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门史论稿 韦庆远/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前 言一本书是从本人近年所写有关澳门史的论文中选载出来的，共收文章!"篇，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篇文章分别探讨了清王朝制订管辖澳门并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的政策，以及对之不断调整的过程；对仍受恩准租住澳门葡萄牙人的实在处境，以及他们对清朝“恭顺”和“效忠”表态的剖析；澳门得以形成为中外交通中心和东西文化交汇点的条件和原因；澳门开海贸易与内地经济的互惠和矛盾；东西文化交流的互补和碰撞；鸦片战争之后澳葡当局对中国反恭为倨，不断侵权扩界，企图永据的表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对澳门问题的干预；澳门沦为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黑窟的背景和危害；光绪十三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出笼，葡方因而取得“永驻澳门及其属地”的侵略权益，以及中国朝野的持久抗争，等等。澳门历史的独特发展涉及的方面极广，它不但直接关系着中国的内政和中葡关系，而且早就陷入复杂的国际关系漩涡之中，受制约于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既剧烈而又异常复杂，绝不是区区十余篇文章所能透彻阐明的，本书不过是对以上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二我之所以在近十多年来将澳门史作为研究领域之一，有两 前言!
  • 方面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个人和澳门存在过一定的历史渊源。!"#$年，我还是一个十岁的小孩，由于当时居住的广州市受到日寇飞机狂轰滥炸，而且日军在广东登陆的威胁日迫，父母为逃离战祸，带着我移居澳门，在当地上小学和升入初中。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了香港，澳门极端困难混乱，陷于风声鹤唳的状况之中，学校根本无法正常上课，我才随几位年长的同学从三水县卢苞水闸封锁线偷渡入“抗战区”，继续读书。到!"%&年年底离开澳门，旅居那里共有五年之久。这一段时光，正是自己从儿童发育为少年、知识渐开的时期。澳门半岛不但傍山临海，风光秀美，给自己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而且，当时的澳门虽然处于葡人管治之下，但当地居民关心抗日战争，群众性的反日爱国热情高涨，各种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记得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大捷的消息传到澳门，人们奔走相告，当晚全市通宵达旦燃放鞭炮，热烈庆祝胜利，充分表达出敌忾同仇的爱国情绪。当时澳门不少青少年自发地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也有人奔回内地，请缨从戎。在澳门的抗日街头剧和群众性的歌咏活动风起云涌，深入到校园和街巷之中。小学生们放学晚饭之后，往往便群相走到街上与年龄相近的少年一起排队巡游，同唱抗日歌谣，直到歌罢尽兴才回家做功课。我上小学时的国文老师梁寒淡先生给我们选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为范文，他在讲解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句，联系到现时国家正在反抗外寇侵略，澳门又受葡占的情况，不觉声泪俱下，引起了课室内全体同学都放声痛哭。所有这些都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记，使我受到老师、年长的哥哥姐姐们卫国忧时情操的感染，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离开澳门之后，这些情景仍然记忆犹新，终生难以忘记。对于这个远在祖国南疆的美丽半岛，我常萦魂梦，怀有同于故乡故土的深厚感情，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不时涌起重回故地的愿望，“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 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唐）岑参：《岑参集·早发马耆怀终南别业》。澳门史论稿&
  • 长期所愿难偿，“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直到!"世纪#"年代末期以至$"年代，由于拨乱反正，实施了开放改革的政策，也由于将澳门收回祖国已列入议程，我先后受到澳门基金会、澳门日报、澳门大学和澳门档案馆的邀请，多次回到澳门访问和讲学。%"年后赋得归来，自然引起强烈的兴奋、怀旧和沉思。我多次沿着当年上学的旧路踯躅漫步，总希望重新捕捉回当年欢欣的童心；我也曾有幸重逢当年同窗共读，日夕一起喧笑歌唱的童年游侣，当年的少男少女，而今都是白头翁和白头婆了，纵使彼此的人生道路不尽相同，但握手唏嘘，“相悲各问年”，仍保持着极其真挚的故旧情谊。我们还准备了香花清酿，相约到西洋坟场悼念长眠于此地的另一童年好友。献花酹酒，无非是对往昔无邪岁月的回望，对当年真稚友谊的追思，所有这些，都是自己灵性中的珍藏。更可喜的是，在澳门还结识了不少长期坚守在当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朋友。即使在葡人管治时期，澳门也绝不是文化的沙漠，确实有一部分有识之士，着重在研究本地历史方面默默地耕耘。他们不急功近利，不追逐时尚，笃守求真务实，已经组建成一支实力可观的队伍。前贤后学，济济一堂，成果丰硕。我很为他们知识渊博和学风札实所感染，每每问疑讨论，很受教益。喜在故园逢故侣，乐从新域结新知，充溢着欣喜和仰慕之情。作为澳门原居民，我每次回到澳门，都在学术上和友谊上获得丰盈的收获，更加深了对这片热土的感情。最值得引为欣慰的是，澳门即将回归祖国，从而结束了四百余年来被葡萄牙人从借住到租住又到侵占的历史。澳门的历史发展是世所罕有的，它有过耀眼的辉煌，有对世界经济和文明发达作出过的重大贡献，但它又曾经饱受损害和屈辱，被迫藏垢纳污，成为罪恶的渊薮。但最为本质的是，历代的澳门人民，总是坚持民族自尊和恪守道德伦理，对各种罪恶污秽进行坚决的抵制，对以葡萄牙为代表的各国侵略势力，一直坚韧地进行反抗，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在祖国人民持久的支持下，! （宋）柳永：《八声甘州》。前言&
  • 在反迫害反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一再力挫凶焰，力拒邪恶，克服困难。澳门史是中国明清史、特别是清史和近代史一个重要的分支。澳门的兴衰荣辱向来是和祖国的命运密切关联着的。只有祖国强大，澳门才可能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奴辱和羁绊，终于取得回归祖国的伟大胜利，掀开了划时代的一页。澳门恍似是一尊饱经劫难，但终于冲缺炼狱，巍然屹立的不朽金刚；又更像一只浴火重生的金凤凰，它正在腾跃而起，翱翔于天际。历次在澳门，不少师友都提到，对澳门数百年来独特发展而且错综复杂的历史，理应进行认真切实的研究，并且芳殷切鼓励，希望我能参加这样的学术工程。故园情，求知欲，促使我愿竭绵薄。三促使我着手进行澳门史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是近二十年来，有关澳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卓有成绩，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历史学是研究既往史事的科学，它是以历史事实作为根据的。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和评述被称为史料。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史料残缺或薄弱，也难以写出有理有据的信史。以中葡学者为主，对澳门历史的探讨，其实早在二百多年前就开始了，但往往偏执于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情感和利益，更因受限制于掌握的史料片面，断编残简，难以有力说明问题，很难写出持平公正、具体、翔实而全面的著作。澳门史在许多关键性的地方确实存在着各执一端，各持一说，自弹自唱，难得共识，也确实存在着不少来龙去脉不清，真相一时难明，染苍染黄，难有定论的问题。关键之处在于，大多数反映当时行为活动的原始记录未有公开，缺乏真凭实据以作定论。学者们久久盼望，中葡以及其他有关各国，都能将关于澳门问题的历史档案公布出来，俾得解疑纠错，澄清混乱，有利于澳门史研究的开展。近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收获。首先是中国两岸三地（大陆、台湾和澳门）的档案和学术单位相继整理和公布了大量不同时期不同层次的有关澳门的历澳门史论稿!
  • 史档案和文献资料。这项工作是逐步开展起来的。从!"世纪#"年代末到$"年代，陈翰笙先生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一书陆续分册出版，是这方面的奠基巨构，这部《史料汇编》虽然是以登载华工出洋资料为主，但其实也包括有大量有关澳门社会、中外关系和“苦力贸易”的中外文档案文献和著述。到%"年代中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澳门专档》一书，全面公布了自清末咸丰十一年（&$’&）到民国十七年（&%!$）为期共’"余年，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民国北南两政府外交部有关澳门交涉的档案，这是两岸间第一部编纂定稿的有关澳门专题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其学术价值很高，影响也很大。之后，在&%%%年，又连续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这本《汇编》公布档案的时间跨度很长，始自明天启三年（&’!(），止于清宣统三年（&%&&），可以说基本上囊括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澳门的满汉文档案，还收载了明清时期中国以及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等与澳门有关的文献资料，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大型资料书。由澳门档案馆高级技术员刘芳编辑，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校注，在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保藏的清代澳门中文档案亦于同期出版。这是一部具有特点的登载着清代中国广东地方官府与澳葡当局因公务往来的汉文文书汇编，由于其原档在国内已经失传，因本书的出版，才便于准确了解当时双方交往的真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葡关系资料集》，收集的文献始自明代正德十二年（&)&*），至&%$#年中葡两国签订新条约为止，涵盖了*#(年的历史。本书的特点之一，是收录了较大量葡英等国的档案译文，可以和国内资料相比对。以上几部大型资料书，再加上相继出版的若干本较小型的文件汇编、个人文集、地方志资料、诗词文学作品，以及以葡萄牙为主的各国有关档案馆藏和学术著作译文。粗算一下，近年推出以档案为主的有关澳门史料，当在二千万字以上，它们是极好的资料基础，是前辈学者难以期望能够全部掌握和利用的，当然大有助于澳门史的深入探索。 前言)
  • 我个人是在细读这些史料中，加深了对澳门史许多问题的认识，纠正了一些错谬和模糊的见解，也激励起参加澳门史研究的信心。作为澳门史研究队伍的一个志愿兵，深感到在这一项目中可开拓的空间很宽广，可供选择的题目很多。要写成一部高质量的澳门史，必须群策群力，甚至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完成。近年承有关单位和师友们的厚爱，委托我为有些资料书及有关澳门史的著作撰写序言，我深知力不胜任，曾多次婉辞，未获同意，只好硬着头皮着手写作。十分感谢他们的信任，更感谢因此给予我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在书籍出版之前便有机会通阅全稿，认真体会和思考。我的工作习惯是，凡答应撰写序言或书评，必先细读全稿才着笔，总希望在阅读中能领会到书稿的要旨和精髓，也希望能启发开自己的思路，摸索出一些心得以反映在序言和书评上，能为读者增加对原书的理解，亦不辜负原编者和原作者的委托。我甚至奢望自己撰写的一些序言和书评，能够与原书交相辉映，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论文。当然，我也深知，这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志大才疏，力有不逮，要结合写成具有分量的论文，必须投入认真的思考和艰苦的劳动，才可能勉强交卷，目前，仅是一种方向性的愿望而已。在这本拙集中，其中有几篇文章就是在原序文和书评的基础上稍加增补而成的，我试将它们收载在拙集内，目的是希望师友们严加审正，赐予批评。!""#年甲申立秋之日于广州师凿书室澳门史论稿$
  • 目 录前 言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澳门通洋贸易和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对《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评介 （!"’）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为《（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写的序言 （!#(）粤澳关系和有关档案———为广东省档案馆辑刊《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写的序言 （!&%）青山遮不住———为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写的序言（)*’）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韦庆远教授主要著作目录 （)%!）后 记 （)%’）
  •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一清初顺、康期间的禁海和迁界，有其特别的背景，是在特定地区严厉执行的特殊政策。这一政策关系到北至天津，南达海南琼州，联结北直、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又以江、浙、闽、粤四省为重点，关系着沿海千百万人民的生存和生计；关系着当时清王朝与海上反清势力激烈斗争的成败；反映着从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近三十年国内敌对营垒持久反复的战争和政治上的兴衰，终于无可避免地归于统一；也反映着因禁海和迁界，与一些外国势力，诸如荷兰、葡萄牙、英国等出现过纵横捭阖的特殊联系和矛盾冲突。界墙内外绝非隔绝凡尘的净土，而是交织着国内外各种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汇合点，是水陆炮火轰隆，攻防一再易手，厮杀声不断的火线，是军事、政治、贸易斗争的聚焦处。与此同时，又是一些特权官僚阶层，奸商狡侩们利用极好机缘，大发横财的福地。笔者不揣鲁钝，谨根据现存历史档案和中外文献，对以上问题作粗浅的论析。二出现禁海和迁界的背景，显然是由于!"&&年清朝“定鼎燕京”，宣布代明而兴之后，在清朝军力尚未达到的地区，明朝的宗室、文官武将以及当地的人民，纷纷树起“反清复明”的旗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帜。但在满洲铁骑的追击扫荡下，由不同亲藩称帝的弘光、隆武、绍武等几个南明小朝廷相继被扑灭，只有称号监国的鲁王朱以海由重臣张名振、张煌言扶持入海，依靠崛起于东南，统领强大水陆军队，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暂得栖息于舟山。另一受明大学士瞿式耜、督师何腾蛟等拥立于肇庆，年号永历的桂王朱由榔小朝廷，在清军强大压力下，辗转逃奔于粤、桂、湘三省之间，其后在溃败之余，性命难保之际，被迫接受大西军首领、自号秦国主孙可望的庇护。遍及南北，名号各异的反清组织，经过七八年严酷的战争考验，绝大多数已被清军击灭或迫降，硕存下来的只有两个仍各自拥有强大武装实力、仍坚持着“复明”纲领，和清军进行大规模激烈战斗的营垒。第一个是以保存着大西军留存的强大兵力为骨干，据有云南、贵州作为稳定后方，势力及于四川和广西一部，以孙可望、李定国为首的西南反清集团。第二个是在顺治二、三年间（!"#$—!"#"）崛起，以郑成功为首领，联合退入舟山，由大臣张名振、张煌言统率的鲁王余部，广泛发动沿海抗清人士，迅速扩大力量的东南反清集团。这两个反清集团在顺治十二年（!"$"）以前，势力相埒，东西呼应配合，又各自进行着艰苦的大规模战斗，俱成为清朝统治者的心腹大患。两个抗清集团都有过辉煌的斗争历程。但顺治十二年以后，西南抗清集团即开始从极盛走向颓败，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连遭挫败，更重要和不幸的是发生了孙可望和李定国的内讧，孙可望随即降清并将西南虚实尽数出卖。李定国在清军吴三桂、卓布泰、罗托等三路夹击下突围西走，在云南永昌、腾越一带坚持抵抗，并力图救出已退入缅甸的永历君臣，但未得手。其后，永历及宫眷等被缅人逮交清军，随即被吴三桂缢杀于昆明。李定国屡战屡败，终于在 滇 缅 边 界 的 猛 腊 悲 愤 而 死。 从 顺 治 三 年 到 康 熙 元 年（!"#"—!""%），西南抗清集团共坚持了!"年，至此完全失败。东南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集团与西南有所不同。郑成功初起，受隆武帝赐国姓，授招讨大将军印，镇守闽赣边界的大定澳门史论稿%
  • 关。顺治三年（!"#"），他坚拒随其父郑芝龙降清，“密带一旅遁金门”!，当时率众不及千人，但因他的坚强意志和鲜明的反清立场，受到郑芝龙原辖官兵、海上枭雄和复明人士的拥护，三四年间，即拥兵四五万人，继又扩展为十万。由于旗帜鲜明，运用策略和战略得当，相继兼并了其他地方势力，以厦门、金门两岛为基地，威震海上"。他分其兵为左、右、前、后、中五军，自领中军，积极谋进取。他先后派兵出击，一再挺进入潮州，连陷同安、漳浦、诏安、南靖、平和、海澄、长泰、漳州、进围泉州，兵锋及于长江，积极准备北伐南京。郑成功用兵凌厉，水陆协同，出没靡常，进退灵活，使满汉八旗兵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清方派在海岸前线指挥进剿的浙闽总督陈锦就诉苦说：“自江北而至江南以及浙闽，延袤数千里，俱通波涛，倘此剿彼遁，而彼处罹其毒；兵旋复来，而此处又遭其害。在贼紷为飘忽靡常之局，而我兵无插翅飞堵之能，是鲸浪终无恬静之日也。”# 陈锦的言论，反映出一种束手无策的消沉无奈。经过多次交锋，清廷亦知道，以擅长陆战的满汉骑步兵来对付郑氏海上武装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海寇与陆寇不同，洋洋瀚海，无关隘阻塞，乘风乘潮，顷刻百余里；而各营处处当防，寇以大紷合力而来，营以广汛分兵而守 ”，“沿海镇将易为堵防守御之力，难成捣巢灭卵之功。”$ 总是处处挨打，处处被动，清廷逐渐痛感到，要解决“海氛未靖”的问题，绝非单凭武力可以奏效。故此，从郑芝龙投降入北京开始，清廷招抚郑成功的使节便南来不断，特别在顺治九年至十年之间（!"$%—!"$&），更一再通过郑芝龙以父子亲情及在京家属安危胁劝郑成!"#$ 顺治十二年三月，前任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为察核浙直沿海失事文武官员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八年十一月，浙闽总督陈锦：《为恭报官兵出洋凯旋日期及沿海会哨事揭帖》，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以下简称为《郑档》），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邵廷采：《东南纪事》卷!!。阮!锡：《海上见闻录》卷!。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功归降，又下诏封成功为海澄公，协助郑成功抗清的叔父郑鸿逵为奉化伯，不惜以破格的高官厚爵和重利招抚。在顺治九年十月初九日的招抚书中，甚至还答应对来降的郑成功部队不必改编入旗，不必赴京，“听驻原地方防剿浙、闽、广东海寇，往来洋船令管理”!。众所周知，当时的往来洋船贸易历来被沿海官吏和海上枭雄视为极大的利薮，清朝本以为以上述逾常的优容宽待和重利为饵，必可笼络招降。可是，郑成功却以不登陆、不奉诏、不受爵，不剃发的态度来拒绝招抚，“其意如山”"。相反，更大力扩充军队为七十二镇，设六官理事，宣布接受永历帝诏封为延平侯的爵位（其后又加封为延平郡王）。更陆续派兵攻袭沿海郡县，收取饷粮，支持和配合张名振等进军吴淞，东南的形势日益严峻。顺治十一年（!"#$）四月，清左都御史王永吉在揭帖中就明确指出，就全国形势说，最大的隐忧在闽、浙，他惊呼：“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 这反映出，清廷君臣对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抗清势力的惶遽心理，又痛感剿抚两难的窘困。三针对郑成功等拒不受抚，而本身又无力在海上制胜，清廷乃决定以申严海禁，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的办法作为对策。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发出敕谕给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申：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 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著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 顺治十一年四月，左都御史王永吉：《为密陈郑成功将为东南大患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十一年十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为郑成功终不受抚事揭帖》，载《郑档》，第!’%页。参见《清史列传》卷%’，《郑芝龙传》。澳门史论稿$
  • 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这份敕谕措辞十分严厉，对禁海防堵的规定十分具体，可见，清廷是掌握了沿海岸线攻防的实况，是不惜采取严刑峻法，不惜举起杀头等极刑以威慑官民人等，以图贯彻实施。有认为清初禁止通海是从颁发上述敕谕开始的，其实不然。自前明中叶倭寇之乱起，便三番五次谕禁通海。入清以后，顺治四年（!"#$）清军进入广东，在所颁《广东平定恩诏》中便明确规定：“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郑成功等高举反清义帜，活跃于海上，清朝的地方军政长官更很早就有针对性地提出，“其海寇则严禁接济，设法提防”"。再其后，因郑成功坚决拒降，顺治帝命议政大臣密议速奏对策，该大臣等会议后奏复，提出的应对方案之一便是“请敕督抚镇整顿军营，固守汛界，勿令逆众登岸，骚扰生民，遇有乘间上岸者，即时发兵扑剿。”# 由此可见，“寸板不许下海，厉禁已有十年”$，顺治十三年六月所颁发的禁海敕谕无非是针对郑成功等利用海上优势反清对策的重申，只是更加强调和更加具体化而已。!"#$ 顺治十三年闰五月，浙江巡抚秦世祯：《为渔户朱云等违禁出海贿买国姓旗事本》，载《郑档》，第!""页。转引自史松、林铁钧编：《清史编年》第!卷，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顺治六年六月，福建巡抚张学圣：《为恭陈闽省近日情形事本》，载《郑档》，第!’页。《清世祖实录》卷!&%，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问题在于，这样的敕谕和部署，是否能起到清廷预期的效果？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明郑方面对于清方逐步加紧采取的禁海措施早就有所准备，顺治十二年（!"##），郑军在撤出安平、漳州、惠安、南安、同安等城镇时，就“令厦门居民搬移过海，官兵家口搬住金门、镇海等处，空岛以待”!，即妥善安排他们迁入金、厦诸岛，在郑军舰船保护下，挂“国姓旗帜”的船只，还可以继续出海采捕和进行贸易，这对于“以海为田”的福建沿海人民来说，当然是极受欢迎的。另外，在安插留在清占地区的潜伏谍报、“内应”、“筹饷打粮”以及保持继续经营贸易的商事系统等方面，也有较细密的布置。另一方面，在禁海敕谕发布之后，明郑军队自海上的侵扰进攻，反而激增，掀起了前所未见的高潮。顺治十四年（!"#$）七月，郑军突破封锁，“数万人乘船至兴化、涵头、黄石地方，掠取 粮 食 财 货，拆 近 水 板 扉 梁 柱，结 筏 装 载 入 舟，三 日 不停”"，同月，“郑成功部攻兴化，进克台州，清分巡道蔡琼枝、副将李必及府县官以城降。清平南将军赵国祚急报请援”#。十五年五月，郑军奇袭澄海县城，清军游击刘进忠及知县、典史等迎降。这一系列战役表明，虽然颁发了禁海敕谕，但沿岸的战火仍在炽烈燃烧。特别是，郑成功绝未因清廷颁布禁海敕谕而放弃反清复明的理念，他决意及时进军江南，直捣清廷的财赋重地。顺治十五年（!"#%）五月，他留黄廷、洪旭驻守金、厦，亲率大军十七万，乘船舰数千艘北上，连陷平阳、瑞安，围攻浙江温州，与清军 鏖战，引发东南震动。郑成功的战略意图是，先取得浙江为立足点，再挥军攻打金陵。不料，他率师至浙江羊山，在八月间遇到特大飓风，五千余艘船沉覆，八千士卒漂没，成功!"# 《明清史料》丁编，第&册；阮!锡：《海上见闻录》卷!。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余#：《莆变纪事》。杨英：《先王实录》；夏琳：《闽海纪要》卷上。澳门史论稿"
  • 的亲眷多人亦溺死，损失很大，不得已收兵移驻舟山。!但郑成功并未因受重创而气馁。经过一年的休整和重新准备，在顺治十六年（!"#$）六月，又亲率大军溯江而上，击败沿江堵截的清军，连克瓜州、镇江、丹徒等重镇，在焦山遥祭明太祖、崇祯帝和隆武帝，全军感泣。进军途中，清军望风而溃。月底，郑军已逼近江宁城郊，连营八十三，“江南北诸城邑多纳款”"。与此同时，张煌言亦出兵江西，以为呼应，分兵克服了溧阳、池州、和州、芜湖等重镇。当此形势急转，清军屡败之 时，清 帝 顺 治 惶 恐 震 怒，一 度“颇 欲 作 逃 回 满 洲 之 思想”#。可惜的是，郑成功因屡胜而骄，不接纳张煌言尽速攻下江宁以为根本的建议，反而轻信清江南总督郎廷佐诈行缓兵之计，同意宽限攻城；清苏松提督马进宝虽表面上派人来联系，表示有意率军响应，其实是心持两端，楚胜则楚，汉胜则汉，一直拥兵观望，郑成功亦未保持应有的警惕，反而坐侍受降，纵容兵将释戈纵酒，松懈戒备。不意清军早有预谋，七月十五日，以总兵梁化凤为前锋，突然猛击郑军重要营垒，郑军大部溃散，其他散驻于众多山谷的各部，因事起仓促，又得不到统一号令，不能相援应，兵败如山倒，遂至大败。是役，郑军主力损失大半，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所克诸州县尽失，已归降的清将又纷纷反水，郑成功只好收军登舟出海，退回厦门。张煌言孤军独木难支，又连败于芜湖、铜陵之间，也只得焚舟登陆，逃亡于沿海岛屿。姑置顺治十五、十六年两大战役胜败于不论，但可断定，徒恃禁海敕谕，并不能限制海上反清武装的进袭。基于以上情况，清朝君臣乃密切研究进一步扼制的对策。顺治十七年（!""%）九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即试行将同安的排头、海澄的沿海居民强迫迁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安插，以隔离!"# 魏特：《汤若望传》引《汤若望回忆录》。归庄：《高士集》卷&。参见《清世祖实录》卷!’%；徐鼐：《小腆纪年附考》卷!$；阮!锡：《海上见闻录》卷!。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海上反清武装与沿海人民群众的联系，收到一定效果，将之奏报朝廷。清廷君臣经商讨密议后，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三日下达迁界之谕，曰：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至民生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立界迁民的做法，是禁海政策的扩大和补充。其所以会在这时出台，是因为《禁海敕谕》试行了五年，并未达到彻底割断海内外联系的目的，也未遏制住沿海人民对明郑反清力量的支持，“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清朝政府是要使用逼迁的手段，以暴力制造出一个无民人居住和活动于其间的地区，作为隔离地带。当时规定，江、浙、闽、粤、山东、北直六省的沿海居民必须依限在!#—!$日内迁离海边三十里，沿线筑垣墙、立界石、修塞墩，派兵戍守，寸板不许入海，界以外的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实行焦土政策。不仅对内陆沿海如此，对于近海的岛屿也一概坚壁清野，不 准 留 人 迹，“（顺治）十八年十二月，令定海总兵牟大寅率兵巡海，见岛屿而木城草屋者，悉焚毁搜斩。”# 其实，这种近于灭绝人性的野蛮行径，在全面推行迁界之前，有些战区已经这样做了。顺治十三年（!"$"）八月，清军一度攻占郑军占据的舟山，但认为此岛孤悬海外，输运粮饷及驻兵防守均不便，决定放弃。在撤走前，竟尽焚毁房屋船只，强迫居民迁走。时任浙江巡按御史的王元曦还奏称：“有舟山而有居有食，反起贼垂涎之心；无舟山而无居无食，反制贼必死之命。”$ 此议竟得到了批准允行。为郑重推行迁界，清廷特派兵部尚书苏纳海和兵部侍郎介山作为钦差，分赴沿海各地督促迁界事务，加强管理。这两位兵部堂官因任职时完成任务的优劣有别，竟分别得到升贬不同!"#$ 《明清史料》丁编，第%册。《清史列传》卷"，《李之芳传》。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清圣祖实录》卷&，顺治十八年八月已未条。澳门史论稿’
  • 的处理!。当时还规定，在沿线严立保甲，不时查察居民及来往人等，“如有前项奸徒通海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例从重治罪；其保甲，十家长若不预行出首，亦照通贼叛逆律治罪”。文武官员容隐者以知情故纵从重治罪。王公将军所属官兵若不严加禁饬，致有前项弊端，发觉亦治罪不宥。任何人有私自乘船入海，“俱举送于该管总督、巡抚、总兵官等奏报，若隐匿不举，后经发觉，即以通贼叛逆治罪。”"可见，清廷对于禁海迁界的举措，是下了最大的决心，动用全副国家机器的力量，不计任何代价以推行。而且，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之前，在长达二十余年间，是一直坚持的重要战略决策。如果说，顺治十三年六月颁发的禁海敕谕体现着清世祖福临的决定；十八年八月紧急宣布的迁界敕谕是在福临去世后，仍以他的年号颁行的。当时康熙皇帝年方八岁，由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以辅臣名义执政，雷厉推行六省在沿海迁界，自应是由四辅臣，特别是由鳌拜裁定并在国丧期间实际推动的。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亲政以后，仍一直坚决申严海禁，虽经尚之信、李率泰、姚启圣等大藩重臣等先后奏请过略为展界以苏民困，但康熙在浙江全境收复，攻克金、厦以前，仍坚持“海禁不可轻开”#。概不批准任何放宽的奏请，一再“诏如顺治十八年例，迁界守边”$。清代几届国家首脑如此一贯地持久实行禁海迁界，除了给沿海居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外，也给以海上为基地进行反清军事活动的郑成功部沉重的打击。“成功既自江南败归，又接济路绝，由榔（即南明永历帝）已走缅，少声援，势!"#$ 《清史列传》卷#%，《郑芝龙传》。《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七年九月丙寅条。《明清史料》丁编，第$册。苏纳海因“赴闽迁海有功”，回京后被提升为内史院大学士，而“原任兵部侍郎介山，于顺治十八年八月内差往广东沿海立界移民。康熙二年四月，辅臣等传旨下部议处。部议以介山立界册内，止写从海至村里数，未有从村至界里数，将介山侍郎并加级拖沙喇哈番革去。”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九年四月甲辰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日蹙，乃觊取台湾以自保。”! 明郑与清廷的斗争逐渐转入新的阶段。四因推行迁界，给六省特别是江、浙、闽、粤四省沿海居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可谓罄竹难书。他们“流离失所，死者万计”"，“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刻期十日内不迁，差兵荡剿，又大起民夫，由官兵统之，毁屋拆墙伐树。又因建墩塞而派丁派粮，死者又不知凡几。”$顺治康熙之交，“据东南词坛者数十年”% 的著名诗人施闰章，曾经写有一首名为《海民篇》的长诗，以当时人当地人述当前事，倾情申诉因立界后被迫迁离故乡人们的惨痛，可谓一字一泪：飞藿思故根，迁人思故里。道傍乞食儿，海滨千金子。家世饶田园，佃渔给驱使。暮操舟出浦，朝负鱼入市。金盘列海错，被服纷纨绮。庙算清海疆，编户悉内徙。骨肉各奔散，徒步弃行李。长风吹四野，日暮无宿止。蒙袂羞叩门，接踵吞声死。生时背丘墓，归魂恋桑梓。何如委白骨，东流葬海水。&!"#$%& 施闰章：《愚山先生诗集》卷!。《清史列传》卷"#，《施闰章传》。余#：《莆变纪事》。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阮!锡：《海上见闻录》卷$。《清史列传》卷%#，《郑芝龙传》。澳门史论稿$#
  • 沿海居民，世代以海为田，以采捕和出洋贸易为生，禁海已断绝其生计，迁界更强迫他们别离乡井坟墓，一概割弃房舍家园，“被迁之民流离荡析，又尽失海上鱼蜃之利”!，“东南亿万户渔盐耕织咸失业”"，迁民们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亦有挺身而出，组织反抗的，但都遭受到清方以武力野蛮镇压，“康熙元年，迁滨海居民于内地，击败阻迁海贼”，# 被诬蔑为“阻迁”，其实正是居民们拼命以捍卫自己生息存活家园的权利。当时，甚至有当地拥有实力的头面人物，且已受任为清方游击总兵等武职的人，亦因反对迁界而率众起事。据记载：有周玉者，番禺紹户也。党甚众，其缯船数百，三帆八棹，冲浪若飞。玉纠之习水战，助海寇。（尚）可喜募从征，署玉为游击。（顺治）十八年，议迁沿海居民於内地，俾避寇扰，大吏令尽撤缯船泊港议，迁其孥于城邑。玉遂纠党为乱，自称恢粤将军，以林辅邦为军师，所至焚掠，残破顺德县。可喜发兵剿之，斩级二千余，擒玉及辅邦，余党谭琳高、黄明初等窜据东涌海岛。$康熙三年（!""#），又发生了清碣石（今广东陆丰）总兵苏利率部万余“抗迁界之令”，% “可喜统兵征讨，战于海丰，阵斩之，歼贼众数千，复碣石卫城”。& 周玉和苏利等拥兵反对迁界，其规模较大，事迹亦较突出，其他规模较小的反抗肯定也不少，只是未见记载而已。如果说，在逼令搬迁出界外之际，斗争风潮曾经此起彼伏，且酿成战乱，终因力量悬殊，反迁界的斗争总算被血洗的方式戡平了。但必须看到，从顺治中期以至康熙二十二年（!"$%）重新开海复界以前，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年月中，清廷为执行禁!"#$%& 《清史列传》卷&$，《尚可喜传》。释今释：《元功垂范》，康熙三年。《清史列传》卷&$，《尚可喜传》。《清史列传》卷&$，《马得功传》。钱仪吉：《碑传集》卷!’，《施琅传》，第#()页。钱仪吉：《碑传集》卷!’，《姚启圣传》，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海迁界的非常时期戒严法令，曾经制造出许多惨绝人寰的案件，罹祸受株连杀戮的人户难以计算。据笔者参阅现存清代档案，诸如在刑、兵等部的题本、沿海督抚的奏疏和揭帖黄册等文件，其中有因迫于生计而冒死出海的渔民!；也有小本经营，驾小舟沿岸行贩的小商"；更有恋栈故土，潜归省视坟墓的原居民#。所有这些人一旦被缉获，便被指控为“越界”，为“通洋”。更可诧异的是，有些商人并未越界，更未入海，但竟然也被指控 犯 有“置 买 货 物，欲 图 出 洋”的 罪 名。康 熙 十 一 年（!"#$），有商人陈瑞等人，“分头置买丝绸绉纱药材欲图出洋，货贮内地，尚未上船，当被盘获”，“陈瑞合比照谋叛未成为首者绞律，应拟绞立决。”$ 这样靠推论意图，刑讯逼供，据以定人死罪的案例，在当时不是个别的。有一些地方官也因受此类案件株连，而被革职杀头。康熙元年（!""$），扬州府海门县知县董常裕其人，便因“私给船批，有违界限”，被控违反“海禁新例”，而判“知情故纵”，“以同谋罪论处斩”%。这位县太爷便因此而血溅刑场，呜呼送命。上举事实，俱为一般误犯刑章，与海上抗清无关的案例而言。禁海和迁界的推行，显然已经成为清廷与明郑抗清集团激烈斗争的重要领域，它更使兵败以后的郑成功部倍增困难，速战速决直捣江南，进而光复全国的战役既已失败，兵力仅存十之一二，基地仅余金厦两孤岛，而金厦容量有限，又在清兵重重围攻之中，回旋的范围已大幅度收缩，郑成功不禁发出“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的悲叹。终年浮海，势难完成“矢志恢复，念切中兴”的宏愿，!"#$%& 江日紸：《台湾外记》卷%。《黄册》，康熙元年卷，右副都御使张尚题本。《刑部残题本》，顺治十七年，王吉甫等人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黄册》，康熙十一年卷，浙江巡按使金维藩题本。《刑部残题本》，顺治十七年，王吉甫等人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刑部题本》，顺治十三年，余汝甫等三十三人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澳门史论稿!$
  • 因而决定采取别取波涛远隔、土地膏腴的台湾以为新根据地的战略。既闻迁界令下，郑成功叹曰：沿海幅员上下数万里，田庐邱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惟吾之故。以今当移我残民，开辟东土，养精蓄锐，闭境息兵，待天下之清未晚也。!郑成功并不讳言自己决心攻取台湾与清方在沿海迁界有关。"五清廷相继颁行禁海、迁界之令，并且长期坚持，有其多方面的政治目的。第一，是为了割断郑成功、张煌言等部与内陆人民的广泛联系，扑灭官绅人等对反清武装的“内应”。!" 郑成功暂时放弃北伐的行动，倾主力东征攻打当时尚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相当一部分参加复明运动的遗民们，以为因此会失去了恢复中原的希望，纷纷提出异议。其中，又以曾领一军配合攻打江南的张煌言更为不满，在战略决策上与成功有重大的分歧。煌言坚持，仍应在稍作休整之后，再在内陆发动反攻，与清方决战，他对当时形势和敌我力量的估计偏于盲目乐观，在给郑成功劝止移师攻打台湾的信中强调：“今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满党分权，离叛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计，致百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路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我若稍为激发，此并起亡秦之候也。”他还认为，“区区台湾，何预于神州赤县？”“夫思明者，根柢也；台湾者，支叶也。无思明，是无根柢矣，安能有支叶乎？此时进退失据，噬脐何及？”（引文均见张煌言：《张苍水集》第!编，顺治十八年辛丑《上延平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当时张煌言在全军覆没之后，仅率少数残兵故吏，逃窜于浙江天台及邻近岛屿之间，唯一的希望，是促使尚保存若干实力的郑成功东山再起，主力留在内陆再作拼搏。他耿耿忠心，复明的壮志未已，但忽略了现实上严酷存在的力量悬殊，宁为玉碎的情绪并非清醒和明智。陈寅格先生在其大著《柳如是别传》第五章《复明运动》中对此评道：“延平（郑成功被南明永历帝封为延平王）帅舟师速退，亦用兵谨慎之道，其主旨虽与张苍水（煌言别号）辈别有不同，未可尽非也。”此说是公允的。徐%：《小腆纪年附考》卷%&，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明延平王朱成功取台湾”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清初，特别在顺治年间，东南各省人民不但远闻满族权贵在北方大搞圈地、抓捕逃人、强迫改衣冠剃发等暴行，又近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血腥恐怖，故此，反满抗清的情绪高涨。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高擎反清义旗，率军转战于海滨山岳之间，一直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于民心普遍思明反清，并且屡见诸行动，在清朝官吏给顺治皇帝的奏报中亦常有透露。早在顺治四年十二月，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即陈奏：“浙自黄斌卿、张名振等负固舟山，已逾二载，⋯⋯而内地蚩蚩之民，又为其摇摇靡定。职巡历宁、绍二郡，无地非逆斌内应之奸。”! 五年八月，福建提督赵国祚更反映，当时的泉州“合郡乡村百姓，剪辫蓄发，乌合从叛，围攻各县，势甚猖獗⋯⋯一时山海并发，四面蜂起。各乡村叛民为之羽翼，建立寨堡；城中奸徒为之腹心，意图内应。”他惊呼“民心欣叛”，“奈贼众民叛，难以措手”"。八年十一月，浙闽总督陈锦更说到“或有内地奸民私将违禁货物通番接济者，或有勾引倭船出洋窥伺者，俱系海上之患”#。对于“山海煽乱，人心摇惑”$，“四处闻风附从，满地皆贼”% 的状况，清朝君臣不能不妥谋对策。问题严重之处，不仅仅在于广大渔农各业人民的反抗，还在于不少已先后降清任官，但身在清营，心怀明阙，密切观察形势，主动与郑成功等暗通消息的官绅。这些人一旦战氛近境，认为时机成熟，便纷纷接应。“近闻江南各州县寇乱，有望风迎!"#$% 顺治九年，承泽亲王硕子等：《为驰报漳浦诏安两县失守事本》，载《郑档》，第!"、!#页。顺治十年十一月，兵部右侍郎刘清泰：《为援闽官兵各回原汛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八年十一月，浙闽总督陈锦：《为官兵出洋凯旋日期及沿海会哨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五年八月，福建提督赵国祚：《为郑鸿逵郑成功等围攻泉州等地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四年十二月，浙江巡按御史秦世祯：《为浙省第一隐忧事揭帖》，载《郑档》，第!页。澳门史论稿%’
  • 降者，有绑官献城者”!。顺治五年八月，浙闽总督陈锦奏言：“及查兴化之失陷也，全由于分守漳南道改调福宁道彭遇恺及按臣周世科，前委监军推官彭云骧、戴嘉祉等为之内应。⋯⋯该府官吏如缘事知府胡允贡、通判程文美、推官吴大纶、莆田知县盛 于 唐 等，⋯⋯ 或 为 贼 督 饷，或 为 贼 催 科，无 有 不 从 逆者”"。类似这样的两面政权和两面官吏，在当时确不在少数。又如，顺治九年，郑成功部万余人进攻漳浦，其时城内居民响应，未移时而县城遂破#。更如，顺治四年十一月，明郑部队逼近连城县城，前任知县李士藻“即会乡绅士民，尽将派守城垛民兵尽撤去。（云）明朝兵到，你们尚且不知死活，还要守城？于是众民散去，乡绅即将枪炮推下城去⋯⋯随将城门锁匙送出城，⋯⋯请贼入城”$。不仅一般府县官吏如此，当郑成功两度进军江南时，不少汉族缙绅也闻风响应，或者前赴军前，或者提供情报，暗通关节，都表达出复明的愿望，连一些身负盛名，降清后被授职为中央部级高官，如钱谦益这样的人，回家乡后亦密通永历小朝廷，并频繁与郑成功商量配合，参加复明事业。钱谦益其人品质卑劣势利，名位心极重而又极患得患失，政治上因风转舵，屡有反复，早年混迹东林即善于争权夺利，梦寐以求能入阁拜相。北京城破后，在南京拥戴福王朱由崧的弘光小朝廷，媚事马士英和阮大铖以谋通显，得任礼部尚书。但当清帅多铎进军南京，钱谦益却带头迎降，并导引清兵搜抄弘光宫邸，又发函给南明在江南各地的官员劝降。但降清后亦未得偿入阁夙愿，于是又变色重新投入复明运动，多次游说清苏松常镇提督马进宝率部“反清”，并表示要接应郑氏大军。此可见在明清交替之!"#$ 顺治十年十月，兵部尚书噶达洪：《为请旨催结连城失守等连城失守等钦件事题本》，载《郑档》，第!"页。顺治九年，承泽亲王硕子等：《为驰报漳浦诏安两县失守事本》，载《郑档》，第#!、#$页。顺治五年八月，浙闽总督陈锦：《为恢复兴化抚绥地方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钱仪吉：《碑传集》卷%，《折库纳传》，第"&"页。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际的东南地区，反清复明的活动是普见于各阶层的，而且几乎都因海上郑成功的声势而蓬勃兴起。清廷虽然大兴“通海”之狱，“镇江诸郡县降者皆诛屠无遗，死徙者约数万人”!，仅金坛一县，便“屠戮灭门，流徙遣戍，不止千余人”"，对在前线“反清”的官兵，更是杀无赦，清朝因抓不到钱谦益游说马进宝通郑的确证，钱得幸逃一死。有鉴于庶民士众离心，对于潜伏而未暴露或心持两端的“内应”，亦难妥为预防的查察，因此，采取禁海迁界的办法以强制隔离和遏制之，便被认为是可取的一法。第二，是为了切断郑成功、张煌言等部在内陆取得人力物力资源的渠道，剪除郑氏安插在内陆的贸易系统，扼杀其经营国内外贸易。郑成功纵横海内外，张煌言征战南北，都曾拥有过强大的军队，军队的兵源主要来自内陆沿海失业的紺户渔民和农民，也有一部分是清方的绿营士兵和州县衙门的弁兵投诚“下海”而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激于民族义愤，另有一些人则是因郑军的饷酬较丰厚而来，南明永历八年，即清顺治十一年，郑成功部的募兵待遇是每月白米四斗，纹银五钱，远较绿营兵饷为优，故此，募兵黄旗在各地一竖立起，应募者即纷至沓来。当年，仅在广东潮州饶平一地，一次即招募得两批，一批千余人，另一批三百余人。# 至于绿营兵和地方州县弁兵临阵叛变，持械携眷“下海投敌”的事件，在官文书中多有记载，无须多赘。在禁海，特别在迁界之前，郑成功、张煌言等部的兵源不竭，而且不断得到扩编。郑氏之所以能养重兵，承担沉重军费开动，其财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为大规模经营海内外贸易。郑氏家族从郑芝龙起即与海上贸易久有渊源。郑芝龙以海盗起家，他的旗号几乎!"# 参见顺治十一年，《题为郑氏部将在潮属招兵事本》。载《郑档》，第!"—!#页。计六奇：《明季南略》卷$%，《金坛一案》，中华书局$&!’年版。费恭&：《东吴大事记》抄本，转引自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第(卷，第()%页，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澳门史论稿$%
  • 等同于航行日本以至南洋的通行证。郑成功起义反清以后，更以秘密和军事的方式扩充和部勒辖下商业组织。他建立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山五商编号为金、木、水、火、土，遍设于江浙地区；海路五商编号为仁、义、礼、智、信，遍设于福建思明、泉、漳各地。山路五商将收购来的内地货物运往福建交给海五商，再由专设的庞大船队运销外洋；外国货进入内地的程序则相反，互相配合协作，所有盈利均汇交成功藩府，拨充军费，故此，“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胄弋矢，罔不坚利，战舰以千计，又交通内地，遍贾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郑成功等的另一财力资源，是在已占地区或登陆向清据地区派征赋粮。顺治十年至十一年之间，于福建漳、泉各县，“成功派粮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郑成功和张煌言等部都派有船队，随军深入内地“打粮”，有时直航吴淞海口、崇明、仪真、宝山等地，征发到大量粮食用以供应军需，严重威胁到清方漕船和盐船的运输。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清方痛切认为“隐忧之大”，左都御史王永吉惊呼，岂容对方“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他紧急呼吁，必须“审机观变”，“制人而不制于人”。#继海禁之后必须再迁界，继防堵以外必须彻底锄灭郑氏潜伏在内陆各地的贸易和情报机关，首先是出自叛徒黄梧的献策。黄梧， 原 是 郑 成 功 部 镇 守 海 澄 的 总 兵， 顺 治 十 三 年（!"#"），他斩杀了郑部另一总兵华栋，率部投降清朝。他投诚后，在所有降臣降将中，是最卖力求功的，先后驻漳州弹压闽南反清群众，又协同浙闽总督李率泰、提督马得功等水陆并进，昼夜攻击郑成功部，重新占领闽安镇。此犹不足，他最受清廷欣赏的是，因曾混迹郑部多年，深知底蕴，提出了一系列能针!"# 顺治十一年四月，左都御史王永吉：《为密陈郑成功将为东南大患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十一年十月，浙闽总督刘清泰：《为郑成功终不受抚事揭帖》，载《郑档》，第!&’页。这些数字，似有夸大。郁永河：《海上纪略》。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对要害，最能有效打击海上反清武装的建议，借以插标自售，自高身价，“严海禁，绝接济，移兵分驻海滨，阻成功兵登岸，增战舰，习水战，皆梧议也。”!他以熟悉内情者的资格建言，必先断绝郑成功在内陆取得物质资源的渠道，曰：郑逆猖獗，全借内地接济。福宁、沙埕为木植、丝棉所出；晋江之福前所，同江之鼎美、高浦为 油麻、钉铁所出；海澄县之南溪，漳州之佛潭桥为柴米之薮。至闽、粤错壤，则饶平县之黄罔，澄海之南洋，米粟山积，土宄阴为转输。’粤粮，养闽寇，最为大患。宜先就接济之地，设法严禁。"黄梧不啻交出了一份郑成功部队赖以取得物资供应的联络图，这是清方一时难以收集齐全的。不仅如此，他还“条列剿灭郑逆五策”：一曰驻海滨以堵登岸，二曰造小船以图中左，三曰清叛产以裕招徕，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五曰挖贼坟以快众愤。# 这五策各有其军事、经济和心理上的目的，实际上是一套意图全面歼灭郑成功反清势力的叛卖纲领。正是由于从原营垒反水而出，其倒戈一击所造成的危害是清官清将无法达到的。黄梧献出的“五策”，其中第一策本质是严海禁的问题，其实早在他投清以前，清廷已严重注意及此，并且颁行了禁海敕谕；第二策建议从海面围攻中左，终究只限于局部的战略；第五策提出挖掘郑氏祖墓，以“破贼旺气”，不过是风水家言。其中对郑氏最具杀伤力、影响今后战斗力量变迁的是第三和第四策。兹就其策三及策四略作分析，即足见其毒辣。所谓“清叛产以裕招徕”，黄梧不但强调此策的重要性，还主动提供情况并自荐出力清查，言：“郑逆及各伪镇产业，多诡托他姓掌管，梧颇知其详。应奏请敕下督抚，会同梧遍行察出，!"# 《清史列传》卷!，《黄梧传》。《清史列传》卷!，《黄梧传》。《清史列传》卷!，《黄梧传》。澳门史论稿"#
  • 所收租税永充兵饷。今海上诸伪镇愿附者多，当事蒿目乏饷而不敢收。此项既清，即以叛产招叛兵，於以解散成功党与易易耳。”!所谓“锄五商以绝接济”，是要将郑氏两代经营的海内外贸易系统，今俱已转为反清武装主要经济命脉的五商彻底摧毁，黄梧亦自荐出力深挖，言：“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贻害莫大。应奏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宄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黄梧这种“欲歼巨敌，先绝饷道”的策略，确实曾给郑成功部相当重大的打击。根据清方官文书的记载，在顺治十四和十五年（!"#$—!"#%）之间，即在海上查获了多起“通洋接济巨奸”的大案。例如，十四年二月，抓获郑成功部都督衔商人林行可等人在福建福清、永安等处，雇用工匠私造双桅战舡，并先后多次私运麻、油、钉、铁、粮食、木材等出洋“以助郑孽”，仅可供作桅木的巨木即达一万余根#；又如同年三月，又抓获使用郑成功部旭远印记的晋江县史顺等多人，自驾船队，在海外运入苏木、胡椒、铜锡、象牙、海味等洋货，分售各地；回程则装载纱缎、丝棉、麻、油、铁钉、磁油、药材及巨木等战略物资，拟直航郑部在琅琦的据点交 纳$。郑军派来内陆“打粮”、“征饷”的人船亦多被缉捕落案%。诸如此类“通洋巨案”的相继被破获，船货被没收，人员被斩绞，郑成功在内地的接济便基本断绝。至于作为郑成功进行海内外贸易基干的五大商，亦因黄梧!"#$% 顺治十四年七月，浙江巡抚陈应泰：《为捕获郑军打粮人船事揭帖》，载《郑档》，第&!%—&&’页。顺治十四年（原件缺月份），福建巡抚刘汉祚：《为史顺等违禁下海事残件》，载《郑档》，第&’"—&’%页。顺治十四年五月，福建巡抚刘汉祚：《为林行可等通洋接济事揭帖》，载《郑档》，第&’!—&’"页。《清史列传》卷(，《黄梧传》。《清史列传》卷(，《黄梧传》。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的出卖和出面顶证，亦纷纷败露，如曾掌握郑部提供的资金约二十万两，买卖进入苏、杭二州，且负责“潜通侦谍”的五商之一曾老定等人，因被黄梧疏参检举，被捕后“虽坚不招认，但海澄公黄梧昔日于郑成功处目击，当面指证，各犯俯首无辞”!。在这样情况下，五大商便处于溃散的状况中，康熙三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疏报，郑逆商人蓝英带货物投诚，下部知之。”" 康熙八年，“逆商原领叛本四十万，惧追没，请仍货于海上，岁计可得若干万。所司奏之，上问阁臣，公（按，指时任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杜立德）曰：‘此诡言惧追耳。且欲生事海边，后将靡所弗至。’上从之。”# 五大商的相继失败，不但摧毁了郑氏已经营了数十年的海内外贸易，切断了主要的经济命脉，并使已占据台湾的明郑政权在内地的情报系统遭受重大损失，讯息难以畅通。亦正因此，黄梧以区区一总兵，仅率部一千余人叛变投清，但因“归顺之后，攻剿招抚著有劳绩”，竟被破格、被授为一等公爵，准袭十二次$，这是清入关以来，对降臣降将恩赏最厚的，试比较一下，前明任蓟辽总督率二十余万大军的统帅，降清后率军征战南北，被称为“开清第一功”、经略五省的洪承畴，不过得到一个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准袭四次而已%。两人的地位和叙功授勋悬殊至此，足见清廷认为击灭郑成功反清集团具有的重要意义，对于黄梧作为“特种功狗”的特殊贡献，都是特别重视的。第三，是为了以禁（海）促抚，以迁（界）迫降。郑成功反清集团的重要成员都参与海内外贸易，并长期分享其利益，他们与福建沿海郡县又多存在宗族血缘亲眷的联系，一旦严禁通海，断绝往来，自然会蒙受很大的损失。当然，郑成功大军两次北伐受重挫，也使一部分人产生动摇，对于转进!"#$% 《清史列传》卷$%，《洪承畴传》。《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六年五月巳酉条。钱仪吉：《碑传集》卷$，《杜立德传》，第!#$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三年九月庚申条。《明清史料》丁编，第’册。澳门史论稿&(
  • 台湾是否能纠转局势，产生信心危机。故此，几乎与实行迁界的同时或稍后，明郑部队曾经有过近十批官兵上岸就抚请降。其中不但有各级统兵官，连郑氏家族中人，如郑成功的异母弟郑世袭、都督郑赓、郑泰之弟郑鸣骏、子郑缵绪等也先后率众携眷求降。投降的高潮大约是从顺治十八年（!""!）七八月间开始，直到康熙四年（!""#）春天基本结束。之后，直到康熙十八年以前就极少有成批请降的事。历史上两军对垒，每当斗争最激烈，处于成败的关头时，总是会发生叛变投敌事件的。这一阵出现的就抚请降风也是一次严酷的甄汰。在招抚纳降方面，叛徒黄梧也起到特殊的作用。顺治十八年七月，明郑都督万仪、万禄二人劫持其他将官，拆毁驻守铜山城垣房屋，率领官员!$%名，兵&$$$名，家眷万余人渡海来降，就是由于黄梧的策动!。有些求降的明郑将官，洽谈的条件之一，就是“请隶海澄公黄梧标下效力”"，可见，黄梧在降官降将中具有一定的榜样和号召作用。黄梧本人也为此沾沾自喜，用此作为请功的本钱。康熙六年（!""’）三月，他在一份奏疏中自我吹嘘说：“臣自纳土归诚后，窃计报恩必先灭贼，而灭贼必先用抚。故一面随征闽安，一面阴行间牒。十二年中，共招抚过伪官二百余员，兵数万余名，节经题报，有蒙赐封候、伯且世袭者。”#黄梧之言并非完全虚假。康熙初年，面对隔海的台湾，一时缺乏足够的兵力进攻，有一段时期又忙于戡平吴、耿、尚等三藩之乱，故在相当时期内，清廷对明郑势力一直以抚为主。为此，专门设置过一种名为“管理福建安辑投诚事务郎中”、“管理广东安辑投诚事务郎中”的差使，委派满族干员贲岱和花善等人任职，特准可以直接与敌方洽谈，并可直接上奏疏。这是有清一代仅有的短期设置过的职官名称，为笼络这些来降的!"# 《清史列传》卷(，《黄梧传》。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三年四月甲午“明郑左都督陈升来降”条。参见《清圣祖实录》卷&，顺治十八年闰七月癸未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官将，清朝也确实“不吝恩赏”，封赠了十几个分别名为慕仁、慕义、慕恩、遵义、顺义、承恩、同安、忠靖等名称的候、伯爵位；委任了大批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等官衔；甚至还特赐予阿思哈尼哈番、拖沙喇哈番等满族荣誉称号。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一时因应的手段，绝不意味着会放松对降官降兵的戒备，对于这些来降的人都是在稍作安顿后即分别改编、遣散和安插到内地各营!。有些自认为率军万人来降，曾建有殊勋，一度被宠授尊贵职衔的，如明郑将官杨富，康熙二年十二月曾被任为左都督，加太子少师，这是降官中唯一有加至保傅荣衔的人"，但仅在几个月之后，即在康熙三年六月，就宣布“以福建投诚伪官杨富为四川川北总兵官”，杨富只好立即离开自己原来辖属的部队，钦遵皇命，孤身前往边远的川北就任。但他这一川北总兵官职务也仅当了几个月便被撤换，康熙四年二月，又颁旨“以慕义候谭弘为四川川北总兵官”#。另一投诚将官郭义则被派往郧阳为总兵官，其下场也与杨富相同。$ 即使对于作为降将样板的黄梧，清朝也是不放心的。清廷对他辖下的官兵亦一再裁汰，还一度下谕，命黄梧率同所部“移驻河南”，同样是采取断然调离沿海，隔离管制，分别遣散的办法。只因适逢耿精忠叛应吴三桂，全国重陷于混乱，黄梧本人又病疽暴卒，因而未果。因执行迁界而促发明郑方面一些人动摇降清，确实引起过一时性的震撼。但必须看到，绝大多数兵民并没有被这阵降风刮倒，他们仍然高擎着“复明反清”的大旗，坚决随军转进到台湾，一方面开拓新的根据地，一方面仍不懈地长期坚持对清朝的斗争。!"#$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四年二月丙寅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三年六月丙午条。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年十二月辛亥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年二月戊辰条：“兵部议覆浙江总督赵廷臣疏，请将边海投诚官兵分插内地各营，入伍食粮，应如所请。投诚兵卒，由宁波至者，发绍 兴、杭州二府，由台州至者，发金华、严州二府；由温州至者，发衢州二府。距海甚远，庶令阴消异志。从之。”可参考。澳门史论稿##
  • 六清朝为了防堵以郑成功部为主力的进攻，曾勒令修建了一道沿海岸绵长达二千余里的界墙，作为区分迁界内外的界线，严令将沿岸及附近岛屿的百姓尽迁入界内。在分界处逢山开凿深二丈余，宽亦二丈余的“界沟”，再沿沟筑造高一丈以上，厚四尺有余的界墙，再于高阜处修建紻望哨和炮台堡垒，每二三十里设营盘、驻兵警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绵长和最森严的海岸防线。但是，界墙之外的土地并不平静。这种因特殊政治原因而人为设置的防线并不可能绝对严密，它又总是首先从内部被蛀蚀挖空的。因为要筑界墙，就必然要设官兵把守巡视，但自界墙刚竖立之日起，便成为守墙官兵勒索残害百姓的依据，“时守界弁兵，贿之者则任出入不问，怨怒者则拖出杀之”"。另一方面，界内外亦不可能绝对分隔。康熙四年（!""#）四月，广东巡抚卢崇峻即疏请在粤海沿线边界香山、广海卫、大鹏所、平海所、海门所等五处各留一个出入口，“以便官兵运粮行走，地方官给与验票，设立口子处，拨官兵防守，查察验票放行。如借端在海贸易，通贼妄行，地方保甲隐匿不首者照例处绞。守口官兵知情者，以同谋论处斩。”# 此疏得到批准。相信在江、浙、闽、山东、北直等省，也必然留有类似的口子。这些口子初设时只是打着便于供应军需的旗号，而事实上，很快就演变成为沿海官僚勋贵们用以作为“通洋贸易、牟取暴利”的方便之门。当时，建藩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从广东移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耿精忠父子，都各自统率有强大船队，!"#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四年四月戊寅条。参见江日紸：《台湾外记》卷"。参见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经营海外贸易，不受海禁限制。有些商人纳金于藩府，买得尚、耿号旗，也就可以扬帆远航，至于各省的督、抚、提、镇各官，亦倚借特权，出入禁区，借贸易以生财，康熙六年（!""#）五月，左都御史王熙遵旨复奏这方面的严重情况，言：闽、广、江西、湖广等省各官，近或自置货物，售于属下，或巨舸连樯，装 载他方市易，行同 商贾，不顾官箴。甚者指称藩下，挟势横行，假借营兵放债取利。请敕部详议，嗣后闽、广等省王、公、将军、督、抚、提、镇，如有恃势贸易，与人争利者，作何议处治罪，并严指称假借之禁，庶小民得以安生，官方因之整肃，下部议行。!其实，所谓“下部议行”，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套语，对于沿海的勋贵官僚的约束力是很微小的。巨利当前，许多人仍然要顶风犯案。现在保存有一份历史档案残件，是记载康熙六年（月份不详），两广总督卢兴祖派遣香山县知县姚启圣率领该县县丞、照磨、吏目及衙役官商人等，一行百数十人，偕同总督衙门差官等人乘坐大船六艘，经由香山口子前往澳门，向澳葡当局“追要入官货物”。一方面，姚启圣代表卢兴祖与澳葡头目委黎哆谈判是否允许葡人继续留居澳门并准仍从事贸易的问题，委黎哆答言：“将（准）我们仍着在澳住着，并叫海上贸易，若如此，我们给银二十万。”" 卢兴祖表示：“我将此事启奏，若准行，要银二十万，准行不准行，为启奏情由，必要银五万两。”# 另一方面，又谈妥出入澳门的货物，俱要四六抽分，即清广东官方抽取四分，葡方保留六分，利益均沾。再一方面，姚启圣率领的六艘船带了大批瓷器、绸缎、茶叶、铁丝以及银两出界，回程则带了檀香、胡椒、哆叽绒、伽楠香等货物，大做生意，并代卢兴祖收纳了澳葡向他行贿的银子一万三千两以及其他洋货礼物。在出界和入界时，“口子上并不拦阻，都是知!"# 《刑部残题本》，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刑部残题本》，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六年五月癸丑条。澳门史论稿$%
  • 道有来历的。”!这是一桩非同小可的大案。最为遗憾的是，现存唯一记载这件越界大案的档案，不知何故竟是缺损了前半，而且没有结尾，中间又有缺页的残件，似是经过人为的撕毁。当然，它留存的内容还是可以反映出，禁海迁界问题确曾受到地方权贵势力的严重冲击。卢兴祖此人贵为开府两广的总督部院大臣，但在《清史列传》、《清史稿》、《碑传集》等书中均无专传，只知道他在康熙六年十一月被罢官，后自杀，他的自杀显然是与此案有关，但未见有正式结案的案牍。至于涉案最深的姚启圣虽一度被以“擅开海禁”罪名，判斩罪，后因尚可喜的力保，遇赦而幸免。但是，他被赦为民，却仍留在广东，“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赀”"，这个“赀”却实在不微，后来竟在“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看来，姚还是在尚可喜庇护下继续从事界内外贸易，否则，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便积累起这样巨大的资金，再用以结纳官场。此人不但善于借商取财，且亦颇谙为官之道，有韬略之才。以他这样曾有劣行前科，是经过撤职判斩，“永不叙用”之员，但数年之后，在康熙十三年便又“募健儿数百诣军，以策干（康亲）王”$，因军功得任温处道佥事，两年后，更被超擢为福建布政使；又两年，即康熙十七年，居然被钦命为福建总督%，这在清代职官任免史上是仅见的，带有传奇的色彩。姚启圣其后在率军平定耿精忠叛变，与明郑部队的几番鏖战，在如何阻截明郑的海上通商和瓦解明郑部队中的“迁民”，在支持施琅攻取澎湖和台湾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是研究康熙统一台湾史事中值得注意的人物。卢兴祖、姚启圣案当然是很突出的，但仅能视为冰山之一角。当时公然越界出海最为猖獗的，是尚、耿二王名下的藩官!"#$% 康熙十七年六月，姚启圣：《为沥陈控辞并报明暂署总督印条日期事本》，载《忧畏轩奏稿》。《清史稿》卷!"#，《姚启圣传》。《清史稿》卷!"#，《姚启圣传》。《清史稿》卷!"#，《姚启圣传》。《刑部残题本》，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藩商，清朝廷对于这样的不法行为是了然于心的，但格于一时无实力取缔他们业已割据闽粤、踞地自雄的形势，只要他们未在贸易中接济明郑，就采取暂时容忍的态度，有时对他们太过分的活动，仅以密旨婉言规劝；! 至于尚之信借口军需，求准解禁开放从广州至琼州一线的海上贸易，则断然批谕“海禁不可轻开”"，驳回了尚之信的意见。对于沿海督抚和其他官吏利用禁海，依恃特权营私发财的事，刚亲政的康熙皇帝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康熙六年（!""#）九月，“户部题请敕下福建、广东、江南三省采买香料。得旨：采买香料，恐地方官借端下海贸易，且苦累百姓，着该督抚不时严察。”# 而事实上，这些督抚不但不会认真“严察”，而且都将本省海禁视为莫大的机会和财源，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通海”。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因已完成统一台湾，海疆平靖，康熙皇帝决定全面解除海禁时，有些督抚还主张继续禁海，康熙回溯二十余年来的禁海过程，不觉感慨而言：“今虽禁海，其私自贸易者何尝继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 可谓一语中的。七在禁海迁界期间，清朝与外国的交往和海外贸易是否还在进行呢？答复是，仍然存在一定的交往和海外贸易。这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一般性的以礼仪兼带贸易的交往；第二种类型是因突出情况对特别地区和!"#$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六年九月辛巳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七年月丙寅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四年三月乙未条：“谕平南王尚可喜⋯⋯近闻广东人民为王下兵丁扰害甚苦，失其生理，此皆所属将领不体王意，或倚为王亲戚，以小民易欺，惟图利己，恣行不法之故。王特受重寄镇抚地方，为国屏翰，岂有明知纵行之理？或申饬未到所至，兹密旨诫谕。”澳门史论稿%"
  • 个别国家作出特殊的政策决定，特准基于政治和军事原因带动的贸易和交往。今先言第一种类型：据《实录》和《起居注》、《史书》等的记录，其往来国度和次数都是有限的，但却给予各方面的优惠，例如：暹罗国在康熙四年（!""#）和十一年（!"$%），曾两次派遣使臣来华，受到康熙谕命从优款待，“其携来货物，或愿运至京师贸易，听其自运；或愿在广东贸易，令督抚委官监视之”!。还规定，“外藩货物有该国王印文开送者，准其贸易”"，甚至“凡外国进贡之人，带来贸易物件，应令崇文门监督止记册报（户）部，不必收税。”# 又例如，早在康熙七年（!""&），就谕命福建督抚重建怀远馆驿，以接待琉球国来华使节，该国曾于康熙八年、十三年和十九年多次遣使来华，均受到欢迎宴赏。康熙帝在二十一年还主动委任翰林院检讨汪楫为奉使琉球正使，内阁中书林麟为副使，渡海前往琉球通好，并谕示可以就便了解与日本通贡的有关问题，并及时报告$。此可见，迁界以后，康熙帝并不准备因此涉及到与一般外国的正常交往，并愿意与邻近国家友好相处。第二种类型的国家主要是指来自欧洲的荷兰和葡萄牙。它们都是为本身的重大利益，最早主动与清朝联系和交涉的国家。先论荷兰与海禁有关的问题：早在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因南明永历政权的覆亡和北伐南京的溃败，决定收复当时尚为荷兰人侵据的台湾以作为生聚教训的根据地，他挥军东征，先迫降赤嵌城的荷军守将猫难实叮，进而围困台湾城，先后击退从印尼巴达维亚驰来增援的荷兰战船队，并以重炮摧毁荷军在台湾城构筑的防御工事，迫使企图顽抗的荷军头目呈递降书，撤出台湾。郑成功收复台!"#$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年十一月乙丑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年正月壬辰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一年三月戊申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湾，被当时自认为是殖民大国、海上一霸的荷兰君臣认为是奇耻大辱，于是有联络清朝组成联合军事行动以对付郑成功的活动。企图利用清朝以报复败降之耻，并收回业已丧失的殖民利益，荷兰采取了主动的措置。早在康熙元年七月间，荷兰的武装船队即驶来福建，船上竖有支援大清国字样的旗纛，其头目苗焦沙吾自称出海王，上岸拜会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等，谓奉荷兰国王的谕示，提出联兵攻剿郑军的建议，耿继茂立即奏报北京。清朝因本身水师力量不足，亦有利用荷兰战船助攻的考虑，于是，便出现了钦准荷兰战船不受海禁的限制，可以驶入界内福建闽安镇，继又准驶入福州和泉州等地准备“协剿”的特殊处置。荷兰使团还曾于康熙二年三月来到北京“朝贡”，在最高层次达成联合军事行动的协议。史载：荷兰国遣出海王统领兵船至福建闽安镇，助剿海逆。又遣其户部官老磨军士丹镇，总兵官巴连卫林等朝贡，上嘉之，各赐银币有差。!正是在这样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康熙二年十二月，清军动用船只三百艘，在荷兰战船（被俗称为夹板船）十七艘的配合下，发动了攻打厦门、金门的战役，并一度攻克了厦、金和浯屿等岛。清朝为此颁旨：“荷兰国出海王率领舟师协力击贼亦殊可嘉，在事有功人同俱着察明议叙。”" 其后，又颁赐给“荷兰国王缎疋银两”#。可是，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荷兰殖民主义者绝不会满足于“察明议叙”和什么缎疋银两之赐。他们是怀着很大的野心来参与这一次军事活动的。荷兰的战船由海军司令博尔特率领，在来华前，荷兰国王就指示他，不仅对明郑所部，而且对清朝也应视为可能的敌人。此次到中国，如遇到清、郑已经和解联!"#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三年闰六月癸亥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年十二月甲午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年八月壬辰条。澳门史论稿"$
  • 合，“而劝你等不使用武力”时，则必须要求他们接受以下条款：“承认赔偿荷兰人在大员! 所蒙之损失，并献出台湾与大员、包括全部要塞与城市”；还要“请皇帝御示所有中国人，除与大员的荷兰人外，禁止与任何人通商”；再要求任何中国人不得将船驶往日本等地，如发现概予逮捕。如果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则“可宣布两者皆为敌人，一一与之采取敌对行动，焚烧破坏中国大陆各地。”此外，还应派兵占驻台湾普罗文查（即赤嵌城）和鸡笼（即基隆）"。这些语言已将荷兰侵略者的用意表达得够清楚的了。可是，野心和口气未免太大。他们忘记了不久前才在台湾城兵败求降于明郑的前事，竟以为用区区十七艘战船、二千余官兵，便可以横行肆虐于中国两岸。其实，清官方对于他们的来意，早在金厦作战前后，便已怀有戒备，看清楚了“察其来意，一则欲取台湾，二则以图通商”#，之所以甘愿“舍命助剿”，无非是作为达到此两项目的的手段。故此，他们刚到福建，就提出“择地常久贸易”和不时互市$ 的要求；在联合军事活动中，也表现出有意单独抢占澎湖和率先登陆台湾，企图反客为主，以达到重新霸占的目的，只因他们力有不逮，而且战事的发展也没有提供这样的可能。清朝官方从实际交往中，逐渐认识到“红毛国（当时对荷兰国的俗称）夷人，言不可信”%，所以在金厦战役告一段落后，就拒绝他们续攻台湾的要求，着令其回航返国。不久又以福建总督李率泰的名义，公开宣示禁止荷兰不在!"#$% 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等：《题报筹防沿海各地并进兵铜山事宜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等：《题报荷兰船助攻出力并窥伺台湾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靖南王耿继茂、福建总督李率泰等：《题报荷兰船助攻出力并窥伺台湾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为《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巴达维最高会议提督及参谋的命令》，原文收入达信尔：《中华帝国及其海岸，荷兰东印度公司之可纪念事迹》。大员，在今台南市西郊，是荷兰占领时筑建的城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贡期，未经批准，不得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其后，康熙五年三月，清朝又重申禁海之令，明确宣布，不准荷兰船只擅入界内。应该说，康熙初年以互相利用为动因，对荷兰战船一度开放海禁，允准它们驶入界内，是基于一时的军事需要。其实，清朝的重要文臣将领，对于荷兰殖民主义者窥犯台湾的野心不死，是一直保持警惕的。早在康熙五年（!"""），福建总督李率泰在其遗疏中，就着重提出“红毛夹板船虽已回国，然而往来频仍，异时恐生衅端”"，直到二十二年（!"#$）靖海将军兼水师提督，率军攻克台湾的施琅，在《恭陈台湾弃留事本》中，也强调必须充分防范这个来自西方侵略者的危险，切不可将台湾“以此既得数千里之膏腴复付依泊”，切不可“种祸后来”#。再论葡萄牙与海禁有关的问题。葡萄牙与清朝的联系交涉，始终围绕着他们以“租住”名义占据的澳门问题。葡萄牙人从明代正德年间便开始窥测中国，但几度试探入扰均未得逞，直到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间（!%%&—!%%’），才通过行贿，被允许在澳门上岸晒晾水渍货物和暂住贸易。最初期，葡方来船和来人都很有限，外示谦卑恭敬，还能遵照在被准暂住的指定范围内活动，如额交纳贸易抽盘货税。但不久之后，葡萄牙人即携家带眷，簇拥而来，骤增至数千人，围地建垣，俨然要作为“化外之区”。在入澳数年之后，葡人即暴露出要盘踞澳门为基地的野心，他们勾结闽粤沿海的奸商海枭，大肆进行非法走私贸易，甚至擅筑堡垒，设置军事设施，驾设火器，恃势偷漏船钞货税，甚至抗拒检查，“凌轹居民，蔑视澳官”$。!"#$ （明）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载《明经世文编》卷&%’。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施琅：《题为恭陈台湾弃留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年正月丁未条。参见约翰·)·小韦尔斯：《胡椒、枪炮与敌对双方之谈判》。澳门史论稿&(
