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過 十 字 門 Abrindo as PortaS do Cerco 金國平 著吳志良 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出版 2004年 2

過 十 字 門 Abrindo as Portas do Cerco 作 者：金國平·吳志良 封面題字：韓美林 封面篆刻：林 近 封面設計：李耀斌 出 版：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版 次：2004年 5月第一版 印 數：1000本 排版印刷：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發 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 價：澳門幣 90元 ISBN：99937－35－05－1 3

目錄 1. 澳門在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 ............................1 2.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 ——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 .........................................................27 3.“南澳”地望、中葡議和重點及年代新辨 .........................49 4.澳門與媽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傳播 ——澳門的葡語名稱再考..............................................................73 5.霍韜父子與澳門...........................................................................110 6.“啞喏唎歸氏”葡名原型考 ...................................................120 7.王綽移鎮澳門年代考 ——兼論張居正與萬曆初年對澳政策 ....................................127 8.宦官、教士與疆臣 ......................................................................137 9.1608年澳門日人暴動背景試析..............................................145 10.“議事亭”歷史 ........................................................................149 11.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171 12.澳門與禮儀之爭 ——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 ..................................................188 13.葡語世界的歷史與現狀 ..........................................................210 14.古巴華工與澳門苦力貿易始終 ............................................227 15.新花園的業主係何人？ ..........................................................241 16.方濟各女修會與澳門聖家辣堂 ............................................244 17.聖女羅撒與聖羅撒中學 ..........................................................247 18.曾德昭“華化”姓名考辯......................................................252 19.首位國籍主教羅文藻聖號考 .................................................254 20.湯若望私生活之爭議考 ..........................................................260 21.鄭芝龍曾施捨在京興建天主堂 ............................................274 1

22.一部大型耶穌會歷史研究參考工具書問世 .....................277 23.構建“西方語言中國史料學”之初议 ..............................282 24.《1644年耶穌會年劄》：崇禎自縊與李自成進京 ........285 25.《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與《甓餘雜集》比讀 .......289 26.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繪製背景及年代 ................310 27.《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 .......322 28.西方文獻中所見中國式帆船之龍骨及“鄭和寶船” 之桅桿資料………………………………………………. 370 29.鄭和船隊冷、熱兵器小考......................................................378 30.龍涎香是否可作船體塗料使用？........................................394 31.“木蘭皮國”考 ........................................................................397 32.“巴喇西”與“吧兒西”試考 ............................................410 33.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剌及孫刺考 ..............................421 34.後記................................................................................................437 2

1

澳門在中國近、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 (代前言) 澳门由於独特的历史发展，演变成為了中西交流的桥樑和中葡文化的交汇点，並在中国近、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本文拟结合最新挖掘的资料，从更加宽阔的历史场景，再次探讨澳门开埠的历史背景以及澳门港的性质，继而深入展开讨论澳门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一、西力東漸：西風壓倒東風 眾所周知，15 世纪欧亚板块的东西两端出现了三项历史上空前的伟大航海活动：1405 年－1433 年间郑和七下西洋1、1492 年新世界的发现及 1498 年欧洲通往印度海路的开通。15 世纪末贯通欧亚海上航線的开通，开始了东西方真正大规模、高频率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未来 500 年发展的方向和改变了东西方关系的平衡，预示著世界中心的逐步转移，成為西方中心兴起、中国或东方中心衰落的重要分界線。如果說 1510 年葡萄牙人佔领印度果阿创建其东方帝国的大本营代表著西方势力正式侵入亚洲，那麼，中华帝国的朝贡国满剌加 1511 年為葡人所佔，则是天朝中心解体的起点。 1 金國平、吳志良<中國 15 世紀的海上擴張>，《澳門雜誌》葡文版，第 13期，第 3系列，2003年 2月，第 98－112頁。 1

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明朝(1368－1644)也是极其重要的发展和转折时期。明代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然而，至 15 世纪，中华帝国依然沉醉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乌托邦中，並想尽一切办法怀德為上，以德化夷，在周边和海外国家确立自己作為“天下共主”的形象，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便是最能反映此一形象的重要标誌。郑和耗尽国库七下西洋，“耀兵異域，示中国之富強”的最大目的，也為了树立这麼一个形象。 中国既不对外兴兵，又以什麼来维持“四夷宾服”“天下共主”的局面呢？答案是朝贡制度。朝贡制度源远流长，是天朝帝国“与国內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联系方式，也是中国封建王朝与外国政治关系的基本模式”2。一言蔽之，是开啟国门的钥匙。 此一天朝体制在初创、发展时期的确发挥了对外政策应有的积极作用，尤其在推动帝国与周边国家传统宗藩关系上成效显著。朝贡体制不仅是一套政治外交制度，事实上，它在涉外关系上的作用远大於此：其一是在中国境外发生武装冲突之时，以周边的朝贡国作為战场的前线；其二是有效避免外国势力渗透中国的防线。換言之，朝贡制度既是天朝发展对外关系的门戶，又是保护帝国的防火牆。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万国之所以来朝，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厚往薄来”的最优惠国待遇，利用朝贡机会跟帝国贸易。对藩属国来說，朝贡制度的经济价值远大於政治意义。因此，朝贡制度不仅具有这种极為严重的內在矛盾性，还由於它以我為主、唯我独尊的內在逻辑大大局限、妨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正常认识。在这种情況下，我们很难想像帝国可以制定出一套审时度势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跟随形势变化调整朝贡体制下的地缘政治关系。随著陌生的国家远来 2 陳尚勝《開放與閉關：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191頁。 2

並形成新的国际格局，天朝处理中外关系时已经从主动转向被动应对，朝贡制度也受到正面冲击並逐渐走向解体。 实际上，自从郑和下西洋之终结，明朝便在南洋失去了影响力。最初由穆斯林取而代之，後来葡人逐渐控制了原属天朝势力范围的地区，一步一步地实现葡萄牙东方帝国的梦想。 达伽马概括了葡人东来的追求：寻找胡椒与基督徒，因此，追蹤胡椒和其他香料的海舶也带来了寻找基督徒和教化異邦的传教士，经济与宗教成為了欧洲海外扩张的两大动力。这两股动力，是郑和下西洋的动因所无法比拟的，其攻击性和征服欲亦是此前来朝“万国”所未有的。欧洲人凭借強大的军事优势，在普世性的天主教精神的感召下，进入印度洋，征服伊斯兰世界，佔据马六甲，令天朝面临前所未见的新局势。这时，西风压倒东风之历史进程已经开始。 葡人东来，最早只不过慾进入朝贡制度，以期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葡人的出现对天朝解体產生了催化作用。他们攻佔满剌加破坏了南洋地缘政治的平衡，切断了中国產品行销印度洋的去路，中国在该地区的传统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冲击 3。令人遗憾的是，满朝文武並未及时觉醒，而是墨守成规，不自觉也无能力适应新的国际形势，明朝帝国乃从此走向衰落。满清王朝虽有图強努力，但大势已去，至鸦片战爭丧权辱国，国人才如梦初醒。经过百年摸索奋斗，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才开始全面恢复与国际社会的平等交往，真正重返国际舞台。 二、華夷相遇：閉關與開放 欧洲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其後接踵而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将人类历史划分為古代和近代。从此，欧 3 金國平、吳志良<1511年滿剌加淪陷對中華帝國的衝擊——兼論中國近代的起始>，《行政雜誌》，第 49期，2000年 9月，第 939－946頁。 3

洲啟动了近代化的伟大进程。与此同时，古老华夏仍孤踞东方，按照千百年的传统节奏，移动著缓慢而迟滞的步伐。 通观东亚文明史，中国从来处於文明中心，以儒家学說為內核的华夏文化影响著周边各族各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中国人的“天朝上国”及由此而形成的华夷观念根深蒂固。 远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說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从春秋起，“夷夏”之观便越出了地域及民族范畴，获得了一种文化意义，用来区別尊卑上下、文明与野蛮。可以說，华夷观念是基於华夏文化优越而產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这种传统的中国思维，在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相比处於絕对优越地位时，将其奉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代表了文艺复兴後的欧洲並以倾国之力从事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人来到国门之下时，华夷观念依然如故，便显得不合时宜了，也深深反映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现实和潮流的脫节，成為了一种完全非理性的民族心理。 明末耶稣会士东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不谓不狭隘。以中华文明為圆心，将外部世界划為两个同心圆：周边已知的朝贡国；化外未知的“蛮夷”。华夏文明有礼，而“蛮夷”不知礼仪。华夷观念加上儒家思想，成為中国历朝历代对外关系的指导模式，由此產生了一种畸形的对外心态。葡萄牙及欧洲首位遣华大使皮莱资 4 获得接见前被迫习礼，便是典型的例子： “三堂總鎮太監寧誠、總兵武定侯郭勛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御史陳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吩咐提舉：遠夷慕義而來，不知天朝禮儀，我係朝廷重臣，著他去光孝寺 5習禮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 4 金國平、吳志良<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行政雜誌》，第 60期，2003年 6月，第 685－715頁。 4

日才磕頭，始引見。”6 佛郎机进入中国沿海、特別是据居澳门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澳门為基地，开始其“中国长征”，将世界地图、“五大洲”“地圆說”等世界地理知识输入了中国，向国人介绍了与华夷秩序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图景，才引发国人世界观的逐渐改变。 华夏文明既然甲冠“天下”，蛮夷当无师习之处。佛郎机虽然名不见经传，卻居然到了国门之下，而堂堂朝廷命官卻不知他们从何而来。这一冲击非同小可。国人心中暗惊：蛮夷万里而来，必有长技。接待葡人使团的顾应祥详细记錄了“佛郎机铳”“放铳三箇，城中尽惊。”御史何鳌惊呼：“佛郎机最兇狡，兵械较诸蕃独精”。曾与葡人正面交战的汪鋐更称他们為“強番”“唯我独尊”的观念受到冲击。 西方的坚船利炮首次展现在国人眼前，令人惊诧 7，而 5 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通報》，第 39期，萊登，1949年，第 92頁，註釋 12及第 113頁，註釋 47。 6 《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4，子部雜家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 19頁。 7 其時耶穌會的報道也證實當時華人認為葡萄牙人具有軍事優勢：“⋯⋯葡萄牙船隻的規模、他們的異乎尋常的裝備、他們的大炮的轟鳴，都只能增加中國人內心的恐懼；而廣東省的為數眾多的回教徒也説服他們相信，他們的恐懼是有根據的。 葡萄牙人首先抵達中國南方的海岸，那裏的居民把他們叫做佛郎機(Franks)，這是撒拉遜人(Saracen)對所有的歐洲人的稱呼。但中國人在他們的語言中沒有流音‘R’，而且從不使用中間沒有母音的兩個輔音，因此把這個字讀成佛郎機(Fa1anci)，在廣東省至今仍然這樣發音。他們後來又用同樣這個名字稱呼歐洲的武器。他們相信這些佛郎機人是強健的戰士和各個國家的征服者。佛郎機的帝國是沒有邊境的，除非是到世界的盡頭。”(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 140頁)。 5

朝廷命官也由此產生了历史的危机感，並作出最本能的反应：取其长技，拒之於国门之外。从嘉靖朝起，中国大量仿造了当时堪称先进的佛郎机用於北边抗虏、南方备倭。如不是“舶来货”佛郎机的威力，明朝的末日可能不是在崇祯朝，而是在嘉靖年间。 由此可见，作為欧洲第一个出使赴华的皮莱资使团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广东当地官员甚至编造出了葡人食人的“黑色神话”8，或许為了杜絕葡人欲同北京建立直接联系的企图，避免地方当局得不到任何好处；或许為了使葡人在中国沿海退走，因為任何未尽朝廷之意的对突发事件的不当处理都将威胁到他们的官位。其後近 30 年间，中葡中止了来往，明朝当局对外夷更加不信任並对他们增強了防范，完全关闭门戶长达 10 年。这不仅损害了与传统朝贡国的政治、外交和商贸关系，又令葡人有机可乘，企图从中国沿海其他地方打开中国大门。更為消极负面的是，这严重影响了天朝的对外关系，中央帝国逐渐走向边缘，甚至被主流世界排斥在外。由於天朝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国际秩序”，只好採取简单又简便的对策：闭关自守，续圆美梦。 由於版本不同，譯文也差異很大，我們根據德禮賢註釋本作了新譯，方便讀者參考：“澳門是一個葡萄牙人的城市，位於廣東省的海濱。它是一地峽型的半島，周長 2至 3千步。葡萄牙人來到時，得知了(中國)這個王國的宏偉與富饒，千方百計欲與之貿易。但是，華人懼怕外人，尤其是見到葡萄牙人那樣勇敢善戰的人。葡萄牙人武器之精、船隻之大，他們(華人)見所未見。他們最恐懼那些在中國從未見過的大炮。而在廣州城的許多穆斯林異教徒又向華人説，他們稱歐洲基督徒為佛郎機(Franchi)，更增加了華人的恐懼(由於漢語無發‘R’的音，於是將其發音為 Falanchi。亦以此名稱呼大炮。)他們(葡萄牙人)是勇敢的人，喜歡征服別人的國家，並已得知他們以武力制服了馬六甲和印度其他王國。”(德禮賢註釋《利瑪竇全集》，國家出版社，羅馬，1942年，第 1卷，第 149－150頁。) 那個時期擔任廣東布政司的蔡汝賢在其《東夷圖説》也稱葡萄牙人“大都夷性兇狡嗜利，善製火銃，一發中人，無不立死，名佛郎機。中國倣其製以禦敵。”(《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37頁。) 8 金國平、吳志良<“食人生番”説之辨析>，《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 247－258頁。 6

有趣的是，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所构成的军事优势成為了後来明朝中国对葡萄牙人改剿為抚及开放澳门政策的基石。但面对“強番”临境这一残酷的现实，中国人更加牢记“非我族类，其心必異”的古训。在剿之不尽、无计可施之下，明朝政府唯有採取权宜之策，选择澳门半岛开埠给在东南沿海流窜的葡萄牙人，设立关闸及採取严密的军事防范和控制措施，便是这一信念的充分体现。 為何选择澳门？我们认為，澳门半岛的地理位置是決定性因素。一方面，它与大陆相连，离商贸重地广州不远，方便与经济腹地联系；另一方面，莲花茎又利於军事控制和防范。1574 年於莲花茎“茎半设闸，官司啟闭”，以別华夷。对明廷而言，关闸的另一重要作用是在双方有爭执、冲突的情況下，切断对澳门的供应，以最经济的手段迫使葡人就范。後来历史发展反复证明，这是中方的“杀手锏”，其威力之大抵过千军万马。此外，澳门自 1535 年起已辟為对外舶口，亦具备商港的条件。 中国素称“天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则是当然的普世共主。教化蛮夷是“天朝”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蛮夷则有向慕中华、定期朝贡的义务。最初的中葡关系便是在此格局下展开的。尽管不知道“佛郎机国”何在，虽然典籍不载，明朝官员卻理所当然视之為贡国或意慾入贡之国。葡人亦乐意接受之，甚至梦寐以求。然而，朝贡制度已名存实亡，且夷犯处处，在华夷观念体系中，开放後的澳门可视為一个“常驻朝贡团”，既能时刻体现天朝抚恤外人、怀柔夷狄之恩德，同时又满足了一种无內在价值的政治虛荣心。无可否认，早期最“亲近”中国的葡人為维持他们在澳门的存在，也深明天朝帝国统治的思维逻辑和行為模式，卑躬屈膝，奉行“双重效忠”，这又強化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 所谓的双重效忠，是居澳葡人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纪的市政传统，组织议事会依葡萄牙法律和风俗习惯进行內部自治；另一方面，他们深明对天朝帝国的致命依赖性，遵守中国律例，对广东当局、特別是直辖他们的香山县政府恭顺臣 7

服，並缴交地租，在澳门半岛上也基本上能夠与华人和平共处，甚至通婚生子。除开下面将展开讨论的中国国防需要、中葡经济互利两大因素以外，葡人政治双重效忠的灵活变动原则，是葡人在澳门得以长期生存发展的根本。 本来，“天朝物產丰富，从不假外夷以通有无”，天子更是“富有四海”。对天朝来說，朝贡贸易不是单纯的商业交換，而是赋予了它一种抚恤外夷的政治涵义。不知从何而来的佛郎机竟然巧妙地打破和“创新”了朝贡贸易体制，获得了任何传统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周边国家都未曾获得过的特权，据有天朝一隅，大发其财，而客观上整个中国经济也通过澳门与世界接轨。換言之，澳门是明朝当局在不改变总体闭关自守政策的前提下、在可控制的范围內，实行局部开放措施的自然结果。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地理大发现开啟了我们如今才切身体验到的世界化的进程。海外大发现时代西方的重商主义与东方农业社会之间的社会发展差異已不是地区发展的差距，而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的“时代差距”。在这个意义上，澳门是早期全球化的结晶。如果沒有澳门在中西两个世界中的接驳和缓冲作用，中国与西方的鸿沟和冲突无可避免地会更大。从中外历史的互动性来看，如果沒有澳门的出现，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许不是现在历史的过程与结构，世界不是今天的世界，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这样說似乎有些夸大了澳门的历史作用，但仔细回味一下，不难发现确实如此。 通常而言，一个民族近代化的历程往往以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為其先导。欧洲的近代化正是文艺复兴与海外地理大发现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澳门本来是国人了解世界、走向世界的一个出发点。可叹的是，直至鸦片战爭前夕，这才成為国人的共识。 多年来，西方对明清以降中华民族的批评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时常有这样的疑问：从地理大发现至第二次鸦片战爭的几百年间，中国為何对西方世界的巨大变迁茫然无知？為何对自身传统死抱不放、乐此不疲？近代化的腳步為 8

何踯躅蹒跚？ 这种“停滞的帝国”论，起源於 1793 年英国女王遣华使节马嘎尔尼的印象。他认為，中国历史的演进的唯一动力是皇帝的死亡或被推翻，无任何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变化。显然，此种认知与历史的真实大相径庭，但它卻深刻地影响了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外关於中国的史学视野，成為一种定见模式。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可被定义為一种呈封闭形态的、结构趋乎超常稳定的单纯文化，即儒家文化。在这种文化的主导下，帝国近、现代化步伐缓慢，但並非万古不变。澳门的出现及顽強的生存，不正說明了中国文化对異质文化的吸收与相容？如果說中国完全“闭关自守”“固步自封”，那麼在欧洲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曾否出现过像中国领土上的澳门这样的城市？澳门的开埠及其几百年沧桑，树立了中国开放的性格巍巍丰碑，虽然在这个具体事例上，不无被动性和应对性。 传统观念认為，中国乃“中心之国”。在中国历史上，逐鹿中原是大小皇朝的心愿和宏图，因此，天朝中心观在所难免，但帝国也有对外开放的性格，有对外交往的需要和慾望。从汉朝起，中国人已经有了生存的危机感，开始与外部世界联系，张骞通西域，广州通夷海道，两条丝绸之路，宋代的海外贸易，元朝的洲际扩张，郑和下西洋，这无一不是中国历来开放的实例。此後，中国历史上才出现了週期性的封闭。黃仁宇将其总结為，明清王朝从外向走向內向，由扩张性的第二帝国过渡到收敛性的第三帝国。而澳门开埠於收敛性的第三帝国，其被动性质不可避免。 但是，应该承认的是，华夷观念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即便澳门开埠後，由於居澳葡人奉行“双重效忠”，也沒有改变这种状态。通常而言，危机意识是指一个人、一个集体或一个民族的思想、信仰、生存、地位等受到威胁时產生的一种不安全感。葡人攻佔马六甲，特別是抵达广州後，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西方人引起的危机感。明朝统治者虽然產生了某种忧虑感，但並未上升到危机意识的高度，因為在其主观意识里， 9

中国是拥有赫赫天威的上国，佛郎机这群化外生番虽然不得不防，但不足深惧。直到第二次鸦片战爭之後，化外蛮夷进入中原大地且為所欲為，才成為了一种全民性危机感。此种危机意识的喚起，导致了 19 世纪末期的爭取中华民族自強的“洋务运动”。可惜，“洋务运动”生不逢时，满清不久灭亡，继之是中华民国初创时期的混乱、抗日战爭的残酷，国共內战结束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可惜，又发生了 20 世纪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直到十年浩劫之後，中华民族才再次感到自己落後於世界的危机。正是这一种新的強烈危机意识，使得邓小平先生毅然作出了开放、改革的大手笔，选择了香港对面的深圳和与澳门相联的珠海作為试验区，把中国引上了一条再次全方位振兴发展、重返国际社会的康庄大道，中国从此為之大变，世界也因此受到深刻影响。 我们不知道，澳门是否為现代中国改革开放、设立特区带来“灵感”，但是，汤开建称澳门為“三百年的天朝‘特区’”卻贴切至极。 三、澳門起源的原因、澳門港的性質 及其歷史作用 有人說，葡萄牙帝国是历史的最大的谜团之一。时至今天，这个谜团还沒有解开；时至今天，虽然相关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葡人如何能夠进入澳门並据居数百年的历史，也仍有不少待解之谜。 多少年来，“驱盜說”9、“霸佔說”“受贿說”等不同观 9 金國平，《澳門研究》，第 9期，1998年，第 70－109頁，後收入《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 61－100頁。另見金國平<驅盜與葡人入居澳門>，《軍事雜誌》，葡人在東方特刊，總第 2364期，1999年第 1期，里斯本，1999年，第 199－228頁。 10

点和演绎曾经在澳门史学界风行一时。暂且不论这些论說的出发点如何，在某一时代，总难免受其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如今，中葡两国已经和平友好地解決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澳门特別行政区已经成立，此时此刻，再也沒有政治、外交或意识形态因素影响我们客观、科学、实事求是地探讨澳门历史的各种问题，而近几年来以澳门基金会、澳门文化局(学会、司署)和东方基金会带头推动的中、葡文大量原始档案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出版 10，更加為解开澳门历史研究的大小谜团创造了充份的必要条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有利工具，為澳门史学研究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大大拓宽了史学者的视野，更新了我们对澳门的理解。再者，虽然从近五百年世界史走向来分析，葡人 10 檔案史料為認識與解讀澳門歷史事實的可靠途徑，因此學界予以高度重視。關於澳門歷史及中葡關係史料集已擁有一個相當可觀的書目，共約40，000 頁。根據不完全統計，除開澳門文化司署在 1996－1999 年出版的在葡萄牙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多部檔案目錄和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5年再版的《蜜蜂華報》(葡語，1卷，294頁)；澳門基金會、教育暨青年局 1995年再版的《大西洋國》(葡語，3卷，2244頁)；澳門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8年再版的《知新報》(漢語，2卷，2088頁)；澳門基金會 1998年再版的《新生》(葡語，6卷，3136頁)；澳門官印局1998年再版的《澳門檔案》(葡語，4卷，1385頁)；澳門基金會 2000年再版的《雜俎》(葡語，6 卷，3387 頁)外，已出版的書籍還有 28 部(參見附錄書目)。 此外，澳門理工學院、北京大學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正在出版有關澳門和中、葡、西關係的史料，金國平正在整理、翻譯早期葡萄牙文獻中有關中葡關係和澳門歷史的記載，將分卷出版。上海在出版“道契”史料，第 1卷已面世(蔡天育主編，《上海道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準備單獨出版的葡萄牙及巴西卷，將有許多關於葡萄牙、澳門及巴西僑民在上海的資料得到披露。 最近楊開荊大膽提出了“澳門文獻學”的構思，並對其進行了較充分的學術論證。我們完全認同她“‘澳門文獻學’是‘澳門學’的根本科學”的結論，這完全符合無史料、便無史學的基本原則。楊開荊著《澳門特色文獻資源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及澳門基金會聯合贊助出版，2003 年 11 月)大大豐富了我們對作為澳門歷史文化遺產重要部份的多語種、多藏地的澳門檔案的認知。澳門回歸前至今出版的大 11

1553－1557 年据居澳门似乎是西风压倒东方的必然结局，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来看，明中叶以後帝国尽管由极盛走向衰落，可其絕对优势仍然是葡萄牙以及西方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換言之，澳门开埠必有內情。这样，更加激发我们去探求澳门起源的真正原因。令人鼓舞的是，工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澳门史学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首先，澳门的各种称谓的渊源及相互关系得到了釐清。 利玛窦与罗明坚合著的《葡汉字典》记錄了澳门在 16世纪末的中外名称： “Maquao=蠔镜澳”11。 西方语言系统的澳门称谓的确源自《粵大纪》中所标示的“亚马港”，但汉语中与“亚马港”对应的称呼卻是“蠔镜澳”。这种同地異名现象，真实反映了澳门这一东西交汇之地文化融和过程的特色。 “蠔镜”与“海镜”是一种动物，其学名是日月贝。 现在通用的名称“澳门”，起初是指马阁山及对面山之间的水域。“澳门”最初為普通名词 12，後才成為专有名词，从清朝开始流行。 其次，关於澳门正式开埠的年代，葡人传统的說法是1557 年。一份 1622 年的葡语文献对此作了說明： 量關於澳門的著作、論文可謂汗牛充棟。據查燦長的統計，至 2002年 12月 30日，有關澳門的漢語專著有 2600多部、論文 6300多篇。我們認為，應該編輯一目錄索引工具書，並適時出版中葡或中英版，將這批時間不長、卻已成為澳門文化歷史財產一部份的作品介紹給國際學界。這難道不是一個宣傳澳門的好機會？ 11 利瑪竇、羅明堅《葡漢字典》，葡萄牙國家圖書館、東方葡萄牙學會、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舊金山大學)，2001 年，第 169 頁。對當時葡語語音的分析，可見梅斯納著、韓曉燕譯<第一部葡萄牙語——漢語雙語辭典>，《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48期，2003年冬季，第 189－194頁。 12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今名推陳>，《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 218－227頁。 12

“為了雙方和好，各自得益，我從此處(澳門)的長者、故人及其他人那裏仔細詢問到過去和現在的事情。我得到的情況如下：首先，大約 104年前，葡萄牙人開始與華人貿易。這在1518 年左右，當時的正德皇帝是萬曆皇帝的曾祖父。起初的47年，部分時間在上川，部分時間在其他港口，一直繳納常規的船稅。此後，在浪白滘交易。1555年，被獲准前往參加廣州的交易會貿易和納稅。時至今日，已經 67年。1557年，中國國王的執法官(Magistrados)遷往澳門港(porto de Machao)。65年來，給了他們地方(葡萄牙人)居住。從此，(葡萄牙人)每年兩次前往廣州繳納船稅和為印度與日本的貿易參加交易會並向(中國)國王繳納本城每年的 500兩地租銀。從那時起至今，我們一直繳租。104 年來，葡萄牙人與華人交易，從未對王國做過壞事，也從未讓人懷疑過他們的忠誠。眾所周知，葡萄牙人居留澳門之後，也多次表示對(中國)國王及其官員的忠誠和效忠，因而中國官員不僅對他們讚賞有加，還給予他們優惠和自由，向他們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住房以及本城貿易的各類貨物。”13 1555 年為乙卯。此說与中国史籍——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所称吻合： “歲甲寅，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比有周鸞號客綱者，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歲乙卯，佛郎機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鸞等使倭扮作佛郎機，同市廣東賣麻街，遲久乃去。自是佛郎機夷頻年誘倭市廣東矣。”14 对此，嘉靖《广东通誌》也有明确记载： 13 高美士<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葡萄牙 17世紀文獻>，《賈梅士學院院刊》,第 9卷，1975年，第 4期，第 40－41頁。 14 鄭舜功《日本一鑒》，味經書屋，1939年，卷 6，第 4頁。 13

“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正德中始有夷人始築室於灣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逎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15 明清鼎革之後第一部省誌——康熙《广东通誌》卷二八<外誌>中，錄存了世宗一道关於龙涎香的谕旨： “三十四年，巡撫鈞牌發浮梁 16縣商人汪弘等到司，責 差綱紀何處德領同前去番舶訪買，陸續得香共十一両，⋯⋯”17 因知，在 1553 年议和後，葡人只能在贸易季节內，在澳门搭建草棚，进行贸易。1555 年，得到海道汪柏的允许，前往广州城下经商。从 1556 年起，明朝当局对葡人加強了商业管理，“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迺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為之。”1557 年，“澳官”或”守澳官”“迁往澳门港”，使其变為了“官澳”，从此澳门正式开埠。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在《远遊记》中一语惊人：“第二天早晨，我们自上川岛出发。太阳落山时抵达往北六里格处的另一岛屿。该岛名為浪白滘。其时葡人与华人在岛上交易，直至 1557 年广东官员在当地商人的要求下，将澳门港划给了我们做生意。”18从目前的澳门史学进展来看，此语似乎不应再被视為谎言。现在我们甚至已经知道这些“当地商人”的尊姓大名。 15 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湯開建主編第 5卷，第 179頁。 16 今瓷都景德鎮。 17 康熙《廣東通誌》，卷二八<外誌>，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6卷，第 27頁。 18 金國平譯註《遠遊記》，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 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及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下冊，第 698頁。 14

总之，1535 年应為澳门开港成為舶口的年代，1553 年是中葡停息干戈的年代。中葡冲突关系缓和後，从 1553 年至 1557 年，葡人开始筑屋居留澳门。1557 年，澳门成為有“澳官”的“官澳”。这是澳门正式开埠的标誌。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人将“澳官”迁澳、澳门变為“官澳”的 1557年作為正式开埠的时间，並且強调“从未让人怀疑过他们的忠诚”，以此证明他们在中华帝国的认受性，在相当程度上，这不仅令“驱盜說”“霸佔說”“受贿說”等再也站不住腳，还充分显示出明朝当局在此事的主导性。 近期的研究表明，随著佛郎机人的到来，明廷面对陌生的外来力量，虽然在当时的国情下不可能採取开放门戶的政策，但必须应对新的形势。从国际大局来說，这种应对是被动的，然而，在有限的空间裡仍然可以採取最有效的措施，化被动為主动，以尽量減少对天朝的冲击並為我所用，即在不改变闭关锁国总体政策的前提下，实行局部开放的措施。由於明廷从未将这种意图明明白白地說出来，甚至连广东当局也未能完全得知內情，才令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澳门起源的底蘊爭论不休、难分难解。 有关这一点，也就是我们要說明的第三点——明朝开放澳门或者說葡人得以据居澳门的真正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涉及，但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具体的论述。 从现在挖掘的史料看，明廷的策略首先是基於军事上的考虑，对葡人军事优势的认识是整个对葡萄牙人及对澳门政策的基石。明朝自从郑和下西洋无疾而终後，逐渐失去了海上的控制权。葡人抵达东南沿海之时，明廷已经沒有足夠的海军力量彻底驱赶清除他们，北方和西南边界的战事既消耗了国力——1550 年前後明朝国库几乎空虛，也令朝廷无法分心东南沿海的事务。鉴於葡人的武器优势，分离互相串通勾结的倭寇、中国海盜和葡人，防止他们合流骚扰东南沿海，转剿為抚已势在必行。為了达到这一政治、军事目的，明廷在浙闽总兵朱纨的厉禁行动未见彻底成效之後，面对葡人的军事优势，採取了一项表面看来属於经济政策的措施並通过 15

广东实施之，即准许葡人照章纳稅，允许他们居留澳门。 正是由於对葡人军事优势的清醒认识，以商制夷还有一个潛在原因：万一与葡人发生军事冲突，中方並无取胜的絕对把握；一旦失利，政治影响巨大，在国內外对整个政权将產生強大冲击。為了维护国威，於是以商制夷，从其根本利益上钳制他们，並将他们逐步过渡到易於控制的澳门，使其依附於中国存在(葡人在日常生活上无法自立)，並在澳门周围地区设重兵“峻防”，以备不测。 安顿他们的好处不仅是“得澳门為屏卫”，明朝政府可以借葡人看护海岸線；由於中国火炮的威力远不如葡炮，有了澳门此一渠道，中国还可以随时获得新式武器，引进葡炮及其技术和人员。 事实上，从 17 世纪 20 年代起，澳门葡人多次派军援明。1649 年，南明 19 末帝永历 20 曾正式致函澳门要求军援： “中國國王諭耶穌會視察員神甫、澳城總督(Capitão)及市議員(Vreadores) 本王敬告諸位，朕仍敬仰上天之法，自朕祖父以來已身有體驗。朕敬重耶穌的天教和朕的先祖。朕曾命瞿式微神甫修曆，業已詔行。朕目前朝思夜想圖復河山。朕知澳人忠義友好，善使火器，為我朝之效力有目共睹。對此，朕敬重萬分，思之欣慰。今遣瞿神甫往澳門，與爾等共商援助一事，望輸銅砲彈葯，或遣派兵士，護衛朕身或隨朕征戰，以助朕業。望量予考慮，有所決定。 19 南炳文《南明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2年；司徒琳《南明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及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 20 David H.Shore，Last court ofMing China：the reign ofthe Yung－li emperor in the South(1647－1662))(《中國明朝末代朝廷：華南永曆朝(1647－1662)》)，未刊博士論文，Ann Arbor，UMI，cop.1976，351p。此文基本以漢語史料為主，未引用西方的檔案文獻。 16

爾等忠義之舉，朕將感激不盡。欽此。”21 通过从澳门引入新式火炮，对曾引进葡萄牙人的鸟枪而实现了国家统一的日本有一定心理威慑作用，对当时也按照缴获的明朝大炮仿制大炮、但无法直接接触澳门葡人及耶稣会会士的满洲人也造成一种心理压力，有利於明朝巩固政权或恢复江山。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明白满洲人攻陷北京之後马上起用曾经為前明效力的汤若望，才能解释满洲人明明知道澳门葡人曾经协助南明抗清卻兵临城下而不攻打澳门的“好心肠” 如无互利性，特別是朝廷利用澳门為国家利益服务的意图，永远无法解释澳门的出现与存在，虽然葡人也有其生存之道 22。事实上，葡人渴望在华得到一个贸易基地，其时的中国也需要维持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因此，我们不能忽略经济需要这一个重要因素。明中叶以後国库空虛，中央政府急需沿海各省财政上缴国库。而沿海各省的财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由於海禁对广东经济造成了莫大损失，两广当局终於提出开海之议。即使从国家大局看，当时的情況也的确很恶劣，因為半个中国的產品都依赖广东的港口输出。既然担心外夷威胁省城安危，不如乾脆将广州的商港外移至澳门，並提高其国际化程度，一举两得。正是在此一背景下，澳门以朝贡贸易制度的模式对外开放。前面已述，澳门自1535 年起已辟為对外舶口，从 1553 年的中葡议和起，澳门的地位不断升格，日益国际化，同时具有了內港及外港的地位，可以更好发挥作用。此後的发展也证实，澳门港成為了 21 RELAÇÃODA CONVERSÃO anoffaSanctaFèdaRainha，&Principe da China，&de outras peffoas da casa Real，que se baptizarèo o anno de 1648(《1648年受洗的中國皇后、王子及王室其他人皈依我們聖教記》)，Em Lisboa：na officina Craesbeeckiana，1650，p.11. 22 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 17

沟通果亚－里斯本－欧洲、日本长崎和马尼拉－墨西哥－西班牙的贸易枢纽，在早期世界贸易史上举足轻重。 应该指出的是，对朝廷而言，澳门是广州的外港，仍然是內港，但维持这个孔道，则意味著保住了东南沿海稅粮重地產品的贸易，保证了沿海各省有钱上缴国库，“资贸易以饷兵”，以便有国力抗虏抗倭。由於东南沿海江、浙、闽、粵四省為朝廷粮稅重地，不解決困扰多时的葡人问题，长期海禁，势必影响国家的经济能力，影响抗虏御倭的成效，因此，解決葡人四处流窜、安抚葡人的问题已事关国家安危的根本利益。澳门开埠，可一举两得。 再次，寻找龙涎香也是澳门开埠的一个重要因素。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即西元 1555 年 3、4 月，司礼监传谕戶部“速访买⋯⋯龙涎香一百斤，即日来用。”23 此圣旨当在嘉靖三十六年即西元 1557 年前送达广东。換言之，至迟在 1556 年年底、1557 年年初，皇帝本人已经知道澳门葡萄牙人的情況，因為只有他们才能取得真正的龙涎香。葡萄牙人传统认為的澳门正式开埠年代－1557 年說，极有可能与上述圣旨有关。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的保护人汪柏於“嘉靖三十六年，任按察司按察使。”或许汪柏有了这道圣旨，為了保证获得真香的固定渠道才有胆量允许葡萄牙人居留澳门。 允许外国人独佔边疆一隅，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不是嘉靖皇帝四处寻找龙涎香、而葡人又能通过澳门这个渠道提供，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体制下，澳门能否如此对外开放，是值得怀疑的。 虽然寻找龙涎香是澳门开埠的直接导因 24，但我们认為 23 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6卷，第 27頁。 24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起源重探——皇帝、龍涎香、澳門(Reformular as Origens de Macau-Imperadore, Âmbar-Cinzento e Macau)>，《文化雜誌》葡語版，第 38/39期(第 2系列)，1999年 1－6月，第 5－22頁。亦見吳志良<澳門歷史上的“香”、“煙”論(Le rôle de l'ambre gris et de l'opium dans l'histoire de Macao)>'《神州展望 (Perspectives chinoises)》，第 73期，香港，2002年 9－10月，第 4－19頁。 18

，澳门开埠的真正原因不能被掩盖，因為军事考虑才是最深层的原因，是制定国家管理澳门对策及基本战略的理由和论据。澳门开埠、明朝给予葡人自治、否定广东地方当局多次驱逐葡人的奏疏，无不与此有关。 由此可见，中国的对澳政策文武並用，多重保障，严密至极。更加高明的是，北京对澳政策的核心思想深藏不露、心照不宣，有意让葡人“妾身未明”，令他们时时感受“收留”之恩，大大加強了推行此一政策的效力和效果，有利对澳门葡人有效的全面控制和管理。这是中国历来的“怀柔”“羁糜”之术在澳门的巧妙运用，且屡试不爽。 北京為了彻底解決粵东葡人的问题，採取了一系列安顿葡人的措施，例如从 1570 或 1571 年开始正式将徵收澳门的地租列冊。中国之徵說明朝廷承认葡人佔用澳门的既成事实，葡人之纳则表示他们归附中国中央政权与接受尊君亲上的天朝管治，从而享受应有的权利，履行应承担的义务。葡人既”內附“為”民”，理所当然有义务“与民一例”“供役”与“充伍”。这一义务，迫使他们必须随时听取调用。葡萄牙人对明清的军事援助為不爭之事实，我们也不否认他们反复強调他们助剿海盜、援明抗清是出於自愿的义举，但应该指出的是，这原是他们使用澳地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之一。由此，“驱盜說”不攻自破。 如今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澳门的出现与发展全在明朝最高当局的运筹帷幄和严密掌控之中，是京廷权衡了全局利益和地方利益、力排粵议並经过深思熟虑後进行的国家行為。或许，京廷对地方官员的具体个人行為不一定了如指掌，但我们相信，朝廷在葡人居澳这件大事上，絕对不会含糊，必定有其深谋远虑和策略部署，无论此一策略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也不管此一策略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為此，北京还多次责令两广当局制定出一系列治澳法规，既為了方便澳门葡人的管理，也為了減少负责澳门事务的明清地方官员的人為因素，保持澳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使得澳门可以更好地為国家利益服务。 由此可见，500 年前的澳门开埠有著重大的国家安全利 19

益，弹丸之地的澳门曾经成為明朝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海禁的形势下，為了国家安全，明朝也巧妙地以“开放”澳门的代价，利用葡人千方百计讨好、迎合中方的“双重效忠”，以便随时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来增強防御能力 25，並发展外贸以充实国库。 当然，在事事讲究祖先古训、循规蹈矩的官僚政体下，安置葡人於澳门必须有远旧的体制先例。我们认為，澳门开埠的制度渊源是蕃坊。明清政府一直把澳门葡萄牙人社群看作一个特殊的蕃坊，是唐宋以来泉州、广州蕃坊的延续。番坊原来只是在贸易城市中允许外国商人社团存在，而澳门的情形卻是将一个港口城市全部租给葡人使用。象徵性的租金，也成為葡萄牙人据居澳门的唯一法律依据。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劄”26，是 19 世纪初出现了所谓的“澳门问题”後葡萄牙人才想起来寻找的。澳门与其他蕃坊有同有異。其異体现在澳门的开放程度更大，而且出於实际需要，為方便行政管理，明朝当局给予葡人一定的自治，是一种新政治、行政模式的试验，其目的是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确保澳门的存在和发展，便宜行事，双方互利。1582 年，由封疆大臣两广总督陈瑞代表朝廷要求“番夷效顺”，正式允许葡人自治 27。至此，澳门在中国內部秩序中的政治法律地位基本确立－在中国领土上為外国人设立的一个具有一定程度內部管理权的自治区，或曰具有內部自治权的“番坊”，除非涉及重大政治、 25 奉教官員徐光啟的外甥陳于階在 1644年上呈福王的一份奏疏中稱：“⋯⋯能倣海外新製，⋯⋯”便是中國開放並長期保持澳門、通過澳門隨時獲得西方先進火器的長遠戰略考慮的最佳闡述。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 1冊，第 250頁。 26 金國平<從 Chapa de Prata 到 Chapa de Ouro>，《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101－122頁。 27 金國平、吳志良<陳瑞召見澳門葡人的原委>，《行政雜誌》，第 58期，2002年 12月，第 1217－1236頁。 20

法律事务，中央政府基本上採取不治而治之的策略。 无论在中外关系史还是天朝政治、行政史上，澳门开埠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又是一个折衷的方案，体现了在海禁中开禁、在开禁中海禁亦即在闭关中开放的战略思想，虽然还延续著传统华夷观念，但不能否定的是，它是朝贡贸易制度的一种创造性的补充、突破或替代，是天朝在大一统体制下寻求创新和变革而採取的特殊措施。类似的情況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宋朝因蒙古人南侵，江山半失，被迫招徕海外贸易，中国就是在这时第一次得到其时受穆斯林统治的葡萄牙的一些信息 28；元朝国际化的版图，也推动了以中原為基础的对外贸易；明初的海禁，更导致了郑和下西洋。就其经济而言，郑和下西洋实质是一种国家垄断的海外贸易，可以赚钱充库；以海屏陆，又可以节粮省钱。从来指责郑和下西洋耗费几十万的人，从未计算过上述两项的成本效益。成祖雄才大略，其後继者卻缺乏宏大战略眼光，罢停下西洋航海运动，帝国的经济、科技从此停滞不前，中国人也从此永远回到了祖先的黃土地，自动退出了世界竞爭的大舞台。继而葡萄牙人东来，佔据天朝一隅，“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国”29。 东来的葡萄牙人早已控制了印度洋，取代了宋元已经来华的阿拉伯商人的角色，开创了亚洲历史上的“达伽马时代”。由於澳门的开埠，作為欧洲海外扩张先锋的葡人东来的两大目的得到了满足，澳门成為了他们对华贸易的重镇，成為了天主教远东传教的基地；洋货进，土產出，还有来来往往的传教士，澳门也成為了中国经济文化与世界经济文化交往接轨的唯一切入点。正如王之春所說，葡萄牙人“立埠於澳门， 28 金國平、吳志良<漢籍中的穆斯林時代的葡萄牙(O Portugal muculmano nasfontes chinesas)>，《澳門雜誌》葡語版，第 3系列，第 16期，2003年 11月，第 136－144頁。 29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趙春晨校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 7頁。 21

实為泰西通市之始”30。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在海外大发现时期，对天主教国家而言，构成所谓“正义战爭”的两个因素是不许通商和禁止传教。澳门為西方提供了通商和传教的条件，因此避免了中西间可能的武装冲突的提前发生。庋藏在葡、西档案馆中的多次侵华计划，令人至今读之仍有余悸 31。後来的鸦片战爭，表面看来是经济起因，但结果不是除了通商，还有传教、保教的条款吗？ 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沒有澳门，鸦片战爭可能会提前几百年，尽管那时的明朝中国未必一败涂地。其後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西风已经压倒东风，大势所趋，澳门最後无法避免鸦片战爭，然而，放在中西关系的宏观视野去考察，澳门弹丸之地，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和经济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外国力量侵入中国的缓冲区，避免了更多、更大的冲击和災难；与此同时，又成為国人观察世界、开阔视野的一个窗口，从而推动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 澳门弹丸之地，曾经為郑观应、康有為、梁啟超、孙中山提供活动舞台，孕育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澳门弹丸之地，一度成為华夏大地災难与世界局势动乱中的莲花淨土，以其宽阔的胸怀和无限的包容，不仅為不同信仰、不同思想的人提供生存、交流的空间，还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无私奉献和帮助。 ⋯⋯ 对中华民族来說，澳门為外国人据居，絕非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澳门回归祖国之时，举国欢庆，举世瞩目，令 30 王之春前引書，第 361頁。 31 金國平<耶穌會對華傳教政策演變基因初探－兼論葡、西征服中國計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 120－157頁。 22

人动容。然而，在反思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时候，在吸取惨痛历史教训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理性认识到澳门的积极意义：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也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作為中西文明桥樑和荟萃之地的澳门，在政治、军事、文化及宗教诸多领域都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相互认识、沟通、理解、尊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是澳门的价值所在。 餘論 澳門歷史使命的傳承和發展 历史告诉我们，澳门的开埠、存在和发展有著重大的国家利益，換一句话說，我们国家的利益是澳门存在发展的根本理由。历史还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和地区固步自封、闭关自守，都只会带来落後甚至災难。除了敞开心怀、放眼世界，与时並进，拥抱新生事物，我们別无选择。 曾经有葡萄牙学者将澳门政治行政历史过程的独特经验比喻為“宪法实验室”32。大概是历史的巧合，在踏入 21 世纪的前夕，澳门特別行政区成立，实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澳门再次成為政治、法律的实验室。当然，此实验室不同彼实验室，不仅实验室的性质、主体內容和操作人员大不一样，时代也改变了。经过 12 年的平稳过渡，澳门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屹立於世界之林。我们正处於一个振兴中华的盛世，我们正处於一个“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真正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澳门特別行政区。特区成立 4 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政策方针在这个实验室中取得了良好的经验，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32 參見 João Guedes，Laboratorio Constitucional(《憲法實驗室》)，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5年。 23

这是在中央政府、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澳门人努力耕耘的结果，这也是澳门历史使命延续、传承和发展的结果。我们相信，“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可以在澳门得到创造性的实施和发展，因為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澳门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交流融合的历史经验和积淀，而澳门所体现出的中西異质文化的历史融合正是澳门永恒魅力所在，澳门文化的內涵及其潛在价值既是澳门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开创新天地的坚实基础。这不仅是我们的宝贵遗產，更是澳门未来发展的深厚资本。我们不仅要珍惜、爱护它，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用心去整理、挖掘、研究、体会並弘扬它的精神和意义，使得它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為澳门、為中国、為世界、為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贡献。 特区成立後，澳门居民逐渐放下历史的包袱，拋棄後殖民迷思，並且将历史遗產转化為发展的优势，政府也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居民在新形势下的身份认同，強化澳门的历史文化功能以及桥樑、窗口的角色，搭建平台，完善澳门內联外引、远交近融的网络。例如全力申请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產清单，相信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而跻身於世界人类文化遗產之列，可以更好的履行澳门的历史使命；又例如2003 年 10 月举办的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33，強调保持和发展传统历史关系的重要性。这一切，充份体现了澳门特区政府意识到了其文化遗產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說明了中央政府重视澳门在发展与葡语世界关系方面独特作用。这一切，对澳门未来的发展均具有深远的政治及经济战略意义。 中葡两个民族的交往在此熔铸為永远的历史记忆，而澳门的历史文化沉淀更将成為澳门发展进步的基石和动力。我们相信，只要坚守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只要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和执行《基本法》，澳门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澳门的明天会更好。 33 金國平<葡語世界的歷史與現狀>，《行政雜誌》，第 61期，2003年 9月，第 851－865頁。 24

附錄書目 1. 《澳門專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5年，漢語文獻影印本，4卷，2704頁。 2. 羅理路(Rui Loureiro)《澳門尋根》，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無出版日期，漢語，146頁。 3. 薩安東(主編)《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金國平等漢譯，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1996－2000年，10卷。葡中雙語，4683頁。 4. 洛瑞羅(Rui Loureiro)《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文獻選集》，《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1期，1997年，漢語，199頁。 5. 古靖儀、古維傑(CeciliaJorge e Rogério Beltrão Coelho)《澳門遊記：外國作者的評論、描述和紀錄》，澳門政府、東方文萃出版社，1997－1999年，2卷，葡、英、法等多語，800頁。 6. 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中國年報》，阿拉烏熱(Horácio P. Araújo)編註，澳門、里斯本，東方葡萄牙學會、葡萄牙國立圖書館，1998年，葡語，1卷，488頁。 7. 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澳門基金會，1998年，2卷，漢語，773頁。 8. 莫世祥、虞和平、陳奕平《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澳門基金會，1998年，1卷，漢語，390頁。 9. 安文哲(António Aresta)、何思靈(Celina Veiga de Oliveira)《議事會——澳門議事會史料集》，澳門市政廳，1998年，1卷，葡語，437頁。 10. 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複制中心《澳門問題史料集》，1998年，漢語，已刊書籍影印本，2卷，1381頁。 11. 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基金會，1999年，2卷，漢語，981頁，70件文獻影印本。有葡語提要。 12. 戈斯達(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編《澳門學院年報(1594－1627)》，葡萄牙大發現紀念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1999 年，葡語，1卷，283頁。 13. 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卷，漢語，4716頁。 14. 邢永福主編《明清澳門問題皇宮珍檔》，浙江，華寶齋書社，1999年，5卷，漢語，1088頁。 15. 《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北京，檔案出版社，澳門基金會贊助，1999 25

年，l卷，漢語，397頁。 16.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輯、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2卷，漢語，2277頁。 17. 吳志良編《澳門問題明清珍檔薈萃》，金國平葡譯，澳門基金會，2000年，中葡雙語，1卷，漢語 349頁，葡語 28頁。 18. 薩安東、金國平《晚清名臣奏議澳門》，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2000年，葡語(漢語文獻葡譯)，223頁。 19.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文獻註釋篇》，漢語，132頁。 20. 金國平、吳志良編註《粤澳公牘錄存》，澳門基金會，2000 年，8 卷，葡語，3500頁。 21. 普塔克(Roderich Ptak)(主編)《中葡文獻(Sinica Lusitanica)》，里斯本，東方基金會，中葡英三語，2000年，第 1卷，168頁；2003年，第 2卷，170頁。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葡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東方基金會贊助，2000年，2卷，漢語文獻影印本，940頁。 23. 薩安東輯、金國平漢譯《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係研究及文獻集》，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2001 年，葡語，3卷，1382頁。 24.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萃》，廣州，花城出版社，澳門基金會贊助，2001年，1卷，663頁。 25. 湯開建、吳志良(主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輯錄(1850－1911)》，澳門基金會，2002年，漢語，654頁。 26. 鄒愛蓮、吳小新(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北京語言文化中心編輯，《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漢語文獻影印本，4卷，1913頁。 27. 《十六和十七世紀伊比利亞文學視野裡的中國景觀》，河南，大象出版社，2003年，漢語，283頁。 28. 黃鴻釗編《澳門史料拾遺：<香山旬報>資料選編》，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3年，1卷，漢語，295頁。 26

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 ——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 16 世紀初期的皮萊資(Tomé Pires)使團，被認為是 13 世紀方濟各會神甫使華後的第一個赴華的葡萄牙使團，也是首個歐洲赴華使團。由於此事在中葡關係史上意義非同一般，許多專注葡人在華史和澳門歷史的知名學者對這次出使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弗格森(Donald Ferguson)是最早研究“葡囚信”的學者 1；德國外交官沃列澤茲(Ernst Artur Voretzsch)隨後在葡萄牙國家檔案館(東坡塔)發現了“葡囚信”的部份原件2；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則在巴黎發現了《東方簡誌》的手稿，且對皮萊資生平研究着力甚大 3；我國學者張天澤除開膾炙人口的《中葡早期通商史》外，還發表過一篇試圖解開皮萊資出使失敗謎團的英文文章 4；中外交通史專家張維華 1 弗格森(Donald Ferguson)《1534－1536 年廣州葡囚信(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Written in 1534 and 1536)》，孟買，教育協會出版社，1902年。 2 沃列澤茲(Ernst Artur Voretzsch)《第一個歐洲赴華使團的有關文獻(Documentos acerca da Primeira Embaixada PortuguesaàChina)》，載《葡日協會學報(Boletim da Sociedade Luso－Japonesa)》，第 1 期，東京，1929年，第 30－69頁。 3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皮萊資的<東方簡誌>及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 (ASuma Orientalde Tom é Pires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科英布拉，1978 年；《第一個歐洲赴華使團(Primeira EmbaixadaEuropeiaàChina)》，澳門文化學會，1990年。 4 張天澤<滿剌加與第一個葡萄牙赴京使團的失敗(Malacca andthefailure ofthefirst Portuguese embassy to Peking)>，載《賈梅士學院學報(Boletim do Instituto Luís de Camōes)》，第 15期(1－2)，澳門，1981年，第 157－162頁。 27

在 30 年代出版的《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註釋》5，則廣為伯希和(Paul Pelliot)所用和所據 6；布拉藏(Eduardo Brazão)7和周景濂 8分別在中葡關係史中探討過這個問題。近年，意大利學者拉法爾·廷迪諾 (Raffaella d’ Intino)9 和葡國學者洛瑞羅 (Rui ManuelLoureiro)10 也對此事進行了深入研究。此外，高美士(L.G.Gomes)11、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Alves)12、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13和作者 14也從不同角度作出過探討。 5 張維華《明史佛郎機呂宋和蘭意大里亞傳註釋》，北平，193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以《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再版。作者早前撰有《葡萄牙第一次來華使臣事蹟考》，(《史學年報》第 1卷，第 5期，1933年，第 103－112頁)。 6 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通報》，第 39期，萊登，1949年。 7 埃杜瓦多·布拉藏(Eduardo Brazão)《中葡外交史筆記(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de Portugal com a China，1516-1753)》，里斯本，殖民地總局，1949年。 8 周景濂《中葡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年。1991年重印。 9 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誌——十六世紀文獻集(En－formac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 10 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廣州葡囚信[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ção：Cristóvão Vieira e Vasco Calvo(1524？)]》，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皮萊資的<東方簡誌>的里斯本手稿註釋(O Manuscrito de Lisboa da“Suma Oriental ”de Tomé Pires(Contribuição para uma edição crítica)),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 年；《貴族、傳教士與官員——16世紀葡中關係(Fidalgos，Missionários e Mandarins:Portugal e a China no século VXI)》，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 11 高美士(L.G.Gomes)<兩個赴華使團的失敗(O malogro de duas missões ao Império do Meio)>，載《賈梅士學院學報》，第 3期，澳門，1967年，第 335－354頁。 12 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Alves)《兩個帝國間的一個港口——澳門及葡中關係研究(Um Porto entre dois Impérios:Estudos sobre Macau e as relaões luso-chinesas)》，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第 15－49頁。 13 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遣使貢物：三個世紀的赴華使團(Embaixadas e Tributos:Três Séculos de Missões Diplomáticas à China)>，載 28

在前述學者等的努力下，目前有關皮萊資使團的資料已十分豐富。然而，仍存不少疑問待解。我們試圖使用最新挖掘的史料，重建皮萊資使華之歷史，希望有所突破。我們認為，五個世紀之後，似乎有了更多的史料以更好瞭解皮萊資向正德皇帝“進貢”的內情。1534年的葡囚信部份披露了使團成員在北京和廣州的一些情況，但時至今日，我們才確切知道負責接待該使團的中國當局及其官員的身份。顧應祥 15的目擊錄對研究葡人在穗停留期間的情況固然重要，而有關使團在北京情況的朝鮮史料也不能忽視。 據説，皮萊資除赴華前著有《東方簡誌》外，還有一本記述他在華旅居情況的日記。這或許是歐洲首次赴華使團最重要的檔案，可惜已經佚失，皮萊資並無為後人留下片言隻字，我們只能根據相關的記錄來重建他出使的歷史。 葡語原檔中，有《廣州葡囚信》可資引用。這些信件，曾為若昂·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等編年史家用作撰寫皮萊資使團有關章節的材料。中文官方史料則以正德和嘉靖《實錄》16 為基本，《明史》比較晚。此外，最近披露的一些檔案，特別是中國和 《友誼的基石：中葡文化藝術交往 500 年(OsFundamentos daAmizade：Cincc Séculos de Relacçes Culturais e Artísticas Luso－Chinesas)》，里斯本，澳門科技文化中心、澳門發展暨合作基金會，1999 年，第 139－146頁。另見 Embassies and Tributes：Three Centuries ofPortuguese Diplomatic Missions in China， in Ming Qing Yanjiu， 2000，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Instituto Italiano per I’Africa e l’Oriente，Roma，2000，第 43－87頁。 14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 144頁；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 155－157頁。 15 其生平可見《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2427、2286、2287、2374、2399、2427、2440、2475及 5154頁。 16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韋傑夫博士(Dr.GeoffWade)曾經收集研究《實錄》中有關葡萄牙人的資料，詳見韋傑夫<明朝中國史料中的葡萄牙人(The Portuguese as Represented in Some Chinese Sources ofthe Ming Dynasty)>，載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Álves)主編《葡萄牙與中國——葡中關係會議演講集(Portugal e a China：Conferências nos Encontros de História Luso－Chinesa)》，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第 263－316頁。 29

朝鮮方面的史料，對進一步瞭解使團甚有助益。其時文人的一些筆記，對葡人在粤的情況和皮萊資使團亦有所涉及，但仍以《實錄》為主。 一、漢籍有關記載 有關貢使的接待程序，《禮部志稿》記載如下： “其依期來貢，凡番舶抵岸，備倭官軍押赴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貢期不違，方轉與呈提督、市舶太監及巡按等官，具奏起送。如有違礙，捕獲送問，下禮部議。”17 皮萊資抵達廣州時，負責接待的是海道副使顧應祥。他是經辦人，其《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的有關敍述，自然對瞭解皮萊資使團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鑑於其重要性，我們將相關段落全部轉錄如下： “正德間，予任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鋐進表赴京，予帶管海道。驀有番舶三隻至省城下，放銃三個，城中盡驚。蓋前此番舶俱在東莞千戶所海澳灣泊，未有經至城下者。市舶提舉吳洪賜稟，予親至懷遠驛審視。其通事乃江西浮粱人也，稟稱此乃佛郎機國遣使臣進貢，其使臣名加必丹，不曾相見。予即差人往梧州呈稟。三堂總鎮太監寧誠、總兵武定侯郭勛俱至。其頭目遠迎，俱不拜跪。總督都御史陳金獨後至，將通事責治二十棍，吩咐提舉：遠夷慕義而來，不知天朝禮儀，我係朝廷重臣，着他去光孝寺習禮三日方見。第一日始跪左腿，第二日跪右腿，三日才磕頭，始引見。總督衙門吩咐：《大明會典》原不載此國，令在驛中安歇，待奏准才可起送。 17 (明)林光俞《禮部志稿》，卷九○<議處番船違礙>，參見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湯開建主編第 5卷，第 258頁。 30

所進方物有珊瑚樹、片腦、各色鎖袱、金盔甲、玻璃等物。又有一種如紅線褐，名‘撒哈剌’；三刃劍一口；又一劍，鐵可折轉，放手即直，其鋒甚利。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頭目常看書，取而視野之，乃佛經也。後奉旨刃劍許令進貢，至京，見禮部亦不拜跪。武廟南巡，留於會同館半年有餘，今上登極，將通事問罪，發回廣東，逐之出境。”18 在分析上文之前，我們先看看這段史料的背景。 事實上，顧應祥的《靜虛齋惜陰錄》曾為一些漢籍引用，惜遺漏了有關皮萊資使團的重要部份。著名史學家伯希和也引用了此文並向讀者薦閲 19，但似乎他並沒有親眼見到該書或沒有細心閲讀，否則，他應不會看漏有關使團那麼重要的資料。看來，伯希和是從《明史》知道此書的存在 20，但未過目。換言之，如果伯希和參考了此書，那麼，他在寫作《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一文時不可能不使用其中所含的珍貴史料，特別是皮萊資向正德皇帝進貢禮品的清單。 接着，我們再分析顧應祥的有關敍述。 18 轉引自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 29－30頁。胡宗憲《籌海圖編》卷一三<兵器·佛郎機圖説>也稱：“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西曆為 1517 年)，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44頁。 19 伯希和<一部關於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Un ouvrage sur les premieres temps de Macao)>，載《通報》，第 2系列，第 31期，1935年，第 62頁。 20 《明史》第 2427頁記載為《惜陰錄》，凡 12卷。嘉靖刻印本書名為《靜虛齋惜陰錄》。 31

眾所周知，中國朝貢制度既嚴格又封閉，所有朝貢國都需履行一系列官僚程序。“且祖宗時，四夷來貢皆有年限，備倭官軍防截甚嚴”，即使“間有番舶，詭稱遭風飄泊，欲圖貿易者，亦必覈具奏，抽分如例。夷人獲利不多，故其來有數。”21如果《祖訓》、《會典》未有記載，負責海防的地方官更加可以拒絕接納。換言之，朝貢制度之外的國家，無論如何是難以進入中國領土的。葡萄牙在中國名不見經傳，理論上皮萊資使團不可能在廣州登岸。然而，由於不久前發生的一件事情，令使團獲得接納。 自從鄭和下西洋終結之後，宮廷裏便開始缺少龍涎香。廣州作為其時帝國中最重要的港口，是唯一可以滿足皇帝急切尋香需要的途徑。22 由於“缺少上供香料”，廣東布政使吳廷舉一反常規，在北京知情和允許下 23，於 1514 年頒令接納非貢期而至者，即那些在規定期限外經廣州入華的貢使，“不問何年，來者取貨”24，從而在朝貢制度中打開一個缺口，為《會典》未載的葡萄牙使團入華創造了條件： “近因布政使吳廷舉首倡，缺少上供香料及軍門取給之議，不拘年分，至即抽貨，以致番舶不絕於海澳，蠻夷雜沓於州城，法防既疏，道路亦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而突至也。”25 21 <武宗實錄>卷一九四。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2頁。 22 參見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2年，第 77－128頁。 23 <武宗實錄>卷一四九稱：“至是，右布政使吳廷舉巧辯興利，請立一切之法，撫按官及戶部皆惑而從之。”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1頁。 24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4頁。 25 <武宗實錄>卷一九四。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2頁。“缺少上供香料”雖然未明確指出，但應該包括龍涎香。 從“近”字看，吳廷舉沒有參與處理皮萊資使團事宜，但他開創“不問何年，來者取貨”的先例，卻令葡萄牙人入華成為可能。(明)鄭曉《吾學編》卷二五<尚書吳公>稱：“(正德)九年，(吳廷舉)陞廣東右布政使，立番舶進貢交易之法，平傳役。”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05頁。 32

為此，吳廷舉備受指責，但是，雖然“頗貽民害，論者少之”，他仍然“終南京工部尚書”。26從他官運亨通可見，吳廷舉的舉措獲得了京廷的接納和欣賞，他急皇帝所急，開放朝貢貿易，尋找龍涎香，完全符合京廷的利益。 葡文史料中，編年史家巴羅斯對此也有記載： “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PeresdeAndrade)抵達廣州城時，時值 9月底。他張揚入城，為隆重其事，他曾絞盡腦汁。前面說過的三司，即都堂、廣東中官及總兵 27 不在城中。衹有一名叫布政使的官員在城內代替都堂。他立即派人對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說，他對來者入城做出的三件違反城市規定的事情頗感驚愕：第一，無廣州城大吏的批准擅入；第二，鳴砲；第三，懸旗或豎長矛。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作答時解釋了他同南頭備倭的交涉。正是因為他有過申請，所以才給他派了領航員帶其入廣州港。至於其他二事，葡萄牙人所到之處，為表示高興與和平，久有此習慣，從未受到禁止。布政使也知道，華人每次抵達滿剌加亦有此舉。該城屬於葡萄牙國王，作為該城的船長，他從未予以禁止，相反對他們優待有加，因為他們是中國國王這樣一位強大王爺的臣民。他帶來一位他的主人——葡萄牙國王派見中國國王的大使。此事已通知南頭備倭，想必您已知悉。南頭備倭認為宜同意他送大使及其攜帶的禮物到宮廷覲見國王。 布政使聽完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理由後，頗 26 (明)黃佐《廣東通誌》：“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丁未進士，⋯⋯遷副使、右布政使，仍兼兵備副使。嘗為佛郎機國通貢，頗貽民害，論者少之。終南京工部尚書。”<武宗實錄>卷一四九也稱吳廷舉開“不拘年分，至即抽貨”的先例後，“不數年間，遂啟佛郎機之釁。副使汪鉉盡力剿捕，僅能勝之。於是，每歲造船鑄銃為守御計，所費不貲，而應供番夷，皆以佛郎機故，一概阻絕，舶貨不通矣。利源一啟，為患無窮，廷舉之罪也。”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73、21頁。 27 此語有誤。《蒼梧總督軍門誌》曰：“兩廣分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卷 28，第 5頁。 33

感滿意。至於皇帝給他的硃批，告訴他說城中三司外出，但不會耽擱。衹要他們一回來，馬上就會批准他。若他需要甚麼東西，一定全力提供。 據後來的瞭解，三司出城，不過是為了讓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看看他們返回時是多麼的排場並無其他需要。讓他看看三人不同的等級，目睹城市對他們的不同接待。三官陸續歸返，各有定期。需長篇巨幅方可敘述負責財政的中官如何入城。他首歸，其部下所有官員出迎。第二個是武將總兵，率領扈從返回。第三天傾城出動迎接都堂。他是要員。三人入城儀式隆重非凡，宛如城市主人，都堂尤甚。江 28中舟船如雲，旌旗飄揚，彩棚奪目，地上百姓載歌載舞。一個大廣場上，有一個刻工精美的石碼頭 29。他在那裏登岸。這些財政、軍事、司法及政務官員使用的顏色、服飾及前呼後擁的僕役看得人眼花繚亂。一些人步行，一些人騎馬。馬袋裝飾得怪裏怪氣。所使用的肚帶及飾物比我們在盛大的場合使用的還要華麗。當天，城牆頭絲質彩旗飄揚。連塔樓旗桿上迎風招展的大旗也是絲質的。旗桿之高大，完全可以作圓形大船的桅桿。此地富甲天下，絲綢如山。華人用黃金打金箔，用絲綢作彩旗，如同我們使用廉價的漆、粗麻手帕一般。 都堂在這歡天喜地的氣氛中，前擁後簇地回到了府上。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立即派人，像給其他兩位登門致賀一樣，前往都堂府上拜訪。各大吏未回城期間，他受到了種種限制，不允許他的人入城，亦禁止華人登上我們的船隻。華人亦不敢擅入，否則將受到嚴懲。衹有船隻過關、將帶來的貨物向廣州城納稅後，他們才可上船貿易。 城中權臣入城儀式結束後，他們與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進行了互訪。三人集議於官衙，準備聽取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要求，然後予以答覆，因為他們已知悉他的來因。那天，他派遣代理商若昂內斯·安波利(Joanes Ampoli) 28 指珠江。 29 蜆子步。 34

攜帶着節日盛裝的隨從，以喇叭開道，隆重前往。華人熱衷此類事情，大講排場，他們期待着來者隆重而至。”30 其時臨時代替汪鉉擔任海道的顧應祥告訴我們，之前還經過一官僚程序。由於制度森嚴，負責外貿的官員(市舶提舉)首先稟報，廣東當局還寫了一個報告，奏請禮部定奪：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壬寅)佛郎機國差使臣加必丹末等貢方物，請封，並給勘合。廣東鎮巡等官以海南諸番無謂佛郎機者，況使者無本國文書，未可信，乃留其使者以請。下禮部議處，得旨：‘令諭還國，其方物給與之〔值〕。’”31。 雖然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船隊由於“不知禮”，在珠江口鳴砲，“銃聲如雷”，令市民受驚，引致中葡甚至可稱東西方的第一次文化衝突，但是，皇帝的旨意沒有落實，皮萊資使團依然獲許進京： “(正德十五年十二己丑)海外佛郎機前此未通中國，近歲吞併滿剌加，逐其國王，遣使進貢，因請封，詔許來京。”32 對使團的身份，費爾南·安德拉德已聲明其主人為葡萄牙國王，顧應祥也清清楚楚：“乃佛郎機人遣使臣進貢”。由此可知，皮萊資使團並非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被誤認為滿剌加使節，只是“後改名麻六甲云”33。究其原因，乃因葡萄牙向非中國之朝貢國，原則上不能得到接待，更不可能啟動官僚程序以獲得進京的許可。換言之，只能採用變通方法，才能掃除障礙。找到的解決方法便是當葡使為滿剌加使團向北京奏報，因為滿剌加本為朝貢國。只有這樣弄虛作假，廣東當局方可獲得 30 若昂·德·巴羅斯(João de Barros)《亞洲旬年史之三(Ásia de Joéo de Barros，Terceira Década)》，里斯本，殖民地總局，1944年，第 100－102 頁。譯文參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文獻註釋篇》，第 226－227頁。 31 <武宗實錄>卷一五八。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1頁。 32 <武宗實錄>卷一九四。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1頁。 35

中央許可，讓使團進京。 在整個過程中，有兩個關鍵人物：一位是翻譯亞三，另一位是宦官寧誠。從其他史料中，我們知道翻譯火者亞三 34是華人 35，但籍貫不詳。在顧應祥文中，他被稱為“江西浮粱人”。關於與京廷的接觸，《明實錄》和《明史》皆隻字未提代葡人向朝廷稟報的宦官的名字，顧應祥則明白無誤地指出是寧誠。應該是寧誠將亞三引薦給江彬的，估計他受取了葡人的禮物或賄賂才這樣做。 從此，葡人僱佣的翻譯亞三便在漢籍中被視為大使，原因是葡人的相貌與京官熟悉的滿剌加人的樣子根本不像。就這樣，葡萄牙使團在一位華人“使節”的帶領下進京。正因為此，使團成員之一維埃拉(Cristóvão Vieira)的信中沒有提及皮萊資停留南京和北京的細節，難言之隱可能是皮萊資及其使團的其他成員乃作為亞三的隨員赴京的，因為這樣才能通過中央當局那一關。亞三“見禮部亦不拜跪”，雖然由於“彼嘗與天子嬉戲”，但也在相當程度上説明了“且詐稱滿剌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這點 36，以致梁焯似陳金在廣州那樣治罪他： 33 《明史》，第 8419頁。 34 參見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第 109－111頁。關於火者亞三的新考證，可見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第 29頁以及韋傑夫<明朝中國史料中的葡萄牙人>，第 272－276頁。 35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明年，武宗崩，亞三下吏。自言本華人，為番人所使，乃伏法。”(明)黃佐《廣東通誌》：“武宗晏駕。是日，皇太后懿旨誅彬。已而火者亞三等就獄，稱本華人，為外夷所役。於是，與寫亦虎先等皆伏誅。有詔佛郎機不許入貢。”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 卷，第 14、174 頁。嚴從簡也稱：“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國主，遣加必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有火者亞三，本華人也，從役彼國久，至南京，性頗黠慧。”參見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 320頁。 36 嚴從簡所載相同：“時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導亞三謁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入四夷館，不行跪禮，且詐稱滿剌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執問杖之。”參見《殊域周咨錄》，第 320頁。 36

“亞三侍帝驕甚。從駕入都，居會同館。見提督主事梁焯，不屈膝。焯怒，撻之。彬大詬曰：‘彼嘗與天子嬉戲，肯跪汝小官邪？’”37。 以前一般認為，為葡人呑併的滿剌加使臣到京控斥葡人暴行並求援，揭發了使團是由佛郎機派遣的真相。從前面可以看出，無論廣東當局還是禮部，實際上都很早清楚使團來自何處，僅亞三“詐稱滿剌加使臣”，上下串通欺弄昏君而已。儘管如此，京廷只處死了將番人帶入中國的翻譯，使團的非亞洲成員卻沒有受到嚴懲。 至於葡人被遣返廣州，起初並非似得寵權臣楊廷和所言，京廷有令將他們拘留在穗，等候豹房發落： “命革皇店管店官校並軍門辦事官旗校尉人等俱回本衛，命哈密及土魯番等處，原差進貢等項，夷人該放回者，該部各照原擬賞例給賞，差人送回。其餘仍令會同館安歇，該管官員嚴謹關防，不許縱容出入。佛郎機夷人，差人送回廣東，聽候豹房。”38 乍看來，這好像是正德遺囑 39 的意思，實際上是武宗駕崩後由攝政的楊廷和和皇太后砲製的指示。這有特殊歷史背景和撥亂反正之意。40 37 《明史》卷三二五<外國>。(明)黃佐《廣東通誌》也稱：“梁焯，字日孚，南海人，與韜同登進士。⋯⋯拜主客主事。會佛郎機夷人加必丹末等三十員名入貢至南京，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遊豫，導引火者亞三謁上，喜而留之。比至京師，入四夷館，不行跪禮。焯執問杖之。”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4、174頁。 38 《楊文忠三錄》卷四，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59頁。 39 “(正德十六年三月)又傳遺旨⋯⋯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進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武宗實錄>卷一九七)。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2頁。 40 一般而言，皇帝遺詔只是一篇官樣文章，內容無非是回顧往績、嘉勉新君之類的言詞。但皇太后和楊廷和主導起草的武宗遺詔，卻打破傳統，非同尋常地利用皇帝自責語氣反省當政期間的昏庸胡為作為遺詔主調，目的是以此撥亂反正，為繼位者正本清源鋪路：“明自正統以來，國勢寢弱。役 37

在武宗彌留之際，已經對在位時的胡作非為有所反省和悔意：“前事皆由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41由於正德未有子嗣，他駕崩後，很可能似往朝那樣引起皇位之爭，加強防範乃理所當然。實權在握的楊廷和為確保京城安全採取了多項措施，其中包括誅殺江彬及其同黨——亞三跟江彬關係密切，自然難逃一劫，並將一些在京的外國——如哈密、吐魯番和葡萄牙的貢使遣返。而皮萊資使團被遣返廣州，主要原因也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問題是，皮萊資使團到達廣州後，很可能被兩廣地方當局理解為使團已被拒絕。或許，兩廣官員的理解是正確的。為了掩蓋此前“奏准起送”使團的“過失”——如果過失被發現追究，不僅會丟官，性命也可能不保 42，兩廣當局自然希望盡快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恰巧，京廷着令扣留使團作為人質，直至佛郎機歸還滿剌加國土。這樣，正如尚未洞悉京廷風雲變幻和敏感政治的使團成員維埃拉所言，廣東當局改變了態度，不留情面地嚴加指控，採取各種手段迫害葡人。顯然，西蒙·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1520年在大嶼山東涌的胡作非為，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使團的功敗垂成。 從葡文史料中，我們知道皮萊資似所有貢使一樣，給中國皇帝帶去了進貢的禮物，唯至今無法找到禮物清單。使團成員維埃拉稱“我可惜記不得禮物的內容和數量了，但值一千五百 皇手除逆瑾，躬禦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參見《明史》，第 90頁。 41 同上，第 90頁。 42 <武宗實錄>卷一九一：“(正德十五年九月)明旨其實前後事情不相照應，難以遵行，況中多重大緊急事情不可遲誤者，如⋯⋯近日佛郎機併滿剌加、占城等國，進來番文事，於地方俱未見有處置。夷情反覆，不可不慮。”又<世宗實錄>卷四：“(正德十六年秋七月己卯)滿剌加求援事宜，下兵部議。既而兵部議：‘請責佛郎機，令歸滿剌加之地。諭暹羅諸夷以救恤鄰之義。其巡海備倭等聞夷變不早奏聞，並宜逮問。’上皆從之。”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1、23頁。 38

(原文如此，無單位)以上⋯⋯”43連洛瑞羅也心存疑問：“16世紀文獻中從未描述進貢皇帝的禮物，僅僅是遺漏？抑或皮萊資使團根本不具官方性質，還是帶去的禮物無足輕重？”44 我們認為，雖然由於向中國遣使乃里斯本宮廷的意旨，但大使由印度總督選任，進貢的禮物也在當地臨時準備，這可能是貢禮有限的原因。若禮物無足輕重，那麼，更加令人相信葡萄牙首次遣使的目的更多是想“闖入”中國後獲得認可，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朝貢使團。對此，加爾旺(António Galvão)指出：“費爾南·安德拉德在一個叫貿易島的地方停留了 14個月，依印度總督的指示不斷地匯報有關中國的重要情報。既然佩雷斯特羅 (Rafael Perestrelo)已經用一艘馬六甲的商船前往中國，費爾南·安德拉德應該擴大此一發現的成果，這不僅是印度總督的指示，也因為船隊需要更多的發現。皮萊資已經進入中國大陸，馬斯加雷尼斯(Jorge Mascarenhas)亦沿着海岸到達緯度 24度的漳州。”45除開使節原有社會地位低下外，這也證明連使團成員都不甚關心貢物，16世紀葡語文獻完全沒有相關的記載亦不足為奇了。 然而，漢語文獻填補了這個中葡關係史上數百年的空白。從清單上看，我們發現貢物雖然並非極其珍貴的禮品，卻也價值不菲。不妨看看清單的組成。 清單的首項禮物，是中國皇室十分喜愛的珊瑚樹 46。 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筆下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隨着漢語文獻的發表以及由此帶動的史學進步，現在變得可信 47 43 拉法爾·廷迪諾，前引書，第 12頁。 44 洛瑞羅《貴族、傳教士與官員——16 世紀葡中關係(Fidalgos，Missionários eMandarins：Portugalea Chinano séculoⅪ)》，第 288頁，註釋153。 45 加爾旺(António Galvão)《論大發現(Tratado dos Descobrimentos)》，里斯本，阿爾法出版社，1989年，第 59頁。 46 參見《葡萄牙人航路(ItinerariúPortugallésiú)》，米蘭，1508 年，第CXXXIX章，第 LXXVI頁。 47 參見金國平、吳志良《粤澳公牘錄存》，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 1卷，第 58－66頁。 39

在中文資料可以證實甚至得到印證。護胸甲(金盔甲)便是其中之一。平托在《遠遊記》中説： “我軍乘勝追擊，一直殺到城門口。只見守吏在六百多人的簇擁下立在城門口。他的坐騎是匹駿馬，渾身披掛着紫紅鑲金的舊式盔甲。後來我們才得知，這些東西原屬於一個名叫托美·皮萊資的人。他受先王曼努埃爾之命出使中國。他搭乘的是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船。當時的印度總督為洛波·蘇亞雷斯·德·阿爾貝爾加里亞。”48 這有兩個可能：金盔甲或是皮萊資的私人物件，或是向正德皇帝的貢物之一。我們認為，任何一種假設都是可能的。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稱火者亞三和寫亦虎仙(Syyid Husain)“或馳馬於市”49，可推測皮萊資亦需盔甲。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向具爭議的《遠遊記》。 至於玻璃，很可能是當時備受達官貴人喜歡的稜鏡。雖然中國早就盛產絲綢，但其時華人喜歡新事物，故葡人將紅線褐等列作禮物。 有趣的是，葡人沒有似向日本人贈送火器那樣，只向中國皇帝贈送利劍。依中國文獻記載，古里王早已向天朝進貢“佛郎雙刃刀”。大概葡人在印度洋得知中國人的喜好，所以貢品中有“三刃劍一口”和鐵劍。再者，向一個大一統國家贈送火器或許並不合適，雖可能得到驚喜，也容易引起誤解。由此可見，葡人對禮品的選擇既謹慎又合乎外交禮節。 從“頭目常看書”這句話，我們得知皮萊資是一個有教養且喜讀書之人，這也是撰寫一部如《東方簡誌》那樣內容豐富的著作所必備的品質。由於葡人來自西方，顧應祥又不懂西方文字，便誤以為皮萊資所讀“乃佛經也”。這句話對中葡初次相遇的歷史研究產生了影響。令人稱奇的是，羅明堅(Miguel Ruggieri)神甫在中國內地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便署名為“天竺 48 參見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註《遠遊記》，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及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上冊，第 189頁。 49《殊域周咨錄》，第 321頁。 40

僧”，因為在華傳教初期，耶穌會盡量不向性格多疑的華人提出新鮮事物，以免引起疑心而費時失事，影響傳教事業。為此，他選用了華人熟悉的詞語——天竺和傳播佛教的故事來掩飾其身份及來意。就連給正德皇帝的貢品，也大多源自印度洋地區。可謂用心良苦！ “見禮部亦不拜跪”一節已廣為學界討論，本文從略。 關於使團成員的情況，毫無疑問，若干近身陪伴正德帝的成員跟着皇帝回到了北京 50。使團“留於會同館半年有餘”，自然養尊處優，其時以使者自居的火者亞三，甚至驕橫跋扈。據黃佐《廣東通誌》： “又番人寫亦虎先與其甥米黑兒馬黑麻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武大臣，時彬及錢寧用事，二夷人者或馳馬於市，或享大官之饌於刑部，或從乘與，餕珍膳於會同館，或同僕臣卧起。而大臣被誣者皆桎梏幽囚。以是輕每朝官，焯每以法約束之。”51 後來，火者亞三僅是普通翻譯的身份被揭穿。準確地説，他是其他四位翻譯的頭頭。根據葡囚維埃拉所言，“翻譯之首病故”，其他四人被控擅離故鄉且將葡人引領入境而處決。但依漢籍記載，亞三是被處死的。漢、洋記載為何不同，仍有待查證。 顧應祥的見聞錄清楚告知我們，扣留皮萊資使團非京廷的意旨。原意只是經廣州將使團遣返，但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戲劇性地改變了使團的命運，令其完全失敗。 二、一份朝鮮文獻的有關記載 最近披露的一份朝鮮文獻，使得我們可以對葡人在京城停留期間的詳細情形有所瞭解。 50參見<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第 116頁。 51 轉引自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 13頁。 41

眾所周知，朝鮮作為朝貢國，一向與天朝帝國保持良好的 關係。朝鮮在華有長駐的使節，一方面為了向皇帝表忠，另一方面，也為搜集情報。葡人進京欲與天朝建立外交關係，在京朝鮮人當然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並收集了詳細的情報稟報其國君。這些情報，收錄在《李朝實錄》中，應為信史。誠然，史學者通常關注相關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直接記載，但在缺乏此類史料的情況下，第三方的史料便變得可貴和有用。我們曾利用《李朝實錄》和耶穌會文獻分析努爾哈赤的死因 52，同樣，《李朝實錄》對皮萊資使團在京的情況也有十分珍貴的描述，這些描述由於在中方和葡方文獻中都缺漏，尤顯重要：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戊戌，通事李碩以中朝聞見事啟曰：佛郎機國為滿剌國所遮攔，自大明開運以來不通中國。今者滅滿剌國，來求封。禮部議云：‘擅滅朝廷所封之國，不可許也。’不許朝見。而其館待之事，無異於他國。其狀貌有類倭人，而衣服之制，飲食之節，不似人道。中原人以為從古所未見者也。皇帝凡出遊時，如韃靼、回回、佛郎機、占城、剌麻等國之使，各擇二三人，使之扈從，或習其言語，或觀其技藝焉。”53 從上述引文可知，皮萊資使團雖然未獲承認其地位，但得到與其他貢使相同的接待禮遇。不過，漢籍所載，令人感覺到葡萄牙使團的部份成員受寵於正德皇帝，是江彬受賄後從中活動所得的結果 54。現在看來，情況不完全是這樣，正德帝外巡時將一些使節納入隨行人員中是件正常的事情。由此推論，皮萊資使團的部份成員與正德帝留在南京，另一部份則直赴北 52 金國平、吳志良<澳門與入關前的滿清——從耶穌會文獻重探努爾哈赤死因>，載《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 51－85頁。 53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46頁。 54 (明)黃佐《廣東通誌》也稱：“會佛郎機夷人加必丹末等三十員名入貢至南京，江彬領四家兵馬從上遊豫，導引火者亞三謁上，喜而留之。比至京師，入四夷館，不行跪禮。”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74頁。 42

京。留在南京的成員之一，便是亞三。中文史料不乏正德跟亞三學“番語”的記載，《李朝實錄》也證實“或習其言語”。另外一位成員可能是皮萊資，正德帝曾跟他玩“跳棋”，似跟其他使團的人那樣，以便“觀其技藝”。這些生活細節，黃佐《泰泉集》卷四九《永德郎兵部主事象峰梁公墓表》也有紀錄： “正德末，逆臣江彬領四家兵從車駕游豫，受佛郎機夷人賄，薦其使火者亞三，能通番漢語，毅皇帝(按即明武宗)喜而效之。降玉趾，日與晉接”。55 至於將葡人與日本人的比較，可能是兩者的膚色相似。 《李朝實錄》的另一件文獻，則顯示出朝鮮國王對中葡首次外交接觸細節的濃厚興趣： “(正德十六年)上曰：‘前所不通之國，今皆來朝，然耶？’鏛曰：‘此所謂佛郎機國。考其地圖，則在西域之界，西南之間。’上曰：‘其在玉河館乎？其數幾許？’鏛曰：‘使一人，其下二十餘人也。臣等與之言語，其心甚為開明。見其書冊，則體似真言諺文，而其精細無比。其衣服以鵝毛織造，而體似團領，下幅甚闊，自頭以著，不為解結。飲食則只食雞肉糆食，蓋其土產只此耳。問其風俗，則雖君長不過一妃，而妻死不為更娶也。’上曰：‘中朝何以待之？’鏛曰：‘其初入貢，以玉河館為陋，多有不遜之語。禮部惡其無禮，至今三年而不為接待矣。其人多賫金銀以來，凡所貿用，皆以金銀。臣等往見其館，皆以色布為圍帳，四面列置椅子，分東西而坐。中置椅子一坐，蓋之紅氈，曰：‘此皇帝臨幸所坐之處。’蓋以入貢之時，皇帝路逢，往見其館故也。中原亦言皇帝還京，必往見之。’上曰：‘距京都幾里云乎？’鏛曰：‘以水路而來， 55轉引自《<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9頁。 43

至廣東登陸，凡三千餘里也。’”56。 從前述對話可知，朝鮮國王密切關注中國的政治外交動態，連會同館的位置以及使團的人數都詢問其詳。該文件的重要性，也體現在它提供了禮部的內情，特別是禮部侍郎是廣東籍人，對葡人不友好。這樣，也明白了葡人使華的官僚程序歷時三年之久是故意造成的。 朝鮮翻譯員造訪葡人，很可能是朝鮮與西方的首次接觸，而他對葡人的印象是正面的。有關“見其書冊，則體似真言諺文，而其精細無比”的評論，可能是指《聖經》。朝鮮人對這些圖書的印刷裝禎質量也印象深刻，自愧不如。《李朝實錄》也證實了顧應祥所言，葡萄牙使團成員有讀書的習慣。從“其衣服以鵝毛織造，而體似團領，下幅甚闊，自頭以著”的描寫，我們也首次瞭解到葡人貢使的穿著。葡人實行一夫一妻制，與遠東一夫多妻風俗不同，也引起朝鮮人的注意。 對當時的支付手段——金、銀，文中也有所描述。朝鮮譯員訪問會同館，對葡人居處裝飾的描寫，令我們對使團成員是否在南京獲得接見有所結論，並旁證葡文記載： “劄諭廣州巡撫、三司：若干年前，吾王曾派遣托梅·皮萊資(ToméPires)向中國國王呈送信函及禮物，至今已有多年。(使團)已為大吏及其他負責的官員所接受，在廣州給其館舍。又從此蒙中國國王召請，使節前去並在南京得見天顏。國王命令他從該地前往北京，以便處理使團事宜並說宜在那裏辦理此事。從此他的消息杳然。”57 多年的疑問和爭議，如今終於水落石出。這證實了維埃拉所言“8月 7日曾致信在廣州的葡萄牙人，將與國王相處的情況向他們作了通報”58，也證實了末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m Afonso de Mello)的情報。尤令人驚奇的是，正德“皇帝路逢， 56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47頁。 57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195頁。 58 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151頁。 44

往見其館”，與漢籍所載“降玉趾，日與晉接”完全吻合。這一切，依明朝嚴格的禮儀都是不可能的，但對這位玩世不恭的皇帝，似乎沒有甚麼是不可能的，特別考慮到其時葡人受到皇帝近寵江彬的“護佑”。葡文史料中，也有許多關於正德帝與葡人有特殊交往的描述 59，例如“下跳棋”。為此，葡人在其居所專門準備了“椅子一坐”，為“皇帝臨幸所坐之處”，從而確證“中原亦言皇帝還京，必往見之”。一句話，在江彬和其他宦官的影響下，正德皇帝打破了官方一切陳規 60。 最後需要説明的是，朝鮮人和中國人一樣，由於缺乏對世界地理的認識，也不清楚佛郎機國在何處，更不清楚與華距離有多遠。 值得指出的是，《東方簡誌》雖然在皮萊資出使前完成並對認識南洋和遠東有幫助，但對研究此一使團意義不大。葡語文獻中，最原始和最重要的史料無疑是使團成員之一維埃拉1534 年在廣州獄中所寫的一封信。東方文獻中，最重要的則是本文使用的兩份史料。借助於這三份史料，我們似乎可以更翔實地重建皮萊資使團進入廣州、路經南京、到達北京、折返廣州及其失敗的全過程。此一過程，也是葡王曼努埃爾(D.Manuel)欲與華建交夢想破滅的過程。 從中文史料將火者亞三當作使節以及葡文史料奇怪地省 59 洛瑞羅《貴族、傳教士與官員——16世紀葡中關係》，第 270、285頁註釋 66。 60 對正德皇帝其人其政，黃仁宇有生動的論述：“正德的個性極強，對於皇帝的職責，他拒絕群臣所代表的傳統觀念而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他在位時，常常離開北京，一走就是幾個月甚至長達一年。而住在北京期間，他又打破陳規，開創新例，有時竟在深夜舉行晚朝，朝罷後又大開宴席，弄到通宵達旦。對這些越軌的舉動，臣僚們自然難於和他合作，他也就撇開正式的負責官員而大加寵用親信的軍官和宦官。對負責主要行政責任的內閣，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個傳遞消息的機構而已。凡此種種，多數文臣認為跡近荒唐，長此以往，後果將不堪設想。”(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8頁) 45

略皮萊資在京停留期間的細節來看，我們認為，第一個葡萄牙 和歐洲赴華使團實際上有兩位大使：一個是皮萊資，另一位為火者亞三。 三、餘論 中葡早期關係完全在中國傳統朝貢制度之下發展。明代朝貢制度已經與世界潮流脱節，中外由於價值取向不一也有不同的理解：明朝主要是希望各國“上奉天道，尊事中國”61，而外國則基本上給予經濟上的解釋，當它為一種最優惠國待遇。從廣東當局接待皮萊資使團的動機看，也更多從經濟利益上考慮。由此可見，朝貢制度在管理上也出現了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這種朝貢制度即因於明代人對於中國以外世界的認識水平，又妨礙了中國人對於域外世界的正常認識”62。實際上，葡人攻佔滿剌加之時，已經深刻改變了世界未來 500年的格局和東西方關係的平衡，預示着世界中心的逐步轉移。對此，梁嘉彬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自滿剌加被葡佔據後，在南洋諸國威信亦漸失，是謂為‘開中國外交失敗之漸’，不亦宜乎？”63 的確，“從歷史上的事實證明麻六甲的失陷固然是滿剌加國的大不幸，但也是中國悲劇的開始”。64 可惜，天朝帝國尚未意識到此一事件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 65。而葡王曼努埃爾首次對華遣使，則很清楚希望從中國得到甚麼，儘管明王朝還沉迷於朝貢制度中而不自知。葡人東來，對中國當局來説是一個全新的局面，天朝官員並無做好準備，以對付傳統地緣政治 61《明太祖實錄》，卷 47。 62 陳尚勝《開放與關閉：中國封建晚期對外關係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03頁。 63 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載王錫易等著《明代國際關係》，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 11頁。 64 張奕善《明代中國與馬來亞的關係》，台北，精華印書館有限公司，1964年，第 3頁。 65金國平、吳志良<1511年滿剌加淪陷對中華帝國的衝擊——兼論中國近代史的起始>，載《鏡海飄渺》，第 13－37頁。 46

