠前後在東南亞及南洋一帶的活動情況，為
263關於澳門土生族群研究的回顧與思考確切的。儘管澳門土生族群在主觀上一直想要頑強保留葡萄牙的文化傳統，但他們從出生之日起就在“蕃童久住諳華語，嬰母初丁學 音”26 的環境中成長，不可能不受到華族文化的影響，吸取其中的精華，最終形成有別於其他文化的土生文化。有些人出於種族優越感或者由於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原因會不承認自身已經變異了的文化屬性，但在不可避免的文化碰撞之中，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滲透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尤其是當這種碰撞變得十分猛烈的時候。倒是中國學者對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特有文化屬性十分重視。金國平和吳志良二位學者認為：“澳門土生葡人在中葡兩種文化背景下成長，因此，他們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其風俗習慣既有異於葡國文化，又不同於中國文化。此種兼具東西方特色的‘土生文化’由多元文化因素構成，屬於一種‘次文化’。這種‘次文化’的特徵是以西方文化為主，東方文化為輔，近年，東方文化成份有不斷增長的趨勢。”27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澳門土生族群文化屬性有許多外在表徵，涉及衣食住行、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各個方面。這種文化屬性是很容易被人觀察並認識的，也最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所以，從古至今有許多人對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文化屬性進行過研究。無論是古人屈大均的《廣東新語》和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還是今人王文達的《澳門掌故》和李鵬翥的《澳門古今》，都有大量篇幅介紹澳門土生葡人族群的文化特徵。比如《澳門記略》可以被認為是第一部涉及“澳門土生人”的著作，但由於歷史的局限性，人們從中感受到的也僅僅是“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來乞比邱尼”或者“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的表面現象。在社會屬性方面，歷史上的澳門土生葡人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這亦是鑒別澳門土生葡人的重要屬性標誌之一。種族上的優越感和社會地位的優越感無疑更加突出了社會屬性的重要。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權意識的加強，不同族群之間的社會差異會逐漸減小直至消亡，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會逐漸趨於平等。但從葡人居澳直至澳門主權回歸前，在澳門存在嚴重的社會屬性差異是不爭的事實。同時，這種社會屬性的差異並不是個人主觀上就能克服的，一旦成為土生族群中的一員，只要社會的管理權力掌握在自己族群手中，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這種社會屬性一般來說會伴隨其終生。土生族群在主權回歸前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移民浪潮，就說明他們自己的社會屬性會受到形勢變化的衝擊，也就是說擔心社會地位發生變化。在信仰屬性方面，澳門土生人信奉天主教，“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 28”因此信仰屬性是澳門土生族群的重要標誌。宗教信仰雖然亦屬於文化範疇，但由於他對於一個民族影響力和約束力之大使他表現出鮮明的特性。葡萄牙是一個古老的天主教國家，長期以來宗教對民眾的影響使人們在今天宗教意識已經逐漸淡化了年輕一代土生葡人身上仍能找到烙印。在某種意義上，歷史上在澳門半島生活的數千名“土生葡人”能夠在幾個世紀的困境中苦捱生存，不能說不是宗教信仰的力量使然。關於澳門土生族群的宗教信仰，阿馬羅說：“引人注目的是有關宗教活動，將東方的神秘主義與基督教的思想相結合，這使得他們一直到很晚還保留著本世紀初在葡國城市早已消失的舊習俗和信仰，有時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2 9直到上個世紀中期，無論在澳門、香港、上海，還是在中國的其他地區，華人與“土生人”聯姻一定要先接受洗禮才能結婚，而且要改用葡文姓名，俗稱“教名”。尤其喜歡取雷梅吉奧斯(Re me dio s)、安東尼奧(Antón io)、伊納西奧( In acio)等這些與天主教聖人有關的教名。即使是與歐洲人通婚，如果對方是基督教徒，也一定要改信天主教，或者立下字據，承諾婚後子女一定要信仰天主
28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注釋：1 張志強，徐中民，程國棟：《黑河流域張掖地區生態系統服務恢復的條件價值評估》，《生態學報》，2 002年，第 22(6)期， 第 885-893 頁。2 Carson, R., Wrigh t, J., Alber ini, A., Carson, N., F lores, N., A Bibliography of Contin gent Valua tion Studies an dPapers.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 Inc., La Jolla, CA, 1994.3 張志強，徐中民，程國棟：《條件價值評估法的發展與應用》，《地球科學進展》，20 03年18(3)期，第454-463頁。4 陳東景，徐中民，程國棟等：《恢復額濟納旗生態環境的支付意願研究》，《蘭州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年 39(3)期，第 69-72 頁。5 張明軍，范建峰，虎陳霞等：《蘭州市改善大氣環境質量的總經濟價值評估》，載《乾旱區資源與環境》， 2004年 18(3)期，第 28-32 頁。6 張志強，徐中民，龍愛華等：《黑河流域張掖市生態系統服務恢復價值評估研究──連續型和離散型條件價值評估方法的比較應用》，《自然資源學報》， 200 4年 19(2)期，第 230-238 頁。7 同注 3 。8 李瑩，白墨，楊開忠等：《居民為改善北京市大氣環境質量的支付意願研究》，《城市環境與城市生態》， 2001年 14(5)期，第 6-8 頁。9 同注 3 。10 Arrow, K. Solow, R., Portney, P., Leamer, E., Radner, R., and Schuman, H.,“Report of the NOAA panel on contingentva luation,” Federal Registervol, vol.58, no.10(1993), pp. 4601-4614.11 同注 3 。12 Hanemann, W. M., J. Loomis, and B. Kanninen,“Sta tistica l efficency of double bounded dichotomous choice contingentva luation,” Amer. J. Agr. Econ, no.73 (1991) , pp. 1255-1263.13 Koss Patric ia , Khawaja M. Sami,“The value of water supply reliability in California : a contingent valua tio n study,”Water Policy, no.3(2001) , pp. 165-1 74.
295澳門教育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澳門教育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單文經 * 黃素君 **一、前言顧名思義，“澳門教育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這個題目，是要對“澳門”的“教育學研究”作一番“回顧與思考”。且讓我們先針對這些概念，作一番分析。首先，“澳門”是個地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一。所謂“回顧與思考”，就是要就過去的情況作一番回顧，並且也作一些思考，更據以針對未來的發展作一番期許。一般而言，大家對這二個概念都有共識。至於“教育學研究”這個概念，大家就不一定有共識，而值得作進一步的討論了；我們把它留在第二節討論。在進入正文之前，應先就二位作者的背景，特別是在“澳門”從事“教育學研究”的經驗，作一番交代。第一位作者，進入教育學研究的領域，應該有三十多年。他的大學本科是教育學專業，取得教育學碩士學位近三十年，取得教育學博士學位近二十年。他曾擔任若干年中學教師，然後才開始從事教育的學術研究，先是偏重教育哲史的研究，然後逐漸由教學的研究，轉入課程的研究；但是，他卻才到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不足一年半。第二位作者，生活在澳門三十多年，進入教育學研究的領域，也近乎二十年。她在香港接受中學及教師教育，返回澳門任教，曾在教育行政單位及中學前後服務將近十年，來到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也已十多年，現在主要以教育社會學的研究為其專業。又，她取得了教育學博士學位近五年。二位作者的專長各有不同，經驗亦有所差異，尤其，投入澳門進行教育學研究的先後，更有相當大的距離。作者們合作撰寫本文，固然可以截長補短，相互呼應，但是，畢竟教育學涵蓋的範圍很廣，而作者們的專長則有所侷限，因而，在撰寫本文時，難免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再加上可資運用的文獻，乃至可資寫作的時間等，也都有著不可避免的限制，唯作者們仍盡力為之，力求就著這些限制，針對本文的主題，嘗試作一番討論。本文之寫作謹分為五節。前言部分，交代作者們的背景，以及本文寫作的重點。第二節，解析教育學研究的意義。第三節，以“哪些人在從事教育學研究”為重點，針對澳門的教育學研究作一番回顧。第四節，則以作者們服務的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為範圍，就如何增進研究實力，提升研究水平，作一番思考。最後，殿以結語。二、“教育學研究”意義解析關於“教育學研究”，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即是：“教育是一門‘學’嗎？”此地所指的“學”字，可以是學門（a ca demic discipl ine s），也可以是科學（scie nce）。於是，“教育是一門‘學’嗎？”* 澳門學者聯盟代表，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澳門學者聯盟代表，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29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這個問題，就可以分開而成為二個問題：其一，“教育是一個‘學門’嗎？”；其二，“教育是一門‘科學’嗎？”關於這二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較廣義或是較寬鬆的角度來看，也都可以從較狹義或是較嚴謹的角度來看。先談“教育是一個‘學門’嗎？”沈姍姍（199 9:35 7）引用 In tern atio nal Encyclop edia of Ed ucatio n的解釋指出，根據字面的定義，學門係指“知識、教學或學習區隔（divi sion）或分支（branch）”，所強調的是具有別於其他學門的獨特性。由這個較寬鬆的角度來看，一般人都確認，教育學和其他學門相比，仍然有其獨特的特性，所以，教育學應該是一個學門。不過，沈姍姍又指出，為避免 discipl i ne s 本身模稜兩可的定義， Hi rst 乃以“知識之形式”（th eforms of knowle dge）取代之，主張區別知識形式之三個標準為：具有獨特的、基本概念；具有專屬的邏輯結構或關切網絡；可用以檢驗命題之真假。如果從這個較嚴謹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教育成為一種嚴謹的“知識之形式”，恐怕還有一段距離。再談，“教育是一門‘科學’嗎？”。依據賈馥茗（19 79:32 1）的說法，科學一詞，可從較廣義的角度來看，也可從較狹義的角度來看。從較廣義的角度來看，凡是有系統、而能歸納成原理的知識，都可以稱作科學。所以，在這個定義之下，哲學、史學，乃至教育學等都是科學。從較狹義的角度來看，研究有一定的體系，而又可以得到實證的才是科學，那麼， 就只有自然科學符合這個條件了；而哲學、史學，乃至教育學等，便都不能算是科學了。職是之故，若從較狹義或是較嚴謹的角度來看，教育就不是一個學門，也不是一門科學；但是，若從較廣義或是較寬鬆的角度來看，則教育既是一個學門，也是一門科學。然而，瞿葆奎（2 000 :3 80-38 1）又有不同的說法：作為一種現象的教育，怎麼會是一門科學？只有以邏輯形式抽象地反映教育現象的本質的知識體系的教育學，才是一門科學。……Edu catio n 有時要譯為“教育學”才是。若是依據他的說法，當我們問“教育是一個‘學門’嗎？”或是“教育是一門‘科學’嗎？”這兩個問題時，其實是有問題的。由上述的討論即可見及，一般教育學界人士對於“教育學研究”一詞，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不過，為了討論方便，作者們暫且從較廣義或是較寬鬆的角度，把教育或教育學視為一個學門，也是一門科學。又，與“教育是一門‘科學’嗎？”相關聯的另一個問題：“教育研究是不是一項‘科學的’研究？”。近若干年來，世界各地的教育學界人士，受到美國的影響，對於和這個問題有直接關聯的一項問題：“教育研究若欲成為一項科學的研究，亦即‘科學為本的教育研究’（scienti fic ba se d edu ca-tio n rese arch），必須符合哪些規準（cri teria）？”有了相當熱烈的討論。關於這方面的討論，作者們和另一位同事，曾經於 20 05 年 10 月 8 日，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社會科學與澳門”學術研討會中，曾以“科學為本的教育研究”（單文經、黃素君、伍美蓮， 20 05）為文，作了相當多的討論，此處不再贅述。總上所述，作者們在寫作本文時，有一項基本的假定：教育或教育學是一個學門，也是一門科學，而且，教育學研究有成為一項科學的研究之可能。在此一假定之下，作者們擬先針對澳門的教育學研究作一番回顧，然後再針對一些相關聯的問題，提出若干思考。
297澳門教育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三、回顧若欲針對澳門的教育學研究作一番回顧，立即會面臨一個問題：澳門有哪些人從事教育學研究？接著，第二個問題就是，有哪些研究的成果？受到篇幅及作者們寫作時間的限制，乃至蒐集資料有所困難等限制，本文先行處理第一個問題，而將第二個問題留待日後另文再行處理。然而，若要回答“澳門有哪些人從事教育學研究？”這個問題，有必要先弄清楚“研究”的意義。賈馥茗（197 9:325）根據 197 4 年所出版的 Ra ndom House Dicti onary針對研究一詞的意義：“深入的作細心而堅決、且有系統的探詢（i nqu iry）或研查（investigate）一個主題（subject），以發現事實、形成理論，和付諸應用”作了一番商榷，值得我們參考。賈馥茗（197 9:32 6）以為：探詢的目的是要尋求真實（tr uth）、獲得訊息（in formatio n）或知識（knowled ge），而不是要作調查（i nspection），或是謀求可能得到的證明。至於研查是指一項有系統的、細心的、透徹的努力，以獲得某些複雜或隱含的事實，常常是正式且權威性的。比較起來，研查是一種具體而較切近的查究，以求得到事實，並要經過詳細且慎重的驗證。……所不同的是研查旨在發現事實，探詢則在提出問題。事實是比較具體的，問題則除了和具體的事實有關者以外，也可能是觀念的或抽象的。在總結有關研究的討論時，賈馥茗（197 9:33 2）指出：研究是細密的工作，無論所研究的主題是甚麼，都要有堅定的決心來完成這件工作。所謂細心，便和草率有別；所謂堅決則不應有猶豫不定的成分。細心是研究的態度，堅決當然也可說是態度，不過能夠堅決則須有相當的根據，所根據的可能是觀念或信心；可能是有力的佐證，例如確實可靠的資料；由此才能建立中肯的假定或是研究的方向。作者們引述這一段長文的用意之一，是要指出一項事實：任何人，只要是能針對教育現象或是活動中的主題，深入的作細心而堅決、且有系統的探詢或研查，都應該是在進行教育學研究。這顯然是從比較狹義或是比較嚴謹的立場所提出的說法，而與一般人因為其對於教育現象或是活動，只是根據一己的意見而發為議論，就有所不同。作者們之所以會提出這樣的說法，是要指出另一項事實：一般而言，在現今的社會當中，每個人總會接受一定年限的學校教育，在未入學之前，總會接受一定形式的家庭教育，在求學告一段落進入社會之後，則一直在接受社會教育；從終身教育的觀點，每個人更是未曾須臾離開過教育的活動。於是，任何人都會對於教育的問題，表示其看法。這種意見的表示，可能只是素樸的，也可能是深思熟慮的。但是，若是不符合上述“深入的作細心而堅決、且有系統的探詢或研查”的規準，都應該不是在進行較嚴謹意義的教育學研究。黃濟（20 04:3）也提示：“教育學是關於教育經驗的理論表述和理性思考”。所以，作者們以為，凡是對於教育的問題表示其看法，但是卻不能對於其教育經驗進行理論表述和理性思考者，即不能算是從事教育學研究的人。那麼，到底澳門有哪些人可以算是在從事教育學研究呢？作者們以為，回答這個問題並不簡單。所以，我們嘗試以上述的討論為規準，設定若干條件，把範圍先加以框定，然後，就範圍之內的可能情況加以敘述。但是，我們必須先行確認，我們也只能大致估算一番；若要具體地指認澳門從事教育學研究的人士，則需要再花多一些時間。首先，讓我們以澳門設有教育學專業的博、碩士學位課程，而能培養本土的教育學博、碩士作為判斷從事教育學研究者的規準。現有的資料顯示，符合此一規準者，僅有澳門高等校際學院（TheInte r-Universi ty In stitute o f Ma cau, IIUM）1 及澳門大學。就博士課程而言。 IIUM是在 2 002 年始設教育學專業的博士課程，目前有 1 0位博士生，其中 3位
30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為資料，進行的學理性質的研究，也應該受到鼓勵。關於這一點，該院教師同仁在200 5-2 006學年度共參與了 13 項來自校內外的、有經費贊助的專題研究（re se arch p ro jects），此項記錄雖比以往有所進步，但是，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其二，鼓勵教師同仁參與境內與境外的學術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關於這一點，作者們以為，應要求教師同仁一定要參加高水平的學術研討會。至於水平高低的標準之一就是要看該項研討會在該一專業領域的聲譽好壞，而聲譽的好壞則與主辦單位對於所接受的論文是否經過嚴格審查的程序有關。更具體地說，就是該研討會論文接受率或拒絕率的高低，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判準。其三，鼓勵教師同仁將其在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加以修改之後，投稿於高水平的學術期刊，再度經過嚴格的審查後發表。所謂高水平的學術期刊是指在具有審查制度、且經過“學術期刊評選”（se lection o f a ca demic journals）而收入於國際型（如：A&HCI 、 SCI 、 SSCI 與 EI 等）與國家或地區型（如：台灣的 TSCI 、TSS CI 、 THCI；中國大陸的 CSCI 、CSS CI 、 CSCD4）的引文索引資料庫（ci tati on inde x d atab ases）之中所收錄，且影響指數（impa ct facto r）5 或期刊評等 6 較高的學術期刊。其四，鼓勵教師同仁將其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集結成專書。當然，有些同仁習慣於直接以書籍寫作的方式發表研究成果，也鼓勵其在高水平的出版機構，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之後才行出版。其五，鼓勵教師同仁單獨或集體合作編輯專書、論文集等，但亦皆須經過一定的審查程序之後，才行出版。最後，作者們要和各位分享，2 005 -20 06學年度，該院37位教師同仁一共發表各種形式的研究成果 13 2 項。此項記錄雖比以往有所進步，但是，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其次，作者們以為，應擴大辦理各項學術活動。作者們與該院同仁對於“加強辦理各項學術活動，帶動研究水平”一項努力標的，業已建立共識。為此，作者們乃利用編製2 007 年該院年度預算的機會，請該院轄下的教育研究中心、資訊與通訊科技教育研究中心、綜合成長與服務教育研究中心，以及教育測驗與評核研究中心等四個研究中心的主任、各學程主任，以及各專業領域的代表主動提出規劃。教師同仁們反應熱烈，所提出的“學術研討會”、“專題論壇”、“講座”、“工作坊”、“文化沙龍”或“教育茶聚”等各項學術活動達22 項之多。此項記錄比以往有相當大幅度的成長，惟仍有待繼續努力。以下分為境內、國內、國際等三方面，說明該院加強辦理各項學術活動的作法。其一，境內。以境內為範圍的學術活動，或由該院自行辦理，或與本校其他學術單位，或與澳門民間團體合作辦理。目前，有與教育暨青年局、中華教育會、天主教學校聯會等合辦者，如預定2007年 3 月 31 日至 4 月 1 日舉行的“華人社會教師教育發展研討會”、“教育名家講座系列”等；有與澳門教育促進會、北京師大及台灣師大於 2007年 1月2 6-2 7日合辦的“第一屆兩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由澳門大學教育研究中心及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承辦）等。以後，將再與其他民間團體如中華學生聯合會、中華新青年協會等單位合辦各項學術活動，俾便擴大影響。其二，國內。該院將配合國內相關教育學術團體，並積極爭取以合辦或協辦方式辦理學術活動。前者如 200 5 年 11 月 2 6-3 0 日於廣州舉行的“泛珠三角區域中小學校長論壇”，以及 2 006 年 10 月 2 6-30 日在河南新鄉舉行的“第二屆儒家倫理與東亞地區公民道德教育論壇”；後者則如該院預定 2 007年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舉行的“華人社會教師教育發展研討會”，業已徵得北京師大教育學院、台灣師大教育學院、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7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香港教育學院等單位同意合辦或協辦。其三，國際。該院業已與澳大利亞De akin 大學教育學院和台灣師大教育學院合作，預定於20 07
301澳門教育學研究的回顧與思考年 11 月於該院舉行國際優質教育論壇（Intern atio nal Symposiu m o n Qua lity Ed ucatio n）。另外，該院希望能於 20 07 年六月底至七月與韓國教育學會（Ko rea Edu ca tion Fo rum）合辦“第一屆首爾──澳門教育論壇”。又，該院多位同仁積極籌備的國際體育與運動學會（ICP ES）2 008 年年會，業已順利進入徵求論文的階段。該院將視情況再爭取其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舉行，例如，該院新成立的教育測驗與評核中心即預備向經濟合作開發組織（OECD）的國際學生評核（PISA）總部爭取於200 8年或2 009年在澳門舉行相關的會議或工作坊。再次，作者們以為，應強化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作者們與該院教師同仁咸以為，應積極與國內和國外知名大學的教育學院進行學術交流，組成跨校、跨區的研究團隊，以便擴大教師同仁的研究網絡，增加教師同仁參與合作研究的機會，進而提升同仁的學術生產力。本此，該院擬從二方面來強化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就國內而言。其一，該院業已與北京師大教育學院和台灣師大教育學院這二所內地與台灣的最老牌的教育學院建立良好的聯盟關係，希望在此一關係上加強實質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二個學院共組團隊於200 6年 12 月 2 6 日至 12 月 29 日前往台灣，參加由台灣師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中心為該團隊舉辦的“教育資料庫建置與運用工作坊”，即為其中一項。 8其二，該院將藉預定 20 07 年 3 月 29 日召開的“泛珠三角區域教師教育聯盟會議”，邀請九省二特區的各師範大學與師範學院，配合台灣地區的各教師教育機構，建立以教師教育研究為核心的研究網絡，而以該院教育研究中心為此一研究網絡的平台。其三，作者們並請教師同仁們各自依其研究的專長領域，擬訂與國內各重點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目前，已有教育史、教育評核、幼兒教育、數理科教育、中文教育、創意科技與教育等領域的同仁展開規畫。作者們希望能強化該院若干領域的學術研究，使其逐漸在國內建立品牌（fla gship）。例如，該院成立的“澳門教育史料整理暨寫作小組”9 的教師同仁已經掌握先機，以聯合北京師大教育學院及台灣師大教育學院辦理“第一屆二岸四地教育史研究論壇”；將來，若再能順利出刊“教育史研究”期刊，則有希望成為此一領域的執牛耳者。就國際而言。其一，該院業已與澳大利亞 De akin 大學教育學院和台灣師大教育學院等建立合辦學術活動的連結。另外， S yd ney 大學亦主動向該院提出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的要求。其二，作者們已請同仁們各自就其現有的網絡，擬訂與國際知名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的規畫。目前，已經展開規畫的有Lond on Insti tu te of Edu cation , Columbia Universi ty Tea ch ers College（NewYo rk）, Mich ig an Sta te U ，等機構；俟實際情況，再逐步至其他國際知名大學。五、結語教育學的研究不能離開實際的教育問題，而實際的教育問題則與所在的社會場域是無法分離的。具體而言，在澳門從事教育學的研究，一定要立足澳門的社會，面向澳門的教育問題，以具有歷史感的慧眼，洞察澳門教育的歷史與政經背景，以懷有現在感的誠心，融入澳門教育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以此為基礎，在澳門從事教育學的研究的人士，一切的研究項目皆應該盡量作到以澳門教育為切入點，一切教育學研究的思考皆應該盡量以澳門教育為經緯線，務期作到全力結合澳門政府與民間的力量，促成澳門教育學研究人員能力的充實，研究水平的提昇，研究的成果能裨益於澳門教育問題的理
30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解、確認，進而為解決教育問題提出可行的方案，是所至盼者一也。惟我等教育學研究者亦應當理解，學校教育的問題經緯萬端，具有“永存不朽”或是“層出不窮”的特性，尤其，在規劃不夠周詳，或是實施時思慮不夠細密，就可能會為了“解決”某些問題，卻衍生出更多的問題。這些衍生出來的問題，可能會和欲解決的問題同時發生，也可能在一段時日之後發生。教育學研究者要自我提醒，也要提醒教育規劃及實施的人員注意及之，是所至盼者二也。注釋︰1 感謝 I IUM 副校長祈務晨教授(Prof. Keith Morr ison)詳為提供該校的資料。2 2005 年，“教育行政”碩士課程停開二年，預定 2007 年 9月恢復開課。3 本段文字係由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小組成員之一黃逸恒的先生提供資料，並經劉羨冰審閱與修改而成。4 為了於建立學術自主性，台灣與大陸分別建立引文資料庫。台灣的國科會嘗試建立“台灣科技期刊引文資料庫”(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 ex Database , TSCI)，1999年開始籌建“台灣社會科學期刊引文資料庫”(Taiwan SocialScience Citati on In dex Database, TSSCI)以及“台灣人文學期刊引文資料庫”(Ta iwan Humanities Cita tion IndexDatab ase, THCI)。中國大陸的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建立“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hinese Science Cita tionDatabase, CSCD)，並以該數據庫為基礎在1995年出版“中國科學引文索引”季刊(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Index,CSCI)，南京大學於 1999 年出版“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 cial Sc ience Cita tion Index, CSSCI)。5 影響指數是指某期刊前二年出版文章總數至第三年平均被引用次數，其計算方式為：第一年與第二年出版文章在第三年被引用總數，除以第一年與第二年出版文章總數。6 例如， TSSCI 即將期刊分為四等。7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與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為不同的學校，不可能都簡稱“台北教育大學”，或“北教大”，特此說明。8 作者們希望能以此一工作坊為基礎，奠定三個學院的教育學術研究的網絡，以台灣長期以來建立教育資料庫為基礎，在北京與澳門推動類似研究，並逐擴及其他地區，以達成以澳門作為教育學術研究平台的目標。9 該小組由作者們領銜，由楊秀玲、老志鈞、鄭潤培、鄭振偉、張偉保、鄭祖基等人組成；目前正在就澳門教育名家口述歷史專項進行資料蒐集，並擬就澳門教育史料整理，及澳門教育風物誌撰著等專項進行規劃。參考書目︰1. 沈姍姍：《教育社會學學科地位之發展與檢討》，收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育部國家講座主編：《教育科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台北：揚智， 1999 年，第 357-377 頁。2. 單文經、黃素君、伍美蓮：《評介“科學為本的教育研究”》。發表於澳門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社會科學與澳門”研討會 2005年 10 月 8 日。3. 黃濟：《教育與教育學》，收於黃濟：《歷史經驗與教育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 1-11頁。4. 賈馥茗：《教育研究與教育問題的認識》，收於賈馥茗：《教育概論》，台北：五南，1979年，第 309-357頁。5. 劉羨冰：《澳門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 02年。6.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印務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教育與青年性質的民間社團名單。2006年 10月 18日取自http ://cn.io.gov.mo/Pr iv/ca tegories/6.aspx7. 瞿葆奎：《關於教育學詞語的淨化》，收於鍾啟泉、金正揚、吳國平主編：《解讀中國教育》，上海：教育科學出版社， 2000 年，第 380-382 頁。