  • 从嘉靖中叶到明朝灭亡百年之间，朝野对于葡人踞澳肆行不法，一直在议论应对之策，有主张以武力驱逐的，也有主张以抚为主，加强监督管制的，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内部深入骨髓的腐败，又处在覆亡迫近眉睫的危急关头，明王朝已无实力以对付骜横无忌的澳葡势力。!""#年明朝覆亡，清代明以兴，情况大有改变。葡萄牙人之所以能长期盘踞澳门，具有自己的特殊手段：一为能及时适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凡在中国国势隆盛，中央朝廷和地方政权均管制有力时，则不惜卑礼谦词以称臣称仆，恪遵规定；但一遇到中国积弱，中央和地方权力涣散之时，就立刻表现为狰狞凶恶，肆行不法，无限度地讹索权益。二为针对中国大小官僚胥吏久已积成贪婪受贿的陋习，葡人最善于投其所好，广行赂贿，以贿开路。在如何对付清初禁海迁界的问题上，澳葡当局也纯熟地使用上述两种手段。首先，他们对于清初南下闽粤的百战雄师（含叛乱前耿、尚两王的兵力），认识到绝不同于晚明衰朽怯懦的地方当局，不能不因此受到震慑，立即反倨为恭。其头目理事官在顺治八年（!"$!）正月便给清兵备海道李士琏呈交“归顺”文书，表示要“举澳投诚，祈同仁一视”!。整个清代前期，罕有澳葡船舶敢擅入内河登岸掳杀的活动，亦少见有如同明季时公然瞒关漏税的行径，足见澳葡不法势力在中国换代之际，不能不有所收敛，尽量摆出“结好天朝”的态势。葡萄牙人百余年来，一直以赁居的澳门港为据点，大力开展澳门与印度果阿转达里斯本，澳门与日本长崎，澳门与马尼拉转达拉丁美洲的海上贸易。葡人以澳门为中转港，将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铁器、茶叶等商品推销到世界各地，又运回各式洋货诸如胡椒、苏木、象牙、檀香、犀角、鱼翅等物输入! 顺治八年闰二月，广东巡抚李(凤：《题报澳门夷目呈文投诚祈请同仁一视等情本》附录，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澳门问题汇编》），人民出版社!%%%年版，档案卷，第!册，第&’—&#页。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内地，从而获得高额利润。海上贸易是澳门的经济命脉，是寓澳葡人生计之源。顺治初年，澳门的海上贸易仍大体上能维持进行。顺治三年（!"#"），清军佟养甲、李成栋部占领广州，相继击败在广州附近顺德、新会等地继续坚持抗清的南明势力。顺治四年五月，在广东统治秩序粗定之际，便将处理澳葡与内地和海外贸易的关系提到议程上来。时任两广总督的佟养甲是主张允许继续进行贸易的，强调“通商阜财，势所必需，然仍准澳人入市广省，则又通商之源也”，“通商固以裕国，而通番国之商，尤所以裕广省之饷，益中国之赋，合应仍复古例，每岁许濠镜澳人上省，商人出洋往来。”! 这样的政策大体上维持了十多年，亦未受顺治十三年禁海令的严重影响，但从十八年执行沿海迁界敕谕以后，澳门作为海内外贸易中转港的地位便受到严重的冲击。从康熙元年至五年（!""$—!"""），清朝廷和广东地方当局，对是否仍准葡人居澳，是否仍准澳葡经营海外贸易等问题的政策摇摆未定，对禁海迁界敕谕如何适用于澳门未有定断，广东的官吏又利用此一政策空隙乘机大肆私自通海，大量敲诈索贿；澳葡当局苦筹对策，望能突破困境，这是一个各种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康熙元年五六月间，有九艘澳葡商船装载货物回到澳门。它们显然是在上年（顺治十八年八月）颁行迁界敕谕禁止一切船只通行之出洋的，但回程已在禁令生效之后。对此应该怎样处理，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紧急上了一份名为“为恭遵禁海严旨事”的满文密奏，请求皇帝裁定，因为按照以前沿用的惯例，“每逢船回澳门，市舶司官员即会同香山县掌印官员丈船抽税，每年合计报部，汇入军饷办理。”但，“而今禁止一切船只通行，此项减少市舶司税银，正拟查实具奏，该道以五六月间夷众相继有九艘船回澳，一再报请定夺。倘概行驱逐，人船无处可去；若仍行丈量抽税，（则）此澳在闸外，不可不据实以闻。请皇上! 顺治四年五月，两广总督佟养甲：《题请准许濠镜澳人通商贸易以阜财用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明断，从速裁定可否丈抽之处，以便遵行。”! 可是，朝廷并没有“从速裁定”，仅下旨：“着该部议奏”"，显然是抱着一种审慎的态度，也可能是考虑到每年可以征收二万二千余两税银有关。明安达礼作为一个老猾官僚，奉旨后也不肯自拿主意，随即复奏说：“查得，濠镜澳被界定在闸外，可否抽取海船税款，系属户部之事。是以谨请敕下户部查议”#。巧妙地将这一难题踢到户部去。户部如何定案，现在还未找到有关档案。但仅从这份满文档案的内容已可清晰地看到，在推行禁海之后到推行迁界之前，澳门仍然可以派船出海，定期回航，正常装卸货物，丈船抽税，海上贸易并未中断，但从迁界以来，情况已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次出洋商船在五六月间即回到澳门，却不给抽税丈量，经“一再报请定夺”，直到十二月仍拿不定主意，说明澳门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质。从康熙二年到四年（!""#—!""$），是澳葡处境最困难的时期，由于一度严格执行禁海，不准澳门商船出洋；而“自香山澳至虎门，皆有台墩武弁防守，⋯⋯设有关闸，分为界之内外，严加封闭”$，出入口渠道皆已截断，一向靠海上贸易为生的居澳葡人顿失生计，“彼等不事耕作，除经商外，委实无力谋生，自从禁止海船以来，苦不聊生。”% 从康熙二年四月开始，广东的督抚等官，即一再题请要将所有居澳葡人共计$"%%余人遣送回国。但是，这在事实上和技术上都有困难，第一，是绝无可能在短期内编组成庞大的运输船队，将这一千多个家庭五千余!"#$% 康熙四年二月，广东总督卢崇峻：《题议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康熙四年二月，广东总督卢崇峻：《题议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康熙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等：《题报澳门相继有船来可否抽取税银请交户部议奏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康熙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等：《题报澳门相继有船来可否抽取税银请交户部议奏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康熙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等：《题报澳门相继有船来可否抽取税银请交户部议奏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 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人运走；第二，更为重要的是， “倘概行驱逐，人船无处可去”!，因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已经在百余年中，几代人生于澳门长于澳门，在葡萄牙早就没有根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哀求免逐。第三，新起的朝代也考虑到，有必要保留一个像澳门这样对海外交往和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清朝经过全面权衡考虑，在康熙四年三月批示礼部：“伊等西洋人，经核查后如何眷养，着尔部议拟具奏”"。四月，又由礼、兵二部议定，并经御批“依议”，咨告省督抚执行，文曰：查夷人既自明嘉靖年间从西洋远道而来，居住有年，则拟仍准留住。至每日所需粮米，请敕该督抚派道府等员核夷人户口，准许按人购米，不准额外多给。令驻防官兵不时严查。又税银等项，可准该部查议。#御批最后一句话“税银等项，可准该部查议”，语气虽然较为含糊，但却流露出松动的讯息，对澳门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恢复外贸，展现出一线隐约的曙光。澳葡当局对于这样扑朔迷离的局势是十分敏感的，而且极力争取能得到留居，能得到恢复海上贸易的准许。他们采取的仍然是两个老办法，一是通过外交途径以取得清朝朝廷的恩准；二是通过大量的送礼、行贿，以换取广东各级官吏的通融。首言其外交活动：据葡萄牙史学家施白蒂所著《澳门编年史》!"世纪卷的记载$，早在康熙三年（!##$），澳葡头目施万奴就写信给葡萄牙国王唐·阿丰索六世，反映“澳门状况贫困悲惨，恳请派遣一使团前往北京朝廷。”% 自此之后，葡萄牙为澳门问题即向北京展!"#$%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该书由澳门基金会于!&&%年出版中译本，小雨译。康熙四年五月，礼部尚书祁彻白等：《请将香山澳西洋人去留之事仍敕兵部议密奏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页。康熙四年三月，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覆审讯栗安党等五名西洋人传教案本》批红，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康熙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明安达礼：《题报澳门相继有船来可否抽取税银请交户部议奏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康熙五年，葡萄牙使者麦德尔来京向中国皇帝进方物四十余种!；六年，葡萄牙又派出第四次使节来华，企图改变清朝禁停澳门贸易的决定，但均未取得成果。"葡萄牙人碰了几次壁之后，就另辟蹊径，专门派耶稣会教士刘迪我到北京，走受到康熙皇帝宠信的德国籍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门路，请汤若望积极活动，多方钻营，向中国皇帝妥为陈词，说明葡人有功于清，澳门的地位有利东西交通，借以打动康熙，能够视澳门为“化外教门”、“归顺外藩”，对之能采用特别政策作特殊处理。在这样活动的基础上，也由于亲政后的康熙能够积极地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到康熙九年（!"#$）五月，“由唐·阿丰索六世派遣的辉煌的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使团，带着六百个随从和由弗朗西斯科·比门特尔耶稣会士随军神父书写的奏书进入北京。”# 这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携带着大量礼品金刚石、饰金剑、金珀、大玻璃镜等以周旋各方，同意使用叩拜礼的仪式以进觐，成为以“进贡”名义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受到接待的西方大型使团。看来，这一次活动的效果较好，中国史料的记载也是温煦融洽的。据《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九年五月庚戌条：“西洋国王阿丰肃遣使玛讷撒尔达聂等进贡。得旨：西洋国地居极远，初次进贡，着从优赏赍。”随后，就正式宣布，澳门可免迁海，还批准可以定期开放从香山县到澳门的关闸，允准柴米菜蔬等运入。其实，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既已存在事实的官方认可。早在康熙批准免迁之前，居澳葡人早已缓解了被迫迁离的恐惧；康熙虽未答应恢复澳门的海上贸易，而各国商船已经相继往来；所谓规定关闸每五天定期开关一次，其实经常是每日开放，仅从施白蒂著作的记载摘录：!""#年（康熙六年），澳门与北方（香山和广州）!"#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第&&—&’页。参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卷，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版。《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大规模通商，他们向北方运去从东非海岸运来的珊瑚、琥珀、鱼肚、燕窝、鱼翅和其它高级货物。原来不定期开放的关闸在这一年的八月宣布每日开放，人们敲锣打鼓，放炮鸣 枪欢迎这一决定。!""#年（康熙八年）$月!%日，属于澳门驻军的“本多·达·丰塞卡”号大黑船从马尼拉到达澳门，进入港口。同年，$月&%日， “贝尼亚·德·弗兰萨”号和“圣·若泽”号大黑船驶进港口，后者载着来自雅加达的货物。同年，’月"日，载着雅加达（巴达维亚）货物的一艘荷兰双桅船进入港口，后于同年!(月%(日返回。同年，’月’日，运送柬埔寨货物的货船进入港口。⋯⋯!"$(年（康熙九年）!月&日，澳门“若奥多·布拉多”号大黑船载货物离开澳门前往印度。同年&月!&日，“曼努埃尔·科尔略·达·席尔瓦”号船⋯⋯满载货物前往雅加达。同年%月)日，以阿依斯·德·奥利维依拉为船东兼船长的一艘船载货离开澳门前往柬埔寨。!上引这些在葡萄牙官方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二三年间，由澳葡控制的商船即已如此频繁地出入于澳门港，可见，禁海的限制，从康熙五年起，已经大为松弛了。我们从朝鲜的史料中还发现，当时（指康熙九年），亦有中国商船从澳门出口装载货物开向日本长崎进行贸易的记载。" 此亦从另一方面反证，澳门港与欧洲、东南亚诸国、日本的海上交往和联系并未中断，!"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中华书局!#’(年版。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澳门史论稿%"
  • 与中国内地的商业贸易也在隐蔽地进行，从香山县经过关闸到澳门的旱道，或通过某些官方规定开放的“口子”，都是人货进出的渠道，否则，就难以解释以弹丸之地，华洋人口不逾万人的澳门，焉有能力消费掉各船连续运载前来包括高级消费品在内的大批洋货？足见入口商品最后的销售地和出口货源都是在中国内地。澳葡当局之所以在较短期间即能初步摆脱困顿不堪，口粮依赖配给救济的窘况，并实际上恢复了部分海上贸易而取得利益，很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清方官吏的腐败。一方面，清朝广东省上至总督、巡抚、市舶司以至香山县的知县、县丞以及吏胥人等，无不视执行海禁是最佳的发财敲诈机会，视澳葡急于恢复海上贸易为最易攫取到手的财源，他们或以代为奏请开禁免迁，或以放松监管，网开一面等手段公然索贿受礼，上文引用刑部残档有关卢兴祖、姚启圣索贿二十万两的案子并不是个别的事例。施白蒂据葡文档案记载，不论在卢案发生之前或其以后，澳葡当局总是投清方官吏的所好，巧为并广为行使巨贿，每次的金额亦在数万两、十数万两之巨，有时现金不足，宁可以礼品折价!，甚至甘愿接受货物四六抽分，与清方官吏利益均沾"。澳门在“严申洋禁”期间，之所以还能进行一定规模的海上贸易和边界贸易，乃是奠立在清葡两方腐败勾结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屡次派遣代表团到北京以求取清朝廷的全面允诺；另一方面，则以贿赂开道，买通粤各级官吏以换取实惠，就是澳葡在清方厉行海禁期间，仍能在一定范围内维持海上贸易的直接原因。当然，我们还必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此一问题，对于各种通商的巨舫，相继从各国远航而来进出澳门港，并与内地进行贸易，清中央朝廷岂能一无所知？焉能无故置之不问？笔者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中央朝廷实际上是采取一种特许的态度，!" 参见康熙六年《刑部题审两广总督卢兴祖派人赴澳追要入官货物收受银两物品案缮录口供事》，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是采取一种仅适用于澳门的特殊做法，即有限度地宽容恢复外贸通航!，仅是不允许与明郑商业机构及其船队发生任何联系，绝不允许发生任何有以内地物资转手资助明郑的事。澳葡当局亦深知利害，不敢逾越此一底线。清朝中央适度放任澳葡恢复部分外贸，还有借以解决如何“眷养”居澳西洋人的实际生计问题。康熙四年曾颁旨“查夷人户口，准许按人购米”，但试行以后，又出现“目前虽可计口购粮，然而银两有限，岁月无穷尽也，终非长久之计”"。从康熙五年起，适度放宽对澳门的对外贸易限制，未尝不是一个让他们自谋生计，借以解困的方法。更必须注意到，年青皇帝康熙亲政以后，大大加强了对世界知识的了解和运用。康熙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勤奋好学，对新鲜事物抱有敏锐的认知和积极接受的态度。他主政之初，就逐渐认识到，“天朝”并不是真正统辖着“万邦”；在远洋之外的西方，还存在着若干个国力亦相当强大，挟有众多贸易商船和较高科技能力，拥有自己语言文字和宗教哲学思想，具有不同生活方式的国家。他从年轻时期开始，就曾密切地接触过一些外国传教士兼科技专家，并予以重用，如对南怀仁，不但任为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卿衔，主持改编历法，还命他监造大炮#。在海禁最严的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他下谕礼部并咨兵部，命礼部立即派员到澳调取通晓历法的葡萄牙人传教士徐日!来京，还指示，应着已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也派人同去，由兵部派兵护送$。同年，又以同样的方式，派专人到澳!"#$ 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白晋：《康熙皇帝》附录《西洋人名注释》。阮元：《畴人传》卷%&。康熙四年二月，广东总督卢崇峻：《题议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据广东巡抚李士桢从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的奏稿中都说到，早在康熙十八年二月初四日，即奉旨：“旱路准其贸易。其水路贸易，俟灭海贼之日，着该督抚题请。钦此，遵行招商。”“其时海禁未开，澳门仍属界外，内地商民禁止不许至澳，其外来船只至澳洋货，乃商民货船至香山县，俱由旱路对界口贸易。”“于是澳门夷人与内地商人各将货物俱由旱路挑至关前界口互相贸易。”载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卷"。澳门史论稿(’
  • 门调取通晓几何学和天文学的比利时人传教士安多来京，并任之为钦天监监副!。这些事实都表明，即使在禁海期间，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渠道并未淤塞。康熙当然知道，不论徐日升抑或更多传教士都是在海禁期间乘船而来的，他从未追究这些远航而来的船只何以胆敢擅违禁令越界泊岸，这些传教士又何以胆敢冒“斩”罪而进入澳门！八禁海和迁界既是为了封锁明郑等的反清活动而颁行，在明郑方面，当然也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和突破。沿海岸线的斗争是极其激烈的。郑成功率众转进台湾不久，便在康熙元年（!""#）五月病逝于台湾；西南坚持抗清的李定国亦在同年兵败而亡；张名振早已病逝于军中，而到康熙三年八月，南明鲁王兵部尚书张煌言在匿藏的浙江象山南的悬岛被捕，至杭州遇害。至此，尚有实力与清方对峙，坚持斗争的，只剩有继承郑成功受明封为延平王位，占据台湾、澎湖，其势力及于福建厦门、金门、同安等地的郑成功长子郑经。郑经的才能和号召力，不能与郑成功相比拟，但终其在位十九年（康熙元年五月!—康熙二十年正月），仍然奉南明永历正朔，未有受抚纳降。长期在闽粤沿海与清军拉锯攻守，战斗不断。当三藩之乱时，又一度与吴三桂、耿精忠在军事上配合作战，对清方造成巨大威胁。在台湾奉郑经为“藩主”的反清集团，一直被清方视为统一全国的最大障碍，是禁海的唯一对象，必得予以剿平。双方进行过多次水陆激战。郑经在吴三桂、耿精忠相继反清之后，亦率军从厦门出发，进据福建的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等府，并各委派了府、州! 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白晋：《康熙皇帝》附录《西洋人名注释》。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县等地方行政官，设衙办公!。这些地方官很重要的职责是拆毁界墙、填平界沟，推倒堡垒，实行“通洋货利，大开海禁，勒令商民出海，其沿边界外田地亦经开垦，搭盖房屋居住”"。也就是说，尽反清禁海迁界之道而行之，恢复阡陌耕耘，准许出洋贸易，恢复相对安定的生活，当然是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但是，随着清兵收复潮州等地之后，便立刻“申严汛守，官兵严加稽察，如有违犯立拿重处”，“仍照原界严加禁止”#，因为“郑逆尚住厦门，理应禁止通洋”$，一切又反攻倒算，回复到原状。其所以如此严厉坚持禁海，康熙认为这是关系到能否取得击败明郑在台湾势力的关键。康熙十八年、六七月间，在十多天内，康熙本人对此就连续两次为 此颁发上谕，一曰：“严禁奸民贸易，潜资寇粮，乃平海机宜所关。⋯⋯其令广东总督、巡抚、提 督 等 速 拨 官 兵 防 御 海 寇，杜 绝 奸 民 私 通 粮糗。”% 二曰：“浙江沿海地方关系紧要，⋯⋯至于奸恶兵民贩卖粮米，因内地利少，出海利多，冒死越界，勾连贸易者有之。欲灭海寇，必断内地私贩。⋯⋯务期不时访缉，杜绝往来贩卖，庶奸宄屏迹，海氛可靖矣。”& 当时正是清朝廷和前线将领刚制订“先金厦，后台澎”的战略方针，积极准备渡海决战的关头，康熙亲自出面重申海禁，正是因为视之为关系到胜败的全局。贸易方面的斗争是清朝与明郑决战的另一翼。郑氏进据台澎以后，便大力发展生产，并重新整顿受过破坏的商业机构，!"#$%&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八年七月庚子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八年六月丁亥条。康熙十六年十月，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康熙十六年十月，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康熙十六年十月，福全等：《题复尚之信请申海禁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据《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六年三月庚辰条的记载，当时明郑委派的漳州知府为程梦简。澳门史论稿$’
  • 重新编组和扩建通洋船队。战事紧张时可以将出洋商船改装为炮船；战事缓和时，则又可将炮船恢复为商船。郑经也说到，台湾“东连日本，南蹴吕宋，人民辐辏，商贾流通”!，“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 清方亦深知海上贸易收益实为明郑政权能屹立台湾的重要支柱，“每年出往外国贩洋，所得利息以为伪官后粮饷之用”#。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早在康熙九年（!"#$）起，便在郑占厦门设立商馆，专营与台湾通商的业务$，大量台湾产的硫磺、鹿皮、糖蔗、水藤等由英国商船运出；各种洋布，甚至火药兵器，亦源源输入。此说明与台湾贸易的国度正在增加，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样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清朝官方的高度戒备，紧急谋求对策，也有人上疏建议，派船出海截停郑氏商船以招抚之，甚或“颁发恩诏于通贼诸国，以阻其通贼”等等%。但诸如此类的论议都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纸上空言。时任福建水师提督，受敕专办征台事务的施琅也认为，必不应听任明郑海上贸易继续繁荣发展，疏言：伏思贼党盘踞台湾，沃野千里，粮食匪缺。上通日本，下达吕宋、广南等处 ，火药军器之需，布帛服用之物，贸易备具⋯⋯若恣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但他认为，不能就贸易言贸易，与其徒作无效的招抚，“不!"#$%& 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琅：《题为边患宜靖乘便征取台湾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康熙七年七月，史伟琦：《密题郑氏通洋情况并陈剿抚机宜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据马士《远东国际关系史》载。康熙二十二年正月，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派船阻扰台湾贩洋耕种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永历二十一年（!""#）六月，郑经：《复董班舍书》，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永历二十一年（!""#）六月，郑经：《复孔元章书》，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戮力讨平，海甸永清，诚长便之举也。”! 施琅通过战争手段以武力征服的意见，逐渐转化为康熙的定策。在迁界以后，经过军事拉锯，清军渐占上风的过程中，对于原界外土地如何处置，亦是双方斗争的焦点之一。如何处理原界外土地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和安置因迫于迁界而流散四方的居民，即当时被称为“迁民”的问题。迁民们是清朝沿海迁界的直接受害者。他们作为弱势群体，被迫迁离故土，弃绝生计，其中不少人在迁徙流离中已沦为沟壑之瘠，饥寒客死于他乡，但亦有一部分人怀乡恋土，心切报复而投奔入郑成功反清集团，“前因迁走其地土故走而为盗，后因发往外省令弃其故土而复为盗”"。郑氏初起，在康熙元年至三年间，从不满千人迅速发展成十万之众，其中兵员来源，相当一部分就是凄苦绝望的迁民。其后，郑军每当攻占界外土地，总是大力招徕迁民复业，鼓励重建家园，曾经取得过良好效果的成功政策；而清军一旦收复界外土地，却总是重新挖沟建寨，按顺治十八年的老规定执行分界，甚至“其界外稻谷已令兵民收割，严禁村民出入，又不时派兵巡捕”#，当然是不得人心的。到了康熙十八、十九年以后，形势大变，清军对三藩的叛乱已基本戡平，郑经在广东兵败潮州、雷州，在浙江失陷定海，而在福建方面又在激战后连失同安、诏安、崇武、海澄等要地，厦门、金门二岛终亦沦入清军之手。郑军退缩台、澎，人心动摇，“七储连败，两岛亦丧”$，已基本失去与清朝对峙抗争的实力，而清方则大造战船，精练水师，君臣反复研讨征台的战!"#$ 夏琳：《闽海纪要》卷下，郑经母亲董夫人语。康熙二年五月，广东总督卢崇峻：《密题郑经在台厦等地造船招兵等情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康熙九年四月，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请将界外田地给与投诚官兵屯垦事本》，载《忧畏轩奏疏》。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琅：《题为边患宜靖乘便征取台湾事本》，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澳门史论稿!%
  • 略和师期。在这样形势下，应如何正确处置海禁和迁界的问题，遂提到了朝廷的议程上。禁海和迁界是两项不同范畴的政策，它们关系密切，互相配合，但两者又有着重大的区别，可以作不同的运用。清方对于部分地区放宽迁界早于开放海禁。但是否放宽，又一切视军事形势而定，对离开战火渐远，受郑军攻袭的可能性较小的地区，往往便酌行“展界”。北直、山东部分地区的界墙兴建最晚，但毁废却最早，康熙十年（!"#!）以前，已无界内外之分；江南和浙江一些隔离前线较远的地区，早在康熙十六年春夏间，便将界外土地陆续恢复为内地，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不再受迁界的约束限制。例如：康熙十六年七月：兵部议复差往河工吏部侍郎折尔肯等疏言：江南海州云台山，自从禁海迁移居民，地方废弃，今请改复为内地。向有徐紼盐场及村庄膏腴田亩，应加意招徕灶户人民复其旧业，均应如所请。!但是，对于恩准“展界”的地区，康熙总还是一再强调“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很显然，一切仍以对明郑的斗争利害作为权衡。当时，主战场已转移到福建，关键又在厦、金两岛，在未攻克两岛之前，不准开放海禁，是康熙君臣坚持不拔的政策"。战争愈接近决定胜负的关头，对海禁更加严厉。有时，由于战事攻防拉锯和军事需要，故对已复常的迁界，又再下再迁之令。局势造成政令反复，人民无所适从：先是，三藩乱起，闽省沿海居民之迁入内地者悉返故土。耿精忠归降后复议迁界，康亲王杰书以迁界累民罢其议。至是，因郑经部据厦门侵海澄，勾连山贼，煽惑地方，遂再行迁海之令。本日（康熙）帝谕福建仍按顺治十八年之定例，立界迁海，将界外百姓!" 《康熙汉文起居注》载：“十九年八月初四日，上御瀛台，大学士、学士捧折本奏请旨，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差往福建侍郎温代等题请开海禁事。上曰：‘海禁可开否？’大学士明珠奏曰：‘臣昔年差往福建，颇知彼中情形，若金门、厦门不设重兵，海禁未可骤开。’上曰：‘然。’”《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六年七月巳卯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迁至内地，申严海禁，绝其交通。但穷苦之民，一旦迁徙，必弃其田舍，难以为生，殊可悯恻。!康熙十九年二月，清军攻克了厦门、金门两岛，在军事上也掌握了制海权。从四月开始，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万正色，驻闽昭武将军杨捷等人即分别上疏，请求将界外土地尽发还给迁民，力言：复还边界，乃今日救民裕国之良谋。且海汛地方沿袤辽阔，已经佥议设立水陆官兵防守，则所迁界外之地，已在官兵防守之内矣。其原旧界限应复还迁民，开垦输课，不惟又可以沿海抽税膳养水兵，上可以足国辟疆，而下亦可救无告穷民于饥溺之中，又可将投诚官兵安插开垦，免费拨给月饷矣。"姚启圣还着重指出，“外防既设，内禁宜开”，发还界外土地，以妥当安置迁民和投诚官兵，实为瓦解郑军的最有效策略。言“况贼遁台湾，而迁民之为盗犹有相随而去者，实因迁界无地可耕，故不得不随波逐流耳。今日台湾逃归之众，咸称人人皆望回乡，止因边界严切，归恐无地。即今投诚数千之官、数万之兵，臣等备极委曲安插之法，而尚多未尽者，总因无伍可入，无地可耕耳。若一还边界，则⋯⋯投诚之兵永无反侧，远可以使台湾之众望风来归。”# 这些建议得到康熙批准，果然郑军来降日多，形成十余年来未见的成千上万官兵归降的新高潮。形势正在急转直下。在海禁方面，当时也开了一个小口，姚启圣认为，在连克厦、金两岛后，福建沿岸已经“海氛屏迹”，已得到相对安静，便疏请准许渔民们可用无蓬无桅平底小船沿边采捕，以维生计，此事经兵部合议后，认为正值准备进剿台湾，渔民出海采捕事!"#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请旨归还边界事本》，载《忧畏轩奏疏》。康熙十九年八月，福建总督姚启圣：《题为详议平海善后条款事本》，载《忧畏轩奏疏》。《清史编年》第二卷，康熙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丙辰条，此据《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七年闰三月癸卯条内容改撰。澳门史论稿##
  • 等克复台湾后再议。但康熙却表现出明达而有识见，驳回了兵部的意见，说：“朕闻海面行走，不在船之大小，但无帆即不能远行，或驾大船，不许用帆，离海岸五、六里捕鱼，似亦可行。”! 二十年来“寸板不准下海”的铁板规定，正在逐步化解之中。九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在经过充分准备后，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亲率战船二百三十余艘，乘风进攻郑军最重要的军事据点澎湖，在海上与郑军连日激战，郑军大败，船炮或沉或毁，将士或死或降，可谓全军覆没，清军遂于二十二日克取澎湖。澎湖既失，军事实力又已损耗殆尽，已故郑经之子，继位为“藩主”的郑克"六日携带印册，到施琅军前呈递降表。施琅于八月十一日带领官兵抵达台湾受降。由郑成功肇建，坚持了近四十年的明郑抗清集团便宣布结束。台湾纳入大清帝国的统一版图。海上的对抗势力既已降服，对内陆的干扰威胁便告解除，福建总督姚启圣在八月十七日一日之间连上两封奏本，请求解除全线海禁开放边界，言：数十年之巨寇一旦翦除，遐荒底定，绝檄就平。所有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六省海禁，亿万生灵咸仰沾濡，伏祈皇上敕议，大沛恩纶，沿海六省听民采捕，以资生计，洋贩船只照例通行，税宜从重，禁宜从宽。使六省沿海数百万灵均沾再造，而外国各岛之货殖金帛入资富强，庶几国用充足，民乐丰饶，将再见也。"姚启圣全线开海的建议是正确的，是切中要害，仅在台湾!" 姚启圣：《题为请开六省海禁事本》，载《忧畏轩奏疏》。《康熙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条。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受降后第六天即紧急提出是及时的。稍后，两广总督吴兴祚亦提出类似奏议。在朝廷中央，康熙皇帝也充分重视此事，在十月间，即对有关省份派遣大臣前去处理“开展沿海边界”之事，他强调“迁移百姓甚为紧要，应察明原业，各还其主”!。对于有些地方的督抚为保持垄断通海贸易，企图拖延开放的时间，康熙也明确指出并驳回，坚持开禁。郑克"归降，康熙统一台湾，以及全面废除海禁和迁界，都不是偶然的，它们都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因为自清朝定鼎以迄统一台湾的四十年间，全国的形势，包括清王朝的统治和明郑据台势力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满族占统治地位的清朝，在建国前后，确实推行过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诸如在战争过程中屠城血洗，俘虏汉族人民为奴，入关后又大肆圈占房地，广事株连以抓捕逃人，以暴力强制改变衣冠等虐政暴行，极大地激发起满汉之间的矛盾，更加剧了存在于汉族人民中根深蒂固华夷之分的观念，当时，反清复明的义帜丛起，反清浪潮此起彼伏，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击灭内陆各种反清势力的过程中，特别在康熙亲政以后，清朝对统治政策曾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诸如禁止圈地，放宽《逃人律》，陆续削减满族勋贵的特权，恢复内阁制度，重用一部分出身于汉族而有真才实学的文官武将，又举行“博学鸿词”以网罗汉族士人中知名之士和有学问才能的人物，借以拓宽统治的基础和缓和民族矛盾。另一方面，他一直注重垦荒治河，蠲免赋税，崇尚俭约以改善人民生活。“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康熙是一个好学勤政，能因时定策的卓越君王，在平定台湾前夕，已初步奠定“盛世”的雏形，全国统一的趋势已成为无可抗拒的潮流。反观明郑方面，当顺治初年满汉民族矛盾处在极端尖锐之时，郑成功挺身而出，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帜，领兵转战于海内外，又从荷兰侵略者手中夺回自古属于中国的台湾，都是值得!" 《清史稿》卷!，《圣祖本纪》论。《康熙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条。澳门史论稿"#
  • 高度颂扬和肯定的。但他刚履台土，便赍志以殁，还来不及展布。其子郑经平庸而多欲，但尚能继承父志，终其生与清方抗争对峙，几度率军进窥内地。他奉早已不存在的南明永历帝的永历年号为正朔，自称“藩主”，其实“复明”的宗旨已逐渐褪色，割据 台 湾 自 为 一 国 的 色 彩 愈 来 愈 浓 厚。早 在 康 熙 六 年（!""#），他在与清朝的和谈中，仅希望比于朝鲜和琉球，定期朝贡，“版图之处另辟乾坤”， “能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这实际上就是为保存自己的权位要求而自外于中国，是清朝绝不能接受的。加以，郑氏集团转进台湾以后，虽能开疆辟土，发展农业生产和海外贸易，岛上经济获得很大进步。但另一方面，郑氏家族以及主要文臣陈永华、冯锡圭，武将刘国轩等互结为姻娅，又都恃势兼并了大片土地，经营商业贸易，成为新的一代豪绅大地主；陈、冯又结连郑氏中一些亲属互相倾轧火并，甚至厮杀不断。郑经本人在与耿精忠、吴三桂在闽粤间联合军事行动受重挫，失去厦门、金门两岛，退回台湾后便已失去信心，借酒色以麻醉。终于康熙二十年正月忧郁而死。其子克"才十二岁，绝无能力驾驭此人心涣散、官兵逃降的衰败之局。在澎湖大败之后，举岛投降，客观上有助于全国的统一繁荣，使海禁和迁界得以划上句号，亦不失为明智之举。! 永历二十一年（!""#）六月，郑经：《复董班舍书》，载《康熙统一台湾档》，第"$页。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
  • 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清代澳门地区，不论它的地理区域或者历史沿革都存在着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的特点。就地理区域而言，它“外接重洋，内连省会，由越南及廉琼海道来者，必经其地，是为粤省西路咽喉，其北关闸可通前山寨城，与省城陆路相接。”! 因此具有发展成为中国南部重要海港的条件。就历史沿革而言，随着西欧国家商品货币经济和远洋航海事业的发展，以葡萄牙和荷兰为主的国家开辟了联结东西方的新航道，澳门独具的优异自然条件便受到它们特别的重视，都企图占据之作为发展贸易的据点，从十六世纪初叶开始，在历时半个世纪，曾经展开过持续的试探和斗争，直到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的海商“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这说明，葡萄牙人之所以 能 进 入 澳 门，是 以“借 地”的 名 义，通过贿赂的手段做成既成事实而达到目的的。自此之后，由“借住”发展为“租住”，又到近代，企图演变为占有，历经四百年之久。澳门以弹丸之地，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商业繁荣的城市，一度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东西文化的交汇处，在不同时期又密切反映着中国国内和国际间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是经历过非常曲折迂回、风云变幻历程的。仅以本文论述的主!" 郭)：《广东通志》卷$%，《澳门》。张之洞：《广东海图说》。澳门史论稿&’
  • 题，即从清初顺治十三年到康熙二十二年期间（!"#"—!"$%），近三十年执行禁海和迁界政策此一阶段来说，围绕着澳门问题，即出现过清葡之间，清朝廷与广东地方权贵之间，以及清朝政权与包含澳门在内滨海居民之间几个方面的突出矛盾。! 它们之间时起时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但又互相关联，纵横捭阖，直到康熙二十三年（!"$&）因已收复台湾，宣布开海复界才告一段落，这是澳门在特殊背景下，作为特定地区出现的特别问题，兹分别论述之。一所谓禁海，即以军事政治力量强行禁止本国商民出海贸易，亦不准外国船只进入本国港口停泊购销货物。采取禁海的政策措施，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的，其实，早在明代嘉靖初年，即在葡萄牙人借地晾货前三十年，明朝廷亦一再严申通海之禁，但当时之所以采取此项政策，其动因是为了防堵“倭寇”和海盗，当然亦针对以葡萄牙和荷兰派来商船兼盗船的侵扰。《明世宗世录》有多处记载，如卷%$，嘉靖三年（!#’&）四月壬寅条：议福建滨海居民，每因夷人进贡，交通诱引，贻患地方，宜严定律例，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如私贩苏木、胡椒千斤以上例；交结番夷互市，称货绍［？］财构衅及教诱为乱者，如川、广、云、贵、陕西例；私代番夷收买禁物者，如会同馆外军民例；搅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例；各论罪。怙恶不悛者，并徒其家。又如卷!#&，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条：兵部言：浙、福并海接壤，先年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动。屡奉明旨! 关于禁海和迁界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请参见本书收载的另一拙作《有关清初禁海和迁界的若干问题》一文，本文不拟重复。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严禁，第所司玩*，日久法弛，往往肆行如故，海警时闻，请申其禁。上曰：海贼为患，皆由居民违禁贸易，有司既轻忽明旨，漫不加察，而沿海兵、巡等官，又不驻防信地，因循养寇，贻害地方。兵部其亟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贼市，其邻居不举者连坐。各巡按御史速查连年纵寇及纵造海船官，具以名闻。如果将上引材料，与明代嘉靖时期正处在所谓“倭寇之乱”最激烈的关头来观察，则不难理解采取紧急的禁海措施，首先由于军事和政治的动机。但到清初，形势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动。“倭寇之乱”，早在明末已基本平息，而澳门由葡人借住从事对外贸易又近百年。清王朝严申禁海，乃是为了针对另外一个更为强悍，拥有雄厚海陆军事力量，屡与清朝军队激战，而且公开表明要致力颠覆清朝，继续奉明正朔，长期占据台湾为基地的反清势力———郑成功、郑经政权。郑成功自满兵入关，建立清王朝开始，即投身反清的斗争。他初受南明隆武帝赐国姓，诏受为招讨大将军，与满兵对峙于闽赣边界。到清顺治三年（!"#"），又坚拒随其父郑芝龙降清，“密带一族遁金门”!。三四年间，即拥兵四五万人，继又扩展为十万，以厦门、金门两岛为基地，以海上武装为主力，先后派兵出击，一再挺进入广东潮州、福建同安、漳州等地，兵锋及于长江，积极准备北伐，坚决拒绝清朝的诱降招抚，一时震动东南，成为刚肇建的清朝政权最大的威胁。经过多次交锋，清廷亦知道，以擅长陆战的满汉骑步兵来对付郑氏的海上武装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海寇与陆寇不同，洋洋瀚海，无关隘阻塞，乘风乘潮，顷刻百余里；而各营处处当防，寇以大紷合力而来，营以广汛分兵而守”，“沿海镇将易为堵防守御之力，难! 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澳门史论稿%&
  • 成捣巢灭卵之功。”! 总是处处挨打，处处被动，清廷逐渐痛感到，要解决“海氛未靖”的问题，不能寄希望于陆战取胜，但又无力在海上与郑氏决一雌雄。在郑成功拒不受抚的情况下，于是决定以申严海禁，封锁沿海水陆交通联系的办法作为对策。顺治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发出了给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总督和巡抚镇将的敕谕，严申：海逆郑成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自今以后，各该督抚镇着申饬沿海一带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等项与逆贼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本犯家产尽给告发之人。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镇一并议罪。"这一敕谕的措辞十分严峻，对禁海防堵的规定十分具体，而且明确指向郑成功反清势力，可见清廷因应敌情，不惜采取严刑峻法，不惜举起抄家杀头等极刑以威慑官民人等，务求贯彻实施。其后，在康熙元年（!""$）、十四年（!"%#）等年份，又再严厉重申。但是，事态的发展并未如清廷所期。在禁海敕谕发布之后，!" 《清世祖实录》卷!&$，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条。顺治十二年三月，前任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为察核浙直沿海失事文武官员揭帖》，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明郑军队自海上的侵扰进攻反而激增，掀起了前所未见的高潮。顺治十四年（!"#$）七月，郑军突破封锁，“数万人乘船至兴化、涵头、黄石地方，掠取粮食财货，拆近水板扉梁柱，结筏装载入舟，三日不停”!；同月，“郑成功部攻兴化，进克台州，清分巡道蔡琼枝、副将李必及府县官以城降。清平南将军赵国祚急报请援”"。十五年五月，郑军奇袭澄海县城，清军游击刘进忠及知县、典史等迎降。这一系列战役表明，虽然颁布了禁海敕谕，但沿岸的战火仍在炽烈燃烧。特别是，郑成功绝未因为清廷颁布禁海敕谕而放弃反清复明的理念，他志图大举，曾先后在顺治十五年五月和十六年六月，亲率大军北伐，虽然因为遇到特大飓风和在战略上的失误，均溃败而退，但斗志未衰，决定作出新的战略转移，暂时放弃北伐的行动，倾主力东征，攻打当时尚在荷兰人占据的台湾，用以作为新的较为巩固的反清基地，进行坚韧的持久的战斗。基于以上情况，清朝君臣乃紧急研究进一步扼制的对策。顺治十七年（!""%）九月，福建总督李率泰即试行将同安的排头、海澄的沿海居民强迫迁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安插，以隔离海上反清武装与沿海人民群众的联系，收到一定效果，将之奏报朝廷。清廷君臣经商讨密议后，终在顺治十八年八月十三日下达迁界之谕，曰：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至民生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立界迁民，是继颁行禁海政策之后采取的另一重要的配套措施。主要是由于《禁海敕谕》试行了五年，并未达到彻底割断海内外联系的目的，也未能遏制住沿海人民对明郑反清力量的支持，不论粮饷、油、铁、桅船等等战略性物资，明郑都可以取给于内地，而且通过它潜伏在内地经营的商业机构，即编!"# 《清圣祖实录》卷&，顺治十八年八月己未条。《明清史料》丁编，第’册；阮!锡：《海上见闻录》卷!。陈鸿、陈邦贤：《清初莆变小乘》；余#：《莆变纪事》。澳门史论稿#’
  • 号为金、木、水、火、土的山路五商，和与之衔接的编号为仁、义、礼、智、信的海路五商，继续垄断着江、浙、闽的对外贸易，从而取得丰厚的财政资源；更加以禁海之后，沿海人民不能出海捕捞，失去生计，故而大量投入郑军，使明郑方面取得大量的人力资源，故此，清廷勒令从天津，经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直到琼州沿线的居民，一律在!"—!#天内迁离海边三十里，沿线筑垣墙，立界石、修塞墩，派兵戍守，寸板不许入海，界以外的村舍房屋一律拆毁焚烧，搞焦土政策。不仅对于内陆沿海如此，对于近海的岛屿也一律坚壁清野。当时还规定，在沿线严立保甲，不时查察居民及来往人等———如有前项奸徒通海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例从重治罪；其保甲、十家长若不预行出首，亦照通贼叛逆律治罪。文武官员容隐者以知情故纵从重治罪。王公将军所属官兵若不严加禁饬，致有前项弊端，发觉亦治罪不宥。任何人有私自乘船入海，俱举送于该管总督、巡抚、总兵官等奏报，若隐匿不举，后经发觉，即以通贼叛逆治罪。!可见，清廷对于禁海迁界的举措，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运用全副国家机器的力量，不计任何代价推行。它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绵亘二千余里的无民人居住，割断与外洋联系的地区。清廷相继颁行禁海和迁界的政令，澳门是受到冲击最大的地区，首当其冲。澳门原属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虽在前明嘉靖年间便准由葡人借住，其后又发展为租住，但在行政、司法、税务等仍由香山县执掌，军事防务亦由中方全权监管，澳葡当局仅处于“租户”的地位。故此，是否应如同对全国规定执行禁海和迁界的法令，是澳门面临的根本问题。澳葡当局绝无力量与强大的清王朝抗衡，他们早在顺治八年（!$#!）初，便由其头目委黎哆等给清朝呈递上《自愿归顺揭》，辞极卑顺，曰：! 《明清史料》丁编，第%册。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哆籍在西洋，梯山帆海，观光上国，侨居濠镜澳，贸易输饷百有余年。兹际清朝润泽，举澳叟童莫不欢声动地，前月十九日已有状投诚，香山参将代为转详，唯祈加意柔远，同仁一视，俾哆等得以安生乐业，共享太平⋯⋯!澳葡当局之所以如此执礼谦恭，不惜采用“投诚”“归顺”之类的措辞，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们之能够立足于澳门，完全是基于中国政府的特许，才得以经营海上中转贸易以作为生命线。而且，澳门本身一无资源，二无农田，连每日所需的粮食菜蔬、柴草等也只能仗赖内地供应。一旦失去中国朝廷维持现状的承诺和内地物资供应，葡萄牙人对澳门居留地的管治便必然崩解。正因此，“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所选择的第一效忠对象是近在咫尺的衣食父母———中国，而不是远在天边的、他们应该自然效忠的伊比利亚联合王国国王。”" 不仅在明末，特别是在鼎盛强大的清初，都是如此。金国平老师和吴志良博士称这样的现象为“双重效忠”，见解是精辟的。在颁布禁海敕谕之后，直到通令迁界之前，澳门实际上仍然保持派船出海，定期回航，正常装卸货物，但由于禁令逐渐收紧，从内地取得货源和推销商品的渠道阻塞，澳门的经济已显现萧条。特别是，推行迁界之后，又因在广东执行最严，澳门的境况急遽陷于窘困。有记载说：当是时，诸臣奉命迁海者，江浙稍宽，闽最严，粤尤甚⋯⋯凡三迁而界始定。堕县城廓以数十计，居民限日迁入，逾期者以军法从罪，尽燔庐舍⋯⋯凡出界者，罪至死。#当时大多数省份的迁界，只规定内迁三十里，而在广东一些滨海地区则要扩迁为五十里，而且因形势变化而一迁再迁。!"# 王+：《粤东纪略》。金国平、吴志良：《再论“蕃坊”与“双重效忠”》，载《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年版，第##$页。转引自顺治八年闰二月，广东巡抚李栖凤揭帖，载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年版。澳门史论稿&’
  • 澳门属于香山县，自应在迁界之列，清朝君臣对此是做过多次专门研究的。康熙元年（!""#），礼部和兵部曾议奏，要将居澳葡人遣送回国，广东的督抚亦曾附和此议，但这样做，不论在事实上和技术上都有困难。第一，是绝无可能在短期内编组成庞大的运输船队，将一千多个家庭五千余人运走；第二，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在百余年中，已经数代人生于斯长于斯，在葡萄牙已没有根了，“倘概行驱逐，人船无处可去”。! 之后，又一度决定，“让他们入住［广州］城里，象［中国］臣民一样从沿海撤到内地。⋯⋯朝廷坚持让他们离开，下令找地方给他们住。在广州河边指定了一块糟得不能再糟的地方，并通知了澳门。澳门人分成了两派。混血人和当地出生的人愿意去内地；葡萄牙人则不愿意。”"在这样彷徨混乱的状况中，原来从事经营的海上贸易必然受到致命的打击，康熙元年、二年间，清政府不准葡萄牙人进行贸易。有在颁布迁界敕谕前，即在顺治十八年八月以前出海，到康熙元年春夏间才装载货物回到澳门的船只，地方官不敢准令卸货，不肯进行丈船抽税#，一直拖了近一年仍未得解决。更有甚者，康熙三年春天，有十五艘装载粮食和其他货物的葡萄牙船未得准入港，被迫停泊在十字门内，“［广东］总督从海上包围了他们，下令烧毁他们的船只。十条船在他们眼前化为灰烬，其中的七条船前一年运来的货物也被没收。”$ 在这样的!"#$ 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章，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页、第"’’页。康熙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明安达礼：《题报澳门相继有船来可否抽取税银请交户部议奏本》，引自《内阁满文密档》，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章，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康熙元年十二月，兵部尚书明安达礼：《题报澳门相继有船来可否抽取税银请交户部议奏本》，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情况下，专门依靠贸易为生计的澳门便几陷于绝境，“彼等不事耕作，除经商外，委实无力谋生，自从禁止海船以来，苦不聊生。”! 既无法遣返，迁入内地又存在实际的困难，康熙皇帝终于将澳门视为“化外教门”的特殊地区，采取特殊政策，康熙四年二三月间，恩准他们免迁。据记载：香山外原有澳夷，以其言语难晓，不可耕种，内地既无聚扎之地，况驻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昨已奉命免迁矣。"免于迁界，澳门在全国是唯一的特例。这是澳葡当局反复哀求，并请受到康熙宠信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多方活动取得结果。但是取得免迁仅是第一步，葡人还面临着紧迫的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首先是要解决口粮的供应。清朝在此问题上也采取了合情合理的措置，康熙四年三月，皇帝批示礼部：“伊等西洋人，经核查后如何眷养，着尔部议拟具奏”#。四月，又由礼、兵两部议定并经御批“依议，咨告广东督抚执行”，文曰：查夷人既自明嘉靖间从西洋远道而来，居住有年，则拟仍准留住。至每日所需粮米，请敕该督抚派道等员核查夷人户口，准许按人购米，不准额外多给，令驻防官兵不时严查。$虽然准许按人供应粮食，但在恢复海上贸易以前，葡人缺乏生计，又存在无钱购粮的问题，因为“每月仅开门两次。这!"#$ 康熙四年五月，礼部尚书祁彻白等：《请将香山澳西洋人去留之事仍敕兵部议密奏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康熙四年三月，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覆审讯栗安党等五名西洋人传教案本》批红，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据记载，中国皇帝虽然在康熙四年初即已下谕恩准居澳葡人免迁，但广东的官员在此之后仍然不时以迫迁作为讹诈贿赂的手段，葡萄牙史学家施白蒂在她所著《澳门编年史》记载，!$$%年，即康熙六年阳历日月七日“前山寨官吏通知澳门居民，命令他们准备行李，准备迁往广东，已经在那里为他们选好住地。但是，必须先往香山镇集中，在那里等待船只运送。”（载《澳门编年史》，!%世纪卷，小雨译，澳门基金会!&&"年版，小雨译，第"%页），此事终因行贿疏通而作罢，可为一例。康熙四年二月，广东总督卢崇峻：《题议香山县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期间，为数很少的富人能够买足十五天所需的一切东西，但是穷人没有能力，很多人死于贫困和饥饿。”! 好几个葡人都记载着，当时不少妇女被迫“用自己的肉体换取食粮。”大体上说来，康熙二年至四年，是澳门经济最凋零，生活最窘困的时期。还必须注意到，清廷为严厉推行海禁，又大力加强了对澳门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弹压力量，康熙三年，将紧邻澳门的前山寨驻军从原来的!""人扩编为#"""人，领军军官从参将升格为副将。按，副将是武职从二品官，属于较高级的将领。此外，又“新设水师提督，驻广州府顺德县”"，而顺德到澳门仅是一水之隔。这样“寨宿重兵”的军事部署，是弱小的澳葡兵力绝无力抵挡的。葡萄牙国和印澳总督等都知道，必须“顺从华人，致使他们无机会在我们头上发泄怒火或动武。原因是若发生此种情况，无法救援；对澳门进行封锁与否取决于华人意愿。只要禁运食物，便可将澳门居民置于死地。”#综合以上情况，澳葡当局深切了解，要摆脱当时极端艰难的困境，不但要通过卑词厚贿以买通驻广东的以平南王尚可喜为首，以及广东总督、巡抚以下各级地方官，得以留居下来和在他们庇护下半明半暗地仍然从事海上贸易，图谋苟安于一时。但从根本上，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千方百计地取得中国最高层，即皇帝和朝廷的正式的公开的恩准，以取得合法营生的保证，又可以借以减缓广东地方官员每年对澳门施加压力和讹诈。二企图打通与清中央朝廷的关系，取得合法通洋贸易的特准，葡萄牙王国政府和澳葡当局持续进行了十多年的努力。早在康熙三年（$%%&）年底，当时任澳门葡国“兵头”的!"# 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 《再论“蕃坊”与“双重效忠”》，载《镜海飘渺》，第$$!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四年二月壬申条。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闵明我）：《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章，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页、第%))页。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施万奴就“写信给［葡王］阿丰索六世，说由于著名’海盗’郑成功（亲明派）与清兵之战争，以及与广东海盗船的战斗，澳门状况贫困悲惨，恳请派遣一使团前往北京朝廷。”! 这是葡国史学家记载倡议派遣国家级使团以谋求缓解澳门困难的开始。稍后，由葡萄牙官员、商人、主教等组成的澳门议事会也向葡属印度总督圣维森特伯爵提出相同的建议，据记载：由于除贸易之外没有其他生存手段，澳门的商人偷偷冒险遣船出洋，部分地使用贿赂手段，以维持生计。这种活动是如此危险且不稳定，以致议事会决定向圣维森特伯爵（!"#$%&%’()*+$%+）达·康尼亚告知将使该地沦于毁灭的悲惨处境。这位葡属印度总督希望，派出一个外交使团或许会纾解澳门的困境⋯⋯"可见，当时澳葡当局是在彷徨无计的状况下，分头建议采用派出直接与清朝廷沟通的办法，以谋取扶危解困的神丹妙药。经葡属印度总督推荐，又经葡萄牙国王阿尔丰索（,-."$/"(0）六世批准，决定派出以官员撒尔达聂为首的出使中国的外交使团，其主要任务就是要洽商改善澳葡的地位，请求公开允准通商贸易。撒尔达聂在启程到北京前，收集了大量诉苦的资料，并提出补救的办法。# 他本抱有希望，能够说动高坐在金銮宝殿上的中国皇帝。但是，使团的组成和前往北京的道路都是坎坷不平的。经过葡萄牙国内反复磋商研究，从倡议派遣使团到决定委派撒尔达聂出使，经历了从1223—1224（康熙三年——六年）三年；“撒尔达聂大使和澳门议事会一起筹备礼品和组织随行人员，准备前往北京”，几经联系交涉，又再经历了三年，直到1245年（康熙九年）才到达。据说，在广州，就“被耽搁了13!"#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267—266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267—266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4世纪卷，中译本第88页。澳门史论稿87
  • 或!"个月”。!虽然葡国历史学家郑重地说：“由唐·阿尔丰索六世派遣的辉煌的曼努埃尔·德·萨尔达尼亚（即撒尔达聂，笔者按）使团，带着六百个随从和弗朗西斯科·比门特尔耶苏会士随军神父书写的奏书进入北京。”" 但以其他著作和中国史料核对，似乎并没有这样“辉煌”。据久居澳门的瑞典人龙思泰著《早期澳门史》的记载，使团的组成人员不超过六七十人。而且清朝康熙皇帝只批准“令正、副使及从人二十二名来京。其留边人役，该地方官给与食物，仍加防守。”# 加以，“最令葡萄牙人难受的是，看到和听到［中国人］对待他们大使的方式。他们称他为替葡萄牙国王前来朝贡称臣的官员”。上京城时，他船上插的旗子上有两 个 大 字，按 我 们 的 说 法 的 意 思，此 人 进 来 是 表 示’归顺’$。这些事实说明，葡国此次派外交使团到北京来，是表达请求而不是谈判，两国关系并不是处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怪不得康熙也只是居高临下地以傲慢自大的口气下旨：“西洋国地居极远，初次进贡，著从优赏赍。钦此。”%这个使团也是以贿赂开道。撒尔达聂从果阿赶到澳门，并没有给朝廷和广州的官员带来任何礼物，只能让澳门议事会操办一切礼品和应用的资金。据龙思泰掌握的一份原始的单据，此行共带去价值!#，$%&两的礼物，其中用以送给清朝皇帝的价值!，’(%两；送给皇后的价值!，)$’两，合共%，)")两；但用以向官员行贿的竟高达!&，%()两，竟超过贡献给皇室的四倍以上，可见清朝官吏贪风之盛，以及葡人应对之法。而澳葡之所以迫切企求清中央朝廷明令开放海上贸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就是希望借此以减轻因贿赂广东地方权贵的沉!"#$%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九年六月甲寅条。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章，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页、第$’’页。梁廷紽：《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龙思泰：《早期澳门史》，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页。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重开支。但是，虽然经过传教士，时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等人的斡旋，撒尔达聂使团并未在主要问题上达到积极的结果，即未取得特许开放澳门通洋贸易的公开承诺。不过，在一些次要的问题却由此陆续有了一定的松动，例如，所谓规定关闸每半月开关一次，经明谕改为一月开放六次，即五天一次，实际上几乎每日都可以开放。通洋载货商船本来已经可以间歇地进出于澳门，虽然这是由于尚可喜藩王和广东督抚受贿庇纵的关系，但中央朝廷亦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有人认为，撒尔达聂使团此行毫无结果，这种看法似乎不够全面。!正因为撒尔达聂使团未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葡方为了进一步打通关系，乃有在康熙十七年（!"#$），为迎合康熙喜好狩猎和希望拥有狮子的愿望，为投其所好，专门派遣本托·白垒出使北京贡狮。这是澳葡当局精心策划和寄予希望的一次活动。早在康熙十一年（!"#%），即撒使团离开北京出境才两年之后，便在葡萄牙各级官员之间酝酿向康熙皇帝献上一头狮子来换取好感，以利于解决澳门全面重开通洋贸易的问题。葡印总督命莫桑比克守官紧急捕捉两头狮送至果阿，因其中一头已死，便将余下一头在!"#"年运抵澳门，组成贡狮使团，由本托·白垒任大使，率同随从人等，直到康熙十七年八月初，才将狮子送到北京，在觐见康熙时奉上极为尊奉的表文，曰：谨奏请大清皇帝万安。前次所遣使臣玛讷萨尔达聂叨蒙皇帝德意鸿恩，同去之员俱沾柔远之恩，闻之不胜欢忭，时时感激隆眷，仰瞻巍巍大清国宠光，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俾诸国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今特遣本多·白垒齐献狮子。天主教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奏。"“一千六百七十四年三月十七日”，应该是以阿丰索名义签!"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十七年八月庚午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澳门史论稿"(
  • 发表文的日期，距收到表文和带着狮子接特觐见的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年%月&’日），已有四年半之久。这头产自非洲的狮子，历经从非洲到果阿，又从果阿到澳门两次海运，进入中国后又经过广东和江西北上，可说历经风浪，辗转崎岖旅程，足见葡人用心良苦。贡狮之举确实在很大程度满足了康熙的夙愿，对本托·白垒使团的接待规格也比对此前的撒尔达聂使团为高，亲赐御宴三次，并“赏赍有加”。但是，使团希望清朝廷能允许澳门自由航海贸易，并酌为减免船钞关税；葡商可以自由在中国国境内随便购销货物，无须经过广东官府同意等请求，却未能得到满足。一因当时清朝对踞守台湾的明郑集团还处于交战状况之中，战局虽逐渐取得优势，但尚未平靖，“海禁不可轻开”，是康熙既定的国策；二因对外商来货贸易，清朝原来颁有规章，必应经入口处地方官丈量抽税，办理出入关手续，不可能对澳葡有所例外。那么，这一次贡狮活动，对于当时以澳门问题为核心的清葡关系，是否也产生过一定的效果呢？是的，是在当时形势下，产生过一些直接的效应。据当时任广东巡抚李士桢的记述：因西洋国进贡正使本托·白勒拉见奥（澳）夷禁海困苦，赴部呈控。康熙十八年十二月内准兵部咨，为备述奥（澳）门界外孤洲等事，议复刑部郎中洪尼喀等到奥（澳）踏勘，准在旱路界口贸易。奉旨：依议。旱路准其贸易，其水路贸易，俟灭海贼之日，着该督题请，钦此。钦遵。!由于本托·白垒等备述“禁海困苦”，因而导致康熙派人前往澳门了解实在情况，又公开发表谕旨准许在旱路界口贸易，不能不认为是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旱路准其贸易”，应该有正确的解读。事实上，在香山县前山寨附近的关闸地方进行贸易，早在十多年前即已! 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奏疏》。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经间歇地进行着的了。施白蒂在其所著《澳门编年史》中，记载早在!""#年，即康熙六年时的情况：澳门与北方（香山和广州）大规模通商，他们向北方运去从东非海岸运来的珊瑚、琥珀、鱼肚、燕窝、鱼翅和其它高级货物。原来不定期开放的关闸在这一年的$月宣布每日开放，人们敲锣打鼓欢迎这一决定。!可见，准许在旱路贸易，并非是在康熙十八年才开始的，它久已存在。十八年的旨意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合法认可而已。但又必须看到，康熙十八年的奉旨开放，与前此实际上已存在的关闸贸易有重大的不同。因为在康熙六年前后的开放贸易，不过是在平南王尚可喜庇护下，勾结广东省的督抚等各级地方文武，背着朝廷擅自开关以牟取暴利的行为。当时，如果澳葡商客遂其敲诈贪欲，便可以连日开关，但一旦所求未得满足，就会一变为封关断绝，不管什么一月两开、六开的谕示，一次闭关有长达一二个月的。清廷对此鞭长莫及，亦考虑到尚可喜在广东拥有强大的军力，不敢轻率触动，存在投鼠忌器的顾虑，所以虽明知澳门已实际上部分恢复通洋，在关闸亦早已间歇地进行旱路贸易，但亦无法过事严查；而澳葡方面却因而被迫承受苛重敲剥，也是苦不堪言。康熙十八年时，形势已大有不同，有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参加的三藩之乱已被戡平，清王朝时广东沿海已有力量全面控制，可以将准予旱路贸易，纳入正规的轨道，按照规定税则税率征收出入口货税。据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奏报，康 熙 二 十 年 征 得 税 银!%&&&两，二 十 一 年 更 增 加 为!$&#"两，为数不赀，而澳葡方面则可以比在尚藩管治时期大大减轻了负担，为澳门海上贸易的重新发展奠定基础。献一狮以表达友好善意，乘此机会反映出滨海实况，申述了葡方的要求，受到了一定的重视和改善，其成果是不能否认的。在清朝执行禁海和迁界政策的近三十年间，澳门的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一度几陷于绝境，从请求免迁到允准供应口粮，!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澳门史论稿"%
  • 又进而谋求实际上部分恢复通航和在旱路进行贸易，直到康熙十八年得到正式合法批准，是经历了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历程。之所以能逐步得到改善，既与葡方不惜卑辞厚礼，不惜以“归顺”的身份连续恳求有关，亦与以康熙皇帝为首脑的清朝执行着比较务实的政策有关。三在禁海和迁界期间，澳葡与广东的权贵官吏，存在着既互相勾结利用又经常发生矛盾冲突的关系。澳葡为谋留居，特别是要谋取逐步恢复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水陆贸易，不能不就近有求于广东地方的当权势力，而以平南王尚可喜为首的达官显爵，以至辖下的各级文武官佐，官商人等，又无不视澳门的海上贸易为“发洋财”的外府，纷纷以各种形式伸手染指，向澳葡当局和商人肆行敲诈勒索；而澳葡当局和商人等也熟知清方权贵和官吏利欲熏心，可以要价还价给予分肥，换取自己的利益。共同背着清朝廷中央，或者钻谕旨和法令的空隙，半明半暗地通航贸易。这种情况，在整个禁海和迁界期间一直存在。权势最高，场面最大，最敢于藐视王章放肆而行的，是率军雄踞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及其长子尚之信。尚可喜是与继承靖南王耿仲明王位的耿继茂，在顺治七年攻入广州，其后并开府于广州，因其后耿继茂奉旨移驻福建，可喜得专镇广东，多年来成为在广东唯一的汉族藩王，广东的总督、巡抚均受他节制。尚可喜为人贪婪，自盘踞广东，“所部颇放恣为民害”!。他自入粤之初，就凿山开矿，煮海鬻盐，“凡粤中市舶、盐铁、林木等利，往往皆藩下人专之”"，“无不穷尽其利”#。他曾擅!"# 《吴耿尚孔四王全传》，载《台湾文献丛刊》第!"#种。王钺：《水西纪略》。《清史稿》卷!$"，《尚可喜传》。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自批准荷兰的商船在贡期之外暗地进行贸易，与荷兰商人有大宗款货往来。特别是，他利用禁海，大肆进行海上走私和贸易，组建成船队，明目张胆地插着尚藩旗帜，来往于东西洋。尚之信覆败赐死后，广东巡抚李士桢在《议复粤东增豁税银疏》中奏报说：自康熙元年奉文禁海，外番舡只不至，即有［尚可喜藩府亲信］沈上达等勾结党棍，打造海舡，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银四、五万两，一年之中，千［十］舡往回，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其获利甚大也。!两广总督吴兴祚在《议除藩下苛政疏》更说到：自藩棍沈上达乘禁海之日，番舶不至，遂勾结亡命，私造大船，擅出外洋为市，其获利不赀，然利入奸宄，国课全无。"对于尚可喜主持粤政时肆行不法，独吞其利，广东一些官民是极为愤慨不平的，左布政使胡章曾疏劾尚的罪行，却因此得罪，自此之后便不再有人敢触犯藩威。康熙登极后，对于尚可喜的严重问题亦有了解，但格于一时无法取缔他已割据岭南，踞地自雄的既成事实，只要在他未与明郑勾结，就采取暂时容忍的态度，对他的过分活动，在万不得已时，才以密旨婉言相劝#。因此之故，尚可喜父子更有恃无恐，恶迹更加昭彰。尚可喜视葡萄牙租住的澳门是一只能下金蛋的母鸡，是榨取不歇的利窟，极不愿因禁海而改变澳葡租住，及作为远洋贸易枢纽的现状，不仅尚可喜本人，而且广东省从上到下，“官员们从澳门人身上大量渔利，不喜欢他们离开那里”。$ 故此，当!"#$ 多明戈·费尔南德斯·纳瓦雷特：《中国王朝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论》第!章，转引自《中葡关系史资料》上册，第"#!页、第$%%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四年三月乙未条：“谕南王尚可喜⋯⋯近闻广东人民为王下兵丁扰害甚苦，失其生理，此皆所属将领不体王意，或倚为王亲戚，以小民易欺，唯图利己恣行不法之故。王特受重寄镇抚地方，为国屏翰，岂有明知纵行之理？或申饬未到所至，兹密旨诫谕。”转引自郝玉麟：《广东通志》卷$’，《艺文》。李士桢：《抚粤政略》卷&(，《奏疏》。澳门史论稿$"
  • 顺治十八年（!""!）谕令禁海，尚氏在翌年（康熙元年，!""#）即紧急上疏，力主准许澳葡仍从事海外贸易的活动。尚可喜的门客尹源进记述此事说：王勘界至香山濠镜澳，公议以前山界闸口为边，置澳夷于界外。王以为既奉泛海之禁，则澳夷之船不许出海贸易，界内之米不敢私运出边。内地既不便安插，彼不知耕种，又别无营运，是坐而待毙也，恐非朝廷柔远至意。乃与将军、督、抚会题请命，论曰夷亦人也，居吾之地亦吾民也，岂无罪而置之死地哉！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朝廷之体不宜小于天地，则王之为澳夷请命亦不第为澳夷计也。!骤一看来，似乎尚可喜对居澳葡人有霭然仁者之念，富于扶危济溺的同情心，但其实却是出自私利的考虑，因为如果能得准葡人留澳，便可借计口授粮、关闸通关输运，甚至包庇部分通航，垄断航道，夹带私货，“阴与为市”，“许买内地米石，计口而授，月两启放，内货随之，得航出大黄、茶叶如故，转缘禁海得专其利。”"尚可喜、尚之信父子与澳葡当局内外呼应分肥，串同擅开海禁，大量走私等严重问题，康熙是有具体了解的，只是从顾全军事政治全局，较长期隐忍而已。到尚可喜去世，尚之信叛投吴三桂又复降清，终于戡定了三藩，将尚之信赐死之后，康熙才坦言披露：“向闻广东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人霸占，⋯⋯其藩下所收私税，每岁不下数百万⋯⋯又各省商贩，欲倚藩下，投入者甚多⋯⋯”#在尚氏黑幡盖庇下藏垢纳污，广东的官场必然乌烟瘴气，朝廷虽然未敢轻率触动尚氏，但也对其中一些过于猖獗的重案进行查处，在康熙六年（!""$）八月，经揭发出并进行审判的以两广总督卢兴祖为首的对澳葡诈贿案，即为其中一突出案例。!"# 《清史列传》卷%&，《尚之信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地语·澳门》。尹源进：《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下。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四卢兴祖，汉军镶白旗人，顺治中期随军入粤，顺治十八年（!""!）已被擢升为广东巡抚，康熙四年又晋升为广东总督，兼制广西，可以说是一个老广东老海疆了。他长期在尚可喜盘踞下的广东官场任高官，是一个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案情表明，在澳门问题上，他不但与尚藩密切关联，同流合污，而且也依恃自己的权势，谋取本身的巨大贿利。现存清代历史档案《刑部题本》保藏有有关此案的三份残缺题本。题本文件本来都应署明具题的职官姓名和发文的年月日，而且各应贴有概括全份题本要点的题要，但这三份题本均已将之删除，而且在涉及关键性内容时又多有破损，显然是受到过人为的挖空撕毁。但即使从现存残件中，亦可窥视到当时在广东的藩王、督抚大吏以至濒近澳门的香山县官吏人等，是如何勾结在一起，胆敢违背朝廷严厉禁海的法令，公然以官员或官商身份直接到澳门大批量进行走私贸易，并借口是否容许葡人留住和是否继续执行禁海等为由，要挟澳葡当局和贸易商等交纳重贿，根据这三份《刑部残档》进行分析，显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第一、根 据 笔 者 的 考 订，此 案 似 应 发 生 在 从 康 熙 四 年（!""#）春夏天开始，到六年夏秋间案发时期为止。当时的形势是，清朝君臣对于是否准许居澳葡人继续留住，已经进行过决策性的研究讨论，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到康熙四年二月任广东总督的卢崇峻是主张将他们迁出澳门的。他在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了一道名为《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内言：臣等再三深思，自从禁止海上贸易以来，夷人委实无力谋生，目前虽可计口购粮，然而银两有限，岁月无穷尽也，终非长久之计，臣等仍以为不宜准留。澳门史论稿""
  • 如今或送至京城，或遣回西洋，但候部院大臣议拟。!卢崇峻的意见不但与掌握广东实权的平南王尚可喜冲突，而且在执行上亦存在实际的困难，但他作为封疆大吏坚持不准留住的主张已足令澳葡当局忧虑彷徨，忡忡不安，十分担心生存无计，安身无地。到康熙四年二月，原任巡抚的卢兴祖代卢崇峻为总督，他与尚可喜沆瀣一气，不但政策取向一致，而且还串同利用当时紧张的氛围，企图重重地敲诈澳葡一把。据卢兴祖被逮捕就审后，有几句非常重要的口供：奉有叫澳内地迁移之旨。一日［平南］王差伊标下佐领刘炳到我跟前来说，澳人向迁移去的人说，不叫迁移，并叫海上贸易，给银二十万两。告诉时我说听见了，且慢慢定夺。后我具题请（下残）"这段供词虽然在最要害处都被截断了，但已足可说明，卢兴祖等人直接向澳葡索取巨大贿赂，是由尚可喜首先示意，然后由卢兴祖出面，指派人员赴澳交涉落实的。卢兴祖的口供虽有卸责之意，但身为已被囚禁在狱中的犯官，是绝无胆量凭空扳陷仍然威镇南疆的平南王的。以上供词的内容和葡国史学家据葡文资料记载的情况大体符合，施白蒂在《澳门编年史》!"世纪卷写道：!###年（康熙五年）$月!%日，香山县和前山寨的中国官吏作为广东总督的发言人第二次警告澳门，让该市船只远离小, 仔，因此该等船只只得开到远处。早在!##&年（康熙四年），中国官吏已经要求交纳五千两白银才准我们通航。而到!###年，该金额提高到十五万两，其中三万两必须立即缴付。因为澳门没有资金，就以“礼品”交付（参阅《大西洋国》第!卷$#页）。#!"#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刑部题审两广总督卢兴祖派人赴澳追要入官货物收受银两物品案缮录口供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在发生问题的时间和由广东总督派人交涉的情节，中外文资料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支纳的是“礼品”抑或现银，以及金额数目，两者的说法有所不同，很可能是被清方经手官员打了埋伏，中饱了私囊。有关事宜，在下文还要谈到。卢兴祖受尚可喜的示意，以总督身份出面对澳葡进行诈贿，是交由香山县知县姚启圣率领官役人等最少两次进入澳门，与澳葡官商各方直接对话交涉的。姚启圣，浙江会稽人，本来是晚明一个秀才，入清后，随同其家族入旗，属于镶红旗汉军。据《清史列传》卷!和《清史稿》卷"#$他的传记记载，此人“少任侠自喜”，顺治初年曾投入清军，退役前曾因故杀人而受指控，但在康熙二年乡试却被取录为举人，得以被委任为广东省香山县知县。姚启圣在清史上是一个带有传奇性的人物，犯过死罪，被判“永不叙用”，但迂赦后又钻入官场，以一被黜举人而能步步高升，被任为福建总督，在清史人物中实为罕见。此人有机智和才能，因此受到卢兴祖的重用，也受到尚可喜的赏识，故此，被委派为总督的代表，领队前往澳门办理官商走私和诈贿之事，他是涉案最深的人。姚启圣率领赴澳的队伍极不简单，其中重要成员有总督府的直辖武装，被称为“督标”的武职守备官丘如嵩和陈得功，被称为督府大管家的师泰，说明此行是由卢兴祖的总督衙署直接操纵的。还有为此行“奉总督明示，趁今往澳装入官夷货，准商人跟去买物，只要四六抽分”，为追求利润的外贸商人多人；此外，姚启圣更几乎带领了香山县衙门几乎所有重要的职官，包括县丞、照磨、吏目等人，以追回在澳应入官货物的名义，驾驶着七艘船只，装载着诸如茶叶、瓷器、缎疋、铁丝等货物，浩浩荡荡地通过特设为封锁界内外的“口子”，直抵澳门；官商人等分别在澳门买入哆#绒、伽楠香、胡椒、珊瑚树等洋货，用官船运载回内地，销售到全国各地，所得利润再照数抽分，大部分利银缴交给总督衙门。督府到澳的官员又各收到澳葡贿送的银两一二千两不等，并代卢兴祖收转了所谓追回官货银一万三千两银子，另贿送给他的七千六百余两和大量礼澳门史论稿#!