之外的陌生力量。在相當長時間裏，中國對葡萄牙的名字都聞所未聞，更不知該國位於地球哪一角落。天朝中心觀引致的無知，在《明史》中表現無遺。該書出版於 18 世紀，而有關葡萄牙的章節裏還直言“佛郎機近滿剌加”！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想像帝國可以制定對葡政策，也不可能調整朝貢體制下的地緣政治。朝貢體制不僅是一套政治外交制度，事實上，它由兩個重要部份組成：其一是在中國境外發生武裝衝突之時，以周邊的朝貢國作為戰場的前線；其二是有效避免外國勢力滲透中國的防線。許多世紀以來，此一政策在中國傳統勢力範圍內都顯得十分有效。然而，當陌生的國家遠來並形成新的國際格局後，此一政策便變得不合時宜了。可惜，中國依然故我。究其原因，乃因為天朝體制一向以科舉精英士大夫為支撑，而文武官員則墨守成規，沒有能力適應新的國際形勢。此一僵化的立場，直至西方列強紛至而引發鴉片戰爭後，終令朝貢制度完全解體。 葡人東來，一開始便對天朝解體產生催化作用，攻佔滿剌加破壞了南洋地緣政治的平衡，切斷了中國產品行銷印度洋的去路，中國在該地區的傳統領導地位受到了嚴重衝擊。令人遺憾的是，滿朝文武均未及時覺醒，帝國乃從此走向衰落。自從鄭和下西洋之終結，明朝便在南洋失去了影響力。最初由穆斯林取而代之，後來葡人逐漸控制了原屬天朝勢力範圍的地區，實現曼努埃爾國王葡萄牙東方帝國的夢想。 事實上，從葡萄牙角度，皮萊資使團可以納入神秘中國的“內陸發現”的戰略範疇之內，只不過最後失敗了。 人們一直在探尋皮萊資使華失敗的原因。我們認為，分析如西蒙·安德拉德的不當舉動、火者亞三及其同伴在禮部面前的驕橫跋扈、滿剌加使臣的控訴、正德皇帝駕崩等具體史實固然重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是，應該將這些事件和衝突放在不同文化和文明碰撞的大背景下去解讀。由此可見，皮萊資使團失敗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回頭看，這不僅是葡萄牙的失敗，對中華帝國也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其後近 30 年間，中葡中止了來往，明朝當局對外夷更加不信任並對他們增強了防範，中國完 47

全關閉門戶也長達 10 年。這損害了與傳統朝貢國的政治、外交和商貿關係，從而令新興的列強有機可乘。由於海禁對廣東經濟造成了莫大損失，兩廣當局終於提出開海之議。當時的情況的確很惡劣，因為半個中國的產品都依賴廣東的港口輸出。更為消極負面的是，這嚴重影響了天朝的對外關係，中央帝國逐漸走向邊緣，甚至被主流世界排斥在外。由於天朝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和“國際秩序”，只好採取簡單又簡便的對策：閉關自守，續圓美夢。而長期閉關自守，最終導致帝國的發展停滯落後，直至鴉片戰爭才如夢初醒。至今，國人對這段歷史還歷歷在目、心有餘悸。 48

“南澳”地望、中葡議和重點 及年代新辨 對於史學而言，努力尋獲新資料與認真解讀已知史料是更新史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後者的重要性，可能不在前者之下。在澳門歷史及中葡早期關係中，汪柏是造成葡人得以入澳、居澳及澳門正式開放的關鍵人物。他與其上司關於“佛郎機夷違禁潛往南澳”的爭執，大概是一條所有早期澳門歷史研究者耳熟能詳的資料。 時任海道副使的汪柏的上峰是按察使丁以忠。郭棐《粤大記》為其立傳日： “丁以忠，字崇義，新建人。戊戌進士，歷官廣東按察使。慷慨大度，不屑苛瑣，恢然負用世之才。平反積獄，數十人自以不冤。時佛郎機夷違禁潛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從臾之，以忠力爭曰：‘此必為東粵他日憂，盍慎思之。’柏竟不從，今則深根固蒂矣。尋擢右布政使。時征何亞八、鄭宗興諸賊，運籌理餉，克咸厥功，賜白金、文綺。”66 同一作者的《(萬曆)廣東通誌》亦見上傳，僅文字稍異： “丁以忠，字崇義，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歷廣東按察使，慷慨洞達，有用世才。總憲務持大體，多平反出枉者數十人。時佛郎機夷違禁潛住南澳，海道副使汪柏受重賂從臾之。以忠曰：此必為東粵他日憂。力爭弗得。尋擢右布政使，時征何亞八、鄭宗興諸賊，運籌裕餉，克成厥功，賜白金文綺。”67 至於汪柏允許葡人“潛往南澳”的原因，郭棐先是説“海 66 《粤大記》，卷九<宦績類·綏撫鴻勳>，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57頁。 67 同上，第 5卷，第 182頁。 49

道副使汪柏從臾之”，可能是不瞭解、不理解汪柏這一眾目睽睽下違禁舉動的隱因，於是加了“受重賂”三個字，權作解釋，但“時佛郎機夷違禁潛住南澳”的記載一字不差。關於“南澳”的地望，目前有兩種意見：一説澳門 68，一説潮州南澳 69。 最近我們在溫讀郭棐《(萬曆)廣東通誌》時，在一條可能所有研究者都曾寓目的記載中，見到一絲可以提出一新説的線索： “正德十一年⋯⋯六月，⋯⋯佛郎機夷人始入廣州。佛郎機，不知何許種落，國初禁不許通貢，至是假入貢為名，突至廣州，舉大銃如雷，徑抵南澳，郡城震駭。後謀據東莞南頭地，至掠買小兒食之，強奪民家婦女，其淫毒古所未有也。” 更早的黃佐《(嘉靖)廣東通誌》記曰： “正德十年，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按察司副使。正德十一年夏四月，⋯⋯佛郎機夷人入廣州。佛郎機夷人，不知何許種落，至是假入貢為名，舉大銃如雷，抵澳，郡城震駭。後謀據東莞南頭，甚至掠買小兒炙食之。”70 萬曆通誌雖較晚，但較之嘉靖通誌更為翔實準確。黃佐云：“抵澳，郡城震駭。後謀據東莞南頭”，“抵澳”不明為何澳。尤其是“後謀據東莞南頭”一語，曾給葡語文獻中的“Nanto”的考證帶來巨大混亂。而郭棐的“徑抵南澳，郡城震駭。後謀據東莞南頭地”，僅僅多添了四個字，卻大大提高了其準確性。“東莞南頭地”吿訴我們，葡人初來之地在南頭的轄境內，而不是指其治所。“徑抵南澳”的“南”字有點睛之妙。從上下文可知，此處的“南澳”既不是澳門，也不是潮州的南澳，而 68 關於考證為澳門的各説，參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 94頁。 69 金國平<南澳三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81－82 頁及施存龍<關於“張璉”、“南澳”誤傳辨正>，《文化雜誌》，澳門，文化局，第 47期，2003年夏季，第 218－224頁。 70《(嘉靖)廣東通志》，卷七<事紀>五，《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70頁。 50

是廣州城南葡人抵達登陸的澳口。因此，《粤大記》及《(萬曆)廣東通誌》“時佛郎機夷違禁潛住南澳”中的“南澳”不是專有名詞，係指廣州城南的澳口。其具體範圍，吳桂芳《議築廣東省會外城疏》有所涉及： “據廣東布政司呈，奉臣會案議照安內攘外，固以攻戰為先，而思患預防，則以城守為本。看得廣東省城正南歸德等門外壕畔高第、賣麻等街，商民綢繆，財貨積聚，逎兩廣所恃以為利府，奸宄垂涎以為奇貨之地方。”71 吳桂芳的同時代人，而且造訪過澳門的葉權有目擊錄： “⋯⋯廣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價平。不但土產如銅錫俱去自外江，製為器，若吳中非倍利不鬻者，廣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賈驟集，兼有夷市，貨物堆積，行人肩相擊，雖小巷亦喧填，固不減吳閶門、杭清河坊一帶也。”72 葡人當時通過納税已獲准入澳門灣泊，“浙未嘗與倭市，閩則聽我沿海之民納餉給照往市於各島諸夷，故其來可拒，其去可詰也。若東粤則不然，國初，占城諸國來修職貢，因而互市，設市舶提舉以主之。然稇載而來，市畢而去，從未有盤據於澳門者。有之，自嘉靖三十二年始。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從未有狡倭雜處其間者。有之，自萬曆二十年後始。”73 由此，我們認為郭棐所言“海道副使汪柏受重賂從臾之”是指允許他們至廣州城下交易。 此説可得到許多中外時文的印證。萊奧內爾·德·索札(Leonel de Sousa)與汪柏議和的信中已報道了這一情況： “於是，在華商務出現了和局，眾人得以高枕無憂做生意、賺大錢。許多葡萄牙人前往廣州及其他地方行商。所到之處，總算有了幾天舒心的日子，自由經商，無拘無束。除支付上述 71 同上，第 5卷，第 233頁。 72 葉權《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 43－44頁。 73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97頁。 51

稅率外，無其他苛捐雜稅。許多商人隱報。實際上，僅僅支付三分之一貨物的關稅。逆河而上，廣州距上川港三十里格。”74 萊奧內爾·德·索札未言明“前往廣州及其他地方行商”的年代，但一份 1622年的葡語文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線索： “為了雙方和好，各自得益，我從此處(澳門)的長者、故人及其他人那裏仔細詢問到過去和現在的事情。我得到的情況如下：首先，大約 104年前，葡萄牙人開始與華人貿易。這在1518 年左右，當時的正德皇帝是萬曆皇帝的曾祖父。起初的47年，部分時間在上川，部分時間在其他港口，一直繳納常規的船稅(direytos acostumados dos navios)。這段時間之後，在浪白滘(Lampacao)交易。1555 年，被獲准前往參加廣州的交易會75(noAnnode 1555 forão admitidos ahir affeyra，â cantão貿易和 74 金國平<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40頁。 75 毫無疑問，梅爾喬爾(Melchior)1555年入穗便是在此背景下成行的。 76 可能是漢籍中的“澳官”、“守澳官”、“守澳武職”、“管澳官”、“澳弁”及“提調澳官”等。1553年，中葡言和後當年即來澳門的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Gregório González)神甫記載説：“得到這一消息後，我被派往那裏。第一年，我與七名基督徒留在了當地。我與其他人被捕入獄，直至明年船隻到來。翌年，我主照亮了我，我為幾個華人施洗，使他們皈依了基督教。我留在了當地並建起了一座草棚教堂。船隻離去前往印度及其他國家後，我與七十五名基督徒又稽留當地。我們再次坐牢且分囚各處，互無音信。”由此可知，至少從 1553年起，澳門便有管理它的“澳官”，但不屬於常駐，或無行署。1557 年開始，“澳官”遷往澳門一事説明有了行署，證實了康熙《香山縣志縣誌》：“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及乾隆時《澳門記略》：“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言不虛。關於“澳官”的葡語記載不少。首批抵達澳門的耶穌會會士曼努埃爾·特謝拉(Manuel Teixeira)神甫於 1563 年12月 1日寫給果阿耶穌會會士的信稱：“我們一到達後，就著手交涉我們進入廣州的事宜，向各位澳(門)官或司法官(Mandarins ouJusticas do Porto)面呈，請他們轉吿廣州大吏，⋯⋯”弗朗西斯科·佩雷斯(Francisco Peres)神甫在一份於 1564 年 1 月從澳門(Maqao)致葡印耶穌會會長的信中説：“⋯⋯我們於 7月 7日起程前往中國，一路順風。我們於聖母瑪利亞節抵達澳門(Amaqao)。我們受到了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其兄及代理主教蘇亞雷斯(João Soares)的熱烈歡迎。我們搶先其他來自巽它 52

納稅。時至今日，已經 67 年。1557 年，中國國王的執法官(Magistrados)76遷往澳門港(portodeMachao)。65年來，給了他們77地方居住。從此，每年兩次前往廣州繳納船稅和為印度與日本的貿易參加交易會(fazerfeyradaíndia，e Jappão 並向國王繳納本城每年的 500兩地租銀。從那時起至今，我們一直繳租 78。104 年來，葡萄牙人與華人交易，從未對王國 79做過壞事，也從未讓人懷疑過他們的忠誠 80。”81 的大船或其他神甫到達。我們到佩羅·金特羅(Pero Quintero)家暫住，至今仍未離開。開始同各位澳官(Mandarins do porto)談判使團事宜，⋯⋯” 范禮安於 1579 年撰寫的一份視察報告説是兩個官吏：“從另一方面來説，中國的大門對傳播福音仍然緊閉。似乎凡人無法找到進行傳教的辦法，因為中國制度森嚴，任何外國人在未得到官員許可的情況下不得入華。官員之間等級森嚴，人人清高，潔身自好，根本無任何辦法可以跟他們建立友誼或攀談。因此，在葡萄牙人在中國貿易的三十多年中，儘管在本港口駐紮有兩個小官吏，但是從來沒有機會同其中任何一人交上朋友，他們反而越來越避嫌、潔身自好。”(《印度傳教文獻》，羅馬，1975 年，第 13 卷，第 199頁。)比他更早於 1565年訪澳的葉權則説明了這兩個官員的性質是“守澳武職及抽分官。”“抽分官”自然也屬於“中國國王的執法官(Magistrados)”。在古澳門葡語文獻中，稱海關關長為“Juiz da Alfândega”，即“海關法官”。關於這個問題，詳見《東西望洋》，第 324－337頁。 77 澳門的葡人。 78 這是一條很重要的資訊，將繳租的年代從萬曆提前到了嘉靖。這份文件成於澳門開埠後僅僅 65年，而且它的信息是作者“從此處(澳門)的長者、故人及其他人那裏仔細詢問到過去和現在的事情”，應該較為可靠。如果 1557年起澳門每年繳納 500兩地租銀屬實的話，這可被視為澳門正式開埠的標誌之一。從常理來判斷，租地付租，天經地義。對此，一份 1621年的葡萄牙文獻記載説：“可以設想，幾乎確實無疑的是，官員有權向渴望得到荒地的人提供土地，讓他們耕種，向國王交地租，⋯⋯”(參見高美士《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葡萄牙 17世紀文獻》，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 9卷，1975年，第 4期，第 25頁)言外之意，澳門是中國官員向葡人提供的荒地，因此他們必須履行義務納租。這完全説明葡人歸附中國中央政權、尊君親上而應承擔的義務。 79 中國。 80 此可證葡人從來是“雙重效忠”的，而且是准許其居留澳門的基本條件之一。 81 高美士《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葡萄牙 17世紀文獻》，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 9卷，1975年，第 4期，第 40－41頁。 53

1555年為乙卯。此説與鄭舜功《日本一鑒》所稱吻合： “歲甲寅，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比有周鸞號客綱者，乃與番夷冒他國名 82，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歲乙卯 83，佛郎機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鸞等使倭扮作佛郎機，同市廣東賣麻街，遲久乃去。自是佛郎機夷頻年誘倭市廣東矣。”84 對此，《(嘉靖)廣東通誌》也有明確記載： “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通番者有厲禁，正德中始有夷人始築室於灣澳者，以便交易，每房一間，更替價至數百金。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逎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85 因知，明朝開國之初便“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因此郭棐稱“違禁潛住”。因知，葡人於 1555年得到汪柏的允許，前往廣州城下貿易。“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迺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説明從 1556年起， 82 指改“佛郎機”名。萊奧內爾·德·索札(Leonel de Sousa)的信稱：“皇帝詔令如山。皇帝獲知我們在私下貿易。他恩准一切商人納税貿易，惟獨心腸狠毒的佛郎機，即葡萄牙人在禁之列。佛郎機被視若無法無天的強盜、逆賊。加斯帕爾·達·克魯斯在《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中記載説：“因出於憎恨和厭惡，稱葡人為番鬼，義即魔鬼之人。現在他們也不以葡萄牙人稱呼我們。約定交税的時候也未將此名報告京廷，只是用了番人這個名字，義即彼岸之人。”“約定交税的時候也未將此名報告京廷”與“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如出一轍。 83 至 1556年，葡人不但自己“來市”廣州，而且夾帶為中國官方禁止的“倭夷”。 84 鄭舜功《日本一鑒》，卷六<海市>，味經書屋據舊鈔本影印本，1939年，第 6卷，第 4頁。 85 《(嘉靖)廣東通志》，卷六八<外志>五<雜蠻>，《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79頁。 54

對葡人加強了商業管理。1557年，“澳官”“遷往澳門港”，從此澳門正式開埠。 允許外人入澳這種情況不始於汪柏，“正德中始有夷人始築室於灣澳者”“灣澳者”當為廣州城南的“南澳”。正德十五年(1520年)“會監察御史丘道隆言：‘滿剌加，朝貢詔封之國，而佛郎機併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賞，於義決不可聽。請卻其貢獻，明示順逆，使歸還滿剌加疆土之後，方許朝貢，脱或執迷不悛，雖外夷不煩兵力，亦必檄尋諸夷聲罪致討，庶幾大義以明。’御史何鰲亦言：‘佛郎機最號兇詐，兵器比諸夷獨精。前年駕大舶突進廣東省下，銃礮之聲震動城郭；留驛者違禁交通，至京者桀驚爭長。今聽其私舶往來交易，勢必至於爭鬥而殺傷，南方之禍殆無極矣。且祖宗時，四夷來貢皆有年限，備倭官軍防截甚嚴，間有番舶，詭稱遭風飄泊，欲圖貿易者，亦必覈具奏，抽分如例。夷人獲利不多，故其來有數。近因布政使吳廷舉首倡，缺少上供香料及軍門取給之議，不拘年分，至即抽貨，以致番舶不絕於海澳，蠻夷雜沓於州城，法防既疏，道路亦熟，此佛郎機所以乘機而突至也。乞查復舊例，悉驅在澳番舶及夷人潛住者，禁私通，嚴守備，則一方得其所矣。’禮部復議：‘道隆先為順德令，鰲，順德人，故備知其情。宜俟滿剌加使臣到日，會官譯詰佛郎機番使侵奪鄰國，擾害地方之故，奏請處置。廣東三司掌印並守巡、巡視、備倭官不能呈詳防御，定行鎮巡官逮問，以後嚴加禁約，夷人留驛者，不許往來私通貿易，番舶非當貢年，驅逐遠去，勿與抽盤。廷舉倡開事端，仍行戶部查例停革。’詔悉如議行之。”86 此處所言“在澳番舶及夷人潛住者”中的“澳”，應該包括廣州城南的“南澳”。 此種情況持續到 1559年，“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嘉靖己未，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潘季訓禁止佛郎機夷登陸至省，惟容海市。”87 因知，在“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潘季訓”的直接干預下，葡萄牙人才失去了前往廣 86 <武宗實錄>卷一九四，同上，第 5卷，第 21－22頁。 87 鄭舜功《日本一鑒》，卷六<海市>，第 6卷，第 5頁。 55

州交易的權利。直至 1587年，情況依然如此： “澳門島及城由葡萄牙人和華人共居。他們同廣東 88人有貿易。華人從那裏攜貨來並在此購貨。葡人不能航行至那裏 89，只有從印度有船來澳門才可以。在此情況下，由官員(mandarim)或澳門的總管(governador de Macau)90來丈量，即量取船的長寬並據此計算關稅的多少。完後，可隨意裝購任何數量的任何貨物，而無需再付分文。允許推選一個葡萄牙人，代表大家航行去廣東 91，可隨意選購貨物，但必須在城外過夜，否則嚴懲不貸。”92 汪柏敢於同他的頂頭上司、有同年之誼的丁以忠爭執而且獲勝，説明背後有重大的原因。我們認為，汪柏此舉的真正目的與朝廷要利用葡人的先進火砲、鞏固邊防的國策，為朝廷尋訪龍涎香及安撫葡人、鎮壓何亞八有關。儘管汪柏放葡人入澳並允許他們至廣城貿易，但並未因此受到朝廷的查辦，反而官運亨通。他的上司也沾光“尋擢右布政使，時征何亞八、鄭宗興諸賊，運籌裕餉，克成厥功，賜白金文綺。⋯⋯官至南京兵部侍郎。”93 為接待管理葡人，“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迺立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94這説明汪柏是個稱 88 原文作“os de Cantão”，更可能是指廣州，因為澳門在廣東的範圍內。 89比較“嘉靖己未，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潘季訓禁止佛郎機夷登陸至省，惟容海市。” 90 大概就是葉權看到的“守澳武職及抽分官”。 91 廣州。 92 Arie Pos e Rui Manuel Loureiro，Itinerário，viagem ou navegacção paraasÍndias Orientais ou portuguesas，Lisboa，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c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1997，pp.131－132。林旭登(1563－1611)此書初版於 1594 年，但他採用的資料均在1587年之前。 93 《(萬曆)廣東通志》，卷一三<藩省志>一三<名宦>，《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82－183頁。 94 同上，同頁。 56

職的官員，並非平庸之輩，以此措施解決了一個前朝遺留下來的大問題。 同年冬到過廣州的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記錄説： “須知，從(15)54年起，在中國做買賣十分安寧，毫無危險。從那時至今，除了重大海難之外，未損失過一條大船。以前在此失去的船隻無計其數，因為那時華人與葡人幾乎處於交戰狀態。每當有艦隊向他們衝過來時，葡人揚帆入海，停泊在無法抵禦惡劣天氣的地方，所以遇有風暴，許多船要麼撞上岸邊，要麼擱淺，損失多艘。但是，從 54年以來，在查烏爾(Chaul)有家室的阿爾加維人萊奧內爾·德·索札、加必丹末(capitammoor)與華人約定繳納他們的關稅，允許葡人在中國各港口經商。從那時起，葡人在廣州做生意。廣州是中國第一大港。華人攜帶絲綢和麝香雲集那裏。這是葡人在華購買的主要貨物。那裏有安全的港口，他們平安保險，無人打擾。所以，此時華人可放心買賣，上上下下樂於同葡人交易，於是他們的名聲傳遍了全中國。朝廷某些大員因有耳聞也專來廣州一睹為快。”95 從葡萄牙航海資料來看，“南澳(Lamao)”是往來粤、閩、浙、日航線的必經之地及中繼點，無論議和前後一直如此。要説“潛往”也應該是指議和之前。中葡議和後，“允許葡人在中國各港口經商。”既然允許他們經商，自然他們可以合法經過南澳，前往日本。因此，即便葡人前往潮州的南澳也不能説是“潛往”。議和初，仍不允許他們至省城下貿易，所以“潛往”當指違反“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許入城”的“厲禁”。加斯帕爾·達·克魯斯所言甚明，從 1554 年開始，“葡人在廣州做生意。”《日本一鑒》亦云：“歲甲寅，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1556年 95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里斯本，1997年，第 221－222頁。 57

冬訪問過廣州城的加斯帕爾·達·克魯斯記載了葡人離船上岸 居住的情況：“碰巧在一個月色皎潔的夜晚，我與幾個葡萄牙人坐在我們的客棧(pousada)門前河 96上的木台上，見到幾個小青年駕艇遊玩，彈奏着各色樂器。”97 對此情況，梅爾喬爾(Melchior)也有記載：“在上川，我主賜我恩澤在據説是我們尊敬的沙勿略曾葬身的墳穴處做一彌撒。一到上川(此島在廣東沿海三十里格處)，我便設法看看是否有人願意捎帶我去廣州城。我以為，根據葡萄牙人的看法，在沙勿略神甫的祈禱下，在其逝世後不久，將此地 98給 99了基督徒，以便葡萄牙人可以去那裏 100 及中國其它地方與他們交易。我們尊敬的神甫曾為此奮鬥不息，卻不得進入廣州城，而我們卻在他的努力下不費吹灰之力便達目的。”101“將此地給了基督徒，以便葡萄牙人可以去那裏及中國其它地方與他們交易”一語，同“海道副使汪柏從臾之”吻合。 梅爾喬爾兩次入穗是從浪白滘出發 102，取道西江成行的。第二次從廣州返回時，來到了澳門。平托在其著名的 1555 年11月 20日“亞馬港之函”中敍述説： “今天 103，我從我們住泊的浪白滘來到了亞馬港。亞馬港在浪白滘前方 6里格多的地方。在那裏我遇到了梅爾喬爾 96 應指珠江。 97 《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第 169頁。 98 澳門。 99 給予使用。 100 廣州。 101 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Francis M.Rogers)輯注《平托信札及其它文獻》，存在出版社、國立圖書館聯合出版，里斯本，1983年，第 68頁。 102 “我們從那裏(上川)乘船出發，於 8月 3日來到了浪白滘。船隻在那裡進行貿易。從此梅爾喬爾(Mestre Melchior)神甫曾兩次前往廣州城，詳見他後來寫的信件。”參見麗貝卡·卡特斯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前引書，第 64頁。 103 1555年 11月 20日。 58

(Mestre Melchior)神甫，他從廣州來此 104。”105 1556 年弗洛伊斯(Luís Fróis)修士在從馬六甲致果阿耶穌會修士的一信件中追敍此事曰： “去年 106，梅爾喬爾神甫在此情緒低落——當他得知葡人已進入廣州(Cantão)並得知葡人與華人開始議和，前者向後者交納關稅(direitos)107時，⋯⋯然而，神甫幾乎決定在前往中國的大船上派遣一名修士，以便在葡人前往廣州城繳稅(fazeros direitos)時把他留在城裏。這樣在華人中呆個兩、三年，好好學習語言，瞭解當地的情況，以便在從此派遣神甫時能有人為他們翻譯語言⋯⋯”108 1556 年設立“客綱、客紀”後，有了管理葡商的專職人員，在澳門也派了“澳官”，並鑒於在廣州已允許葡人登岸居住，沒有理由再在澳門限制葡人“舟居”，而且整個東南沿海的抗倭局勢基本穩定，再加上汪柏已出任廣東按察使等原因，遂於次年將澳門正式對葡人開放： “第二天早晨，我們自上川島出發。太陽落山時抵達往北六里格處的另一島嶼。該島名為浪白滘。其時葡人與華人在島上交易，直至一五五七年廣東官員在當地商人的要求下，將澳門港劃 109給了我們做生意。以前那裏是個荒島，我們的人把它建成了一個大村落。”110 從目前的學術進展來看，平托此説似乎不悖於歷史事實。“當地商人”可能便是汪柏任命的“客綱、客紀”。康熙《廣 104 據 1556 年 1 月 7 日弗洛伊斯(LuísFróis)修士從馬六甲致果阿耶穌會修士函稱，平托也曾至廣州，參見麗貝卡·卡特斯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前引書，第 84頁。 105 同上，第 61頁。 106 1555年。 107 漢籍作“兩萬金”。 108 麗貝卡·卡特斯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前引書，第 77－78頁。 109 葡語原文作 deram，亦可理解為“允許”、“讓”。 110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下冊，第 698頁。 59

東通誌》載曰：“三十四年，巡撫鈞牌發浮梁縣商人汪弘等到司，責差綱紀何處德領同前去番舶訪買，陸續得香共十一兩⋯⋯”，111 汪柏與“浮梁縣商人汪弘”的關係待考，但他們是同宗鄉親則毫無疑問。 “客綱、客紀”的設立使納入了官方貿易範疇的葡萄牙人的貿易有了專管人員，加上“澳官”移入澳門，從而為 1557年正式允許葡人居澳創造了條件。由此可以解釋，為何葡人歷來將 1557年視為澳門開埠的正式年代。 前引中外史料説明了一個重大的問題：中葡議和後，葡人逐漸放棄了上川，在中方的安排下，過渡浪白並以此為對廣州貿易的基地 112。大宗貿易是在廣州進行的 113。對此，萊奧內爾·德·索札(Leonel de Sousa)的信再清楚不過了：“於是，此種貿易方式決定了中國史籍所記載的兩萬税金的繳納方式。實際上，在華商務出現了和局，眾人得以高枕無憂做生意、賺大錢。許多葡萄牙人前往廣州及其他地方行商。所到之處，總算有了幾天舒心的日子，自由經商，無拘無束。” 同時，自 1553 111 康熙《廣東通志》，卷二八<外志>，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6卷，第 27頁。 112 1556年 1月 7日弗洛伊斯修士從馬六甲致果阿耶穌會修士函，參見麗貝卡·卡特斯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前引書，第 83頁。 113 耶穌會視察員范禮安的記載更是明確：“即便如此，那年(1555)神甫們也無法前往日本，被迫在中國(浪白滘)過冬。當時，在方濟各(沙勿略)大師逝世後，如同葡萄牙人認為的那樣，虧得大師的在天之靈，同中國官員重續舊好，以便在那裏(浪白滘)安全經商，支付王税(dyreitos reaes)，在一個為他們指定的名叫浪白滘(Lampachao)的小島上平安生活。它距大城廣州(grande cidade de Cantão)約 20 里格。當時葡萄牙人前往那裏同華人交易。”【范禮安著、約瑟夫維克(JosefWicki)編《耶穌會在東印度的起始及進展 1542－1564》，耶穌會歷史研究院業書第 2種，羅馬，1944年，第 298頁。】 此種貿易方式決定了中國史籍所記載的兩萬稅金的繳納方式。實際上，此額是一包税，是葡人為獲得到廣州參加“廣交會”的資格而支付的費用。這是一個涉及早期中葡經濟關係税收模式的重要問題，我們正在準備的一有關論文將予以更詳細的研究分析。 60

年起，葡人開始光顧澳門。1555年起，葡人始“登陸而拓架”居住，而且獲准參加“廣交會”。1557年澳門正式對葡人開放。此種情況，王川稱之為“葡萄牙商人來粤(駐澳、入穗)貿易”114十分貼切。 總之，中葡議和的內容，從“南澳”新解來看，最主要的是停止雙方的敵對狀態，破例准許他們至省城貿易。入穗對葡人更為重要，使得他們與華商直接接觸，有更大的選貨餘地，獲得更佳價格，提高利潤。從傳教的角度來看，雙方的敵對狀態的解除並不意味着宗教人士可以進入大陸傳教，因此需要同中國最高當局接觸，而所有交涉必須通過廣州，所以從方濟各沙勿略開始，耶穌會千方百計設法進入廣州。其次才是允許葡人入澳。至於此點，只要中葡和解了，對於他們來説，停泊哪個澳口並不至關重要。例如，萊奧內爾·德·索札曾説：“上川為我率眾船停泊諸島之一。我無意錨住浪白滘。浪白滘位於一河口。華人要我前去那裏。因為我不相信他們，我也不願意去距上川五、六里格的一名叫廣海的城市。”115由此可見，是中方有意安排他們從上川前往浪白地區，最後將他們定居於澳門，便於掌控。在整個過程中，中國當局都牢牢掌握主動權，雖然從當時國際形勢下，葡人東來為東西方關係失衡的表現，中國處於被動應變的局面。 “南澳”的新解，對至今在中外學界仍有較大爭議的中葡議和年代的進一步確定也有促進作用。 我們一貫主張 1553 年説。近期，我們通過西班牙檔案資料中保存的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爾何 (Juan de Borja)向西班牙國王轉發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 (Gregó rio Gonzalez)關於澳門函件推薦信的日期，確定了該文寫作年代、 114 《市舶太監與南海貿易——明代廣東市舶太監研究》，香港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1年，第 122頁。 115 金國平<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第 40頁。 116 金國平、吳志良<葡人入據澳門開埠歷史淵源新探>，《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43期，2002年夏季刊，第 47－50頁及《東西望洋》，第 77－83頁。近十年來，澳門史料的發掘與出版形成了一個“運動”。在中外 61

地點及作者的國籍，為中葡議和年代的確定提供了新的歷史依據。116此外，我們新近披露的 1551年的一封《葡囚信》，也為中葡議和的背景提供了確鑿的史料。鑒於此件的重要性，我們在此轉錄並略加評論。 1551年 12月，方濟各沙勿略在回果阿的航行中，途經上川島。在此意外喜遇昔日老友佩雷拉(Diogo Pereira)，於是他改坐佩雷拉的聖十字號同行。二人一路長談： “沙勿略把他想到中國去並拜訪皇帝的計劃告訴了皮來拉，並且規劃了他想加以實現的方式。因為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節而外，中國禁止一切外國人進入，所以他打算返回印度為果阿的總督和主教組織一個赴中國朝廷的使團。那時他本人就能附屬於這個使團，並且一旦他獲准進入中國，參見皇帝之後，他就可以向中國人宣傳福音了；——如允許的話，就公開傳道，否則就秘密進行。”117 佩雷拉熱情地支持這一計劃並表示願意購買進呈皇帝的禮品。交談中，佩雷拉向方濟各沙勿略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不久前，一個被囚禁在廣州的葡人洛佩斯(Gauspar Lopez)118輾轉傳來一信，請求大家要佩雷拉出面援救他，而且提供了具體的辦法： “⋯⋯我的兄弟，我要再說的是，如果我主上帝通過這些途徑中的任何一種帶領你們進入(中國)納稅，那麼你們應該感到，人們也可以說你們是幸運的。如果佩雷拉先生決定這樣做，他一定會因為營救親友而被封為聖人。如果有甚麼途徑可以與 柯枝的葡萄牙人聯絡的話，請告訴他們佩雷拉在(上川)港，他 學者的共同努力下，新史料不斷披露，對某些有爭議問題的解決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我們看到，有人勤懇發掘，也有人違反最基本的學術規範，以無任何文獻支持的己見來否定史料及據此而作的論述。 117 利瑪竇著、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上冊，第 128頁。 118 其簡單生平，參見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沙勿略文集(Xaveriana)》，羅馬－里斯本，1964年，第 669頁，註釋 19。其漢譯名作“喇卜的”。 62

決定這樣做，他們就會絕處逢生，他們會不惜一切。即便是老僕人查韋斯(Manoelde Chaves)也不會丟下不管。請佩雷拉先生及所有前往那裏 119的人將此事視為己任。我要確切地告訴你，如果你們以任何一種途徑提出放人的要求，將會得到滿足。為此原因廣東政府(governancade Quantão)已對他們 120發話說，你們可以放心來納稅並要求釋放他們，為此已將他們集中在一起。”121 方濟各沙勿略以其哲學家的敏鋭立即察覺到這是中國當局發出的與葡人和解的政治信息，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與中國當局接觸的機會，於是決定將此情況向果阿當局報告，迅速組建一個派往中國的使團。1552 年 2 月，因為方濟各沙勿略的特別地位 122，這一計劃很快地得到了葡印總督和主教的批准，但在具體執行中因受到了馬六甲城防司令阻礙而失敗 123。即便如此，方濟各沙勿略仍滿懷熱情，隻身前往上川，伺機進入中國，實行他的“中國計劃”。 方濟各沙勿略此行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協助葡人與中國議和，還有一個目的是援救葡囚。他曾致函葡王若昂三世説：他將同他的朋友佩雷拉一道去“要回被囚禁的葡人，也議和、建立殿下及中國國王之間的友誼。”124 葡囚信的日期對於將中葡議和的年代確定在 1553 年有決定意義。該函的落款是“洛佩斯(Gauspar Lopez)1551年 10月 14 日，星期一早晨於此 125獄中”。他明確地説：“如果你們以任何一種途徑提出放人的要求，將會得到滿足。為此原因廣東 119 上川。120葡囚。 121 《沙勿略文集》，第 671－672頁。 122 1540年 10月 4日，教皇保羅三世發佈兩道簡諭，任命方濟各沙勿略及羅德利格斯(Rodrigues)為教廷派遣東方各王及長老約翰的大使。 123 《利瑪竇中國劄記》，上冊，第 127－139頁。 124 舒馬赫梅及維克(J.Wicki)編)《方濟各沙勿略通訊錄(Epistolae S.Francisci XaveriiAliaque eius Script)》，羅馬，1945 年，第 2卷，第 273頁。 125 廣州。 63

政府已對他們發話説，你們可以放心來納税並要求釋放他們，為此已將他們集中在一起。”這説明，至少在 1551 年 10 月，廣東當局便有了讓葡人納税的決定並通過葡囚向葡人傳達了這一信息。方濟各沙勿略一得知，馬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準備利用這個良機。雖然使團計劃未成功，但葡人已得知，廣東當局不再厲禁葡人，只要納税便可結束多年來嚴格執行海禁政策而造成的人財兩失的局面，從走私商變為合法的“餉商”，雙方關係有可能改善。這表明 1553 年的中葡議和絕無偶然的因素，更證明汪柏與索札議和不是個人行為。另一方面，這一背景情況支持了 1553年葡人入澳説。換言之，1551年年底葡囚發出了中方願意和解、放人的信息，1552 年方濟各沙勿略“中國計劃”流產，於是便有了 1553 年的中葡議和。從當時葡印政教當局的積極態度來分析，無論出於政治、經濟利益，還是出於宗教利益，他們都不會放過寶貴的 1 年時間，等到1554年才來繼續方濟各沙勿略的事業。而且方濟各沙勿略“中國計劃”未果，不是因為中葡又產生了甚麼衝突，完全由佩雷拉在馬六甲受阻及方濟各沙勿略逝世這兩個意外因素造成。因而，在邏輯之內的是，緊接着在第二年即 1553 年，如果中方保持立場不變，葡方自然馬上響應。因為索札不是專門派出去議和的，所以未有葡印的官方文件，因此，他與汪柏之間的和約只是一種“君子協定”，廣東當局仍希望葡人遣使皇帝，以建立正式的朝貢關係。 仍持 1554 年説者的主要論據是鄭舜功《日本一鑒》及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中國情況》中的記載。這是兩種第一手史料，都十分重要，不可輕易否定，但需要做合理的理解與解釋。對於這一年之差，我們認為可解説如下：1553年議和後，葡人可安心停留珠江沿海，並通過“重賂”海道副使汪柏，獲准前往廣州貿易。此種正式合法貿易大大超出了原來在沿海洲島上的走私規模，因此需要籌集更多的資金和在印度、東南亞及日本備貨。在當時靠季風航行的條件下，這需要相當的時間，兩個季風季節並不算多。所以，“歲甲寅，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 64

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葡人可謂不失時機了。在此背景下，葡印總督命令葡萄牙王室在葡印政府派駐的財務審核員安東尼奧·努內斯(António Nunez)編寫了《葡印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Lyvro dospesos da Ymdia，eAssy medidas e Mohedas，escripto em 1554 porAntonio Nunez)》這一正式度量衡換算書。此書成於 1554年 12月 12日，內已多次出現“Macao”一名。 最近持 1555年説的有譚世寶、曹國慶二人：“從索薩致路易斯親王的信函來看，汪柏與索薩之間通過談判有一個口頭約定，即所謂的‘中葡第一項協議’。正是由於這一協議是口頭的而沒有形成雙方正式草簽的文件，作為主要當事人之一的汪柏的奏疏又已不存於天壤，致使後世史家在追溯這段歷史時，不僅有迷霧重重之感，甚至連雙方商訂協議的具體時間都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謎。而從索薩信札的內容和歸航的季候風情況來推斷，1555年之説應最接近歷史實際。”126 《日本一鑒》云：“歲甲寅，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甲寅是 1554年，有可能在議和前出現上述情況嗎？ “在廣東海道副使任職期間(1553－1555年或 1556年初)，汪柏主要做了三件有深遠歷史影響的工作，一是按照宋朝的遺制創立了‘客綱客紀’，以之充當重新開放的廣東對外貿易口岸的經紀買辦，是為廣州十三行商之起源；二是平定何亞八為首的中外(包括葡國)海盜武裝；三是與葡人索薩進行了首次中葡和談，結束了雙邊緊張敵對的關係，使守法從善的葡國商人加入到與中國友好通商貿易的外商行列之中。”127 這三件事是有因果關係的。譚、曹二位的排法不無本末倒 126 <對汪柏與‘中葡第一項協議’的再探討>，《學術研究》，2001 年第 7期，第 53頁。 127 同上，第 52頁。 65

置之嫌。我們認為，中葡議和是因，剿滅何亞八集團和成立“客綱、客紀”是果。如果説中葡議和的年代尚無確證，那麼 1554年何亞八被平和 1556年 128汪柏成立“客綱、客紀”二事則已有公論。如果我們相信中葡議和的目的之一是分離葡人與何亞八團夥，那麼，議和的年代就不可能在何亞八於 1554 年被剿定之後。可見，1555年説難以成立。 在商人踴躍入華的大潮中，傳教士也接踵而至。前面已經提到，耶穌會梅爾喬爾神甫 1555 年兩次搭乘入廣州的葡人商船至穗。1556年冬，多明我會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也取道西江 129 探訪省城。此種狀況延續至“嘉靖己未，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潘季訓禁止佛郎機夷登陸至省，惟容海市。”原因是“三十八年，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城。”另外，同年汪柏去任可能也是因素之一。此事見之霍與暇<上潘大巡廣州事宜>： “近日閩浙有倭寇之擾，海防峻密，凡番夷市易皆趨廣州。番船到岸，非經抽分，不得發賣。而抽分經撫巡海道行移委官，動踰兩月，番人若必俟抽分逎得易貨，則餓死久矣。故令嚴則激變之禍生，令寬則接濟之奸長。近來多失之寬，恐侮敵玩寇，閩浙之禍將中於廣州也。廣東隔海不五里而近鄉名游魚洲，其民專駕多櫓船隻，接濟番貨。每番船一到，則通同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磁器、絲綿、私錢、火藥違禁等物，滿載而去，滿載而還，追星趂月，習以為常，官兵無敢誰何？比抽分官到，則番舶中之貨無幾矣。番夷市易將畢，每於沿海大掠童男童女而去。游魚洲人時亦拐畧人口賣之，多得厚利，以此年久歲深，恐奸人嗜利無已。或誘為強橫而教猱以肆其奸，或投為爪牙而 128 1554年夥同葡人來廣東海上的周鸞是“號客綱者”，也就是説“自號客綱者”。 129 這大概是《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一書未涉及澳門的原因。另一個原因可能是當時的澳門僅僅為舶口之一，並不具有特別的商業重要性，而且葡人從浪白取道西江入省，故在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的筆下無所反映。 66

假虎以煽其焰，則廣州之民塗炭矣。為今之計，莫切於豫之一 言。大約番船每歲乘南風而來，七八月到澳，此其常也。當道誠能於五月間，先委定廣州廉能官員，遇夷船一到，即刻赴澳抽分，不許時刻違限，務使番船到港，不俟申覆都台而抽分之官已定；番貨在船，未及交通私販而抽分之事已完，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此當預者一也。於六月間，先責令廣州府出告示，召告給澳票商人，一一先行給與，候抽分官下澳，各商親身同往，毋得留難，以設該房賄穽。此當預者二也。抽分早則利多入官，澳票先則人皆官貨，私通接濟之弊不禁而自止矣。上益國課，下芟民奸，默錫蒼生之福，潛消未形之禍，莫切於此，惟仁人念之。其廣東沿海備倭兵將原有可恃者，以東莞、香山多走海南，及生鹽艚船輪差守禦，舟巨而士勇，習於風濤戰闘之險，無有畏敵之心也。聞近日上司不知存恤，誅求厚而征調煩，商人多告去者。夫商人利微而害大，則不願走洋海之貨。不願走海則不作大艚。不作大艚，則上無以應備倭(原作“委”)之差，下無以養敢死之士。敢死之士無所於依，勢將他圖，此所謂棄干城而藉寇兵者也。大易有之，惟能容民，即所以畜眾，今能恤海商，即所以固海防也。所當預者三也。”130 隆慶三年工科給事中陳吾德仍堅持“一、禁私番，言滿剌加等國番商素號獷悍，往因餌其微利，遂開濠境諸澳以處之，致趨者如市，民夷雜居，禍起不測。今即不能盡絕，莫若禁民毋私通，而又嚴飭保甲之法以稽之，遇抽税時，第令交於澳上，毋令得至省城，違者坐以法。”131 萬曆朝起，再次允許葡人至省城貿易。有關情況，尤其是不絕史書的“兩萬金”及葡人在省城參加“廣交會”的細節，我們擬發掘外文史料另文敍述。 在對“南澳”探討後，我們來看看“此必為東粤他日憂” 130霍與暇《霍勉齋集》，卷一二<書>，《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90－291頁。 131 <穆宗實錄>卷三八，同上，第 5卷，第 30頁。 67

一語中“東粤”的所指範圍。 “東粤”未必指“廣東省東北部沿海一帶”132，似乎是廣東全省的異稱。許多古籍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歷史資訊。王以寧《東粤疏草》中<條陳海防疏>稱： “浙未嘗與倭市，閩則聽我沿海之民納餉給照往市於各島諸夷，故其來可拒，其去可詰也。若東粵則不然，國初，占城諸國來修職貢，因而互市，設市舶提舉以主之。然稛載而來，市畢而去，從未有盤據於澳門者。有之，自嘉靖三十二年始。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從未有狡倭雜處其間者。有之，自萬曆二十年後始。初藉口防番，買倭以為爪牙；今且貪倭之利，潛與之通，又陰為之嚮導矣。粵東十郡，環海而列者居其八，不惟閩粵比隣，藉海相通，即由惠而潮，由高、瓊(原作“梁”)而雷、廉，雖有陸路一帶，多峻嶺絕澗，鳥道崎嶇，一切貨物，勢必望洋，向若往來灌輸，而孤懸之瓊南無論已。沿海之奸民乘此出洋，近通澳，遠通倭，莫可禁遏，有日異而歲不同者。蓋嗜利如飴，走死地如鶩，習俗固然，以夷之貪與倭之狡，兼以閩粵諸奸從中構煽，禍機之伏可為寒心。為粵計者，將拒倭之內窺，而不能拒夷舶之闖而入也；將禁我奸民之外泄，而不能禁漁且賈者之銜尾而出也。此粵所為難也。”133 從書的題目來看，《東粤疏草》是《廣東疏草》，而不是具體指東北部沿海一帶。從其內容分析，在同一奏疏中出現的“東粤”、“粤東”、及“粤”均指廣東全省，因此“東粤”是“浙”、“閩”的對應詞，實際上是“浙”“閩”“粤”。十分明顯，“東粤”就是“粤”。“然稛載而來，市畢而去，從未有盤據於澳門者。有之，自嘉靖三十二年始。濠鏡澳夷來自佛郎機諸國，從未有狡倭雜處其間者。有之，自萬曆二十年後始。”及“粤東十郡”更説明不是指東北部沿海一帶。 陳吾德《謝山樓存稿》卷一<條陳東粤疏>中講的也是澳 132 施存龍，前引文，第 219頁。 133《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97頁。 68

門的情況。 我們再來引用實錄中的一些記載。 《神宗實錄》，卷五二七： “(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總督兩廣軍務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張鳴岡疏言：‘粵東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奴，猶虎之傅翼也。’”134 《神宗實錄》，卷五七六：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寅)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言：‘香山濠鏡澳，為粵東第一要害，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無裨彈壓。’”135 《熹宗實錄》，卷七七： “(天啟六年十月庚申)⋯⋯並劾原任兩廣總督何士晉。太常寺少卿程論吏科員陞遷皆其居間，贜私狼籍，可以萬計，惟炳黨邪害正，賣友沽名，人人切齒。士晉在粵東時，適有拆澳城之議，嚇受攬頭澳夷，計贜不下三四十萬。又虛張免加派之美名，實借抽稅以謀利，至神棍縱橫，民不聊生。洶洶之狀，幾成大變。”136 《崇禎長編》，卷三一： “(崇禎三年二月庚申)兩廣總督王尊德疏奏：‘粵東原無大銃，昨海寇猖獗，地方需此至急。臣不得已，借用澳中大小二十具，中有鐵鑄大銃四具，詢之則粵匠亦能辦此。臣因購其工巧者，開爐備物，俾之冶鑄，今已鑄二百具矣。⋯⋯又仿澳彝式制造班鳩鐵銃三百具。一併解進，以為備御之用。’”137 《崇禎長編》，卷四一： “(崇禎三年十二月)丙辰，禮科給事中盧兆龍上言：‘濠鏡澳，原係香山縣地，彝人擅築城台，曩用大兵臨之，拆不及 134 同上，第 5卷，第 33頁。 135 同上，第 5卷，第 35頁。 136 同上，第 5卷，第 40頁。 137 同上，第 5卷，第 41頁。 69

半。⋯⋯乞着粵東撫按提歸雲龍及彝目銷算明白，追還補庫而後聽其北旋。，”138 《崇禎長編》，卷四三： “(崇禎四年二月)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疏：又澳夷未離粵東一步，已要挾過數萬金錢，而謂自備資糧，將誰欺乎？若謂挾其勝器勝技，可以前驅無敵，即此勝器勝技愈足深憂，倘其觀釁生心，反戈相向，元化之肉，恐不足食也。”139 兩廣亦稱“兩粤”。“兩粤”分為“粤西”、“粤東”。“粤西”可倒稱“西粤”： “兩粵事同一體，先年粵西稅監病故，皇上止命四川稅監兼管爾。今內臣何敢於蒙蔽聖聽，不西粵事例之循，而令阮昇得營接李鳳之差哉？豈以粵東尚堪朘削乎？夫粵東非有天雨之粟，地出之金，異於中州大藩也。粵東商民，非有計然之積貯，陶朱之多藏，比於中州大賈也。粵東土田狹少，清丈之後，稅畝多不足額，遂有姑從權宜之計，以八分有奇之實田作稅一畝，甚苦如南海縣者，人丁一丁，不諭有力無力之人，槩編五錢、六錢、七錢、八錢；甚苦如韶州、潮州、惠州等府者，稅契銀兩，江西欲徵不能。逎粵東獨以科舉一項，取給稅契之銀，遂有編於錢糧，又徵於當年推收者。各藩派徵糧差，俱有賦役成書，獨粵東向來不見之梓刻，遂有糧米丁差，編派未甚清確者。他藩錢糧，惟供本藩不可已之解用。逎粵東協濟粵西兵餉，其可已不已者，四五萬金也。他藩地方之患尚緩，逎粵東濠鏡澳夷，蓄聚萬餘不軌之徒，又生熟黎岐，跳梁崖州，盜賊之儆，無處無日不報。歲徵兵餉兵船銀四十萬兩，尚稱支給不敷也。以浙江、福建、湖廣大省，監稅止各五六萬爾，止因當時粵東撫按失計，稅金遂三四倍於大藩，至今尚十八萬金，加之商稅不足，又派之糧差，又派之稻穀，又派之宰牛魚蝦菜果等項，又派之濠鏡澳貨二萬兩，榷解十餘年以來，商民皮肉已盡，脂 138 同上，第 5卷，第 43－44頁。 139 同上，第 5卷，第 45頁。 70

髓並窮，愁苦無聊之狀，自撫按司道以至府縣之官，無不人人目覩心悲，望皇上撤回李鳳，脫粵東商民於湯火者。見於撫按之屢疏可徵也。豈以李鳳向來不言，遂聽粵東省小稅多而置之不問耶？豈喜粵東每歲解至若而金，遂寶此朽蠹之物，而不顧粵東之土地人民耶？皇上先年於京畿各省稅金，屢有蠲留。近年徽州米稅，今年江西閏月銀，亦蒙蠲免。獨於粵東未有免也。豈粵民有負於皇上，不能作東南一隅捍蔽，不能歲供百萬租庸耶？李鳳初至粵東，縱棍徒以掠鄉民，所在蠢蠢思亂矣。賴巡按李時華，縛其爪牙而寔之法，李鳳始稍戢，人心始稍安。自後李鳳時復咆哮，粵民屢欲撲殺之，亦賴時華禁止，李鳳逎得保其首領。阮昇不知前車之當戒，急作李鳳之後身，乘士民之所未及知，政府部院之所未及陳請，營求內援，立取中旨，一時傳宣，舉朝無不駭愕，以為天下臣民延竚停止而不可得。今粵東望照粵西帶管事例而不可得，且旨內又無不許騷擾地方之語，將聽阮昇惟所欲為耶！”140 “東粤”係“粤東”之倒稱： “⋯⋯夫東粵山海，無處不防，而澳黎二患尤急歲徵兵餉、兵船、兵器等銀四十萬兩，猶稱不足，皇上復以十八萬監稅因之。近聞粵東大水，淹至肇慶城門，則高要、高明、三水、南海、順德、新會等縣，患水可知，使稅不減，民愈窮，兵餉愈不足，粵愈不可為矣。故寬稅為足兵徙夷安地方之首務。皇上試較東粵一省，與十八萬金孰重？何不早允監稅之捐減耶？且夷人在昔，行賄濟奸以得入澳，得結廬，得不掘去塘基灣路。今督按諸臣，洞悉往弊，計粵久遠，安能容其踵轍中膩，撓我成算者。”141 “先漳民潘秀賈大泥國，與和蘭酋韋麻郎賈相善，陰與謀援東粵市佛郎機故事，請開市閩海上，秀持其國之文至，不得請。”142 “閩商闌入郭玉興等⋯⋯審看得粵東邊海，而郡嚴海禁之 140 同上，第 5卷，第 302－303頁。 71

出入，以防叵測。⋯⋯若夫東粵省會，大半為游棍所踞，勾引奸徒。院台所批，潛走窩番，以粵為壑，已洞若觀火，諸積歇家不得不一創之。”143 “客自西洋來者，其人碧眼虬髯，艾其姓，儒略其名，蓋聰明智巧人也。客歲余自岳陽歸，有友從其教者，道儒略向同利瑪竇來，數十人自東粵香山澳，齎天主像，挾異物抵京師。⋯⋯”144 “大西洋國二人來，一曰利瑪竇，一曰郭天祐，俱突額深目，朱虬紫髯。泛海八年，始抵東粵；居粵十年，置產築居，約數千金，復棄之。”145 總而言之，《粤大記》及《(萬曆)廣東通誌》中的“南澳”應該是廣州城南澳口的泛稱。“此必為東粤他日憂”一語中“東粤”所指範圍是全廣東。 141 同上，第 5卷，第 301頁。 142 同上，第 5卷，第 306頁。 143 同上，第 5卷，第 343－345頁。 144 同上，第 5卷，第 357頁。 145 同上，第 5卷，第 382頁。 72

澳門與媽祖信仰早期在西方世界的傳播 ——澳門的葡語名稱再考 一、媽祖信仰的國際化文字傳播 天后信仰在中國是民間普遍的崇拜現象，在早期中外交流過程中，必定引起來華傳教士及商賈的注意。長期以來，筆者瀏覽了大量西方文獻，窮搜有關記載。在此，我們採擷散見於葡、西、荷蘭及意大利語文獻中 16 世紀的記述，為瞭解西方對媽祖文化的認識及其國際化的史實提供一些資料，以促進媽祖文化在歐洲文化圈內傳播歷史之研究。146 (1)西班牙人迪斯(Pero Diez)曾於 1544年從南洋航行至福建漳州沿海，後訪問了寧波。前往日本途中，他在普陀山參觀了一座廟宇並有如下描寫： “從漳州(Chincheo)他們去了一個名叫寧波(Lionpu)的城市；它寬大，人們按區居住，內有菜園；內有許多騎馬的人 147。從那裏他們又去了位於海岸的一個名叫南京(Nequin)的城市。它也寬大，絲綢很多，其他城市有的東西它都有。那裏有政府和官員，還有學習技藝的學校。也有啟蒙的學校。有些地方有優質桂皮。 146 目前在這方面的研究，請參見楊欽章<海域天妃故事在明代的西傳>，《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 1期，第 66－70頁及黃曉峰<澳門與媽祖文化圈>，《澳門媽祖論文集》，澳門海事博物館及澳門文化研究會合編，1998年，第 224頁及李露露《媽祖神韻——從民女到海神》，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第 202－208頁。 147 這是一個重要的軍事情報，因為使用馬匹的軍隊運動及作戰能力高。西班牙人征服的美洲無馬，所以他們對中國是否有馬特別感興趣。 73

整個沿海產生薑；武器不多；小地方普通人之間的械鬥使用石頭和木棍，這是因為國王不允許他們持有武器；當地人孤傲，膽小，卻能吃能喝；精通百工技藝。 從那裏他們渡海去位於 32 度的日本島。從那裏至寧波(Liamp)的距離是 155里格，幾乎是東西走向。 ⋯⋯ 這個迪斯在中國海岸見到一個小島 148。上面有一個寺廟，內有 30 個教士。他們著寬大的黑服，戴開口的帽子；寺廟的房子很好，教士起居、飲食有規矩，不進血腥，僅食蔬果；禁止女子入廟。祭壇上供奉着一個他們稱為 Varella149的女子的漂亮畫像，她的腳下畫了一些面目猙獰的魔鬼；至於屬於甚麼修會甚麼宗教，我們不得而知；人們虔誠慶祝，向她供奉一切。島上衹有這些教士。”150 許多情況下，天妃與觀音合祀。此處雖未準確説明這個“女子”是誰，“但她的腳下畫了一些面目猙獰的魔鬼”一語為我們提供了將其推斷為天妃的依據。所謂“面目猙獰的魔鬼”大概是千里眼、順風耳二神將 151。據《封神演義》及民間傳説，二將原為殷紂時高明、高覺兩兄弟，自封金王、柳王，為姜子牙所敗。後化為妖鬼作亂，遂被媽祖收伏為帳下二將，成為她的隨從，與媽祖同享世人香火。 148 普陀山。古葡語地圖稱其為“Ilha da Varella(廟宇島)”。“往時日本、高麗、新羅諸國皆由此取道以候信風。”顧祖禹《讀史方與紀要》卷92，<浙江>，轉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 140頁。 149 這個詞是馬來語(barhala)，義即“佛寺”、“佛廟”，亦指“佛像”。參見達爾加多(Rodolfo Sebastio Dalgado)《葡亞詞彙(Glossário Luso－Asiático)》，1982年，漢堡版，第 2卷，第 405－406頁。 150 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東方集(Orientalia)》，羅馬－里斯本，1963年，第 527－529頁。 151 其形像可參見魯克思<繪畫和木版畫中的海上保護神媽祖>，《澳門媽祖論文集》，第 233頁後[圖 23]神姑收服孽龍精(楓亭媽祖廟壁畫)及李露露，前引書，第 68－69頁。 74

在天妃與觀音合祀的情況下，一般是前殿奉祀媽祖，後殿供奉觀音菩薩。此又可證所見的“女子”應該是媽祖。 迪斯可能是西方報道普陀山媽祖信仰的第一人。 入清以後，媽祖的官方地位很高，其祭祀被列為群祀。康熙五十九年(1720)詔令地方官春秋致祭，並載入祀典。春祀在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媽祖神誕，秋祀在九月初九日媽祖升天之日。粤海關澳門行台的預算中，規定“各口神供銀，以二百兩為率。”152而且月有供奉天妃的“燭油”錢：“澳門口月支銀六錢，歲支七兩二六錢。”153這個數目不算小，因為澳門總口的“火伕廚子水伕⋯⋯月各支銀一兩”154。也就是説，媽祖的香油費超過一個廚房勤雜人員月薪的一半。 (2)葡萄牙人對媽祖信仰的觀察與記錄遠遠比西班牙人準確。刊行於 1553年的《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記敍説： “崇拜兩位婦女的形像，將其視為聖人。其中一個名叫娘媽。海上人將其尊為保護神。他們對此神十分虔誠，常常為其進行祭祀。”155 “兩位婦女”無疑是天妃和觀音。這説明葡人很早便注意到了天妃與觀音合祀的現象。 天妃確實有“聖人”之稱。“台灣林氏族譜所附的<天上聖母經>云：‘文聖人，有孔子；武聖人，有關羽；女聖人，默娘兒’。”156 娘媽係閩人對天妃的俗稱。這説明葡人可能是從為他們充當領水、翻譯及買辦的閩南人那裏獲得關於媽祖信仰的資訊。 152 梁廷枬《粤海關誌》(袁鈡仁校註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325頁。 153 同上，第 330頁。 154 同上，第 328頁。 155 費爾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ãndiapelos Portugueses)》，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4 年，卷 2，第 422頁。 156 蔣維錟《媽祖文獻資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 379頁。 75

(3)達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óis)的《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Crónica do Felicíssimo Rei D.Manuel)》一書初版於 1566年。雖較晚於《葡萄牙人發現與征服印度史》，但其作者為唐·曼努埃爾(D.Manuel)國王的御用史官，所接觸的資料較廣。其中關於葡人曾將各種布繪神像帶至埃武拉(Évora)敬獻國王一事的記述，為其他同時期的史書所未載。關於媽祖，達米昂·德·戈伊斯記載説： “⋯⋯華人信仰一個上帝，將其視為萬物的創造者。他們供奉 3個同樣的神像。他們特別供奉一個婦女，將其視為聖人。稱其為娘媽。她在上帝面前保護所有人，無論陸上還是海上人家。⋯⋯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Peresde Andrade)曾帶來這些神像。它們畫在用木棍或樹枝支撐的布上，如同在佛蘭德(Flandres)生產的那種彩布。他將這些神像及該省 157的其他物品在埃武拉呈獻給唐·曼努埃爾國王。”158 此處“3 個同樣的神像”，可能是福、祿、壽三星或下面西班牙人拉達所説的“三幅大娘媽像”“特別供奉一個婦女”突出了媽祖信仰的人民性和普遍性。“她在上帝面前保護所有人，無論陸上還是海上人家”這一資訊也是正確的，媽祖不僅僅是海神，而且具有多種保佑功能 159。 此文最重要的一點是，護送皮萊資使華的“甲必丹未”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在從廣州返回葡萄牙後，將娘媽神像獻給了國王。這説明，在 16世紀 20年代，關於媽祖信仰的資訊及圖像已經通過葡萄牙人傳到了歐洲。 157 葡人時稱中國為“中國省”。 158 達米昂·德·戈伊斯(Damião de Góis)《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Crónica do Felicíssimo Rei D.Manuel)》，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6年，第4卷，第 58頁。 159 周立方<談媽祖傳説的研究>，第 60－61 頁；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澳門媽祖論文集》，第 187頁及李露露，前引書，第 78－108頁。 76

(4)嘉靖末年，為鎮壓柘林水兵起義，屢戰屢敗的廣東總兵湯克寬曾臨澳與葡人洽商助剿一事 160。抵澳後，湯總兵於一廟中會見了葡人首領。對此，一份葡語手稿 161有如下記述： “事情至此，那位官員 162派人對唐·若昂(D.João)163說，他將登岸到廟(varela)中與其會面，將事議妥。為不耽誤時間，請他也照做。唐·若昂認為此議甚好，前往該地會面。它位於村落的端點，面對大海，⋯⋯”164 從“位於村落的端點，面對大海”一語可知，此“廟”係指媽閣廟。也就是説，湯克寬與葡人首領會面的地點是媽閣廟。這一手稿成文年代是 1565年，湯克寬臨澳求援一事則在 1564年。換言之，媽閣廟於 1564 年已存在。此手稿的作者為《明實錄》中所稱“啞喏唎歸氏”165使團的秘書埃斯科巴爾(João de Escobar)，他至少在 1563 年或 1564 年已經在澳門，因此對媽閣廟地理位置的描述為他親眼所見，其可靠性和可信性不容置疑。 160 葉權《賢博編》，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第 44 頁及羅理路《澳門尋根》，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 年，第 111－114 頁。有關敍述，可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 39－40頁。 161 《若昂·德·埃斯科巴爾關於崇高、強大的唐·塞巴斯蒂安國王遣華使團的評述(Comentários de João de Escobar sobre a Embaixada que Muito Alto e Mui Poderoso Rei Dom SebastiãomandouàChina)》。原文庋藏耶穌會檔案館，果阿第 38 號卷宗，第 47－73 頁。這是第二部份。已佚失的第一部份可能包括有關澳門早期歷史的重要資料。 162 湯克寬。 163 小橫琴在葡語中稱“D.João”。該名可能來自此人。他的全名是 D.João Pereira，費拉伯爵(Conde da Feira)之子。1556－1557年間出任馬六甲要塞司令。1565年日航首領。 164 引文由本文作者從葡語譯出。參見洛瑞羅(Rui Manuel Loureiro)著《澳門尋根(Em Busca das Origens de Macau)》，教育部葡萄牙海外發現紀念工作小組，里斯本，1996年，第 154頁。 165 “啞喏唎歸氏”葡語原姓名的考證，詳見<“啞喏唎歸氏”葡名原型考>。 77

這段記載，有力地支援了流行甚廣的利瑪竇(Matteo Ricci)“阿媽廟説”，並將媽閣廟有確鑿文字涉及的歷史上限推至1564年之前。《澳門記略》稱“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日娘媽角”。1564年為嘉靖四十三年。這一文獻將“相傳明萬曆時”向前推移了兩個朝代，把媽閣廟傳説建立的大致年代變為了有文字可考的年份。 目前尚未見到葡語資料確鑿記錄澳門的開埠日期，但許多西文史料顯示，1553－1557 年間葡人抵澳時，業已存在一座媽閣廟。鑒於 1564年距上述時期僅 7至 11年，即便不能肯定在此之前已建成一座較具規模的媽閣廟，難以否認的是，當時已存在媽閣廟。澳門葡語名稱的詞源便是這一史實的沉澱，為此假設提供了論據。 (5)利瑪竇於 1582年 8月 7日抵達澳門並在此生活了一段時間，因此，他對澳門名稱的解釋應該是可靠的時聞。由於劉俊餘、王玉川及何高濟的有關譯文與原文相差甚遠，筆者據利瑪竇著作意大利文版將有關段落譯註如下： “⋯⋯那裏敬奉一座廟宇(pagoda)，叫 Ama。因此，稱此地為 Amacao，在我們的語言中，義即‘阿媽港’。”166 將“pagoda”譯為“雕像”167 和“偶像”168 是錯誤的。意大利文中“pagoda”僅作“廟宇”解 169。從利瑪竇的通信 166 譯自德禮賢《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國家出版社，羅馬，1942年，第 1卷，第 151－152頁。此句十分關鍵，特將原文轉錄備查：“⋯doveeravenerataunapagoda，chechiamanoAma.Perquesto chiamavano quel luogo Amacao，che vuol dire in nostra língua Seno de Ama.” 德禮賢註釋如下：“⋯dove era venerata una pagoda，che chiamano Ama[阿媽].Per questo chiamavano quel luogo Amacao[阿媽澳]，che vuol dire in nostra lingua Seno deAma.” 167 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利瑪竇全集》，台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年，第 1卷，第 111頁。 168 《利瑪竇中國劄記》，上冊，第 140頁。 169 《利瑪竇全集》，第 1卷，第 151頁註釋 4。 78

中使用的情況來看，此處的“pagoda”當作“廟宇”解。 170在葡語中，除了“廟宇”171的意思外，“塑像”或“偶像”是另外一個詞意 172。至今，媽閣廟的葡語名稱仍然是“Pagode da Barra”173或“Templo da Barra”，義即“港口處的廟宇”。 利瑪竇在其著作中，同時使用“pagoda”的意大利語詞意和葡語詞意。174 儘管利瑪竇解釋説：“因此，稱此地為 Amacao，在我們的語言中，義即‘阿媽港’。”“Amacao”也可能是“阿(亞)媽(馬)閣(宮)”的對音，詳下。 (6)林旭登(1563－1611)的《葡屬印度水路誌》初版於 1596年，但他採用的資料均在 1587年之前。該書第 43章詳細描寫了出澳門內港的水程： “從澳門(Macau)起航，如果起了錨，你們在東北方向可以看見一座山 175上有一白色標記。東邊還有兩個山丘。在第二個山丘 176與山之間的那個丘陵 177完全禿裸。見到它後，你們要在位於水道中央的沙梨頭(Patanas)的岩石及礁石之間穿行。該水道位於當地最後一批大宅(maifons)178附近。一到這些房子處， 170 王都立(Pietro Tacchi Venturi)《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馬塞拉塔，1913年，第 2卷，第 141、156頁。 171 《葡亞詞彙》，第 2卷，第 131－133頁。 172 同上，第 2卷，第 130－131頁及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Dicionário Português－Chinês)》，魏若望序，里斯本，2001年，第 126頁。 173 白妲麗著、金國平譯<澳門地名考>亦曾涉及此問題，《文化雜誌》(中文版)，1987年，第 1期，第 8頁。 174 具體例子參見《利瑪竇全集》，第 1卷，第 151頁註釋 4及《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第 2卷，第 141、156頁。 175 從位置判斷，可能是對面山。 176 從位置判斷，可能是鳳凰山。 177 從位置判斷，可能是青洲。 178 大概就是王士性筆下的：“香山嶴乃諸番旅泊之處，海岸去邑二百里，陸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羅、真臘、三佛齊諸國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貨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陸而拓架者，諸番遂漸效之，今則高居大廈，不減 79

你們可以看到第三座山崗。179靠近該地的岬角處稱官廟(Varellados Maodorins)。上述山丘幾乎完全禿裸。此處水深 5托。往大海方向，水半深。過了這個岬角，水面加深，可至 5或 6托半。按此方法航行，你們可以見到馬騮洲對面隆起的陸地。”180 此外，文中還有“媽閣角(pointe de Varella)”，“媽閣陸地(terre de Varella)”和“媽閣廟(Varella)”諸形式。從水程的描寫來看，無疑是指當內港出入口的媽閣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旭登均採用大寫形式，這在外語中表示一個專有名詞。因此，“Varella”顯然指媽閣廟。 沙梨頭中的“頭”大概是“埠頭”“碼頭”的意思。其相應的葡語名稱是“Patanas”，即“北大年”，可能因此地曾有過“北大年”人(泛指東南亞人)的聚居地或船隻停泊處而得名。 “一批大宅”這一資訊也十分重要。它説明，在 16 世紀80 年代，即澳門議事會成立並獲得中國廣東最高當局認可的自治後，澳門的城市建築有了迅速的發展，從草木結構過渡到了磚石瓦屋。這可能便是漢籍所描寫的“時僅棚壘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 在此之前，為鎮壓柘林水兵起義而來澳與葡人洽商助剿的廣東總兵湯克寬曾臨澳。抵澳後，他於一廟中會晤了葡人首領。現在所披露的這條始料不僅證明了會面的地點確實是媽閣廟，而且説明了它的性質。 這條資料最重要的資訊是，直接稱其為“官廟(Varella dos Maodorins)”，因而確切説明了媽閣廟的官方性質。 入清以後，媽祖的官方地位很高，其祭祀被列為群祀。正 城市，聚落萬頭，雖其貿易無他心，然設有草澤之雄，睥睨其間，非我族類，未必非海上百年之隱憂也。”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46頁。 179 媽閣山。 180 《葡屬印度水路誌》，1619年法語版，第 43章，第 113頁。 80

如前述，粤海關澳門行台的預算中，規定有供奉天妃的“燭油”錢。林則徐視察澳門時，亦曾專到媽閣廟行祭。 這兩件事情完全説明，降至清朝，媽閣廟仍然具有“官廟”性質。 就寺院宗教建築產權的種類來看，有官廟、民廟、會館三種。官廟者，由官費所立；民廟者，係人民集資興建：會館者，得商賈捐資而設之寺院。 從廟宇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初始很可能是從少數人、甚至一個人對於某件事物的崇拜、祭祀開始，由於“靈驗”而帶來更多的信徒，隨之建廟供奉。此時，多屬於神龕、塑像或小廟、私廟的形態。然後，可能又因“靈驗”或人為的因素(如因故發達或得救)而擴張成為大廟、公館。若有政治因素介入，如政府公開祭祀、管理，或高官將其闢為臨時駐節或集會之所，便成為“官廟”。這種後加的“官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之一，官員本身的官方資格；之二，在此期間的支出，皆由其官衙負擔。民廟係一同信仰的民眾募金而建。會館由各市街或同籍商人共同設立，尊崇同一神聖，集體祭祀之，因而成為商紳集議之所，維持費用也由眾人分攤義捐。 乾隆《重修三街會館碑記》：“市鎮之有公館，由來尚矣。蓋所以會眾議，平交易，上體國憲，而下杜奸宄也。前於蓮峰之西，建一媽閣，於蓮峰之東，建一新廟，雖客商聚會，議事有所。”181因知，“媽閣”早在明朝便是華商的“議事亭” 無疑，媽閣廟具有上述除官建以外的所有特徵，而且歷經了小廟→大廟→私廟→官廟這一發展過程。封建帝國時期，中國政府最低行政單位到縣，縣以下無行政官，因此，將某些民廟“官方化”，除了宗教因素外，也有延伸行政範圍的意義。就此含義而言，令媽閣廟具有官廟的形態，巧妙擴大了行政影響力，“上體國憲”，進而重申了中國的主權。 中國歷史上興建“官廟”的名堂繁多。有官建(敕建)者， 181 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 272頁。 81

官倡、民建者，民建、官用者等形式。從目前留存的碑文來看，早期媽閣廟應該屬於民建的會館式廟宇，後因官用而成為“官廟”。至於 1605年李鳳建的銘文，從神山第一亭正面石橫樑上“明萬曆乙巳德字街眾商建”的文字判斷，很有可能是迎合官意的民建。為阿諛這位欽差大人，遂曲意刻下了“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税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更有可能的情況是，“神山第一”石殿由“明萬曆乙巳德字街眾商建。崇禎己巳懷德二街重修”。背後的“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税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的銘文是指這一神龕為李鳳建，而不是整個建築群。據前引葡語記載，媽閣廟至遲從 1564 年起便具有了官廟的性質，因而李鳳當年下澳也應該駐節於此。“雁過留毛，人過留名”。1605年銘記可能便是為記其駐節馬閣廟，捐建神龕一事而刻。 這一史料對澳門媽祖文化傳播、早期城市沿革史及中葡關係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明朝官員下澳的駐地是媽閣廟似無疑問。迄今為止，漢籍中只有中國官員臨澳駐節蓮峰廟而將其稱為“官廟”的記載，不見關於朱明官吏臨澳駐地的記載。這一文獻，正可提供足證並補漢籍之闕。 同治七年《媽祖閣 興堂碑記》載：“澳門濠鏡向有天后廟，自明至今，多歷年所，凡吾漳泉兩地之貿易於澳者，咸感戴神靈，而敬奉弗怠焉。”182“向有”二字果不虛傳。媽閣廟作為“官廟”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湯克寬臨澳求援的 1564年。換言之，媽閣廟絕對建於 1605年之前。 葡語航海資料 183 將越南的“亞馬港”譯為“o Porto da Varella”： “《從昆侖(ILHA DE CONDOR)島至澳門(Macao)及中國(China)航路》 182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叢刊，台北，1980年，第 17頁。 183 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們將已翻譯、註釋完畢的一大批航海資料移入下一本論文集發表。 82

⋯⋯ 3⋯⋯亞馬港(o Porto da Varella)位於這些島嶼的末端。 它是一個優良的大海灣。你們可以看到這廟是位於海邊的一座很高的塔。從外邊的海面看不見這一海灣，因為它的前面有一高地，而且很長。它來自內陸，伸入海中。最佳的識別標誌是，它是制高點，有一個伸入海中的岬角，從此開始取西北 15 度向北行。這個亞媽港(Porto da Varella)將位於北緯 13度處。”184 此可佐證，澳門內港口的“Varella”就是“亞媽閣”或“亞媽宮”的葡語對譯。 (7)佛羅倫薩人弗朗西斯科·卡勒其(Francesco Carletti)於1598年 3月 15日至 1599年 7月 28日，在澳門逗留了一年多時間。其遊記中反映了澳門媽祖信仰的時況： “在一重大的節日中上供上述東西時，人們在偶像(idolo) 附近會餐。我在 Amacao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偶像(idolo)的地方，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這一偶像人稱‘Ama’，故本島稱作 Amacao島，義即 Ama 神像之地。該節日落在三月新月第一日，即他們的新年。作為最主要的節日，舉國歡慶之。”185 如前所述，“pagoda”或“pagode”在葡語中，還有“塑 像或“偶像”的意思，而且是主要的詞意 186。弗朗西斯科·卡 勒其操意大利語，因此，當他聽到葡人使用“pagode”時，自 184 《維森特·羅里格斯及現代領航員從里斯本至印度航路。第二次刊印(ROTEIRO DE PORTUGAL PERA A INDIA POR VICENTE RODRIGUESEpilotos modernos.Segunda vez impresso)》，里斯本，1624年，第 37頁正面。 185 弗朗西斯科·卡勒其《週遊世界評説(Ragionamenti del mio Viaggio intorino aoMondo(94－1606))》，都靈，1969年，第 205頁。 186 《葡漢辭典》，第 126頁。 83

“廟宇”的詞意。根據這一推理，前段文字可改譯如下： “在一重大的節日中上供上述東西時，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我在 Amacao曾目睹此情形。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的廟宇處，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這一廟宇人稱‘Ama’，故本島稱作 Amacao島，義即 Ama廟宇之地。該節日落在三月新月第一日，即他們的新年。作為最主要的節日，舉國歡慶之。” 假設“Amacao”為“阿(亞)媽(馬)閣(宮)”的對音，“Ama廟宇”的解釋正好與其吻合。 此目擊錄十分重要。它與《澳門記略》所載切合，驗證有關傳説屬實。“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日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既然弗朗西斯科·卡勒其在 1598 年至 1599 年期間目擊“於一曠野處，在他們敬拜的廟宇處，有巨石數塊，上鏤刻鎏金大字”，至少包括保留至今的“利涉大川”四字。換言之，弗朗西斯科·卡勒其所見可能就是《澳門記略》所述“於廟前石上鐫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這段西文資料至少説明了在 1605 年之前已存在一座廟和數塊石刻，而任何重修衹會對其加以保留而不可能將其摧毀。 “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的傳統至今不失。據徐曉望先生採訪的澳門漁民互助會理事長馮喜先生的口述：“每年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在媽閣廟舉行紀念媽祖誕辰的儀式，叫‘賀誕’。 187 改寫利瑪竇原著的金尼閣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將“pagoda”改為“Idolo”。“那裏有一尊偶像，至今仍可見到，它的名字叫阿媽，因此名而稱Amacao，義即阿媽灣”(“In quella vi era vn’Idolo，&hoggi vi se vede，che baueua name Ama，da quello fùdetto il lito Amacao，cioègolfo di Ama.”)。參見 Nicolao Trigauci，Entrata nella China de Patri della Compagnia del Gesv.Tolta da i Commentaij del P.Matteo Ricci di detta Compagnia，Napoli，1622，p.111。 84

沒有出海的漁民就和陸上的居民一起到媽閣廟去。按照祭禮，要燒香燒紙錢，供蒸豬等‘三牲’。當天下午四五點鐘舉辦盛大宴會，就在廟門口擺幾十桌酒席，酒菜是向餐館訂的。有時人太多，沒凳子坐，有的人就只好蹲著吃。宴會完畢後就開始由請來的戲班演戲，戲台就搭在廟門口。延請戲班和演戲的事由漁民和陸上居民共同成立‘媽閣廟水陸演戲會’負責籌資和安排。我們漁民互助會並不以組織的名義參加該會，而是由各位理事以個人的名義參加，大部份理事都參加了。演戲之後還要再舉行宴會，稱為‘慶功宴’，各方面的負責人、一些頭面人物，還有戲班的演員們一起吃飯。所有這些活動的資金都是由漁民和陸上居民捐出的。”188 因知，傳統是在“廟門口”擺宴，那麼，弗朗西斯科·卡勒其“人們在廟宇附近會餐”一語不是印證了流傳至今的口碑嗎？“現代歷史學的發展早已不限於文獻資料，而是注重文獻、考古、口碑三方的結合與驗證。福建人始到澳門是一個傳説，但傳説在現代人類學家看來即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參照體系，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傳説，那些在某地人群中傳説極盛的故事，往往有可靠的歷史可以驗證，這已為許多人類學家證實。”189 (8)1556 年冬訪問過廣州的加斯帕爾·達·克魯斯，在其《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中涉及華人的儀式和崇拜時説：“所有航行的船隻都在船頭騰出一塊地方設祭壇，供奉他們的偶像。”190此處所言“偶像”顯然是媽祖。天妃既為民眾崇拜之海神，海舶無不奉之。眾所周知，至今幾乎所有的澳門漁船仍在船頭供奉媽祖神像。 (9)1575年 6月至 10月曾出使福建的西班牙奧古斯丁會修士拉達(Martín de Rada)在敍述中國見聞時説： 188 徐曉望、陳衍德《澳門媽祖文化研究》，澳門基金會，1998 年，第 13頁。 189 同上，第 35頁。 190 加斯帕爾·達·克魯斯《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第 252頁。 85

“然而航海家偏愛的一個女人叫娘媽(Nemoa)，生於福建省興化附近叫做莆田(Puhuy)的村莊。 他們說她在無人居住的湄州(Vichiu)島(他們說那裏有馬) 上過著獨身生活，島距海岸有三里格。他們也拜鬼，害怕鬼會加害於他們。 他們經常把同一人的三幅像放在一起，當問到為甚麼這樣做時，他們說那三幅像實為一人。我們在料羅(Laulo)看見一個例子，三幅大娘媽像放在一起，還有一個格欄在祭壇前，就在一旁是一個紅人的像，另一個是黑人的，在接受祭品。他們常在禮拜後獻祭的是香和香味，及大量的紙錢，然後在鈴聲中把紙錢燒掉。他們也常給死人燒紙錢，如果死者是富人，也燒綢緞。 雖然他們不是很虔誠的人，他們仍在偶像前點上小燈。他也用整牛、豬、鴨、魚和果品向偶像獻祭，那些都生的放在祭壇上。在進行了許多儀式和祈禱後，他們極恭順地取來三小杯灑，為他們的神(它是天)獻灑一杯，再喝掉餘下的，並把食物分掉，當作聖物去吃。除這些典禮儀式之外，他們有其他一些非常可笑的，如我們往駛近群島時船上所見。因為他們說必須舉行歡送娘媽的儀式，她把我們護送到此以保佑我們一路順風。”191 所謂的紅、黑人像可能是千里眼、順風耳二將。拉達對祭祀過程的描寫也是比較詳細的。重要的資訊是，不僅開洋前祭媽祖，而且平安抵達後，也有感謝媽祖保佑的儀式。 目前澳門媽閣廟建築群中的 4座神殿，有 3座祀奉媽祖。通常而言，同一廟宇內，毋需 3殿同祀一神。媽閣廟之所以3殿同奉媽祖，除了説明早期澳門居民媽祖信仰之強烈外，可能的原因是 3殿起造的時期不同。抑或與“三幅大娘媽像放在一起”的習俗有關？ 191 [英]C.R.博克舍編註、何高濟譯《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 217－218頁。 86

(10)曾在歐洲風行一時的西班牙人門多薩 (Juande Mendoza)所著的《中華大帝國史》對媽祖信仰記載如下： “此外，他們有另一個叫做娘媽(Neoma)的聖人，生在福建省 (Ochiam)的Cuchi城。他們說她是該城一位貴人之女，不願結婚， 而是離開她自己鄉土，到興化(Ingoa)對面的一個小島上去，過着 貞節的生活，表現了很多虛偽的奇蹟。”192 《中華大帝國史》是 16及 17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暢銷書，因此媽祖信仰通過它在歐洲文化圈內的廣泛傳播而令媽祖文化國際化。 (11)曾三次代表馬尼拉西班牙政府來澳的西班牙耶穌會桑切斯(Alonso Sanchez)神甫在一份於 1588年呈交西班牙國王的關於中國國情的詳細報告中也描寫了媽祖信仰： “63海之偶像 在船尾有一個祭壇，裏面供奉着一個坐在椅子上的姑娘的半身像。她的前面跪着兩個華人，如同天使。日夜香火不斷。每次揚帆前，虔誠祭祀，儀式裏鐘鼓齊鳴，在船尾揚燒紙錢。”193 “她的前面跪着兩個華人”是千里眼、順風耳二將，“日夜香火不斷”足見媽祖信仰之烈。 “65廟宇 官員 (Mandarines)一般到這些和尚 (monjes)的廟宇(Barelas)或修院(Monasterios)中下榻；而且不醉不歸；一般來說這些廟宇在城外；裏面也有廟堂；在田野和其他標明要祭祀的地點，沒有建築，至多是一道土坯圍欄，幾隻小雞，權作 192 [西班牙]門多薩撰，何高濟譯《中華大帝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 41頁。 193 詳見保羅·帕斯特爾斯(Pablo Pastells)《耶穌會在菲律賓群島傳教工作》，巴塞羅那，1900年，第 1卷，第 533頁。 87

祭壇。”194 由此可見，無論寺廟官私與否，官員常常選擇它們作為臨時住處，使其“官廟化”，而且大擺酒宴。從廟宇的分佈來看，城鎮有廟堂，鄉村及交通要津也有祠壇。 從前引史料中頻頻使用的天妃的俗名可以看出，初期的葡語記載可能來源於為葡人充當水手、導航和翻譯的閩南人。稍後的葡、西、意文獻的描述則得自個人在閩粤沿海和澳門的直接觀察。正如錢江所言： “媽祖原為福建莆田湄洲嶼的一個民間女巫，其之所以能夠在宋元以後獲得中國沿海港埠和部份內河口岸商民的普遍崇拜，除了漕運業的興盛及朝廷官府的不斷宣傳、褒封等因素外，活躍於中國沿海各商埠的福建商人實際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媽祖信仰也逐漸地流傳到了東亞和東南亞的一些港埠。與國內的傳播略微不同之處在於，在媽祖信仰向海外傳播的過程中，幾乎見不到朝廷官府介入推動的痕跡，不自覺地自動承擔起傳播這一信仰文化的恰恰是被朝廷和士大夫所鄙視的中國海外貿易商人，其中尤以福建海商為著。”195 在天妃的香火由華人信徒傳入歐美之前，通過上述葡、西、意、荷文獻可知，媽祖信仰從 16 世紀起在歐洲文化圈內得到了廣泛的文字傳播 196，成為了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澳門無愧為媽祖文化進入歐洲文化與世界文化體系的歷史切入點，對媽祖文化的全球性流傳功不可沒。今後，澳門也應該繼續扮演此一歷史性角色，積極弘揚媽祖文化，向世界傳播媽祖福音。 194 同上，第 1卷，第 534頁。 195 錢江<媽祖信仰與海外閩商僑居社區>，《澳門媽祖論文集》，第 94頁。 196 關於圖畫的傳播，可見徐新<西方畫家與澳門媽閣廟>，《澳門媽祖論文 集》，第 226－230頁。 88

二、從澳門的葡語名稱重建“亞馬港” 畔供奉媽祖廟宇的原名 媽祖信仰在澳門的傳播與澳門歷史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關係。要真正、全面瞭解澳門，必須要從澳門的媽祖文化入手。媽祖崇拜在宋代產生之後，隨着閩人的遷徙，向嶺南傳播，遠至南洋。如果説大三巴牌坊為基督教文化在澳門的象徵的話，號稱嶺南三大媽祖廟之一的澳門媽祖閣無疑是中國文化在澳門的代表。Macau的詞源，足以反映媽祖文化在澳門歷史中的淵源，並在西方各種函件、史料、典籍和著作中流傳了 400多年，沿用至今。 前幾年，澳門史學界有過一場關於媽閣廟始建年代的討論。有人認為“由此可見，借有關清代中葉以後才出現流行的‘媽閣廟’或‘媽祖閣’之名(前此正式之廟名為‘天妃宮’或‘天妃廟’、‘天后廟’)，以證 Macao 來源於媽閣廟或該廟的亞媽神，固然是無稽之談，而反過來，借 Macao之名以坐實葡人來澳門半島之前，在該處早已建有一座供奉亞媽神的媽閣，因而該處早有‘亞媽港’或‘媽港’之稱，也都是以訛傳訛”197。 媽祖信仰發源地福建方誌中的一則資料，可證上述被“批判”的説法並非“以訛傳訛”：“湄州(孤嶼也，周圍四十里。上有天后媽祖宮，曰媽祖澳。內打水四托半，爛泥地。澳門有礁，出入宜防。南風，可泊船，潮退擱淺。隔海對面，即莆禧)”198。由此可知，媽祖澳得名於媽祖宮。 此非孤證，同類記載比比皆是。 “澎湖天后廟：在媽宮澳。澳以後得名。”199 197 譚世寳，《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5期，第 192－193頁。 198 周凱《廈門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1962年，卷四防海略/(附)北洋海道考，第 143頁。 199 王必昌《重修台灣縣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13種，卷六祠宇誌/廟/澎湖天后廟，第 172頁。 89

“一在媽宮澳，澳以廟得名，即康熙二十一年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入廟見神衣半濕處。”200 “澎湖天后廟：在媽宮澳(澳以廟得名，即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入廟見神衣半濕處。”201 “大山嶼媽宮澳嶼居澎島正中，澳在嶼之西南。上有天后廟，舟人 s稱天后為媽祖，故曰媽宮。”202 據此，我們推論，葡人初抵澳門見到的媽祖廟可能叫(亞)媽(馬)閣或(亞)媽(馬)宮，其畔的港灣稱“亞馬港”或“亞馬澳”。因此，“媽閣廟”或“媽祖閣”之名不是清代中葉以後才出現流行的，其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嘉靖年間葡人抵達之前。 從語音角度分析，葡語中以 ama 或 ma 起始，以鼻音結尾的早期澳門名稱可能是(亞)媽(馬)宮的對音。所謂(亞)媽(馬)宮，即娘媽宮或媽祖宮的縮寫。“天后廟：俗呼‘媽祖宮’，⋯⋯在廳治南街，東向。”203“夫閩省無處不有天后宮，俗稱媽祖宮。所謂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此儒者之言也。”204 以(亞)媽(馬)宮為地名最著者有澎湖馬公市。原名彭潮島，馬公係馬宮之訛音。前清時代，馬公市稱媽宮城。光緒十三年(1887)，始建城牆及城樓，澎湖先民以捕魚為生，為感謝媽祖的庇佑，而在馬公修建媽祖宮。為便於稱呼，乃逐漸由媽祖宮 200 劉良璧《重修福建通誌－台灣府》，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1961 年，卷八壇廟/壇廟/錄自重纂福建通誌卷二十八/台灣縣，第 106頁。 201 謝金鑾《續修台灣縣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40種，1962年，卷二柏誌/政誌/壇廟，第 64頁。 202 《重修台灣縣誌》，卷二山水誌/山水誌/澳嶼，第 40頁。 203 陳淑均《噶瑪蘭廳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160種，1984年，卷三(中)祀典/祀典/蘭中祠宇，第 118頁。 204 周璽《彰化縣誌》，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56種，1962年，卷十二藝文誌/引/勸修王功港天后宮疏引(鄧傳安)，第 429頁。 90

轉為地名而稱為媽宮，1920 年始改為馬公。中外以媽祖命名的地名繁多，澳門遠非唯一的。205 “此外，在法國及原屬葡國的殖民地巴西及莫桑比克都有名為 Macau 之地。可見，西洋諸國文字的 Macao、Machao 和Macau等的原意確實與澳門的媽閣廟無關。”206有所不知的是，巴西 Macau的的確確來自中國澳門，並早在 1995年就有了令人信服的結論 207。 法國的 Macau 與中國的 Macau 無關。它是一個位於法國西南紀龍德(Gironde)河口的小島，面積 43 公頃，低潮時與大陸相連。在 1027至 1311年的數種地圖上曾使用Macau、Machau和 Makao的形式。其詞源有二説：1.來自高廬語 Noviomagus(新市)；2.源於拉丁語 Malum Cavum(不好的躲避處)。208 古巴的 Macao 可能與從澳門前往那裏的苦力有關。據一大部份的權威西班牙百科全書解釋：“MACAO。地理名詞。古巴一農村區名，今 209廢。”210在古巴西班牙語中，“MACAO”還是一種表示輕蔑、罵人的綽號 211。古巴有位詩人、律師、 205 金國平、吳志良<粤東“亞馬港”與越南“亞馬港”>，《鏡海飄渺》，第243－246頁及王海濤<媽祖與觀音>，《澳門媽祖論文集》，第 65頁。 206 ，第 191－192頁。 207 《歐美插圖世界百科全書 (Enciclopédia universal ilustrada europeo－americana)》，馬德里，Espasa－Calpe 出版社，1930 年，第 31 卷，第1145 頁；達斯內維斯<巴西人眼中的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22期，1995年，第 46－53頁及鄧景濱<澳門外文稱謂Macao非借用於緬甸>，《澳門研究》，第 13 期，1999 年，第 126－128 頁和<澳門外文稱謂Macao淵源考>，《歷史研究》，2002年，第 3期，第 174－175頁。 208 《歐美插圖世界百科全書》，第 31卷，第 1145頁及黎沙《澳門——熱帶葡萄牙人類學研究》，里斯本，國際出版社，1996年，第 148頁。 209 《歐美插圖世界百科全書》初版於 1930年。1956年馬德里出版的《西班牙語同名郵政地理詞典(Dicionario Geográfico Postal de Homónimos Hispánicos)》，第 1冊，字母 A－P中不見此名。 210 《歐美插圖世界百科全書》，第 31卷，第 1135頁。 211 同上，第 31卷，同頁。 91