30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向性免費教育。一個地區的教育要得到完善的發展，必須要有完善的教育法規。在增加教育經費的同時，教育行政當局在 199 1年制定出澳門第一部教育基本大法──《澳門教育制度》（又稱《澳門教育綱要法》），從而加強對教育的規範和管理。踏入 199 0年代，政府對教育的投入日益增加，許多學校的校舍和設備得以更新，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得到明顯的改善，外地許多先進的教育理論和教學方法相繼被引介到澳門，有部分更透過教師落實到教室中。就是這樣，澳門現代教育從19 70年代起步，蹣跚走來，一步一腳印，教育研究也與之結伴而興，並為教育發展提供了經驗模式和理論基礎，客觀上推動了教育向前發展。2. 教育研究的分期與成果回顧澳門教育研究的歷程，四個多世紀以來雖不乏研究先驅，但正如前文所述，現代的教育研究興起於 19 70 年代，並伴隨教育的發展而發展。其間，教育研究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 教育研究的興起時期（1 970 年代）（2） 教育研究的探索時期（1 980 年代）（3） 教育研究的發展時期（1 990 年代）（4） 教育研究的深化時期（1 999 年以降）以上分期不是涇渭分明的，更不是絕對的，只是為了方便總結和介紹，根據澳門現代教育的發展和教育研究的成果，嘗試提出的一種分期模式。教育研究的興起時期，研究成果不多，而且多屬教學案例（即校園故事）和教學心得之類的文章，研究人員以教師為主，他們將工作情況和體會寫成文章，主要發表在本地各大報章和中華教育會主辦的《澳門教育》。今天看來，這當中許多文章嚴格意義上不屬研究論文，但卻記錄了那個時代的教育生活，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教育環境。教育研究的探索時期，隨著澳門社會經濟的起飛，師範教育得到飛躍式的發展，職前師範培訓和在職教師教育逐步鋪開，不少在職教師紛紛重投校園，理論學習使他們能夠以新的視野審視澳門教育的現狀，教育工作者的自覺性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澳門教育進行省思，並付諸文字。這時期的教育研究，明顯比197 0年代的興起時期進步，湧現出一批具學士學位以上的研究人員，研究成果具有理論基礎，篇幅較長，主題更豐富。但此時的研究人員仍是以在職教師為主體，限於時間和工作性質，他們難以全身投入研究工作，未見出現系統而重大的研究成果，所以整體上尚處於研究的探索階段。教育研究的發展時期，有越來越多教師投考內地的研究生課程，澳門大學亦開設教育學碩士課程，具碩士學位的教師日漸增加，他們成為澳門教育研究一支具水平的生力軍，從根本上提升了研究的質量。另一方面，此時澳門正處於主權交接的過渡時期，社會教育引起了外地學者的關注，中國大陸、香港等地開始有學者積極參與澳門教育研究。馮增俊主編的《澳門教育概論》，即是這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其他如劉羡冰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和《澳門教育史》，古鼎儀、馬慶堂主編的《澳門教育──抉擇與自由》等，亦是重要的研究成果。大量教育研討會的舉辦，教育論文的結集，也體現出 19 90 年代澳門教育研究確實得到良好的發展。教育研究的深化時期，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碩士課程培訓出來的畢業生越來越多，有更多澳門人負笈外地求學，研究隊伍開始出現本地的博士人才，外地仍有學者參與澳門教育研究。新的成果不斷湧現，截止 20 05 年，單是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碩士學位課程的論文就有 10 6 篇（詳見本文附錄），其他重要成果有蔡昌和古鼎儀主編的《澳門教育與社會發展》、貝磊和古鼎儀主編的《香港與澳門的教育與社會：從比較角度看延續與變化》、貝磊等主持研究的 Hig he r E du ca tio n in Ma ca u : st ra te g ic
305澳門教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de velo pment fo r the Ne w Era: repo rt of con sulta ntcy study 、梁成安等主持研究的《澳門基礎教育學科能力檢定性評核研究報告》、李向玉的《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戴定澄的《音樂教育在澳門》、劉羡冰的《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誌》和《從教議教》等。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張國祥博士，長期展開多元智能研究，先後與不同的合作者出版了《菁莪樂育──多元智能與教師專業成長》、《人各有智──多元智能自評實驗研究》、《孺慕樂儀──多元智能開發與評價的實驗研究》、《秉彝懿德──多元智能開發暨優質教育諮商自評系統實驗研究》等書，產生一定的影響。澳門教育研究從1 970年代興起，歷經探索、發展和深化時期，雖然取了初步的成績，但也同時面對許多不足，尚難言出現繁榮的局面。3. 教師教育的發展一個地區要有優質的教育，必先要有優質的教師。澳門現代高等教育起步較晚，缺乏全職的教育研究人員，所以很多優秀的前線教育工作者，成為本地教育研究的中堅力量。教師教育，是造就這些中堅力量不可或缺的環節，事實上，教師教育的發展，推動了澳門教育研究的發展。早在 193 8年，澳門協和女子中學就開設三年制幼稚師範班，開本地師範教育之先。 19 51年聖若瑟中學開設師範課程， 198 4年華南師大學與中華教育會合作為澳門培訓師資，198 7年原東亞大學受政府委託開辦教師培訓課程，198 9年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成立標誌澳門教師教育進入一個全新的里程。（劉羡冰，199 9）今天，澳大教育學院開設了面向學前、小學、中學各科教育的學士學位課程、學位後教育證書課程、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其中碩士學位課程設有教育行政、教育心理、學校輔導、課程與教學、體育教學與運動等五個專業，為本澳教育研究創設了多元化的格局。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下設教育研究中心、成長綜合服務教育研究中心和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單位，專責開展不同主題的研究。 20 05年，台灣知名教育學者單文經教授出任澳大教育學院院長，開始投入更大的力量從事本地教育研究，正在展開的研究計劃有“對澳門非高等教育課程的檢視和課程改革路向”、“口述歷史系列：澳門教育人物誌”以及校本課程的開發等等。除澳門大學外，理工學院和澳門高等校際學院在特定領域的教師培訓和教育研究上也做了很多貢獻。如理工在體育、音樂、平面設計、視覺藝術等專業範疇的教師教育和研究就很有影響。近年有不少澳門人往外地，特別是中國大陸攻讀教育類研究生課程，使外地許多大學也成為培養本澳教育研究人才的重要機構。總之，隨著近年澳門博、碩士研究生人數的激增與投入，直接促進了教育研究的發展。4. 教育團體的創立在澳門，教育團體是推動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中華教育會和天主教學校聯會是澳門兩個最重要的教育團體，對澳門教育政策的推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澳門是一個結社自由活躍的地區，晚近 20年，各種專業教育團體相繼成立，它們多由教育工作者組成，積極參與教育事務，或舉辦各種活動，或就本地教育問題發表意見，或展開具體專題研究，促進了教育更多元，更全面的發展。其中較活躍者有澳門教育學會、澳門公職教育協會、澳門地理暨教育研究會、澳門成人教育協會、澳門成人教育學會、澳門數學教育研究學會、澳門資訊科技教育學會、澳門藝術教育學會、澳門歷史教育學會、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公民教育協會、澳門課程研究學會等等。5. 教育期刊的繁盛教育期刊是教育研究成果發表的園地，所以一個地區教育研究繁榮與否，可以從教育期刊的現狀
327兩岸四地大學發展持續教育合作研究思考廣教育的辦理情形，早期以夜間部為主，實際上是大學的第二部，目前各校的推廣教育係依據教育部所頒佈的“大學院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來辦理，一般大學設有推廣部或進修部，開設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學分班招收具大學入學資格的成人民眾；非學分般無資格上的限制，經費採自給自足（黃富順， 19 99）。自 19 98 年，教育部公佈“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之後，提出實施回流教育的主張，陸續公佈“建立高等教育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建立高等技職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大專院校與校外學習型組織建立教育伙伴關係試辦要點”……等等，即可明白高等教育在回流教育與學習社會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個功能的達成，實際推動者就是大學的成人推廣教育，而目前大學成人推廣教育的進修班級與學生人數，都在加速的成長中，最近台灣各大專院校的推廣部門紛紛成立城區部或各地分部，加強對成人學生的行銷與套裝課程的設計，都可看出大學成人推廣教育市場，在台灣的熱絡景象。(5) 兩岸四地大學持續教育的比較中港澳台雖然同屬華人文化，書同文、語同音，然而經過多年的政治體制阻隔，也就有所差異存在。以下將前四大點所敘述的中港澳台之大學持續教育的發展與現況，加以整理分析，歸納出幾點來探討其差異的情形為：雖然名稱上的不同，整體而言，名詞的使用雖有些差異，但在概念上卻沒有多大差異，有時只是廣義與狹義的界定而已。法規上不盡相同，但其努力的方向卻是一致，也都符應著歐美潮流的發展以及對終身學習教育的重視。推動情形也有所差異，但大抵上大同小異，終身學習的精神本質是相似的。同時也可看出港澳台在大學持續教育上的合作契機，以及合作的可行評估上的一大利基。3. 教育合作的相關理論研究合作的定義為藉由相互節制使協調發生作用。而此處的協調乃指經由資源分配，以達理想的改善狀況。或是以聯盟的角度來看，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為達某一策略目標所組成的聯盟。聯盟乃指連結各組織活動的一種正式、長期、但非合併的聯盟。研究合作的文獻相當多，其相關的名詞包括合夥、策略聯盟、聯盟、網路連結以及共生行銷等。 Co rtra cto r與 Lorang e（19 86）、蔡承家（1 997）。（卓秀玲，2 001）指出國際區域合作的建制在於現實的利益考量或是自由主義的絕對利益以及認知學派的角色扮演因素；這三種型態若用之於中港澳台的教育合作，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索：中港澳台的教育合作其最大的目的是在於相對利益、絕對利益或是角色扮演的問題？中港澳台的教育合作是屬於區域的教育合作型態？中港澳台的區域教育合作的理論取向是理性主義或是社會學的？上述這些問題將留在研究訪談後，將之加以深入地探討與分析。(1) 區域合作與 WTO 開放教育市場的影響區域合作由於全球化的趨勢，已將全球命運連結在一起，國際間的政治、軍事、經濟、健康、農業及教育等層面，均逐漸注重“合作”及“區域合作”的相關議題，尤其是區域性的合作，舉凡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東協自由貿易區（A FTA）以及歐洲共同體和亞太經濟合作等。基本上，某些論者認為（宋興洲，199 7）：區域主義（r eg ion ali sm）可以說是冷戰後經濟多元主義（e co nomic multi la te ral ism）和貿易自由化（tra de l ib eral iza tio n）的另一項選擇。自歐洲共同體在 19 92 年之後，即大幅地帶動北
32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美、中美洲、南美洲、東南亞、亞太地區、非洲等許多區域經濟更進一步地組成，並加速運作，但為了避免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的對抗競爭，跨區的組織代表或對談夥伴，更需多所設置。“大中華區域經濟”是基於“大中華區域文化”而來的區域性組織；因為華人，尤其是兩岸四地在血緣、歷史、語言、文化、生活習慣方面都有很多的相同點，所以這樣的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更有必要加以合作整合；在未來“大中華區域”，不難成為一個共同市場或經濟圈，以豐富的潛力來共同發展。WTO 開放教育市場的影響有關此議題的文獻並不多，因為兩岸都尚未加入WTO，最多只有一些預測文章，並沒有辦法取得入會後的影響評估與分析，僅針對幾點加以探討。根據梁文慧（20 01），對中國大陸加入 WTO 後，經濟深遠的影響有以下幾點：‧結束了每年華盛頓對中國大陸貿易地位的喧噪。‧確定了解決中國大陸對美國貿易 570 億美元順差中出現爭端的框架。‧深化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進程，為中國帶來更多的經濟活力。‧促進港澳國際的航運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地位的發展。教育隨經濟環境的改變，入會後的教育市場開放之衝擊，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分析。(2) 兩岸成人教育的合作關係組織間合作關係的形式組織間關係的基本形式有三種（Ha ll,1 987；蔡承家， 19 97）：‧雙邊關係（dyad ic or pai rwise）雙邊關係乃指兩個組織藉由彼此的互動而產生的關係，此為組織間關係最簡單的形式。如下圖A1 ← ─ → A2‧組合關係（set）組合關係乃強調一焦點組織，其分別與其他組織形成雙邊關係。如下圖A1 ← ─ → FA ← ─ → A2‧網路關係網路關係乃是指一群組織為達成集體的或個人的目標而形成連結關係，組織間彼此存在著互動的現象。如下圖A1 A2
329兩岸四地大學發展持續教育合作研究思考兩岸成人教育合作的要素‧合作的項目兩岸成人教育合作的項目頗多，包含人員互訪、講學、技術合作、資訊交流、參觀研討座談……等，甚至還可隨開放程度不同，也有更深度、廣度的合作項目。‧合作的利益與風險評估王政彥在其“成人合作的利益與風險評估：遠距學習在社區成人教育機構上的合作”（Collab ora tion betwee n communi ty A dul t Edu catio n Insti tutio ns on Distance Lea rning for Ad ult）中，談到合作的利益和風險 （Coffey eta l, 19 98；王政彥， 1 995）低風險 適度利益‧分享資訊‧改變經驗‧改變顧問與諮商者‧工作訓練合作‧接受他方學生‧需要或改變外部材料‧使用材料的合作‧課程相關發展的合作‧創造共同的學習系統高風險 最大利益經過內部、外部與人員組織、環境各方面的評估利益與風險，將是合作開始的重要因素。‧合作的條件合作的條件，需建立在兩岸的誠意、開放、共識、平等、互惠的基礎，尤其是兩岸合作的最主要條件，必須是“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發展”（李文瑞， 199 6）。尤其兩岸自1 995 年後，中台關係日趨緊張，兩會（海基會、海協會）的業務交流逐漸中斷，都使兩岸在未來各方面的合作有些潛在的障礙。在談兩岸的成人教育合作之前，這些障礙，也該被列入考量評估的因素。4. 高等教育與大學持續教育在討論高等教育與大學持續教育的發展關係中，由於成人學習者的增加（NcNai r ,19 95）和部分時間學習者的增加（Ful le r, 200 1），成人學習者導致高等教育學習型態的改變。成人教育在高等教育教學大綱研究與服務上將扮演著新的角色。根據學者McNa ir（19 95）所提出的大學成人教育在高等教育上的七個原則來逐一檢視：(1) 大學成人教育是高等教育中的一種(2) 大學成人教育是屬於職場與社區的終身學習 Findsen（ 2001）(3) 大學成人教育是以學生為中心(4) 大學成人教育有更寬的成就認證(5) 大學成人教育是實用經濟與社會有用的(6) 大學成人教育是明確與開放的(7) 大學成人教育是多樣化的
33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in Higher Education, 3, 143 -154.67. Cribbin , J. Lifelo ng learnin g oppor tunities in Hong Kon g: Is the marke t fa ir and does it pro vide qu ality?www.ignou.ac.in/theme-2/joh n%2 0Cribbin.htm.68. Deari ng , S . R. (1 997 ). Hig her Edu ca ti on in the learnin g soc ie ty (Lo ndo n, Depar tment for E duca tion an dEmployment).69. Duck, C. (2002) . Adult lea rners manifesto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ar ly 21st century. Adults Learning, 14(3) ,25-2 7.70. Duck, C. (2003) . Wh ite Pap er offe rs chance to en hance adult l ea rners s hare o f the wealth of higher educati on.Adults Learning, 14(6), 6.71. Findsen, B. (2001) . A Road Traveled Too Far？A case study of the restruc turing of university adult and continuingeducation. Studies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23(1), 71-94.72. Fuller , A. (2 001). Credentialism, adults and pa rt-time higher ed ucati on in the United King dom: an account o frising take up and some implication for policy.73. Goldman , .L. (1999) . Education as Po litics: University adult education in England since 187 0. Oxford Review ofEducatio n ,25, 89-10274. Hall , V. (1994 ). Further Education in the Vnited Kingdom . London, Collins Educa tional : Br istol staf f college .75. Hyland , T. (1998) . Mora lity and Fur ther Educa tion : Towards a critical values foundation for th e postconpulsorySector in Brita in.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27, 333-345.76. McNair, S . (1995).Commentary:Adults in a ch anging higher educa tion. Studies in th e Ed ucation of Adults , 27(1) ,1-8.77. McNair, S . (1998) .The invisible major ity:Adult learners in English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52(2 ), 162 -178.78. Roberts , I.F. ＆ Pra tley , B. (1995) . A Guide to Further Educ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 Cassell.79. Wang, Cheng-Yen (1995) . “col labora tion between community adul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n Distance Learningfor Adult” 輯於Globalized and Cooperation Distance Learning Asian Association of Open Universities IXth AnnualConference Suppor 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R.O.C.作者希望感謝澳門基金會對該研究課題的資助，有關研究成果完成後的全文將以學術專著出版
341蓮花寶地的人文社會科學──從中西文化薈萃到心靈的探索同時，經濟競爭靠有競爭力的人才；有競爭力的人才靠有競爭力的教育。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使經濟學的市場模式正全面地攻佔當代美國的教育，(Pa lmer 1998)攻佔當代中國的教育，（秦行音， 2 005）也許攻佔當代所有國家和地區的教育，包括我們澳門。教育市場化的弊端早已突現出來了。實際上，從一開始，人們就對教育市場化提出批評，且從未停止過。不少教育家始終認為，教育和市場是根本矛盾的。根據McMu rtry (19 91)所言，無論從目的、動機，到方法、標準和過程來看，市場和教育都是根本不同的：1. 目的：市場中機構的目的是尋求最大的金錢利益；而教育機構的目的是求知求真、追求知識的進步、創新和傳播。2. 動機：市場的決定性動機是滿足任何有錢的想要購買商品的人的願望；而教育的決定性動機是發展理解。3. 方法：市場的運作方式是買賣商品；而教育從來就不是買和賣，教育要求應該受教育的人達到教育的要求，實現教育目標。4. 成就標準：市場的成就標準是一個產品生產和賣出鏈運作好壞和等待賣出時這個產品能保持的完美程度；而教育從來就不能被任何人所生產和賣出，如果有甚麼問題，也不能替換，教育從來不會沒有問題，成就越高，提出的問題也越多越深。而中國的教育市場化，因其國情，因其教育歷史背景、社會政治背景以及市場化表現形式的不同，種種惡果早已出現，弊端也更加嚴重。可以說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例子到處都是。關係到每個人成長做人的教育靈魂被抽掉了，其代價很可能是道德的淪亡和人性的泯滅。相信不少人收到過一封電子郵件，因為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原作者已經不知所蹤。這封郵件的標題是：我們當今世界的非人性悖論( Inh uma n Pa rad oxes of Ou r Time s)這裏僅節錄幾句：We ha ve tal ler b uild ing s, but shor te r temp ers; wid er freeways, b ut n arro we r viewp oin ts; we spen dmo re bu t h ave less; we b uy more but en joy it le ss. We h ave big ger h ouses, but sma lle r famili es; morecon venien ce, b ut less time . We ha ve more d egree s, bu t le ss commo n se nse; mo re knowledg e, b utless ju dg me nt; more exp er ts, b ut more prob le ms; more med icine , b ut le ss we lln ess. … We ha vemu ltip li ed ou r possession s, bu t redu ced our va lue s. We talk too much, love to o littl e and l ie too often.We ’ve lea rn ed ho w to ma ke a l iving b ut no t a l ife; we’ve ad ded years to li fe, b ut no t life to yea rs. …We ’ve bee n al l th e way to th e moo n an d ba ck, but h ave troub le crossing th e stre et to me et the newneigh bor. We’ve conqu ere d oute r space, bu t n ot inn er spa ce ; we’ve don e larger thin gs, b ut not be tte rthin gs; we ’ve clea ned up the a ir, bu t p oll uted th e soul ; we’ve sp lit th e atom, b ut not ou r prejud ice; wewrite mo re, bu t le arn less; plan more , but a cco mpl ish less. … We ’ve learned to rush , b ut no t to wa it;we h ave highe r in comes, b ut lowe r morals; more a cqu ain tan ces, b ut fe wer fri en ds. We b ui ld morecompu ters to hold mo re in forma tio n, to prod uce mo re cop ies, but have less commun ication ; we’vebe come lo ng o n q ua nti ty, bu t sh or t on q ua li ty. Th ese a re da ys o f qu ick tr ip s, di spo sab le d ia pe rs,throwaway morali ty, on e-n ig ht stan d, a nd p il ls tha t do everything from che er, to qu iet, to kil l. It i s atime when there is much in the sh ow win do w bu t noth ing in store. …反思當今社會的種種非人性悖論和荒唐，我們看到人性的扭曲和冷漠，深感當今世界的人文危機。
34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三、人性的探索如今，尤其在學術界，較少有人討論人性這一人文學科永恆的主題了。老早就有人斷言，當一個人開始談人性這一“老掉牙”的題目時候，他該退休了，他所在的學術部門主管也馬上把他列入“考慮退休”之類。（Cha ro n ， Floista d & S mi th ， 2 004）但是，除了極端冷漠者外，人始終對自己的人性是有興趣的。雖然也有厚臉皮、黑心肝的所謂“厚黑學”的出現，但它畢竟非人類之理想和追求，登不上大雅之堂，也永遠成不了主流。人在從事各種各樣的活動之餘，也應留出心靈的空間，品味人生，思考人性，在創建物質文明的同時，提升精神文明，捍衛好自己的精神家園。關於甚麼是人性，在源遠流長的人類思想史上有過無數的討論，哲學家和文學家都進行過廣泛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至今興趣不減。 在璀燦的中華文化傳統中，對人性就有深刻的認識、豐富的智慧結晶和精闢的分析。 儒家孟子說，人之初，性本善；儒家荀子則持人性本惡觀；而萬世師表─儒家代表─孔子，則強調教育陶冶、改善人性。 在西方， Plato, Ari stotle , Ro usseau , Kar l Marx, SigmundFreu d 和 E .O . Wilso n等等對於人性的研究都作出巨大貢獻，提出非常有影響力的見解。人性尊嚴是德國基本法的一個理念，“人性尊嚴不可侵犯，國家一切權力均有義務尊重並保護人性之尊嚴”是許多國家視為憲法的最高指導原則。生物學家Wilson繼其專著《論人性》（On Human Natu re）之後，於 19 98年發表了《一致論──知識的統一》（Co nsil ie nce: Th e Uni ty of Kn owle dg e），特別強調，現在應該是一切科學合作的時候了，來共同探索人性。他認為人性屬於跨學科研究，是集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等門類的綜合研究。（Wilson ， 1 99 8）美國著名歌星 Mich ae l Jack son 最受歡迎的歌就是“人性”（Hu man Na ture），點評率最高。這一切都說明人性是人類共有的天性，而且人們都關心人性。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陳如平（20 05）在論述現代學校制度的基本特性時，提出現代學校制度除了具有時代性、較全面地反映社會現實的需要和與時俱進的精神外，還必須具有人本性、民主性、開放性、科學性、發展性和生態性這六個基本特性，把人性擺在首位。 早在上個世紀，課程專家們 在規劃課程時，把注意力放在人性的探究上面。例如，B run er（1 966）指出，我們教給學生的知識並不是固定和肯定的。因此學校教育，尤其是課程規劃，應把重點放在探究的過程而非學習的結果。這個過程的核心是找出一些主要的概念（如歷史的因素）和學習方式（如科學實驗方法），這些概念和學習方式是各種知識形式裏的基本元素。 故此，課程內容要經過認真挑選，以顯示這些主要的概念和學習方法。以這基礎來規劃的課程是“人的研究”（MACOS: Man: A Cou rse of Stu dy），這是美國一個具影響力的社會科學課程，目的是指出一些有爭議性的問題，讓教師和學生思索。課程設計者就課程內容提出：本課程內容是人，是探究他作為一個物種的天性和過去和現在塑造他的人性的力量。三個問題會在本課程中反覆出現：1. 人類的人性是甚麼？2. 他們如何變成這樣？3. 如何使他們更具人性？(Bruner ， A1966)以上的例子都想說明人性的啟迪和教育的重要性。然而，經濟的市場模式，教育的市場化，很難包容人性的啟迪和教育，因為市場模式把一切都量化了。但是，人性能量化嗎 ？我們都知道，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裏面有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你也可以說他們都是賊寇、殺人犯，走投無路，逼上梁山。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別說當今資訊時代用種種方便而又複雜的測量工具，就是隨便粗略估