  • 品。包括姚启圣在内，各人又乘便夹带自己的私货进出贩卖，各得暴利。最为重要的是，姚启圣受权代表卢兴祖对澳葡提出留居下来的索贿条件，“叫澳人不迁移住着，要银二十万两，住与不住，启奏要五万两。”! 但是，澳葡也提出反条件，“说，若叫海上贸易，得给二十万银子；不叫贸易，那里得二十万银子给，说定共给银子十万两。”" 很显然，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得准恢复贸易。卢兴祖作为一个熟谙澳门事务的老猾官僚，为达到取得巨额贿赂的目的，他针对着澳葡当局的致命弱点，交错使用硬软两手的策略以迫使澳葡就范。一方面，是先临以兵威，在康熙五年十月间，派遣六十艘水师兵船，内载六千人的巨大兵力严密包围澳门，强硬命令葡方船只全部立刻撤离，否则，将予焚毁，已经焚毁了六艘船以示警。继又封锁关闸，禁止输入柴米等必需的用品，使澳门居民陷于饥饿的恐慌之中，再张贴告示，重新提出迫迁的决定，采用种种手段以对澳葡施加极大的压力。在取得这样强势的地位后，才让姚启圣赴澳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但一当达成基本协议后，便立即撤回兵船解除对澳门的包围，决定重开关闸，实际上已允准通商。关于在康熙六年六月，转而逐步开放关闸，甚至可以每日开关的盛况我们已在上文引述过施白蒂的记载，不再赘述。这种戏剧性的极端变化，反复过不止一次，无非是视交涉的需要，而随时改变脸谱和手段。澳葡当局也看穿了，“中国官员每年对澳门施加的压力都借口皇上圣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事实上，允许葡人留住澳门，是早在康熙四年便经钦定的，并没有在六年改为迫迁的任何谕旨，当时更没有容许开关贸易的任何批准，所有这些，都是卢兴祖等“矫旨”以操纵要挟的，由于权力掌握在广东权贵和地方官手上，澳葡当局只好!"#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世纪卷，中译本第#$页。《刑部残题本》，姚启圣口供，载《明清史料》己编，第$册。《刑部残题本》，姚启圣口供，载《明清史料》己编，第$册。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逆来顺受，忍痛承诺交纳重金。这些情况，是直到案情暴露之后，才被揭开的。五但是，由于《刑部残档》在一些要害处有人为的撕毁断裂，未能全面反映出具体的情况，因此也存在不少疑点，有一些重大问题，迄今仍未得到有力的证据，作出确切的结论，例如：第一，经姚启圣与澳葡方面说定“交银十万两”，这十万两交收了没有，如果交纳和收到了，其分肥下落又如何？如果未交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姚启圣赴澳得到送到银十万两的承诺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撤船解围，重开关闸，实际上容许贸易的变局？第二，当时作为总督副手的广东巡抚王来任，在此一案件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是否与诈贿一事有关连？此人下落又如何，各书均缺乏确凿记载。细读《残档》，其中有一段似乎是当案件暴露之初，广东省的总督和巡抚仍暂时承办此案，但两人关系已十分微妙，似乎互相都要将责任推给对方，《残档》中有一段话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为，从这段话反映出的身份语调和事实情节，都可以判定是出于王来任之手，请看：（上断）臣虽原奉有安插澳夷系!抚职掌之旨（这一句的!，应为巡字），但海禁森严，不敢不行拦阻，批令该县再详，总督必当请旨而行。后督臣七月终自潮回省，见有臣批八月初七日方行具题，不蒙俞允，从此官民理当遵守。忽于本年八月初八日，据督臣移札，内云：-莸违禁船只李启祥等，扳有臣下人谭守仁，程万里、王位中三人，行府-审。臣查谭守仁、王位中现在省城，程万里未曾-住。臣以情事重大，不便久待，随将谭守仁、王位中先发总督收审，俟-到程万里再送去。后该臣窃思，边禁森严之时，何忽有此蔑法妄行之事，惊悚之极，反复以思。续于十八日将程万里锁-回县，臣细加审问⋯⋯澳门史论稿!"
  • 下文是由王来任审问程万里，以及由程万里扳出的吴培宇、方玉等人的供词，其中有不少关系重大的情节，如：香山姚知县说，奉总督明示，趁今往澳装入官的夷货，准商人跟去买货，只要四六抽分。⋯⋯各商人搬回旧货的，每十石抽四石，买新货的每十石抽一石，卖货鬼子每十石抽三石，凑成四六之数。往澳里去的客商也多，小的多不认得，⋯⋯还有总督大老爷的管家师泰，浑名师破头，旗鼓陈勋宇、官商程之复、李之凤⋯⋯李伯明是总督老爷官商。姚知县、詹照磨、张县丞、谷吏目当时同去，后又同回来。口子上并不拦阻，都是知道来历的。这些具体材料，对于姚启圣奉卢兴祖命赴澳活动，除了交涉索要巨贿此一最重大机密以外，其他一些表面轮廓，可以说大都查察出来了。值得注意的是，王来任在$获程万里后，便独立进行审讯，而且也不将程万里和其后扳连出的吴培宇、方玉等犯人押送交卢兴祖，径行分别录供，据供又独自进行调查和单衔上奏，其中说到：臣念各犯所供有总督管家、旗鼓等语，总督大人岂有遣人出界之理。事属骇闻，恐系谎供。据程万里、方玉等坚称，总督差人往澳是实。随经差官前诣水师提督密行查问。现有把总阮王报称，七月初七日，香山姚知县坐船一只，抚目苏昌十橹船一只，浆船一只，梁敬义浆船一只，又两广部院差官陈得功、师泰等坐船两只，俱经过横石矶口子往香山去等情。!如果笔者的判断符合实情，即《残档》所载上引被抹去姓名题本的作者确是时任广东巡抚的王来任，那么起码可以表明，当案件爆发后，王来任为表明自己的清白，曾一度批示拦阻［香山］县知县擅自率队去澳门，并认为卢兴祖应请旨获准才可! 均见《刑部题审两广总督卢兴祖派人赴澳追要入官货物收受银两物品案缮录口供本》，载《澳门问题汇编》档案卷，第!册，第"#—$$页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以派人往澳，并准备在八月初七日对此事具题上奏，卢兴祖情急，在初八日移札巡抚，指出王来任手下亦有程万里等三人牵涉此案，要求追捕审讯。这可能是卢兴祖为保护自己，泡制一池浑水，将王来任也拉入水中，用以阻止上奏，达到封口的目的。但王来任却针锋相对，不但扣下人犯，进行独立审讯，而且录供上奏，将卢兴祖派人赴澳走私索贿此一大案的情节端出来，反映出当时广东官场中波谲云诡，彼此勾心斗角的倾轧关系。但是，《残档》的记载是很不全面的，仅是提供出线索而已。如果王来任确实如同他本人表白一样，从开始时即坚持正气，反对挟私往澳，事后又首先揭发弊端，就应该是有功之臣，为什么会同卢兴祖同日受到同样的撤职处理，并且其后又都以自杀了局？但如果王来任也参与了赴澳诈贿，但迄今未发现有任何史料足证，应该是有待探索的重大疑点。第三，卢兴祖等人往澳门诈贿案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重案，牵涉的人既多，索贿的金额又特别巨大，而且涉及外国，犯是是滔天大罪，但是，如何申明法纪以判罪，在官书中却缺乏任何具体记载，仅有关于卢兴祖、王来任二人“自陈不职，并革任”寥寥数字的记载!。而且，刑部还置大量确凿证词和赃财等事于不问，竟遮遮俺掩地为卢兴祖开脱，“查!!!!!!!!!!!!!!，诈银物之处并封锁确证，而!!!!!!!!，干证及过付之人俱供没有。揆此，卢兴祖七款贪诈要银之处是虚。据此，无容议。”经挖空的字句已无从处查证，但轻轻采用“无容议”三字却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此中必有隐情。对于姚启圣以次各人的判处也是出奇地概从轻赦。据《残档》所载：姚启圣系职官，反带领总督家人并商人出入严禁之界，将商人所买货物十分内抽取四分，俱系伊身承当而行，又将澳夷所给银物带来送与总督。据此，姚启圣照依出界律斩，事在康熙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赦前，免罪，仍行革职，永不叙用。!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六年十一月戊午条。澳门史论稿#!
  • 其他，包括总督府守备丘如嵩、陈得功也仅是将“守备札付追出”与香山县照磨詹其祯等职官，俱援赦将斩罪赦免。官私各商二十余人也只要将从澳门购入的货物和货价入官没收，便一概免除斩罪，俱释放。这样的判决，真可能说是“一风吹”了。我们注意到，对卢兴祖和王来任俱革职一事，是在康熙为对他的祖母和母亲恭上徽号庆典颁布大赦恩诏，即在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同一天以谕旨形式紧接着宣布的!，似乎是巧合，又似是借赦典以结案。按照清朝的法律，其《名例律》中有“常赦所不原”的明文规定，对于“有心故犯”、“受枉法不枉法赃”的，是“虽会赦并不原宥”。卢兴祖和姚启圣等一干人犯，当然属于有预谋有步骤的“有心故犯”，而且是“通谋外国”，“索贿逾万”有据，当然应属于“常赦不原”的范围"，只有“特赐宥免”#，才可能免罪。对于姚启圣等虽判斩罪，又予赦免，显然是法外从宽的特赦。为什么要对姚启圣等“特赐宥免”呢？看来是与平南王尚可喜的大力营救有关。王源在《居业堂文集》中《姚少保传》透露了一条重要的讯息，说案件爆发后，姚启圣———夜见平南王，以危语动之，王上疏白其枉，督抚皆自杀，而公罢官。全祖望在所撰的《姚公神道第二碑铭》中，更点出———公夜见平南王尚可喜而诉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抚皆以是自杀，而公亦罢官客粤中。这些语焉不详的记载，其中必潜隐着十分机密和关系重要的事实情节。据合理揣测，所谓“危言”，无非是对此案的审判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迅速结案不宜拖延株连，否则，必将会上扳到尚可喜身上，使尚可喜难以洗刷。姚启圣可能建言为!"# 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刑部、名例律、常赦所不原。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刑部、名例律、常赦所不原。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六年十一月戊午条。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避免出现这样的尴尬情况，只能将案情上线严格限于督抚一级为止。牺牲一个卢兴祖，甚或搭上一个王来任，或者是平息此案的良策，于是造成了“督抚皆以是自杀”的局面，换取到案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归于平息。朝廷官方对于这件大案的处置也是十分暧昧的。除上述应不赦而赦外，包括《实录》、《清史列传》、《吏科史书》、《刑科史书》等官方文献，一律采取尽可能轻描淡写，甚至干脆不提及的态度。如果不因为仍留存这三份已经过挖空撕毁的《残档》，有关问题恐怕也就基本被淹没了。其所以会这样异常的处置，恐怕也与当时总的政治形势，与平南王尚可喜当时的重要地位有关。尚可喜是在顺治六年（!"#$）率军进入广东的，到康熙六年（!""%）此案爆发时，历时已将近二十年了。在此期间，清朝充分使用了尚氏的兵力，先是重挫了南明桂王在粤的势力，基本上占领了全省；继又转战于两广，击败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从黔滇来犯的大军。“是时粤地皆隶版图，而土贼间作，且遥结海贼郑成功，为海滨郡邑患”!，在颁布了禁海和迁界令后，尚可喜又连续剿灭了因反对迁海而兴兵反清的原任武官游击周玉、碣石总兵苏利，每战均斩获数千人，直到康熙三、四年间，战事犹未完全停息。很明显，尚可喜一方面是不惜使用血洗的手段，坚决执行清廷禁海和迁界的政策，另一方面，又钻此一政策的空子，包括指使卢兴祖出面问澳葡勒索巨贿、纵庇走私以饱私欲。可谓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案件曝光以后，清廷虽明知此案的最大后台是尚氏藩王，但为了继续利用他来稳定粤局和对抗隔海的明郑势力，只能法外从宽，草率结案，不敢彻查。对于康熙六年查办卢兴祖派人向澳葡索取巨贿此案件，目前在中国满、汉文史料中，尚未发现有更详细的材料，成为带有重大疑点的悬案。由于此案关系清葡双方，应互有记载，笔者希望将来能在葡方档案中挖掘出可以补充，能据以作出明确! 《清史列传》卷%&，《尚可喜传》。澳门史论稿%#
  • 结论的事实材料，这是需要中葡史学家共同努力的。综合上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清朝从顺治十三年（!"#"）颁布禁 海 敕 谕，到 十 八 年 又 厉 行 迁 界，直 到 康 熙 二 十 三 年（!"$%）平定台湾之后，才宣布复界开海。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时期内，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门曾受到过极其重大的冲击，几陷于绝境，经过迂回曲折的请求，交涉以及幕前幕后的活动，才能勉强度过此一艰难困蹶的特殊阶段。围绕澳门的问题，它不但关系到当时的中葡关系，而且更直接地关系到澳葡与清中央朝廷之间，与广东地方权要、各级官吏以至商人之间的关系，波涛云诡，变幻多端。以澳门问题作为一个视角，也可窥见清初广东省的权力结构和官场的腐败，官僚之间的利害冲突和倾轧，统治权术的运用，可以因一斑而窥全豹。对澳门史的研究来说，这是不可忽略的一段；对澳门的华洋居民来说，则是难忘的二十七年，是很值得史家认真探讨的。清初的禁海、迁界与澳门&#
  • 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清代设立面向外洋的海关，始自康熙二十三年（!"#$）。在此之前，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原占有台澎的郑克"等率部“纳土登岸”。适应这样的形势，清王朝采取了从严格禁海到开海贸易的重大决策，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规章制度。康熙皇帝本人先后为此颁发了数以百计的谕旨和朱批，内阁及有关省份的督抚大吏也为此上过数百件章疏条陈，均认为是朝中的大政。清代的海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并开始其活动的。它是当时形势发展的产物，又明显地反映出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和开拓中外贸易的要求。为从较深的层次研究中国海关史，实亟须对此一阶段清朝方面的有关政策进行认真的评价和剖析。一中国近古史的特点之一，是在!$世纪中叶到!%世纪末叶长达&’’余年的时间内，曾经实行过禁海政策。明清两代的禁海政策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和形势背景之下出现的。明太祖朱元璋登位不久，即颁布了禁海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严交通外番之禁”!，其目的是防止张士诚、方国珍残部勾结倭寇对内地的骚扰。终有明一代，禁止开洋虽有张弛程度的不同，但防禁之令一直坚持未废。清朝刚建国，便爆发了郑成功、张! 《明太祖实录》卷!&(，洪武十四年九月壬午条。澳门史论稿%"
  • 煌言等为首的东南反清活动，与清朝进行了持久的坚决斗争。及至郑成功转进到台湾，继续奉明正朔，对清朝不断进行军事和政治攻击。明郑大规模的海商活动，既是作为取得财政和军火装备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作为联络大陆沿海反清势力和取得情报讯息的主干渠道。更有甚者，明郑麾下的大批商船，一旦需要，便立即可以改编为威震海洋的舰队，进可“长驱远涉，进入长江”!，退可“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 事实上，清顺治十三年（明永历十年，!"#"）郑成功率军攻台州，取同安、克连江；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郑张联军更是整帆饬旅，挥师北上，直指金陵。大军由闽入浙，由舟山经崇明至江阴，取芜湖，破瓜州，纳降于镇江，顿兵于南京城下。一时声势大震，东南动摇，连驻守在杭州的清方将领也考虑过投降，清朝中央也有过“迁都”的议论。可见，以郑成功为首的海外反清势力，确曾对清王朝的统治形成过实在的严重威胁。这些战役虽然由于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郑张部队一再失利，终于溃败而遁，但还是有力地说明了，东南沿海确曾是两方殊死争战，反复拉锯之地，清王朝为了控制局势，不能不妥谋对策。二为防堵明郑势力的侵扰，清朝严厉执行禁海政策。禁止出海贸易，其 实 早 在 顺 治 初 年 即 已 实 行，但 到 了 顺 治 十 三 年（!"#"）六月，才以皇帝名义发布了《申严海禁敕谕》。其中规定，北自天津南至广东沿海岸线各省，一律“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交逆贼贸易者⋯⋯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其该管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首，皆处死。”“不许片帆入!" 杨英：《从征实录》，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杨英：《从征实录》，载《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口，一贼登岸。”! 敕谕的主要精神，是使用军事法律暴力以强制割断海内外的一切联系往来，取缔一切对贸易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削弱和扼杀明郑的反清力量。但是，《海禁敕谕》试行了五年，并未因而达到彻底割断联系的目的，并未因而遏制住沿海人民对明郑反清力量的支持，“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 海内外人和物的交流仍在隐蔽状况下继续进行。因此，顺治十八年（!""!）又决定逼迁沿海居民，尽毁沿海民房物资和船只，即所谓“立界移民”、又称迁界的做法。迁界是禁海政策的扩大和补充，其目的是制造出一个无人区以作为隔离地带。将之作为实现彻底禁海的重要措施。其实行的手段是极其残酷的，沿海人民遭受到极其深重的苦难，“令下之日，携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在当时的闽、粤、江、浙沿海，到处挖界沟、筑界墙、设烟墩、派旗兵警戍，界内外严禁通行，出界寸步即以违旨罪逮杀。这样夷其土地、空其人民的做法，当然是悖人情，违事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利益的。这种非常时期的戒严法令，只能依靠血腥的镇压才可能维持。据笔者参阅现存清代历史档案，诸如在刑、兵等部的题本，沿海督抚的奏疏和揭帖黄册等文件，其中记载有关处理触犯禁海迁界令的案件甚多，惨罹株连杀戮的人户难以计算，有因迫于生计而冒死出海捕鱼的渔民；# 也有小本经营，驾小舟沿岸行贩的小商；$ 更有为恋栈故土，潜归省视坟墓的原居民。% 一旦被缉获，便被指控为“越界”，“通洋”。有些澳门商船，本为法律!"#$% 《黄册》，康熙十—年卷，浙江按察使金维藩题本。《刑部残题本》，顺治十七午，王吉甫等人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第###—##"页。《刑部残题本》，顺治十三年，余汝甫等三十三人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第$%$—$$%页。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敕谕沿海督抚镇申严海禁事》，载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未禁出洋贸易的，偶因风险搁浅近海，也被逮捕法办。! 更可诧异的是，有些商人并未越界，更未入海，但是竟然也被指控犯有“置买货物，欲图出洋”的罪名。康熙十一年（!"#$），有商人陈瑞等人，“分头置买丝绸绉纱药材欲图出洋，货贮内地，尚未上船，当被盘获”，“陈瑞合比照谋叛未行为首者绞律，应拟绞立决。”" 这样靠推论意图，刑讯逼供，据以定人死罪的案例，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有一些地方官也因受此类案件株连，而被革职杀头。康熙元年（!""$）扬州府海门县知县董常裕其人，便因“私给船批，有违界限”，被控违反“海禁新例”，而判“知情故纵”，“以同谋论处斩”。# 这位县太爷便因此而血溅刑场，呜呼送命。上述大量案例表明，禁海迁界的做法确实制造了许多惨绝人寰的悲剧，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人为的破坏，其消极影响非常巨大。三康熙二十二年（!"%&），全国形势陡变。是年六月，清兵攻克澎湖；七月，郑克"、刘国轩率部归降，两岸对峙的局面宣告结束。清廷禁海迁界等法令便失去了前提。康熙帝睿智之处在于，他能够比较准确地审时度势，相应调整政策，能够迅速果断地采用新的决策代替已经过时的规章制度。战火甫息，康熙便在十月间作出立即“展界”的决定，所谓展界，就是安排因顺治十八年（!""!）前后被强迫迁离的人民复归故土，将沿海一大片“弃地”重新开辟为阡陌，恢复农牧渔樵生产以及贸易交换等正常生活秩序。他对内阁大学士等!"# 《黄册》，康熙元年卷，右副都御史张尚贤题本。《刑部残题本》，顺治十七年，王吉甫等人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第’’’—’’"页。《江宁巡抚题本残件》，康熙十三年张相如案，载《明清史料》已编，第#册，第"$(—"$$页。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说：“今若展界，令民耕种采捕，甚有益于沿海之民。”! 十一月，他又特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二人驰驿南下粤闽，主持展界工作。杜、席启行前，他又亲谕：“迁移百姓甚为紧要，应察 明 原 业，各 还 其 主。可 传 谕 该 督 抚，务 令 安 插 得所。”" 当然，在历经!"余年兵燹巨变之后，人事多沧桑，地界多变易，要完全做到“各还其主”是不容易的。但对沿海广大居民来说，回乡复业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应该承认，及时展界是一件于国于民均具有积极意义的大好事。杜臻和席柱在广东和福建工作了半年后回朝复命，反映沿海人民对展界欢欣鼓舞之情，言：“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感戴皇仁于世世矣。”# 这样的说话基本上符合当时人民心态，似不能视为溢美之辞。展界是开海的必要准备，开海是展界的必然继续。到二十三年（#$%&）七月，康熙便力排众议，决定立即开海贸易。《康熙起居注》记录下他与席柱的一次生动对话：“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上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 康熙之所以坚决主张立即开海，是经过认真斟酌的审慎决策。第一，既将沿海之民遣回故里，就不能不给予他们谋生度日的生存条件，!"#$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条。按席柱，有些史书写为石柱，此处一律用席柱。《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丙辰条。澳门史论稿%"
  • 他自言： “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海洋为利薮，海舶商贩必多。”" 他深知，顺应需要而利导之，则官民相安；如若强行禁制，则昔时之弃土必酿为新的动乱场，展界后的沿海地区将仍无宁日。要断绝人民的生计，是任何明智的执政者绝不敢轻试的。第二，他亦深切了解，在实行禁海的!"余年中，明郑集团以及驻戍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父子等，正借清廷的禁令以作为大力扩展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良机，“成功以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贾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凡中国各货，海外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 尚氏自顺治七年（#$%"）到康熙十九年（#$&"）雄踞广东’"年，名为恪遵清廷禁海之谕，实则以武力掩护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悬挂尚藩号旗的商船横行粤海，垄断了巨大利益。% 今郑氏既降，尚氏亦败，清王朝不能不着手收回此一重要的利源，不能再坐视督抚提镇等地方军政长官借禁海名义“自图便利”。由中央朝廷直接派人主持开海设关，乃是清王朝已具有足够权威控制全国军政财大权的体现。第三，康熙清晰地看到，实行开海贸易，不但对于沿海省份有益，而且还有着全局性的积极意义。他对此曾作过明确的说明：“谕大学士等：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份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份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从这一段指示中反映出，康熙是将在沿海地区开海贸易一事放在全国政治的整体中，而非仅从地区性局部利益的角度来考虑处理的。他的这些看法获得了朝中一些有识!"#$%&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条。李士桢：《抚粤政略》卷#，《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黄叔紾：《台海使槎录》卷(，《伪郑附略》。郁永河：《海上纪略》。《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之士的拥护赞成，左都御史慕天颜等曾上疏力言：“致财之源，生财之大，舍此开禁一法更无良图。”! 凡此都说明，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转变，乃是顺应局势发展的必然之举，乃是康熙及其臣僚们的明智决策。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明谕宣布：“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正式开始了。四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特点，必须制订一系列与此相称的具体政策和规章，必须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创建面向通海贸易的海关，乃成为当务之急。按照什么样的格局设置海关，又按照什么样的规程来进行工作，在当时是有过认真讨论研究的。康熙亲自对有关问题作出了裁定。早在二十三年（!"#$）八月，户部尚书梁清标就题请派该部司员宜尔格图和吴世把二人为收税郎中，驰往广东和福建主持筹建海关事宜，康熙特准给予敕书以重其职责。宜、吴二人提出，应即在广东和福建设立专官以管理海关事务，此为建 议 设 立 海 关 衙 门 机 构 之 始，当 即 得 到 康 熙 的“依 议 准行”。# 宜尔格图和吴世把二人本来打算大体上按照原来设在内陆各税关的模式筹设海关，他们呈请户部转奏说：“职等初往粤闽定例收税，将各关收税则例带往酌量增减定例。⋯⋯海口、桥津、贸易船车等俱行收税。”$ 康熙阅奏后亲书谕旨驳斥了宜、吴二人的建议，“若照宜尔格图等所呈，给与各关定例款项，于桥道渡口处所概行抽税，于朕恤商裕民之意不符，且概行抽税，是于原无税课之地反增一关抽税无异，若照此行，恐致扰害民生。⋯⋯只应将出入海上船只抽税。”% 这一段批示表!"#$%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条。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载《清经世文编》卷&"，《户政一·理财上》。澳门史论稿#&
  • 达出康熙关于设立海关的意图，明确规定了海关的职能并不同于内陆的常关，它的任务仅限于对通洋航运的关税管理。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在研究清代关税制度时区分海关与常关机制不同的根本处。江、浙、闽、粤 四 海 关 的 主 管 人 员，最 早 叫 做“督 理 闽（粤、江、浙同）海税务”，以后划一称为海关监督。所谓“关差”或“督理某海税务”仍属于奉派出差办事性质，监督则是固定的职任。四海关设置了列入编制的专职监督，说明四海关已被承认为正式的国家机关。各关的监督由中央户部管理，其人选亦由户部题请钦定。康熙时期，对四海关监督的选派是比较审慎的，规定应由户部咨请中央各部院推荐“贤能司官”，然后提请钦派。康熙还责成各部院大臣应具奏说明被推荐人的情况，供任用时参考，如日后发现有贪赃枉法之罪，部院长官应负荐举不实的责任。对四海关及其监督的管辖，在康熙时期基本上是采用双重管理的办法，即一方面直属中央朝廷的户部，另一方面又受本省总督、巡抚的管辖监督。康熙二十三年，户部题请设立海关原 案 中，就 明 文 写 着“交 与 该 督 抚 设 立（海 关） 衙门”。“所收税银交与布政司取具实收”，! 关务交与各该抚令地方官兼管。现存当时奏报海关事宜的文书，绝大部分也是由各省督抚据呈转奏的，海关监督一职变成多由内务府人员垄断而且可以不必受地方官节制，应是雍、乾以后的事，" 而且也并非定制。五研究该时期的海关史，绝不能忽视关税问题。!"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户部·关税·禁令一》。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户部尚书梁清标题本；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户科史书》录引户部尚书科尔坤题本。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康熙时期所颁行的关税政策，比较着眼于惠商和有利于开拓对外贸易。早在开海设关之初，康熙就责成户部官员拟定《开海征税则例》，经奏准后执行。该则例规定，“福建广东新设关差，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收，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又专门传旨：“采捕鱼虾船只及民间日用之物并糊口贸易，俱免其收税。”" 据闽海关监督殷连礼的奏报，仅在闽海关所 管 辖 一 年 之 内， 即 “ 应 免 税 银 六 千 四 百 九 十 四 两 有奇。”# 如果按每一渔商小舟可免税银二三钱银子计算，即在一年之内有二三万艘舟次得受免税的实惠。康熙又表示，开海之后，对来往闽台之间进行贸易的船只，澳门旱路贸易改从海运船只，均不许一货两税。在他主政期间还多次下谕整顿海关，对“滥征侵隐”、“将商人亲填部册改换涂饰”、“重困商民”的关吏贪污严惩。$在对外贸易方面，康熙也采取过一系列积极措施。二十四年（!"#%）四月，他谕复福建总督王国安，指示对外国来的“ 贡 船 ”， 其 随 带 来 贸 易 的 货 物 应 予 免 税%； 二 十 五 年（!"#"）二月，又在批复户部尚书科尔坤等的题请，准减免各国来广东商船税额十分之二&；二十八年（!"#$）八月，他又批驳了闽浙总督王紿“日本商船，应令停泊定海山，遣官察验，方 许 贸 易”的 建 议，认 为“此 事 无 益”。’ 三 十 七 年（!"$#）四月，又“谕大学士等，广东海关收税人员搜检商船货物，概行征税，以致商船稀少，关税缺额。且海船亦有自外国来者，如此琐屑，甚觉非体，著减额税银三万二百八十!"#$%&’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戊子条。《户科史书》，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清圣祖实录》卷!’(。《清圣祖实录》卷!’"；《清文献通考》卷’"，《征榷》!。《清文献通考》卷’"，《征榷》!；《户科史书》，康熙二十四年十月。《清圣祖实录》卷!&(。《清朝文献通考》卷’"，《征榷》!。澳门史论稿#&
  • 五两，著为 令。”! 对 于 抽 税 的 办 法，康 熙 也 能 够 从 实 际 出发，接纳外国商人的合理意见，适时进行调整，原来清朝对洋船的抽税方法，大体上是沿袭明代及参照郑、尚集团的做法，即是抽收絀头税，又以船钞为主，即按来船的长短宽狭，抽收不同数额的税银，较少考虑到不同货物的价值和贸易利润的差别。因此就会出现贩运贵货与贱货者其税项负担并无差异的不公平情况。由于开海之后外国来船渐多，其装载的货物品种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往日多载珍奇，今系日用杂物”，" “据夷人呈称，往日一船，即今日十舡难及。往日多系细软珍奇，今日多系雨伞铅砖，今昔殊异，实系贫舡难供丈抽赋，伏祈量减。”# 当时，由于开海而导致进口商船及其装载货物量激增，来货品种则从专供奢侈消费的用物转移到以一般社会生活用品为主，甚至一时性 地出现过洋货壅滞，航运利润下降的情况，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洋商要求适当调低税率（其后又提出以根据不同货物品种抽收不同税款的货物税为主，以絀头税为辅），应该说是合理的，有利于发展中外长远的贸易关系。康熙开明之处在于，他能够认真考虑开海之后已经发生的商情变化，很快就批准了减免十分之二的税额。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粤海关宣布，对当时停泊在澳门的洋船共$%只，首批按照减税办法处理，并著为例令。各船洋商等都欢欣鼓舞，“乘风归国”。$ 康熙又规定：四海关应按照统一的税率和计税方法办事，外国船只在四海关中之一关交了进口税，其他三关不得再重复征税。“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四省俱经开海，随处皆堪贸易，征收之例若不划一，恐启外夷趋避之端，致因风水不顺，飘至他省者，查有丈抽印票，即便放行。其四省印烙往外国贸易船只亦照此例，不得重征。”%!"#$% 《户科史书》，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户科史书》，康熙二十五年三月。《户科史书》，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清文献通考》卷$"；《征榷》!；《户科史书》，康熙二十四年十月。《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条。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笔者认为，康熙紧接在决定开海设关之后，又亲自钦定了一系列有关关税问题的具体规定，是极有利于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和交流的。当时中国的官、私手工业都处在上升的发展阶段，不论丝织、陶瓷、冶铁工业的产品都要求输出；农业中的食糖、茶叶又是畅销商品，东南沿海相当数量的人口正借此以营生计。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商品货币交换的增加，亟须输入白银、铜斤以及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实行开海惠商政策无疑是适时和必要的。! 还应注意到，由于实现了从禁海到开海的重大政策转折，既刺激了当时的国内生产，又繁荣了中国与东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如上文所述，仅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停泊在粤海澳门洋面的西洋船只即有$%艘之多；二十四年（!"#&）七月，由福州满载鹿皮、砂糖等商品开赴日本长崎的商船队一批即有!’艘。" 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康熙二十三年（!"#(）到日本的船只为$"艘，二十四年为#&艘，二十五年为!)$艘，二十六年为!’"艘，到二十七年，更激增至!%(艘。五年之内竟上升了七倍以上。与其他各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以康熙为首脑的清王朝在相当时期内，曾与西洋各国，包括与葡萄牙国王、法国路易十四等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和贸易关系。可见，开海政策的影响是 非常迅速而显著的。清代的海关在执行开海贸易以及关税政策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事物的发展又总是迂回而复杂的，从古老的禁闭的中国发展为有限度开放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矛盾交织的艰难过程。围绕着开海的全过程，清朝朝野之中对此的争论总是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在制定开海决策之前，以大学士李光地等为首，曾经顽固主张切不可开禁，认为“海舡不宜入大海”。开海!" 林春胜、林信笃编：《华夷变态》，载《东洋文库丛刊》!%&#年版，《申上觉》；《觉》；《七十七番福州船之共申口》。请参阅拙文：《试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关》，载拙集《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拙文：《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载同集第($—"%页。澳门史论稿#"
  • 之后，每逢海上治安不宁，国内物价不稳定，或因与罗马教廷发生争端，发觉洋商或海关官吏有各种陋弊时，总有人提出停止开海之议，如康熙十七年（!"#$）三月，“都察院佥都御史劳之辩疏言，江浙米价腾贵，皆由内地之米为奸商购往外洋所致，请申严海禁，撤海关，一概不许商船往来；庶私购绝而米价平。”! 五十年（!#!!）正月，给事中王懿上疏“请禁止海上商贾”。" 五十二年（!#!%）上半年，两江总督张鹏翮、江苏巡抚张伯行更连续上疏，极力渲染海洋盗贼猖獗，建议出海商船只许用一桅，所有船只均改为平底，不许多携粮米以免资贼，等等。# 在对待这些主禁派言论中，康熙大体上还能保持清醒，他承认在沿中国海岸线诸岛屿中确实还存在多股海盗，但他又认为，不必因此而恢复海禁。他批示斥责那些过分夸张海盗威胁，主张停止开海的言论是“空言无补”、“言皆虚妄”。特别对于张伯行，康熙认为此人多疑好猜、言多虚夸，“捏造无影之事，屡以海上有贼诳奏”，他责令张伯行自己率兵出海缉捕所奏陈的巨枭盗伙，“张伯行必深知贼巢，始奏称海上有贼，务将此贼察拿审明具奏”。他明知道张伯行绝无能力真正拿到什么海贼，不过是给张伯行开了一个亦庄亦谐的玩笑，张伯行只好上疏承认妄言欺君，自请处分。总的说来，上述这些嚣然尘上的议论，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清朝开海设关进行中外贸易的总政策。但应指出，康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界消极的影响，并且在有关开海政策上表现出明显的后退。他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陆续颁布了禁止本国商人将出海船只卖给外国，禁止商船的水手超额，禁止海员出海多带米粮，禁止超额配备为在船上供防备用的枪炮等等。特别是，他还明确规定，可以!"#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戌条；卷’&(，康熙五十二年三月戊寅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年正月乙卯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庚午条。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保留去船与东洋从事贸易，西洋则听其自来，但却严禁与南洋通商。! 凡此都说明了康熙晚年对于开海贸易，甚至对于内政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确实都存在着较急剧的变化。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样的大拐弯。例如，在五十四年（!"!#）三月，他还在给赵弘燮的朱谕中写道：“西洋人到中国 将 三 百 年，未 见 不 好 处。”" 但 言 犹 在 耳，到 五 十 六 年（!"!"）十月，便从根本上改变了看法，谕告大学士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笔者认为，造成康熙这样的态度急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的重要迹象之一是，大约从康熙五十五年（!"!#）开始，康熙与罗马教廷和教皇格勒门的关系紧张已经表面化。康熙对当时天主教在华的一些传教活动深有疑惕，对于教廷不许信徒祭天拜祖祀孔等更怀恶感。他对在京的传教士如德理格、马国贤、伊都立、山遥瞻及教皇特使嘉乐等人的言行也很不满，反对这些人只知道遵照教皇的谕诏和禁约行事，而对清朝的尊严和中国传统的礼仪伦理缺乏尊重。对他们一些超越清朝规定限制的活!"#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晚年趋向严厉限制对外贸易的批示和言论颇多，下引五十六年三月，他手批对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和两广总督杨琳等议复对外贸易问题的一段文字，比较集中说明问题：“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其外国夹板船照旧准来贸易，令地方文武官严加防范。嗣后洋船初造时，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户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每日每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至于小船偷载米粮，剥运大船者，严拿治罪。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目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载《清圣祖实录》卷$"!。康熙晚期，对西洋来船的接待也较前严峻，切实执行“严加防范”的方针。以前来华的西洋商船，多有留在广东贸易，等到来春再装载货物回航，但在后期，曾一度限令必须当年回国。例如，五十九年十月，两广总督杨琳“为奏报洋舡事。本年共到外国洋舡一十三只，上年到迟未回洋船一只，今于十月十三、十五等日已开驾回国洋舡五只，尚有九只。奴才严催洋行通事人等，速令交易明白务于今冬尽数开回。”载《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动，更认为不能容忍，康熙多次对传教士等面加申斥，甚至拘禁其中一些人，又将另外一些人驱逐回国，宣布禁上传教。!禁教事件与紧缩对西洋的贸易，加严对西洋来船的限制是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激化的，因为当时包括康熙在内的朝野人士，尚未能将西方来华传教与来华贸易两者的内在联系和区分更准确地辨别开来。当时在传教活动和礼仪上的冲突，实际上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权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碰撞和难以调和。这样的碰撞又必然会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生连锁反应，也肯定会株累到通商与贸易关系中来。如此说来，康熙晚年对西洋贸易转为着重于防范和限制，又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东西方关系全面逆转的反映。至于禁通南洋的问题，则是从另一角度提出的。长期以来，通南洋航路发生的人、船事故较多，上文所述的诸种禁令，其实绝大多数是针对通南洋有关的问题而颁制的。仍保留通东洋的航路，则主要由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要求，当时中国由于人口激增和市场扩大，货币流通的要求也急剧增长，当时使用量最大，流通范围最广的仍是铜币，而国内产铜不足，每年必须派船到日本采购大量“倭铜”。于是，当时的东洋航道实际已成为中国财政金融所不可或缺的供应线。可见，康熙限制西洋，禁绝南洋，仍通东洋的外贸政策，乃是上述政治经济局势的产物，海关无非是执行既定政策的工具而已。研究清代海关史，不能不研究康熙时期开海设关的过程和变化，不能不将海关的建立、机制，不同时期所起的不同作用，纳入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总体中进行考察。不能不从清朝制订和执行政策的角度，对海关的运行进行检核。我们不但必须对!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曾对传教士伊都立等四人下达谕旨，言：“尔等传旨与（教皇特使）嘉乐：‘尔教王所求之事，朕惧俯赐允准。但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人相悖戾，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四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引自《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三件。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
  • 康熙二十三年（!"#$）开设海关以来大约%&年时间执行的开放和比较开明的开海政策进行评价，也必须对自康熙五十六年（!’!’）前后出现的政策逆转进行分析。笔者不揣浅薄，谨提出以上的粗浅看法，以就正于海内外师友。澳门史论稿(&
  • 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一自!"世纪中叶以来，位于珠江三角洲中段，辖属于广东省香山县的小港口澳门，即被葡萄牙殖民者租占居留，葡人“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境地曝水渍贡物”!，并以行贿等手段买通明朝的地方官吏代请于朝，得允许以澳门为该国商船停泊之地，并准海员及其家属留住。他们便借此为凭据，逐步进行蚕食，“增缮周垣，加以铳台”"，“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终于“立埠于澳门，实为泰西通市之始”$。于是，澳门在明代中末期以至清代前期，便逐渐发展为中国海岸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中西交往的枢纽，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但细考之，直到!#$%年 鸦 片 战 争 之 前，葡 萄 牙 租 据 澳门，并不等于该地已为成为葡国的殖民 地，因为根据约定，葡人所获得的仅为交纳租金以换取居停方便而已，其在澳门设立的民政官和治安判事等，职责亦限于对居民的日常管理，!"#$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佛郎机来广东互市》；卷!&，《瀛海各国统考》。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佛郎机来广东互市》；卷!&，《瀛海各国统考》。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郭) ：《广东通志》卷"&，《澳门》。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明朝和清朝的官吏在澳门仍履行着统治之权。以财政关税方面而言，明清政府除定额收取地租纳入国库外，还有权向所有进出澳门的洋船征收税款，“洋船到澳，该管官具报香山县通详布政司并海［关］道俱批”，再责成设在广州的市舶司会同香山县“指船丈抽，照例算饷，⋯⋯照征饷银”，每年约可收到的数目，达!"""余两!，在行政和司法管辖方面，明朝和清朝的政府明确规定，不许接买私货及随便增建房屋，等等。广东省的地方长官有权监管，葡方 均表示服从"。有关在澳华人的民刑诉讼案件，均应严格依明朝法律判决，中方掌有终审裁定权。万历三十六年（#$"%），香山知县蔡善继在到澳门办案过程中，曾痛笞违反中国法律规定的葡人牟目。在军事方面，明清政府均承担着维持澳门不受外国侵犯的防务义务（详后）。很明显，当时的澳门仅是葡方取得中方一定限度的授权以进行管理的地区。二清朝入关后，从顺治四年到八年（#$&’—#$(#），首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认为宜维持澳门现状，“佛郎机国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行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 佟养甲作出上述建言有其客观的原因和需要。当时广东地区先有明朝后裔朱聿絇称号绍武，继又有已降清的明故将李成栋之叛反，后又有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的盘踞。两藩拥兵擅权，走私抗税，督抚难以履行职权，加以兵力不敷，饷源不继，佟养甲在澳门问题上主张!"#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佛郎机来广东互市》。印光任、张任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乾隆《香山县志》卷!，《户役》。按，据《明史》卷%!，《食货》$的记载，当时全国“诸钞关折银!!)"""余两”，作为首都北京进口咽喉的崇文门商牙各税仅年收#*"""余两，重要关卡之一张家湾的商税仅有!"""两，故澳门一地每年能收入!""""余两，所占比重是很大的。澳门史论稿*!
  • 维持明季成局，自有其必然。清初南疆一直未靖，为有效镇压与海外联手的东南反清势力，防堵郑成功、张煌言等军入犯，断绝他们从大陆取得的给养和情报，清王朝先后于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及康熙元年（!""$）、四年（!""#）、十七年（!"%&）五次颁行“禁海令”!；更于顺治十七年（!""’）、康熙元年、十七年三番下谕强制进行“迁海”"。“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交逆贼贸易者，⋯⋯不论军民，俱行奏闻处斩”#。但对于澳门，却另有特殊处置。首先，清廷考虑到该地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华洋杂居，以海为田，以贸易作为主要生计的情况，特准“免迁”$；其次，为在澳门仍保持一线与东西洋、南洋交往的渠道，又特许各国商舶仍可进出澳门，仍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海外贸易和人员往来，“令番舶驻前山寨，陆运货物至香山，令藩幕一员监之。”% 当时，有西洋商船遇风漂失至厦门或舟山，清廷均饬令当时督抚“察明发 回”&。为 保 证 澳 门 华 洋 人 士 的 生 活 必 需，康 熙 十 八 年（!"%(）还专门批准开放广州与澳门之间的陆路运输贸易，某些外洋货物及经批准的人员亦可经此进 入内地。凡此种种，与在内地执 行 的“不 许 片 帆 入 海”的 规 定 是 截 然 不 同 的。’亦因此在执行迁界禁海的数十年间，澳门以弹丸之地，仍能维持其特殊地位。康熙本人对澳门问题曾给予很大的关注，对该地的具体情况亦有相当的了解。他在戡平了三藩叛乱并收复了台湾之!"#$%&’ 参见拙文：《论康熙时期从禁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已收入本书。《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八己卯条；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杜臻：《粤闽巡视纪略》。江日紸：《台湾外记》卷"言：“香山外原有澳夷，以其言语难晓，不可耕种内地，既无聚扎之地，况驻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昨已奉命免迁矣。”可参考。《敕谕沿海督抚申严海禁记事》，载《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第!"(页。蒋良琪：《东华录》，顺治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九月癸亥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刑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吏部!’)；卷"($，兵部!#’；卷%%"，刑部#)。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后，立即就派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又名席柱）二人驰驿南下，主持复界开海的工作。杜、石在闽、粤工作了半年后，回京复命，康熙曾主动垂询有关澳门的情况。据记载，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九日，石柱奉差事完毕先回京，时康熙正在往古北口避暑途中，立谕石柱兼程前来驻跸的拜察地方陛见，十一日召见于御帐，君臣进行了一番直接关于澳门的谈话：上顾石柱曰：“尔至广东，想至香山絈。”石柱奏曰：“臣曾至其处。香山絈居民以臣为奉旨开展海界之官，皆放炮远接，甚为恭敬。其本地头目至臣前跪云，我辈皆海岛细民，皇上天威，平定薄海内外，克取香山絈，我等以为必将我辈迁移，蒙皇上隆恩，令我辈不离故土，老幼得仍守旧业谋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辈庶获互相贸易，此地可以富饶，我等诚欣无尽矣。皇上浩荡洪仁，我辈何能酬答，惟有竭力奉公以纳贡赋，效犬马之力已耳。”上曰：“闻香山絈地方周围皆水，惟北有一小道通旱路。”石柱奏曰：“皇上洞悉万里之外，较臣等亲至其地更为真切。彼处武官云，前荷皇上威灵，大军直入，絈内人等莫不震惊.，故不战即降。”!这一段谈话记录是一则关系清代前期澳门史的重要史料。第一，当此由长期禁海迁界转变为开海复界的重要决策时期，澳门虽僻在岭南，但却“时系宸虑”。对 澳门今后地位的处置，是由清王朝最高层研究决定的。第二，康熙继续执行通过澳门进行“互相贸易”的政策，是符合澳葡当局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第三，澳葡当局当时对于清王朝仍持十分恭敬的态度，完全愿意接受统率和保护。事实上，当时清朝的国势正趋向全盛，统一大业根基已固，其实力声威震慑海内外，澳葡当局根本没有任何可与清廷抗衡的力量，亦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己卯条、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澳门史论稿%$-
  • 任何可讨价还价的余地，“惟有竭力奉公以纳贡赋，效犬马之力已耳。”终康熙一朝，上述中葡关系以及澳门的地位均未有任何改变。清朝的各级军政长官，从两广总督到香山县知县均经常履澳“视察”，几乎每次都以上司资格，对澳葡头目人等进行“训示”，甚至对一些具体政务、民刑案件进 行“纠 正”，历史档案及图书文献多有记载。下引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就任两广总督杨琳专门为此上的 奏折，即可见一端。言：奴才于四月初十日到任，十八日即就近先往澳门查阅，有住澳西洋头目带领夷兵百名站队迎接。奴才谕以皇上柔远德意，容你们在此居住，须安分守法，不许买中国的人，不许在界外又租民人地方盖造 房 屋。西 洋 人 回 称，我 等 守 法，不 敢 生 事。⋯⋯伊等叩头称万岁。又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共有八千余口。奴才细访，实有万余口，俱仰藉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弹丸一舆，代守险要。!值得思考的是，当时清朝的文治武功均空前显赫，既然有力胜利地削平三藩、收复台湾、抗御沙俄，臣服周边诸国，何以对于蕞尔小邦的葡萄牙在前朝借住的澳门一隅，仍能俯允维持现状？当时如要撤废前朝旧约，饬命葡人撤走，将澳门重新划回为香山县辖区，仗雷霆万钧之威，挟泰山压顶之势，水陆雄师兼进，在澳葡方势力是绝难抗拒的，其所以弃此而不为，显然不是由于最高决策的疏忽或姑息，而是由于存在着从另一角度出发的政策考虑：一则以为，既然保有着可以充分行使的对澳门在财政、行政、司法上的统率监管之权，严定了澳葡当局的管理范围和必应恪守的禁约，甚至在! 《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巡视澳门及沿海/台情形并米价折》，载《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军事防务方面也稳握决定之权!，认为仅准许葡人借住居留，并未有损主权。二则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百余年来，澳门久已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转口埠，中西科技文明的汇合点、人员来往的孔道和居留所，康熙帝亦思有以运用之，继续发挥其特殊地位与作用。康熙对澳门问题的处置，是强者在清醒权衡后的抉择，而非弱者昧于形势的屈从。三澳门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及其人才的入口处。西方科技传进中国，可以上溯到!"世纪中叶。从明嘉靖三! 其实，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一直视澳门为本国领土，对于澳门的军事防备握有决定之权，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亦受清朝军力的保护。例如，嘉庆十三年（!#$#）年九月，英国突派兵舰十艘，载官兵约%$$$人进逼澳门海岸，其中数百人恃强登岸，借口防法国侵澳，分别占领澳门境内东、西望洋、三巴寺、龙嵩庙等要塞，葡人不敢抵抗，表示愿意屈从。但清朝两广总督吴熊光闻讯后，立即下令封舱、禁贸易、断买办，并奏报朝廷。嘉庆帝获悉后，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朱批斥吴熊光“所办太软”，并谕示，“边疆重地，外夷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如尚未退出澳门，吴熊光即行遴派晓事文武大员前往澳门严加诘责。”“看来竟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住，大干天朝例禁，⋯⋯尔若自知悚惧，即速撤兵开帆，不敢片刻逗留，尚可曲恕尔罪，仍准尔国贸易，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即当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莫及。”此后，清朝便使用军队驱逐窜入省河的英军，毙伤其数人。更禁止所有英船进入黄埔港，已入港船只亦一律逐出于零丁洋外。英国知难得逞，乃敲诈葡人若干银两后，撤兵开船而遁。吴熊光办理此事不力，被撤职查办，谪戍伊犁。翌年二月，新任两广总督韩絉一到广东，便立即前去澳门“查阅”，决定加强澳门的防御工事，奏称，“澳门西洋人旧设炮台六座，自伽思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带，石坎形势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由此登岸，今拟加筑女墙一道，增高四五尺，共长二百余丈，该处夷民等亦欢欣愿办。”此外，又决定在澳门周边地区增设游击、守备、水师千总各一，以便“层叠钤束，以资控制”，必要时可以快速开入澳门作战，以备不虞。所有这些军事部署，都得到嘉庆的批准，澳葡当局亦一再表示“感铭皇上恩德”。从此一系列类似事例中，有力地说明了清朝政府长期以来是确保着对澳门的监管控制。澳门之被宣布为自由港，并排斥了中国的管束统辖，是在道光二十九年（!#%&），澳葡当局乘中国积弱而片面采取的。这条注文依据的史料是嘉庆朱批及吴熊光、韩0等人的奏折，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亦参考了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澳门史论稿&"
  • 十一年（!""#）起的二三十年间，天主教各教派，诸如多明我会、耶稣会、方济各会等，均纷纷派遣传教士来华。当时正是葡人租占澳门的初期，该地便成为他们最早的登岸处和立足点，由此逐步渗入粤闽并散布于各地。但是，他们不久便醒悟到，单纯采用布道的方式，简单地要求以天主教信仰代替在中国植根深厚的、以儒家宗法伦理礼仪为核心，以儒、佛、道多元思想为架构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信仰习惯，并奠立在此一基础之上的风俗民情，绝非容易之事。他们往往花了很大的力量，但信奉者仍寥寥。意大利传教士范礼安在万历六年（!"$%），作为全印度及远东耶稣会传教视察员来华，他在澳门住了十个月，潜心研究中国的国情和规章制度，寻求如何才能排除阻力，有效楔入中国社会的办法。经过焦思苦虑，认为最佳的方案是：一方面，选派有才能的传教士长期在中国居留，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与上中下各方面人物往来，重点又放在取得高层掌实权人物的信任和支持，从而逐步宣传教义；另一方面，则广泛利用和介绍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成果，以作为传教的入手之媒和辅助手段!。根据此一决策，明代后期的六十年间，许多著名的传教士，诸如罗明坚、利玛窦、郭居静、庞迪我、龙华民、金尼阁、汤若望、罗雅各等纷纷来华，他们几无例外地都分别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机械、地理舆图、美术、音乐、工艺等方面，各挟有一技之长，各掌有专门之学，而且还带来大量的图书资料和器物成品，以之奉献给万历皇帝及其后妃、交结各级官僚士人，尽可能扩大影响，逐步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博得了上至部分皇族、达官显宦，下至庶民的信仰。龙华民、汤若望等在天文、历法和造炮技术等方面帮助明朝政府进行革新，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可见，传教与输出科学技术已成为不可分割的两翼，集传教士和科技人员于一身，乃是当时的特点。龙华民和汤若望都是在中国跨越明清两朝，都是以同样的! 参考鞠德源：《清代耶稣会士与西洋奇器》，载《故宫博物院院刊》，!&%&年第!期。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忠忱和目的，有所谋求于这两个王朝并为之服务的人物。入清以后第一个皇帝是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因年幼，由其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掌权。多尔衮以皇族亲贵综理国政，表现出明智有力和治国有方。“在处理与西方国家关系方面和明末是一样的。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独家经商。”! 在明清交替之际，仍有不少传教士继续留住，也有一些新来者。多尔衮在顺治元年（!"##），即批准了龙华民、汤若望等为保存天文仪器、保持修历工作不中断的奏请，并敕授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又加太常寺卿衔，表现出对洋人洋技的器重。顺治亲政后，与汤若望的关系特别亲近，而且不仅限于科技，还涉及到对天主教教义一定的崇慕。当时，清朝的统治秩序尚未稳定，为统一全国的大规模战争尚在激烈进行，但外国传教士的宗教和传播西方科技文明的活动却未中断，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取得了新的进展。福临去世，其子玄烨继位，年号康熙。康熙为人好学，他对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艺术等都抱有很大的兴趣，不但锐志学习，而且还大力加以引进和利用。在这方面，他不同于明季的万历帝，但知借此以追求新奇刺激和官能享受；又不同于其父顺治帝，由于思想空虚苦闷，一度企图在天主教教义中寻求解脱慰藉，是以对汤若望特别尊崇和亲近，甚至恩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敕赐“通玄佳境”匾给天主堂。康熙是从学理和实用两方面的考虑，决定采用大力延揽和使用西方科技人才政策的。康熙经常通过垂询，了解来华人物的情况及其专长，主动征调有才能的人入京候用，并且责成国家机关主管部门作为重要公务办理。例如，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他谕礼部并咨兵部，命礼部立即派员到澳门调取通晓历法的传教士徐日!来京，为郑重起见，还指示，应着已在钦天监服务的传教士南! ［美］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福临》，刘正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怀仁 也 派 人 同 去，由 兵 部 派 兵 护 送!。又 如 康 熙 二 十 四 年（!"#$）二月，他亲自询问南怀仁，“现在香山絈熟练历法及精善医学者有几人并何姓名？”南怀仁答：“熟练历法者仅有一人，姓名安多，精善医学者不知尚有人否。”"。康熙在谈话后，即派礼部郎中黄懋偕同已在京服务的传教士闵明我驰驿往澳门，面召安多并陪同他入京，到京后即派入钦天监工作#。康熙对于传教士中兼怀有科技专长的人与单纯为传教而来的人，持有严格的区别，他在四十六年（!%&$）六月，为此亲笔谕示两广总督赵弘灿、广东巡抚范时崇：“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 赵、范奉旨之后，便立即派员到澳门，对新来寓澳西洋人的情况逐一步进行调查了解，并专折奏报：今查有新到西洋人十一名，内惟庞嘉宾，据称精于天文；石可坚，据称巧于丝律；林济各，据称善于是做时辰钟表，均属颇有技艺巧思。其余卫方济、曾额思、德玛诺、孔路师、白若翰、麦思理、利奥定、魏格尔等八名，俱系传教之人，并非内外科大夫，遵即暂留广东，不许往别省去，见在候旨遵行。今将龙嘉宾、石可坚、林济各三人，臣等专差家人星飞护送进京%。当时调用传教士中的科技人才是由康熙亲自掌握，而且是有选择的，此为现存数量较多的康熙朱批档案所证明。还应提到的是，康熙对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是抱着积极而又审慎的态度以处理。有些科技人员，经广东督抚甄别，初步认为无多大用处，准备“发出边境，令回伊国”，但康熙还是慎而又慎地批!"#$%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示，“内有通历法者亦未可定，着起送来京候用”!。确实表现得豁达大度，求才若渴，郑重其事。直到暮年，康熙在这一方面仍坚持不懈，五十七年（!"!#）七月，他给两广总督杨琳的朱批仍写道，“西洋来人，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到京中”，对于已经送到的人员，他也注意认真进行检核考查，鉴定其是否有真才实学和水平高低。五十年（!"!$）六月，两广总督杨琳和广东巡抚杨宗仁送到据称擅长外科医道的传教士安泰和会法絊技艺的陈忠信二人，康熙经了解后谕告两杨，“二人都到了。外科故然好，会法絊者不及大内所造，还可以学得。”" 康熙朝有关引用西方科技人才的奏折，现存最末的一折，是在六十一年（!""%）六月，由上述杨琳、杨宗仁二人保荐宋君荣等入京备用奏上的。宋君荣等也确实被召调入京了，时距康熙去世不过五个月#。可见，这方面的政策终康熙一朝未变。事实证明，不论是顺治朝遗留下的或康熙朝以后召用的西方科技人员，大都能与清王朝最高层统治者相安共处，并能较充分地发挥其专长，对沟通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作出过贡献。其中的佼佼者为南怀仁，他不但继汤若望之后长期主持钦天监的修历工作，撰著了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康熙永年历法》&%卷，还为清王朝的军需铸炮工作奠定基础。为适应平定三藩及加强武备的需要，南怀仁奉谕主持设计和铸造成轻重不同，射程有异，分别符合山地、丘陵和平原、水上作战用的新型炮座。康熙朝所铸造的$’(门大炮中，其中半数以上是由他设计和监造的。$ 对于为数众多的其他人，诸如徐日!、闵明我、巴多明、费隐、雷孝思、冯秉正、德理格、严嘉乐、张诚、白晋、安多、安文思、苏霖、洪若翰、李明、刘应、林济各等人，亦均能各尽所长，各适其用。当时，不但钦天监实际上已成为西!"#$ 参见拙文：《清王朝的缔建与红衣大炮的轰鸣》，载拙集《明清史新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第#册，第**#页，第#%#页。澳门史论稿!’’