作曲家名叫 MiguelAngelMacau García(1886－1971)212，不知 其父姓 Macau是否從這一綽號演變而來。古巴的一種螃蟹也稱“MACAO”。在西班牙語中，紙牌 21點亦稱“MACAO”。另外，在聖多明戈島東岸的恩加紐 (Engaño)角和聖拉斐爾 (San Rafael)角之間西北有 Macao港(el puerto de Macao)。213 莫桑比克的 Macau214 與澳門無關。它原是土王馬甘貝(Cangu Macambe)的一陣地，位於贊比西亞(Zambezia)省木利亞斯(Múrias)河右岸巴爾維(Barué)地方，在 1902年的巴爾維軍事行動中遭摧毀。215 葡萄牙也有個地方叫 Macao216，與澳門無關。 在葡語中，Macau除了作專有地理名詞外，還可作形容詞使用，例如 cetim macau(澳門緞子)，在巴西指一種家豬。在安哥拉，macau是一種用玉米發酵後製成的飲料。航海俚語中，有“À macau”這一短語，義即“不按照規定”。217 還有一種鸚鵡科鳥(Ara macao，Lin)也以 macao為名。218 最後再説勃固的 Macao。這個問題是伯希和提出的，但他不是發軔者。早在 1886 年，玉爾(HenryYule)和布爾內(Arthur Coke Burnell)在《英－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Hobson 212 《世界大百科全書(Gran Enciclopedia del Mundo)，畢爾巴鄂，1976年，第 12卷，第 279頁。 213 《歐美插圖世界百科全書》，第 31卷，同頁。 214 Macau是一種小猴子的名稱，參見馬查多(JoséPedro Machado)《莫拉伊斯新簡明字典(Novo Dicionário Compacto daLíngua Portuguesa)，里斯本，1987年，第 3版，第 3卷，第 396頁。 215 《葡萄牙及巴西大百科全書》，第 15卷，第 717頁。 216 詳見《葡萄牙大陸和海島地方地理學詞典(Dicionario Chorographico de Portugal Continental e Insular)》，第 7卷，1940年，第 849－852頁。 217 莫拉伊斯(António de Morais)《葡語大字典》，里斯本，1948 年，第 6卷，第 348頁。 218 同上，同頁及《世界鳥類名稱(拉丁文、漢文、英文對照)》，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第 19頁。 92

－Jobson：A Glossary of Anglo-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and Discursive)》中“Macao條”內對此有所説明：“Macao 或 Maccao 也是勃固江(Pegu River)一地名。這是那個城市輝煌時代的港口。至今 219在當地仍存一同名村落。”220。兩位作者摘錄了 4條文獻。第一條便是 1554年安東尼奧·努內斯所著《葡印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 (Lyvro dos pesos da Ymdia，e Assy medidas e Mohedas，escripto em 1554 por Antonio Nunez)》一書。伯希和大概得靈感於此。伯希和引用了其中的兩條，但未進一步發掘葡語史料。 著 名 的 葡 萄 牙 海 外 地 理 考 證 家 拉 格 阿 子 爵(ViscondedeLagoa)解釋説：“MACAO城：位於勃固江(rio Pegu)畔一城市，以前十分重要，現幾乎為人遺忘 221。在古圖上出現在仰光(Rangum)河口。近勃固。”222 迄今為止，學者未注意到多拉多(Fernão Vaz Dourado)1570年圖中同時有“macao”和“macham”223兩種寫法，而同一作者的1571年圖上卻標“machoa”，均位於“Pegu” 219 1886年。 220 《英－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Anglo — 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 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 Historical，Geographical，and Discursive)》，倫敦，1886年，第 402頁。 此書還有一個約定俗成的漢譯名《印度古物類篡》。 221 在 1727 年葡印總督簽發的一份文件中仍見“Maccao”，參見《葡萄牙海外影像館館刊》，里斯本，1989年，第 49期，第 124頁。 222 《古代葡萄牙海外史地名考——亞洲、大洋洲部份》，地理考察及海外研究委員會，里斯本，1953年，第 2卷，第 205頁。Bago是孟語 Pegu的發音，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彙釋》，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 1017頁。 223 《葡萄牙地圖總薈》，里斯本，1960年，第 3卷，第 270圖。《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第 96頁上的同圖較小，而且不太清楚。 224 上面也有廣東的“Macao”。 93

的下方，在它和“tagalla”之間。在 1595年－1596年間出版的林旭登圖 224上，也同時標有“Macao”和“Macham”“Macao”在“Pegu”的左下，“Macham”在“Pegu”的右上，均位於沿海，而且有表示城市的房屋建築。林旭登航海圖的全稱是《中國、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滿剌加、若開及勃固所有海岸及陸地標示或準確繪圖，以及周圍大小島嶼，礁石、暗礁、沙洲、淺灘及低灘，一切從目前葡萄牙領航員所使用的最正確的針路及地圖中輯出》。225 林旭登顯然是抄襲多拉多 1570年圖。 我們認為，多拉多 1570 年圖及林旭登航海圖中同時出現的“Macao”和“Macham”並不代表兩個不同的地點。可能的情況是，由於早期葡語中“Macham”亦作“Macao”，導致多拉多和林旭登誤認為是不同的二地。 從製圖的準確性來看，多拉多 1570年圖及 1571年圖所標示的位置更加接近實際，因此“Macao”位於“Pegu”的右上方。 1600 年《亞洲－遠東平面圖》將“Macao”標在“Pegu”的上方，但去掉了“Macham”。226可見作者可能接觸了更新的資料，修正了多拉多 1570 年圖和林旭登航海圖中“Macao”和“Macham”並存的信息。 比較 1600年《亞洲－遠東平面圖》及現代圖，林旭登航海圖中表示的全中國及緬甸的位置，尤其是印支半島過於平橫，因此“Macham”位於“Pegu”之右。如果按照實際位置，將林旭登的表示向右扭轉 90度，“Macham”將位於“Pegu”之下。 我們看到，1600 年圖已將林旭登航海圖的平橫表示扭轉了 90度，因此林旭登航海圖中在“Pegu”左下方的“Macao”，在 1600年圖中居於“Pegu”之上了。此圖中，多拉多 1570年圖和林旭登航海圖的影響十分顯然。 多拉多 1570年圖和林旭登圖造成的這個疑難，需求諸於 文字資料加以判斷與解決。“1586 年 12 月，費茨(Ralph Fitch) 從Cosmin〔Cosmim227，近勃生(Baçaim)〕前往 Medon228，從此至Medon，然後過 Dela229，到 Cirion(沙廉)230，再到Macao，最後抵 225 原圖存荷蘭鹿特丹 Prins Hendrik海事博物館。 226 《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第 153頁。 94

達 Pegu(勃固 Pegóu)城。”231。從今圖可知，勃生在勃固的西左下方。費茨的行程可能是從位於伊洛瓦底江口的“Cosmin”出發，進入位於莫塔馬灣的“Medon”和“Dela”，經過沙廉和“Macao”，最後抵達勃固城。因此，“Macao”應該位於沙廉和勃固城之間，換言之，“Macao”在沙廉之上，勃固城之下。一份 17世紀初的意大利語史料稱“⋯⋯全勃固的主要港口沙廉與Macao之間的距離不超過 18英里(miglia)。”232平托説它“距勃固二里格”233。1568年一資料亦稱“Maccao距勃固 12英里”。234葡印官方編年史家樸加羅(António Bocarro)則謂：“⋯⋯沙廉是條淡水河，流量充沛，從內地經勃固河流出。它距Macao城一里格，⋯⋯”235 據葡萄牙史料記載，“Macao”或“Macham”是勃固的舊城236，因此有“cittádi Macao(Macao城)” 237之稱，而且是 227 參見《古代葡萄牙海外史地名考——亞洲、大洋洲部份》，第 1 卷，第272－274頁。 228 今地不詳。 229 今仰光郊區一地，參見《古代葡萄牙海外史地名考——亞洲、大洋洲部份》，1953年，第 2卷，第 14頁。 230 參見《古代葡萄牙海外史地名考——亞洲、大洋洲部份》，1953年，第3 卷，第 165 頁。《清史稿》/列傳/卷五百二十八列傳三百十五屬國三/緬甸中作“悉林”。“進攻擺古河口之悉林工場，與葡萄牙所築舊堡，悉取之(第 14682頁)。”又譯“錫里安”。位於 10°42’6°16’ 231 伯希和<一部關於澳門早期歷史的著作(Un ouvrage sur les premieres temps de Macao)>，第 77頁。 232 梵蒂岡秘密檔案館(A.S.V.)，Fondo Confaloneri，vol.31，fls.414。 233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下冊，第 582頁。 234 《英－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第 402頁。 235 《旬年史之十三》，里斯本，1876年，第 1卷，第 128頁。 236 據葡印官方編年史家科多(Diogo de Couto)的記載，新城由莽應龍(Bayin－naung 1551－1581 年間在位)王“下令挨著舊城起造一座漂亮的城市作 s為他的朝廷。這一切在他高薪請來的中國工程師的指揮下，按照中國國王的形制為他建造宮殿。(《旬年史之七》，里斯本，1782年，第 1部份，第 95

“cittáprincipale del Pegù(勃固的主要城市)”。238據葡印官方編年史家普加羅的記載，“⋯⋯Macao城亦稱 Boga239，曾是勃固皇帝的朝廷，⋯⋯”240實際上，Macao城是勃固城的一部份，位於它的右下方，即東南方向。 “阿(亞)媽(馬)宮説”在西方學界流行已久。 1950年，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J.L.Duyvendak)在一篇關於博克塞(C.R.Boxer)所著的《貴族在遠東 1550－1770》241 的書評中，建議説 Amacao或 Macao可能來自“(A)Ma－kung‘the shrine of(A)Ma’(阿媽宮‘阿馬廟’)”並引澎湖的“媽宮”為例。242 1953 年，博克塞在《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將 Amacao分別還原成“A－ma－ao阿媽澳”和“A－ma－kung阿媽宮”。243 1959年，通曉漢語和葡語的丹麥語言學家埃傑羅德(S ren Egerod)認為，戴聞達提出的“媽宮説”很有説服力。244 行文至此，我們有必要解讀澳門媽祖閣廟中的一幅對聯。“神山第一”的左右聯是“瑞石靈基古”，“新宮聖祀崇”。第 一句的大意是：瑞祥的石頭和有靈氣的地基久遠已經存在。第 151頁)”新城於 1599年若開(arracaneses)人入侵時遭毀，參見格德斯(Ana Maria Marques Guedes)《葡萄牙人在緬甸的干預與融合(約 1580－1630年)(Interferência e Intergrõão dos Portuguesas na Birmânia Ca 1580－1630)》，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4年，第 198頁，註釋 4。 237 梵蒂岡秘密檔案館(A.S.V.)，Fondo Confaloneri，vol.31，fls.413v。另見《英－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第 402 頁。238 梵蒂岡秘密檔案館，Fondo Confaloneri，vol.31，fls.414v。239《古代葡萄牙海外史地名考——亞洲、大洋洲部份》，第 1卷，第 118頁。 240 《旬年史之十三》，第 128頁。 241 《貴族在遠東 1550－1770》，海牙，1948年初版。關於澳門的辭源，見第 3－4頁。 242 戴聞達<書評：博克塞所著的《貴族在遠東 1550－1770》>，《通報》，第 39期，1950年，第 189頁。 243 《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英語版)，倫敦，1953年，第 365頁。 244 埃傑羅德<澳門名稱起源註考>，《通報》，第 47期，1959年，第 64頁。 96

二句可理解為：人們在新建的媽祖宮莊重地舉行祭祀。這幅對聯的含義十分清楚，説明“神山第一”是在瑞靈古老基石上的新宮。既稱新宮，不難推斷必然有過舊宮。因此，“神山第一”石殿前橫柱下方的“明萬曆乙巳德字街眾商建。崇禎己巳懷德二街重修”及背後的“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税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的銘文是指這一神龕為李鳳建，而不是指整個建築群。令人不解的是，凴當年李鳳的欽差地位和權勢，如果真是由他倡建，應該在明亮處立塊大碑才符合邏輯，而不是現在所見的單行孤文。更令人不解的是，為何“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税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隱藏在後？重重疑點有待專家學者共同努力破解。 僅凴“欽差總督廣東珠池市舶税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這一行字便否定澳門媽祖信仰悠久的歷史似乎過於急功。為曲證以“新石刻”為唯一支援的 1605年説 245，譚世寶有意避開了此聯。1605年説難以令人信服，尤其是無法科學解釋Macau的詞源 246 245 <澳門媽祖閣的歷史考古研究新發現>，《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29期，第 89－109頁。 246 宣統三年《澳門界務》稱：“此即葡人船隻到澳之始。葡人名澳門為 macao馬高。粤音讀泊如馬。今稱馬高即泊口二字之轉音。”(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澳門專檔》，1996年，第 4冊，第 81頁)此為“舶口”説之濫觴。後何大章、繆鴻基亦稱：“至於外人稱澳門曰‘馬交’(Ma－Cao)一説為‘舶口’之訛音，明嘉靖十四年，前山寨都指揮黃慶請上官蕃移舶於濠鏡，名其地曰‘舶口’或‘舶澳’葡人訛為Macao。”(何大章、繆鴻基《澳門地理》，廣東省文理學院，1946 年，第 3 頁)此議毫無論證，僅可算為“一説”。黃文寬將此説發揮得淋灕盡致，結論如山，但無任何考據，不過一家之言，學術意義不大(《澳門史鈎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第 197－199頁)。“推陳出新”者為譚世寶(，《開放時代》，1998年第 6 期，第 78－79 頁及，《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5期，第 193－196頁)。實際上，白妲麗在<澳門地名考>中早就予以了駁斥(《文化雜誌》(中文版)，1987年，第 1 期，第 9－10 頁)。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接觸這一説法後，又闢一説：“誠然，若接受澳門的初期居民及早期開發澳門的主要社團為福建人的假設的話，自然而然，出現在中國水域的早期葡萄牙人所打交道的是福建人。較之他省人士， 97

和前引多條西方文字中早於 1605年的對媽閣廟的記載。 福建人為優良的水手，膽大冒險，於是葡萄牙人耳聞了 má－kók(馬閣)這一發音的福建發音 má－kauk(馬閣)。廣東話中仍以 má－kók 稱呼我們稱之為 Barra(作者案：原意為港口的狹窄入口處。此處指媽閣角外，進內港入口處的水域，即《蒼梧總督軍門誌》中的“香山澳”和《粤大記》中的“亞馬港”)的地方。因此，澳門一詞的詞源來源於 má－kók(馬閣)這兩個音節的福建發音，即 má－kauk(馬閣)。由於訛音或其他語音原因，根據葡萄牙語的發音，結尾的腭音 k 消失了。但值得一問的是，我們葡語中不也存在結尾的腭音嗎？可以通過在結尾加一個 e 將其軟化，為何早期抵華的葡人不將 Macau發成 Macauque？誠然，這個問題衹能由將 400年前這些音節的實際發音或可能的發音調查清楚的語言學家來做解釋。”(高美士<澳門諸名考>，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 3 卷，第 1 期，1969年春季，第 63－64 頁)通過高美士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若“舶口”説得以成立，循葡語發音規則，Macau 應發作 Macauque。迄今為止，葡語文獻中不見 Macauque這一形式。譚世寶引經據典，試圖以“漢語中的聲母 b語 m的對應轉換關係”來進行“具體的語音分析論證”，堅實“舶口”説的立論基礎，否則無法解釋既然媽閣廟建於 1605年，為何在 1554年葡語中便出現了 Macao的稱呼以及 1555年兩信中諸多異體。如果伯希和有關中國的 Macao來自緬甸的 Macao的假設可以成立，在孟語中，Macao也是“舶口”的對音？而且緬甸的 Macao衹有 4種形式：Machoa，Macham，Macao和 Maccao，未見有帶詞首 A，如 Amacao等形式。按照伯希和的邏輯，1554年中國的 Macao還不存在，因為 1554年的《葡印度量衡及貨幣換算書》已出現 Macao，因此前者來自後者。照此推理，無論中國 Macao還是緬甸 Macao的老祖宗應該是他們法國的 Macau。如同法國的 Macau，中國 Macao 和緬甸 Macao 應該是同音異源詞。緬甸 Macao 的詞源及詞意待考。“舶口”或“舶澳”為普通名詞。衹有在特定的語言環境中才具有專有名詞的意義，作者孤陋寡聞，至今未見漢籍中有以“舶口”或“舶澳”作為專有地名的用法。退一步説，即便“聲母 b 語 m 的對應轉換關係”成立的話，亦需解釋其它帶有 a 的書寫形式。Amacao 的漢語對音是否為“阿舶口”或“阿舶澳”？阿或亞衹用在人名稱呼詞之前大概是常識吧。“語言的發展具趨簡性，不可能出現由 Macao 變成 Amacao 再變回Macao的演變過程(鄧景濱<澳門外文稱謂 Macao非借用於緬甸>，《澳門研究》，第 13期，1999年，第 135頁)。”“阿(亞)”在漢語中，是助詞。用在稱呼前，表現一定感情色彩。是一種可以省略的前綴，而且省略並不影響基本詞意。從早期葡語文獻中，我們可以觀察到，Macao 與 Amacao並存，而且意義完全相同，可換用。這恰好反映了漢語的特點。 98

“中國最古老的媽祖廟即莆田湄洲祖廟，香火綿延已歷千年，為媽祖香火最源頭，在媽祖廟中最具權威。世界上曾經存在和現存的數以萬計的媽祖廟，就其香火淵源而論，都是直接或間接從湄洲祖廟分香過去的。”247澳門媽祖閣的名字也可能從莆田湄洲祖廟的朝天閣得靈感而起。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賜“順濟”廟額。元代，媽祖被敕封為“護國明著天妃”，朝廷派官修建湄洲祖廟。明洪武七年(1374)，指揮周坐重建寢殿、香亭、鼓樓、山門，擴大規模，復塑神像。又有張指揮於正殿左邊，建立朝天閣。據記載，台灣北港媽祖廟的神像便是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樹壁和尚從湄州祖廟朝天閣中請來奉祀的。248 值得注意的是，在奉祀媽祖眾多的廟宇中，朝天閣和媽祖閣〔阿(亞)媽(馬)閣〕是僅有以“閣”作廟名的。閣是古代一種類似樓的建築物，分兩層，底層為支撐層，上層立於支撐平座上，四周圍起，有窗，視野高闊，通風良好，常建於園林中以供休憩。亦供置物藏書用。另指女子的房間。“娘媽角位於澳門半島西南端，南臨木帆船時代來往東西二洋的重要帆道十字門，西臨澳門內港北灣的入口處。媽祖閣建於娘媽角山的山腰，背山面海，沿崖而築。‘媽祖閣’之得名，蓋因‘閣’為中國古代女子居室的特稱，媽祖為女神，故其行宮以‘閣’命 此種現象在葡語語言學上稱“Aférese(詞首字母省略)”，例如，arecear(《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P.Matteo Ricci S.I)》，第 2卷，第145頁)變為 recear。因此，即便“漢語中的聲母 b語 m的對應轉換關係”可被用來穿鑿釋解 Macao，但無論如何難以套用於 Amacao。如果無法解釋Macao的 100%的同義詞 Amacao，那麼對Macao的曲解是無效的。“‘馬’廈門語有二讀，一讀 má，一讀 bé，⋯⋯(蘇繼廎《島夷誌略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 290－291頁)”可見，“舶口”是閩語對Macau的拼讀法之一。如果説Macau來自“舶口”，那麼為甚麼取其“bé讀”而不取其“má讀”？ 247 章文欽<澳門媽祖閣與中國媽祖文化>，《澳門與中國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 253－254頁。 248 李獻璋《媽祖信仰研究》，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年，第 204頁。 99

名。”249據《中文大辭典》，“閣即宮閣”250。因此，阿(亞)媽(馬)閣等於阿(亞)媽(馬)宮。朱傑勤先生對為何稱“宮”的解釋精闢入裏：“台灣赤嵌城附近有天妃廟。亦稱為馬祖廟。閩人及土人稱天妃神曰馬祖，稱廟日宮。但吾粤多稱天妃廟為天后宮，蓋妃或后宜於處宮，不必指廟而言。”251 澳門祖籍八閩人士至今仍獨鍾使用“媽閣廟”這一稱謂。據黃曉峰先生言，“最近筆者在與澳門媽祖廟值理會主持人林先生伉儷的一次交談中，發現他們雖用廣州話交談，卻一直把‘媽祖誕’稱為‘娘媽誕’，言談中只稱‘媽閣廟’而沒有稱‘媽祖廟’。⋯⋯MACAU當然是‘媽閣’(‘娘媽角’)的閩語音譯了。”252 黃先生這一結論與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的“較之他省人士，福建人為優良的水手，膽大冒險，於是葡萄牙人耳聞了 má－kók(馬閣)這一發音的福建發音 má－kauk(馬閣)。廣東話中仍以 má－kók稱呼我們稱之為 Barra的地方。因此，澳門一詞的詞源來源於 má－kók(馬閣)這兩個音節的福建發音，即 má－kauk(馬閣)的論述不差累黍。”253 我們主張，媽閣中的“閣”不如通常認為的是“角”的變音 254，而是廟的本名。因此，馬閣廟不等於馬角廟，位於馬角的廟。俗名“馬角”可能是媽(馬)閣角的簡稱，義即媽(馬)閣所在的岬角。 1739年雍正《廣東通誌》中的《澳門圖》向我們展示， 249 章文欽<澳門與中華傳統文化中的航海保護神>，第 186 頁。250《中文大辭典》，第 35冊，第 150頁。 251 朱傑勤<海神天妃的研究>，《中外關係史論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66頁。 252 黃曉峰<澳門與媽祖文化圈>，《澳門媽祖論文集》，第 221頁。 253 <澳門諸名考>，第 63－64頁。 254 <澳門名稱起源註考>，第 63頁 100

今媽祖閣廟作亞媽閣 255。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同時有圖像、文字可考的名稱。換言之，葡人到澳門時所見到的崇拜媽祖的廟宇的名稱極有可能是亞媽閣。因此，葡語中以 ama或 ma起始，不以鼻音結尾的早期澳門名稱反映了(亞)媽(馬)閣的譯音。 筆者在著名的《耶穌會會士在亞洲》手稿中檢得一早於平托那封著名的 1555 年 11 月 20 日信的函件，其題目為《在日本王國豐後城的阿爾梅達 256 致在前往日本途中的中國港口Macoa 的貝爾喬爾 257 神甫函 1555 年 9 月 16 日(Carta'q efcreveo luis dalmeida'q efta é Bégoũidade do Reino deJapáopa ope M.Belchior q eftaua em Macoaporto da China de caminho paJapáo a 16 setenbro do anno de 1555)》。 Macoa可能不是 Macao的筆誤，因為多拉多的 1571年圖上已見“machoa”。而且貝爾喬爾(Belchior)神甫 1555年 11月23 日函的 1570 年葡萄牙語刊本及 1575 年西班牙語刊本中均作“Macoa”。 此函的重大意義在於它證明了 1555 年澳門已開埠，而且貝爾喬爾神甫當時人在澳門，因此他那封署期 1555 年 11 月23日的函件確實是由澳門發出的。 此函的鈔件在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中有兩種 258。 255 有關論述，可見湯開建<嘉慶十三年“澳門形勢圖”研究>，《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40－41期，第 90頁。 256 關於此人生平，見 Diego R.Yuuki S.J著《盧伊斯·德·阿爾梅伊達(Luís de Almeida)，(1525年－1583年)醫生、行者、使徒》(葡日雙語)，澳門文化司署，1989年。 257 亦稱梅爾喬爾。 258其底本(大概也是抄件)可能在西班牙馬德里皇家歷史科學院。另外，里斯本社會科學院，外交部檔案館及羅馬耶穌會檔案館各有一抄件。參見Georg Schurhammer S.J.’ Die Zeitgecössishcen Zuellen zur Geschichte portugiesisch-Asie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zur zeit des HL. Franz Xaver (1538-1552),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Bibliotheca Instituti Historici S.I.Gesammelte Studien,20)1962,P.456。 101

鈔件一出現兩種形式：標題中作“amacao”。259落款作“Ex portu china(發自中國港口)”。260未具體説明是哪個港口。這是伯希和否認此信係從澳門發出的二論據之一。前引阿爾梅達致貝爾喬爾神甫函中的“Macoa porto da China”為“中國港口”是澳門，而不是浪白滘提供了力證。 鈔件二出現兩種形式：標題中作“De Macao porto da China(從中國港口Macao)”。261落款作“Deste Machoam porto da China(從中國港口 Machoam)”。262“Maçhoam”形式受拉丁語的影響，故謄抄者在題目中將其改為葡語的形式“Macao” 此外，還有三種早於上述抄本兩個世紀的刊本。 (1)1565 年西班牙語刊本，標題作“貝爾喬爾神甫在去日本途中致歐洲耶穌會神甫及修士一函的抄件”。 263 落款作“Defte puerto de la China(發自這個中國港口)”。264 (2)1570 年葡萄牙語刊本，標題作“貝爾喬爾神甫在去日本途中從中國港口 Macoa發出的另外一函”。265落款作“Defte porto da China(發自這個中國港口)”。266 (3)1575年西班牙語刊本，標題中作“Macoa puerto de la China”。267落款作“Defte puerto dela China(發自這個中國港口)”。268 259 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 49－IV－49，第 236頁。 260 同上，第 237頁。 261 同上，同頁。 262 同上，第 241頁。 263 《在日本的耶穌會神甫及修士從 1548年開始至去年 1563年致印度及歐洲同志函件》，科英布拉，1565年，第 123頁。 264 同上，第 144頁。 265 《在日本的耶穌會神甫及修士從 1549 年至 1571 年致同志函件》，阿爾卡拉，1575年，第 63頁。 266 同上，第 68頁。 267 《在日本的耶穌會神甫及修士從 1549年至 1566年致印度及歐洲同志函件》，科英布拉，1570年，第 lxxxij頁。 268 同上，第 xciiij－xcv頁。 102

看來，伯希和説平托和貝爾喬爾二信是寫於浪白滘的觀點應該徹底修正了。除了上述刊本的力證外，實際上，平托那封著名的 1555年 11月 20日信對此有明確的涉及：“今天，我從我們住泊的浪白滘來到了亞馬港。亞馬港在浪白滘前方六里格多處。在那裏我遇到了梅爾喬爾神甫，他從廣州來此。25天前，他去廣州洽贖貴族馬特烏斯·德·布里托(Mateus deBrito)及另一已在廣州城獄中關押了六年的人。”269 學界對平托信是從澳門發出的已有共識，那麼“他從廣州來此”無疑是澳門。伯希和被認為是 20世紀最偉大的東方學家，但從他關於澳門的幾種主要論文、著作的參考書目來看，在葡語資料的運用方面，他從無查閲原始檔案文獻，都是徵引他人的“紙上作業”，因此某些產生過巨大影響的涉及澳門起源的觀點近來逐漸受到學者們的質疑與修正。 據筆者所知，在所有研究澳門名稱起源的學者中，衹有香港的葡人學者白樂嘉曾經查閲過庋藏在阿儒達宮圖書館的平托及梅爾喬爾函件的鈔件，但他僅僅寓目了 4件中的兩件 270。他所轉寫的形式與原鈔件有所不同，例如“Amaqua”271原文作“Amaquá”。這個重音符號對“Amaqua”音值的確定有決定意義。在 16 世紀的古葡語中，在 a上加重音符號，即á，表示“去鼻音符號化(desnazalização)”272，因此“Amaquá”的實際音值是“Amaquã”或“Amaquam”。另外，“Machoam”273原文作“Machoam”274。 阿儒達宮圖書館鈔件出現的眾多異體，可分為三類：1題 269 金國平<一五五五年亞馬港來信>，第 27頁。 270 白樂嘉《西方先驅及其發現澳門》，澳門，1949 年，第 169 頁註釋 75及第 172頁註釋 103。 271 同上，第 105頁。 272 參見《葡漢辭典》，第 126頁上的“Palha ho cázau禾乾草”。我們看到，會漢語的利瑪竇與羅明堅用“cá”來註“gan(乾)”。這類例子在他們的辭典通篇皆是，不勝枚舉。 273 《西方先驅及其發現澳門》，第 105頁。 274 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 49－IV－49，第 237頁。 103

目中出現；2 正文中出現；3 落款中出現。函件一般無題目，因此現有題目是為了編輯而後加的。可以相信，阿儒達宮圖書館鈔件的原本 275 也已經是鈔件。因此，題目中的異體如不見於正文和落款中，對於研究意義不大，但可作為背景參考。最重要的是後兩類中出現的形式。落款是函件的構成部份，因而其中的異體有謄寫誤識的可能，但絕對不可能為滕抄者所擅加。 平托的 1555 年 11 月 20 日函件在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中有兩種 276。 鈔件一出現兩種形式：本文中作“Ama quáo”。277落款作“Ama Cuao”278鈔件二出現三種形式：標題中作“Amaquá”。279本文中作“amaquã”。280落款作“amaquan”。281 上述 5 種異體中，除了“Amaquá”是謄抄者後加的外，其餘應該是原文所有。4種不同的書寫形式説明，兩個抄件源自不同的版本，而不是抄寫異體。4種異體的葡語實際音值是一樣的，詳見有關分析。它們共同具有“阿(亞)媽(馬)”的成份。這足以説明澳門外語稱謂所包含的媽祖文化歷史淵源。從 275 大部份保存在西班牙馬德里皇家歷史科學院，詳見 JosefFranz Schütte，El‘Archivo del Japon'，Avicisitudes del archivo Jesuítico del extremo oriente y descripción del fondo existente en la 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 de Madrid，Madrid，Real Academia de La Historia，1964. 276 其底本(大概也是抄件)可能在西班牙馬德里皇家歷史科學院。另外，里斯本社會科學院，外交部檔案館館及羅馬耶穌會檔案館館各有一抄件。參見Georg Schurhammer S.J.,Die Zeitgenöss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Portugiesisch-Asiens und seiner Nachbarländer zur zeit des HL.Franz Xaver (1538－1552)，p.455. 277 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 49－IV－49，第 253頁。 278 同上，第 255頁。279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 49－IV－50，第 95頁。 280 同上，同頁。 281同上，第 98頁。 104

普通名詞轉來的漢語名稱“澳門”反而顯得平淡無奇。 意大利孟特(Jõao Baptista do Monte)神甫於 1562年 12月26日從“Maquao porto da China”發出一函。282如果説上述文獻為鈔件，不足完全凴信的話，那麼下引資料是歷經滄桑的原件，不可同日而語。 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 1573年 283函件中作“Maquaó” 在利瑪竇與羅明堅合著的《葡漢辭典》內，我們仍然可以看到“Maquao=蠔鏡澳”284。 在“Maquaó”與“Maquao”中“u”不發音 285。例如，在《葡漢辭典》內，“vaca(牛)”286亦可寫作“vaqua”287。“Porco ciu豬”288亦可寫作“porquo”289。因此，“Maquaó”與“Maquao”的實際音值是“Macaó”與“Macao”。從葡語歷史語音學來分析，在某些單詞中“qua”演變成“ca”，例如，“areca(檳榔)”的古體作“arequa”290。“barriga(肚子)”的古體作“barigua” 291。Malaca(馬六甲)以前寫作 Malaqua292，甚至 Malaqa293。基數詞“cinco u五”294同時可以寫作“cinquo”295。因此，“Maquao” 282 同上，第 601頁。 283 詳細考證見金國平、吳志良<葡人入據澳門開埠歷史淵源新探>，《東西望洋》，第 77－83頁。 284 《葡漢辭典》，第 169頁。 285 同上，第 12頁。 286 《葡漢辭典》，第 153頁上作“Vacca gniu牛”。 287 《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第 2卷，第 145頁。 288 《葡漢辭典》，第 132頁。 289 《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第 2卷，第 145頁。 290 《葡漢辭典》，第 158頁。 291 同上，第 51頁。 292 維克(J.Wicki)《印度傳教文獻(Documenta Indica)》，羅馬，1950年，第2卷，第 423頁。 293 同上，第 2卷，第 182頁。 294 《葡漢辭典》，第 65頁。 295 同上，第 73頁。 105

與“Macao”完全同值。“q”在元音“a”“o”及“u”前發“c”音。舉個最明顯的例子，“coco(椰子)”古體作“coqo”296。 另外，具有“ch”異體的形式，如“Maçhoam”和“Machao”等中的“çh”和“ch”可能是受拉丁語的影響，其後的“h”不發音，例如，不定冠詞“um”、“uma”以前寫作“hum”、“huma”，“caos(混亂)”的古體是“chaos”或“chàos”297。“caridade(悲憫)”在利瑪竇時代寫作“charidade”。298“caríssimo(最親愛的)”在利瑪竇的函件中寫作“ charissimo”。 299 因此，出現在“Maçhoam”、“Machoa”和“Machao”等中的“çh”或“ch”在元音“a”、“o”和“u”前的音值同“c”。“發軟音的 c 以 c表示，即便在元音 e和 i前也寫作 c”。300也就是説“ce”與“çi”等於“ce”和“ci”。受此影響，有時“co”寫作“ço”。在此情況下，“ço”不發現在的“so”音，而是發“ko”的音，例如，在魯日滿神甫 301的《1659至 1666年中華帝國政治及傳教狀況記》一書 1672年葡語版的第 42頁上，鄭芝龍的洗名同時出現“Nico1ao”和“Niçolao”的形式。 總言之，早期外文的 amaquao、Maquaó、Maquao、Amacac和 Macao等形式的實際音值是相同的。尤其是“Macoa”和 296 里斯本地理學會圖書館，特藏庫，2－B－5 號鈔件《4 月至 9 月從果阿或柯枝至勃固航路，1634年雷伊斯(Gaspar Pereira dos Reis)改定》，第 7頁。 297 Raphael Bluteau，Vocabulario portuguez e latino，Coimbra，No Collegio das Artes da Companhia deJesu，1712，vol.Ⅱ，p.273. 298 《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第 2卷，第 159頁。 299 同上，第 2卷，第 162頁。 300 《馬可波羅遊記》，里斯本，1922年，第 XLI頁。 301 目前最詳細的傳記著作是 Noel Golvers(高華士)，François de Rougemont，S.J.，missionary in Ch'ang－shu(Chiang－Nan)：a study ofthe account book(1674－1676)and the elogium，Leuven，Leuven University Press，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1999。趙殿紅翻譯介紹了部份內容，參見<耶穌會士魯日滿傳>，《澳門歷史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2年 12月，第 71－94頁。 106

“Machoa”更像是閩南語 302媽[mar](馬)[mar；bea303]閣[kog；koq]”或廣東話“阿[á°]304(亞[á°]305)媽[°má]306(馬[°má]307)閣[kók]308“的對音，因為無鼻音。 Macao 的實際音值是 Macau。在成稿於 1606 年的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309中已出現“macao(macau)”310和“MACCAU”311。按照葡語的發音規則，詞尾非重讀音節中的“o”弱化，其實際音值是“u”。所以，羅明堅在“macao”後特別解釋標明“macau”。在另外一處則僅僅使用“MACCAU”這一形式。在“MACCAU”中“CCA”等於“CA”，因此，“MACCAU”等於現代寫法的“MACAU”。從已知文獻來看，羅明堅是第一個使用“MACAU”這一形式的人。 從地圖資料來看，荷蘭人布利 (Theodore de Bry)的《Amacao》圖繪製於 1598年 312，但刊於 1607年 313。如果不是外文中已知澳門最古老的刊印地圖，也可算是其中之一。 總之，葡語中無尾鼻音的諸形式可能是阿(亞)媽(馬)閣對音；有尾鼻音的諸形式可能是阿(亞)媽(馬)宮，或阿(亞)媽(馬)港的對音。換言之，葡人初抵“亞馬港”時，在岸上見到的奉 302 以下拼音均取自林繼雄博士編《台灣現代語音辭典》(網絡版)。斜體為白話音。 303 例如 16世紀在菲律賓閩南華僑中傳教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士 Juan Cobo的漢語名稱是“高母 ”。顯然，母是 bo的對音。 304 《中葡字典》，澳門政府，1962年版，第 2頁。 305 同上，第 1頁。 306 同上，第 420頁。 307 同上，同頁。 308 同上，第 334頁。 309 洛佩斯<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文化雜誌》(中文版)，第 34 期，1998年春季，第 3－6頁。 310 <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地圖 1]。 311 <羅明堅的中國地圖集>，[地圖 3]。 312 古傑龍《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葡、中、英)，澳門市政廳，1995年第6頁。 313 《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第 139頁。 107

媽祖廟宇的原名可能為阿(亞)媽(馬)閣，或阿(亞)媽(馬)宮 314。按照前引媽祖信仰流行地區的方誌所列舉的一般命名規則，《粤大記》中的“亞馬港”，因其岸上當時有或有過阿(亞)媽(馬)閣或阿(亞)媽(馬)宮而得名。 鑒於上引諸多中外史料，筆者難以苟同 1605年説。“有關李鳳碑銘的發現，僅是説明澳門現存媽祖廟建築是明萬曆三十三年以後建築的，並不能證明此前當地有否媽祖廟宇。按照中國人的習慣，在民間有影響的廟宇建築是從簡陋發展到繁複、壯麗，澳門現存‘神山第一’與‘弘仁殿’這二座建築，都是全石結構，已是成熟的建築。就一般規律而言，此前應有磚木結構的媽祖廟。此外，葡萄牙方面的材料表明：早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之前，此地即有媽祖廟存在，所以，葡萄牙人稱澳門為‘阿媽港’，即‘Amaqua、Amacuao、Machoam、Maquao等等，⋯⋯後來這一地名在葡文中簡化為 Macau在英文中寫作Macao，’如果澳門媽祖閣是像譚世寶先生所説那樣始建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那是在葡萄牙人來到澳門(嘉靖三十三年即西元 1554)後的 51 年，這顯然不是葡萄牙始進澳門所見的媽祖廟。合理的解釋是：在後來被稱為媽祖閣的地方，原有一座簡陋的媽祖廟，是前來貿易的漳泉等地商人活動的場所。迨至萬曆三十三年，正當澳門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在當地的福建商人與寓居澳門的各地商人聯合起來，在官府的支援下，建造了新的媽祖廟，這就是我們現知的媽祖閣。據此，我們認為：應當用考古的方式對媽祖閣地盤進行挖掘，只有對其遺物進行嚴格分析，才能辨別澳門媽祖閣的始建年代。目前單憑現存廟宇上的碑銘，是無法説明媽祖閣始創於何時的。”315 萬曆三十三年以前的舊廟具有“官廟”性質似無可疑。難以確定的是，到底“官資官建”、“官倡民建”，還是“民建官用”。我們認為，最後一種可能為大。 筆者亦不認同 500年説。“然而，澳門媽祖閣是否真的有 314 例如，台灣官渡媽祖廟又稱官渡宮，參見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上冊，第 759頁。 315 《澳門媽祖文化研究》，第 45－46頁。 108

五百年的歷史，實物資料和文獻記載的證據仍然十分缺乏，難以成為定論。但是，可以肯定，在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葡人入據澳門以前，這座媽姐閣已經存在，葡文 Amaquam或Macau起源於對這座媽祖廟的音譯，已經成為中國與西方學者的共識。”316 否定澳門媽祖信仰之悠久不啻否認澳門歷史之古遠。澳門與媽祖有不解之緣，澳門因媽祖而以Macau聞名於世。 古往今來，Macau 這個蘊藏著深厚天妃信仰內涵的稱謂可能是繼 China 317之後在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地名。 Macau這五個字母不是媽祖文化寰宇傳播永恒讚歌美妙的歷史音符嗎？澳門應該為有這樣一個響亮的名字而感到驕傲！ 316 章文欽<澳門媽祖閣與中國媽祖文化>，第 258頁。 317西方研究 China辭源的經典著作是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being a collection ofmedieval notices ofChina，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olonel Henry Yule，London，Printed for the Hakluyt Society，1866，4 vols.。中國著名海交史學者韓振華在 20 世紀 50 年代對其進行了編譯，2002 年以<古代中西交通考>為題收入《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韓振華選集之三，謝方、錢江、陳佳榮編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 年，第 1－191頁。胡阿祥的《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為目前此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國際漢學》第九輯(大象出版社，2003年)上刊登的吳焯<從佉盧文材料看 cīna一詞的本源及其成立的年代(第 288－294 頁)及徐作生的(第 295－306頁)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新觀點。譚世寶在<關於“China”、“Cina”等西文的中國名稱的源流探討－以利瑪竇的看法為中心>一文中結論説：“雖然關於‘China’等在漢文的來源字及本義，前人有很多異説，但是唯獨沒有提及‘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廣州，1998年，第 149頁)”據筆者所知，生活於明末清初的葡萄牙耶穌會會士安文思早有此説。“Chin(晉)這一名稱似乎是印度人因為耶穌基督前 169年統治過的Chin(晉)家族的關係而對 China的稱呼，而我認為，更可以相信的是來自耶穌基督前 246年統治過的 Cin(秦)家族。其首領為全中國第一個領主。其中包括離孟加拉不遠的雲南。”(Gabriel de Magalhães，Nova relacção da China：contendo a descricção das particularidades mais notáveis deste grande Império，Macau， Fundacção Macau e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Juventude，1997，p.67)”此書寫於 1668年。其作者大概可以算是“前人”吧。 109

霍韜父子與澳門 在對待葡萄牙人問題上，霍韜 318出於政本、“成憲”的考慮，力主驅逐，其子霍與暇卻提出了幾乎完全相反的“縣治”。他們父子對葡人態度的變化，足以説明了早期中葡關係的發展變化及朱明朝廷對澳政策調整的過程。二人對澳門政策的形成作用重大，但尚未引起學界的充分注意與研究，本文擬就此作一探討。 正德末、嘉靖初，中葡首次正式外交接觸的失敗為兩國的關係蒙上了一層陰影，尤其是西草灣武裝衝突的炮聲令明廷大驚，“仍詔佛郎機人不得進貢，並禁各國海商亦不許通市。”319其結果是“由是番船皆不至，競趨福建漳州，兩廣公私匱乏。”320鑒此，兩廣封疆大臣巡撫都御史林富上疏日： “正德間，因佛郎機夷人至廣，獷悍不道，奉聞於朝，行令驅逐出境，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舶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皆蕭然也。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驅而絕之宜也。”321 林富上疏基本脱胎於霍韜《興利除害事》疏，疏文如下： “至正德十二年，有佛郎機夷人突入東莞縣界，昔布政使吳廷舉許其朝貢，為之奏聞。此則不考成憲之過也。厥後獷狡，章聞朝廷。准御史丘道隆等奏，即行撫按，令海道官軍驅逐出 318 關於霍韜生平，參見《明史》，第 5207－5214 頁及阮元《廣東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1卷，第 1161 及 1245頁，第 4 卷，第4807－4812頁。另見《明代名人傳》，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6年，上卷，第 679－683頁。 319 嚴行簡《殊域周諮錄》，卷九，<佛郎機>，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32頁。 320 同上，第 5卷，同頁。 321 同上，第 5卷，同頁。 110

境，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餘黨聞風攝遁。有司自是將安南、滿剌加諸番舶盡行阻絕，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駐劄，於是利歸於閩，而廣之市井蕭然矣。夫佛郎機素不通中國者也，驅而絕之宜也。”322 可見，霍韜是澳門問題出現前兩廣禁佛郎機派的理論家。 他的這一主張與“封疆之獄”有關。所謂“封疆之獄”係一在“大禮議”期間爆發的一場因哈密問題而來的政治鬥爭。顧名思義，“封疆之獄”涉及邊疆。自開國以來，邊患對明朝而言一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北有蒙古和東北的女真，西北的哈密也一直令明朝頭痛不已。 對中原王朝來説，哈密歷來是經營西域的戰略要地，明代亦不例外。永樂二年(1404)，成祖封哈密王元裔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永樂四年(1406)三月，明設衛於哈密，直接管轄其地。其時，明朝正全力對付漠北韃靼的進攻，無力向西拓疆，哈密便成為明朝經營西域的戰略支點。 明朝設哈密衛目的有三：1，斬斷瓦剌右臂，防止其與西戎交黨；2，以哈密為聯絡西域諸國的樞紐；3，在明朝境外設立緩衝帶，防止邊患滲入明朝內部。然而，哈密北鄰瓦剌，西接土魯番，東望嘉峪關一千六百餘里，孤懸關西，屢為瓦剌、土魯番所侵。瓦剌衰落於前，土魯番繼起於後，其間哈密衛三立三絕。自成化八年(1472)至嘉靖初年的半個世紀期間，土魯番反復進佔哈密，並以此為據點向河西滲透，甚至與明朝發生過武裝衝突，明朝設立哈密衛的目的徹底破滅。土魯番屢屢通過哈密侵擾明朝甘、肅等衛，令明朝疲於奔命。在如何應對土魯番侵擾的問題上，明朝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既影響了明朝處理哈密問題——土魯番侵擾問題的能力和效率，又屢屢為權力鬥爭所利用，成為朝臣相互傾軋的工具。 正德朝後半期，時任兵部尚書王瓊與輔臣楊廷和、左都御 322 應檟、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二九，<集議>，《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62頁。 111

史彭澤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正當此時，土魯番於正德八年(1513)又一次佔據哈密，明朝派彭澤前往經略。而彭澤卻行動失策，不僅沒解決問題，反而激化了明朝與土魯番之間的矛盾，導致雙方於正德十二年(1517)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明朝損失嚴重。這使得實質是明朝與土魯番的矛盾衝突的哈密問題更加複雜化。王瓊抓住機會，利用哈密問題於正德十三年(1518)三月，奏劾彭澤欺罔辱國。最後，彭澤被貶斥為民，李昆、陳九疇被逮下獄治罪。這件事既是王瓊與楊廷和的矛盾在哈密問題上的體現，又進一步激化了王瓊與楊廷和之間的矛盾。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駕崩，楊廷和擁立世宗。世宗即位後，楊廷和大反王瓊所興之獄。四月己酉(二十八)，王瓊下獄，彭澤復職。但是，因彭澤經略不善而複雜化的哈密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而且，土魯番仍不斷以哈密為據點騷擾明朝。嘉靖初年，明朝與土魯番在哈密問題上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鋭，並再次發生激烈的軍事衝突。在此背景下，嘉靖六年(1527)二月，王邦奇挑起“封疆之獄”事件。 霍韜以“大禮議”起家成為武宗重臣，歷任主事、詹事、吏部侍郎，終禮部尚書。他具有豐富的從政經驗，“先後多所建白，亦頗涉國家大計。”323嘉靖年間，北疆邊警頻頻。霍韜曾直接參與肅州的邊政： “初，胡世寧之救陳九疇也，欲棄哈密不守，言：‘拜牙即久歸土魯番，即還故土，亦其臣屬，其他族裔無可繼者。回回一種，早已歸之。哈剌灰、畏兀兒二族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縱得忠順嫡派，畀之金印，助之兵食，誰與為守。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強，辱我皇命，徒使再得城印，為後日要挾之地。乞聖明熟籌，如先朝和寧交阯故事，置哈密勿問。如其不侵擾，則許之通貢。否則，閉關絕之，庶不以外番疲中國。’詹事霍韜力駁其非。至是，世寧改掌兵部，上言：‘番酋變詐多端，欲取我肅州，則 323 《明史》，第 5214頁。 112

漸置奸回於內地。事覺，則多縱反間，傾我輔臣。乃者許之朝貢，使方入關，而賊兵已至，河西幾危。此閉關與通貢，利害較然。今瓊等既言賊薄我城堡，縛我士卒，聲言大舉，以恐嚇天朝，而又言賊方懼悔，宜仍許通貢，何自相牴牾。霍韜又以賊無印信番文為疑，臣謂即有印信，亦安足據。第毋墮其術中，以間我忠臣，弛我邊備，斯可矣。牙蘭本我屬番，為彼掠去，今束身來歸，事屬反正，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至於興復哈密，臣等竊以為非中國所急也。夫哈密三立三絕，今其王已為賊用，民盡流亡。借使更立他種，彼強則入寇，弱則從賊，難保為不侵不叛之臣。故臣以為立之無益，適令番酋挾為奸利耳。乞賜瓊璽書，令會同甘肅守臣，遣番使歸諭滿速兒，詰以入寇狀。倘委為不知，則令械送虎力納咱兒。或事出瓦剌，則縛其人以自贖。否則羈其使臣，發兵往討，庶威信並行，賊知斂戢。更敕瓊為國忠謀，力求善後之策，以通番納貢為權宜，足食固圉為久計，封疆幸甚。’疏入，帝深然之，命瓊熟計詳處，毋輕信番言。”324 又“滿速兒怒，使其部下虎力納咱兒引瓦剌寇肅州，不勝，則復遣使求貢。總督王瓊請許之，詹事霍韜言：‘番人攻陷哈密以來，議者或請通貢，或請絕貢，聖諭必有悔罪番文然後許。今王瓊譯進之文，皆其部下小醜之語，無印信足憑。我遽許之，恐戎心益驕，後難駕馭。可虞者一。哈密城池雖稱獻還，然無實據，何以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彼愈得志，必且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瓦剌，內擾河西，而邊警無時息矣。可虞者二。牙蘭為番酋腹心，擁來奔，而彼云不知所向，安知非詐降以誘我。他日犯邊，曰納我叛臣也。我不歸彼叛臣，彼不歸我哈密。自是西陲益多事，而哈密終無興復之期。可虞者三。牙蘭之來，日給廩餼，所費實多，猶日羈縻之策不獲已也。倘番酋擁叩關，索彼叛人，將予之耶，抑拒之 324 同上，第 8525－8526頁。 113

耶？又或牙蘭包藏禍心，搆變於內，內外協應，何以禦之？可虞者四。或曰今陝西饑困，甘肅孤危，哈密可棄也。臣則日，保哈密所以保甘、陝也，保甘肅所以保陝西也。若以哈密難守即棄哈密，然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昔文皇之立哈密也，因元遺孽力能自立，因而立之。彼假其名，我享其利。今忠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今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能守哈密者，即畀金印，俾和輯諸番，為我藩蔽，斯可矣，必求忠順之裔而立焉，多見其固也。’”325霍韜的基本邊政思想是，尋求“雄傑”，賜予“金印”，統領“諸番”，為中國充當“藩蔽”，但先決條件是選擇“忠順之裔”。分析後來的對澳政策，基本上體現了這一思想。葡人當時擁有堅船利炮，稱雄海上，起到了某種“藩蔽”作用。入澳後，又成為“諸番”之首。在很長時間內，葡萄牙人對中國當局十分“忠順”。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實際上，中國當局也怕他們鬧事，於是設法安頓他們。唯一與肅州不同的是，廣東當局只是默認葡萄牙人居澳，未向他們賜予“金印”。有了這些基本條件後，找到的基本解決方式是採取北方的形式予以安頓。肅州除了城內傳統的“番廠”外，在城外還開闢了多處供番人獨居的番城。例如，清黃文煒撰《重修肅州志》記載説： “威虜城在州東北。明初置衛，尋廢 326。嘉靖七年 327，番夷牙木蘭 328等內附巡撫唐澤。議於肅州迤北境外威虜舊城及天倉墩、毛目城、白城子等地散處其眾。二十八年，監生李時暘上言：邊外屬夷舊為土魯番所迫，今環肅城襍居不便。巡撫楊傳檄，副使王儀等修葺威虜並金塔寺古城，添設煙墩等城堡 325 同上，第 8534－8335頁。 326 “又東北有威虜衛，洪武中置，永樂三年三月省。”《明史》，第 1014頁。 327 “賊黨牙蘭者，本曲先人，幼為番掠，長而黠健，阿力以妹妻之，握兵用事，久為西陲患，至是獲罪其主，七年夏，率所部二千人來降。有帖木兒哥、土巴者，俱沙州番族，土魯番役屬之，歲徵婦女牛馬，不勝侵暴，亦率其族屬數千帳來歸。邊臣悉處之內地。”《明史》，第 8534頁。 114

凡七墩，台有十二，安置番帳七百餘所。於是肅城數十年番害頓平。”329 這與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早期居留型態完全相同。在肅州“修葺威虜並金塔寺古城，添設煙墩等城堡”，“安置”“番夷”，結果是“肅城數十年番害頓平”。在兩廣，則選擇了偏僻的澳門半島供葡人居留，限制其活動範圍，防止其沿海流竄 330。本來霍與瑕有“今設城池，置官吏，以柔道治之”的建議 331，可能因為特殊地理環境，只需築建關閘，“設官守之”，而無需破費設城。 在葡萄牙人未入澳之前，霍韜起初的戰略是“驅而絕之”。海道汪鋐得以將葡萄牙人逐出粤海，但未能“絕之”，反而造成葡萄牙人北上閩浙，到處流竄，而且造成了粤閩二地的經濟競爭。可謂“驅而不絕”。葡萄牙人東來以經商為本，即便再三驅逐，也將驅不盡逐不絕。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葡萄牙人的堅船利炮所構成的軍事優勢。葡人敗走西草灣後，不是又在閩浙活動了 30 年？禁海派大將朱紈未能將他們全滅於閩浙，只是趕到廣東。驅逐葡萄牙人尚有可能，“絕之”並不現實。葡萄牙人返回粤海後不會輕易放棄海上遊擊，中國無國力與軍力與其進行長期的拉鋸式消耗戰。明軍總體軍事力量高於葡萄牙人，但遠洋續航能力幾乎是零。因此，至多靠沿海水寨監視、驅逐葡萄牙人，卻無法追擊，殲滅他們。葡萄牙人水上游擊的可能破壞性是不容忽視的。尤其是葡萄牙人一旦與中國海盜、倭寇合流，危險性更大。“當世宗時，以為安邊第一要著。”332因此，從總體軍事戰略來分析，面對汪鋐所稱的“強番”，明朝政府對葡萄牙人改剿為撫。因此，在嘉靖朝開始考慮如何安頓他們。由於明 328 《明史》，第 8516、8625－8626、8534－8535頁。 329 《重修肅州志》，肅州壹冊，第 1頁。 330 後來張鳴岡很好地闡述了這一戰略思想。 331 霍與暇《霍勉齋集》，卷一九<呈揭>，《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92頁。 115

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鬥爭是多種多樣的，因此，澳門問題如果處理不當，與葡人發生衝突，可能成為朝臣各自矛盾鬥爭的工具，再次引發一場“封疆之獄” 隆慶、萬曆年間，閩粤海盜猖獗，危禍地方。兩地疲於圍剿追捕，效果不顯。張居正入閣主政後，極度關注這個問題，多次指示地方督撫加以解決 333。他親自安排封疆大吏的任命及調動，擬定剿匪策略並督促執行。在此背景下，陳瑞上任伊始便考慮執行首輔張居正的指示，在圍剿中國海盜的同時，解決澳門的問題。在如何對待澳門葡萄牙人的方面，他採納了霍韜之子霍與瑕早年向其前任殷石汀 334提出的建議。 霍與瑕 335，字勉衷。嘉靖己未進士，授慈溪知縣，因嚴嵩黨鄢懋卿巡鹽行部，不為禮，被鄢彈劾罷官，後起知鄞縣，終廣西僉事。 霍與瑕官位不如其父顯赫，但在知縣、僉事任內皆有政聲，不畏強權，與海瑞相埒。其出色的政治才幹亦表現於其治澳思想，《處濠鏡澳議》為其代表作，且註明此“議作於十年前，欲上殷石汀公，不果。今刪潤如此”： “或曰：吾廣之有濠鏡澳，實門庭之寇也。厝火積薪，苟以為安。燕雀在堂，顏不知變，忽安危之大計，餌鄮易之小材，有識者之所深憂。勉齋子曰：凡處大事，以仁為主，以義為制，以知為度，以權為通。主之以仁，制之以義，度之以知，通之以權，故銷未形之禍。若東風之解堅水，濟莫大之艱；若太陽之釋薄霧，上不見其勞，而下不罹其毒，是古有道者之設施也。島夷關市與為寇異，四夷來王，無以綏之，仁者所不處也。既 332 沈德符《萬曆野獲篇》，中華書局，1997年，下冊，第 786頁。 333 《張居正集》收錄了許多張氏函致閩粤總督、巡撫如熊桴、涂澤民、劉燾、殷正茂、凌雲翼、劉堯誨、耿楚侗等人關於進勦海寇的書牘。 334 殷正茂。 335 關於霍與瑕生平，參見《明史》，第 5215 頁及阮元《廣東通志》，第 1卷，第 1166及 1256頁，第 4卷，第 48462頁。另見《明代名人傳》，上卷，第 683頁。 116

納其稅，又探其未然之惡，而漫為之議，義者所不為也。不察其順逆，不辨其奸良，一槩名之曰賊，非但俱焚玉石，將有俗庖月易一刀之慮，知者所不出也。夫審利害之筭，以措治安之謨，亦在巽以施之，悦以行之，中其腠理，劃然以解，斯善權變者也。 或曰：何如？曰：建城設官而縣治之，上策也；遣之出境，謝絕其來，中策也；若握其喉、絕其食、激其變而勦之，斯下策矣。欲行上策，當先要之以中策，請明諭番夷曰：軍門以爾土著於此招集無賴，買馬造銃，恐我中國嗜利之徒，煽誘不軌，將為地方患，特申勅官兵，撤爾屋宇，送爾歸國，兩全無害。仍嚴兵備之，再三令之。若其聽順，徙而之他，此謂以鄰為壑，故曰中策。倘其哀乞存留，願為編戶，乃請於朝，建設城池，張官置吏，以漢法約束之，此謂用夏變夷，故曰上策。 或曰：幸得徙夷，邊鄙不聳，蒼生之福厚矣！何更以為中策？曰：守在四夷，天子之事也；不卻眾庶，王者之大也；因糧於敵，以靖疆圉，霸國之烈也。兩廣百年間，資貿(原作‘鄮’)易以餉兵，計其入可當一大縣，一旦棄之，軍需安出，一不便也。香山海洋，得澳門為屏衛，向時如老萬、如曾一本、如何亞八之屬，不敢正目而視，闔境帖然。若徹去澳夷，將使香山自為守，二不便也。今設城池，置官吏，以柔道治之，不動而安，誠策之得。計築城工費不過萬金，設官柴馬不過千金，是稅課五分之一耳。香山舊以澳夷在境，加編民壯三百名，今若建縣，就以為城守之役，仍查備倭兵船近香山地方者，付與縣官，清其虛冒，簡其游惰，足其衣糧，習其技藝，高檣大舶，張形勢之制，與崇城表裏，為國家威嚴，廣州永無慮矣。知以慮之，權以通之，不僇一人而措海濱之安，故曰上策。 語有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瑕緘舌既十年矣。詩又曰：嗟！爾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是以陳其葑菲，以資集思廣益之一二。”336 無疑，霍與瑕“得澳門為屏衛”的基本戰略得自於其父“宜即撫而用之。招彼攜貳，益我藩籬”的思想。霍與瑕提出的“建城設官而縣治之”的“上策”亦取自“威虜城”的模式，但後來為了節 117

省經費及避免行政管理中將遇到的語言文化問題，既未建城亦未設官駐守，而是採取更加簡便經濟的方法，“張形勢之制”，在蓮花莖設關防守，將澳門置於香山縣的直接治理之下，“以柔道治之，不動而安”。這是一種“不治治之”之術。“不治治之”當然不是不管不問的意思，只不過不專門設立管理澳門的行政機構，而是將其置於普通的縣治之下。這一措施一舉兩得：降低葡人的地位；減少管理他們的行政開支。明朝將葡人安置在澳門的構思類同早年設置的哈密衛：1，斬斷中、日海盜的右臂，防止他們繼續為伍；2，設立“藩籬”，防止海患波及大陸，尤其是兩廣門戶廣州；3，以澳門為獲得先進武器及奇珍異寶的基地。 由上可見，霍父早期提出拒絕驅逐葡人的主導思想是遵循祖訓成規，不接受非朝貢國，主要是擔心再發生類似哈密那樣的問題，影響大禮派的權位。到了霍子時代，形勢已經發生很大變化，葡人也難以輕易拒絕驅逐，只能審時度勢，建議縣治。縣是明朝地方三級行政的基礎。把澳門這個特殊的番坊列入中國行政體系，説明當局是把他們視為子民管理的，而且不必破費另立專門的管理機構。霍氏父子對待澳葡的態度雖然截然不同，但其主導思想是一致的：恩威並重，妥善安置、解決澳門葡人問題，為我所用，避免其成為邊患和宮廷政治角逐的導火索。而霍子更進一步，提出盡可能與葡人建立制度化關係，對他們進行制度化管理，務求長治久安。 總之，在明嘉靖年間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中國已擁有十分完備的邊政。明兩廣當局同意葡人居澳並非首創，有可依循的遠久的體制先例。單以某些官員的受賄行為，無法簡單地解釋這個複雜的歷史事件。汪柏是此種改剿為撫政策的執行人。面對葡萄牙人居澳的既成事實及海盜猖狂的嚴峻局面，陳瑞進一步接受了霍與瑕的建議，對葡萄牙人恩威並施，允許他們在“忠順”中國的先決條件下，在澳門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以“自治治之”，巧妙施行了漢朝以來的羈縻之術。 336 霍與瑕，前引書，第 291－292頁。 118

我們認為，明朝對葡人及澳門的策略深謀遠慮。首先，給與葡人一隙之地居留，令其在從浙、閩被驅趕、逃竄、歷盡艱難後，對明廷感恩不盡。從此，葡人的頭上就被套上了不能忘恩負義的緊箍咒，被迫在與中方的接觸中必須時時恭順、效忠。以此計謀，中國不但巧妙隱藏了允許他們居澳的最根本原因，而且可以有效壓抑他們因擁有堅船利炮而可能產生的驕傲氣焰。如果葡人一旦得知中國開恩准許居澳的內在因素，倘若他們鬧事，中方即使控制得了，也費時失利。這樣，葡人在精神上形成了一種對中國的依賴。我們可謂之為治澳“軟件”，雖無影無形，卻十分有效。至天啟、崇禎年間，明朝敗象暫露，北京派人到澳門求援，葡人有所覺悟，這個緊箍咒也逐漸失效，葡人地位隨之提高，猖獗一時。最近披露的明檔對此記錄甚多。其次，設立關閘這一“硬件”，使葡人陷入對中國的致命生存依賴。最後，明朝先向澳門派兵遣將實地彈壓，後大大加強其周邊地區，尤其是香山縣陸境的軍事防衛體系，作為在軟硬件失效情況下的最後保障。我們認為，這是中國早期治葡、治澳的基本戰略原則，十分周全、嚴密，與當時的邊疆政策一脈相承。 如果要歸納甚麼“澳門方案”的話，以上述基本戰略原則為基礎的中國早期治理葡萄牙人的模式大概可有三個基本階段，一日“驅而絕之”；二日“不治治之”；三日“自治治之”。 119

“啞喏唎歸氏”葡名原型考 1565 年葡萄牙人請求入貢，是中西交通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國歷史上也值得注視。最近出版的一部《中國通史》説：“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十七日，佔據廣東壕鏡(即澳門)的葡萄牙人啞喏喇歸氏，向明政府請求通貢入市。”337然而，至於啞喏喇歸氏到底是一個甚麼人物，該書並無説明，中外交通史和澳門史學界也眾説紛紜，一直存有爭論。 此名最早見於《世宗實錄》卷五四五： “(嘉靖四十四年夏四月癸未)有夷目啞喏唎歸氏者，浮海求貢，初稱滿剌加國，已復易辭稱蒲麗都家，兩廣鎮巡官以聞。下禮部議：‘南番國無所謂蒲麗都家者，或佛郎機詭託也。請下鎮巡官詳審。若或詭託，即為謝絕。或有漢人通誘者，以法治之。’奏可。”338 後陳仁錫的《皇明世法錄》、茅瑞徵的《皇明象胥錄》、談遷的《國榷》及查慎行的《罪惟錄》，可能均以其為張本。惟《國榷》所載名稱略有不同，作“夷目啞喏喇歸氏浮海求貢”339。“喇”當為“唎”之誤。 《明史》撰修者因“啞喏唎歸氏”詰屈聱牙而將其略去，定文為“四十四年偽稱滿剌加入貢。已，改稱蒲都麗家。守臣以聞，下部議，言必佛郎機假託，乃卻之。”340 337 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通史》(彩圖版)，中國史學會編，河南，海燕出版社出版，2002年，第 399頁。 338 《世宗實錄》卷五四五，台灣中央研究院本，第 5頁正面(第 8803頁)。 339 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52頁。 340 《明史》，第 8433頁。 120

對此名稱，近代中外學者多有考證。 海交史大家張維華承認“啞喏唎歸氏無考”341，法國漢學泰斗伯希和則有如下考證： “《皇明世法錄》(張星烺，卷 2，第 397－398 頁)將 1565年夷目的名字寫作‘啞喏唎歸氏’。《皇明象胥錄》，卷 5，第 4頁正面－反面所載同。此源於《實錄》(張維華 2，第 59頁)。氏不是名字的一部份，它的意思是‘某某姓者’。因此，實際名字是‘啞喏唎歸’。我無法成功地還原它，更不消說考證了。從理論上來講，其原文大概是*Azorgui一類的形式。不完善地假設它的開頭有 r(此種例子屢見不鮮)，再在 r後加上一個常用的前綴 o，可能有*Ro[d]rigue[s]的發音。”342 伯希和的這一“理論還原”臆測性太大，令人無法接受。想必他自己也是不滿意的，因無確考，急就一個不完善的推論了事。 而且關於“氏”的解釋也似欠完全。早在五千多年前，中國就已形成姓氏，並逐漸發展擴大，世代延續。秦以前，姓、氏為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兩個單詞。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組成的，意為人所生，因生而為姓。氏字已見於甲骨文。清文字學家朱駿聲釋“氏”字本意為木本，既植物之根，後被轉注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國語·周語》載：“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享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為氏”。夏商周三代，姓的社會職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緣關係的種族的稱號，而氏則是從姓中派生出來的分支。姓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 澳門歷史研究先驅戴裔煊曾試圖從葡語資料考證其人，但結果不盡圓滿： “啞喏唎歸，《國榷》卷六四作啞喏喇歸，是 Anriques的 341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第 47頁。 342 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Le Hoja et le Sayyid Husain de l’histoire des Ming)>，第 87頁，註釋 7。 121

中譯名。查葡王給予特許權到中國來的有兩個啞喏唎歸。一個是費爾南·啞喏唎歸(FernãoAnriques)，他是一五三八年(嘉靖十七年)得到特許權的。另一個是阿隆索·啞喏唎歸(Alonso AnriquesdeSepulveda)是一五四四年(嘉靖二十三年)得到特許權的。(見 Braga書 p.65)《實錄》中所說的啞喏唎歸可能是後者。”343 考慮到戴文寫作時的主觀及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對其研究的失誤之處似乎不應苛責，也不必深究。而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則稱啞喏唎歸氏為 Jerónimo Gomes344，不知何所據。 我們在《澳門媽閣廟早於明萬曆年》一文中曾初步涉及這一問題。“據葡語史料，此人為 Gil de Góis。其名葡中對音不合，待考。”345 在近期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廣東學者趙立人對此名的考證提出了新看法，有所突破： “對這個‘啞喏唎歸氏’的葡文原名，前人曾作過考證。不過，考證者似乎並不認為他是真正的葡萄牙使者，故未對照葡方史料有關來華使者的記載分析，而僅以對音相近的一名葡人當之。得出的結論自然缺乏可信性。其實，普通商人冒充貢使的案例，在古代固然屢見不鮮，但在葡萄牙人在澳門建立了居留地之後，就不可能有葡人膽敢冒充來華的葡王使節了。對照葡方史料，即可知這個使者就是吉爾·德·戈依斯(Gil de Goys)。他在 1562年被任命為使節，1563年在澳門聯絡廣東官員求貢，最終被拒絕。(《早期澳門史》，第 114頁；《澳門編年史》，第 16 頁；《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 展》，第 73頁)“歸氏”顯然就是 Goys的對音。”346 343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85頁。 344 林子昇《十六至十八世紀澳門與中國之關係》，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 98頁。 345 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第 241頁，註釋 499。 122

趙立人的貢獻是解決了“歸氏”的葡語對音，因此“啞喏唎歸氏者”中的“氏者”不是漢語古籍中常見的“某某氏者”的結構。看來不將“歸氏”的“氏”作姓氏的“氏”，而作“Goys”中的“s”的對音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啞喏唎”三字的葡語原音及其漢譯的過程仍需探考。 在葡語文獻中，1563－1565年使團 347大使的名字是 Gil de Góis348。其中 Gil是洗名，de Góis可能是教父姓。有趣的是，其姐名叫Maria Toscano de Brito349，其中Maria是洗名，Toscano是父姓 350，de Brito可能也是教父姓。她是澳門早期歷史上大名鼎鼎的 Diogo Pereira351的妻子。Maria Toscano de Brito與Diogo Pereira所生的兒子叫 Francisco Toscano Pereira352。Gil de 346 趙立人《談澳門歷史研究的若干問題》，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澳門基金會、《學術研究》雜誌社聯合舉辦，廣東肇慶，2002年 11月 16－19日。另見鄧開頌、黃鴻釗、吳志良、陸曉敏《澳門歷史新説》，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 45－46頁上的類似論述。 347 關於此次出使的始末，可見羅理路《澳門尋根》，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7年，第 24－26及 106－128頁。 348 古體可作“Goys”。i與 y同音值。 349 阿爾維斯(Jorge dos Santos Alves)《兩個帝國間的一個港口－澳門及葡中關係研究》，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1999年，第 69頁，註釋 47。 350 也可能是母姓。在古代葡萄牙，如果母親家族顯赫過父系，子女可採用母系姓氏。如果屬於此種情況，Toscano 的姓氏為父系，也就是説，他們是同母異父。 351 阿爾維斯，前引書，第 68 頁，註釋 40；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澳門名人錄》，澳門，教育暨青年司，1982年，第 21－22頁；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東方集》，羅馬－里斯本，1963年，第139－142頁及博克塞《澳門歷史研究(16－18世紀)》，第 1冊，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1年，第 199頁。此人從 1540年起，在中國沿海經商，雙嶼、漳州海面都有他的蹤跡。他是對日貿易大亨，耶穌會的贊助人，也是澳門早期葡人社團的“財神爺”。他兩度被任命為遣華大使(1552年及 1563－1565年)，是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澳門歷史人物。 352 阿爾維斯，前引書，第 69頁，註釋 46。 123

Góis之兄叫 Jorge Toscano de Lacerda 353，其中 Jorge是洗名，Toscano 是父姓，de Lacerda 可能是教父姓。因此，可以推斷出 Gil de Góis的全名應該是 Gil Toscano de Góis，其中 Gil是洗名，Toscano是父姓。他們的共同父姓是 Toscano。 在“啞喏唎歸氏”中，“啞喏”是(Tosc)ano的對音。為何在漢譯中，將其父姓 Toscano置於其洗名之前呢？可能是通譯知道 Toscano是父姓，於是按照漢語姓名排列的習慣，將其提前。從葡語的發音規則分析，Toscano簡化成(Tosc)ano並非出於“舌人”的任意。大多數葡語單詞重讀落在倒數第二個音節上。在 Toscano 中，實際的發音是 Toscáno。在整個單詞的發音中，áno 最響亮，於是被譯為了“啞喏”“唎”來自(Gi)1。Gil的實際音值是 Gile。尾音 e弱化為 i，於是便產生了 li的音，對譯為“唎”。“歸氏”是 Góis的對音。 在此，我們再舉一個將葡語字母 s對譯為漢語“shi”音的例子，以證“啞喏唎歸氏”中的“氏”非姓氏之意思。(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三<廣東·林道乾傳>載： “庚辰八月，暹羅亦使，使者握坤哪喇請予制置使劉堯誨曰：乾今更名曰林浯梁，所居在臣國海澳中，專務剽略商旅，聲欲會大泥國，稱兵犯臣國。臣國請招徠乾，乾乃欲歃血為盟誓，誓無令漢使得執我也。於是，臣國不得已，佯與乾盟。今乾已行至頭關，敢聞。是時，香山澳人吳章、佛郎機人沉馬囉354及船主囉鳴衝 355呅 呶、通事蔡典全等二十餘人，並踵制府上謁，請自治裝往擊乾。於是，制置使進暹羅使者，庭中問狀，因賞賜銀牌花彩段如禮，曰與我師並擊，如令。”356 353 同上，第 69頁，註釋 47。 354 其外文原名可能是 Chema Rosa。Chema為一西班牙名字。這説明了在澳門開埠過程中有西班牙人的蹤跡。據葡語史料顯示，Diogo Pereira家族祖籍是西班牙北部的加利西亞(Galicia)。我們將鈎稽有關史料，撰寫一早期西班牙人在澳情況的小文。 355 其外文原名可能是 Lourenço。 124

“呅 呶”可能是葡語 Wenceslao 的譯音。如果這一假設成立的話，“ ”便是 Wenceslao 中 s 的譯音。但如何解釋lao 變成了“呶”？這裏有一個 1 與 n 換用的情況。從語音學的角度來分析，印歐語系中 1與 n通用或互變的情況是十分常見的，例如柑桔在葡語中作“laranja”，而在同屬羅曼語系的西班牙語中卻作“naranja”。漢語某些方言亦有此現象，這便是俗説的 n、l 不分。在音位學上，此種現象稱聲母的加、去鼻化規律。n 在去鼻音的情況下，音值是 1。與澳門有關的兩個例子是：在早期葡語資料中，將 Ningbo(寧波)拼作 Liampó；香港大嶼山的外文名字是 Lantao，實際上，它的原型是漢語Nantou(南頭)。當時大嶼山在南頭寨轄下，故以治所名稱之。因此，Liampó及 Lantao 這兩個看來屬於誤拼的例子，恰恰準確反映了漢語某些方言的實際發音。 n、1 不分是閩南語的特徵之一。此可反證早期為葡人充當通譯的閩南人影響之大。難怪龎尚鵬稱：“其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筦、新會人為之。”357將漳、泉二府閩南人排在前兩位。在澳門，“聲母方面，澳門粤語 n－、1－不分；你李同音，而廣州話、香港粤語則是 n－、1－不混；然而也有部份人是 n－、1－不分的，而澳門也有小部份人是 n－、1－不混。”358 在粤方言體系中，澳門粤語 n－、1－不分的現狀明顯是受到了歷代居留澳門的閩南語系人的深刻影響，而小部份人 n－、1－不混則説明了粤語的抵抗力和弱勢。總之，在澳門本地社會語言的交融中，閩南語的 n－、1－不分凸顯地成為了澳門粤語有別於廣州話和香港粤語的特徵。這是一個可以和天妃信仰及望廈村名一樣説明閩人社團在澳門歷史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的歷史語言沉澱。 356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95頁。 357 同上，第 5卷，第 119頁。 358 湯翠蘭<粤方言的地方變體——澳門粤語>，宋柏年、趙永新主編《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澳門理工學院，2002年10月，第 309頁。 125

在古代葡語中，Góis 作 Gôes。由於 ô 是閉音，音值近似u，再加上 e弱化為 i，於是出現了 guis的音值。此譯名雖有倒置，但忠實地反映了葡文口語的特點，準確驚人。 由上分析，我們認為“啞喏唎歸氏”就是 Gil Toscano de Góis，即澳門史學界熟悉的 Gilde Góis。 126

王綽移鎮澳門年代考 ——兼論張居正與萬曆初年對澳政策 乾隆暴誌卷六<人物·武功>中有一條補記明朝人物的史料： “王綽，字梅吾，千戶所智裔孫也。以諸生中嘉靖乙卯、戊午兩科武舉，襲祖職，為宣武將軍征討嶺西羅旁等處賊平，陞昭武將軍，移鎮澳門。初，番人之入市中國也，願輸歲餉，求近處泊舶。綽逎代為申請。其後番以貯貨為名，漸結為舍宇，久之成聚落。綽以番俗驕悍，逎就其所居地中設軍營一所，朝夕講武，以控制之。自是番人受約束。綽卒，設位議事亭 359，番人春秋供祀事焉。”360 中國學界對王綽是否與“黃慶(瓊)”同為一人頗有爭論。乾隆暴誌所載為一孤證，企圖得到某種定論或許會導致無窮的爭論與論證。在無新史料發現之前，較科學的研究方法不是重復性地論證王綽之有無，而是聯繫某些確實的年代及事件，在歷史的環節中，解讀它所包含的其他重要史料信息。 《王綽傳》分武門世家及駐澳事跡兩部份。戴裔煊據道光縣誌已考出王綽祖輩從軍的家世。361 王綽在 1555及 1558年中“兩科武舉”後，承襲了祖職“宣武將軍”。此品級為明代武散官階稱。《明史》詳細説明之：“凡武官六品，⋯⋯散階三十。⋯⋯正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 359 詳細考證，可見<“議事亭”歷史>。 360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00頁。 361 戴裔煊《<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63頁。 127

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從四品，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362因此，王綽不是“陞昭武將軍”，而是“加授昭武將軍”。榮銜為正三品，實銜仍為從四品。 或許有人會質疑説，不可能派這麼高銜的軍人出鎮澳門，理由是澳門的父母官香山縣令不過七品。我們知道，當時的沿海地區有兩個不同的管理體系：州、府、縣的行政結構和衛、所的軍事制度。在縣級地方如有軍事重地，其駐軍首長級別完全可以高於當地行政官員的品級。澳門便是屬於此種情況。在古代，只有政績蜚聲的高級文武官員才享有生祠、牌坊、靈位之類的特殊榮譽。“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一句，恰好説明王綽位高權重，身後竟被葡人奉若神靈。如果考慮到在天啟元年，前山寨改為參將府，由三品武官參將統領，那麼在此之前在澳派駐從四品散階武官大有可能。明朝以“昭武將軍，移鎮澳門”，不正好説明對澳門的重視嗎？ “初，番人之入市中國也，願輸歲餉，求近處泊舶。綽逎代為申請。”此説可能與澳門 1553－1557年間開埠初期的情況有所混淆。“其後番以貯貨為名，漸結為舍宇，久之成聚落。綽以番俗驕悍，逎就其所居地中設軍營一所，朝夕講武，以控制之。“軍營”之史實透過時光沉積在“營地大街”這一地名中。此外，這段敍述在明代史料中也有佐證。1564 年，廣東御史龐尚鵬疏言： “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浪，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待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擕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知其幾許，而夷眾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鋩耀日，火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奸人則導之陵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 362 《明史》，第 1751頁。 128

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為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眾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祻誠有不忍者，可不逆為慮耶？”363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曾有“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潛行，以固香山門戶”的建議，但因“所費浩繁，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364甚至有人提出“或欲縱火焚其民，以散其黨，為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365 在接受了“將澳以上，雍麥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紮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366的建議後，當局於 1574 年設立了關閘。雖未採納“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為區處”之策，但根據“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的實際情況，“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367，於是派遣王綽坐鎮澳門，馴服葡人。 當年秋，澳門葡人助明鎮壓拓林水兵得勝，“許免抽分一年”後，恃有功而不服抽税。“澳中番夷跳樑之漸”368的情況，在吳桂芳的幾個奏疏中有描寫。《議築廣東省會外城疏》稱：“⋯⋯矧連年倭奴入犯惠潮，其志皆欲趨廣，傳聞洶洶，向切可虞，況兼香山縣濠鏡澳互市番夷，近年聚落日繁，騖橫日甚，切近羊城，奸宄叵側，尤為廣人久蓄腹心深痼之疾。”369 《議阻澳夷進貢疏》還稱： 363《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80頁。 364同上，第 5卷，同頁。 365同上，第 5卷，第 280－281頁。 366同上，第 5卷，第 281頁。 367同上，第 5卷，同頁。 368應檟、劉堯誨《蒼梧總督軍門志》，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出版，1991年，卷二四<奏議>二，《請設海防參將疏》，第 280頁。 129369《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33頁。

“但廣東自嘉靖八年，該巡撫兩廣兵部右侍郎林富，題准復開番舶之禁，其後又立抽盤之制。海外諸國出於《祖訓》、《會典》所載舊奉臣貢者，固已市舶阜通，舳艫相望。內如佛郎機諸國，節奉明旨，拒絕不許通貢者，亦頗潛藏混迹射利於其間。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私創茅屋營房，擅立禮拜番寺，或去或住，至長子孫。 當其互市之初，番舶數少，法令惟新，各夷遵守抽盤，中國頗資其利。比至事久人玩，抽盤抗拒，年甚一年，而所以資之利者日已簿矣。況非我族類，不下萬人，據澳為家，已踰二十載。雖有互市之羈縻，而識者憂其為廣城肘腋之隱禍久矣。今當各夷勢轉桀鷔之時，有此奉貢之請，據其所執告，謂為滿剌加國所遣，似屬素通貢獻之邦。”370 從“驁橫日甚”“馴至近年”及“各夷勢轉桀鷔”來看，此種情況當發生於 1560年之後。尤在 1564年助平柘林水兵叛亂後，葡人驕焰日烈，於是添設海防參將 371，以加強軍事防衛；將賄賂變成地租 372，將彼此之間關係制度化，令葡人安心居澳門；在蓮花莖設關閘，以防範葡人入侵香山內地，並以此控制對澳給養的輸入，作為“馭夷”的殺手鐧；最後，遣武官在澳門實地彈壓。 上述措施表明，明朝對澳葡的基本態度是安撫，採取的管理措施也按部就班、步步為營。為此，先設立海防參將，做好軍事準備，然後以地租穩住葡人，繼之設關閘，作為防範、控制葡人的關口；最後，在澳門駐軍就地彈壓。可見嘉、隆、萬， 370 同上，第 5卷，第 234－235頁。 371 《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二四<奏議>二，《請設海防參將疏》，第 280－281頁。 372 這一措施十分高明：既申明了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又迫使葡人甘願承認。此種租賃關係的確立開啟了雙方的制度關係，葡人也從此放心居留，開始大力經營澳門。詳見金國平《澳門地租始納年代及其意義》，《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123－136頁。 130

尤其是最後一朝的治澳既有總體策略，又有相互保障、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案。它們體現了張居正在“計剿羅盤寇”中“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為萬全”373那種打絕對有把握之仗的韜略在澳門問題上的運用。之所以行此策，是因萬曆以前的火燒等辦法“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葡人雖然人數不多，但船堅砲利，有明顯的武器優勢，中方不一定“動而必勝，勝而無損”。萬一失利，天朝“威德”有損，將影響到到整個華南，乃至全國的局勢。天朝素稱“聞中國尊則四裔服”374，不用説像在哈密問題上吃敗仗，就是澳門葡人鬧事的影響也不小，在朝貢貿易圈內的負面衝擊不可想像。萬曆三十年，朱吾弼言之甚明：“⋯⋯不知澳夷騷動，全廣漸無寧日；全廣騷動，天下漸無寧日。”375這迫使一代權相張居正為確保中華朝廷的體統與尊嚴，國家局勢的安穩和自己的政績不受玷污，更為避免引發新的“封疆之獄”，導致朝臣傾軋，影響到他的權位及其正在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因而確立了剿瑤撫葡的謀略，“以安澳夷，寧全廣”376。因此，安撫葡人已遠遠超出了中葡關係的範疇，成為了內政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些切實措施的基礎上，乃允許葡人在中國的監管下享有一定的內部自治。這也是穩定內政的一個重大措施。 從這一系列措施施行的年代來分析，王綽移鎮澳門當在王綽“襲祖職，為宣武將軍征討嶺西羅旁等處賊平”後，即 1576年當年或以後 377。 羅旁平瑤為一大捷，“獲功萬餘”378。此役由淩雲翼經略： “淩雲翼，字洋山，太倉州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南 373 《張居正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2冊，第 588頁。 374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41頁。 375 同上，第 5卷，第 252頁。 376 同上，第 5卷，同頁。 377 湯開建提出了萬曆五年和十年兩個日期，參見《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 第 187－190頁。 131

京工部主事。隆慶中，累官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疏論衛所兵消耗之弊，凡六事，多議行。 萬曆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三遷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代殷正茂。時寇盜略盡，惟林鳳遁去。鳳初屯錢澳求撫，正茂不許，遂自彭湖奔東番魍港，為福建總兵官胡守仁所敗。是年冬，犯柘林、靖海、碣石，已，復犯福建。守仁追擊至淡水洋，沉其舟二十。賊失利，復入潮州。參政金淛諭降其黨馬志善、李成等，鳳夜遁。明年秋，把總王望高以呂宋番兵討平之。 尋進征羅旁。羅旁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七百里。成化中，韓雍經略西山頗安輯，惟東山瑤阻深箐剽掠，有司歲發卒戍守。正茂方建議大征，會遷去。雲翼乃大集兵，令兩廣總兵張元勳、李錫將之。四閱月，克巢五百六十，俘斬、招降四萬二千八百餘人。岑溪六十三山、七山、那留、連城諸處鄰境瑤、僮皆懼。賊首潘積善求撫，雲翼奏設官戍之。” 379 但實際上的總指揮是首輔張居正。萬曆四年，張居正曾兩次致函淩雲翼，要求他“計剿羅盤寇”，一再囑咐他：“羅盤淥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處，乃諉難於後人，誠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義所當討，在公誠不容使之跳樑於臥榻之前也。但須審圖而後動，動而必勝，勝而無損，乃為萬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為便也。” 380“羅旁事宜審定而後動，期於萬全乃可。”381 事後朝廷對有功之臣大加封賞。淩雲翼“論功，加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賜飛魚服。”382張元勳“五年，從總督淩 378 《張居正集》，第 2冊，第 647頁。 379 《明史》，第 5861頁。 380 《張居正集》，第 2冊，第 588頁。 381 同上，第 2冊，第 591頁。 132

雲翼大征羅旁賊，斬首萬六千餘級。進都督，改廕錦衣。”383李錫“尋從淩雲翼大破羅旁賊，授世廕百戶。”384“王綽，⋯⋯襲祖職，為宣武將軍征討嶺西羅旁等處賊平，陞昭武將軍，移鎮澳門。” 學界爭論的另一焦點是王綽坐鎮澳門的年代。而年代的推測，大多僅以征討嶺西羅旁瑤亂的時間為基礎。例如，戴裔煊認為： “葡萄牙殖民者海盜商人願輸歲餉，求於近處泊船，王綽代為申請，這種事情絕不是發生於嘉靖十四年，而是發生於鎮壓了嶺西羅旁瑤族起義、王綽陞昭武將軍移鎮澳門以後。 考羅旁山亦稱水紋山，在今廣東羅定縣，舊為瑤族所居。明萬曆間，羅旁瑤族起義，萬曆四年(一五七六年)十一月至五年(一五七七年)三月，被提督兩廣軍務淩雲翼所鎮壓。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何彥為這個鎮壓瑤族人民起義的劊子手淩雲翼歌功頌德，寫有一篇《督撫淩洋山公(按淩洋山即淩雲翼) 平寇序》(原文見吳道鎔等編的《廣東文征》卷四。稿本)，裏面說到淩雲翼‘規劃進兵於丙子仲冬，班師於次歲春三月’。丙子即萬曆四年(一五七六年)。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王綽代為申請的時間，最早也要在萬曆五年。”385 近期，萬明闢有異見：“這條史料表明，王綽正是葡人入居澳門的關鍵人物。在他‘移鎮澳門’後，發生了葡人‘求於近處泊船’，而王‘乃代為申請’。當年戴裔煊先生在詳細論證《明熹宗實錄》中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揮黃瓊納賄，使葡人入居澳門説之時，曾注意到這條史料，可惜誤於羅旁事件年代，將王綽代為申請的時間，判定最早也要在萬曆五年。查《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二年八月，‘廣東肇慶府德慶州東、西二山 382 《明史》，第 5861頁。 383 同上，第 5627頁。 384 同上，第 5623頁。 385 《<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 63頁。 133

徭賊李朝卿等四千餘眾，據山為亂。巡按御史郭文周以聞。詔提督總兵等官勀期剿之’。繼查圖籍得知，羅旁即在德慶州上下江界，東西兩山間，延袤千里。而另一可作佐證的材料是，時為兩廣總督的應檟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 年)九月曾上《申明賞罰以勵將士以圖治安疏》，提到‘盜賊之患，隨處有之，而皆莫甚於兩廣。考之往籍，未有一歲而無盜，亦未有一歲而不用兵者。⋯⋯今日在廣東則有德慶、四會、清遠、英德之 賊，連州、新會、新寧、高明、恩平之民賊⋯⋯’。據此，羅旁的問題久已存在，而王綽在嘉靖三十二年 (1553年 )這次用兵羅旁後，移鎮澳門，在時間上恰與葡人自浪白尋求新登陸點，並得到在澳門落腳居留的階段大致相合。”386 萬明補充的《明世宗實錄》這一史料表明了羅旁瑤“不沾王化數十百年”的歷史，但卻忽視了“為宣武將軍征討嶺西羅旁等處賊平”中“平”這一關鍵字。何彥《督撫淩洋山公平寇序》稱：“規劃進兵於丙子仲冬，班師於次歲春三月”。《明史》本紀第二十，神宗一，萬曆五年中作“夏五月癸巳，廣東羅旁瑤平。”387雖有二月之差，但年份是相同的。因此，戴裔煊“最早也要在萬曆五年”的結論似較穩妥，但不是“代為申請”“求近處泊舶”，而是移鎮澳門。此處記載與澳門 1553－1557 年間開埠初期的情況有所混淆。王綽當在萬曆五年廣東羅旁瑤亂平息後，移鎮澳門，彈壓葡人。此役前，當工部右侍郎淩雲翼於萬曆三年出任兩廣總督時，張居正便囑托他加強軍備：“大約廣中武備，不可一日弛，與內不同。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有不能一付之安靜者。惟公裁之。” 388可見，添設海防參將、收租、設閘、遣將和給與葡人自治 389均是加強“廣中武備”的具體內容，尤其是 386 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第 91頁。 387 《明史》，第 265頁。 388 《張居正集》，第 2冊，第 562頁。 134

派武功顯赫的某些措施，如收租和自治看來並無軍事性質，實際上是“廣王綽駐紥澳門，“振軍聲，伐不服，以鎮壓蠻夷之心，⋯⋯”中武備”的補充，構成治澳政策的一部份。 羅旁後改名為羅定縣。40 年後，又有從羅定移兵移將鎮守澳門之議。《神宗實錄》，卷五七六載曰： “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壬寅 )廣東巡視海道副使羅之鼎言：‘香山濠鏡澳，為粵東第一要害，以一把總統兵六百防守，無裨彈壓。可移羅定東西一將，抽兵六百，助守澳門。’而羅定道言：‘羅旁萬山聯絡，瑤僮雜居，萬曆初年討平，布兵防守。邇來撥減過半，移將或有通融，抽兵未敢輕議。’布按二司謂：‘以澳視羅定，則羅定為稍緩；以西山較東山，則東山又稍緩。宜以東山改設守備，隸西山參將提調，移其兵四百於鷹兒埔，合原兵為一千；而以香山寨改為參將 390，增置營舍，大建旗鼓，以折亂萌。’於是總督許弘綱、巡按御史王命璿奏：‘澳夷，佛郎機一種，先年市舶於澳，供稅二萬以充兵餉。近且移之島中，列屋築台，增置火器，種落已至萬餘，積穀可支戰守，而更蓄倭奴為牙爪，收亡命為腹心。該澳去會城咫尺，依山環落，獨開一面為島門。脫有奸雄竄入其中，一呼四應，誠為可慮。該司權酌時宜，庶幾未雨撤桑，其廣州海防同知原議，駐紥雍陌，今似可以無用，並乞速下兵部復議。’從之。” 391 總而言之，“江陵柄政”期間，在張居正的統籌和廣東守臣的配合下，一個有多重軍事保障及有效制度保證並兼顧中央 389 金國平、吳志良<陳瑞召見澳門葡人的原委>，《東西望洋》，第 155－181頁。 390 詳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 187－190頁。 391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35－36頁。 135