343蓮花寶地的人文社會科學──從中西文化薈萃到心靈的探索一估，誰能說得清他們幾分好人，幾分壞人？ 幾成是功、幾成是過 ？然而，又有誰能否認他們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個性、有人性的英雄好漢呢？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過分量化如今，教育的市場模式愈演愈烈，而市場模式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信數字、崇強大、鬥實力！在一切被量化了的領域裏，人們只“信實、崇強、鬥力！”（P almer ， 19 98）“勝者為王！”這跟提倡“愛心”的心理模式和崇尚民主的“公民”模式不斷衝突、矛盾。教育的產業化、市場化，使得一些人對於種種數據和量化標準的推崇達到迷信的地步。量化教育，量化評鑒，越來越繁雜。但名堂數不清的評估文件和量表，令前線教師疲予奔命，不知所措，連表面功夫都應付不來，怎能認真備課，發揮創意？ 怎能春風化雨，調教好學生呢？一方面教學生“求學不是求分數”；另一方面，又巧立名目，不斷設計各種變相的量表和指標，用數字和等級來量化學生，結果只能造成太多的內心世界和外部客觀世界的衝突、分割和分裂，如同香港某些教師所言：“量化教育難樹人。”誠然，本文決不否定量化，客觀的量化標準和科學研究，無疑是人類認知的進步，用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甚至於教育科學，都是成果輝煌的。但是教育和課程，特別是人文素質教育，並非都能量化得了的，也不應過於依靠量化。在教育測量與評價領域，對於學生的思想品德是可以測評的，可分診斷性、形成性、總結性等測評，但要求做到外顯行為測評與道德認識測評相結合，單項測評與整體測評相結合，定性測評與定量測評相結合。但即使如此，其缺欠是也顯而易見的。首先，人是很複雜的，其品德內涵是很深奧的，或深藏不露，或表裏不一。學生行為可以偽裝，外顯行為與真正動機或認識也許不一致，所以單用量化的方法去反映外顯行為並不科學。再說，人的思想品德內隱部分還沒法直接測量，間接測量然後推斷難免主觀偏面。還有，從發展和承認學生差異的角度看，量化測評對每個學生並非合理。例如，做一件好事，記一個優點，對不同學生的價值和意義是不相等的：對於一個品學兼優生來說，做好事很平常，或根本是他品德習慣中固有的；但對於比較後進的學生來說，做好事卻是難得的，要花費更大的努力，因此其意義和價值也更大。（胡中峰， 1 999）台灣名師賈馥茗教授在論述教育的真諦時，突出愛與誠兩個字。“愛”與“誠”該如何量化？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單文經教授，在闡述教師的素養時，開頭第一句就感慨萬分地說：教育真是一項良心事業！“良心”能量化嗎？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靈魂工程師”，教育是鑄魂工程。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和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的《教育藝術》開闢一個專欄，題目就是“鑄魂‧藝術‧魅力”，靈魂，魅力，怎能量化得了？ 又怎能運用諸如 % 、 ISO 、 S PSS 以及種種 Scale s 等量化指標、量化工具去評估和測量呢？大家都知道，愛心對於教育是何等重要。溫家寶總理多次強調，“沒有愛心，就沒有教育。”（見澳門日報， 20 05 年 9 月 11 日）但是愛心能數碼化、量化嗎？靠量化能培養愛心出來嗎？ 文學、美術、音樂、歌曲等等都是育人悟性、培養愛心、促進學生多元和全面發展不可缺少的。我們不少人大概都聽過鄧麗君唱的歌，其中一首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都喜歡這首歌。我想對這首歌做一點兒非正式的、小小的探討，因為該首歌似乎對愛作了某種量化的嘗試。
345蓮花寶地的人文社會科學──從中西文化薈萃到心靈的探索六、結語：和諧社會從“心”開始很難想像沒有人性的社會該會是甚麼樣子，更遑論和諧社會。人性是要通過人與人、心與心的真誠對話和呼喚的。楊允中（20 06）總結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六項指標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人與人及人與自然之間和睦相處、穩定有序。其核心還是人性。最近王能憲（200 6）對“和諧的意蘊”的詮釋，即：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制禮作樂，政通人和；順天應人，天人合一；協和萬邦，世界大同；君子之風，至美之境，其核心也還是人性。作為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者或研究人員，也應該“以研究為生活方式、以研究為樂趣、以研究為幸福的人。……對經驗有敏感，對瞭解本學科和相關領域的前沿及新知識、新方法有熱情。”（朱小蔓， 2 005）費希特在《論學者的使命》一文中提出：學者的天然使命是為社會服務。所以，學者必須以為社會服務為自己的良心、為自己的志業，必須有相對其他人來說更高的道德素養，學者必須要為你所在的社會去實現最高的道德境界而奮鬥、而努力，這就是學者的使命。（朱小蔓， 200 5）要創建和諧社會，人人先要能安身立命，有一個和諧的精神家園。而和諧社會是從“心”開始的。參考文獻︰1. Floistad, G. ed , Philosophica l Problems Today (Norway: University of Oslo, 2004) (http://www.wkap.nl)2. McMurtry, J., “Educa tion and the Marke t Model,” Journa l of Philosophy of Educa tion, vol.25, no.2 (1991) .3. Morri s, P., The Hon g Kon g Sch ool Curr icu lum: Develo pment, Iss ues and Pol ici es (Ho ng Ko ng: Ho ng Ko ngUniversity Press, 1998) .4. Palmer, P.J. The Courage to Teach: Explor ing the Inner Landscape of a Teacher’s Life (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Inc Pu blishers, 1998).5. Smith, C., The Standp oint of Soc ia lized Humanity (2004) . (http://marxists.org/refe rence)6. Wilson, E. O., Consilience : The Unity of Knowledge (1998). (http://zh.wikipedia.org)7. 王能憲：《和諧的意蘊：從“和而不同”到“世界大同”》， 2006 年 10 月 8 日，在澳門科教文中心的演講。8. 吳志良、黃宏耿等：《公共知識份子與澳門》，澳門日報 2006 年 10 月及 11月。9. 楊允中：《“一國兩制”── 實踐在澳門》，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出版， 2002 年。10. 楊允中主編：《 社會發展青少年健康成長》，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出版， 200 6年。11. 楊秀玲：《課程與教學──探討潛在課程》， 2006 年 3 月 31日華人社會的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12. 朱小蔓主編：《對策與建議──2004/2005年度教育熱點和難點問題分析》，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年。
351世界文明尊重原則與澳門的多重文化認同大海。高台上豎立了一尊大理石聖母像，莊嚴慈祥，雙手合十，似為眾生祈福。因她面臨大海，澳門人稱之為“望海觀音”。明明是聖母瑪莉亞，怎麼會成了觀音菩薩？原來兩種宗教信仰在這個東西方文化的交匯點上同一了。這體現了中國居民對天主教聖母崇拜的認同。在澳門三大古剎之一的普濟禪院，十八羅漢中竟然有一位洋人，他就是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生活在澳門的中國人、葡萄牙人、土生人以及其他外籍人士，都對澳門有身份認同，文化認同。不同種族、不同的生活群體長期相處，形成了富有深厚底蘊和鮮明色彩的澳門文化，造就了澳門特有的精神狀態、政治傳統、文化氛圍和社會習慣，造就了澳門居民寬容、遷就、和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同舟共濟的核心價值觀。目前在澳門工作和生活的葡萄牙人大約有幾千人。他們說：“我們雖然是純粹的葡萄牙血統，卻早已把澳門視作自己的家，也會視自己為長居於此地的澳門人。”在澳門，有一口阿婆井，是澳門最古老的清泉，它早年是澳門最主要的淡水之源。曾經住在這裏的葡萄牙人都說：“喝了阿婆井的水，就永遠不會忘記澳門。”出生在澳門的葡人後裔，也同樣熱愛生於斯、長與斯的這片熱土。他們雖然把葡萄牙當作自己的祖國，但是多數人在葡萄牙已經沒有近親，甚至已沒有甚麼關係。他們事實上已經把“根”紮在澳門。所以，土生葡人成立了“根在澳門”等社團。回歸以後，葡人社群依法獲得平等的權利和待遇，傳統文化和生活習俗得以完好的保留。每年的藝術節，葡人、土生人都有活動，表演土生土語的戲劇，每兩年還組織一次土生人“相聚在澳門”的活動。多數土生葡人認為在澳門長大是一種幸福，一位著名的大律師激動地說：“憶起當初回歸之前，土生社群中很多人都很徬徨，擔心政權易手，會喪失之前的一切，生活環境轉變，包括在這個城市的身份。對我而言，當時我最害怕會被視為外國人。我在澳門世代生根，我愛這個城市，這裏是已我的家鄉，我的城市，我既不會離開，也誓將在這裏世世代代地延續下去，因此絕不接受被自己的地方視為外國人，當時一想到可能被視為外人，不但恐懼，更有錐心刺骨的痛。當然，這一切疑慮，都在回歸之後化為烏有，澳門仍然是我的城市，我們繼續過往的生活方式，和以往大同小異，最慶幸的，是回歸後這裏更和諧了。”12 主管澳門電子傳媒多年的一位土生人士對澳門文化有著精闢的見解，他說：“這個充滿動力元素的城市，對一些土生土長的人而言，還是有著磁場作用於鐵器的強大吸引力。像我就對澳門很有歸屬感、很以澳門為家，那些和我想法和遭遇相近的人，雖然去過葡國生活，或許也走遍了世界，但仍選擇在這裏駐足，使不同時間和空間不斷在這裏交錯。外來人口加上本地居民，是澳門的成份；而外來傳入和本地生根的文化、傳統則是這裏的養份。所以說澳門是包含中西的地方，這不但是她的特色，還是本色。”13以上事實生動地說明了澳門的族群和諧，來源於文明尊重；而文明尊重的前提是文化認同。土生人士、外籍人士對澳門文化的認同是發自肺腑的。從他們的真情表白中，我們難以看出澳門社會潛藏著西方學者所說的“內在的裂痕”。三、文明衝突與非文明衝突當然，在葡萄牙人入據澳門的四百多年中，異質文化相遇，由於價值觀的差異，必然會發生誤讀、不接受甚至衝突。在澳門的歷史上，中葡之間也確實發生過幾次較大的衝突。但引起這些衝突的原因、性質各不相同，並非所有的衝突都是文明的衝突。 1849 年澳門總督、擴張主義殖民者亞馬留(F. de. A ma rl)拒不向中國政府交租（184 9年以前，葡萄牙每年向中國政府交地租白銀 50 0兩），反而向澳門居民徵收租稅，擅自宣佈澳門為自由港；瘋狂地向北擴張，肆意踐踏農民的莊稼，強行毀掉中
35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高品位‧多元化‧本土性──澳門國際音樂節概觀李觀鼎 *歲月如歌。一年一度的澳門國際音樂節，已經步入第20個春秋。自198 7年肇始，迄今已成功舉辦了 19 屆；目前，第 2 0 屆音樂盛會正在隆重而熱烈地進行之中。 20 年來，澳門國際音樂節與時俱進，不斷發展，內容日益豐富，水準日益提高，規模日益擴大，觀眾日益增多，影響日益廣遠，業已融入本地市民的精神生活，並蔚為小城一道風格獨具的文化景觀。作為一大文化盛事，它不僅在國際音樂界享有美譽，而且廣受海內外人士的歡迎和好評。如今，它已成為澳門展示自身文化形象的一個櫥窗，與世界藝術對話的一個舞台。此刻，當我們回顧澳門國際音樂節所走過的歷程，心中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激動和欣喜；澳門，又豎起一個自己的國際文化品牌。一、引領審美 成就一流品位澳門國際音樂節的成功舉辦，首先在於其立意的精神等級之高。大家知道，政府玉成這一文化盛事的宗旨，是用音樂提升本地居民的生活素質和文化藝術修養，使之在美的氣度、美的神韻、美的意緒、美的境界裏，在與旋律和節奏同化的心靈愉悅中，守護精神家園，建構人文關懷。這一價值觀，決定了音樂節藝術定位的高水準。於是，我們看到了澳門國際音樂節的高級品位──世界著名的藝術家：列昂納特‧斯拉金（L eon ard Sla tkin）、洛林‧馬澤爾（L orin Maazel）、克里斯托弗‧艾森巴赫（Ch ri sto ph Esch enba ch）、大衛‧艾德頓（David Ather ton）、雅歌‧德拉柯特（Jacqu es Dela cote）、湯沐海、邵恩、譚盾，斯基那‧高士德（Se g e n a Co st a）、郎朗、里安列‧卡華高斯（ L e on id a sKa va ke s）、米高爾‧柏科夫（Milhai l Pe tukhov）、米夏‧麥斯基（Misch a Maisky）、王曉東、呂思清、閔惠芳、俞遜發、王國潼、宋飛，克麗斯塔‧路德維希（Ch r i sta L ud wig）、阿爾弗萊德‧克勞斯（Alfredo K rau s）、杜麗莎‧柏加莎（Te resa B erg anza）、山度‧韋格（Sa ndo r Vegh）、廖昌永、莫華倫、梁寧、孫秀瑋……馳譽全球的音樂團體：美國紐約愛樂樂團、德國漢堡北德廣播交響樂團、英國 BB C交響樂團、香港管弦樂團、盧森堡愛樂樂團、葡萄牙高秉根交響樂團，倫敦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團、維也納男孩合唱團、葡萄牙高秉根合唱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合唱團、上海歌劇院合唱團，鮑羅丁四重奏組、美國協和室內樂團、西班牙羅美羅古典吉他四重奏組、帝國銅管五重奏組……堪稱經典的大型節目：歌劇：羅西尼《塞維利亞的理髮師》，普契尼《杜蘭朵》、《托斯卡》、《藝術家的生涯》、《蝴蝶夫人》，威爾第《法斯塔夫》、《遊吟詩人》、《阿伊達》、《假面舞會》、《奧賽羅》、《茶花女》，萊哈爾《風流寡婦》，比才《卡門》，莫扎特《魔笛》，古諾《柔密歐與茱麗葉》，馬斯卡尼《鄉村騎士》，萊翁卡瓦洛《丑角》；音樂劇：格什溫《我歌唱您》，伯恩斯坦* 澳門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
37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6 . 澳門學術社團的負責人同時擔任好幾學會的職務，角色交叉重疊，其跨社團的身份，間接促進了社團間在出版工作的合作。7 . 澳門學術社團出版品因內容大多針對性澳門本地的研究，加上社團負責人不是專職工作，書刊出版後，慣性作為社團的禮品送贈及其他單位或朋友，又沒有主動送給書店銷售，部分社團累積了不少出版品在會址或倉庫中，滯銷情況嚴重。8 . 澳門學術社團出版品因沒有完善的發行及銷售網絡，加上郵費支出不菲，導致書刊沒法走出澳門以外的市場，各地圖書館或學者難以全面收集或購買本地出版品。部分本地研究人員，直接與國內或海外的出版單位合作出版，以增加其知名度。9 . 澳門學術社團出版品的內容，與鄰近地區的學術研究不同，有關社會學，及圖書館學的出版品，與傳統的歷史，文學，經濟，語文及教育等主流學科並排於較前的位置。為了更有效的推動本澳人文及社會科學社團的學術著作，筆者建議日後應有以下的發展方面：1 . 從促建立一個統籌中心，專責到各學術社團收集其出版品，協助其書刊銷售，或送贈給本澳或海外相關學術研究單位，圖書館或研究人員，以增加其書刊的學術價值。同時該中心亦可提供輔導學術社團出版及編輯工作。2 . 期望澳門政府能明確的制定學術出版品出版資助制度，不單是對於印刷部分的資助，應包括研究費用，撰稿費及宣傳費。3 . 由於本澳從事學術研究人數少，出版渠道不通，郵費支出龐大，學術社團出版品如要增加地區的影響力，應以轉為電子書刊形式，如加入澳門基金會的虛擬圖書館 (www .mac au .d a ta .com)，或其他商業的電子書刊代理，打開澳門以外的市場。4 . 應對於一些對統整澳門學術資源的單位，提供經費以便全面收集本澳學術出版品，並有計劃地將其內容編輯成書目，索引，以利各社團間的訊息交流，如澳門大學圖書館部分工作是收集整理澳門文獻，並製作了港澳期刊網，澳門電子資源網 ( h t t p : / / l i b r a r y . u m a c . m o /mo _e _reso urce s/mo_ e_ re sou rces.h tml)，澳門會議論文索引 ( htt p:// li bra ry.u mac.mo /con f/main .h tml )，澳門報章剪報索引 (http ://l ibrary.umac.mo/newsclip pin g/ma in.a sp )。另外澳門中央圖書館亦製作了澳門出版物數據庫 ( http://www.lib ra ry.gov.mo/ISBN/isb n17 _c.html)可作參考。最後，由於成文時間倉促，加上大會對於人文及社會科學社團的定義與範疇仍沒有明確的界定，所以可能有部分社團的出版品因認知角度不同，而不列為學術著作，或是有所紕漏而未能列入，敬請各位先進指導，以便修改。附錄本附錄收錄本澳人文及社會科學社團所出版的社團通訊類及非學術著作，並簡單介紹了其特色，以作參考。社團通訊共有 14 種，以中華教育會的澳門教育始創最早，教育會及新青協則各有 3 種通訊出版，內容以報導會務，附少量學術論文，沒有綜合報導某一學科的活動。較全面以澳門教育，報導的層面較廣及深入。
41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如《現代漢語語體研究》、《紅樓夢語言風格》等等，還有在澳大任教多年的丁金國關於語體學的系列論文。 199 9 年語言學會與寫作學會聯合舉辦“語體與文體學術研討會”，編輯出版論文集《語體與文體》。五、語言和語用調查社會語言學跳出傳統語言學研究語言本身的結構，作為傳統語言學的補充，特別注意語言生活狀況的調查和語言運用的研究。語言種類的田野調查。較早發表的論文有《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程祥徽、劉羡冰）。此文最早刊於《中國語文》199 1年 1月號，後來被許多學術刊物轉載。澳門大學碩士論文《澳門多語現象研究》（張卓夫）、正在出版中的《澳門語言研究》（黃翊）是較全面的田野調查的成果。胡培周《澳門地區的語言現狀》屬於此類性質。《澳門語言狀況與語言政策》（黃翊，《中國語言生活狀況綠皮書》中的一個章節）則正式把澳門的語言狀況向全國作一介紹。語言史的研究。劉羡冰的《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這方面研究的表表者。收入書中的論文首次談及澳門開埠時的語言狀況。研究澳門語言的歷史狀況的論文還有胡慧明《〈澳門記略〉反映的澳門土生葡語面貌》、朱斌《論貢沙維斯著作中清代官話之語言現象》、黃翊《清代中文檔案中的澳門漢語詞彙現象》等等。語用研究。語用研究範圍很廣，包括法律語言研究、公文語言研究、博彩語研究、傳意語言研究、新聞語言研究、人名地名研究等等。這方面研究成果十分喜人。語言學會出版的《澳門：語言博物館》收集三篇主要論文和多篇其他相關論文。三篇主要論文是：《多語社會與語碼轉換──澳門語言狀況的分析與思考》（黃翊）、《澳門葡文法律中譯用詞研究》（龍裕琛）、《港澳博彩語研究》（邵朝陽）。陳滿祥《澳門黑社會秘密語研究》、傅玉蘭《澳門街道標幟及名稱》等都是語用研究的論文。值得一提的還有冼為鏗先生多篇評析“葡式中文”的文章。所謂葡式中文，是一種形似中文、風格卻是葡文的語文，類似葡文的直譯。葡式中文主要出現在法律翻譯和公文寫作中。因為澳門的中文法律語言尚未形成體系，公文格式也仿照葡文，所以葡式中文難於避免。只有等到能夠直接用中文立法，葡式中文才會完全休息。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研究。這方面的研究既包括理論的闡述，又包括制訂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實際操作。澳門進行過以下幾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澳門雙語的特殊性，澳門官方語言的定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一國兩制的關係。 199 2年在爭取中文在澳門的官方語言地位的關鍵時刻，澳門社會科學會及時召開了“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論文集《澳門語言論集》。那是一次成功的社會語言學盛會，國家語委刊物《語言文字應用》以“一項引人注目的語言計劃”為題發表專文，認為這次會議和論文集“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有關澳門語言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珍貴資料，並為‘科學、適用、穩妥、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程祥徽的《中文回歸集》、《中文變遷在澳門》比較系統地論述了澳門雙語問題、澳門官方語言問題以及制訂澳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的問題。其他有胡培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語文政策要注重語文應用功能──參加首屆全國語言文字應用學術研討會論文》等。澳門回歸後，語言文字運用面臨如何正確處理一國兩制的問題。語言學會舉辦“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討論認為：港澳用語用字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矛盾是需要逐步解決而且必然可以逐步解決的，這是因為， a. 粵方言與普通話的矛盾是一種語言內部的矛盾，是方言與
411澳門語言學研究回顧與思考共同語之間的矛盾。方言向共同語的靠攏或集中是語言發展的趨勢。 b. 繁體字與簡化字之間的矛盾是同一種文字體系內部的矛盾，繁簡字的對立不是水火不容的對立，而是可以相互溝通的。 c. 港澳與內地交往日漸頻繁，作為最重要的交往工具的語言文字勢必日漸走向統一。d. 港澳特區的粵方言與繁體字現狀的確是過去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分裂時的產物。不同的“兩制”有相同的語言文字才能更好地維護“一國”，只有在使用同一種語言文字的情況下才能更好執行“一國兩制”政策。 e. 事實上港澳語言文字正在高速地向普通話和規範漢字靠攏。討論認為，我們的任務是順應語言文字的發展趨勢，因勢利導，加速這種發展的進程。政府部門、語文界、教育界、新聞界、政界……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範圍或專業範圍內發揮獨特的作用。我們企盼著在同一天空下的漢語和漢字能夠早日統一起來。國家語委刊物《語文建設》及時報道了上述學術活動、選登了座談會上發表的論文。六、語言學會與語言學刊80 年代澳門已經有了語文學社團，為甚麼還要另組語言學會呢？199 5 年成立的澳門語言學會在其學術刊物《澳門語言學刊》創刊詞中宣示：“……這裏實行葡漢雙官方語言政策，中文的官方地位正處於落實的過程。……中文要達到官方地位的目標還需要跋涉一段艱苦的歷程。時代就是這樣賦予澳門語言工作者光榮而重大的使命，一連串語言本身的問題和與語言相關的問題要我們作出科學的答案。”澳門語言學會是應時代需要成立的。澳門語言學會成立後不間斷召開研討會、學術座談會、研究成果彙報會。除了上述幾次研討會外，還主辦過語言與傳意國際研討會、方言與共同語國際研討會、港澳（暨海外）漢語探新國際研討會、語文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回歸周年紀慶．學術成果彙報．新書發行儀式、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與一國兩制學術座談會、中國社會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官方語言的理論探討學術研討會等；出版的論文集有《語言與傳意》、《方言與共同語》等。《澳門語言學刊》至今已出版30 期。創刊號刊登了張志公教授的《研究語言的目的在於應用》、高名凱教授的遺作《風格學的基本概念》、岑麒祥教授《軼事趣聞》等等，打正理論刊物的旗號。十一年來，澳門語言學會致力於理論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發表的文章如《索緒爾學說在中國》（滕慧群）、《海外語言學研究動態與研究方法概論》（馮潤華）、《索緒爾生平事跡及其學術道路》（趙蓉暉）、《論幾個現代語言學流派的功能觀》（王德福）。新詞、外來詞以及詞語運用的研究突破了陳規，出現了新的內容，例如《源自葡語的借詞和譯詞》（老志鈞）、《澳門外來詞簡析》、《港澳流行語淺析》、《淺論港澳新詞語的產生與使用》（龍裕琛）、《試談未來澳門特區語言》（余妙麗）、《新聞媒介與語言變遷》（尹德剛）、《香港中文報刊的語文探新》（黃坤堯）、《港澳兩地新聞標題的動詞比較初探》（鄒嘉彥、錢志安）、《世紀之交報刊語言的變化趨向》（譚汝為）。語言政策和語文規劃的研究受到重視，重要論文有：《澳門回歸與澳門語文的前景》（程祥徽）、《“一國兩制”的語言使用問題──社會語言學的新課題》（戴慶廈）、《制定語文政策 落實基本法規定》（郭濟修）、《語文規劃研究述評》（丁金國）、《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馮潤華）、《語言規劃的回顧與前瞻──兼談澳門語言學會對語言規劃工作的貢獻》（譚汝為）、《語言規劃與澳門的社會語言調查》（王培光）、《新世紀的澳門語言策略》（程祥徽）、《馬來西亞：多語言文化背景下官方語言的推行與華語的拼爭》（郭熙）、《話語特有詞語：新加坡社會寫真》（汪惠迪）。
41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來分析。最後這點其實跟第二點一脈相承。這裏仍然以現代主義研究為例，現代主義的源頭的確在西方；然而，澳門現代主義是否直接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呢？陶里曾指出現代主義華文詩風是受台灣現代主義影響。換言之，要研究澳門現代主義，除了要理解西方的現代主義外，亦要明白台灣現代主義接收的情況。事實上不單是澳門現代主義文學研究，就是澳門現代文學研究的其他範疇或多或少都跟西方理論及中國不同時期的文學思潮有關，相信以上的建議不單可以幫助澳門現代文學研究更“專業地”建立本地的文學理論架構，而且更可令澳門現代文學研究跟國際接軌。注釋︰1 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2年，第7頁。李在引論部分還提到澳門文學研究的另外三個特色，包括“本土性”、“雜糅性”和“溫和性”。李觀鼎在談到“業餘性”時亦有指出它的好處，那便是證明澳門人“對靈性、想像力、永恆之物的維護和響往”。詳細內容請參考書的第 1 至第 9 頁。2 有關離散跟現代主義文學發展的關係可參考下列書籍：Paul Fussell, Abroad: British Literary Traveling Between the Wa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Harry Levin, Refractions: Essays in Compara tive Literature (Ox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96).Terry Eagele ton, Exiles and Emigres: Studies in Modern Literature (Londo n: Chatto & Windus Ltd, 1970).3 有關現代主義其它話題可參考以下書籍：Malcolm Bradbury an d James McFarlane ed s., Modern ism: A Guide to European Literat ure 1890-1930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1).Marsha 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 ience of Modernity (New York: Verso, 19 82).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 teratu re : An Inte llectua l and Cultu ra l History (Berke 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8) .4 這部分內容曾在《非場地──試論澳門現代主義美學思想》一文中作詳細說明。文章在 2004年二十一世紀中華文化世界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中西會通與文化創新》中發表。5 鄭煒明在《澳門新詩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 6年）中形容澳門現代派師承海外現代主義作品時只提到風格方面的話題。淘空了在談到自己的現代詩時亦只點出掌握了現代詩的手法。（《我的黃昏》後記。澳門：澳門五月詩社，1990年）。另外黃曉峰及陶里在討論澳門現代主義時雖然提到城市，但重點仍放在現代主義技巧方面的。黃及陶的文章將會在內文提到。6 雲惟利︰《十年來之澳門文學》，載李觀鼎編《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編）》，澳門基金會， 1 998年，第 133頁。7 原文收錄在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第 161 頁。8 陶里︰《論時間變成固體──現代詩新讀》，澳門五月詩社， 1999 年，第 3-4頁。9 現代主義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話題。以它到底在甚麼時候開始、甚麼時候結束為例似未有一個確實的答案。我們只好籠統地劃成早期現代主義（或先鋒時期的現代主義）及高峰期現代主義。早期現代主義大概指19 世紀中至 20世紀初。高鋒期現代主義則指20 世紀頭三十年間。有關現代主義時期劃分的爭議可參考︰Richard Lehan, The City in Li teratu re : An Inte llectua l and Cultu ra l History (Berke 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8) .Pete r Faulkner , 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 1993) .10 引自李觀鼎︰《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第 108頁。11 有關李觀鼎對陶里的評論見《論澳門現代文學批評》第117頁。陶里的分析見《論時間變成固體──現代詩新論》第 196 至 197 頁。12 陶里在《論時間變成固體──現代詩新論》中除了提到波特萊爾外，亦有帶出艾略特、和爾夫和里爾克。見第 3-4頁。張劍樺和鄧駿捷在《澳門文學研究》（澳門語言學會，2001）第 56頁中除了提到波德萊爾外還有談到龐德、艾略特、葉芝等。13 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北京：三聯書店， 2004 年，第 36 頁。14 同上書，第 42 頁。15 參考 Walter Benjamin, Ch 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 lism (London: Verso, 1985).