  • 方来华科技人才集中之所、东西文化沟通的中心，而且，康熙“还把颐和园中的如意馆、紫禁城中的启祥宫（现名太极殿）拨给那些供奉皇帝的画家、机艺师、设计师们制做、集会之用。欧洲来的传教士们在如意馆做画、刻板、修理钟表和机械器物。”! 康熙本人认真向他们学习天文学、地理学、几何学、拉丁文等，经常和他们讨论中西学术政治源流的异同和演变。"绝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点是，西方传教士中的科技专家和康熙皇帝各有着自己追求的目的，而且，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可调和的。南怀仁自己说：“我回答时便趁机加进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知识。”# 至于康熙，在其一生与西方科技人员的密切交往和加以尊重使用的全过程中，却是严格地维护着中国传统的纲常礼教和伦理等级秩序，绝不允许对此有任何干扰或亵渎。康熙是一个坚持以儒家哲理经世之学为体，仅是致力于吸取西方科技知识为用的有定见的皇帝。对此，一个著名的西方传教士兼学者宋君荣就很清醒地看到，说：“清朝皇帝并不喜欢宗教，只是为了执掌数学事物，为了莫斯科事物［务］，为了来自欧洲的各种仪器和其他物品，皇帝才需要我们。”$ 可见，康熙大力引进西方科技和传教士致力于输出科技，乃是各有所需求，其出发点本来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由于康熙本人好学敏求的特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却成为东西方在不同目的基础上的交结点，虽然，其中也无可避免地潜在着矛盾和冲突的因素。!"#$ ［法］西蒙编：《宋君荣神父北京通信集》，!"#$年!!月$日的信。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薛虹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页。冯秉钧在其编译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巴多明传》中，曾在这方面有生动的记载，言：“巴多明神甫，!$%&年随白晋神甫东来，⋯⋯不久，遂谙华言，以前欧人之操华语者，无人能及，其操满语流利，与其操母国语无异。帝喜与之言，辄作长谈，帝前从张诚，白晋二神甫所习之几何、植物、解部、医科等学，至是遂日见精通。［巴］多明并以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之利害关系告帝，帝之得以重视路易十四之为人，皆［巴］多明进解之力也。”（未刊稿，卷$）。［美］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玄烨》，张广学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页。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这个交结点的入口处就是澳门。澳门当时在这方面发挥着特殊的无可代替的功能。第一，西人东来，从欧洲到亚洲，信仰有别，文明传统迥异，生活方式不同，亟须对中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字有所了解，当时许多传教士兼科技专家来华后，大都先栖居澳门数月至数年，为其工作做必要的准备。第二，以康熙为最高首脑的清朝政府，亦认为有此必要。康熙四十九年（!"!#）夏秋间，有一道经康熙亲笔修改过的上谕即明确提出，“传旨与众西洋人，⋯⋯新来之人，若叫他们来俱不会中国的话。⋯⋯朕意，且教他们在澳门学中国话。”! 第三，清朝政府对于征召使用西方来人，是要经过一定筛选然后择优录用的，其主要的条件就是学问与技艺水平。大都是要经过先来传教士的推荐，有时还要再经广东督抚派人到澳门查核，然后再奏请裁定。在这个过程中，来人也只能在澳门等候。于是，澳门便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员的立足点、预备站和待聘所了。四澳门是对外贸易的特别渠道，又是“禁通南洋”期间的缓冲区。前文已经提到，澳门在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之间，幸免了“迁界”之苦，其间又得恩准部分地继续进行内外贸易，这是全国唯一例外。开放海禁之后以迄五十六年（!"!"）“禁通南洋”之前的’#余年，清朝政府又曾一再给予澳门一些特惠，例如康熙三十七年（!$(%）准许在澳门登记的船舶较其他外国商船减低三分之一的港口税；继又规定，卸贮在澳门的货物，可以沽出后再报验纳税，等等。" 特别是，又明确宣布澳门不受“禁通南洋”的限制。所有这些特殊政策，都保证了澳门作为一个通洋口岸的存在和繁荣。开放海禁之后，澳门实际上成为广州的外港，进出口贸易!" 梁廷紽：《粤海关志》卷!%，《禁令》)。《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谕众西洋人》。澳门史论稿!#)
  • 的重要转口港之一。康熙二十四年（!"#$）诏设粤海关于广州，与设在江苏松江的江海关、浙江宁波的浙海关、福建泉州的闽海关，合称四大关!，以统一管理进出口岸船只和监督征税事宜。在粤海关之下，又分设两个“总口”，即广州总口和澳门总口，澳门总口之下又辖管有附省十个小口"。此有力地说明，澳门在当时对外贸易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康熙时期，有不少外国商船是先来到澳门然后再转入广州的。在澳门当地，还有一些由葡萄牙人以及当地华人经营的远洋商船，叫做“澳门夷舡”、“本澳洋舡”、或简称为“澳舡”。这些澳舡可以自由载货客来往于欧洲及南洋各国，甚至在“禁通南洋”之后仍不受限制。# 康熙曾明确宣布，“以澳夷及红毛诸国非华裔可比，听其自往吕宋、噶喇吧贸易。”$ 清朝在广东的军政长官，严格执行了康熙此一指示，两广总督杨琳在视察澳门时，就面谕当地的葡萄牙头目，“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你们原是外国人，皇上恩典任凭你们行走生埋就是。”%由于执行了对澳门和内地在通南洋问题上有重大区别政策，澳舡取得了中国商船根本无法得到的通航贸易权利，自然极有利于澳门工商业的繁荣，这就是葡方人士也承认的，“自!%!#年（按，应为!%!%），康熙帝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后，由澳门至马尼拉及巴达维亚之船只出入频繁，澳门关税达二万两云。澳门市贸既盛，人口之日增，自在意中。”& 这一期间的澳门，实!"#$%& 周景廉：《中葡外交史》，转引自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载《中国史研究》，!&#’年第(期。《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印光任、张任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关于康熙五十六年又历行“禁通南洋”的问题，起因是康熙认为本国商人制造的舟船舴到南洋诸国贸易，有将船只转卖给当地人的，又有多携粮米卖给外国以牟利的，更有人留在当地生理而不回国的，所以决定禁止。当时禁令极严，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六在月乙丑、庚辰两条。梁廷紽：《粤海关志》卷%，《设官》。据李士祯：《议复粤东增豁税饷疏》，载《抚粤政略》卷!。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际上已经成为南洋诸国与中国之间，间接人货往来的唯一合法孔道，一个特准存在的缓冲区。康熙之所以颁行如此特殊的规定，并不是一时性的随意措置，而是基于对某些重要国内外事务的郑重考虑。事实上，要完全割断已经长期存在着的中国与南洋诸国间的贸易往来，既绝不可能，而且还有除贸易关税以外许多涉及南洋的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并有待于处理，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实现大禁小开，有意保存着一个半公开的合法通道，既可堵杜私卖船只、私运粮食和人口私留外国诸弊，又仍可保持着某些重要商品的进出转口以及人物讯息的往来，保留着一定的机动。五“禁通南洋”期间，澳门成为被勒令归国华人的转运站。康熙雷厉风行地颁布了“禁通南洋”之旨，随又配套颁行了一系列针对国内人民远赴南洋贸易和留居当地的禁令，“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从重治罪。”!如此等等。应该说，所有上述规定，都存在明显的偏颇，是康熙晚年统治思想中某些保守因素的膨胀，其必然后果是，引起了本来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与南洋诸国的贸易骤然萎缩，而且，使许多已旅居南洋诸国从事工商业的中国人被迫弃业回国，违逆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国船既被禁绝通航，接回南洋各国各地华人的任务，便只能由澳舡承担，澳门于是便成为这些人回归的唯一合法登岸埠和接受甄审遣散处。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两广总督杨琳亲赴澳门，当面责成葡澳的头目，“若你们到吕宋、噶#吧等处，有中国人要搭舡回来的，只管带来，到时交与地方官! 《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条。澳门史论稿!$%
  • 查收。”! 杨琳将以上处理方案奏报后，康熙批示“知道了”，意即同意"。根据这样的安排，便有多批华人，搭乘澳舡，经由澳门回国。康熙五十七（!"!#）七月，杨琳奏：“本年五、六、七月内，香山澳门回棹夷舡，在柔佛国、咖剌吧，陆续搭回汉人三十九名，内广东人十一名，福建人二十八名，奴才同护巡抚印务、布政使王朝恩传到亲询，俱系未定例以前，贸易在外。并称，在外国贸易汉人，知道禁止南洋，俱思想回家等语。奴才等将福建人移送福建督抚去讫，仍劝谕澳门西洋人，令其回帆之时，听汉人附搭，不得多索舡钱。各西洋人感戴皇上不禁他们贸易，俱认搭载，以图报效，将来留住外国之人，自然陆续得归，俟年终将搭回人数汇册题报，合并奏闻。#”康熙对此又是朱批“知道了”，亦示同意$。由此可见，由于禁通南洋而接回旅外华人一事，当时在清朝君臣之间是颇为张煌其事的，地方大吏一再亲赴澳门出面委办。又逐批亲询遣散，再给皇帝详细奏报，酷似办理军机要务。五十八年（!"!$）八月，杨琳又奏，“在外国贸易住居汉人搭载澳门夷舡回籍及合伙买舡共驾回籍者，本年共有十四起，男妇大小计五百九名口。”% 五十九年（!"%&）正月，“从澳门夷舡搭回福建人四十一名，亦经咨回安插讫。”& 六十年（!"%!）七月，“今年自外国回来汉人共三百一十五名。”’ 等等。当时，有因被迫离境而放弃产业的。有已置有家室而被迫拆散的，“所娶番妇不肯远来，止絋其生幼子女而归”的。( 禁通南洋的负面效果，中外史家多有论及，笔者对此是同意的。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当时每逢国内对通西洋、南洋等政策发生转折之时，澳门往往显示出与内地迥!"#$%&’(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条。《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条。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异的特殊性，起着与内地一般口岸有所不同的作用。六“礼仪之争”时期，澳门成为双方信使往来的交接点，取得情报讯息的来源地。康熙本人热忱于引进和应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他又是一个执著服膺中国封建传统文明，笃信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的当权皇帝。他确曾重用过一些来自西方的科技人员，赞赏其学识渊博，技艺高超，并大力创造条件以发挥他们的专长，尽可能将他们的科技知识付诸实用。在这一方面，他确实表现出睿智和远见。但另一方面，他又绝对不能容许将介绍科技知识作为传播宗教的手段，或将两者混淆。故此，康熙与来华传教士兼科技专家之间的关系，的确存在着复杂微妙的方面，特别与天主教罗马教廷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终必爆发。所谓“礼仪之争”，无非是一个引爆点而已。早在“礼议之争”尚未爆发之前，康熙对于在华传教士的工作活动，就一直采取将政务与教务严格区分开的原则，对传教事业加以限制。这在他与著名传教士兼著名科学家南怀仁的关系中，有较集中的反映。南怀仁在华时，因对天文学、数学、军事工业的重大贡献，又因他在介绍西方音乐、哲学等方面的努力，长期受到康熙的器重和恩宠，经常可以面谒康熙，交谈竟日，宫廷懿贵都说，“当皇帝情绪不好时，只要一看见南老爷，情绪立刻转过来。”! 但是，对于南怀仁提出的任何关于公开传教的问题!康熙是从未批准的。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南怀仁题请冲天炮刻名之处。议准行；欲行天主教之处，不准行”"。这一裁定明确无误地体现着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存在着严!" 《康熙起居注》第&册，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己未条。南怀仁：《鞑靼旅行记》，薛虹译，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第$’—%"页。澳门史论稿"(#
  • 格的原则界限。但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在“礼仪之争”爆发之前，康熙与在华传教士仍能长期相处融洽，乃是由于双方都能采取比较客观审慎的态度，都在一定限度内作了妥协。康熙对于天主教在西方传播较广，受到相当一部分人民的信仰是有了解的，他对天主教的教义亦略有所知。他承认这一重要宗教在西方的存在和具有的重大影响，只是反对它在中国传布，反对以它的教规教义干扰、甚或取代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国情民俗，但他也不采取拆毁教堂、驱逐传教士、烧毁宗教书籍的粗暴办法。二十六年四月，他曾对此作过另一明确批示，“天主教应行禁止，［礼］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 终康熙之世，清朝官方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限于只令西洋人供奉。事实上，对于有些省份的中国人继续信教，只要不干扰公务，不攻击和要求改变中国旧有统传，有时对待也比较宽缓。"在传教士方面，其中有一部分人，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安多、张诚、白晋等为代表，都深知必须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前提下再相机进行传教。上述诸人都是兼一定学科的专门家，“一半论道，一半论当时科学。”# 他们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穿着中式服装，广交各界朋友，探讨中国学术源流及各阶层人士心理动态，而特别注意的是，在传播科技甚至在对外交涉等方面切实为现政权效劳，争取得到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的了解和信任，绝不敢轻易触动中国传统的观念形态，而且尽可能将之与天主教的教义相调和糅合，因此较能相安。但在华传教士之中，有一部分人却与利玛窦等持完全相反!"# 陈垣：《基督教入华史略》，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集，第"#页。参见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集，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的态度。这一派人以龙华民为代表，一再攻击中国教徒中有人仍保持祭天祀祖敬孔子的习俗，认为都是背离教义的异端，几次要通过教会系统饬令严禁。由此，亦在传教士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论辩，互相进行攻讦。康熙三十九年（!"##）六月，当时在京的闵明我、徐日!、安多、张诚、白晋等人，引申已故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的观点，对反对教徒祭天祀祖敬孔的人进行反驳，并先将己方的论点奏呈康熙请示，说：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経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亲爱之义，依儒礼亦无求経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虽设立祖先之牌，非谓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至于郊天之礼典，非祭苍苍有形之天，乃祭天地万物根源主宰，有时不称上帝而称天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虽名称不同，其实一也。⋯⋯远臣等鄙见，以此答之。但缘关系中国风俗，不敢私寄，恭请睿鉴训诲。!康熙阅奏后，即朱批，“这所写甚好，有合天道，敬天及事君亲敬师长者，系天下通义，这就是无可改处。钦此”。" 应该说，上引闵明我等人的奏章和康熙的批示，两方都在未有放弃原有立场见解的前提下有所克制。奏文存在未尽切合中国传统礼仪的寓意，但康熙亦未深究其中解释的出入。正因为有此折中，缩小了距离，则能继续保持相安共处，二则可以共同一致地对龙华民等进行驳斥。如果说，闵明我等人的意见是得到康熙明确支持的，那么，龙华民等的意见则是恃仗着罗马教廷为后盾。两派传教士的争执论辩，必然会导致为康熙与罗马教廷间的正面冲突。!"#$年（康熙四十三年），天主教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在龙华民等的怂恿下，对中国教徒颁布了禁约七条，规定天主教堂不得再悬挂“敬天”匾额，不准再用“天”作为尊崇的用语，禁止教徒!" 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澳门史论稿!#%
  • 参加祀天敬孔祭祖先的任何活动，不准再进入孔庙或家族祠堂，不准再保留祖先神主牌位，等等。并专派主教多罗持教皇谕旨来华，要求面见康熙，并要康熙转饬中国所有教徒遵行，“永远世世悉知”。!凡此，都是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伦理礼仪制度以及康熙本人的哲理信仰从根本上抵触的，自然引起康熙极大的反感，逐条予以驳斥"。在此之后十多年间，教皇曾再派嘉乐主教作为使节前来重申禁约，康熙亦一再派遣某些西方传教士充当信使，到罗马申明自己的态度，他多次召集廷议和召见在京西方人士，阐明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若干记录和来往文书。康熙一直亲自掌握所有与教廷的交涉事务，做到坚持见解、充分说理和在处置上留有余地。这一场“礼仪之争”，一直持续到康熙去世时尚未结束。终康熙之世，其争议虽然针锋相对和激烈，但基本上还仅限于语言文字的往来论辩，未涉及到采取更严峻的行政强制措置。康熙一死，其子胤祯继位，是为雍正帝，他的做法就与乃翁大有不同了，御极不久，就颁旨封禁所有教堂，除留用人员外，将其他传教士一律驱逐、押解到澳门遣返回国，礼仪问题也就无从再争论了。“礼仪之争”，实际上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权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冲突和不可调和，澳门以弹丸之地，却因其具有的地区特点，在此一重大事件中，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一，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到“礼仪之争”发生时，“澳门已成为葡萄牙在远东势力的中心。而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的传教事业，就以澳门为补给站。”# 由罗马教廷敕派的澳门大主教其实也兼领在中国的教务，影响及于内地。“澳门一处，唐夷杂处，除夷人自行建寺奉教不议外，其唐人进教者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 （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参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禁约译文。参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禁约译文。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居澳地，渐染已深。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缘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建于康熙四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阔大，系番僧倡首，而唐人醵金建立。每年，⋯⋯ 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海］番［禺］、顺［德］、香［山］各县赴拜者接踵，间有外省之人。⋯⋯礼拜之后，有即行返棹者，有留连二三日者。既经进教，其平时因事至澳，亦必入寺礼拜。”! 这一记载，不但说明澳门已成为天主堂进入东方的基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诸县也入其较严密控制的范围。更重要要的是，专为华人入教在澳门建立的进教寺，乃是建立和扩大于“礼仪之争”处于高潮的时期。这针对康熙严词驳回教皇的禁约，已“礼送”教皇专使出境，又已下谕禁教，不许中国人入教的措施，专门在澳门建堂以方便入教和礼拜，显然是因“礼仪之争”在澳门地区引起的反应。第二，澳门是清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人、信往来的中继站。西方传教士来华先经澳门，这本来远自明万历七年（!%"$）即已开始"。自此之后，由明入清，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从澳门入出境的。但直到“礼仪之争”以前，传教士们虽受—定教会派遣，却从未有以罗马教廷使节的正式名义衔命前来，并以清朝皇帝作为交涉对象的。多罗奉罗马教皇之命赍同正式文书面见康熙，是西方教权与中国皇权间的首例正式交涉，康熙为此事数次召见多罗，并亲笔写了几道朱谕申明自己的见解，驳回格勒门十一世片面规定的所谓禁约，不允许以宗教权力对中国臣民行为活动和生活方式进行任何干预和限制。由于两方观点从根本上对立，多罗之行未取得任何结果，到四十五年（!"#$）六月，康熙已示意在华传教士闵明我等转告多罗，“悄悄回去吧”#，实际上是有礼貌地遣送他出境。多罗怏怏出京，并未回国，而是留居在澳门候命，仍继续地与康熙保持着间歇性的联!"# 参见《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谕闵明我等。参见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年版，第(卷第&)%章。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澳门史论稿!!#
  • 系，希望有所转寰，直到四十九年（!"!#）六七月间病死于澳门。五十九年（!"$#）九月，格勒门又派嘉乐奉使经澳门来华，他“舡到澳门”，两广总督赵弘灿等便立即奏报请示。嘉乐经批准入京后，以极其强韧的精神多次企图游说康熙接纳教皇禁约，并请求允准他管理在中国的众西洋人!，均遭到康熙坚定而有节制的驳回，终于在翌年四月又怏怏回到澳门。到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新任教皇伊纳增爵加冕后，立即派人致书康熙，经澳门的葡萄牙人转奉，其内容未详。但当时距离康熙弃世只有四个月，康熙本人衰病倦勤，已无力处理政事，“礼仪之争”也近尾声。及雍正上台厉行禁教，各省纷纷拆毁教堂或改作他用，委派官兵押解教士们“安插澳门”，清朝朝廷与罗马教廷的交涉便告中断，澳门一地便从两地往来的中继站变成被逐教士的流放所了。第三，围绕“礼仪之争”，康熙多次派遣信使经澳门前往教廷，又通过澳门取得讯息情报。康熙在处理有关“礼仪之争”问题时，一方面，对多罗和嘉乐均曾一再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 但另一方面，他仍然相继派遣一些在华传教士专程回罗马，以向教廷准确地转达自己的意见和理由。刚将多罗“礼送”回澳门后不久，四十六年（!"#"），他即另派艾若瑟、卢若瑟、龙安国、薄贤士四人持同自己亲自审批同意的致教王书往罗马。康熙多次言，“艾若瑟所奉去之旨意乃是朕之真旨意。”#“此书乃是奏过大皇帝带去者，求教化王着人来时，即将教化王所欲寄之书带来，一并奏大皇帝。”$ 五十五年（!"!%），又通过俄罗斯使臣带信与教皇，并用满、汉、西洋三种文字刊刻该信件，钤用广东巡!"#$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朱笔删改过的致教皇书稿；第&件，谕众西洋人提问艾若瑟去信消息。《清世宗实录》卷!’，雍正元年十二月壬戌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经康熙朱笔删改的嘉乐来朝日记，又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件，经康熙朱笔删改的嘉乐来朝日记；又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年版。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抚印信分发给众西洋人，命他们带去并因便转达。总的精神仍是希望增加理解，催促回信!。五十九年（!"#$），嘉乐来华入京面见后，康熙又同意先派回他的随员利若瑟和罗本多二人，回罗马向教廷转达清朝廷的意见，他谕两广总督等官员，“将利若瑟、罗本多急速照看起程可也。”" 这一系列事实都说明，康熙坚信自己所执著服膺的中国传统文化哲理思想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是不可被代替的。故此，他以理直气壮的口气，严肃驳回教廷的干预，一再正面向教皇申述说明，正表明这样的信心。现存多件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所载内容还表明，康熙晚年，对于艾若瑟等先后持书回罗马一事，一直非常关心。他为艾若瑟等“奉旨往西洋去了，至今数年不但没有信来”感到焦灼#，还一再催广东的军政长官就近通过澳门了解确讯。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两广总督杨琳奏报，“据红毛舡上人向广州住堂之西洋人李若瑟说，五十五年带去与西洋教化王红字票已于五十六年十月内到大西洋，教化王见了红票，已差人前往都令去传艾若瑟，闻得俟艾若瑟一到罗马府教化王处，就要差西洋大人同艾若瑟来中国复命。”$ 五十八年（!"!&）八月，又奏报，“澳门夷舡自小西洋贸易回悼，搭西洋人徐茂紸一名，⋯⋯询以艾若瑟行止，云已经起身来中国复命，若八月内不到，必为风色所阻。奴才看艾若瑟曾否到来，即差送徐茂紸赴京。”%五十九年（!"#$）四月，又奉，“奴才业遣员在澳门探听大西洋舡只艾若瑟信息，俟其一到，即便奏闻。”& 杨琳之所以为一个洋人的行踪一再奏报，无非反映出康熙对此的特殊关注，对如何在坚持体制的前提下调整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操切。直到同年六月，才由香山副将陈良弼在澳门打听到，艾若瑟已在来华复!"#$%&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澳门史论稿!!#
  • 命途中，病故于船上，他有一随行徒弟樊守义已抵达澳门。杨琳立即派专差到澳门，着樊守义即来广州候讯，据樊守义将历年在西洋事情亲笔书写口供，驰驿奏报给康熙!。又据粤海关监督 派 人 在 澳 门 向 西 洋 人 头 目 打 听，知 道 在 康 熙 四 十 六 年（!"#"）派出的卢若瑟、龙安国、薄贤士等人或早在出洋时淹死，或已失踪，此一持续了十二年的派出信使与罗马教廷文书往来的事件才告一段落，康熙的悬念亦可结束"。在此期间，澳门不但起着联结两方交往中转的功能，而且还是清朝取得有关情报讯息的主要来源。在这里，有必要附带谈到另一个问题，即康熙亲自掌握的与教廷交往或其他涉及西洋的事件，在中央，往往是径交内务府人员承办，由他们直接奉旨或传旨给广东督抚遵办，大都没有经过内阁、礼部等衙门职官。当时的内务府人员，诸如曾任粤海关监督的李国屏，内务府员外郎、乌林大李秉忠二人一直承担着机密性的任务，其受信任的程度可能在前后任两广总督赵弘灿、杨琳之上，更遑论巡抚，司、道等官。两李在督抚们的奏折中都被称为“钦差大人”，他们二人都曾先后以半公开的身份多次到过澳门进行了解或联系，他们上的密奏可以封缄径送督抚，要求即差人赍送，督抚辈不敢稽迟延误#。在“礼仪之争”时期，督抚固然经常派人到澳门打听讯息，而内务府人员也是不断派人前去收集情报。例如，龙安国、薄贤士等人，在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出洋遭风浪淹死的确切日期、经过等，就是内务府员外郎，海关监督查尔布的手下人从澳门先打听到，然后咨告督抚并奏报给康熙的。康熙暮年，李秉忠是!"#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初二，广东巡抚范时崇奏，“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海关臣李国屏亲奏折一封赴臣衙门，口称，内系西洋事件，请过圣旨，争巡抚差人项1送”（载《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李国屏口气很硬，而范时崇则奉命惟谨，不敢怠慢，立即“差人送”，康熙五十九年以后，李秉忠亦有将缄封密折交由当时的督抚杨琳、杨宗仁等派人赍送，两杨也是认真遵办的（参见《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很活跃而且有实权的人物，他经常来往于京、穗、澳之间，广东督抚凡办理重要西洋事件，都要知会他共同处理。例如，杨琳与杨宗仁在康熙五十九年（!"#$）九月联衔奏报：“西洋教化王差使臣嘉乐前来复命，舡到澳门，奴才等业具奏折。今嘉乐于九月十一日抵省，奴才等会同员外李秉忠询问来由，⋯⋯其问答详细备载于李秉忠折内，⋯⋯员外李秉忠奏折一封一并赍进。”! 康熙在两杨的折子上朱批，“已有旨传于李秉忠了，他自然有话回广”"。李秉忠的密折在现存汉文历史档案中未见，难得其详，但从上引奏文和批语中，已可清晰看到，督抚以正、从一品大员，但却不敢脱离此一从五品的员外郎问事；对嘉乐的详细问答记录非以督抚记载为准，而是以此一“包衣下贱”的奏报作为依据；特别是，康熙的谕示竟不是径告督抚，而是先“传于李秉忠”。凡此多端，具见亲疏有间，远近有别，李秉忠等内府人员职微而受宠倍重，是以能直接受皇命而行事。笔者注意到，嘉乐来华的全过程，一直是由李秉忠陪同监视的。其甫入国门，由穗晋京，在京游说失败，到六十年（!"#!）四月，由京经穗并被遣送回澳门，李秉忠一直未离其左右，其动态均由李秉忠亲缮密折请督抚差人赍进。由此亦说明，康熙当时对与教廷关系极重大的西洋事宜，是采用双轨操纵的办法，公开责成礼部和当地督抚办理是其一，直接指派内务府人员遵办或会同督抚合办是其二，两者有合有分，康熙则居上妥为驾驭操纵之。当然，不论督抚或内府人员，他们这方面的工作，都是有必要涉及澳门甚至延伸到澳门境内进行的。综合上述，由于清代康熙时期，不论在内政或涉外方面，都有过很大幅度的开禁起伏，又加以中西文化、贸易交往进一步密切，引起了前所未有的互补和碰撞，政策措施多有转折，再加上康熙本人既严格恪守中国传统纲常礼教，而又热忱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中西关系进入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又多变的时期。澳门僻处南疆，面向海洋，结连内地，由于地理和历史的!"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原因，中外各方面都有意对它加以运用，遂演变为各方面利益的汇合点和冲突场，有时在某些方面，也发挥过缓冲和中转的功能，起过特殊的作用。康熙帝“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半个多世纪以来不但为盛清奠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确保澳门的统治主权和积极发挥其作用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取得了重大的成绩，间有偏颇失误，但瑕不掩瑜。澳门一隅，其兴旺繁荣与中落衰败，实息息与祖国的际运、朝廷的决策有关。言十七、十八世纪的中西关系，实不能忽视澳门的特殊地位与作用。对此一时期澳门地域史的研究，亦必应将之置于当时全国、国际关系的总体中加以考察。! 《清圣祖实录》卷!""，《圣祖本纪》论。澳门在清代康熙时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 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一黄埔港口地处广东省省会广州的郊区，负山阻海，是一个天然良港。它在!"世纪后期到!#世纪中叶———清康熙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曾经处在中国对外海上贸易进出口的咽喉地位，同时又是中外交往的连接点，国防的要塞。历届皇帝对于黄埔“时垂宸虑”，经常亲自以批谕的形式关心黄埔港的状况和运作，并予具体指示：广东省的督抚大吏更是要及时将有关黄埔的问题奏报，从而遵谕制订、修正和执行政策规章；西方列国，特别是租住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对于清廷指定黄埔作为对外主要（其后是唯一）的港口，更从本身利害关系出发，屡次发动过抵制抗拒，但终又无奈地被迫遵从。可见，黄埔港虽僻处我国海疆南端，但由于当时中西海上贸易交通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又格于康乾时期中国国势强大，尚能有效控驭中外交往的格局，区区一个港口，居然体现着大清王朝此一阶段的外交、外贸和边防政策，密切和具体地反映着粤澳以至中外关系的风云变幻，占有过重要的地位和发挥过特殊功能。二广州黄埔港之所以在清代前期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亦因适应当时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历史上，“广东一省，地窄民稠，环临大海，澳门史论稿!!$
  • 小民生计艰难，全赖海洋贸易养赡资生。”! 而“广州一府，省会要区，东南紧接大洋，远国商贩络绎。”" 它襟江带海，交通方便，早在明代中叶，便已发展成为“百货之肆，五都之市”。广东省，特别是广州府所辖的各地居民，多是以海为田，世代依靠海上贸易以维持生计，并且已成功创建了地区性的繁荣兴旺。但直到康熙初期以前，黄埔仍不过是僻在海滨的一普通渔村，并未显山露水、受到注目。一因广东海岸线很长，早期外国商船载货来到归由葡萄牙租住的澳门，便可以“泊舟海面上，与粤人互市”。# 商贩们购入洋货后，便随即分用舢板小舟运到沿线港湾登岸沽销，外销货物亦是分途运出，实无经由黄埔的必要。二因清初郑成功部仍据有台湾，奉明永历正朔，不时挥军内犯。从顺治十八年（!""!）起，清朝廷颁布禁海令，将辽、鲁、浙、闽、粤沿海地区居民强迫迁入内地三十到五十里，黄埔地区亦在内迁之列，更谈不上经营或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康熙皇帝为保留一线通洋孔道，亦为优恤澳葡人士维持生计来源，特准澳门免迁，还允准澳葡商人可以通过旱路界口出入运销货物，“于是澳门夷人与内地商人，各持货物俱由旱路执到关前界口互相贸易。”$ 当时由葡萄牙管治的澳门具有不同于内地口岸的优势地位，是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唯一中转站，并由此获取到丰厚的经济利益。三但是，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以上格局便发生了重大的变!"#$ 李士祯：《抚粤政略》卷#!。顺治四年五月初三日，两广总督佟养甲题请准许濠镜澳人通商贸易以阜财用本。乾隆十年五月，广东将军策楞题请广州海口紧要香山县丞驻扎澳门相应铸给钤记本。乾隆七年二月初三日，署两广总督庆复奏仍准各国船只来粤贸易折。又，本文引用的清朝官方朱批、谕旨、题奏等件，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又均收载于《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一书中，下文的注文不再赘注。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 化。康熙二十三年（!"#$），由于台湾明郑势力崩解，实现了全国统一，清朝廷宣布撤销禁海令，改为实行开海贸易。二十四年，又宣布在松江、宁波、泉州、广州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在粤海关管辖下，更于澳门设立粤海关澳门关部行台，由清方全权管理澳门的对外贸易。在上述四个开放口岸和四海关中，广州口岸和粤海关一直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的进出口货物吞吐量和收缴到的税款均远远超过其他三口岸和三海关。而当时，黄埔港是经由广州进出口商货卸装之地，是公认的广州的外港，又是外国来粤商人、海员的合法居停地，因为“省城之东为虎门寨，省城之南为澳门。凡洋船过省，先过老万山，由澳门而抵虎门，以达黄埔。”!清朝官方对于充分运用黄埔港以控驭外国商船人等，是有过周密部署的，对他们的居留和经营活动均有严格的限制：饬令洋船到日，只许正商数人与行客交易，其余水手人等俱在船上等候，不得登岸行走，拨兵防卫看守。仍饬行家公平交易，无得欺骗。定于十一、十二两月内乘风信便利，将银货交清，尽发回国，不许误其风信，致令守候，则远人得公平交易而去，既无不感恩慕义而来，于关税有益，亦不致发生事端。"应该看到，自开海以来，清朝皇帝对于外国商船抵达广州黄埔港的国别、数目，装载来货物的品种以及带来购买货物的银两数目等等，一直是十分关注的，曾一再谕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高级官吏必须及时奏报。仅据康熙五十五年五月至九月来船季节，即有广东巡抚杨琳于五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赵弘灿于七月二十六日，广东巡抚杨琳又于八月初十日和九月初十日，两广总督赵弘灿再在九月十六日，连续五次呈递奏折上报有关具体情况，并均蒙康熙一一亲览，逐一朱批：“知道了”。!" 雍正二年十月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絍奏请准许西洋人在广州天主堂居住并限定澳门洋船数目折。乾隆八年八月初四日，广州将军策楞等奏请移同知驻扎澳门前山寨以重海防折。澳门史论稿!!#
  • 例如杨琳在八月初十日的奏折中即详述：今岁广东自二月至六月，到有法兰西洋舡六只，英吉利洋舡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奴才业经两次奏报在案。今七月内，又到英吉利洋舡一只，苏栗国舡二只，所载系黑铅、紫檀、棉花、沙藤、哆罗、呢羽、毛布、檀香、苏合香、乳香、泻药、西谷米、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丁香、降香等货物。此内亦有银两。今年统共到有外国洋舡十一只，共载银约有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行铺户代往浙江置货。奴才严饬地方文武，晓谕各番客约束各舡水手、跟役人等不许生事；并严饬各行铺户，不许诳骗番客，致生事端。照伊国帆风信发遣回国。!以上奏折的内容，不但说明开海以后广东地区对外贸易的繁荣；还大体反映出当时销入中国的舶来商品的品种，特别是大量白银的源源流入，中国保有着巨额的出超盈余。为便于管理和进一步加强对外商外船的监督，清政府又于乾隆二十二年（!"#"）年开始，逐步撤免了松江、宁波、泉州三个开放口岸和三海关的对外贸易业务，将中西进出口贸易全部集中到广州口岸。自此后，广州便稳占着全国海运中心地位，黄埔港也随而急遽扩大，粤海关征缴到手的税银亦翻番上升。据笔者从清内务府档案中查阅到的进出口税单，其变化是很大的。现以历届海关监督向皇帝奏报中选出下列数年的银数为例：乾隆六年（!"$!） 税银%&万’千余两乾隆七年（!"$%） 税银(!万"千余两乾隆五十五年（!"&)） 税银!)*万两乾隆五十九年（!"&$） 税银!!"万%千余两嘉庆八年（!*)(） 税银!’&万#千余两以上数字说明，从!"$!—!*)(年的六十余年间，粤海关的税款急升了五倍半，其增长率是空前的。基于所有进出口船只均必应停泊黄埔，黄埔正从一个普通的滨海渔港发展成为关联! 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报年内到粤船只数目折。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 着东西方船运和贸易的重镇，联结着世界风云。从康熙中叶算起，直到!"#$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它曾经历过一百余年的黄金时期。!四清朝政府对于全国海上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的态度是坚决的，曾经采取过一系列措施以贯彻执行。刚开始时，曾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有意将广州以外三口岸的税率提高，用以驱使外国商船放弃其他三地而转航广州。乾隆帝为此下谕：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察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於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将此明白晓谕知之。"乾隆的本意是为了防止洋船和洋人深入内地，试图从调整税率着手加以限制，但执行的结果却并不理想。因为外商重点购置的生熟蚕丝、绸缎等货物本来就产自浙江，而茶叶、瓷器则多出自江苏和福建，从商业产销规律和减少转口运输成本考虑，亦为逃避粤海关官吏衙役严重的陋规勒索，外国商船仍不在乎征税偏重，依然驶向松、宁、泉三口岸，申请在当地缴税卸货和收购商品。针对这样的情况，乾隆皇帝转而作出强制性的规定，从二十三年（!%&"）开始，颁旨禁止洋船再入江、浙、闽交易。为此谕令两广总督：檄行（澳门）海防同知并香山知县及税口委员等，!" 乾隆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宁波征税须稍重于粤海关以防洋船云集宁波上谕。清人张问安在其所著《亥白诗草》中有一首诗说到黄埔港每年接受洋船到达，百货纷陈，连外国出产的小鸟俗名倒挂梅花的，也兜售于市面的盛况。诗曰：“渔门东去渺风烟，黄埔秋深又隔年，倒挂梅花齐上市，羊城八月到洋船”。可参考。澳门史论稿!’$
  • 令其传集番商当面明白晓谕，嗣后商船遵照向例，俱在广东收泊，听其自择行户照常贸易。如再至浙省，定必押回粤东，徒劳往返，致误时日。并将所谕抄录，持回该国，遍谕众商遵照。!使用强制押送回广州的断然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确实收到如期的效果。在当时，清朝政府即使对于来自外国的重要使节也不稍予迁就。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遣规模庞大的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访问中国。该使团是一个承担有在政治上试探开拓殖民主义和要求扩大开放通商渠道的组织，马戛尔尼等在北京时即代表英国国王递交了致乾隆帝的表文，提出了要求在天津、浙江、宁波等处增设关口以通贸易，还请求“赏给”宁波附近的珠山小海岛一处和广东省城附近地方一处给他们居住，允准使臣和英商长驻北京等等。乾隆认为所有要求都是“越例干渎，断不可行”。在使团离京前，便发布了《所提增设关口及在京行商等七款不便允准事致英国王敕书》，一一予以驳回。中英这次交往是!%世纪中外关系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实质是两种制度、两种文明的撞击。乾隆还为此专门颁发谕旨，着令浙江、江苏的督抚大吏们严格监督，在英国贡船途经淮安、扬州、苏州等处时，“饬知各该地方官，严禁商民不许与贡使私相买卖”"。英国使团又提出，请求在途经宁波时，将所有携带来的洋货就近用以货易货的方式换购茶叶丝斤等，这无疑是借以突破清朝将对外贸易合并于广州一口的规定，企图开一先例。乾隆帝对此立即断然驳回，专门下谕给钦派陪同英国使团南下，负责监督其在沿途活动并礼送出境的户部侍郎松筠：据称，贡使以银两无多，欲将洋货在彼兑换茶叶丝斤，经松筠以宁波地方向无洋行，无从交易，应赴!"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九日，钦差户部侍郎松筠奏复召见英使转宣著由定海上船之谕旨情形折。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谕夷商勿再赴浙贸易折。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 澳门、黄埔，将货交易，自应如此办理。浙江向无洋行，亦不值为伊等特调粤省洋行之人远赴浙省也。!这就是说，坚持英国使团的船队在办理完所谓“朝觐”等官方事务后，对于附带来的贸易货物，则必应遵从规章，俟船队回航到澳门，办理好一应手续之后才准再进入黄埔，遵章交易，并未因它具有官方使团的身份而得优免。马戛尔尼使团在其访华过程中，确实是一再借用各种理由，相继提出各种新问题和新要求，企图逐一突破清朝有关贸易和防备的规定，而清朝自皇帝以下到沿途督抚、将军大臣等，则是处处设防，不敢稍存疏懈。除了礼仪方面的事务外，对一切带实质性的问题几乎全予驳回。使团临离境途经浙江时，又试探地提出，可否允准奉命护送船队来华的军舰（英使团初时含糊称之为大船，继又称之为战船）进入黄埔，钦差松筠和刚奉谕升任两广总督的长麟等磋商后，一方面飞驰上奏；另一方面，则决定由长麟提前赴任，抢在英国使团到达澳门之前抵达广州密为筹措，防范英舰闯入，再由松筠当面谕告英使，不准其军舰进入黄埔。双方会谈情况如下：（英使）称：“我等由浙江定海乘坐原船回国，将来顺便还要到广东澳门口岸，看我国在彼贸易之人，不知可否乘坐大船到黄埔地方否？⋯⋯”（松筠）答谕：“澳门口岸是尔等向来贸易之地，尔等原可前往。至黄埔地方，大船亦不能去，例上亦不准去，所称断乎不可。”"乾隆收到松筠不准英舰进入黄埔驳词和所作部署的奏折后，在奏折中的不同段落一再朱批：“是”、“甚好”、“妥当之极”、“所悦览之”等#，表示完全同意。松筠在接到上引朱批后，又!"# 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钦差户部侍郎松筠奏报英使请准前往黄埔已驳回情形折。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钦差户部侍郎松筠奏报英使请准前往黄埔已驳回情形折。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十日，松筠未允英贡使在途请求在浙贸易处理甚当上谕。澳门史论稿!""