與地方雙重利益的對澳政策逐步形成與定型，其標誌是添設海防參將、徵收澳門地租、設立關閘、遣將彈壓澳地和給與葡人自治。 136

宦官、教士與疆臣 明末，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葡萄牙保教權屬下的耶穌會士前來中國傳教。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他們適時採取文化適應策略，深入了中國社會，與各個層面交往，其中亦包括在晚明社會極有影響力的宦官集團這個特殊的社會階層。利瑪竇等人初入中國之時，曾受到內臣的百般欺壓刁難，但由於傳播宗教的需要，並隨着傳教事業的逐步展開，他們在廣泛晉接官紳的同時，也注意到明中期後宦官弄權這一畸形政治現實，於是開始注意同中官保持良好關係，並巧妙利用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為其服務。後有少數宦官信奉了天主教，更增添了耶穌會的政治份量。耶穌會在京廷地位的鞏固和提高及同宦官集團的關係，對葡人據居的澳門形成了一種政治保護的作用。 因此，從利瑪竇 1601 年入京起，中葡關係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勢力；粤澳關係中也添加了一種新的制約因素。以往在分析澳門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時，此點常被忽視了。下面，我們擬從這個新視角，以戴燿 392 為個案淺析宦官、教士與疆臣相互關係及其對澳門的影響。 “戴燿：福建長泰人，其任兩廣總督，在萬曆二十六年。吳聯薰《漳州府志》有傳，云：‘耀字德輝，一字鳳岐。登隆慶戊辰進士。起家新建令，五遷而至右都御史，巡撫粵西。正己率屬，內安外攘。岑溪蠻叛，眾云宜撫，燿獨排群議，出師平之。晉少司馬，尋改總督兩廣，得便宜行事，墨吏聞風解印綬去。燿以兩粵地遼闊，不宜以苛細理，獨持大體，斥無名之費，蠲不急之役，俾民力得舒。時進諸將，指授方略， 392 其詳細生平，可見黃仲琴<明兩廣總督戴燿傳>，《嶺南學報》，1935年，第 4卷，第 1期，第 47－51頁。 137

謹偵伺，勤訓練，戒生事，軍紀肅然，遂平府江之 ，殲南黎之醜，解州湖之急。上嘉其績，增秩大司馬，督粵十有三載。’(卷二九，頁十至一一)”393 然而，對於戴燿總督兩廣期間的施政，特別是其主政時對澳門採取的管理措施，史家向來多有指摘。沈德符《萬曆野獲編》“香山嶴”條下載： “丁未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嶴夷，仍歸濠鏡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蓋其時嶴夷擅立城垣，聚集海外雜沓住居，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時督兩廣者戴燿也。”394 《明史》未為戴燿立傳，卻採此説：“萬曆中，破滅呂宋，盡擅閩、粤海上之利，勢益熾。至三十四年，又於隔水青洲建寺，高六七丈，閎敞奇閟，非中國所有。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明年，番禺舉人盧廷龍會試入都，請盡逐澳中諸番，出居浪白外海，還我壕鏡故地，當事不能用。番人既築城，聚海外雜番，廣通貿易，至萬餘人。吏其土者，皆畏懼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395 時人沈德符語尚含蓄，但《明史》修者卻坐實之，指控戴燿“養成其患”，《明史稿》更在“養成其患”之後加“而不問”三字 396。後《澳門記略》作者又從《明史》云：“佛郎機既據澳，至萬曆二年建閘於蓮花莖，設官守之。而蕃夷之來日益眾。吏茲土者，皆畏懼莫敢詰，其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燿在事十三年，養成其患。”397於是，戴燿成了“澳夷 393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第 50頁。 394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下冊，第 785頁。 395 《明史》，第 8433頁。 396 參見梁嘉彬<明史稿佛郎機傳考證>，載王錫易等著《明代國際關係》，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 40頁。 397 印光任、張汝霖著，趙春晨校註《澳門記略校註》，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 68頁。 138

之患”的肇始者。 沈德符語多有不實之處。 首先，戴燿未“在事十三年”。阮元《廣東通誌》所載戴燿在粤年代嚴重失誤。“《實錄》：二十六年八月丙辰，戴燿以原官總督兩廣。⋯⋯三十六年(一六○八)《實錄》：三十六年二月己巳，論刺死祿州夷目韋達禮功，戴耀加太子少保。十月丁卯，以欽州失事，革兩總督戴耀職為民。”398因知，戴燿實際總督兩廣 11年。 “丁未年，廣東番禺舉人盧廷龍，請盡逐香山嶴夷，仍歸濠鏡故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此事見《神宗實錄》卷四三三：“(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先是數日，有番禺舉人盧廷龍請逐香山澳夷還泊浪白，戍蠔鏡故地。事亦難行，不報。”399 “番禺舉人盧廷龍”有兩誤。之一，盧廷龍為盧兆龍；之二，《崇禎長編》卷三四，(崇禎三年五月)條有一盧兆龍疏稱：“臣生長香山，知澳夷最志，其性悍桀，其心叵測。”400因知其籍香山。盧兆龍，字本潛，香山小欖人。天啟二年壬戌科進士。任清江縣知縣，按制保舉工科給事中。崇禎七年晉吏部給事中掌計典。後掌諫院 8年，多有建樹。嘗於崇禎初疏劾南京工部右侍郎何喬遠衰庸，迫其自行引去。得崇禎寵異，獲帝賜黃金百兩及御書“剛大精神、直方氣骨”。著有《桐封集》、《遊五岳集》。 對於盧兆龍要求驅逐澳門葡人的建議，“時朝議以事多窒礙，寢閣不行”“事亦難行，不報。”這説明此舉並不符合朝廷對澳葡的基本政策 401，而且不排除在京耶穌會會士的影響，不能一概將責任推到戴燿身上。 398 吳廷燮《明督撫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下冊，第 665－666頁。 399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31頁。 400 同上，第 5卷，第 41頁。 401 詳見金國平、吳志良<澳門早期歷史研究的一些感想——《東西望洋》前言>，廣州，《學術研究》，2002年，第 12期，第 79－83頁。 139

其實，當時朝廷非但允許葡人居澳，為了廣開税源，對其他國家的商人也不拒絕，戴燿只不過忠實執行中央政策，且充分利用以夷制夷的策略。萬曆二十九年(1601)奉命赴粤審案的王臨亨便曾經向戴燿“酌議紅毛鬼別居一澳，許之互市，以誚中國無窮之釁，而收外夷不貲之利。”402王臨亨更加詳述此議的過程，十分生動，對瞭解戴燿的治澳方略很有幫助，其中意義也頗堪玩味： “大中丞戴公，再宴余於衙舍。爾時海夷有號紅毛鬼者二百餘，挾二巨艦，猝至香山澳，道路傳戴公且發兵捕之矣。酒半，余問戴公：‘近聞海上報警，有之乎？’公曰：‘然。’‘聞明公發兵往剿，有之乎？’公曰：‘此參佐意也。吾令舟師伏二十里外，以觀其變。’余問：‘此屬將入寇乎？將互市乎？抑困於風伯，若野馬塵埃之決驟也？’公曰：‘未曉，亦半屬互市耳。今香山澳夷據澳中而與我交易，彼此俱則彼此必爭。澳夷之力足以抗紅毛耶？是以夷攻夷也，我無一鏃之費，而威已行於海外矣；力不能抗，則聽紅毛互市，是我失之於澳夷而取償於紅毛也。吾以為全策，故令舟師遠伏以觀其變。雖然，於公何如？’余曰：‘明公策之良善，第不佞竊有請也。香山之夷，盤據澳中，聞可數萬。以數萬眾而與二百人敵，此烈風之振鴻毛耳。顧此二百人者，既以互市至，非有罪也。明公乃發縱指示而殲之，於心安乎？倘未盡殲，而一二跳梁者揚帆逸去，彼將糾黨而圖報復。如其再舉，而禍中於我矣。彼犬羊之性，安能分別涇渭，謂曩之殲我者非漢人耶？不佞誠效愚計，竊謂海中之澳不止一香山可以互市，明公誠發譯者好詞問之，果以入市至，令一幹吏，別擇一澳，以宜置之。傳檄香山夷人，謂彼此皆來賓，各市其國中之所有，風馬牛不相及也，慎毋相殘，先舉兵者，中國立誅之。且夫主上方寶視金玉，多一澳則多一利孔，明公之大忠也。兩夷各釋兵而脫之鋒鏑，明公之大仁也。明公以天覆覆之，兩夷各懾服而不敢動，明公之威也。孰與挑 402 王臨亨《粤劍編》，王安鼎序，中華書局，1987年，第 51頁。 140

釁搆怨，坐令中國為池魚林木乎哉！’戴公曰：‘善。’遂樂飲而罷。”403 實際上，以夷制夷的策略沿用至崇禎年間英國人與葡萄牙人在華的爭奪和糾紛。在調解英、葡紛爭時，1638 年《兵部題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還洋洋得意地宣稱：“幸督臣張鏡心、按臣葛徵奇、道臣鄭覲光籌畫有方，操縱得體，以夷人夷貨還紅，復以紅夷還澳，兵不血刃，而海外不揚波，夷人畏其威並懷其德，真賢於十萬師矣。”404其方法無非是“示以中國豢養澳夷多年，不圖報效，反愚弄紅夷，貪勒貨物，致其徘徊海外，殊干漢紀。速令該夷陳説利害，立促紅夷開發，再或遷延”405。張鏡心治理“內奸外夷”的方略，也與朝廷的思想一脈相承： “夷則攘攘於外，奸則眈眈於內矣！腹背受患，操縱皆難，臣乃親駐會城，徐觀事勢，有謂夷既抉闌而入，宜大興問罪討之，便臣愚以為皆不可討，則有害而無利，有全害而無小利。前車可鑒，不待智者知之。許則利與害參焉，利小而害大，利輕而害重，利在眉睫而害在百世。臣固有以知其不可也。夫互市之制，不有澳但為夷心所厭，原未為漢法所拒，且澳固肘腋之寇也，與紅市則必與澳絕，與澳絕則必將肆螫於紅而反噬於我，干戈相尋，大亂之道，又安知紅夷今日以得利而為搖尾之憐後，不以失利而語瞋目之難乎？臣固有以知其皆不可也。夫紅之離志於澳，已成矛盾，澳安則紅安，紅安則中國安，計莫若以漢禦澳，以澳禦紅。仍市之舊，還澳之嘗，而後夷與奸之局破，與奸之局破而後紅與澳之局亦破，因即馳往諭澳，惕以禍福，申以禁約，示以羈縻，即凡半鏹寸縷，悉令給還，而亟趣其歸，人隱匿者，罪無赦。澳既心服，紅亦首肯，曉然知華夷之不可混，許市之不可倖，與國法之不可輕。”406 403 同上，第 103－104頁。 404 同上，第 422頁。 405 同上，第 420頁。 406 同上，第 421頁。 141

所謂的“蓋其時嶴夷擅立城垣”，是指耶穌會修建三巴寺一事。對澳門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葡人開始興建澳城不在戴燿任內。 此外，“吏其土者，皆莫敢詰，甚有利其寶貨，佯禁而陰許之者”一語，也不盡為事實。誠然，戴燿在處理“青洲建寺”問題上有失誤，如替換張大猷，允許葡人立小堂，但他要耶穌會豎牌申明皇帝對青洲的主權，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未有讓步。他的上述變通，恰恰説明了耶穌會在宮中地位日益提高與穩固而產生的宦官、教士與疆臣之間三角關係的互動性及微妙性。 他對 1606 年郭居靜事件的處理，應該説是及時得當的。當時，他要借題發揮窮治耶穌會和澳門，不是沒有理由和能力；但他將此震驚朝野“覬位事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説明了耶穌會的人際網絡及牽制作用。戴燿這麼做，已經恩威並重，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需要適可而止，避免涉入過深、牽連過廣。龍思泰的一段敍述可資證明： “本省的總督在聽到那個惡毒的謠言之後，以嚴厲的懲罰為手段，中止了與澳門的一切往來，並把這一消息報告給萬曆帝。同時他又命令本省的總兵從水陸兩路包圍澳門，涌入澳門並將其毀滅。所幸的是，該指揮官在弄清那個指控究竟是真是假之前，不願採取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行動。他的探子告訴他，澳門並沒有敵意，只是有一些居民因私人的爭執而劍拔弩張。有一位官員在北京時與耶穌會士交情很好，澳門也派出了一個由七名頗有聲望的市民組成的代表團到肇慶府，最後終於消除了總督心中的所有疑慮，他便准許中國人與澳門的葡萄牙人住在一起，同他們做生意。”407 蔡善繼於 1608 年“甫履任，偵知澳彝情形，條議制澳十則，上之，大中丞悉如其議。”“未幾，澳弁以法繩彝目，彝叫囂，將為變。善繼單車馳澳，數言解散，縳悖彝至縣堂下痛笞 407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吳義雄、郭德焱、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註，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 162－163頁。 142

之。”408這個“大中丞”便是戴燿。“吏其土者，皆莫敢詰”似乎並非事實，若以此一筆抹殺戴燿及其部下治澳功績，更不合適。 有趣的是，這位備受非議的總督曾奏參在兩廣胡作非為的內寵税使李鳳： “(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兩廣總督戴燿極言中官採珠之害。初，粵中香山澳，九夷貿易，番舶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409 為何戴燿膽敢與坐鎮兩廣 15 載的太上皇李鳳鬥爭？原因是他在宮廷也有靠山： “此人萬曆二十七年(1599 年)在七星岩石室洞上 730多米高處石壁上刻下四個一米見方的大字：‘萬仞俱瞻’，自視甚高。的確，他是一個在中國官場上頗有心計的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上任伊始，便接手前任陳大科編寫即將完成的《廣東通誌》，將它完稿付印。並於次年與廣東按察副使李開芳一起，熱情接待了太監魏忠賢派來的監察御史史繼偕。觀史繼偕與李開芳在閬風岩下含珠洞內遺下的唱和石刻，他們確實結下了不尋常關係。這是戴燿能任兩廣總督十三年，創明代這一職務任期最長記錄的根本原因。”410 如果説他與魏忠賢為首的宮中太監集團的關係穩住了他的官位，得以總督兩廣長達 11 年，與中貴朝夕相處、過往甚密的“宮廷神父”的間接政治影響力或多或少亦成為了戴燿在處理澳門及葡人事務時不得不常加以考慮的因素之一，換言之，在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中，某些時候他不得不適可而止。 408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99頁。 409 同上，第 5卷，第 78頁。 410 劉偉鏗《肇澳關係史及其遺跡》，第 7頁。澳門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澳門基金會、《學術研究》雜誌社聯合舉辦，廣東肇慶，2002年 11月 16－19日。 143

戴燿“⋯⋯在西南各省，戡剿蠻賊，膽略過人，積功邦國。 跡其剛勇果敢之天性，輿其久歷戎行之經驗，更非似怯弱因循，畏外和戎之一‘不抵抗將軍’也。”411將“澳夷之患”一股腦推在他身上有違歷史真相，需要結合前因後果客觀分析。 411 謝扶雅<戴燿和葡萄牙人的關係>，《嶺南學報》，1935 年，第 4 卷第 2期，第 168頁。 144

1608年澳門日人暴動背景試析 湯開建《明朱吾弼<參粤璫勾夷疏>中的澳門史料——兼談李鳳與澳門之關係》一文 412 運用新見史料，有説服力地揭示了李鳳勾引“紅夷”襲澳的史實，但限於資料不足，未能進一步考究 1608 年澳門日人暴動是否有李鳳利引“滅夷”的背景。我們拜讀湯開建大文後，產生了同樣的疑問，於是博覽了現有書目並查閲了里斯本國家檔案館中所存的有關原檔，果有新聞，草成此文，聊以附湯文之驥尾。 “李鳳在粤，利用明代中期以來市舶太監所擁有的特權及自己兼管的職務，全面插手廣東事務。他狂徵暴斂、徇私枉法，侵克海商，賊害吏民，激起了多起民變，加劇了社會的動蕩，阻滯了廣東經濟的發展，以至‘粤中人爭欲殺之’。”413這一時期，國內民變較著名的有萬曆二十八年的“新會民變”414和萬曆三十二年的“潮陽鼓噪”415。由於李鳳也插手海外貿易與中西交往，利用外人互相傾軋，在澳門引發了社會動蕩和國際衝突。 萬曆二十八－二十九年(1600－1601)間，李鳳與曾“交構”過他的澳門葡人反目為仇 416，親自下澳“督税”。李鳳逞性妄為，與葡人發生巨大利益衝突。朱吾弼疏稱： “或曰香山濠鏡澳，有三巴和尚者巨富，李鳳親往需索，激變黑夷，干戈相向，不得志而歸。日增兵增船，又打死羅 412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第 154－173頁。 413王川《市舶太監與南海貿易——明代廣東市舶太監研究》，第 118頁。 414同上，第 135－136頁。 415同上，第 136－137頁。 416具體原因，我們擬另文分析。 145

通事，香山軍民，澳門漢夷，恐大兵勦洗，非署印湯同知出示安撫，人心驚惶，幾成大亂。”417 此外，李鳳還誘以重利，公然挑唆荷蘭人襲擊澳門。“上年八月，突有海船三隻，其船與人之高大，皆異常，而人又紅髮紅鬚，名日紅毛夷。將至澳行劫，澳夷有備，執殺紅夷二十餘人而去。皆謂李鳳深恨澳夷，曾遣人啗之以利，勾來滅澳，此實澳門前所未有。李鳳仍遣船追送不及。澳夷且日懼紅夷，必懷報復，再擁眾至矣。”418 徐薩斯比較詳細地敍述了這段歷史： “1601年，海軍上將凡·耐克的先遣艦隊來到澳門海面。 澳門的高地當時尚未設防，葡人紛紛聚集至一個高地上。荷軍派 2名探子上岸，被葡軍抓獲，荷軍又派一隊人前來測量港灣深度。他們與葡人發生了激烈的戰鬥，最後被俘。據說其中 18人被絞死，2名軍官被押送至果阿。1603年，兩艘荷蘭軍艦開火，掠奪並焚燬了一艘大帆船後撤走。1604年，一個荷蘭使節試圖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未果，荷蘭認為這都是因為葡萄牙人從中作梗。荷軍艦隊司令馬韋郎立即率隊起航，準備攻佔澳門。可是艦隊被一場颱風吹到了澎湖列島，又不得不駛往印度，因為他受到了福建省的 50艘中國戰艦的威脅。1607年，被派來偵察澳門虛實的馬特里耶夫海軍上將正與中國官員進行談判，6艘葡萄牙戰船衝上了來，把他趕跑了。”419 更有甚者，李鳳還指使手下引誘“暹羅、日本等國”人來澳，企圖驅趕、取代葡人。此點可從“或又日李鳳時時有人往來暹羅、日本等國，示以澳門殷富，餌其來澳，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騙之恥”420一語得到證實。 417 朱吾弼《參粤璫勾夷疏》，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 252頁。 418同上，第 5卷，同頁。 419《歷史上的澳門》，第 43－44頁。 420《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52頁。 146

這便是 1608年澳門日人暴動的背景。此次事件經過如下： “1608年冬天，一艘屬於有馬大名的中國式帆船在澳門港越冬。該船船員在停泊於灣內的其他中國式帆船船員 421的協助下，與葡萄牙人發生了一系列衝突，直至一天或許他們認為有足夠力量佔領港口了，於是同葡萄牙人交手。安德烈·佩索阿事先已得知了這一情況。他是個果敢的人，趕到了衝突地點，帶着一隊人打散了日本人。日本人躲進了兩座房屋。安德烈·佩索阿下令包圍了房子，放火焚燒。在逃火時，一些日本人被擊斃。首領被捕，在獄中以搶劫罪將其絞死。澳門主教及其他人士替 15 個左右死裏逃生的人求情。一些人得到了寬恕，條件是必須簽署安德烈·佩索阿準備的一份文件，宣佈他無任何責任並承認是日本人先出手。日本人簽了字，但回到日本後，向其君主的敘述十分不同，說是被迫簽字的。”422 里斯本國家檔案館保存的一份以西班牙語撰寫的報吿證明了此次事件的性質：“⋯⋯已經同意他(安德烈·佩索阿)入長崎，同一些日本人辦理船隻手續。此時，出現了麻煩，原因是在澳門曾經暴動或騷亂的一些日本人受到處罰或正法；⋯⋯”423 此件雖未明確涉及李鳳，但“暴動或騷亂”有其挑唆與利誘似無可疑。此事並非秘密，至少官場中時人皆知，故朱吾弼日：“惟是紅夷、暹羅、日本之勾引，萬一諸夷輕信，倚鳳焉內應。鳳之意雖在滅澳夷，逞其雄心，不知澳夷騷動，全廣漸無寧日；全廣騷動，天下漸無寧日。”424無論是荷蘭人襲澳，還是日本人在澳暴動，倘若無兩廣實際最高官員的認可，即便拼命奪得澳門，如果不得合法經商也徒然，無法長久生存下去。前文已經介紹了總督戴燿的治澳方略，只有替“寳視金玉”的 421 可能是暹羅人。 422 瓦斯孔塞洛斯 (Jos é Frazão de Vasconcelos)《葡萄牙人在東方 (Os Portugueses no Oriente(1601－1610))，第 114頁，註釋 1。 423 里斯本國家檔案館，Convento da Graça，caixa 16－tomo VI，fl.82 v.o。 424 朱吾弼《參粤璫勾夷疏》，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 252頁。 147

神宗搜富斂財的嶺南太上皇李鳳依仗特權，才敢如此行事。其與澳門耶穌會及葡人有前隙，利用“紅夷”不得法，轉而煽動、支持日人，“餌其來澳，一雪三巴和尚不遂索騙之恥”，且欲“滅澳夷，逞其雄心”。日人的鬧事很快被鎮壓了，但後來澳門葡人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1608年，有馬大名的一艘船停留在澳門過冬。由於騷亂，船上的 20 多名水手和幾個當地人被殺死。安德烈·佩索阿是當時駐守澳門的要塞司令，他於第二年到日本去解釋這個事故。他的船載着很多傳教士，船上的貨物價值 1千多兩黃金。他們幸運地躲過了一場颱風，機警地避開了搜尋他們的荷蘭海盜。這艘船到達長崎時，荷蘭人剛剛在日本站穩了腳跟。他們建議扣押這艘葡萄牙船。西班牙人當時正在日本打探能否以像葡萄牙人一樣的條件向日本提供生絲，他們也贊成這一行動。幕府將軍德川家康已經接受了佩索阿所作的解釋，但他仍然命令有馬大名逮捕佩索阿，死活都行。葡人擊敗了大名的進攻後，一個木筏載着一個三層樓高的木塔，在一支全副武裝的艦隊護送下，抵達長崎。葡萄牙船被包圍，形勢很不利。日本人從四面八方圍上來，拼命想登上葡船。敵人的進攻一次次被擊退，損失慘重。浮塔靠了過來，塔上旗幡翻飛，由日本武士嚴密守衛。那些小而靈便的帆船貼近葡船，使其大砲無法發揮威力。一陣風吹來，佩索阿正準備乘機擺脫包圍，忽然木塔裏放出一枚燃燒彈，點燃了一個帆篷，火勢很快蔓延開來。日本人以壓倒之勢登上了船。佩索阿船長揮劍殺開一條血路，衝向彈藥庫，炸毀了這艘不幸的船隻。”425 425《歷史上的澳門》，第 43－44頁。文德泉《17世紀澳門》，澳門，教育暨文化司，1982年，第 13－14頁上有一類似敍述。另見博克塞《聖母號事件(TheAffair ofthe《Madre de Deus》)》，倫敦，1929年(94頁)；《日本基督教世紀(The Christian Century inJapan，1549－1650)》，洛杉磯，加州大學出版社，1967年，第269－285頁及《亞馬港大船(O GrandeNavio deAmacau)》(葡語版)，東方基金會及澳門海事博物館及海事研究中心，1989年，第 68－69頁。 148

“議事亭”歷史 一、議事亭亭址簡史及其性質 中西文化交融或許是澳門歷史發展的最大特點，由此形成的豐厚文化底蘊以及眾多的名勝古跡，堪稱人類文化遺產。澳門民政總署(原稱臨時市政局、市政廳，古稱議事亭)大樓，便是全澳最具特色的葡式建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的議事亭研究大多側重其成立年代，創始人及選舉、人員構成和運作等方面即“議事會”意義上的探討 426， 426 主要著作與論文有：A.H.de Oliveira Marques，História dos Portugueses no Extreme Oriente, 1° Volume Tomo II, Lisboa, Fundacao Oriente, 2000; Abilio Basto, O edificio do Leal Senado, in Jomal Unico, Macau, 1898, pp. 19-20; Antonio Aresta e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 O Senado: fontes documentors para a historic do Leal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1998; Antonio M. Martins do Vale, Os Portugueses em Macau (1750-1800): Degredados, ignorantes e ambiciosos oufieis vassalos d'EZ-Rei? Macau, Institute Portugues do Oriente, 1997; Charles R. Boxer, 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cao, Lisboa, Fundacao Oriente, 1993; Charles R. Boxer，《澳門議事局》(葡、中、英)，澳門市政廳，1997年；George Bryan Sousa, Portuguese society in Macao and Luso-Vietnamese relations: 1511-1751, in Boletim do Institute Luis de Camoes, Macau, 15 (1-2), Primavera-Verao, 1981, pp. 68-114; Luis Gomes, O LeaZ Senado da Cdmara de Macau, in Mosaico, Macau, 1 (l)Set. 1950, pp. 412—419; Luis Ortet, Gloria e crepusculo de uma Casa Leal, in Macau, Macau, S. II (5)Set. 1992, pp. 3-23; Manuel Teixeira, Leal Senado, in BoJetim Eclesidstico da Diocese de Macau, Macau, 76 (883)Ago. 1978, pp. 377-398; Manuel Teixeira, LeaZ Senado, Macau, Leal Senado, [1978?]; Manuel Teixeira, O fundador do Leal Senado, Macau, Tipografia da Missao do Padroado, 1968; Manuel Teixeira, Primordios de Macau, Institute Cultural de Macau, 1990; R. Y. M, O mais antigo municipio do Extremo Oriente, in Macau, (16)1989, pp. 149

較全面涉及“議事亭”建築的論文寥寥可數 427，而深入探討其具體位置及性質的專論至今未有，實乃澳門史研究的一處空白。 議事的意思是集會、研商、討論公事。亭係一種有頂無牆，開敞的小型建築物，供人憩息、觀賞，多築於花園或路旁。史料表明，亭在古代中國曾為軍事防禦及地方治安機構的名稱。“戰國時始在國與國之間的鄰接地方設亭，置亭長，以防禦敵人。西漢時在鄉村每十里設亭一，亭有亭長，掌治安警衛，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428由此推論，澳門議事亭既是葡人維持地方治安警衛的機構和辦公之所，也曾經作為明清官吏向澳門葡萄牙人宣讀政令以及雙方會商公事之地，似乎理所當然。 議事亭現址的建設計劃 429始於 1783年 12月 6日 430，1784年竣工，總共耗資 8萬兩白銀 431。大樓 1874年遭颱風破壞，1876 年年底重建完成 432。目前的整齊對稱、古樸凝重的南歐式雙層建築風格是重建的產物。1940年 6月 2日，保留外觀、內部全新的裝修落成 433。 議事亭一名，已見於明代文獻。《兵部題失名會同兩廣總督張鏡心題殘稿》記曰： “九月初八日，隨據市舶司呈稱，到澳會同香山縣寨差官及提調備倭各官，喚令通事、夷(原文作“夷事”)目、攬頭至 10-12；Rogério Beltrão Coelho，Leal Senado de Macau：esboço de um edifício=a sketch of the building，Macau，Leal Senado e Livros do Oriente，1995. 427 高美士《澳門－歷史悠久的城市》，澳門市政廳，1997年及古傑龍(Rogério Beltrão Coelho)《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葡、中、英)，澳門市政廳，1995年。 428 《辭海》(1979年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第 353頁。 429 “該方案由 Patrício de S.José神父編制，⋯⋯”，參見古傑龍，前引書，第 17頁。 430 《澳門一歷史悠久的城市》，第 104頁。 431 古傑龍，前引書，第 28頁。 432 1876年 12月 30日《憲報》，第 215頁。 433 參見文德泉《澳門地名》，澳門官印局，1981年，第 1卷，第 62頁。 150

議事亭宣諭，督促各夷赴省。奈夷性難馴，漢法莫施，外順宣 諭，中實遲疑。”434 這是明末原檔。乾隆暴誌卷六<人物·武功>中，有關於更早史實的追記： “王綽，字梅吾，千戶所智裔孫也。以諸生中嘉靖乙卯、戊午兩科武舉，襲祖職，為宣武將軍征討嶺西羅旁等處賊平，陞昭武將軍，移鎮澳門。初，番人之入市中國也，願輸歲餉，求近處泊舶。綽逎代為申請。其後番以貯貨為名，漸結為舍宇，久之成聚落。綽以番俗驕悍，逎就其所居地中設軍營一所，朝夕講武，以控制之。自是番人受約束。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435 中國學界對是否有王綽其人頗有爭論。在無新史料發現之前，或許更加重要的是解讀它所包含的其他重要歷史信息。“綽卒，設位議事亭，番人春秋供祀事焉”一句，既説明了當時議事亭的地位和作用，又道出了這位中國官員受尊重景仰的程度。 入清後，各種記載繁多。康熙申誌補記萬曆年間在議事亭勒石立碑事曰： “四十一年，海道俞安性詳請兩院勒碑，禁約澳彛畜倭，略曰：倭性狡鷙，澳彛畜之為奴，養虎遺患，害將滋蔓。本道奉勑受事，憑籍兩台制馭，巡澳察彛，追散倭奴凡九十八人還國。除此蟊賊，爾等遂得相安樂土。此後市舶不許夾帶一倭，在澳諸彛亦不得再畜幼倭，違者倭與彛俱押解兩院，軍法究處。四十二年，《海道禁約》略曰：澳彛驕悍不法，議者有謂必盡驅逐以清疆宇者，有謂移出浪白外洋，不容盤踞內地者。本道念諸彛生齒蕃衍，不忍其纍纍若喪家之狗，當於巡澳日申以國威，隨皆弭耳向化。因摘其犯順五欵，行香山縣遵諭約束，免其驅徙，詳奉兩廣部院張、巡按御史周，五欵准勒石立碑， 434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417頁。 435 同上，第 5卷，第 200頁。 151

永為遵守。”436 《海道禁約》碑以萬曆帝名義勒立，因此，議事亭又具有了中國歷史上的“御碑亭”的意義。該誌還描繪了中葡官員在議事亭會商的具體情景： “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彛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番譯傳語。通事率閩粵人，或偶不在側，則上德無由宣，下情無由達。彛人違禁約，多由通事導之。或奉牌拘提，輒避匿。”437 乾隆暴誌增補了粤海關行台的內容：“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關部税署及議事亭，凡文武官至澳，坐議事亭上，彛目列坐進茶畢，有欲言則通事傳之。”438 曾在澳門學道的吳漁山有一首七言詩云： “晚隄收網樹頭腥，蠻蛋群沽酒滿瓶。 海上太平無一事，雙扉久閉一空亭。 (原注：凡海上事，官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439 《澳門記略》稱：“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議事亭不廢。”440顯然採康熙、乾隆二誌之説，好在亦有新聞：“番人犯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或請法王至，會鞠定讞，籍其家財而散其眷屬，上其獄於小西洋。”441 “今惟議事亭不廢”看來是“前明”的機構，但“番人犯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又不像是在中國的機構。而且從在澳門生活過的吳漁山的自注來看，“海上事”係指澳葡賴以為生的海外貿易。因此，集議亭中的官紳應該是葡人，集 436 同上，第 6卷，第 167－168頁。 437 同上，第 6卷，第 168頁。 438 同上，第 6卷，第 177頁。 439 方豪<吳漁山先生“三巴集”校釋>，《方豪六十自定稿》，台灣學生書局，1969年，上冊，第 1667頁。 440 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第 24頁。 441 同上，第 152頁。 152

議地點也應該是指葡人機構。《池北偶談》卷二十一談異二清楚談到議事亭的內部運作： “ 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 凡市〔事〕經四人議，眾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不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442 《澳門記略》“澳譯”中有“議事亭(事打的)”條。“事打的”的原文為“Cidade”，義即城市。此處不作原解。在澳門古葡語中，“Cidade”為 Senado 的同義詞，原因是 Senado 為“Cidade”的政府行政組織。《澳門記略》中“理事官”443 的葡語正式名稱是“Procurador da Cidade”444，其漢譯是“議事亭理事官”445。至 19世紀初，仍見使用“Procurador da Cidade”這一形式。446 葡人議事亭還有“金巴喇”這一俗稱。關於“金巴喇”的來源，王文達先生解釋説： “議事亭，古之稱號也，時人多以‘金巴喇’(CAMARA) 名之。查金巴喇，本迺葡語發音，其釋義可作‘屋’，或‘辦事處’解。若衹以‘金巴喇’稱之，說來實不通者。在葡文上亦應寫作CAMARAMUNIClPALDEMACAU，即澳門市政局，迺合也。”447 “金巴喇”是 Câmara對音，但不是 CAMARA MUNlClPAL 442 王土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517－518頁。 443 亦稱“庫官”，因為至 1738年擔任此職。文德泉《澳門地名》，第 1卷，第 47頁。 444 馬爾科斯·佩雷拉(J.F.Marques Pereira)《大西洋國(Ta－Ssi－Yang－Kuo)》，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 1－2合卷，第 528頁。 445 俗稱唩嚟哆，即 Vereador。Vereador意為市議員，Procurador為其中一成員。詳見金國平<夷目唩嚟哆考正>一文，《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108－113頁。澳門議事亭唩嚟哆的詳細名單，可見金國平、吳志良《粤澳公牘錄存》，第 8卷，第 363－376頁。 446 《粤澳公牘錄存》，第 4卷，第 217頁。 447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 123頁。 153

DE MACAU(澳門市政局)中的 CAMARA。此處 Câmara的意思是“議院”。Senado也稱 Senadoda Câmara，後來又冠以 Leal(忠貞的)，成為 Leal Senado da Câmara。Senado的原意是元老院。元老院是古羅馬時代一個極為重要的權力機關，是現代議會的前身，但是卻擁有比現代議會大得多的職權。它有以下四大權利：1、任命權，決定任命各省總督、執政官、法官的職權和任期；2、財政權，元老院牢牢控制着國庫，一切國家收支都要經過它的首肯；3、外交權，包括對外的宣戰和休戰權；4、司法權，在其本土意大利，一切犯罪活動的審判均在元老院。澳門在所有葡屬海外領地中首先採用“元老制”，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因此有歷史學家稱之為“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國”448。 據當時在澳門生活過的利瑪竇的記載，1584 年 2 月澳門議事亭已經運作了：“日本的商船終於來到澳門。羅神父的困境，也因為商人的慷慨，而得到了解脱。政府及商人們願意對傳教區捐輸。”449查利瑪竇著作意大利文原文是“Camera”450，因此，“政府”應該譯為“議事亭”。大陸版《利瑪竇中國劄記》的譯者犯了同樣的錯誤：“期望已久的商船從日本駛進澳門港的日子終於到來了。這就結束了羅明堅神父缺錢用的窘境，葡萄牙人慷慨施捨使他得到大量支援。政府和其他好心的人給教會送來了錢和各種禮物，足以償還債務，完成建築，充分添置家具。”451 一般認為，澳門議事亭 1583年成立。一份 1592年的古老葡語文獻記載了 Câmara成立的始末： “⋯⋯澳門的居民看到他們的聚落日益擴大，而在 1585 448 參見黎沙(Almerindo Lessa)《東方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歷史及人物：一個公民島的生物學及社會學》，澳門，官印局，1974年。 449 《利瑪竇全集 1》，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利瑪竇書信集》，上，台北，輔仁、光啟聯合出版社，1986年，第 148頁。 450 德禮賢《利瑪竇全集》，國家出版社，羅馬，1942 年，第 1 卷，第 212頁。 451 《利瑪竇中國劄記》，上冊，第 182頁。 154

年仍無任何形式的議院(Camera452)，於是在主教及本地首領(Capitão da terra)的建議下集議，決定澳門如同王國及葡屬印度的城市那樣組織政府。根據條例，他們選舉了法官(juizes)、市議員(vereadores)、城市理事官(Procurador de Cidade)453及會議書記(Escrivãodecamera454)並按照當時他們的通稱取名‘上帝聖名之城(Cidade do nome de D.s)’。”455 似無疑問，“金巴喇”是澳門議事亭最早的名稱。在澳葡議事亭早期的會議記錄中，稱議事亭為“caza da camara”。我們來看一下一份 1630年 7月 5日的會議記錄：“1630年 7月 5日於位於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 (cid.e do nome de Deos na China)，在議院(caza da camara)456參加會議的有法官⋯⋯、委員⋯⋯、城市理事官⋯⋯、主教區⋯⋯神甫、王室大法官⋯⋯學士，各教團的首領及應召來到上述議院(caza da camara)的人民(povo)⋯⋯，屬於中國的上帝聖名之城(cid.e do nome de Deos da china)會議書記紀錄之。”457由此可見，camara是葡人自治機構的正式名稱，議事亭是漢譯。龍思泰將議事亭英譯為“ Senate House”，然後標出的對應葡語名稱是“Casa da Camera”458，以示準確。 議事亭的漢語名稱繁多。例如《香山縣丞賈奕曾為蕃人喏逐鮑亞蒂遷舖事下理事官諭(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五日，1794·10·8)》： 452 Câmara的古體。 453 亦稱“人民理事官(procurador do Pouo)”，參見博克塞《光復時期的澳門(Macau na Época da Restauracção)》，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年，第115、135、136頁。 454 此處作“會議室、會議廳”解。 455 《大西洋國》，澳門基金會、教育暨青年司，1995年版，第 1－2合卷，第 526頁，註釋 1。 456 甚至簡寫為“Caza”，參見博克塞，前引書，第 157頁。 457 安文哲(António Aresta)、何思靈(Celina Veiga de Oliveira)《議事亭－澳門議事亭歷史資料匯編》，澳門市政廳，1998年，第 25－26頁。458同上，第 28頁。 155

“特授香山分縣加三級賈，諭夷目唩嚟哆等知悉： ⋯⋯准此，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內，澳門兵頭、管庫帶領黑奴，拆毀郭南泉等舖，並拆毀營地街民人蓬舖，及縱黑奴赴望廈村偷挖薯芋。經大憲訪聞，檄委前府憲張、彭前縣親臨澳門彈壓，曉以律法，嚴切開導，諭以兵威，各皆畏懼，責備唩哩哆一人生事貽累。齊上議事亭，⋯⋯”459 這裏是又一“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的實例。《理事官為覆判事官 嚦吃 拖欠曾永和等貨銀揭限事呈香山知縣稟(嘉慶二十五年，1820)》： “伏閱其情詞懇切，無因萬難代墊，疾詞出於迫情，若不先事禁遏，定必禍起目前，哆居屬職，殃累匪輕，勢着據情直叩，伏乞俯察原因，先賜出示禁止，以遏未啟釁端。並懇飭令奸商曾永和、郭亞厚等立將欠單的據繳赴台階，加蓋印記，以杜頂換。然後發交呞咑，着令文武夷官，會集 內熟識番語紳耆，帶同各商，齊登議事亭，當堂繙譯，以示至正大公。”460 另一份記述英國人入侵澳門的文件則稱： “ 咭唎與西洋世好，恐 囒哂入澳滋擾，因以兵力來助。駐澳西洋理事官唩嚟哆以聞知，香山縣事彭昭麟(原作“ ”)、署海防同知熊邦翰先後申報總督吳公熊光，飭(原作“餙”)洋商開諭大班，俾兵船旦夕回帆。喥唎不聽，議登岸入澳定居。八月初二日，以二百人入三巴寺，一百人入龍嵩廟。初五日，以二百人踞東望洋，一百人踞西望洋。其在三巴寺者，十二日，復移於西洋鬼樓，澳民驚怖，紛紛逃匿。洋商挾大班赴澳慰遣，堅不肯行。十六日，吳公熊光下令封艙，禁貿易，斷買辦。昭麟(原作“ ”)親詣西洋議事亭，唩嚟哆入見，出 咭唎兵總覆書，譯之，詞甚不遜。”461 459 參見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基金會，1999年，上冊，第 475號文件。 460同上，上冊，第 548號文件。 461《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6卷，第 96頁。 156

“議事亭”冠以“西洋”二字，説明係葡人議事亭。《香山知縣許乃來為補納地租短平銀事再下理事官諭(嘉慶六年二月初七日，1801·3·20)》可作旁證： “香山縣正堂許，諭夷目唩嚟哆知悉： 照得嘉慶五年分濠鏡澳地租，該夷等短納銀四兩六錢三分五厘，業經諭飭補繳。茲據該夷目稟稱：此項地租正耗銀兩，向例用議事亭碼，⋯⋯”462 每年地租由葡人通過議事亭上繳，因此“議事亭碼”當為葡人議事亭無疑。此件葡譯中，“議事亭”作“Senado desta Cidade”。463 《理事官為懇請嚴辦刀傷英婦之華民葉亞庚等呈香山知縣稟稿(嘉慶七年，1802)》自稱“我夷議事亭”足見其性質： “為稟明事： 去年十二月初七夜，有華人葉亞庚等四人在紅毛□〔夷〕婦家內打鬧，業經送究在案。但亞庚等人委係夤夜入室，至將二婦所傷，合澳人人共知。而哆職司澳務，亦蒙我夷議事亭公眾舉出辦理夷情，亦係夷民父母。”464 古代時，葡國城鎮市政府前有恥辱柱(pelourinho)，為行刑之地，而中國無此習俗。嘉慶十年八月十七日(1805·10·9)，香山知縣彭昭麟責令葡人“受審毋得自行正法”： “香山縣正堂彭，札夷目唩嚟哆知悉： 現據該夷目稟稱：本月二十日即將兇夷 嗲 送出，在議事亭前正法。等情。到縣。”465 不過，中國文武官下澳，卻有時在議事亭審案。《香山知縣彭昭麟為飭將劉思永交官憲審訊事行判事官等札(嘉慶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09·1·13)》： 462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199號文件。 463 《粤澳公牘錄存》，第 4卷，第 367頁。 464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1396號文件。 465 同上，《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28號文件。 157

“香山縣正堂彭，札番差、唩嚟哆等知悉： 照得劉思永與紅夷兵頭上省，出言不順。奉制憲批令本縣查拿，解省審辦。經本縣於二十一日委員拿獲，因番差再四赴公館懇求，領回管押，俟奉大憲行提，即行送上本縣。因念該番差平日懂事，茲知大體，是以格外施恩，將劉思永當面給予領回，取具唩嚟哆領狀在案。 茲蒙制憲委陳大老爺來澳提訊，本縣稟請陳憲來議事亭確審，使眾共知。”466 劉思永曾經效力葡人議事亭。議事亭又有“議事廳”之稱。《劉思永為申明受辱避羞自行離澳事呈蕃官稟(嘉慶十四年正月十六日，1809·3·1)》： “具稟大西洋夷人神父劉思永，為在本國夷官梘〔台〕前申明受辱避羞事： 切澳中華夷俱知，永在京大皇帝殿□〔前〕效過力之人，蒙上旨，准□□養病，下澳居住。茲因永認識中國正字□□〔言語〕，本國夷官請永就在此當番書，並隨奉本國上旨，賜於永議事廳文官品銜。如此，永就在澳門辦官中事件。十四年以來，與華夷各人相安無異。”467 議事亭還稱“夷亭”。《理事官為劉思永自行離澳事呈澳門同知稟(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1809·3·12)》 “督理濠鏡 事務西洋理事官唩嚟哆，為稟明事： ⋯⋯哆等伏查劉思永上年因 咭唎之事，自經各憲臨亭訊供，深蒙洞察。劉思永無甚罪過，隨邀恩准領回，在 照常辦理事業。但劉思永自奉憲差拿放之後，恥悔不堪，閉門在家，自覺置身無地。本年正月十九日，因夷亭有事，着人往問，始知其不在家。查其家奴說稱，伊自十六日靜更時候，聲言出外，為與別人誦經，至今未有回來。越後屢尋不見，查訪無踪。迨於二十一日，夷亭番差、兵頭督令夷官到其家下 466 同上，下冊，第 1027號文件。 467 同上，下冊，第 1029文件。 158

查搜，桌上有書一封，外面寫與兵頭名字，包着紅稟一紙，俱言遮臉不過，惟思一死。等言。”468 “夷亭”不正是説明了議事亭的“夷”性？ “澳門議事亭”有時候略作“澳亭”或“亭”。《香山知縣彭昭麟為在娘媽角青洲聯堵海盜事行理事官札(嘉慶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807·2·8)》： “香山縣正堂彭，札夷目唩嚟哆知悉： 現據申稱：澳外一帶海面，近因洋匪遊奕窺劫，地方憂苦，莫此為甚。而且澳地伶仃，尤恐賊多詭秘。茲澳亭上夷官籌議，欲着夷船兩隻，一在本澳娘媽角口，一在青洲海道，兩路灣泊，鳴更防守。”469 《香山知縣彭昭麟為購夾板船捕盜事下理事官諭(嘉慶十四年五月初八，1809·6·20)》： “香山縣正堂彭，諭夷目唩嚟哆知悉： 照得夾板船木料堅固，寬大穩重，利於緝捕。現奉大憲札行購買。聞得爾等現有夾板船二隻，連砲位出售。經海防分憲吩囑，現在上亭議價，合就諭飭。”470 “呞咑亭”為議事亭的葡語譯音名稱。《香山知縣馬德滋為奉旨按船查驗有無夾帶銷售鴉片不得遽請寬免事行理事官札(嘉慶二十年七月初八日，1815·8·12)》： “奉此。哆即遵照，集亭知會。旋據呞咑亭上及各夷商等會稱：現奉天朝諭旨嚴行，仰見慎重周詳之至意。”471 可見議事亭的使用頻率最高。異稱有“西洋議事亭”“夷議事亭”“澳亭”“議事廳”“呞咑亭”，在一定上下文中簡稱“亭”。 上引種種檔案資料有力地證明，議事亭不是中方機構。我們再引一詩文為證。康熙二十一年秋，兩廣總督吳興祚首次巡 468 同上，下冊，第 1030號文件。 469 同上，下冊，第 1003號文件。 470 同上，上冊，第 929號文件。471同上，上冊，第 245號文件。 159

閲澳門。其詩《自香山縣渡海赴濠鏡 》五律云：“欲經濠鏡 ，薄暮正揚舲。風雨聲相搏，魚龍氣自腥。黑雲迷遠嶼，白浪擁孤汀。隱隱聞鐘鼓，蠻歸議事亭。”472“蠻歸議事亭”一語再明確不過了。假設是中方機構，《澳門記略》肯定會有更詳細地描述。似乎可以結論説，在關部行台設立之前，中國在澳門城內無常駐政權機構。 關於中國官員入澳的儀式，《澳門記略》載曰：“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於三巴門外，三巴砲台燃大砲，蕃兵肅隊，一人鳴鼓，一人颭旗，隊長為帕首靴 狀，舞槍前導，及送亦如之。入謁則左右列坐。如登砲台，則蕃兵畢陳，吹角演陣，犒之牛酒。其燃砲率以三或五發、七發，致敬也。” 473 此處“入謁則左右列坐”雖未説明在何處，但從康熙縣誌“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一語來看，葡人無疑是在議事亭“入謁”“天朝官”。然而，康熙申誌記曰： “蔡善繼，字五岳，湖州人，以進士萬曆三十六年任。多異政，發摘若神，境內豪訟者咸相戒匿影。甫履任，偵知澳彝情形，條議制澳十則，上之，大中丞悉如其議。未幾，澳弁以法繩彝目，彝叫囂，將為變。善繼單車馳澳，數言解散，縳悖彝至縣堂下痛笞之。故事，彝人無受笞者，善繼素以廉介，為彝人所懾，臨事控制有法，故彝凜凜弭耳受笞而去也。”474 472 參見章文欽<明清時代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 7－8頁。 473 趙春晨，前引書，第 153頁。 474 申良翰《香山縣誌》，卷五<縣尹>，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 160

匯編》，第 5卷，第 199頁。 《澳門記略》記載同事，但文字略減： “香山知縣蔡善繼甫履任，即條議制澳十則上之。未幾，澳弁以法繩夷目，夷譁將為變，善繼單車馳往，片言解，縳悍夷至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人無受笞者。善繼素廉介，夷人懾之，故帖息。”475 這裏的疑問是，假設議事亭為中方機構，為何不在議事亭就地懲罰，而是“縳悖彝至縣堂下痛笞之”？是否因為事關重大，而故意避開葡人機構？ 我們再看看另外一樁見證議事亭歷史角色轉變的事件： “自由民與其他人一道應征入伍。歷任總督與軍事指揮官認為，通過這一變化，議事會的成員便會逐步協調一致，樂於對葡屬印度總督不斷重復的命令和若奧五世的敕令(1709 年 12 月 30 日)給予應有的尊敬。這道敕令指出，當澳門總督在任何時候有重要事情向議事會交代時，他都應享有首席地位。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有幾任總督都習慣於派軍隊中的自由民參加大選，讓他們行使表決權。 這是一個引起許多糾紛和尷尬局面的革新措施。(總督)戴冰玉(DiogodePinhoTeixeira)決心制服抗拒，打擊驕傲而獨立不羈的議事會。他廢除了選舉人選擇新的自治官員的權利，命令舉行另一次選舉，這一步驟如此非法並違背了傳統，以致在任的議事會成員決定繼續履行他們擔任的公職。由於意識到他們的辦公處將被總督的隨從侵入，他們的人會被逮捕，他們先是將伽思蘭堂修道院作為避難所，其後又轉移到聖保祿學院。總督要求耶穌會士交出與他們住在一起的議事會成員。這一要求遭到拒絕後，戴冰玉威脅要用大砲台的砲火，轟擊聖保祿教堂和學院，由於一些受人尊敬的教士進行調解，他放棄了這一瀆神的舉動。但議事會成員巳前往議事亭舉行會議，會議由主教主持。主教在受到邀請時， 161475 趙春晨，前引書，第 68頁。

總是主持政務委員會。高級教士、市民、平民都前來與他們在一起，商議阻止進一步的騷亂和衝突的辦法。總督一聽到這個消息，便趕往現場(1710年 6月 29日)。但集會者一察覺到他正在逼近，便武裝起來，從議事亭衝下去，無視總督要他們解散的命令，向他襲擊，將他和他的追隨者、士兵趕到大砲台。戴冰玉讓三門大砲從砲台向匯聚在議事亭門前的密集的人群開火 476。這一暴行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人們敲響了警鐘，如果不是主教命令在行進途中攜帶聖體——將會熱血飛濺。一見到這一神聖的令人肅然起敬的標誌，人們的怒火慢慢平息了。7月 3日，雙方擬定並簽訂了一個協議。但議事會成員仍回到聖保祿學院，直到 7月 28日才離開。這一天舉行了新總督的就職典禮。戴冰玉被控告、審判，我想，根據葡萄牙的法律，他受到了懲處。”477 當時是康熙盛世，澳葡對滿清官員唯命是從，若議事亭為中國官方機構，決不可能受到砲轟。聯繫到後來乾隆年間澳門總督“若些”因拆除關部行台圍欄及包庇李廷富、簡亞二命案的兇手被聲罪“於小西洋”，遭“勘問”和“以檻車”“返國”的情況，如果戴冰玉砲轟了中國官方的議事亭，其下場不會好於若些，而且肯定會留下記載。 康熙申誌、乾隆暴誌及《澳門記略》均未具體説明是那方的議事亭。綜合上述，我們初步認為：中方從未設立自己的議事亭，《澳門記略》《議事亭圖》所表示的是葡人的議事亭。從“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一語來看，它是一個中國官員暫時停歇的地方，“亭者，停也，所以停憩游行也。”478不過，猶如中央官員視察地方時在該地政府所在地接見當地官員或 476 “第二砲打死了議事亭的門衛，打傷了其他幾個公民。”參見安德拉得(JoséIgnacio de Andarade)《印度及中國來信(Cartas Escriptas da India e da China)》，東方文萃出版社、澳門政府印刷署，1998年，第 86頁。 477 《早期澳門史》，第 63－64頁。 478 《辭海》，第 353頁。 162

者臨時辦公，下澳明清官員有時亦徵用議事亭為臨時辦公之所。因早期中國官員下澳在此宣召葡人、處理公務，因此給人一種是中國機構的歷史錯覺。此外，其崇敞飛牙、鞺牙高橼的中式建築風格，也是導致這種錯覺的原因之一，容後詳述之。 再説為王綽設位一事，也只可能設在葡人的機構中，以示敬重。另外，將萬曆“御碑”置於葡人議事亭中，是有意行為，以加強重申國家主權與治權的重大政治意義。 二、議事亭亭址考 清楚議事亭的性質後，下步是探索議事亭地址的變遷。我們擬從文字描寫及形像資料兩個方面加以考證。 1.文字描寫 郭永亮認為議事亭首建於 1583－1585年間 479，但未出示任何證據。精通澳門歷史的文德泉神甫對此無十分把握，因而含蓄地説：“似乎其原始的樓房可以追溯至 1584年，⋯⋯”480但對其位置無任何涉及。一份撰於 1642 年的描寫澳門慶祝葡萄牙復國盛況的文獻，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第二天是當月 25 日，禮拜三。本城政府的人從周圍的一個村莊弄來了找得到的最好的牛。在 cafadaCamara(議事亭)附近的 rua direita段落上放牛奔跑。因為這是城內很寬、可用來舉行慶祝活動的主要街道。行政官官署 481 的人(Os do Magiftrado)和總督出席觀看。”482 因知，cafa da Camara(議事亭)位於澳門當時的主要街道 479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台北，1990年，第 21頁。 480《澳門地名》，第 1卷，第 62頁。 481 議事亭的異稱。 482 博克塞，前引書，第 171頁。 163

rua direita上。rua direita的中心段落就是今天的議事亭前地一帶。483這條 rua direita可能就是郭棐通志中所説的“聚廬中大街” 在葡萄牙古代市鎮地名中，rua direita可譯為“直街”或“正街”，但並不顧名思義是直、正的，例如澳門的清平直街及關地前正街、竹室正街、龍嵩正街和荷蘭園正街。“直街”意思是“直接通往某街”。它是一個地方的中心，一般有市政府、恥辱柱、仁慈堂、教堂、市場等主要城市建築，同時為主要商業區。葡人在海外擴張中，將此城市建築模式帶到了世界各處，例如巴西許多地方至今仍有 rua direita，印度的果阿也還有 rua direita。除了用“rua direita(直街、正街)”這一簡單的形式外，還可為其添加限定詞，形成“rua direita”＋限定詞即××直街、正街的結構，例如氹仔的 Rua Direita Carlos Eugénio(施督憲正街)。 此外，另一份 1642年的葡語資料在描寫澳門慶祝葡萄牙擺脱西班牙統治復國活動的盛況時，也有涉及議事亭的許多寶貴資料： “當天晚上，這個崇高的城市的政府 484成員，隨同許多紳士、貴族和騎士大出風頭，要描寫的太多了。這是一盛事，需要大肆張揚，鋪張排場。排成一隊從 camara 的院子(patiodaCamara)裏開始遊行，⋯⋯在行政官官署的院子(patio do magiftrado)裏準備了兩條彩船⋯⋯”485 “⋯⋯擊鼓與鳴笛後，眾人三次歡呼，上尉 486從 camara院子的大門(portal do patio da Camara)上降下了有葡萄牙王徽的旗幟，⋯⋯”487 483 阿馬羅(Ana Maria Amaro)《從草棚到混凝土大廈－澳門是這樣誕生的(Das cabanas de palha às torres de betão ASSIM NASCEU MACAU)》，里斯科技大學社會及政治高等學院、東方文萃出版社，1998年，第 75頁。此書中的漢語註釋錯白字連篇，引用時應特別慎重。 484 議事亭。 485 博克塞，前引書，第 173頁。 486 按照規定，兼任議事亭書記。 487 博克塞，前引書，第 178頁。 164

“⋯⋯人人看得目瞪口呆，參加者中有。amara 的門衛(porteirodaCamara)若昂·羅德利格斯(Ioão Rodrigues)。他是日本人，應呞咑亭(cidade)的要求，加入了上述日本人的遊行隊伍。”488 此處記載的議事亭院子、大門及門衛的情況，與《澳門記略》中《議事亭圖》形像資料相合。 2.形像資料 1)繪圖 歷史上，漢語載籍遺留下來的議事亭圖像只有《澳門記略》中的繪圖，為一典型華式亭院。至於該亭的建築風格，澳門土生學者高美士 1966年提出的一番見解令人耳目一新： “迄今未見一份早於 19 世紀的可使得我們對主導本城命運的人集議的地方的原始造型有一略觀的圖像文獻，唯一的是1747年(原文如此，應為1751年)出版的一部中國古書《澳門記略》中的一幅圖。 人們對原樓是否確實就是圖中所描繪的線條大有疑問，但如果將此繪圖比較一下同書中非常準確表現了 18 世紀澳門場景及歐洲人物的其他圖畫的話，無理由不認為議事亭圖就是原始的議事亭建築。如同本地工匠描繪的那樣，是一座簡單的亭子，前有屋簷，頂為中國式的飛檐。前面有一庭院，四周是高牆。的確，圖中亭子的建築線條及屋簷為典型的華式風格。這並不奇怪，因為早期葡萄牙人不得在澳城裏擅自建築，自然，將議事亭的建築交付華人。華人按照他們的樣式及喜好起造，只是按照葡萄牙人的建議略有修改。那些十足歐洲風格的圍牆及大門上的細部及裝飾可能便是屬於此種情況。 誠然，在 18世紀，一個華人工匠無能力想像出這些細部及裝飾的圖案。他們同歐洲藝術的接觸尚少，不可能將任何 488 同上，第 177頁。 165

歐洲藝術的成分加入他們的作品中去。如果他們再現了這些細部及裝飾，肯定是照葫蘆畫瓢，因為他們的眼睛注意到了給他們印象最深刻和他們認為最奇特的東西。該書中其他十分逼真地反映了不同教團神甫，一位貴族，一個淑女，不同交通工具及一艘大船的刻圖，正是在此情況下產生的。”489 高美士的這一看法長期未引起葡語史學界的重視，直至近期古傑龍在一本關於議事亭建築歷史的專著中才引述了這一觀點： “澳門最古老的建築物都沒有文獻記載，市政廳大樓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它建於 1583年 490，相信這是在同時成立的市政廳的第一幢大樓，該幢大樓矗立在市中心，估計就是今天的現址。 猜想該大樓的外貌正是這書所輯錄的圖畫，該圖畫原載於澳門十八世紀專題論文——澳門記略，原著由兩名經常赴澳門擔任職務的高官 Tcheong－Ü－Lâm491及 Ian－Kuong－Iâm492撰寫。 這幅畫由一名中國藝術家單憑自己當時的想像描繪出來，象徵着富有殖民色彩的庭院。假若留意到該書的初版日期是 1751年，圖畫所指就是市政廳的第一座大樓，至於建成的日期便無從稽考。 澳門記略的作者想讓人們知道，他們描述的市政廳大樓肯定是第一座大樓。‘明朝初期在澳門設有三個警察廳，今天只有議決事件的議事庭。’493LuísGonzagaGomes494毫不猶豫肯定這庭院就是市政廳。 489 高美士《澳門－歷史悠久的城市》，第 104頁。 490 此言可榷。議事亭成立的年代不一定就是其亭址興建的年代。 491 張汝霖。 492 印光任。 493 此句是從《澳門記略》中“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議事亭不廢”一語的葡譯再回譯漢語的。 494 高美士。 166

藝術大師繪畫這幅圖畫極富想像力和融入中國建築學的色彩，這說法符合王紹鈞博士認為葡國建築學在澳門初期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理論。 WongShiuKwan 在 1970 年出版 Macao architecture and integrate Chinese and Portuguese influence一書，講到 1557－1770年期間，‘昔日的澳門居民不論華人和葡人在建築房屋上都傾注自己國家的特色，盡量在新環境中保持本身的傳統生活，可是不熟識外來新朋友的思想和技能。但隨着時間的過去，利用了當地的材料和中國工匠興建樓房，所以，葡國建築受中國的影響，是無法避免的。例如建築屋頂以及採用中國裝璜。’ 另方面，該兩名中國官員的專題論文初版是在 1751 年，而該大樓的簇新外貌與現今外貌相近，所以，圖畫上的庭院建於 1784年之前。”495 我們認為，高美士的高見及古傑龍的補充均有道理。在此，我們增補高美士和古傑龍未注意到的一個關聯細節。 《澳門記略》上《小税館》圖中，在馬頭及税館倉庫後有一組帶有十字架的豪華建築物。《粤海關誌》中《澳門總口圖》上將其標為“夷屋”496。無疑，這是一位信奉天主教葡人的宅第。從庋藏於里斯本地理學會的一份作於 1779 年的澳門內港圖 497上的圖例可知這是西孟·維森特·羅紗 498的巨宅。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宅院圍牆上的裝飾與《議事亭圖》中圍牆的裝飾完全相同，説明這種飾案確實是歐洲風格。也就是説，高美士的理論是可以成立的。 495 古傑龍《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第 9、15頁。 496 梁廷枬《粤海關誌》(袁鈡仁校註本)，第 73頁。 497 參見里斯本地理學會圖書館 6D－16圖局部放大圖。此圖的縮印本，可見《歷代澳門航海圖》，澳門海事署，1986年，第八圖。另見黎沙《澳門－熱帶葡萄牙人類學研究》第 305頁上所刊登的 1746年圖中關部行台左側的建築。 498 詳見金國平、吳志良<澳門歷史上的 Rosa家族>，《東西望洋》，第 406－410頁。 167

似乎可以結論説：《議事亭圖》便是議事亭 1783－1784年擴建之前的建築外觀。它始終位於同地，從無變遷。其建築風格以華式為主，融合了歐洲裝飾某些特點。這是澳門歷史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實例。 2)圖籍 既然議事亭為早期澳門主要機構之一，其建築在西方圖籍中不會不有所反映。古傑龍在其圖文並茂的《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中，複製了被認為是澳門最古老地圖之一的荷蘭人布利的《Amacao》圖 499，並配如下圖例： “亞媽閣 500 Theodorede Bry(1598年)繪，可能是最古老的一幅澳門圖。畫內有市政廳所在地的標記，但不太令人相信它被繪入畫中。”501 古傑龍只是根據大概的地理位置判斷出了議事亭所在地，但有疑問。如前所述，葡萄牙古代市鎮的建築佈局一般以 rua direita(直街、正街)為中心，有市政府、恥辱柱、仁慈堂、教堂、市場等主要城市建築。在《Amacao》圖中，許多典型的建築均有標示。在中央部位的一所方型房屋前，一石基上見有一柱形物。通常認為這是個十字架。實際上，它是象徵市政權力的恥辱柱。有了這個基本參數後，它後面的方型建築便是議事亭，其所在的地點便是澳門的心臟地帶——rua direita(直街、正街)。其東南方向的錐形建築應該是仁慈堂。在 1626年的思佩德(John Speed)Macao圖上，這個恥辱柱十分明顯 502。1635年的雷森德(Pedro Barreto de Resende)的 Macao圖上也見這個恥辱柱，其東南方向的錐形仁慈堂頂上有一個十字架 503。1640年匿名 Macao圖及 1640年 Porto de Macao圖中均見這個恥辱 499 《澳門：從地圖繪制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第 139頁。 500 應譯為“亞馬港”。 501 古傑龍《澳門市政廳大樓記略》，第 6頁。 502 《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目錄後插圖 2。 168

柱 504。大英博物館藏 1646年的雷森德的 Macao圖上，清晰可見這個恥辱柱及其東南方向頂上有十字架的仁慈堂 505。 三、萬曆碑勒立及其被毀年代 萬曆碑勒刻於 1615年 506。至於其被毀的年代，中外記載不記錄至 1745 年澳門歷史的《中國及日本亞洲》有一條十分重資料： “世人發明了文字來記敘人們的行動，使其英名不朽，讓時光無法湮沒他們的業績；人們會說為何羅馬人不僅在紙張、羊皮以筆書寫，而且在石碑及青銅上以刻刀鏨留下了勝利的紀錄，以誌國人，永垂不朽；華人亦不例外。如無如此之多的虛幻、迷信及異教的傳說，如他們的作家不陷入盲目意見的分歧，肯定他們是值得一信的。 在此方面，今天澳城這一殖民地締造者中那首批葡人所作的太少了；因為他們只是注意撰寫那些說明性的書，卻無任何理由地沒有給後人留下任何可以回憶他們業績的東西。他們十分呆板，以至於在石碑上以漢字刻下了不太重要的東西，例如有關船隻及工匠的規定。這在議事亭(casadoSenado)內的墻上可以見到。這些只要寫在一本書或羊皮紙張上便足夠了。同時，卻在另外兩塊石碑上明文刻著臣服於外王的文字。這些石碑，議事亭(Senado)後來通過谨慎的協議(prudente acordo) 503 白烈度(Luís Filipe Barreto)《16－17世紀澳門地圖》，(不分頁)，澳門駐里斯本聯絡處，1997年。亦見《澳門：從地圖繪制看東西方交匯》，第118及 130頁。 504 《16－17世紀澳門地圖》。 505 《澳門：從地圖繪制看東西方交匯》，第 137頁。 506 詳細考證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70－78頁。 169

下令將其從原来所在的墙上取下，因為對葡人來說是種恥辱。此外，在重要的方面，在令人置信的行動方面，竟無隻字片語。一切茫然無知，只有一些葡萄牙作家出於好奇對這些問题有所涉及。”507 因知，萬曆碑在 1710 年砲轟議事亭的事件中未遭摧毁，而是“議事亭(Senado)後來通過謹慎的協議(prudente acordo)下令將其從原來所在的墙上取下”的。何時、是誰與葡人達成“協議”以取下石碑，是個值得跟進的重大歷史問题，因為“從物質上消滅市政廳石碑的企圖是最早出現在澳門的正式抵抗皇帝權威的行為之一。”508 “乾隆未年，葉廷勳《於役澳門紀事十五首》之七云：‘議事亭荒謄斷碑，前朝曾此限西夷。(原註：亭內有石碑，限各款禁條，為萬曆年立。)509此處“荒謄斷碑”，可能便是從墙上取下石碑後留下的殘破景象。但葡人並未摧毀此碑，而是移立議事亭入口處 510。後來，還用它向英国人證明澳門的法律地位，反爾弄巧成拙 511。1848年，亞馬勒“下令將其清除”512。 507 若澤·德·耶穌·瑪利亞(Joséde Jesus Maria)《中国及日本亞洲(Asia Sinica eJaponica)》，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海事博物館，1988 年，第 1 卷，第123－124頁。 508 参見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皇帝的權威和對抗的象徵——萬曆和乾隆“法典”在澳門>，《文化雜誌》，第 44 期，2002 年，第 47頁。 509見章文欽<明清時代中國高级官員對澳門的巡视>，第 31頁，註釋 8。 510 安德拉得，前引書，第 88－89頁。 511 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著、王国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第 78章及薩安東，前引文，第 46－47頁。 512 薩安柬，前引文，第 48頁。 170

中國官員臨澳駐節地考 議事亭曾經是明清官吏向澳門葡萄牙人宣讀政令，以及雙方會商公事之地。至於中國官員在澳公幹駐紮何處，似乎只有關於自嘉慶朝起在蓮峰廟駐節的涉及 513，迄今未見比較全面而詳細的研究注意此前的情況。此乃澳門歷史有待探明的暗角之一。 從萬曆海道禁約後，明政府規定： “海道每巡歷濠境〔鏡〕一次，宣示恩威，申明禁約”。514 “⋯⋯分守廣東香山等處地方備倭參將⋯⋯每歲同巡海道臨澳查閱一次，⋯⋯”515 值得注意的是，有明一代，未見督撫下澳的記載。入清以後則不同，廣州大吏時常臨澳，甚至有欽差多次視澳 516。在有關臨澳大吏的記載或他們自己留下的詩文中，偶有涉及在澳下榻處。 杜臻康熙二十二年(1683)巡澳後，在其《粤閩巡視紀略》中描繪了葡人特地為他預備的賓館之豪華： “館予之室有三層，⋯⋯牀几皆泥金，地舖鮮花蕊瓣，厚數寸，紅紫爛然”。517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底，廣南韶道勞之辨陪同粤海關滿監督宜爾格圖、漢監督成克大巡歷濠鏡 。事後，勞之辨記日： 513 參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73 號、第 675 號、第 676號及第 677號文件。 514 《明神宗實錄》，卷五五七，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35頁。 515 同上第 1卷，第 7頁。 516 章文欽<明清時代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第 1－34頁。 517 杜臻《粤閩巡視紀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 2卷，第 20頁。 171

“乙丑初設海關，額未定。商人仗新榷立威。乘 夷演礮誤觸其船，以夷人劫貨傷人起訟端。余會同榷使宜、成二君尅期進 ，焚香告神，誓無枉縱。薄暮抵行館，有通事懷橐中金求見，不下陸大夫裝。余使吏人叱之去。”。518 通政司副使焦祈年在雍正七年(1729)出任廣東觀風整俗使後，於次年十二月巡視澳門，後撰有《巡視澳門記》，詳紀其行： “⋯⋯〔十二月〕初八日 519，至前山寨，都司守之，所以扼澳彝也。二十里至關閘，沙堤一線，蜿蜒數里。大海迴環，夾輔左右。此南北之門戶，華彝之交界處矣。前行至濠鏡澳，彝長率兵來迎。彝有黑白鬼二種，白貴而黑賤。蝟鬚魋結，髮各種種。帽三角，短衣，五色不等。扣纍纍如貫珠。咸佩刀，鞾拖後齒，繃脛上。彝長六，譯使一，迎使者入穹廬坐。以次獻技，以鼓節之。有問，則脫帽夾肘間以對。” “使者乃返息公所 520，招彝長來，為之宣揚：‘聖天子威靈，特命撫綏爾等，以昭柔遠之意。其敬守此土，長享太平’。譯使前致辭，為言：‘彝等久沾聖化，無可報稱，願率其醜伍，永為外臣’。乃北面稽首，歡躍而退。使者明日遂行。”521 杜臻筆下的“館予之室”、勞之辨記載的“行館”及焦祈年下榻的“公所”，都告訴我們葡人接待中國官員的地方屬於“公館”522，而且是一座三層樓宇。此類樓宇的規模見之《澳門記略》： “屋多樓居。樓三層，依山高下，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狀者，共覆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垣以磚，或築土為之，其厚四五尺，多鑿牖於周，垣以 518 錢儀吉《碑傳集》，光緒十九年，第 20卷，第 11頁。 519 1731年 1月 15日。 520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中亦見此稱，參見下冊，第 1496號文件。 521 郝玉麟《廣東通志》，卷六二藝文四。引自<明清時代中國高級官員對澳門的巡視>，第 16頁。 522 在漢語中有三個基本詞義：古代公家所造的館舍；仕宦的寓所；敬稱他人的住所。 172

飾堊。牖大如戶，內闔雙扉，外結瑣窗，障以云母 523。樓門皆旁啟，歷階數十級而後入， 窱篠詁屈，己居其上，而居黑奴其下。”524 《澳門記略》還收錄了駐澳海防同知印光任和張汝霖的四首詩： “印光任《雕樓春曉詩》：何處春偏好，雕樓曉最宜。窗晴海日上，樹暖島雲披。有戶皆金碧，無花自陸離。坡仙應未見，海市道神奇。 張汝霖《澳門寓樓即事詩》：剖竹綏殊俗，行襜駐暮秋。到門頻拾級，窺牖曲通樓。几月能圓缺，簾風自拍浮。 海隅容錯處，應視一家猶。”525 “《寓樓舒望詩》：寒雲葉葉不成陰，爽檻疏欞踞碧岑。”526“張汝霖《寓院花詩》：曉窗初掛處，鼻觀覓微茫。馥郁攢金粟，晶瑩鏤玉肪。憑欄低作供，入夜仰為霜。儻託蒼岩老，高風散遠香。院盡為外垣，門正啟。⋯⋯”527 “雕樓”、“有戶皆金碧”及“爽檻疏欞”寥寥數語，烘托了該樓的豪華程度，而且有庭院、外垣。張汝霖《寓院花詩》所云，可能是一所花園別墅。張汝霖稱該公館樓為“澳門寓樓”或“寓樓”，不正好説明它是中國官員下澳暫住的“公寓”嗎？ 在庋藏於里斯本國家檔案館中的“中文檔案”中，“公館” 或白鴿巢 528公館頻頻出現 529。在此僅舉幾件較早和能説明 523實際上可能是蠔鏡片，參見金國平、吳志良<“蠔鏡”與“海鏡”>，《鏡海飄渺》，第 228－230頁。 524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第 145頁。 525同上，同頁。 526同上，第 146頁。 527同上，第 147頁。 528《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79、834及 918號文件。亦稱“白鴿稠”，參見同冊第 780、781及 782號文件。其具體位置的討論，參見湯開建<嘉慶十三年《澳門形勢圖》研究>，《文化雜誌》，第 40－41期，第 94頁。 529 詳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九章清朝官員與澳門”，第363－402頁。 173

某些問題的原檔： “香山縣丞興聖讓為飭傳知有關鄧類斯上省下澳憲諭事下理事官諭(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767·12·9) 特授廣州府香山縣左堂加三級紀錄八次又軍功紀錄二次興，諭澳門夷目唩嚟哆等知悉： 照得現奉軍民府憲平諭開：經面稟督憲，飭令將鄧類斯每年與別國夷人同牌僉發下澳，即在別國夷館寄居，次夏仍復同牌回省。等因。 奉此，合就諭知。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立即備辦公館，傳齊八頭目，并帶同通事，在于公館聽候本分縣的于廿一日親臨下澳，面傳憲諭。毋違。特諭。”530 此件除了是最早出現“公館”一語的文獻外，還説明中國官員臨澳不一定總是在議事亭辦公，“公館”也可作為辦公地點使用。 另外一份文件説明，澳門僅有一所“公館”。在數官同時臨澳的情況下，需要另備住處 531： “署香山知縣彭昭麟為臨澳巡查飭備公館事下理事官諭(嘉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1804·11·24) 署香山縣正堂彭，諭夷目□□□□〔唩嚟哆知〕悉： 照得本縣指日臨澳公幹，先經□□□□〔諭飭該夷〕目預備□□〔公館〕一所去後。□□□□□□〔隨據該夷目稟〕稱： 澳內公□〔館〕□□□□□□□□□□軍民府憲在□□□〔澳駐札〕□□□□□□數日，始行回署。而澳內公館借只一處，其餘亦無從設法再備。等情。稟覆□〔前〕來。 查向來各官數位一起到澳，諭飭該夷目各備公館一所，無不齊備。今本縣甫經到任，為地方起見，不憚勞悴，親身巡查，□□〔勢難〕露處。可只飭令預備住宿處所，並無另 530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第 1369號文件。 531 1810年 3月 28日，中方曾要求準備三處。參見金國平、吳志良《粤澳公牘錄存》，第 4卷，第 174號文件。 174

外苛求。姑再諭飭。諭到該夷目，立刻借備公館一所，不必寬大華麗，聽候本縣的於本月廿五日臨澳巡查。毋得推諉，致干未便。凜遵。特諭。”532 從“白鴿巢公館”可知其地在白鴿巢，但“公館”具體位於何處，至今未見漢籍中有隻字記載，實為澳門史一懸案。 在我們編輯的《粤澳公牘錄存》中有關涉及不少，茲舉幾例，以示其變化的過程： 早期使用“Caza da residencia dos Mandarins(官員住宅)”533，“Caza da Rezidencia(住宅)”534或簡稱“Caza(宅)”，535亦見“lugar da residencia(住地)”536一稱。從 1829年起，始見“Cum－Cuon(Caza da rezidencia dos Mandarins)”537。“Cum－Cuon”是漢語“公館”的譯音。從括號中的原文解釋可知，“公館”的葡譯是“Caza da rezidencia dos Mandarins”，因此，有時只用“Caza da rezidencia dos Mandarins”538這一不帶音譯的純葡語形式。 由於“公館”的具體位置在漢籍無考，只好求之西籍。龍思泰記載説： “澳門的人口混雜，其政治存在因中國臣民未經改變的臣屬關係而發生分歧，從而使衝突不時發生。當公共事務需要有本地區的中國地方官員在場時，議事會就為他租一個臨時住處，直到 1779年，作出了購買一所房屋，以接待本省低級官員的決定。這所房子被稱做“中國官邸”(Mandarin'shouse－“CasadoMandarin”)。還要找一些寬敞、方便的住所，以接待高官或總督。 532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762號文件。 533 粤澳公牘錄存》，第 1卷，第 155號文件，第 5卷，第 116、117號文件。 534 同上，第 4卷，第 198、2261號文件，第 6卷，第 156、167號文件。 535 同上，第 2卷，第 203號文件。 536 同上，第 4卷，第 107號文件。 537 同上，第 7卷，第 11l、277號文件，第 8卷，第 1號文件。 538 同上，第 7卷，第 244號文件。 175

當他們駕臨澳門巡視時，理事官都要選一所寬敞的房屋供其駐扎，臨時將房屋拾掇好，並按照中國式的優雅風格和品味來裝飾。”539 龍思泰所説不盡準確與正確。無論是上引漢語文獻還是葡語原始資料記載的時間，都遠遠早於 1779年。《大西洋國》雜誌上公佈的《歷史復活(一個耶穌會視察員的未刊稿頁)(1665－1671)》記錄説： “(1668 年)6 月 24 日下午 5 點左右，一位以九鑼開道的大人從前山經陸地來到了我們的教堂 540邊上的那個城門541。全程陪同他的議事亭官 542在那裏迎候他，安排他去一所習慣用來安頓從廣州來的官員的普通公館(cazaordinaria)裏去。它一般用來接待從廣州來的官員(言外之意，這位大人是來視察澳門，巡海的)。他非常高興地進了我們的教堂。他登上了唱經台。在風琴等伴奏下，為他舉行了例行的歡迎儀式。”543 此檔案比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1767·12·9)的“香山縣丞興聖讓為飭傳知有關鄧類斯上省下澳憲諭事下理事官諭”544還早一個世紀！ 539 《早期澳門史》，第 129頁。 540 花王堂。見里斯本軍事工程考古研究辦公室藏澳門陸軍工事局Doc.1243/2A－24A/Ⅲ圖(我們使用的是《澳門百年巨變》，澳門駐里斯本聯絡處，1997年，第 12頁上發表的全圖)上 e號標示。 541 三巴門。見澳門陸軍工事局 Doc.1243/2A－24A/Ⅲ圖上 i號標示。 542 理事官。“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於三巴門外，三巴砲台燃大砲，蕃兵肅隊，一人鳴鼓，一人颭旗，隊長為帕首靴 狀，舞槍前導，及送亦如之。入謁則左右列坐。如登砲台，則蕃兵畢陳，吹角演陣，犒之牛酒。其燃砲率以三或五發、七發，致敬也。”趙春晨，前引書，第153頁。 543 <歷史復活(一個耶穌會視察員的未刊稿頁)(1665－1671)>，《大西洋國》，第 1系列，第 1－2合卷，第 750頁。 544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第 1369號文件。 176

該雜誌主編佩雷拉 (J.F.Marques Pereira)對館址考證註釋如下： “一所習慣用來安頓從廣州來的官員的普通公館 位於花王堂街和聖方濟各巷 545的拐角處。聖方濟各巷由此開始至聖保祿學院 546的側街。 稍後，當丟臉地同意左堂或澳官 (mandarim de Macau) ——其住宅位於 RuadaPraia Pequena 547，面對魚欄(Bazardo Peixe) 548，近中國海關 549，後為亞馬留(Ferreira do Amaral)所逐——駐扎澳門時，位於花王堂街的官員公館仍舊，在本卷第 96 頁上我提及的 1838 年 550奧佐利奧(Candido Osorio)的澳門地形圖上，仍然可見。”551 在奧佐利奧澳門地形圖上，見有“大憲公館 (Caza do Mandarim Maior)”552的圖例。這便是龍思泰所説的接待高官或總督的寬敞、方便的住所。另外還有“官員公館 (Casa dos Mandarins)553，即“普通公館”的標示。 “大憲公館”在當時漢語資料中稱“大公館”554，以區別於“普通公館”。語見“澳門同知兼署香山知縣鍾英為兩廣總督臨澳飭備公館等事下理事官諭(嘉慶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817·10·21)”： 545 見澳門陸軍工事局 Doc.1243/2A－24A/III圖上 n號標示。 546 同上 p號標示。 547同上 N號標示。 548同上 O號標示。 549 同上 K號(小税館)標示及 s號(關部行台)標示。 550 此圖初繪於 1831年，《大西洋國》，第 1系列，第 1－2合卷，第 91頁。1831年圖的尺寸是 135x97cm。 551《大西洋國》，第 1系列，第 1－2合卷，第 759頁，註釋 113。 552見澳門陸軍工事局 Doc.1243/2A－24A/Ⅲ圖上 Q號標示。 553同上 m號標示。 554《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89號文件。 177

“特授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兼署香山縣正堂鍾，諭夷目唩嚟哆等知悉： 照得兩廣總督部堂蔣憲 555駕，不日臨蒞澳門，查閱砲台營伍。凡屬民夷，均應祗迓，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立即在澳內預備大公館一所，鋪陳潔凈，伺候按臨。仍一面將該夷等澳中大砲台及伽 囒、東望洋、西望洋、娘媽閣、南灣各砲台共六座打掃潔凈。飭令夷兵列隊伺接，聽候查閱，以肅觀瞻。毋得怠忽。特諭。”556 “白鴿稠〔巢〕公館”557也稱“白鴿稠〔巢〕行署”。558由此聯想到，康熙申誌提及“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559、乾隆暴誌稱“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關部税署及議事亭，⋯⋯”560以及《澳門記略》“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議事亭不廢。”561公館是否也是葡人為“提調、備倭、巡緝”巡澳時提供的公所？令人疑惑的是，上述三文獻有涉及，卻無具體説明，尤其是《澳門記略》對明清各種治澳機構的設置年代、地點、級別等均有詳細描述，卻對三行署一語帶過。即便是前明的事情，作為地方官的二位作者應該多少有所耳聞。鑒於這一情況，我們認為，“提調、備倭、巡緝”是中方官員，斷無疑問，但“行署”可能不是中方建立的，而是葡方提供的場地，但這不妨礙其公務的執行。換言之，中國官員在葡人提供的房屋“Cum－Cuon(公館)內駐紮辦理公務。而“行署三”似乎不是三座行署的意思，其可能的含義是在一座建築物內由於三種職官的駐紮而產生的三種不盡相同的臨時衙門，即一地三用。在澳門這一彈丸之地， 555蔣攸銛。 556《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89號文件。 557同上，上冊，第 782號文件。 558同上，上冊，第 780號文件。 559《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6卷，第 168頁。 560同上，第 6卷，第 177頁。 561趙春晨，前引書，第 25頁。 178

是否有必要設立三個中方行署，也不能不令人有所懷疑。即便入清以後，也只有一個關部行台。 在《從外籍考察澳門提調及提調司》562一文中，我們在考證提調司故址時，對一幅約作於 1615至 1622年間的《澳門平面圖》563作了初步分析。在此圖上可以看到，花王堂及三巴寺的上方有一方框，其中標示的文字是“Caza do Mandarim，官員之家(或公館)”。就其位置來看，似在白鴿巢。另外，從龍思泰“⋯⋯不法行為從前都在此得到很適當的處置”564 一語可知，官場(Campo deMandarim)為 Caza do Mandarim的所在地。前引葡語文獻已説明Caza do Mandarim就是“Cum－Cuon(公館)”。上述平面圖標示的Caza do Mandarim的區域很大，面積超過其左側花王堂及右邊三巴寺的總和。從其佔地範圍及龍思泰關於“處置”“不法行為”的記述來看，可以推斷這可能是明代“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的處所。 明代下澳的最高官員是税監李鳳。當時總督兩廣的戴燿曾參奏李鳳説：“初，粤中香山澳，九夷貿易，番舶所艤，漸乃築城聚室，儼然立一番主，交構中官，流毒一方云。”565可知李鳳曾與葡人交好，後因過度加税，又反目為仇。自然，李鳳在下澳督税期間不會駐紮葡人安排的公館。由於澳門無中方的常駐機構 566，也不便租賃民房，降低身份，於是在馬閣廟新建“神山第一”殿， 562 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第 196－204頁。 563 參見《澳門：從地圖繪制看東西方交匯》，第 112頁。 564 《早期澳門史》，第 40頁。 565 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78頁。 566 至於澳門在明末是否有過中方的常駐機構，譚世寶説：“澳門馬角的天妃廟既然是有這種官方傳統背景的產物，則可以判定，明代所移設在濠鏡澳的市舶司及課税司，必然在税課使李鳳主建的天妃廟近鄰有駐所。”(譚世寶<媽祖閣歷史考古新發現>，《珠海特區報》，1996 年 8 月 9 日)“⋯⋯當時濠鏡的市舶應有一衙門設於今媽閣廟旁邊；⋯⋯”(譚世寶<澳門媽祖閣廟的歷史考古新發現>，《文化雜誌》，第 29 期，第 91 頁)任何一位嚴肅的澳門歷史研究者案頭必備的《澳門記略》《官守篇(政令 179

將其闢為官廟臨時駐紮。鑒於在李鳳臨澳前，馬閣廟已經是“官廟”，還有一種可能是未添建任何新建築，為了討好他，加了一條銘記。這可能是“欽差總督廣東珠市舶税務兼管鹽法太監李鳳建”這一銘文的真實歷史背景。看來，李鳳建此殿的主要目的不是、至少不單純是倡導媽祖信仰，而是給自己開闢一個不失身份的臨澳住所。聯繫到李鳳為督税，曾“議駐節縣內”，後為知縣張大猷巧妙拒絕一事，大概為了入澳暫住才迫使“德字街眾商”添建一殿。他無建廟的動機，而且也無足夠時間起造整個媽祖廟，因此我們推斷，媽祖廟不是他創建的，至多以他的名義，由“德字街眾商”捐造一殿，或加一銘文，一舉兩得。 從嘉慶始，兩廣大吏下澳駐紮蓮峰廟，又稱娘媽新廟或簡 附)》開卷第一句便是：“唐宋以來諸蕃貢市領之市舶提舉司，澳門無專官也。”(趙春晨，前引書，第 61頁)作為澳門同知，張、印二位此語當有所本，因此譚世寶前説於史無徵，不無臆測之嫌。 據一葡語檔案資料，時至天啟元年(1621)，“慣例是，在重大的場合，我們需要派人去廣州(晉見大吏和通過稟呈商議大買賣)時，澳官們(os mandarins do porto)為我們發放旅行文件，以便通行無阻，但要按照習慣向書役繳納一巴爾達爾(pardao)的工本費，現在不想讓我們去，一反慣例和良好的管理，不給我們發放沿途向船隊和衛兵出示的通行證(chapa da Licenca)。若有發放，便索要高額銀兩。由於這些小澳官們(os officiais piquenos do porto)總是向廣州虛報葡人的情況，海道在巡閲他的管區時常常視察本城，親自了解情況和虛報，看到一切安寧，他得知了真情。今非昔比，派幾個這種小官來此魚肉我們，勒索銀兩。為了讓人們相信，他們總是為自己評功擺好，謊報我們的情況，而我們卻無法講理，也無法求救。這把本地搞得烏煙瘴氣，還讓官員們受騙懷疑我們。”(高美士<荷蘭殖民檔案館所藏葡萄牙 17世紀文獻>，載《賈梅士學院院刊》，第 9卷，1975年，第 1期，第 43頁)前文開頭所説的“商議大買賣”是指去廣州納税，參加交易會。這説明明末澳門不曾有過任何屬於市舶司的“駐所”或“衙門”，否則葡人不必去廣州。而且如果有市舶系統的機構的話，李鳳本可暫駐其地，而不必同知縣張大猷“議駐節縣內”，也不必像神話傳説的那樣下榻“Village of Ama ko”(《文化雜誌》(英語版)，第 5期，1988年，第 14頁。)“Village ofAma ko”在葡語中稱“Povoação da Barra”，可能便是漢籍中的“娘媽寨”。此問題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180

稱新廟。據該廟現存嘉慶二十三年(1818)署理澳門同知、澳門總口委員李和澳門同知、兼理香山縣正堂鐘所勒立的碑記稱：“澳外關內蓮峰神廟，係全澳奉祀香火，又為各大憲案察駐節公所”。567因知，新廟自嘉慶年間已成為粤中大憲巡澳駐節的公所，時稱“新廟公館”568。後松筠 569、蔣攸銛及鄧廷楨等巡澳時均駐紮該地，接見葡方官員。 葡人為中國官員設立公館有其外在的需要，但也有其內在的用意。葡印總督將為各級官員臨澳公幹“飭備公館”的“諭”解釋為： “如果在澳門有何違反帝國法律的事情，官員通過公函或稟呈通知議事亭。如果事情比較嚴重，官員派遣一個或數個他們手下的官員來同議事亭(Senado)及其理事官(Procurador)交涉。為了入澳城，他們要事先申請許可，然後根據其級別在議事亭(Camara)受到禮儀接待。在理事官(Procurador)及受命來秉承的官員之間交涉後，再由議事亭(Senado)根據個案來處理。”570 這裏，葡印總督完全有意顛倒了主從關係！或許，這也算自圓其説的一個範例。幸好，葡萄牙國家檔案館中保留了大量中國各級官員下澳前發給“夷目”命其準備公館的“諭”。這本身就是一種上級對下級命令的公文體。我們可以見到大量的這類語句： “諭到該夷目，即便備辦公館一座，打掃潔淨，聽候按臨，毋得遲違。”571 “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立即預備公館以及應需椅棹。仍飭通事將各處砲台打掃潔凈，聽候查閱。毋得遲違未 567 王文達《澳門掌故》，第 54頁。 568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76號文件。 569 同上，上冊，第 684號文件。 570 曼努埃爾·木里亞斯(Manuel Múrias)《給北京主教的指示和澳門史的其他文獻》，澳門，澳門文化學會，1988年，第 22－23頁。 571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667號文件。 181

便。”572 “諭到該夷目，即將白鴿巢公館速令打掃潔淨，聽候委員臨澳。毋得稽延貽誤。”573 “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預備公館伺候。毋違。”574 左堂此類“諭”的語氣更重： “照得本分縣于五月初一日親臨澳門公幹。合就諭知。諭到該差、保、通事人等，立即傳諭夷目，協辦公館一所，並椅桌、床鋪各項，聽候至期應用。該通事仍即轉知夷目，伺候問話。均毋有違。”575 “本分縣定于本月十七日親臨詣澳，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即便轉飭通事，將白鴿稠公館預備，以便本分縣蒞澳查辦。特諭。”576 “照得本分縣奉憲委署斯任。茲擇於本月十六日親臨澳門，查閱地方情形，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即飭通事協同地保，預備公館，伺候諭話。均毋有違。特諭。”577 無論葡印及澳門議事亭如何狡辯，葡京中央政府對此洞悉無遺。1783 年，內閣殖民大臣卡斯特羅(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責備指控澳門議事亭説： “15.第二條聖諭是，議事會經過多年努力，最終打擊並排擠了澳門的總督，使後者依附甚至某種程度上屈從於議事會。其最過份的舉措是竭力控制支付守城部隊的開支，以致駐軍不是由士兵而是由土著和乞丐組成，事實上人數也很少。因為上述部隊由總督統帥，故這支部隊越可憐，其統帥也就越不受人尊重。 572 同上，上冊，第 672號文件。 573 同上，上冊，第 679號文件。 574 同上，上冊，第 735號文件。 575 同上，上冊，第 774號文件。 576 同上，上冊，第 781號文件。 577 同上，上冊，第 784號文件。 182