419略論澳門現代主義文學研究中的“業餘性”16 Richard Leh 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 llec 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 7 1.17 見 Benjamin 的書，第 40 頁。18 Richard Leh 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 llec 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 7 1.19 詳情可參考 Benjamin 有關遊手好閒者那部分。20 見 Benjamin 的書，第 37 頁。21 波特萊爾︰《巴黎的憂鬱》，北京：三聯書店， 2004 年，第 42 頁。22 有關遊手好閒者的討論，詳細內容可在 Benjamin的書 “The Flaneur”那章及 Lehan的書 “The Inward Turn”那章找到。23 Georg 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 in Richard Sen nett (ed.) , Classic Essays on the Culture of Cities(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 1969) , pp. 47-60.24 Richard Leh 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 llec 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 1 27.25 Richard Leh an, The City in Literature: An Inte llec 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p. 1 34.
43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從《七千海里漫遊》看十九世紀的中國形象姚京明 *澳門並存著兩個世界：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雖然雞犬相聞，但並沒有彼此走近對方，探求對方隱秘的世界。因此，澳門雖然存在著不同的文化，但僅僅是共存而已，在本質上沒有激烈而深刻的交流，融合和碰撞。澳門作為殖民地的身份成為制約這種交流的決定性因素。長期以來，中國人以冷漠和抗拒的心態對待葡萄牙殖民者的文化，而殖民者作為統治者，頭腦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使他們沒有產生與中國文化交流的興趣和願望，更多的是對異國情調的好奇或者為了尋找樂趣。葡萄牙作家文塞斯勞‧德‧莫萊斯（We ncesla u de Morais）曾在澳門小住，然後去了日本，他在澳門期間這樣描述葡萄牙人與中國人之間的關係：“我的毗鄰是中國人，感謝天主。他們同我們的生活方式毫無共同之處，他們的風俗習慣、語言、感情、信仰都使他們對生活的態度很不一樣，一個歐洲鄰居，一個‘番鬼’在他們的身邊幹些甚麼，他們一定是不太在乎的。對於我來說（我在自己人當中可以承認），這些善良的中國人給我提供了機會，悶得發慌時去窺察他們的私生活，藉以散散心。”1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中國人對“番鬼”在旁邊做甚麼並不關心，而葡萄牙人在“悶得發慌”時才會對中國人的“私生活”產生興趣。還有一類作家，他們為澳門的異國情調所吸引，從歐洲人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文化特點、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以及澳門的風光景色，流露出沒落帝國的偏見和傲慢，比如法蘭西斯科‧博爾達洛（Fra ncisco Maria Bo rda lo ， 182 1-1 861）。博爾達洛 12歲開始做海員，後進海軍學院學習，畢業後進入葡萄牙海軍服役，逐步晉升為海軍中校，並以這種身份周遊世界，足跡幾乎遍及所有的葡屬殖民地，包括澳門。在漫遊東方期間，他寫下一本名叫《七千海里漫遊》（Um Pa sse io d e Mil Le gua s）的遊記。遊記從他自里斯本出發開始，敘述他經過蘇伊士運河、印度洋、馬六甲海峽、新加坡、香港，最後抵達澳門的經歷；他在澳門生活了一年半的時間，期間曾到過廣州，關於廣州和澳門的記述佔去了很大的篇幅。在1 6世紀，歐洲出現過旅行的熱潮，接著歐洲人用兩個半世紀的時間來消化旅行的成果。到了19 世紀，交通的進步允許更多的人去旅行，但外邊的世界已不再是未知的世界，而是一個“有限的世界”。 1 9世紀的旅行不像 16世紀那樣，幾乎都帶有強烈的政治、經濟或者宗教等目的。旅行可以成為文學創作的一個理由。旅行者不再滿足於旅行本身，而是企圖把旅行當作一次文學的漫遊，在漫遊中旅行者強調個人化的經驗，並且希望與他人分享他在異域的經驗。這造成了遊記文學的盛行，但遊記是比較特殊的文體，它既可以使用文學話語，也可以使用非文學話語；遊記與真實的關係是搖擺不定的，作者熱衷描述真實，同時也會傾向於文學的虛構，所以遊記中的“真實性”是相對的，就像任何文字中的“真實性”都是相對的一樣。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不得不更大程度地“開放”國門，這種開放是被迫的，以犧牲國家尊嚴和利益作為代價（這種犧牲在歷史上重複多次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被擺在了不平等的位置上，而左右這一關係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薩義德在《東方學》論述了東西方這種對立的不平等關係，特別是*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學課程副教授，澳門學者同盟理事
439從《七千海里漫遊》看十九世紀的中國形象歐洲最平庸的畫家，原因之一是“中國人對男人和女人的美的概念與我們不同，他們的美學概念很荒誕”。 12 因此，關於中國藝術，他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有無數機械的藝術家，他們有無可否認的靈巧，但在任何類型的作品中從來沒有達到過我們的完美程度”。13 盲目而武斷地下結論，是那個時期許多西方作家表述中國時的特點，他們並不瞭解也不尊重他人的文化，習慣用自己的文化標準來衡量他人，凡是不符合西方標準的，就被視為是低級的、落後的。19世紀西方的中國形象就像1 6世紀幾近完美無瑕的中國的形象，也是類型化的，公式化的，不同的是，這一次西方是居高臨下地審視中國，中國不會再為西方提供改進自我的參照、想像和動力了，相反成為高貴文明的西方的“陪襯人”，是被蔑視和被征服的物件。另外，中國取之不盡的“奇聞軼事”已成為娛樂西方的笑料和談資。博爾達洛說他寫這部書既不是為了炫耀學識，也不是要留下一本嚴肅的著作，只是為了讓朋友們在閒暇時翻開這本書，能夠找到樂趣，所以他對朋友說，“我會繼續收集關於中國人風俗的並不全面的印象，好讓你多娛樂一些時候。”14博爾達洛的中國文本和當時其他許多文本一樣，在內容上和修辭手法有很大的一致性，他的著述儘管有個人的經驗與觀察作為背景，但是並沒有呈現甚麼新的發現。不同的文本，大致基本相同的觀點，彼此之間相互印證，共同構成了十九世紀公式化的東方主義話語。葡萄牙曾對澳門進行過長達400多年的殖民統治，在這期間，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葡萄牙政治、外交、文化中的一個主題，政治家、外交家、傳教士、旅行家、冒險家、小說家、詩人甚至普通百姓留下了為數眾多的有關中國的文字，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根據自己的想像、體驗甚至需要，記述各自眼睛中的中國，塑造了中國這個在時間的推移中不斷演變的“他者”形象。特別是在 16 世紀，相比歐洲其他國家而言，葡萄牙人可以說是中國形象最活躍的塑造者，而他們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透過澳門來完成的。然而，從形象學的角度，通過澳門來研究葡萄牙人對中國形象的塑造，迄今基本上還是一片空白，有待於我們努力去填補。註釋︰1 轉引自瓦勒︰《遇和的空間》，載於《文化雜志》中文版， 1 9 9 7 年，秋季號，第 1 8 1 頁。2 薩義德著，王宇根譯︰《東方學》，三聯書店， 19 99 年，第 96 頁。3 同上，第 86 頁。4 Franc isco Maria Bordalo, Um Passeio de Mil Leguas, Lisboa , 185 4, p. 81.5 Ibid., p. 134.6 Ibid., p. 123.7 薩義德著，李琨譯︰《文化與帝國主義》，三聯書店， 2 00 3 年，第 32 0 頁。8 Franc isco Maria Bordalo, Um Passeio de Mil Leguas, p. 105.9 Ibid., p. 127.10 Ibid., p. 116.11 Ibid., p. 164.12 Ibid., p. 137.13 Ibid., p. 137.14 Ibid., p. 1430.
447澳門比較法研究與法律翻譯探討澳門比較法研究與法律翻譯探討林 巍 *關於澳門比較法的研究，以往儘管有所實踐，但加以評述的則不多；對於澳門法律翻譯的情況亦是如此。而將二者聯繫起來加以探討的，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此文可參考的資料極為有限，故只是一種嘗試，以期“拋磚引玉”。一、關於比較法與比較法研究對於比較法（Co mp ara ti ve La w）的概念，在法學界歷來有著不同的理解。例如，英國法學家沃特森（A . Watson）認為它是法制史和法理學的研究 1 ，而德國的比較法學家儸斯菲爾德（B . Grossfeld）則認為，比較法是一種對於文化的研究。2 顧名思義，所謂比較法，是對於不同法律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它不同於一般的法律研究，因為它本身既沒有所調整的社會關係，也沒有相應的具體法律規則。在這個意義上，“比較法學”似乎比“比較法”更確切。故在《不列顛百科全書》的條目中用了“比較法的研究”（St udy of Comp arati ve La w）。同時，亦有比較法學研究機構使用“法律的比較研究”（Co mp ara tive Stu dy of La w）的概念。為顧及多數的約定俗成，本文姑且沿用“比較法”。概括來講，對於比較法和比較法研究的理解，主要有這樣三大學術觀點：第一種，認為比較法是一門獨立的法律學科。比較法以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為研究對象，在比較、分析中探求其內在的相同、相異或可以相互借鑑的規律。比較法不僅對於近代世界諸多國家和地區法律的形成與發展、對於兩大法系的平行與融合起著推動作用，對於世界各國、各地法律的日趨完善起著重要的作用。正如德國著名比較法學家茨威格特所說：“比較法是指一方面以法律為對象，另一方面以比較為其內容的一種思維活動。比較法首先是世界上各種不同的法律秩序的相互比較。”3第二種，認為比較法僅僅是一種研究法律的方法。例如，著名分析法學派代表新西蘭的薩蒙德（J. W. Salmo nd）認為比較法是對不同法律制度之間的類似和差別的研究，不是一個單獨的法學部門，“而僅僅是這種科學的各個部門中的一個特殊方法”。再如，前蘇聯法學家齊夫斯主張，比較法至多不過是專門的個別科學方法，而“把個別方法看作一種本身能夠構成特別科學和獨立學科的因素，未必有根據，在實際上未必合適”。 4保加利亞法學家日斯坦列夫亦認同：“應當把比較研究歸入現有的法律學科，而不是把它劃分出來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律科學。”5 然而，就這一點而言，也是大有可為的，因為它可以超越本國國界而去認識不同國家的不同法律體系中的法律、法律原則、法律規則、準則等，進而找出適於自己國家的法律精神及其作為“解決辦法的儲備”，正如德國比較法學家茲威格特和克茨指出：“通過比較法研究可以刺激本國法律秩序的不斷批判，這種批判對本國法的發展所作的貢獻比局限在本國之內進行的‘教條式的議論’要大得多。”6* 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副教授
44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第三種，認為比較法不僅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門學科。正如著名法國比較法學家戴維（R. David）在其名著《當代世界法律制度》中所指出的：“毫無疑問，對於多數人來說比較法將確實是一種方法，即‘比較的方法’，用來幫助他們實現自己的特定目標。但是對於其他人，如果他們主要的事情是外國法和把它同他們的本國法進行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法就取得了一門學科的地位，即在法律知識中的一個獨立部門的地位。換句話說，現在需要有一類能夠恰當地稱為‘比較法學者’的法學家，同那些在各自領域中運用比較法的人並駕齊驅。”7 前蘇聯法學家圖曼若夫認為：“現代比較法學，既是利用比較方法作為特別分科研究方法，也作為特別研究方面，不論這兩個方面如何相互聯繫在一起，它們之間仍有一定區別。”8筆者認同第三種觀點，即比較法從其功能和作用來講，不僅是法學研究中的一種方法，而且也是法學領域裏的一門獨立的學科。就方法而言，大致有這樣三種：a. 宏觀比較與微觀比較。前者，如對不同社會制度、法律傳統及法律法規等的比較研究；後者，如對同一社會制度、法律傳統及法律、法規等的比較研究。b . 橫向比較與縱向比較。前者，如對同一時期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法律制度、法律傳統及法律法規所作的比較研究（比較憲法學、比較刑法學、比較民法學等）；後者，如對不同時期各國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法律傳統及法律法規等所作的比較研究。 c. 描述性比較與功能性比較。前者，如說明所比較的法律制度及法律法規的狀態等，以及闡述所比較的法律制度及法律法規的性質等；後者，如揭示所比較對象的內在聯繫與區別等。 9就學科來講，亦有以下三個主要方面：a . 對於不同法系之間的研究，如對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比較研究，對屬普通法系的香港法律制度及法律法規與屬大陸法系的澳門法律制度及法律法規的比較研究等。b. 對於同一法系的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及法律法規的比較研究，如同屬普通法系，英國法與美國法的異同；同屬大陸法系，澳門法與大陸法的不同等。 c. 比較法專題研究，即就不同國家或地區中的某一專門問題所進行的比較研究，如“比較基本法研究”、“比較行政申訴研究”等等。總之，作為研究方法與專業學科的比較法，不但對於法學和法治本身的建設與發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對與其相關領域的研究──諸如對於比較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譯的研究等──都有著相當的借鑑作用。二、澳門比較法研究就學科範圍而言，澳門比較法研究所涉及的領域還是相當廣泛的。最具代表性的，當首推由吳志良博士等主編的“中國大陸與港、澳、台地區法律比較叢書系列”，其內容包括刑法、金融法、家庭婚姻法、旅遊法、勞動法、稅法、債法、繼承法、刑事訴訟法、公司法等的比較研究，當然還有些領域尚未涉及，如對於民法、商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等的比較研究。就比較方法而言，該系列主要採取的是中國大陸與港、澳、台地區之間的橫向比較，而比較的層次與深度亦有所不同。其中，有較為系統的比較分析，如《刑事訴訟法比較研究》（柯葛壯），《債法比較研究》（趙炳霖、樂嘉慶）等，即是一種綜合性的材料運用，有著較強的說服力和學術價值。相對而言，有些便只能算是“描述性”的（如《旅遊法比較研究》等）；描述性比較僅僅是說明不同的法律制度，而並未涉及其內在的相互關係。這種方法並未揭示出“背後的聯繫”，不能得出任何判斷性的結論。嚴格來講，這些不過是法律條文或相關資料的羅列，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比較法研
45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2. 更高層次的價值理性分析如上所述，比較法的研究，包括分析性方法與學科性研究，而前者不應僅僅是對於不同法律制度的簡單描述，而應揭示其“背後的聯繫”。“對法律制度的描述性比較側重的是概念比較方法，而分析性比較側重的是文化方法和功能比較方法。而與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所關注的事實、價值和形式相對應的功能比較方法、文化比較方法和概念比較方法，是從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的高度進行分類的，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是一種實質性的分類方法，而其他的方法都離不開與這三種方法的關係。其他方法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就是這三種實質性的方法的外在表現形式”。13對於澳門的比較法學研究而言，亦不妨從一般的制度、法律比較，進而上升到對一些更帶普遍問題的理性分析。就法律比較研究來說，所考察的制度的地位會因其在所屬法律體系中的特定地位而受影響；進而言之，超出法律範圍之外的一些社會學因素可以賦予法律制度以某些特定色彩，因而也就具有某些特定的研究價值。3. 對於相近學科──法律翻譯的“滲透”研究長期以來，澳門的比較法學研究與法律翻譯研究似乎沒有太大關係。其實，前者對於後者有著深刻的影響和指導作用，即在比較法學研究視野下的“法律翻譯”問題。對此在下一節中亦有闡述。三、比較法研究與澳門法律翻譯比較法研究與法律翻譯，表面上看來，前者屬於法律範疇，後者列為翻譯領域。但在內涵上，二者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其實，比較法研究歷來與法律翻譯有著不解之緣。例如，美國著名法學家威格摩爾（Jo h n H.Wigmore）的力作《世界法系概覽》，便是由何勤華、李秀清等比較法學者翻譯成中文的；正是由於鄧正來、姬敬武、張智仁等法學家的出色翻譯，使得博登海默的《法理學》在中國法壇風靡一時；而伯爾曼的《法律與宗教》、《法律與革命》等也是在法學家梁治平、賀衛方、高鴻鈞、張志銘、夏勇等法學家的大力推介，使其發揮出巨大的影響力。在澳門，有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法學院出版的“法律叢書”，諸如《法律研究概述》（Do utor Jo ão Castro Men des 著，黃顯輝譯， 1 998）、《民法總論》（Or lan do de Ca rvalho著，黃顯輝譯，200 4）、《民事訴訟法入門》（Ca ndida da Sil va A ntune s Pires、李淑華著，馮文莊譯， 199 6）、《政治學要素》（José Man uel Ca rd oso da Co sta 著，陳廣勝、馮文莊譯）、《稅法概論》（José Hermín io P aulo Rato Raính a 著）等等。就法律著作的翻譯而言，法學家蘇力曾在其《法學著作的翻譯》提出了譯甚麼（及讀者對象問題）、誰來譯及如何譯三個主要問題，並進行了獨特的分析。結合澳門的情況，漢譯西方法學著作的主要閱讀者，首先是法律院校系所等學術、科研機構中的教師、科研人員和學生，例如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奧斯丁的《法律學的範圍》，茨威格特與克茨合著的《比較法總論》，以及上面提到的“法律叢書”等等，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其次，是具有其他學術背景（譬如政治、經濟、歷史、社會、倫理等）的人士。例如，一位歷史系的學生對伯爾曼的代表作《法律與革命》有濃厚的興趣，因為該書資料翔實，觀點突出，除了法學理論外，還有很高的社會、宗教和學術價值。再次，傾向於閱讀中文的法學學者。即便是英語水平不錯的法律學者，為便於閱讀，還往往是傾向於閱讀中譯文。14其實，法律與語言歷來有著密切的關係；語言文字又賦予法律以具體的涵義，影響及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有法學者認為，西方法之輸入中國，其實質就是西方法律文化如何用漢語予以表達的問題。這種表達的實踐活動之一，即在語言文字上對應或對等雙語世界裏的各種概念。在此過程中，
451澳門比較法研究與法律翻譯探討逐漸形成了一套所謂現代中文法律語詞系統。 15就法律翻譯而言，不單是兩套法律詞語系統的吻合，而且是不同法律系統的“接軌”。就澳門的特殊情況，還有一個“雙接軌”的問題，即對外，主要體現在與世界上其他大陸法系的德、意等及普通法系的英語術語進行對比、參照；對內，則主要體現在與內地法律用語、法律概念、術語表述的吻合，從而有效地提高法律翻譯的專業化水平。例如，《澳門民法典》第 4 條 第一、二款及第 5 條：“法律不管其淵源為何，僅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公佈後，方具約束力。”“法律自公佈至生效所經過之期間由法律本身定出；無此定出者，自公佈後第六日開始生效。”“任何人對法律之不知或錯誤解釋，不構成其不遵守法律之合理理由，且不免除其承受法律所規定之制裁。”（葡文原文：“A lei, independentemente da sua fonte, só se torna obrigatória depoisde publ icada no Bole tim Oficia l de Macau.”“Entre a public ação e a vigênc ia da lei decorreráo tempo que a própria lei fixar; na fal ta de fixação, a lei e nt ra em vigor no sexto dia posteriorao da pu blica ção.”“A ignor ância ou má interpre tação da lei não justi fica a fa lta do se ucumprimento nem isenta as pessoas das sanções nela estabe lec idas.”）分析起來，葡文 fon te 原意為“源泉”，如：Trab alho é fo nte de rique za. 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但在這裏不宜硬譯為“淵源”，而實則為“法源”，葡文為 fonte de di re ito ，英文為 sou rce s of law. 同時，“不管……為何”不是法律規範用語（顯然受廣東話影響），應為“無論……如何”。葡文的ob rigatór ia原意為“強制性的”，如ta xa obr iga tória. 必須交納的稅。在這裏的實際意思為“法律效力”，英語為 force o f law，葡文為força de lei等。葡文的a vig ência de lei為“法律的生效”，d ecorrerá o tempo為“過去的時間”，但這裏不必刻意譯出，因其意已明。同樣的própria le i fixar 也不必死板地譯為“由法律本身定出”，而用“法律寫明”即可。而 na fa lta de fixação 也不必硬譯為“無此定出者”，而僅以“否則”即可。葡文 interpretação ，這裏似乎是 expl icaça o 的同義語，如：In terpretação de u m textobibl ico. 解釋一段經文。Trech o admite d uas in terp reta cões. 這段話有兩種解釋。但推敲起來，在這裏不宜譯為“解釋”，因為它容易與“法律解釋”（construction of law）混同起來。所謂“法律解釋”，是指從執法者的角度，對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與說明，旨在探求適用法律時對與法律規範意義的具體落實。而這裏的 as pessoa s是指任何人，即從任何一個公民角度而言的，故應譯為“理解”或“法律認識錯誤”（mistakes o f lega l compre hen din g，與“事實認識錯誤”對稱）。將 j ustifica 譯為“合理理由”，屬繁瑣；“理由”即可。而“不構成其不遵守……”可簡化為“不成其為……”。Estab elecida s不必譯為“法律所規定”；“法律”即可。故此處法典，不妨重譯為：“所有法律，無論其法源如何，須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公佈之後，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應寫明其公佈後的生效日期；否則，該法於公佈後第六日起生效。”“任何人對法的無知或對法的理解錯誤，均不成其為違法的理由，亦不可因此而不受法律的制裁。”相應的英文，不妨譯為：“Al l la ws an d re gu la ti on s, reg ardless of the ir reso urces, on ly come into fo rce a fter b eingpu blished in the Offi cial Bul letin of Macao.”“Th e d ate of becoming effecti ve for a law after it h as be en p romulga te dshould be pre scribed on it. In case of no date me ntio ned, i t will be execu ted on the sixth day after its promulgation.”“A ny ign ora nce an d misund erstan din g of the law shou ld n ot be con side red as leg itimate rea so ns for viola ting ala w, n or a re the y bases for exemptio n fro m lega l pu nishmen t.”