  • 了解到英方前称的所谓“大船”，其实是“战船”。因此，在接见英使时，进一步指出：“大战船一只自不应到黄埔停泊，所有贸易船只，原系照例准往，嗣后战船仍不准去。”! 英使在一再碰壁之后，只好“点头凛遵”，悻悻而去。原来早在!"世纪末叶，中英双方都已意识到，在钱货交易的背后，在有关礼仪之争的激烈辩论尚在进行之时，在外交场合樽俎交错之间，一些政治军事内容已经潜涌暗伏，一些矛盾冲突的因素，攻防的考虑已经浮现到桌面来。此时的黄埔港问题，已经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已成为中英双方（其实还包括澳葡当局等，详见下文）共同瞩目的焦点。当时距离爆发中英鸦片战争还有四十余年，但在黄埔洋面，金鼓之声已经隐约可闻，硝烟的味道已经由远渐近了。五清朝政府实行开海贸易，设置海关，继而又将外国商船进出口集中到广州黄埔港等措置，自然会和某些外国势力发生利益冲突。除了英国之外，则以用租住形式暂时管治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反应最为突出。这是由于，葡萄牙人从明代嘉靖中期入住澳门，其后又从恳准暂留再演变为租住的体制，取得部分自治权力。长期以来，葡人乘明朝积弱，一方面勾结闽、广沿海私枭从事走私活动，悬挂着葡萄牙旗积的船只在中国沿海游弋抢掠，明方因对葡人的猖獗没有能力缉拿阻遏，无力征收到应有的船钞和关税，大量资财便流入澳葡的囊中。另一方面从万历初年开始，葡萄牙当局逐渐开拓了澳门经非洲至欧洲，澳门至日本，澳门经马尼拉（菲律宾）至拉丁美洲的三条航线，垄断了沿线的海上贸易。及到清初实行海禁，但仍恩准澳葡的船只通洋，澳门实际上便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和中外交往的唯一通道。澳葡从这样的特殊!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无具体日期），钦差户部侍郎松筠奏报转告英使其战船不准去黄埔情形折。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 形势和特惠政策中获取到大量利益，但从不考虑这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竟然自认为是他们本所应得的权益。正因此之故，澳葡当局对于清朝从康熙中叶开始采取一系列为维护本国权益，加强对外贸易管理的措置，都持有强烈反感和极力抗拒。葡萄牙历史和历史档案专家施白蒂（!"#$%&’()*)!#+$,-#.&/0#）在1223年著有《澳门编年史》一书，较具体地反映着葡萄牙官方的立场和观点。例如，她写道：1456年（按，即康熙二十四年）“康熙皇帝开放广州和其他港口为对外贸易口岸，从而动摇了葡萄牙人的专有权。中国海关（关部）在一年前已在澳门设立。”（《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47页。）1897年（按，即雍正八年）“雍正皇帝对国际贸易开放黄埔港（广东）造成澳门衰落。”（《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114页。）1868年（按，即乾隆二十二年），“外国人的贸易限制在广州进行。”（《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16:页。）1847年（按，即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为外国贸易立下新规定，强迫外国商人到澳门找滞留地。在进入广州（黄埔）港之前，所有外国船必须拆除武器，商人不得在广州长期居留；在通商季节结束时必须把交易作完，偿还清债务，信贷不得到下一个季度。商人应呆在其贸易管内。只可在规定的地段和时间内外出散步。任何欧洲人不得进入广州城内。”（《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168页。）1886年（按，即乾隆四十年）“⋯⋯至于（向葡萄当局）交纳离港货物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离岸货物要向皇帝在本市设立的海关———即中国关部———纳税。”（《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181页。）1829年（按，即乾隆五十八年）“1月2日，广东税馆（中国官府的一个部门，含有海关之意）发布公澳门史论稿13:
  • 告，要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归其管辖并直接向他们下达公文。”（《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页。）以上摘录的几条资料，有力地证明了澳葡当局对于从康熙到乾隆为期百余年采取一系列措置存在着严重的不满。由于设置粤海关并在澳门分设关口，由于开放了黄埔港作为唯一通洋口岸，必然会大大削弱甚至基本上取缔了澳葡从明末以来垄断外贸利益的地位。澳门只能成为洋轮来华路过的中转港口，和每年秋冬待风回航的停泊地，无法收取到税款。澳葡议事会，!$%&年曾致函葡萄牙国王，呼吁采取措施，否则，“他的皇冠上肯定会失去这颗宝贵的明珠。”!为摆脱困境，葡萄牙国王在!$’(年曾指示：“葡萄牙人在澳站设立税馆与中国的关部对抗。”"!$$#年，即在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又有一个名叫唐·亚历山大·吉马良新（)*+,-./01234,/*.）的神父，他竟然扔下了自以为神圣的教义，建议可以不择手段，“允许外国人租用我们的船只把鸦片和其他想运来的一切货物运进澳门。”# 凡此都说明，开放黄埔港及其配套措施，收回了部分曾被恩赐过的特权，是如何深重地刺痛了澳葡殖民主义者的神经。我们有些澳门史研究工作者，曾受惑于澳葡当权人士在中国康雍乾时期的“恭顺”表态，过分相信他们一再表白过的“甘为外藩，代守疆士”等美好言词，认为当时的清葡关系是海静无波，一切都是和睦融洽的，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些甘言谀词掩盖下，澳葡有些上层人士，曾经持续在其内部酝酿和采取过对抗和破坏，总是企图恢复回他们在明末清初时期拥有过的丰厚利润和海上霸权。中葡在澳门海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之间，一直就是存在着矛盾和利益冲突的。明乎此，就比较易于理解，为什么在!’(5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当清政府战败以后，葡萄牙当局便马上改变脸谱，反恭为倨，紧随西!"# 《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页。《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6页。《澳门编年史》，小雨译，澳门基金会!""%年版，第!%!页。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6%
  • 方列强之后，对中国诸多凌辱和讹诈。至于葡萄牙当局虽遵从葡王之命，在澳门设置过“税馆”，但由于中外商人，包括葡商在内，都没有人向它纳税，由葡方税馆发的税单不过是废纸一张，对与中国贸易是完全无效的，这样的“税馆”只能有疾而终，关门了事。直到乾隆晚期，从澳门偷运鸦片及其他违禁品进入中国国境，仍然要受到重刑严惩，澳葡纵容的歹徒不能不稍加收敛。在当时，不论葡萄牙的国王谕示或神父建议，都无法得逞。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格局？主要是因为清朝在其前期仍然是一个强盛的国家，中葡之间国力悬殊，葡萄牙当局不得不接受现实，不得不在表面上服从清方颁行的一系列有关措施，就连那位亚力山大吉马良神父也只好无奈地哀鸣道：“在澳门，中国皇帝掌握着全部权力，而我们一无所有”；“他是澳门的直接主人，澳门向他交纳地租银，而我们只有管理权；这块土地不是夺取来的，连我们的居住权也不牢固⋯⋯”! 这说明，国力强大就具有外国不敢轻犯的震慑力，黄埔开港后之能长期正常运转并日渐繁荣兴旺，之能够有效抗御外国的干扰，最关键的原因就在这里。还必须郑重地注意到，在清朝广东地区的高级文武官员中，对于是否应该在黄埔开港，并用以取代澳门作为华洋货物聚散中心地位的做法，也是存在过不同意见的，最典型的是，从雍正十年（!"#$）到乾隆二年（!"#"）之间，曾发生过较为尖锐的政策争论，为时将达五年之久。两方均坚持己见分别上奏，最后才由乾隆皇帝拍板裁定，坚持仍以黄埔作为唯一开洋港。争论是从雍正十年（!"#$）七月间，由广东右翼镇总兵李维扬首先提出的，他上奏说：外洋商艘从前皆在虎门停泊，迨康熙五十年间移入番禺县之黄埔，距省城仅三四十里，其早晚操演铜铁大炮，省会之地，大非所宜，请饬令仍在虎门海口! 《澳门编年史》，中译本第!"$页。澳门史论稿!$%
  • 湾泊。!雍正阅奏后批示，着署理广东总督鄂弥达核查回奏。当时的鄂弥达和署理广东巡抚杨永斌是明确表示过支持李维扬意见的，并请求尽快恢复以澳门作为货物中转中心的旧制，曰：臣等查得虎门所属，巨海汪洋，风涛甚险，其口外口内，皆不可长久湾泊。若现在夷船停泊之黄埔，实系逼近省城，一任夷商扬帆直入，早晚试炮，毫无顾忌，未免骇人听闻。该镇臣所奏之言，实有可采。⋯⋯臣等仰请圣恩，请自雍正癸丑年（按，即十一年）为始，凡各外国夷船，仍照旧例在澳门海口拉青角地方，与西洋澳夷船只一同湾泊，所有往来货物，即用该澳小船搬运⋯⋯如此，则内地防范周密，夷船亦无漂泊之虞矣。"仅以洋船在黄埔演炮可能造成干扰，便因此建议停开黄埔，转归由葡人管治的澳门承担广州外港职任的旧制，所持论据是十分单薄的。雍正并没有轻率地批准李维扬及鄂弥达等人的建议，又饬令“九卿会议具奏”。# 黄埔问题，便第一次成为高级国务会议的议题。讨论一经深入，便显露出，是否规定外国商船一律湾泊黄埔，接受监管，绝不仅是什么演炮干扰的问题，本质上是管理外贸权力谁属的问题。雍正十一年（!"##）三月，兼管粤海关税务的广州左翼付都统毛克明便有针对性地上奏列举事实，坚持仍应以黄埔为通洋港口，反对移回到葡管的澳门去。曰：查广东黄埔地方⋯⋯湾泊外来洋人船只，自康熙二十四年间经前监督宜尔格图等议定奏准，迄今四十余年遵行罔替，相安无事⋯⋯如各洋人凡遇节令喜庆，!"# 转引自雍正十年九月初三日，署广东总督鄂弥达等奏请外国船只仍照旧例在澳门海口拉青角地方湾泊折。转引自雍正十年九月初三日，署广东总督鄂弥达等奏请外国船只仍照旧例在澳门海口拉青角地方湾泊折。转引自雍正十年九月初三日，署广东总督鄂弥达等奏请外国船只仍照旧例在澳门海口拉青角地方湾泊折。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 及船只往回口岸之际，必演炮数通，以宣扬利市。奴才等任事以来，即令通事谕禁，不许在内河放炮，彼等俱帖然遵守⋯⋯!可见，演炮问题不难解决，李维扬等的论据已不复存在。毛克明还有理有据地提出，将洋船移泊澳门之十字门，极有损于中方对外商经营贸易的监管和不利于征收国税，相反，却极有利于国内外歹徒恶牙人等利用辽阔海岸线，在汪洋洪涛中走漏出入口税，因为“洋人素性强悍，湾泊黄埔内地，法令森严，口隘把截，尚知畏惧。凡应税货，税银不清，不能扬帆长往。若十字门远在外洋，毫无阻挡，去留听彼自专，实为不便”"。他力言，撤销黄埔港所承担的职任，实际上就是自行放弃控制。即使在是非得失基本明朗之后，在广东高级军政大员中，仍有人力图说服皇帝撤销外贸船只统一归口于黄埔的决定。广东提督张溥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直到乾隆元年（!"#$）八月，仍拜疏上陈：黄埔离省仅二十里，乃腹里内地，外夷聚集多人往来省城，五六成群，身带器械，登岸伤人，甚非所以绥靖地方也。⋯⋯仰请天恩，仍令外来洋船照旧于澳门内拉青角湾泊，则内地居安，外夷无生事之端矣。#张溥所谓洋人持械登岸伤人，危及黄埔以至广州省会治安之说，显然存在着夸大以耸人听闻。甚至连在雍正十年（!"#%）时曾表示同意将洋船停泊口岸转回澳门的署理广东总督，此时已晋升为实任两广总督的鄂弥达，在经历了数年的争议之后，也由于考虑到地区实况和主权所属，亦一变为反对将外贸口岸转回澳门，他驳斥张溥的主张道：!"# 乾隆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广东提督张溥奏请仍令外来洋船照旧于澳门拉青角湾泊折。雍正十年九月初三日，署广东总督鄂弥达等奏请外国船只仍照旧例在澳门海口拉青角地方湾泊折。雍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广州左翼副都统毛克明奏请洋船不必移泊澳门外洋之十字门以免贻误税课折。澳门史论稿!%&
  • 查黄埔离省二十余里，外有虎门协左右两营星罗控制，洋船必由横档、南山二炮台出口，以达狮子外洋，其大小虎门、鹿步、新造、四沙等要隘，俱有营汛兵船，把守严密。我朝柔远德意遍及遐方，航海而来者共沾圣主恩膏，中外一体。夷商进口，俱安份交易，甚为恭顺，自来无敢滋生事端⋯⋯应将张溥所请照旧湾泊（澳门）拉青角之处无庸议。!经过这样反复的争议之后，清朝政府对于以黄埔代替澳葡管治的拉青角作为进出口岸的态度更加坚定，明确重申，除特许澳葡可以拥有规定数目限制内的商船外，其他任何外国商轮，一律应“湾泊黄埔地方，一面起货轮税”"。“夷船照旧由虎门进口，不得逗留澳门”#。到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松江、宁波、泉州三处开放地区，独留广州一口作为对外贸易港口，黄埔的地位便更显得重要，一直维持到!$%&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从以上发展过程看来，清代前期黄埔口岸的设立和发展，一直是处在国内外各种复杂矛盾冲突中演变过来的，它顺应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开拓中外贸易作出过贡献，又有力地维护国家主权，加强对外来商轮、商人和商品的管理；撤除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澳葡当局享有过的特权和利益；打击了沿海私枭猖獗走私漏税和杀人越货的罪恶活动。当然，也大大限制了广东地区各级文武官吏和土豪地痞人等与不法洋人共同借海营私，收受陋规，勾结为奸，攫取非法的巨额财源。正因此之故，某些企图在中国推行殖民主义的外国势力，不甘丧失了曾操纵中国沿海贸易的澳葡当局，某些政见短视或性贪嗜利的文武官员，莫不企图推翻继续在黄埔开港的规定。澳葡当局和!"# 乾隆六年九月初六日，广东巡抚王安国奏闻未令荷兰商船停泊澳门仍进虎门于黄埔贸易情形折。乾隆三年八月初十日，广东海关副监督郑伍赛奏闻广东米价及洋船进口日期数目折。乾隆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鄂弥达奏覆莫伦志案查系误伤不便因此不准洋船湾泊黄埔折。澳门通洋贸易与广州黄埔设港的关系!’(
  • 中国广东地区一些官员在雍乾之间，一则视黄埔港的开放是促使葡管澳门衰落的祸根；一则将已开放的黄埔港形容为“骇人听闻”、有碍“绥靖”的乱阶。持论角度虽然大有不同，但基调却是一致的。总而言之，黄埔开港是清代康雍乾盛世出现的大事，它反映了清代前期国力的伸张和试图采取将海上贸易规范化制度化的措置。这对于中国封建统治以来说，还是一件新鲜事物。研究黄埔在此一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功能，因小见大，可以从此一侧面探索到从!"世纪末期到!#世纪中叶的中外交通贸易，中外形势，特别是中英，中葡（含粤澳）关系的演变，这是我们不能漠视的。澳门史论稿!$%
  • 《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一伴随!"""年收回澳门主权前后，对澳门历史的研究也掀起了空前的高潮，人们殷切地要求回顾四百多年来澳门具有突出特点的历史发展：它何以能以弹丸之地演变成为中外贸易和东西文化交流的汇合点；何以葡萄牙人能被中国明清两代王朝，史无前例地恩准在澳门从暂留借住发展为租住定居，而且特许其族众在指定区域内享有自治或半自治的地位，俨然以外藩而奉正统，借通海贸易以营生计，得以繁衍子孙。这样的畸形体制，从 明 代 嘉 靖 三 十 六 年 （!##$） 到 清 代 道 光 二 十 九 年（!%&"），曾经维持了近三百年，应该说是世所罕见的。但随着清朝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国势衰弱，历来自称“仰藉天朝衣食”，感激“浩荡洪恩”的澳葡当局，便立即反恭为倨，一改原来的“恭顺”态度，暴露出贪婪蛮横的面目，不断提出扩界和永踞的要求，胁迫清朝签订出让地权、海权和贸易关税利益的不平等条约，而且放肆地歪曲和伪造历史，捏造史实，用以作为永久侵占的依据。其后百年，中葡围绕澳门问题的关系日趋紧张，局势急遽变化，法英等殖民主义大国也多次介入，交涉谈判不断，侵略势力的利诱威迫和中国朝野卫权抗争的风潮迭起，相激相荡。双方以至多方为申论己见，相继发出诸如照会、说帖、函、电和形成激烈论辩的谈判记录、起草的条约稿本等盈筐累牍，其中折冲樽俎，双方因应对策，都较集中登载在有关外交档案当中。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福庆、杨翠华︽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 等主编出版的《澳门专档》，就是依据该所档案馆典藏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民国以后北南两政府外交部有关澳门事宜的档案编纂而成的。其内容包括公布自清末咸丰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以及民国元年（!$!%）至十七年（!$%"）的重要历史档案。众所周知，这#&多年正是中国处在存亡断绝，外忧内患严重的非常时期，也是全国人民奋发蹈厉，力求图存振兴的转型时期。其间利权交错，冲突对峙空前激烈。当时的澳门问题波谲云诡，说法多端，已被普遍视为东亚最重大的热门问题之一。中外史学工作者都殷切要求拨开云雾，探索真相。《专档》的及时出版，大有助于澄清这一阶段澳门史以至中国近代史，中葡和国际关系史一系列久悬为疑难的问题。历史科学是研究既往事实的科学，只有根据事实，才可能写成信史。正如《专档》编者在《编序》所言：!$$$年葡萄牙将正式归还澳门主权，从明中叶到民国，葡萄牙和中国政局都经历巨大的变革，澳门问题反应了这四百年来中葡之间的政治势力及外交关系之消长。《澳门专档》第一———四册即将本所馆藏外交部档案中有关清末到民初中葡澳门交涉文件汇集整编，为研究此一问题之最佳史料。二为什么这些文件是从清咸丰十一年开始呢？这是由于中葡在澳门问题上的交涉是从这一时期才正式转入外交层面的。当时的情况是鸦片战争以中方失败，被迫割地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告终。当此国际形势猝变，引起了澳葡当局野心大炽，企图利用中国衰败，尽可能攫取不法的权益，它衡时度势，乘虚而入，但在侵地夺权的步骤和手法上却有阶段性的不同。其最初阶段是，当战争的硝烟刚平息，葡方便急不可待地单方面停交已履行了二百余年的地租，又将管治范围从指定的三巴门以内擅自扩大到关闸边沿，继又宣布废除清朝官府向澳门居民掌握管理户口和征收土地赋税的民政权力，以及执澳门史论稿!’%
  • 掌审判华洋民刑案件的司法权力，更以武力驱逐清朝派驻澳门的衙署官役，否认澳门是“天朝地界”，宣布澳门是葡辖自由港。它气势汹汹，索求无已，肆意蛮干，不容清方有商议和反驳的余地，也无须通过什么外交途径交涉来解决。这个阶段大体上是从道光二十三年（!"#$）开始，直到咸丰十年（!"%!）之间，为期近二十年之久。澳葡当局嚣张蛮横，恣意而行，可说无所不用其极，而清朝廷则在大败之后，从虚骄急转为惶遽絎怯，正忙于应付英、法、美等所谓“列强”的讹诈要求，也实在拿不出有力维护主权、反对葡方侵掠的对策。到咸丰末期，葡萄牙政府认为要掠取的果实已经初步得手，为了确认这样的既成事实，也为了再扩大非法权利，便将侵占的手段转移到外交场合，企图通过缔订条约的合法形式，迫使清朝政府和其后的民国政府对它已攫有澳门主权的承认，并继续承诺出让更加广泛的权益，将澳门永占成为葡属殖民地，因此派使远来，软硬兼施，要求开议定约。双方为此反复进行的谈判延续了近一个世纪，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波涛迭起，时张时弛，交涉是持久和激烈的。《专档》登载自!"%!到!&’"年六十余年间的重要资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包括葡萄牙在内西方殖民主义诸国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晚清和民国政府忙于应对，中国官民各阶层人士为保土卫权的努力和呼吁。在中葡交涉方面，《专档》将问题区分为议约、换约、海陆勘界、划界、双方派遣使节和参加会议谈判，海内外士民风起云涌的抗争活动、不断出现的突发事件、中央和广东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等等专题。其中，一切矛盾又都集中在议订条约上，主要的外交斗争也是围绕着议约和换约这一关键问题进行的。中葡双方是在咸丰十年开始进行条约谈判的。葡方抱着很大的奢望，企图利用清朝又败于英法联军之际，乘危要挟定约。特派公使基玛良士来华，通过法国驻华公使哥士耆的门路，以“私人友谊，暂居法署”为名窜入北京，站住脚跟后便要求开议，目的是促成早日缔订条约。但以后在议约、换约过程中，由于中国要求保留仍在澳门设官设关和缉盗的权力，葡方则要︽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 求确认在三巴门之外已侵占的土地归属葡有，以及允许传教士自由来往内地，又拟委派英国商人任领事而又兼营商业等问题上，双方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议议停停，历经多年总不能定下来。葡萄牙政府本以为，对于战败的中国，可以采取施加更大压力的办法以求得逞。故此“葡使态度傲慢”，“虚骄之气，殊不可遏”!，“其桀骜不驯之气，实为各国公使年未有”"，“一提商酌二字，该使不问所商何事，即暴躁无状，⋯⋯略提数语，彼即以盛气凌人，决意不允。⋯⋯其所以倔强不驯者，欲效英法迫我换约故智”#，又“欲以中国不肯换约蛊惑各国，实为狡诈。”$ 很明显，葡萄牙政府企图强压中国屈从它的侵略要求，但却未有清醒地反顾自己的实际国力也十分弱小，也不了解中国虽然处境困难，但经历过从!"世纪#$年代到%$年代二十年之间的挫败，对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情况也比较有了认识。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与弱国之间还是存在着可供坚持争议空间的，故此，对于葡萄牙的强硬要挟，还能够看清楚它“外强中干”的实质，不肯随事屈从。主持谈判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说到：在谈判时，注意“与之逐层驳辩以折其骄气，不肯稍为游移，致为所挟。”%从清咸丰十年（!&%$）到光绪十二年（!&&%），为期二十六年之久，中葡之间相互发出过多次声明和照会，葡方多次更换公使，还屡经转请法、英、美、俄、德、等国外交官员出面斡旋，催促早日换约，清方也一再坚持说明要在澳门保留设官，!"#$% 同治三年五月十八日，总署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通口大臣崇厚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总署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总署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三年五月二十日，总署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三年五月十八日，总署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通口大臣崇厚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关系缉私要务”!，“中国设官稽查系明旧制并非新议，在葡国亦无不便之处，故应俟设官一节商妥协再为互换。”" 甚至也给英、法、美、俄、德五国发出过申明暂不换约理由的照会，具体叙述与葡换约暂无法办理的情况和原因#。可见，当时中葡为澳门换约的交涉，已纳入了国际外交的范畴。葡方所谋未遂，表现气急败坏，甚至还放出过要派兵船北来的风声以为恫吓，又发出了名为《预言明》（意即事先声明）的文件，对中方横加诬蔑。它的使节时而在议席上咆哮叫嚣，时而拂衣离席，几次中途罢议，但不久后却又要求复议，不断变化脸谱，采取不同方式以纠缠。但却并未因此取得正式换约的结果。这样一桩历经二十余年却一直僵持的外交事件，在晚清外交史上是罕见的。公平地说，清朝中央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广东地方的督抚大吏，一直还是将葡萄牙作为“无约之国”对待，未有迁就，未有答应其非法的要求。于此一阶段，在澳门问题的交涉中尚能注意维护国家权益，尚未有严重失职失利之处。《专档》公布的有关档案，可资鉴证。三但是，到了光绪十二年（!""#），情况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清朝财政窘困，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及其助手金登干，出于维护英国，也为了偏袒葡国的利益，针对清廷急于开辟财源，怂恿清方接受港英和澳葡联手，在港澳合作对输入鸦片共同征税缉私的做法，清朝接受葡方“在澳门相助中国征收洋药（鸦片）税款”，而作为交换条件，则同意葡萄牙取得澳门并所谓“澳门所属之地”!"# 同治六年四月七日，总署给美、英、法、俄、布（德）国照会各一件，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总署致俄公使嘎哩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十一年七月十日，总署致奥国公使嘉理治节略，载《专档》第三册，第!&$页。︽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 的“永驻管理”权利。这是英葡勾结的阴谋，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时任总署首席大臣的庆亲王奕絏却着眼于眼前财利，为了鸦片税款合征，可以一时增加收益，竟极其昏聩地同意了以上主张，实际上是放弃了对澳门的主权，甚至在正式委派赫德代表清朝政府，而金登干则在光绪十三年四月全权代表赫德到里斯本与葡方订立了《中葡草约》，并于同年十二月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份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是最恶劣的不平等条约之一。果不出其然，葡萄牙在其后数十年间，动辄便搬出这份条约已允准“永驻澳门”为由，坚称它已经拥有澳门主权，挑起了一连串关于管治地位、陆地和海上界址的纠纷。《专档》引载了中葡双方为此互发的照会，以及赫德申送与葡《议定洋药贸易办法》的稿本，反映出办理此事的梗概，揭明了内幕底蕴。《专档》还收载了其后数十年以来有关界务、两方管治权、港口缉私和修废条约等一系列交涉的有关档案，有力说明两方总是围绕着这份条约和利害存废进行激烈争议，足见光绪十三年签订的条约作用恶劣，遗祸深长，正如民国十七年（!"#$）四月，中国驻葡公使王廷璋所言：逮英得香港，葡始立意占澳，逐渐强横。最奇者，吾国当时不知英葡关系，竟于光绪十三年由总税务赫德派遣税务司金登干为中国全权议约代表，亲赴葡京与葡外务大臣签订永割澳门草约四条，由此草约而成!$$%年之中葡条约。此种神秘之外交，不可不谓有史以来吾民之一大国耻，⋯⋯不可谓吾国外交史上一大耻辱也。!四对中国官民为反制葡方侵略的言论和措置，《专档》载有详细的记录。! !"#$年&月!"日驻葡公使王廷璋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罗文干函，载《专档》第四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早在光绪十三年春夏，在已签草约，正在议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过程间，在清朝政府高层内即对于应否订立此项条约，特别是对于条约的内容，引发起严重的分歧。以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吴大%为首，认为不应因为眼前的利益而放弃国家的根本权利。当金登干签署的草约发表之后，他们立即表示异议，“因裕饷而失地，亦属得不偿失。”! 张之洞预见到，葡方贪求无厌，必不以取得“永驻澳门”为满足，必将以此为基地，无限度地扩张侵略，由此祸无底止，成为“粤省附骨之疽”"。指出“定约之后，或恃强攫取，或负债折偿，由是而屯聚兵粮，增修铁路，时则藩篱已撤，窃虞結拄维艰。”# 吴大%更上奏，请“查明澳门租界占界，及将占未占之界⋯⋯与葡人逐条理论，以杜狡谋而免贻患。”$ 二人一致提出，在地界未划清，权益界限未明确之前，“此次详约尚宜缓定，地界等事一切悉仍其旧。”% 但是，对于张、吴等的正确主张，却未为当时在中央朝廷执政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接受，仍然固执地坚持履行《草约》的条款，要如期正式缔结条约，因此陷入了英葡预设的陷阱之中，铸成大错。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件中诡辩道：“此事既有约在先，又关系洋案并征全局，断无轻与决裂之理，自应设法斡旋。葡人挟原约管理澳门及所谓属地者，其意正坚，似不能不于无可迁就之中设法少塞其望。”他还执迷地信任赫德、金登干之流，说什么“此事既经责成税司一手经理，彼既能担承还我终岁成数，姑应听容所为。⋯⋯与以固有之利，!"#$% 光绪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张之洞致总理衙门咨文，载《专档》第一册，第!"#页。光绪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吴大2奏，载《专档》第一册，第!$!页。光绪十三年七月，两广总督张之洞致总理衙门咨文，载《专档》第一册，第!"#页。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两广总督张之洞致总署函，载《专档》第一册，第!%&页。光绪十三年六月，委员富纯、蔡国祯呈两广总督张之洞的禀文，载《专档》第一册，第!""页。︽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 绝其窥伺之萌，于原约既无违背，于事尚无大损。”! 但所谓“少塞其望”，所谓“尚无大损”等等梦呓性的言辞都为其后中葡关系的实际发展所粉碎。事实上，是葡方侵略野心其望难塞，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尊严受到“大损”。《专档》公布了这几位高层官僚政见相反的档案，极有利于全面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症结所在。后代史家不难据此条分缕析，从错综复杂的史事中分辨出正误和是非。葡方凭借《通商条约》中，有“承认葡萄牙永驻澳门以及属澳之地”的条文，极力扩展势力范围，不但占据了澳门半岛以北的青洲和以南的&仔和路环两岛，还觊觎澳门对面的湾仔、银坑地方和大小横琴岛，马骝洲等岛屿，还硬说已拥有澳门及其周围的海权，不许中国船舰自由通航，不断制造事件，挑起主权纷争。在以上一系列问题上，从清末到民国时期，都遭到了中国官民的抵抗。当时的斗争涉及到划界、军事和国际外交各个层面。为划清“属澳之地”的地界和辩论葡方有无海权，清廷和民国先后与葡方进行过十多次漫长而无结果的谈判。葡方为了强行勒收地钞和霸占海道，还不止一次派遣小型炮舰在海岸游弋以为恫吓。光绪三十四年（!"#$），因其又派舰寄泊海面，两广总督张人骏乃决定加强驻守关闸的防营以为戒备，声明如葡方不撤回炮舰，清方决不撤兵，“撤兵当专视其撤舰与否为定”"。对峙了一个多月，葡方终因恫吓无效，只好借口炮舰需要修理而撤走。其后，在民国三年（!"!%）和五年（!"!&），因葡方擅自入侵华界，又在澳门海岸浚河、筑圩，并且入侵拱北岛和湾仔，中方乃在澳门附近各要塞特别是在邻近澳门的前山添驻军队，并开掘壕沟，以示备战，终迫使葡方退出拱北岛和湾仔。民国八年（!"!"），由于澳葡当局擅自填造从澳门到原属华界青洲的!"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前山同知庄允懿电两广总督张人骏，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北洋大臣李鸿章致总署函，载《专档》第一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堤岸，企图造成永久占领青洲的既成事实。当时广东已成立军政府，南北尚未统一，但北南政府在坚拒葡方占领青洲一事的态度是一致的。北京外交部致电广东军政府，主张“实力抵制”，建议“酌派兵队或兵舰前往驻扎较易就范。”! 广东政府于是派出陆军第一师旅长卢淼山率军驻防前山，并指令军舰雷龙号和永丰号前往九洲洋一带逡巡，有人还放出要断绝对澳门的粮食柴草和泉水接济，撤回工匠等，迫使葡方管治下的澳门成为“死澳”。葡萄牙政府栗于形势险峻，只好电示澳葡总督立即停止填造工程。类似这样军事调动和戒备，虽然还只是停留在预防警戒的阶段，并未爆发为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已说明，有理有据地进行“实力抵制”，以军力为后盾，对于抵御葡萄牙侵略势力，是行之最为有效的。每当中葡双方剑拔弩张，关系趋于激化的时刻，总有老牌殖民主义所谓“列强”伸手介入。“葡使态度傲慢，恃法国为护符。”"“英葡与国，对于澳事向尤左袒。”#“此事重大，不仅关系中葡两国，即与英国亦有关系，是以英使迭次借词干涉，并于宣统元年十一月正式来文，有!""!年英葡有约章，如中国不允调处以致有攻击之举，英国（有）力助之责。”$ 等等。法英都发表过声明，公开表示要求“确认葡萄牙永驻澳门的地位”，葡方每当在交涉中被驳斥到理屈词穷之际，便拿出要将澳门问题交给“海牙公断”来要挟，因为他们知道，当时在海牙担任国际裁判法庭的法官，绝大多数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与葡方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利害关系。!#!$年!%月，葡国公使符礼德竟有意在私底下放话说：“葡国此时固无力与中国反抗，但!"#$ 民国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外交部发国务院秘书厅函，载《专档》第四册，第&’’页。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外交部收广东省长朱庆澜电，载《专档》第四册，第%#$页。同治三年五月十八日，总署收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载《专档》第三册，第$"页。民国八年十月三十日，外交部发给广东军政府密电，载《专档》第三册，第&%(页。︽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 是葡国之后尚有联邦。此时本公使尚未与英馆接洽，如至不得已时，此事又须请各国出面也。”! 这些事实都说明，中葡有关澳门问题的谈判以至调动兵戎，都不是孤立的事实，而是处于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受制约于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正如《专档》第四册《编序》所言：!"!!前后，中国和葡萄牙的政局在根本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年葡萄牙建立共和制度，而后!"!$年民国建立，清廷退位。双方政府在政权更替之际，对中葡澳门关系均想作一突破；但由于共识未达，民国以后中葡澳门问题之交涉又一如清末，陆续展开长期却无结果的会谈。这样情况的出现，是由于葡方建立共和政体后，仍然要维持侵占澳门的体制，不时还提出进一步扩占的要求，但遭到中方的力拒，所谋均不逞；中国方面，虽然意图通过每十年可以对条约进行修订的规定，全面废除!%%&年签订丧权辱国的所谓《和好通商条约》和收回澳门主权，但国力未允，内争未息，事实上也难做到；而法、英等国在疲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忙于应对欧洲和世界的变局，并无真正的实力“左袒”葡萄牙。中葡澳门只能作为悬案，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能以有力的外交手段取得正式收回澳门的成果，了却一百五十年来几代中国人的心愿。在研究中国官民反制葡萄牙侵掠澳门的活动中，切不可忽视澳门本地和邻近澳门半岛属于地界有争议地区居民的反葡占斗争。直到《商约》正式签署之后，澳门居民仍在相当时期内，按照传统规定向香山县衙门缴纳房地税；在投诉民刑官司时，只请求中国官府审判，不肯让澳葡的法官过问；当葡兵闯入望厦乡要编列门牌，登记人口勒收地丁税时，当地乡民鸣锣聚众实力驱赶，吓得葡兵赶忙撤走；广州各地亦一再举行集会，表达反对出卖主权的决心。当割让澳门的噩讯传到海外，更引起! 民国五年十二月六日，外交部次长夏诒霆会晤葡符使问答，载《专档》第四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旅居欧、美、非、加各国侨胞的愤激，纷纷发回函电，指出“葡萄牙要索香山县属附近澳门各乡之地一事，闻耗中外震动。盖以土地乃国脉所关，尺寸不可割弃。”! 他们关切祖国、痛心时事，“回首宗邦，真堪陨涕不禁。”" 海内外人民爱国爱乡，敌忾同仇的活动，历数十年而未衰。每当葡人横行一步，定必招致国人掀起抗争的又一高潮。特别令人感动的是，拱北士绅，亦为旅港商人杨瑞’先生，他任香港勘界维持会会长，曾深入对澳门界址和争议焦点、对葡人的野心企图等进行调查，从清宣统元年（!"#"）到民国六年（!"!$）长达八年之久，先后给晚清外务部和民国外交部上过四十余次说帖、条陈，痛陈必须坚拒葡方再肆行扩占，并力争收回澳门已被占土地，坚决反对“弃地弃民”的建议，不惜沥血呕心、舌敝唇焦以维护国权。《专档》将杨氏四十余次呈文，以及海内外同胞的言论均全文收载在书内，本身就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材，诚如《编序》所言：“其言论显示当时民间在中葡交涉上所持态度远比政府积极、强硬，可作为了解当时民意之参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以黄福庆、杨翠华为首的学者们注意到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交涉关系重大，将该所档案馆所藏的外交档案编纂成专题档案汇编，是完成了一桩重大的学术工程，贡献是很大的。笔者有幸在!""%年应邀作为该所访问学者，得以面聆黄、杨等同仁的编纂宗旨和工作程序；又承蒙邀请参观档案馆的典藏，深受教益。《澳门专档》是在两岸间第一部编纂完稿的有关澳门历史问题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在!""%年定稿出版。在此之后，大陆地区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先生主编的《中葡关系资料集》，都是在!"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外务部收檀香山合埠商人禀文，载《专档》第三册，第&’#页。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外务部收檀香山合埠商人禀文，载《专档》第三册，第&’#页。︽澳门专档︾的重要学术价值!&!
  • !"""年出版的。这三部大型史料汇编的相继出版，为此一阶段澳门史的研究提供出近千万字的原始资料，确是一大盛事，必将对中葡澳门问题以至对中国近代史，近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特别值得钦佩的是，不论《文献汇编》抑或《资料集》在编纂过程中，都征得“中研院”近史所领导和同仁的同意，欣然慨允两书可以转用《专档》公布的材料，俾能从不同角度充分利用这些珍贵史料，务求能如实地完整地反映出历史事实的全貌，从而提高澳门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诸同仁从大处着眼，既表现出以学术为公器的传统美德，也体现着两岸档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切磋砥砺互相支持的学术情谊。笔者忝为读者之一，亦深怀铭谢之情。澳门史论稿!#$
  • 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对《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的评介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和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联合编辑出版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较完整地搜集有关历史档案和文献，为澳门史的研究开拓出—个非常丰富的资料宝库，是四百余年来澳门历史发展的实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随着追求黄金和土地的狂潮，西欧各殖民主义国家也竞相发展半海盗式的航海通商事业。!"—!#世纪时期，曾作为航海大国的葡萄牙也极力注目于东方，葡人觊觎中国领土、资源和市场之心，早已策划于!#世纪初叶，并一再采取过各种试探活动。最早在明代正德年间（!"$#—!"%!），便一再派遣以官方旅行团、远征队、外交使团等名义的组织前来中国广东沿海，甚至悍然入寇屯门，并以发展贸易为名驾驶武装船队闯入广州，一度因行使巨赂得到佞臣江彬等的庇护，曾派人到南京面觐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以贡上“奇淫巧器”等西方享乐品，博取到“荡子皇帝”朱厚照的欢心，企图获得御准，得以建立据点，长驻中国。后因朱厚照猝死，江彬被处决，葡萄牙的使节和船队均被驱逐而未果。其后三十余年，葡萄牙从未间断在中国粤、闽、浙三省沿海进行侵扰和走私活动，一再游弋于闽、浙海岸，寻觅可能建立的立足点，但活动的重点逐渐集中到广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东省香山县属的澳门，认为是湾泊船只、起卸货物的良港，又因邻近广州，购销方便，故此，葡方的武装船队频繁地活动于澳门及其离岛过路环、&仔海域之间，处心积虑地谋求登岸居留。直到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六年间（!""#—!""$），托言船只遭受风涛冲击渗漏破裂，所载商货俱受水渍，请求借地晾晒，以重金厚礼买通当时的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得允许在澳门盖搭临时性絗蓬数十间以暂留。但葡人得到暂留后即盘踞不去，人员迅速絘集，来船每年增加，并在澳门开展营销买卖，逐渐建盖起砖瓦木石房屋，以走私漏税牟取暴利为特点的商业规模日益扩大。直到隆庆五年（!"$!）之前，汪柏曾较长期担任海道副使之职，他每年收受葡人贿送白银五百两及其他礼物，故对葡方据地营私，侵犯国家利权故意放纵包庇，澳葡势力遂得以恶性膨胀。及至汪柏调离广东，继任的海道副使才将此定额贿款改为葡方每年应缴纳给中国官库的地租。葡萄牙人在澳门亦从被准暂住改为租住。没有任何国际条约或法律作为依据，葡萄牙人从明代嘉靖中期入住澳门，其后又从恳准暂留演变为租住的体制，直到清代道光二十九年（!%&’）拒绝纳租，并相继提出扩界永踞的侵占要求，曾经持续维持了二百九十余年。自从道光二十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中方战败，被迫割让香港岛，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西方“列强”纷纷将侵略黑手伸向中国，牟取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特殊利益，原来久已租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也狰狞毕露，乘中国积弱，不但停止纳租，而且相继提出扩界永踞，逐步侵占澳门及其附近海岛土地，宣布澳门是所谓葡萄牙属地，实行殖民地化，甚至企图改称之为葡萄牙澳门省。中葡围绕澳门问题的矛盾日渐激化。当时的清朝和民国政府虽然对葡方的侵占要求也有过一定的抵制和抗拒，但由于国势不振，外交部署失当，总未能有效地遏止葡方的侵占野心，屡有被迫妥协，相继丧失利权。中葡两国为澳门问题发生的冲突，进行的交涉和谈判，曾持续了一百余年之久，它是随着国际风云的急剧演变，中葡两国各自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动，政权的更迭，国势强弱的易位而几经跌澳门史论稿!&&
  • 宕曲折，变化多端。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顺应全国人民殷切的反侵占要求，坚持必将收回澳门的主权，经过五十年的稳妥准备，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与葡萄牙近几届政府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在!"""年!#月#$日收回澳门主权的协议，为这一绵亘四百余年的问题画上完满的句号。像澳门这样，从允准外国暂住，演变为租住，又发展为被逐步侵占，历经中国若干代人的交涉斗争，终于和平收回，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在全世界国际关系史上亦属罕见。对于澳门地区数百年来特殊的历史发展，中外不少史家曾进行过大量的考订和论说，在有些问题上也确实取得过一定的成绩，但众说纷纭，迄今还存在不少疑点和难点，仍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议。究其原因，除因观点、立场和方法的歧异外，还在于仍缺乏足够分量的原始史料以供稽考，对各种文献仍缺乏汇总齐全和进行认真的订正。故此，前此有些著作或以一些二手三手的传闻资料作为依据，以讹传讹，显得单薄，难成信史；另一些著作则往往采取一些带倾向性的揣测之词以立论，甚至站在侵略者的立场来炫耀所谓殖民盛事，有失学术公平，违背了反对侵略是天然合理的道义原则。在当前，认真吸取中外各种有关澳门史研究的成果，摒弃其谬误和偏见；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形成于中外的历史档案、著作、评论、舆论报道等一切资料，严肃地订正各种史实，撰写出客观公正而且内容充实的澳门史论著，已经提到中外史学工作者的日程上来。为适应上述学术和现实需要，作为明清历史档案保管基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作，共同编辑《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一书。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邓开颂教授在策划和联络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全书由第一历史档案馆主持将有关澳门问题的明清档案认真筛选，加以系统整理和编纂，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负责辑录明清时期除档案以外的汉文文献资料，澳门基金会鼎力资助。该书篇幅浩大，分别收载明清历史档案#!"%件，收录明清文献&"%种，总字数达&%$多万字，分’册出版。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历史档案是各时期历史活动进行过程中的原始记载，是第一手的史料。该书收载的档案，既有以历届皇帝名义发出的谕旨、朱批；还有大量由内阁、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吏、户、兵、礼等部、内务府、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等衙署的题奏本章和相互间的咨呈批示；以及御史、给事中等言官抒发意见的奏折，亦有负责具体处理澳门事务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香山县丞的禀呈和所获的批谕；还有清朝派外使节的咨呈奏报，清朝官方与葡国政府、葡澳理事官（总督）、与法、英、俄、美等国有关澳门问题的来往文书，照会、电文等等。特别是，《汇编》还收载了较大量自近代以来，澳门以及邻近地区广大人民群众，遍及五洲四海的海外侨胞寄发的公函文告，各种陈情书、呼吁书，为坚决要求反击侵略、坚定保土护权的倡议，表达出炎黄子孙的热血赤忱。更可喜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还书面授权，允准本书选载该所前些年出版《澳门专档》刊载的清档，使该书的内容更加充实。明清档案本来都出自故宫，本是同根同源，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分存两岸，今因两岸合作，使有关澳门问题的一部分得先“统一”，是很值得欣幸的事。在文献方面，既包括一般官书、政书，也尽可能收集当时有关人员的文集、日记、信札，有关地区的地方志，时人或后人有关澳门问题各种事件的评述、笔记、诗文、著作，等等。用以从各个不同层面和角度核实史事，作为档案的补充。通过这一次对明清澳门问题汉文文献拉网式的搜集辑录，虽然未能说是已经完全，但漏网的鱼应该不会太多了。手此一编，对澳门问题研究工作者，应该是极为方便的。以档案为主，兼详文献，本书可说已能充分反映明清两代各不同时期，上及廊庙，下至庶民，旁及海外和国际有关澳门问题始末的汉、满文记载和评议，其覆盖面是十分广泛的。特别可贵的是，第一历史档案馆为编辑本书，动员了馆内专家精搜细觅，发现了一些从未面世的明代有关澳门问题重要档案，从馆藏满文档案中也查找出若干史料价值甚高的精品，从而做到明档与清档相结合、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相结合、大陆所存澳门史论稿!"#
  • 档案与台湾所存档案相结合、档案与文献相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的学术优势，使本书在内容质量上必然超出前此已出版的有关澳门问题的各种史料汇编，是对澳门和平回归祖国的重要献礼。忝为档案学和澳门史研究工作者之一，笔者以极其喜悦和钦佩的心情阅读了本书的目录和大部分稿件，很为主持本书编纂出版的上述单位的卓见，参与辛勤工作诸同仁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本书必将推进澳门研究的深入，这是笔者深信不疑的。二回眸四百多年来澳门问题的历史发展，必然会为它的特殊曲折历程，为其跌宕起伏，波澜翻腾而惊叹。澳门以弹丸之地，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一时成为举世注目的地域。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特例：在不同阶段间形势变化幅度之大，在不同时期与国际间风云变幻、“列强”的利益角逐、东西方货易和文化交流都存在着悠久和密切的关系；澳门的工商业，曾经有过畸形的繁荣，又有几度急遽的衰替，近代则成为转贩鸦片和贩卖华工的渊薮，极大地激化了中葡和粤澳关系。中葡之间截至!"#"年前进行过马拉松式百年交涉谈判，侵占和反侵占斗争的长期尖锐持续，都构成了澳门作为一个敏感性的特殊地区，澳门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明清澳门历史的发展过程，似可分成三个不同的大阶段，即：从明代正德、嘉靖时期到清初顺治时期（约!$%&—!&&!年），历经!$%余年，葡萄牙人交替使用着要挟和恭顺两手，以贿赂开道，取得了在澳门居留和租住的地位，是为第一阶段。从清代康熙年间（!&&’—!(’’），特别是二十二年（!&)*）开海禁以后，继之以康雍乾盛世，以迄嘉庆、道光朝，在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前，澳葡当局对清王朝和广东地方官极力表示感戴忠顺，“愿为外臣，代守疆土”，基本上不敢违规越境，历时将近!)%年，是为第二阶段。!)#%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清方战败，被迫割让香港岛，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葡萄牙政府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幡然改态，反恭为倨，咄咄逼人。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单方面撕毁纳租借住惯例，逐步扩界侵权，企图将澳门及其邻近地域侵占为殖民地，中国官民为此进行持续的抵制抗拒，海内外人民群众展开此伏彼起的保土护权斗争，历时六十余年，以至于宣统三年（!$!!）清朝灭亡，是为第三阶段。当然，斗争未有穷期。转入中华民国时期以后，斗争仍当以更复杂更尖锐的形式在继续，但此段史事，已不属于本书记载的范围。《汇编》对于上述三大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活动，都收载有详细的记录。历史沧桑，档案为凭，文献亦资佐证。三首言第一大阶段的情况和问题，着重介绍《汇编》提供的珍贵史料。葡萄牙人从明代正德年间开始窥测中国，但几度试探入扰均未得逞，直到嘉靖三十二至三十六年间（!%%&—!%%’），才通过行贿，被允许在澳门上岸晒晾水渍货物和暂住贸易。最初期，葡方来船和来人都很有限，外示谦卑恭敬，还能遵照在被准暂住的指定范围内活动，如额支纳贸易抽盘货税。但不久之后，葡萄牙人即携家带眷，簇拥而来，骤增至万人，围地建垣，俨然要作为“化外之区”。在入澳数年之后，葡萄牙人即暴露出要盘踞澳门为基地的野心，他们勾结闽粤沿海的奸商海枭，大肆进行非法走私贸易，甚至擅筑堡垒，设置军事设施，驾设火器，恃势偷漏船钞货税，甚至抗拒抽盘，“凌絙居民，蔑视澳官”!，十分猖獗。尚在葡人入住澳门的最早期，嘉靖四十三年（!%(#），粤籍监察 御 史 庞 尚 鹏 即 提 出，在 澳 葡 人“窃 据 内 地，实 将 来 隐忧”。" 稍后，隆庆六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吴桂芳更认!" 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载《明经世文编》卷&%’。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载《明经世文编》卷&%’。澳门史论稿!#"
  • 为：葡人在澳门“非我族类，不下万人，据澳为家，已(二十载，虽有互市之羁縻，而识者忧其为广城肘腋之隐祸久矣！”!万历四十二年（!"!#），两广总督张鸣冈也紧急上奏，说：“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类似的奏疏和议论，正说明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的活动，已远远超出了正常贸易的范围，其野心已引起明朝有识之士的警惕。《汇编》不但较充分地登载着有关文献，还较系统地介绍出，从嘉靖末年以迄明朝覆亡的七十余年中，明代朝野对于应如何制裁澳葡日肆不法，应如何维护国权的问题，曾展开过长期而激烈的政策争论。嘉靖末年，以御史庞尚鹏和给事中郭尚宾等言官为代表，倾向于加强管制，饬令葡人拆除私建房屋堡垣，限期撤出澳门，仅允许它的商船可停泊在指定的浪白澳进行贸易，事毕即返航#。以武职将领俞大猷和广东省本籍士绅、举人卢廷龙等为代表，则认为葡人入住，已扎下祸根，绝非“饬令”所能谕服，主张动用水陆兵力以驱逐之，嘉靖四十四年（!$"$），俞大猷提出用兵方略，甚至主动请缨“今与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主张在使用武力逐出之后，仍可以准许葡船湾泊于浪白澳从事正当贸易。以上两种主张的目的和善后措施并无不同，而在执行方式上则有区别。但两种主张虽然已提出四五十年，“时朝议以事多窒碍，寝阁不行”%。到明末万历四十二年（!"!#），明王朝才决定接受两广总督张鸣冈和广东巡抚霍与瑕的奏请，放弃了“饬令”或“武力驱逐”的办法，采取允准葡萄牙人继续以租住方式仍居留澳门，但采取加强防范和管理的方针，所谓“建城设官而县治之”。这种方针的提出，是因为明王朝当时正处在急遽衰败的过程中，内忧外患日益严重，!"#$%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香山澳》，中华书局!’$’年版，第()$页。俞大猷：《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疏》，载《正气堂集》卷!$。庞尚鹏：《题为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事》，载《明经世文编》卷%$(；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明史》卷%*$，《外国六·佛郎机》。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载《明经世文编》卷%#*。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崛起于辽沈，民变的烽火遍燃于山陕，对于远在南疆的澳葡，既无威望以“饬令”，又乏实力以“驱逐”，于是采纳了这种自认为务实的折中方案。张鸣冈说遇：“粤之有澳夷⋯⋯有谓宜剿除者，有谓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贸易者，顾兵难轻动”!，正是如实地反映出明朝官方举棋难定的窘困。当然，“建城设官而县治之”方针的出笼，也反映着明方在对澳葡控驭策略、贸易、税费和防务等多方面的考虑。霍与瑕对此有一篇重要的论证，言：岛夷关市与为寇异，四夷来王，无以绥之，仁者所不取也。⋯⋯不察其顺逆，不辨其奸良，一概名之为贼，非但俱焚玉石，将有俗疱月易一刀之虑，知者所不出也。或曰何如？曰：建城设官而县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谢绝其来，中策也；若握其喉，绝其食，激其变而剿之，斯下策矣。⋯⋯倘其哀乞存留，愿为编户，乃请于朝，建设城池，张官置吏，以汉法约束之，此谓用夏变夷，故日上策。⋯⋯两广百年间资贸易以饷兵，计其入可当一大县，一旦弃之，军需安出？一不便也；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向时如老万，如曾一本，如何亚八之属，不敢正目而视，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为守，二不便也。今设城池，置官守，以柔道治之，不动而安，诚策之得。"按照“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原则规定，明朝政府将澳门划归香山县管辖，兼受广东海道副使管理，并在澳门派驻有提调、备倭、巡缉等三位职官，各设有衙署，分别掌管查验外商船泊进出口，征收船钞货税；防御倭寇海盗并流动巡查，缉捕奸宄，保持治安等事务，统称为守澳官。守澳官亦具有对居澳葡人监督管理之责，但不干涉其内部自治性质的事务。明朝政府本以为，用上述的方式处理澳葡问题，既能在行!" 转引自卢坤：《广东海防辑览》卷!，《险要》。《明史》卷!"#，《外国六·佛郎机》。澳门史论稿$#%
  • 政管辖、贸易关税、治安防卫等方面保持主权，又可以对居澳葡人的活动加以防范和限制，但从万历末年颁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规定以后，直到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之前，这一套构想可谓完全落空。相反，葡萄牙的奸枭豪棍反而更利用此一合法形式，便于与中国国内的贪官污吏、奸商地痞盗贼等密相勾结，放肆地联手走私漏税，甚至以澳门为基地，在广东沿海各地抢掠和掳拐人口，演变成为海岸一大蠹患。《汇编》收载了从未公布过的明代有关澳门的档案，详细地反映出居澳葡人的猖獗活动，与广东地方腐败恶势力密相勾结为非作歹的实情，有关官员对此的急迫呼吁，以及崇祯皇帝的谕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崇祯四年（!"$!）九月，广东巡按御史高钦舜题报：夫东粤之所大忧，有在肘腋间而中人膏肓者。⋯⋯省会密迩澳地，夷之实逼，此处非粤之利也。其初，不过以互市来我濠镜，中国利其岁输涓滴，可以充饷，暂许栖息，彼亦无能祸福于我。乃奸商揽棍，饵其重利，代其交易，凭托有年，交结日固，甚且争相奔走，惟恐不得其当，渐至从中挑拨，藐视官司，而此幺么丑类，隐然为粤腹心之疾矣。查澳关之设，所以禁其内入，惟互市之船经香山县，原立有抽盘科，凡省城酒米船之下澳与澳中香料船之到省，岁有常额，必该县官亲验抽盘，不许夹带盐、铁、硝、黄等项私货。立法之始，为虑良周。今甲科县官往往避膻，不欲与身其间，而一以事权委之市舶。市舶相沿陋规，每船出入，以船之大小为率，有免盘常例，视所报正税不啻倍蓰。其海道衙门，使费称是，而船中任其携带违禁货物，累累不可算数，更有冒名饷船，私自出入游弋，把哨甲壮人役，托言拿接济，而实身为接济者，又比比而是，不可致诘。总之，以输饷为名，以市舶为窟，省会之区，纵横如沸。⋯⋯番哨听其冲突，夷鬼听其抢掠，地方听其蹂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子女听其拐诱，岂不亦大为失计，大为寒心者哉！!崇祯七年（!"#$），粤籍监察御史胡平又紧急具题，奏报“澳夷日日杀掳”的情况，言：（澳夷）占住濠镜，而阑入之路不特在香山，凡番（禺）、南（海）、束（莞）、新（会）皆可扬帆直抵者，其船高大如屋，上有楼棚，叠架番铳，人莫敢近。所到之处，硝、黄、刀铁，子女、玉帛违禁之物公然搬载。沿海乡村被其掳夺杀掠者，莫敢谁何。官兵间或追之，每被杀伤，而上司亦莫之敢问，有掩耳盗铃而已。往者番哨不过数只，今打造至于近百，出入无忌，往来不绝，藐视汉法，挟制官司，居然有据防以叛之意矣。往者夷数不满千人，近且报至数万，试思此数万人者日食若干，无非粤人之膏血，犬羊桀骜之伦，肯贴然相安乎？人知澳夷叵测之为害大而且烈，不知其名为忠顺，实则日日抢犯害久而且长也。"这两份题本都先后经过各该时期的兵部尚书熊明遇和张凤翼奏报给崇祯皇帝朱由检，崇祯皇帝也对此专门颁发有“圣旨”，其内容无非是着令香山县知县“设法稽诘”，“躬亲盘验”，又饬令道府各官“弹压厘剔”，“如讥（稽）察无方，玩纵启衅，该抚按一并参来处治”等等官样文章#，这两份明档有力地表明，当时覆亡已迫近眉睫的明王朝，已经绝无实力对付猖獗无忌的澳葡势力，也绝无能力遏制内部已深入骨髓的腐败，所谓“建城设官而县治之”，无非是一纸空文。!"$$年，明王朝覆亡，清代明以兴。新兴的清王朝，自其建立开始，即对澳门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 均引自崇祯四年九月，兵部转奏高钦舜《摘陈粤东切要事题稿》所附崇祯“圣旨”，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兵部转奏胡平：《粤东有三可忧三大蠹等事题稿》，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兵部转奏高钦舜：《摘陈粤事切要等事题稿》，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清初顺治年间（!"##—!""$），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及巡按广东监察御史等官，即不断向朝廷奏报有关葡人在澳动态，粤澳关系，以及有关因应对付的建议。顺治时期，清朝官方对于澳门问题主要是维持明季成议，暂不作太大更张。顺治四年到八年（!"#%—!"&!），首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佟养甲主张仍准葡人留澳，言：“佛郎机国人寓居濠镜澳门，与粤商互市，于明季已有历年，后因深入省会，遂饬禁止，请嗣后仍准番舶通市。”! 佟养甲作出上述建言，有其客观的原因和需要。当时广东地区先有明朝后裔朱聿)称号绍武，继又有已降清明故将李成栋的叛反，后又有靖南王耿仲明、平南王尚可喜二人的盘踞。两藩拥兵擅权，藩舡横行海岸，清朝督抚要着力应付这些关系存亡的大问题，加以兵力不敷，饷源不继，暂时维持澳葡成局，是有其必然的。但也必须看到，这是在截然不同背景下出现的局面。对于澳葡当局来说，他们面对的是清初南下的百战雄师（含叛乱前耿、尚二王兵力），绝不同于晚明衰朽的地方当局，不能不因此受到震慑。终顺治一朝，罕有澳葡船泊敢擅入内河登岸掳杀的活动，亦未见有如同明季严重瞒关漏税的行径，可见澳葡不法势力在中国换代之际，显然已受到新朝强大声势的威慑，不敢不有所收敛。他们在顺治八年（!"&!）闰二月，便由头目委黎多向广东巡抚李栖凤“呈文投诚”，就足以说明，形势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四档案 和 文 献 都 以 大 量 确 凿 的 事 实 表 明， 从 康 熙 时 期（!""$—!%$’）开始，清王朝虽仍允准葡萄牙人继续租居澳门，但却切实加强了对澳葡的管制监督。在行政管辖、司法、财政贸易、防务各方面，都切实保证了对澳门拥有的领土主权；与! 顺治四年五月，两广总督佟养甲：《题请准许濠镜澳人通商贸易以阜财用本》，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此同时，又考虑到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澳门自百余年来，久已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转口港，中西科技文明的汇合处，人员来往的孔道和居留所，康熙帝亦思有必要妥善运用之，继续发挥其特殊地位和作用，因而制定并执行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相对稳定和成熟的政策。明代制定对澳门“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原则，只有在清代康熙时期开始才真正得到实现，并且在政策和措置上作出了重要的充实。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持续到!"#$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之前。兹分述之：首言行政管辖权限方面：广东省香山县知县一直被授权直接督管澳门事务。与明代不同，清代前期的香山知县拥有实在权柄，视澳葡理事官为辖下属官，随时随事可以根据中国政制法令，给予谕示、督办和纠正申斥的。为专任责成，早在雍正八年（!%&$），署理广东巡抚傅泰即题请，建议增设专职的职官以就近控*澳门事务。同年，经雍正帝批准，将香山县知县的副职，官秩八品的县丞任命为“分防澳门县丞”，以作为香山县衙门与澳葡理事官之间的官方联系人，并处理“民番一切讼词”。实际上，澳门的行政、海防，贸易和一般司法案件都归其管理，或经由他向香山县以至广东省督抚长官呈报，并接受各级上司的指示。到乾隆八年（!%#&），为进一步加强统治，又根据广东将军策楞和广东按察使潘思榘的奏请，乾隆帝批准了再设置一个作为广州府知府的副手，官秩为五品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驻扎在邻近澳门的前山寨，“以重海防”，香山县丞成为他的下属。到乾隆十年（!%#’）又谕示：因“广州海口紧要，香山县丞驻扎澳门，相应铸给钤记”，“就近弹压，以昭信守”。! 故此，澳门海防军民同! 参见乾隆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广东按察使潘思榘奏请于澳门地方移驻同知一员专理夷务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又参见乾隆十年五月十九日，《广州将军策楞题请广州海口紧要香山县丞驻扎澳门相应铸给钤记本》，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知和香山县丞，就成为清朝主管澳门事务的法定长官，是澳葡当局的顶头上司。这样的体制曾长期延续，有效履行职任。直到道光二十九年（!"#$）以前，所有由军民同知、香山县丞发给澳葡理事官的文书，均以谕、札、牌、示等公文体裁下达，经常使用“仰即凛遵办理，切切勿违”等指示性的文句，而葡官亦一再表示“奉命唯谨”。设置“分防澳门县丞”和“澳门海防军民同知”，在清代官制是特例，而非常例。由此可见，清代朝廷将澳门纳入行政管辖的态度是坚定的，措置也是及时的。在当时，居澳华人所有户口人丁，及其居屋和耕种的土地，均必须按照内地规制，统一编入土地赋册；人口编入保甲，每年向香山县衙门册报，并缴纳土地租税。澳葡作为租住的代价，每年必须向香山县交纳租金五百一十五两，仅在乾隆十一年丙寅，因澳门地区发生特大风水等灾，经两广总督策楞等专门具折“奏请蠲免澳门夷人丁卯年（十二年）应完地租”! 这虽然是皇家恩泽，但亦说明，交纳地租乃是葡萄牙人得以被准居留的必要义务。除非得到钦准蠲免，否则概不准拖欠。对于已入澳居住的葡人和其他国籍人员，也必须区别国籍、职业、性别、家庭人口、年龄等缮造清册，向香山县报送，请求审准。历届两广总督都应“题报清查澳门西洋人数”"，直到道光十九年（!"%$）八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还“奏报巡板澳门抽查华夷户口”#。凡此，都说明，即使在澳葡租居地范围之内，中国政府亦持续履行着包括对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在内，所有居留人户，监管核查的职能，历经一百余年未有中断，作为体现主权的表现。还必须注意，清代前期广东的满汉高级军政长官，也一直!"#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一日，《钦差两江总督林则徐等奏报巡阅澳门抽查华夷户口等情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参阅雍正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孔毓絍题报清查澳门西洋人数并请限制洋船数目本》，收入《汇编》第!册，第!##页。乾隆十一年八月初二日，《两广总督策楞等奏请蠲免住澳葡人丁卯年应完地租银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将严格监管葡人租住澳门一事作为要政。据档案和文献记载，早在康熙二十一年和二十三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即两度巡视澳门，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石柱也奏命驰驿南下，进入澳门。其后，历任的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广东巡抚、广东水师提督等要员，诸如满丕、法海、杨琳、管源忠、傅泰、福康安、那保成、韩絉、百龄、松筠、蒋攸絚、阮元、卢坤、关天培、邓廷桢、林则徐等，都在任内来澳视察，或在广州召见澳葡理事官员，对有关迁界、通航贸易、防务、华洋关系，禁止销售鸦片烟等问题作出训示，并检阅驻扎在澳门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从康熙到道光的历次巡视中，澳葡当局都以恭迎上宪的仪式远接，一再表示“感戴皇仁”。例如，康熙二十三年（!"#%），石柱公毕回京，康熙帝立即下谕，着石柱兼程前来驻跸的拜察地方陛见，君臣在御帐中进行了一番有关澳葡状况的谈话：上顾石柱日：“尔至广东，想至香山3。”石柱奏日：“臣曾至其处。香山3居民以臣为奉旨开展海界之官，皆放炮远接，甚为恭敬。其本地头目至臣前跪云，我辈皆海岛细民，皇上天威，平定薄海内外，克取香山3，我等以为必将我辈迁移，蒙皇上隆恩，令我辈不离故土，老幼得仍守旧业谋生。今又遣大臣安插沿海居民，我辈庶获互相贸易，此地可以富饶，我等诚絛欣无尽矣。皇上浩荡洪仁，我辈何能酬答，惟有竭力奉公以纳贡赋，效犬马之力已耳。”!又例如，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广东巡抚满丕用满文向皇帝奏报：奴才自接任以来，西洋人无滋事之处，西洋人会晤奴才时，奴才训谕称：圣主一体惠爱天下万国，尔等西洋人现为朝廷效力，又如此守分安生，我定奏闻圣主等语。众西洋人不胜欢忭，脱帽北向叩头。⋯⋯!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条。澳门史论稿!("
  • 驻澳门副将以下之员，奴才亦一一训诫。!又例如，康熙五十六年（!"!#）元月，广东巡抚法海，遵照康熙的谕示，到任后即饬召澳葡负责头目前来广州，跪听“圣旨”。他也以满文奏报：奴才法海于正月十八日抵达奴才之广州府衙门，钦遵圣主训谕，携驻澳门之西洋人。二十五日，澳门首领沃利多、安多尼雅回喇、巴斯瓜罗萨⋯⋯ 六人前来。令伊等下跪传达圣旨：尔等于澳门之西洋人甚好。感戴圣主鸿恩，甚为效力等因。伊等具奏，圣主之恩无不尽施外国，惟我等西洋人蒙恩又重于他国，正思不能图报⋯⋯我等西洋人虽肝脑涂地，亦不能报圣主仁养之恩，皆叩头不已。"同年四月，新任两广总督的杨琳也奏报他履任后即赴澳巡视经过，以及澳葡的动态。言：奴才于四月初十日到任，十八日就近先往澳门查阅，有住澳门头目带领夷兵百名站队迎接。奴才谕以皇上柔远德意，容你们在此居住，须安分守法，不许买中国的人，不许在界外又租民人地方盖造房屋。⋯⋯又据西洋人回称，我们西洋人在澳多年，孳生男妇大小共有八千余口。奴才细访实有万余口，俱仰藉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弹丸一屿，代守险要。#以上几份档案，如实地反映出当时中葡之间在澳门问题上的地位和态度。一方面，清朝皇帝和边疆大吏十分重视和及时处置有关澳门的事务；而另一方面，澳葡头目则一再用隆礼卑!"#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初十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报巡查澳门谕令西洋人等须安分守法及沿海一带情形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法海奏为向驻澳门之西洋人传旨折》，同上。康熙五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满丕奏闻察看虎头门及澳门情形折》，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辞以求能继续租住营生，两方对于中国拥有对澳门完整的行政管辖权、领土所有权，是绝无任何异议的。有些外国史家侈言葡方四百余年来已拥有对澳门的主权，实属背离事实的谎言。在执行司法审判权方面：《汇编》以大量的判例表明，清朝在澳葡租居地内，长期拥有并持续行使着司法审判权，对于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与华人之间，华人与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国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民、刑案件，一概应依照《大清律例》规定的量刑标准和程序进行审讯和判决。广东官方有权派遣香山知县或县丞前来澳门提讯犯人及查证案情；也有权饬令澳葡当局查缉逮捕指名的华洋人犯。按照清朝司法程序，凡被判决死刑的华洋人犯，均应逐级由香山县———广州府———广东提刑按察使司———广东督抚审絜判决后，仍应报送朝廷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复絜，批示执行。澳葡当局只有奉谕配合缉捕提讯，并对应处死刑的洋犯，在清方官员专门赴澳监刑的情况下执行绞决，葡方并无参加审讯、驳回判决及自行处决的权力。为慎重起见，当时对于华洋之间发生的人命案件，以及执行死刑的处理，均应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或广州将军等，将每案案情缘由，审讯经过、判决依据的律例，以至执行死刑的过程，专门上折奏报。此类的案卷多有保存，其中收载入《汇编》的亦不少，诸如：乾隆九年（!"##）正月，《广州将军策楞等奏报办理住澳门夷人晏些卢扎伤商人陈辉千致死缘由折》；十三年（!"#$）八月，《广东巡抚岳浚奏闻澳门夷人哑吗絨等殴毙民人李廷富等依法办理情形折》；三十一年（!"%%）十一月，《署两广总督杨廷璋等奏报水手咿絝絞掷伤民人郑亚彩致死已在澳门勒死（按，即绞刑）折》；三十三年（!"%$）四月，《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报澳门夷人絟絠絧殴死民人方亚贵按律拟绞折》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道光六年（!$&%），仍有《两广总督阮元等奏报遵例审办致毙民命之夷人绞决折》，此折说明，直到中英鸦片战事爆发前不久，清朝在澳门按清律审讯并处决犯罪葡人，仍然是执行无碍的。居住在澳门的华人与华人之间的刑民案件，当然也归由清澳门史论稿!’$
  • 朝官员审决，有关人命重案，也要专门具题奏向皇帝报告，如乾隆十四年（!"#$）十月，《广东巡抚苏昌题报香山县民陈亚二在澳门强奸蔡氏致该氏自缢身死案本》，即为一例。对于此类在澳门发生的案件，较之在内地发生的同类案件，查办奏报更为郑重。因为类似的因强奸致死人命的案件，如在内地发生，只需要在每年秋审和勾决册内汇总册报，并不需要一案一奏。至于一般户婚土田钱债等案，则由在澳华人居民径投香山县衙门控诉求断。这是中方在澳门履行司法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清廷要求严格按照《大清律例》办理涉外案件，但参照西方的习惯亦稍有通融。例如，《清律》规定的死刑本分斩（立决、监候），绞（立决、监候）二级四等，但对在澳葡人杀伤人命，甚至杀伤多命，也避免施用斩首之刑。为防范失出失入，审核 案 件 情 节 也 比 较 认 真， 对 上 文 引 述 过 的 乾 隆 十 三 年（!"#%），对殴毙民人李廷富的凶手哑吗絨竟被潜逃出洋未获，广东巡抚岳浚为此“奉旨申饬”，并谕令将此案转由两广总督硕色办理。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时任广东巡抚的郭世勋也因处理澳门夷人絩哆絨（戮毙民命）案援例不当，也受到“传旨申饬”。可见，虽然贵为二品高官，在处理涉洋案件如有疏虞失当之处，便会受到公开申饬的处分。另一方面，对于谋害夷人性命的华人凶徒，道光皇帝则下谕“严审”，“按律定拟”并严$逸犯。! 这也体现出并未因华洋之别对本国凶徒略有庇纵，显示出司法公平。澳门在清代前期，社会治安较为良好，秩序基本稳定，与中国有效执法是密不可分的。在制订和执行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清朝前期，澳门已逐渐形成为东西方贸易的聚散地和转口港。上文说到，顺治初年，清朝首任两广总督佟养甲建议仍准葡萄牙人继续租住澳门，很主要的动因也是为了保持“番舶通市”，是从有利于对外贸易的角度着眼的。及至康熙皇帝主政之后，为保持和发展东西贸易和交往，也适时采取过一系列特殊! 参见道光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谕内阁著将-获谋害夷人多命之凶犯解赴广东严审按律定拟并饬将逸犯严-务获》，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的政策措施。清朝初年，为有效镇压与海外联手的东南反清势力，防堵郑成功、张煌言等率军入犯，断绝他们从大陆取得的给养和情报，清王朝先后于顺治十二年（!"##）、十三年（!"#"）及康熙元年（!""$）、四年（!""#）、十七年（!"%&）五次颁行“禁海令”；更于顺治十七年、康熙元年、十七年三番下谕强制进行“迁海”，规定凡商民船只私行出海，或有与海外擅自贸易的，俱行奏闻处斩。但是，对于澳门却另有特殊处置，表面的原因是，“香山外原有澳夷，以其言语难晓，不可耕种，内地既无聚扎之地。况驻香山数百年，迁之更难，昨已奉命免迁矣。”! 实质性的意义则远过于此。康熙皇帝是!%世纪中期最具有高瞻远瞩眼光，能着眼于境外局势的最高统治者，他在早年即没有批准广东总督卢崇峻认为“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的题本"，也不支持顽固守旧大臣明珠、李光地等为代表的，认为《海舡不宜入大海》的意见，他坚定认为，由于历史形成和地理所在的原因，保留澳门作为与东西洋、南洋交往的渠道，特许各国商舶仍可进出于澳门，继续进行海外贸易，是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故此，不但在厉行“禁海”时，特许澳门“免迁”，还在康熙十八年（!"%’），就专门批准开放广州与澳门之间的陆路运输贸易，某些外洋货物及经批准的人员俱可经此途经进入内地。对澳门华洋人士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柴菜等亦特准运进，以保持澳门生活秩序的稳定。凡此种种，与在内地执行“不许片帆入海”的规定是截然不同的。从长远效果来检验，显然都是明智之举。康熙执行通过澳门进行“互相贸易”的政策，不但符合澳葡当局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也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对外贸易和加强对外交往的要求。在康熙二十三年（!"&(）废除海禁之后，更公开颁旨“开海贸易”。!" 参见康熙四年二月十四日，《广东总督卢崇峻题议香山澳西洋人不宜准留本》，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江日紸：《台湾外记》卷"。澳门史论稿!")
  • 但是，所有通过澳门进行的对外贸易，绝不允许自由发展，而是必须在清朝严格管制之下营运。清朝官方牢牢地掌握住“开海贸易”的主权。紧随着明令开海的第二年，即在康熙二十四年（!"#$），便宣布在粤海关之下设立澳门总口，设置澳门关部行台，在澳葡租住境内设置大码头、南环、娘妈阁等税馆，负责办理报关和征收船钞货税。当时，澳门总口征得的关税数额，在全国各海关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清朝政府还相继给予澳门一些特惠，例如康熙三十七年（!"%#）准许在澳门登记的船舶较其他外国减低三分之一的港口税；卸贮在澳门的货物，可以沽出后再报验纳税；在澳门本地，由一些葡萄牙人或当地华人经营的商船，叫做“本澳洋舡”，或简称为“澳舡”，可准保留二十五艘的定额，并可准自由载运客货来往于欧洲及南洋各地。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扶持澳门的航运业和外贸业，而又直接有利于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澳门实际上已经成为广州的外港，成为中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转口港。但是，与此同时，又规定，不准擅自增加“澳舡”的数目，只有在旧舡朽坏报废经报准后才能用新舡代替。每一澳舡出洋的路线、目的地、回澳日期、装卸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必须向粤海关澳门总口申报清楚。每年，两广总督都要向皇帝奏报澳门港进出西洋船只的数目，不得超过限制。还规定，其他外国商船必应先在澳门湾泊，经批准给予印照后，才得驶入广州黄埔港，因此，澳门总口又起到第一层检验关卡的作用。乾隆二十二年（!&$&），撤销了松江、宁波、泉州三海关，独留广州一口通商，澳门总口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一再发出公告，晓谕各国商船不得再到除广州（澳门）以外的港口停泊和贸易。所有这些管制措施，曾经在较长期间严格执行。嘉庆十年（!#’$），粤海关监督延丰因擅准俄罗斯国商船来粤卸货交易，内阁和军机处分别传询和奏报议处情况，嘉庆皇帝下谕将延丰革职，两广总督吴熊光亦因失察，办理未协，受交部议处的处分。嘉庆帝又寄谕给吴熊光，着他晓谕俄罗斯来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人，再 有 该 国 船 只 擅 来 澳 门，便“严 行 饬 驳，不 得 擅 与 通市。”! 这一案件的处理前后经过两个月，屡经两广总督、吏、户两部和内阁、军机处等高层官吏衙门，反复絜查奏报，最后还由皇帝下谕，处分了两广总督这样的边疆大吏，足以说明朝廷的重视。在整顿防务以捍卫澳门领土不受侵扰方面：以武装力量保卫本国领土，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重要标志。清朝直到!"#$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澳门及其周边地域驻有军队，承担着捍卫边疆，不容侵犯的责任。早在康熙五十年（!%!!）十月，广东巡抚满丕即从军事的角度，奏报广东驻军兵额满员，装备齐全，并专门提出“澳门地方海疆要地，拟亲临视察以勉励文武各官”，完全是将澳门视为自己管辖的土地。葡萄牙人在租住范围内一切防务设施，亦必须受清朝广东地方长官的严格监管，不容随便增置。乾隆四十年（!%%&）四月，因传闻澳葡当局竟擅自增筑炮台，乾隆谕令彻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经核查后，奏复“澳门夷人并非另筑新台”，对澳葡头目味絪可免议处"，此亦足以证明，清方对于澳葡当局在防务上一切措置，绝不许超逾限度，从不放纵。葡萄牙人自获准租住澳门后，即以此为据点，大力发展东西方转运贸易，从中大获利益，一再引起了西方诸国西班牙、荷兰、英国等的嫉妒和觊觎，企图分享利益，甚或取而代之。从明代万历初年起，这几个国家相继来澳要求通商贸易，甚至企图恃强占领澳门，并以此为跳板，进入内河，窥测内地。几乎每一次发生事故，澳葡当局都禀求中国政府出面交涉保护，或出兵驱逐来犯的敌船。最典型的事例，是在清代嘉庆七年（!"$’），因英法交战，英国托言为防止法国侵占澳门，要求派兵入澳“协助”葡萄牙!" 参见乾隆四十年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澳门夷人并非另筑新台味絪免议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参见康熙五十年十月初四日，《广东巡抚满丕奏闻广东兵额俱满澳门地方海疆要地拟亲临视察以勉励文武各官等情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人防守，澳葡当局明知英国舰队企图借此夺取澳门，便急忙向清朝两广总督吉庆报告，请吉庆出面交涉，吉庆遂饬令洋商转谕英国战舰立即驶离澳门海岸，并向清朝廷奏告，嘉庆皇帝对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居住澳门之大西洋夷人禀称，有英吉利夷船湾泊零丁洋，距澳甚近，欲登岸借居夷房，恐其滋事，恳求保护。当即饬谕英吉利夷船回国，毋许登岸，澳门情形安静。得旨：有犯必惩，切毋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英军头目开始时并不接受吉庆的饬令，但因广东官方断绝其粮食供应，且陈兵备战，严厉戒备，英军知难久留，只好开船离开零丁洋海面。但是，英国人觊觎澳门之心不死，从嘉庆八年至十二年（!"#$—!"#%），仍屡来干扰。最突出的是到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突派军舰十艘，载官兵约&###人进逼澳门海岸，其中数百人恃强登岸，仍借口所谓防止法国侵澳，分别占领了澳门境内东、西望洋、三巴寺、龙嵩庙等要塞。两广总督吴熊光、广东巡抚孙玉庭当即晓谕英军：“澳门非葡萄牙所有，乃我大清土地，法焉敢侵？且边寇有警，中国自能御之”"，饬令英国即退出澳门。当英军拒不撤兵时，吴熊光便下令封舱、停止贸易，断绝其买办，并奏报朝廷。嘉庆帝获悉后，采取了更为坚定强硬的方针，朱批斥责吴熊光“所办太软”，并谕示，“边疆重地，外夷敢存心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此时如该国兵船业经退出澳门则已⋯⋯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面即当封禁进澳水路，绝尔粮食，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尔等后悔无及。”# 此后，清朝便使用军队驱逐窜入省河的英军，毙伤其数人，更禁止所有英船进入黄埔港，已入港!"# 均据《汇编》所收档案原文订正。均据《汇编》所收档案原文订正。《东华续录》卷!’；《仁宗圣训》卷!#%。参见嘉庆七年八月初二日，《内务府大臣苏楞额奏报西洋人索德超呈有英国战船逼近澳门蓄谋叵测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船只亦一律逐出零丁洋外。英国知难得逞；乃敲诈葡人若干银两后，撤兵开船而遁。吴熊光因办理此事不善，被撤职查办，谪戍伊犁。翌年二月，新任两广总督百龄、广东巡抚韩絉一到广东便先后前去澳门“查阅”，决定加强澳门的防御工事，奏称“西洋人于澳内旧设炮台六座，⋯⋯自伽思兰炮台起至西望洋炮台止，迤南沿海一带，石坎形势低矮，上年英吉利夷兵驶驾三板由此登岸，”今拟加筑女墙一道，增高四五尺，共长二百余丈，该处夷民等亦欢欣愿办!。此外，又决定在澳门周边地区增设游击、守备、水师千总各一，“层叠钤束，以资控制”，必要时可快速开入澳门作战。所有这些军事防务措施，都得到嘉庆皇帝的批准。《汇编》收载了从嘉庆七年至十四年，嘉庆帝为抗御英国企图入侵澳门问题全过程中，曾连续给先后任的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广州将军，内阁、军机处等十多次上谕，以及上述职官历次的奏章题报，可见在卫权保土上是十分认真的。嘉庆一再严申“天朝禁令甚严，不容稍有越犯”。澳葡当局因得到中国在军事和交涉上的坚定支持，已登岸的英军被迫撤走，亦多次表示对中国的感戴，“我们西洋人仰受天恩”，澳葡理事官委黎多为英兵登陆未能阻止，亦专门给中国官宪呈上一份“请罪”的禀文" 等等。从这一类突发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朝政府曾长期严密掌握对澳门的防务，视澳门为不容侵犯的神圣领土，甚至不惜为此一战，曾有力地多次挫败前来侵扰的外国势力。以上，从行政和司法管辖，控制外贸，主持防务等方面，都强有力地说明，直到!"#$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一直是澳门领土和主权的当然主人，澳葡仅是受特许租住，并经常因受到中国的保护而得以保持租住权利的客户。《汇编》公布的大量档案，收载的丰富文献，均以事实证明了这样的关系。!" 参见嘉庆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委黎多的禀文，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参见嘉庆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广东巡抚韩絉奏报查阅澳门夷民安谧并酌筹控制事宜前山寨关闸仍旧防守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五或有论者提出，上文说到清代康、雍、乾时期的鼎盛，国势的兴隆，又一直牢牢掌握着对澳门各方面的主权，为什么还让蕞尔小国葡萄牙仍旧租住？仍能俯允继续维持前朝的许诺？按照当时的国力对比，宣布废除旧约，饬命葡人撤走，将澳门重新划回香山县辖区，仗雷霆万钧之威，挟泰山压顶之势，水陆雄师并进，在澳葡方势力是绝难抗拒的。其所以弃此而不为，显然不是由于最高决策的疏忽或姑息，而是由于存在着从另一角度出发的政策考虑：一则以为，既然保有着可以充分行使的对澳门在行政、司法、财政、贸易防务的统率监管之权，又严定了澳葡当局的管理范围和必应恪守的禁约，认为仅准许葡人借住居留，并未有损主权；二则看到，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百余年来，澳门久已成为东西贸易的枢纽转口埠，中西科技文明的汇合处，人员来往的孔道和居留所，亦可以在必要时，作为外国与中国内陆间的一个缓冲区，对有些来华人物或涉外事件，先让停留在澳门，经过考察或初步处理后，再决定是否准许有关人物入境。有关船只也必须在澳门经估算并征纳关税，卸除为航海自卫用的枪炮后，才准许其驶入内河。澳门实处于由中方控制的“外港”的地位。清朝亦思有以运用之，继续发挥其特殊作用。清朝前期对澳门问题的处置，是强者在清醒权衡后的抉择，而非弱者昧于形势的屈从。澳门是!"—!#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康熙是一个有见识有作为的皇帝，他勤奋好学，对新鲜事物抱有敏锐的认知和积极接受态度。他主政以后，逐渐认识到，“天朝”并不是真正统辖着“万邦”；在远洋之外的西方，还存在着若干个国力亦相当强大，挟有众多贸易商船和较高科技能力，拥有自己语言文字和宗教哲学思想，具有不同生活方式和习惯的国家。他从年轻时期开始，就接触过一些外国传教士兼科技专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外洋诸国的情况，以及某些学科部门和技术的发展状况，引起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艺术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逐渐形成了在坚决捍卫中国原有传统纲常伦理的基础上，大力吸收西方科技及其人才的思想，而利用澳门作为渠道，则被认为是现成的便捷途径。康熙经常通过垂询，了解来华人员的情况及其专长，主动征调有才能的人入京候用。例如，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他下谕礼部并咨兵部，命礼部立即派员到澳门调取通晓历法的传教士徐日!来京，为郑重起见，还指示，应着已在钦天监服务的传教士南怀仁也派人同去，由兵部派兵护送!。又如二十四年（!"%&）二月，他亲自询问南怀仁：“现在香山+熟练历法及精善医学者有几人并何姓名？”南怀仁答：“熟悉历法者仅有一人，姓名安多，精善医学者不知尚有人否。”"康熙在谈话后，即派礼部郎中黄懋偕同已在京服务的传教士闵明我驰驿往澳门，面召安多并陪同他入京，到京后即派入钦天监工作#。后来，这个安多一直在钦天监工作，以至到康熙四十八年（!#’(）病逝，康熙还亲自下谕“殊觉恻然”，着令给予厚葬。康熙四十二年（!#’)）六月，他用满文写了一道《朱谕》，内说：传谕西洋人：用外科甚属紧要。无论其修道人或澳门地方人，若能得外科者，则当速找预备，勿致稍怠，关系紧要，等语。其如何说，现有无人之处，从速奏来。$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康熙对于通过澳门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吸收使用外国科技人才，是抱着认真的态度。《汇编》收载了数量颇多的有关资料，例如，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和八月，两广总督赵弘灿先后奏报该年“新到西洋技艺人情况”，以及“将通晓制药天文之西洋人魏哥儿等三人伴送来京”!"#$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页。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黄伯禄：《正教奉褒》卷上。澳门史论稿!""