16.這一嚴重不妥導致中國官員對我們的一再辱罵，因為他們看不到令其害怕的人。中國官員進入澳門，將陛下臣民視若奴僕，而議事會則卑躬出迎，毫無怒色，用王庫之財產大事迎送，猶如對待其真正主人一樣。”578 乾隆年間，中方有在澳城內選地設立左堂衙署，即建立中國自己公館的計劃 579，因葡人的力阻未果，後在“營地舖地方本屬空閑官地，又係就舊有會館略為修葺增添，⋯⋯。”580其目的是“今戎廳於澳內修葺公館，隨時至澳駐紮，凡地方爛崽匪竊、賭博等類，可以就近查拿，即爾等賬欠等項事故，亦可就近稟求清理，寔為整飭地方，照料爾等起見，⋯⋯”581因有“營地街公館”一稱，“為做公館衙門”582。實際上，澳門早就有中國官員的辦公處： “查澳門營地一段，原係官地，預備辦公之所，四至丈尺，各衙均有案存。地角會館一座，經三街舖行起建，立有關帝神座，數百餘年，爾澳夷誰不知見。 今本分縣因見該會館日久壞爛，是以修葺，從傍并建廂房一間，以為通〔遇〕事臨澳稍駐辦公之便。爾身當夷目，竟不識營地一段，係屬官地留為辦公之所，亦不覺查，便爾驚奇妄誕，⋯⋯”583 “照得營地街會館一案，連接爾稟請拆毀，已經再三申明。我天朝體制，爾等駐澳多年，諒已深知。今再簡約數言，明白曉諭，本縣查勘該館，雖添蓋一間，並無干礙，且房屋矮小，又非高大衙門，爾等不必疑慮。墟亭之四面，已無空地，更無添蓋房屋之所，亦無起建衙門之區。嗣後各照 578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 389頁。 579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772號文件及金國平<佐堂入出澳考>，《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312－323頁。 580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775號文件。 581 同上，上冊，第 775號文件。 582 同上，上冊，第 776號文件。 583 同上，上冊，第 776號文件。 183

舊址相安，息事寧人。”584 所謂的“營地街公館”在葡語資料中亦有記載。《歷史復活 (一個耶穌會視察員的未刊稿頁 )(1665－ 1671)》稱： “7月 4日，香山縣令(不是今年和前幾年說過的丟了官的的那一個縣令，而是他的二把手；當時希望他再任或不久派新官)經陸地於下午 3 點來到了澳門。馬上在五鑼開道及通常的隨從的簇擁下，前往那幾所位於仁慈堂邊上的房子。前山寨及香山的官員一般在這裏下榻。”585 公佈此件的佩雷拉考證註釋如下：“那幾所位於仁慈堂邊上的房子由此段可以看出，除了花王堂街接待官員的房子外，在仁慈堂(議事亭前地？)邊上還有一所供香山及前山寨的官員下榻的房子。”586這所房子是關帝廟內的三街會館。實際上，在此暫住辦公的是左堂： “香山縣正堂許，諭夷目唩嚟哆知悉： 案照澳內營地街舊有會館一所，年久壞爛，闔街修理，將直一間，橫為兩間，以為較量斗秤之地。該夷目等誤聽人言，疑為添建衙門神廟。今本縣親臨查勘，係小屋兩間，並非衙廟。其地近於墟亭，成功不可朽壞。從爾等民夷之所請，將此一間留為公所 587，照墟亭之例，嗣後民夷和會，斗秤公平，勿失和好，永不得違例添建，滋生事端。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即便遵照，仍即日稟覆存案。毋違。特諭。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諭”588 584 同上，上冊，第 778號文件。 585 《大西洋國》，第 1系列，第 1－2合卷，第 751頁。 586 同上，第 1－2合卷，第 760頁。 587 處理某一地區公眾事務的場所。 588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779號文件。 184

可能在“營地街會館一案”後，澳葡從 1792年起 589也開始向左堂提供“公館”。590葡人以免費供給“公館”的雕蟲小技，竟然挫敗了一項中方對澳的重大主權行動。這之後有 1783年《王室制誥》的背景，否則一向“恭順”的澳葡如何膽敢致函中國當局，“查知戎廳在營地街起建公館，司達並未允諾，請即拆去。”591“查得澳內營地街，起建大新屋一座，説是左堂太爺起的，為做公館衙門，哆甚奇異，左堂太爺從無衙門在澳，若是該有時，司達亦有供應了，如供應軍民府、正堂太爺一樣，哆即叫人拆去，但存着正堂大爺面分。”592起先，香山知縣許敦元以為葡人的要求是公函撰寫的錯誤，於是諭夷目唩嚟哆知悉： “現據該夷目具稟：查知戎廳在營地街起建公館，司達並未允諾，請即拆去。等情。 據此，查澳門地方原係中華邊壤，從前爾等番舶貿易遠來，多在澳旁灣泊，嗣以風濤不測，難於久駐，即在澳內築室寄住，並歲納地租，以舒忱悃，積久相沿，遂為爾等世居之所。我聖朝撫馭天下，懷柔遠人，不忍因中國地方久為外夷盤踞，一旦驅逐廓清，致爾等流離失所，是以准照舊例，聽爾住居。而華夷究有攸分，又不便任爾外夷佔侵內地，復經申明禁令，澳內夷房，止許修葺壞爛，不得於舊有之外再行添建，蓋於體恤之中，示以限制之意，勒碑議事亭外，彰彰可攷。是爾等現建房屋處所，皆我天朝之地，其餘空曠處所，更與爾等無涉，不應越分佔管， 589 “署香山縣丞朱鳴和為臨澳公幹事下理事官諭(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三日，1792.7.31)調署香山分縣加三級朱，諭夷目唩嚟哆知悉：照得本分縣因公駐澳，所住白鴿稠〔巢〕行署，尚需數日盤桓，合行諭知。諭到該夷目等，即便轉飭通事、看管人等，一體遵照。毋違。特諭。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諭”《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780號文件。 590《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第 398－403。 591 同上，上冊，第 775號文件。 592 同上，上冊，第 776號文件。 185

想爾等所宜深悉者也。今戎廳以中華職官，在本管地方蓋建房屋，原非爾等夷人所宜阻止，且營地舖地方本屬空閑官地，又係就舊有會館略為 修葺增添，該處並無夷房，彼此干礙，更非爾等所可藉口混爭。 況戎廳原住前山，我大皇帝念爾夷眾與華人雜居澳土，誠恐刁黠之徒滋生事故，是以令戎廳移駐望廈，俾與澳中貼近，稽查彈壓。迨後衙署被風塌倒，歷任各官居於翠微，以致離澳窵遠，不特辦理公事，鞭長莫及，即爾等遇有事宜，欲行陳稟，亦屬艱難周折。今戎廳於澳內修葺公館，隨時至澳駐紮，凡地方爛崽匪竊、賭博等類，可以就近查拿，即爾等賬欠等項事故，亦可就近稟求清理，寔為整飭地方，照料爾等起見，方應感激之不暇，何得反請將房屋拆毀耶？爾等素常恭順，未必為此唐突之言，諒係番書不通文義，措詞不妥，合行諭飭。諭到該夷目，即便遵照，毋得妄生事端。仍嚴飭番書，嗣後一切文稟留心檢點，毋稍錯謬干咎。特諭。”593 乾隆年間，中方放棄為左堂在澳城內建衙署而接受葡人提供的“公館”，是治澳的一大失策。連在自己的領土上“擇地建立”中國“衙署”都要“除飭夷目查覆外，合行查議，備行到廳，煩照事理，即便會同夷目，在於澳內相度情形，何處可以建立衙署，擇地擬議移覆，以憑核議轉詳”594，最後為“息事寧人”，左堂不敢在三街會館內辦公，卻被迫“暫賃民房，權時駐足”595。這一事實説明，由於種種原因，在乾隆年間，中國已部份地喪失了澳門的領土管理權，這也旁證了我們將 1783－1844年稱為葡萄牙殖民統治前期作為政治史分期的觀點 596。看 593 同上，上冊，第 776號文件。 594 同上，上冊，第 772號文件。 595 同上，上冊，第 786號文件。 596 吳志良<澳門宏觀行政架構的發展及其與《基本法》的銜接>，吳志良、陳欣欣《澳門政治社會研究》，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9年，第20頁。 186

來，馬士所言經不起史實的檢驗，起碼欠缺了絕對性： “葡萄牙人經過了在中國沿岸的暢旺貿易時期之後，他們獲准定居澳門。他們是在中國的管轄權之下生活的。葡萄牙人在管轄他們自己國籍的人員方面，通常是不會受到干預的。至於其它方面，如管轄權，領土權，司法權 597及財政權等，中國是保持其絕對權力的，這種情況繼續達三個世紀之久，直至1849年時為止。”598 “到乾隆時，滿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敗，⋯⋯”599朝廷也就逐漸失去了“其絕對權力”。清朝對華洋長期雜處且存在交叉混合管理特色的澳門地區的控制也難免受到影響。對此，我們無需諱言。在中葡和平友好解決了澳門問題後，學界可超越既定思維，以無預設的立場，從純學術的角度，以具體個案為例，重新探討中國對澳主權逐漸喪失的歷史過程及其各個階段的特性。 597 關於最終司法權的破壞與喪失，可見金國平<張汝霖詐賄隱史>，《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83－107頁。 598 [美]馬士著，中國海關史研究中心組譯，區宗華譯，林樹惠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 年)》，廣州，中山大學出版杜，第一、二卷，1991年，第 9頁。 599 錢穆《中國歷代政冶得失》，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 163頁。 187

澳門與禮儀之爭 ——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 澳門地域很小，人口也不多，但澳門作為南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貿易港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是歐風東漸的突破口，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了近五個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埸所，身臨其境地見證了其間的得失成敗和高低起伏。 有趣的是，在方圓數里的彈丸之地，生活於此的華洋民族卻能共處分治、和睦與諧，無論從政治上還是文化上都沒有太大、太多的衝突。一直以來，我們更多地從利益驅動的角度去分析這一現象，很少從利益本身所蘊含的文化自覺的視角去考察中葡文化的各自基本特徵和精神及其能夠在澳門共處併進的底蘊。澳門跨文化環境的形成和發展，實在與中葡文化的自覺及其包容性密不可分。 本文試圖以澳門葡人的自我定位以及禮儀之爭 600時期中葡的反應和表現為案例，從經驗層次初步探討跨文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覺問題。 600 除了李天綱的專著(《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外，近期中國學者討論這個問題的論文有：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文化雜誌》，第 46期，2003年春季，第 217－226頁；周萍萍<清初法國對葡萄牙“保教權”的挑戰>，《文化雜誌》，第 46期，2003年春季，第 227－232頁及鄭妙冰《澳門——殖民滄桑中的文化雙面神》，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 55－66 頁。總體而論，西方學界研究的深度及廣度均處於領先地位。至今重點是探討爆發的原因及過程，但對這一爭議對中國歷史本身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探討較少。禮儀之爭切斷了中國與西方的科技、文化交流，是造成近代中國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學界應從這個層面 188

一、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文化自覺 葡萄牙人“立埠於澳門，實為泰西通市之始”601。自 1557年起，葡萄牙人在沒有任何協議的情況下得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腳下“築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602，到1887 年通過《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獲得“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直至 1999 年才最後從中國領土上撤走，無論在西方殖民史上還是中外關係史上，都是一個異數。更加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中葡人民在澳門的和睦共處雖然是基於不同社群分治的前提，但文化、思想和風俗習慣差異如此之大的民族，竟然可以在方圓數里之地共同生活幾個世紀而不發生重大武力衝突。 正如我們之前有機會 603指出，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夠在澳 來加深對禮儀之爭的研究。我們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它將成為中國近代史的一門顯學。2001年，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出版了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編輯，金國平漢譯目錄的《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 中 國 禮 儀 之 爭 及 康 熙 皇 帝 與 教 廷 關 係 研 究 及 文 獻 集(DEKANGXIPARAO PAPA，PELA VIA DE PORTUGAL－Documentos relativosàintervencção de Portugal e da Companhia deJesus na questão dos Ritos Chineses e nas relacções entre o ImperadorKangxie a Santa Sé)》。全書 3卷，總計 1382頁。第一卷為一長達 452頁的研究論文，餘下二卷收錄了庋藏於歐洲許多檔案館和圖書館的原檔 191 件。它是繼陳垣編《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及[美]蘇爾、諾爾編，沈保義、顧衛民、朱靜譯《中國禮儀之爭：西文文獻一百篇(1645－1941)》之後，最重要的歷史文獻集。這部著作對進一步推動禮儀之爭的全面研究，尤其是探討葡萄牙在康熙和教廷之間所起到過的外交作用具有重大意義。 601 王之春《清朝柔遠記》，第 361頁。 602 王之春，前引書，第 7頁。 603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 341－353頁。 604 吳志良<16世紀葡萄牙的中國觀>，載《東西交匯看澳門》，第 149－170頁。這一變化的基因是，無論是葡人經商還是耶穌會傳教，都必須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否則一事無成。因此，可以從本質上理解葡萄牙人向來的 189

門立足，是因為他們中國觀 604 的變化。被稱為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的葡萄牙人皮萊資在 1516 年完成的《東方誌》雖然對中國的不少事物驚讚不已，但是仍足足用了一個段落來討論征服中國的可能性。他認為，控制中國沿海應是相對容易的事情：“用印度總督(阿爾布克爾克)征服馬六甲的 10艘船隻，便足以輕易控制整個中國沿海”605。皮萊資之所以口出狂言，是因為葡萄牙當時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帝國，在非洲和印度洋所向披靡，戰無不勝。但從在福建死裏逃生的葡商加利奧特(Galiote Pereira)1560年前後成書的《中國見聞錄》和加斯帕爾·達·克魯斯 1569－1570 年出版的《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看，葡萄牙人對強大明朝中國的現實情況則已明顯有了更加全面正確的認識，這也促使他們改變態度，採取以柔制剛的對華商貿策略，並有意識地調整自己的角色——從印度洋的征服者逐漸轉變為南中國海的貿易者，最終得以定居澳門。 明清政府基於其時國內局勢，亦採取了較為務實的政策，一直視澳門葡人社群為一個特殊的蕃坊 606，是唐、宋以來泉州、廣州等蕃坊的延續。而居澳葡人自始至終保持高度的文化 “恭順”和利瑪竇所倡導的“適應”路線。這也是澳門幾百年來的“宗教寬容”的深層原因。如果他們在澳門公開排斥中國宗教，如何入華傳教？可謂“和氣生財”、“寬容佈教”。直至葡人撤退前，葡萄牙人又大唱友好歌，爆出一股“培育友誼的狂熱”，參見鄭妙冰，前引書，第 193－216頁。 605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皮萊資的<東方簡誌>及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A SumaOrientalde ToméPires 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第 364頁。 606 近期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可見普塔克(Roderich Ptak)，CHINA’S MEDIEVALFANFANG － A MODELFORMACAU UNDER THEMING？，in Anais de História de Além－Mar，Lisboa，Unuiversidade Nova de Lisbioa，vol.Ⅱ，2001，pp.47－71及邱樹森<唐宋蕃坊與明清澳門比較研究>，《文化雜誌》，第 47期，2003年夏季，第 147－154頁。 607 金國平、吳志良<再論“蕃坊”與“雙重效忠”>，載《鏡海飄渺》，第86－121頁。 190

自覺性，奉行雙重效忠的原則 607：一方面循葡萄牙中世紀的市政傳統，組織議事會(又稱議事亭)依葡萄牙法律和風俗習慣進行內部自治；另一方面，他們深明對天朝帝國的致命性依賴，遵守中國律例，對廣東當局、特別是直轄他們的香山縣政府恭順臣服，並繳交地租，在澳門半島上也基本上能夠與華人和平共處，甚至通婚生子。這一經濟海防的互利性及葡人政治雙重效忠的靈活變動原則，正是澳門長期生存發展的根本。 以下的文件，可以充分反映出不同時期葡萄牙人對自己身處澳門的境況的切身、客觀認識。 早在 1582 年，一本佚名的關於葡萄牙王權在印度所擁有的城市和堡壘的書就指出：“該城(澳門)的居民幾乎全部是葡萄牙人、混血基督徒和本地人。雖然它是屬於中國國王的土地，那裏並有他的官員負責徵收當地的税項，然而，上述居民是由我葡萄牙王國的法律和法例來管治的，⋯⋯”608 1583年，兩廣總督陳瑞為了更好管理澳門，召見了澳門葡人兩位代表。而這次召見，不僅確定了明朝政府治理澳門的模式，也直接催生了居澳葡人的自治組織議事會。當事人之一西班牙耶穌會桑切斯神甫回憶召見過程時説： “兩個人磕過頭後，對都堂(陳瑞)說，葡萄牙人從來是中國國王的臣民及忠實僕人，將都堂大人奉為主人及庇護人。聽了這話，都堂的態度緩和了下來，怒容煙消雲散，還說想將葡萄牙人收作子民。他對兩人大加恩施，給了他們幾塊銀牌(chapadeplata)。我看見他給了羅明堅神父的兩、三塊這樣的牌子。這是寬過於長的半塊銀板，如同盾牌。上面寫着持有人有出入中國的特權，可晉見都堂，任何人不得加以阻攔。”609 608 Anónimo Livro das cidades，e fortalezas，qve a Coroa de Portvgal tem nas partes da índia，e das capitanias，e mais cargos qve nelas há，e da importancia delles， Lisboa，1960，p.75。 609 《耶穌會桑切斯神甫受菲律賓總督佩尼亞羅沙(Don Gonzalo Ronquillo de Peñalosa)、主教及其他陛下的官員之命從呂宋島馬尼拉城使華簡志》， 191

議事會 1621 年的一份文件也直截了當地指出：“中國的皇帝是我們身處澳門這地方的主人⋯⋯”，而 1637年的另外一份文件則進一步闡述這一觀點：“在這裏我們不是身處由我們征服的土地上，不像我們在印度的那些堡壘，那兒我們是主人⋯⋯但是在中國皇帝領土上我們沒有一掌之地，此外，雖然這城市是屬於我們的國王，但所述的地方則屬於中國皇帝⋯⋯”。610 同一時期，葡印編年史家樸加羅也引用了議事會因為葡人被指窩藏日本人而給廣東當局的一份“回稟”，來説明早期澳門葡人的狀況： “關於我等蓄養倭奴一事，我等齊聲回稟大人如下：謝天謝地，六十多年來我等被視若中國子民，遂得以安居樂業、成家立室、養育子孫。我等從未有違王法之舉。從前，一名叫 CharempumLitauqiem(曾一本與林道乾)的海盜與該省的官員及國王作對。他犯上作亂，準備奪取廣州。於是，中國官員招我等前去與他們並肩作戰。我們出銀兩、人手、船隻與軍火。敵眾我寡，但我等毫無畏懼，奮不顧身殺敵，將其全殲並俘獲九艘船隻。我等將船上俘獲之物如數上繳官員。後王室大法官獲一冠帽、通事獲一銀牌獎賞。因此，我等頗受敬重，加上我們的功勞，向來將我們視為良民。而所有這一切，全部在官府有案可查。”611 1777年，澳門主教兼總督基馬良士(D.Alexandre da Silva Pedrosa Guimarães)在 8月 8日致議事會的一份鑒定書中，很好 西班牙塞維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菲律賓檔 79－2－15。譯自歐陽平(Manel OlléRodriguez)《菲律賓對華戰略：桑切斯及薩拉查(Domingo Salazar)在中國事業中(1581－1593)》，巴塞羅那彭佩法不拉(Pompeu Fabra)大學博士論文，1998年，第 2卷，第 89頁。 610轉引自 Luís Filipe Barreto(白烈度)<澳門——歷史文化分析的要素>，澳門，《行政雜誌》，第 30期，1995年，第 960頁。 611 樸加羅(António Bocarro)《印度旬年史之十三(Década 13 da India)》，Lisboa，1876年，vol.Ⅱ，第 729頁。譯文參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73頁。 192

地闡述了澳門葡人的雙重身分： “這些法律、命令在(葡萄牙)領地內得到了有效的貫徹。在那裏，(葡萄牙國王)他的權力是絕對的、自由的、專制的、堅定的，而在中國這一角落裏，國王陛下的眾多權力僅僅對於他的臣民來講是絕對的、堅定的、自由的、專制的，而這些臣民又受制於中國皇帝，因此，從制度上來講是混合服從，即服從我主國王又服從中國皇帝，我不知如何可以強行並違背這塊土地主人的命令。中國皇帝勢力強大，而我們無任何力量；他是澳門的直接主人。澳門向他繳納地租，我們僅有使用權：本地不是通過⋯⋯征服獲得的，因此，我們的居留從自然性質而言是不穩固的。”612 議事會 1837 年 12 月 5 日向印度總督寫信 613，講述澳門葡萄牙居留地的起源及其當前政治社會情況時還承認： “本居留地並非葡萄牙征服所得，只是中國人不斷特許(concessão)葡商居住，沒有國王與國王或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協議或契約。澳門居留地在中國以及葡萄牙法律管轄的情況如下：中國的土地給葡商使用，葡商為葡萄牙臣民，一直服從葡萄牙的法律和風俗習慣” “澳門這一居留地最適合擁有一議事會或市政府形式的政府，目前，因為它係一個溫和的政府，可以保持與華人(這一土地屬於他們)的友好關係，避免他們產生妒忌。此形式最適於貿易，這是往昔葡萄牙人唯一的目的。的確，與地方當局或官員的交往使得市政府成為了葡中兩國人民之間唯一的紐帶，理事官則成為了與中國官員一切聯絡的中介。此種情況延續至今。他是獲中華帝國合法承認的唯一官員，在皇帝面前對 612 參見《澳門檔案》，第 3系列，第 16卷，第 4期，澳門官印局，1971年，第 206－207頁。 613 全信於 1839年在果阿官印局印刷的《觀察家》(Observador)雜誌第 8、9、10、11期上刊登。1841年 7月的《海事殖民年報》(Annais Maritimos e Coloniais)第 8期第 353－370頁轉載。 193

本居留地負責。因華人因循守舊，反對革新，所以派往澳門的總督及按察使雖有管轄權及指揮權，至今只獲承認他們對葡萄牙人的權威。中華帝國官員並不承認他們，決不允許他們不通過理事官進行合法聯絡。理事官使用議事會的公章，中華帝國官員僅僅承認它” 同一天，議事會以“從這天涯海角，從這遙遠的中國發出的正義的呼聲”為理由上書葡萄牙議政會，更這樣猛烈抨擊那些將澳門等同於葡萄牙王室其他領地並試圖將王權滲入澳門的人的論點： “稱澳門為與達曼(Damão)或第烏(Diu)相同的征服地係無稽之談，過去一直向皇帝繳納，現在仍然在支付地租及沉重的船鈔。因為這一居留地的起源世人皆知，就連外國人都一目了然，並非耍兩下筆桿子就可以在中國佔得一席之地。英國憑它的威力，使盡了解數，至今仍未在中國立住腳根。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從未與中國動過干戈，何時葡萄牙人征服了澳門？皇帝未將其贈與，現仍收地租。本澳居民及其財產仍在沉重的稅收之下，何謂此係葡萄牙領土？”614 鴉片戰爭前的 1839年 9月 26日，澳門法官巴士度(JoséM.RodriguesBastos)致函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長時也對此直言不諱：“從我們涉足此地起，政府從未就我們與華人、與這個國家的關係作出任何必要的指示。這塊土地是中國的，為此，我們每年向中國皇帝繳納地租”。約半年後，他更進一步指出“葡萄牙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即便這一使用權也是有限的”615。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不久，葡萄牙總理薩拉查(Oliveira Salazar)1947年 11月 25日在國會致詞時表示： 614 里斯本地理學會圖書館，《庇禮喇(Marques Pereira)遺稿》，文檔 A。 615 見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金國平譯，里斯本，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 14頁。 194

“遠東戰時和戰後發生的事件－印尼的動亂、中國的解放、印巴的獨立，都對我們在那些地方的細小領地造成影響，亦令政府產生擔憂，雖然(那些領地的)居民都(對我們)全心全意⋯⋯澳門背靠中國，作為其國民的休憩和避難之所，戰後完成了歐洲在東方的使命，但一直未能享受應有的安寧。中國在作出犧牲和戰勝數十年來處處為其完全行使主權而設置的所有限制後解放了，且做得很好。作為有關條約的簽署國，葡萄牙也很高興地贊同廢除在其領土內那些可能傷害中華民族名譽和感情的機構或特權。由於對情況的不完全瞭解或某些中國報紙的煽情，(中國人)作出了既與事實不符亦跟我們所處環境不相稱的推論。然而，葡中兩國的良好關係、之間的友誼和相互的關照，並無受到這些事件的干擾”616。 而 1966 年葡萄牙外交部長的諾格拉(Franco Nogueira)在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 617後更加不無感嘆地説： “我們從未真正擁有澳門的主權，我們的生存，全賴中國的善意，並一直與其分享權威。由於至今未明的原因，北京現在認為我們冒犯了應屬於他們的那部份權威，並將這種感覺表現出來。我們需要承認此點，且在這方面予以讓步。”618 因此可見，葡萄牙人可以長期在天朝的土地上生存，根本的原因是他們從開始居留澳門就表現出比較清醒的文化自覺，面對強大的中國，只求經濟互利共榮，不刻意也難以表現其政治、軍事、科技或宗教、文化的優越性或將其價值觀強加於華人，一旦有所表露，便遭到中國當局的抵制和壓抑，最後以妥協或失敗收場，回復平等相處的狀態。換言之，只要西方文明具有文化自覺，拋棄其向來所表現的政治、軍事、科技或宗教、 616 Oliveira Salazar，Discursos e Notas Políticas(《政治演辭和筆記》)，1943－1950，Vol.IV，Coimbra Editora，1951，pp.303－305。 617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 259－286頁。 618 Franco Nogueira，Um Político Confessa－se(《一個政治家的自白》)，Porto，Editora Civilizacção，1986，p.208。 195

文化優越性，是可以與非西方文明和平共處的。澳門便是一個 活生生的例子。 二、禮儀之爭與澳門 澳門從 16世紀繁盛至 19世紀衰落的近 300年，也是中西文明初次大規模碰撞和交融緩進的 300年，甚至可以説是西方文明在中國邊緣上盤旋徘徊的 300年。以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一度令在華傳教事業發展蓬勃，然而，他們畢竟是以儒法傳聖教，當禮儀之爭興起，天主教宗教神權與中國封建專制皇權發生激烈衝突至無法調和時，曾經十分熱衷“夷教”的康熙帝在晚年也怒斥羅馬教廷干涉中國內政，頒令驅逐傳教士出境，西方傳教士只是在數學、天文學、醫學、西洋藝術等方面為朝廷所用，中西文化深層的思想交流並無多少長進，禮儀之爭互不相讓，以致兩敗俱傷，教廷又將國門關閉。 在禮儀之爭過程中，澳門也試圖發揮作用，以調和清廷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可惜葡萄牙已經今非昔比，最後無功而返。不過，從其努力的過程，仍然可以看到澳門——葡萄牙的角色、特別是其文化的自覺。 我們知道，葡萄牙早在 1514 年就獲得教宗尼古拉五世(Nicolau V)頒發無限期征服異域的權利及其保教權 619，而東方保教權的具體體現是：一、任何從歐洲出發的傳教士前往東方必須取道里斯本，乘坐葡萄牙船隻，並獲得葡萄牙宮廷的批准。傳教士除開效忠教宗外，還需宣誓承認葡王的保教權；二、教宗向東方任命主教的人選，須得到葡王的認可。葡萄牙有權在傳教區建築教堂，派遣傳教士和主教管理這些傳教區的教會， 619 瓦雷(António Manuel Martins do Vale)《在十字架與龍之間：18世紀葡萄牙在華保教權(Entre a Cruz e o Dragão：O Padroado Português na China no séc.ⅩⅧ)，里斯本新大學博士論文，2000年，第 81－82頁。 196

當然，有關的費用也由葡萄牙提供或津貼。620所以，早期的西方傳教士完全是通過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 耶 穌 會 東 方 傳 教 團 巡 視 員 范 禮 安 (Alexandre Valignani)1578 年在澳門曾經對傳教工作發出指示，要求傳教士必須瞭解中國的禮俗、社會和民情，改變在其他國家採取的傳教方法，並選派懂得中文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621利瑪竇1582 年進入中國後，身體力行，實踐此一策略，以移花接木的形式，將天主教義融入儒學中來傳播福音，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功。正如他的同伴羅明堅(Miguel Ruggieri)所言：“在初期，我們必須在這個國家小心行事，不宜操之過急，不然很容易喪失既得利益而無法補救。我這樣説，是因為這個國家對外國人極端敵視並特別懼怕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視他們為侵略民族”622。白晉(JoachimBouvet)在 1697年還認為：“要使中國人從情感和理智上傾向於我們的宗教，世界上沒有比向我們顯示基督教合乎中國古代哲學傳統更好的東西了”623。 到遠東傳教的耶穌會士利用自己的世俗知識結交當地的士紳階層，用當地的語言、文字、哲學講解《聖經》，最終接近宮廷和皇帝，使全民族皈依，也是 1552 年客死上川的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的理想。且不論他們的目的或 620 《早期澳門史》，第 174頁；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9年，第 176頁及阿拉烏熱(Horácio Peixoto deAraújo)《耶穌會會士在中華帝國——第一個世紀(1582－1680)(Os Jesuítas no Império da China：O Primeiro Século(1582－1680))》，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2000年，第 19－68頁及《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Jesús：Biográfico－Temático)》，羅馬－馬德里，2001年，第 3卷，第 2943－2945頁。 621 《利瑪竇中國劄記》，上冊，第 142頁。 622 王都立(Pietro Tacchi Venturi)《利瑪竇神甫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P.Matteo RicciS.I)》，第 2卷，第 420頁。 623 裴化行(Henri Bernard)《中國聖人與基督徒哲學》，天津，1935年，第 145頁。 197

者企圖 624，但他們在運用此權宜之計中表現出來的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和尊重、也就是文化的自覺性，還是值得讚賞的。然而，利瑪竇去世後，他的另一位同伴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就以維護宗教的純潔性為名，對祭祖敬孔畏天等中國禮儀提出了質疑，從而掀起了禮儀之爭。幸好，由於葡萄牙擁有保教權，這時期耶穌會內部的禮儀之爭在澳門得到了協調，其他教團沒有捲入；沒有擴散到歐洲，也沒有驚動羅馬 625。 然而，隨着葡萄牙東方帝國的衰落及其保教權逐漸旁落，特別是法國外方傳教會的介入以及兩國對保教權的爭奪 626，禮儀之爭在康熙年間又再次爆發，且不可收拾。 禮儀之爭為中西文化交流帶來的災難性深遠影響 627，至今仍然可以感覺到。對事件的性質，法國啟蒙運動的精神領袖伏爾泰(Voltaire)在 18 世紀作出了生動的總結。實際上，他也對歐洲人缺乏文化自覺性作出了批判： 在非難這個大帝國的政府為無神論者的同時，我們又輕率地說他們崇拜偶像。這種指責是自相矛盾的。對中國禮儀的極大誤會，產生於我們以我們的習俗為標準來評判他們 624謝和耐認為，傳教士利用中國古籍借題發揮，“他們的意圖是清楚的，即使用這種方法使中國的傳統內亂，從而從內部改造它們。”(J.謝和耐《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于碩等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 48頁。)實際上，西班牙人征服菲律賓並在美洲取得節節軍事勝利後，一度也有對中國進行軍事征服的念頭，前述的耶穌會神甫桑切斯便是出謀獻策者。只是他們所遇到的朱明帝國的文明發展程度遠遠超出被他們以血腥手段所征服的美洲印地安部落的社會形態，因此他們調整了對華策略(金國平<耶穌會對華傳教政策演變基因初探——兼論葡、西征服中國計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120－157頁)。 625李天綱，前引書，第 281頁。 626周萍萍<清初法國對葡萄牙“保教權”的挑戰>，《文化雜誌》，第 46期，2003年春季，第 227－232頁。 627可以説 19世紀中國各地爆發的教案是禮儀之爭的直接惡果。多數研究者未注意二者之間的關係。 198

的習俗。我們要把我們偏執的門戶之見帶到世界各地。跪拜在他們國家只不過是個普通的敬禮，而在我們看來，就是一種頂禮膜拜行為。我們誤把桌子當祭台，我們就是這樣地評論一切的。我們在適當時候將會看到，我們的分裂和爭吵，怎樣導致了我們的傳教士被趕出中國的。”628 在中國，康熙皇帝一向對耶穌會士愛護有加，對天主教內部的禮儀之爭雖早有所聞，但保持了寬容和中立。1700 年 11月 30 日，康熙皇帝即應耶穌會士的請求，下達了關於祭祖祭孔只是愛敬先人和先師而不是宗教迷信的諭旨： “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治理曆法遠臣閔明我、徐日昇、安多、張誠等謹奏，為恭請睿鑒，以求訓誨事。竊遠臣看得西洋學者，聞中國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禮，必有其故，願聞其詳等語。臣等管見，以為拜孔子，敬其為人師範，並非祈福祐、聰明、爵祿也而拜也。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依儒禮亦無求祐之義，惟盡忠孝之念而已。雖立祖先之牌，非謂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過抒子孫報本追遠，如在之意耳。至於效天之典禮，非祭蒼蒼有形之天，乃祭天地萬物根源主宰，即孔子所云：‘效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有時不稱上帝而稱天者，猶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類，雖名稱不同，其實一也。前蒙皇上所賜匾額，御書敬天二字，正是此意。遠臣等鄙見，以此答之。但緣關係中國風俗，不敢私寄，恭請睿智訓誨。遠臣不惶悚待命之至。本日奉御批：‘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欽此！’”629 教宗克萊門十一世 (Clemente XI)派遣的特使多羅 (又譯“鐸羅”，Carlo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705年抵達中國 628 伏爾泰《風俗論》，梁守鏘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年，第 221頁。 629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及台中光啟出版社，第二冊，1970年，第 317頁。 199

後，禮儀之爭的矛盾激化了。康熙年底第一次接見多羅後，覺察到教宗特使來華的真正目的，次年 6 月 24 日，下了一道御批，嚴正表明了朝廷的立場： “前日曾有上諭，多羅好了陛見之際再諭。今聞多羅言，我未必等到皇上回來的話，朕甚憐憫，所以將欲下之旨曉諭。朕所欲言者，近日西洋所來者甚雜，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為行道者，難以分辨是非。如今爾來之際，若不定一規矩，惟恐後來惹出是非，也覺教化王處有關係。只得將定例，先明白曉諭，命後來之人謹守法度，不能稍違方好。以後凡自西洋來者，再不回去的人，許他內地居住。若今年來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居住。此等人譬如立於大門之前，論人屋內之事，眾人何以服之，況且多事。更有做生意，做買賣，此等人亦不可以留住。凡各國各會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論彼此，一概同居同住，則永無爭競矣。為此曉諭。”630 同年 8 月，康熙在熱河接見“愚不識字，妄論中國之道”的顏璫(Charles Maigrot)之後，更加對教宗特使在中國傳教士中搬弄是非、製造混亂產生了厭惡。8 月 13 日(康熙四十五年七月初十日)，他再次作了一個重要的諭批，加強對傳教士的管束： “朕以爾為教化王所遣之人，來自遠方，體恤優待。爾於朕前屢次奏稱並無他事，而今頻頻首告他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隨意偏袒，以此觀之，甚為卑賤無理。爾自稱教化王所遣之臣，又無教化王表文。或係教化王所遣，抑或冒充，相隔數萬里，虛實亦難斷。今白晉、沙國安將賞物全行帶回。嗣後不但教化王所遣之人，即使來中國修道之人，俱 630 陳垣《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二)，故宮博物院，1932 年版，無頁碼。 200

止於邊境，地方官員查問明白，方准入境耳。先來中國之舊西洋人等，除其修道，計算天文、律呂等事項外，多年並未生事，安靜度日，朕亦優恤，所有自西洋地方來中國之教徒，未曾查一次。由於爾來如此生事作亂，嗣後不可不查，此皆由爾所致者。再者，爾若自謂不偏不倚，先後奏言毫無違悖，則敢起誓於天主之前乎？朕所頒諭旨，及爾所奏行諸事，爾雖隱匿不告知教化王，然朕務使此處西洋人，賚書爾西洋各國，詳加曉諭我等本以為教化王諒能調和統轄爾等教徒，原來不能管理。爾等西洋之人，如來我中國，即為我人也。若爾等不能管束，則我等管束何難之有。”631 然而，多羅依然我行我素，1707年 1月 25日在南京發表公函，宣佈羅馬教廷已經禁止祭祖祭孔禮儀的決定，這樣，迫使清廷採取更加嚴厲的措施：傳教士要麼具結“領票”，效忠皇帝，要麼就被趕出中國了。同年 4 月 19 日，康熙在蘇州向西洋教士發佈諭旨，態度強硬： “諭眾西洋人，自今以後，若不遵利瑪竇的規矩，斷不准在中國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不准爾等傳教，爾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國住着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們遵利瑪竇，不依教化王的話，教你們回西洋去，朕不教你們回去。倘教化王聽了多羅的話，說你們不遵教化王的話，得罪天主，必定教你們回去，那時朕自然有話說。說你們在中國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國人一樣，必不肯打發回去。教化王若說你們有罪，必定教你們回去，朕帶信與他說，徐日昇等在中國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教他回去，朕斷不肯將他們活打發回去，將西洋人頭割回去。朕如此帶信去，萬一爾教化王再說，爾等得罪天主，殺了罷。朕就將中國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來，盡行將頭帶回西洋去。設是如此，你們教化王也就成個教化王了。你們領過票的就如中國人一樣， 631 《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 435頁。 201

爾等放心，不要害怕”。632 與此同時，他派人到廣州，要求多羅出示教宗的委任狀，但遭到拒絕。於是，康熙下令將多羅押解到澳門，交由葡人嚴加看守，直到他派出的龍安國 (Antonio de Barros)及薄賢士 (Antoine de Beauvollier)從羅馬回來説明情況為止。此外，再派出代表在華耶穌會立場的艾遜爵 (艾若瑟，Joseph－Antoine Provana)遠赴羅馬，向教宗陳情，希望解決爭議。可惜，雖然多次催促，他派去的特使音信全無，令他既焦急又生氣，直至康熙五十五年 (1716)，還令兩廣總督想方設法追問此事： “復於五十五年十一月內，奉旨兼武英殿監修書官伊都立等紅字票一百五十張，散給各天主堂居住之西洋人，並外國洋舡內體面商人，俱給與帶給往西洋去，催取回信；至今未見回信。事關奉旨事理，可傳集在省各堂西洋人，諄切曉諭，仍着各堂西洋人應行轉知澳門西洋人，一體上心，寄信前往，催促從前兩次差去龍安國、艾若瑟等回信。此事西洋人關係重大，不可不同心設法，催取回信。倘或以國遠延擱推諉，或恐自悮矣！特諭。”633 五十九年(1720)，康熙聞説有傳教士帶來教宗告示，但沒有輕信，依然要等候特使回來： “朕為此事差去的艾若瑟尚未回來，教化王豈有私傳告示之理？看此必定是多羅、顏當一黨的小人壞事，說謊胡行之語。”634 從前面可以看到，康熙在處理這件事情時充分表現出王者風度和前所未有的克制。我們再看看葡萄牙人在此過程中、特別是在多羅到澳門後採取的行動。 632 陳垣《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影印本)(四)。 63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第 32頁。 634 同上，第 33頁。 202

從沙勿略起，葡萄牙王室作為中國差會的保護人和贊助人，與耶穌會有着十分密切的相互利益關係。可以不誇張地説，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澳門是一個由議事會與耶穌會共管的城市。耶穌會的“宮廷神甫”在中國地位特殊，對維護葡萄牙王家保教權權利有着不同一般的功能，因此，葡萄牙政府常常與羅馬的政策針鋒相對，而保持與耶穌會的一致性。耶穌會依靠葡萄牙君主的支持，竭力維護在東方的傳教霸權，而葡萄牙人也依靠耶穌會從皇帝處獲得對其在華利益的恩澤與庇護，以擴大葡萄牙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的聲望，確保作為遠東一個主要商站和羅馬天主教傳教基地的澳門的生存和發展。 這一奇妙的策略聯盟，在多羅代表教廷出使中國造成的危機期間尤為突出。他的行動雖然代表了羅馬的利益，卻對抗了葡萄牙王家保教權和葡萄牙耶穌會差會的利益，還嚴重危及澳門的安全。“禮儀之爭”並不僅僅是中國與教廷之間外交交涉，這一衝突涉及了對遠東持有保教權的葡萄牙王室及其同盟者耶穌會的傳統利益，因此，葡萄牙人也積極參與了禮儀之爭的外交交涉。 多羅於 1702 年 7 月 4 日以教皇特使的身份離開羅馬。按照保教權的慣例，前往遠東必須在里斯本啟程。但通過與法王路易十四(Luís XIV)的磋商，多羅決定從西班牙南部的加的斯(Cádiz)乘坐一艘法國船東來，後又繞道去了馬尼拉。在經澳門入華時，未進澳城，只是在附近的青洲作了短暫停留，便前往廣州。這一切，極大觸犯了葡萄牙保教權的權利，引起了葡萄牙及其盟友耶穌會的強烈不滿與反彈。 此外，多羅曾在康熙皇帝面前，採取敵對葡萄牙人的態度，要求驅逐葡萄牙傳教士。如果這樣，葡人認為勢必導致澳門的毀滅。為了保全他們在澳門的生存和天主教在華的傳教事業，葡萄牙王室和耶穌會的反應異常激烈，因而積極配合康熙皇帝智鬥教廷特使。 中文史料中迄今為止未見康熙或廣東督撫與澳門當局聯絡關押多羅的文件，但葡萄牙檔案中卻保留了康熙有關聖旨的葡譯本： 203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遣 Topbao和 Pacala635二位大人往廣東傳旨督撫：‘⋯⋯此外，著 Topbao向多羅傳朕聖旨：你初來我朝當面稟朕言，此來僅為教化王謝朕之恩澤，可後來節外生事，前後言語相抵，實在可疑。你現去澳門，等待龍安國及薄賢士返回。待有分曉後，你事再作定奪。’ 二位大人於 6月 17日抵達廣州，20日，總督索爾圖(Tsurató)及巡撫召見宗主教。他雙膝跪地(這是習慣)接旨。宗主教的隨行也獲通知與他一同前往澳門。宗主教請求寬限幾天做準備，獲恩准了三天。據說，他一再說寧願關在中國，也不願落在其頭號敵人葡萄牙人手中。6月 30日，他在中國一位小官員的押解下抵達澳門，移交給議事會。議事會出具了收據，必須在皇帝調取時隨時交出他。”636 在關押教廷特使一事上，中、葡、耶穌會三方有着不同的利益。康熙皇帝為多羅的“南京命令”所觸怒，為維護傳統的中國禮儀，為保持堂堂天子的尊嚴和大清國的國威，為確保其特使龍安國、薄賢士及艾若瑟安全回到中國，為保護他身邊的“宮廷神甫”，從而毅然決定由澳門的葡萄牙人監禁教廷特使。這一做法並不過分，只是“以牙還牙”，而且棋高一招，不僅為自己留下盤旋的空間，也為葡萄牙政府直接介入此事創造了條件，令其有機會直接與教廷交涉。從葡萄牙方面來看，主要目的是堅定維護其在華的既得利益，力阻教廷干涉其保教權內的中國事務。耶穌會則為了保全它在中國宮廷的傳統特殊地 635 二人的滿或漢名待考。 636 Relação sincera，e verdadeira do que fez，pertendeu，e occasionou na Missão da China o Patriarcha de Antiochia Carlo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BA，cod. 52－IX－22.譯自薩安東《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係研究文獻集》，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2002 年第 2 卷，第 49 號文件：“康熙皇帝諭旨，勒令宗主教多羅退回澳門，在那裏等候至皇帝特使龍安國及薄賢士神甫從羅馬返回。1707年 5月 22日。” 204

位。葡萄牙和澳門利用直接衝突雙方所要求的居間調解，強化自己在羅馬和北京之間的地位，對他們在澳門的生存更加是個有力的保障。葡人管治下的澳門通過耶穌會已同中國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在“禮儀之爭”過程中，又發揮了巨大的中介作用。其中，信息傳遞及人員往來的橋樑功能尤為突出。 多羅被監禁在葡萄牙當局管轄下的澳門而造成的尷尬局面，造成了葡萄牙王室與教廷關係的空前緊張，為葡萄牙的外交帶來了難題。教皇一再向葡萄牙國王要求恢復特使的自由並對大逆不道的澳門當局進行處罰。澳葡當局除開派重兵看管多羅外，還處罰了那些聽多羅指示的人士。多羅去信教廷駐里斯本大使投訴説： “我在澳門的監獄中渡過了 6個月的流放生活。迫害我的人的野蠻遠遠超過了異教徒，簡直駭人聽聞。這個不幸的城市變成了人類的恥辱，成為了華人對熱情的福音的傳播者施行最嚴厲懲罰和折磨之地。 ⋯⋯我得知，幾個神甫說一國的君王有權懲罰有所冒犯又不進行滿意解釋的他國國君的大臣。假設我發佈了上述通諭(《南京命令》)而大大冒犯了皇帝的話，是因為這些被歪曲了的惡毒的話有時導致了這位異教徒君主(其本性是正義而憐憫的)採取暴烈的做法。 ⋯⋯(澳門葡人的行為)給我們的宗教、也給他們的國家帶來了污點。這是無可補救的。該城唯唯諾諾，對與葡萄牙人的自由格格不入和對葡萄牙國王的統治有害的事情一概接受。這對葡萄牙王室的世俗統治的損害也決不算小。或許，(他們)會以失去澳城的危險或華人的暴力來作解釋。這不過是藉口，因為華人見到這些基督徒的做法，見到對教皇的大臣且得到了皇帝承認的陛下的代表如此粗暴，驚奇不已。即使在更糟糕的情況下，皇帝的對待也要好得多，(與葡人的粗暴行為)無可比擬⋯⋯ 糟糕的是，他們的暴行寫進了呈送異教徒官員的報告 205

裏。他們在這些官員處濫用葡萄牙國王的名義來為褻瀆王名的劣行尋找依據。說甚麼這樣做是執行葡萄牙國王的命令。”637 在歐洲方面，葡王遣使 638羅馬，企圖從教皇處獲得對多羅在華不當行為的懲罰，運用葡萄牙外交的所有影響力支持康熙皇帝的特使，以獲得取消多羅在中國禮儀問題上所作的錯誤決定。在耶穌會傳教士看來，康熙已經表現出極大的容忍，教皇應該三思而後行： “這樣一個偉大的君主，儘管是異教徒，卻表現出了承認(教宗)陛下在宗教方面的主權權威。雖然對在他的帝國中出現反對他們的十分悠久的習俗的新做法懷有惱怒，還是將此爭端及對此習俗的解釋提交陛下的法院。在對上述禮儀的性質發表甚麼決定之前，實在應該聽聽他的意見。 ⋯⋯即便不是為了其他目的的話，通過重新審查也可以向世人表明教廷在這樣重大的爭端中是多麼的嚴謹與成熟。當中國基督徒得知陛下瞭解了一切可以瞭解的情況後才作 637 Carta do Cardeal de Tournon a Monsenhor Conti, Núncio Apostólico em Lisboa, relatando as circunstâncias da falência da sua Missão e atribuindo-as aos Padres da Carte; comportamento dos Bispos de Pequim, de Macau e de Ascalon; circunstâncias da sua detenção em Macau e responsabilidades dos Jesuítas e das autoridades portuguesas na mesma.MS，I，pp.125－137.譯自薩安東《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係研究文獻集》，第 2卷，第 56 號文件：“多羅紅衣主教致教廷駐里斯本大使孔迪(Conti)蒙席函，匯報其使命失敗的情況，將其歸咎於宮廷神甫、北京主教、澳門主教及阿什克倫(Ascalon)主教的表現；他在澳門被拘禁的情況及耶穌會及葡萄牙當局在此事件中的責任；艾若瑟(Provana)、陸若瑟(Arxó)及魏方濟(Noel)神甫啟程前往歐洲。1707 年 12 月 10 日－1708 年 1月 11 日。” 638 國王於 1711年 8月 29日為豐特斯(Marquis of Fontes)公爵大使下達的詳細指令，可見布拉藏(Eduardo Brazão)《唐若昂五世與教廷：1706－1750 年間葡萄牙與教廷政府之外交關係》，科英布拉，科英布拉出版社，1937年，第 51－63 頁。 639 Representacão dos Padres da Companhgia deJesus，Missionários no Império da 206

出的這些聲明，他們將更加願意順從、尊敬地接受陛下的感情。”639 在中國方面，葡王也制定了遣使中國的計劃，試圖向康熙皇帝説情，爭取恢復教廷特使的自由。耶穌會負責人金彌格(Miguel do Amaral)神甫建議選擇會士麥大成(Francisco Cardoso)神甫從印度出使中國。此議獲葡印總督科斯達(D.Rodrigo da Costa)的贊成，國王也予以了批准 640。 帶着一批送給康熙皇帝的厚禮和在果阿以國王的名義寫的指示信，麥大成神甫於 1710年 5月 10日離開葡印。他的使命是：向皇帝贈送禮物，説服他允許澳門卸下監管多羅的負擔並將多羅轉往果阿，保護澳城的利益和支持專屬傳教士的保教權政策。 當麥大成神甫於 1710年 7月 26日抵達澳門時，多羅已去世二個月。為此，此次使團的主要使命落了空，但麥大成神甫與數學家陽秉義(Francois Thilisch)神甫一起獲得了康熙皇帝的接見。641 在禮儀之爭中，康熙皇帝一再要求傳教士遵守“利瑪竇的規矩”，但羅馬教廷明顯缺乏自知之明，也缺乏解決問題的勇氣和誠意。禮儀之爭要到 1939年才完全解禁，但仍然是被動的，視為一種妥協和容忍，642令人嘆息。值得慶幸的是，在利瑪竇來華 400年後，羅馬 China, ao Papa, alegando as graves perturbações causadas por Monsenhor de Tournon, o descontentamento do Imperador e o consequente risco da Missão, e solicitando-lhe, por isso, o adiamento de qualquer decisão em matéria de Ritos Chineses até à chegada a Roma dos enviados Padres Provana, Arxó e Noel. ASV, Albani 234，fols.142r－143v.譯自薩安東《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係研究文獻集》，第 2卷，第 68號文件：“在中國傳教耶穌會神甫上教皇書，匯報多羅蒙席造成的嚴重混亂，中國皇帝的不悦及差會的危險，因此請求延緩任何有關中國禮儀的決定，等待特使艾若瑟(Provana)、陸若瑟(Arxó)及魏方濟(Noel)神甫的到達。1708年末。” 640 參見國王 1711年 3月 22日致總督函，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第 8529號抄件，《國王陛下國務委員會成員、印度總督兼總司令梅內澤斯(Vasco Fernandes Cezar de Menezes)1713年 1月季風回文集》，第 165頁。 641 參見豐塞卡(Francisco da Fonseca)神甫 1714年 3月 11日致阿威羅公爵夫人函，ASV(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梵蒂岡秘密檔案館)，阿爾巴尼(Albani)檔，第 261號，第 196正面－197反面。 642 李天綱，前引書，第 108－122頁。 207

教廷終於在 1981年 2月 18日，由保羅二世(Paulo II)在馬尼拉對中國大陸的基督徒説：“無疑，你們的國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她不僅僅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尤其是歷史悠久，文化豐富，擁有千百年來培育的道德價值。耶穌會會士利瑪竇一開始便理解並珍重中國文化，他應該成為眾人的楷模。然而，某些人卻未理解中國文化。過去的困難再大，畢竟已是過去。現在我們應該着眼未來。”643 1982年，教宗在慶祝利瑪竇來華 400周年紀念會上更加明確指出：“儘管過去有過困難與不理解，而且目前仍存在，利瑪竇在教會及中國文化之間築起的橋樑屹立不倒。我堅信，教會會展望未來，勇敢地沿着這條路走下去。”644 2001年 10月 24－25日在羅馬舉行的一個題為“利瑪竇：中國與西方的對話”的國際研討會上，教宗保羅二世向與會者發了賀詞，其中有兩段談到禮儀之爭： “利瑪竇自與華人最早接觸開始，便在兩大支柱上創立了學術和傳教方法，並忠貞不渝至死，雖然有很多內部和外來的困難和不理解：一方面，中國新信徒在擁抱天主教的同時，決不能放棄對其祖國的忠誠；另一方面，天主教對天主神秘性的表露非但不毀壞還補充和提升中國古老傳統發幽和傳遞的善良、美麗、公正、神聖的價值⋯⋯” “本人對過去的那些錯誤和局限深表哀傷，對它們給不少人造成的天主教不尊重和崇敬中國人的印象以及引致這些人認為天主教存有敵視中國的感情表示內疚。為所有這一切，本人謹向所有那些受到傷害的人請求寬恕和理解，無論他們是以何種形式感受到前述基督教行為方式的傷害。⋯⋯”645 保羅二世的這幾番話，反映出梵蒂岡對異端文化的逐步承認及其文化自覺性的日漸喚醒，也折射出禮儀之爭的沉痛教訓 643 《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3卷，第 3372頁。 644 同上，同頁。 645 《號角報》(Clarim)，澳門，2003年 2月 28日。 208

實在應該為世人深刻反省和吸取。 禮儀之爭是中西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的正面碰撞，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同西方的重大交涉，其影響深遠廣大。事實上，其在歐洲涉及的範圍更加大於它在中國的影響。但就歷史意義而言，禮儀之爭所造成的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斷裂，可以説既影響了中西文明的互相交融和理解，造成中西民族近代的嚴重隔閡，也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走向。在某種意義上，多元文化交流的中斷、尤其是中華帝國與世界的脱軌，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文明發展的方向，更造成了近代中國的落後。我們應該多從這個角度來探索和反思禮儀之爭對中國歷史的深遠影響，西方人士亦要從中認識和領會文化自覺對不同民族、不同文明和睦相處、共同發展的重要性。 209

葡語世界的歷史與現狀 今年 10 月，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論壇首次在澳門舉行。這一國際級的論壇選擇在澳門舉行並設立秘書處，充份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澳門在發展與葡語世界的獨特作用的重視，對澳門未來的發展也具有深遠的政治戰略意義。 事實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確定經貿發展定位時，已經明確要將澳門建設成為葡語國家，內地特別是粤西地區以及世界華商的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論壇的設立，無疑進一步強化了澳門的特殊地位。眾所周知，澳門的特殊地位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有必要對歐洲殖民史，以及葡語世界的歷史和現狀作一簡略的描述。 一、歐洲殖民帝國的興衰 歐洲的海外擴張與殖民將其版圖擴大到了世界各地，而最早的殖民國家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從 15 世紀海外地理發現時期形成的古老葡萄牙海外帝國，經歷了如下幾個殖民階段 646： ◆向北非擴張； ◆印度海路的開闢(第一帝國)； ◆ 開發巴西(第二帝國)； 646詳細論述可參閲拉拉(António de Sousa Lara)，《近代殖民與非殖民(簡史研究)(Colonizacção Moderna e Descolonizacção：Sumário para o estudo da sua história)，里斯本科技大學社會政治科學系，2000 年，第 62－111頁。 210

◆殖民非洲(第三帝國)。 爾後，又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緩慢的解體 647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1822年 9月 7日，其最大的殖民地巴西宣佈獨立； ◆1885年的柏林會議(Conferência de Berlim)648及 1890年的英國最後通牒(Ultimatum inglês)後，喪失部份非洲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回收及獨立。 二次世界大戰後，從 1950 年起，印度聯邦要求通過談判解決印度境內葡屬殖民地的問題，但遭薩拉查拒絕。1953年，葡印兩國斷交。1957 年，聯合國大會譴責葡萄牙不解決其殖民地問題。1959年，印度的尼赫魯(PanditaJawahareael Nehru)宣佈對果阿不作任何承諾，果阿一定要回歸祖國。1961 年 12月 18日，印度出兵收復葡屬印度。 1974年“四·二五”後，葡屬非洲相繼獨立。649 1975年 12月 7日，印度尼西亞吞併東帝汶。 1999年 12月 20日，澳門正式回歸中國。 西班牙人的海外殖民以天主教國王支援的哥倫布發現美洲為起始。在一系列的發現與征服後，建立了最早的“太陽不落”的西班牙帝國。西班牙殖民地從 19世紀起，也紛紛獨立。從某種意義而言，巴西的獨立受到了拉丁美洲獨立運動的影響，是這次運動的一部份。 16 世紀的法國仍忙於本國領土的統一，無暇進行海外擴張。從亨利四世(Henrique IV)起，法國才制定了系統而持續且 647 其原因可見前引書，第 146－151頁。 648 從柏林會議至非殖民化階段的葡萄牙殖民政策的演變，可見費雷拉(João JoséBrandão Ferreira)《葡萄牙海外戰略概念的演變從柏林會議至非殖民化 (A Evolução do Conceito Estratégico Ultramarino Português：Da Conferência de BerlimàDescolonização)》，里斯本，Hugin出版社，2002年。 649同上，第 149－151頁。 211

以商業為特徵的殖民政策，因而出現了一系列專門從事海外貿易與開發的公司。最早的是 1604年創立的東印度公司。至 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的簽訂，法蘭西殖民帝國已擁有 23 個國家和地區。20世紀初起，法國殖民地亦紛紛走向民族獨立。 英國的殖民擴張較晚，始於 17 世紀，但後來居上，很快躍升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國。大部份英國殖民地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獨立。它在中國的殖民地——香港於 1997 年 7 月 1 日正式回歸中國。 荷蘭也是歐洲老牌的殖民國之一。1585 年，西葡聯合國王飛利浦二世禁止荷蘭人到里斯本貿易，迫使荷蘭人於 1602年和 1621 年分別成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荷蘭西印度公司，直接參加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商業角逐。從 1623 年起，開始了對巴西的爭奪。自 1652 年起，荷蘭人開始開發“好望角殖民地”。荷蘭人在世界上建立的最大殖民地是荷屬印度尼西亞。1942－1945 年間日本對印尼的佔領，結束了荷蘭的殖民統治。1945年 8月 17日，蘇加諾(Sukarno)宣佈印尼獨立，至 1963年完全獨立。 在歐洲國家中，德國的殖民更加晚。它的殖民地分佈區域全部位於非洲，有西南非洲(Sudoeste Africano)，即納米比亞；德屬東非，包括今盧旺達 (Ruanda)和布隆迪 (Burundi)；多哥(Togo)和喀麥隆(Camarões)。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將德國殖民地瓜分給了戰勝國。烏隆迪(Urundi)歸屬比利時，納米比亞由國聯託管給南非聯盟(União Sul Africana)，多哥和喀麥隆則劃分給英法。 比利時的殖民地也全部位於非洲，而且數量不多。剛果民主共和國，即前扎伊爾，是比利時國王雷奧波爾多(Leopoldo II)二世的私人財產，1908 年成為比利時殖民地。1919 年凡爾賽會議後，原屬於德國的烏隆迪由國聯(SDN)託管給比利時管轄。1959年，胡圖解放運動(Movimento de Emancipacção Hutu)推翻了比利時殖民政府。1961 年，由聯合國召集了普選。1962 年7月 1日，宣佈成立共和國並分為盧旺達和布隆迪。剛果 1965年政變後，便宣佈了獨立。 212

意大利在 1861 年才完成統一，因此它的殖民史在所有歐洲國家中是最晚近的。1936年，墨索里尼征服了埃塞俄比亞，但在 1941年 5月便失去。1936年，索馬里被意大利佔領，也旋即於 1945 年失去。1950 至 1960 年間，因索馬里經濟的脆弱，聯合國決定再次將其交由意大利監管。1939 年，利比亞併入意大利版圖，卻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法所瓜分。1949年，聯合國決定合併英法佔領區，成立獨立的利比亞王國。1969年 9 月 1 日，伊德利斯一世(Idris I)國王為卡札非(Muammar Khadafi)上校推翻。 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與民族解放成為一股摧枯拉朽的世界性洪流，舊的殖民地體系分崩離析。在此背景下，西方殖民國家迅速審度時事，調整了對前殖民地的政策。殖民統治期間遺留下來的歷史、語言、文化及血緣紐帶成為了維繫前殖民國與新獨立國家關係的結合點。殖民強國，如英、法建立了“英聯邦”和法語世界(Francofonia)。其他歐洲殖民國，如德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及比利時等，也想方設法保持同其前殖民地的關係。 英聯邦的創立，實際上是英國殖民主義的一種延續形式或稱新殖民主義。法語世界及西班牙語世界(Hispanofonia)亦未擺脱此種色彩，但高舉強調文化的大旗。成立葡萄牙語世界(Lusofonia)的需要也是在 1974 年“四·二五革命”後才出現的，葡萄牙藉此維繫與前殖民地的傳統關係。 二、葡萄牙海外帝國中的澳門 澳門的出現在前述的“第一帝國”時期內，是整個葡萄牙海外帝國的最後一扇門。澳門滄桑幾百年，其生存之道 650 令人稱奇！ 650 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 213

現在學界一般接受，從亞馬勒(João M.F.do Amaral)起，澳門成為了一塊葡萄牙殖民地。在較深入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看殖民地的定義。葡萄牙學者認為構成殖民地的參數有： “1.由外來少數人強加的統治； 2.行使主權的政權機構在地理上位於與殖民地不同的地區； 3.政權完全由處於優勢或對主導文明有更改行動的外來種族團體行使； 4.在一個統一的政治格局內有一個多元社會或具有不同文化標準的社會； 5.不同種族居民之間的接觸即文化標準和特點的接觸是相互的，但在所有層次進行統治的佔主導地位的種族群體的文化傳播更強烈； 6.從屬地區的經濟附屬於統治國的利益。統治國充份利用被統治國的自然資源； 7.殖民地是外國人組織的設施⋯⋯便於發揮既定和充份確定的貿易、軍事、行政或中間人作用； 8.從宗主國向殖民地區形成一股移民潮； 9.殖民地不獨立存在。”651 綜上所述，“殖民地是由外來政權強加的統治，統治權完全由一個處於優先地位的種族或文化群體行使，傾向於輸出宗主國的人員、機構、資金、技術和文化與文明價值，傾向於將從屬地區的資源及機構符合政權及佔主導地位的種族或文化全體的利益。”652 從西方學者提出的參數及為殖民地所下的定義來分析，亞馬勒只是取得了澳門的排他統治權，葡萄牙人在形式上開始佔主導地位，但澳門仍未達到殖民地的所有基本參數，尤其是西 651 拉拉，前引書，第 13－14頁。 652 同上，第 14頁。 214

方文化未能取代中國文化，至多產生了一些影響，作為官方語言的葡語未能取代漢語。因此，從文化及文明的層面分析，澳門從未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而且華人歷來在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佔主導地位，進而似乎可以説，澳門從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葡萄牙殖民地。在亞馬勒之前，是中葡共管的中國領土；在其之後，是葡管的中國領土。即便是 1887 年條約 653中國也未將澳門的主權出讓給葡萄牙。此種狀況到 20 世紀 70年代才有了明確的界定，但在事實上一直是澳門實際的法律狀態。因此，聯合國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將澳門不包括在非殖委員會的名單內，不僅有歷史依據，而且符合澳門的實際狀況。 從葡印 654 的內部政治及行政結構來分析，葡萄牙在東方的居留地的取得有如下幾種不同的形式：“a)征服(例如馬六甲和果阿)；b)接受主權(例如霍爾木兹)；c)通過協議〔例如勃生(Bacaim)〕或改信基督教的國王的遺囑〔例如德那地(Ternate)和錫蘭〕。這意味着人民的同意(尤其在王位繼承中斷的情況下，據附屬條約(pactum subjections)的原則，權利又回到有主權的人民手中)；d)大部份人決定的歸順。這在實際上只有在策略接受時才產生(例如帝汶)；e)在亞洲通行的繳納與接受貢品形式上的稱臣； f)在葡萄牙不行使主權的地區獲得居留地(estabelecimento)的主要形式有：堡壘(通過出讓、共同協議或武力獲得)；商站〔(印度)國以商業企業參與〕及自發居留地(estabelecimentos espontâneos)(葡萄牙社團定居發展處)。”655 653 請見薩安東主編、金國平漢譯《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藍色系列第 5卷《葡京草約及一八八七年葡中友好通商條約談判文件(第一部份)》，第 6 卷《葡京草約及一八八七年葡中友好通商條約談判文件(第二部份)》，澳門基金會、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大學，2000年。 654 葡印的葡語名稱是“印度國(Estado da India)”。它不僅僅指今印度領土上的若干葡萄牙殖民地。其地域十分廣闊，從好望角至日本的沿海地區均是“印度國”的範圍，中國亦包括在內。 215

按照上述分類回顧葡印對中國的政策，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形式在中葡關係中都有反映。最早有過征服中國的企圖 656，並企圖在珠江口設立堡壘 657。在這兩個計劃取消後，才出現了屬於“自發居留地”形態的雙嶼、浯嶼等福建沿海島嶼、上川－浪白。早期的澳門也屬於此形態。然後過渡到“商站”的形態。所以澳門有“東方第一個商人共和政體”658 之稱。從1583年起，在中國當局的首肯下 659，實行內部自治 660。只有“日巡航首領”661在澳期間代表葡印政府。從 1623 年派遣澳門首任總督開始，澳門成為了葡印體系內的政治實體，並企圖通過築城將其變為“堡壘”。顯然，葡萄牙不是通過“接受主權”“通過協議”“改信基督教的國王的遺囑”“大部份人決定的歸順”或“稱臣”而獲得澳門的。相反，要向中國皇帝繳納地租，俯首“稱臣”而獲得在澳門居留的皇恩。從 17世紀“南 655 格德斯(Maria Ana Marques Guedes)《官方關係以外的緬－葡關係。17和18 世紀的吸收與文化同化(A História Birmano-Portuguresa além das relaçãoficiais. Assimilação e Aculturação nos séculos XVII e XVIII)》，里斯本新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系博士論文(未刊)，1999年，第 180－181頁。更理論性的闡述，可見托馬斯(Luís Filipe Thomaz)，《從休達到帝汶(De Ceuta a Timor)》，里斯本，Difel出版社，1998年，第 207－243頁及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合法統治權——論作為葡萄牙東方帝國基石的條約——國際法及葡萄牙法史研究 (IUSTUM IMPERIUM IMPERIU：Dos Tratados como fundamento do Império dos Portugueses no Oriente — Estudo de História do Direito Internacional e do Direito Português)》，東方基金會、東方葡萄牙學會，1997年。 656 金國平<耶穌會對華傳教政策演變的基因——兼論葡、西征服中國計劃>，《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120－157頁。 657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 31頁。 658 同上，第 49頁。 659 金國平、吳志良<陳瑞召見澳門葡人的原委>，《東西望洋》，第 155. 181頁。 660 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第 53－56頁。 661 同上，第 50頁。 216

京教案”開始出現的多種“驅盜説”，並非完全無案可稽 662。至 18 世紀，葡萄牙政府正式拋出“驅盜説”來證明澳門是葡萄牙人從海盜手中“征服”過來的，目的是將澳門變為一塊從政治及行政結構來分析對他們最光彩的“征服”地。這是整個“驅盜説”的理論基礎。在 16、17世紀，“征服”地的含義相當於 19、20 世紀的殖民地。663我們看到，澳門開始是葡印政治及行政結構中的最低級別，然後逐漸向其他高的級別演變。 葡萄牙人幾百年的殖民努力，並未能將澳門改變為巴西、葡屬非洲、葡屬印度及帝汶那樣的殖民地。這個目標至他們從澳門撤退時也未達到。 比較其他歐洲殖民國家，葡萄牙對其非洲殖民地問題的解決晚了約半個世紀。為維護所謂的“帝國完整性”，它比其他歐洲殖民國家更加頑固地企圖保持殖民地。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出於歷史因素，妄圖保持最老殖民國的世界紀錄，二是它的經濟較其他歐洲殖民國為弱，因此在原料來源、產品市場及國內人口外移等方面對殖民地的依賴性較大。因此，葡萄牙耗費了大量的財力與人力，在非洲進行了 10 餘年的殖民戰爭，不僅為非洲葡語國家人民，也為其本國人民帶來了無限的痛苦與損失。經年不斷的非洲殖民戰爭，是導致葡萄牙獨裁政權於 662 湯開建將披露了一份中文刊本的澳門《唩嚟哆報效始末疏》。其中涉及1557 年驅盜事。成書於 17 世紀中葉的緬甸文史料《葡萄牙紀(PuteguêYamawin)》中也有驅盜的記載。內有：71章《華人與葡萄牙人的關係》，72 章《葡萄牙人與中國強盜在澳門島的開釁》及 73 章《葡萄牙人攻打澳門島》，參見《官方關係以外的緬－葡關係。17 和 18 世紀的吸收與文化同化》，第 271 頁。關於這個問題的近期論文，可見金國平、吳志良<澳門出現的北京宮廷因素(Razões Palacianas na Origem de Macau)>，《澳門》雜誌(葡語版)，第 3系列，第 14期，2003年 5月，第 82－95頁及金國平、吳志良<皇帝知否？(Com ou sem o conhecimento do Imperador？)>，《澳門》雜誌(葡語版)，第 3 系列，第 15 期，2003年 8月，第 96－107頁。 663 托馬斯，前引書，第 224頁。 217

1974年被“四·二五運動”推翻的主要原因之一。“石竹花革 命”成功後，新的葡萄牙政權立即開始了讓前殖民地獨立的非殖民化進程。 在此歷史背景下，葡萄牙新政權曾試圖與中國協商解決澳門問題。664 中國本着“長期打算、充份利用”665 的方針，在認為適當的時候，才開始解決港、澳問題。我們認為，香港與澳門的回歸並不意味着“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方針的結束，尤其在澳門的情況下，還可繼續發揮作用。所謂“充份利用”，是指澳門可利用本身的歷史及文化優勢，在推動中國與擁有兩億人口的葡語國家的聯繫上擔當重要角色，成為一個經貿平台。對此，今年的澳門特區政府施政報告內有明確的闡述。這是目前澳門政府政治智慧的高度表現，是對“長期打算、充份利用”方針的創造性發展。 雖然香港經貿比澳門較發達，但在中外融合方面卻遜色於澳門，原因是英國人一貫推行“not going to native”的政策，而葡萄牙人出於歷史人口原因而奉行種族混合的政策 666。在此背景下繁衍出來的歐亞混血人——土生，已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是澳門認同的因素。他們根生澳土，情繫澳門。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澳門人是澳門寶貴的財富之一，也是澳門溝通世界的人際網絡。特區政府大度大量，高度重視這支澳門的血脈，世界各地的澳門人當會響應故土的召喚，積極為澳門充當中國走向葡語世界的橋樑獻策盡力。 三、Lusofonia及由此產生的國際組織 葡語為世界第七大語言，排位僅次於漢語、印地語、英語、 664 參見費茂實(Moisés Silva Fernandes)<葡中關係正常化和澳門回歸中國大陸問題，1974－1979>，《行政雜誌》，第 61期，第 867－918頁。 665 參見楊允中<論“一國兩制”的歷史必然性>，《行政雜誌》，第 61 期，第 763－790頁。 666 鄭妙冰，前引書，第 222－223頁。 218

西班牙語、俄語和阿拉伯語，使用人口逾 2億。近年，葡語中出現了一批新語彙，如葡萄牙語世界，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 國 家 (PALOP － Pa í ses Africanos de L í ngua OficialPortuguesa)，葡萄牙、非洲、美洲及亞洲首都城市聯盟(UCCLA)，葡語大學協會(AULP)及葡語國家共同體(CPLP)等。它們反映了國際關係中，在同一語言、文化基礎上新的政治、外交、軍事、經濟及文化格局。 (一)Lusofonia 從造詞學分析，Lusofonia由 3個成份構成。從辭源來看，LUSO 來自拉丁語 lusu，指羅馬時代 HisPênia 的 3 省份之一Lusitênia，其境包括在今葡萄牙版圖內，因此，其形容詞 lusíada或 lusitano與 português是同義詞；FON來自希臘語，義即“聲音”、“詞語”、“語言”；IA係一希臘語後綴，構成由形容詞衍生的抽象名詞，表示一種“性質”、“缺陷”、“能力”或“狀態”。 目前最權威的里斯本科學院出版的《當代葡語字典》對Lusofonia的解釋是：“lusofonia，陰性名詞(由 lusófono＋後綴－ia)。1作為葡萄牙人，講葡萄牙語的性質；葡萄牙語及文化所特有的性質。2由以葡萄牙語為母語或官方語言的國家和人民構成的共同體。3葡萄牙語在世界上的傳播。”667 “lusófono l，形容詞(由 luso＋後綴－fonia)。1講葡萄牙語的。2由以葡萄牙語為母語或官方語言的國家和人民的。”668 “lusófono 2，名詞(由 luso＋後綴－fonia)。1講葡萄牙語的人。2 由以葡萄牙語為母語或官方語言的國家和人民的成員。”669 667 里斯本科學院《當代葡語字典 (Dicion á rio da L í ngua Portuguesa Contemporânea)》，里斯本，古本江基金會、動詞出版社，2001 年，G－Z卷，第 2310頁。 668 同上，同頁。 669 同上，同頁。 219

從語言學及文化的角度來看，lusofonia指由使用葡語的人構成的語言群體，因此具有共同的文化與歷史特徵。如果從地理及社會政治層面去分析的話，Lusofonia 則主要指 8 個以葡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正式語言之一為葡語，在這意義上，澳門亦可算是 Lusofonia的一部份。 Lusofonia 的共同基本特徵是葡萄牙語。這是聯繫Lusofonia的歷史文化紐帶。這些國家相互間的文化關係密切，存在着歷史緣由造成的“特殊的傳統關係” 在葡語國家共同體範圍內，葡語的使用狀況有所不同。在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及安哥拉，葡語是全體人口或絕大部份人口的母語。在其餘國家，葡語是一種官方語言和教學語言。在幾內亞(比紹)、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及東帝汶，居民主要講以葡萄牙語為基礎的克里奧語(Crioulos)。在澳門，葡語雖為官方語言之一，卻不是絕大多數居民的母語，但這不影響澳門是 Lusofonia成員的地位。 Lusofonia 是一種較新的世界語言文化結社現象。歷史更早的有 Francofonia。它由 51 個國家構成，其宗旨是推進成員國在教育、多元文化、經濟發展、和平、民主、人權等方面的合作。英聯邦由 54個成員國(包括莫桑比克)組成，其宗旨是保護人權、提倡男女平等、促進經濟發展與貿易、保護環境、支援聯合國，推廣教育及其他文化計劃等。此外，還有葡萄牙也參加了的以西班牙語為基礎的 19國 Hispanofonia。670 Lusofonia不僅僅是一個國界的概念。所謂的 Lusofonia，是一個世界性的跨洲、多元文化的“葡語空間 (espaco lusófono)”。不僅僅講葡語的人、地屬於 Lusofonia，歷史上曾經與葡語有過大量接觸葡語的人、地(例如印度沿海的果阿、達曼、第烏及其他地方、斯里蘭卡、馬六甲、印尼許多島嶼、阿魯巴、庫拉索島、博內爾及荷屬圭亞那等)也應該屬於 Lusofonia，因為在上述地點仍然有以葡萄牙語為基礎的克里奧語。它們是當地人的母語。毫無疑問，分佈世界各地的葡人、巴西及非洲葡 670 正式名稱為“伊比利亞－美洲共同體(Comunidade Ibero－Americana)”。 220

語僑民社團是 Lusofonia 的重要組成部份。在澳門，葡語曾經是行政及教育語言，現在仍然是正式語言之一，因此，澳門是Lusofonia 的一份子。總之，Lusofonia 是一個具有歷史、文化及語言內涵的共同體，而非一簡單的語言共同體。 世界上任何一個講葡語的人(lusófono)，甚至不會講葡語，但愛好葡萄牙文化的人(lusófilo)，如中國的許多澳門歷史學者，也可被視為 Lusofonia的份子。 綜上所述，由於 Lusofonia也稱“mundo lusófono(講葡語的世界)”，不妨將 Lusofonia譯為“葡語世界”。這個“葡語世界”可將“使用葡語為母語或官方語的國家和民族”“使用葡語為母語或官方語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與葡語有過歷史、文化聯繫的國家和地區，葡語僑民及葡語的使用者這些概念包攬無遺。 法文中最早出現 Francophonie。它是法國地理學家雷克魯斯(Onésime Rec1us)於 1880 年首次使用的。當時是指“日常生活中使用法語的區域”。671因此《法漢字典》將其譯為“講法語國家”672。這是此詞 19 世紀末的含義，現在的詞義豐富得多。近來有人改為“法語國家地區”，範圍雖擴展了一些，但其全部含義仍未能體現出來。Francofonia、Hispanofonia、Anglofonia 673及 Russofonia 674，不妨依照 Lusofonia，也譯為 671 費雷拉(MariaJosé Simões de Brito Lopes Ferreira)，《葡語世界及語言、文化政策：與非洲葡語國家的合作(A lusofonia e a política da língua e da cultura：a cooperacao com os países africanos lusófonos)》，里斯本，公開大學碩士論文(未刊)，1996年，第 1卷，第 12頁，註釋 1。 672 《法漢詞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 555頁。 673 即“英聯邦”。有關論述，見阿爾維斯(Dário de Castro Alves)，《語言政治，世界的語言，葡語世界及葡語國家共同體，英語世界，俄語世界(Glotopolítica，línguas do Mundo，lusofonia e comunidade dos países de línguaportuguesa，anglofonia，russofonia)》，里斯本，《歷史及思想理論(Revista de História e Teoria das Ideias)雜誌》，1999年，第 11卷單行本，第 219－221頁。 221

“法語世界”，“西班牙語世界”“英語世界”和“俄語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近來十分時髦的“大中國”，其內涵也應遠遠超出兩岸四地的地理範圍，擴及至所有漢語文化圈(例如新加坡)、以漢語為母語的華人社團及其以居留國語言為母語的後裔、可以使用漢語交流的西方文化背景的個人。因此，“大中國”的最貼切譯法是“Sinofonia”，而不是從字面硬譯的“Greater China”675。 (二)PALOP(Países Africanos de Língua Oficial Portuguesa) 其漢譯是“以葡萄牙語為官方語言的非洲國家”，簡稱“非洲葡語國家”。這是一個具有殖民色彩的“葡屬非洲”或“葡萄牙殖民地”的代名詞。具體指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5國。 (三)葡萄牙、非洲、美洲及亞洲首都城市聯盟(União das Cidades Capitais Luso－Afro－Américo－Asiáticas，UCCLA) 這是一個城市性質的非政府國際組織，成立於 1985 年。葡萄牙里斯本市主席為聯盟的當然主席。成員不限於葡語國家和地區的首都，一些歷史名城也是成員。目前的成員有里斯本、巴西利亞、盧安達(Luanda)、馬普托(Maputo)、普拉亞(Praia)、比紹、聖多美(São Tomé)、澳門、卡謝烏(Cacheu)、吉馬良斯(Guimarães)、莫桑比克島(Ilha de Mocambique)、里約熱內盧、薩爾瓦多(Salvador)、普林西比的聖安東尼奧(Santo António do Príncipe)、阿瓜格蘭德(Água Grande)、貝倫(Belém)、貝洛奧里藏特(Belo Horizonte)、博拉馬(Bolama)、帝力(Díli)、萬博(Huambo)、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及聖文森特島(São Vicente) 等。原澳門海島市政廳為聯繫成員。 674 即“獨聯體”。同上，第 221－222頁。 675 Gary Ngai，Prospects of Greate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Macau，Institu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2003. 222

它的主要宗旨是通過語言及文化活動，促進葡語人民之間的瞭解與合作。 (四)葡語大學協會(Associacção das Universidades de Língua Portuguesa，AULP)676 這是一個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非政府國際組織，成立於 1986 年。成員包括所有的葡萄牙和巴西的大學、莫三比克孟德拉大學、安哥拉大學、幾內亞(比紹)的師資中心及佛得角的農業研究院和師範學校等 120多個機構，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也參加會議。它的主旨是捍衛和發展葡萄牙語。 (五)葡語國家共同體(Comunidade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CPLP 677) 目前這個名稱有多種譯法，如葡萄牙語國家組織、葡語系國家共同體、葡語國家聯邦及葡語國家共同體等。其中以葡語國家共同體較為準確，應成為正式譯名。葡語國家共同體實際上是將早已存在的以葡語為紐帶的關係實體化。678 在 20 世紀初的 1902 年，巴西知識份子洛美羅(Sílvio Romero)便提出了具有文化、軍事性質的“葡－巴同盟(Federacção Luso－Brasileira)”。1909 年，里斯本地理學會也建議成立“葡－巴聯邦(Confederacção Luso－Brasileira)”。此議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不果。679 676 施曼堯(Manuel Coelho da Silva)<澳門與葡語國家的交流－葡萄牙大學協會(AULP)計劃，《中外文化交流與澳門語言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 14－18頁。 677 這個名稱是前葡萄牙外交部長、現總理巴羅素(Durão Barroso)審定的，故戲稱他為“葡語國家共同體的教父”。 678 一個至 1996 年正式成立的大事年表可見《公眾報(Público)》，1996 年 7月 17日版。 679 費雷拉(Pedro Ferreira)，《葡語國家共同體，葡語世界的匯合點(CPLP， 223

60年代，以奧古斯蒂諾(Agostinho da Silva)680、奧利維拉(JoséAparecido de Oliveira)、亞馬多(Jorge Amado)和波爾特拉(Eduardo Portela)為首的一批知識份子成立了“巴西研究院(Instituto de Estudos Brasileiros)”。1961年，奧古斯蒂諾、奧利維拉和亞馬多創建了“非亞研究院(Instituto de Estudos Afro－Asiáticos)”積極發展和促進世界各地葡語機構的交流。這可被視為葡語國家共同體的胚胎。681奧古斯蒂諾大師退休回到里斯本後，我們有幸與其過往甚密，經常聆聽其對“第五帝國”的娓娓闡述。他與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設想的“第五帝國”今天成為了現實。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會感到欣慰。 70 年代的“四·二五革命”及葡屬非洲的非殖民化，為葡語國家的接近創造了新條件。葡萄牙外長於 1983 年訪問佛得角時，提出了成立葡語國家共同體的最初設想。1987 年，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極力主張葡萄牙、巴西及非洲葡語國家的接近。1989年 11月 1日，在巴西的馬拉尼翁州首府聖路易斯 (S.Luís do Maran hão)正式成立了葡萄牙語國際研究所 (I nstitu to Internacional de Língua Portuguesa)。這是葡語國家共同體的前身。1989年，冷戰的結束改變了全世界的關係格局，為以地理政治、地理經濟、文化及語言共同點為基礎的新組合提供了方便條件。1993 年 9 月，利用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機會，葡語 7國外長進行了磋商。奧利維拉大使正式提出建立共同體的計劃，得到其他 6國的熱烈響應。此後，葡語 7國多次舉行圓桌會議，就推進建立葡語國家共同體事宜進行了深入的磋商。葡語國家共同體於 1996年 7月 17日在葡萄牙首都 ponto do encontro do mundo lusófono)》，《聯繫(ELO)》雜誌，第 15期，1993年 4月－6月，第 51頁。 680 關於這位“本世紀葡萄牙文化的最高代表人物之一”的生平簡介，可見吳志良<文化浪子叛逆巨儒－悼恩師奧古斯蒂諾教授>及<奧古斯蒂諾周年祭>，《東西交匯看澳門》，第 127－132頁。 681《葡語世界及語言、文化政策：與非洲葡語國家的合作》，第 1卷，第 200頁。 224

里斯本的貝倫文化中心正式宣佈成立 682，總部設於里斯本，成員國有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比紹)、佛得角、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7國組成。2002年 7月 31日，首腦會議決定接納東帝汶民主共和國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其宗旨是在相互支援、相互尊重的基礎上進行政治協商和在經濟、文教和社會等領域開展合作。共同體內，國家不分大小，地位一律平等。 共同體章程 683規定，其領導職責由 4 個機構承擔：國家和政府首腦會議 (Conferência de Chefes de Estado e de Governo)。這是最高機構，負責制定戰略；部長會議(Conselho de Ministros)。由它推薦執行秘書的候選人；常設協調委員會(Comitéde Concertacção Permanente)。此機構具有監察職能，還負責常務工作的秘書處(Secretariado Executivo)。它是共同體的代表。 共同體的運作費用由成員國分攤，部份來自公私機構的捐贈。其主要合作領域是政治、外交，文化及經濟、金融。經濟目標明確規定，促進成員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尤其是方便貿易交流和促進薄弱領域的投資。因此，葡語國家共同體是一個以歷史、語言、文化為紐帶，帶有經濟及金融一體化目的的政治－外交－軍事戰略共同體。此種現象在西方被稱為“語言政治(Glotopolítica)”。葡萄牙偉大詩人佩索阿有句名言“我的祖國是葡萄牙語(A minha Pátriaéa Língua Portuguesa)”。中國的統一大業是否可以從此得到一定的啟迪？ 為了切實達到經濟及金融一體化，在 2003 年 6 月於巴西福塔萊薩(Forta1eza)舉行的“第二屆葡語國家共同體企業論壇(I I Forum Empresarial da CPLP)上，執行秘書宣佈“正在草創的‘企業委員會(Conselho Empresarial)’將成為一個連接葡語國家共同體國家企業家的大型‘工商會(Câmara de Comércio 682 宣言全文可見《葡語世界及語言、文化政策：與非洲葡語國家的合作》，第 2卷，附錄 33。 683 同上，第 2卷，附錄 34。 225

e Indústria)’⋯⋯並可進一步接近每個國家所在的集團的合作機制，如歐盟(União Europeia)、西非經貨聯盟(União Económica e Monetária dos Estados da África Ocidental，UEMOA)及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Comunidade de Desenvolvimento da África Austral SADC)”。684 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雖然是使用葡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卻因為其政治及經濟地緣因素也是“法語世界”的成員。莫桑比克既是“葡語世界”的部份，又參加了英聯邦。葡萄牙也是“西班牙世界”的成員。因此，中國通過澳門與“葡語世界”的直接接觸還可間接地進入更加廣闊的“法語世界”、“西班牙語世界”和英聯邦市場。由此觀之，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論壇具有廣闊的活動空間和發展前景，可以為中國與其他國家進一步加強經貿關係發揮重要的作用。 684 www.fe.unl.pt/～jbmacedo/papers/CPLPOCDE.htm 226

古巴華工與澳門苦力貿易始終 一、從內移民到外移民 出於戍邊需要，元明清三朝不斷在西北地區和西南邊疆實行屯田，解決軍用，救濟饑民。清代前期，在河西和北疆大規模移民屯田，西北地區的開發出現了一個高潮。康雍年間“移湖廣填四川”，再次形成了一個內移民的高潮。西南地區的人口密度大增，被迫大量墾殖山地。隨着玉米、紅薯等美洲高產旱地農作物的傳入和推廣，人口膨脤的趨勢日益嚴重。道光以後，外國列強入侵，移民墾殖業受創，屯田荒廢。傳統的政治及軍事性的國內移民政策不再適應新的社會現實，向外移民成為一種必然趨勢。 滿清帝國的對外移民政策，前後期有所不同。初行厲禁。鴉片戰爭前，如取締鴉片走私貿易一般，清廷厲禁華人出國。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尤其從 1851年起，苦力貿易685迅速發展，大量華 685 關於這一問題的主要漢語資料集是中華書局出版的 10 輯《華工出國史料彙編》。如下英語博士論文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Arnold Joseph Meagher '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aborers to Latin America '· The coolie trade ' 1847-1874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Davis ' 1975 : Elliott Campbell Arensmeyer ' British merchant enterprise and the Chinese coolie labour rtrade : 1850-1874 ' University of Hawaii ' 1979 : Marshall K.Powers，Chinese coolie migration to Cuba，University of Florida，答辯日期不詳。以發掘西班牙史料為主的著作有 Juan Hung Hui，Chinos en América，Madrid，Editorial Mapfre，1992。葡萄牙方面的檔案資料主要庋藏於澳門歷史檔案館、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及里斯本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 227

工被販賣出洋。對此，滿清一反禁止人民出洋和嚴禁洋人攜帶華人出洋的政策，聽之任之，採取了默認的態度。1859年，兩廣總督勞崇光和廣東巡撫柏貴與英國巴夏禮制訂《招工章程》，允許在廣州及廣東沿海地區公開招工。次年，清政府在《北京條約》中承認了英、法在華的招工權利。1864年，清朝廷同西班牙簽訂《天津條約》，准許在華招工。同年，清廷又與英法簽署了外國(指有約國家)在華招工章程條約二十二條。1868年，清朝廷與美國訂立《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雖然簽訂了這一系列國際條約，但清廷及廣東官府只能鎮壓中國拐匪，無力與從事苦力貿易的外國商人直接對抗，不能實際控制在中國境內出現的種種流弊，更無有效的外交機制保護在外的華工。 二、澳門苦力貿易 19世紀，滿清王朝多災多難，也是澳門的多事之秋。這一時期，澳門的經濟結構變化最快，周期最多，主要行業有賭博業、娼妓業、房屋租賃、鴉片貿易、船隻護航、苦力貿易、闈姓等。 鴉片戰爭後開埠的香港，迅速取代了澳門的地位。澳門從其開埠至 18世紀，轉口貿易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形式。明末清初，此種貿易地位不斷下降，經濟趨向衰敗。從 18世紀末開始，中國與西方其他國家的貿易發展為澳門經濟帶來了一些生機，澳門逐漸成為外國商民旅居的場所，也成為了鴉片的轉運站。在興盛一時的中國沿海船隻護航業低落後，澳門優勢再度失去，苦力出洋貿易遂成為其經濟財政的支柱性“大業” 鴉片貿易的取締及鄰近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出現，使澳葡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在此背景下，苦力貿易開闢了一個新的税源，因此澳門政府同清政府一樣，對其持默認的態度。一位葡萄牙外交官很好地闡述了這一思想： “對於移民，政府應該採取甚麼態度？顯然是簡單的監控。 政府不應該倡導它，也不應該禁止它。移民是經濟規律，因此應該順其自然。鼓勵是危險的，鎮壓是徒勞的。 228

責任是監控它。” 686 鑒於此，澳葡不斷採取相應的法律及行政措施，對澳門的苦力貿易予以監控。澳葡的控制範圍僅限於澳門。即便如此，也無法進行有效的監視。在澳門出現的種種流弊，根源在於中國大陸的拐騙活動。對此，澳葡鞭長莫及。另外，澳葡通過立法對苦力運輸的基本衛生及安全條件作出了規定，但在實際上也得不到完全有效的執行。澳葡的第三項立法措施是於 1872年宣佈了新的招工章程，規定勞工在合同期間，在移民國享受葡萄牙政府的保護，有翻譯和領事隨時捍衛他們的權益。687 三、埃薩(JoséMaria Eca de Queiróz) 仗義執言保護古巴華工 早期的歐洲海外擴張以政治、軍事及宗教征服為主要目的，未認真考慮對所征服的土地進行系統的開發，發展工農業，為宗主國開闢市場。至 17世紀中葉，歐洲在世界各地開闢的殖民地在政治及軍事方面已經穩定，積累了相當的資本，才開始進行大規模開發。在土地、資本及勞力三個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要素中，獲得廉價勞力成為各殖民地進一步發展與競爭的關鍵籌碼。 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從 1517年起施行奴隸制度688。西班牙早於 1588年便制定了軍事征服中國的計劃，其中經濟目的是：“征服中國，開發中國富源，並移植中國人力發展殖民事業，挽救西 686 埃薩(Eca de Queiroz)《作為文明力量的移民(關於移民的報告)》，里斯本，1979年，第 113頁。 687 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苦力移民－1851－1894年澳門卷宗》，澳門，東方基金會，1994年，第 183頁。 688 埃薩，前引書，第 27頁。 229