45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再如，《澳門民法典》第 31 條第二、三、四款：“屬人法尤其為規範下列事宜之准據法：法人之能力；法人機關之設立、運作及許可權；成員資格之取得及喪失方式，以及成員之權利及義務；法人、法人機關及其據位人對第三人之責任；法人之組織變更、解散及消滅。”“法人住所移至屬不同法律體系之地方時，不消滅法人之法律人格，只要該兩住所地之法律均有如此規定。”“對具有不同屬人法之實體之合併，須按雙方屬人法之規定作出判斷。”（葡文原文：“À l ei pe s so a l c o mp e tee spe cia lmente regula r: a capac idade da pessoa c ole ctiva; a c onst ituição, funcionamento ec ompetência dos seus órgãos; os modos de aquisição e perda da qua lidade de assoc iado e osc orrespondentes direi tos e de ve re s; a re sponsabil idade da pessoa cole ctiva , bem como a dosr espe ctivos órgãos e t itula res, pe rante terc eiros; a t ransformação, dissolução e ext inção dape ssoa c olec tiva .” “A transfe rência da sede da pessoa colec tiva para um lugar sujeito a umordenamento jurídico distinto não extingue a personalidade jurídica desta, se nisso convieremas leis de uma e outra se de .” “A fusão de ent idade s com lei pessoal difere nte é apre ciada emfac e de ambas as leis pessoais.”）分析起來，“準據法”是一種涉外民商事案件應使用的法律，通常用拉丁文來表示，如 le x fo ri（法院地法）、 l ex do mici li i （住所地法）等，但在原文裏（Á lei p essoal co mp ete espe cialme nte regular）並無此詞，是譯者畫蛇添足的“贅譯”。將 titu lares 譯為“據位人”（等同於 titu lar de luga r）是澳門譯員的杜撰，而非法律通用語，故應考慮譯為“任職者”。而將 p essoa colectiva 譯為“法人之組織”屬法律專業失誤，因為“法人”本身就是一種組織，是具有民事權利主體資格的社會組織，故應譯為“法人”。將 extin ção 譯為“消滅”，不確切（因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將某“法人”“消滅”掉），而準確的表述應當是“終止”，即英文的 te rmin ation 。將 person alida de jurídica 譯成“法律人格”為錯譯，實則為“法人資格”（儘管二者在某種情況下可以互換）。而狀語 se nisso co nvierem as lei s de umae ou tra sed e 譯為中文時，應在句子結構上作相應處理，但譯者未能脫開葡文結構的束縛，而是生搬硬套，使其完全不符合規範的現代漢語表達方式。同時，“屬人法之規定”可簡化為“屬人法”（l eispessoa is）。這裏的 aprecia da 不一定譯為“判斷”，而應酌情譯為“判定”。此外，原譯文中用了過多的“之”，囉嗦而晦澀，與規範化現代法律用語表述相去千里。故此條法典不妨重譯為：“屬人法規範下列具體許可權：法人能力，法人機構的設立、運作及許可權，成員資格獲得、喪失的方式以及成員的權利和義務，法人、法人機關及任職者對第三人的責任，法人的變更、解散和終止。”“當法人住所遷移到某不同法律體系地方時，在兩地具有相應法律規定情況下，並不喪失原法人資格。”“對不同屬人法實體的合併，須根據雙方屬人法作出判定。”其相應的英文，不妨譯為：“A perso nal law defines fo llo wing sp ecifie d juri sdiction : capa ci ty of a lega l person ;establ ishmen t, functions and co mpe tence of a corpora tion ; metho ds of o btainin g and losin g qua lifi ca tion s for itsme mb ership; re sp onsibil itie s o f a lega l pe rson , organ ization of a lega l person an d thei r li able me mb ers for th irdpa rty; tran sformatio n, di sso lu tio n and termin ation of a lega l pe rson .”“A leg al pe rso n wi ll no t be d isqu al ifi edwh en it shifts to ano th er lo ca tion with a di ffe ren t legal system, p rovid ed there are regulatio ns co mpa rable to oneano ther.”“A s rega rds amalgamatio n of di fferen t leg al p erson s, a jud gement sha ll b e base d on the relevant p er-sona l laws.”同時，澳門的法律翻譯還有一個符合規範漢語表述習慣的問題。其實，這種規範化的“雙接軌”其實並不深奧，完全可以從日常一點一滴的具體翻譯做起。例如，在澳門法律教科書上，將“義務”
453澳門比較法研究與法律翻譯探討（de ve r）依據葡文定義譯為“作出或不作出某種行為之精神上的必要性”。（a necessidad e mo ra l deprati car ou n ão pratica r cer tos fa ctos.）這樣似乎是準確了，但讀起來實在讓人費解。參照葡文法律辭典，Dever: o brigação moral ou juridi ca , a primei ra n ão suje ita sen ao a vonta de li vre do individu o e á segrund asejeita à sanção das le i（Mello, 19 85）. 同時參照英文法律辭典對d uty（義務）的極其相似的解釋，Duty:an a ct tha t i s d ue by leg al or moral o bli gatio n. A ma n is su bject to a du ty when the law co mmands or fo rbids himto d o an a ct... A d uty i s to act or n ot to act so as to prod uce certa in con seque nces（Curzo n, 200 2）. 而根據我國高等院校法律教材的解釋，公民的義務，“是指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公民應當履行的某種責任。具體表現為國家要求公民必須為某種行為或禁止公民為某種行為”（王士如， 200 2：38）。那麼，綜合三者，我們是否可以達成這樣的共識（或許可以通行於澳門的法律公文或法律教科書中）：“所謂‘義務’就是根據一定的道德或法律，人們所採取的有著某種實際效果的作為或不作為。”這樣，就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既與內地接軌，又與國際接軌。再如，關於“司法見解”（Jur isprudência），在中國內地和國外其他大陸法系的法律中都無此概念，而澳門同樣的法律教材將此概念的後半部分譯為“除此之外，可以對有關論據的效力及準確性作遊說，但別無其他者”（黃顯輝譯，1 998）。使得人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更加困難。查對原文，發現此段譯文極不專業化。原文︰ Fora disso , p ode persuad ir p ela força e exatidão dos argu men tos, não ma is.主要問題有三：a . 將 persuad ir 譯為“遊說”，完全失去了法律用語的規範性，實則為“闡述”；b. 將argumen tos 譯為“有關論據的”不妥，應為“此案依據的”；c. 將 não mais 譯為“別無其他者”，屬含糊其詞，亦非規範化法律表述。對此，應結合大陸法系來理解：在大陸法系裏，法院所判的案例（某種意義上的司法解釋）不可以成為一種法律淵源，即對其他案例無法律效力。故此處應譯為“不具其他法律效力”，即英文的 “wi thou t leg al for ce for o ther ca ses”，等等不一而足。統而言之，比較法學的研究與法律翻譯研究之間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繫，存在著有機的互動關係，在澳門的比較法律研究與翻譯實踐中亦是如此。因而無論在宏觀還是微觀上，都可以進一步開拓視野，進行更加多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從而進一步提高澳門比較法研究與法律翻譯的水平。注釋︰1 Watson, A., “Legal Transplant: 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1974) , pp . 1-9.2 Grossfeld, B., “The Strength an d Weakness of Compara tive Law,” (1990) , p. 111.3 茲威格特、克茨著，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比較法總論》，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3頁。4 齊夫斯︰《法的淵源》， 1981 年，轉引自圖曼若夫著，梁溪譯：《論比較法學的發展》，載於《法學譯叢》，1 983年，第 2 期，第 9-10 頁。5 斯坦列夫︰《社會主義法學中的比較方法》，載於《法學譯叢》， 1982 年，第 6期，第 7 頁。6 茲威格特、克茨著，潘漢典、米健、高鴻鈞、賀衛方譯︰《比較法總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頁。7 David, R. & J. Brie rley, “Major Legal System in the World Tod ay,” (1985), p. 12 .8 圖曼若夫 B 著，梁溪譯︰《論比較法學的發展》，載於《法學譯叢》， 1983 年，第 2 期，第 8頁。9 楊靜輝、李祥琴︰《港澳基本法比較研究》，澳門基金會出版， 1995 年。10 趙國強︰《中國內地刑法與澳門刑法犯罪主觀罪過之比較研究》，載於《法學論叢》（中國區域法問題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大學──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 2005 年。11 劉憲權︰《內地與澳門緩刑制度若干問題比較研究 》，載於《法學論叢》（中國區域法問題研討會論文集），澳門大學──學院高級法律研究所， 2005年。12 葉青︰《中國內地公訴案件審查程式與澳門預審程式之比較研究》，載於《法學論叢》（中國區域法問題研討會論
46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關於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問題的探討陳章喜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具有理論性與思辨的特點。隨著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的作用日益顯現，這已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和重視。要充分發揮人文社會科學為澳門社會和經濟服務的功能，對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進行科學、公平、有效的評價就顯得甚為必要和迫切。一、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理論支持人文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包括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軍事學、法學、教育學、文藝學、史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其任務主要是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所具備的基本要素是：a. 以社會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b . 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必須經學術權威部門鑒定，應用研究成果必須被實踐證明；c. 有積極的社會效益或一定的經濟效益，只有產生正態效應的研究結果，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研究成果；d. 必須有一定的被人們認可的表現形式，如論文、論著、報告等；e. 必須有明確的結論，如創立新的理論、學說，提出新的觀點、思想，或提出新的策略、對策、措施，等等。基於對人文社會科學內涵的認識，我們認為，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理論支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 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的“赫希 h 指數(h-index)法”針對片面強調S CI論文數產生的弊端、找到一種衡量論文質量的科學辦法，許多專家學者進行過不懈的探索。20 05 年，美國學者赫希提出了一種新的計量辦法── h 指數（h -inde x）法，正式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刊》上。 H 的含義代表“高引用次數”（h ig h citati ons）。一個人的 h 指數是指他至多有 h篇論文分別被引用了至少 h次。例如，赫希本人的h 指數是 49，這表示他已發表的論文中，每篇被引用了至少 4 9 次的論文總共有 49 篇。與其他統計方法不同的是，要確定一個人的 h 指數非常容易：到SCI網站，查出某個人發表的所有S CI論文，讓其按被引次數從高到低排列，往下核對，直到某篇論文的序號大於該論文被引次數，那個序號減去 1就是 h 指數。很顯然，h 指數的高低與從事科研的時間長短有關。對於年輕的研究者來說，由於發表論文數量太少，論文的數目成了其h指數的上限，計算其h指數沒有多大的意義。一個人的h指數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只會增加或保持不變。赫希認為h指數的一個優勢是很難通過自引來拔高，因為它衡量的是一個人的全部學術成果能否經受長時間的考驗。2. 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質量評價的“貝克測量標尺”法1 984 年，匈牙利學者貝克（I. M. Beck）在《S cience of Scie nce》第四卷上發表了論文“測量科學* 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暨南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461關於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問題的探討成果質量的一種新方法”，以科學認識論的結構為依據，探討了科學成果質量的理論和應用問題，並創造了一種用以測量創造性成果和批准性成果的具有42個等級的度量方法。他把科學認識論結構或科學思維模式分解為六個階段：設立公理、建立定理、聯結理論模型和現實、獲得經驗事實、探索性實踐、程序性實踐。依據這一思維模式建立的科學成果測量標尺有兩個維度：階段的強度；科學成果的有條件擴展。貝克用該標尺對4 0項成果進行了測量，測量結果說明，最精確的物理學和最不精確的社會科學，具有同樣的認識論結構。3.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影響力測評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轉化問題與社會影響力測評一直是國外學者討論的難點。國外對應用與發展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是與“政策評估”密不可分的。 1 997 年召開的“食品政策研究機構（In te rn ationa l Foo d P ol icy Resea rch In stitute ， IFPRI）國際會議出版了論文集《政策導向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力評價》（Assessing th e Pol icy-O rie nted Socia l Science Resea rch）。該書從評價的對象規模、評價時段、供應與需求關係、價值增值、指標選取、評價時差、事前事後評價、個案評價等各方面就相關問題的方法與經驗進行了系統探討。V . H. Smith等又在該年的《美國農業經濟雜誌》上發表文章對該會議的觀點進行了總結論述與展開報道。可以說是對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影響測評的較為全面客觀的研究。 2004 年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評估主任費雷德‧卡登（Fred Ca rde n）博士發表長篇文章《怎樣評估科研對政策的影響》，對應用性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社會評價進行了詳盡論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社會轉型管理計劃（MO ST）完成於 2 001 年，該項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哪些因素有利於研究成果在社會政策中的利用。美國歷史學家B. Ma zlish曾撰文認為評價科學的質量主要來自於學術界內部（i nsid e）和社會外部（ou tside），內部質量是指學術同行對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與影響進行評價，科學的外部質量則可以看作是國民的生活質量，即該研究成果對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所作出的貢獻大小。4.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多元化目標評價模型的構建如何實現各種影響因素的定量化描述與歸一化處理？這一直是國內外學者不斷討論的課題，並提出了許多有益的理論模型。美國匹茲堡大學著名運籌學家 T. L. Sa aty教授於 20 世紀 70 年代提出了用於多目標決策的層次分析法（Ana lytic Hierarch Pro ce ss， A HP）， 197 8 年，美國 Texas 大學運籌學家A.Cha rn es 教授、 W. W. Co ope r 教授等提出了數據包絡分析（Da ta En ve lo pment An alysi s ， DEA）方法用於評價有限多個單位的相對有效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灰色系統方法、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物元分析等方法紛紛被引入評價方法的研究領域，評價理論和方法得到迅速發展。2 003年，印度的兩位學者 P. S . Nag pau l 與 S anta nu Roy 又提出了一種構建研究成果的多元化目標評價方法體系──多目標決策與部分得分排序（Pa rtia l Order Scoring ， PO SCO R）法，是一種將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方法，具有很強的科學性與可操作性。一、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的標準分析1.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一般特徵為了對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成果進行科學、合理而有效的評價，有必要充分認識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特性，這對於客觀公正地評價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非常重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具
473澳門國際問題研究學科的建設：問題與思考歐洲大陸法／印度法／伊斯蘭法／日本法 1 選 比較法專業（學士）國際法導論 1 必 國際商法專業（碩士） FLL 法學院國際及區際貿易法跨國合同的法律問題歐盟貿易法／美國商法導論 選比較法系／國際公法／ 2-4 必 中文法學士課程國際私法／葡語法總論區域經濟關係／歐洲聯盟法 選國際人道法／國際商法一般及區域國際公法 2-5 必 葡文法學士課程國際私法（一）、（二）區域經濟關係G lobal Business S tra tegi es（全球商務策略） 必 MB A 課程 工商管理I nternat iona l Finance（國際金融） 選 學院 FBADoing Business with the Japanese（日本商業）nterna ti onal Marke t Researc h &A na lysis（國際市場的研究和分析）S eminar in Euro-BusinessInternat iona l Taxat ion（國際稅） 4 會計碩士課程Commerci al Programming with COB OL 選 商務資訊系統(COB OL 的商業廣告規劃)I nternat iona l Trade and Commercia l P oli cy 3 經濟和國際金融學士學位課程（國際貿易與商業政策）I nternat iona l Finance（國際金融） 4 必 經濟和國際金融學士學位課程/ 金融學士學位課程 /國際商業學士學位I nternat iona l Organi zat ions（國際組織） 選 經濟和國際金融學士學位課程The Ec onomy of The Asia -Pacif ic Region（亞太區域的經濟）I nterna tiona lB anking（國際銀行）Contemporary Global Ec onomic Iss ues（當代的全球經濟議題）A sian Financial Marke ts（亞洲金融市場）I nternat iona l Law（國際法）W 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東西方文化） 2 必 博彩管理學士專業課程Global Issues in Gaming Indust ry and Tourism 選I nternat iona l Business Res earch 3 必 國際商業學士學位（國際商務的研究）I nternat iona l Bus iness（國際商務）I nternat iona l Market ing（國際市場）I nternat iona l Experience Pro ject Report 4G lobal S tra tegic Management9（全球的策略管理）學 開設科目 開 選 所屬專業 所屬學院校 設 修 （學校）名 年 ／稱 級 必修
47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I nternat iona l B rand Management 選（國際商標管理）I nternat iona l Mark et ing Work shopInternat iona l B us iness-to-B usiness Market ingGl ob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4 必 （人力資源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全球的人力資源管理）I ntercu ltura l Communic at ion for Management 4 選Gl obal Res ource Management 4 必 策略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全球資源管理）I nternat iona l B usi ness（國際商務）Corpora te S tra tegi es I I: Asi a Pacifi c Focus（企業的策略 2: 亞洲太平洋焦點）I nternat iona l B usi ness Law（國際商務法） 2 必 市場學士學位課程I nternat iona l Mark et ing（國際市場） 4澳 國際組織與國際關係 3 必 公共行政高等專科學位課程 公共行政高門 等學校理 澳門歷史及中西方關係史 必 中葡翻譯高等專科學位課程 語言暨翻譯工 國際公法 必 中葡翻譯學士學位補充課程 高等學校學 國際市場管理 選 公共行政學士學位補充課程 公共行政高院 等學校商貿高等專科學位課程 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國際金融 必 電子商貿學士學位補充課程 / 管理科學高商貿高等專科學位課程 等學校國際關係導論葡國文化歷史概況 選 商貿高等專科學位課程澳 國際經濟法／國際私法／國際公法 必 法學學士學位課程 法學院門 西方法律思想史／法律葡語 /葡萄牙歷史與 選科 文化技 西方法制思想史／外國法制史/ 國際刑法／ 必 法學碩士學位課程大 國際法總論學 國際法分論／歐盟法／國際投資法／國際貿易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私法國際犯罪與跨國犯罪專題 必 刑事司法碩士課程外國投資法與政策／全球貿易時代之商務管 必 國際經濟與商法碩士學位課程（新）理／世界組織內糾紛的解決／世界組織及其最新提議／外國投資計劃專案之規劃與融資／外國投資及最新提議世界組織法與政策專題（一）、（二）／外 選國投資與談判專題（一）、（二）國際商務導論／國際營銷學／國際組織行為 必 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BB A 行政與管理學／國際貿易／外匯與國際金融市場／國際 學院商業策略／國際貿易法 /國際財務管理國際市場營銷／國際財務管理／國際商務的 選 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MB A經濟環境／國境商務的法律環境／國際企業競爭策略國際企業專題研究 必 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DBA學 開設科目 開 選 所屬專業 所屬學院校 設 修 （學校）名 年 ／稱 級 必修
48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思考龔 剛 *近現代以來，人文社會科學在研究方法和規範上逐漸趨同於自然科學範式，並深受“科學主義”的困擾。眾所周知，“科學主義”在學理上的基本要求就是材料的客觀性、方法的可重複性、推理的邏輯性，以及結果的可檢驗性等。無疑，這一系列標準都以研究的客觀化為基本目標，並對西方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然而，這些標準雖然適用於自然科學，卻並非必然適用於人文科學。按照現代解釋學的奠基者施萊爾馬赫（Fr ie dr ich Schleierma che r）與狄爾泰的看法，在自然世界中，一切都是機械地運作；相反，人文世界是一個自由和創造的世界，每個個人乃至人類的獨特發展，都起源於人類心靈。因此，人所創造的人文─歷史世界，是一個“精神”世界，它是由意識到自己目標的人創造的；它也是一個歷史世界，因為它是隨著人對世界的意識的改變而改變的。正由於人和他所創造的世界的獨特性，人文研究者就有必要防止自然科學家把他們的方法和他們的機械概念應用於對人的研究。換言之，光有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不夠的，在人文科學研究中，應當以“理解”來代替自然科學的因果解說方法，使人文世界變得可知。因為，自然沒有意識，沒有意志，沒有理性或激情，它只能用純機械的因果術語來說明。而人不同，人是有目的的，人與他的產物，如他在過去與現在建立的社會世界，他的藝術作品、文學、科學和宗教，得“從裏頭來理解”。人們可以通過“重新體驗”來理解促使一個行動者或一組行動者去行動的內在理性。這種通過移情的重新體驗將弄清行動者的行為。顯然，以移情和“重新體驗”為特徵的“解釋”或“理解”，是以主體的介入為前提的，因此，試圖在“解釋”並“理解”人文──歷史世界時徹底擯棄或屏蔽研究者的主體性或主觀性（在邏輯上首先表現為“前理解”或“成見”），是不可能的。這就意味著，人文科學應與“科學主義”所要求的“冷冰冰的客觀性”保持適當的距離。一、闡釋循環與循環論證作為西方解釋學核心範疇的“闡釋循環”命題，進一步從人類思維方式和思維本質的角度，深刻揭示了解釋與理解過程中無法排除主體性或主觀性這一事實。這一命題同時也為“解構主義批評”(De con struction Criti ci sm)的興起奠定了理論基礎，因為，揭示了人類對事物的理解永遠處在通向事物真相的途中這一事實。“解構主義批評”實質上只是更進一步，對所有關於真相、原義、本質或“深層結構”的敘事予以質疑。“闡釋循環”命題首先闡明了作為人類重要認知方式之一的“解釋”( i nterpre tatio n)行為──如對文學文本的詮釋──的有效模式：即，通過局部與整體（阿斯特）、理解與經驗（狄爾泰）、理解與* 澳門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