  • 的折子；四十七年（!"#$）广东巡抚范时崇等奏报“差人前往澳门寻药，西洋人送到格尔墨斯药”的折子。特别是，在康熙五十二年（!"!%），钦派西洋人费隐等前往四川等九省绘制各省的地理图。允许这些人实地勘查，依地形地貌，用西方测量方法绘成的地图，较我国原来绘制的地图，在准确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康熙对于传教士中兼怀有科技专长的人与单纯为传教而来的人，持有严格的区别，他在四十六年（!"#&）六月，为此亲笔谕示两广总督赵弘灿、广东巡抚范时崇：“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许他去的时节另有旨意。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着督抚差家人送来。”! 当时，清朝政府对于征召使用西方来人，是要经过一定筛选然后择优录用的，其主要条件就是学术与技艺水平。大都是要经过先来的传教士的推荐，有时还要再经广东督抚派人到澳门考察。然后再奏请裁定。在这个过程中，来人也只能在澳门等候，于是，澳门便成为西方来华科技人员的立足点、预备站和候聘所了。积极而慎重地选用西方科技人员的政策，在雍正、乾隆、嘉庆等朝一直继续，并未因康熙去世而中断。《汇编》收载了这方面的材料有：雍正七年（!"’(）正月，《礼部尚书常寿题报西洋人等精通历法请准伴送进京效力本》，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两广总督苏昌奏报意大利人叶尊孝到澳门情愿进京效力折》；三十七年（!""’）五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西洋人李俊贤等到广情愿进京效力代为转奏折》；四十六年（!"$!）闰五月，《两广总督巴延三奏复遵旨访查情愿进京效力之西洋人情形折》；直到嘉庆九年（!$#)）二月，还有《两广总督倭什布等奏闻谙晓天文之西洋人高守谦等情愿进京当差折》，等等。从明末到清代前期漫长的时期中，特别是由于康熙以来，清代朝廷的大力引导，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较系统地传入中国，其中包括数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医药学、!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物理学、建筑学，也还有哲学和伦理学、工艺美术，等等。但必须注意，当时不但有西学东来；也存在着较系统的东学西去。中国的重农理论和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积累了数千年治河治水经验的水利学、中国卓有成效的中医中药学、具有特色的中国古代建筑和工艺美术、手工业技术等都相继传进西方。翻译中国儒家经典书籍，如《大学》、《中庸》、《论语》，介绍中国古典作品，如《诗经》、《易经》、《书经》等，在西方住华科技人员中蔚成风气，有相当一部分著作，就是在澳门旅居时翻译或写作的。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康熙帝本人屡次带头亲自与西方学者对哲学和自然科学一些问题进行讨论。满文档案中记载有，他曾对传教士兼哲学家博津和富生哲二人，对《易经》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不同意见；对闵明我、吉利安等在天文学中计算太阳位置不准确提出批评；他还命皇三子胤祉鉴定戴进贤、颜家楼、倪天桥三人在《天文》、《律吕》等方面的学术水平，并希望能得到有关简便计算表、开方方法的书籍。康熙好学不倦，孜孜钻研学术，对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实起到重大推进的作用。在康熙年间，对外最重大的交涉事件之一，是清朝廷与天主教罗马教廷之间，关于是否允许在中国国境内传教，天主教徒是否仍应恪守原有的敬天事君祀祖敬孔子等习俗，改而遵从教规的禁约。康熙对天主教在西方传播较广，受到相当一部分人民的信仰是有了解的，对于天主教教义亦略有所知。他承认这一重要宗教在西方的存在和具有的重大影响，只是反对它在中国传布，反对以它的教规教义来干扰，甚或取代中国的传统信仰和国情民俗。二十六年（!"#$），他曾对此作过一次明确批示：“天主教应行禁止，〔礼〕部议极当。但见地方官禁止条约内，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此言太过，着删去。”! 从康熙开始以至道光前期，清朝官方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允许存在，但限于只让西方各国人供奉。!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清朝朝廷与罗马天主教教廷关系的激化，是出现在康熙四十三年（!"#$），天主教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接受传教士龙华民等人的怂恿，对中国教徒颁布了禁约七条，规定天主教堂不得再悬挂“敬天”匾额，不准再用“天”作为尊崇的用语，禁止教徒参加祀天敬孔祭祖先的任何活动，不准再进入孔庙或家族祠堂，不准再保留祖先神主牌位，等等。并专派主教多罗持教皇谕旨来华，要求面见康熙，并要康熙转饬所有教徒遵行，“永远世世悉知”!。凡此，都是与在中国根深蒂固的伦理礼仪制度以及康熙本人的哲理信仰从根本上抵触的，自然引起康熙极大的反感，逐条予以驳斥"。在此后十多年间，教皇曾再派嘉乐主教充当使节前来重申禁约，康熙亦一再派遣某些西方传教士作为信使，远渡重洋前往罗马申明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若干记录和来往文书。《汇编》连载有关艾若瑟、罗若德、李若瑟等持信经澳门往来罗马的讯息，以及康熙对此事的连续关注和亲自掌握。中外史家称之为“礼仪之争”。所谓“礼仪之争”，实际上反映着东西方文化哲学伦理思想的歧异和碰撞，反映着外来宗教权威与中国专制皇权的冲突和不可调和。清朝不但坚拒将教皇禁约施用于中国，亦断不许教廷或澳葡当局在澳门禁行中国礼教。雍正和乾隆时期严禁传教士经澳门潜入内地传教，正是“礼仪之争”的延续。澳门以弹丸之地，却因为其具有的历史和地区特点，成为双方信使往来的交接点，取得情报讯息的来源地。每逢国内对通西洋、南洋等政策发生转折之时，澳门往往显示出与内地迥异的特殊性，起着与内地一般口岸有所不同的作用。清朝将澳门作为对外贸易的特别渠道，额外给予优惠和加强管制的情况，我们在上文已有论及。到康熙五十六年（!"!"）因厉行“禁通南洋”，其后又颁布了“禁止出洋贸易”的政策，起因是康熙认为本国商人制造的舟船航行到南洋诸国贸易，多!" 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件），禁约译文。参见故宫博物院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件），禁约译文。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有将船只转卖给当地人的，又有多携粮米卖给外国以牟利的，更有人留居在当地生理而不回祖国的，所以决定禁止。当时禁令极严，规定“凡商船照旧束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 但与此同时，又宣布澳门商船，即所谓澳舡不受此限制。两广总督杨琳在视察澳门时，就一再面谕当地的葡萄牙头目，“南洋不许中国人行走，你们原是外国人，皇上恩典任凭你们行走生埋就是。”" 因此，澳舡取得了中国商船根本无法得到带垄断性的通航权利，这自然极有利于澳门工商业的繁荣。康熙之所以颁行如此特殊的规定，并不是一时性的随意措置，而是基于对某些重要国内外事务的郑重考虑。事实上，要完全割断已经长期存在的中国与南洋诸国间的贸易，不但绝不可能，而且还有许多涉及南洋的问题，仍将继续存在并有待处理，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以实现大禁小开，有意保存一个半公开的合法通道，既可堵杜私卖船只、私运粮食和人口私留外国诸弊，又仍可保持着某些重要商品的进出转口，某些人物讯息的往来，有利于接回滞留在南洋的中国居民，便于遣回那些遭海难盗劫等流入中国的南洋“难民”，等等，保持着机动。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复杂的原因，盛清时期仍然能允许澳葡继续租住澳门。六其实，澳葡当局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所表现的“忠顺”，对清朝颁定诸种规章基本上的“凛遵恪守”，其所以不敢像明末时期那样放肆侵扰，无非是因为力量悬殊，不得不约束收敛，并极力表态，在“结好天朝”的前提下求得存在并谋取利益。一旦形势有变，便必然会在态度和手法上逐步改变。!"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六年正月乙丑、庚辰两条。澳门史论稿%!&
  • 澳门的地位和澳葡的态度是与当时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的。进入!"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中国的交往逐渐频繁，两者在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英、法、美等国相继将澳门作为在华的活动基地和侵华的跳板，而中国从嘉庆初年起便国势颓弱，民变絬起，内外交困，也逐渐为包括葡萄牙在内的西方诸国所洞晓，澳葡当局逐渐采取以戕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来牟取非法利益，即将澳门发展为向中国输入鸦片的集散地。澳葡当局从十八世纪末叶，即嘉庆初年，便大力支持葡国商船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以澳门为据点，渗运入广东。其规模和毒害已逐渐引起清朝廷的重视，嘉庆十九年（!#!$）五月，嘉庆皇帝即寄谕两广总督蒋攸絚，着令“严禁携带鸦片入关”，蒋攸絚亦复奏，“有本地奸商在澳门设立窑口，贩卖鸦片。”! 道光元年（!#%!），两广总督阮元更具体指出：“大西洋（葡萄牙）住居澳门，每于赴本国置货及赴别国贸易之时，回帆夹带鸦片，回粤偷销。”" 到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即在道光十九年（!#&"）三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来广州查禁鸦片，更深刻认清澳葡当局将澳门营建为倾销鸦片基地的恶劣作用，故于该年三月，与两广总督邓廷祯联衔，发指示给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着即转谕澳葡当局：前已访得，该西洋住澳夷人，多有私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利，历次拿获烟匪，供指买自澳夷，确有案据。叠经本大臣本部堂谕饬该同知，转谕该夷目委黎多遵照，毋许奸夷囤贮售卖，并令将所存烟土呈缴。#接着，林则徐还严肃警告，如果澳葡当局继续庇纵或抗拒，甚至会导致撤销他们已享有二百余年的租住权益，声言：!"# 林则徐：《信及录》，中华书局!"#%年版，第’!—’&页。道光元年十月十四日，《两广总督阮元奏请将经理不善之洋商摘去顶戴责令严禁杜绝鸦片以观后效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参见嘉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寄谕两广总督蒋攸絚等严禁携带鸦片烟入关并晓谕西洋人不得传教惑众》，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限三日内开单尽数呈缴该同知收贮，听候本大臣、本部堂赴澳门亲督验收。⋯⋯倘再执迷不悟，不肯尽数缴呈，妄思存留售卖，是其有心违抗，怙过不悛，虽天朝柔远绥怀，亦不能任其藐玩，惟有撤去买办，封澳挨查，从重惩罚，恐该夷不能久居澳地也。细读以上数则史料，就不难看出，从嘉庆中叶到道光中叶的三十余年间，中国与澳葡当局的关系已发生着重大的实质性的变化，双方矛盾冲突日趋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形势发展的特点是，或则是澳葡真正切断配合以英国为主的倾销鸦片势力，重新修补与中国的关系；或则是甘于为虎作伥，继续充当着蓄意戕害中国人民以谋暴利的角色，两者已无回旋余地。!澳葡当局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当时中英之间已经剑拔弩张，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一方面英国舰队不停游弋于粤澳近海，蠢蠢欲动；另一方面，早在道光十四年（!"#$）八月，两广总督卢坤即曾增派兵员入澳，“筹办澳门水陆防守”"；十月，又奉谕 彻 查 澳 葡 当 局 是 否 “ 自 筑 炮 台， 训 练 番 哨”#； 十 五 年（!"#%）正月，广州将军哈丰阿等亦陈奏“查明澳门炮台等情形”$。很显然，清方对于一旦战争爆发，澳门在攻防战守中将起到什么作用，澳葡是敌是友，已引起高度的警惕，并从军事角度采取过一些并非寻常的措施。当战端已开之际，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也有预见地提出，必须“派妥员提防澳门”%。澳葡当局在中英战争胜败未分之前，还不敢正面顶撞中国，他们采取首鼠两端的手法。一方面，对林则徐、邓廷祯的严厉谕令，表示愿意遵命禀报在澳葡人人数户口，具结保证不再囤销鸦片，不敢违犯中国政府的禁烟令；另一方面，则暗里仍与!"#$%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石景芬奏陈请饬进剿驱逐定海之夷并请派妥员提防澳门等管见折》，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均见有关载于《汇编》中的上谕和奏折。均见有关载于《汇编》中的上谕和奏折。均见有关载于《汇编》中的上谕和奏折。林则徐：《信及录》，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英国侵华势力互通消息，仍联手包庇、窝藏鸦片贩子。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两件在道光十九年（!"#$）五月，由澳葡理事官委黎多亲笔签名，并盖有西洋公务火漆印的具结文件：第一件是《督理澳门西洋理事官委黎多禀报澳门西洋人及其奴婢并呈缴具结》；第二件是《督理澳门西洋理事官哆具结不在澳门囤顿贩卖鸦片》。在第二份具结文件中，有委黎多表示情愿禁烟，如有违反，则甘照〔清〕国法令办理的内容。这两份具结文件，充分说明了澳葡当局在时危势急，但大局势尚未明朗之前，仍在狡黠地使用两面派手法以麻痹清方。虽有甘结，并不甘心。他们正在密切窥视着形势的变化，谋定然后动，要静待胜负分晓之后，才及时改变面目，调换姿态，迅速加入西方侵华“列强”的行列，企图分取一杯羹。果然，鸦片战争的炮声刚停歇，葡萄牙人便马上抛弃了“忠顺外臣”的虚饰面具，暴露出加紧侵占的野心。七道光二十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清廷被迫割让香港，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继此之后，美国和法国也紧相跟进，先后强迫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列国纷纷伸出魔手，企图宰割中国。中国社会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都缺乏对此的思想准备。李鸿章说此一时期是“二千年未有之大变”；中国许多志士仁人泣血椎心，认为此是“神人共愤”的时期。在“大变”和“共愤”的氛围中，葡萄牙当局也扮演着急进的侵略者角色，毫不掩饰地提出多种侵占的要求。从!$世纪%&年代到’&世纪%&年代的!&&年间，中国与葡萄牙政府从未间断进行侵占与反侵占澳门地区的斗争，谈判交涉和冲突未断，其过程尖锐激烈而迂回曲折。从道光二十年到清末宣统三年（!"%&—!$!!），即到清王朝覆亡之前，大体上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为葡方贪念大炽，要求永远侵占澳门，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并扩大到附近地区，作为自己的殖民地；二为葡萄牙一直依靠法、英、美等所谓“西方列强”的庇护以牟取侵略利益，法英等国为共同利益，也一再出面支持葡方，遂使中国反对葡萄牙侵澳的斗争必然与反对国际的侵略斗争汇合起来；三为与清朝廷的软弱畏懦相反，中国海内外同胞，包括广东少数的督抚大吏和地方官在内，对葡方侵占澳门的抵制抗争口趋激烈，舆论和措置逐渐有力；迫使葡方侵略意图部分受到遏阻。《汇编》对于这三个方面，都提供出翔实丰富的资料，可以作为撰写信史的重要依据。首先评述第一方面的问题：道光二十三年（!"#$）二月，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告平息，葡萄牙人便急不可待，澳葡总督边度便向清朝政府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要大体仿照《南京条约》的内容，议定该国与中国的《通商章程》，在照会中还提出免交二百余年来相沿为惯例的每年地租五百一十五两；还要求突破原定租住范围，强要从三巴门到关闸俱划为葡管地界，由葡兵把守；允准各国商船随便来澳停泊贸易，意即开放澳门为葡辖自由港；更要求葡船可自由开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贸易；清方在澳门停止收取修理房屋船只及请领牌照各费，等等。一开口便要价很大，俨然将自己与所谓战胜国英国同列，要求索取与英国侵略者略同的利益。同年秋天，继任的澳葡总督彼亚度竟面向耆英提出，要派兵进驻澳门附近离岛&仔岛。对于以上无理要求，耆英和两广总督祈埙等虽然派员据理和澳葡谈判交涉，也赶忙给道光皇帝上奏报告，道光也寄谕耆英，祈埙等“熟筹事势，妥议具奏”，“变通办理”等，但在清朝君臣下谕上奏，议论未定之时，葡兵已径自入驻&仔，并在道光二十五年（!"#%），由葡女皇进行宣布澳门为葡辖自由港，葡国商船更取得了携带包括武器及火器等商品进入澳门，并享受免税的自由。道光二十六年（!"#&）春天，葡国任命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殖民者亚玛勒出任澳门总督。此人到任不久，即宣布废除清澳门史论稿!’#
  • 朝官府向澳门居民掌握户口和征收土地赋税的财政权力，改为由澳葡当局征收地租、不动产税和人头税；中国船只进入在澳门港内亦必得缴交停泊税；翌年，他擅自开辟了从原租住地围墙直达 关 闸 的 道 路，显 示 沿 途 均 为 葡 占；到 道 光 二 十 九 年（!"#$）四月，他更出告示宣称：澳门既已成为葡辖自由港，不能再允许中国粤海关在澳门设立总口，他勒令澳门关部行台即日起停止征税，随后，又率葡兵钉锁澳门关部行台的大门，推倒门前的中国旗帜，驱逐中国官员丁役，捣毁竖立在市中心的《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石碑，不认澳门是“天朝地界”。与此同时，又宣布香山县官府再无权审理涉及中国居民的案件，改由澳葡官所审办和处理。在中国境内犯法的葡人罪犯也要求解回澳门，由葡官处置。如此一来，实际上是将中国一向持有对澳门的行政管辖权，对财政海关贸易的控制权和司法审判权统统取消了，要将澳门变成纯粹的葡萄牙的殖民地。因激愤于亚玛勒的暴戾蛮横，澳门龙田村村民以沈志亮为首七人，相约在该年公历"月%%日，将这个不可一世的侵略头目刺杀，是为人民群众挺身抗暴的第一声。清朝前后任的两广总督耆英、徐广缙等面对葡方的咄咄逼人的气焰，除了驰奏上报外，一无良策，道光皇帝实际上也是步步退让，不敢坚持维护原有权益，他寄谕将被捣毁的粤海关澳门总口移入黄埔，又忍将爱国志士沈志亮“正法”（斩首）以徇葡方要求。当时的朝廷真正是“洋人的朝廷”。在此之后，问题继续恶化。澳葡当局一再加紧进行扩界侵权的活动，先后侵占了&仔、过路环、青洲等三个离岛，自三巴门到关闸地区开辟马路，在澳门全岛，包括历来由中方管辖的大小村庄编制户籍门牌设立警署，征收赋税。继而，又拔毁去澳门与青洲之间的海上浮桩，驱逐清方的水师船只，声言此为澳门的内海，属于葡占的“水界”。甚至公然干扰清方在关闸以内的内地和澳门对香山县属的湾仔行使职权，又提出对大小横琴岛的管辖权，等等。诸如此类的挑衅和交涉谈判，直到清末宣统三年（!$!!），还在进行之中。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八葡萄牙本来是一个小国，到!"世纪，早已丧失其一度占有的海上权威，陷于贫弱窘困的境地。其所以敢在澳门问题上向清朝官方一再要挟讹诈，以至使用暴力拆毁中国在澳衙署，驱逐中国官役，一是看清楚了中国积弱，清廷懦软无能；二是恃着有主要侵略国家作为后台。而所谓列强，特别是其中的法国和英国，为了共同的侵略利益，曾经一再出面，为葡侵占澳门撑腰，出谋划策。到清代咸丰（!#$!—!#%&）、同治（!#%&—!#’(）时期，葡萄牙政府认为侵占澳门已既成事实，便切望通过缔订正式条约的合法形式，取得清对其已攫有澳门主权的承诺。于是，其侵占手法的重点乃转移到外交方面，葡萄牙侵略者的口气很大，要价也很高。同治元年（!#%&）五月，葡萄牙使节基玛良士在致清朝政府的照会中，公然提出：“本国大君主特派钦差前来，与贵国议立章程，俾本国所获利益，与大英国所得无异。”! 甚至自抬声价，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派军进逼天津，美、俄亦各派舰助威，“本大臣斯时亦可俱至天津议立章程，与各国无异。”" 他竟然还要挟说：“英国与大西洋俱系外国，自应一视同仁，何以伊住香港则可听之，而大西洋住澳则必索还，未免不公。⋯⋯英国所以不要澳门而要香港者，正以澳门有大西洋在彼占住也。”# 这些以强盗腔调说出来的强辞歪理，正说明葡方已俨然自居于“列强”之列，居然以战胜国的态势对清朝压迫凌辱。但葡萄牙终究是贫弱小国，它气势汹汹，但其实也色厉内!"# 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总理衙门为与葡使面商删添条约及驻京还澳事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引自《澳门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总理衙门为与葡使面商删添条约及驻京还澳事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引自《澳门专档》第三册，第&(—&$页。同治元年六月初三日，《总理衙门为与葡使面商删添条约及驻京还澳事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引自《澳门专档》第三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荏，缺乏与中国独立进行交锋的实力支持。故此，自咸丰、同治到光绪（!"#$—!%!!）中葡为期约数十年的交涉谈判中，葡方无不是站立在主要侵略国的黑幡底下跳腾鼓噪，企图借助它们的气焰以捞取到非法利益。在咸丰末期，葡萄牙政府主要是通过法国政府出面，请求允准派使来京开议订约。在谈判开始之后，法国先后任的公使哥士耆、柏尔德和翻译官丰大业等人，都恍似作为葡萄牙利益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直接出面与清朝政府打交道，企图操纵谈判的进行。开议之初，哥士耆便以公函傲慢地照会清总理衙门，说什么“以澳门为中国之地，此亦捕风捉影之谈”，“欧罗巴大小诸国均已晓此情节，遂共推许澳门之地为大西洋所有，立即各派领事官往该处，悬挂各国旗号，均视澳门地面与香港地面无异。”! 其后继哥士耆任的法国公使柏尔德及公使馆翻译官丰大业也是持同一态度。丰大业甚至“友好”地建议，由葡萄牙委派人员担任澳门海关的税务司，并另派税务司一员来广东省城监查“公海关”的税务。如此一来，则中国不但未能恢复在澳门设立粤海关行台的既有权利，反而要将广东海关拱手让给葡萄牙监查。怪不得连当时参与谈判的中方官员也提出，法国使节“一味左袒大西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等亦觉察到，葡方之所以冥顽索取非法利益，“察其词意，不过恃有法国在京相助，故敢仍为崛（倔）强。⋯⋯其外强中干，亦流露意之表。窥其立意，总恃法国为护符，想法国必来总理衙门饶舌。”# 由于中方官员尚能看出，葡萄牙无非是借法国人之口说出自己的奢求，借法国之力以虚张声势，因此尚能够据理力争，对葡萄牙使节时而“历述从前友好，不胜忭庆”，时而在议席上咆哮叫嚣，时而“遽行回澳”，甚至扬言“要派军舰北来”等!"# 同治三年五月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等为与葡约已定，似难增入限制洋人入内地传教等事致总理衙门函》，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同治元年七月十三日，《总理衙门为葡约条款议成，定于本日与葡使盖印换押事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函》，收入《汇编》第&册，第)()页。同治元年七月初一日，《法国公使哥士耆为与葡国定约并请定期会晤事致总理衙门函》，收入《汇编》第&册，第)(’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等，均不甚理会，故此，虽有法国助虐，时谈时停，历时二十多年，葡方尚难达到如他们要求订约的目的，各国亦未肯真正为它卖力。但到光绪十四年（!"""），中葡之间还是草签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并于翌年正式换文缔约。这份《条约》的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因为它包括中国政府同意将澳门并澳门所属之地，交给葡萄牙永远驻扎管理；还答应撤走设在澳门附近的常关厘卡与巡船，并绝不在其他地方设立等条款，用以换取到葡方“会同中国在澳门设法相助中国征收洋药（鸦片）税项事宜”。! 所谓“设法相助中国征收洋药税项”，其实质内容只是“凡英国在香港施办之件，则葡国在澳类推办理。”" 很显然，清朝廷所以甘于出卖澳门的领土和主权，实基于“洋药税项”的经济收益。这样的条约当然符合了葡萄牙的侵略利益，因为它梦寐以求的侵占澳门的图谋得到合法化，骗取到对澳门“永驻管理”的权利。但它也特别符合英国的侵略利益，因为港英政府不但由此可以得到同澳门一样按国内常关税则纳税的利益，而且可以免除澳门作为走私中心来和香港竞争。港澳可以沆瀣一气，制定共同的“洋药税项”标准，联手贩毒并合力对付中国。英国老谋深算，蓄意牺牲中国的权益，使用狡黠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企图。受清朝政府聘用的英国人、海关总税司赫德及其助手金登干就是英国侵略方针的实际执行人，他们深切了解清朝廷的腐朽短视，或以鸦片烟税利息为诱饵，或以列国干涉的危词以恫吓，使用瞒骗欺诈的手法以促成《中葡通商友好条约》的缔定，为英葡侵略利益效劳。缔订这份《条约》，早在光绪十二年（!""#）春夏间即开始酝酿，赫德即以可以增收鸦片税款利益向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怂恿建议。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庆亲王奕絏，着眼于眼前财利，甚至极其昏聩地竟然派赫德作为中方代表，三次往!" 参见《中国海关舆中葡里斯本草约》，第$%页。参见《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返于港澳之间，分别与港英总督波温和澳葡总督罗沙磋商，甚至背着清政府与罗沙达成了《拟议条约》的内容，回京前后，又一再致电李鸿章和奕絏，大肆兜售其“澳门永租葡国”无可避免的谬论，企图诱使清政府同意放弃澳门。李鸿章等不以赫德为居心叵测，反而大加信任，竟然正式委派赫德代表清朝政府，而金登干则全权代表赫德到里斯本与葡方进行谈判。这样一种授柄于外籍人员进行重要外交活动，而且密切涉及该外籍人员本国的利益，本来是反常的方式，是世所罕见的。在华民指赫为异族，在葡人谓赫为华官，在英国视赫为心腹，由赫德操纵的谈判的恶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果然，赫德和金登干在谈判和缔约过程中，曾连续使用极不光明正大的做法，以诱使李鸿章和奕,入壳。他们多方为葡方划策，建议澳葡总督兼葡方谈判代表，可以利用英文字句的多义译文作为骗取清政府对条约条款认同的办法!其用心实在卑鄙。例如赫德对罗沙出点子；说：地位条约的英文字句必须仔细斟酌，使它包含了每一意义。我预料用"#$"#%&’()**&")%+),（永久占据）等字就可达到目的。中文文字不妨含蓄，只要提到就够了，不必说的太多。我原来拟的已经可以行了。新拟的条文首先带有强占意味，其次内中关于治理澳门的词句又意味着割让领土。!赫德又示意罗沙，暂时不宜过细指明“属澳之地”的具体范围，先谋取囫囵通过，作为伏笔，“将来日子一久，自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他更利用当时中葡双方约定，条约分别使用中、葡、英三种文字书写，但以英文本为准的规定，根据中英文文体中某些关键词的含义不同，从中做了手脚，例如，中文本“永驻管理澳门”，则有意在英文中写成“%-#.#$"#%&’(/*0*&"’%+),’,12)3#$,4#,%)56’*’)”，此语既可翻译为“居住”之意，亦可译为“占有”；把“未经大清国首肯”，写成“7+%-0!"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第89页。《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第89页。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9:8
  • !"#$%&’(!")*+%&&,&-#.(#/0/(-*”，此语既可翻译为“未经中国事前同意”，也可译为“未经事先与中国商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说明赫德、金登干之流，实在挖空心思以算计中国，时时处处埋下祸根。甚至赫德本人也承认，他是采取了“连哄带骗”的手段以促成这个条约的缔订。李鸿章、奕絏等原期待赫德等可以为中国利益服务，实无异于与豺共舞，与狼谋皮！事实正是如此。葡萄牙侵占之心本不限于澳门本岛，而是包括与澳门邻近的水陆要塞百余里的地区。早在光绪十三年（1223）六月，罗沙即向总理衙门交出一份“属澳之地”的地图，东至九洲洋，南至大小横琴岛、过路环、&仔，西至湾仔、银坑，北到前山后山脚，周围百余里陆地、岛屿和海面俱以红线划入葡人界内，其面积反比澳门岛大出若干倍，当时被总理衙门拒绝，而赫德“指导”罗沙，暂先含蓄一些，“将来日子一久，自会形成更有利的东西”，就是指可以在条约上先取得“属澳之地”的笼统承诺，再作蚕食。缔订条约的墨迹未干，由英国介入，中葡之间就“属澳之地”范围的争执就接续出场了。葡方一再扩张水陆界线，公然抗议中方在湾仔、舵屋山搭厂驻兵；反对中方在关闸至北山岭设置兵卡税站；擅自宣布所谓葡管澳门水界，驱逐中国在青洲水面的兵船；甚至强行在中国境内的大小横琴岛构建兵营，派兵占取；在香山县界内，葡人官役一再越界征收华民税钞，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为造成既成事实，谋取“更有利的东西”，在划界谈判中取得优势地位。英国政府并未因此而止步，他们的野心不息，竟唆使其外交官在赫德哄骗的基础上，再公然出面，在“属澳之地”问题上大造文章，企图配合葡方胁迫中国让出超越澳门范围以外的更多领土主权。清末宣统年间（1454—1411）任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就是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他秉承英国政府之命，几次三番以公函，及亲到总理衙门、外务部质询等形式，向中国施加压力。朱尔典先以“澳门界务有无进展，是否退让”要求中国表态；澳门史论稿125
  • 继又以所谓“中国不允调处，惟英葡有约，设葡境受侵，英有保护之责”，“澳界案，若中侵葡，中英恐将决裂”等言词进行恫吓。（以上引文均见《汇编》有关文电）其实，所谓“英葡有约”云云，原来是英葡两国早在二百多年前，即在!""!年，即康熙元年签订过早已经废止的旧约，且英葡在嘉庆年间，亦因澳门问题发生过交战，英国无非是借此以作为对清朝进行恐吓讹诈的口实。清朝外务部即以“英葡前约于澳界案渺不相涉，未便牵扯插入，”将其伪托的历史谬论顶回去。英葡共同采用的另一手段，是分别向中国提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要将澳门问题“交海牙公断”，因为海牙国际法院其实是控制在英、法、美等列强手中的工具，如交其判断，必然是偏袒侵略者，是绝难有公正“公断”的。但这不过也是讹诈空言，因为海牙法院的实际约束力是很有限的，只有对患有“恐洋病”的人才有作用。图穷匕现。原来英国之所以不惜声言“决裂”，乃是基于它本身的侵略利益。当时中英之间，正为开平矿案和铜官山矿案进行激烈的谈判，中国为维护本身矿权，要求收回英国已攫取到手的部分利益，更不答允再让出其他利益。英国侵略者便企图将水搅混，居然说什么“须将中国预允开平［和］澳界，如议不成，定归公断”等谰言作为吓唬的借口。当中国坚持开平矿利与澳门划界问题是中英、中葡分别交涉的事件，绝无理由混淆在一起驳斥，指出这是完全违反国际惯例的，英国外交部和朱尔典其人亦无辞以对。正当交涉胶着之际，葡萄牙国内爆发革命，废除君主，改为共和，居澳葡人亦分为拥护君主和主张共和两派，互絭不息，且引起兵变。在欧洲，英德关系又急遽紧张，世界大战的危机又迫近眉睫，英国已自顾不暇。不久之后，中国亦爆发了辛亥革命，有关澳门地位和划界问题的交涉，遂成为悬案。《汇编》收载资料可贵之处，还在于它将近代以来，为澳门问题与中国打交道的，诸如葡萄牙的亚玛勒、基玛良士、罗沙等人；法国的哥士耆、丰大业等人；英国的赫德、金登干等人的言论活动如实地记载下来。这些分属于不同国家，但俱是以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侵略中国为职志，借澳门问题以为其本国侵利益服务的“知名人士”。他们或则巧言如簧，或则狰狞凶煞，脸谱和手法虽各有不同，而且还更翻轮换，但总而言之，谋我之心是一样的。所有这些，都是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可以促使中国人民反省和深思，认识到国势衰弱是必然要招致侵略的，蕞尔小国葡萄牙尚敢对我压迫凌辱不留余地，围绕澳门问题所出现的诸多事故，无非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形势的投射，无非是中国从封建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并发症状。它激发中国人民猛省，“痛哉列国议瓜分，虎视眈眈伺我隙”!。唯有奋起自强，坚决以反侵略的斗争来对待侵略和压迫，包括澳门问题在内的一系列中外关系问题，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九随着澳葡当局扩界侵占所到之处，不论过路环、&仔、青洲等岛，龙田、望厦等村的人民群众，必起而抗争。他们或是对侵入境内的葡国官兵，鸣锣集众以驱逐；或是抗缴洋租洋税；遇有民、刑官司诉讼，仍然禀呈中国官府审断，拒绝葡官裁理。他们誓言，生为中国之人，死守中国之土，“联二十四村之众，振臂奋呼，有非官司所能禁止者。”" 反对澳葡侵占，反对签订丧权辱国《通商条约》的高潮，大体上是从光绪十年（!""#）以后日趋高涨的，直到清朝在!$!!年灭亡，一波接一波，从未停息。望厦村村民为反对“澳葡越界收租”，反对“驻澳葡人收钞勒索”，一再向清朝官府呼吁维护主权，切不可将寸土片地轻让于人。稍后，在中葡关于澳门划界问题交涉期间，香山县各界，香港各界，广东省各界，各省人士，以及包括旅居欧、美、东南亚各地的侨胞，均以同乡会、商会、勘界维持会、中葡界务研究社等等名义集会和发表宣言，或献上原葡方租居澳门岛界址的地图，或探求数百年来澳门被租住以至被逐步侵占的历!" 《望厦等村绅民反对葡占廪文》。郑观应：《郑观应集·赠日本佐藤侯相三十六韵之一》。澳门史论稿!"%
  • 史过程，用以供反抗侵占谈判的参考。有些人士甚至连续数十次上书，泣血椎心，要求废止条约，收复国土。海内外群情汹涌，众志成城，足以表明民气不可夺，民心不可侮。这些活动也确实曾挫折过澳葡的侵占气焰，他们一再致函两广总督，要求限制抗葡“莠民”的活动。还应该注意到，也是从光绪初年开始，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一些督抚大吏，如先后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张人骏等人，曾任广东巡抚的吴大%等人，都是对澳葡侵占有过抵制的。特别是张之洞和吴大%，曾经一再实地履勘，剖陈利害，多次向清廷上奏，表示坚决反对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反对让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认为此是“肘腋之患”。到光绪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葡国军警包庇私运军火，窥伺关闸以内内地，张人骏毅然决定派兵驻扎拱北以保境护关，双方对峙数月，葡方不得不将官兵后撤。这不但说明，在清朝高级官吏中，已逐渐有人觉醒，必须以实力遏阻澳葡的侵占野心。还说明，直到清王朝覆亡前夕，在澳门问题的对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汇编》收载文件的内容，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八月初二日，还有十七日（八月十九日，公历十月十日）便是爆发武昌起义的日子了。可以说，是上溯到明末，又完整地包括了有清一代有关澳门问题的起伏跌宕，复杂变化的全过程，“黑龙王气黯然消，莽莽神州革命潮”!。维护澳门主权的斗争，是与辛亥革命的浩荡潮流汇合在一起的。当然，斗争未有穷期。中葡之间，国际之间关于澳门问题的利害冲突，各种交涉谈判和抗争，在清朝覆亡，中华民国建立后仍然会继续发展。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民要求澳门回归祖国的决心绝不会减退。中华民国时期的历届政府未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稳步有序地达到澳门在!"""年!%月%#日回归祖国的结果。当此四百余年的历史公案即告一段落，当此举国同庆的日子，《汇编》的出版发行，不论在现实，还是在学术上，都是有重大意! 马君武：《马君武诗词稿·去国辞之一》。有关澳门史资料系统整理公布的重大工程!$&
  • 义的。笔者撰写这篇序文，旨在对《汇编》所收浩瀚史料粗加条理和介绍。如果能对读者诸君利用这些珍贵史料时提供一些线索和参考，则是笔者深感欣幸的。澳门史论稿!"#
  • 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为《（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写的序言一《（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一书的出版，对海内外学术界都是一个很大的喜讯。这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档案文件汇编，是根据澳门历史档案馆近年来从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缩微复制回来的清代官私中文文书编注而成的。这批档案主要形成于!"世纪中叶以迄!#世纪中叶，即在中国清代乾隆朝初期到道光朝末期：间中亦有清末光绪朝的个别文书，但不论数量上抑或史料价值方面衡量，都没有多大重要性。从档案的成分来说，它既有反映当年在葡萄牙租居澳门的特殊情况下，清葡双方的公务往来文书（按照当时的规定，中文是双方文移往来的正式文字），其中包括体现中国对澳门拥有领土和统治主权，对澳葡当局管治范围的规定和限制；有关对澳门地方行政、财政赋税、司法审判、土地人口、海关税务、债务转让的裁定；还有华洋交涉、海难救援、剿抚海盗、对天主教传教士的管理和使用，禁止销售鸦片等的部署；亦有澳葡当局给中国官宪关于各方面问题的呈禀和覆件；更有反映着当时澳门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工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赋税差饷、与内地商馆如广州十三行等的财货往来、与各省的经济联系、华洋杂处以及引起的矛盾纠纷、与东西洋务国的航运交通和洋各国的航运交通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 和对外贸易，并因而产生的各种账目、信札、契约、合同，等等，内容是很丰富的。这批档案如实地体现出当时的澳门以弹丸之地，但关联着全国甚至全世界风云。它上通朝廊，乾隆、嘉庆、道光诸帝如同前此的康熙、雍正帝一样，都对澳门有关问题颁发过谕旨和朱批，阁、部、督、抚以至府、县、海关等各级官府，都未有间断地处理着澳门地区相继涌现的诸多问题。澳门在当时的世界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通过航运和其他交往联系着英、法、俄、美、瑞典、荷兰、丹麦、西班牙、秘鲁、日本、朝鲜、越南、文莱、菲律宾诸国，成为洋舫聚散之处，东西文化交汇的中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交往的枢纽口岸，它的兴衰关联着粤、闽沿海百数十万人民的生息家计：《汇编》详略不同地对以上问题都有着具体的反映，是从不同侧面保留下来的真实记录，是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葡萄牙和澳门的档案部门，能够注意到这批档案的重要性，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协同完成复制回归的工作，澳门基金会又主持了本书的出版，为广大学术界提供方便利用，是做了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好事，对此，我们怀有深切感谢之情。二一部历史资料的质量高低，主要决定于它是否能提供一些真实可靠而又重要的新史料，是否能在史实方面对有关专题研究作出有力的充实，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提高原有的研究水平。按照这样的标准衡量，《汇编》应是上乘之选。笔者不可能在一篇序言中全面详述本书的学术价值，仅能就以下几个方面作必要的介绍：众所周知，自清代乾隆初期到道光末期，正处在中外关系日益紧密，矛盾冲突日益增长，清朝的国势由盛入衰的关键时期。《汇编》以大量材料记录着清沿明制，长期以来，一直对澳门行使着主权，并且因应时势的发展，采取过一系列的措施，此在行政、财政、司法、治安和对外关系上，都留存着大量确凿的文献。澳门史论稿!"#
  • 自明代嘉靖、隆庆时期开始，明朝政府即在必须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并接受监督管理的前提下，允准葡萄牙人租居澳门，按照“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原则，澳门归由广东省香山县管辖。沿至清代雍正九年（!"#!），将职秩八品的香山县丞移驻澳门关闸以北的前山寨，改为分防澳门县丞，察理民蕃，以专责成。乾隆九年（!"$$），为加强统率，又在广州府内，设置一个作为知府副手，职秩五品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驻扎前山寨，专责管理澳门事务。香山县丞成为他的下属，移驻关闸以南的望厦村，其后更移驻到澳门围墙之内，以“就近弹压”。故此，海防军民同知和香山知县、县丞，实际上就成为清朝广东地方政府管理澳门的指定长官，成为澳葡当局的顶头上司。所有由军民同知和香山知县、县丞发给澳葡理事官的文书，均以谕、札、牌、示等公文体裁下达，长期以来，亦具有裁定和批示的性质，葡官理应遵守执行。当时，大多数葡人亦能“奉法唯谨”。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才发生变化。《汇编》收载着大量此类文书，正是当时的实际格局。在行政管辖权限方面，明清政府允准葡人租居澳门，本来是有严格的地域范围，仅限制在三巴门、水坑尾门及新开门围墙之内，“墙以北为华人村居，墙以南为葡人租地。”! 按照规定，葡人不得扩大租地，在租居范围内，亦不得随便增建房屋，“澳夷庙宇、房屋，止许报明地方官，修葺坏烂，不得于旧有之外添建一椽一石。”" 《汇编》收载了乾隆和嘉庆两朝历任香山知县和县丞谕示澳葡理事宫，督饬他们即将葡人私自添筑的海边石基和房屋等尽行拆毁，就是执行上述规定的措置。对于在租居地内的葡萄牙籍及其他外国籍人户，俱规定要作出详细登记申报，以凭监管约束，这样的谕示文书也很多，仅举嘉庆十三年（!%&’）年底香山县丞谕示澳葡理事官：“立将尔等澳夷每!" 《署澳门同知熊为查山水园蕃人私建房屋事下理事官谕》，转引自刘芳辑，章文钦校：《（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澳门基金会!’’&年版，第$’页。民国《香山县志续编》卷(，《海防》。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 户丁口姓名年貌，妻室子女若干名口，并将各户生业注明备列，查造烟册。仍将册内开出管下若干户，男女若干口，逐一分晰开明。其别国寄寓夷人，一体查造，另列一册。限三日内缴齐，听候查核。”! 澳葡理事官亦遵谕作了册报。凡此，都说明即使在澳葡租居地范围之内，中国政府亦持续履行着对包括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监管核查的职能，作为体现主权的表现。在财政赋税方面，《汇编》刊布较大量的历史文件，也充分有力地说明和澄清了一些问题。档案的内容表明，从明代开始，直到清代道光二十八年（!"#"），澳葡当局每年都要向香山县纳“地租钱粮银两”五百一十五两，纳入司库，作为地丁正项。银两的数额不大，但却表明，中国一直拥有对澳门的领土主权，澳葡仅为租户，主客之分是明确的。《汇编》登载有乾嘉时期历任香山知县谕澳葡理事官催纳地租的牌示，以及发给葡方已完纳地租入库的单据，正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证明。对于在澳葡租居地内的中国居民，其身份仍然是“天朝齐民”，其在澳门的田房产业，仍然应每年向香山县完纳钱粮，取回执照。在租居地内除已准葡人建成房舍的土地，仍属中国所有的“官地”，中国居民的占用修建，亦必须先报县批准。这样的赋税体制，已经沿用了二百余年。但到了道光二十八年（!"#"），澳葡当局宣布对居澳人户征收人头税和不动产税，并且擅自扩张地界，将他们的管治地域伸展到围墙以北历来是由中国政府管辖的地方，勒令这些地区的居民改向他们申报田地、房屋、宅基地的所在和数额，改向他们缴纳田赋地税。当时处于围墙外侧的龙田村和望厦村便首当其冲。《汇编》收录当年龙田村和望厦村居民被迫向“大总兵官”（按即澳葡总督哑吗嘞）具报财产状况及负担税额的报单多份。骤然看来，这不过是若干份财产清单和报税单，但却表示着统辖权限已被强迫转移。这显然是由于清朝在鸦片战争失败，葡方乘中国积弱，企图侵占澳门，对租居地实行殖民统治。这批税田报单作为第! 《署香山县丞郑为奉宪饬行查造澳蕃烟户丁口册事下理事官谕》。转引自《（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一手资料，表明澳葡的扩张，是紧随着鸦片战争的战火立即开始动作的。近年来，在澳门史研究工作者中，对于澳葡在什么时候正式开始强迫界外人户缴交租税，有过不同的说法，由于这批报税单的公布，似已可得出结论。关于清朝政府对澳门对外贸易的管理，在粤海关下专门设置总口以加强控制，其职任重点和特点，《汇编》也提供出很有价值的具体材料。这是由澳门在中外交通贸易上占有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根据当时只允许一口通商的原则，澳葡和吕宋、西洋的商船，被允许进入澳门港口贸易。英、美、法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商舱，则先停泊澳门附近海面，向澳门同知衙门请领引水和买办，然后才得准驶入广州黄埔口岸。因此之故，粤海关在澳门设有海关监督行台，并设有澳门总口，由澳关委员驻扎，就近处理有关事务。澳门总口是粤海关属下业务最繁重、地位最重要的总口之一，它在澳门各水陆要冲之处均设有税口，以监管船只进出和人员往来，履行征收关税和查缉走私的职能。《汇编》还披露出，为了保证以上任务的有效完成，当时广东督、抚、府、县等各级官员还联同粤海关，对澳葡方面和其他外国的航运贸易和活动动向，采取严格监管的方针；而且，直到道光初年，执行着严禁鸦片的政策。早在雍正三年（!"#$），清朝就规定，澳门通洋的船舶限额为二十五艘，每艘均要编列字号，刊刻印烙，呈报船主（或船长）姓名，各发给验票执照，详细记载舵工、水手、商人姓名人数，对船只的样式和载重量亦有规定，不许违式，不许超额增造，只有原船朽坏不堪修补或出洋不归时，才准以同式新船顶补。各船进出口必须具有甘结，呈报货物清单，声明并无夹带违禁货物，并向澳门总口完纳船钞。其他国籍进出澳门的船只，也要此照上述规定详细申报备查。这样的规定，一直持续执行到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在《汇编》中，既有澳葡方面开具的甘结，理事官呈报有关船只装载及航运情况的禀文，亦有乾、嘉、道时期担任海关监督饬由香山知县转谕澳葡理事官，查询有关船只的问题，要求及时答复并作处理，诸如指出某号船只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 何以报告开住某一国家或地区，而实际上却是另赴其他国度或地区；某号船何以前未据报进口，今却忽报出口；某号船何以开报的回航日期，携带的货物、自卫-械等均与实数不符；某号船何以未逐名开列商人姓名；某号船何以未报请丈量，未完纳船钞，必须丈量完纳清楚，才准开船；对于已发现的“隐瞒捏饰”等疑点，都着令澳葡理事官限期查清答复并纠正，如此等等；这些在通航方面有关查验质询的个案文书，《汇编》登载的似比其他文献更为具体详细，对于研究这一阶段的对外贸易和海关史，是很珍贵的资料。自乾隆中期开始，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即以药品为名，向中国输入鸦片，最早时为数不多，每年不超过二百箱，但其数逐年激增，到道光中期，年输入量竟跃升达三万余箱，国人吸食者日多，对其危害性亦逐渐有深切的认识。应该说，从乾隆末年开始以迄道光中期，清政府是采取过严禁政策，并逐渐加强其力度的。嘉庆元年（!"#$），曾颁诏禁止再输入鸦片，并谕令沿海官吏，特别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切实遵旨查禁。当时输入的鸦片，绝大多数都是经由在穗澳两地居停贸易的英国散商的船只或澳门葡人所有的“额船”夹带入口，澳门遂变为囤藏倾销鸦片的主要口岸。居住当地的中外不法分子，及番差人等，亦多有互相勾串结成团伙，或利用三板快艇在洋面接絯，或在澳门市面开设“窑口”转销。澳门一时便成为大量走私和严禁鸦片的矛盾中心，具有最敏感最尖锐的对峙性质。《汇编》收集有自嘉庆初年至道光初年，即在清朝执行严禁政策最高潮时期，清朝地方官与澳葡理事官等为此往来的文书，在清方来文方面，包括有严禁澳葡官私人等在澳门囤贩鸦片，勒令澳葡当局将有贩卖确证但已潜逃的葡人，以及因庇护走私而凶殴执行缉查差役的黑人等捉拿归案；要求禀报参与私运鸦片的“夷商”姓名，以凭究办；又曾饬派香山县差役入澳提讯逮捕私囤私贩鸦片的奸商，不准澳葡庇护藏匿；还规定，对于所来澳船只，均一律派人逐船查验，不论是澳葡额船或其他国家来船，如发现一船有夹带，即将该船全部货物絯回，不准报关销售；如各船均有夹带，则将各船货物亦一律絯回，澳门史论稿!#%
  • 并予驱逐，等等。在澳葡理事官的来文方面，既有举发在澳外鸡颈洋面停泊的自孟买开来的外籍洋船，有在海面用鸦片换货，提请清方查缉的情报；亦有申述某些葡人所有，但已被清方巡船缉获的鸦片仅为“旧货”，仅供“外销”，请求恩恤发还；或辩称某一葡人所有，已被扣留的是“药材”，“不过有些鸦片泡制”，是“活命急需”，请求不按囤销论处；澳葡理事官还曾具禀，谓澳葡所有的二十五艘额船，情况与其他外国商船有所下同，请求宽免逐船验货稽查。所有这些申禀，俱被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联衔批示驳回。从嘉、道两朝清葡两方有关查禁鸦片的来往文书中，可以看到，在为期四十余年内，清朝官方严禁鸦片的态度是一贯和较为坚决的，其实效如何，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因为它牵涉到许多方面的复杂利害交错和形势变化，其中亦反映着澳门在这一方面的地区特点，和清葡之间立场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执行司法审判权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的记载表明，长期以来，明清政府对于澳葡租居地内，是拥有和持续行使着司法审判权，是以中国法律为依据，对居住在澳门之内的华人与华人之间，华人与葡人或其他外国人之间，所发生的民、刑事案件，进行独立的调查、审讯和判决，并饬令澳葡当局遵照执行。香山知县和县丞，有权派遣差役进入租居界内提讯人犯、搜集证据、勘察现场，并通知澳葡理事官配合。这样的司法权限和程序一直沿袭到鸦片战争爆发时期。《汇编》中载有清代嘉道时期的不少案例，其中在民事方面，有关于华人与葡人在土地房屋租赁典押、商业账款转让、借贷本息、营建工料欠款、伪造契约等问题，县官和澳葡理事官为此的往来谕禀。其基本情况是，在对葡方提供的案件情节、见证和处理意见的基础上，县官重新进行核实衡量，有时甚至由知县或县丞亲自赴澳传讯有关方面，然后依法作出裁定，不论“华欠”，“夷欠”，限期责令清偿，亦确有押候积欠的华人缴还给葡人贷款的判决。当时因土地房屋升值，出现了多宗葡人房主逼迁华人租户的案件，香山县大都饬令停止逼迁，不许借故拆毁铺房。澳葡当局与香山县官对判决有不同意见，则以香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 山县官的裁定为准。在刑事案件方面，对于一般盗窃案件，香山县官均按照内地办案程序缉捕盗犯，并将赃物退还失主，至于葡人家内被黑人奴仆盗窃，已将赃物售卖的案件，香山县官亦代为追赃索赔给领，澳葡官员并无直接向误购入赃物铺户追索的权力。在斗殴伤人案件，不论是华人殴伤葡人或其黑奴，或葡人、黑奴殴伤华人，澳葡官员均应将案情禀告，由香山县派人验伤并饬将案犯押送来县候审，饬令澳葡理事官将已逃匿的“夷犯”交出。乾隆五十七年（!"#$），发生了居澳民人汤亚珍被葡人絰統哩哑嘶戳伤身死一案，经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层层督责澳门同知勒限澳葡理事官交出凶犯，并由同知偕同香山知县亲赴澳门提审，按照中国法律“杀人偿命”的原则处理。嘉庆十年（!%&’），又发生了葡人.嗲/0戳伤民人陈亚连致死一案，香山知县一连发出多道谕札给澳葡理事官，饬令立即将.嗲/0并凶刀等交出受审，由于澳葡当局有意庇匿，借称该犯已乘船离澳，故从闰六月初一日起将近两个月，仍未将犯人交出，香山知县彭昭麟乃在七月二十六日宣告对澳葡暂停交易匠作，“示谕澳门商民及工匠人等知悉，所有一切与夷人交易货物，及工匠、木匠、泥水匠人等，暂行停止，俟该夷目将凶夷送出，方许买卖交易工作。如有不遵，一经拿获，定严究办。”! 在经过这样坚决的措施以后，澳葡理事官才答应将.嗲/0送出，但又提出由他们自行将该犯处决，彭昭鳞当即批复，凶犯应按照中国法律程序受审，“必将凶夷讯取切供，验明年貌箕斗，发交该夷目羁禁，取具收管，通详各宪，听候宪驾临澳，监同处决，从无夷宫自行正法之理例。”" 直到道光六年（!%$(），葡人玛帑1尔杀死民人严亚照一案，也是由广州知府高廷瑶、澳门同知冯晋恩赴澳审决，按照中国法律判处该犯死刑。《汇编》登载的上述!" 《香山知县彭昭麟为催交凶蕃4嗲35受审毋得自行正法行理事官札》，转引自《（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页。《香山知县彭昭麟为行交凶蕃4嗲35暂停交易匠作示》，转引自《（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案例，说明当时对于外国杀人犯的审讯和定罪、监督执行惩罚，中国方面拥有完整的司法权。对于天主教传教士在澳门的活动和管理，特别是吸收—部分掌握有科技知识人士进京供职的问题，过去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认为此仅主要见于康雍乾时期，但从《汇编》反映的内容看到，直到嘉庆中期，吸收精通天文、擅长算法的西洋传教士，经批准召入北京钦天监等部门供职的仍赓续下断，仅是在人数和规模等方面有所收缩而已。嘉庆皇帝为批准、验看和甄别来华供职传教士问题，亦发布过多次谕旨，广州的督抚以至香山、南海等县的知县均恪遵旨谕，认真办理。香山知县为此多次札谕澳葡理事官妥为配合，间亦附有转引理事官等禀覆在澳候召洋人的情况，请示处理的文书。府县级地方官员为遵谕办理召用或遣送传教士，与澳葡有关官员联系交涉的事实，实可充作对中央宫廷内务府等衙署档案的对照和补充。嘉庆末期，因清廷厉行禁教，原在北京主持天主教北堂传教活动的法国传教士南弥德被驱逐下澳，向清廷管西洋堂大臣禀请由南堂葡国教士李拱宸代管北堂产业。《汇编》载有《香山知县发南弥德所管北堂房地租银钱衣物数目册》一份，其中详细记载着北堂在北京置有的店铺和住房近二百处的所在，及其每月收纳铺房租金的数目；分别在宛平、固安、新城、霸州、昌平州县等处占有的田地四十余顷及其地租数目。这样的清册，对于研究清代乾嘉时期教堂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联系以及它的财政状况，显然是有参考价值的。《汇编》收载的历史档案文献，其所反映的内容，并不仅限于以上介绍的几个方面。但从上述方面，已可较为清晰地从不同侧面了解到!"世纪中叶以迄!#世纪中叶，澳门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和民生实况，特别是在葡萄牙人租居澳门之后，中国政府在行使领土主权方面的方针和运作形式。中葡两方在此规范下，曾经相处了两百多年之久，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不多见的。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世纪以来的风云激荡，原来相对的平衡正在受到日益激烈的冲击。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屈辱于英国的坚船利2，被迫割让了香港，列强相继对中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 国进行侵略活动，意味着封建末世的终结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端，葡萄牙当局亦极力扩展地盘，拒绝交纳地租，以否认对澳门的租住性质，相继捣毁粤海关在澳衙署，驱逐清朝驻澳官吏，排斥中国原拥有对澳门的领土主权，进而谋取所谓永居权和拥有驻军、征税、司法权力，要将澳门沦为葡属殖民地。中葡之间长期被遵守的权利义务关系概被废弃，道光二十九年以后，《汇编》收载双方原使用的文书形式及其内容，当然也随着发生大变动，这很可能是东波塔中文档案至此戛然截止的原因之一，《汇编》如实记录着这百年巨变。一个时期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但任何新的时期总是从原有的旧时期嬗变而来的，它总是有迹象可寻的；历史有助于回顾，但更有助于前瞻。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来，旧中国“天朝”的夕阳，老式中葡关系的终结，正意味着为建立新的中国，为建立健全平等的新的中葡关系，为澳门回归祖国持久不懈奋斗的开始。历史将进入一个潮流更浩荡，变化更迅猛的新的百年。中国和葡萄牙的志士仁人，都分别为此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因此，《汇编》一书的出版发行，就具有更特殊重要的学术价值。这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资料财富，它必将为全世界学术界，首先为中葡两国学者提供出十分有用和有益的第一手资料。三在这篇序言结束之前，笔者还要对本书的编注工作说几句话。!""#年，笔者应邀到澳门历史档案馆参观访问，知道他们刚从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复制回这批中文档案，当时一方面非常喜悦，对澳门历史档案馆的卓识由衷地表示钦佩；但另一方面，粗粗浏览了一下，了解到由于葡方着手拍摄复制的人员，因为不懂中文，故此造成文书的次序颠倒，简牍错乱，同一件文书可能分置数处，要将之准确衔接排列，恢复原状，必须付出极大的工作量，更遑言再进行拟题、分段、标点，订正某些澳门史论稿!"$
  • 谬误，对一些历史情节、人名、地名、船名等作必要的注释和翻译了。笔者当时非常盼望能早日将这些材料编印刊布，以嘉惠士林，但也担心并非一蹴可就，以为如非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短期内难期公布发行。但想不到，在澳门历史档案馆高级技术员刘芳小姐和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章文钦教授协力合作下，这样—项重大的学术工程，竟然能在短短四五年间高质量地完成了，!""#年年底，笔者再次应邀访澳，刘芳小姐出示了他们的部分初印稿；!""$年年底，章文钦教授又送来二校稿并索序。笔者是带着兴奋的心情通读全稿的。原材料内容丰富，编注者加工细致，两者交相辉映，保证了这部书能以精品的面貌面世。从本世纪%&年代开始，清宫档案被视为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受到了全世界的重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首先编辑和公布出版了一些档案，近数十年来，两岸科研和档案部门、某些院校和学者、也相继编辑出版了许多专题汇编。但就笔者所见过的，还没有另外一部作品能像本书编注加工的程度如此精细的。本书的编注者充分利用中外文献，对在档案中出现的人物，哪怕仅是县丞、巡检之类的绿豆官，也尽可能注明其人的出身简历，主要的事迹；对外国人物或船舰、地区，除按当时音译外，亦尽可能从英文、葡文或拉丁文注明其原名，介绍其简历，在华的年代、职位及其主要活动；对档案中涉足的中外典章官制，以及发生的事件，都尽可能在注文中作出考订，说明其渊源原委；对个别一时未能搞清楚的问题，则归入存疑。凡此，对于广大读者都是大有裨益的。据笔者所知，这是前此已出版公布清档的书籍未能完全做到的。它反映着七十余年来，出版公布这类档案的报刊书籍，正沿着从粗入细，由低至高，逐步提高编研质量的方向在发展，章、刘二位的工作可以说又攀登上一个崭新台阶。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严谨学风，是值得笔者学习的。域外澳门历史档案的瑰宝!"’
  • 粤澳关系和有关档案———为广东省档案馆辑刊《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写的序言一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远古时期，越族的祖先已在澳门及其附近地区生活和繁衍。最迟到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分全国为#$郡，澳门即明确地被划归为南海郡番禺县的辖区。其后，曾先后隶属于广东省的番禺、南海、东莞、香山等县，澳门一直作为广东省地方行政管辖的一部分。不论从历史沿革、地理区域、社会经济、宗族种姓、文化和民情风俗等方面，均与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各县基本相同，体现出粤澳本为一体。粤澳之间而有关系问题，乃是从"$世纪中叶，即在明代嘉靖三十二到三十六（"%%#—"%%&）年间开始的。自明代嘉靖年间到清代道光二十九年（"’()）以前，为期近三百年之久，中国在澳门一直委派有文武官吏，驻扎有军队，持续有效地执掌着行政、司法、防务、征收赋税关税，管制海内外贸易等职任，对澳葡当局的自治范围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澳葡当局每年应向香山县交纳地租%"%两（白银），以表明仅是居于租赁客居的地位。对于葡人租住澳门，明清朝廷不过将之视为另类“蕃坊”，绝未认为是已把它和广东省分割，更丝毫未认为是存在一个相对立的政治实体。不过，葡人既可在租住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力，澳门与内地其他地区在体制上终究有所不同，广澳门史论稿")$
  • 东省的总督、巡抚、粤海关监督、主管澳门事务的广州知府、香山县知县、县丞，有些事务还是会通过澳葡的理事官，督饬他们承办禀复。粤澳遂从一体演变为比邻。应该说，直到道光二十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清方战败，被迫割让香港，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前，包括粤澳关系在内的中葡关系，大体上是稳定正常的。长期以来，澳葡当局对明清朝廷和广东地方当局一直采取恭顺感铭的态度，一再自称“愿为藩篱，代守疆土”，将中方委任分管澳门日常事务的香山县县丞奉为上司，及时呈禀各方面的事件政情，“恭候裁示”。但是，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美、法等国跟进英国，先后强迫清朝签订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清朝政府的衰朽腐败，在内政外交上的无能，都有了充分的暴露，“天朝上国”的华衮已经被剥落净尽。在国际风云剧变的大气候下，历来以“外臣”自居的澳葡当局也反恭为倨，暴露出咄咄逼人的面目，拒绝继续履行已历经三百年在界内尊重中方统治主权，遵守不准伸展到界外修房筑路及有任何损害中方权益的义务，反而拒缴地租，动用武力捣毁中国香山县丞和粤海关设置在澳门的衙署，驱逐驻澳的中国官吏兵役，强行征收居澳华人的人头税、土地房产和货物关税，甚至以蚕食方式作为扩界的手段，相继提出要拥有所谓葡属领土、领海的主权，纵容葡方军警不断在边界挑衅，制造事端，虐杀中国平民。最后，竟公然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所谓“澳门省”。所有这些倒行逆施的侵占活动，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历届政府的反对，特别是，激发起广大中国人民的义愤，纷纷起来要求保土护权，要求有力揭露和反击澳葡当局的野心。自此之后，中葡以至粤澳之间，矛盾纠纷不断，交涉谈判迭起，时局转入急剧的演变之中。由此可见，自!%世纪以来，由于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动，也由于中葡两国各自国内形势的转变、政权的更迭、国势强弱的易位，粤澳关系也卷入了此一动荡风云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对峙、矛盾和冲突，卷入日益急剧的侵占和反侵占、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斗争的潮流之中。回顾四百多年的粤澳关系粤澳关系和有关档案!%&
  • 史，实亦可从此视角观察到中国从明代后期的衰弱腐败转进到盛清的崛起，然后又陷入晚清的痛受侵凌屈辱，民国时期的分裂和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及其成就；观察到中葡关系，以至整个中外关系出现过的多次大幅度的变化，优势与劣势的转变和再转变，还可以观察到中国人民若干代人前仆后继地救国图强，为捍卫国权和民族尊严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而所有这些问题，又较多聚焦在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阶段。二由广东省档案馆以本馆馆藏历史档案和资料为主，编纂的《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书，正是集中搜集近代以来粤澳间历次发生重大事件的演变及其处理情况的史料，它上起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清代嘉庆末期，截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世纪#"年代后期，以较大量的历史事实，梳理出百余年来围绕澳门问题发生过的诸种矛盾及其发展脉络，反映出粤澳两地在社会经济上和民生上相互依存，在政治主权上不容割裂，在文化传统上同源共祖，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也反映出粤澳两地历届当局，以及中葡两国在澳门主权归属和对具体矛盾冲突事件的处理方式，曾经存在过的对峙和斗争。更可喜的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强大，一贯执行对港澳问题和对外关系的正确政策，亦由于葡方有识之士也逐渐放弃了殖民主义的错误主张，对中方由对抗转为和平合作，粤澳关系渐趋稳定正常，并为澳门回归中国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和气氛。《选编》选刊的内容，主要是历届广东地方政府与澳葡当局及有关外国之间的照会、会谈记录、条约草稿，以及广东负责官员对澳葡理事官的札饬等来往文书；还有中方各级地方官员为澳门问题对朝廷的奏报和对上级的禀呈、有关的批示；民间舆论为反对澳葡当局越界侵权和纵庇贩卖华工、私运鸦片，甚至虐杀华民的抗议，呼吁奋起反击的言论；对于粤澳之间贸易经济商业活动，澳门社会动态和灾害救济等方面的澳门史论稿$%&
  • 记载，亦多有收录。应该说，《选编》从多层次多侧面反映出自鸦片战争以来粤澳关系存在过的主要问题，达到了温故知新的目的；文件的作者虽主要来自粤澳两地的地方官员，以及穗、港、澳的民间团体和各界人士，但所反映的内容实关系着中葡以及国际全局。因微知著，因斑见豹，《选编》在这些方面实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笔者通读了《选编》的清样，如同重温了百余年的粤澳关系史，很受教育和启发：第一，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自强不息，拥有强大的国力，才有可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主权，有力地抗御外来的侵扰和凌侮。试从《选编》收载文件的内容来看，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对于澳葡当局屡次提出要求签订将澳门改归葡国永远占有的不平等条约，又不断提出扩界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无理主张，甚至竟然要求在邻近澳门的广东省中山（原香山）县属湾仔、银坑等地，不得升树中国国旗，等等。对于诸如此类的侵略侮辱行径，清朝和民国当局虽然也采取过一些抵制和抗争，但是由于国势衰弱，最后或是被迫签署了有损主权的所谓《通商条约》，或是敷衍了事，达不到维护主权的实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粤澳以至中葡之间的一系列交涉和谈判，几乎都是以中方蒙受损失结束的。但从解放以来，情况即有了根本的变化，遇有发生葡方军警越界挑衅，阻挠中方海关缉私，因而发生冲突，或在澳葡管辖界内对华民施暴，甚或纵庇一些坏人在澳门进行反祖国活动等事件时，我方军民都坚定地作出适度反击，广东省人民政府又一定提出强烈的抗议，严厉责成澳葡当局必须按照我方提出的惩凶、赔偿、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的办法解决。澳葡当局迫于无奈，只好收敛起百余年来养成的骄悍态度，全面接受我方的解决办法，一再派专人来递交道歉书，并撤免和处分那些敢于挑起事端的葡方官佐。与晚清及民国时期相比，存在着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选编》刊载有关的历史文件，充分说明了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可能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和人民福祉，这是一份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粤澳关系和有关档案!""