班牙帝國經濟危機。” 689 16世紀，美洲開發的主要人力是從歐洲招攬的白人。17世紀開始，使用黑人作為主要勞動力。19世紀取消奴隸制度後，“五百萬奴隸，無論給他們甚麼條件，也絕不再從事農業或其他重體力工作。” 690勞力一時極度缺乏，於是再從歐洲移入白人，但不成功。原因之一，他們無法適應中美洲炎熱潮濕的氣候從事繁重的種植園工作；原因之二，他們無法忍受混血莊園主——具有白人血統的美洲人僱用歐洲白人。因此，二者之間經常發生矛盾，影響了莊園的運作。這是一個幾乎無法調和的矛盾；原因之三，白人要求相應的工資。於是，尋求其他解決辦法勢在必行。勤懇耐勞的華人成為了首選對象，尤其是華南人可以適合美洲的炎熱氣候。他們離開母國後，不像歐洲人那樣享有領事館的保護，更不會提出任何要求，其地位如同奴隸，莊園主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 1847年 6月 3日，首批契約華工600人抵達古巴。契約為8年。 1850年，古巴又通過英國公司 Taity Co在廈門招工。 至 1872年，經由廈門和澳門出洋至古巴的華工人數已達 10萬之巨。華人在古巴備受虐待迫害的真相，在文明世界頻頻曝光。由於這些華工主要通過澳門出口或轉口，葡萄牙政府受到頗大的輿論壓力，於是，在 1872年設立了西屬安第列斯群島(Antilhas Espanholas)領事館，館址設在古巴的首府哈瓦那。 葡萄牙現代主義流派大師、卓越的小説家埃薩691，於 1872年 12 689 沈定平《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調適與會通》，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 79頁。 690 施白蒂，前引書，第 29頁。 691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 I》，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上海，1982年，第 45－46頁。埃薩的主要文學作品已有漢譯。迄今為止，葡萄牙記者若昂·格德斯(João Guedes)<哀薩、科爾沃和澳門苦力貿易> 230

月 20日在哈瓦那領事館就職。館員包括一位秘書、兩個書記及一名漢語翻譯。692哈瓦那領事館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從澳門出口的華工。埃薩就任後給部長科爾沃(Andrade Corvo)的第一份公文便彙報了華人在古巴的情況： “本(古巴)島有 10幾萬亞洲人。通過澳門港的移民規章將其明確地置於葡萄牙領事館的保護之下。” 693 “閣下將理解本領事館的重要性。它將為 10 萬人進行領事登記，給與葡萄牙國籍。因此陛下政府必須考慮這一移民人口在此生活的條件。此乃當務之急。” 694 “至於華人移民的弊端，敵視(我們)的意見有二：在中國招僱及運往美洲。我以為還有第三個——我認為是最大的 苦力在古巴島的狀況。” 695 當時的古巴法律將華工分為兩類：1861年 2月 15日前及其之後入境者。前者在 8年合同期滿後，可自由尋找工作，可向葡萄牙領事館申請外國人證明紙(cédula de estrangeiros)。而後者在 8年合同期滿後，必須在兩個月內或離開古巴或續約，但此法律形同虛設。“法律允許 1861年前入境者申請獲得外國人證明紙，但他們使盡一切辦法阻止他們獲得。辦法很明顯：未經馬德里政府的批准，在哈瓦那成了一個無章程的仲裁委員會——中央殖民委員會(Comisión Central de Colonización)。它由古巴最富有的莊園主組成696，企圖完全控制移民。它淩駕於高級當局之上，於是促使作出了這樣的決定：任何亞洲人在未獲得中央殖民委員會的意見之前，不得申請外國人證明紙。情況是，這個委員 一文為唯一一篇譯成漢語的涉及此問題的研究論文，參見澳門文化學會《文化雜誌》，第 7－8合期，1989年，第 35－41頁。 692 利馬(Archer de Lima)《外交官埃薩》，里斯本，無出版日期，第 51頁。 693 同上，第 52頁。 694 同上，同頁。 695 埃薩，前引書，第 130頁。 696 華工稱之為“各糖寮主在古巴做官坐局者”。 231

會無限期地拖延簽發每個亞洲人的意見書。在此期間，勞工處於一種非正常和地位不明的狀況。不是勞工，因為他的合同滿期了；也不是自由人，因為無外國人證明紙。” 697“至於 1861年後入境者，一條壓迫性的法律強迫他們在合同期滿後在兩個月之內或離開古巴島或再次簽約。自然由於勞工無力返華，警察將他們收入工所698，迫使他們再服務 8年。” 699 實際上，西班牙人制定的上述條文把契約華工變成了奴隸。埃薩曾疾呼：“這種非人的法律毫無道理。” 700他決定與這種變相的奴隸制度鬥爭，捍衛華人的基本人權。他向部長表達了此種決心：“《移民規定》為改善勞工的運輸條件作出了貢獻。至於領事館，我認為它應該努力改善他們的居留狀況。” 701為此目的，埃薩提出了兩項具體措施：“第一，至於 1861年前入境者，要求中央殖民委員會不要干預證明紙的發放。所有勞工只要能證明 8年期滿，便可向葡萄牙領事館申請，並從事自由工作；第二，至於必須再簽約者，要求領事館根據 1870年領事條約，可以過問契約並予以登記，以此避免凌辱、欺壓勞工的契約。此種契約與第一個在澳門由當局審查及同意而簽訂的契約不同，它們具有嚴重的壓迫性質。” 702 埃薩試圖運用外交途徑及葡萄牙政府的力量保護從澳門出發的華工。他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將遇到的困難，為此他請求部長給與他“公開的指示和明確的批准”，獲得正式支持，以便有“堅實 的基礎與當地總督交涉。” 703部長的回答是：任何其他機構不得 697 利馬，前引書，第 53頁。 698 這種工所如同“官監”，參見黃鴻釗編《中葡澳門交涉史料》，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 1輯，第 108頁。 699 利馬，前引書，第 54頁。 700 同上，同頁。 701 同上，同頁。 702 同上，第 55頁。 703 同上，同頁。 232

干涉領事館頒發外國人證明紙。延期的契約，根據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有關條約，由領事館加以登記。 埃薩帶領領事館官員開始走訪華工，收集情況並及時向里斯本彙報華工被奴役的狀況，大聲抨擊變相的奴隸制度，要求伸張正義，捍衛人類的尊嚴。然而，埃薩面對的是有着共同骯髒利益的強大的中央殖民委員會和當地政府。很快，當地政府開始找埃薩的麻煩。 埃薩曾致函部長，彙報了與西班牙人的一次外交衝突。“我要投訴的是，一收到(當地)政府秘書長一份冒犯性的通知，我立即要求賠禮道歉，但未得到答覆。此事的結局還算光彩，總督當着我的面，要求秘書長解釋為何遲遲不答覆我要求賠禮道歉的公函。第二天，他便發來了公函，熱情地解釋了遲覆的原因並登門拜訪我。” 704 此次外交事件解決了，但“困難依然存在：繼續禁止頒發證明紙。今天我得到非正式消息説，政府正在準備一項法令，宣佈所有葡萄牙領事館頒發的證明紙無效。如果這一法令得以公佈，本領事館存在的理由便完全消失了；我無法對此決定的非法性提出抗議；只要一個中國使團抵達此地並將從澳門出來的勞工視為她的子民，我的全部交涉依據便變相消失了。只要本島政府承認這個使團的權威，所有關於勞工的問題將在中國代表與本島政府之間直接處理。我甚至無權過問那些有葡萄牙國籍的勞工的權益，因為政府正在準備取消這些國籍證明的有效性。” 705 從國際法的角度分析，葡萄牙將從澳門出口的華工算作葡萄牙公民的決定不具備堅實的法律依據。它既不符合出生地主義，又無法援引血統主義。即便是居留歸化的條件也不具備。因此，西班牙人千方百計促成一個中國使團到古巴視察，迫使葡萄牙無 704 同上，第 57－58頁。 705 同上，第 58頁。 233

法再干預勞工問題。對付無外交經驗的華人使節，比同職業的葡萄牙外交官周旋要容易得多。 這便是陳蘭彬前往古巴調查華工狀況的最主要原因。西班牙巧妙地運用了一個偶然事件促成此事。 “一個名叫弗朗西斯科·易巴涅斯的公司，根據《天津條約》的精神，為運送大批華工籌備了大量資金。該公司在澳門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阿別拉在中國境內開闢了好幾個招募站，並且把一筆資金預先付給了召募人。由於兩廣總督對《天津條約》採取堅決抵制態度，這家公司的召募計劃一直不能完成。 西班牙駐廣州的領事只好於 1872年 11月 9日代替該公司向兩廣總督呈交一份申請，但遭到兩廣總督的嚴詞拒絕。於是西班牙駐北京的代理公使就於 1873年 5月 12日向中國朝廷提出抗議。這份抗議並未起到任何效果，易巴涅斯公司又向清廷提出賠償經濟損失的要求——包括召募三千華工的費用和古巴農場的損失。代理公使弗朗西斯科·奧丁第二次提出嚴重抗議，中國政府才不得不同意俄、英、法、德、美五國的調停：由中國派遣以陳蘭彬為首的幾個官吏到古巴去視察。” 706 “他們於 1874年 3月 18日到達哈瓦那。他們調查的主要問題是古巴當局強迫華工第二次簽訂契約。” 707 按照規定，第一個契約期滿的華工應由他的僱主交給當地當局送入工所。由於它具有集中營的性質，華工無法外出向葡萄牙領事館申請證明紙。為此，葡萄牙領事館曾向古巴當局申請，要求允許派人訪問勞工工作的地點及工所，以便就地向符合條件者發放證明紙。“至少可以設想，那些得到了證明紙的人可以有充分保障的自由？絕非如此：本領事館頒發的證明紙未得到一個外交 706 《華工出國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 6輯，第 147－148頁。 707 同上，第 6輯，第 194頁。 234

機構頒發的證件所應該得到的尊重。各級當局，從縣長到下級官員動不動就找藉口沒收這些證明紙，使勞工再次淪為奴隸。” 708 埃薩揭露了古巴當局此種行徑的目的：“通常的情況是，當某地當局需要一些華人勞動709，於是逮捕自由華人，説他們的證明紙是偽造710的而加以扣留。由於他們沒有了證件，可以將他們送交警察。然後再無償地徵用他們。” 711警察也不斷威脅華人要吊銷他們的證件，以此勒索華工的血汗錢財。 華工在古巴莊園主和官方的雙重壓迫之下，過着暗無天日的牛馬生活，而他們的祖國當時積貧積弱，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外交保護。華人背井離鄉，缺乏援助，其孤苦無依的境地實可想象。此時，一個具有人類同情心、嫉惡如仇的年輕葡萄牙外交官，不顧個人的榮辱，為他們的基本人權奔走呼號。他向全世界揭露説：“在人類的奴役歷史上，除了埃及及努比亞(Nubia) 712的非拉(Fellah)人之外，我不曾見過比苦力更不幸的人。如果説正義不僅僅是理智的一個級別，那麼中美洲勞工的狀況與這個時代的尊嚴背道而馳。” 713 除了揭露抨擊外，針對西班牙要求清廷派員來古巴的威脅，埃薩建議在 1870年 2月 21日簽訂的葡西領事協議中增加一個附加條款，試圖以雙邊條約的形式來改善華人的狀況，對他們加以有效的保護。為此，他提出了 7點建議： 708 利馬，前引書，第 63頁。 709 華工稱之為“官工”。 710 古巴警方的謊言確實蒙蔽了許多華工，致使他們認為，葡萄牙領事館發出的證件是假的。一華工的口供稱：“厥後，葡國副領事誘華民到格顛剌土領假紙，密通巡役查拿索詐，並原有滿身紙者亦多被搜去，將其人轉賣入山，冤極慘極！”參見黃鴻釗，前引書，第 11頁。事實上，葡萄牙領事館作為正式外交代表機構，不可能發放假證件。此點應予澄清。 711 利馬，前引書，第 63頁。 712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北京、上海，1986年，第 6卷，第 301頁。 713 利馬，前引書，第 66頁。 235

“1 向所有 1861 年前入境的華人頒發證明紙(葡萄牙子民)。一個領事館官員及一個政府官員走訪所有工所，為被拘留的華人設立檔案，然後向他們頒發證明紙。 2所有 1861年後入境的勞工享有 1861年前入境者的權益，將得到葡萄牙證明紙。 3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不允許西班牙當局任意扣留證明紙。在未聽取領事館意見的情況下，不允許吊銷證明紙。 4所有第一次契約滿期的華人是自由人，決不允許強迫他們簽定新約。 5願意再次簽約者可以簽訂他所接受的條件的契約，但應該在領事館登記契約。 6凡是第一次契約期滿欲回到中國者，僱主應出回資 714。 7普通法應該擴及勞工，不得未經立案加以處罰。” 715 最後他懇切地向部長呼籲説：“請閣下將我的上述想法加進任何形式的條約中。進行這種改革後，陛下政府將為 10萬勞工伸張正義，堂堂正正地回答以前對我們的指控。” 716 葡萄牙的外交努力因陳蘭彬到古巴調查而失敗，而正是同西班牙的鬥爭，從客觀上促使了西班牙當局千方百計要求清廷派員古巴實地瞭解情況，抵消葡萄牙外交干預的藉口，但因而導致了清朝決定設立領事館保護華工。埃薩的力爭功不可沒！ 714 “華工在各糖寮，每月銀紙四元，實不過白銀一元零耳。本自不敷貼補衣食，而寮內總管等開有鋪店，貨低價昂，所以扣算，若離此別購，即斥為逃走，鎖腳做工。八年工滿，安得有回華川費乎？況近年來各糖寮主在古巴做官坐局者，更定有最毒新例，工滿華人要出各埠工作，鎖腳做無錢官工，不拘何處，並無年限，直須做到死而後已。若舊寮主或另人向該埠官説妥，每月十元十餘元可挑人入寮傭工，謂之綁身。而別得工銀，必須訂明分大半畀官，華工每月所得亦止數元，又安能剩存川費？”參見黃鴻釗，前引書，第 112頁。 715 利馬，前引書，第 68頁。 716 同上，第 69頁。 236

1872年 12月 20日至 1873年 5月 30日，埃薩全力以赴解決華工問題。在此期間，他的文學創作受到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這位“為祖國，為人類”服務的職業外交官值得中國人民的敬佩與紀念。 四、澳門苦力貿易及其終結 苦力貿易的對象是華人，但在此現象後面有着國際性的經濟利益。歐美列強強了各自的利益，在政治及外交領域展開了激烈的角逐。 統計資料顯示，最早進行苦力貿易的，恰恰是後來道貌岸然指責葡萄牙人的英國人。應該指出，澳門的許多污名是英國人炮製的。首先，對澳門苦力貿易大加鞭撻的漢語報紙，例如《中西聞見錄》、《申報》，均由美英人士創辦，《循環日報》、《華字日報》雖由華人主辦，但是香港媒體的立場親英顯而易見。當時中國其他報刊所刊登的關於苦力貿易的消息，也主要來源於英美人士。英美對葡萄牙及西班牙的指控有一定的事實基礎，但未必全部是事實，確切説是有意擴大、歪曲的事實，因此不是真正的事實。某些流傳甚廣的謬説，應該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澄清。 首先，澳葡當局未直接經營苦力貿易，其主要利益是手續費(emolumentos)717。同治《香山縣誌》有云：“自和議成後，澳夷不能專利，漸至窮蹙，而是時秘魯、古巴等國買華人回國供利，日‘豬仔’，在澳門設立招工館，奸人藉以為利，誘騙華人出洋，澳夷坐收其税。”718 717 參見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AHU－ACL－SEMU－DGU－CU－01，Pt.54－2367。 718 同治《香山縣誌》，卷 22，附記，參見《中山文獻》，第 6卷，第 1958頁。 237

鄭觀應在《澳門“豬仔”論》中稱：“彼奇貨可居。獲利極厚，每名歸西洋國税銀一元，歸澳門番官使費銀兩元。”719此文於 1872年 8月 3日在《申報》上刊登時特意説明係“嶺南指迷道人鄭香山未定稿”。後鄭觀應在《販奴》中的説法略有修改：“粤東澳門⋯⋯向有拐販華人出洋之事，⋯⋯豬仔一名載至西洋，身價五、六十元，税銀一元，澳門議事官收費兩元。”720所謂的“獲利極厚”是相對而言的。對香港開埠和澳門開(自由)港後陷入財政困境的澳葡來説，這是一筆收入，但同苦力貿易商人的利潤比較，這不過是蠅頭小利而已。實際上，苦力貿易最大的受益者是擁有廣大殖民地的英、法與西班牙。英國對澳門的一系列行動的最終打擊對象，是葡萄牙的兄弟國家西班牙。從此視角出發，才可以理解英國一方面積極從事苦力貿易，卻又在國際上千方百計譴責其他殖民國家，竭力對澳門污名化，其虛偽性昭然若揭721。 其次，澳門苦力貿易的運作機制由如下幾類人構成：根據 1856年 6月 5日澳門總督頒佈的規定，移民代理人(agentes da emigração)或稱勞工啟運代辦(encarregados do embarque dos Colonos)為各國派駐澳門的代表。他們不直接參加招募，起到統籌的作用。他們也不需要向政府申請執照。722聯絡移民代理人與掮客(corretores)的人稱僱主(contractor)。723“從事招募華人移民的人稱掮客。從事此生意必須獲得議事亭理事官的許可執照。”724其辦公地點稱掮客行(casas dos Corretores)。掮客便是俗稱的“豬仔頭”。無固定辦公 719 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澳門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9年第 301頁。 720 《鄭觀應集》，上冊，第 413頁。 721 參見《歷史上的澳門》，第 252－259頁。 722 施白蒂，前引書，第 100頁。 723 同上，前引書，第 105頁。 724 同上，前引書，第 100頁。 725 同上，前引書，第 105頁。 238

處的掮客稱 corretores或 avulsos contatistas725，在整個運作的過程中起着聯繫移民代理人及攬頭的作用。一般認為勞工屯(depositos dos Colonos726)，即俗稱的“巴拉坑(barracão)”，由“豬仔頭”管理。實際上，合法的勞工屯是移民代理人經辦的。如果數量超過一個以上，則需要申請執照。727簡而言之，工作線是這樣的：移民代理人——僱主——掮客——攬頭。 移民代理人一般為外派的歐美人或在澳門聘請的葡人或土生；僱主一般為居澳的歐美人、澳門葡人或土生；掮客多數為葡人或土生，也有華人參與728，攬頭則由澳門或其附近地區的華人擔任。除了直接從事這一活動的人外，提供間接服務的人數也不少，但絕無許多著作聲稱的達 3、4萬之多。 出於葡萄牙民族與國家尊嚴的考慮，為了徹底擺脱販賣奴隸的污名，葡萄牙政府通過與葡澳的磋商與協調，順應時勢，重拾文明的旗幟，宣佈永遠取締以澳門為中心的苦力貿易729。那麼，甚麼是導致葡萄牙最後決定完全取締澳門苦力貿易的原因呢？我們認為，可有以下幾點： 1.來自中國和國際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 2.澳門本地的有關法律及行政措施無法有效實行； 3.里斯本外交努力的失敗； 4.清廷通過總理衙門及兩廣當局的官方干預730； 726 Colonos在澳門地名中的譯法是工匠，例如工匠街、工匠巷及工匠里。 727 施白蒂，前引書，第 105頁。 728 契約華工貿易從業者於 1873 年 6 月 10 日向澳門議事亭提交的請願中有 17名華人簽名，參見科爾沃《海事海外部長及國務秘書向 1874年屆議會立法會提交的關於廢除在澳門招僱契約華工的報告及文件》，里斯本，官印局，1874 年，第 135 頁。此書有部份漢譯，見《華工出國史料彙編》，第 6輯，第 555頁及《文化雜誌》，第 7－8合期，1989年，第 42－45頁。 729 參見《文化雜誌》，第 7－8合期，1989年，第 42－45頁。 730 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2卷，第 832、833、834、989 及 990 號文件。另見第 3 卷，第 1029、1030、1041、1054、1055及 1061號文件。 239

5.1873年英國宣佈禁止使用香港作為苦力運輸船的後勤基地； 6.保護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這應該是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原因。 保住澳門歷來是葡萄牙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説葡萄牙捲入苦力貿易的動機為維持澳門，那麼它徹底禁止苦力貿易的目的也是為了避免造成與中國政府關係的破裂而失去澳門。在香港完全退出苦力活動後，整個苦力貿易的中心將勢必轉向澳門731。若如是，中國當局可能會迫於國內外的壓力而封閉澳門，甚至結束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存在。或許，這是葡萄牙人改變苦力貿易政策的基因。 無可諱言，廢除苦力貿易一度給澳門經濟和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影響，但很快找到了取代行業。廣東於 1875年嚴禁闈姓。732此種賭博遂遷往澳門，為澳葡帶來了豐厚的税收，減緩了取締苦力貿易給澳門經濟帶來的巨大衝擊。同治《香山縣誌》記之日：“邇來此風經定約禁革而澳夷窮。自內地嚴闈姓賭館之禁(聚粤中小姓於文武鄉會試及歲科童試時，射其中否曰闈姓)，奸人潛往澳門開設，恃夷為固。而澳夷歲收陋規數十萬，因之漸富矣。”733 最後值得順便一提的是，澳門在某種意義上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果，而從澳門輸出的華工則是華人早期參與經濟全球化建設的重要力量。雖然苦力貿易令澳門玷污蒙羞，華工的悲慘生活也令人心酸，這段歷史不堪回首，但無論澳門還是華工，對近代世界經濟發展的貢獻都不應抹煞。關於這點，尚有待學界進一步探索研究。 731 1873 年年初，澳門總督在呈報里斯本的一報告中作出了此種預測，參見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澳門——帝汶檔，第 44盒，第 1檔夾，第1號文件(機密件)。 732 關於此問題的詳細情況，可見趙利峰《晚清粤澳闈姓問題研究》，2003年，暨南大學博士論文(未刊)。 733 同治《香山縣誌》，卷 22，附記，參見《中山文獻》，第 6卷，第 1958頁。 240

新花園的業主係何人？ 新花園為爛花園的舊稱。“新花園此名係指原日私人產業現闢為李加祿街貨倉街各一部份及下環市場。”734新花園並非公眾園林，而是一處私人物業，且有園之名而無園之實。一般認為，它的業主係荷蘭人。不知此説何據，亦未深究其源。從新花園到爛花園的名稱演變不僅反映了一地的興衰史，其中還有一段馬尼拉與澳門貿易往來的故事。 新花園原為李加祿家族的祖業。它可以説是“老澳門”了。 李族來澳經商的第一代人是 D.Gabriel Lecaros，曾出任西班牙駐澳商站大班。《澳門記略》記述呂宋與澳門關係時稱： “佛郎機後又稱干系臘國，今稱弗郎西，或曰法郎西，歲與呂宋入粵互市。有呂武朥者，尤黠慧，往來澳、十三行，先後二十餘年，土語華言及漢文字皆諳曉，人呼為呂大班。營責取息，獲利累巨萬。中國貨物利鈍、時價昂下，於洋舶未至前密輸之，故行商近歲貿易無多贏。”735 研究《澳門記略》的專家一般將其考為葡萄牙商人。實際上，他是西班牙人。呂為其姓氏 Lecaros中 Le的對音。 《澳門記略》成書於 1751年。據此，按“先後二十餘年”推算，呂武朥約在 1730年左右來澳經商。此人經營有方，迅速積累了大量財富。除了本人“黠慧”外，最主要是靠葡萄牙王室優待菲律賓西班牙人的政策致富。1640年，葡萄牙光復主權後，馬尼拉與澳門的直接貿易一度中斷。1641年，日本徹底禁止日澳貿易， 734 《澳門市街道及其它地方名冊》，澳門市政廳，1993年，第 291頁。 735 《澳門記略校注》，第 126頁。 241

澳門頓失白銀來源。在此情況下，澳門逐漸恢復同馬尼拉的直接貿易，以獲得來自新世界的白銀。為此，對馬尼拉的西班牙人制定了優惠政策： “1746年 3月 9日，葡萄牙國王唐若昂五世下令不許任何外國人定居澳門。傳教士也只允許那些派往中國差會並具有國王特許的人才可以在澳城居住。歸根結底，這些規定不過是以前法律的重複與重申。然而，至上的葡萄牙君主還補充說：‘根據向我提呈的正當理由，我認為允許馬尼拉的船隻不受上述措施(在適當的地點等待並不許進行任何貿易)在(澳門)港停泊並無不妥。在我未下達新的命令之前，准自由貿易。’ 從 1746 年開始，菲律賓的西班牙人在澳門港享有比當地人和居民更多的優惠待遇。從名義上來講，他們僅僅支付 1，5%的稅收，而葡萄牙人則要繳納 2%的稅收。西班牙人的入港稅與葡萄牙人相同，但是不繳納出港稅。在馬尼拉則相反，葡萄牙人要繳納高於西班牙人兩倍的稅(2%的領事館稅，而西班牙人僅僅繳納 1%)，因為他們被視為外國人。”736 其子 Juan Francisco Lecaros，繼承父業，在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經商。其孫 Juan Lecaros，1834年出生於馬尼拉，後亦來澳繼承祖業。Juan Lecaros於 1874年 4月 30日在澳門大堂與AnaJosefa Sabina Carneiro結為伉儷，婚後得一女，不幸夭折。他後無子嗣，1904年 9月 7日逝世於澳門。之後，其祖業“新花園”為政府接管，因管理不善，遂破落為“爛花園” “李加祿街”便為紀念他而命名。該街“由下環街、下環街市與打鐵斜巷之間起，至河邊新街 91號和 109號建築物之間止。原名新花園。”737 736 潘日明《十六至十九世紀澳門與馬尼拉之間的貿易航行》，澳門海事博物館，1994年，第 60－61頁。 737 《澳門市街道及其它地方名冊》，第 117頁。 738 若爾熱·佛爾札斯(Jorge Forjaz)《澳門家族(Famílias Macaenses)》，澳 242

李家大宅位於下環街 2號。738由於它是一座宮殿式的花園洋房，葡人稱其為“李加祿宮”739或“李加祿樓”。1916年，“民主學校”從三層樓上街 3號遷入位於河邊新街的李加祿(Juan Lecaroz)樓中。740 據文德泉神父説，他曾在二龍喉花園中見到一塊“李加祿府”入口的基石。741 因為李加祿家族是西班牙人，自然對澳門與西班牙有關的文物情有獨鍾。澳門市政廳樓下大堂左壁上鑲有一塊石碑，其銘文如下：“我主費利帕四世朝內，本砲台司令佛朗西斯克·德·蘇札·德卡斯特羅任內興建，時 1633年”。此碑是澳門葡萄牙人曾效忠西班牙王室的實物，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本砲台”是指嘉思欄砲台，於 1861年拆除。此碑為李加祿家族獲得，後置於其產業“新花園”中。1916年 3月 8日，澳門代理法官(Juiz Substituto)李古(JoséErnesto de Carvalho e Rego)通知總督，在已逝李加祿位於下灣(河邊新街)的住宅一附屬建築物中，發現一有關澳門歷史的石碑。當時的總督下令將其移至賈梅士博物館742，1925年再移置往市政廳743。 門，東方基金會、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1996年，第 2卷，第 297頁。739文德泉《澳門地名》，第 1卷，第 140頁。 740 施白蒂著、金國平譯《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 92頁。 741 文德泉，前引書，第 140頁。 742 《澳門編年史(二十世紀)》，第 91頁。 743 若爾熱·佛爾札斯，前引書，第 2卷，第 297頁。 243

方濟各女修會與澳門聖家辣堂 除了各小兄弟會外，方濟各會還設立了第二會，即女修會(Clarissas或 Claristas)，並為在俗會徒開闢了第三會。 方濟各女修會創始人為聖克拉拉·德·阿西斯(Santa Clara de Assis)。她 1193年生於今意大利的阿西斯(Assis)，卒於 1253年。18歲出離父母家，追隨聖方濟各(S.Francisco de Assis)。先入位於潘索(Panzo)的天使修道院(Convento de San Angelo)。後於1212年在聖方濟各的協助下，創建聖家辣會(Ordem das Clarissas)。聖方濟各在聖德米昂小教堂(Capela de S.Demião)附近為她們提供了一簡陋的建築作為住房。聖克拉拉·德·阿西斯於 1215年被任命為聖德米昂修道院(Convento deS.Demião)院長並出任此職至其逝世。她於 1255年由教皇亞歷山大四世(Alexandre IV)列入聖品。每年 8月 12日為其紀念日。 此會成立後，在歐洲天主教國家發展迅速。1258年，在葡萄牙北部成立了拉梅戈(Lamego)修道院，後遍佈全國。 該會在澳門的修道院是由方濟各會西班牙托萊多(Toledo)省修女創立744的。她們於 1633年 11月 4日由馬尼拉抵澳，暫居東望洋隱修院 4日，後在羅札(Bartolomeu da Rocha)家中借居半年。1634年 4月 30日遷入由伴隨她們來澳的安東尼奧·達·雷蘇雷伊桑(António da Ressurreição)修士設計、建造的新居745。其創 744 詳見雅辛托·德·德烏斯(Jacinto de Deos)《方濟各會聖母省英烈傳(Vergel de Plantas e Flores da Provincia da Madre de Deos dos Capuchos Reformados)》，里斯本，1679年，第 127－149頁。 745 意大利人馬可·德·阿瓦羅(Marco d’Avalo)在其所著《1638年澳門述記》中稱：(她們在兩個月中籌得施捨 1 萬 5千十字錢，其中 1萬用於支付一些房屋。)參見《博克塞全集》，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年，第 2卷，第 83頁。 244

始人為瑪利亞·馬達雷娜·達·克魯斯(Maria Madalena da Cruz)嫫嫫。它的正式名稱為聖克拉拉修道院(Mosteiro e Convento de Santa Clara)，供奉“無坫始胎(Imaculada Conceição)”。華人多稱其為聖嘉辣堂女修道院。此外，還有多種俗稱，如尼姑寺、尼寺、尼姑廟、貞女院等。 葡萄牙復國後，於 1644年將西班牙宗教人員，包括修女驅逐至馬尼拉。葡萄牙籍修女仍留在院中。1824年 12月 31日遭火災。1835年 9月 12日在澳門執行 1834年 5月 28日禁絕會團的敕令，該會在澳 200年歷史至此結束。當局允許原有葡籍修女繼續在修道院中隱修，但不得招募新人。1857年，聖羅撒收容所(Recolhimento de Santa Rosa，1726年由仁慈堂設立)從龍鬆廟遷入聖克拉拉修道院。1875年起，聖克拉拉修道院與聖羅撒收容所合二為一，改稱聖羅撒學校(Colé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澳門記略》稱：“尼寺在澳東北，扃鑰嚴毖，女十歲以下許入寺，即入終其身不復出，雖至親不能入視。”“尼曰聖母，其敬奉尤甚於法王。一女為尼，一家為佛眷，家人罹重辟，得女尼片紙，立宥之。然必捐千金致諸公，故入寺者鮮。寺中尼凡四十有奇。” 上述段落中“雖至親不能入視”及“一女為尼，一家為佛眷，家人罹重辟，得女尼片紙，立宥之”兩語不盡正確，當為時人傳聞。教會有一定特權，但無此豁免權。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的任務是鎮壓異端，對其他民刑案件並無裁判權。後人多襲《澳門記略》之説。例如，道光《廣東通誌》稱： “大西洋女尼：女尼以白布纏領及胸，緇縵緇衣，革帶革履，夷人敬奉尤甚於僧，一女為尼，一家皆為佛眷。人羅重辟，得尼片紙立宥之。然其始必捐千金歸公，即入寺，則終身不出。其在澳門者，僧居三寺、龍鬆寺等處，尼亦別立寺廟，戒律頗嚴。”746 746 阮元《廣東通志》，第 5卷，第 5659頁。 245

姚元之所記修女出家一事略詳： “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於尼，尼若不然則不行矣。⋯⋯尼者，先閉於寺樓，惟留一穴通飲食。於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問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堅受？，如不能受者，即今回家。願苦者，再閉一年，復問之，立志堅定，即終身閉於此樓，永不與人見。殆佛家所謂真苦修行者，故其尊莫與比並矣。”747 747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6卷，第 622頁。 246

聖女羅撒與聖羅撒中學 一、聖女羅撒 眾所周知，澳門有所聖羅撒中學，但它的名稱來源卻鮮為人知。不用説掌故考證無解釋，就連一些關於教育史的專著也未予以探究。一眼望之，羅撒是個外國名字。而且前面冠有一“聖”字，來歷必定不凡。其葡語全名是 Santa Rosa de Lima，直譯為漢語是“利馬之聖女羅撒”。利馬是南美國家秘魯的首都，歷史悠久，於 1535年由西班牙探險家方濟各·皮薩洛(Francisco Pizarro)所成立，曾為西班牙秘魯總督府的府治。羅撒(Rosa)的意思是玫瑰花，西方女子多以此為名。Santa Rosa約定俗成為聖女羅撒。 聖女羅撒(1586.4.30－1617.8.24)的雙親名叫加斯帕爾·弗羅雷斯(Gaspar Flores)和瑪利亞·德·奧利瓦(María de Oliva)。其父祖籍西班牙，20歲時移民美洲，先定居波多黎各(Puerto Rico)，後移居秘魯利馬。母親是西班牙血統的美洲人，1577年嫁給加斯帕爾·弗羅雷斯先生。當年她芳年 18歲，而新郎已高齡52歲。二人婚後共生育了 13個兒女，其中有一個女兒名叫伊薩貝爾·弗羅雷斯·德·奧利瓦(Isabel Flores de Oliva)。因知，聖女原名伊薩貝爾。但她出生後不久，大家都叫她“羅撒(Rosa，玫瑰花)”。據説，她的母親和一女傭在觀賞她美麗的小臉時，忽然顯容為一朵玫瑰花，於是開始叫她“羅撒”。另外，利馬城的玫瑰聖母崇拜十分興旺。她是該城的主保聖人。或許為她改名的本意是取個吉利，祈求玫瑰聖母保佑。 她 11歲領堅振時，才正式改名“羅撒”。為紀念她最敬愛的聖母，後又加上了“聖瑪利亞(Santa María)”，於是，她自稱為“聖母瑪利亞之羅撒(Rosa de Santa María)” 羅撒之所以成為聖女，是因為她一生貞潔，酷愛虔修，並如 247

同耶穌預言自身的死亡一樣預告了自己的安逝。從 1617年初起，她經常暗示周圍的人説，她榮歸天堂日期臨近了，而且是在 8月23日。羅撒去逝時，年僅 31歲。 1624年，利馬教區正式開始為羅撒申請列品立案。1630年－1634年間準備的調查報告多達 2000頁。西班牙國王費利帕四世(Felipe IV)也親自請求教宗早日為羅撒列品。1668年 4月 15日，為羅撒列真福品的儀式在梵蒂岡聖伯鐸大殿隆重舉行。從她去世到被列為真福品，只不過經過了 51年而已。一年後，應西班牙王室的請求，教宗親自宣佈真福羅撒為秘魯大主保，將其紀念日升為瞻禮。因此，羅撒成為美洲的首位聖女。 羅撒去世後 54年，即 1671年，被列為聖人。當時教會法典規定，聖德必須經過時間的考驗，死者必須經過 50年才能被宣佈為聖者。 聖女羅撒年表 1586年 4月 30日 聖女羅撒誕生。5月 25日領洗。 1591年 發貞潔願。 1596年 在自家園中蓋一小獨居所隱修。 1597年 在領堅振聖事時，利馬主教孟格羅威霍(Toribio de Mongrovejo)裁決有關聖女名字的糾紛，批准她另取“羅撒”為名。 1598年 剪斷長髮，決心獻身。 1606年 8月 10日 領道明第三會會衣，成為在俗修女。 1607年 預言利馬聖加大利納(Santa Catarina)隱修院的成立。 1614年 道明會士羅倫薩那(Juan de Lorenzana)被委任為聖女羅撒的神師。入馬薩(Don Gonzalo de la Maza)先生的官邸居住。又起蓋了第二處隱居所。 1615年 7月 21日 荷蘭海盜威脅攻擊秘魯，她日夜守候聖體櫃。 1616年 3月 19和 26日 舉行神婚。8月 23日編寫《恩惠》。 1617年 4月 15日 她敬仰的聖容像流汗。8月 1日至 8月 24日， 248

病危與逝世。安葬於道明會公墓內。安逝後，確認其“聖母瑪利亞之羅撒(Rosa de Santa María)”一名。 1622年 她曾經預言的道明隱修女院正式落成。 1624年 利馬總主教區正式完成她的“普通”列品程序。 1625年 5月 10日 教宗烏爾般七世(Urbano VII)下令開始舉行“宗座”列品程序。 1630年 4月 14日 利馬教區公佈教宗之聖諭。 1634年 7月 23日 利馬教區將“宗座”列品程序寄回羅馬教廷，但教宗命令暫停列品案。 1664年 3月 15日 教廷命令恢復列品案。 1666年 教宗亞里山大七世(Alexandre VⅡ)於 3月 23日正式承認聖女的一項神蹟為其聖德的證據。 1667年 教宗格列孟九世(Clemente IX)於 10月 4日正式承認四項神蹟為證明聖德的證據。禮儀聖部宣佈列品案正式結束。 1668年 2月 13日 教宗格列孟九世發佈將她列為真福品的公函。4月 15日，舉行隆重的宣真福儀式。 1669年 1月 12日 教廷將真福羅撒納入《羅馬殉道聖人錄(Martyrologium Romanum)》。 1671年 教宗格列孟十世(Clemente X)於 4月 12日將真福羅撒列為聖人。稱號是“美洲、菲律賓和東印度群島的大主保(Patrona Principal de América，Filipinas y las Indias Orientales)”。8月，利馬舉辦隆重感恩祭和慶祝會。從此，開始稱其為“利馬之聖女羅撒(Santa Rosa de Lima)”，簡稱“聖女羅撒” 1706年11月29日 在利馬的道明會院正式成立“聖女羅撒善會”，以推動對聖女的信仰。 1708年 2月 2日 於馬薩官邸內聖女登天之處成立聖女羅撒隱修女院。 1881年 1月 15日 她保佑利馬城擺脱一巨大危機。 1917年 秘魯與教會慶祝她逝世 300週年。 249

1986年 教會慶祝她誕生 400週年。 二、聖羅撒中學 1792年，由澳門主教席爾瓦(MarcelinoJoséda Silva)成立了一所“女孤收容所或教育之家(Recolhimento ou Casa de educação para meninasórfãs)”，後改稱“利馬之聖羅撒收容所(Recolhimento de S.Rosa de Lima)”。1848年，設於十六柱內，第二年遷入聖奧思定堂(S.Agostinho)，再於 1857年移往嘉辣修道院(Convento de S.Clara)。 但今天的聖羅撒中學前身是 1875年初才成立的，原因是它所在的嘉辣修道院於 1865年被取消。學校成立後，由一校務委員會主持。委員會由澳門教區一負責人擔任主席，一法官出任副主席，兩名總督任命的公民為委員，其中一人任司庫，學校的神甫任秘書。 早期是初級教育，課程包括葡語、法語、英語、宗教史、圖畫、音樂(唱歌、鋼琴)、體育、衛生及家政。 1877年 5月 12日第 19號《憲報》上所載的譯名是：“囉唦唎嘛女書院(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 《澳門 1879年年鑑》所載的漢語名稱是“羅沙利馬女書院(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當時澳門主教任校務委員會主席，設一副主席，一司庫，一文書，一秘書，一校長，三位女教員及兩位學監。 1883年 4月 7日第 14號《憲報》上作“囉吵哩嘛學館(Santa Rosa de Lima)”。 據《澳門 1886年年鑑》的記載，其漢語名稱是“囉唦唎嘛女書院(Colle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除校務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司庫、文書、秘書外，還有一名校醫、一位校長、四位女教員及兩位學監。 1889年，受當時主教明德祿(D.AntónioJoaquimdeMedeiros) 250

委託，嘉諾薩(Irmãs Canossianas)修女負責管理學校。 1903年，當時的主教鮑理諾(D.Joo Paulino d’Azevedo e Castro)邀請方濟各會修女來澳接管學校。 1910年，澳門政府勒令方濟各會修女離校。當時有 130名不同國籍的學生就讀，多為寄宿生。 1911年，交給非宗教人士管理。在校生數目降至 40人。 1915年，方濟各會修女前往肇慶差會。 1927年的教育大綱：啟蒙，葡語語法，邏輯分析，算術與基礎幾何，地理，葡萄牙編年及歷史，法語，英語，縫紉，剪裁手工，漢語，華童英語。 1929年，天使聖母會修女(Irms de Nossa Senhora dosAnjos)接管學校。 1932年，再由方濟各會修女接管。 1933年，方濟各會修女在校內開辦漢語中學。 1935年，漢語中學獲廣東教育廳立案承認，被定為“初中”。 1940年，升為“高中” 1957年，成為官制學校。 1964年，批准開辦葡、中、英語的幼稚園。 1972年，庇護十二世小學併入本校。 1975年，英文部遷址曉明女子中學。曉明女子中學併入本校。 1981年，中文部高中設文商科及理科。 251

曾德昭“華化”姓名考辯 曾德昭 748，字繼元。葡萄牙耶穌會會士。1613年來華，傳教金陵。1616年南京教案爆發，避難至澳。1620年改原名謝務祿為曾德昭，再入內地傳教。 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會士慕效華風，研習四書五經，以此接近士大夫，兼收傳教之效。他們著儒裝，習華語，甚至給自己起了漢姓漢名及字號749，且公文私著中均使用他們的“華化”姓名。 傳教士採用漢語姓名通常有以下幾種途徑：原名音譯，原名意譯，以中國典故新取相應的漢姓漢名。750 曾德昭的第一個漢語姓氏由音譯其葡語姓氏而來。他曾用名謝務祿中，謝為其葡姓 Semedo第一個音節 Se的譯音，務祿為其洗名 álvaro中倒數兩個音節的漢音。後更改的曾德昭則有所不 748 關於曾德昭生平，參見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上冊，第 148－152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下冊，第609－610頁；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 377－378頁及《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4卷，第 3552－3553頁。近期的研究論文可見林發欽<耶穌會會士曾德昭在華傳教活動考述>，《澳門歷史研究》，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2002 年 12 月，第44－51頁。 749 其他駐華外交官、軍賈、記者、漢學家等與中國有關的人士，一般也都有漢語姓名。澳門史學界所熟悉的博克塞(其生平可見《澳門百科全書》，第 359頁。)也有“華化”姓名－謨區宣，參見施白蒂著《澳門編年史》，葡語版，第 1卷，第 130頁上複製的藏書印。希望大家為謨區宣正名，開始使用他的漢語姓名謨區宣。 750 居蜜<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漢姓名考釋>，《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3輯，第 4冊，第 98－116頁。 252

同。曾姓是其葡姓 Semedo第一個音節 Se的譯音。之外，對其葡名 álvaro做了意譯。álvaro從葡語“alba”派生而出。“alba”義即曙光、黎明。昭便取此意。德昭意即德行昭彰天下，字繼元則表達了繼續其傳教事業的決心。曾德昭有時誤作魯德昭。費賴之的譯者馮承鈞解釋説：“鈞案：原誤魯德昭，南懷仁《道學家傳》(一九二五年六月刊《聖教雜志》曾德昭，北平圖書館藏抄本作曾德昭，今據以改正。”751實際上，費書後所附的勘誤對此已加以更正。馮氏未見，故多此一“鈞案”。通過上述曾姓來源的解釋，可以徹底澄清曾、魯因字形相近而產生的混淆。 除《大中國志》之外，“德昭”遺著列下： “(一)《字考》，內葡萄牙漢文字書及漢文葡萄牙文字書各一卷，是否刊行未詳。”752 《大中國志》的漢譯者重複此説： “除這部《大中國志》外，曾德昭還撰有一部《字考》，其中葡萄牙文漢文字書及漢文葡萄牙文字書各一卷，這可視為是最早的葡中、中葡辭典，未詳刊行與否。”753 費賴之不知此書的下落，因此有“是否刊行”的疑問。據文德泉神甫的考證，《字考》今存里斯本國立圖書館。我們按照文神甫提供的線索，作了一番研究。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第 3306號手稿為一字典稿本，無題目，無作者名稱，無撰寫地點，共計 358頁。編目人員為它起的名字是《Prosodia ou Dicionário da Chineza e Portugueza(中葡正音或字典)》，並將其編纂時間定於 18世紀。它的編排形式是先葡語後漢語，因此，不是中葡而是葡中字典。該書字體很大，所以儘管有 700多頁，收入的詞彙不多，唯語言正規，口語詞彙很少。有些詞條立了葡語條目，但無漢語譯文。從字典本身的情況來看，將其定為曾德昭的《字考》似乎需要提供更有力的證據。 751 費賴之，前引書，上冊，第 148貢。 752 同上，上冊，第 151頁。 753 曾德昭著、何高濟譯、李申校《大中國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 3頁。 253

首位國籍主教羅文藻聖號考 景教於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傳入長安，盛極一時，延綿200餘年。舉世聞名的“景教碑”便是這一派在中國的遺物。馬可波羅東來，撰成遊記，報導中國國情宗教狀況，引發教廷遣教士來華之興趣。1289年，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o IV)派方濟各會士孟高維諾率教士來華，元成宗優禮相待，一時教化大行。後孟氏獲教宗格萊芒五世(Clemente V)擢陞，成為中國首位總主教。 明太祖定鼎後，閉關自守，教士絕跡。16世紀中葉，奧古斯定、道明、方濟各三會教士先後入華傳教，未能打開局面。16世紀末年(1583年)，葡萄牙保教會屬下的耶穌會士羅明堅與利瑪竇神甫從澳門入肇慶。利氏從南至北宣教，努力不懈，於 1601年定居北京，一展宣教大業。稍後，其他天主教修會，如道明會、奧古斯定會、方濟各會、巴黎外方傳教會及遣使會士接踵而至，來華傳教。17世紀末葉出現了第一位國籍主教－道明會士羅文藻(1616－1691)。] 儘管羅文藻在中國教史上大名鼎鼎，尚不見有一較詳盡的中文生平傳記754，彰其宣教業績。倒是外國人寫了厚厚的幾百頁，為其立傳755。教會史家方豪756等學者對其生平、事跡曾有研究。 754 鄭天祥《中國第一位主教羅文藻小史》，台南市，聞道出版社，1985年，52頁。 755 何塞·瑪利亞·岡薩雷斯(JoséMaria González)《首位華人主教－羅文藻先生》，維亞爾巴－潘普洛納，1966年，第 291頁。之前何塞·瑪利亞·岡薩雷斯於 1946年在馬尼拉出版過一個較短的傳記，由孫純彥譯為<羅文藻主教傳>，編入鄭天祥主編的《羅文藻史集》，高雄，高雄教區主教公署，1973年，第 11－61頁。 756 參見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 2冊，第 144－162頁。 254

一些重大問題，如其獲任的歷史背景，天主教本土化等等仍是較薄弱的研究領域。即便是對其聖號的理解與解釋，也需從西方歷史及教會制度史的角度進行新的探討。 一、獲任的歷史背景 羅文藻獲任與康熙未年出現的“曆獄”有關。1671年，從廣州驅逐教士令中止，但仍禁令如山，客籍神職不得入華。已被任命為福建、中國九省宗座代牧及中國差會總宗座代牧的陸方濟(Pallu)、已獲任交趾支那中國 4省宗座代牧的莫特－藍培(Pedro de a Motte－Lambert)及被選為南京宗座代牧、中國 5省、高麗及韃靼宗座代牧的科多愣蒂(Ignacio Cotolendi)無法履任，遂有尋找國籍主教候選人之議。 羅文藻傳教福建業績卓著，尤以 1665－1671年教難期間出色的表現在傳教士中聲望日隆。多位遠東的法國主教，尤其是後來出任北京主教的陸方濟從西班牙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757處獲得了關於羅文藻的詳細情況，對其印象頗佳。於是紛紛致函教宗，力薦羅文藻出任中國主教。羅文藻獲任命後，曾以不能勝任為謙詞將委任狀退回。此謙下的態度，愈發博得教廷的器重並以命令形式要求其接受任命。曾追隨其左右的吳漁山讚曰：“千古萬古修事業”758。 757 中國傳教史上，曾有兩個閔明我。“閔明我殆為(Dominique Navarrete)之漢姓名，Grimaldi 神甫頂替其人，因而承襲其名。”參見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 369頁。 758 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三餘集》，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1653頁。 255

二、聖號考 教皇格萊芒十世(Clemente X)於 1674年 1月 4日發出教宗訓諭，確實對羅文藻的提名。羅文藻頭銜的全稱是“巴塞爾城(Basilinopolis)榮譽主教、南京、高麗及中國五省宗座代牧”“⋯⋯所以頒賜他這個榮位的緣故：一則為報酬他熱心傳教之功，二則，也是不負眾多教長們的推薦請求。”7591685年 4月 8日，羅文藻在廣州由方濟各會伊大任(Bernardino de la Chiesa)大主教祝聖為主教，5月 14日離羊城返金陵。7月 1日，舉行首次彌撒，正式接任宗座代牧一職。1690年 4月 10日，教宗亞歷山大八世(AlexandreⅧ)敕令成立南京、北京主教區，羅文藻成為第一任南京主教。 至於“Basilinopolis”一詞的含義，學界爭議不絕。大家方豪未作深考，將其音譯為“巴希利大諾”。也有學者認為，此詞源自拉丁文 Basilica，意即大教堂，而且指羅馬城內的 7座大教堂所在的都主教區(metropolis)。 實際上，Basilinopolis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成份構成。其中的 Basili是 Basel的形容詞。Basel今譯“巴塞爾”，瑞士北部巴塞爾城市半州首府。nopolis在拉丁文中是一後綴成份，義即“城”、“堡”。Basilinopolis即“巴塞爾城”。初為高盧人村落，後升為一羅馬城市，公元 374年起始見載籍。同年，瓦倫蒂諾(Valentino)一世皇帝創立了巴塞爾－盧叫諾(Basel-Lugano)主教區，故有“自由主教城”之稱。1501年入瑞士聯邦至今。 三、天主教本土化之得失 祝聖為主教後，羅文藻曾致函教宗，表示作為華人獲此殊榮， 759 參見《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光啟出版社、徵祥出版社、香港真理學會，1967年，第 64頁。 256

深感榮幸。起初，他力主天主教本土化，建議傳信部在華人人選上應降低選用的標準，尤其是拉丁文的水準，但之後的立場可以説出現了 180度的巨大轉變。他向教廷匯報説，在選擇華人出任高級教職時應慎重考慮，原因是本地人不具備足夠的品德： “不可放心啟用年輕人擔任神甫，因為儘管他門學習拉丁文較好，但不容易守誓、潔身。較實際的做法是選擇成熟的人，受過長期教義培養的人及年長的文人。他們有生活經驗，加上年長，可抵禦世俗的誘惑，節制情欲。必須在這些人中挑選本地神職人員的候選人，以保將來的忠實與長久。”760 這是羅文藻培養本地神職人員的基本方針。1659年，教皇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reⅦ)破例准許遠東神甫候選人只需略通拉丁文，便可作彌撒而不必以拉丁文理解其意。1688年 2月 14日，南京耶穌會學員院長致函羅主教，申請為其會內三位華人耶穌會士頒授司鐸神品761。8月 1日，劉蘊德、吳歷、萬其淵由其祝聖為神甫： “上述神甫及新鐸的第一位叫 Blas Verbiest，漢姓劉。北京人，自幼領洗，在天主教中成長。在俗時，曾兩度結婚。 行為良好、真正的基督徒。56歲入耶穌會，準備接受司鐸品級。59歲晉鐸。 第二位叫 Simón Xaxier762，漢姓吳 763。本南京省常熟鎮人， 760 參見何塞·瑪利亞·岡薩雷斯，前引書，第 102－103頁。 761 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49－Ⅳ－63 鈔件，第 301 號文件，原編第 8－10頁，新編第 280－282頁。 762 原文“Simón Xaxier”。方豪的譯文中作“Simón－Xaxier a Cunha”，係擅加，參見《方豪六十自定稿》(補編)，台灣學生書局，1969 年，第2931頁。 763 原文“de apellido sinico V”。方豪將其譯為“中文名吳歷。”係擅加，同上，同頁。在有關吳歷晉鐸的正式文件中，從無出現“a Cunha”這一姓氏。在羅文藻於 1688年 10月 3日簽發的吳歷及萬其淵晉鐸證明函中，吳歷姓名的拉丁文寫法是“Simone Xaverio，ex familia U”；在羅文藻於1688年 11月 7日簽發的劉蘊德、吳歷及萬其淵遵守傳信部規定誓詞證明函中，吳歷姓名的拉丁文寫法是“U Simone Xauverio”，分別參見何 257

自幼領聖洗，在天主教中成長。在俗時，曾兩度結婚。一直是優秀基督徒。51歲入耶穌會，準備接受司鐸品級。51 764歲晉鐸。 第三位叫 Paolo Vanhes，漢姓萬。江西建昌城人，自幼領洗，在天主教中成長。一直是優秀、真正的基督徒。不曾婚娶。40歲入耶穌會，準備接受鐸品。53歲晉鐸。”765 教廷除了派遣德高望重的外籍教士來華傳教外，鑒於時空的限制，還注意栽培華籍神職為主教。出於對羅文藻謙虛品德的敬仰，羅馬傳信部準備再次任命華人主教，曾多次要求羅文藻提供可出任此職的華人候選者名單，但羅文藻出具的名單中竟無一華人。1688年 5月 29日，羅馬傳信部准許由他選擇他認為合適的繼承人。於是他“一言遺重委西士”766，一直出任其副手的意籍神職余(Leonissa)副主教接過了主教的權杖767。在三位由他親手祝聖的國籍神甫中，萬其淵於晉鐸次年(1689年)患精神病入湖廣山中隱居。劉蘊德先尋訪其淵，後又在各地公幹，均不在羅文藻身邊，無法對其進行考察培養。吳歷追隨其左右時間最長，接任 塞·瑪利亞·岡薩雷斯，前引書，第 187及 213頁。因知，吳歷洗名是“Simone Xaverio”，保留了其漢姓。其葡姓“da Cunha”係後來採用。“a Cunha”是“da Cunha”的拉丁文形式。吳歷葡語姓名為“Simão Xavier da Cunha”。“Simão(西門)”為《聖經》人物，耶穌 12使徒之一。他以前是漁夫，因取其意，以對“漁山”。“Xavier”為紀念東方開教元勛沙勿略。“Cunha”在葡語中的意思是“鍥子”，取其“鍥而不捨”之意？ 764 原文如此。應為 57 之誤。據陳垣《吳漁山年譜》，1688 年，吳歷時年57歲。參見《陳垣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302頁。 765 羅文藻 1688 年 10 月 3 日致各位樞機函。參見何塞·瑪利亞·岡薩雷斯，前引書，第 202－203頁。方豪的譯文係據法語譯文譯出，有節略，有擅加，與原文多有不符，因此，筆者根據西班牙語原文作了新譯。 766 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三餘集》，見《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1653頁。 767 選擇他的原因可見<吳漁山“哭司教羅先生”詩箋釋>，《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冊，第 1687頁。 258

的條件最好，但未獲栽培。吳歷本一文人騷客，喜吟哦作畫，恐羅文藻認為漁山非教務之材，此原因之一。之二，可能是因為吳歷屬耶穌會。若傳位於他，可能引發其他教團的極端不滿，為“禮儀之爭”火上添薪768。 再委任一華人神職為主教是梵蒂岡的初衷，但在此問題上羅文藻未配合教廷本地化的策略，其直接結果是主教一職又由歐洲人來擔任。如果羅文藻執行教廷的本土化政策，運用他的影響將權杖傳給吳歷，或許中國傳教史上會出現更多的華人主教、神甫。華人主教不失為中國教徒與教廷溝通的直接渠道，羅文藻讓位外籍神職，令教廷本土化政策倒退至他出任主教之前的水平，同時也是對其自身價值的一種否定。直至 1926年，教宗庇護十一世(Pio XI)在聖伯多祿大殿內為六位國籍主教祝聖才使本地化出現了新局面。 由此可見，羅文藻出任首位華人主教一開天主教本地化之先河，但其僵持正統的傳位卻又誤了中國教會 300年。考其原因，大致可有如下幾點：第一，他雖然在“禮儀之爭”中未表現十分明確的立場，但其立足點偏向西班牙教派。在無西班牙教派人選的情況下，寧願捨棄已由他親手祝聖的耶穌會神甫。他對葡、法籍教士爭權奪利不滿而在後與其關係日趨密切的意大利方濟各會士中尋找繼承者。第二，他認為本地教內人士尤其是年輕人不具備足夠的品德。第三，中國神甫拉丁文水準不高，不宜擔任主教職務。 768 同上，同頁。 259

湯若望私生活之爭議考 湯若望(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係明末清初天主教在華傳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科技史、乃至明清正史上的名人。769作為西洋寵臣，他曾為明、清兩朝修訂曆法，鑄造火砲。陳垣將其比作與利瑪竇並駕齊驅的傳教偉人，稱之為“耶穌會之二雄者，若望也。”770在清初權力之爭中，他也扮演過十分特殊的角色，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蓋順治議立嗣皇時，曾詢若望意 769 魏特(Alfons Väth，S.J.)1933年出版的《湯若望傳(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雖已問世 70多年，仍不失為一本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1991 年的再版補充了研究書目(第 381－395 頁)及有漢字註釋的反查索引。關於此書的評價及漢譯出版的情況，可見王冰《中國有關湯若望科學活動的記述與研究》，載 Roman Malek“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contribution andimpact of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J.(1592－1666)”，SanktAugustin：China－Zentrum：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1998，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5，第 2卷，第 1091－1092頁。中國學者撰寫的湯若望傳記有：張奉箴《湯若望：耶穌會傳教士》，台北，光啟出版社，1992年；李蘭琴《湯若望傳》，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年及陳亞蘭《溝通中西天文學的湯若望》，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年。此外還有(德)斯托莫(Ernst Sturmer)著，(德)達素彬、張曉虎譯《“通玄教師”湯若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及(美)鄧恩著，余三樂、石蓉譯《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關於其生平事跡研究的回顧，可見顧衛民《十九～二十世紀中國的湯若望介紹與研究(一七九九～一九九一)——紀念湯若望涎辰四百周年(一五九二～一九九二)》，載“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S.J.(1592－1666)”第 2卷，第1097－1117頁。前引書收入了大量的中外學者的新近研究論文。 770 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80頁。 260

見，若望以康熙曾出痘，力主之，遂一言而定，即鼎孳所謂直陳萬世大計也。”771利用在清廷的特殊地位，他有力地推進了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保護了許多教士，“實明末清初聖教會絕續安危之所繫，⋯⋯”772 湯若望係《清史稿》中有傳的少數傳教士之一。他於 1592年5月 1日出生在德國科隆一貴族家庭，1611年 10月 21日在羅馬入耶穌會，1617年在羅馬晉鐸。1618年 4月 16日從里斯本起航，1619年 7月 15日到達澳門773，兩年後入廣州。1623年 1月 25日初次來京，1627年赴西安傳教，1628年 7月 31日在西安發末願774。1630年下半年再次進京，繼任已故教士鄧玉函(Jean Terrenz)之職，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曆書》，製造天文儀器。1639年，曾獲崇禎皇帝特賜《欽褒天學》匾額一塊： “崇禎初，日食失驗，光啟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歷久必差，宜及時修正。’莊烈帝用其議，設局修改曆法，光啟為監督，湯若望被徵入局掌推算。光啟卒，以李天經代，奏進湯若望所著書及恆星屏障。叠與台官測日食，候節氣，並考定置閏先後，湯若望術輒驗。莊烈帝知西法果密，欲據以改大統術，未行而明亡。”775 1644年 6月 7日，在李自成撤出後，多爾袞率師入京，旗兵圈地占房，驅趕城中居民。湯若望臨武不懼，據守在宣武門內天主堂(俗稱南堂)。順治元年(1644)五月十一日，他上書攝政王，懇請仍居原寓，照舊虔修，理由是未竣曆書版片、天象儀器、書籍和教堂禮器等甚多，無法在三日內悉數搬遷，且損壞後難於修復。“順治元年，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是歲六月，湯若望啟言：‘臣於明崇禎二年來京，用西洋新法釐正舊曆，製測量日月星晷、 771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 2冊，第 11頁。 772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 81頁。 773 《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4卷，第 3514頁。 774 第四願，即傳教士必須服從羅馬教皇。 775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 10019頁。 261

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毀，擬重製進呈。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日食限分秒並起復方位，與各省所見不同諸數，開列呈覽。’王命湯若望修正曆法。”776十一月授湯若望欽天監監正，負責修曆並於次年頒行新曆。 年青的順治帝欽佩湯若望的學識，對他十分尊重，允其“隨意出入朝中，凡有啟奏，俱准逕入內庭，不循常例”。而且，順治帝先後幾十次親臨教堂，垂問教理，瞭解十字架等物的含意，觀賞西洋奇器和繪畫。順治帝曾啟用湯若望任“太僕寺卿”，“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賜號通玄教師，敕日：‘國家肇造鴻業，以授時定曆為急務。羲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於曆法代有損益。元郭守敬號為精密，然經緯之度，尚不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遂以積差。爾湯若望來自西洋，精於象緯，閎通曆法。徐光啟特薦於朝，一時專家治曆如魏文魁等，實不及爾。但以遠人，多忌成功，終不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爾為朕修大清時憲曆，迄於有成。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今特賜爾嘉名，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曆，補數千年之闕略，非偶然也。’旋復加通政使，進秩正一品。”777亦常賜金銀綢緞等財物，並尊稱湯若望為“瑪法”(滿語意為“祖父”)。 1661年，順治帝病逝。康熙以沖齡踐祚登基，但大權旁落。輔政大臣鼇拜等力主恢復祖制，反對西洋學説。楊光先趁機告湯若望等傳教士罪狀三條：潛謀造反；邪説惑眾；曆法荒謬。1664年冬，鼇拜廢除新曆，逮捕了已經中風癱瘓的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如果不是太皇太后(順治之母)的干預和隨之而來的北京地震事件，湯若望幾遭殺害。年愈古稀的湯若望雖被釋放，但已病入膏肓。出獄兩月後，即 1666年 8月辭世。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鼇拜，親執政權。當年冬，即為逝世三年多的湯若望平反昭雪，賜銀五百兩追辦了隆重的葬禮。葬禮上，特派官員宣讀了康熙的親書祭文，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利類思(Louis 776 同上，第 10019－10020頁。 777 同上，第 10020頁。 262

Buglio)、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等傳教士跪拜聆聽，感激涕零。不久，康熙帝又和祖母太皇太后攜朝中大臣，親臨墓地，按照中國禮俗悼祭湯若望。 湯若望初掌清欽天監時，或為求穩固其在監中的地位，且為避免與保守人士產生無謂的衝突，對中國式的術數之學多採循務實的寬容態度。自順治五、六年起，以安文思為首的部份教士連續撰文，抨擊湯若望擔任監正一職有違耶穌會“神貧”的誓約，且稱其所編製的曆日中含有不合乎天主教教義的迷信內容。耶穌會為保護天主教在中國宮廷的地位，不得不將此事提交梵蒂岡解決。1644年 4月 3日，教皇亞曆山大七世作出口頭裁決，鑒於當時的情況，特准湯若望在發第四願後，在京廷為宦。778四盛式立誓的內容是：“三願”或稱“三絕誓願”，即神貧願(不具私產，又稱絕財)、貞潔願(不結婚，又稱絕色)和聽命願(服從長上，又稱絕意)。耶穌會傳教士還必須發第四願，即服從羅馬教皇。779 在耶穌會神甫的誓約中“貞潔願”排第二位。早期天主教教會的教父們認為：生理欲望(尤指性欲)是罪惡的根源而應視作禁忌，提倡以宗教獨身生活制度戰勝性欲，以便專心事主。 中世紀後，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天主教對禁欲主義有所鬆馳，但從制度上，教會仍要求傳教士禁欲，不近女色，這是基本的教規。強調紀律的耶穌會尤其嚴格於此。傳統的禁欲主義把男女性關係的功用定義在人類的繁衍上，反對以此求得肉體之快樂，因而強調一夫一妻制。明末清初許多士子在政見、學問、倫理、信念上都很傾向耶穌會士，但終未入教，不願服從這一教規是個重要原因。從耶穌會會士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華人在休妾後才被接納入教的例子。 778 《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4卷，第 3515頁。 779 同上，第 4卷，第 3998－4000頁。 263

嚴格的禁欲理論在教徒中很難得到遵守，即便在神職人員中，貫徹也不完全。 教會史上，教士違反獨身制教規的情況亦不少。漢語文献中，尚未見到對傳教士在近女色、男色方面的確鑿記載780，但外語資料中這方面的紀錄則有案可稽。 數種耶穌會史料涉及湯若望的私生活，透露他是雙性戀，即好女色，又獵男色。但是，中国學界這方面的研究絕無僅有。筆者擬以耶穌會史料為基礎，對此問题引發的爭議的來龍去脈做一試探。 最早揭露湯若望私生活問题的是在京供職的湯若望同時代的同志安文思及白乃心(JeanGrueber)二神甫。禮儀之爭期間，鐸羅(Carlo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特使的秘書安格里塔(Marcel Angelita)781又舊事重提。782 20世纪初，耶穌會會士布魯克爾(JosePh Brucker)反擊了對湯若望的指控。783稍後，在同世纪 30年代，耶穌會會士費賴之根據士布魯克雨之説，對此問题略有考述： “南懷仁《熙朝定案》载有一奏疏，涉及若望之義孫。其人名湯士弘，原姓潘，曾為欽天監員，足證若望有子之誣。誣其有子之說，蓋出於樞機員鐸羅(deTournon)之書記安格里塔(Marcel Angelita)。一七五八年安格里塔死後，其說始布。據云：若望晚年不與同會士往来，在賜第中蓄有一妻，生二子。乃在 780 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珠海出版社，明清卷，2003年，第 163、191－192頁。 781 全名 Giovanni Marcello Angelita。鐸羅使團第 4號人物，職務是秘書兼司庫。鐸羅在澳門逝世後，出任使節至 1710年。1711年離開澳門。1717年回到羅馬。 782 C.P.Platel Norbert，Mém0ireS historiques sur les affaires desjésuites avec le Saint Siége(關於耶穌會與教廷問题的歷史回憶錄)，A Lisbonne：chez Francois－Louis Ameno，1766，vol.I，p.8. 783 Joseph Brucker，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天主教百科全書)，Volume XIⅡ，1912，pp.522－523. 264

禮儀問题辯論之中，若望之敵未见有一人舉此事，而在諸會士中，亦無有人在私函中提及此事，足證其出於安格里塔之臆測也。案若望義孫乃其門下潘盡孝子，其人蓋姓潘。同會士在一六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信劄中曾言盡孝頗見信用。若望臨危時曾言其對盡孝過於寬容，致有取其子為繼孫事。此固為若望之一缺點，然距誣罔之說遠矣。”784 賴氏當年未見耶穌會有關史料，故有“而在諸會士中，亦無有人在私函中提及此事”一語。 1962年，耶穌會會士鄧恩(Dunne)為湯若望作了全面的辯護。785 1964年，方濟各會會士思特雷特(Streit)將對湯若望的指控直斥為“一起真正的心理變態事件。”786 1979年，伊列內·皮(Irene Pih)在一本關於安文思的專著中，披露了安文思指控湯若望的檔案資料。787 1993年，康密斯(J.S.Cummis)在一本關於禮儀之爭的專著中，再次為湯若望全面辯護。788 2001年，耶穌會自己編撰的《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Biográfico－Temático)》中《湯若望條》對此問題有敍述，並且放棄了一向 784 《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第 176－177頁，註釋 3。 785 George H Dunne，Generations ofgiants：the story ofthe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decades ofthe Ming dynasty(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在華史)，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62，pp.317－339。本書的漢譯名為：《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有關段落見第 309－322頁。 786 Robert Streit，Johannes Dindinger，Bibliotheca Missionum(傳教文庫)，Bd. 6.Missionsliteratur Indiens，der der Philippinen，Japans und Indochinas，1700－1799，1964，p.136. 787 Irene Pih，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unje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Ⅶ siécle(17 世紀在華耶穌會安文思神甫 )，Paris，Centro Cultural Português，1979. 788 J.S.Cummins，A question ofrites：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Jesuits in China(禮儀問題：閔明我神甫與在華耶穌會)，1993，pp.124－130. 265

的辯護立場。789 從耶穌會的資料來看，湯若望與潘盡孝正式關係是主僕。同時，又是義父義子關係。據康密斯説，此種義父義子關係是因為湯若望過繼了潘盡孝的兒子為義孫，所以潘盡孝“自然變成了湯若望的兒子”。790至於潘盡孝其人，湯若望的同志及同時代人安文思神甫向上級彙報説： “既然說到此人，也讓閣下知道他是甚麼人。他本是一個東韃靼人 791同一遼東漢婦的兒子，最喜歡惹事生非。他曾被湯若望神甫告死罪，差點砍脖子。但他和禮部花了大筆銀子，獲免一死，把他調離了欽天監。後來湯若望神甫出於不可告人的愛戀，不聽教徒的勸告，啟奏皇帝說，這個韃靼人有關係，皇帝可以利用他。皇帝批准了奏摺，下令讓他在欽天監當差。他的任務是當刺探，將湯若望神甫的一切情況報告禮部。湯若望神甫很害怕他。神甫自己也這樣說。這些事情是一個當官的韃靼大人對我說的。”792 “且不說這一切，我僅僅要說的是，此僕人是本基督徒社區的害眾之馬，弄得湯若望神甫神魂顛倒。湯若望神甫當著基督徒、韃靼人和漢人的面口口聲聲叫這個僕人兒子、相公。神甫對他說，為他可拋棄一切。神甫只相信他，他是他的高參。據說，他愛僕人，僕人也愛他，將此人在愛情、忠誠及一切方面淩駕於本會神甫及修士之上。他說神甫及修士不可信，因為他們都謊話連篇，那些發了願的神甫是發了撒謊第五願。這個僕人是本住院、基督徒和湯若望神甫之間明爭暗鬥、懶散、事 789 《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第 4卷，第 3515頁。 790 A question ofrites：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Jesuits in China(禮儀問題：閔明我神甫與在華耶穌會)，第 124頁。 791 在南堂任廚師，參見 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unje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écle(17世紀在華耶穌會安文思神甫)，第 336頁。 792 同上，第 326－327頁。 266

端與不快的根源。南堂中，驚雷、地震無日不無之，不啻俗市。”793 此文影射二人之間存在同性戀關係。 這一史料證明盡孝是湯若望的義子，與《清史稿》上《湯若望傳》互為印證： “康熙五年，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閽進所著摘謬論、選擇議，斥湯若望新法十謬，並指選擇榮親王葬期誤用洪範五行，下議政王等會同確議。議政王等議：‘歷代舊法，每日十二時，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氣，先期起管，湯若望妄奏春氣已應參、觜二宿，改調次序，四餘刪去紫炁。天祐皇上，曆祚無疆，湯若望祗進二百年曆。選榮親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範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殺，事犯重大。湯若望及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宏量、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中官正劉有泰皆淩遲處死；故監官子劉必遠、賈文郁、可成子哲、祖白子實、湯若望義子潘盡孝皆斬。’”794 潘盡孝之子後過繼給他作義孫。“(順治十八年)九月初，奉特旨：湯若望係外國之人，效力年久，原無妻室，不必拘例。其過繼之孫，著入監。欽此。”795在點上，就連為其辯護的人也認為是湯若望所犯的一個錯誤。796 對此，與教會關係密切的陳垣評論説：“惟湯若望所得榮典，亦有為木陳忞等所無者，則誥封三代一品，蔭一義孫入太學是也。此事人或以為榮，吾獨以為否。夫既標榜不婚不宦矣，則何需此義孫？何貴此誥封？且此種榮典，並非得自勳勞，凡庸俗官僚仕至若干階級者皆得之。以此為榮，失教會之尊嚴矣。當時不聞以此施之僧人，而獨以此施之教士，則其根本未明暸教會之精神， 793 同上，第 336頁。 794 《清史稿》，第 10021頁。 795 黃伯祿《正教奉褒》，上海天主堂重印，1894年，第 41頁。 796 A question ofrites：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Jesuits in China(禮儀問題：閔明我神甫與在華耶穌會)，第 124頁。 267

及不以教士待湯若望可知也。”797 陳垣還認為：“尤奇者，教士不婚不宦，學道離家，乃清廷既授之以官，更強予以此間之三代一品封典，十八年康熙登極，復強令以一異姓為孫，蔭入太學。”798 湯若望的義孫名湯士弘，799在順治時已過繼。“世祖章皇帝，念湯若望矢志貞修，終身不娶，孑然羈旅，苦獨無依，令其撫養一幼童，作為義孫。”800陳垣的“強加論”801可能以此為據，但他將此誤為在康熙朝。據當時在京的安文思稱：“在會院內、彌撒裏、飯桌上，甚至常常在湯若望神甫的床上有兩個孩子。他們是他的僕人的兒子。神甫稱他們為孫子。對此眾人愕然。您有目睹，可以作證。”802受蔭入監的湯士弘應為潘盡孝的長子，時年 5嵗。803湯若望正式過繼了一個義孫，實際上，他有兩個義孫。 耶穌會會士“不婚不宦，絕色去家”的做法近乎和尚，有違“孝”道，不遵綱常，致使中國士人對此產生疑問。“木陳先信而後見，若望見後而仍疑，是鳥足以行其道哉。”804是説順治曾對湯若望的私人生活有所懷疑。為湯若望作傳的魏特言： “皇帝本來一位教外人，對於教士無家室的獨身生活， 797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 503頁。798同上，第 80頁。 799 《正教奉褒》中作湯士宏，以避高宗弘曆之諱。 800 《正教奉褒》，第 41頁。 801 台灣學者黃一農曾提出異議，見<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中國文化》，第 7期(1992年 11月)，第 163頁及第 168頁，註釋 49。 802 Lepere Gabrielde Magalhes，unjesuite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écle(17世紀在華耶穌會安文思神甫)，第 356頁。 803 Generations ofgiants：the story ofthe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decades ofthe Ming dynasty(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在華史)，第 229頁。 804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 501頁。 268

殊覺費解。因此他一開頭時，在白晝任何一個時刻，甚至在深夜，遣派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體面內臣，到若望住宅中，藉詞或此或彼地諮詢，然而實際上卻是暗自查究他的私室行動。這些黑夜來客，在若望住宅中，不曾發現有絲毫可指摘處。皇帝對於若望的貞潔生涯，確切訪明後，他才選他為他的師友，為他的親信顧問。”805 這可能是事實。初期，湯若望的私生活並無不軌，對其的指控可能是在其得寵、榮華富貴之後的事情： “最令人難過和痛惜的是，教徒們補充說，如果說以前湯若望神甫是貞潔的，現在世人皆知他的好色名聲。也就是說，他有非分之欲，不僅僅喜歡女色，還沉迷男色。閣下原諒我們在此寫不該寫的東西，但出於我們對湯若望這位好神甫的信譽、我會的名聲及上帝聖法的尊嚴義務，我們不得不寫。 我們問教徒們從何聽來，如何得知這類事情？回答是，即便我們不信，但湯若望神甫的光景和做法使我們不得不有所考慮。此外，他們還說，教徒們和Chuxinpe806(這是一個徒有基督徒名的人，是湯若望神甫手下的官員，是他的參謀之一，最喜歡惹事生非。前幾天差點被殺頭。)都說，湯若望神甫在漢官處的名聲很臭，在滿官處的名聲不知如何。說完，他們列舉了對湯若望神甫有所考慮的理由如下： 1.從湯若望神甫與其僕人盡孝的做法與勾當來看。 2.因為見到湯若望神甫深夜宴會歸來，帶着他的僕人盡孝同騎一馬。似乎此乃有此罪惡的人的習慣。 3.因為他讓僕人盡孝與其同桌共坐。今年在我們的陵園奠祭時，他也這樣做了，當時有許多基督徒在場。在湯若望神甫的衙門欽天監內，一次滿官 sim yam807宴請湯若望神甫。 805 同上，同頁。 806 漢名待考。 807 滿、漢名待考。 269

在排座次時，他也給湯若望神甫的僕人盡孝安排了座位並不懷好意地說：湯老師的管家，請坐，請坐。這如同打了願意並同意這樣做的湯若望神甫一紀耳光，因為中國無此禮節。湯若望神甫忍受了，讓他入席就餐。 4.因為外人也會像給湯若望神甫送帖一樣，給盡孝送來請帖或回帖，例如今年來此的徐(光啟)閣老的孫子就是這樣做的。 5.因為湯若望神甫給王爺、官員送禮時，會派他僕人去。許多情況下，為了讓他的回禮多些，為了讓他高興、得利，湯若望神甫會從自己的那份中取出一些，加到僕人的份內。 6.因為盡孝不僅穿戴絲綢，而且還身著有龍的衣服，腳登黃靴，即一種黃色的細牛皮靴。在中國從未見過僕人如此穿戴。一天這個僕人去見一個官員。在他走後，官員發問說：剛才來的是甚麼人？周圍人回答說：湯若望的管家。官員接着說：模樣也好。漢人以此詞語影射這種傷風敗俗的事情。 ⋯⋯ 13.一天，當着利類思神甫和我的面，湯若望向一個僕人出示了一張男人陽具的畫，問他那是甚麼東西？我們覺得此事奇怪，見他神情嚴肅，轉過身去，然後說：以此一試僕人是否質樸。 14.湯若望神甫向來賓出示穢畫，例如印度妓女。黑女的脖子上掛着男人的陽具。當着我們的面，他還讓他的僕人盡孝拿給其他人看，但不知是誰。這些畫都在荷蘭人初次來印度後寫的一本書裏。 ⋯⋯ 16.湯若望神甫對那位天文生和僕人們多次說到，我是大官，有這房子、園子，榮華富貴，我床上沒有女人就算給眾神甫們面子了。 17.今年皇帝將漢人與漢官趕出京城內城時，大家不與湯若望神甫過活，也不理睬他，他氣得要死，說了一大堆話。有人說，一天，湯若望神甫喝醉了酒(當時他赴宴歸來)，失去了控制，說了許多胡話，最後竟然說：讓諸位神甫，副省長 270

神甫來接管，保管他的家，住在那裏，我馬上帶着我的韃婆到城外去。 18.我還在四川(飽受了許多苦難)時，帶我來的王爺 808向我談起了湯若望神甫在欽天監中的所作所為，王爺說了許多現在因我的罪孽而目睹、當時還不相信的湯若望神甫的事情。一次，王爺對我說湯若望神甫有女人，而且還說(這是原話)生了兩個。當時我不相信，現在認為王爺所說不無道理。他的人品自有公論，除了上述那點，湯若望神甫談起此道，滔滔不絕。 如果我們看看這位宗教好人湯若望神甫的人品，我不知如何說他是怎樣恪守誓言的。在貞潔方面，他的做法明若觀火。儘管我們不知實際情況如何，我們只是將人們的傳說及他的引起人們懷疑他誤入歧途的種種做法向上級作一彙報。”809 據安文思的指控，湯若望不止同盡孝有同性戀關係： “湯若望神甫(或如同人們懷疑的那樣假裝訓斥他)當着一個指控盡孝犯了法官員的面訓斥他的僕人，可他不願下跪，官員又訓斥了他一頓。他對湯若望神甫說：老爺有了心上的人，不要我了嗎？華人以‘心上’來暗指那些不乾不淨的事情。這懶人好像是影射一個湯若望神甫留在家裏的僕人。傳聞湯若望神甫與他也像與盡孝一樣有不好的勾當。”810 “若望常日，淫樂是危險最大的”811，但不知為何其同志的 紀錄卻恰恰相反：“上帝懲罰他們(基督徒)以死亡、監禁、衰老、疾病和困苦，而卻給我收入、房子、園子、銀子、榮譽和官爵。韃靼人找我，尊敬我；所有人待我好，我無所不會。⋯⋯只得不 808 肅王。 809 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un je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écle(17紀在華耶穌會安文思神甫)，第 326－330頁。 810 同上，第 340頁。 811 《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第 511頁。 271

會娶一個老婆。”812 安文思雖與湯若望不和813，但作為傳教士還不至於憑空捏造誣陷湯若望，而且前引安文思信件是致耶穌會日本和中國省視察員神甫轉總會長神父的正式文件。這不能不引起史學界對此問題的應有關注。如果説安文思出於個人恩怨，誣陷湯若望，但未見耶穌會內部對此有何查辦。耶穌會對這一爭議採取了“特別沉默”814的態度。 涉及此事者不僅安文思一人，湯若望的同會會士白乃心也曾致函上級明確指控湯的不軌行為説：“至於貞潔願，儘管未有公開的罪孽，但他的不良表現確有實據，他多次犯罪，罪孽深重，可以懷疑有更嚴重的事情。”815對此，鄧恩認為白乃心剛剛來華一年，是受安文思的影響。816這只是一種推測，並無證據，因此説服力不足。白乃心在京可能也有所耳聞，而不僅僅是聽自於安文思。 據安文思説，當時被囚禁在京的鄭芝龍也對此有所耳聞，且發表過評論：“鄭芝龍曾説道，湯若望神甫根本不像其他神甫們那樣是一位耶穌會神甫，就連一個澳門的世俗葡人都不如。”817 考慮到這一問題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天主教教會的聲譽，對神職人員私生活方面的缺點，只要違禁者不公開他們的性關係和子女，教會向來持默認、掩護的態度，至今如此。從教皇親自對 812 Le 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un je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écle(17紀在華耶穌會安文思神甫)，第 276頁。 813 原因的分析，見 A question ofrites：Friar Domingo Navarrete andtheJesuits in China(禮儀問題：閔明我神甫與在華耶穌會)，第 124頁。 814 同上，第 130頁。 815 ARSI：Jap.Sin.143，148－149。1660 年 7 月 5 日報告的全文載 148－159頁。 816 Generations ofgiants：the story ofthe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decades ofthe Ming dynasty(一代巨人：明末耶穌會在華史)，第 330頁。 817 Lepere Gabriel de Magalhães，unje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 siécle(17世紀在華耶穌會安文思神甫)，第 337頁。 272

體形像，且考慮到湯若望在京廷的特殊地位818，將此事壓下淡化湯若望為宦一事的裁決來看，出於維護在華傳教事業及教會的整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本文所披露的檔案資料之可靠性並非確鑿無疑，但畢竟是時人遺墨。迄今為止的有關著述先是説“出於安格里塔之臆測也。”在安文思等人的指控信件面前，又以出於個人恩怨誣陷為解釋。此類著述不無以護教心態為湯若望開脱之嫌。《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放棄了傳統的辯護立場，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為此百年爭議的探討解禁。湯若望是否是一個自身清白、修持自謹而從無生活劣迹的人，尚為一歷史疑團，有待漢語史料的發掘才可作進一步的考證與研究。 818 當時湯若望不設法營救囚禁北京的安文思和利類思，便是出於不危及自己地位的考慮，參見 A question ofrites：FriarDomingo Navarrete and theJesuits in China(禮儀問題：閔明我神甫與在華耶穌會)，第 124頁。 273

鄭芝龍曾施捨在京興建天主堂 自元朝在京建大都至今數百年來，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在此留下了眾多宗教建築。尤其是具有歐洲風格的教堂，早已融入了北京的景觀，成為古城歷史建築文物的組成部份。 天主教入京的年代，可追溯至元朝。1334年，在數間民房的基礎上，出現了北京地區的第一座天主教堂。1601年，葡萄牙東方保教會屬下的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入京，首創宣武門南堂。 北京城內的天主教建築有四大堂，即東、西、南、北堂。其中南堂歷史最悠久，其次是東堂。該堂本名為聖若瑟堂，歷史上也稱之為東堂或八面槽天主堂。因位於熱鬧的王府井大街上，今通稱王府井天主教堂。 此堂歷史可追溯至明末，由葡萄牙東方保教會屬下的意大利籍傳教士利類思和葡萄牙籍傳教士安文思二位神甫創建。明末，二人在四川傳教，曾被大西國皇帝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張被剿滅後，他們被俘並於 1648年 2月 22日囚解至京，發配到在肅王府當差，待遇如同奴隸。後經介紹入宮服務，其地位才有了變化。“一六五五年皇帝賜銀米房屋。建築教堂一所，即為後之東堂，蓋由一名 Justa Tchao之婦女及宗室一人出資所建也。”819 不過，根據當時在華傳教的耶穌會魯日滿神父的記載，利類思、安文思二人在抵達北京的初期，便獲得了一位華人天主教教徒的恩施，有過自己的教堂： “(鄭芝龍)一到京城，便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在一段時 819 《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卷，第 241頁。 274

間內，他獲得了與其地位相符的尊敬。他在京城破費了許多錢財，或者為了顯示富貴，或是慷慨饋贈。此時，正好有兩個我會的宗教人士安文思和利類思來到京城。他們是被征服了四川省、殺死了統治該省的一個殘酷的暴君凱旋歸來的皇兄和碩肅親王隨同許多戰俘一同帶來的。或許是由於許久以來忘記了基督徒的義務，或是出於尼古勞(鄭芝龍的教名)這個名字，尼古勞對二人特別尊敬、友善，親自登門拜訪他們。他眼看二人一貧如洗，首先給他們安排了一個住處，還在裏面為他們建妥了一座教堂。最後，還友善、慷慨地為他們配備了僕人和一切用具。”820 肅親王即豪格(1609－1648)，太宗長子，封和碩肅親王。順治三年(1646)率清兵進攻陝西、四川，鎮壓張獻忠部起義軍，1648年班師回朝。鄭芝龍於 1646年年底被征南大將軍博洛貝勒從福州挾持至京。“一六四八年扺京師。二神甫請回四川，皆未獲允許。先居肅王邸，王死，遷居外人居留之所。湯若望神甫為之請，始獲得自由，惟不許離京。”821因此可以判斷，上述施捨的年代是在肅王去世的 1648年。“遷居外人居留之所，，便是鄭芝龍所安排的居所。這一居所的位置及教堂的詳情待考，但其歷史早於東堂則屬事實。不難想象，鄭芝龍此舉的目的不外乎兩個：天主教教徒的良心末泯；預感到入京兇多吉少，以此接近以在京廷受寵的湯若望為代表的葡萄牙保教會屬下的耶穌會中國差會，以便在緊急關頭獲得一臂之助。 方豪在《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鄭芝龍>條中言及鄭芝龍與教會的關係時，稱： “通譯吉兵衛，將渠前自荷人處所得實情呈報稱：‘約 820 魯日滿《1659 年至 1666 年中華帝國政治及傳教狀況記(Relacam do estado politico e espiritualdo Imperio da Chinapellos annos de l659 atéo de 1666)》，里斯本，1672年，第 23頁。 821 《在華耶穌會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卷，第 241頁。 275

四年前，官人一官因母與妻均染惡疾，曾由台灣延請荷蘭外科醫師前來診治，該醫師滯留三月，將患者完全治愈後返台。據醫師對其長官之報告稱：官人一官家中，經常舉行彌撒及其他天主教儀禮。⋯⋯又據被捕中國教友口供，知當時芝龍根據地安海有天主及聖人、聖女像，並有人舉行聖事，亦有神父傳教。 自西文資料而言，鄭芝龍不僅受洗，且與教會維持關係，奉行教會儀式，在北京時，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利類思(LudovicusBuglio)二神父亦有深交，但或非一虔守教規的教徒。”822 至於安海宅中教堂及神甫的史實，我們在<鄭芝龍與澳門>823文中有詳述。本文為鄭芝龍與安文思、利類思二人的“深交”提供了具體史實。 822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 1冊，第 315頁。 823 《東西望洋》，第 189－211頁。 276

一部大型耶穌會 歷史研究參考工具書問世 《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Jesús Biográfico－Temático)》於 2001年 12月3日聖方濟各沙勿略節在馬德里印刷完畢。 此編輯計劃首倡於 1883 年，1977 由羅馬耶穌會歷史學院(Instituto Histórico de la Compañía deJesús)再次提出。1979年，耶穌會總會長阿魯培(P.Arrupe)神甫予以批准執行。 這是一部經過了近 30年的準備後，由羅馬耶穌會歷史學院及馬德里克米亞教廷大學(Universidad Pontificia Comillas)聯合出版的大型歷史詞典。全書篇帙巨大，多達 4110頁，大開本(21×39cm)精裝 4冊。體例按 4個主軸編寫：傳記；主題；耶穌會機構史及傳教國家，共著錄了 5637位耶穌會會士(從耶穌會創始至1990年)及與耶穌會有關的歷史文化人物的傳記。該書分別由散佈在世界各地的 691位專家學者(大部份為耶穌會會士)撰稿介紹，因此資料和學術價值較高。內文按拉丁字母順序排列，第一卷 AA-OSTA RICA (1-80頁)；第二卷 COSTA ROSSETTI - NDUSTRIAS (981-020頁)；第三卷 INFANTE DE SANTIAGO-IATKIEWICZ (2021-124頁)；第四卷 PIATTI-WAANS (3125-090頁)。卷末有兩種附錄：之一開列了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舉辦的文化及研究雜誌和所擁有的出版社的名錄(4091-092頁)；之二為古今耶穌會會員出任紅衣主教及主教者名單(4093-099頁)。最後為主題索引(4101-110頁)。人名或其他專名以拉丁字母譯寫，漢語用拼音。值得研究人員注意的是 45位與耶穌會交往過的教皇的傳記，尤其是教皇保羅二世的生平資料。詞典按國別介紹了耶穌會在 138個國家活動的概況。關於中國的詞條有<中國>、<中國曆法>、<西藏>、<台灣>、<香港>及<澳門>，其中<中國>條提供了 1949年後梵 277

蒂岡與中國關係方面的資料，<香港>及<澳門>條對 1980年香港及澳門合併為一個傳教省有簡明的解釋。在 158個主題詞條中，<葡萄牙保教權>、<中國禮儀之爭>、<商業(耶穌會經商部份)>及<語言(耶穌會編寫的漢語語言工具書部份)>等為中外學者提供了許多散見於其他書籍的研究資訊。 這部詞典詞條數目眾多，內容豐富，範圍廣泛，因此它不僅僅反映了耶穌會自身的歷史，而且是一部有助於瞭解天主教 450年來在世界各地傳播史的有用大型參考工具書。 它的特點是條文一般比較簡短，對不同的見解或不同的解釋兼容並包，所有條文之後均附參考文獻書目。這既有助於瞭解西方近 30年的研究狀況，又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信息。 這是一本以傳記為主的辭書，但又超出了一般傳記辭典的範圍，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例如，在費賴之及榮振華的著作中，關於葡萄牙保教權及中國禮儀之爭的資料十分零散，而本字典則專闢條文，對這些問題做了比較詳盡的研究性解釋，為讀者提供了完整、快捷的資訊。 各條目由撰稿人以其母語編寫，然後統一譯為西班牙文。參考書目錄中則保留了各種資料的原文名稱，漢語使用的是漢語拼音系統。 本書的籌劃、編輯及出版年代跨度很大，因此某些詞條在全書完稿、出版前已顯陳舊，為此指定了專人進行了更新。某些詞條的作者已逝世，因而又邀請了其他專家學者補充新內容。本書編纂之嚴謹，可略見一斑。 本書無愧為當今耶穌會研究集大成之作。關於耶穌會研究的主要成果幾乎囊括無遺，又利用了梵蒂岡及耶穌會檔案館的原檔，而且通過由漢學家及華人耶穌會會士撰寫的條目利用、介紹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例如在榮振華與魏若望(J.W.Witek)神甫合撰的<吳歷>條中，可以很快瞭解吳歷研究的現狀及一個十分詳細的國際參考書目。 耶穌會的傳統之一便是每四個月以兩個副本的形式將住院及學院的成員，包括修生的名錄呈報各傳教省會長，然後由他將一 278