483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思考證據（索迪）、傳統與當代（霍埃）、文本與解釋（艾柯）等辨證統一的要素之間的互動互觀，逐漸逼近被解釋對象的真諦；又從認識論乃至本體論的高度，顯明了以“解釋”為手段、以“成見”(pre ju dice) 為前提的“理解”(und erstan din g)過程的循環性本質，換言之，人類唯有通過以“成見”或“前理解”為邏輯起點的循環闡釋，方能獲得對事物的理解。這就意味著，任何理解過程都不可能排除人的主體性或主觀性，而通過理解活動所獲得的知識的客觀程度或深刻性，則取決於解釋者與被解釋者之間往返對話的深入程度。此外，由於包括闡釋循環在內的任何循環（圓形或環行）都是無終點可言的，因此，人們對事物的理解便永遠也不可能終結，也就是說，人們永遠走在通向終極理解的途中。從對文學文本的詮釋來看，每一部作品的豐富意蘊都不是一時一地的解釋者或鑒賞者所能窮盡的。中國傳統文論所謂“詩無達詁”，恰恰道破了此種頗為微妙的“解釋學”處境。此外，就算每一部作品如赫施等解釋學學者所堅持的那樣，存在著確定的原義(verbal me aning)，但由於對某種解釋是否符合原義的判定卻只能借助超驗的標準，因此，某個解釋者將其對作品的解釋等同於確定的原義，實質上是基於一種信念。換言之，此類解釋學理念實質上可以視為信仰解釋學。由於“闡釋循環”揭示的是人類認知過程的循環性，因此，它與更常見的類似命題如“循環論證”(vicious ci rcle ; to a rgu e in ci rcle)、“循環定義”就有著相當微妙的聯繫。根據形式邏輯的要求，論證應該由論題、論據和證明構成，其中論據是用來證明論題的，所以論據的正確性應該是確定的，假若論據的正確性不確定，它的正確性或成立的理由還需要論題加以證明，那就犯了循環論證的錯誤。循環論證的根本問題在於它並沒有為認識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它只是以某一對象作為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對象的依據，雖然兩者可能有著不同樣的名稱，它只是同語重複（ta utology）而已。通過同語重複一個人不能認識或者證明甚麼，而只是賦予那未被給出根據的陳述以不同的標示而已。例如，在證明“地球是圓的”這一論題時，以觀察到的事實“站在高處看海中的帆船從遠處駛來，總是先見船杆後見船身”作為論據；而當說明這一現象時，又以“地球是圓的”作為理由，這就犯了“循環論證”的邏輯錯誤。又如，有學者指出，達爾文“進化論”的致命缺陷也在於“循環論證”。按他們的說法，達爾文的運思邏輯可以簡約地概括為“如果人是猿進化來的，人和猿就會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處，所以人就是猿進化來的”。這無疑是典型的“循環論證”，前半句在邏輯上沒問題（邏輯上沒問題不等於合乎事實），後半句則純屬詭辯。此外按照定義規則的要求，定義項中不能包含被定義項，如果包含了被定義項，就會導致“循環定義”。例如，將“形式主義者”界定為“形式主義地觀察和處理問題的人”，或者在將“奇數”定義為“偶數加一”的前提下，反過來又將“偶數”定義為是“奇數加一”得到的數，便都陷入了“循環定義”的誤區。在辨析“闡釋循環”與“循環論證”、“循環定義”的關聯性之前，有必要對“闡釋循環”的通行解釋作一說明。考察該命題的概念史，不難看到，不同時期的解釋學學者從各自的理論框架出發，先後對“闡釋循環”命題進行了重新定位。因此，該命題在理論內涵上有著相當豐富的歷史積澱，絕非三言兩語能夠說清。但其基本定義或在西方學術圈內的通行解釋卻大致不超出以下界說：“to understand the de te rmina te meanings of the pa rts of any linguistic uni t, we mustapproach them with a prior sense of the meaning of the whole; ye t we can know the meaningof the w hole only by knowing the meanings of i ts const itue nt parts”（“為了理解某個語言單位的組成部分的確定含義，我們必須對整體的含義有預先的把握；然而，我們只有瞭解了部分的含義，才能瞭解整體的含義。”）
48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按照美國文論家阿布拉姆斯的看法，“闡釋循環”命題所描述的局部與整體彼此互動的認知模式，首先由現代解釋學的奠基者施萊爾馬赫所揭示，後經狄爾泰命名並明確闡發後才成為解釋學領域的核心範疇。錢鍾書則指出“闡釋之循環”這一現象，系由“阿士德”（即阿斯特）在《語法學、闡釋學、訂勘學本綱》(Grund lin en d er Gramma tik, He rmene ntik un d Kr iti k)中“首申此義”：“Das Gr undgese tz a lle s Verste he ns und Erkennens ist, a us dem Einze lnen den Geist desG anzen zu f inden, und durc h das G anz das Einzelnen zu begreifen.”（“所有理解和認識的基礎是，從個體中發現全體的實質，而後通過全體把握住個體。”）錢鍾書隨後援引伽達默爾的觀點指出，“此（即關於“闡釋循環”這一現象的認識──筆者案）蓋修辭學相傳舊教，闡釋學者承而移用焉”。從前述西方學界關於“闡釋循環”的基本定義或通行解釋來看，阿斯特對作為“理解和認識”基礎的“個體”（局部）與“全體”（整體）之互動性的描述，確乎開啟了西方“闡釋循環”論的源頭。不過，儘管阿斯特首申“闡釋循環”之義，也就是最先揭示了認知過程的循環性，但首先將“闡釋循環”之義引入解釋學思考的則是施萊爾馬赫，而在施萊爾馬赫的基礎上將解釋的理解這一認知過程中的循環性予以深入闡發並予以正式命名的則是狄爾泰。二、理解與經驗：哲學、歷史、藝術知識的生成狄氏以文學文本的詮釋模式為切入點，揭示了“闡釋循環”所包含的相互依賴的三種關係：a . 單個詞與作品整體；b . 作品本身與作者的心理狀態；c. 作品與它所屬的類型。在每一種情況中，問題都是怎樣將已知與已經驗的部分（個別的詞或文本本身）與更大的、首先是未知和決不能全知的背景關係聯繫起來。正是這更大的背景關係給予已知的東西以意義。顯然，狄爾泰所謂“闡釋循環”不僅僅局限於傳統的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意義上，它也指涉著解釋活動中理解與經驗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文本有待解釋者的解釋；另一方面，解釋者只能理解他的經驗準備讓他看到的東西，解釋者總是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來理解或解釋對象，或者說，解釋者總是用他的經驗作為一種工具來揭示未知的東西之可能的存在，解釋總是在某種程度上與解釋者的經驗聯繫在一起。例如，西方讀者往往很難理解寶黛式的愛情模式；中國讀者也不易把捉牛津味的學人小說中某些幽默手法的寓意。這是因為內在於解釋活動的這種循環限制了解釋者解釋的範圍。理解與經驗之間的這種循環關係當然也存在於哲學與歷史知識中。在哲學中，知識對於認識者經驗的依賴限制了世界觀分類與解釋的有效性。例如，體系是靠比較各個互不聯繫的體系，強調它們的共同之處來分類的。但在這樣做時，解釋者已經有了一個最初的基本體系是甚麼的觀念。“這裏，人們陷入了循環”，“因為體系是甚麼的先定觀念本身是判斷與推理的結果，這反過來又預設了概念體系。”對於歷史知識的獲取而言，循環在兩個層次上發生，首先，在事件的實際過程的歷史重建與這些事件的更廣泛的意義之間的相互依賴這個層次上；其次，在歷史學家的生活經驗與他對過去的解釋之間的相互依賴上。狄爾泰認為，“生活與生活經驗是對社會─歷史世界的理解不斷更新變動的根源。從生活出發，理解進入更新的深度。”這表明他不把闡釋循環看作是敗壞知識的惡性循環。既然狄爾泰肯定了闡釋循環的功能，那麼似乎他是準備放棄客觀的歷史知識的理想，而贊成把歷史研究看成是對於人類經驗的未知領域的不斷探索。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他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為了解決闡
485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思考釋循環提出的問題，狄爾泰按照藝術作品的模式來塑造他的歷史理解的概念。狄爾泰認為，過去與現在的作者都沒有提供關於實在本質的真理，但他認為人們可以說有關他們具有個人經驗的那個領域裏人類生活的真理。實際上，人所產生的一切產物都表達了人類生活，講的也都是關於生活。在他看來，藝術作品最真實地揭示了生活，給研究者提供了人類生活的真實客觀的真理。歷史學家在許多方面類似藝術家，他們寫成的歷史類似於藝術作品，因為歷史本身是作為藝術大師的生命所創造的藝術品。這樣，狄爾泰把時間上的整體或“各種歷史”如羅馬史看成是可與藝術作品相比的對象。一般地說，這是可以客觀地認識的對象，因為它們與研究者相隔著一段距離。這就意味著，在狄爾泰的觀念體系內，解釋的主觀性並非不可以消除；解釋者可以借助他與解釋對象之間的距離感（如時間距離）來獲得客觀知識。但在作為狄爾泰後繼者的彼得‧索迪(Pe ter Szon di)看來，對作品的解釋可能完全是主觀的。他指出，即使有一個確定作品意義或作者試圖表達的意義的標準，關於作品意義或作者意圖比如說m的解釋，也只有通過批評家的主觀理解才能得到適當的驗證。（筆者案，索迪否認一部作品的意義取決於其作者試圖表達的意義。）而衡量一種解釋正確與否的標準是這種解釋是否明白──就是說，要看這種解釋對於批評家來說是否可以憑直覺理解，是否可以不言自明。索迪試圖通過這樣的論證──我們無法用別的方法驗證或證實一種解釋──來說明這一點：“語言學的論證依賴於理解，這種論證方式與數理驗證有很大的不同。這不僅僅是因為必須對論證的每一個步驟都理解，而且因為只有通過解釋才能揭示出作為證據的那些事實的特點，反過來這些事實又指導解釋。證據與理解的相互依賴就是解釋循環的一個例子。那些否認只有對一個事實進行解釋，這個事實才能證實一種解釋的正確性的人們，由於錯誤地認為理解是一種引向認識的直線運動。因此，曲解了理解的循環。然而由於語言中不存在著這樣的直線，因此，只能把這些事實看作一種提示，而不能當作客觀證據。”索迪關於作為解釋正確性證據的事實只是一些“提示”而不是客觀證據的說法，顯然意味著對作品的解釋純粹出於解釋者的主觀臆斷。因為，如果事實（f）不能成為某種解釋（J1）的證據，不能用來反對另一種解釋（J2）是因為 f證明 J1 還是 J2 取決於它們之中哪一個對批評家是自明的，那就意味著 f 指示 J1 還是指示 J2 取決於某個批評家的偶然解釋。筆者以為，索迪在將“解釋正確與否的標準”定位為“這種解釋對於批評家來說是否自明”這一點上，固然因為過於突出主觀性而有主觀主義之嫌，但他將“作為解釋正確性證據的事實”視為一種“提示”的觀點，卻極具啟示性；其次，他所補充的“闡釋循環”命題的新義例──“證據與理解的相互依賴”，以及相應的論點“只有對一個事實進行解釋，這個事實才能證實一種解釋的正確性”，均不失理論的深刻性。當代意大利著名文論家艾柯（Umbe rto Eco）對“闡釋循環”這一“古老卻仍然有效”的命題所作的重新定位，就與索迪的觀點非常契合：“A text is a de vice c onceived in order to pr oduce i ts mode l re ade r. I re peat that thisreader is not the one who makes the ‘only right’ conjecture . A text can foresee a model readerent itled to try infini te conjectures. The empiric al reader is only an actor who makes conjecturesabout the kind of model reader postulated by the text. Since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 is basicallyto produce a model reader able to make conjectures about it , the init iative of the model readerconsists in figuring out a mode l author tha t is not the e mpirical one and tha t, in the end,coinc ides with the intent ion of the text. Thus, more than a parame ter to use in order to val idatethe inte rpreta tion, the text is an obje ct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builds up in the course of the
48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c ir cular effort of va lidat ing itsel f on the basis of w hat i t makes up as its re sult . I am notashamed to admit that I am so defining the old and sti ll valid ‘he rmene ut ic circle’.”（“文本被構造出來的目的是產生其理想讀者。我想重複強調的是，這種理想讀者並不是那種能做出‘正確’的讀者。文本能夠預見有權多方揣度的理想讀者。‘讀者’一個演員，他對文本所假定的理想讀者的類型進行推測。既然文本的意圖主要是為了產生一個能對其自身進行種種揣測的理想讀者，那麼標準讀者的積極作用就在於能夠勾勒出一個理想作者，此理想作者並非經驗作者，它最終與文本的意圖相吻合。因此，文本就不只是一個用以判斷解釋有效性的參數，而是解釋在論證自己有效性的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一個客體。這一論證過程帶有循環性：解釋的產物即是論證解釋有效性的基礎。我不羞於承認我是在重新界說那個古老卻仍然有效的“闡釋循環”）顯然，艾柯的觀點可以簡約為“只有對一個文本進行解釋，這個文本才能證實一種解釋的有效性”，這與索迪所謂“只有對一個事實進行解釋，這個事實才能證實一種解釋的正確性”，如出一轍。他們的觀點均顯明了如下認識：解釋過程無法迴避循環性。問題在於，此種以循環性為特徵的解釋過程是否等同於被冠以“惡性循環”或“邏輯錯誤”之名的“循環論證”呢？筆者以為，闡釋循環在強調部分與整體、理解與經驗的相互依賴性上，類似於循環論證，不同之處在於，闡釋循環同時還強調通過部分與整體、理解與經驗之間的往返互動而擴大知識視野並獲得對事物的更深入的瞭解，用前引狄爾泰的原話來說就是，“生活與生活經驗是對社會─歷史世界的理解不斷更新變動的根源。從生活出發，理解進入更新的深度。”這就意味著闡釋循環為認識提供了新的信息。而循環論證的根本癥結則正如前文所總結的那樣：它並沒有為認識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它只是以某一對象作為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對象的依據，雖然兩者可能有著不同樣的名稱，它只是同語重複而已。三、“使自己處於同它們的關係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以上介紹了“闡釋循環”在西方學界的通行解釋及該命題與“循環論證”的基本區別，本文接下來將對“闡釋循環”的本體論意義及相關爭議予以說明。由於解釋學的“本體論轉折”乃是西方解釋學發展進程中的重大事件，因此，關於“闡釋循環”之本體論意義的介紹，便是無法迴避的環節。按照西方學界目前的共識，解釋學之“本體論轉折”的肇始者乃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而首次在本體論意義上界說“闡釋循環”命題的，也是海德格爾。並且，海氏論說“闡釋循環”之本體論意義的一節文字，乃是此後從本體論角度考量“闡釋循環”命題的的邏輯起點，如海氏的學生、“哲學解釋學”的創建者伽達默爾及法國哲學解釋學大師利柯（Pa ul Rico eur），均圍繞此節文字探討了“闡釋循環”的本體論意義，特徵引如下：“把這個循環（闡釋循環）降低為一種惡性循環是不行的，即使降低為一種可以容忍的惡性循環也是不行。在這種循環中隱藏著一種最基本的認識的積極的可能性。當然，這種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況中才能得到真實理解，那就是：解釋領會到它的最先、最終和持久的任務是決不允許我們的前有、前見和前設以偶發奇想和流俗之見的方式出現，而是要根據事物本身來找出這些前結構，以此保障課題的科學性。”
49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的相加是否反映公共利益？制度可能存在偏見，真正的公共利益需要對偏見進行評估和祛除。關於利益的定義，行為主義認為，利益是主觀的，偏好通過行為而被揭示，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斷者。社會決定主義或馬克思主義認為利益是客觀的，以社會集團或階級為基礎。制度主義認為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有不同來源；制度影響它們在政治中的聯結和表達。關於利益的聚合過程，即政治過程，行為主義認為利益聚合通過偏好的有效傳輸而實現；社會決定主義 /馬克思主義認為這一過程和社會 / 階級結構相一致；制度主義認為這裏存在聚合問題，過程的形式影響利益聚合的質量和結果。關於規範標準，行為主義認為形式很重要，強調形式民主，認為過程的公正保證了結果的公正，因此要求市場和政治的正式開放，並要求保護競爭。歷史決定主義 /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質民主更重要，因此強調社會有機的和諧與團結，要求消滅階級剝削。制度主義在這一點上與行為主義更接近，認為程式民主很重要，強調實質正義通過正式的過程來實現。三、新制度主義的三個流派及其比較分析制度分析需回答的中心問題是：制度怎樣影響行為？這包括‧ 行為者如何行為？‧ 制度做甚麼？‧ 制度為甚麼可以維持？下面我們先探討三種新制度主義，最後再給出總結。新制度主義各流派內部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也存在一些區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幾個不同的流派。彼得‧豪（Hal l， 19 96）根據對行為者行為方式的不同假定，劃分為三種流派：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和歷史制度主義，他把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歸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2艾林‧意莫格特（El le n M. Imme rgu t， 199 8）根據理論來源不同，把新制度主義分為三類：理性選擇、組織理論和歷史制度主義。其組織理論類似於豪的社會學制度主義。蓋‧彼得斯（Pe ters， 19 98）等從預言和解釋變遷的角度，把新制度主義總結為四類：規範制度理論、理性選擇制度理論、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其中規範制度理論和社會學制度主義很相似，差別在於和環境的關係。規範制度理論認為制度是自主的行為者，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組織既依賴於它們的環境，也被環境所塑造，制度並沒有被放在中心，社會扮演了重要角色。下面我遵循豪的劃分，同時綜合其他學者的研究，從對行為者偏好的假設和利益認知、偏好/利益聚合的政治過程、規範標準和權力分佈來對比分析新制度主義的三個流派。1.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從新組織經濟學和代理理論中吸取營養，他們一般把制度定義為決策規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有一整套行為假設：(1)假設人是理性的，行為者有一套固定的偏好，其行為目的就是為了其偏好的最大化，行為方式是高度策略估算的。(2)視政治為一系列的集體行動的悖論：即當個體為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動時，集體的結果卻是次優的。明顯的例子是“囚徒困境”和“公用地悲劇”。(3)強調策略互動(strateg ic inte raction)，驅動個人行為的不是客觀歷史力量，而是策略計算。這種計算被行為者對別人如何行動的期望所深刻影響著。(4)制度通過以下方法構造著這種互動， 影響選擇方案的範圍和排序， 通過資訊和強制機制以降低其他人合作行為的不確定性並允許
491政治學研究範式──新制度主義研究方法述評從交換中獲益。(5)行為者創造制度是為了實現合作的收益。一種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比其他制度能提供更大的利益。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不夠重視制度的規範評價，只是強調結果由規則來解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較少考慮權力分佈問題，認為權力就是能夠單方面行動的能力。制度機制的作用是可以通過規則構造選擇方案。2. 社會學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是從組織理論發展來的。社會學制度主義定義的制度特別廣泛，打破了制度與文化之間的分別，模糊了基於組織結構的制度解釋和基於態度和價值觀的文化假設之間的界限，認為文化本身就是制度。文化提供了意義的框架，是為行為提供了慣例、象徵和腳本的網路。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1)人是有界理性( limited rea so n)的，其認知能力深受其制度環境的制約，而且有限的資訊和時間也使個人無法在考量所有選擇及其順序的基礎上估算其偏好，因此他們只好依賴標準的操作程式來做決策。(2)在決策過程中，組織間和組織內的程式和規則影響最終的決策，所以集體決策不是個人偏好的宏觀聚合，而是認知和組織程式的結果。(3)認為許多組織之所以採用某種制度形式並不是因為它有較高的效率，而是因為它們符合特殊的文化取向。(4)在解釋制度起源和發展時強調新的制度可以加強個體或組織的社會正當性3，易言之，個體或組織之所以選擇新的制度是因為它在更廣闊的文化環境中被廣泛尊重。(5)認為權力依賴個人在組織中的等級和地位。(6)制度機制的作用是通過程式、慣例、腳本、框架來構造選擇方案和利益估算。3. 歷史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來源於政治學中的集團理論和結構功能主義（Hall ， 199 8）。其定義制度為正式或非正式的過程、慣例、規則和傳統，植根於國家的組織結構或政治經濟。歷史制度主義認為，(1)個人是自我反省的，其理性反映了社會、文化、歷史和傳統的準則，如果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理性是工具理性的話，歷史制度主義的理性可稱之為“選擇性理性”（al te rna tive rationa lity）。行為者對自身利益的解釋被帶有其自身歷史蹤跡的集體組織和制度所塑造。(2)在個體利益、偏好聚合的過程中，憲法和政治制度、國家的結構、國家和利益集團的關係、政策網路以及時間等都起重要作用。因此關於制度是否公正，歷史制度主義強調過程的重要，重視規則的討論等。(3)關於制度的起源和存續及變遷，它的解釋介於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組織學制度主義兩者之間，即制度能滿足人們當前的目標。這個目標可以是利益最大化，也可以是社會正當性等。(4)關於權力，要依賴於國家的承認、對決策的參與、政治代表等。( 5)制度機制的作用是通過規則、結構、規範和思想來構造選擇方案、估算利益和形成目標等。此外，最近的制度主義加入了新的元素以修正原有的不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與結構因素結合得更好的主體理論、思想的角色更受重視等。四、簡要的討論通過以上的簡介，我們可以發現，新制度主義與行為主義和傳統的自由主義的關鍵區別是後者假設制度是給定的或有效的，因此把重點放在了人的行為分析上；而新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本身是在行為中產生和變化的，它有時是有效的，有時（可能更多的時候）是無效的甚至扭曲的，因此不能忽略對
49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制度本身的分析。新制度主義與舊的制度主義的根本區別是新制度主義雖然承認制度對人的行為有制約作用，但並不能決定人的行為，即從給定的制度中不能直接推出人的行為的結果。新制度主義（特別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更重視人的行為的對策互動。它由於承認“民間定理”（fol k th eorem），而遠離了歷史決定論。民間定理的一般表述是：在兩個以上博弈者的重複博弈中，有不只一個均衡點（Hal l 199 8），這意味著不能從博弈的結構直接推出結果。總而言之，新制度主義提供了一種新的分析方法，而且三種新制度主義各有側重，概括而言，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貢獻是對策估算，同時它還把政治行為歸為對不確定性的管理，強調了資訊流對權力關係和政治產出的重要。其弱點一是微觀基礎建於過於簡化的人類自利動機的假設上，二是行為者的偏好和目的是外在於分析的。歷史制度主義的貢獻在於對權力分佈不對稱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的強調，但它對計算途徑和文化途徑的折衷又使得它缺乏關於制度、制度與行為的關係及制度如何起源和變遷的明確概念和細緻解釋。我認為歷史制度主義究其內核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是統一的，只是它加入了對現實政治的分析。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貢獻是把行為者的偏好和目的包括進分析中。但問題是不同的文化環境是否會有一致的理性或策略行為？我們可以看出，新制度主義的三個流派都反映了社會哲學的新進展。4 如社會學制度主義特別有語言轉向及反主體主義的影響，如其重視制度在更廣泛的文化背景下的正當性，強調行為者的行為和制度的相互構成等；歷史制度主義有從實證主義到詮釋主義和批判理論的痕跡，如其重視替代理性、權力結構的不平等、路徑依賴、偶然性等等；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有明顯的演進理性的痕跡（當然波普爾之後，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都拋棄了建構理性），如強調行為者是有界理性和策略估算的，而且存在集體行動的制度悖論等等。這些進展表明，在祛除了人類理性的狂妄自大、自我中心和自以為中立（包括語言的中立）後，人類能對自身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對於新制度主義內部的三個流派，我認為沒有本質的不同，區別僅在於側重點的不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側重的是在現有制度下，不同行為者的行為之間以及行為與制度之間的互動；歷史制度主義加進了歷史因素的考察，尤其是權力分佈對行為的影響；社會學制度主義把制度作了極為寬泛的解釋，而且強調制度和行為的相互構成，如果把社會學制度主義中的制度區分成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三者的差別就更小了。從本文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出，新制度主義提出的“偏好表達、偏好聚合以及規範標準”三個難題是很有見地的。關於偏好表達難題，從股份合作制的歷史來看，一個新的產權制度的演化並非基因於任何一方行為者（政府、企業管理層或工人）的原來的願望，而是各方行為者在既有的制度條件限制下的策略行動。關於偏好聚合難題，我們發現中央政府的政策也並非各方偏好或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深受其本身的決策過程和意識形態的制約；關於規範標準難題，我們可以發現，政府的政策產出及新的制度安排明顯帶有偏見，更有利於優勢力集團，這些我們會在以後的有關各章中詳細討論。五、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的嘗試這裏我試圖打破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藩籬，把新制度主義這三個流派結合在一起，同時關注宏觀結構和微觀行為分析，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 5 。這就要從人類的理性行為假設出發。借用埃斯特（Elste r ， 1 9 89）的理論，理性行為有三個特
49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參考楊壽堪(1996)。這對社會哲學和社會理論的研究都有重大影響。5 本節分析參考了鄒儻 (1997a ， 1997b)，何高潮(1995 ， 1997a ， 1997b)以及曹景鈞(1995)等的論述。參考文獻︰1. 曹景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結合：概念與理論的闡述》，《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六期，1995年，第72-88 頁。2. 何高潮：《理性選擇方法與中國政治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六期， 19 95年，第 89-10 1頁。3. 何高潮：《政治現象與政治學研究：一個理性選擇論的看法》，載鄭宇碩、羅金義編《政治學新論──西方學理與中華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97 年。4. 何高潮：《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7年。5. 諾斯‧道格拉斯著，陳郁、羅華平等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人民出版社， 1994年。6. 王銘銘：《安東尼吉登斯現代社會論叢》譯序，載安東尼‧吉登斯著，李康、李猛譯，王銘銘校：《社會的構成：結構化理論大綱》，北京三聯書店， 1998 年，第 1-28 頁。7. 楊壽堪：《衝突與選擇：現代哲學轉向問題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年。8. 鄒儻：《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 97年。9. 鄒儻：《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序》，甘陽、崔之元編：《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年。10. Campbell, John L., “Institutional ana lysis and the role of ideas in politica l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to the Seminaron the State and Capita lism since 1800,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11. Dahl. R.,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 l Science . No.2 (1957), pp. 2 01-15.12. Dahl. R., Who Governs? : Democracy and Power in the Amer ican Cit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13. Elster, Jon,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 l Science, Cambridge : Cambr 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14. Hall, Peter A.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 l Sc 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XLIV (1996), pp. 936-957.15. Hal l, Pe ter A. and Ros emary C. R. Taylor , “The Potential of Histor ica l Institu tionali sm: a Respo nse to Hay an dWincott,” Political S tudies XLVI(1998), pp. 95 8-962.16. Immergut, Ellen M., “Th e Theoretical Core of th 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 Society Vol. 26. No.1, March(199 8), pp. 5-34.17. Pete rs, B. Guy., Jon Pier re , “Institutio ns and time: Problems of co nceptual iza tion and explana tion,” Journ al ofPublic Administratio n Research and Theory, Lawrence, Oct (1998) .18. Simon, Herbert, Administra tive Beh 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4th Ed, The Free Press, 1947.