  • 第二，历史事实也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是具有反侵略反压迫传统的英雄人民。自鸦片战争失败，澳葡当局步步侵扰中国主权和加强对居澳华人的压迫以来，粤澳人民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从未间歇地开展对澳葡当局的抗争。例如，早在道光二十六年（!"#$），葡萄牙违约，擅派哑吗嘞（目前一般图书翻译他的名字为阿玛勒）为澳门“总督”，此人是一个狂热的侵略分子，他到任后即宣布拒向中国缴纳地租，并勒令居澳华人缴纳人丁和物产税；派兵袭击粤海关澳门行台，砍倒关部行台大门前悬挂中国旗帜的旗杆；又再摧毁香山县丞衙署，迫令撤退；更动用武装船舰，击沉中国船只，枪杀船民。粤澳人民恨之切齿，都迫切希望为死难同胞复仇。有一个爱国志士沈志亮出于义愤，在道光二十九年（!"#%）七月间乘哑吗嘞外出时将他狙杀，断其头手，被捕后慷慨陈述他所以杀死哑吗嘞的原因。《选编》收录了他的供问，表达出粤澳人民共有的义愤，说：⋯⋯西洋兵头哑吗嘞行为凶暴。哑吗嘞在三巴门外开辟马道，把附近坟墓概行平毁。哑吗嘞平时又把澳门各店铺编列，夷兵勒收租银，船艇每只也要勒银收用，如不依之，就带夷兵拘拿鞭打监禁，并藉称犯夜妄拿民人，勒索银钱，阖澳民人忿忿不平，即西洋夷人也因哑吗嘞勒派银两，短给兵饷，奸淫妇女各有怨言。小的祖坟六穴，因哑吗嘞开辟马道全行平毁。小的心怀忿恨，起意乘间把哑吗嘞杀死除害⋯⋯!沈志亮杀人断首，是逼于无奈才采取的举动，如果不是以哑吗嘞为代表的葡萄牙侵略势力凶暴侵扰压迫在前，是断然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的。百余年来，中葡两国史家对于此事的评议立场各异，中方认为沈志亮被迫铤而走险，其祸根实在挑起事端的哑吗嘞；葡方却有人将哑吗嘞捧为开拓殖民地有功的英雄人物，甚至为之镌制铜像，竖立在澳门闹市中心的广场上，耀武扬威，企图利用之对澳门人民继续进行震慑。直到最近因澳门回归祖! 《杀害西洋兵头哑吗嘞凶手沈志亮供词》（!"#%年），参见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国日近，而且葡国一些有见识的官员和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侵略的不义，殖民主义的不道，才决定把哑吗嘞的铜像撤走。《选编》还摘要收载了百余年来澳门人民为反侵略反暴行，反对贩卖华工和私运鸦片历次集会、罢市、罢工和声讨斗争的文件，也收载了国内各界对澳门人民斗争声援和支持的电文，充分表现出爱国爱澳，万众同心，血浓于水，众志成城。!"#$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澳门同胞一直坚持进行支持抗战，组织各种慰劳捐献和救济战区灾民的活动，八年之久从未间断，《选编》较系统地披露了有关具体资料，也是弥可珍贵的。很值得注意的是，澳门同胞反对澳葡当局迫害暴行的斗争，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因为有了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因此每次斗争都取得胜利的成果。在%&和’&年代，葡澳当局还一再制造过非法越界和残暴拘捕迫害澳门同胞的事件，澳门各界同胞提出惩凶、撤免葡方肇事官员、赔偿、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的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也发出严正声明，责成澳葡当局必须“无条件接受”上述条件，否则后果自负。澳葡当局终于全部接受了上述条件，这在旧时代是从未有过，是不可想象的。有关资料的公布，值得世代铭记。第三，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粤澳同胞虽然分居两地，但血脉相通，经济关系密切，可说痛痒相关，兴衰与共。《选编》收载了澳门地区近代有关贸易、通商、社情、灾害等方面的资料，说明了只有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澳门的工商业贸易才可能真正兴旺发达。澳门弹丸之地，从来都依赖祖国内地作为生存的源泉。数百年来，澳门地区生活所需的粮柴果菜主要都是由内地供应，偶有短缺，全澳即陷入匮乏恐慌。据《选编》披露，澳门地区的转口贸易，长期以来约有%&(以上是输入内地的。故每逢国内局势动荡，澳门的经济即受到沉重的打击。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一度造成澳门工商业急剧萎缩，!")&年就曾有过长达’个月的基本停顿，足以说明国内的生产和市场，实是澳门经济的命脉。数百年来，不论广东内地抑或澳门发生水、旱、风灾，总是表现出对对方的由衷关怀，竭力捐输救济，充分体现出密切的手足情谊。粤澳关系和有关档案*&!
  • 当此澳门即将回归祖国前夕，广东省档案馆辑刊出上述重要资料，无疑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事实教导我们，历经四百多年被占，特别是近代一百多年备受侵略侮辱之苦的澳门同胞，必然深知顺利回归祖国的不易，必然深知对此一丰硕成果的倍加珍惜，必然会和全国人民一道在《澳门基本法》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将澳门特区推进到空前繁荣昌盛的阶段。《广东澳门档案史料选编》一书的出版，如果能为此一旷世盛事作出一些贡献，编者们一定会引为欣慰的。是为序。澳门史论稿!"!
  • 青山遮不住———为金国平、吴志良著《东西望洋》! 写的序言一笔者以非常兴奋的心情阅读了金国平和吴志良两先生的新著《东西望洋》。之所以兴奋，是因为在这本著作里，作者使用了较大量最新发掘出来的中外文史料，在扎实史实的基础上再加以认真的推敲剪裁，从新的角度论述有关澳门史的!"个专门问题，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新见解新论断。这些问题或带有综述和总结性质，从宏观的角度对澳门和澳门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言而有据的论述；或从微观的角度对有关澳门问题的一人一事一地一物具体探析；“纳须弥于芥子”，因一斑而观全豹。这是一本学术性很高，但又兼具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力作。二用《东西望洋》作为著作的书名，体现出作者的巧妙用心。众所周知，澳门半岛地方狭窄，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它在地理上雄踞珠江海口，面向大洋。在半岛的东西端，各耸立着一座巍峨青翠的山峰，即东望洋山和西望洋山。两峰遥遥相望，! 金国平、吴志良：《东西望洋》，澳门成人教育学会#""#年版。青山遮不住#"!
  • 形成双秀。航行入澳的商舶、战舰或渔船必先眺望到这两座秀丽的山峰。故此，东西望洋山从来就是澳门的象征，而且在地理和战略上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试回眸历史，自中国明代嘉靖中期开始，葡萄牙人得到了先是恩准暂留，其后演变成为可以租住澳门，但却一直遭受着荷兰、英国等外国势力的妒忌，直到采用军事手段企谋夺取。天启二年（!"##），荷兰舰队来犯，首先是派兵登岸攻袭东望洋山，企图以此作为制高点来控制全澳；清嘉庆十三年（!$%&），英国借口要协助葡人防备法舰侵扰，悍然派兵登岸，亦是首先占据东西望洋炮台，企图造成占领的既成事实。这些事件都凸显出澳门已经被卷入国际商业政治利益纷争的漩涡之中，而东西望洋两山峰却一直是攻防前线，具有军事要塞的重要地位。当然，这样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在近’%%余年才发生的。自古以来，经历千万年的悠久岁月，澳门不过是中国南海一个荒僻的渔村，东西望洋，更是寂寥地孤立在海岸上两个人烟罕至，与世无闻的小山峦，从未在历史上被注视过。但是从!"世纪以来，由于贯通欧亚新航线的发现，开创了中西交流的新阶段，国际势力进入东亚，引发起葡萄牙人千方百计谋求借住，澳门逐步开埠，逐渐形成为东西方商业贸易的中心和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此紧密相关，中葡之间，明清中央朝廷与广东地方官吏豪绅之间，西方列国彼此之间，澳门土生葡人与其宗主国里斯本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斗争，亦都相继涌现出来，其间跌宕起伏，不时激化，而且往往交叉影响，相激相荡。’%%多年的澳门历史发展是不平坦的，既体现出殖民主义者的野心和谋略，又反映出中国志士仁人的激情和抗争；既有宗教的虔诚和东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又有穿插其间的碰撞、抗拒和论战。发生在澳门的事件，多次成为国际外交和舆论的重要议题，引发起多方面国际势力的勾心角力。不少政治人物为之殚精竭虑，纵横捭阖地谋划和斡旋。正是在这种十分复杂曲折的历程中，澳门才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大都会，并最终和平结束了葡萄牙的管治，重新回归祖国。这样的地区特点和过程，在世界城澳门史论稿#%’
  • 市史中是罕见的，“狂澜渺何穷，万里生浩叹”。! 东西望洋两个山峰，一直经历着历次风云演变的冲激，绝大多数人物和事件又都是在山峰之下活动和发生的。山峰有灵，定必会为!""多年来人世的沧桑巨变而感慨，为澳门今日的繁荣安定而欢慰；它如果能言，也定必会将当年的人物风采和事故原委缕缕道来，铭勒在史书上。可惜，它既无知又不能言，“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东流的逝水绝淹没不了既存在过的历史痕迹，!""余年来澳门的历史急遽演变，又绝不能任其失存。记述和订正历史的责任，只能由中外历史学家来承担了。但是，言澳门必不能割舍开东西望洋，言东西望洋自然意味着论说澳门，它是澳门历史发展极可珍贵的象征和见证。金、吴二先生研究澳门史的新著作形象地取名为《东西望洋》，正是凝聚着这样的深意。三澳门历史的研究，经过前贤#""余年的赓续努力，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认真检核，过去以中葡两国的史家为主，往往基于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每逢政治矛盾尖锐，利益冲突激化之时，便各自召唤历史的神灵来论证是非，各说各话，自弹自唱。更由于当时各自占有史料俱不完整，内容又带有片面性，故此得出的结论往往流于偏颇，缺乏深度。怎样致力沟通，提高学术质量，淡化因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忤背历史事实，以求实求真的态度，力求撰写出经得起考验的信史，是到#"世纪后期，才逐渐成为海内外学人的共识。近#"余年来，由于澳门面临回归祖国的重大转折，促进了对澳门史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两岸和澳门本土的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都花很大的力量以进行澳门史的研究，不论在研究广!"# （宋）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宋）晏殊：《清平乐》。（明）张穆：《望洋台》。 青山遮不住#"$
  • 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重要的开拓，专著专论迭出，其中不乏新知卓见，成绩是丰硕的。在当前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如何再深入和扩大成果，便是摆在全体从事澳门史研究工作者面前的课题。当此时刻，进行必要的总结是非常合适的。回顾是为了前瞻，是为了从客观评估中明确探索出今后努力的方向。本书作者高度评价近年在澳门史研究中，文献整理和公布档案方面取得的重要的成果。历史是研究既往事迹的科学。故此，是否掌握尽可能原始的事实材料，是关系到研究质量的高低，结论正确抑或谬误的决定因素。记录历史事件发生当时情节的档案文献，是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当然，它的内容也可能因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甚至还存在故意歪曲隐瞒的地方，需要研究者认真审视和考订。治史不能不治档，但尽信档不如无档。因为档案总比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列举了近年出版的中葡文的主要的文献汇编，并公正地指出，澳门基金会策划和出版了这样数量巨大的书籍（包括有关专著、工具书等），为澳门史研究刊布出大量珍贵的新史料和参考书，曾经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既往澳门史的研究，是以中葡两国学者和研究机构为主。该书作者对两方学者在语言、占有和利用史料、选题方向、人员构成等方面各具有的优势和观点进行比较，对两方发表论著的学术水平进行认真的评估，特别是对澳门本土学术界近年来在研究工作中的显著进步，予以充分肯定。这对于读者了解澳门史研究队伍的组成和现有成果的介绍，都是很有必要的。作者特别强调中外学者和研究部门必须加强沟通，取长补短，以共同促进学术繁荣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四该书显著的优点之一，是对学术情报的充分掌握，对国内! 参见赵春晨：《澳门历史研究与新史料的刊布和利用》，!""!年“澳门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论文。澳门史论稿!"#
  • 外学术成果的及时利用。作者在尽可能占有和审慎利用史料，及时吸收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等方面，是下了刻苦努力硬功夫的。近年来，两岸三地陆续刊布了数量巨大的有关澳门问题的汉满历史档案，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文献，根据不同内容编纂成近!"种书名不同的文献汇编，总字数估计在!"""万字以上，其内容有明清皇帝的上谕朱批，臣工的奏章题本，中葡交涉外交文牍，朝廷和地方政府（以广东省的总督、巡抚和香山县官员为主）与澳葡当局的来往文书，粤港澳报刊以及有关官员与葡方谈判的日记信札等等!，都被有选择地引用在该书各专题之内。本书的特点是，作者致力于搜集以葡萄牙为主的西方各国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近年刊布的档案，以及最新出版的论著和工具书等等，这些资料相当一部分都是在上世纪#"年代后期，甚至是到!""$年才面世的。" 对这些最新刊布的档案史料和著作，以葡文文献补充和订正中国的记载，又以中国文献核实和纠正葡文的论断。作者还适当利用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储藏的有关档案，认真进行比较取舍和扬弃，确是比其他学者先行了一步，也体现出他们在学术上的敏感和甘坐冷板凳的坚忍努力。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但对浩如烟海、杂乱分散的史料如何有效利用，却必须付出极其艰苦的耐心和劳动。阅读宜广，搜集宜勤，鉴定宜慎，选用宜精，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必应遵循的原则，笔者认为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正是朝这样的方向努力的。当然，这又与金、吴二位所具备的优异条件有关。他们二位都经过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和葡萄牙语言文字的系统学习，又都曾在葡萄牙留学，在葡萄牙和澳门!" 笔者在书稿中随手摘引了几条该书引用外文参考资料及其刊布（出版）年份的注文，例如：《葡萄牙国立档案馆中的澳门及东方史料》，$##%年；《埃武拉公共图书馆及区档案馆中澳门及东方史料》，$##&年；《海外历史档案中的澳门及东方史料》（!卷），$##&年；《汉文文书》（!卷），$##’年；《耶稣会会士在亚洲》（!卷），$##(年；《何儒达宫图书馆中的澳门及东方史料》，$##(年；《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魏若望序，里斯本出版!""$年版，等等。具体书目参见前引赵春晨文。青山遮不住!"’
  • 长期生活和工作，加以勤奋钻研，掌握了多门外文，对分别储藏在葡萄牙各个档案馆、图书馆有关澳门的档案和图书资料十分熟悉，所以才能按图索骥，撷取精华，使该书以及他们的其他著作，都能做到史料扎实，信而有证。当然，条件也是在变化着的。现在，国内研究澳门史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既熟悉国内典藏，又精通中葡双语，以至掌握多种外文的人才正在成长，到葡萄牙及其他国家利用档案文献的机会也在增加。完全可以预期，薪火传承，新生的力量必将步金、吴两位的后尘，发挥出自己的潜力，以自己的实力和贡献，汇合到澳门史研究的主流去。五该书另一突出的优点，是作者在书中大大扩充了澳门史的研究领域，将澳门史与中国明清史、近代史，以至中西交通史有机地联系起来，从世界史的角度俯视澳门，又从澳门史的角度展望世界。放宽了视野，沟通了中西的观点和方法，推动了澳门的历史研究。作者强调指出：“澳门学是中西交流研究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可以进入欧洲、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研究的广阔天地”，“某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对明清史的深入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该书中，作者对于葡人得以据居澳门的原因，对中葡各执一词的“驱盗说”、“受贿说”、“霸占说”、“赐予说”等等，都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辨析，指出俱有片面性，认为澳门开埠是当时国内外十分复杂形势的产物。它既有外因，也有内因，而重要的是内因。作者写道：“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葡人得以定居澳门，尽管有广东当局的权宜之计———‘资贸易以饷兵’‘得澳门为屏卫’作为直接导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明末社会动乱和边境危机此起彼落———白莲教在山东起义，蒙古人侵扰西北边疆，西南的中缅边境战乱断续不停，中国和西班牙在菲! 该书第!页，《澳门历史研究述评》。澳门史论稿"#$
  • 律宾发生纠纷，中日朝鲜战争经年，‘北虏’俺答甚至在!""#年（按，即明嘉靖二十九年，为汪柏允许葡人纳税入澳前数年）兵临北京城下，令朝廷无法分心处理东南沿海的贸易事务，尽管对外贸易于空虚的国库不无帮助。一言蔽之，明朝国势已是强弩之末，给葡人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明朝廷在澳门问题上）转剿为抚已势在必行。”"从以上总的论点出发，作者对于经手处理准许葡人入住和规定管理原则的两个封疆大吏———汪柏和陈瑞当年的功过作出与旧说截然不同的评价，认为“无论汪柏允许葡萄牙人纳税入澳，还是后来陈瑞要求葡萄牙人服从中国官府的管辖，正式认为可其居澳权均有体制先例。汪柏⋯⋯允许葡萄牙人纳税、入澳这两个问题，则在其海道职权之内，不必事先请示朝廷。胡宗宪将其总结为‘以不治治之’。陈瑞为总督两广的‘封疆大臣’，面对葡萄牙人居澳的既成事实，对他们加强管理也并未越出其权限，大概可以称之为‘以自治治之’”#。 “我们认为，‘以不治治之’和‘以自治治之’，代表了中国早期治理澳门决策的两个泾渭分明的阶段，也是不同历史时期特殊环境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陈瑞不但不应该受到谴责，相反，他应该被视为对国家、民族有功之臣。翻其百年冤案，正其不明污名，既言之成理，又理所当然。”$除了为汪柏、陈瑞翻案以外，该书对澳门史另外好几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也提出了与既往论说有所不同的看法。诸如，对发生在清道光二十九年（!$%&），沈志亮等人袭杀澳门总督亚马留的事件，该书澄清了清朝官方并无直接买凶刺杀亚马留的事实，但又指出，亚马留的被杀也是由多种复杂利害冲突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亚马留来澳后，秉承葡京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激发了与中国官方的矛盾，损害了澳门葡人社!"#$ 该书第$&页，《陈瑞召见澳门葡人的原委》。该书第"&页，《葡人入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该书第’(页，《澳门历史的“香”、“烟”论》。该书第’’页，《澳门历史的“香”、“烟”论》。青山遮不住(#&
  • 团（包括长期居住澳门的葡人及土生葡人）的既得利益，并为中葡关系的进一步恶性循环埋下了契机。⋯⋯澳门葡人社团在多次向葡京请愿无效后，在无任何内部政治解决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利用华人刺杀澳督。”! 这种看法与!"#年来中葡史家各持一端的说法均有不同，但应该承认，这样的思考是有深度的，比较接近事实。在该书中，作者还对于清代传教人士经过澳门进入中国，在他们的活动中所产生过的多方面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对于澳门“土生葡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他地位和作用；对于为适应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几个皇帝追求纵欲，而狂热责成广东地方官员，搜求来自西洋的特效春药“龙涎香”，并因而产生了对澳门开埠的“决定性影响”，对于西洋武器佛郎机枪炮的引入和应用，都提出自己的论断。这些论断都有相当的中外史料作为根据，自成为一家之言。笔者不可能在一篇序言中逐一介绍和评说，只好请读者自加审阅。学术研究贵在有创新，贵在有独立的思考。学术工作者不但必应坚持严肃审慎的学风，还必应兼备不囿于陈说的胆识和勇气。论辩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笔者认为，该书的一系列论断不一定会为同行学者全部认同，可能会对其中一点或一些提出异议，引发起讨论。能够这样，也就是为繁荣学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该书第!$%—!$&页，第!’’$条注文。澳门史论稿’!#
  • 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我国沿海居民有悠久的移殖海外的历史，自明代中叶以后，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由于生活所迫，即有不少人民远渡重洋，到南洋一带从事商业贸易，或工农业劳动。明代晚期，他们已经“帆踔二洋”"，出没於烟波浩渺的南海水域，经商于南海对岸的弧形岛国各地，清代往海外营生者更多。明清王朝视之为“莠民”、“奸民”、“弃民”，从而采取了一系列严惩限阻的举措#，但是，在珠江三角洲，自咸丰九年（!"#$）起，先由广州府属下的两个知县出告示，继而为巡抚柏贵所批准的移民制度中，承认凡是自愿的属民，“可以听其任便前往”$。尽管这一地方性的规章，并未得到朝廷的认可，然而，却使珠江三角洲人民出洋谋生之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地位。由于其本身的原因和海外经济机会的吸引，要求往海外谋生的愿望越发强烈。清末竟演成华工出洋的狂潮，五大洲无不有珠江三角洲人的足迹，珠江三角洲也因而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所谓出洋华工，原指自发地订立公凭（即约据），规定在一定时间内，以部分劳动所得扣还“客头”垫付的船费。这种习俗后来演变成“猪仔贩运”和“苦力贸易”两种形式。前者是!"#$ 参见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粟明鲜、贺跃夫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年版，第$&—!%!页。上谕档，乾隆四十年五月十五日，着两广总督李侍尧整饬边界民人出入境事宜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本文引用档案，除另注明者外，均为该馆所藏，不再一一注明出处。屈大均：《广东新语》卷!’，《食语·谷》。本文系与叶显恩教授合作撰写。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以诱骗、拐带的手段，运往海外贩卖，在契约期内，或期满未还清身价前，买主可视之为债奴而任意奴役；后者是指强迫华工签订条约后，即运往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大洋洲各岛以谋利。华工必须履行所签订契约的内容，属于契约工性质，是一种“隐蔽的苦力奴隶”。关于华工问题，久已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关注，并作了大量富有成果的研究。本文拟从国内外的经济政治形势，尤其从珠江三角洲的内部原因，特别是与澳门地区的关系，回顾华工出洋的问题，在百年史事的重温中吸取教益。一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与西方各国的贸易往来即渐趋频繁。清代自康熙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年间（!"#$—!#%$），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的“番舶”先后来华，这些船只大都经过澳门进入广州，随船而来的既有正当的商人和正常的商品互贸，其中也有不少人是带着强烈殖民意识，企图以洋货、以鸦片加炮舰来打开中国门户的冒险家，其目的在于非法掠夺。鸦片战争前后，恰逢西方列强被迫解放奴隶，而又值他们大力开发各自的殖民地和领地的时期。当时，西班牙占领的古巴正在开展甘蔗种植业和蔗糖业；荷兰控制的爪哇群岛正在大力开发锡矿和种植橡胶、胡椒、咖啡等经济作物；英属圭亚那及以新加坡为中心的海峡殖民地的种植、开矿和海运等行业也在上升的阶段；秘鲁则决定利用鸟粪资源以取得巨额财富。其后，美国因开发西部，修筑贯连东西的大铁路，所有这些举措，无不亟需人力。上述正处在开发的地区，当时都处于草莱初辟，地广人稀的阶段，而且或在深山巨壑，菁深林密，烟瘴迫人之地，或是孤悬海外的荒岛，待遇既菲薄，而伤亡的比率又极高。这是一般的白人和当地人所不愿或不屑去工作的地方，为了解决迫切需要补充的劳动人手问题，各国政府和商人都认为，从中国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最有利可图的办法。他们坦然承认，从中国招引而来的劳力，是上帝给予澳门史论稿&!&
  • “殖民地的一种恩赐”!，中国人是“驯服、守法和勤奋的人民”"。其中又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的广东籍劳工，由于气候适应，生产技能和劳动习惯相近等方面的原因，更受到殖民者的瞩目。英国对华贸易监督包令博士宣称：“在全中国的人民中间，广州人是最强健、最聪明、最勤劳省俭的人，他们工作勤奋，生活有规律，而且知道怎样照顾自己。他们比其他地方的中国人更重视宗族关系，我认为他们是最适宜于在西印度做工劳动的人。”# 他们在其他地区也被认为是最好的人选，美国人丁韪良也认为，“粤人（按：主要指珠江三角洲人）习于蔗事，且勤不辞劳，古巴人益赖之$”。但是，所有力图招引中国劳工前去的各国政府或公司，都不愿给予中国劳工最起码的平等报酬，或给予最必要的劳动条件和合乎人道原则的待遇，他们之所以要近于狂热地争取得到中国劳工，无非是基于各自利益的迫切要求，很大程度上，乃是企图乘中国积弱，清政府缺乏保护本国人民能力之机，采取“黄奴”，以代替“黑奴”，正如丁韪良在其所著的《中西见闻录·古巴近事》中指出：“禁止贩卖黑人之议起，诸皆争先释放，古巴迫于公论，不得已最后将黑奴释放，而重兴以羊易牛之法，其所用之羊，则中华之粤人也。”西班牙如此，荷 兰、葡萄牙、英、法、美也莫不如此。不少被视为“黄奴”的珠江三角洲人，便被作为填充“黑奴”空缺的最佳人选。在无法按照正常途径招雇到自愿出洋华工的情况下，西方殖民者于是收买和勾结中国一些不法官役和黑社会的地痞歹徒等，以卑鄙的手段掳掠和拐骗中国人“过番”。受雇于西方殖民!"#$ 丁韪良：《中西见闻录·古巴近事》。包令：!"#$年《致马姆兹伯利文》，见《史料》第$辑，《英国议会文件选择》，第"页。罗斯·史密斯：!%&’年《给南非（白人）劳工协会的报告书》，转引自《史料》第(辑，第)&页。约翰·弗尔曼：《菲律宾群岛：关于菲岛的历史、地理、种族、社会、商业及其政治依附的概述》，!"%%年伦敦版，第!!"页，转引自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以下简称《史料》）第(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中华书局!%"!年版，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者的大小歹徒，被称为“客头”，广东人呼之为“猪仔头”，在其主子的唆使下，于广州、澳门、香港以及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城镇设立名为商号、招工馆，实际上是从事拐骗、掳掠勾当的卖人坑害人机构。这些“猪仔头”又以重金收买一些暴徒骗子深入墟镇、乡村，视不同对象或施以不同的强掳胁迫手段，或设立圈套利诱；通过软硬兼施，务求将一些因生计困窘或轻信的人攫入魔掌。这些拐匪往往“暗在各处，私设窟穴，藏匿被拐之人，伺机偷运出海。”! 在广州竟然有悬挂着不同国别旗帜的“洋舶”，在广州郊区的黄埔、长洲一带的河道上，经常泊有!"—#"只排列成行的趸船，用以随时接受拐匪押送前来的所谓“猪仔”。在船上，在“猪仔馆”中，拐匪以绑吊毒打、泡水饿饭等酷刑，逼迫被拐人同意出洋，其方法无所不用其极。对于不愿屈服的人，则“毒打幽禁之，绝之食，更甚者或于夜半毙死之”。" 有时为了防止被害人的惨叫声泄闻于外，故意燃放鞭炮，或猛敲锣鼓，借此以掩盖。对华工拐骗、施暴的情形，彭玉麟曾作如下的描述：粤东澳门、汕头等处，西人设招工馆，应其招者，其人为猪仔人也，而畜名之，即以兽畜之。命名之意，已乖天和，然此尤明招之也。更有寓粤洋人串通奸商，诱卖乡愚于秘鲁、古巴亚湾那等处。其始或炫以财，或诱之以赌。又或倏指为负欠，强曳于船，有口难开，有手难伸，无地可逃。每年被拐者动以万计，及抵彼埠，充以极劳苦之役。少憩即刑 ，告假不许。生入地狱之门，死作海岛之鬼#。这一时期的广州及四邻乡镇，已成为恐怖之域，“省城附近一带村落，行人为之裹足，民情汹惊异常”$。单身行人偶有外!"#$ 咸丰十年闰三月，《杨劳绪奏粤省匪徒拐掠良民贩卖出洋请敕惩治折》，载《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期）》卷#"，中华书局$%&%年版。彭玉麟：《海国公余辑录》卷’(。受害人李洪忠给新加坡华民政务局禀词 ，转引自温维飞：《南洋华侨通史》四，《贩卖猪仔的制度》，上海书店$%%$年版。咸丰十一年（$)("）元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告示。澳门史论稿*$!
  • 出，往往即被下蒙汗药，打闷棍，甚至套进麻袋劫持而去。父失其子，妇失其夫，街头贴满寻人启事；到处可听到沉痛的控诉和血泪交织的呼声，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叹人间何世！在广州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卜列斯顿在!"#$年%月写给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的信中也承认：“黄埔这个地方不幸已成为最猖狂的拐匪围场，他们轻易杀人，罪行累累”!。特别是当时贩卖华工的罪恶活动，都是以殖民国家官、商合伙为后台，使用了中外黑社会势力联合组成的严密网络；从中国内地直到外国岸埠和买主，每个环节都作了有组织的严密安排。“英、荷两属各大埠交通地点之客栈，皆其机关巢窟。在海面者，各输舶之船主、水手、买办，小艇舢板之摇橹桨者，亦其爪牙耳目也"”。可见在国内外水陆之间都撒下了罗网，善良贫弱的人们，一旦误投罗网，焉有能力逃出魔窟，焉有可能摆脱魔掌！运送华工的船只，人们称之为“浮动地狱”，经营这种航运业务，被称为“偷运人类血肉勾当”。当时由中国口岸或港澳到达拐卖华工的口岸，都需要长时间的航行。由香港或澳门到夏威夷群岛要航行&#—’&天；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要’&—!$$天；到秘鲁要!%$天。船商贪利而超额多载，竟将数以百计的成年男子关在一个窄小的底舱中。“苦力们被赶到甲板下面，像罪犯一样禁闭在里面，完全没有光线和空气”，赖以存活的粮、水也被克减到最低限度。有些船主和押运人为了示威，不时还对一些被认为有反抗意识的华工进行捆绑毒打，甚至装入铁笼、锁入铁槛，或倒吊在旗杆之下，禁水禁饭。有些人中途生病，“四五天内没有治好，就用麻绳把他捆起来，抛到海里，或海滩上”#。“华工们要在这个‘地狱’里从中国运往哈瓦那，要越过中国海、印度洋和大西洋”。翻开任何一本各国关于!"&$—!"# 参见!"#$年轻月!#日《美国众议院第#&’号法案附件》，载《史料》第(辑，《美国外交和国会文件选译》，第#&—)$页；又参见!"’*年古巴华工李肇春等!##人向中国官员呈上的禀词，载《史料》第!辑，《中国官文书选辑》第%册，第&"&—&")页。温维飞：《南洋华侨通史》四，《贩卖猪仔制度》。《史料》第(辑，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年间契约华工的记载，都可以看到触目惊心的巨大的中途死亡的数字，其中有病死、饿死、渴死、被吊打折磨死、被推下海溺死、被抛弃在荒岛上致死，以至于自刎、上吊，服药、投海而死的。例如，咸丰八年（!"$"），英国船波特兰公爵号，自香港装载%%&名华工去古巴，在中途病死、被打死和自杀死的就有!&"人，死亡率达%’(；英国船约翰嘉尔文号，在同年装载&’"名华工去古巴，途中死掉!%’名，占)$(；同治十年（!"#!），秘鲁船意沙尼伐鲁号，装载#%’名华工到秘鲁，因逾额超载多达$*(，途中死亡!’&名，占&)(。!以上所述，是指在所谓正常航程中出现的死亡，还有一些更令人不忍卒听的惨状。例如咸丰八年（!"$"），美国船花坛号将载运的"$*名华工禁锁于舱底，用木杠把舱口封死，仅留几个小洞送入食物，在途中此船触礁沉没，但“船长命令放下小船，不去救苦力（不论全部或一部），而是保全他们自己和水手们，⋯⋯根本没有为可怜的苦力作任何准备。⋯⋯"$*名苦力个个都葬身鱼腹了”"。又如，美国船威佛利号，在咸丰六年（!"$+）!*月，装着)$*名华工开往马尼拉途中，代理船长怀疑船上的华工可能组织反抗，先开枪镇压，其后又把华工们赶下底舱，并予封固，翌日，发现约有%**名已窒息死亡。# 就这样，几乎每座“浮动地狱”都用数以百计的无辜生命为代价，记录着苦力贸易的罪恶。即使幸而挨过在国内受拐骗、掳掠的苦难，又幸免死于航运途中，华工到达劳作地点后所面临的境遇，依然是严峻的。同治十三年（!"#)），当时奉派到古巴调查华工情况的陈兰彬报告说：（华工们）其功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多。递!"# !"+*年)月!+日，《美国众议院第+$#号法案附件》，载《史料》第%辑，第#&页。!’$’年!月，《美国人列卫廉致友人书》，载《史料》第%辑，第"!—"&页。参见陈泽宪：《十九世纪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年第!期。澳门史论稿&!+
  • 年各处打死、伤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迭迭不绝。现时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断，请验伤者亦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同治末年，奉派随郑观应视查华工情况的吴剑华也说到：所到之处，按猪仔禀词辄数百纸，据其所述苦情及寮主苛虐之状，受者丧胆，闻者酸鼻，闻各工每日晨起以铁链锁牵就役，饷食不过面包一块，香蕉二枝。日晚牵归，监以黑奴，稍怠则鞭棒交下，击死勿论。夜则严闭一室，用铁环桎其手於木榻边柱之上，转侧皆难，恐其逃也。又有恶犬数十头，间有逃工，则放犬四出嗅气寻觅，十无一免。觅者咬噬拖回，用手枪击死；不回，则终亦咋死，或用火烧死，或置于水牢之中泡烂而死。有一寮主尤凶异常，杀华工以千百计，积其颅骨，垒砌花台，俨示京观之意。噫！何其酷也⋯⋯约计年来物故者，已有十余万人，再逾十稔，秘境华工，无噍类矣，悲夫！"吴氏所言，绝无夸大，甚至连一些比较客观的外国史学家也承认：当时“在秘鲁，华工被分派做的一种恶劣的劳动，就是挖鸟粪石的工作，⋯⋯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酷热的，湿度很高，而且终年无雨，⋯⋯为了使恶神息怒并满足其报仇之心时所曾设想的地狱，也比不上秘鲁鸟粪矿藏的开采和装船时的毒热和恶臭，以及被迫来这里劳动的人们所受的苦刑”#。华工的遭遇，在不同国度和地区，虽然有所区别，但所受到的歧视、凌辱、排斥，却是共同的。“华民所寓新加坡、旧金山、卡（加）拿大，均有身税；至于越南，日斯尼亚（按，指!"# 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辑，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吴剑华：《查视秘鲁华工记》，转引自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陈兰彬：《古巴华工事务各节》，晚清广东地方当局又将其中一部分重印，名为《醒迷编》。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西班牙）于小吕宋，古巴，荷兰于三宝垄，均征华人身税。泰西嗜利无厌，其情然也。”! 至于美国，清朝驻美公使张荫桓于光绪十二年（!""#）评论说：初时“志在开辟西境，招致华人唯恐不力。转瞬而火车铁路四达旁通，沿山煤铁五金之矿采掘不竭。金山荒芜之区蔚为都会。杰构云连，商旅阗隘，微华人之力，曷克臻此？乃不数年而谋限制矣，不数年而谋驱逐矣。近且焚掠枪杀，惨毒不堪”。" “荷属苏门答腊之日里埠，每岁所到华工以八九千计，皆从英属华人猪仔馆分雇前往。猪仔馆之人半由拐卖。荷之园主，虐待华工，往往终身为奴”。# 凡此记载，都以具体确凿的事实为根据，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劳工在各国各地所曾蒙受过的灾难性遭遇。在光绪三十年（!$%&）!%月，有一朝廷命官，称“陈户卿”者，粤人也，以军功膺受五品蓝翎之秩，竟被招工者诱至该处（按，指南非洲）当矿工，不堪其苦，自念曾受朝廷恩命，以不得见用，而至海外受此惨虐，遂吞服阿芙蓉毙命，临死自题数句云：“生长中华四十三，今日不幸来到番，英雄到此也无法，想返中国难上难，我今舍命别阳世，难为众人在此间，同乡做满三年后，顺带弟魂返唐山。”末署“五品蓝翎陈子卿绝命书”$。陈子卿的身世虽与一般华工不同，但其惨遭的厄运却是一样的，多少同胞在饱受迫害和完全绝望之时，仍然关怀着同受诱骗的同乡工友，仍然眷念远在祖国的父老乡亲，仍然希冀能魂兮归来，陈子卿临自尽时的心声，正代表华工们的心境。百年之后，读陈氏这一留言，仍不免一掬同情之泪。当然，中国人民绝不会甘受凌辱，任其宰割。一部晚清的华工史，实际上是一部中国劳工依靠坚韧不拔，英勇抗争，以争取应有的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争取取得在侨居地生根立足，并坚持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坚持与当地人民增进了!"#$ 转引自谢子修：《游历南非洲记》。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光绪八年刊本。张荫桓：《三洲日记》，光绪二十二年刊本。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册。澳门史论稿’!"
  • 解和互助，和睦共处的历史。华工及其家乡的父老，乃至全国人民，对西方殖民者的暴行一直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这在珠江三角洲表现得尤为突出。处于珠江三角洲北缘的广州，人民群众对于以诱卖本国同胞牟取私利的“顾客”和贩子极其愤怒，自发行动起来，对这些坏蛋严予惩处。据当时在广州的英国官员记载，“这些人时常遭到中国老百姓的报复和杀害”!。“广州城内和附近地区的居民已经意识到大家共同面临着一场重大灾难。有些人已经愤愤然地行动起来。⋯⋯只要那些拐掠人口，为非作歹的匪帮，有一个落入他们手里，便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伸张正义，发泄怨愤。因此，在过去十天之内已经有许多人被群众当作拐子杀掉，群众使出了广东人通常在比这为轻的刺激下，惯于使用的那种出名残酷的报复手段，他们疯狂地惩罚了拐子”"。面对中国人伸张正义的行动，这些英国官员忧心忡忡，并惊呼：“这种拐掠人口行为特别易于使到广州城外附近各地游历的小帮或单身外国人处于异常危险的境地，⋯⋯不满情绪可能变成仇恨，⋯⋯不久就要由敢于进入这个国家内地的一切外国人用血来偿还了”#。对拐掠人口的愤怒，很快便波及海外的侨胞，他们义愤填膺，对这种罪恶勾当进行了口诛笔伐。同治十一年（!"#!），原籍顺德县狮江乡旅居日本横滨的华侨谭禹（又名谭警迷子）愤然撰文，并自费大量印发名为《戒拐贩人口出洋论》一书，$痛斥洋人勾同国内歹徒拐骗人口的罪行，文曰：盖闻⋯⋯挺刃杀人，按律犹当严办，机谋陷众，于理实所难容。今有俗名猪仔头者，居心奸险，立志凶狠，惟知益己射利归囊，专以贩人出洋为业，乡隅竖子，既每受其樊笼；村市贫民，更多遭其蛊惑，恶!"#$ 谭禹：《戒拐贩人口出洋论》，!"#!年在日本横滨刊发行，今在东京国立古文书馆有藏。!"$%年!&月’日，《巴夏礼致斯陶本文》，载《史料》第&辑，第&(%页。!"$%年)月!&日，《英国驻广川领事馆阿礼国致包令文》，载《史料》第&辑，第!#’页。!"$(年#月&(日，《包令致拉包契里文》，载《史料》第&辑，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经习惯，罪已贯盈。迩因外国求沽，较诸曩时尤盛，多多益善，逐逐招寻，价值倍增，老幼不择，致使奸们图富，私与番客主谋，⋯⋯不拘各处童男，纷将拐诱；渐至良家妇女，竟欲搜求，鬼蜮猖狂，蝎蛇充溢。名开招工之馆，实为陷命之场，薄海痛心，于兹为甚。迨天番舶开行，引赴议亭讯问，当官报号，悉皆以羊易牛；循例呼名，无非指鹿为马，哀情莫白，隐念难鸣。押送者狞目张张，赴行者低头窜窜，鱼贯蚁队，概行带下乎舟中；犬伏蛇行，遂即拘囚于舱内，呼号对泣，涕泪交横。遍体之衣褐未完，果腹之饔飧莫继，饥寒屡受，苦病丛生，食无箸而卧无床，直等同槽之牛马；身以羁而足以锁，真如入笠之豚。⋯⋯颠连殆尽，喘息微留。⋯⋯试问一年装去若干，十载回来有几？谭氏泣血椎心，其爱乡爱胞之情，跃然纸上，允称至情之文。谭氏的呼吁抗议，绝不是孤立的个人感慨，而是代表了海内外正直人士和珠江三角洲人民的心声。《戒拐贩人口出洋论》一书，一经发表，番禺陈玉池即捐资印送三千本，香山缪辉堂亦捐资印送三千本，郑怡怡堂二千本，番禺胡达朝二千本，南海何雁宾和香山张熙堂亦各捐资印送一千本，其他顺德，三水、新会、新宁（台山）各县人士，在横滨等地开设的华资商店，如广利和、东同泰、广裕兴、东兴、福记庄、德大庄等等，亦各认捐三五百本不等。先后踊跃捐资加印此书者达几百人，印数累计达二万册之谱，通过各种渠道将此书派送回国内，以及各国有华工的地区，希望唤起觉醒，共同抵制贩卖“猪仔”的罪恶勾当。旅日人士共同议定：此书印版保存在横滨市中华会馆内，免费提供任何人加印赠送。! 在!"世纪#$年代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所写的一本小册子，竟然在珠江三角洲旅外同乡中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可说是前所未有的。究其原因，实出自珠江三角洲人民，在被坑骗当猪仔拐卖之患，! 参见《戒拐贩人口出洋论》附载，“喜认芳名”。澳门史论稿%%$
  • 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因此，谭禹登高一呼，珠江三角洲各县旅日同胞，才会如此强烈地纷起响应，由此可见，晚清华工被拐骗出洋的苦难，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以及旅外同胞身心上，均怀有无限的恻悯同情和愤慨伤痛。被拐掠的华工，自不甘受折磨送死，在押运往海外途中，华工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押运华工的船只几乎都是从澳门启航。道光三十年（!"#$），法国船阿尔培号运载华工去秘鲁，为反抗船主的虐待，华工起来制服了船主和水手，将船驶回中国。咸丰二年（!"#%），一艘开往古巴的美国船罗伯特勃朗尼号，船上的华工不甘凌迫，杀了船主和船员，把船搁在沙滩上，弃船逃生。咸丰七年（!"#&），在开往古巴的法国船海丽塔·玛利亚号上，’#$名华工举行暴动，迫使船长和水手弃船而逃，同治四年（!"(#），华工在开往古巴的意大利拿破伦卡尼鲁号起事失败，竟全部被关在已起火的船舱中烧死，这些事迹表明，在被押运出洋途中，华工们以死相拼，宁可用性命相殉以换取自由。外国对华工的虐待，往往激起中国国内的爱国运动，光绪三十一年（!)$#），美国国会连续通过苛例，强迫清政府签订限制华工赴美和驱赶部分华工的条约。对此，广州和上海等地纷纷组织起拒约会，并发动抵制美货，珠江三角洲各城镇商号也纷起响应，广州由潘达徽、高俭文、陈垣等先生主办的《时事画报》刊载《华人受虐原因图》、《西关抵制图》、《广东拒约公所图》、《龟抬美人图》等，都曾对鼓舞居美侨胞、华工，以及国内同胞的反美斗争起过重大的作用。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成为“猪仔”贩运和苦力贸易的重点地区，同治八年（!"()）"月，时任两广总督的瑞麟曾指出：“查洋人拐骗华人之事，以粤东为最多，亦缘粤东为最易。只缘地理情形迥与各省不同，以故拐骗之徒得肆其虐!”。瑞麟仅从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海临江，毗邻港、澳等地理上的原因立论，显然是不全面的，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深层的内在原因。首先，同地区的历史特点有关，珠江三角洲原是移民的社会，富有移民的传统，珠江三角洲人是由南迁的士民和土著居民相互融合形成的，既秉承了中原文化的精华，又吸取了“越人擅舟”，擅于海上活动的传统，与对岸的南海弧形岛国间素有经济文化往来。明中叶以后，以中国海贸中心广州市场的转型为契机，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平民百姓冲破由官宦豪绅把持海贸的格局，前往海外经商谋生者日多。有的留居海外，成为海外市场的接应者，即负责推销运去的商品，并准备回程的商货。随着商业化的加深，往海外谋生者日多，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由于经济机会的吸引和心理因素的作用等多种原因的驱策，到了晚清终于演成华工出国谋生的高潮，在争相出洋的氛围下，既可给拐匪歹徒以可乘之机，又使人们容易受骗。其次，人口的压力日益加重。清初，珠江三角洲因一度充当南明抗清斗争的据点，继而又惨遭“迁海”之祸，曾出现田地荒芜，城镇丘墟，人口剧减的情况。但解除禁令，开海贸易之后，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迅速复苏。康熙晚年，已经恢复到明末的经济发展水平。乾、嘉之后，珠江三角洲随着商业化的进展，经济的发展越发迅速。但是，人口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为快。据笔者就南海、番禺、新会、香山和增城等老!县及先后由此!县析地设置的顺德、从化、新宁、三水、花县等共"#县的统计：洪武年间（"$%&—"$’&）人口(’$()*口，崇祯年间（"%)&—"%((）增至"$)")&#口，清 嘉 庆（"*’%—"&)#）末年剧增至!$*))!’口，清末宣统年间（"’#&—"’""）更突增至*#!()*(口，较之明初，即在!##多年间，人口已增"$倍多，人 均 耕 地 面 积，也 从 洪 武 年 间 的*+#(亩，降 至 明 末 的!+(!亩，康熙十一年（"%*)）因人口剧减曾升至*+(&亩，康熙六十一年（"*))）又降至!+)!亩，嘉庆（"*’%—"&)’）末年，续降至"+!)亩，尽管因沙田的开发，田地面积，已从明初的$(*#!%"亩，扩大到嘉庆末年的&"*’*)$亩。由于人均土地澳门史论稿)))
  • 面积的日益减少，自产粮食不足，势必面向海洋，另觅生计。乾隆七年（!"#$），署理两广总督庆复就曾向朝廷奏报：窃照粤东生齿日繁，山多地窄，每岁产谷约供半年，虽遇丰收之岁，亦必借资（广）西省。又各郡沿海之地，东西千有余里，防海重兵营镇相望，其地皆斥卤，不产五谷，居民以渔盐为业者不下数十万，⋯⋯濒江附域，番舶估船，商贾凑集，转移受雇及艺业糊口之人，总计亦不下数十万，食指均属浩繁。一遇米谷价贵，皆赖官谷平难，别无可以得食之计。!这说明，由于人口与土地的严重失调，其谋生渠道、职业习惯等方面，珠江三角洲都有自己的特点，同“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迥异。其三，自鸦片战争以后，珠江三角洲一直是中国人民与外国侵略者、国内统治集团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持续进行激烈斗争，诸种矛盾冲突高度集中的地区。从鸦片走私到虎门禁烟并爆发了作为中国近代史序幕的中英之战，英割香港和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永占澳门，都使珠江三角洲处于一个特殊的前沿地位，战后 更 成 为 外 国 合 法 倾 销 鸦 片 的 主 要 口 岸。道 光 二 十 九 年（!%#&），全国消费鸦片约’万箱，而以广州为主要市场的南方消费量占(／’。" 由此引起银贵钱贱问题，以及社会风气颓废败坏，游民无业者日增。花县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早期曾在顺德、南海、番禺等地进行宣传鼓动，当他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引起了强烈的响应。咸丰四年（!%’#）初夏，何六（何禄）等首先在东莞石龙镇竖旗举义；接着，陈开、李文茂建号“大宁”于佛山；顺德陈吉，香山搭栅英亦起!"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辑，第#$)页。按!&世纪")年代，英国为满足印度殖民政府和鸦片贩子妄想垄断对华鸦片贸易的要求，在修改中英烟台条约时提出税厘并征，英国人长期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也大力进行斡旋，清朝终于批准了此议，遂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广州又成为合法输入鸦片的主要口岸，参见陈霞飞主编： 《中国海关密档》第二卷，中华书局!&&)年版，第’*$—’*#页。《军机处录副奏折》，转引自《历史档案》，!&&!年第#期。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兵响应，他们多是天地会信徒，但又自称“洪兵”或“红兵”。数月之间，攻克了府、州、县城四十余座，卷入的群众达百万人，并曾邀集各路人马二十万人联合从水陆四面围攻广州城达半年之久。! 之后，又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失败，咸丰七年（!"#$）年底，英法联军侵占了广州，并维持了三年多的统治，珠江三角洲西南部台山、开平、恩平等县，爆发了自咸丰六年至同治六年（!"#%—!"%$）持续十一年的大规模“土客”械斗，死伤达&’万，亡散(’万以上。亡散部分中就有相当数量的人逃往海外。由此可见，战争与动乱频仍，社会持续动荡，乃是鸦片战争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时局特点。西方列强采取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一切手段，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正是这一地区；清朝政府对外屈从，对内加强高压，也是在这一地区有集中的表现。凡此种种，对于该地区大量华工出洋都有着重要的直接的影响。据记载，这一时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在政治上逃避惩处而被迫远渡重洋的：!")"—!"%#年的太平军起义，在几个方面推动了移民。⋯⋯太平军运动后许多年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一直保持着，而恢复秩序的方法又是那么残暴，以致助长了人民逃出这个地区的动机。由于太平军的瓦解，许多参加运动者逃至海外。"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当时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结构，正!" *+,+斯金纳：《泰国的华侨社会史的分析》，译文原载厦门大学出版的《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年，第一、二期。按，直到光绪十八年（!"-&），清朝派驻美、日、秘鲁等国大臣郑藻如，仍认为人口过猛增长，国内政治动荡等均与华工出洋存在着内在联系。他对于三十年前广州的动乱仍心有余悸，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条陈说：“中国人满为患，粤东更甚，现今劫案频闻，乱阶隐兆。岁月增益，滋生日繁，以嗷嗷待哺之众，而生计无出，其势不乱不止。他日祸起，牵动邻省，辗转屠掠，纵能底完，非伤残千百万人，非廪费数千万饷不为功。红冠之祸，可为前鉴，故深忧远虑之士，咸以为欲弭粤东之祸源，非早为择地疏通不可。”（《总署清稿》）参见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杜!-"$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在向半殖民地转型，从而日益加重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并受其控制。一方面，由于开放五口通商和香港的被占，原由广州独占一口通商合法外贸的优势便告丧失，进出口的数量都有明显的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倾销和对原料的低价掠夺，对珠江三角洲原有的工农业生产结构和商品供销网络，均起到破坏的冲击，促使原有的小商品经济普遍不景气。顺德县原有由广大农村妇女织造的斜纹布，历来畅销省内外，但因“洋织布，而土机衰矣，按女布遍于县市，自西洋以风火水牛运机成布，舶至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番禺、花县的妇女本来也以家庭纺织为业，亦因洋布贱售，“遂多失业”"，广州附近竟然“纺织之业，风流云散，至觅一纺纱器具而不可得”#。佛山本是驰名全国的工商重镇，其棉丝织品、铁器、陶瓷等行业均在全国占领先地位，但“自通商以来，洋货日盛，土货日绌，农工不兴，商务乃困”$，“洋纱价廉，故纺织家乡用之，⋯⋯操是业者经营颇苦”，“土丝织品滞销，由于洋庄丝出口日多，复重抽坐厘，原料值昂，成本既重，销售良难。”铁钉、铁针、铁线等行业，都因洋货输入而“销路渐减”，“制造日少”%。甚至连号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 的石湾陶瓷业，亦被日本和欧洲的产品抢占了过半市场，烧窑从一百多座减至五六十座，而且也只能断续开工。’ 这—切事实都说明，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和生产秩序正在进入较为全面的转型和改组之中；以数十万计的男女劳动力，正被无情地排挤出原来借以觅食糊口的生产位置外，丧失了原有的生产手段，生计陷于绝境。当枵腹彷徨，穷困潦倒之际，自然更易于轻信其言，屈从!"#$%&’ 参见林乃6、李北翔主编：《佛山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器语·锡铁器》。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实业》。光绪《南海乡土志》（抄本），转引自《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邬庆时：《番禺末业志》卷)，《工商业》第)。同治《番禺县志》卷’。咸丰《顺德县志》卷(。 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诓骗，甚至明知卖猪仔是一条极端危险艰恶的道路，亦不得不孤注一掷，存万一之念，以图死里求生。同治十一年（!"#$）"月，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瑞麟对此曾作过分析，他指出：粤东自兵燹之后，近年商贾日稀，工艺歇业，游手好闲之辈，往往迫于饥寒，不遑顾及后患。有人导以出洋，止图受雇受工，苟延残喘，无不唯命是听。匪类既藉此渔利，愚民即中其奸计也。!瑞麟作为时任的广东最高军政长官，对于当时大量人口被拐骗出洋的特定社会背景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据笔者检阅现存当时出洋华工诉说苦情的禀文、供词等材料，在叙述到之所以受拐被骗的情形，大都与他们在出洋前的窘迫处境有关。同治七年（!"%"）!!月，《广东华民往必鲁（秘鲁）国雇工三万余人公同具呈控告秘鲁东家凌辱华人事禀文》内称：“蚁等生长华国，身出礼义之乡。为迫饥寒，遂尔远适他乡之域”。" 光绪十四年（!"""）&月，广州府知府孙楫申详，经起获被拐骗人口姚亚石、吕壬凤等!"名“各说无人雇工，穷苦难度”#。因此才会应允出洋。笔者又检阅了较为大量的清朝官方档案和香港保良局档案，稽查了一些具体人的自白，所得结果亦基本相同。例如，咸丰十年（!"’(）!!月，两广总督劳崇光在审判截获被拐骗拟送出洋的冯林、刘福星等&!人一案中，其中冯林自称本来“务农为生，因田被水淹，无法存活”；刘福星自称“自己赋闲已久，很穷”；马秀自称本来是“去广州寻工作”； 周 六 自 称 是 “ 到 省 城 谋 事 ”；$ 等 等。 光 绪 十 八 年（!"($），被拐到香港的顺德县碧江人梁华，因“在家中并无事业，被拐来港”；光绪二十一年（!"(’），高要县东庆村人周韩则因“在家无业，恒逼饥寒”；番禺务德里司人龙可信“向在乡教蒙馆，近无馆教”，“谋生计拙”；佛山人陈大垣则因“向业耕!"#$ 见《史料》第$辑，第$)’—$!&页。《刑部档案》，载《史料》第!辑，第!册，第!!)页。《广东海关监督残档》，载《史料》第!辑，第*册，第(%’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澳门史论稿$$%
  • 种，因日前揭欠本乡陈华灶银!两"钱#分，计至$%月，共本利&两’钱，未能筹还”，万无奈何，于是走上“卖猪仔”的道路。! 每一个受骗的人，具体原因虽各异，但都有一本血泪辛酸账，他们遭受的厄运也是共同的。从华工原先的职业状况、社会地位看，可以看到当时拐卖华工涉及的社会层面是多么深广，甚至如非提供确凿事实，有令人难以置信者。咸丰九年（$#(%），“据广东当局从这些船（按，指停泊在广州近郊黄埔港内的外国趸船）上救出的$!#人的供词，他们当中有$%%人受诓骗，$)人被绑架，两人吃了蒙汗药，只有"个人没有在上船前后遭受拷打或刑逼。这批人中有小贩"!人，手工艺者"%人，小店主和店伙$’人，水手$%人，衙门差役’人，兵勇’人，乞丐$人，失业者’%人，不详者*人”。" 又据香港保良局现存自光绪四年（$#&(）至宣统三年（$*$$）的档案记载，在此三十三年中，前曾被拐骗出洋，个别幸留性命返港转回广州，或已被骗来港被截留遣返的人中，亦有大量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小业主、店员、水手、原在珠江三角洲各城乡码头担任搬运工的“咕喱”（苦力），还有被斥革的士兵、衙役、长随、走江湖的流浪者，甚至还有若干已考上初级功名的秀才、廪膳生员、塾师、医生、粤剧艺人，甚至还有个别已领有“功牌”，受过铨叙的初中级文武官员（最高级的有得赏五品顶戴或实任游击、把总、守备等职的）。这些人成分复杂。但绝大多数都是原生活在以广州为中心的城墟乡镇之中，又多是因丧失了原有的谋生手段和地位，然后受骗的。#由此说明，当年珠江三角洲大量人口被拐骗出洋问题，绝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反常事件，它是有其深远的社会背景的。!"# 见笔者手藏的香港保良局档案复印件。$*#(年冬，笔者曾以"个礼拜的时间阅读香港保良局所藏的关于华工（主要为所谓“猪花”的口供等资料）档案。这些档案数量甚巨，除日本学者可儿弘明先生用这些资料作研究，写出《近代中国的苦力与“猪花”》一书（岩波书店$*&*年版）外，尚乏人研究。+,-,-,./001223/0415617123189:5;<=:;0>9:/5?0/=.>59/5，$#)%，第$，)（附件$*）、$"（附件$"）号文件。转引自《史料》第!辑，第$(%页，注"。见香港保良局档案壬辰和乙来年的口供册。晚清华工出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
  • 珠江三角洲大量华工出洋问题，之所以自!"世纪#$年代迄%$世纪初，历时七八十年之内，人数达三四百万人以上，!引起了如此巨大的社会震荡，既有外因，亦有其内因。它是当时世界上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掠夺的一个方面，是其野蛮掠夺人口资源作为军事侵略和商品（包括毒品）倾销的补充手段；又是清朝政府反动腐败统治酿成的恶果之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因社会转型而引起的大动荡的产物。! 关于晚清全国共有多少华工被拐骗出洋，其中珠江三角洲籍的人口有多少数目，是难以作准确统计的。这因为既缺乏系统的原始登记，又没有完整的资料。只能作一些个案的推算和宏观的估计，从同治十三年（!&’#），刑部郎中陈兰彬等人到古巴的一次调查，可看出珠江三角洲华工在当地的人数占主要地位，此次调查共收到&(份由!))(名华工署名的禀词，另写口供!!’)份，在这些材料中，每个人都详略不同地说明自己的原来籍贯和职业，据此可以看到，这些华工来自粤、闽、桂、川、湘、赣、皖、苏、浙和直隶十省。其中以广东人为多，广东人中又以珠江三角洲人为最多。在署名具禀的!))(人中，据自填籍贯统计：南海县!#’人，惠州府!$#人，新会县’)人，恩平县)$人，东莞县(#人，顺德县(*人，肇庆府*(人，开平县%’人，新宁县（今台山）%)人，香山县%#人，三水县%!人，鹤山县!"人，增城县!#人，四会和高要县各!$人，从化&人，高明和清远各)人，笼统写作广州府的*)人，共&%(人，占#"+。又据记录的!!’)人口供中，被选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人，其中属珠江三角洲籍的就有!*"人，（另有!人为世代驻防广州的满族士兵，尚未计入内），占("+。（参见《史料》第!辑，第%册，第(’"—&’"页）又从当时美国金山的华人会馆看，属珠江三角洲的“三邑”（南海、番禺和顺德）、“冈州”（新会和鹤山）、“恩开”（恩平和开平）、“阳和”（香山）等会馆，均被列在六大会馆之内。由此也可见珠江三角洲侨民之多，陈翰笙先生等在《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的《出版说明》中所作的“清代华工出国达千万之多”的估计，与笔者看到的史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相符。诸如，据美国人杜马·克拉夫·科比特参照不同从事贩卖华工公司代理人的材料，在其所著的《!&#’—!"#’年古巴华工研究》一书中认为：“从!&#)年到!&’#年，从中国上船的华工共十四万零八十四人，而到达古巴的仅有十二万四千二百零五人。”（《史料》第)辑，第!#"页）据傅云龙著《游历秘鲁图经》一书所记，“华人之至秘鲁国，自道光!&年（!&*&）始，光绪元年（!&’(）已!!万有奇，然生存者("$$$耳。”又据咸丰’年（!&()），美国驻华分使彼得·伯驾的记载，据一般估计 ，这一年（按，指!&(%年）约有%#&(!人离开广州出洋，其中必有许多人是去加利福尼亚的赊单劳力。（《史料》第#辑，第*#*页，注"）仅据香港保良局（一个慈善机关）在!&&’年!$月至!&"!年!$月至!&"!年底的#年多时间中，经该局在香港截回并予求助的男女就有%#!%人（据!&"%年保良局致香港当局请救助经费呈文，载陈绍剑主编：《香港保良局百年史略》，香港保良局!"’&年版，第*%$页。澳门史论稿%%&
  • 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一在研究晚清华工出洋问题时，绝不能不考虑澳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起过的特别作用。自!"世纪中叶以来，位于珠江三角洲中段，辖属于广东省香山县的小港口澳门，即被葡萄牙人租住，但明清朝廷一直履行着对澳门的统治权，葡人所获得的仅为交纳租金以换取一定范围内的居留方便，并获得特许，可以对它的本国国民履行内部管理和审判的职能，至于在澳中国居民的户籍赋税、法律诉讼、华洋交涉、来往商船和海关等重要政务仍全由中国官宪管辖，一如内地其他地区。明清两代均在澳门常驻军队，用以卫戍疆土。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历时三百年之久。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葡萄牙刚获准租住澳门不久，就沿用他们在非洲果阿等地贩卖奴隶的故伎，在澳门明里暗里掠卖人口，它“是奴隶贸易的老手”，在进入后，就把澳门作为中国苦力贸易的一个市场和据点。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苦力贸易已经是“以澳门为中心进行的”!。还在入住澳门的最早期，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所暴露，引起了中方朝野的警惕。明代隆庆时期（!&"’—!&’(），广东籍工科给事中、著名谏官陈吾德就激切指出葡人的行为活动已经相当放肆，违背了约定，言：! 邓开颂、黄启臣编：《澳门港史资料汇编》第七章，《澳门的苦力贸易》，广东人民出版社!))!年版。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盖佛郎机⋯⋯至乃结庐城守，据险负隅，挟其重赀，招诱吾民，⋯⋯私通奸人，岁掠卖男妇何啻千百，海滨居民，痛入骨髓。!陈吾德的目光敏锐，洞察到当时还处在初发阶段但已经孕育着的深远危机，并及时提出制止，是很可贵的。在此稍后，另一给事中郭尚宾亦指控：夷人佛郎机，⋯⋯有拐掠城市之男妇人口，卖夷以取赀，每岁不知其数，而藏身于澳夷之市，划策于夷人之幕者更多焉。"这说明了澳门的“苦力”人口贸易，是由于葡人一向以掠卖人口为业，在!"世纪后期即已出现，而且来势颇凶猛。他们对居澳中国居民采取“髡钳械酷，转贩他国”#，以牟取非法利益；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暴力掠掳、利诱拐骗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了中国的社会道德传统和法律规定。《明律》和《清律》都列有不许外国人拐卖中国人，更不许挟带人口出境的条文，违反者，除追缉罪犯、归还人口外，还要对涉案官员兵役人等照交通反叛律处以死刑。明清朝廷和官宪，对于葡人在澳门进行的人口买卖是有警觉和反对的。陈吾德就建议，应严令：“沿海有司着实举行什伍之法，稽查有无私通接济之奸。⋯⋯各处把海把澳官兵严戢百工商贾，迂有阑出，多方设法侦捕。缉获略卖男女一口者，官悬重赏”。$ 到明末万历四十二年（!"!#），广东总督张鸣冈听从海道副使俞安性的建议，在澳门的通衢街道上树立了一座名为“澳夷善后事宜条议”的石碑，其中明令“禁买人口”，“凡新旧夷商不许收买唐人子女，倘有故违，举觉而占3不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这是对葡人恶行作出的当众警告。!"#$% 转引自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陈吾德：《谢山楼存稿》卷!，《条陈东粤疏》。李孙宸：《建霞楼文集》卷#。郭尚宾：《郭给谏疏稿》卷!。陈吾德：《谢山楼存稿》卷!，《条陈东粤疏》；参见《明史》卷$!%，《陈吾德传》。澳门史论稿$&’