個副本發往羅馬總會長處。每個會員有三個名錄。第一個名錄每三年呈報一次，包括個人資料，如姓名、出生日期及地點(或主教區)、入會時間、學歷及學銜、終願時間。第二個名錄也是每三年呈報一次，不註明姓名，只是列出每人在第一個名錄上的編號。它提供身體及道德素質，性格及天賦，經驗及進步，是否可以出任耶穌會傳教士等情況。第三個名錄，後稱《傳教省名錄》只是簡單註明某個傳教省成員的工作和職務。每年的《年劄》有一補充名錄，提供第一及第二名錄三年期內的每人變化情況。 另外一個傳統是編寫《逝世錄(vita functi)》。每年將前一年逝世的會員名錄載入《傳教省名錄》，發往羅馬。 上述各種名錄為耶穌會的內部人事資料。為彰顯耶穌會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業績，從 17世紀起，耶穌會會士開始以這些內部資料為基礎撰寫同伴的生平傳記及著作目錄，公開發表。因此，它既是耶穌會會員的紀念豐碑，又是耶穌會向世人及其他會團顯示該會傳教成就的客觀依據，頗具心意。先驅著作是利班德內拉(Pedro de Ribandeneira)的《耶穌會優秀作家名錄(Illustrium scriptorum S.I.Catalogus)》(Amberes，1608)，後經斯哥特(AndréSchott)修訂，以《作家名錄(Catalogus scriptorum)》(Amberes，1608)再版；1643年，阿勒甘貝(Philippe Alegambe)創立了《耶穌會作家書庫(Bibliotheca scriptorum S.I.)》；1676年，索斯維爾(Nathanael Southwell)對前書做了修訂。至 1773 年耶穌會遭解散前，無此類著作問世，但卡巴耶羅(Ramón Diosdado Caballero) 在 1814 － 1816 年 間 出 版 了 兩 卷 《 補 編(Supplementa)》。這一時期，其他耶穌會會士，如赫爾瓦斯(Lorenzo Hervás)及阿雷瓦羅(Faustino Arevalo)的同類作品至今仍束之高閣。 1853－1868 年間，貝克(Agustin y Alois de Backer)兄弟出版了《耶穌會作家書庫(Bibliothèque desécrivains de la Comapagnie de Jesus)》，共 7 卷。1869－1876 年間第二版改為大開本 3卷。1890－1900年間，索莫沃爾(Carlos Sommervogel)出版了 9 卷本。後布來爾(Pierre Blair)增補各種表格及歷史傳 279

記二冊。1911－1928年間，李維雷(Ernest Rivière)又撰修訂補充一卷。近期在比利時魯汶出版了這 12卷的再印本。 在索莫沃爾 9卷本之後，布洛(Alexandre Brou)主編了《書目大觀(Moniteur bibliographique)》(1888－1914)。1937－1965年間，出版了《耶穌會書目索引(Index bibliographicus S.I.)》。從 1933年開始，《耶穌會歷史檔案(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su)》雜誌每年編有歷史書目，後匯集出版：《耶穌會書目(Bibliography of 5ociety of Jesus)》(1967年，207頁)及《耶穌會歷史書目(Bibliographie sur l’Histoire de la Compagnie deJésus)》(1981－1990，3部份 6冊)。 在編輯全耶穌會的傳記及著作書目的同時，在各國傳教的耶穌會會士也撰寫了分國的耶穌會會士傳記及著作書目。 在中國，清初有韓霖824、張賡合著的《聖教信證》一書。其內容除了傳教士們的簡單生平外，還敍錄了其著作名稱。是為中國第一部傳教士傳記與書目著作。 北京國家圖書館所庋藏的《葡漢字典》內，有一份至 1660年的耶穌會傳教士的中外姓名及著作單。825 接着便是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826。此為治 824 細研究可見 Fortunato Margiotti，O.F.M.，Il cattolicismo nello Shansi dalle origini al 1738，ROMA: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pp.306－318. 825 費賴之將此單的影本附於《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法語版內發表。關於此字典的詳細情況，參見金國平<漢語中葡語詞源詞彙及中葡、葡中辭書考>，《目前世界葡語現狀國際會議》(里斯本，1983年)，會議文件集，第 2卷，里斯本，1987年，第 368－369頁。 826 台灣版：《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台灣商務印書館，1960 年。大陸版：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280

中國宗教史及中外交通史者案頭必備書。1998年，上海又出了修訂新譯827。費書的法語初版於 1873年在上海刊行828。二版做了很大的增訂，於 1932－1934年間在上海問世。它的資料主要來源是貝克兄弟的《耶穌會作家書庫(Bibliothèque desécrivains de la Comapagnie deJesus)》和索莫沃爾的 12卷本。費書有一總參考書目，但每個詞條後無所參考徵引文獻的書目。此不足在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中得到了補充。榮書法語版刊行於 1973年。30年來，中外耶穌會研究突飛猛進，新著時文層出不窮，因而榮著的條末參考書目已顯過時。《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的參考書目錄截至 1999年，更新了近幾十年的史學視野，較好地反映了國外研究的近況與現狀。這無疑是國內學者最短缺和感興趣的研究動態。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的資料截至 1773年，《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僅僅增加了 27年至 1800年，而《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正好填補了 1801年至今這段空白。這正是中國耶穌會研究最薄弱的斷代。因資料及參考書的匱乏，迄今為止的研究多集中在耶穌會早期在華活動這一領域。此書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及《耶穌會(傳記－主題)歷史詞典》可互為補充，構成耶穌會士研究的一套完整的資料性工具書。由於最後一書是以西班牙文出版的，其傳播與使用受到一定的局限，將其涉及中國和來華耶穌會傳教士部份漢譯出版誠屬必要。我們相信，這一定會推進耶穌會在華傳教史研究的廣度，使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迅速接軌。 827 梅乘驥譯《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1552－1773)，上海天主教光啟出版社，1998年初版，2000年二版。 828 Catalogus Patrum ac Fratrum e Societate Jesu a morte S.fr.Xaverii ad Annum 1872 Evangelio Xti Propagando in Sinis adlaboraverunr Pars prima,Xangai, Typ.A.H.de Carvalho,1873. 281

構建“西方語言中國史料學”之初议 20世紀的明史研究有五大熱點：明末與南明；東北滿清；中日關係；鄭和下西洋；中西交流。 清朝之初，明朝遺民對明末與南明史有研究，既借其寄託故國之思，總結明亡的歷史教訓，又用以鼓吹反清復明。20世紀初，隨着各階層人士反清情緒的高漲，此類研究不斷湧現。抗戰時期，它又被利用來作為鼓舞士氣、救亡圖存的重要輿論工具，從而更加興盛。謝國楨的《南明史略》為 50 年代的代表作。70 年代，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毛一波的《南明史談》。90 年代，有兩部專著——南炳文撰《南明史》和顧誠作《南明史》相繼問世。尤其後者是 20世紀末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 南明史為明史研究領域之一，國際學界亦相當重視，美國尤處於領先地位。肖雷(David Harrison Shore)於 197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完成了題為《中國明朝末代朝廷：華南永曆朝(Last Court of Ming China：The Reign ofthe Yung－Li Emperorin the South，1647－1662)的博士論文。中國學者熟悉的司徒琳(Lynn A.Struve)為國際公認的南明史專家，有 3 本專著：《南明史(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有漢譯)；《明清巨變之聲：虎籠中的中國(Voices from the Ming－Qing Cataclysm：China in Tigers’Jaws)》；《明清衝突，1619－1683 年：史學及資料指南(TheMing－Qing Conflict，1619－1683：A Historiography and Source Guide)》。不過，美國雖然在這個領域處於南明研究領先地位，但並不意味着達到了高峰的學術水準。我們發現，司徒琳最後一書對西方文獻的介紹十分有限，而且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刊印的中國學界已知的二手資料 (p.229Ⅱ .1.， p.230ⅠⅠ .2.及 p.304Ⅰ.H.13.)，竟然對大量的原始檔案資料無隻字涉及。 282

顧誠的《南明史》洋洋千頁，被推崇為空前絕後之作。他對漢語史料的徵引，可謂竭澤而漁了，但對於其他語言史料、尤其是對傳教士檔案的運用明顯不足。這些檔案尚未進入史家的視野範圍，是目前中外南明史研究存在的一個共同問題。曾服務於明、清兩朝的西方傳教士或在各地傳教的普通教士以各種西方文字撰寫的數量不少的公私函件、傳教年報及專著，未能得到系統的發掘和利用。可以説，在檔案資料的利用上，西方學界與中國學界處於同一起跑線上。 由於南明時期的殘酷現實使直接參與其政治、軍事角鬥者無暇全面記錄這段石破天驚的鼎革史，再加上後來因涉及敏感的南明史問題而釀成駭人聽聞的文字獄，致使有關南明的漢語文獻相對來説較少。然而，在巨變之中的外國傳教士，因局勢動蕩而無法進行正常的傳教活動，卻有較多的時間以西方文字較客觀地記錄了明亡清興的歷史過程。鑒於其歷史性及由此產生的重要性，我們認為，他們留下的各種史料不應被視為外國資料。嚴格來説，它是以外文撰寫的中國史料。如同滿文史料毫無疑問被視作中國史料那樣，這批在華外人的時聞遺墨完全可以歸為中國史料之一種。況且，很多史料出自在明、南明和清朝廷有官品的外人之手，他們也是身經明清鼎革風雲的時人。 這是南明史研究的處女地。總體來説，此類文獻主要包括公私函件、傳教年報及專著，或者可歸入野史筆記類。其內容包羅萬象，涵蓋面涉及社會生活所有方面。尤其是作者親身聞見的關於明清戰爭、南明朝廷的輾轉及各地傳教士及教民的史實，是第三者較客觀的觀察記載，因而史料價值和品位都很高。這些材料大多具體細微，不僅可補漢語史乘的闕失，還可補正《明史》和《清史稿》對南明的誣陷不實之詞。 從我們研究早期中葡關係史的經驗看，只要充分地利用在華傳教士留下的這批寶貴歷史遺產，比勘漢語史乘，從新的視角對已知史料進行新的詮釋，披沙覓金，某些較具爭議的重大歷史事件真相的發潛彰幽不無可能。 從目前的學術發展來看，將這些資料中所包含的豐富一手史 283

料引入南明史研究勢在必行。長遠而言，它將決定性地為明、南明、清史研究開拓新的概念、視野和空間，對新清史的編寫也大有裨益。鑒於它是一種非傳統史源，我們必須在史料分類上，給與其恰如其分的地位——作為正史輔助學科，使其具有學術獨立性，不局限於中外交流史範疇而進入正史研究的領域。因此，我們建議探討是否可以構建“西方語言中國史料學” 作為第一步，建議迅速組織人力，普查國外保留的有關重大疑案及歷史事件的檔案資料，重點是耶穌會及其他會團的檔案。然後以西方原始史料(耶穌會年度報告)為基礎，大量參考國際學界的研究成果，加強明清鼎革戰爭及南明史的研究；開始對“禮儀之爭”及其對中國歷史的嚴重影響進行系統研究；通過西方原始史料(倫敦公眾檔案館)的發掘，對鴉片戰爭的起因進行新的探討。 284

《1644年耶穌會年劄》： 崇禎自縊與李自成進京 明毅宗崇禎皇帝朱由檢為光宗五子，熹宗之弟。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卒於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末，天災人禍連連，已呈魚爛之勢。至末帝崇禎之時，大明氣數已盡。為挽救行將滅亡的王朝命運，他殺魏忠賢，罷黜閹黨，勵精圖治，但也乏力回天了。大明王朝已衰朽不堪，窮途末路。 明末農民運動揭竿而起。崇禎十七年，李自成以西安為西京建立政權，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是年二月，李又統兵從西安出發，直驅北京，對明朝進行最後的衝擊。“十七年⋯⋯三月⋯⋯己亥，李自成至宣府，監視太監杜勳降，巡撫都御史朱之馮等死之。癸卯，唐通、杜之秩降於自成，賊遂入關。甲辰，陷昌平。乙巳，賊犯京師，京營兵潰。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內城陷。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御書衣襟日：‘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829至此明亡。 葡萄牙耶穌會會士何大化撰寫的 1644年中國南部省份耶穌會年度報告為我們提供了一些崇禎自縊殉國前後的細節： “崇禎皇帝見到已身臨絕境，無可救藥，先親手結束了一位還是少女的公主 830的生命，以免她落入叛軍之手。他本來想出逃，但從太監處得知已無法逃出那反叛者 831的手掌，於是在幾個太監的陪同下，登上了皇宮內的一片叢林 832。他讓人拿來 829 《明史》，第 334－335頁。 830 據説，年僅 15歲。 831 李自成。 285

了酒，飲了幾大茶碗，然後咬破指頭，以血 833書寫了這番遺言：‘皆諸臣誤朕；宜不留一人。無傷百姓一人。朕失祖宗江山，朕死無面目見祖宗。’然後自去冠冕，以髮覆面，自縊於樹。皇后 834一得知女兒被斬的消息，早已自縊多時。皇帝的一位近親將其遺體斂進一具棺材或封閉的靈柩，行了拜或朝禮後起身。然後側身以刀自刎。”835 崇禎自盡前痛飲的場面，反映了其失去祖宗三百多年江山的最後絕望。耶穌會所記錄的崇禎死前血書遺囑這個細節，為中國史學提供了這位曾哀嘆“朕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的歷史見證。鑒於當時京城內有耶穌會傳教士活動，例如後來受到清朝重用的湯若望，此內容係由他們探得，應該可靠。 李自成進京，明朝傾覆，但前述《明史》所敍甚簡。相比之下，該報告亦有不見漢籍的獨特之處： “李自成在陝西首都西安府自封為中國皇帝，號大順王。之後，他開始籌劃如何奪取北京。第一個辦法是向京城派遣了幾百名化妝成富商的士兵。他們以賄賂的手段不僅腐蝕了幾位同鄉官員 836，而且連鎮守城門的太監也喪失了意志。一切有條不紊，嚴格保密進行，以至如願以償。大順王一得到京城守備 832 萬歲山。 833 時任墨西哥主教的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有同樣的記載，參見 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la China por el Tartaro.En Paris：Acosta de Antonio Bertier，1670，第 24－25頁。但早於 1650年在里斯本就出版了關於崇禎自縊的消息(RELACAODACONVERSÇÁO anoffa Sancta Féda Rainha，E Principe da China，E de outras peffoas da casa Real，que se bapizarão o anno de 1648(1648年受洗的中國皇后、王子及王室其他人皈依我們聖教記)，Em Lisboa：na officina Craesbeeckiana，1650，第 6－7頁)。 834 皇后周氏。 835 何大化《中國年劄》，東方葡萄牙學會、葡萄牙國立圖書館，1998年，第 180頁。 836 陝西籍。 286

奪取它的良機已到的消息，便率領一支小部隊(有言不超過鬆弛、6000人，亦有人稱 3000人)，渡過黃河，義即黃色的河。於陰曆三月十八日抵達北京。晝夜之內，已入夥的叛變者為他敞開了一扇城門 837。 他殲滅了一些趕來支援的人，很快控制了一切。”838 這段敍述告訴我們，因為“北京有許多大砲”839，李自成的農民部隊要硬攻北京不是沒有困難的，因此他採取了裏應外合的戰略，為此派人到北京收買了一些陝籍京官及守城太監，待時机成熟便直搗明都。內應及明軍的癱瘓使得李自成不費吹灰之力便奪取了京城。正如《劍橋中國明代史》所言： “1644 年初，軍餉欠款已經達數百萬，而從南方來的稅款只有幾萬兩。國家的糧倉現在實際上空了。沒有足夠的大米充軍糧，戶部就買雜糧湊數。當北京被圍時，駐軍已有五個月沒有發餉。執行任務的軍隊沒有炊事用具。每個士兵領到 100枚銅錢，由他們自己買吃的。士氣和紀律渙散到這種地步，一個將軍報告說：‘你鞭打一個士兵，他站起來，但與此同時，另一個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這是不令人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時還沒有完。”840 “李自成進北京幾天後，就面臨崇祯皇帝在位的最後幾個月所面臨的同樣問題：如何給他的軍隊發餉。李自成期望在國庫裏找到的大量財富並不存在。5月 1日，他同意從拘留在城內各軍營中的許多明朝官員身上籌措款項。知道要他們自願捐輸勢必很難，負責這些軍營的將領們就開始實行一套使人毛骨悚然的拷問，以便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許多俘虜因此喪命。到 5月 12日，就連李自成也看出事情做得太過分而下令停止。但將領們對他們努力的效果感到很滿意，當得到釋放剩下的俘虜的指示時，他們很快把注意力轉向北京的商界。這種不正當 837 指三月十八日太監曹化淳打開彰義門(廣安門)投降一事。 838 何大化，前引書，第 179－180頁。 839 同上，第 179－180頁。 840 《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 638－的做法，導致軍隊紀律的鬆弛。不久，順朝的士兵就 639頁。 287

在大白天搶劫商店和居民，使那些從‘腐敗殘暴’的明朝政府統治下解放出來還不到一個月的人感到恐怖。”841 為解決軍餉，李自成沒收了明朝的內帑以及宗室、勛戚、太監的家產並對明朝官員實行追贓“比餉”的措施。耶穌會年劄為我們展示了一幅“追贓”的歷史場景： “新王入主了宮廷 842。宮中人人自盡，或投身深池或懸繩自縊。他開始搜尋珍寶，佔有了它們。他霸佔了整個宮廷，再次稱皇。他下令讓朝廷官員寫出自己的名字，說要起用他們。儘管許多人表現了氣節，忠於先王，紛紛自刎，上吊，投井，但大部份人說出了自己的名字，順從篡位的新皇。新皇帝一得到名單，根據以前每人的官位，判罰巨額銀兩。獻納者得以保全性命；無銀者或不願繳納者遭嚴刑拷打致死。即便他們去世，父債子償。要麼繳納要麼掉頭。”843 除了遇到的經濟困難外，造成李自成在短期內倉促離京的原因還有吳三桂降清及守城士兵的短缺。“當時在與韃靼的邊界上有一明將，姓吳，名三桂。為了替皇帝及其在宮中任高官而被殺害的父親報仇，他聯合了韃靼人，讓他們入關幫助他。他們認為，此建議再好再合適不過了。他們的軍隊在韃靼王844的率領下入關，向北京挺進。篡位的新皇帝手下守備的人不多，於是在那韃靼人845抵達北京的前三天，他攜帶大量珍寶財富離京而去。在此之前，對人民大肆屠殺，以出百姓不擁戴他而邀請外人之氣。然後退走陝西，在那裏立朝。”846值得注意的是，耶穌會年劄報道的吳三桂降清的主要原因是出於國仇家恨，志在為君、父報仇雪恨，不見吳梅村《圓圓曲》所云“沖冠一怒為紅顏”而引發其書請清兵援助抗擊李自成一事。 841 同上，第 690－691頁。 842 紫禁城。 843 何大化，前引書，第 180－181頁。 844 攝政王多爾袞。 845 多爾袞。 846 何大化，前引書，第 181頁。 288

《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與 《甓餘雜集》比讀 《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的作者加斯帕爾·達·克魯斯(Fr. Gaspar da Cruz)修士為葡萄牙埃武臘人士，出生年代未詳。他是多明我會修士，曾在該會阿澤堂(Azeito)修道院研修。他於 1548年赴東方，在印度沿海傳佈福音 6年。1554年來到馬六甲，1555年 9月轉赴柬埔寨。1556年年底，他離柬來到廣東的浪白滘並於同年訪問了廣州一月左右，成為第一位涉足中國內地的傳教士。1557年年初，返回馬六甲並在此逗留至 9月。1557年年底至 1559年年底可能在南洋瞭解情況。1560年夏初，在果阿乘船前往葡萄牙。途中在忽魯謨斯847逗留了 3年。1563年，他離開此地，1565年上半年回到葡萄牙，1570年 2月 5日因患黑死病逝世於錫圖巴爾(Setúbal)。兩周後，即 1570年 2月 20日，其《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完印。其書封面刻印的時間是 1569年，但書尾所署的具體日期為 1570年 2月 20日。也就是説，1569年開印，1570年完成。一般認為，這是歐洲第一本介紹中國情況的專著。 此書包括了作者在中國沿海暫短停留期間所搜集到的有關中國各方面的信息。同時，大量直接引用了佩來拉(Galiote Pereira)848《中國報道》849中的很多資料。 本書問世後，在歐洲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但大量轉抄他的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850 847 今作“霍爾木兹”。 848 時譯“兀亮哵咧”，朱紈《甓餘雜集》，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4頁。 849 參見《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 1－31頁。 850 何高濟譯，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289

卻成了 16世紀風行歐陸的暢銷書。 除了 1569－1570年初版外，此書目前尚有三種葡語單行本851及兩種集刊本852、一種葡漢雙語本853和兩個漢語全本：何高濟從博克塞英譯本轉譯的《中國志》854和范維信從葡語直接譯出的《專著詳細講述中國情況》855。何譯除了保留了博克塞編著的一些註釋外，略增加了一些譯註，糾正了博克塞某些明顯的錯誤。范譯則無任何註釋。節譯本有陳用儀的《中國概況》856及王鎖英的《中國情況詳介專著》857。前者除了翻譯保留了羅瑞洛(Rui Loureiro)編著的一些註釋外，略增加了一些譯解，糾正了原註某些顯然的錯誤。後者也主要以拉法爾·廷迪諾和羅瑞洛的研究為基礎作了一些註釋。 我們看到，同題四譯，令不通葡語的讀者莫衷一是，因此有必要探討一下克魯斯著作名稱的翻譯問題。這部著作的內封全文是： “Tractado em que fe cõtam muito por eftêfo as coufas da China cõ fuas particularidades,affi do reino dormuz,cõpofto por el.R.padre 851 Tractado em que se contam muito por estenso as cousas da China, com suas particularidades e assi do Reyno Dormuz dirigido ao muito poderoso Rey Dom Sebastiam Nosso Señor/ composto por el R. Padre Frey Gaspar da Cruz. 2ed, Lisboa: Na Typ. Rollandiana, 1829, Fr. Gaspar da Cruz, Cousas da China e. de Ormuz，Barcelos，Portucalense，1937及羅瑞洛《Tratado dascoisas da China(中國事務論)》，里斯本，1997年。 852 Peregrinação，edição deAníbal Pinto de Castro，Porto，1984，pp.775－896及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志－十六世紀文獻集》，第 147－254頁。 853 范維信譯《專著詳細講述中國情況》，澳門海事博物館及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聯合出版，1996年。 854 《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第 33－170頁。 855 《專著詳細講述中國情況》，第 177－279頁。 856 《文化雜誌》，第 31期，第 71－83頁。“概況”係對“fe cõtam muito por eftêfo”的誤譯。這個短語的意思是“詳述”。 857 王鎖英譯《葡萄牙人在華見聞錄》，澳門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會、海南出版社及三環出版社，1998年，第 82－130頁。 290

frei Gafpar da Cruz da ordêde sam Domingos. Dirigido ao muito poderofo Rey dom Sebaftiam noffo feñor. Impreffo com licença,1569.” 漢語直譯如下： “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附忽魯謨斯王國，多明我會加斯帕爾·達·克魯斯神甫撰。呈吾主強大的唐·塞巴斯蒂昂國王。1569年准印。” 由於全名冗長，羅瑞洛取其意，刪節為《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中國事務論)》。我們認為，此種刪定有些不當，因為完全取消了葡語中符詳述(fe cõtam muito por eftêfo)”的概念。我們建議，漢名取其葡語全稱的第一句，即“Tractado em que fe cõtam muito por eftêfo as coufas da China cõ fuas particularidades”而譯為《中國事務及其特點詳論》。這樣即去掉了原題的冗贅，又保留了它的精髓。 克魯斯書中第 23、24、25及 26章對於早期中葡關係研究最為重要，因此筆者不揣簡陋，在此以朱紈《甓餘雜集》858為主要資料，作一比讀註釋新譯。 第二十三章 過去葡人如何與華人打交道，後者如何對前者兵戎相見 因為我們在前曾多次提到被囚禁在中國的葡萄牙人，那麼最好也讓人們知道一下他們被捕的原因。這裏有許多重大的事情可言。須知，從(15)54年起859，在中國做買賣十分安寧，毫無危險。 858 朱紈，字純，號秋匡，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正德進士，歷官四川兵備副史、廣東左布政使、巡撫南贛、提督浙閩海防軍務，巡撫浙江。撰有《甓餘雜集》十二卷。明萬曆間曾孫朱質刻本，八冊，十行二十字，四單，口題書名，中縫標卷第。是書《四庫全書總目》不錄，《明史藝文志》亦未錄，蓋傳世極稀。《明史藝文志》只著錄《茂邊紀事》一種，似有單本，集中明代中期東南沿海抗倭及佛郎機史料。 859 關於 1554 年的問題，戴裔煊解釋説：“我們認為，索薩的信內所説的各種情況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首先在時間方面與中國記載相合，索薩在 291

從那時至今，除了重大海難之外，未損失過一條大船。以前在此失去的船隻無計其數，因為那時華人與葡人幾乎處於交戰狀態。每當有艦隊向他們衝過來時，葡人揚帆入海，停泊在無法抵禦惡劣天氣的地方，所以遇有風暴，許多船要麼撞上岸邊，要麼擱淺，損失多艘。但是，從 54年以來，在查烏爾有家室的阿爾加維人萊奧內爾·德·索札、加必丹末860與華人約定繳納他們的關税，允許葡人在中國各港口經商。從那時起，葡人在廣州做生意。廣州是中國第一大港。華人攜帶絲綢和麝香雲集那裏。這是葡人在華購買的主要貨物。那裏有安全的港口，他們平安保險，無人打擾。所以，此時華人可放心買賣，上上下下樂於同葡人交易，於是他們的名聲傳遍了全中國。朝廷某些大員因有耳聞也專來廣州一睹為快。在此之前，尤其是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861引起的事端之後，做生意非常麻煩。他們不允許葡萄牙人上岸。因出於憎恨和厭惡，稱葡人為番鬼，義即魔鬼之人。現在他們也不以葡萄牙人稱呼我們。約定交税的時候也未將此名報告京廷，只是用了番人這個名字，義即彼岸之人。還應知道的是，中國有法禁 1552年<即嘉靖三十一年>來中國，可是在業務上沒有多大進展，則他和海道打起交道來是在第二年(即嘉靖三十二年，1553)，這與郭棐《廣東通志》所稱趨蠔鏡澳的舶夷請求借地晾晒水濕貢物，得到海道副使汪柏允許的年代是一致的。其次，因為這件事要得到皇帝批准，預計需要三四個月的時間，至少要等到第二年(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才得到朝廷的正式批覆。這種説法和克魯斯所説從 1554 年起中國人讓他們繳納税課，在諸港貿易，這兩種説法固然一致，又和鄭舜功《日本一鑒·海市》條的記載稱‘歲甲寅，佛郎機夷船來泊廣東海上，比有周鸞，號客綱。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誑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每以小舟誘引番夷，同裝番貨市於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年代和事實都一致。《日本一鑒》的記載更可補索薩所述詳細經過情形之不足。”參見戴裔煊遺著<關於葡人入據澳門的年代問題>，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 16頁。 860 參見金國平，載《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 344－348頁。 861 肇事者是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 292

止國人航海外出，違者處死。只允許在本國海岸航行。即便是沿海航行，無啟航地老爹862們簽發的引票也不得越界前往本國其他地方。這票上寫明前往何地，事由，本人特徵及年齡。無票(違禁)者流放邊疆。販運貨物的商人必須持有完税證明。每省設有海關。每過一關，必須交税。逃税者的貨物充公，其人充邊。儘管有上述法律，仍有一些華人航行出國貿易，但他們不再返回中國。這些違禁外出者中有人居留滿剌加，有人流寓暹羅，有人常住北大年，南方863各地都有。所以，某些已僑居國外的華人在葡人的庇護下，駕駛自己的船隻回中國。在為船隻辦理納税手續時，找一個葡萄牙人朋友，給他一點好處，讓他以其名義報税。為謀生計，一些華人偷乘這些華船出外做買賣，然後秘密返回，連其親戚也瞞着，以免走漏風聲，受到法律制裁。實施這一法律的原因是，中國國王認為，與外人交往過多會招致人們造反。還因為許多華人藉機外出航海行盜，劫掠沿海地區。即便有此防範，沿海仍盜患不絕。在費爾南·德·安德拉德滋事之後，這些流寓國外、與葡人為伍回國的華人開始引導葡人到雙嶼(Liampoo)做生意，因為那一帶無有城牆的城鎮，沿海皆是貧苦人家的村落。他們樂於與葡萄牙人交往，因為可以賣給他們給養，從中獲益864。 862 義即“官老爺”。參見《葡漢辭典》，第 169頁。 863 指東南亞。 864 周玄瑋《涇林續記》：“閩廣奸商慣習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為主，中載重貨，餘各以己資市物，往牟利恒百餘倍。有蘇和本微，不能置貴重物，見福橘每百價五分，遂多市之，至泊處用楪數十，各盛四橘，市舶面上。夷人登舟競取而食，食竟後取置袖中，每楪酬銀錢一文，蘇嫌少，夷復增一文，計所得殆萬餞，每錢重一錢餘，蓋已千金矣。”《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372頁。林希元<與翁見愚別駕書>：“若以貨物與吾民交易，如甘肅西寧之馬，廣東之藥材、漆、胡椒、蘇木、象牙、諸香料，則不在所禁也。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0－261頁。 293

與葡人結伴航行而來的中國商人是這些村裏人，因為他們在當地有人熟悉，因此對葡人也優待。通過這些商人，約定由當地商人帶貨來賣給葡萄牙人。在葡萄牙人與當地商人的買賣裏，與葡人同來的華人作中間人，所以這些人收益巨大。沿海小官們也從中大獲其利，因為他們允許雙方貿易，買賣貨物，從中收受巨額賄賂。865所以在很長時間內，此種交易不為國王和省中大吏所知。在雙嶼(Liampoo)進行了一段時間這樣的秘密交易後，葡萄牙人漸漸擴展，開始到漳州(Chincheo)和廣東諸島(ilhas de Cantão)上經商。其他官吏也貪贓枉法，允許葡萄牙人行商各地，致使有些葡萄牙人到了廣州很遠的南直(Namqui)866以北的地方經商。國王對此一無所知。生意日益擴大，葡萄牙人開始在雙嶼諸島(ilhas deLiampoo)上過冬。他們在此常住下來，自由自在，無所不有，就差絞架和恥辱柱了。一些與葡萄牙人為伍的華人及同華人結夥的葡萄牙人開始胡作非為，大肆偷搶並殺死了幾個人。此禍日烈，受害者紛紛告官。不僅該省大吏，而且連國王也得知了此事867。他立即下令在福建省組建了一隻強大的艦隊，將所有強盜，尤其 865 《世宗實錄》，卷三六三：“至是，汝禎及御史陳宗夔勘上：前賊乃滿剌加國番人，每歲私招沿海無賴之徒，往來海中販鬻番貨，未嘗有僭號流劫之事；二十七年，復至漳州、月港、浯嶼等處，各地方官當其入港，既不能羈留人貨，疏聞廟堂，反受其私賂，縱容停泊，使內地奸徒交通無忌。及事機彰露，乃始狼狽追逐，以致各番拒搏殺人，有傷國體；其后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並為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28頁。 866 南直隸的簡稱。 867 《世宗實錄》，卷三五○：“按海上之事，起初於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闌出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於余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日：‘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番客，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聞上司，云倭賊入寇。”《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頁。 294

是在雙嶼(Liampoo)一帶活動的竊賊全部趕出沿海。所有商人，無論葡人、華人一概列入匪類。艦隊組成後，立即沿岸航行，但因風向不對，無法前往雙嶼(Liampoo)，卻來到了漳州(Chincheo)這邊。一見到前來的葡人船隻，立即開戰，不允許任何貨物落到葡萄牙人手中。一連多天，他們有時與華人作戰，看看有甚麼辦法可以經商。許多天過去了，看到毫無辦法，於是決定放棄這一企圖。艦隊的船長們得知以後，乘着夜色秘密派人來説，要想得到貨物，先送點東西過來868。得到這一口信後，葡萄牙人喜出望外，接着按他們的口信準備了一份厚禮869並照他們的囑咐乘着夜色給他們送去。此後，葡萄牙人得到了許多貨物，對此官老爺們佯裝不知，庇護商人870。因此，那一年，即(15)48年一直以此方式進行貿易。 第二十四章 華人艦隊如何再次進攻葡萄牙人，此次進攻後發生的事情 第二年，即(15)49年，艦隊各船長對沿海的守衛更加嚴格，加倍嚴密監視中國諸港及出入口，致使葡萄牙人得不到任何貨物 868 《世宗實錄》，卷三三○：“(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佛郎机國夷人入掠福建漳州，海道副使柯喬禦之，遁去。巡撫御史金城以聞，且劾浯嶼指揮丁桐及去任海道副使姚翔鳳受金黷貨，縱之入境，乞正其罪。詔：‘以桐及翔鳳，令巡按御史執來京究治。防禦事宜，兵部詳議以聞。’”《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頁。 869 朱紈《甓餘雜集》，卷六<謝恩事>：“又訪得夷人初入境內，夫敢肆然直入，先託接濟之徒，上下打點，方敢入境。臣聞浯嶼水寨把總指揮僉事丁桐受伊買港沙金一千兩，⋯⋯似此上下通同，惟財是競。”《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8頁。 870 據當時被捕者之一的“喇卜的”(Gauspar Lopes)於 1551年 10月 14日從梧州監獄內發出的函件，“我們有大官的引票(patente)及金門(Cumay)員給的中國國王的令旗 (huma bamdeira em nome d’ ell－ rey da Ch[ina])。”參見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沙勿略文獻集》，第670頁。原件殘片仍存葡萄牙國家檔案館。“大官”指海道副使姚翔鳳，“金門官員”是浯嶼指揮丁桐。 295

與給養。儘管如此，無論防衛控制得多麼嚴密，由於中國海岸線上島嶼星羅棋布，艦隊防不勝防，總有些貨物能偷偷運到葡萄牙人手裏。不過，來的貨物畢竟不多，不足以裝滿大船，也無法賣出運至中國的貨物。於是，他們把要處理的貨物留在兩艘與葡人為伍的海外華人的船上並留下了 30個葡萄牙人負責船貨，讓他們保護船隻，尋找一個能將剩下貨物便當地換成華貨的中國港口。安排好這一切後，他們啟程前往印度。中國艦隊的人看到其他大船開走了，只剩下兩條中國式木帆船871，當地的某些商人又唆使他們説，葡萄牙人在那兩條木帆船上留下了許多貨物，守貨的葡萄牙人為數不多，於是他們把艦隊開了過去。他們設下了埋伏，在陸地上佈置了幾個華人，準備推船下水，揮舞武器，擺出了要衝向大船決戰的架式，但卻停在岸上不動，為的是挑逗葡萄牙人從大船上下來與他們交戰，這樣大船就失去了保衛，然後由隱藏在附近陸地伸向大海中的一個岬角後的中國艦隊發起攻擊。在此挑釁之下，保衛大船的葡萄牙人果然上了當，他們本該想到艦隊是在設計，應加以防備。一些人離開大船，登陸與華人作戰。見此，暗中埋伏監視的中國船隊立即迅猛地衝向中國式木帆船，殺死了船上的幾個葡萄牙人，還殺傷了一些，並奪取了大船。此次勝利之後，任艦隊司令的盧都司(Luthissi)872神氣活現，興高采烈。他那得意洋洋的樣子讓人驚異。他馬上對幾個同葡萄牙人一起被捕的華人嚴刑拷打，逼迫 4個模樣較好的葡萄牙人自稱是滿剌加國王。最終説服了他們，因為他許諾將善待他們，於是他們動了心。由於在繳獲的衣物中發現了一件大袍和一頂高帽，就問 一個與葡萄牙人一起被俘的華人那是甚麼服飾。人們讓他説那是 871 朱紈《甓餘雜集》，卷二<閲視海防事>：“又八月內，佛郎機夷連艘深入，發貨將盡，就將船二隻起於斷嶼洲，公然修理。此賊此夷，目中豈復知有官府耶？⋯⋯”《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27 頁。二船的東主是澳門早期歷史的名人迪奧哥·佩雷拉(Diogo Pereira)。船長分別是 Fernão Borges及 Lancarote Pereira，即《甓餘雜集》中的“一名矮王，審名浪沙囉的嗶咧”和“一名小王，審名佛南波二者”。 872 盧鏜。 296

滿剌加國王的裝束，於是立即差人按照式樣做了 3件大袍和 3頂高帽，把 4個葡萄牙人都這樣打扮了起來，弄假成真，以示勝利輝煌。此外，這位盧都司對在船上繳獲的大量貨物產生了據為己有的貪慾。他這樣做，既可炫耀戰勝滿剌加國王的大捷，在國人面前獲得聲譽，又可向國王報功請賞。他還利用所繳獲的貨物向國人大肆張揚其輝煌的勝利。為將此事辦得萬無一失，永遠不被戳穿，他將與葡萄牙人同時被俘的華人一概正法。殺完幾個後，決定餘人盡斬。此事傳到了他的上司海道873的耳中。他覺得此事蹊蹺，馬上下令他不得再殺倖存者並立即攜帶戰利品，仍活着的俘虜及貨物去見他。盧都司遵命前去晉見海道，命令準備了 4頂轎子並寫上國王的稱呼，讓帶去的這 4個人招搖過街。其他葡萄牙人則裝進囚籠，給他們上了木枷。儘管有些人的頭受了傷，仍不讓他們把頭縮進去。牢籠遭受日曬雨淋，吃喝拉撒全在裏面。這可是不小的折磨和懲罰。他們坐在囚籠裏，由人們抬着。盧都司帶着戰利品威風凜凜地朝內地走去，前面打着 4面旗幟，上面書寫着 4位滿剌加國王的名字。每進一個村莊，他都大張旗鼓，威風凜凜，吹奏喇叭，前面有人吆喝開道，宣揚盧都司戰勝 4位滿剌加國大王的大捷。當地所有主要官員出來隆重迎接，平民百姓競相爭看這新勝利。盧都司在這片排場中來到了海道所在地，詳細匯報了事情的經過和所取得的勝利之後，他向海道挑明了意圖，於是同他商定兩人平分那些貨物，繼續讓那幾個人佯裝滿剌加國王，這樣他們兩人都能從國王那裏獲得榮譽和賞賜。約定之後，二人決定保守秘密，為將把盧都司這套戲繼續演下去，把帶到那裏的所有中國俘虜全部正法。他們立即下令執行，因此有 90多個華人喪生，其中有幾個還是小青年。但他們留下了 3、4個小伙子及 1個成年人，想通過這幾個人(利用他們) 讓國王相信二人 的話，即把葡萄牙人都説成是強盜，以隱瞞所繳獲的貨物。他們 873 柯喬。當時被捕者之一的“雷使彌祿”(Afonco Ramiro)於 1555年從梧州監獄內發出的函件稱：“漳州海道是個大盜”。參見拉法爾·廷迪諾，前引書，第 81頁。 297

還通過那幾個華人讓國王相信這 4個人確實是滿剌加國王。那些葡萄牙人既不會本地語言，又無人為他們作翻譯或為他們講情，定死無疑。而他們有權有勢，可隨心所欲，達到預期日的。因此，同時為使這一勝利顯得更加輝煌，他們未殲滅葡萄牙人，留下了活口。這些老爹們的所作所為不可能密不透風，萬無一失，不露馬腳，不可能不引起人們的懷疑，尤其是各地對他們草菅人命的作法感到可疑。如前所述，在中國無國王的御准而執行死刑是不尋常的做法。還有，當地死刑的執行非常緩慢，非常謹慎。對此，前有敍述。除外，死者中許多人在當地有親屬。親人為死者悲傷。因此，死者親屬，加上一些熱心維護司法、不容忍這類劣行與欺騙的官員將此情況稟報國王説，葡萄牙人不是盜賊，而是帶着貨物到中國來做生意的商人。(有人)如何將他們之中 4人假扮成國王，以便從國王那裏騙取獎賞，如何竊取了大量貨物。最後，為了掩蓋這些劣行，他們屠殺了成年人和無辜的孩子。國王瞭解到這些情況後怒不可遏，沉痛萬分，立即下令依法查辦。下章對此詳細敍述。 第二十五章 查訪葡萄牙人是甚麼人，如何調查他們被捕的經過 國王得知上述情況以後，立即從京廷派出了一位欽差874。前有所述，欽差義即金劄875。若非重大案件，不會派遣欽差。與欽差一起，同時派來了另外兩位大官876。他們分別出任過布政使和按察使。由這兩個人審訊此案。並責成當年巡視福建的察院877及福建本省布政使和按察使一道全力協助欽差和兩位審官辦案，告 874 兵科給事中杜汝楨。 875 此説是誤解。 876 待考。 877 陳宗夔。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嘉靖二十八年)秋七月，奪都御 298

誡所有人在此案辦理中要忠於職守，秉公執法。當時正值各省新換官員，上述大員從京廷同來，隆重進入福州城(Funcheo)。一入城，一同開始對國王一再囑託他們經辦的案子進行認真、仔細的瞭解。陪同欽差來的兩位主審立即前往一所大宅，其中間有一大院子。院子的兩側是些又大又漂亮的廂房。兩人各自進入一間。立即提來了犯人，交給一位審官審訊。這位審官十分客氣地把犯人交給另一位審官先審。另一位感謝過後，再將犯人送回第一位審官。這樣犯人有時被送來送去。每人都想讓對方首審，這樣幾經謙讓之後，總有一人先審。這是件國王一再囑託的要案，所以被告和原告的口供由這兩位審官親自筆錄。葡萄牙人遇到的主要對頭是一條被俘獲的大船上的華人領水和一個從小在葡萄牙人中間長大的基督教徒僕人。他們被控方的官員以賞賜和許諾收買了，與他們串通一氣。這些官員已被革職，列為罪犯，在國王處受到指控。即便如此，他們仍有權有勢，得到庇護，竟然得以將一為葡萄牙人充當翻譯的華僕弄走，讓人無法聽懂葡萄牙人，致使他們不能在堂上為自己辯护。後來，一位華人囚犯為他們寫了一份狀子上呈審官。審官閲後，立即命令將此僕人交給葡萄牙人。這僕人是他們的救星，因為通過他，可與司法官員溝通，完全證明他們的無辜。審訊他們的程序如下：先將被告提交其中一位官員審問，然後再交給另一官員複審。在複審被告時，將原告帶給第一位審官詢問。這樣，被告與原告經兩位官員審訊，然後他們核對雙方供詞是否相符。首先分別審問，然後聚集所有人對質，看看他們當中是否有人相互矛盾，是否相互爭辯或爭吵，從而漸漸偵破案件的真相。在對質中，葡萄牙人的兩個對頭，即領水和華人基督徒僕人在某些事情上矛盾百出，因此挨了不少鞭打。審訊的老爹在葡萄牙人辯護時總是樂意聽取，這使他們輕鬆了許多。 史朱紈官，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楨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鞠訊喬、鏜等，並覈紈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69頁。 299

葡萄牙人雖不在一起受審，但供詞全部一致，這也幫了他們大忙。因為葡萄牙人在辯護中説，若想瞭解他們是甚麼人，是商人而不是盜賊，可派人到漳州(Chincheo)沿岸去調查，在那裏會弄清真相。可以詢問當地商人，他們與那些商人做生意多年，從那些人處也可得知葡萄牙人不是甚麼國王，因為國王不會屈尊帶如此少的人來做生意。如果以前他們説過相反的話，那是由於受了盧都司的欺騙，因為以為可以得到他的優待。得到葡萄牙人提供的情況之後，兩位官員按照欽差及其他官員的意見啟程前往漳州(Chincheo)調查葡萄牙人之言是否屬實，責成此二人專門調查此事。這兩位官員在漳州(Chincheo)進行調查後，瞭解到葡人所説屬實，盧都司和海道撒了謊，於是馬上派信使傳令，將盧都司和海道打入監牢，嚴加看管。由此可見這些官員權力之大，竟然可以逮捕這麼大的人物。人人驚嘆不已。許多人對葡萄牙人説，你們三生有幸，為了你們的事，這麼多高官入了獄。所以從那時起，人們開始幫助他們。如果像在漳州(Chincheo)一樣調查雙嶼(Liampoo)的事情，葡萄牙人不會吃那樣多的苦頭。兩位老爹從漳州(Chincheo)返回後，召來了葡萄牙人，好好安慰了他們一番，表現出十分友善，説已得知他們不是盜賊，而是好人。然後再次審問雙方，看看他們前後所説是否有矛盾之處。在這次訊問中，原來站在老爹們一邊指控葡萄牙人的中國領水，看到老爹們已被捕入獄，不可能再對他有甚麼好處了，而葡萄牙人已經得勢，事實已水落石出，於是推翻了原供，改口説葡萄牙人確實不是盜賊，也不是甚麼國王，而是商人，是好人。他還揭露了盧都司俘獲葡萄牙人時竊據大量貨物一事。他在此之前説的話是違心之言，都是因為老爹們給他許了一大堆諾言。他怕不這樣説，老爹們不會饒過他。現在他們被捕了，他知道他們不能再害他了，所以才説出真話。老爹們大吃一驚，目瞪口呆，一時相視無語。回過味來後，他們下令加以嚴刑拷打，看他會不會翻供，但他死不改口。辦理此案所需的一切調查和審理結束後，欽差和隨從們要回朝。離開之前，他要先看看那些葡萄牙人，然後再在城裏視察一遍。 300

此次巡城極為隆重，全城高官作陪，全副武裝的士兵護衛，錦旗如海，鼓樂齊鳴，還有這類場合及排場慣有的禮儀。在眾人的簇擁下，他來到一些雄偉的大宅院前。大吏告別之後，他命令將葡萄牙人召來，交談了幾句便打發了他們。此舉不過是為了看望他們。大吏們辭別之前，命令本地官員及獄吏們要照顧葡萄牙人，好好對待他們，滿足他們的一切需要。他命令所有當地官員在張紙上畫押，以免在他們返京述職時，有人耍甚麼陰謀，不執行命令。還下令對盧都司和海道嚴加看管，禁止他們與任何人接觸。離城後，他們在一小地方仔細整理了卷宗，將必要的文書謄清成冊。因為文書太多，要寫的也太多，所以由三個人協助這項工作。必須帶到京城的文書謄寫完畢之後，將其餘的全部燒燬。為避免這三個助手不將所看到的和抄寫的東西宣揚出去，下令把他們禁閉起來，嚴加看管，不得與任何人交談，但為他們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直至京廷頒佈判決為止。案卷呈交京廷後，國王及其所有大臣做了披閲，判決如下。 第二十六章 國王懲治官員、寬恕葡萄牙人的判決 在敍述判決書之前，宜説明一些情況。首先，判決書比這裏記載的文本要長得多。878葡萄牙人把他們手中的判決書刪掉了許多。我節略的就更多了，只存其主要內容，其餘刪除。其次，為 878 判決原文未能傳世。《世宗實錄》，卷三六三中有一簡本：“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將汪大受又次之。拒捕番人方叔擺等四名，當處死。餘佛南波二者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通番奸徒當如律發配、發遣。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覈，如汝禎等言，紈、鏜、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差。”《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8頁。 301

讓諸位瞭解其中某些晦澀之處，略作説明如下，捕盜(poutoos)879即海上巡哨，判有些人戴赤帽880，即充邊當兵。此外，還應該知道，中國關税的交納方法與我們的不同，與暹羅也不同。他們的方法是將運貨至華的船隻從頭到尾按尺丈量。每尺交税若干。而現在以百分比繳納。這是廣州官吏按照與葡萄牙人經商的華人通知與葡萄牙人約定的，因此，此種税額比當地習慣的税額要高得多。解釋完後，下面來看判決書。 兵部接聖旨：為何 ChaipuuHuchim881都堂一無朕的旨意，二未向朕稟報便在俘獲多人後，下令將他們處死。為秉公執法，朕先派欽差 Quinsituam882探訪實情。他帶去了受朕之命調查葡萄牙 879 “嘉靖二十六年，都御史朱紈、副使柯喬以海上耆民充捕盜(議出都指揮黎秀大，為漳、泉民所怨謗。劾免官)。”周凱《廈門志》，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第 4 卷，防海略/防海略/建置，第 104頁。並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2、273、276、332、378、413、415及 416頁。 880 自古中國就有強迫罪犯穿赤褐色的“赭衣”的習慣。這是因為紅色具有祛除鬼魅的巫力。紅色本表示吉祥，可重罪犯可能有殺頭的危險，也可以説是最不吉祥的事情，為沖淡和消減不吉祥的氣氛，就有意識地給犯人穿上赭紅色的囚服——赭衣。因有“赭衣塞途”和“赭衣半道”二語，以形容罪人、刑徒充塞盈道。因此也稱赭衣為罪衣，而且成為罪犯的同義詞。赭衣可追溯到中國古代的象刑。象刑最早出《尚書舜典》：“象以典刑。”《周禮》釋日：“畫象者上罪，墨塚赭衣雜履。”《白虎通》則云：“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闢者布衣無領。衵亡秦之路，赤衣比肩，赤衣，徒人衣也。風俗通(書抄四五)云：‘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工犯罪，皆髡頭衣赭。’赭，赤也。”《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第628頁。除了赭衣外，還強迫犯人戴“赭冠”。《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 84頁)中的《司空律》對此有明文規定：“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枸櫝欙杕之。”此處所言“赤帽”是指流刑。 881 Chaipuu Huchim可能是“巡撫福建”的對音。“二十八年，朱紈巡視福建，⋯⋯”《明史》，第 5602頁。 882 Quinsituam 可能是“欽使杜”的對音。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嘉靖二十八年)秋七月，奪都御史朱紈官，還籍聽理。⋯⋯遣給事中杜汝楨往福建會巡按御史陳宗夔鞠訊喬、鏜等，並覈紈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69頁。 302

人、海道及盧都司的老爹。據海道及盧都司稟報説，葡萄牙人都是盜賊，來朕之沿海掠殺作亂。瞭解實情後，他們已執行朕的命令。兵部及朝中大臣已披閲卷宗。他們仔細閲卷後，向朕匯報了一切。於是朕再命刑部、都察院及大理寺諸卿883複閲案卷。朕要求他們仔細審閲全部卷宗。此非小事，朕欲秉公執法。案卷由眾官審閲之後，業已澄清葡萄牙人係來漳州(Chincheo)海面經商。不宜以他們的方式經商，應按慣例在朕的港口進行交易。在此之前，朕對其人一無所知。朕現得知，漳州(Chincheo)人出海到他們的船上貿易，故朕知他們係商人，非所報之盜賊也。商人互助，朕不追究，但對朕手下的漳州(Chincheo)官員嚴懲不怠，因為只要有船開到朕的港口，他們必須瞭解來者是否係商人，是否願意向朕納税。如願意交納，必須立即向朕稟報。若當初如此行事，不會釀成這一大錯。即便是抓獲他們，若及時向朕稟報，朕會立即下令予以釋放。雖然按慣例對所有來朕港口的船隻丈量徵税，但他們來自遠方，無須課税，由他們經商，然後返回故土。此外，諸捕盜知悉這些人係商人，卻不向朕稟報，隱瞞事實，致使多人被捕、喪生。倖存者因不通語言只得眼望蒼天，求天做主(他們認天為上帝)。此外，朕還得知，海道和盧都司貪圖從葡萄牙人那裏奪取的貨物，才如此胡作非為。他們不分好壞，一概抓獲，貨物統統沒收。沿海官員們明曉這些是商人，卻不向朕稟報。他們串通一氣，所以才有這等壞事。朕從欽差處得知，海道和盧都司曾接到信件884，得知葡萄牙人是商人而不是盜賊。他們明明知道卻逮捕了那些人，並向朕謊報。他們不僅濫殺成人，連孩子也不放過，先砍手腳，後斬首。 883 原文為“Athaylissi Chuquim”。《世宗實錄》，卷三六三：“於是，兵部三法司再覈，如汝禎等言，紈、鏜、喬遂得罪，翁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汪有臨等奪俸有差。”《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 卷，第28頁。“三法司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明史》，第 2305頁。 884 林希元<與翁見愚別駕書>，《林次崖先生文集》，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0－263頁。 303

還稟告朕説俘獲、斬首了滿剌加國王。朕得知真情後，非常難過。無朕之命，他們竟然如此殘忍行事，日後不得妄行。 還有，的確葡萄人曾抵抗朕的艦隊，但被捕總比殺死朕手下的人好。很久以來，他們便在朕的沿海經商，其作法與其説像商人倒不如説更像盜賊。他們是外國人，如果是中國人的話，本應處以死刑，沒收貨物，所以他們並非全無罪過。下令處死抗殺者的都堂還説他因此會獲得朕的提升。被他下令殺戮的那些人已經身首異處，他們的心靈、靈魂和鮮血乞求天公主持公道。面對這已成為事實的惡行，朕眼淚汪汪，無法閲讀公文，內心悲痛萬分。朕不知官員抓獲這些人後不釋放他們是為了讓朕無法得知他們的罪行。外人，你們要牢記朕天生的隱側之心，本國的法律以憐憫為本。如前所述，即便處死惡人也充滿憐憫，所以死刑的手續緩慢。判決書接着寫到，批決這一切之後，朕決定提升 Shenfuu885為大吏，因為他忠於職守，向朕如實稟報了實情。 同時提升金城886為大吏，因為他向朕稟告了捕盜們偷偷出海與葡萄牙進行交易的事。行為不端者，朕決定將他們削職歸田。 885 疑指漳州知府盧璧。陳壽祺《福建通志》：“先是佛郎機入廣東香山澳為市，而其徒又越境商於福建，往來不絕。朝廷用御史楊九澤言，遣右副都御史朱紈巡視浙江，提督防海軍務，兼制福、興、漳、泉、建寧五府。紈於是嚴禁通番，佛郎機無所得利，遂率眾犯漳州之月港、浯嶼，喬與漳州知府盧璧，龍溪知縣林松發兵禦之，佛郎機船乃去。(第 267卷，第 17頁)” 886 原文為“Qunchio”。疑為“金城”之對音。《世宗實錄》，卷三三○：“(嘉靖二十六年十一月癸巳)”佛郎機國夷人入掠福建漳州，海道副使柯喬禦之，遁去。巡撫御史金城以聞，且劾浯嶼指揮丁桐及去任海道副使姚翔鳳受金黷貨，縱之入境，乞正其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頁。朱紈《甓餘雜集》，卷三<增設縣治以安地方事>：“福建監察御史金城，復議得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方，僻在海隅，遙通島夷，生聚蕃盛，萬有餘家，以下海為生涯，以通番為常事，方且崛強負固，租賦不供，健訟構爭，經年不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9頁。 304

再者，把總887某與葡萄牙人交易，並受賄允許當地商人去與葡萄牙人交易。他這樣做，卻向朕奏報説葡萄牙人是盜賊，前來朕的疆土專為搶劫。亦以此語稟報朕手下的老爹們。老爹們洞察真情，力斥其偽。與這個把總一道，某某，某某，又一連點了十個老爹的名。朕罰爾等戴赤帽發邊888，罪有應得，本應更加嚴厲處理。察院任用此等人時以為可以一手遮天，如此惡跡斑斑，豈畏朕之王法。又點了九個人的名；爾啟用此等人，本欲擢升之，卻一同膽大包天，欺君犯上。他又點了某某及某某許多人的名。朕知爾等貪贓枉法。既然爾已犯事，理應罷黜(褫奪老爹的名份)。他又點了某某及某某許多人的名。得爾首肯，海道與盧都司濫殺多人。即係爾首肯，無異於同謀草菅人命，均應同坐。指揮889，眾指揮890，爾等遷就海道與盧都司，無異於共犯。直接與間接參與者一 887 原文為“Pachou”。朱紈《甓餘雜集》，卷六<謝恩事>：“又訪得夷人初入境內，夫敢肆然直入，先託接濟之徒，上下打點，方敢入境。臣聞浯嶼水寨把總指揮僉事丁桐受伊買港沙金一千兩，⋯⋯似此上下通同，惟財是競。”《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8頁。 888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明史》，第 2289頁。 889 原文為“Chifuu”。可能指陳言。朱紈《甓餘雜集》，卷四<三報海洋捷音事>：“(嘉靖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陳言所統福兵馬宗勝、唐弘臣等合勢夾攻，賊眾傷死，下水不計，衝破沉水哨番船一隻，生擒黑番鬼共帥羅放司、佛德全比利司、鼻昔弔、安朵二、不禮舍識、畢哆囉、哆彌、來奴八名，⋯⋯。”《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1頁。 卷五<五報海洋捷音事>：“⋯⋯八月初三日，分督軍門調到福建福州左衛指揮使陳言兵船，合勢夾攻，賊眾傷死下水不計，衝破沉水哨番船一隻，生擒黑番鬼共帥羅放司等八名，暹羅夷利引等三名，海賊千種等四名，斬獲番賊首級五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3頁。 890 原文為“Chàchifuu”。朱紈《甓餘雜集》，卷五<六報閩海捷音事>：“嘉靖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六等日，舊浯嶼夾板尖艚叭喇唬等項賊船同佛郎機國夷王船陸續追逐出境，內有夷船於二月十一日復回至詔安縣洪淡巡檢司地方靈宮澳下灣拋泊。盧鏜、柯喬會同分布軍門原委中軍福州左衛指揮 305

並判處戴赤帽充邊。盧璧891心地善良，都堂下令屠殺時，他説應先奏聞聖上。此人不予追究，按功仍任老爹。Sanchi892出任行廣西(Cansi)893城按察使894。將翁燦895革職。Assão896能與葡萄牙人溝通，封官給俸，送回浙江原籍(他就是在葡萄牙人自辯時為他們充當翻譯的那個年輕人，給了他老爹的官銜及俸祿)。Chinque897是到海上與葡萄牙人交易的商人的首領。他欺騙葡萄牙人，把許多貨物騙到陸地上囤積，作為葡萄牙人吃用的開支，判處該人及其同伙 4人以赤帽，發配地點由命官員定奪。此案中其他犯人及 使陳言領福清、海滄兵，浯嶼水寨把總指揮僉事李希賢領浯嶼兵，銅山西門澳水寨把總指揮同知侯熙領銅山兵，守備玄鐘澳指揮同知張文昊領玄鐘兵，各督千戶陳爵、常江、吳鎮、百戶周應晨、鄧城、吳大器、張綬、劉欽、趙祚並捕盜石廷器、唐弘臣等，家丁盧宗舜、陳福寧等分哨。盧鏜懸示千金重賞，離間夷心，柯喬委詔安典史陸鈇撫諭梅嶺田、傅巨姓，俱各效順，出兵埋伏賊夷所泊山頂。”《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3頁。 891 原文為“Lupuu”。“時漳、泉、月港賈人，轍往貿易，官軍還，通販愈甚，總督閩浙都御史朱紈厲禁，獲通販者九十餘人，柯喬及都司盧鏜就地斬之，番船乃去。喬、鏜尋被論，皆擬重典，部中陸穩奏釋之。盧璧以改調去。”吳聯薰《漳州府志》，第 47卷，第 21頁。 892 疑為“僉事”的對音。《世宗實錄》，卷三六三：“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冒功。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將汪大受又次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8頁。 893 梧州。參見拉法爾·廷迪諾，前引書，第 124頁。 894 可能有誤。“汪有臨等奪俸有差。”但不會如此高升。 895 原文為“Antexeo”。時任通判。 896 一華人名。可能是“亞三”的對音。其人事跡待考。 897 疑為“總管”的對音。朱紈《甓餘雜集》，卷五<申論議處夷賊以明典事以消禍患事>：“柯喬訪得長嶼等處慣通番國，林恭、林乾才、林叁田、林弘仲⋯⋯鄭總管即板尾叁等各號為喇噠、總管、柁工、水梢等項名色，勾引夷船賊船前來大擔嶼、舊浯嶼作耗，奸徒姚光瑞⋯⋯陳舜美等各駕船往來接濟，就經緝拏數內家屬數名到官，⋯⋯責令前去夷船離間。”《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6頁。亦稱“大總”，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84、140、274及278頁。 306

在押者，著令朕的命官量罪定刑。令察院898將該都堂 899逮送京廷，由各位大臣會鞠定刑法辦。該都堂對海道與盧都司的劣行言聽計從，為其同謀。海道與盧都司將從葡萄牙人處搶奪的財富900部份敬獻給都堂901。他係一地之長，認為海道與盧都司所作所為並無不妥。實情是，若無他的首肯與意見，海道與盧都司何敢枉為。都堂得知對他的判決後，自縊身亡。他説天賜其全身，無人可讓其身首異處。在押的眾捕盜們應再次審問，然後發落。Cuicu902罷官，永不敍用。朕查得指揮 26人的 Chibee903過失輕微，立即予以釋放，手下也釋放。所欠錢財立即追回。Famichim904和 Toumicher905由老爹發落。若係死罪，予以處死。 898 陳宗夔。 899 朱紈。 900 “價值 6 萬吊左右”，參見拉法爾·廷迪諾，前引書，第 81 頁。這是當時被捕者之一的“雷使彌祿”(Afonco Ramiro)於 1555年從梧州監獄內發出的函件所披露的數額，當可信。 901 “至於朱紈的為人，也並不像有人講的那樣‘一生廉潔奉公’，‘清強峭直’。我們在《閩書》裏發現一條很有意思的材料，據該書《英舊志》記載：‘魏一恭，字道宗⋯⋯轉浙江按察副使，分鎮寧波，有倡議海邑海島中築城列戌者，巡視浙江都御史朱紈可其語，一恭奏記止之日：是役也，非費巨萬，更再歲不能卒業，且旦夕撼激，不出數年舉而棄之矣。紈拉守、巡二大夫偕一恭往視，既至，紈指畫上下，扺掌言便，二巡守復從旁慫恿，一恭故望洋不顧，已，紈以鬻販滿伽番人交通海上亡賴人為賈，不請朝旨，逮捕誅之，遂以師捷舉宴，一恭晤諸佐史曰：海上幸無事，吾曹未嘗效尺寸，奈何言捷也。已，強從宴，宴之日，定海令具金花文綺自開府下至材官各有差，一恭摩卻之，紈目攝一恭，一恭則自如。’由此可見，朱紈虛報戰績，無功受賞，並不清廉。”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第 431 頁。此條史料確實説明“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捷，而鏜、喬復相與佐成之，⋯⋯” 902 疑“Cuicu”為“參將”的對音。當時的參將是汪大受。 903 疑“Chibee”為“指揮”的對音。《世宗實錄》，卷三六三：“坐視諸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之，指揮僉事汪有臨、知府盧璧、參將汪大受又次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8頁。 904 漢名待考。 905 漢名待考。 307

罪不至死，量以他刑。阿豐索·德·帕依瓦(Afonso de Paiva)906和佩羅·德·塞亞(Pero de Cea)907(此係葡萄牙人)以及安東尼奧(Antonio)908和弗朗西斯科(Francisco)909(此係奴隸)因殺死朕水師人員有罪，着將他們與盧都司和海道一同打入大獄，據我國慣例，了卻餘生。餘下倖存的葡萄牙人，共主僕 51名，着令送至廣西(Cansi)一城市910。應善待之，朕懷柔遠人，因為他們的緣故，懲罰了朕的子民。如此對待他們足見朕一視同仁。水師各官罪過輕微，即令全部釋放。朕此做法無偏無黨，係令命官得知，朕所辦之事，一絲不苟。欽此。 判決書行文至此。顯然，這一判決的過程表明，這些崇拜偶像的蠻人有其井井有條的司法程序和公正。同時還表明，上帝給予了這位不知道上帝的國王以寬宏大量的天性。他在處理大案時，是多麼的深思熟慮，秉公執法。此地政府清廉，公道。或許這便是為何多年來像我們前面已經敍述過的中國這樣巨大的國家國寧民安。上帝也保佑它未遭到外敵的入侵與破壞，並保佑它繁榮富庶。此地律治森嚴，遏制了下民的不良傾向及不安份。儘管司法嚴厲，如前所述，各個監獄仍人滿為患。如果某年發生饑荒，必定在內地和沿海佈置重兵，以彈壓風湧而起的叛賊。根據判決書獲釋的葡萄牙人在被帶往國王指定的地點時，一路上吃住應有盡有。他們住宿在前面我們已經説過的國王為老爹們上任時路上居住而在各地設置的那種館舍裏。他們坐著轎子，由人抬行。一路 906 時譯“方叔擺”。為“[A]fonso[de]Pai[va]”的對音。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4頁。 907 時譯“囉畢利啞司”。“畢利”為“Pero”的對音。“啞司”係“Cea”的倒置。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1頁。 908 時譯“唵哆尼”，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 卷，第 274頁。 909 時譯“咈哩 ”，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274頁。 910 梧州。 308

上，由各地小老爹照料，向他們提供一切所需之物，直到把他們交給廣西城的老爹手上為止。之後，國王每月只給他們一斛911大米。這是一個人能扛得動的重量。至於其他需要，就靠每人自己的本事了。此後又把他們兩人或三人一組分散在不同地方，以免他們聚眾鬧事。判處死刑者馬上被打入了死牢。阿豐索·德·帕依瓦(Afonso de Paiva)設法告訴在外面的葡萄牙人説，剛進去就挨了 40鞭，因此倍受虐待，只得從上帝那裏得到慰藉。那些獲釋的葡萄牙人通過在廣州做生意的葡萄牙商人以重金收買的幾個華人的巧妙掩護，先後都來到了葡萄牙人的船上。” 911 原文為“foõ”。《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中的《倉律》(第 49頁)有刑徒食糧的定額：“隸臣妾其從事公，隸臣月禾二石，隸妾一石半；其不從事，勿稟。小城旦、隸臣作者，月禾一石半石；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小妾、舂作者，月禾一石二斗半斗；未能作者，月禾一石。嬰兒之毋母者各半石；雖有母而與其母冗居公者，亦之，禾月半石。隸臣田者，以二月月稟二石半石，到九月盡而止其半石。舂，月一石半石。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倉”。 309

歐洲首幅中國地圖的作者、 繪製背景及年代 迄今為止，奧特利烏斯912《坤輿大觀(TheatrumOrbis Terrarum)》1584年增補第三版中刊登的《中國新圖》，被認為是歐洲首幅“脱離了馬可波羅影響的真正的中國及其附近地區圖”913。該圖尺寸為 415×535 mm，印刷部份為 367×470mm。鑒於中國學界關於該圖作者、繪製背景及年代等方面的研究闕如，本文擬以歐洲早期地理發現的先驅國家西班牙的檔案文獻資料出發，對上述諸問題作一探討。 一、作者其人 關於此圖的作者，近期由鄒愛蓮與霍啟昌主編的《澳門歷史地圖精選》稱：“由西方人亞伯拉漢·奧地利斯(Abraham Ortelius)於 1584(或)1595年所繪製，⋯⋯”914我們看到，作者是一個人， 912 生於 1527年 4月 14日，卒於 1598年 7月 4日。今比利時地圖繪製家，地圖、書籍和古玩商。約在 1554年開設書籍古玩店。約 1560年在墨卡托影響下，對繪製地圖發生興趣。10年內編輯了心形投影世界地圖(1564年)、埃及地圖(1565年)、亞洲地圖(1567年)和第一版《坤輿大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1570年)，內有地圖 70幅，根據 87個作者的原作，用統一格式製版。到 1612 年止，多次出增補修訂版，為當時最受歡迎的地圖集。因此，《中國新圖》至 17世紀初為歐洲最權威、最流行的中國地圖。 913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葡萄牙製圖學史》(英語版)，科英布拉，1969年，第 1卷，第 295頁。 9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 310

但時間卻有兩種可能，令人無所適從。筆者不知二位主編如此定論的依據，然而其正確性是值得查考的。 需要指出的是，《澳門歷史地圖精選》上發表的僅是《中國新圖》的局部。原圖左下角有如下拉丁文題記：“CHINAE，olim Sinarum regionis，noua defcriptio.auctore Ludouico Georgio(CHINAE中國，舊稱 Sinarum regionis(中國地區)，新圖，作者 Ludouico Georgio)”915。 無需任何考證，一眼可知其作者是 Ludouico Georgio，而不是“西方人亞伯拉漢·奧地利斯(Abraham Ortelius)” 不僅《中國新圖》本身，而且《坤輿大觀》中關於作者的記載也不止一處。該書所列的圖籍作者名錄(catalogus auctotorum)中有拉丁文名字 Ludouicus Georgius916。可見，《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對於《中國新圖》作者的結論是草率的。 長期以來，Ludovico Georgio身分的確定在西方學界也爭論紛紛。意大利學者力稱是他們的同胞、米蘭人 Ludovico Georgio Settala917。將《中國新圖》作者稱為“西方人亞伯拉漢·奧地利斯(Abraham Ortelius)”的説法，則在國際學界屬首創。其實，這個問題早由葡萄牙著名學者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在 1935年發表的《15－16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Cartografia e Cartógrafos Portugueses dos séculos XVeXVI)》918一書中，根據西班牙檔案資料進行詳考後，便有了為國際學界所信服、普遍接受的結論。 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 14頁。 915 奧特利烏斯《坤輿大觀》，1584年增補第三版，第 93頁。 916 同上，未注頁數。 917 《動詞百科全書》，第 3卷，第 592頁及《葡萄牙地圖總匯(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里斯本，1960年，第 2卷，第 123頁，註釋 4。 918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Cartografia e Cartógrafos Portugueses dos Séculos XVeⅩⅥ)》，里斯本，1935年，第 2卷，第 276－285 頁。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又在著名的《葡萄牙地圖總匯》，第 2卷，第 123－125頁上以葡英雙語對該圖作者進行了考證論述。 311

依據西班牙原檔中所保存的親筆簽名，Ludouico Georgio或Ludouicus Georgius的葡語原名是 LuizJorge de Barbuda919，但常常只用簡稱路易斯·若爾熱(LuizJorge)。其出生年月不詳，只知他是里斯本人，從 1579年偷離葡萄牙後，再未返回故土，可能終老於西班牙920。 至於為何通常使用路易斯·若爾熱這一簡稱，可作如下解釋：在葡萄牙語中，de Barbuda父姓，而在鄰近的西班牙語中，最後一個姓氏卻為母姓，因而有時可以省略，所以按西班牙習慣去掉了 de Barbuda，僅僅成為了 Ludovico Georgio。在葡語中，路易斯·若爾熱是常見的複名，但 Jorge也有作姓氏的情況921。我們認為，路易斯·若爾熱的同事荷西奧(Giovani Baptista Gesio)是意大利人，因此去掉了姓氏的 Ludovico Georgio是一種關係比較密切的人之間的暱稱。 二、繪製背景 作為地圖家 922與宇宙誌家，路易斯·若爾熱的專業活動年代在 16世紀後半葉。從事製圖外，他曾編寫過一本《天文航海表(TábuasNáuticas)》923。作為名赫一時的製圖家，他沒有其他圖籍傳世。到西班牙以後，他的主要職責是“修正圖籍及儀器”924。 但據記載，在 1580年葡西合併的前夕，即 1579年，他曾繪 919 《葡萄牙地圖總匯》，第 2卷，第 125頁。 920 《動詞百科全書》，第 3卷，第 592頁。 921 若爾熱·佛爾札斯(Jorge Forjaz)《澳門家族(Famílias Macaenses)》，第 2卷，第 255－287頁。 922 不少中國論者稱其為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查此誤説源自大名鼎鼎的李約瑟。參見《中國科學技術史》，第 5卷《地學》，第 1分冊，第 236頁。 923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第 2卷，第 277頁。 924 同上，第 2卷，第 284頁。 312

製一葡萄牙各地詳圖進呈西班牙國王菲利帕二世。925 此前，他曾協助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胡安·德·博爾何926收集葡萄牙航海資料，“路易斯·若熱對西班牙人瞭解葡萄牙所發現土地方面的貢獻極大。”927因而路易斯·若爾熱在政治上被列入叛國賊之列928，但其高超的製圖技藝仍為舉世公認929。 地理大發現時期，葡萄牙王室鼎力支持遠航事業，往往不惜提供大量資金，創造當時全歐最優越的條件。因此，歐洲各地最傑出的航海家和地圖繪製者，紛紛前來葡萄牙共襄其舉。航海王子在薩格雷斯(Sagres)角建立了航海基地，擁有天文台、圖書館和航海學校。航海所需的儀器、圖表及技術也日臻完善。就世界地理知識的發展而言，當時葡萄牙獨佔全歐鼇頭。尤其是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後，迅速獲得了有關中國的準確、豐富的地理知識，遠遠超過了歐洲其他積極尋求東方貿易的國家，成為中國及遠東人 925 《動詞百科全書》，第 3卷，第 593頁。 926 西班牙貴族世家成員。他的父親聖方濟各·德·博爾何(San Francisco de Borja)從 1565年起，擔任耶穌會總會長。1553出生於貝爾葡易(Bellpuig)。1546 年 2 月 6 日被卡洛斯五世(Carlos V)封為聖哈哥騎士團團長(Comendador de la Orden de S.Jago)。1596年，他被菲利帕二世封為馬雅爾德伯爵(Conde de Mayalde)。1599年，又被追封為菲卡約伯爵(Conde de Ficallo)。因此，他的貴族稱號全名是馬雅爾德及菲卡約伯爵(Conde de Mayaldeyde Ficallo)。1581年入國王議政會。曾任葡萄牙議政會主席，並出任過兩位皇后的總管家。在此之前，胡安·德·博爾何曾受菲利帕二世之遣，從 1569年 12月 6日起至 1575年，在里斯本出任大使。 927 雅依梅·科爾特藏《葡萄牙的發現》，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8年，第 6卷，第 1470頁。 928 “至於另一位同樣卓有成就的科學家路易斯·若熱·德巴爾布達，就沒有拉瓦尼亞那些崇高的品質和榮譽感。藉助於我們在埃斯科里亞爾圖書館找到的文獻，我們可以肯定此人在正式投靠菲利普二世之前，就已為西班牙效勞了，這是一種明顯的背叛祖國的行為。”參見雅依梅·科爾特藏，前引書，第 6卷，第 1469頁及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第 2卷，第 278頁。 929 雅依梅·科爾特藏，前引書，第 6卷，第 1477－1478頁。 313

文、地理、政治等信息中心。為壟斷利潤甚大的對華貿易，一切關於中國的圖、書被視為國家機密，凡是泄漏、出賣者處以極刑。 1575年 7月 18日，胡安·德·博爾何致函葡萄牙王室總管巴雷托(Manoel Quaresma Barreto)對路易斯·若爾熱被捕一事表示抗議。他稱路易斯·若爾熱是“彩飾及繪製海圖的藝匠。四年多來，一直為我工作，給為我製作一本族徽譜。930”931路易斯·若爾熱的同事荷西奧於 1579年 6月致函菲利帕二世説：“葡萄牙地理學家 LuysJorge(路易斯·若爾熱)一直十分敬仰陛下，渴望為陛下效勞”932同時，他詳細敍述了路易斯·若爾熱被捕的經過。胡安·德·博爾何從里斯本返回西班牙時，隨行攜帶了路易斯·若爾熱。菲利帕二世的侄子、葡萄牙國王唐·塞巴斯蒂安(D. Sebastião)事先得到了消息，於是下令在葡西邊界的奧利文薩(Olivenca)逮捕了路易斯·若爾熱。他被銬回里斯本，入獄兩年，後獲自由933。荷西奧設法將其弄到馬德里，安頓在自己家中並竭力向西班牙國王舉薦934。1579年 7月 21日，荷西奧又致函菲利帕二世。“在阿蘭胡埃斯(Aranjuez)935我向陛下敍述了從里斯本把葡萄牙人Luys Gorge(路易斯·若爾熱)帶來的經過。此人擅長地理學及地形學，精於繪製地圖、地方圖及省份圖。⋯⋯在我向陛下展示的中國圖 930 此書於 1581年在布拉格初版，1630年布魯塞爾二版。 931 瓦斯孔塞羅斯(Joaquim de Vasconcellos)《論古代繪畫，論弗朗西斯科·達·荷蘭達(Da Pintvra Antigva，Tratado de Francisco de Hollanda)》，波爾圖，1918年，第 53頁。 932 西班牙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圖書館(Biblioteca de El Escorial)，手稿MSS L，I.12，fls.251，參見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 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第 2卷，第 278頁。 933 對路易斯·若爾熱未處以極刑的原因可能是由於他高超的製圖技術，有所後用。 934 西班牙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圖書館，手稿MSS.L，I.12，fls.251－251v，參見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 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第 2卷，第 278－279頁。 935 馬德里南郊外一處王室離宮。 314

中可見此人作品的功力。他為了表達對陛下的敬仰，為陛下服務，令陛下歡悦，特獻上一幅葡萄牙王國圖。那個王國的所有城、鎮、地方、海港、田野、山脈、山谷、森林及河川清楚醒目，以便陛下一覽無遺。”936。在荷西奧的力薦下，路易斯·若爾熱於 1583年 1月起正式成為菲利帕二世的御用製圖師，酬勞豐厚。菲利帕二世於 1582年 12月 25日簽發命令，規定其固定年薪高達 150杜卡多(ducados)，相當於 56，250馬拉維迪(maravedis)。此外，每完成一項職外工作，還可獲得少量的額外報酬，同時享受免費住房及醫療的待遇937。 在正式為西班牙服務之前，路易斯·若爾熱從 1572年起，已受僱於西班牙人。胡安·德·博爾何受菲利帕二世之遣，從 1569年 12月 6日起至 1575年，在里斯本出任大使。當時葡西兩國因馬魯古的勘界問題發生了嚴重的爭端938，因為 1493年的教皇子午線過於空泛，而 1494的《托爾德西亞斯條約》條約也未能實質性地解決糾紛。因此，在博爾何就任前，菲利帕二世曾為其下達密令説：“已經向你口頭敍述了菲律賓島所發生的情況，⋯⋯你要悄悄探知(葡萄牙人)是否在上述島嶼採取了或正在採取甚麼措施來對付我的總督與臣民，看看是否有甚麼使大家都滿意高興的辦法。”939博爾何的使命十分明顯。博爾何卸任前為其繼任者席爾瓦(Don Juan de Silva)留下的指令更為露骨：“需要提醒的是，葡萄牙人最忌諱的事情莫過卡斯蒂利亞(castillanos)940入據菲律賓，因此 936 唐胡安巴倫西亞學院檔案館(Archivo delInstituto de Valencia de Don Juan)，envio 44，doc.159，引自《葡萄牙世界大會論文集》，第 6卷，第 1冊，里斯本，1940年，第 169－172頁。 937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第 2卷，第 281－282頁。 938 馬魯古的勘界與西班牙征服中國的軍事計劃也有關係，因為葡西兩國對中國位於誰的發現範圍內各執一詞，所以繪製詳細的中國地圖有著重大的政治及軍事意義，而且將影響到兩國的保教權。詳見雅依梅·科爾特藏，前引書，第 5卷，第 1762－1770頁。 939 西芒卡總檔案館，葡萄牙國檔，第 368號卷宗，第 124頁。 315

他們千方百計地要趕他們出去，⋯⋯因此宜時常警覺此事。在海舶離開里斯本前往印度時，應該設法瞭解甚麼人隨行等情況。”941 胡安·德·博爾何在里斯本是公開的“間諜大使”。為輔助其完成這一使命，他手下聘請了兩個地圖專家：意大利人荷西奧和葡萄牙人路易斯·若爾熱。 在里斯本搜集的一批地理報告、航海圖隨德尼亞(Marquesde Denia Don Luiz de Rojas y Sandoval)侯爵的使團於 1572年 8月初942帶往馬德里。具體攜帶人是荷西奧。為此，胡安·德·博爾何曾致函菲利帕二世説： “我主：通過本函所附的中國代理主教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 943的報告，陛下可得知他願意效勞的內容以及要奪取呂宋島的理由，還有從新西班牙前往菲律賓島及在葡魯古布(Pulucubu)島人的情況。前幾天，我同此人有所交談。我認為其言屬實。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他願意為陛下效勞一事上與他建立了友誼。他渴望前去與陛下面談這些事情，我阻止了他，因為我認為，如果陛下要利用他的話，宜秘密為之。如果他前往馬德里宮廷，則無法保密行事；如其報告所言，在為陛下服務完成之前，他不要求任何恩賜。我以為，他是一個信守諾言的人，請陛下指示我應如何辦理。 出於對他的義務，我不得不提醒陛下，東方的勘界與征服，無論從利益還是從聲威而言，均係陛下的悠悠大事，因此，陛下應下令重視此事。由於在新西班牙組織船隊耗費巨大，可以看看是否可從好望角冒險派遣一支船隊；因為此條航線尚未探明，但此事宜緩。當務之急是，今年派一個人與這個中國代理主教同行。為他準備批文或證書，下達如何行動的指令；因為 940 即西班牙人。 941 西芒卡總檔案館，葡萄牙國檔，第 392號卷宗，第 217頁。 942 西芒卡總檔案館，葡萄牙國檔，第 390號卷宗，1572年 8月 6日函。 943 此人是澳門最早居民之一。 316

如果如此辦理的話，要在 3月初啟航。這是印度航線海舶出發的時節。因此，必須馬上辦理此事。 通過德尼亞侯爵，我向陛下送發兩個在我府上準備的文件箱，內有本地奇特的花園噴泉的樣品。此外還有兩個大箱子。其中一個是用罕見語言 944書寫的書籍 945，送給王家聖洛倫索(S.Lorenzo)修道院的圖書館。這是些遠來之物。另外一個箱子全是文件與我盡可能收集到的有關陛下所征服的地區勘界方面的航海書及印刷的書籍，此外，尚有可以搜集到的一切在此王國 946及印度 947所進行的航行的航海圖。 這一切十分重要。通過它可以明確地看到，在此王國繪製的圖是多麼的虛假。將馬魯古島向陛下所征服的地區推進了數度。三年多來，我一直聘用意大利人天文家荷西奧研究此問題(在此之前，我曾向陛下匯報過)，因此，他現在對此問題十分熟悉、內行。我派遣他的目的是逐一解釋每樣東西的用處與益處。同時，我認為，如同在此為我工作那樣，他可以為陛下效勞。我懇求陛下將其推薦至西印度委員會主席處。在那裏他可人盡其才。 上帝保佑陛下萬壽無疆、興隆萬年。這是基督教世界的需要。 陛下的微臣與僕人 胡安·德·博爾何 1573年 11月 26日於里斯本。”948 944 漢語。 945 今存西班牙埃斯科里亞爾圖書館。 946 葡萄牙。 947 東印度。 948 東西印度總檔案館，一部，保教權檔，第 46函盒，第 48號文件。另見海軍部那瓦雷特(Fernández Navarrete)文檔，第 17簿，第 35－36頁。引自安得烈斯(Gregorio de Andrés O.S.A.)《埃斯科里亞爾(El Escorial)王家圖書 317

至 1584年，葡西間的海外發現分界的爭端隨着兩國王室的合併而消逝了，因此，在是年由從 1575年起被西班牙國王菲利帕二世任命為御用宇宙誌家的奧特利烏斯在《坤輿大觀》第三版中將此圖公佈於世。之後，其他歐洲地圖家也不斷引用，因而使路易斯·若爾熱譽滿歐洲。 三、資料來源與成圖年代 在進入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探討一下該圖繪製的資料來源。偏處南歐西陲的里斯本在 16世紀不僅是歐洲海外商品的集散中心，而且是當時世界地理與航海資訊的輻射點。 為保護壟斷地位，葡萄牙人從開發大西洋起，便制定了“保密政策”949，嚴格限制航海知識，尤其是地圖及航海圖的擴散。葡萄牙人很早便獲得了中國地志書籍及明朝 13省兩京的輿圖。950《中國新圖》中所表示的中國、菲律賓、日本及東南亞地區的基本輪廓類似拉薩洛·路易斯(Lázaro Luiz)及瓦斯·多拉多(Vaz Dourado)的同期作品951。因此可以判斷，《中國新圖》的繪製資料主要來源於葡萄牙，而且毫無疑問係通過間諜途徑獲得的。對此，西班牙駐里斯本大使上述函件供認不諱。此外，圖例中除了漢語地名的拼音外，還有許多葡萄牙語的中國沿海地名。這足以説明，作為葡萄牙人，《中國新圖》的作者掌握了葡萄牙對遠東及東南亞沿海的知識。拉薩洛·路易斯及瓦斯·多拉多的圖屬於沿海圖或稱航海圖，《中國新圖》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地圖。其圖之所以稱為《中國新圖》，是因為補充了與馬可波羅遊記完全不同的中國內陸 館庋藏之漢籍》，《西班牙傳教雜誌》，馬德里，1969，第 76 期，第 118－119頁。 949 雅依梅·科爾特藏，前引書，第 3卷，第 761－800頁。 950 參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 205、217頁。 951 《葡萄牙地圖總匯》，第 2卷，第 123頁。 318

地名。當時葡萄牙人擁有的中國圖籍被視為高度的國家機密，《中國新圖》作者接觸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中國新圖》中的中國內地地名的繪製資料當另有所本。流入西班牙的手繪或刻板的中國地圖應該是《中國新圖》編製的基本文字根據。魯易斯·若爾熱經過荷西奧的力薦，成為菲利帕二世宮廷的御用製圖師，因而有可能接觸西班牙所擁有的一切圖籍資料。 我們認為，《中國新圖》中內陸地名所依據的文字資料極可能是《古今形勝之圖》952。西班牙駐菲律賓第二任總督拉維扎利斯(Guido de Lavezaris)在馬尼拉任職期間(1572－1575)，從前往馬尼拉經商的華人處獲得一幅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孟冬福建龍溪縣金沙書院重刻的《古今形勝之圖》。他在 1574年 7月 30日致國王的函件中聲稱，隨信進呈一幅刻板中國地圖，並説圖上文字的翻譯是一個中國人與一位通漢語的傳教士共同完成的953。上函與地圖於 1575年 8月 15日抵達馬德里，今仍庋藏西班牙塞維利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954。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最傑出的貢獻是確實考證了《中國新圖》作者的國籍及全名，但在成圖年代上把握不足：“可能最初繪製於1558年左右”955，且未出示提出這個大概年代的依據。依照我們的判斷，他可能是根據圖中標識的 Macoa這一線索而提出了這一年代，因為葡萄牙人一般接受 1557年為澳門開埠的年份。他在《葡萄牙地圖總匯(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中認為，其繪製年代約為 1575年至 1584年956或在 1576年之前957。後來又 952 曹婉如、鄭錫煌、任金城<中國與歐洲地圖交流的開始>，載《自然史研究》，第 3卷，第 4期，1984年，第 346－354頁。 953 塞維利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Filipinas，6，ramo 2，n°21。 954 塞維利亞東西印度總檔案館，Mapas y Palnos，Filipinas，5。 955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15－16世紀葡萄牙製圖學及製圖家》，第 2卷，第 298頁。 956 《葡萄牙地圖總匯》，第 2卷，第 123頁。 957 同上，同頁。 319

在《動詞百科全書》中提出：“該圖初繪的年代約為 1575年。”958 在無擁有確切日期的檔案資料的情況下，要結論性地提出一個具體的年代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們認為，《中國新圖》從繪製到出版經歷了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他在胡安·德·博爾何手下任職時開始繪製，1572年由意大利人荷西奧進呈菲利帕二世的應該是草圖。其主要資料來源是葡萄牙人的知識及葡萄牙人、中國代理主教戈列高里奧·岡薩雷斯提供的實際情況。但《中國新圖》的刊本是在他於 1583年 1月被任命為菲利帕二世宮廷製圖師以後，補繪了《古今形勝之圖》中的詳細資料後定稿的。 四、傳入中國的年代 有學者認為，利瑪竇帶來的那張世界地圖是奧特利烏斯的《坤輿大觀》1570年版中刊印的圖959，但也有一種較慎重的意見：“至於利瑪竇等人在肇慶住所置於大廳內的那張西文世界地圖，作者是誰，是否也出於奧爾蒂利之手，由於該圖未見流傳，又缺少史料根據，就很難説了。”960著名漢學家德禮賢則肯定説，1583年至1584年間懸掛在肇慶住院牆壁上的世界地圖是《坤輿大觀》961，但他無法確定是哪個版本。根據《北堂圖書館目錄》，當時耶穌會有兩種《坤輿大觀》的版本。之一，1570年初版962；之二，1595年版963。從利瑪竇東來的日期來看，他從 1577年 6月至 1578年3月 24日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候船，在果阿及柯枝逗留的具體時間是 1578年 9月 13日至 1582年 4月，1582年 8月 7日抵達澳門。因此，1570年初版完全有可能是利瑪竇攜帶來的，現藏於中國國 958 《動詞百科全書》，第 3卷，第 591頁及《葡萄牙地圖總匯》，第 2卷，第 125頁。 959 許明龍《中西文化交流先驅》，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第 5頁。 960 曹婉如、鄭錫煌、任金城，前引文，第 350頁。 961 德禮賢《坤輿萬國全圖》，羅馬，1938年，第 169頁。 962 《北堂圖書館目錄》，北平，1949年，第 688頁，第 2355號藏書。 963 同上，第 689頁，第 2356號藏書。 320

家圖書館964。1602年刻本《坤輿萬國全圖》上利氏自序日：“壬午(1582年)解纜東粤，粤人士請圖所過諸國，以垂以不朽。彼時竇未熟漢語，雖出所攜圖冊，與其積歲劄記，紬繹刻梓，司賓965所譯，奚免無謬。”966此為利瑪竇曾攜《坤輿大觀》來華967並將其作為《坤輿萬國全圖》的主要藍本的證據。因此，我們認為，肇慶住所展出的《萬國輿圖》不是《坤輿大觀》的原世界地圖，而是利瑪竇參考上書後自己繪製的新圖。 1595年版流入中國有文字記載。從利瑪竇於 1608年 8月 22日在北京發出的致耶穌會總會長的信968及於 1609年 2月 17日從北京發出阿耳的最後一封致耶穌會同會在羅馬的阿耳威列兹神甫的信969，可知它是耶穌會總會長的贈品。“去年(一六○八年)神父的恩賜又到了一批，即聖奧斯定的著作和《世界地圖》(Theatrum OrbisAbraham Orterii)，皆裝訂精美。先送到南京，我下令先把那張世界地圖送到北京，因為這裏是帝國首都，有許多學人和我們交往，可以讓他們知道世界的情形。”970 由此可知，《中國新圖》通過奧特利烏斯《坤輿大觀》1595年版971於 1608年流入中國。 964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年，第 249頁。 965 司賓係福建秀才，利瑪竇入華後第一位漢語先生兼翻譯。 966 曹婉如、鄭錫煌、任金城，前引文，第 348頁。 967 利瑪竇入貢時，將《坤輿大觀》譯為《萬國圖志》。 968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台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1986年，下卷，第 380頁。 969 同上，下卷，第 418頁。 970同上，下卷，同頁。 971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321

《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 中葡萄牙史源之分析 引言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歷史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歷史的一件大事。然而，在當今國際學界，鄭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深遠意義往往被以葡萄牙和西班牙為先鋒的西方地理大發現所掩蓋。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初步嘗試，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澳門是中國領土上第一塊被葡萄牙佔據的地方，也是西方在東方最後撤出的殖民地。在這個意義上，澳門是早期全球化的產物。因此，鄭和雖然出生於昆陽，南京為其航海基地，長樂是他下西洋的最後一個國內據點，但鄭和下西洋與澳門有不解之緣。甚至可以説，澳門是鄭和下西洋無疾而終、明帝國由盛轉衰的直接產物。 且不説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其政治、外交及軍事目的，它的經濟目的是十分明顯的972。其中重要的一項，便是採買“番藥” 973。由於明初的長期海禁及朝貢貿易的中斷，國內市場的“番藥”、 972 劉青華<析鄭和下西洋的國際貿易啟示>，《鄭和研究》，1996 年，第 1期，第 10－113 頁。及金國平、吳志良 A Expansão Maritima Chinesa Quinhentista，in Macau(《澳門雜誌》)，III Série，n°13，Fevereiro de 2003，pp.98－112。英譯見該雜誌英語版，2003年，第 1期，第 66－79頁。 973 陳亞昌<鄭和航海中的醫士與番藥貿易>，《關中學刊》，1992年，第 1期；何平立<鄭和下西洋與明代香料貿易>，《鄭和研究》，總第 12期；陳亞昌<初探採辦番藥是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經貿活動>，《鄭和研究》，總第 12期。近期龍村倪的《迷人的貢禮－龍涎香》一文(陳信雄、陳玉女主編《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2003年，第 41－ 322