50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基於生物物理方法的澳門可持續發展研究── 1977 年至 2004 年生態足跡動態分析李金平 * 王志石 ** 陳飛鵬 ***一、前言1. 生態足跡的理論背景自2 0世紀 60年代以來，科學家們就一直在努力發展並改進一些旨在測度人類對地球生態系統所產生的壓力的方法，以量化人類資源的利用，如 Me a do ws 等（1 97 2 ， 1 99 2）的世界資源動態模型（Mea dows et al ，1 972；Me adow et a l， 1992）、Holdre n等（197 4）的 IPAT公式（Holdre n et al ， 197 4）、Wh ittaker（19 75）對全球生態系統淨初級生產力的計算、Vito usek等（19 86）對淨初級生產力的人類佔用研究（Vi tousek e t a l ， 1986）、O dum（199 4）的能值分析理論（O dum ， 1 994），等等。 1 992 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後，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更成為國際上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熱點和前沿，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各種指標體系不斷提出，比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如，Chri sti an等（199 6）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生態指標（Chr istia n et al ， 1 996）、Constan za等（1 997）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評估研究（Constan za et al，1 997）、Rees（1992）和Wackerna gel等（19 96）的生態足跡指標（Wa cke rnag elet al，1 996；1 997；1 999；1 999a）等等。雖然這些指標的應用和表示方法不同，但它們的出發點和目標是相同的，即定量表示人類對自然的利用，使人類瞭解自身的存在和發展對自然的脅迫狀態，以促進和實現人類減少對自然的負面影響（張志強等， 2 001）。生態足跡方法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 li am Ree s等（199 2）在 199 2年提出並在 199 6年由其博士生Wackern age l（19 96）完善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生物物理評價方法，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考慮人類及其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係。該方法提供了一個核算全球、國家、地區以及個人對自然資本利用狀況的簡明框架，通過測算人類對自然生態服務的需求與自然所能夠提供的生態服務之間的差距，就可以評價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情況，從而較準確地判定評價對象的可持續發展程度和狀況。近年來，在以Wa cke rn agel為代表的“加拿大生態足跡小組”的努力下，該方法正以較為科學完善的理論基礎、形象明瞭的概念框架、精簡統一的指標體系以及方法本身的普適性而開始流行（楊開忠等，20 00）。2. 生態足跡研究現狀國外生態足跡的研究、討論相當活躍，《Ecologica l Econ omics》還曾就“生態足跡”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對它的正確闡釋和運用進行了專題討論。生態足跡評價方法已應用於各種規範的人口，從全球到國家、地區到城市、社區到家庭、商業企業到個人出行活動各級水準。在我國，也開展了不少有關*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博士生** 澳門大學科技學院教授*** 華南農業大學理學院教授
501基於生物物理方法的澳門可持續發展研究──1977年至2004年生態足跡動態分析的應用研究。(1) 全球尺度的生態足跡研究。Wackerna gel等在提出生態足跡的概念、指標和計算方法的同時，率先應用生態足跡分析方法，對全球人類可利用的生態空間和生態佔用空間兩方面分別進行了測算。結果表明︰199 7年全球人均生態足跡為2.8ha，而人均生態承載力為2 ha，人均赤字為0 .8ha，人類的生態足跡已經超過了全球生態承載力的 40%（Wackern age l et al ， 19 97）。 20 02 年， Wackernag elM 等人利用最新資料，更新了全球生態足跡的計算結果（Wa cke rna gel et al ， 200 2），研究結果顯示許多國家處於嚴重的生態赤字狀態。同年， Wa ckern age l M 等人與 the UNEP Wo rld Conse rvation Mo ni toringCente r合作，進行了全球生態足跡時間序列和預測研究（Wackerna gel e t al， 2 002 a）。 196 1-1 999 年全球平均生態足跡的變化表明，在接近四十年的時間內，全球平均生態足跡增長了近80%。全球尺度生態足跡的計算揭示了全球生態環境面臨的嚴峻狀況，目前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壓力已經遠超過生態環境自身的承載能力，如果不採取積極的措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長，人類對資源的需求與生態承載力之間的缺口將會日趨嚴重。(2) 國家尺度的生態足跡研究。1 997 年，Wa cke rn agel 等在《國家生態足跡》（E colo gical Footpr in tof Nations）的論文中，對世界上 5 2個國家和地區的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Wa cke rna gel et al ， 1 996；19 97；1 999）。這 52 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了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中所涉及的 4 7個國家，涵蓋了世界 80 %的人口和 95 %的世界國內生產總值（Wackern agel et al ， 1 996），它們對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舉足輕重。研究結果表明，所計算的 52個國家和地區中的35個國家和地區存在生態赤字，只有12個國家和地區的人均生態足跡低於全球人均生態承載力。分析它們的生態足跡，有助於瞭解世界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形勢，更為理性地實踐可持續性發展。隨後，國家尺度的生態足跡研究方興未艾，如Bickne ll K 等（1 99 8）對新西蘭、 Vur re n D P 等（2 000）對貝寧、不丹、哥斯大黎加和荷蘭等國家、Wackern agel M（199 8）對智利生態足跡進行了分析。(3) 區域和城市的生態足跡研究。Folk等（19 97）計算得出，歐洲波羅的海流域 29個大城市的生態足跡至少是這些城市面積的 565 -1130倍；全球 74 4座大城市中生活的佔全球20 %的人口的海產品消費佔用了全球2 5%的生產性海洋生態系統，要消納這些城市排除的CO2，需要全球森林全部炭匯能力再增加 10%（Folk e t al ， 19 97）。 Wa cke rna gel 等（19 99）將生態足跡指標應用於瑞典及其亞區，改進了生態足跡與生態承載力的計算方法（Wa cke rna gel e t al，1 999 a）。Kimber le y等（Kimb erley et al，200 1）對香港生態足跡進行了分析。(4) 國內的生態足跡研究。生態足跡的概念19 99年引入國內，楊開忠等介紹了生態足跡分析理論與方法（楊開忠等，20 00），張志強等介紹了生態足跡的概念和計算模型（張志強等， 200 1），生態足跡指標的有關應用研究也同時展開。國家層面的生態足跡研究有謝高地研究了我國1995年的生態空間佔用（謝高地， 2 001）；徐中民等進行了中國 19 99 年生態足跡計算與發展能力分析（徐中民等，20 03），得出 1 999 年中國的人均生態足跡為 1.32 6 ha ，而人均生態承載力為0.6 81 h a，人均生態赤字為 0.64 5 ha 。區域生態足跡研究的實踐最早見於 2 000 年，徐中民等計算了甘肅省 1 998 年的生態足跡（徐中民等，2000）；黃青等對黃土高原地區生態足跡分析得出，黃土高原地區 199 1年人均生態足跡赤字為 0 .676 h a（黃青等，200 3）。在城市尺度上，北京、上海、澳門、廣州、深圳市等城市生態脆弱區先後得到實證研究（蘇筠等，2 001；王書華等，2003；李金平等，2003；郭秀銳等，20 03；羅貞禮等，20 04；周嘉等，2004；智瑞芝等，2005；蔣依依，20 05），研究結果揭示了城市對生態環境的負面作用。近年來，在國外已開始了長時間範圍的動態研究（Habe rl e t a l， 200 1；Wackern age l et al，2 004；
50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200 4a）；國內的研究工作多是針對某一年的靜態研究，有關動態的研究報導很少。3. 研究的意義澳門是一個城市生態系統，基本上依賴於城市外部提供物質、能量和水等資源才能維持其生存，不能獨立自主和自我維持。澳門的人口、社會、經濟、資訊等高度密集，帶動著物質、能量和資訊的高強度交換，在流動的過程中必然消耗著大量的資源，與此同時，亦排放出巨量的廢物。過去幾十年，隨著澳門人口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發展水準的高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不斷增加，生態環境面臨巨大的壓力。那麼，如何定量表達澳門的人類活動、經濟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造成的壓力及其程度？可持續發展狀況如何？這是澳門城市生態系統評價的一個重要方面，也是決策者制訂實施可持續發展方案前要瞭解的情況。本文運用當前國際上流行的生態足跡理論與方法，根據統計資料，計算澳門197 7-2 004年的生態足跡相關指標；按時間系列（19 77-200 4年）對澳門生態足跡和生態承載力進行動態分析；並對澳門的生態足跡現狀和其他國家與地區進行橫向比較分析；探尋影響澳門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數，為澳門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和決策參考。二、生態足跡分析理論與方法1. 生態足跡及其有關概念(1) 生態足跡概念及內涵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一致認為，人類的生存依賴於自然生態系統，任何人都要消費自然生態系統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因而對地球生態系統構成不同程度的影響（Wa cke rn agel et al ， 200 2b）。根據生態準則，Ree s、Wackernage l 提出了生態足跡（E co log ical footpr in t，簡稱E F）的概念：任何已知人口（某個個人、地區或國家）的生態足跡是生產相應人口消費的所有資源和消納這些人口產生的所有廢物所必需的生態生產總面積（包括陸地和水域）。可以更形象地描述為：生態足跡是“一隻負載著的人類與人類所創造的城市、工廠……的巨腳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腳印”。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的思路是：人類要維持生存必須消費各種產品、資源和服務，人類的每一項最終消費的量都可追溯到提供生產該消費所需的原始物質與能量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這是人類對生態足跡的需求，而自然所能提供的為人類所利用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則為生態足跡的供給（也可作為對生態承載力的測度）。如果一個地區的生態承載力小於生態足跡時，則出現生態赤字，說明該地區發展模式處於相對不可持續狀態；生態承載力大於生態足跡時，則產生生態盈餘，則認為該地區發展模式處於相對可持續性狀態。(2) 生態生產性土地“生態生產性土地”是生態足跡理論為各類自然資本提供的統一度量基礎。生態生產也稱生物生產，是指生態系統中的生物從外界環境中吸收生命過程所必需的物質和能量轉化為新的物質，從而實現物質和能量的積累。生態生產是自然資本產生自然收入的成因。自然資本產生自然收入的能力由生態生產力（ecolo gical productivi ty）來衡量。生態生產力越大，說明某種自然資本的生命支援能力越強。由於自然資本總是與一定的地球表面相聯繫，因此生態足跡用生態生產性土地的概念來代表自然資本。所謂生態生產性土地（E co lo gical ly produ cti ve area）是指具有生態生產能力的土地或水體。這種替換的一個好處是極大地簡化了對自然資本的統計，並且各類土地之間總比各種繁雜的自然資本專案之
503基於生物物理方法的澳門可持續發展研究──1977年至2004年生態足跡動態分析間容易建立等價關係，從而方便於計算自然資本的總量。事實上，生態足跡分析法的所有指標都是基於生態生產性土地這一概念而定義的。根據生產力大小的差異，生態足跡分析法將地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分為六大類進行核算:化石能源地、耕地、草地、林地、建成地和水域（Wa cke rna gel et al ， 1 999）。化石能源地（fo ssi l en erg y lan d）是用來補償因化石能源消耗而損失的自然資本存量而應儲備的土地。生態足跡分析法強調資源的再生性。從理論上講，為了保證自然資本總量不減少，我們應該儲備一定的土地來彌補因化石能源的消耗而損失的自然資本的量。但實際情況是，我們並沒有作這樣的保留。出於謹慎性考慮，在生態足跡的需求方面，考慮了CO2吸收所需要的化石燃料的土地面積。耕地（a rab le land）從生態角度來看，耕地是所有生態生產性土地中生產力最大的一類，它所能集聚的生物量是最多的，在耕地面積上生長著人類利用的大部分生物量。耕地的主要生物產品包括：穀物、油料、種子類、纖維作物、飼料等。草地（pasture la nd）即適用於發展畜牧業的土地。絕大多數草地在生產力上遠不及耕地，不僅是因為它們積累生物量的潛力不如耕地，也因為由植物能量轉化到動物能量過程中存在著著名的1/10法則而使得實際上可為人所用的生化能的量減少了。林地（fo restla nd）包括人工林和天然林。森林除了提供木材以外還具有涵養水源、穩定氣候狀態、維持大氣水分循環、防止土壤流失等諸多功能。由於人類對森林資源的過渡開發，全世界除了一些不能接近的熱帶叢林外，現有林地的生物量生產能力大多較低。此外，草地的擴充己經成為森林面積減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建成地（co nstru ction land）指用於人類居住地區、道路、水電站等設施所佔用的土地。由於人類大部分的建成地位於地球最肥沃的土地上，因此建築面積的增加就意味著生物生產量的明顯降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人口增加，必然會擴大對建築面積的需求。水域（wa ter sea）包括可以提供生物產出的淡水水域或海洋。目前地球上的海洋面積在 366 億ha ，人均超過 6 ha 。其中 8.3 %提供了全海洋 95 %的生物產品。目前海洋的生物產量已接近最大。(3) 全球生態標杆通過對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分析，得知全球人均擁有約2 .3 ha的生態土地。根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 D）的報告，至少有12％的生態容量需被保存以保護生物多樣性，這意味著人均2 .3 ha擁有量中需扣除 0.3 ha 土地來供給地球上其他生物生存所需。這樣能為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僅剩下2.0 ha。這個2.0 h a的土地即是所謂的“全球生態標杆”（g lob al e colo gical ben chma rk）的值（Wackernag elet al，1999）。可見，全球生態標杆實際上是全球人均總生態承載力，衡量的是人均全球總生態容量。(4) 均衡因數與產量因數均衡因數（equ ivalence factor）又稱當量因數或等價因數。由於生態生產性土地有六種，各種類型的生產力是存在差異的，為了能夠體現這種差異，需要引入均衡因數，將不同類型的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生產力換算成可比的尺度。某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均衡因數等於全球該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態生產力除以全球所有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態生產力。均衡因數全球是一致的，目前採用的均衡因數分別為：耕地和建築用地為 2 . 8；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為 1 . 1；草地為 0 .5 ；水域為 0 . 2（Wa cke rna gel et al ， 199 6）。均衡處理後的 6類生態系統的面積即為具有全球平均生態生產量的、可以相加的世界平均生態生產面積。
523基於生物物理方法的澳門可持續發展研究──1977年至2004年生態足跡動態分析澳門的發展狀況，進行更好的評價，並為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在本研究中計算了澳門淡水足跡：將澳門購水支出×（中國的足跡 /中國的GDP）/澳門人口數，貨幣統一換算成美元，這樣可以得到澳門的淡水足跡。澳門的淡水是用錢購買由境外輸入，有較準確的統計資料，用此方法可以簡單明瞭地計算得到淡水足跡。(8) 澳門 197 7-2 004 年的人均生態足跡動態變化趨勢與王雲娟（20 05）計算的澳門1 983 -20 04 年能值使用總量的變化趨勢相似，均可分為三個階段：1993年前呈上升趨勢，1993年後呈下降趨勢，1998年後又回升，這跟澳門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進口燃料和礦物的量有關。有研究者曾就生態足跡方法與能值評估法的關係進行過探討（戴淑燕， 2 005）。認為能值評估法與生態足跡方法的相似之處在於：力圖通過非貨幣化的方法研究人類與生態環境的關係；經過了很好的標準化處理；有很好的區域於國際化比較條件；不同之處在於：研究內容不同：生態足跡測度方法側重於研究人類對於生態環境的需求量，而能值評估法是資源環境的現有供給量；研究範圍不同，生態足跡方法全面地反映了人類生活需求與資源稟賦兩方面的資訊，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得更為密切，而能值評估法主要應用於資源存量評估，只反映資源稟賦一方面的資訊。由此，可以考慮將生態足跡方法與同屬於生物物理量測量方法的能值評估法相結合起來，這樣能更好地反映可持續發展狀況。2. 建議(1) 生態足跡和承載力的大小與人口的多少有密切的關係，要繼續加強人口規模控制，同時運用相關的政策對人口分佈進行合理引導。(2) 改變不可持續的生產消費模式，減少生產消費過程中的資源浪費，並加大技術投入力度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以能源消費為例，增大可更新能源，大力開發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完善城市公共交通體系以減少車輛使用；通過價格機制對能源進行調控等。(3) 改變人們的生活消費方式，宣導綠色消費。通過生態足跡的分析，可以證明決定生態足跡大小的關鍵是生活方式。各種消費表面上是在花錢，實際上是在消耗土地、森林、能源等資源。因此，為了城市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澳門必須通過對綠色消費方式的引導，提倡適度消費觀念，合理調整消費方式，使之與生態環境更為協調，從而有效緩解由於消費而產生的對生態系統的壓力。(4) 澳門土地資源、水資源匱乏，要加強土地資源管理，規劃資源合理使用；充分合理地分配和利用水資源，大力普及節水技術，防止水質惡化。(5) 在全球化背景下，通過合理的貿易安排，充分發揮貿易可能帶來的生態環境壓力的轉移作用，以減輕對本地環境和全球環境的壓力。參考資料︰1. Meadows D, Randers J, et al,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Universe Books, 1972.2. Meadow D, Meadows D, and Randers J, Beyond the limits, Toronto: McClelland&Stewar t Inc, 1992.3. Holdren J, Ehr lich P, “Human population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Am sci, vol. 62 (1974), pp. 282-29 2.4. Vitousek P M, Ehr lich P R, Ehrlich A H, e t al, “Human appropria tion of the products of photosynthesis,” Bioscience,vol.34, no . 6 (1986) , pp. 368-37 3.5. Odum H T, Ecological and general systems, Revised edition, Boulder : University of Colorado Ptrss, 1994.6. Ch ristian A C, Holmberg J, and Lindgren K, “Socio-ecological indicators for sustainability,” Ecological Economics,vol. 18 (1996) , pp . 89-112.7. Costanza R, d ’Arge R, Rudolf de Groot, e t al, “The va lue of the world’s ecosystem services and natura l capita l,”
52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Nature , vol.387(1997), pp. 2 53-260.8. Rees W E, “Ecological footpr 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 Environmentand unbanization, vol.4, no. 2 (1992).9. Wackernagel M, Rees W, Our ecolo gica l footprin t: red ucin g human impact on t he earth, Gabr iola Island : NewSociety Publishers, 1996, p. 160.10. Wackern age l M, Onis to L, Bel lo P, e t a l, Ecological footpri nts of nati ons：how much n ature do t hey have?.Commissioned by the Earth Council for the Rio+5 Fo rum.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 l Environment Initia tives,Toronto, 1 997.11. 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t a l,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Ecological Econimics, vol. 29, no. 3 (1999), pp. 375-390.12. Wackernage l M, Lewan L and Hanss on C B, “Evalua ting the use of nat ura l capita l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 t:applica tions in Sweden and sub regions, ” Ambio, vol. 28, no. 7 (1999a), pp. 604-612.13. 張志強、徐中民、程國棟等：《中國西部12省（市區）的生態足跡》，《地理學報》， 2001年56 (5)期，第 599-609頁。14. 楊開忠、楊詠、陳潔：《生態足跡分析理論與方法》，《地球科學進展》， 2000年 15(6)期，第 630-636 期。15 Wackernage l M, Mon freda C, and Deu mling D, Ecological foot print of nations (Nov. 20 02 Update)：Ho w muchnature do they use? How much nature do they have? http://www.Redef iningprogress. org/publications/e f1999.pdf,2002.16. Wackernage l M et al, Li ving Planet Report 200 2. ht tp://www.wwf.org.uk/f ilelibra ry/ Pdf/livingpl an et2002 . pd f,2002a.17. Bicknell K, Ball R, an d Cullen R, “New methodology for the ecolo gical foo tprint with an applica tion to the NewZealand economy,” Ecological Economics, no.27 (19 98), pp. 149-160.18. Vurren D P, Smeets W,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Benin, Costa Rica and the Netherlands,”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34, no.3(2000) , pp. 115-130.19. Wackernagel M, “The ecologica l foo tprint of Santiago de Chile ,” Local Environment, vol.3, no.1 (1998), pp. 125-136.20. Folk C, Jasson A, Larsson J, et al, “Ecolo gical appro priation by cities,” Ambio, vo l.26, no.3 (1997), pp. 167-172.Wackernagel M, What we use and what we hav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ecological capacity. http://www.rprogress.org/resource /, 1999b.21. Kimberley Warren-Rhodes, Alber t Koenig, “Ecosystem appropria tion by Hongko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usta inabledeve lopmen t,”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39, no. 3 (2001), pp. 347-359.22. 謝高地、魯春霞、成升魁等：《中國的生態空間佔用研究》，《資源科學》， 2001 年 6期，第 20-23 頁。23. 徐中民、張志強、程國棟等：《中國 1999年生態足跡計算與發展能力分析》，《應用生態學報》，2003年2期，第 280-28 5頁。24. 徐中民、張志強、程國棟：《甘肅省1998年生態足跡計算與分析》，《地理學報》，2000年5期，第607-615頁。25. 黃青、任志遠、王曉峰：《黃土高原地區生態足跡研究》，《國土與自然資源》， 2003 年 2期，第 57-58。26. 蘇筠、成升魁、謝高地：《大城市居民生活消費的生態佔用初探》，《資源科學》，2001 年6期，第 25-29頁。27. 王書華、張義豐、王忠靜等：《基於生態足跡模型的城郊經濟協調評估──以河北省新樂市為例》，《地理與地理資訊科學》， 2003年 1 期，第 78-82頁。28. 李金平，王志石：《澳門 2001年生態足跡分析》，《自然資源學報》， 2003 年 2期，第 197-201 頁。29. 郭秀銳、楊居榮、毛顯強：《城市生態足跡計算與分析──以廣州為例》，《地理研究》，2003年 5期，第654-663頁。30. 羅貞禮、黃璜：《可持續發展評價模型：生態足跡方法及其應用──以南方丘陵山區彬州市為例》，《熱帶地理》， 20 04年 2 期，第 140-144期。31. 周嘉、尚金城：《綏化市可持續發展狀況的生態足跡分析》，《地理科學》， 2004 年 3期，第 333-338頁。32. 智瑞芝、董雪旺：《基於生態足跡模型的大慶市可持續發展動態評估》，《地理與地理資訊科學》，2003年4期，第 71-74期。33. 蔣依依、王仰麟、李衛鋒等：《城市生態可持續發展量度方法探討──以深圳市為例》，北京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5 年 4期，第 612-621 頁。34. Haber l H, Erb K H, and Krausmann F, “How to calcula te and inte rpre t ecological footpr ints for long per iods of time:
525基於生物物理方法的澳門可持續發展研究──1977年至2004年生態足跡動態分析the case of Austria 1926-1995,”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38 (2001), pp. 25-4 5.35. Wackernage l M, Monfreda C, Erb K H, e t a l, “Ecologica l footprint time series of Austr ia , the Philippines, and SouthKorea for 19 61-1999 : comp ar ing the conventio nal approach t o an ac tua l lan d area approach,” Land Use Policy,vol. 21 (2004) , pp. 261-269.36. Wackernagel M, Monfreda C, Schulz N B, e t a l, “Calculatin g na tional and glob al ecological footpr int time ser ies:resolving conceptua l ch allenges, ” Lan d Use Policy , vol. 21 (2004a) , pp. 271-278.37. Wackernage l M, You nt J D,“Foo tpr i nt fo r s ust ai nab ili ty: th e n ext step,”En vi ronm en t, Devel opm en t an dSustainability , vol. 2, (2002b), pp. 21-4 2.38. 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 t a l, Ecological Footprin ts of Nations[R], Commissioned by the Ear th Coun cilfor the Rio+5 Forum. Intern 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 itia tives. Toronto. 1997, pp. 10-21.39. 珠江水利委員會：《水資源公告》。 http:/www.pearlwater .gov.cn40. 澳門環境委員會：《澳門環境狀況報告 2000》，澳門高意廣告公司， 2000年 12 月。41. Xu Zh ongmin, Zhang Zhi qiang, Cheng Guodon g, “The calcula tion & an 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 nts of Gansuprovince in 1998 ,” Acta Geographica Sinaca, vol.55, no.5 (2001), pp. 607-616.42.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澳門統計年鑒。 1977；198 0；1 983；1 986；1989；1992；199 5；19 98；2001；2004 。DSEC of Macao Government.http:/www.dsec.gov.mo.43. 統計暨普查局：《澳門對外貿易統計》，澳門特別行政區統計暨普查局， 2004年，第 753頁。44. Wang Rusong, “The Frontie rs of Urban Ecolo gical Research in Industr ia l Transformation, A New Era of Ecology—the theo ry and prac tice of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Socie ty of China (2000).45. Redef ining Progress. 2002.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Nations. November 2002 update. How much nature do they use?How much nature do they have? Address: http://www.lead.org/leadnet/footpr int/intro.htm46. Nae-Wen Kuo and Yu e-Hwa Yu, “An i nvestiga ti on of th e en vironmen ta l l oads of Shei-Pa N at iona l Park inTaiwan,” Environmental Geology ,vol. 40, no. 3, January 2001.47. 王永久：《明確定位 精心規劃 重振澳門經濟》，《財經貿易》， 20 00年 1 期，第 5-6 頁。48. 楊宏：《澳門的社會經濟發展概述》，統計與預測， 2002年 2 期，第 53-54 頁。49. 袁紅：《澳門回歸是其走出經濟低谷的鍥機》，《財經貿易》，第 3 期，第 28-29 頁。50. 吳殿延、史培軍、梁進社：《澳門產業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01 年 1期，第 103-1 09頁。51. 林宏：《澳門經濟發展中值得注意的幾個問題》，《商業經濟》， 200 3年 2 期，第 42-44 頁。52. 龍愛華、張志強、蘇志勇：《生態足跡評介及國際研究前沿》，地球科學進展， 2004年 6期，第 971-981頁。53. 劉宇輝、彭希哲：《基於生態足跡模型的中國發展可持續性評估》，《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04年5期，第 58-63頁。54. 陳東景、徐中民、程國棟等：《中國西北地方的生態足跡》，《冰川凍土》， 2001 年 2期，第 164-169 頁。55. 徐中民、程國棟、張志強等：《生態足跡方法：可持續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以張掖地區1995年的生態足跡計算為例》，《生態學報》， 2001年 9 期，第 14 84-1493 頁。56. 王雲娟：《澳門城市生態系統持續發展的能值分析》，華南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5年。57. 羅漢紅：《澳門 1977-2004年生態足跡研究》，華南農業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6年。58. 戴淑燕：《關於生態佔用測度方法的若干問題分析》，《生態環境保護》，2005 年 22期，第 77-79 頁。
52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Chan U CHAN*A. IntroductionPolicy-related social indicators development is a project that the seco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Region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which aims to serve as a tool to formulate policies that will improve thequality of life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y. The Government has institutedth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Qual ity of Life (Centro de Estudos para a Qualidade de Vida, CEQV) on 1March 2005, and reorganised it to become the Research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entrode Estudos Estratégicos para o 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CEEDS) on 16 May 2006, wi th expandedfunct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that CEEDS assumes is the const ruction of a system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at includes indicators showing the quali ty of li fe of the population. This is a stepforward for Macao’s development of policy-related social indicators, from the ini tial development of socialindicators showing the quali ty of life (QOL) only, to a more comprehensive social indicators that will showthe lev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territory, while the overall policy target for the second Governmentto improve the QOL of the population remains emphasised.In fact, i t is deemed tha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for Macao which are currently underdevelopment, could serve as a basis to include, in the future, an all-round and comprehensive system ofindicators that would enable the Government, the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as well as the population ingeneral , to measure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ance. Whether good governance of Macao could be achieveddirectly depends on the performanc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civil society, as well as business. Good governancenot only contributes to governance itself, but also to Macao’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ttempts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propose a concept on establishinga system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 The potential difficulties in constructing such system of indicatorsare also discussed.B. Developments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around the WorldLocal, regional , national and inte rnat ional organisation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ready developednumerous systems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and as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pointed out correct ly, that most of these indicators focus on specific areas of governance. For example ,Transparency Interna tional has developed “Bribe Payers Index” and “Corrupt ion Perceptions Index” that* PhD candidate at the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are thoseof the author.