  • 清代康熙皇帝以及广东的地方长官，更一再对葡方训诫，责成他们必须恪守中国的法令，不许“窝逃人，买子女”。康熙五十六年（!"!"）四月，两广总督杨琳到澳门视察，就责令澳葡理事官等主要官员，责令他们“须安分守法，不许买中国的人”，“不许带中国人出去。”! 翌年二月，清朝兵部又遵旨宣布：“如有澳门人夹带中国之人⋯⋯查出照例治罪。”" 在盛清强大威力面前，澳葡官员对于这些训谕和警告，总是诺诺连声说：“我等守法，不敢生事”，并一再表白：“我们⋯⋯俱仰藉天朝衣食，又感慕皇上德威，寄居弹丸一屿，代守险要”等美言来搪塞#。但实际上，却是表里不一，澳门的人口买卖市场一直存在。如果说在!"、!#世纪期间，澳葡当局纵容买卖人口，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零散的、数量有限的，但到!$世纪上半叶，经葡萄牙人之手分批拐卖到葡属果阿、西非沿海几内亚湾圣多美岛、普林西比岛和西班牙属的斐南杜波岛，贩卖到巴西的中国人却日见增多，甚至成为有些岛屿种植园主要的劳动力，“这些人是带着铁链被押解到圣多美种植园做工的。”$ 葡萄牙人将这些被拐卖出洋的人口称为“康托拉他多斯”（意即是订立契约的工人），这是他们给予这些“苦力”的葡文官方名称。“尽管名为‘康托拉他多斯’，实际上都是伪装的奴隶”%但也应该指出，当时在澳门非法的人口买卖，绝大多数还是在半隐蔽地力图遮瞒的情况下断续进行的。这是由于，与鸦片战争之后相比，当时世界各国和各地，对中国“苦力”的需求数量还有限，市场还比较狭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清朝政府在当时还保持着强盛的国势，对澳葡当局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威慑力量。根据约定，清朝对于澳葡租居地内，一直行使着维持治安、缉拿奸宄的权力，以中国法律为依据，对居住在澳!"#$% 《史料汇编》（$），第%"!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非洲殖民地》。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以下简称为《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年版，第%"!页，《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非洲殖民地》。《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十七年二月戊戌条。《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册，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门之内的华人与华人之间，华人与葡人或其他外国人之间所发生的民刑事案件，有权独立进行审讯和判决，有权派遣差役进入租居地内收集证据、提讯和逮捕人犯，勘察和查封现场，并饬令澳葡当局必须遵照和协助执行，及时交出中方指名要拘捕的中外人犯。对于所有案件的审办，绝不容许葡官介入或持异议!。根据现存历史档案记载，在清代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的广东省香山县官府，曾派遣差役入澳，对涉及拐卖人口的犯人拘捕并押解回县候审，还警告澳葡官员不得包庇，很值得一读：署广州府香山县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张为拐诱夹逃等事。现准南海县关移前事内开：希即选差干役，即速前去澳门，着令地保刻日拘出现充番鬼买办之吴德飞即德辉，备文移解过县，以凭质讯。等由。过县准此，合行提!。为此牌仰夷目委黎哆等，急照事理，文到立将买办吴德飞即德辉送出，交着来差押带回县，以凭转解收审。该夷目毋得纵放，混以空文率复，致干未便。速速须牌。右牌仰夷目委黎哆等准此。乾隆三十二年十 日承发房承"这份牌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为国内外现存清朝地方官致澳葡理事官，饬令配合缉捕，交出犯法华民的牌、札等文件虽有多份，但明确指出是“为拐诱夹逃”案件的，此为仅有的一件。足以证明清代乾隆时期即已对匿居澳门拐卖人口的歹徒大力查缉，采取司法手段以惩办。从文件的内容看，时充“番鬼买办之吴德飞”，极可能就是早期的“猪仔头”，是借拐卖人口牟取非法利益的歹徒。按照当时清方饬令协同拘捕转解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葡关系史资料集》（下文简称《资料集》）上卷，第$#页，《署香山知县致澳门理事官牌文》，原藏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藏）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文简称为《东波塔档》）下册，第%&$页载：“嘉庆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香山左堂潘札夷目⋯⋯为严拿奸匪，遴选干役四路。尔夷兵仅能巡查夷地，至于华民作奸犯科之徒，非尔夷人所能查缉。如有土宄不法情事，许即指名赴禀。”可参考。澳门史论稿’(’
  • 人犯，葡方只能遵命交出，不敢稽迟，这是有许多实例的，现存葡萄牙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的中文档案即有多件着令澳葡当局立即交出人犯的案例。故此，这个吴德飞极可能已落入中国的法网。此一案例已有力地表明，清朝政府对于查办在澳门拐卖华人人口的案件，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澳葡当局受到震慑，还不敢肆无忌惮地公开对抗。但是，借拐骗买卖人口以取暴利，对于澳葡当局来说，又一直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由殖民主义者的本质决定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澳门的非法人口买卖，虽受到阻遏，但并未绝迹。正因为居澳葡人以及国内沿海不法之徒都视此为发财捷径，如蚁附膻，如蝇逐臭，恍如痈疽在体，有时虽不得已而潜伏，但一旦主客观的形势发生变化，便必然会恶性发作的。三风云突变，形势的变化果然到来了。首先是受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清朝的失败结束，葡国官方视此为翻盘倒算的极好时机，立即反恭为倨，从长期以来外表的“恭顺”一转为特别的狰狞，企图乘中国积弱，全面改变清葡关系，取消清朝对澳门的管治权，急不可待地拒交已相沿为习惯的地租，借以否定中国对澳门的领土所有权；还一再单方面以霸占的方式扩大葡管地界，宣布开放澳门为葡辖自由港，甚至要求签订不平等条约，要索取与战胜国英 国 侵 略 者 大 体 相 同 的 利 益。特 别 是，道 光 二 十 六 年（!"#%），葡国任命一个狂热的扩张主义殖民者亚玛勒出任澳门总督。此人到任不久，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官府原来拥有对澳门居民户口赋税保安和司法审判的全部权力，还使用武力驱逐清朝派驻澳门的官府和官役，实际上，就是要将澳门转变成为纯粹的葡属殖民地。当然，其中也包括要剥夺清朝政府对在澳门非法拐卖人口的禁制和惩办权力。现在葡萄牙里斯本东波塔档案馆藏有一份道光二十七年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在澳门地区拐卖人口出洋的诉讼案卷，这份案卷的内容比较齐全，包括涉案各方的书面申述和处理意见（内有被拐卖人家属的控告状，在内地被捕拐匪的口供，被指在澳门开设“猪仔铺”歹徒的狡辩呈文，广东省番禺和香山两县县官为办理此案的往来文书等，共六件）!。是现在国内外唯一一份有关当时拐骗人口到澳门变卖，涉及清葡官民多方面权益和利害，以及采取迥然不同态度的诉讼卷宗。它具体地反映出紧随鸦片战争之后，在澳门非法人口买卖的猖獗，清葡双方在查办此类案件权力的转移，澳葡官方对罪犯的纵容包庇，受迫害人民吁天无效，有法难申，而“猪仔头”却恃势嚣狂等等情况，有必要做一些论述和分析。这件案件的起因，是广州居民李云琛，向番禺县衙门控告，他的儿子李亚长被一个名叫徐常厚的人，在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谎称代为觅工骗走，其后发觉已被拐押入澳门，秘密禁锢，不许再与亲人联系。李云琛察知有异，便找到徐常厚质问理论，追问儿子下落，并在徐身上搜到代替英国人拐买人口的登记字据，知道儿子已被拐卖到澳门，便将徐常厚扭交到番禺县衙门请加法办，并请官方代为追寻儿子下落。在番禺县衙门，徐常厚供出他伙同另一拐匪黄洪宝合谋拐骗人口，连同李亚长在内，已诱拐了男子朱亚运等共四十名，俱有确实姓名年龄可据。并供出，所有这些男子，均已押解到澳门一所名叫阳成行的商号，东主姓陈名乌，由他经办送往外洋沽售。另一拐匪黄洪宝，则已逃遁入澳门等情节。番禺知县寿祺得供后，立即发文给原来受权管辖澳门政务的香山县衙门，请香山县依照二百余年的旧例，“立即督率兵役，前往澳门阳成行处，查起粘单内开被拐之朱亚运等，移解过县，以便传主给领，并严拘粘单内开有名拐匪黄洪宝等。务获移解并究，请勿有迟。”" 香山县署理知县郭!" 《番禺知县寿祺为查明起解澳门阳成行被拐男子朱亚运等事行香山县丞移抄件》，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这一案卷全收载在《东波塔档》上册，第!%#—!%"页。其中有两份文件即李云琛的控状和香山县知县饬差拘解澳门铺户陈乌的拘票亦收载在《资料集》上卷，第&"’—&’(页，注称是葡萄牙国家档案馆藏件。澳门史论稿%)#
  • 超凡为了慎重，又再对徐常厚进行复审，徐仍“坚称当日诱拐多人均系亲交阳成行陈镇中即陈乌转卖”。据此，郭超凡便在道光二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发出逮捕文书，派出差役汤英、林江二人前往澳门拘捕黄洪宝等案犯，要将他们押解回来，由中国官署依照“清律”审判定罪!。但是，这样的老规矩已经行不通了。首先是，澳葡当局已经不再承认作为臣服于“天朝”的“藩坊”地位，不再接受清方官役可以随时入澳径行拘捕人犯的执法权力。香山县的差役汤英、林江二人只得空身而返，番禺县和香山的县官亦无可奈何，只好听任被拐骗的四十个内地居民被迫上船出洋，这意味着澳葡当局对拐卖中国人口活动的露骨庇纵，也意味着清朝官方对于在澳门地区一切侵犯中国法纪、为非作歹罪恶活动已失去直接制裁的权力。而那个开设“猪仔馆”，从事人口买卖的阳成行东主陈乌，因托庇于澳葡势力，又与外国奴隶买主密切勾结，不但免于被拘捕法办，而且还气焰嚣张。他手眼通天，居然从番禺县衙门，将《民人李云琛为男被徐常厚诱拐转卖禀呈番禺知县控词》这样的官方文件抄录到手，转交给澳葡理事官，而且在抄件之末还写上一段批语，反咬一口，控告“番禺房差串匪棍害良，罪恶天伸有日”"。在交给香山县丞的禀文中，竟然以受害人自居，更一口咬定，“祸因客腊棍徒等在省城串党，恃番禺县房差铸局嫁祸，诬陷良民”#，他还气势汹汹地质问：“声称拐诱男子交乌，转卖何人？再问棍徒等何日带男子到澳卖与乌？每男子价银若干？何人见证立数，买卖男子为中证？”$ 在给澳葡官员的禀词中，陈乌甚至倒打一靶，向洋官呼冤叫屈，为澳葡提供拒绝清方追查此案，缉拿在澳涉案人犯的论据，他贼喊捉贼，!"#$ 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署香山县郭超凡为诱拐转卖男子事饬差拘解澳门铺户陈乌票》，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署香山县郭超凡为诱拐转卖男子事饬差拘解澳门铺户陈乌票》，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竟将受诱拐者及其亲属诬蔑为伪造案情，讹诈取财的“匪党”、“棍匪”，什么“于近年省内所有外来匪党，串局诬害行店，勒索钱财分肥，藉词不见儿子，被行家拐诱转卖。”! 此人为了迎合澳葡当局的需要，不但幸逃法网，而且还敢大肆颠倒是非，强词夺理以大打笔墨官司。只要结合当时时局走势和奴隶买卖日趋高涨的情况来思考，就不难发现，陈乌等的言行不过是和澳葡官方合演一出双簧戏，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这正衬托出，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在澳门拐卖人口的华洋黑恶势力正在迅速扩大和合流，中国良民由此遭受的迫害将更为加深。一场更大规模更加残忍和严酷，事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奴隶贸易正走向高潮，而澳门则被玷污，成为此一戕害人性、践踏人权罪恶活动的聚焦地区之一。一叶知秋，我们所以花相当篇幅以评介此一案例，原因就在这里。四非法拐骗“苦力”出洋的最盛期，是在!"世纪#$年代中叶以迄%$年代中期，但实际上却是延续到!"世纪末，亦即在清代道光后期，经咸丰、同治以至光绪年间，为期约经历半个世纪。中外著作普遍指出，澳门地区在华洋黑恶势力经营和押送“苦力”出洋的过程中，曾经起过特别恶劣的作用。“中国苦力贸易的中心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澳门。”" 澳门“成为最大苦力出口港之一”#。“澳门，香山海口也。葡萄牙人（自称为大西洋人），久居其地，无大生业，恃招工出洋为大业。”$“澳门实为拐贩奸匪窟穴”% 等等。!"#$% 丁韪良：《中西见闻录选辑》，《澳门近事》，第二号。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页。（美）瓦特·斯图瓦特：《秘鲁华工史，!&#"—!&%#》，海洋出版社!"&(年版，第)*页。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载《东波塔档》上册，第!)%页。澳门史论稿)*’
  •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国内人口激增，土地兼并激烈，而战乱频仍，官府索取的赋税又日增，人民被迫离乡背井，流徙逃亡，其中有些人不得不抛妻别子，远蹈重洋，以谋生计，这就是日后演变为华工出洋的社会需求、易于被拐骗、不幸陷入苦力贸易陷阱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世纪初中期，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开拓本国资源和扩展殖民地生产的时期。老牌殖民大国英吉利先后占领了马六甲、槟榔屿、圣赫勒拿和新加坡等地，合称之为海峡殖民地，急于在当地开辟种植橡胶、胡椒的大庄园，迫切需要引入大批廉价劳工；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先后发现金矿，其后又因美国着力开发西部、修建贯通东西的铁路，也急于招纳大批廉价劳工；在拉丁美洲的秘鲁、古巴、巴西等国则因耕耘辽阔的甘蔗、棉花种植园和经营炼糖厂，而秘鲁除制糖业外，还要迫诱从外国输入大量劳力从事开采和装运作为优质肥料的鸟粪矿。当时原供作劳动主 力 的 黑 奴 奴 役 刚 被 禁 止，更显得人力不足，所以都不约而同地着眼于拥有大量劳动力的中国，前来招诱“苦力”，不断派船东来，设立各式机构，使用各种威迫利诱的手段以拐骗华工，掠贩回去。华工是他们驱使以从事最艰苦最危险劳作，用以开荒辟芜、积累资本的重要力量。适应这样的需求，澳门从!"世纪#$年代以后，便成为华工输出的主要始发港，是掳拐苦力的罪恶渊薮。从事这样罪恶活动的外国冒险家和国内败类，纷纷汇聚澳门，并依靠这样的罪恶买卖营造出畸形的繁荣。澳门以对古巴、秘鲁等国输送苦力为主。至于运往美国、澳大利亚和海峡殖民地的苦力则多是由从香港出发的英美等国的船只接运，经由澳门出口的仅为少数。据陈兰彬《关于古巴华工的调查报告》（又名《古巴华工事务各节》）所言：自道光二十七年（!%#&）起，到同治十一年（!%&’）止，中国掠往古巴的苦力共约!’$$$$人，其中仅从澳门一处出口的就有""!#"人!，!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而据斯图瓦特著《秘鲁华奴》（!"##$#%&"&#，’(%)(*&%+%,-&.&/"0%*&1%2）一书的记述，在这段期间“掠往秘鲁的苦力亦共有十万人，绝大多数也是从澳门运出的。”!有一个名叫弗兰西斯科·阿贝拉的人，是古巴一家专门贩卖苦力公司派驻澳门的代理人。他在澳门住了七年，自称先后为古巴、秘鲁、澳大利亚和美国掠运的苦力在十万人以上，供认：从澳门运出的苦力是充满了血腥记录的。"事实也确是如此。“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值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咸丰九年（3456），在一封致美国商务委员埃利奥特的书信中，有人反映出在澳门被掳骗出洋的悲惨处境和过程，说：在澳门建有巴拉坑（猪仔馆），苦力贩子就住在那里，他们同海盗和别人设下圈套，可能时用谎言，必要时就用暴力掳掠苦力。甘言许诺不知讲了多少，以诱骗这些穷苦、挨饿的老百姓，可是这些都是不算数的。大量的人受了骗，然后被迫进了巴拉坑，被禁闭起来，无法向朋友们或地方官通风报信。有的人则是夜间在船上睡着时被抓走，或者在田间、园圃安静地工作时，或从事其它卑贱职业时被抓走，手脚被绑着，匆匆送往巴拉坑，一直禁闭到船来了，在夜间，或白天，偷偷摸摸地运上船去，不管他们怎样要求和抗议，更不顾他们微弱的抵抗。$甚至连个别英国外交官也承认，“苦力贩卖完全具备奴隶贸易在它最黑暗阶段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残酷特征。”%!"#$% 《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78号文件：《苦力贸易》，转引自《史料汇编》（3），第45—49页。李钟钰：《新加坡风土记》。《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38卷，第9号文件，转引自《史料汇编》（3），第33页。（美）瓦特·斯图瓦特：《秘鲁华工史，3476:3487》，第;<、87页。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史论稿=;4
  • 谎言诱骗是常用以掠骗华工的重要手段。从这个意义说来，中国被骗人口的处境比当年单纯被暴力制服，被强迫为奴的非洲黑人更为悲惨。“它比被文明世界谴责为海盗行为的那种贸易更加可恶。被掳拐的非洲人，没有人骗他，说他是转到一个较好的环境去，而亚洲苦力是被虚假的发财致富的谎言所欺骗而陷入魔掌的，他们被欺骗失去自由，把他们骗去供人奴役而从中得利。”!以“黄奴”代替“黑奴”，是当时各国殖民主义共同采取的政策。当时管治古巴的西班牙和秘鲁等国经营这方面“生意”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在澳门设立代理机构，建立起招引“苦力”的网络式拐带组织，以澳门为基地，通连内地广东、福建等省，又以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各县乡为重点，“把招工业务分包给受他们雇用的中国土著人口贩子或苦力经纪人。这类贩子和经纪人深入中国内地去招人，然后把他们带到澳门，送进他们的雇主所设巴拉坑或猪仔馆。”" 正是因此，当时沿海不少人民总是将澳门视为涉及祸福分界可怕的生死场，认为这些人口贩子是罪该万死的恶棍。澳门之所以会成为苦力贸易的枢纽，特别是贩卖到待遇最菲薄、人身虐待最严酷、奴役程度最高、人身安全最无保障的秘鲁等国的主要出口港，并非偶然。首先，是地理距离的方便，澳门具有扼珠江口通海要道的特殊位置，“离中国本土如此之近，以至使澳门成为贩运中国人航道上的一座桥梁。”# 其次，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已三百年，对中国官场，特别是对沿海地区的下级官吏和黑恶势力都十分熟悉而且互有勾结。由于历史的原因，与拉丁美洲各国又有着密!"# 美国议会文件：关于中国苦力从澳门出洋的往来文件，罗伯逊致哈孟德的信，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美国外交文件及公档汇编》：第"%号文件：《苦力贸易》，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英国社会文件选译》，第&号文件：英国外交部官员粤都·罗素致殖民地部官员李德文，引自《史料汇编》（!），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切的联系。事料证明，在澳门可以得到一切便利把拐骗来的人装上船，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人送出去，都可以达到目的，彼此分肥。再次，英美等国到!"世纪#$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减缓，美国开发西部、修建铁路干线的工程已经完成，不但不再渴求华工，而且开始排华；英国在海峡殖民地的拓垦亦粗具规模，要将招纳华工转为比较正规的移民；澳洲的淘金热也在降温。这些国家从经济利益方面衡量，也因为受国际舆论对苦力贸易谴责的压力，故此对在香港装运“苦力”出口的数量和方式有所限制。这样的变化，反而给澳门发展“苦力贸易”提供出极为良好的“商机”，认为是可以专擅的利权，“尽管与移民有联系的诱骗和拐卖的制度不容于香港，而向秘鲁和古巴移送苦力的活动主要是在澳门进行的。”!于是“运载苦力的船只不再从香港起航，而改为从中国南方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启程。”"“澳门很快便成为贩卖苦力出洋的最大港口。这门生意导致澳门商业的迅速发展。”#当北美、澳洲和海峡殖民对苦力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减缓，在政策上亦有所调整的时期，而在拉丁美洲的秘鲁、古巴等国却存在着相反的趋向，“盖秘鲁自立之后，禁买黑奴更属严密，工人日形寡少，该国因有招买华工之议。”$ 大概从!%&’年（清咸丰四年）开始，秘鲁人便相继派船而来，在澳门派驻大批代理人，设立专门公司以拐买华工。其所以特别看中澳门，是“惟有秘鲁小国，见澳门行法之恕，往往有贩卖奴仆者，皆置之不问，于是争相前来，大开栅厂，而竟为此利已损人之事焉！当斯时也，秘鲁既启端于先，古巴即效其尤于后。贩奴一事，!"#$ 坎贝尔著，陈泽宪译：《中国苦力移民》第三章，《外国对中国劳动力的竞争》，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温贝托·罗德默契格斯·)编：《秘鲁的苦力华工》，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美）瓦特·斯图瓦特：《秘鲁华工史，!%’"—!%+’》，第*(页。澳门史论稿*’$
  • 于是又勃然而复兴矣。”! 古巴的情况相同于秘鲁，“自禁止贩卖黑奴之后，我华人竟被运来古巴以替代之。”"秘鲁等看中的所谓“澳门行法之恕”，说白了，就是指澳葡当局对猖獗已极的拐骗活动不但默许，而且是采取露骨支持庇护的态度，实际上是合谋共犯。据澳门当地居民和外国人的记载，当 时 普 设 于 澳 门 各 处 几 百 个 巴 拉 坑（猪 仔 馆），“则是由葡萄牙官吏直接控制的”#，每个巴拉坑都有全副武装的葡兵在门外站岗，以防止和制服“苦力”们逃走和反抗；当解运“苦力”上船的时候，也必有成 队葡兵押送$。一切人口贩子，掮客、代理公司的东主等等，都是澳门有头有脸的人物，可以公开合法地肆无忌惮地经营这样的偏门买卖，“贩卖苦力曾经是，现在也是澳门主要商业。与贩卖苦力有利益关系的人太多，也太有势力。”“（澳门）总督和其他大员一样，是一切作奸犯科的闻知者。”% “这就是（澳门）总督以他的官方行动以及他发行的半官方报纸所支持的澳门苦力贸易的主要特点。”&五从!"世纪#$年代开始，澳门逐渐发展成为各国掳掠华工出洋的要地和“苦力贸易”最重要的据点。由此，也成为多方面矛盾冲突的聚焦点，卷入了漩涡的中心。在历次发生的有关!"#$%& 《美国外交档案》，罗伯逊致哈尔孟函，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据葡萄牙海军与殖民部在!&’!年&月(’日的《备忘录》承认：“在澳门，苦力们由官方武装人员押解上船。凡是载有苦力的船只，船上大部分水手拥有武装，舱口装有铁栅，因此它们应该被看做是奴隶船。”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陈泽宪：《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制》，载《历史研究》，!"*)年第!期。陈匡民：《美国华侨通鉴》，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外务部档案》，同文馆译：《威斯敏斯德评文集》。《外务部档案》，同文馆译：《威斯敏斯德评文集》。 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重大事件中，无不密切关系澳门，备受瞩目。晚清出现的所谓三大事件，就凸显出澳门在“苦力贸易”中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和特别作用。第一桩重大事件，是清朝政府对于拐掳华工出洋的政策，渐从漠视转变为严厉禁止和大力打击犯罪，采取“就地正法”的非常手段，处决了大批以澳门为基地的人口贩子。当然，这主要还不是出发于“爱民”和人道主义的原因，而是因为意识到拐掳成风，必然会严重破坏到国内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统治危机，“匪徒诱骗强拉，以至民心不平，几酿大事”，“中外商民相视若仇，几致激成事端。”! 早在道光末年，已相继出现了广东人民激于义愤，起而处死拐徒，并倡议禁止远送粮柴菜蔬入澳门的事件。咸丰二年（!"#$）为反对拐掠华工，要求驱逐不法洋商，在厦门更发生过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抗骚动。咸丰九年（!"#%）六七月间，又发生了上海人民驱杀拐徒的斗争。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件，都促使清朝政府警觉，深怕烈火蔓延，引起席卷全国的狂飙。对于洋人势力，清朝政府限于国力，一时难以遏制，唯一可取的对策，是加紧对国内歹徒的严厉镇压，企图以此来堵塞住拐骗的源流。根据现在掌握的资料，从咸丰末年开始，到同治年间已掀成高潮，延伸到光绪中期为期约四十年之间，清朝政府曾经摒弃常规常法，对国内捕获的拐犯，采取过“就地正法枭示”，“杀无赦”的政策。这样的断然处置，是由个别省份首先采取的，咸丰九年（!"#%）八月，针对上海地区人民群众自发而起反对拐掳华工的汹涌斗争，两江总督何桂清就将擒拿在案的拐徒王阿福等四人斩首枭示。一用以平民愤，二亦为对拐骗之徒发出震慑的讯息。杀戒一开，官民都雀跃称快。翌年闰三月，御史杨荣绪随即上奏，吁请皇帝下敕，“速将略卖良民之匪徒尽法惩治，庶民害可! &’·()*+),：-+,./01)2+34/)&+)/4，5!67，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代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8$年版，第"6#页。澳门史论稿$9$
  • 除，而边禁从此严肃。”! 他在奏折中力言：夷人招买人口，全在匪徒从中转贩，地方官严禁内匪，其理甚正。夷人亦不致有词⋯⋯该夷人招买人口，若无内地匪徒贪利，从中转贩，岂能满载出洋？"不但以杨荣绪为代表的清朝官吏有这样的看法，甚至连一些外国使节也有类似的观点。由于当时以英美为主的殖民大国与以西班牙（古巴）、秘鲁等国对在华招工问题存在公开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美国的驻华使节亦提请清朝政府应严重注意国内人员为非作歹的恶劣作用，发出照会说：夫招工出洋一节内有若许耻辱可恶之事，据本大臣所闻如果不诬，其错误之处大概皆由贵国官员所至。此事固有不以爱怜居心之洋人将招工出洋一事日渐广大，然非中国奸巧之员与多处不义小人为之帮助，该洋人亦未能自成其事。#咸丰皇帝考虑到中外的意见，认为事难再稽延。他批示着将杨荣绪的奏折缮抄给广东巡抚耆龄等人阅看。随后几年间，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等人，以及中央的刑部和总理务国事务的衙门都先后奏报，必须对拐骗人口的罪犯“立正典型，以昭炯戒”。到同治三年（!"#$），便以皇帝上谕的形式，作出空前严峻的执法决定，谕曰：!"#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十日，《美国全权大臣镂为停止在澳门招工出洋事致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7照会》，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册，第%"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第!!%页。咸丰八年（!"&"），在中美订立《天津条约》的期间，时任直隶总督的谭廷襄曾与美国官员有一段谈话，形象地说明当时一些高级官吏对人民被拐掳的问题还处在懵然无知和抱着不关痛痒的漠视状态，美方官员提议中国应派领事赴美，以保护照料侨民，谭答复说：“敝国习惯，向不遣使国外。”美官员又说：“贵国人民在太平洋岸者人数甚多，不十数十万。”谭竟说：“敝国大皇帝抚有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飘流海外之浪民。”美官员再说：“此等华人，在敝国开有金矿，颇有富有者，似有保护之价值，“想不到谭廷襄却还象身如梦呓之中，答复说：‘敝国大皇帝之富，不可数计，何暇于此类游民，计及锱铢。’”节录自《史料汇编》（$），第!%%—!%$页。类似谭延襄这样懵懂冷血的人是当时部分高层大官僚的写照。但在形势急速发展下，其他大多数人很快就改弦换辙了。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内地奸民及在洋行充当通事买办，设计诱骗愚民，雇与洋人承工。其受雇之人并非情甘出口，因被拐卖威逼，致父子兄弟离散者，不论所拐系男妇子女及良人奴婢，已卖未卖，曾否上船出洋，及有无借洋人为护符，但系诱拐已成，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立决。该地方官获犯审实，一面按约照会外国领事官，将被拐之人立即释放送回；一面录取犯供解审，该督抚提勘后先行正法，按三月汇奏一次，仍逐案备招咨部。!紧接着，刑部又根据上谕的精神，作了重要的补充，具体规定：若诱拐人口闭禁他处，以待汇上洋船，一经破获，其首从各犯，仍照此例办理，不得以未经上船稍从末减。此等奸民丧心昧良，实属法所难宥，若被获之后敢借洋人为护符，不得不即行处决者，准该地方官权宜办理，将该犯先行正法。"颁行这样的法例，在量刑标准的严苛和执法程序的从严从简从快，更将“就地正法”的杀人权下放给地方督抚，而且规定每三个月定期奏报破获的案件、已处决的人数及其犯罪事实，这都是未有先例的。按照清朝法典原来规定，只有对犯有称兵作乱的头领，叛变的军兵以及阵前俘获仍有脱逃危险的江洋大盗，可以由领兵官下令“就地正法”。对其他即使犯有“十恶”滔天大罪，所谓“常赦所不原”的重犯，也要经过一定的审判程序，即要经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所谓三法司合议，对判处了死刑的罪犯还要奏请皇帝批准，才能执行处决。《清律》规定的常规死刑，本来分为两种四类：两种是斩和绞；四类是斩立决和斩监候，绞立决和绞监候。即使是被判了斩立决和绞立决的死囚，每年秋天还要经由中央三法司逐人逐案开列在《秋审勾决册》上，只有经皇帝御笔勾出，列入当年处决的人犯才能绑赴刑场执刑。但在同治三年的立例却突破了常规，对捕!" 《总署清档》，同治三年十月初五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刑部·略人略卖人》。澳门史论稿$%%
  • 获审实的拐卖人口罪犯可以“先行正法”；甚至对存在洋人阻力的案犯，也可以“权宜办理，将该犯先行正法”。所谓“权宜办理”，也就是先杀了再说。还应看到，这样做也突破了平常通行法律的量刑标准，《清律》原有规定，对略买人口主犯的判刑是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的一般是徒三至五年，一般不涉及死刑，更不会受“就地正法枭示”的处置。可见，同治三年的立例，是由于清朝政府已警觉到痈疽起于腹心，不能不操刀一割，不能不采取断然处置。但是，外有洋人主谋牵线，国内歹徒作案后又寄迹澳门、香港，法令所不及，缉捕不能到，只好采取在境内对拐徒法外加刑，这是一种出于焦灼而又无奈的非常做法。这样的严刑峻法，重点是在广东执行。历任两广总督对于擒杀拐犯并按期奏报规定是认真遵行的。现存有从同治三年（!"#$）到光绪末年历任总督劳崇光、瑞麟、英翰、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德寿、岑春煊等人，都有关于此一问题每三个月为一批斩绞人犯的奏章咨文。特别是在同治五年到十三年任两广总督的瑞麟反映的情况更为具体详细。包括处决的人犯数量姓名，供词、缉捕人犯的部门和地点，已斩绞完毕情况等等，很可供研究。瑞麟在同治八年（!"#%）十月给总署的咨文中说到，这一批罪犯是分别在省城广州和增城、花县、三水、番禺、南海、河源、归善、高要、澄海、信宜、阳江等县抓获的，说明拐骗的活动范围已遍及许多州县。而上报侦察结果和执行逮捕的部门，除了上述地区的行政机关府州县衙门外，还有地方保甲局、绿营的镇协和水师官兵等。又可见，在全省的文武系统官佐亦已组成了查缉的网络。拐、逃、缉、捕、杀互相衔接的角力斗争，正在广东全省炽烈地展开。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澳门密切相关。“盖以凡言澳门之地名，人皆未免想其贩卖人口羞恶之事”也。! 这是有确凿事实! 同治十一年五月初十日，《美国全权大臣镂为停止在澳门招工出洋事致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奕7照会》，载《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册，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为依据的。仅就上引瑞麟此次咨文的内容来看，在他汇报已斩绞的!"名拐匪中，内有#"名分别供出，是将诱拐到手的人，“带往澳门卖与洋人，得赃（一次、二次、三次不等）”，是“先后听从驾船载送拐匪并被拐人口驶往澳门售卖”，是“诱拐人口，带往澳门卖与洋人，中途被获”等等。具体情节不尽一致，但以澳门作为出售拐来人口的主要黑市场则是相同的。除了上述#"人的供词外，另有#人供出，被他们拐诱的人是“带赴香港卖与洋人”的（其中有一犯人黄亚发是来往港澳，在两地都出卖过人口），有"人是“图卖出洋，（但）带至省城，即被拿获”，未说明准备送往什么地方，不排除亦有与澳门有关。!除了这一次开列的案情外，其他多次文件反映的事实亦大体相同。不少咨文说缉捕到拐匪七八人或十余人，都是要将骗来人口“卖与澳门洋人”的。可见当时的澳门半岛既是“鬼市抽人税，民脂奉虏粮”"，更是“窟藏蛇蝎污难涤，族混华夷患易留。”# 人性遭戕贼，人权遭蹂躏，充斥着受害人群的悲情冤苦，弥漫着人吃人的暴戾之气，清朝官吏在辖境内将歹徒们斩首示众，是受到人民群众普遍赞成的。关于从同治三年（$%"#）正式立法，将拐骗之徒“就地正法枭示”，直到光绪中叶期间，对这一法规有过争论和变通。是否应再坚持下去，在清朝廷臣和督抚大吏之间也存在分歧。光绪元年（$%&!），广东巡抚张兆栋认为“现在外洋停止招工，拐匪稍知敛迹，自可变动办理⋯⋯拟请毋庸先行正法，仍循定例由（按察）司复讯解勘具题，俟（刑）部到日再行办理。”$ 这位张大人显然怀有霭然仁者之心，害怕诛杀过甚，会冒“滥杀”之名，又防快判快杀难免有草率失误之虞。刑部也一度同意过!"#$ 《光绪朝东华录》，第!"—!&页。陈燮畴：《澳门》，转引自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第$’%页。蔡球：《经澳门作》（$），转引自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珠海出版社’((’年版，第’)页。同治八年十月初六日，《两广总督瑞麟为已斩绞决拐匪五十六名咨总署文》，载《总署清档》。澳门史论稿’#"
  • 按张兆栋之议办理，但旋即受到前任两广总督英翰的反对，认为暂停“就地正法枭示”法规之后，“所讯拐贩之案大半以被拐者情甘出口成谳，皆得显从末减”，罪犯得幸逃法网，而拐卖之风又必再高涨，所以，他建议仍应坚持适用（同治三年）定的法规，“俾犯法奸徒，得以随时就地惩办，不至渐成厉阶，致酿隐患。”! 事实上正如英翰所言，“就地正法”刚暂停下来，人口贩子们利欲熏心，随又掀起浊风恶浪，拐骗之风又再回潮。他们秉性难移，怙恶不悛。光绪十三年，竟出现了自称“熟悉澳门洋船”，“熟悉洋人招工”的骗徒罗五溃为首的诱拐集团，成批拐!"人一起乘船企图外逃到澳门的大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和巡抚吴大%针对以上情况，坚决主张“其确有证据实系略卖出洋而捏称卖往内地者；或狡称被拐之人情甘出洋毫无证据，及妄指转卖处所查无踪迹，时逾三月仍未起获者，均暂行照强盗得罪律，不分首从，一律斩决，先行正法。”#但是，杀人并非唯一有效的办法。对有关罪犯一律“就地正法枭示”，确曾一度遏阻过大量拐骗人口到澳门贩卖的风气，但却未能从根本上禁绝。因为澳门猖獗一时的“苦力贸易”，是植根于当时国内国外畸形的社会结构和需求上，并非一杀可以了事的。直到光绪末年，在澳门地区“苦力贸易”的非法经营才逐渐衰替，是由国内国际社会形势和华工出洋渠道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对此，我们将在另文论及。六第二桩重大事件，是清朝政府派员前往古巴和秘鲁调查被拐华工状况，凸显出在澳门存在的严重问题。同治十二年（!#$%）七月决定，派遣负责管理留美学生学!"#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奏稿》。光绪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广东巡抚吴大2：《为讯办拐犯罗五溃案揭帖》，载《刑部档》。《外交始末记》稿本，转引自《史料汇编》（!），第!&!页。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业的主事陈兰彬，前往古巴查访华工在古巴受苦受虐的实况；翌年五月，又决定派遣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学成归国后职任江苏候补同知，曾直接参与和秘鲁为招工问题谈判的容闳前往查访华工在秘鲁的艰危处境。陈、容二人都原籍广东香山县，对毗邻澳门的情况素有了解，又曾较长期旅居外国，对西方的社会法律制度亦较为熟悉，选派他们前往，是合适的人选。派遣陈、容二人出国，专门调查旅外同胞的悲惨遭遇，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首创的重大措施，它的成果也是重大的。陈容二人不负所托，前往当时由西班牙管治的古巴和所谓民主共和国秘鲁，排除困难，深入到蔗田、糖寮、矿山、鸟粪岛、城乡各地，事先准备好提问的!"条提纲，分地区分行业广泛访问处在不同困境的华工，直接收集他们的生活和生存实况，听取和记录下他们的申述和控诉陈词，汇总编成《古巴华工口供册》、《古巴华工事各节》、《秘鲁华工口供见证》等几大厚册。仅陈兰彬就收集到在古巴华工的口供""#$篇，又收到由"$$!人分别联名的禀帖%!张；容闳亦收集到内容大体相同的重要资料，回国后都呈交给清朝当局。这是一批由受害同胞和泪醮血写成的苦难实录，亦是我民族受屈辱受损害的实在记载。陈兰彬回国后呈报说：抽查所有华工情况情况，面加讯问，据各华工禀，系由中国被拐骗来者十居八九。上船数月，打伤自尽死亡已不止十分之一。迨装到夏湾拿发卖为奴，其买在人家铺店者无几，业经受虐（原文如此。———韦注）；至买入糖寮者人数较众，尤为凌虐不堪。其工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刎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迭迭不绝。现时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亦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 转引自《周家楣代拟总署致日（西班牙）使及各使并各省大吏各关道总税务司使书》，载周家楣：《期不负斋政书》，《总署书》&，第"!—"$页。澳门史论稿&’%
  • 容闳回国后，亦向主持与秘鲁谈判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面禀，在秘鲁“华工十数万受虐戕生，呼号惨酷”，“华工到后被卖开山、种蔗及糖寮、鸟粪岛等处，虐待情形较之黑奴尤甚，合同年限之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情形实可惨悯。”“该国虐待华工甚于犬马，受虐自尽者每日不知凡几，凡有血气之伦，莫不切齿。”!必须指出，清朝政府之所以下决心派遣陈兰彬和容闳肩负特别任务出使，一是因为西班牙和秘鲁两国来谈判的外交官都极善于颠倒黑白，将华工在彼处所受折磨虐待全部抵赖，西班牙的公使竟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硬说：“华工在彼，各安生业，毫无蒂畏”"，“所有招去工人，皆作小本买卖，该处省城开设铺面甚多，颇有利息，本地人反有妒嫉之意。有不返中国者，皆系安土重迁，自己不愿，并非地方官不准。”# 秘鲁派来商议订立条约的使臣葛尔西耶两次来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直接谈判，也是矢口否认在秘华工有受迫害之处，坚称“并无凌虐情事”，并指在秘鲁华工突破封锁，递送回国的呼号求救信函所述，以及各国报刊登载华工在秘鲁悲惨遭遇的报道统统都是“谣言”，“全是空话，未经讯问口供，不足为凭。”$如果不做实地调查，不掌握第一手资料，实难揭破他们的谎言，亦无法签订通商条约，于是有派员前往实地调查之举。另一方面，清朝派遣使节前往古巴秘鲁之能以成行，亦反映着英、美等国在华工问题与西班牙、葡萄牙、秘鲁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美澳加以及英属海峡殖民地由于内部经济政治情况有了变化，不再需要华工的劳动力，但却眼红和不满西、葡、秘等国使用更残暴更野蛮的办法独占使用华工的利益，而且澳门苦!"#$ 同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直隶总督李鸿章《论秘鲁立约》，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七日，《西班牙公使言古巴并无苛待华工情事致总署照会》，载《总署清档》。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署理西班牙驻华公使力请允照英法例许招工赴古巴致总署照会》，载《外务部档》。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力贸易的畸形兴旺又必然要影响到英占香港的利益。所以，也极力鼓动清朝派员前去古巴和秘鲁，借以出对方的丑，衬托自己标榜的“人道”和“文明”，因此，对陈、容的出使也表示支持，和在舆论上对西葡秘等施加压力。为此的斗争是激烈的。陈兰彬在出发前，西班牙公使即公然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斥“贵衙门不变（辨）真伪，听信讹言”，不可“相信新闻纸之讹言，纷纷议论。”! 他又挑剔陈兰彬所带随员的身份和国籍，不同意有外国人随往；又谓如因此未能招到足额华工，要清方赔偿巨款；当陈、容到达后，西班牙和秘鲁当局为掩盖事实真相，极力拦阻他们“私下访查”，秘鲁公使节爱勒谟尔在天津竟面向李鸿章说：“容系往该国密访，并非如专条所云，会同该地方官商办，不足为据。”"西班牙的官吏和庄园主还极力拦阻华工集体同来面见华官。有华工联名写信给陈兰彬，说“闻贵驾到此察问古巴之事，众等欲为面禀，无奈东人言选人八名面见，万不许多民等见。东人如此严法，故众人隐迹难言。”# 在秘鲁的华工还密告容闳，他此行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请他严加戒备。可见，陈、容二人是突破西班牙和秘鲁当局设置的重重阻碍和刁难，然后才分别取得大量原始真实的情况，是来之不易的。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被陈兰彬和容闳访谈过的华工中，约十分之九都申诉本人的苦难实开始于澳门。同治年间，香山籍诗人梁煦南，曾经写过一首名为《澳门行》的长诗，其中沉痛地叙说到不少同胞在澳门沦为“猪仔”的悲惨处境：“髑髅髑髅也休怪，汝若死后当豚卖。琅4阵阵愁无颜，夷人买人行开山。”枷索琅4，形同髑髅，命同猪羊，确是当时被害华工的真!"# 梁煦南：《澳门行》，转引自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晚清卷，第!"页。《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二册，《访问格颠刺司城》记录。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日国署理钦差丁为在澳招工往洋事致总理衙门照会》，载《军机处照会档》。澳门史论稿#$%
  • 实写照。据《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一册所载：据生员洗佐邦十四人禀称：被澳门洋人广布匪党掳掠骗诱，一入到猪仔馆就不得出门，一下到猪仔船，便不得登岸。任凭锁打押过大洋，及到夏湾拿，卖人行剪辫改装，听人拣卖。⋯⋯施致和等二十九人禀称：在澳门被骗拐到吕宋国古巴岛。⋯⋯游击张峦等三十一人禀称：葡萄牙人串同西班牙人，专交结中国匪徒，以拐卖人口为业。⋯⋯生员李肇春等一百六十六人禀称：被葡萄牙人勾结匪徒，前后陆续掳掠到澳门猪仔行。⋯⋯唐联升等一百七人禀称：被葡萄牙人结党掳拐，由澳门装到古巴，发卖与糖寮各处为奴。⋯⋯又据张荣纪供：有洋人到浙江温州府平阳县地方，招有十几人同到澳门。又余阿照供：有外国人会说中国话的，拐骗我到澳门猪仔馆顶名。⋯⋯!根据以上情况，陈兰彬总结说：此次抽查华工一千一百七十六名，面录供词，由澳门被掠去文长泰等六十六人，诱骗去曾二斋等六百九十人，诓说顶名骗去刘阿瑞等五十一人，因赌钱骗去黄阿木等九十四人，“合共九百六十六人。”"如果加上从广东省城和浙江温州等被骗从澳门转口出洋的人，当超过一千余人，占抽查被拐人员的绝大多数，据不完整的统计，“澳门一处，自道光二十七年（!"#$）至同治五年（!"%%），装去六万三千四百五十五人。自同治六年至今年（同治十二年，!"$&）三月，又装去三万五千六百九十四人。”#又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同治九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 《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一册，第一条。《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一册，第一条。《古巴华工事务各节》第一册，第一条。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华工三百十三人。同治十年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秘鲁船十九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拐风益炽，而皆以澳门为出路。”" 说澳门曾经是当时苦力掳掠的罪恶黑窝，实非虚言。在古巴和秘鲁身处极其艰难困苦境地的华工，根据本身的遭难历程，也考虑到尚在国内的同胞仍有误投网罗，有再受诱拐的危险，因此不约而同地紧急呼吁国内官宪，务必注意澳门业已成为华洋黑恶势力密相结合，豺狼横行之地，吁请祖国官民必须提高警惕，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直捣窟穴，锄除祸源。在古巴夏湾拿城，有华工杨允、温达圃等!"#人联名上书给陈兰彬，沉痛而言：“伏愿严禁澳门，先绝其引来之路，超生我辈，复开其再造之天”#。在秘鲁，粤东会馆阖省众人也请容闳转禀当道：“伏乞宪台怜悯，除却致害根源，详审其弊端之所由来。无论澳门远近，不许其招集黎民载往外国。切勿信其欺骗，陷溺生灵。不独蚁等感恩，即为国家亦为幸甚。”$这两段由身处异常困境的华工们集体写出的建议文字，言简意赅，充溢着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意。在建议中郑重提出澳门问题，不但是基于本人不幸经历的切身体会，而且更是着眼于对国家利权和国内同胞的关爱。他们沦落天涯，绝大多数人甚至会含冤抱恨，终将埋骨于异国，但血脉相通，仍然翘首中华，盼望国家振作有为，警告同胞们切勿重蹈覆辙。我们在百余年后重读遗篇，仍然心潮澎湃，深为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感染，觉得这两段建议文字十分珍贵，华工们的高贵情操值得尊崇纪念。!"#$ 光绪元年十一月初七日，《容闳致两江总督沈葆桢禀帖》附件，《秘鲁华工禀语》。《古巴华工呈词节录》第二册，《夏湾拿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南洋大臣何8为派员往日查办秘轮拐运华工事致总署函》，载《总署清档》。按，当时中国的官私文书多将西班牙的国名翻译为日斯巴尼亚。所谓日国，就是指西班牙。《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澳门史论稿$%$
  • 七第三桩重大事件，是否准许在澳门继续招工出洋，是清朝对外谈判中的主要争论的焦点。从同治三年（!"#$）开始，清朝政府即着手对各国在华招工问题加以管理，要订出一份《通商各口招工章程》，但又限于国力，无法独立制订，而且制订出来后又担心能否被各国接受，于是只能委托由英国人担任海关总税司的赫德起草，并通报各国取得同意，而且，是借助由外国人控制的各口海关为主体，会同地方官负责执行。! 可见，清政府是在孱弱的基础上，企图借助外力来制订和执行此一章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承认：查招工一事刊入条约，本因各洋人借招工之名行拐骗之实，是以详立章程，密加防范。前因本处与英、法各国公使议定章程二十二条奏准通行，其意不在代为招徕，求招工之可行，而在就事补苴，冀招工之不遽行，即或行焉而犹得志其太甚之弊，为华工开求生之路也"。“为华工开求生之路也”，其辞甚哀。正因此，在议订《章程》的过程中，便十分注意到有关澳门的问题。因为多年以来，每年有上万人从澳门出口，是“苦力贸易”的重灾区，无数人受诱拐受抢掠受迫勒，甚至被杀戮，其人一去无回，亦向无认真查询追究，亦多与澳门密切相关，久受中外舆论抨击，清朝政府亦备受压力，因此起意要禁止再在澳门招工，并希望得到英、法、美、俄等所谓“列强”的同意。同治五年（!"##）《章程》基本定稿，在正月二十九日给各国发出的照复会申明：!" 《总理衙门致闽浙总督及福州将军请照招工章程办理书》，载周家楣：《期不负斋政书》，《总署清档》第二卷。《章程》第一款即明文规定：“凡有条约之外国人，在通商各口岸开办公所招工出洋应由该口海关监督稽查总办，所有一切事宜均由海关监督随时会商本省督、抚部院，按照条约章程酌核妥办，以便各关口划一办理。”可见，执行《章程》的主办方是在外国人控制下的海关。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查澳门一处，多有内地奸民拐骗抑勒承工，沿海附近民人深受其害。该处现尚未设有中国官吏驻扎，实属无人照料。所有澳门一处，未便遽准华民由彼承工出海，应请贵大臣于转谕各商此件章程时，一并谕知各商，不准在彼承工，并贵国商船亦不准在彼处装载承工华民出洋，以期周密，是为至要。!总理衙门的考虑是，在取得势力较大的英、法、美、德等国的承诺后，不准在澳门继续招工出洋的问题，便可能基本解决，以为澳葡当局和西班牙、秘鲁等国亦难以固执顽拒。但事态的发展并不符合他们原先的估计。在接到此一照会之后、英、法、德等国虽然都提出过一些异议，要求酌为修改，适当放宽，但因为已不关系到它们的根本利益，并未坚持。而西班牙和秘鲁政府却顽固坚持异议，抗拒执行，潜与它们结盟的澳葡当局也在暗中鼓劲。主要原因是，当时在西班牙管治下的古巴，以及名为民主国的秘鲁都具有广袤的土地，大量种植甘蔗棉花，而且秘鲁从!"世纪初即大力开发境内的鸟粪岛，挖掘鸟粪作为优质肥料出口，但严重缺乏劳动人手，因为它们过去主要是依靠奴役黑奴从事生产，在美洲普遍宣布解放黑奴以后，就出现了劳动力的大缺口。它们本国人民又嫌蔗田和矿山的劳动过于苦累，索要工资也较高，而且又不肯接受雇主任意的欺凌，两国政府和富商农场主便转移视线到东方，要大力从中国诱骗人手前往，作为黑奴劳动的主要替代，为数十万人以上的中国劳动力便成为古、秘社会经济赖以保持兴旺和发展的重要支柱。它们与澳葡当局长期勾结，并与中国沿海的黑恶势力结合，在澳门广设诱拐网络，以扩大吸纳中国人力的来源，视此作为维持本国奴役劳动的基础。当时的澳门，与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和秘鲁，已构筑成一条输送“苦力”的海上黑运输线，利益攸关，西班牙和秘鲁政府是绝不甘停止在澳门招工的。《章程》公布以后，西班牙政府便公然表示不肯接受禁止在! 《总署清档》。澳门史论稿#$%
  • 澳门招工出洋的规定，借口在未取得中国开放其他口岸以代替之前，坚决要硬赖在澳门继续强行招工。它的署理驻华公使在致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说：近年以来，在澳门招工出洋者，较之他口甚多。今据贵衙门以澳门招工不甚相宜，本大臣无管辖该处之责，亦愿饬令本国民人移于别口招工。无如贵衙门不肯见准，本大臣亦无别法，自可令其在澳工招工也!。又故意挑衅说：中国既准英、法两国招工，而独不准西国，得毋不公乎？"此人竟认为中国政府有义务专设一口岸以方便他们招工，又故意歪曲英、法等国已允诺停止在澳门招工的事实，继续胡搅蛮缠，说什么因为禁止在澳门招工，不准华工前往古巴，已使西班牙有关公司蒙受了巨大损失，索要赔偿损失，甚至开出清单，要求赔给洋银三十三万三千余元的巨款#。甚至在陈兰彬所撰在古巴华工实况的调查报告公布，引起国际舆论哗然之后，竟恼羞成怒，硬说陈兰彬反映的情况是“假言编造”，是“无辜之谤”，要求清朝将陈兰彬“参退”，并着令“赔罪”，还倡言要交给什么五国“公断”等等。$ 这些无理饶舌，当然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清朝政府在复照中说：“所请碍难照准”，将他的诸多讹诈需索顶回去，而各外国也多表示冷漠，这个公使渐觉无趣，只好不了了之，但在澳门仍在继续招工运走。为禁止在澳门继续招拐华工出洋问题，在外交场合与秘鲁!"#$ 同治十二年九月十六日，李鸿章：《复秘鲁葛使》，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同治十二年四月十六日，《西班牙公使因不许招工所受损失要求赔偿致总署照会》，载《总署清档》。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署理西班牙驻华公使力请允照英法例许招工赴古巴致总署照会》，载《外务部档》。同治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署理西班牙驻华公使力请允照英法例许招工赴古巴致总署照会》，载《外务部档》。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的谈判，经历过更为尖锐的对峙和反复的辩论。秘鲁政府专门派遣葛尔西斯为使，在同治十二年（!"#$）九月和翌年三月两次到天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当面谈判，表面上是为“求议和约”，而实质性的问题，却是在于强求允准在澳门继续招工。所以甫一接触，便立即引向有关澳门的主题。李鸿章在正式开议前的九月十六日，便以书面照会葛尔西斯，申明：查上年中国通行各国照会内载：凡系无约各国一概不准设局招工，其船只不准搭载华工出洋。即有约各国，亦不准在澳门招工，均经各国一体知照在案。贵国向系无约之国，照章应不准装载华人出口，其私行装载者无非拐骗贩卖，实中国百姓所共恨，亦万国公法所不许。又指出：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同治九年秘鲁船一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三百十三人。同治十年秘鲁船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五千九百八十七人。同治十一年秘鲁船只十三只在澳门贩载华工九千三百八十一人。此皆系大帮之人，贵国并不查禁。近又据粤海关税务司报称，本年七月间广东省城黄埔河面有秘鲁船七只前来招工，因其违背通行章程，谕令驱逐出口。以上各节，是又帆船帮禁载大帮华人未能照办之证据也!。李鸿章先发制人，列举大量确凿的事实以应对，并提出“若遵将招去华工全数送回，即订于十八日再来晤商。”"李鸿章之敢于对秘鲁来使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是因为已了解到秘鲁国小力弱，又迫切要求继续招纳华工，而且因为它残苛凌虐华工久已喧传于国际，不得人心，失道寡助。故此，清朝可以有理有据且相对有利的态势下，与葛尔西斯进行交涉。在这一次与秘鲁国进行的外交谈判中，李鸿章还选用了刚!" 李鸿章：《论区画秘鲁使臣》，载《李文忠全集》，《译署函稿》卷%。李鸿章：《复秘鲁葛使》，载《李文忠全集》，《译署函稿》卷%。澳门史论稿%&’
  • 从美国因公回津的容闳，特许他以同知的职衔参加会议，参赞机要。年轻的容闳因为熟悉外国的语言文字和政策法令，在会议中能针对要害问题揭破对方的歪理和诡辩，例如，葛尔西斯片面强调，华工应遵守之前在被蒙骗状况中签订的合同，“容闳因言美国向无立合同年限雇工之事。华民在金山等处佣工，去留自便，美官不能勉强勒5，即有先立合同者，若不愿当，随时将合同缴销，作为废纸，该国亦应照办。”! 用国际惯例驳斥秘鲁颁行旨在束缚华工人身的特例，葛尔西斯亦无言以对。容闳还奉派持清方《章程》要点英译本去见葛尔西斯，当面解说，鉴于葛对“澳门不准招工装载华民一节，甚有难色。”"，“该员因力辨澳门招工之弊。”# 可见，他受委派独立交涉，肩承着折冲尊俎的重任。像容闳这样拥有世界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在中秘谈判中已崭露头角。更为重要的是，容闳向李鸿章建议，要在禁止在澳门非法招工问题参照国际公法加强惩办的力度，力言：只不准在澳门招工，并无如何罚办明文，似觉不甚吃劲，欲借用万国公法西洋通例，处以海盗之法成案，以示炯戒，姑自秘鲁发端，庶以后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专在澳门狼狈为奸者，或稍敛戢，而中国亦易照章惩办。李鸿章认为容闳之议可采，说：“中国欲正疆界，除后患，必须在此处着力，所谓一语可抵千百。”$ 评价是很高的。按照国际公法中对海盗的惩治条例办理，对于已被骗上船的华工，纳入了受保护的范围，应该全部释放并遣还本国，而!"#$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李鸿章：《论威使劝解并拟章四条》，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李鸿章：《论威使劝解并拟章四条》，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李鸿章：《论威使劝解并拟章四条》，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李鸿章：《论威使劝解并拟章四条》，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偷运华工的船只则应被定位为等同于海盗船，不得再在各国口岸随便停泊，即使在航行途中，亦可以受到拦截缉捕。这是对遏制非法“苦力贸易”十分有力的条款，虽然当时只发生过个别按此处理的案件!，但对各国不法经营，被指称为“海上地狱”的“猪仔船”船东及其背后的主子们亦是一桩实在的震慑。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中，由当权的老派官僚参用留洋的知识分子作为参赞，利用他们“熟于洋语洋律”，“熟谙美、日、秘等国情事”"，派遣他们出使进行实地调查，吸收他们参加谈判，接纳他们的划谋献策，在有关遏禁外国拐掳华工出洋问题的斗争中，取得了一定成果，亦开了先例。正因为掌握和运用了必要的国际法律以及历史和现状的知识，故由李鸿章担任全权大臣主持的中秘谈判中，清方能够处于主动的相对有利地位，逐一驳回了秘方各种不合理的论据，终于达成了不准在澳门非法招工的协议。禁止在澳门继续拐骗华工出洋，是中秘谈判的中心议题，因为“澳门界不中不外之处，素为拐匪渊薮”，具有地区的特殊性。秘鲁方面就企图利用此一特点挟葡萄牙以自重，狡辩在澳门招工有理，认为中方无权干涉。针对此一焦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据李鸿章记述与葛尔西斯在谈判中的发言确是抵瑕蹈隙，针锋相对的。而关键所在，乃在澳门是否仍准招工。他说：所最要者，招工流弊无穷，澳门贩运已久，华工既在秘鲁受苦，以后若仍开招，害将何所底止。⋯⋯添叙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等语。为此一条反复争论，!" 这是指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有秘鲁船玛也西号，载有被拐骗华工二百余人，从澳门开行前去秘鲁，途经日本横滨港时，经日本官员截留讯办，用函件通告清方，最后由清朝南洋大臣张树声派员到日本，将该船私载的华工全部领回，交原籍州县领回，与亲人团聚的事件。参见张树声为此事申报的奏折及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载《总署清档》。光绪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恭亲王奕7等：《奏请派陈兰彬、容闳出使美日秘鲁等国折》，载《朱批奏折》。澳门史论稿!"#
  • 字字较量，几于舌敝唇焦。!以下一段记录是非常形象的：该使云⋯⋯当初在澳门招雇，订立合同，系按秘鲁、葡萄牙两国公例。澳门系葡萄牙所管，非中国所管，即不合中国之例，亦不算错。告以澳门实系中国地界，葡萄牙租住有年，如上海洋泾浜，天津紫竹林租界一样，岂得谓非中国所管。该使谓历年招工船只在澳门，何以中国无官查禁拐骗等事？告以葡萄牙违例占据，开设猪仔行铺，借以渔利肆毒，各国皆所不齿，中国正与争论，将来定要设官查办。秘鲁在中国地方贩运中国良民，乃犹与葡萄牙扛帮作弊耶！该使云向以为葡萄牙之澳门与英之香港等，故澳门只能行葡国之政令，不能行中国之政令也。告以香港明系中国让给，英可自专。澳门究系何年让给，果见明文否？该使嘿然"。几经辩论，由于澳葡当局格于香港英国总督已宣布禁止从香港出口输运“苦力”到古巴和秘鲁，也考虑到中方态度严峻，更害怕为此招惹起中国官民更大的恶感，万一封锁关闸，断绝粮草供应，将立即影响到它的生存条件，这是澳葡当局的死穴。为此被迫宣布从即日起在澳门停止招工。港澳的口岸均已暂告封闭，秘鲁实难以孤立顽抗，因此在同治十三年（!"#$）五月，不情愿地承认在《条约》第六款中添叙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的文字。八以上，笔者以所谓三大事件为纲要，论述了!%世纪$&—!" 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李鸿章：《述与葛使辩论各节》，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七日，李鸿章：《述秘约定议》，载《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晚清华工出洋与澳门的﹃苦力贸易﹄’$%
  • !"年代在澳门进行“苦力贸易”的问题。主要原因是，这三大事件都不失为关系到澳门“猪仔买卖”的聚焦点，可以较全面地反映出当时中国朝野对澳门特殊情况的重视，和对当地拐掳之风盛行的防范和抵制，所有各种刑法的执行，派员出使和外交谈判等等，无不是针对澳门以展开的；也可以看到当时英、美、法等国和西班牙、葡萄牙、秘鲁等国对有关问题的立场、观点有所不同，利益歧异。澳门问题已被深深地卷入国际关系的连锁之中。当时，在祖国南海之滨，秀丽的澳门半岛已被华洋黑恶势力严重玷污，遍地血腥恐怖，几成为人间地狱。这是在澳门历史上出现过的一股腐臭的浊流，一道被强加的创伤，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澳门居民世代不能忘记的。“苦力贸易”之所以能在澳门兴起，放辟邪侈，肆意作恶，几达半个世纪之久，而又终归于衰落，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现象，有着它赖以依托的国内国际社会经济和政治空间，是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和组合。各式人等，各种政治力量都无法回避此一问题，必须表明态度。目前国内外相继公布有关数以几百万字计的历史档案，提供出各种重要的历史事实，正为人们钩深索隐，客观公正地作出评论，提供前所未有的条件。噩梦重温，正是为了不敢淡忘澳门的、更是全民族的苦难，亦为了辨明是非善恶，还给历史以公道。澳门史论稿#$"
  • 韦庆远教授主要著作目录!"《中国档案史稿》，!#$%年在《档案工作》杂志全年连载。&"《明代黄册制度》，!#’!年中华书局出版。("《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奴婢制度》（合著），!#*!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清代的矿业资料》（主编），!#*(年中华书局出版。’"《档案论史文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年中华书局出版。*"《明清史辨析》，!#*#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按朝代先后顺序体系撰写的体系，合著、主编），!#*#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清代的旗地资料》（主编），!#*#年中华书局出版。!!"《清代全史》第四卷（主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政治制度史》（按职责系列撰写的体系，合著、主编），!##(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清末宪政史》（合著），!##(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明清史新析》，!##$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隆庆皇帝大传》，!##%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年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韦庆远教授主要著作目录&’!
  • !"#《中国官制史》（合著），$%%!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澳门史论稿》，$%%’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编中国政治制度史》，$%%’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部《新编》，是韦庆远和柏桦两人在前此同名两书的基础上，作了较大量的订正充实，并全部重新撰写的。$%#《明清史续析》，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澳门史论稿$)$
  • 后 记拙集之得以顺利出版，首先应该感谢澳门基金会和广东人民出版社，他们共同决定出版《澳门丛书》。双方共同研究选题和出版事宜，将赓续出版有关著作，以及时反映海内外对澳门研究的状况和成果。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学术工程，必将有力地推动包括澳门史在内的整个澳门学的深入发展。拙集得以被选入丛书，实为荣幸。本人参与澳门史的研究，实因受到粤澳两地师友们的殷切引导和督促。在澳门方面，按姓氏笔画有 刘品良 、刘羡冰、刘美如、刘芳、陈树荣、吴志良、郑国强、郑德华、黄逸峰、彭海铃、霍启昌等先生，他们长期在澳门从事学术研究，对澳门的历史发展和人物典故，对档案文献的收藏和价值评估，特别是对海内外的研究动态发展，都有深入的掌握和钻研。在内地方面有邓开颂、叶显恩、李庆新、汤开建、陈忠烈、黄启臣、章文钦等先生，他们都是研究澳门史和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造诣很深的学者。这两部分师友中不少人已经著述等身，成果灿然，本人在研究工作中得以参考征引和吸收他们的成果，深受教益。今乘拙集出版之际，再次向他们表达谢忱。广东人民出版社赵殿红先生是本书的责任编辑，他对拙集的选题、文章的取舍，以至编排顺序、史实校订等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提出了极好的见解。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陈贤波同学参加核对史料，避免了谬误，都是应该感谢的。韦庆远!""#年$"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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