527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measure levels of corruption in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The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in the US has developed a “Commitment to Development Index” that specifically measures how developedcountries are committed to encourage and foster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East Asia Barometer” deve lop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o assess a variety of poli ticalatti tudes in Hong Kong, Indonesia, Japan, the Mainland, Mongolia, the Phi lippines, the Republic of Korea,Taiwan and Thailand.It is worth noting that, whereas most systems of indicators focus on the de velopments of part icularareas of governance, there are also indicators that assess governance as a whole more comprehensively.However,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these comprehensive systems that can provide ahol istic picture of governance situation in an interested country or region. Nonetheless, two examples areselected and described below:The World Governance Assessment (WGA) is a United Nat ions University init iative which is nowconducted by 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in London. It aims to establish an observation on how thequality of governance varies over time, and 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s for each part icipating country.Five indicators are included in each of the six arenas of governance: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society, government,bureaucracy, economic society and judiciary. Detai led descriptions of these arenas and the indicators includedare listed below:Table 2.1: Arenas of governance and indicators under theWorld Governance Assessment projectThe socialising dimensionCivil society – the ways citizens become aware of and raise political issuesFreedom of expression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Freedom from discriminationOpportunity for consultationPublic dutiesThe aggregating dimensionPolitical society – the way soc ie tal interests are aggregated in politicsRepresentation of legislaturePolitical competitionAggregation of public prefe rencesRole of legislative functionAccountability of elected officialsThe executive dimensionGovernment - the rules for stewardship of the system as a wholeEnsuring freedom from fearEnsuring freedom from wantWillingness of make tough decisionsPolitical-military relationsAttitude to peaceThe managerial dimensionBureaucracy – the rules guiding how policies are implemented
528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Scope for policy adviceMeritocracyAccountability of appointed officia lsTransparency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The regulatory dimensionEconomic soc ie ty – how state -market relations are struc turedSecurity of proper tyEqual treatmentObstac les to businessConsulta tion with private sectorInte rnational economic considera tionsThe adjudicatory dimensionJudic iary – the rules for how disputes are se ttledEqual access to justiceDue processAccountability of judgesIncorporation of inte 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sPredisposition of conflic t resolutionSource :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World Governance Assessment website,http://www/odi.org.uk/wga_governance /, accessed on 16 October 2006; Hyden G and Court J (2002) : Governanceand Development, World Governance Survey Discussion Paper 1,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A number of experts, between 33 and 41 in each country, are taking part in the survey. The experts, whoare assumed to be the “key stakeholders” in governance, are selected from the state, the civil society andprivate sector. They are asked to assess the situat ions of the indicators in their countries five years ago and atpresent by scoring on a 1 to 5 scale. Whilst the Assessment can track changes of perceptions in governanceby the key stakeholders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emphasis is given on using the Assessment resultswith caution, since the selected respondents are elites who may not necessari ly represent public opinion, andcomparison could be difficult due to the size of selected respondents that varies betwee n the countries1 .The Governance Matters (or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 project has been launched bythe World Bank Institute since 1996 in 199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system of indicatorsdeveloped by the commissioners of this project,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Kaufmann-Kraay (or KK)indicators, aims to provide periodic cross-country point estimates of six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 voiceand accountability, political stabili 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 government effect iveness, regulatory qual ity,rule of law, and corruption. Data is col lected from 275 individual variables from 25 separate data sourcesconstructed by 18 different organisations2 . Thus the generation of indices for the six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are through the aggregation of various data sources. The definitions of the six dimensions of governance areas follows: Voice and accountabi lity is the extent to which ci tizens c an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selectionprocess, as wel l as the extent of their poli tical rights, part icularl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ssocia-tion and free media.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 are the perceptions of the respondents or data sources the
529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likelihood of deposition of governments by unconst itutional or violent means, including terrorism.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points to the qual ities of public services and the civil service, as well asthe degree of independence from political pressures. The quality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s commitment to such policies are also included. Regulatory quality is the extent to which government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and regulations can allow and can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ector. Rule of law measures the confidence level in the rules of society, and how willing the population isin abiding by them. This dimension focuses particularly on the quality of contract enforcement, thepolice, the judiciary organs, crime and violence. Control of corruption is the exte nt of corruption and “capture” of the state by eli tes and privateinterests.3The scores (effectively percentile ranks) for the six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 from 2002 to 2005is listed below (Table 2.2). It should be note d, however, that in Macao’s case the calculations of most ofthese indicators draw from only one data source, which affected their credibil ity. Even multiple data sourceswere available for aggregation, they themselves may have a preset ideological stance or value system, whichmeans that they could be subjective, biased and ethnocentric. The coverage of the particular data source alsoaffects the final aggregated score on these indicators. In the dimension of rule of law, for example, two datasources were drawn from computing the final score in 2005. One is from the Traffiking in People reported bythe US State Department which ga ve Maca o an overall score of just 0.334 . Another source, the BusinessCondi tions and Risk Indicators de veloped by the Global Insight, a US-based private research firm, gaveMacao a positive overall score of 0.81. Meanwhile, Macao scored 0.85 in the same category in 2004, quotingfrom just one data source from the Global Insight . This made the overal l percentile rank5 standing at 89.9 forthat year. Since there are signific 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 ores calculated by the two data sources used in2005, the overall percent ile rank for that year stood at 73.9.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rule oflaw in Macao is “regressing” but since WGI relies on the aggregation of a variety of data sources, the statisticalmethods behind this aggregation are understandably complicated. The singularity, in contrast to the variety,of data sources can decisively affect the final scores of these indic ators. Simila r cri ticisms were given byArndt and Oman (2006), indicating that this indicators system is l ikely to correlate errors from the datasources, lacks comparability over time, is subject to bias in sampl ing and insufficient transparency6 .In summary, the current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includethe following:1. The type of indicators used. There seems to be a preference over the use of subject ive indicatorsfor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systems. Court et al (2002) pointed out that assessmentof govern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performance and process. Performance indicators, which effectivelymean the measurement of outc omes, is relatively easy to measure; but process indicators concernmore with how such outcomes are achieve d7 . From the two examples given above, it can be seenthat the WGA indicators are process indicators, and the World Bank’s WGI system are outc omeindicators. Whereas objective data can easily be blended into outcome indicators, it is obviously
530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difficult to generate objective data for process indicators, which are almost pure ly dependent onthe percept ions of respondents.2. The validity of indicators which is contributed by thre 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questionna iredesign, the indicators in existence have failed to provide measures for governance issues, and thefai lure for different indicator datasets to aggregate together tha t would enhance precision inmeasuring governance issues8 .3. The ownership of indicators, this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who designs and develops the systemsof indicators, but also who should assess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Whilst Delphi method enables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survey results may have political, ideologicaland cultural bias, and the respondents tend to give higher ratings if the economic outcomes aregood. On the contrary, although public opinion surveys tend to provide ratings that can reflect theobject ive si tuation, the resulting indicator values cannot b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and regions because governance issues are context-specific9 .Table 2.2: World Bank’s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 (2002-2005)Governance Indicator Year Percentile Rank (1-100) No. of data source quoted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2005 58.0 12004 50.2 12003 64.3 12002 58.9 1Politica l stability 2005 92.9 12004 93.4 12003 84.9 12002 57.5 1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2005 87.6 12004 84.2 12003 89.0 12002 78.0 1Regulatory qua lity 2005 80.7 12004 93.1 12003 84.2 12002 70.9 1Rule of law 2005 73.9 22004 89.9 12003 85.1 12002 69.7 1Corruption control 2005 70.0 22004 88.7 12003 77.9 12002 56.4 1Source: Wor ld Bank Institute: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 (1996-2005) Inte ractive,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 /kkz2005, data accessed on 16 October 2006.
531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C. 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Before moving on to explore how governance indicators could b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Macao,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some concepts, namely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indicators.1. Defining Governance“Governance” can mean different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governance can be said to be the resul t of public sector reform.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overnance impliesdoubts to the ability of states to exercise control in their respect ive terri tories. And for comparat ive politics,governance compares different polities in term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1 0Rhodes (1997) pointed out that “governance” does not equate to “government”. It is “a new process ofgoverning; or a changed condition of ordered rule; or the new method by which society is governed”11 . Theemergence of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governance”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ergence of New Publ icManagement (NPM), a public management ideal type. They share very similar contexts, such as the failure ofstates resulted from crises in public finance among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shift of political culture fromcollect ivism to individualism; the chal lenges faced by governments in terms of their capabilities in managingthe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as a resul t of marketisati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emerge nce of internationalorganisations. Changes in focus on public pol icy domains which have resulted in more emphasis now beingplaced on environmental, participative and gender issues, means that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is broken: accountability no longer relates to power, and vice versa12 .The UNDP defined governance as a system of values,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 by which a society managesit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affairs through interact ions within and among the state, civil society andprivate sector. It is a way of social organisation to achieve mutual understanding, agreement and action onissues in publ ic affai rs. This way of social organisation includes mec hanisms and processes for interestart iculat ion, mediation of conflicts and e xerc ise of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t also includes rules,institutions and pract ices that provide individuals, organisations and enterprises incentives, and set limits onthem. Governance operates at all levels of human enterprise, from household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1 3 .In other words, governance implies a shift from top-down “government” to polycentric “governance”.Government organisat ions are not the only entity to govern, and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outside thegovernment are also included. It also impl ies an interactive, collaborative, negotiative and plural network of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who are jointly responsible for the common good of the society.From the definitions, it can be established that governance is both a process and an outcome: being aprocess for interest articulation, confl ict mediation and execut ion of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 and being anoutc ome for attempting to achieve a good and balanced order for a particular community, be it household,neighbourhood,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 Such outcome the n contributes to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that community. As far as this case is concerned, the “community” indicates specifically the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532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2. Defin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In general, an indicator “quantifies and simplifies phenomena and helps us understand complex realities.Indicators are aggregates of raw and processed data but they can be further aggregated to form complexindices.”14 . More specifically, an indicator is “a device for providing speci fic informat ion on the sta te orcondi tion of something.”15 The definition of an “indicator” here borrows from this simple definition.For QOL indicators, the construction can be based on economic, sociological or psychological theories.Where as indicators based on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re subjective in nature, economic indicators do notnecessarily have links with the overall QOL, owing to its emphasis on the object ive measures of economicdeve lopments and real ities. Social indicators acknowledge the de fe cts of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indicators, and thus tend to include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elements. Social indicators can be said tobe the only way that is able to measure environme ntal conditions, subjective sat isfaction of happiness, aswell as the specific domains of daily and mental life under the same theoret ical umbrella16 .Like QO L in dic ators, susta ina ble de velopment indic ators pla ce par ticula r emphasis on the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individual indica tors. Since the publ icat ion of Agenda 21, a globalsustainable strategies program adopted during United Nat 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held in Rio Janeiro in 1992,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developing their own systems of sustainabledevelopment indicators, which take into accoun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ul tural effects of developmentalong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cop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s much broader than QOL indicators.Whereas QOL indicators connect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the populat ion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aspects of the society in order to become a system of social indicators that is used to measure the overall stateof the QOL of the popul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connect the environmental, social, culturaland economic aspec ts of a particular community toge ther, in an at tempt to measure how sustainable thecommuni ty can be in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The social aspect in this system of indicators hasinclude d the psychologica l factors of the populat ion on how they feel about their lives in relation to theenvironment,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economy.Governance indicators, as defined by the UNDP, are measures that indicate “the state of governance”which systems are usually subdivided into specific areas of governance. The examples given include electoralsystems, corrupt ion, human rights,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civil society and gender equality1 7 .As defined above, governance is a process of interest mediation in an at tempt to achieve an orderly andbalanced outcome for a community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at communi ty.Governance indicators, therefore, can be regarded as another set of social indicators. This set should also beintegrated to become a component of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 system, so that the socio-politicaldevelopment of a particular community can be interconnected with its environmental, cultural and economicdevelopments, thus enabling asse ssme nts done on how governanc e can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property of social indicators implies that both governance outcome (asobjective indicators) and governance processes (as subjective indicators) should both be taken into account .
533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3. Macao’s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and BeyondThen CEQV appointed in 2005 th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of the Universi ty of Hong Kong, and theHong Kong Inst 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form a study groupto conduct a survey on the QOL of the population of Macao in August the same year. The survey data wasthen analysed, and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for the QOL of the population of Macao. So far, theobjective indicator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published1 8 . A total of 50 indicators under 11 categories wereselected for the objective indicators system, and this serves as the basis to monitor the objective aspects ofthe QOL of Macao’s populat ion in the future19 . Based on the 2005 surve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subjectiveelements of the QOL of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the meaning of happiness, the respondents’overall valuationof their personal l ife and the level of sat isfaction in the domains of personal l ife, such as living, heal th,finance, work, educ at ion, leisure, relations with others, etc20 . Al though these questions do not nec essarilyimply a direct correspondence to the subject ive indicators which are currently unavailable, it is worth notedthat a majority of them do have some level of corresponde nce to the objective indicators, whose items arelisted below:Table 3.1: Objective quality of life indica tors in MacaoPopulation Structure HousingGender OwnershipPopulation density Expenses on self-owned householdsAge structure Expenses on rented householdsAgeing Living conditions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FamilyAir quality Family stabilityNoise pollution Family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2 indicators)Solid waste processing Familial harmonyWaste recycling Living standards of familiesSeawater qualityGreen areasEconomy Public safetyEconomic growth Personal safetyInflation Traff ic safetyLabour produc tivity Food safetyIncome distributionHealth and medical care Culture and leisureLife expec tancy Cultural facilitiesInputs in public medical care Leisure fac ilitiesMedica l conditions (2 indicators) Spor ts facilitiesHealth r isks Art activitiesHealth statusEducation, learning and access to informat ion Gender equalityInputs in education Educationa l opportunities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Oppor tunities to higher education Income equalityLife-long learning Decision-making powerAccess to information
534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EmploymentEmployment levelEmployment oppor tunitiesIncome from workOccupational sa fetyWork hoursAll indicator items contain one corresponding indica tor unless stated otherwis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ebsite (www.ceeds.gov.mo), accessed 23 October 2006.According to the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QOL survey will also aim at developinga wider range of social indicators system for Macao, which wil l include components that will forecast theQOL in the future, and an index for “sustainable compet itiveness”. Since this provides an opportuni ty tointegra te governance indic ators into this socia l indicators syste m and the inde x for “sustainablecompe titiveness”, the question we now could ask is what general components should be measured for thegovernance indicators system for Macao.As indicated above, governance is about mediation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differentgroups in the private and community sector. The government,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re themajor players in this process and outcome. It is then clear that the major aspects of these three players shouldbe included in the measurement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In fact, when governance is discussed,the outcome to achieve an orderly and balanced society effectively means that the objective for “governance”is to achieve “good governance”. There are ten characteristics of “good governance”, including the legitimacyof the authority, rule of law, 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c countabil ity of manage rs andinstitutions, responsiveness, structural and cost effect iveness, civic participation or engagement, pol 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 ty, c leanliness among officials, as well as social justice21 . These characteristicscan also be regarde d as the cri teria to achieve “good gove rnanc e”, and thus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measurement.Meanwhi 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cess indicators and outcome indicators can be il lustrated by theexample of the WGA indicators (which are process indicators) and the World Bank’s WGI system (which areoutcome indicators) below. Clearly, posi tive proc ess brings posi tive outcomes, but this e xample alsodemonstrates that, in qual itative terms, it is possible for these criteria to be measured as both process andoutcome. This should enable u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to combine both process and outcome for quantitativemeasurement:
535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Table 3.2: Relations be tween governance process indicators andgovernance outcome indicators – an exampleProcess Outcome(World Governance Assessment) (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s)Civil soc ie ty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Political societ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violenceGovernment effec tivenessGovernment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violenceGovernment effec tivenessBureaucracy Government effec tivenessControl of corruptionEconomic society Regulatory qualityJudic iary Rule of lawOn the other hand, Macao’s context should not be ignored when attempting to draw up the concept ofgovernanc e indicators for Macao. Inde ed, certain aspects tha t these governance indicators developed by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cannot be applied directly to Macao. For example, Macao does not practisea polit ical system that the executiv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 l powers are completely separated from eachother. Apart from the judiciary that is independent, the execut ive is in a more dominant position than thelegislature, as a result of the principle of “executive-led government” in Macao’s political insti tutional design.In addition, not all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are elected. Concepts suc h as “legitimacy” and“accountabi lity” developed based on the liberalist ideas in the West are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to Macao.These factors make it potentially difficult to introduce objective measurements in most of the poli tical domainof the indic ators system. Meanwhile, as governance is concerned, good governance , QOL and sustainabledevelopment depend not only on the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 but also on the efforts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the private sector. This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how Macao’s civil society and private sector can participatein community affairs but also a question of how active they are. The quality of the Administration can clearlycontribute to good governanc e but the qual ity of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s also important inthis contribution. Such qual ities could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how committed the civil society and theprivate sector are in assuming their social responsibi lities.Thus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system for Macao c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is domain could primarily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ser-vice del ivery, accessibil ity to informa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xecutive agencies. Civil society. Similar to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main, the efficiency of ser-vice delivery by some associations could be measured as certain public services are now deliveredby them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he degree which citizens can part icipate in public affai rs,and how active they are, could also be included.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gain, the efficiency of service delivery by certain sectors, par-ticularly publ ic utili ties, could be measured unde r this domain. In addition, the degree to which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re exercised could also be measured. Rule of law. This domain could measure how rules and laws are obey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536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大會論文集civil society, as well as the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he cleanliness of the Administrationand the private sector could also be measured under this domain.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mponents, further debates are inevitably necessary. It is therefore not theintention of this paper to point out which specific subject ive and objective indicators should be used in orderto correspond to the components and i tems of the governance indic ators system as desc ribe d. However,surve ys to collect data on the subjec tive indicators could be c arried out in a similar fashion to the QOLsurvey. In addit ion, since the quali ty of publ ic service delivery can now be measured using the targets set onthe “performance pledge” and the “ci tizens’ sat isfaction survey”, these can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todevelop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s system for Macao. Another starting point could be the level of cleanlinessof both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ivate sector.D. Concluding RemarksNot only can good governance contribute to the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i t is also an objective forgovernance itself. This is because one of the ultimate aims to develop an indicators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of public policy is to improve governance. A quest ion then emerges on how governance itself could beassesse d and e valuated. There is, therefore, a potential to develop and int roduce a system of governanceindicators that i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ystem for Macao. This paperhas proposed a concept of this system, and it could include components such as the government and publicadminist ration, civil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rule of law.Questions remain, however, on which part icular indicators should be included that will correspond tothese components, research methods and how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ata should be aggregated. Attentionshould also be given to how objective indicators can be developed, because being able to resolve this issuewill bring breakthrough to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as a whole.How governance is analysed can be summarised in the fol lowing schematic diagram which is furtherdeveloped from the framework derived by Hyden and Court (2002). Under this framework, governance canbe determined by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history, previous regime, society and culture, economic system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itself is also a determina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st itgenerates a loop itsel f so that a positive feedback can be achieved betwee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the outcome of “good governance”:Figure 4.1: Analytical f ramework for governance
537A Concept 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for MacaoNotes and References:1 UNDP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A Users’Guide (2004), pp. 80-81.2 Radelet S , Challenging Foreign Aid – A Policymaker’s Guide to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Account (Centre for GlobalDevelopment, 2003), p. 32.3 Kaufmann D et al, Governance Matters V: Aggregate and Individual Indicators for 1996-2005 (the World Bank, 2006),p. 4.4 0 being the worst and 1 being the best.5 “Percentile rank” here indicates the percentage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that has lower rating than the interestedcountry or region. The higher the percentile rank values, the better the ratings of tha t country or region.6 Arndy C and Oman C, Uses and Abuses of Governance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2006).7 Cour t J e t al, Assessing Governanc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World Governance Survey Discussion Paper 2, UnitedNations University, 2002) .8 Kaufmann D et al, Aggregating Governance Indicators (Policy Research Paper 2195, The World Bank, 1999) .9 Cour t J e t al, Assessing Governance: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World Governance Survey Discussion Paper 2, UnitedNations University, 2002) .10 Kjæ r AM, Governanc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2004), pp. 3-7.11 Rhodes RAW,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Open UniversityPress, Maidenhead, 1997) , p. 46.12 Pierre J and Peters BG,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 (S 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0), pp. 50-69.1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Strategy Note on Governance for Human Development (2004).14 As def 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usta inable Development ( IISD).15 UNDP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A Users’ Guide (2004), p. 3. Definition quoted from OxfordEnglish Dictionary.16 Chan CU,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Indicators,” Journal of Macau Studies Vol.28, (Macao Foundation, 2005), pp. 77-87.17 UNDP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Governance Indicators: A Users’Guide (2004), p. 3.18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between 1999-2004 can be accessed at the CEEDS website (www.ceeds.gov.mo)19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Macao QOL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July 2006, and will be conducted on an annual basis.20 See Macao Daily News coverage, 15 December 2005.21 Yu K, “Introduction to Global Governance ,” Globalisation and Civil Soc ie t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3),pp. 65-88.
543全球結構中的澳門社會科學發展四、結語把全球化或全球結構問題引入澳門社會科學研究，並確立一種以澳門本身為主體路徑的研究取向，從根本上取決於我們對全球化問題的建構和關於澳門在這個世界結構中具體關係的前提性認識。無疑，澳門獨特的身份特徵也將使得其在發展過程中需要與祖國內地共同面對發展過程中的若干特殊性因素。實際上內地發展過程中的諸如城鄉二元差別，貧富差別一定會以某種方式影響澳門的發展和澳門研究的具體展開。關於全球化問題和世界結構的關係性視角一方面會使澳門研究在確立自身傳統中真正地保有一種以澳門發展本身為主體的研究路徑，另一方面，也能夠最大限度地為參與和改變這種強勢與弱勢對局的世界發展結構開闢可能性。注譯：1 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請參見筆者著《研究與反思：關於中國社會科學自主性的思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2 關於全球化的討論，可以參見 W.twining, Glob alization and Legal Th eory (Northwestern Univ ersit y Press,200 0).P. De Greiff and C.Cronin, Global Justice and Transnation al Politics (The MIT Press, 2002). J. E. S tiglitz, Global-izatio n and Its Discontent (W. W. Norton &Company, 2002). D. Held , An Introduc 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Debate(Polity Press, 2000) . Kevin H. O’rourke , When did Globalization Begin? Kevin C. Kennedy, A Review o f Global-iz ation and I ts Discon tents. Go dfrey B. Tangwa, Gl obalization or Westernization ? David B. Gol dman, HistoricalAspects of Globalization and Law. 保羅‧赫斯特等著，張文成等譯：《質疑全球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羅賓‧科恩等著，文軍等譯：《全球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戴維‧赫爾德著，楊雪東等譯：《全球大變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馬丁‧休伊森等著，俞可平主編：《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年版。施密特：《全球化與道德重建》，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年版。楊雪東：《全球化：西方理論前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2 年版。3 見筆者著《中國發展研究的檢視：兼論中國市民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 1994年第 8 卷。4 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與反思貫穿筆者長達十幾年的時間，最近的一個分析案例見《中國法學向何處去》，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6 年版。5 關於“世界結構”雙重性中第二現代世界（風險社會）問題的討論，可以參見貝克的研究，何博聞譯：《風險社會》，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蔣仁祥等譯：《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反權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與安東尼‧吉登斯、斯科特‧拉什合著，趙文書譯：《自反性現代化》，商務印書館， 2003 年版；吳英姿、孫淑敏譯：《世界風險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台灣商務印書館，1 999年版。貝克在《風險社會》中所提出的“第一現代世界”，主要是指資本主義工業─民主社會在“全球化”時代的擴展過程，而其主要表現形式，一如前述，乃是經濟、規則制度和文化方面以跨越國家邊界的方式在“全球”的展開。而所謂第二現代世界，則主要是指烏爾里希‧貝克等論者所說的“風險社會”或“生態社會”。套用貝克以日常語言對第一現代世界（工業社會）與第二現代世界（風險社會）所做的明確界分︰“階級社會的驅動力可以概括為這樣一句話：我餓！另一方面，風險社會的驅動力則可以表達為：我害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第一現代世界與第二現代世界的區別，關鍵並不在於二者的風險不同，而在於這兩個世界因此而在運作邏輯上的區別。在第一現代世界（工業社會）中，財富生產的“邏輯”統治著風險生產的“邏輯”；而在第二現代世界（風險社會）中，這種關係被顛倒了過來：風險生產和分配的邏輯取代了財富生產和積累的邏輯，而成為社會分層和政治分化的標志。一如貝克所指出的，在風險社會中，那些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後果成了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因為第一，第二現代世界中的風險在認知過程中是可以被改變、誇大、轉化或削弱的──亦即它們是可以隨意被社會界定和建構的，因而掌握著界定風險的權力的大眾媒體、科學界和法律界在其間也就擁有了至關重要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第二，生態災難和核泄漏是不受國家邊界之限制的──這種風險產生了新的國際不平等，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和工業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以及工業化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風險社會乃是一種世界性的風險社會；第三，雖然風險的擴散並沒有完全否定資本主義發展的邏輯，但是它卻致使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隨著對工業社會自身釋放出來的風險所進行的經濟發掘，工業社會引發了風險社會的產生；第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