尤其是名貴的龍涎香出現了奇缺，因此鄭和下西洋有為皇家採購龍涎香的任務。記錄七下西洋史實的三部著作《瀛涯勝覽》、《星槎勝覧》及《西洋番國志》中，對龍涎香的大量涉及絕非偶然，也足以説明這是鄭和船隊採買的主要物品。鄭和船隊在東非海岸的活動，除了尋訪奇禽異獸外，購買龍涎香也可能是因素之一，原因是該地盛產此物。 鄭和寶船停航後，龍涎香的來源再次中斷。至嘉靖年間，北京在沿海克期訪購龍涎香。當時已經進入中國海域從事東西方貿易的葡萄牙人變成了唯一可以帶來此物的渠道，於是允許葡人在珠江口活動，最終導致“海舶入澳”974，上岸貿易居留。這便是澳門出現的最直接原因。975就此而言，澳門與鄭和大有緣份，在澳門並從葡萄牙文獻資料研究鄭和下西洋也具有特殊意義。尤其在英國業餘歷史學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於 2002年 3月初經英國一家報紙披露他有關中國人早於哥倫布數十年抵達美洲大陸的新説後，更加激發了我們對鄭和研究的興趣。繼《葡萄牙史料中所見鄭和下西洋之史實述略》976一文，較系統地篩選、研究、分析了葡萄牙人東來後在東非及印度所收集的關於鄭和航海活動的資料，我們擬再次從葡萄牙史料入手，對《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作出評説，以進一步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問題，減少以訛傳訛。 59 頁)，無論在西方語言書目及漢語書目上都很局限，尤其是前者過時陳舊，屬於急就之作。 974 《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 1118頁。 975 金國平、吳志良<龍涎香與澳門>，《鏡海飄渺》，第 38－50頁及紀宗安<澳門與歷史上的香料貿易>，《文化雜誌》(中文版)，1994 年，第 19期，第 116－119頁。 976 金國平、吳志良《東西望洋》，第 212－246頁。另見《鄭和研究》，2003年，第 1期，第 16－32頁。 323

一、鄭和研究與孟席斯驚世新說 20世紀的鄭和研究成績斐然。977展望 21世紀的鄭和研究，我們認為，的確應該大力加強史料的發掘、整理與出版。 所謂史料，當然以漢籍為首。近年來零星發現了一些新史料978，但就總體而言，已知材料有限，這是鄭和研究難以深入的主要障礙。 由於鄭和下西洋檔冊的銷毀和其他史料的不全，推動在世界範圍內收集有關鄭和航海的史料對於促進 21世紀的鄭和研究、提升鄭和下西洋的地位具有戰略意義。中國學者，如鄭和史料編輯專家鄭一鈞早有此想法，可惜由於條件限制，這方面的進展始終不是很理想。 國外搜集異域鄭和史料成績卓著者，首推日本學者家島彦一。從上世紀 70年代起，他在阿拉伯史料中發掘了一些鄭和船隊訪問亞丁的資料。979這些當地的史料使我們瞭解到，也門將鄭和代表中國皇帝的賞賜視為“⋯⋯支那王的使者給我君主蘇丹馬立克·納綏爾帶來了上好的禮物。”而且“我君主蘇丹馬立克·納綏爾下令備齊給支那王的使者的答謝禮品。”980這説明，不像以前學者認為的那樣，皇帝的賞賜破費巨大，至少部份從回禮得到了補償。實際上，這是“朝貢貿易”的一種翻版，不過是上別人門罷了。此外，代表永樂在也門“宣威”的李興981與周滿982在覲見馬立克·納綏爾國王時，因國書的尊大及不行三跪九叩之禮曾經與其發生過外交衝突： 977 時平<二十世紀鄭和研究>，《鄭和研究》，總第 47期。 978 (日)松浦章著，王海燕、時平譯<關於鄭和下西洋隨行人員事跡>，《鄭和研究》，2002年，第 1期，第 52－61頁。 979 家島彥一著、劉曉民譯、庄景輝校<鄭和分 訪問也門>，《中外關係史譯叢》，第 2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第 44－60頁。 980 同上，第 44頁。 981 鞏珍《西洋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55頁。 982 同上，第 51、55頁。 324

“希吉來歷 823年 983，支那使臣率三艘大船來到馬立克·納綏爾處。船上載有換算成金達二十卡拉的貴重禮品。該使臣在謁見馬立克·納綏爾時，在他面前不行跪拜在地之禮，而這麼說：‘你的君主支那王向你問候，你對人民要光明正大。’於是馬立克·納綏爾對該使臣說：‘歡迎！歡迎您的到來！’殷勤地接待了使臣，並讓他住進了迎賓館。其後，馬立克·納綏爾給支那王寫了一封書信。信中寫道，‘(世上)一切(都)與你(支那王)休戚相關，(世上的)國家(都)屬於你。由支那王的使臣帶來的(你的)這一口信，是脫掉對馬立克·納綏爾的禮節之衣，而披上無禮之衣。’可是，在人們的言傳當中，有一條是確實可信的，即支那王認為‘所有的人都是(支那)王的僕人’。的確，他們(支那人)中間大概也有對諸國的情況和王侯們的事情愚昧無知的人。但是，自以為完美(無缺的人)的人當然應該具有禮儀成規，如果這種所謂完美的人一定要以寬宏的氣量和高雅的風度跟他人說話的話。”984 這一也門史料從當地人的角度，反映了對鄭和分 的看法，以不同的側面表述了它的政治、外交及貿易性質，更説明了船隊分 後並不具有任何軍事威懾作用。這對我們超越既定思維，客觀全面地認識鄭和下西洋的動機、目的，以獲實質性進展與突破大有裨益。 此外，華人學者陶景怡報道了斯里蘭卡有多種當地文字的關於中斯關係史的資料有待開發。985 總之，今後鄭和史料的發掘可包括如下 3個方面： 1.繼續發掘漢語史料； 2.對鄭和船隊經訪的亞、非地區的資料進行調研； 3.搜集歐洲文獻中的有關資料。 983 筆者註：1420年 1月 7日至 1421年 1月 15日。 984 <鄭和分 訪問也門>，第 52頁。 985 <德籍華人學者陶景怡致我會孔令仁先生的信>，《鄭和研究》，2002年，第 1期，第 73頁。 325

目前，比較薄弱的是亞、非地區資料的搜集、翻譯工作。實際上，中國這方面的語言、歷史專家並不缺乏，而且絕不遜色於日本，只是缺乏具體的學術組織計劃。我們認為，宜從資源調研入手，全面有組織、有計劃地搜集、整理與出版世界各地可能保存的鄭和航海史料，其意義絕不在建造“寶船”之下，且應該將這項工作列入慶祝鄭和下西洋 600週年的活動計劃中。 西方的鄭和研究早於中國，西方研究成果也比較容易引起關注。例如英國業餘歷史學家孟席斯大膽假設中國人早於哥倫布數十年抵達美洲大陸的新説，於 2002年 3月初經英國一家報紙披露後，世界為之轟動，傳媒競相報道，引發中外各國學者極大關注。3月 15日，他自費租用著名的倫敦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禮堂舉行演講，兩百多位各界人士出席。在聽取了他的專題演講和審查了他出示的證據後，與會專家學者的一致結論是：證據不足。 孟席斯的這一石破天驚的“新説”涉及中國海洋歷史文明的輝煌期，一時造成了人類文明史和近代史將得到重寫的勢頭，因此也獲得了全球華人的普遍關注與興趣。可幸的是，華人學界對此的反響十分理性。 中國大陸方面，褒貶不一。986消息傳來，各方面專家的看法大相徑庭，反映出對這一新説基本的學術判斷能力。目前，有深厚鄭和研究根底的學者都提出了質疑。987台灣方面，大多數學者一開始便持懷疑的態度。在孟書出版之前，我們根據傳媒報道的孟席斯主要論據之一－1459年的毛羅世界地圖，闢文加以了介紹。988 986 綜合評論可見時平<千帆競渡百家爭鳴共同繁榮鄭和研究——一年來加文·孟席斯新説討論述評>，《鄭和研究》，2003年專刊(總第 50期)，第 1-5頁。 987 鄭一鈞<何以使人信服>，《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10期，第 13－15頁及唐志拔<鄭和船隊最早環球航行説質疑>，《鄭和研究》，2003 年專刊(總第 50 期)，第 55－56 頁。近期，朱鑑秋的<虛構的環球航行——評孟席斯《1421》的寶船隊航線>文，從漢語史料的角度，完全否定了孟席斯的各説，參見 http://ww.sz.chinanews.com.cn/zgzh/2003－08－13/71/265.html。孟席斯説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質疑，詳見蘇明陽主編《孟席斯著“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外評論集》，基隆市，2003年 10月。 326

中國大陸出現的“孟席斯現象”耐人尋味。當他在 2002年 10月南京會議上論述其重大觀點並出示證據時，不僅未能獲得中國學者的支持，反而遭到了激烈詰難，場面之尷尬，令人深感意外。中國官方對他的接待規格也不高，不消説中央的要人，就是當地的高級官員也未出面會見。重要的媒體未予以全面深入的報導，只有一兩家南京的地方小報和“陽光衛視”報道了他的新書發佈記者招待會。這説明打着業餘歷史研究的旗號粉墨登場、以所謂“新説”招搖過市，在政界和學界已無法得到李約瑟那樣的“待遇” 2002年 11月 4日，其著《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英國版發行。2003年 1月 7日，該書以《1421年——中國發現美洲(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為題在美國出版。2003年 11月 1日，台灣遠流出版社推出了漢譯本。 孟書出版發行後，香港鄭和研究學者鄭培凱教授 2003年 2月16日在《明報》撰文駁斥了孟席斯的主要觀點，台灣蘇明陽教授在其主辦的《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9、10期上連續闢文作了系統的剖析點評。此外，他還將相關評論結集。 孟席斯驚世新説的立論基礎是葡萄牙史源。該書第 2篇“牽星過洋”中的第 4章“繞過好望角”989、第 5篇“周聞航行”中的第 11章“魔鬼島”990及第 7篇“葡萄牙繼承了榮冠”中的第 16章“大地終極何在”991、第 17章“拓殖新大陸”992和第 18章“立於巨人肩膀之上”993，均與葡萄牙史料有關。我們長期從事葡萄牙海外擴張史及圖籍方面的研究，深感有責任和義務闡述一些基本史實，追本溯源，撥亂反正。 988 《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4 期，第 6－8 頁。因該刊的性質，發表時刪節了所有參考書目及註釋。本文的有關部份是新增訂的全本。 989 《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1421-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英國版)，Bantam Press，2002年 11月，第 81－110頁。 990 同上，第 237－261頁。 991 同上，第 339－355頁。 992 同上，第 359－372頁。 993 同上，第 374－390頁。 327

二、《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 葡萄牙史源之分析 1.1428年圖的來龍去脈 孟席斯如獲至寶且作為其立論基礎的 1428年圖，完全源於16世紀葡萄牙航海家加爾凡(António Galvo)《發現論》中的一段記錄。 加爾凡是一貴族的私生子。其父 Duarte Galvão994曾任葡萄牙國王唐·若昂二世(D.João II)及唐·曼努埃爾一世(D.Manuel I)兩朝的太史官(cronista－mor)，其母生平不詳。他於 1522年到印度，1524年返回里斯本，1526年 5月再次東來，次年回到里斯本。1533年，他重新啟航來印度，1536年 10月 26日抵達德那地(Ternate)，出任要塞司令。他的唯一著作是《發現論》，1563年里斯本初版，主要敍述至 1550年的歐洲發現歷史。後人評論説：“此書企圖提供至該年的所有地理發現的信息，為此利用了文獻、他本人的經驗、在東方收集的情報和來自美洲的消息。該書可稱為一平庸之作，理由如下：未作任何最基本的評判便接受傳説和想入非非的神話，所錄事件的日期經常有誤，過多地渲染西班牙人對美洲土著的戰爭⋯⋯。但無論如何，本書是 16世紀葡萄牙歷史文獻的一種，曾有幸被譯為英語。”995 《發現論》稱： “1428年，據說(diz 唐佩德羅(dom Pedro)王子前往英國、法國、德國、聖地及那一帶的其他地方；他經意大利返回，曾在羅馬及威尼斯逗留並從那裏帶回了一幅標有地球範圍的世 994 盧伊斯·德·阿爾布爾克(Luís de Albuquerque)主編《葡萄牙發現史字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里斯本，1994年，第 1卷，第 446－447頁。 995 《葡萄牙發現史字典》，第 1卷，第 444－446頁。 328

界地圖(Mapamundo)。在此圖上，麥哲倫海峽稱龍尾(Cola do dragam)，好望角稱非洲邊界。唐恩利克(dom Anrrique)王子依靠此圖進行了他的發現。塔瓦雷斯(Francifco desoufa tauares)對我說，(1)528年，唐費爾南多(dom Fernando)王子向他出示了一幅在阿爾科巴薩(cartorio D’alcobaca)996檔案室中找到的地圖。此圖作於 120多年前，它有印度的所有航行情況，包括好望角，情況如同現在；假如這樣，以前(的情況)如同現在，或比現在更早發現。”997 上述記載有不少錯誤、不確之處。 首先，1428年為唐佩德羅返回的年代。此行於 1425年出發。 其次，關於這幅“標有地球範圍的世界地圖”，早在 1939年，著名的葡萄牙海外發現地理專家拉格阿子爵便有精辟又具説服力的解釋： “⋯⋯加爾凡只是簡單地涉及了唐佩德羅的球形平面圖，而未列舉任何證明這一著名圖籍存在的可靠證據。如果我們特別考慮到唐恩利克王子在其發現中曾利用過它的說法，如何解釋如此重要的消息在專門描寫王子偉業的作者，如阿祖拉拉(Azurara)及戈麥斯(DiogoGomes)的編年史中無任何涉及？ 從另一方面看，地圖是以前航行與探險的結果，如何解釋在 1428年便存在了一幅標明了南美洲頂端，或最少在 70年後才正式發現的地區的地圖？ 然而，我們在原則上可以接受唐佩德羅那半神話式的沿海(portulano)圖曾經存在過。稍微觀察一下 14世紀末、15世紀初的威尼斯地圖，便可以知道 1380年的穆拉諾(Murano)島上聖米格爾(SãoMiguel)修道院的球形平面圖極有可能便是周遊列國的王子在其 1428年旅行期間獲贈的地圖。 996 葡萄牙中部一修道院。 997 加爾凡(António Galvão)《發現論(Tratados dos Descobrimentos)》，里斯本，1563年，第 18頁正面。 329

賴麥錫(Ramusio)998通過馬可波羅地圖的一個副本考證上述球形平面圖後說：在該圖中，有許多在當時，至少是古人未知的特殊東西，例如托勒密及所有宇宙誌家當作未知地和無海的南極。在穆拉諾這幅多年前畫的地圖中，已見非洲為大海所包圍，可以向西航行。在馬可波羅時代，已知那個岬角無名，後來葡萄牙人在 1500年(原文如此)左右稱其為好望角。那裏已近馬達加斯托爾島(ilhadeMadagastor)999，又稱聖老愣索(São Lourenco)島和層拔(Zanzibar)島。 賴麥錫的消息為阿祖尼(Azuni)所證實。他說看過穆拉諾的球形平面圖。非洲的頂端被標示為島嶼狀，通過一條名叫魔鬼(Diabo)的大河與大陸分開。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更加堅信，如果唐佩德羅的地圖存在過的話，也不可能包括任何關於南美的消息，更不用說麥哲倫海峽了。 加爾凡所說的龍尾純係想入非非。”1000 由此看來，唐佩德羅王子獲得的可能是 1380年的穆拉諾(Murano)島上聖米格爾(São Miguel)修道院的球形平面圖，而不是甚麼鄭和的航海圖。1380年圖應該是 1459年毛羅圖的基本藍本。前面所説的“魔鬼河”可能是莫桑比克海峽。拉格阿子爵將“diab”翻譯為葡語的 Diabo(魔鬼)是錯誤的。 很難設想，如果 1428年圖上有南美洲的話，不會不反映在1459年的毛羅圖上。 近年來，美洲地理學中出現了一個新學派，叫“史前地圖學(Protocartografía)”，即哥倫布之前的美洲地圖。它對“龍尾”有 998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5卷，第 93頁。 999 馬達加斯加島。 1000 拉戈阿子爵(Visconde de Lagoa)《有關發現麥哲倫海峽的地圖的影響(Da influência da cartografia coeva no descobrimento do Estreito de Magalhães)》，里斯本，1939年，第 9－10頁。 330

所討論。1001南美洲的頂端尖長，酷似龍尾，故有此稱。 哥倫布發現美洲後，尚不知美洲大陸與亞洲大陸是分離的，因此在稍後的歐洲地圖上，北美洲與亞洲的東部連為一體。此種情況，在德國人馬爾特魯斯(Henricus Martellus)的 1489年世界平面圖1002及瓦爾德斯穆勒爾(Waldseemüller)的 1507年世界平面圖上還可以看到。1003 關於“唐恩利克王子依靠此圖進行了他的發現”一語，拉格阿子爵早就反駁説： “當時受託出版馬可波羅葡語版的編年史家費爾南德斯(ValentimFernandes)在15031004年版的前言中說：‘作為貴重禮品，人們送給他(王子)馬可波羅的書。他會以此為指南，因為他想週遊世界。據說此書在王家檔案塔(Torre do Tombo)內。我是在本城 1005聽說的。’ 前言中無隻字涉及地圖，足以使它的存在成為疑問，儘管蘇札(Faria e Sousa)、加爾凡、福圖佐(Gaspar Frutuso)及科爾德羅(António Cordeiro)神甫分別在《葡萄牙史略(Epítomeda História de Portugal)》《懷念故土(Saudadesda Terra)》及《群島史(História Insulana)》有所涉及。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編年史家無一 1001 加耶斯(Pablo J.Gallez)《尋找龍尾－麥哲倫前地圖上的火地島(En busca de la Cola del Dragón－Tierra delFuego en la cartografíapremagallánica)》，in Karukinká，N°9，Buenos Aires，1974；《火地島及南美洲的史前地圖學(Protocartografíafueguina y sudamericana)》，in Karukinká，N°s.21－22，Buenos Aires，1977以及《AbuJafar MohamedbenMusa al－Juarizmi所繪 11世紀地圖上的火地島(La Tierra del Fuego en el mapa del siglo XI de Abu Jafar Mohamed ben Musa al － Juarizmi) 》， in www.tierradelfuego.org.ar/museo/arabe.htm 1002諾維奇(Oscar I.Norwich)，《非洲地圖錄(Maps ofAfrica：An illustrated and annotated Carto－biography)》，約翰內斯堡，1983年，第 21頁。 1003《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296－297頁之間。 1004應為 1502年。1005里斯本。 331

人表示有幸目睹過這一幅著名的地圖。”1006 那麼，1528年唐費爾南多王子向塔瓦雷斯出示的一幅在阿爾科巴薩檔案室中找到的地圖是甚麼圖呢？“仔細審查這個問題，我們不僅僅認為阿爾科巴薩圖存在過，而且認為它是毛羅球形平面世界圖的副本。我們認為，將阿爾科巴薩圖考證為毛羅的副本是合理的。此副本是唐阿豐索五世(Alfonso V)定製的，1549年送達里斯本，在西班牙人統治期間佚失。的確，日期不符，很有可能是加爾凡消息的錯誤。”1007 孟席斯稱，尼古勞·達·孔蒂(Niccolao da Conti)與唐佩德羅王子有交往1008。此人為威尼斯商人，1415年至 1439年1009在東方行商。回國後，孔蒂向教廷秘書布拉喬力尼(Poggio Bracciolini)口述了他的旅行回憶錄。布拉喬力尼將回憶錄收入《論不同之命運(De varietate fortunae)》中。從 1447年開始，該書便有手抄本流傳於世。此書中的孔蒂遊記部份題目為《已知印度(I n dia recognita)》，很快也以手抄單行本廣為傳閲。1502年，孔蒂旅行回憶錄的葡語版《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Ho liuro deNycolao Veneto)》附錄於《馬可波羅遊記》在里斯本出版。在仔細閲讀了《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後，我們可以説，其中無任何他與中國船隻接觸的記敍。可孟席斯卻推論：“孔蒂可能是隨中國船隊航行時，獲得的那張地圖。”1010然而，他並未註明資料出處。最東孔蒂到過爪哇，然後再至中國福建的泉州。很難判定，關於泉州的描寫是得自於他的親身經歷，還是來源於《馬可波羅遊記》。總之，《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無任何關於鄭和船隊或中國船隻的涉及。孟席斯筆下關於孔蒂與唐佩德羅王子及中國船隻的接觸的情節都是杜撰臆造。 1006 《有關發現麥哲倫海峽的地圖的影響》，第 8－9頁。 1007 同上，第 11頁。 1008 《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352、390頁。 1009 《葡萄牙發現史字典》，第 1卷，第 291頁。 1010 《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第 93頁。 332

唐佩德羅王子於 1428年就回到了葡萄牙，而孔蒂 1441年還在開羅。1011不知他如何將所謂的 1428年圖獻給了唐佩德羅王子。據葡萄牙資料，一個名叫帕特利奧·德·孔蒂(Patrício de Conti)的人曾於 1435年在葡萄牙南部城市拉戈斯(Lagos)會見過唐恩利克王子。估計此人是孔蒂的親戚。1012這很可能是孟席斯捕風捉影的風頭影源。 從孟席斯的書中可以看出，1428年圖説也不是他的“新”説。他承認，早在 1892年，著名學者 H.Harisse便提出了此説。1013 2.1459年毛羅世界地圖 孟席斯在威尼斯做研究時，看到了一幅 15世紀繪製的世界平面地圖，其中包括了南部非洲和好望角。此圖繪製於 1459年，作者是威尼斯附近穆拉諾(Murano)島上聖米格爾(San Michele)修道院的僧侶毛羅(Fra Mauro)。1457年，他應葡萄牙國王阿豐索五世(Alfonso V)之請1014，並由葡王提供資金及葡萄牙海外航行的最新資料，繪製世界地圖。繪圖歷時兩年，於 1459年完成。同年 4月 24日，正本由威尼斯貴族特雷維薩諾(Stefano Trevisano)送往里斯本1015，後在西班牙人統治葡萄牙期間佚失。毛羅同時為威尼斯大公製作了一複本。該件一直保存於聖米格爾修道院，後移至威尼斯大公宮。從 1822年起，庋藏於威尼斯馬爾西亞那國家圖書館(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1804年，英國複製了一份 1016。此圖首次於 1806年由意大利人左爾拉(Placido 1011 《葡萄牙發現史字典》，第 1卷，第 291頁。 1012 同上，第 1卷，同頁。 1013 《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第 475頁，註釋 1。 1014 科蒂紹(Armando Corteso)，History ofPortuguese Cartography，科英布拉，1971年，第 2卷，第 172－173頁。 1015 維特爾伯(Sousa Viterbo)《16－17世紀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Trabalhos náuticos dos portugueses：séculos XVI e XVII)》，里斯本，官印局，1988年(1898年初版影印版)，第 4頁。 1016 今藏大英博物館，Add.MSll，267。 333

Zurla)刊佈。葡萄牙人聖塔倫子爵(Visconde de Santarém)於 1845年複製了一份並將它收入其著名的地圖集中。1017 此圖堪稱世界地圖史上的傑作，也是首幅標出了日本位置的歐洲地圖。按照歐洲中世紀世界地圖的傳統，它呈圓形，直徑 196厘米。當時一般的地圖是上北下南，而此圖卻相反，與眾不同。此圖繪製詳細至極，而且附有大段註記，全面反映了 15世紀中葉歐洲所擁有的東方地理知識，包含了當時關於非洲及亞洲的最新信息。非洲的情況來自葡萄牙人開發非洲海岸的航行資料1018。亞洲部份，尤其是關於中國的訊息，主要取材於托勒密的《地理學》及《馬可波羅遊記》，但也引入了其他新資料，特別是通常認為約1375年成圖的《加泰隆(Atlas Catalan)》圖1019和孔蒂的遊記。 目前許多文章及著作中，據孟席斯發表的看法，稱此圖的註記為腓尼基文1020。此説有誤。腓尼基文為一種死語言，為何 15世紀的地圖要用一種普通人看不懂的語言註解？實際上，是古意大利語。據悉，孟席斯妻為意大利人，他多多少少也應該有些基本知識。無法得知他是否會意大利語或其程度如何，更無法得知他為何將註文判斷為腓尼基文。也有人將此圖的名字譯為“弗拉毛羅圖”“弗拉”不是人名，在意大利語中是教士的意思。 毛羅圖非洲部份南端有兩艘中國式帆船標記並配有相應的題記。其一為： “航行這一海域的大船或稱中國式帆船有四桅，其數目可增減。有 40至 60個供商人使用的船艙。它只有一個舵。不使用指南針，因為有一個天文家獨自站在船的高處手持星盤 1017 此圖在《聖塔倫子爵地圖集》》以後刊行的情況，請見《聖塔倫子爵地圖集説明》，fascimile of the final edition(1849)，阿姆斯特丹，1985年，第 69頁。 1018 維特爾伯，前引書，第 4頁。 1019 Georges Grosjean，TheAtlas Catalan ofthe Year 1375，Dietikon－Zurich，1978。原圖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NF Esp 30。1020(日)上彬千年著、大陸橋翻譯社譯《1421中國發現世界：鄭和下西洋》，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 5月，第 2頁。 334

(astrolabio)發佈航行命令。(Le naue ouer çonchi che nauegano questo mar portano quatro albori e, oltra de questi, do1 che se può meter e leuar et ha da 40 in 60 camerele per i marchadanti e portano uno solo timon; lê qual nauega sença bossolo, perche i portano uno astrólogo el qual sta in alto e separate e con 1'astrolabio in man da ordene al nauegar)" 1021 “這一海域”指“緣色群島”水域。 顯然，此圖例前半部份的文字與《馬可波羅遊記》中關於中國船隻的描寫基本相同，二者之間的淵源關係無需論證。 天文航行的信息可能來自孔蒂。他在其遊記中敍述説：“在印度航行的大部份船以南方的南極星為準。此處少見我們的北極星。他們不以針航行，而是以極星的高低為準航行。這是通過某些尺度得知的，且還測量航程及一地至另外一地的距離，和在海中任何一地的位置。某些船可比我們的船多載 2000多桶，有 4帆和同樣數字的桅杆。船的下體由三層木板構成，一塊貼一塊，以便更好地防衛那一帶海洋巨浪的衝擊。以此可以抗住許多巨浪。他們將大船分為許多精工製作的小艙室。因此，即使一部份破損，另外一部份還可保安，繼續航行。”1022 《馬可波羅遊記》在敍述印度沿海航行時，多次涉及北極星1023。可見當時他乘坐的船隻採取的是天文航行。 至於在印度洋航行為何只用天文導航，而不並用指南針，葡萄牙學者雅依梅·科爾特桑(Jaime Cortesão)解釋説： 1021 《聖塔倫子爵地圖集》》，第 45頁。 1022 《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Ho liuro de Nycolao Veneto)》，載《馬可波羅遊記(Holiuro de Marco Paulo)》，里斯本，1502年，第 90頁正面－反面。尼古勞是孔蒂的洗禮名。 1023 《馬可波羅遊記》，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年，第 230、231、232及 234頁。 335

“在 13世紀和 14世紀期間，基督徒們的航海藝術適應了地中海物理地理的主要特點，而印度洋的阿拉伯人的航海藝術適應了那個大洋的物理條件。這種適應性的最初情況是由索敘爾發現的，並在阿拉伯航海者中間把它同方位羅盤的使用聯繫在一起。與此同時，地中海人使用的航海羅盤同指南針結合起來，而阿拉伯人則使用着一種恒星羅盤，它的羅經方位用星體或星座的名字來表示，當星體或星座升起時，它們處在每一個方位區的延長線上。‘利用星體來校準地平線不同羅經方位’，索敘爾寫道，‘除了在赤道區外，它沒有實際的用處。在所有的地方，赤道上的各星座都能指明東方和西方。不過，由於星體在白日的軌跡是傾斜的，就不可能把地平線的每一部份都與對應的星座聯繫在一起。’作者強調指出，印度洋上空的大氣非常純淨，有利於利用恒星校準方位。最後，他確認，恒星羅盤就誕生在那裏。 由於同樣的理由，指南針在印度洋的使用不如在地中海、更不如在大西洋那樣普及。在大西洋，不存在任何能使用恒星羅盤的天文條件或能見度條件。對於西方人民來說，在這種條件下引進指南針標誌着航海技術的巨大進步。”1024 這也很好地解釋了《鄭和航海圖》中 4幅《牽星過洋圖》的緣由。換言之，由於印度洋的優良能見度，在此水域一般只用天文航行，而無需並用指南針。 毛羅圖題記之二如下： “約在主年 1420年左右，有一條大船或稱印度中國式帆船，橫越印度洋，向迪布角外的男、女島，取道綠色群島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航行了 40 天，但見水天一色，別無他物。据估計，約行 2000海里。此後情況不妙，該船便在第 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該船靠岸補充給養時，海員看到了某種名叫chrocho 鳥的卵蛋。其蛋大小，有如雙耳細頸罐的容量。其鳥之大，據說其兩翼從一端至另一端有 60步之長，可輕易抓取 1024《葡萄牙的發現》，第 5卷，第 1356－1357頁。 336

一頭大象或其他大獸，對那個國家居民危害極大，而且飛行極速。(Circa hi ani del Signor 1420 una naue ouer çoncho de india discorse per una trauersa per el mar de india a Ia uia de lê isole de hi homeni e de le done de fuora dal cauo de diab e tra le isole uerde e le oscuritade a Ia uia de ponente e de garbin per 40 çornade, non trouando mai altro che aiere e aqua, e per suo arbitrio iscorse 2000 mia e declinata Ia fortuna i fece suo retorno in çorni 70 fina ai sopradito cauo de diab. E acostandose la naue a lê riue per suo bisogno, i marinari uedeno uno ouo de uno oselo nominato chrocho, el qual ouo era de Ia grandeça de una bota d'anfora, e Ia grandeça de 1'oselo era tanta che da uno pico de Tala a l'altro se dice esser 60 passa, e con gran facillità lieua uno elefante e ogni altro grando animal e fa gran dano a li habitanti dei paexe et è uelocissimo nel suo uolar.)"1025 “印度中國式帆船”的原文是 concho de india。concho即Junk，因此，“印度中國式帆船”也可理解為“來自印度的中國式帆船” 從《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的記載來看，他乘坐的是阿拉伯人的船1026，因此假設毛羅圖題記之二的信息來自孔蒂，那麼此處所言的“印度中國式帆船”不是鄭和船隊的“中國式帆船”，而是“來自印度中國式帆船”或“印度洋航行的中國式帆船”的意思。 對迪布角(cauo de diab)的考證繁多，計有馬達加斯加島説、好望角説1027、索發拉角説、瓜達富伊角説，以及今埃塞俄比亞基別(Ghibie)及哈瓦什河(Hawash Rivers)等諸説。我們認為，從語音的角度來分析，“diab”可能是梵文“dvīpa”一詞，即“島嶼”的訛略音。然後進入馬來語(dib或 div形式)1028。“diab”的直接辭源是阿拉伯語 dsiab。 1025 《聖塔倫子爵地圖集》》，第 46頁。 1026 《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第 90頁正面－反面。 1027 詳見科蒂紹，前引書，第 2卷，第 175頁，註釋 201。 337

根據毛羅圖，“DIAB”位於“Soffala”及“層拔(xengibar)”1029之間。這是馬達加斯加島的範圍。在迪布角與大陸之間的水道應該就是莫桑比克海峽，好望角不具備這一地理特徵。 “迪布角外的男、女島”需要作一詳考。 “男、女島”屬於一種亞馬孫傳説。亞馬孫是各種古老傳説中的巾幗英雄。她們的故事為幾千年來西方文學和繪畫等藝術的重要源泉。據希臘神話傳説，黑海之濱有個亞馬孫國。此地有女無男，統治它的是一位美麗而驍勇的女王。她們自稱是戰神阿瑞斯之後，黷武好戰，勇猛無比，常常東征西討，轉戰於歐亞諸國，甚至還與希臘、埃及等強國交戰。這個女兒國生生不息的秘密據説是，其女子每年去鄰近的部落拜訪，歡度“蜜月”，因此，她們照樣繁衍後代。所生男孩，或殺或送還其父，女孩則一律由母親撫養，教其習武狩獵，長大後便成為女兒國的臣民。 最早提及她們的或許是荷馬，大約在公元前 8世紀左右。 不僅有多種形式的傳説，甚至在史書中也見有類似記載。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曾詳記亞馬孫人與希臘人之間的戰事，以及關於她們的軼事。希羅多德使用了“亞馬孫(Amazon)”這個名字。它在希臘語裏是“無乳房”的意思。傳説她們為了戰時便於拉開硬弓而自動割掉右乳。 明末來華耶穌會傳教士艾儒略的《職方外記》韃而靼條云：“迆西舊有女國，日亞瑪作搦，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日厄佛俗，既其地建其神祠，宏麗奇巧，非思議所及。西國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今亦為他國所併，存其名耳。”1030“亞瑪作搦”便是“Amazon”的對音。 1028 馬達加斯加島是由馬來人開發的，其中可能有早期移民南洋的華人，由此推測，所謂的鄭和船隊在肯尼亞的後裔，也可能是馬來人或華人從南洋群島向馬達加斯加移殖過程中由於海難而留在必經之路東非海岸的後人。 1029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彙釋》，第 1076頁。 338

1540年，西班牙人奧雷亞納(Francisco Orellana)在南美洲探險時，在一條大河的兩岸見到許多手持長矛、弓箭的披髮的印第安人，以為是發現了傳聞已久的希臘神話中的亞馬孫女人國，於是將此大河命名為亞馬孫。在拉丁美洲，“又有一島，女人善射，又甚勇猛，生數歲即割其右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舶行近此島，遇女子盪小舟來，射殺商舶二人，去如飛，不可追逐。”1031 在世界的許多國家和地區，諸如中國、中南半島北部、印尼、印度、阿拉伯、中亞、歐洲、美洲、澳洲等，都有關於女人國的神奇傳説和美妙的故事，被學者們統稱為亞馬孫傳説。 中國古典文學及史乘中，有許多關於女子國的紀錄描寫，如唐三藏西遊取經的故事，宋人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元末楊景賢的《西遊記雜劇》、元末無名氏的《西遊記平話》內都有女兒國(女人國)。女兒國是吳承恩《西遊記》的精彩故事之一，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中也有數個海島女兒國(第四十六回至五十回)。 女子國最早見於《山海經·海外西經》，以後的典籍多有記載。1032 唐天寶年間的杜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至“西海”，寶應(762－763)初歸國。其《經行記》在敍述大秦國的鬼市後，説“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高僧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記》稱：“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逢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 在此，我們主要探討杜環聽聞的在大秦西和三藏法師所説的在波刺斯西的女國，即西女國。“東女國”與“西女國”得名由來如下：“東女國，西羌之別種，以西海中復有女國，故稱東女焉。”1033 至宋代，周去非對“東女國”做了較詳細的描述：“又東南有 1030 謝方《職方外紀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 35頁。 1031 同上，第 139頁。 1032 袁珂編著《中國神話傳説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 年，第45 頁。 339

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於女王。昔嘗有舶舟漂落其國，群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亡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咸生女也。”1034 顯然，這來自阿拉伯人的記載：“女人島。該島位於中國海最邊緣。據説全部島民皆女人，由風受精繁殖，而且只生女孩；又傳説，女人們因吃一種果實而受精。還傳説，在該島上，金子像竹子一樣生長，呈桿狀，島民以金子為食。有一次，一個男人落入她們之手，女人們要殺死他，但其中的一個可憐他，把他拴在一根樑上，投入大海，海浪和海風一直把他帶到了中國。他去見中國國王，向國王談起該島的情況。國王隨即派船前去尋找：但是航行了三年，卻沒有找到，連一點蹤蹟也沒有。”1035 後來，趙汝适除了原文摘引周去非的描寫外，又增添了“西女國”的內容。“西海亦有女國，其地五男三女，以女為國王，婦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人貴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子從母姓。氣侯多寒，以射獵為業，出與大食、天竺博易，其利數倍。”1036 楊泉武考證説：“女人國的傳説，在中國，見於《山海經·海內西經》、《三國志·東沃沮傳》等書，皆荒怪而不可稽。外國亦有此傳説，《馬可波羅行紀》，第三卷第一八三章謂印度洋有‘獨居女子之女島’。馮承釣譯注謂此島實不可尋。且叢舉此類異聞，如葡萄牙人發現新地時之傳説、哥倫布第二次航行時傳聞之女人島、《天方夜譚》之哈薩克婦女島、《斡朵里克》之女人國、馬來人之傳説等等。結語云：‘女人國故事，時無分古今，地無分東西， 1033《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 5277頁。 1034楊泉武《嶺外代答校註》，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 111頁。 1035 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上冊，第 175頁。 1036 韓振華著，陳佳榮、錢江輯《諸蕃志註補》，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0年，第 254頁。 340

悉皆有之。某惟一實在的女人國，蓋在非洲 Dahomey(達荷美)境內。然至法國侵略之後遂絕。’女人國若指母系氏族部落，則當有其地。《匯釋》女人國條云：在今印度尼西亞爪哇一以東，或謂指蘇拉威西西島布吉斯(Bugis)人居住地。一説在澳大利亞北部。”1037 “西女國”並非如馮承釣所言“實不可尋”。從所描寫的地理位置來分析，杜環、三藏法師和趙汝适筆下的女國為一地。元朝來華的馬可波羅在其遊記第三十一章《男子島和女子島及其命名的由來》中敍述説： “離克斯馬科蘭(Kesmacoran)大約八百公里的南方大海洋中，有兩個島，彼此相距在四十八公里之內。其中一個島住着男人，沒有女子同居，於是叫做男子島；另一個島住着女子，沒有男子同居，叫做女子島。男女居民都是屬於同一民族，都是受過洗禮的基督教徒，但遵守《舊約全書》的教規。男子來女子島，只能連續住三個月，即三、四、五月，來訪的男子和自己的妻子住在一個單獨的屋子裏，三個月期滿之後回到男子島上去，渡過一年中的其餘的歲月，不再有女子作伴。 妻子把自己的兒子，留养到十二歲為止，然後送給他們的父親。女兒就留在家裏，養到結婚的年齡時為止，然後把女兒配給另一島的男子，造成這種生活方式的原因，是由於氣候的特殊性，當地的氣候不容許他們長年和妻子同居，否則有生命的危險。他們有自己的主教，這個主教是隸屬於索科特拉島的教區。 丈夫負責播種谷物，維持自己妻子的生活，但備耕和收獲農作物則是由妻子負責的。島上也同樣生產各種各樣的水果。男子靠乳、大米和魚為生。他們是捕魚能手，所捕的魚數量巨大。新鮮魚和腌魚都賣給本島的商人，但商人的主要目的是在 1037 楊泉武，前引書，第 112－113頁。 341

於打算購買這地方所出產的龍涎香。”1038 馬可波羅筆下的“女子島”，實際上是“西女國”的變形，但遠遠擺脱了神話傳説的神秘，而且解釋了“男子島”和“女子島”性生活方式形成的原因。儘管他給了一些方位：“離克斯馬科蘭 (Kesmacoran)大約八百公里的南方大海洋中”和“離開這些島以後，向南方向再前進八百公里，就到達索科特拉島 (Soccotera)。” 1039由於範圍太大，還是無法確定其具體位置，但位於阿拉伯海內是無疑的。 兩位著名的漢學家夏德(Friedrich Hirth)和柔克義(W.W. Rockhill)對東女國有考，但未能解決西女國的位置問題。1040 《古代南海地名彙釋》認為：“西女國應在今非洲東岸一帶，今地無考。”1041 《孔蒂遊記》載曰“從此轉向科爾楚得(Colchud)，來到一個名叫索科特拉(Secutera)的島嶼。它向西，與陸地之間的距離是100海里，週長 60萬步。他(孔蒂)在此路程上逗留了兩個月。此島上出產索科特拉蘆薈。島上大部份居民是景教徒1042。在該島前方不超過 5千步的地方有兩個島嶼。其間的距離為 100海里。其中一島獨居男子，另一島獨居女子。男人有時前往女子島，女人有時前往男子島。在規定的 6個月前，必須返回各自的島嶼，否則會死。超越了規定的時間，無論男在女處，還是相反，均難逃一死。”1043 葡萄牙人巴爾伯薩(Duarte Barbosa)在其約 1511至 1516年間成書的東非和亞洲遊記中敍述説： 1038《馬可波羅遊記》，第 235－236頁。 1039同上，第 236頁。 1040《諸蕃志註補》，第 254－255頁。 1041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彙釋》，第 336頁。 1042關於他們的歷史，見費費瑯(Gabriel Ferrand)，《阿拉伯商人蘇里曼印度與中國遊記(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ân en Inde et en Chine)》，Paris，Bossard，1922，第 128－129頁。 342

“離開這個王國費爾泰克(Fartaque)1044後，有一個名叫費爾泰克的岬角 1045。從那裏開始，海岸伸向大海。在這個岬角及瓜達富伊角之間是麥加海峽的入口。在這兩個岬角間，有 3個島嶼：一大，二小。大的叫索科特拉(Socotorá)。此島崇山峻嶺密布，居民膚色黃褐。據說是基督徒，但無教誨和洗禮，只是有基督徒的名字。他們的祈禱堂裏有十字。 據摩爾人說，它以前是亞馬孫(Amazonas)女子的島。隨着時間的推移，她們與男人合夥了。至今，仍有些跡象，因為女子仍然主掌財政，而他們的丈夫不得過問。 ⋯⋯ 在這個索科特拉不遠的地方，有兩個其它島嶼。上面住着黑人和如同卡納林(canarins)1046人般膚色黃褐的人。這些人無法律，也無任何信仰的東西，過着野獸般的生活。不像其他人那樣健談。 在這些島上，有大量的上等龍涎香及在米納(Mina)1047值錢的貝殼，還有血竭和索科特拉蘆薈，牛羊成群。”1048 在一幅約作於 1633年左右的《阿拉伯圖》中，在索科特拉島的西北方有“Bedalcuria”島 1049，西南方有“Duas Irmãs”島 1050。“Bedalcuria”今稱“阿卜德庫里島(Abd al Kuri)”。 索科特拉島便是《鄭和航海圖》中的“須多大嶼”。“番名速古答剌”是“Socotora”的對音。 1043《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第 87頁反面。 1044據古代葡萄牙航海圖，今也門、阿曼沿海一帶。 1045今作“Ras Fartak”。 1046印度西海岸一民族。 1047西非幾內亞灣。 1048巴爾伯薩(Duarte Barbosa)《東方聞見錄(Livro do Que Viu e Ouviu no Oriente)》，里斯本，阿爾法(Publicações Alfa)出版社，1989年，第 18頁。 1049席爾韋拉(Luís Silveira)《葡萄牙海外城堡史初編(Livro das plantas das fortalezas,cidades e povoações do Estado da Índia Oriental com as descrições 343

由此看來，阿拉伯人、孔蒂、馬可波羅和巴爾伯薩筆下的“男子島”是“阿卜德庫里島”。“Duas Irmãs”的意思是“兩姐妹”，當為“女子島”，今稱“薩姆哈(Samh)島”。因此，歷史上的“西女國”位於阿拉伯海的亞丁灣內應該説是肯定的。 1459 年的《毛羅世界地圖》中的“男島”與“女島”便是阿拉伯人、孔蒂、馬可波羅和巴爾伯薩筆下的“男子島”和“女子島”，但卻錯誤地將它標到了索法拉的南面。在《毛羅世界地圖》上，“女子島”作“nebila”，而且有如下註記：“這兩個島上住着基督徒。Nebila 上面住着女人，另外一個叫 mangla 的島上住着男人。他們一年只可同女人渡過 3 個月。”1051在阿拉伯語中，“nebila”是“美麗的”意思。“mangla”來自梵語，義即“幸福”1052。 毛羅筆下的“男島”與“女島”的地點，與其實際位置相差千百里。這嚴重影響了這段註紀的可靠性。 “綠色群島”指莫桑比克及馬達加斯加島北部的科摩羅群島1053及科斯莫萊多群島1054，而絕不是現在的佛得角群島。 葡國海外大發現時期的詩人賈梅士(LuísdeCamões，又譯路易斯·德·卡蒙斯)有詩可為佐證： do marítimo dos Reinos e Províncias onde estāo situadas e outros portos principais daquela partes：contribuiçãāo para a história das fortalezas dos portugueses no Ultramar)》，Lisboa，Instituto de Investigaçāo Científica Tropical，1991，第 26頁。 1050同上，同頁。 1051《聖塔倫子爵地圖集》》，第 45圖。 1052 Henry Yule，The book ofSirMarco Polo，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the East，3rd ed，rev.by Henri Cordier，London，John Murray，1921.第 2卷，第 405頁，註釋 1。 1053毛羅圖中作“Isola mahamar”。 1054毛羅圖中作“Isola termeli”。 344

“海風兒溫柔地把航船推送， 上天彷彿他們親密的朋友， 天空晴朗，風平浪靜。 不見一絲烏雲危險和恐懼。 船隊已越過了普拉索海角。 這是那條海岸的古老地名， 就在這茫茫的大海之上， 漸漸浮現出一群新的海島。”1055 “說着他氣得幾乎要發狂， 降落在阿非利加的陸地， 搖身一變化成凡人模樣， 大搖大擺向普拉索走去。 他為了讓騙局更加巧妙， 就變成一位當地摩爾人， 他在莫桑比克德高望重， 是深受酋長敬重的長者。”1056 普拉索海角即莫桑比克海角。 普拉索(Prasso)在希臘語中的意思是“翠綠的”，普拉索海角義即“綠色海角”“漸漸浮現出一群新的海島”便是“綠色群島”“綠色海角”及“綠色群島”均因其地密佈蒼翠的森林而得名。 托勒密稱“大西洋茯曼綠海”，一切未知的海洋為“暗海”，即世界的盡端。1057在阿拉伯人的地理概念中，太陽降落的西方處的海洋為暗海1058。他們認為，“⋯⋯在黑色之海裏，陽光和月光 1055路易斯·德·卡蒙斯《盧濟塔尼亞人之歌》，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第 18頁。 1056同上，第 32頁。 1057 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註》，上冊，第 164－165頁。 1058同上，上冊，第 157頁。 345

絲毫也透不進去。印度海、洛迪塞海(Laudicée)、中國海、地中海和波斯灣都是這個海的支流，我剛才提到過的所有海都是從黑色之海分流出來的，人們也稱它為‘被大陸包圍的海’”。1059由於阿拉伯人的航海未超越莫桑比克海峽以西，所以他們將此視為“暗海”的開始。1060 明籍中也見“暗洋”説，例如朱紈云：“⋯⋯紅兜本是西夷種，金印曾攘哈密王。天入暗洋無日月，路穿交趾幾星霜。(佛郎機夷由暗洋出交趾，入廣入閩)斗鉛流火雄荒服，夾寨翔雲擾漢疆。走馬溪前真送死，越裳驚仰聖明皇。黑眚本來魑魅種，皮膚如漆發如卷。蹻跳搏獸生能啖，戰鬥當熊死亦前。野性感誰恩豢養，賊兵得爾價腰纏。(此類善鬥，羅者得之，養馴以貨賊船，價百兩數十兩)此來盡入三驅網，膽落人間畫像傳。”1061 莫桑比克海峽位於中國史書上所稱的“僧祇”、“層拔”、“昆侖層期國”“層搖羅”及“比剌”和“孫剌”地區。 《新唐書》載日：咸亨至開元年間(670－724年)，室利佛逝國進“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1062僧祇為 Zanj的譯音，1063是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對東非黑人的稱呼，他們居住的東非沿海地區稱 Zanjibar。1064其餘各名均與“僧祇”有關。 唐朝宰相賈耽(730－805年)在於 801年左右完成的《貞元十道錄》中，記錄了從廣州經波斯灣到東非的航程。它保留在《新唐書·地理志》的“廣州通海夷道”中：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 1059同上，下冊，第 524頁。 1060同上，上冊，第 85、431頁。 1061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79－280頁。 1062《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 6305頁。 1063《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1076頁。 1064同上，同頁。 346

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柯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1065 三蘭可能是 Sūlan的對音，為一位於馬達加斯加島西北的淺灘，以此代指“昆侖”，因而，“三蘭國”便是“昆侖國”，即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三中的“昆侖層期國”。1066 至元，此地被汪大淵稱為“層搖羅”1067。其中“搖”當為“撥”之誤，係 Zanjibar之訛音。到了明代，對這一帶以其最南端的“比剌”和“孫剌”加以稱呼。“比剌”是“Bilād－al－Sufāla”中“Bilād”的對音，實指莫桑比克島。“孫剌”是“Sūlan”淺灘的對音，代指“索發拉”。1068它們是鄭和下西洋的極點。上述漢籍諸名，均在阿拉伯史料中每每出現的“僧祇人的索發拉”1069、“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和“僧祇國的索發拉”的範圍內。 可以説，從唐至明，中國人對南部非洲的認知未超過“昆侖層期國”不同的稱謂，反映了不同的認知過程。在地理大發現之前，阿拉伯人一直控制着東西海上貿易。他們的船隻以諳練的航海技術，往來於東非、西亞、印度次大陸、東南亞與中國之間。“比魯尼(《印度志》第 2卷第 104頁)説：‘須門那城所以有名，其特殊原因是，這裏是航海家們一個停泊港，也是航行於僧祇國的索發拉與中國之間的一個中轉站。’”1070因知，阿拉伯人的航海 1065《新唐書》，第 1154頁。 1066楊泉武，前引書，第 113頁。 1067《島夷誌略校釋》，第 358－360頁。 1068 關於這兩個地名的考證，詳見<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剌及孫剌考>一文。 1069“索發拉”來自阿拉伯語“Sufūla”，意思是“淺灘”，參見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New ed，Leiden，E.J.Brill，vol.IX，1997，第 698頁。 1070 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下冊，第 221頁。 347

範圍從“僧祇國的索發拉”至中國。唐、宋與東非的聯繫顯然是通過阿拉伯世界的轉接。元朝汪大淵筆下的“層搖羅”擺脱了唐、宋的記載，説明是他個人的實地紀錄。“比剌”與“孫剌”更説明是隨鄭和船隊下西洋的中國阿拉伯語翻譯的“傑作” “僧祇國的索發拉”，即“昆侖層期國”既是認知的盡頭，又是航海終極。無論是阿拉伯人還是中國人，均未超越這一極限。葡萄牙人從相反的方向過來，此一認知的局限才被突破。葡萄牙人在 15 世紀不斷探索非洲，終於繞過了好望角，經過東非，抵達了印度。這個探索的意義，不但在於開通了新的海路，而且確證了大西洋與印度洋是溝通的，超越了托勒密的地理觀。 它為何成為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南部非洲航海的終極呢？原來，在阿拉伯人的筆下，這一地區是“毀滅海”： “在最大的海裏航行的人們參觀的最西端一部份是僧祇人的索發拉，它‘位於埃及一側’。人們乘船再無法繼續遠航了，其原因是該海的東北一側一直深入到陸地，並且還是由多處進入陸地的。在這些地方還有許多島嶼，如闍婆格、迪巴賈特(Dibàdjat)、吉蔑、瓦克瓦克和僧祇地區。相反，作為一種補償，陸地的西南一側伸向了海洋。西部的黑人就居住在那裏，他們的居住區一直延伸到科摩羅山，埃及的尼羅河就是由那裏發源的。大海在那裏流經許多高山和峽谷，而且還從中上下翻騰。由於潮汐的漲落，海水一直在不停地流動，巨浪反復搏擊。隨後，船隻便被撞得粉碎，任何通航均沒有指望。儘管如此，還有一條狹窄的航道將此海與奧吉亞努斯海(Okiyànùs，即附海)溝通起來了，小小的航道都位於南部的山後。事實上，我們獲得了有關這條航線(從最大的海到附海)的一鱗半爪的資料，雖然尚沒有掌握絕對可靠的文獻。”1071 1071 同上，下冊，第 681－682頁。 348

“由東南進入到那裏的‘被陸地包圍的海’流經其南部，其北部就是科摩羅海峽。然而，當一艘船出自印度洋之後，就會迷路而進入此海峽，風浪就會將之捲到山前，船上的乘客就只有埋怨降臨到他們頭上的災難和聽天由命了，因為即使船隻不被大山撞碎，或者是繞過大山之後，也就永遠不會再有任何音訊了。有人聲稱，在此海中有旋風，使船隻不停地反復打轉，直到沉沒為止。印度洋的航行者們稱這段航路為魯伊納海(Ruine，意指“毀滅海”，見第 7頁正面)，⋯⋯”1072 《馬可波羅遊記》也稱： “船舶在這個島 1073和桑給巴爾出入，不到位於更南方向的那些數不勝數的島嶼。因為流向南方的海潮，波濤洶湧，致使船舶無法返回。從馬拉巴海岸開往這個島的船隻，航期為二十至二十五天，但返航卻要奮斗三個月，滾滾南流的潮汐其勢是何等洶猛啊！”1074 這便是後來稱作“莫桑比克海峽”的地方。它是“西印度洋的一條水道，東為馬達加斯加島，西為莫桑比克。長約 1000英里，寬 250－600英里，最深 1萬英尺。科摩羅群島橫列海峽北端，印度礁和歐羅巴島位於海峽南口。為東非重要航道，兩岸港口有馬任加、圖萊亞爾、馬普托、莫桑比克和貝拉。莫桑比克海流經此。”1075 從 7世紀開始，勃興的阿拉伯人沿著非洲東海岸向南航行，建立了一系列商業城邦。他們到達莫桑比克海峽，建立了索發拉後，便裹足不前。這是因為據《古蘭經》説，世界上有一條界線，分開二海，南邊那個，非我族類所居，充滿了不可思議之事和危險。阿拉伯人認為莫桑比克海峽便是這一界線。它成為了阿拉伯人繼續向南、西南航行的宗教與心理障礙。除了這一文化因素外 1072同上，上冊，第 360－361頁。 1073馬達加斯加島。 1074《馬可波羅遊記》，第 238頁。 1075《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6卷，第 69頁。 349

，還有當時無法克服的技術困難。 首先是對季風與信風的掌握。在帆船時代，對季風的瞭解與運用是航行的基本要素。莫桑比克海峽不存在季風，它處在東南信風帶。“在這一地區，此風帶隨季節變動而變動。而 9月份正是過渡的月份也是危險的月份。但此地區的信風和季風在效果上非常相似。在 3、4、5月，索法拉和馬達加斯加島之間海面上主要是從東南方和西南方向吹來的信風，這是從南向北穿越莫桑比克海峽最好的季節。相反，9、10風向主要向西，然後轉向東北。南赤道暖流也由馬達加斯加島南部從南轉向北，形成漩渦撲向索法拉海岸。”1076 其次是對洋流與巨浪的把握。洋流與巨浪直接影響到航行的安全。“索法拉，位於南緯 20°的熱帶地區，東臨南回歸線的海洋。我們已説過，它處在此地區海岸最凹陷的地方，也正好處於莫桑比克海峽中部，是一個很難靠近的港口。水手們從好望角沿著海岸一直向北，進入這一地區，該地區急流滾滾，特別是莫桑比克海流，處在非洲海岸和馬達加斯加島沿海的逆海流共同作用之中，大陸沿岸的海流速度達到 50或 60海浬/日。它南面的厄加勒斯暖流達到 30至 50海浬/日，而馬達加斯島以南海上的洋流速度則只有 20海浬/日。”1077“西印度洋的較暖表面洋流。東南信風使印度洋南赤道洋流向非洲東岸移動。由於地球自轉，洋流沿非洲大陸和大陸架向南流。部份洋流流過馬達加斯加島東部。其餘洋流向西部穿過莫桑比克海峽，對該島和大陸的氣候有強烈影響。在該島以南，兩支洋流匯入厄加勒斯洋流。”1078 也就是説，從馬達加斯島以南海上的洋流速度較慢的地區才較易通過這一地區，而阿拉伯人及中國人未獲得此種航海的實際經驗。葡萄牙人也是在失敗後得出的教訓：“在(索發拉)前，要當心！南風變涼。背後出現了岩石。黎明時，你可以登上它。陸地(艱難而行)在水邊突起。領航員，要特別注意！浪頭劇升。好像在聖 1076《葡萄牙的發現》，第 3卷，第 863頁。 1077同上，第 3卷，第 862頁。 1078《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6卷，第 69頁。 350

米格爾節1079那天，佛郎機人相信了季風，在此跌了跟頭。浪頭從索法拉的懸崖峭壁撲向他們，然後衝向相反方向。噢！我的兄弟！船桅進入水中，船也沉入水下。一些人溺水而亡。這便是此地的季風！”1080 另外一位阿拉伯作家納赫拉瓦利(Kuyhal－Dinna－Nahrawali，1511－1582年)，在其約作於 1573年的《奧托曼人征服也門史(Historia da Conquista do Yaman pelos Othmanos)》中，也記載了這一海難的情況：“在 10世紀(阿拉伯曆)初發生的不幸事情中，值得一提的是屬於佛郎機(Franges)族的可惡的葡萄牙人的到來到印度。這些可惡的人！一小批人在休達(Ceuta)登船，駛向大海，深入了暗洋(Mar Tenebroso)。他們饒過了尼羅河發源的白山，來到了東方。他們經過一海峽，靠近海岸的一個地方。1081這裏一側是座山，另外一側是暗洋。此地風大浪高，以致佛郎機人不敢靠近，害怕粉身碎骨，無一逃生。”1082 1079 9月 29日。 1080 楚姆斯基(T.A.Chumovsky)《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Três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 Ahmad Ibn－Madjid，o pilotoárabe de Vasco da Gama)》，里斯本，1960年，第 42－43頁。此重要文獻原件藏原蘇聯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它以歌訣形式編寫，由三部份組成：1索發拉至印度航程；2印度至馬六甲航程；3秩達(Djedda)至亞丁航程。1983年，又出版了新的英譯本，Ahmad Ibn Magid“As Sufa iyya《The Poem ofSofala》”，trad.Ibrahim Khonry，Coimbra，Centro de Estudos de CartografiaAntiga，Junta de Investigacções Científicas doUltramar，1983(Série separatas，148)。我們準備將其與《鄭和航海圖》作系統的比較，以求探討中國航海圖與阿拉伯航海圖之間可能的淵源關係及相互影響。 1081莫桑比克海峽。 1082《奧托曼人征服也門史(Historia da Conquista do Yaman pelos Othmanos)》，里斯本，官印局，1892年，第 39頁。 351

第三是狂風暴雨的影響。狂風暴雨的惡劣天氣也對航行有很大影響。“除此以外，莫桑比克海峽全年還要經受持續的狂風和突如其來的暴雨。‘這種惡劣的天氣－C·瓦洛寫道－可以清楚解釋穿越厄加勒斯暖流該是一件多麼費勁的事(我們還要算上莫桑比克暖流)，也可以解釋為甚麼在最初幾次前往印度的航行中，達伽馬和他的繼任者們都貼近岸邊而行，而在此之後，莫桑比克海峽便不再成為去印度的重要通道了。這個事實大概可以同樣解釋，為甚麼馬斯克林群島1083能夠被提前發現’”1084 最後是潮汐。“在印度洋的各海區和南回歸線地區，潮汐總的來説都很弱，但唯有莫桑比克海峽除外，那裏的潮水總是很大。當在莫桑比克海峽潮汐達到 3.7米時，在洛倫索－馬貴斯1085灣漲到 4.6米，而此時的索法拉卻漲到 6.7米。而一般情況下，印度洋的潮汐很少能超出 1米到 2米。説到這兒，讀者可能就會理解為甚麼最初的葡萄牙船隻在該地區非常特殊的航海條件下，駛入莫桑比克海峽尋找索法拉港靠岸，卻意外地遭遇到海難。”1086 上述因素，使莫桑比克海峽成為航海禁區。阿拉伯人儘管知道莫桑比克海峽以南還有海域和陸地，並稱它為“瓦克瓦克’1087，卻未加以探查，故中國載籍內未有關於“昆侖層期國”以南的任何資訊。這説明了阿拉伯人的航海知識對中國人的深刻影響，而且從一個方面解釋了為何鄭和為下西洋大力搜尋阿拉伯語人才。從阿拉伯人和中國人在西印度洋航行終極點的一致及阿拉伯人早期開發東非海岸的事實來看，我們應該承認：鄭和船隊是舉世壯舉，但不是發現，原因是他並未開闢新航路，只是循著阿拉伯人的足跡，親自核實了唐、宋以來對東非的認識。 1083今留尼汪島。 1084《葡萄牙的發現》，第 3卷，第 863頁。 1085今稱馬普托，莫桑比克首都。 1086《葡萄牙的發現》，第 3卷，第 863頁。1087關於該詞的意思，參見《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下冊，第 579－580頁。 352

從鄭和船隊的情況來看，中國船隻也不具備克服上述障礙的技術條件與地理、航海知識，而且找不到促使華船越過莫桑比克海峽、向南非前進的動因。“可以認為的是，中國人未向南挺進，是因為不具備可以在困難的海域航行，然後安全返回的船隻、人員與技術”。1088因此，《明史》中的“比剌”與“孫剌”便成為了鄭和下西洋的終極。 在分析了這些使莫桑比克海峽成為葡萄牙人東來以前航行禁區的因素後，看來孟席斯為堅持鄭和船隊繞過好望角的“驚世”之説，必須要先解釋解釋鄭和船隊是如何穿越莫桑比克海峽的。 我們認為，1420年左右橫越印度洋，通過男、女島，取道綠色群島和暗海，向西和西南向連續航行了 40天的印度中國式帆船，可能是探險托勒密所説的“暗海”和阿拉伯人的“黑色之海’的阿拉伯商人的船隻。因此，孟席斯的全部立論基點之一根本無法成立。 毛羅圖告訴我們，綠色島在暗洋之前。佛得角群島已在大西洋中，因此無法將綠色島考證為佛得角群島。綠色島原文作 isola verde，佛得角在葡語中作 Cabo Verde。Cabo為“角”之意，Verde(佛得)即“綠色的”，因為當地有許多綠色的棕櫚樹，所以佛得(綠色)角在古葡語中也稱“棕櫚角(cabo das Palmas)”1089。比較 isola verde和 Cabo Verde，二者無論從詞意還是距離上都相去甚遠。澄清此點後，所謂的周聞1090從此前往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的航行似乎是海市蜃樓，只存在孟席斯的腦海中。 此外，這一題記明確無誤地説：“該船便在第 70天回到了上 1088馬查多(JoséPedro Machado)、坎波斯(Viriato Campos)《達伽馬及其發現航行(Vasco da Gama e a sua viagem de descobrimento)》，里斯本，1969年，第 41頁。 1089《有關發現麥哲倫海峽的地圖的影響》，第 8頁。 1090關於周聞的考證，參見鄭一鈞<何以使人信服>，《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10期，第 14－15頁。 353

述迪布角。”顯然，在當時的航行條件下，在此時間裏是無法抵達美洲再回到出發點的。 “chrocho”便是“roc”。世界各地都有關於巨鵬的傳説，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出現在《一千零一夜》和《馬可波羅遊記》之中。《一千零一夜》內有四個關於巨鵬的故事，辛巴達曾經描述説，如果它們完全展開翅膀，足以將日月遮蔽。辛巴德最初見到巨鵬蛋的時候，誤把它當作巨大的圓頂建築。這些巨鵬十分疼愛自己的幼子，《一千零一夜》的兩個故事都曾提到因船員殺死巨鵬的幼鳥而被巨鵬丟下的石頭砸沉所在船隻的經歷。在《一千零一夜》之前，阿拉伯人中已流行類似海外見聞。“據説這裏還有大鵬鳥生存。它以飛翔在高空而出現，人們在島嶼的東端可以發現它脱落的長翎毛，並且可用來貯水。翎管粗達一搾半，其長度超過了一個法丈(法國長度單位，相當於 1.949米。－譯者)，翎毛呈黑色，有數指厚。人們將這些翎毛出口銷售到亞丁，那裏的商人稱之為‘大鵬翎’。根據那些到過科摩羅島的航海家們的敍説，在那裏還可以發現這種鳥的卵酷似圓屋頂一般。某些可以信賴的航海家敍述説，他們曾登島汲水，在島上發現了一個圓頂屋，於是便徑直走去。一個商人告訴他們説：‘這是大鵬鳥蛋’；後來他們把蛋刺破，打開後才發現像一個建造的圓頂屋。他們以蛋裏的東西吃飽喝足以後，把蛋殼扔掉而逃上了船。時隔不久，大鵬鳥飛來了。在發現它的卵已被破碎時，便抓起了一塊大石頭並去尋找船舶；它在航海家們的頭上飛行，然後將爪子裏的石頭朝船擲下來。航海家們奮力划槳，又助風力，方得避開了自天而降的石塊；但洶湧的波濤險些將船掀翻。大鵬鳥仍繼續擾害，直到夜幕降臨，航海家們才得救。”1091 據哈菲茲·伊本·焦齊(Al－Hafiz Ibn al－Djazi)的《動物志》，“他曾遇見過一個出生於馬格里布的人，這個人曾經在中國及其鄰近島嶼中旅行，並在那些地方逗留了很長時間。這個人從大鵬島帶回了一大筆財產和一根大鵬翎毛管，這根翎毛管是從一 1091《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冊，第 432頁。 354

隻尚未孵出蛋殼的雛鵬身上拔下來的，其內可以容納得九隻羊皮袋的水。那些看到這支翎毛管的人都讚嘆不已。這個人由於多次在中國逗留，所以也被稱為中國人；但他的真名是馬格里布人阿卜德·拉赫曼(Abd－ar－Rah man)。”1092 《動物志》還指出，“大鵬(Rokh)島。這個島是根據大鵬鳥而獲名的，大鵬是一種特別大的鳥，大得出奇，十分令人可怕，以至於有人傳説大鵬鳥的一隻翅膀就將近達一萬英尋之長。”1093 《嶺外代答》中<崑崙層期國>載曰：“西南海上，有崑崙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常有大鵬飛，蔽日移晷。有野駱駝，大鵬遇則吞之。或拾鵬翅，截其管，堪作水桶。”1094 楊泉武考證説：“大鵬傳説，中外皆有，《莊子·逍遙遊》，有‘其翼若垂天之雲’的鵬，《馬可波羅行紀》第三卷第一八五章，也提到馬達加斯加島有搏象高飛稱為 Rock之大鳥。此皆屬寓言或民間神話。惟馮承釣註《行紀》云：‘案此 Rock巨鳥，印度人名日 Garuda，古波斯人名日 Simurgh，阿剌壁人名日 Angka，古希臘人名曰 Gryps，中國人名日大鵬。此物是否與男島女島並為世界最古之寓言，頗難言之。蓋據近代學者之發現，此物世曾有之，空中之有巨鳥，亦如陸地之有古生大象，海中之有鯨魚云。’錄此備考。”1095馬可波羅有類似記載：“據島上的人報告，一年的某一個季節中，有一種離奇的大鳥，從南方地區飛來，他們把它叫做魯克(Rukh)，據説形態酷似一種鷹，但體積比鷹要大得多，力大凶猛，能用爪子抓起一頭象，把象吊到空中，目的是為了把它拋到地面摔死，當象摔死後，大鳥再取食它的肉。據這種大鳥的目擊者説，當它的雙翼展開時，憑目測，長達十六步，毛長八步，厚度也和它相等。”“大汗聽到這種離奇的故事之後，派遣使者前往這個島，借口要求釋放他的一個被扣留在那裏的奴僕，但實際 1092同上，下冊，第 457頁。 1093同上，下冊，同頁。 1094楊泉武，前引書，第 113頁。 1095同上，第 114頁。 355

上是來考察這個國家的情況，和証實一下人家所説的這個離奇故事的真實性，我聽説當他們回到陛下面前時，帶着魯克鳥(Rukh)的一片羽毛，確有九十指距，而羽莖部份圍長有兩掌尺長。這種觸目驚心的展品，使陛下極為快樂，用貴重禮物賜給呈遞這件羽毛的人。”1096 實際上，這種巨鵬是象鳥，又稱隆鳥(Aepyomis)，是一種善於奔跳而不會飛的白色巨鳥。馬達加斯加是象鳥的故鄉，但它在17世紀中葉就已經絕跡。據化石證據顯示，過去該島上曾有身高3米，450公斤重的象鳥存在。數個博物館中保存有三十公分乘二十公分大的巨卵。 孟席斯竟然將其説成“鴕鳥”。“⋯⋯説到船員在 Cap de Diab所見之巨島及巨蛋。孟氏就推測一定是鴕鳥(ostrich)。但證之李氏上引，‘這種巨鳥名為 Roc，其蛋大小有如雙耳酒瓶的腹部，其兩翼展有六十步之廣，可輕易載走一隻象及其他大獸，並飛行極速’(意譯)。這種描寫之巨鳥只能當是神話傳説而已，那裏能當真！但孟氏卻故意不錄此重要之描述部份，斷章取義。只取‘巨鳥及巨蛋’部份，便成非洲之鴕鳥了。這不是大錯，不是故意騙人，是甚麼呢？”1097 孟席斯常常説關於中國的文獻有 6000餘種。他的同胞玉爾撰寫，後經考狄(Henri Cordier)審定的《The book ofSir Marco Polo，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the East》毫無疑問是基本書目之一。該書第 2冊第 415頁上，有一幅巨鵬在空中抓取大象的素描圖。不知道他是否看過。未寓目也罷，若曾見過，卻為其所需，故意將隆鳥篡改為鴕鳥，那麼此等“學術”，怎麼能不令人嘆為觀止！ 通過對圖上迪布角和好望角地理特徵的對比及隆鳥分佈區域的考察，毫無疑問，迪布角便是“大鵬(Rokh)島”，即馬達加斯加 1096《馬可波羅遊記》，第 238－239頁。 1097 蘇明陽<評論《1421 年一中國發現世界》(下篇)——毛羅的世界地圖與鄭和下西洋有關係嗎？>，《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10期，第 30頁。 356

島。 孟席斯在其書中，從阿拉伯語“Al Gharb(西方)”，將“garbin”考證為“西方一地”。1098但他不知道，這是一個意大利語詞彙，意思是“(亞得里亞海的)西南風”1099，轉義為“西南方向” 即便是對此問題的研究者，孟席斯也不是第一人。據筆者所知，最早提出鄭和船隊曾抵達好望角的是美國西雅圖大學的張桂生(Keui－sheng Chang)。他在 1969年地圖史國際會議上作了《14世紀中國地圖中的非洲及印度洋(Africa and the Indian Ocean in Chinese Maps ofthefourteenth century)》的演講。11001971年，孟席斯的同胞李約瑟便引用了這一資料，提出了鄭和繞過好望角之説，影響了不少中外研究者。1985年，沈福偉在<鄭和寶船隊的東非航程>一文中首次加以引用1101。2000年，另一個中國學者孫光圻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一本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的英語論文集中，又重複了此説。1102孟席斯不過是拾人牙慧罷了。 3.“Junk”辭源考 關於毛羅圖中帶有上述兩段題記的船隻是否係中國船，目前有三種意見。當然，孟席斯堅信是中國船。蘇明陽教授認為： “孟氏所用 1459年古地圖，在非洲東岸，衣索匹亞國海 1098《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92頁。 1099《意漢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 332頁。 1100《非洲地圖錄 (Maps of Africa An illustrated and annotated Carto－biography)》，第 15頁。 1101《鄭和下西洋論文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 年，第 1 集，第180頁。 1102 Sun Guangqi，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vigation Technology and of the Maritime Silk Route，in The Silk Roads Highways of Culture and Commerce， edited by Vadime Elisseeff，UNESCO Publishing/Berghahn Books，2000年，第 300頁。 357

外南方繪有一隻船，孟氏宣稱是中國船(見最後一頁，圖二)，並且還是鄭和寶船的圖像。但是仔細查看此船之外形結構，馬上可發現有兩項歐洲十五、六世紀帆船的特徵，為當時中國古帆船所沒有。 這隻船繪有三根桅桿，每根桅桿頂部都繪有一個小方形物。此物當是歐洲古帆船桅上所習有的小觀望台。中國古帆船未有這種結構。再者，在三根桅桿上半部以上各有一橫木。此當為歐式船帆載帆之用。歐式船收帆是由其底部，把帆拉上到此橫木。反之，中國帆的結構無此橫木。整個帆有許多橫條，開帆時用繩索由下拉到桅端上，收帆時是任其下降到桅之底端(見最後一頁，圖三)。故中、歐船帆的結構與操作完全不同，其側面外形也完全迥異，此古地圖所繪船，據有歐式帆船所有之兩大特色，故決不會是中國船。孟先生顯然對中西古帆船之相差處都不熟習，就糊里糊塗的宣稱其為中國船，這樣的新理論只能說是無稽之談而已。”1103 香港林貽典之見相左：“台灣有學者(編按：此指蘇明陽)質疑毛羅地圖的真實性，其論點為地圖上所繪的帆船具有歐洲古帆船特色，因此認為不是中國帆船。但試想當時繪圖者未曾見過中國帆船而將之繪成他們熟悉的歐洲古帆船，怎可能不會發生？事實上於鄭和之後，中國帆船已經沒有在印度洋大規模活動了，繪圖者又怎可能見到中國帆船？所以繪圖者由傳聞中得知事實，將註記寫成中國帆船，但繪畫錯成歐洲古帆船，並不表示毛羅地圖的記載不可靠。”1104 中國當時的船隊使用的是硬帆，即蓬帆。毛羅圖上顯示的是軟帆1105，顯然不可能是鄭和的船。 1103 <“鐵口直斷”説美洲>，《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4期，第 4－5頁。 1104 <再論“鄭和船隊曾經繞過好望角”的見解>，《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10期，第 23－24頁。 1105 唐志拔<鄭和船隊最早環球航行説質疑>，第 56頁。 358

1375年成圖的加泰隆(Atlas Catalan)圖1106中，在印度半島兩側各有一艘懸掛蓬帆的中國式帆船。加泰隆圖是歐洲著名地圖之一，毛羅作為繪圖高手不會對此不知。因此，林氏所言當時繪圖者未曾見過中國帆船而將之繪成他們熟悉的歐洲古帆船及繪圖者由傳聞中得知事實，而將注記寫成中國帆船，但繪畫錯成歐洲古帆船，不過是他個人的“試想” 從《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的記載來看，作者所乘坐的是阿拉伯商人的船隻，所以我們認為，蘇明陽教授之説當可採信。應當指出，林氏所云“中國帆船”是不準確的用法。我們在《1459年毛羅世界地圖考述》中稱之為“中國式帆船”。“中國式帆船”在英語中作“Junk”。從域外文獻來看，約 1300年始見記載1107。1331年的鄂多立克(Odorico)遊記中出現了“Zuncum”形式。1345年的白圖塔(Batuta)遊記中寫作“gonk”或“gonoûk”1108。1348年，馬利諾利(Marignolli)在其遊記中也提到了“junkos”1109。1375年成圖的加泰隆圖中作“Enchi”1110。1459年毛羅世界圖地圖中的寫法是“concho”1111。該詞在葡萄牙語中最早出現的年代是 1510年1112。 1106 作者係西班牙馬略卡(Mayorca)島的猶太人克雷克斯(Abraão Cresques，1325－1387)。原圖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NF Esp 30。在 http：//www.bnf.fr/enluminures/manuscrits/aman6.htm上可閲覽全圖。此外，有兩本專著：Jaime Sans Rieira，El Atlas CatalEan de Cresques Abraham，Barcelona，Diafora，S.A.，1975 和 MAPAMUNDI：the catalan atlas oftheyear 1375，editedandwithcommentaryby Georges Grosjean，Dietikon－Zurique，U.R.S.GrafPublishing Company，1978。 1107《英一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Anglo－Indian Colloquial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and Discursive)》，第 360頁。 1108同上，同頁。 1109達爾加多《葡亞詞彙》，第 1卷，第 499頁。 1110《聖塔倫子爵地圖集》》，第 35－36圖。 1111同上，第 46圖。 1112《國家檔案館藏有關葡萄牙航海和征服的文件(Alguns Documentos do 359

迄今為止，該詞辭源的考證頗有爭議。西方學者中，最早系統考證它的是英國人玉爾和布爾內1113。繼之，葡萄牙歷史語言學家達爾加多(Rodolfo Sebastião Dalgado)也有相當研究。他認為，“junco”的源詞是漢語“chuen”1114，但直接辭源是馬來一爪哇語的“jung”、“ajung”或“jong”的形式1115。我們贊同上述考証。理由之一，船是漢語中的泛指名詞；理由之二，華人移殖南洋的歷史甚早。該詞首先進入馬來一爪哇語，隨後傳入阿拉伯語，最後進入各種歐洲語言；理由之三，在羅明堅、利瑪竇合編的《葡漢辭典》中，可以看到他們的手跡：“giunco： 船”。1116 《法漢船舶科技詞典》將“Jonque”譯為“中國帆船”1117，且註明是歷史詞彙。日本人將“Junk”音譯為“戎克”船1118，後亦傳入漢語1119。 也有中國學者認為，“Junk”是“ ”對音： “考‘ ’一字，一般讀作‘宗’字音，然《康熙字典》、《辭源》與《辭海》等諸字典內均無該字。其首見於《瀛涯勝覽》‘紀行詩’，其云：‘蘇門答臘峙中流，海舶番商經此聚，自此分 往錫蘭，柯枝古里連諸番。’又‘舊港國’條云：‘永樂五年朝廷差太監鄭和等，統領一西洋大 寶船到此。’又‘古里國’條云：‘鄭和，⋯⋯統領大 寶船到彼，起建碑石。’鞏珍《西洋番國志》‘舊港國’條‘序言’內則稱‘寶舡’。 Archivo Nacional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 Navegacções e Conquistas Portuguesas)》，里斯本，1892年，第 220頁。 1113《英一印口語詞句及同源詞綜合詞彙》，第 360頁。 1114蘇繼廎也接受這個辭源，參見《島夷誌略校釋》，敍論，第 4頁。 1115《葡亞詞彙》，第 1卷，第 497－498頁。 1116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第 165頁。 1117《法漢船舶科技詞典》，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5，第 474頁。 1118 蘇明陽<“中國古帆船”請不要再叫為“戎克船”>，《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13期。 1119《漢語外來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 292頁。 360

麥耶兒思認此 字與 Jonque 讀音相似，係瓜哇語之 Jong字對音，指大船之義。剌失德丁則認 字，為 Junk或 Jung之對音，為大海中巨舶之漢名。伯希和認為剌失德丁之說不妥。民間雖流行 字，但不能釋為 Jonque之辯解。按當時航行南海之大舶，一般呼之曰‘海舶’，明永樂宣德兩朝，奉使出洋之舶，則名之曰‘寶船’‘西洋寶船’與夫‘西洋大寶船’。其則僅見‘大蹤’與‘分蹤’二名，所謂‘大蹤’者，係指正使率領艦隊之全體。所謂‘分 ’者，為正使派遣某某率領部份艦隊之意。 總之，無論 與爪哇語 Jong和西方語 Jonque關係如何，蓋係指艦隊而非為船之意。正如‘粵語謂群船為 之也’。”1120 鄭鶴聲在《鄭和出使之寶船》中認為： “鄭和出使之船，史書所稱，其名不一，或曰寶舡，或曰寶船，或曰龍船，或曰巨舶，或曰巨船，或曰大舶，或曰海舶，或曰海船，而官書所稱，則曰寶船。或有稱為寶石船者，蓋以為載寶之船也。因鄭和出使，當時認為求遠國之奇珍異物，故以是名之。此外又有‘大 寶船’‘分蹤’之稱， 字為當時新字，原出馬來文 Joug，葡萄牙人作 Junco，英文作 Junk，釋為中國及其附近帆船之稱。說者以為大 寶船，係指正使所駕之大隊船舶，大 之外，又有分 (李長傳《中國殖民史》)第三章)。或以船之大小而為區別歟？”1121 “關於寶 ，自不免令人想到出於巫語的 Jong，其實尚須深究。按此字巫人用以稱海舶，蘇門答臘的米南迦保語叫Ajong。前字是波斯語，但可能出於廈門語的 TsunChun。這是閩南方言‘船’字的讀音，決非 。而真正的 Tong便是帆舡(詳見荷人《Kawi－Balinese辭典》和前舉的《巫英辭典》)。至十六世紀葡文載籍中的 Juncos，並由是而轉成英語的 Junk，確 1120《鄭和研究資料選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 372頁。 1121同上，第 256頁。 361

始於 Jonk，其原意指東方大舶或泛指航行印度洋中的巨舟，到了近代才指中國船(就 Junk言)。⋯⋯《康熙字典》 內沒有和舯，據韓槐準先生言，舶字也未見說文著錄，疑首見晉書，韓氏並引《南史》和新舊唐書中關於海舶的材料，歸納起來，謂宋前載籍中的海舶或舶，大概都指番舶，其實這種情形，到了宋朝，還無大變。”1122 鑒於“junk”在外文中的出現年代早於首見“ ”的《瀛涯勝覽》一個多世紀，“junk”為“ ”對音之説難以成立。 韓振華提出：“是時出海商舶，多為 船。”1123因而，“junk”也可能是 字的對音。 4.1424年圖上四名考 1424年圖1124的最後作者是 Zuane Pizzigano，所以也稱Pizzigano圖。Pizzigano是 14世紀威尼斯一個著名的製圖世家。圖上的作者署名處有明顯塗改的跡象1125，因此蘇明陽教授關於此圖右、左兩部份是不同人在不同時期所繪製的推斷是正確的。該圖的比例約為 1∶6500，一共標示 543個地名，其中英倫三島地名 130個，歐洲大陸地名 293個，非洲海岸地名 84個，大西洋島嶼名稱 36個。孟席斯在其網頁上宣佈，將從事的第 2項工作是“轉寫 Zuane Pizzigano圖上的名稱”1126，事實上，著名的葡萄牙地圖專家科蒂紹(Armando Cortesão)早在 50多年前就做了這項工作1127，而且孟席斯在其書中多次引用過他的專著。 1122同上，第 264－265頁。 1123《航海交通貿易研究》，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2002年，第 345頁。 1124其收藏情況，請見科蒂紹<1424年海圖(葡語版 A carta náutica de 1424>，載《文匯(Esparsos)》，科英布拉大學，1975年，第 3卷，第 XXX－XXXIV頁。 1125同上，第 3卷，第 191頁。 1126《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460頁。 1127《1424年海圖(英語版 The nautical chart of1424)》，科英布拉大學，1954 362

為何還説將要做這一工作？可能有兩種解釋：孟席斯可能未寓目科蒂紹的考證專著，所引用的是轉引；掠人之美。前者的可能性為大。科蒂紹的專著對“Antilia”“Satanazes”“Saya”和“Ymana”這 4個名稱有詳細的考證。如果孟席斯看過的話，不會再請教葡萄牙駐倫敦使館的人員。 “Antilia”的意思是“島的對面”1128，今音譯作“安的列斯”。“Satanazes”為“魔鬼”1129之意。“Saya”來自拉丁語 sagum，今作“Saia(裙子)”，在中世紀古葡語中作“士兵短裙”解1130。至今，印度洋上仍有一珊瑚淺洲稱“Saya da Malha(毛線短裙)”1131。“Ymana是位於 Antilia西方的一小島，這個名字也很神秘。其詞根 Ima，如同 1424年圖中將加納利亞群島南部的一島標為Himadoro，可能來自拉丁語 Ima這一陰性形容詞，義即‘最後的’、‘極端的’，可能與聖布籃登(S.Brando)傳説有關。”1132。孟席斯討教來的“火山在此爆發”屬於“歪批三國”。葡語中，並無以動詞而且是變位動詞作地名的情況。孟席斯萬萬不知或故意隱瞞了的是，1424年 Pizzigano圖上的加泰隆(Atlas Catalan)圖中了。有確切的外交文件證明，加泰隆(Atlas Catalan)圖作於 1375年，比鄭和下西洋早了 30年。指出此點，孟席斯的全部理論基礎即刻崩潰。 孟席斯書中類似的舛誤，為數不少，例如： 1為證明他所列舉的世界各地講漢語的人都是鄭和船隊成員 年，第 11－18頁及《1424年海圖(葡語版)》，第 3卷，第 8－23頁。 1128《1424年海圖(葡語版)》，第 3卷，第 117－124、195頁。 1129《1424 年海圖(葡語版)》，第 3卷，第 134－144、195 頁及《1424年海圖(英語版)》，第 74－77頁。 1130《1424年海圖(葡語版)》，第 3 卷，第 144－145、195頁及《1424 年海圖(英語版)》，第 77－78頁。 1131《1424年海圖(葡語版)》，第 3卷，第 195頁及《1424年海圖(英語版)》，第 78－80頁。 1132《1424年海圖(葡語版)》，第 3卷，第 196頁。另見第 145－146頁。 363

的後裔，孟席斯竟然説“船員和他們的妾定居在馬來西亞、印度、非洲、美洲、澳洲、新西蘭和太平洋島嶼。”1133迄今為止，在已知的漢語文獻中不見鄭和船隊中有婦女的任何涉及。《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的結尾説，尼古勞帶着妻兒回到了威尼斯。這可能是孟席斯“創作的素材”。鄭和等人“奉使西洋”，屬於“公幹”，且正副使均係宦官，有可能帶妾隨行嗎？這個故事編給外國人聽聽還混得過去，中國人聽了實在是啼笑皆非。 2DNA技術只能説明有中國人血統，但不能證明此種血統何時形成，因此根本無法論證有此種血統的人便是鄭和船員的後裔。南洋華人的歷史較早，而他所列舉的美洲的華裔世家多數不會早於 19世紀的苦力貿易。孟席斯大概根本不知道這個歷史細節而籠統論之。 3孟席斯説，葡萄牙人於 1430年首次抵達亞速爾群島的科爾沃(Corvo)時見到了“一座騎馬的人像”1134。引文未註出處，卻馬上説是“中國雕像”，而推測“可能是朱棣”。1135這完全是捕風捉影。據葡萄牙學者的研究，上述人像可能是腓尼基人的遺物。1136 4孟席斯斷言洪保到過凱爾蓋朗(Kergue1ens)島。1137殊不知，中國鄭和研究的著名學者朱鑒秋早於 1997年就解決了這個問題。結論是：“鄭和沒有到過凱爾蓋朗島。”1138 5他將托斯卡內利(T o s c an elli)致葡萄牙國王函中的“Cipangu”註釋為“China”1139。如果孟席斯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和他“發現”的毛羅圖，不可能如此離譜。 1133《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411頁。 1134同上，第 299頁。 1135同上，第 428頁。 1136《葡萄牙發現史字典》，第 1 卷，第 305 頁。關於腓尼基人航海史，請見《1424年海圖(葡語版)》，第 3卷，第 198－201頁及科蒂紹《Pizziganos Chart of1424》，科英布拉，1970年，第 7－8頁。 1137《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149－150頁。 1138 朱鑒秋<鄭和是否到過凱爾蓋朗島>，《鄭和研究》，1997 年，第 4 期，第 19頁。 1139《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412頁。 364

6孟席斯説“1428年的唐佩德羅地圖顯示了岬角1140呈三角形。”1141他所引用的加爾凡那段記載，未言好望角呈三角形。而且這張地圖根本就是子烏虛有，不知這一結論何來。可能將 Kangnido《疆理圖》1142所表示 1143的形像移植到了他想像的 1428年圖中。 7孟席斯敍述説：“加馬在東方尋求香料貿易的同時，葡萄牙國王若昂(João)派遣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11467－1520)去南美洲，去 1428年圖上標示的地方。”1144在葡萄牙學界，關於巴西的發現屬於偶然，還是有意安排尚有爭議，1145但從未有任何“去 1428年圖上標示的地方”的記載。 8孟席斯認為，《順風相送》約成於 1430年，書在 Bodleian Library1146，沒隔幾頁又説在北京。1147可見，他根本不知道該書原件藏 Bodleian Library，北京出版的是抄件。向達在校註前言中指出：“我們推測，此書很有可能成於 16世紀，⋯⋯”1148但未進行論証。張崇根認為，“根據書中的一些記載，《順風相送》的成書時問，可以推定在十六世紀末葉，其上限不超過 1571年。《順風相送》有三處提到‘佛郎’或‘佛郎番’1149。所謂‘佛郎’或 1140本文作者註：好望角。 1141《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375頁。 1142 關於此圖的考證可見蘇明陽<評論《1421 年中國發現世界》(第三篇)一韓國所繪製《疆理圖》非洲部份之釋疑>及<給南非“大明混一圖”展熱一付清涼劑>，《鄭和研究及活動簡訊》，第 11期。 1143《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98頁。另見《非洲地圖錄(Maps ofAfrica An illustrated and annotated Carto－biography)》，第 17頁。 1144《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376頁。 1145格德斯(MaxJusto Guedes)《巴西的發現》，里約熱內盧，1998年，第 35－37頁。 1146《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463頁。 1147同上，第 467頁。 1148同上，第 4頁。 1149 有關考證可見金國平、吳志良<《兩種海道針經》中佛郎機及珠江口資料補考>，《鏡海飄渺》，第 264－271頁。 365

‘佛郎番’，就是十六世紀侵入東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弄清他們到達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日本等地的時間、地點，有助於判斷《順風相送》的成書年代。”1150郭永芳也認為：“‘佛郎’疑係‘佛郎機’之省略。如果推測無誤，就是此書最後完成於 1521年 4月 7日麥哲倫航行到達菲律賓之後，即 16世紀。向達先生認為此書‘很可能成書十六世紀’，假如把他作為下限，即最後成書的時代則是可信的。”1151不知孟席斯為何將《順風相送》的年代定於 1430年左右。 9孟席斯多次引用《武備志》，稱其為《中國航向書》1152並註明“現存北京政府”，提出的成書日期是 1420年。1153同時，他還多次涉及《茅坤圖》，並稱其成圖的年代是 1422年，且註明“現存北京”。1154他雖然知道《茅坤圖》是《武備志》的一部份，卻提出了兩個不同日期。1422年説，他引用的是 J.H.Parry。這位作者比較謹慎，使用的是“1422年左右”1155，可孟席斯的筆鋒一轉便無緣無故去掉了“左右”，變成了“1422年茅坤圖”。1156這種為我所需的刪節也太隨意了！《武備志》和《鄭和航海圖》的確切時間仍是鄭和研究中未解決的問題，孟席斯應該出具將它們分別考為 1420年和 1422年的證據來。 10加爾凡的著作是其論點的基石。我們看到他所引用的版本很多。 在第 14章中，作 Galvão，A.，The Discoveries ofthe World，New York，1969。1157 1150張崇根<關於“兩種海道針經”的著作年代>，《中外關係史論叢》，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第 1輯，1985年，第 188－189頁。 1151 郭永芳<《順風相送》最初的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質疑>，《中國東南亞研究會通訊》，鄭州，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會，1986年 3、4期(總第 24、25期)，第 18頁。 1152《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第 445頁。 1153同上，同頁。 1154同上，同頁。 1154同上，第 88頁。 1156同上，第 94、106頁。 1157同上，第 496頁。 366

在第 15章中，作 Antonio Galvão，The Discoveries of the World，Hakluyt Society，1862，p 369。1158 在第 17章中，作 Antonio Galvão，Tratado Dos Diversos e Desayados Caminhos，Lisbon，1563。1159 這樣重要的資料，不肖説他未查閲原文，就連他毫無困難可以閲讀的英語譯本也未完全過目。“Antonio Galvão，Tratado Dos Diversos e Desayados Caminhos，Lisbon，1563。我使用的是哈庫伊德(Richard Hakluyt)的譯本，1601年，第 23－4頁，引自羅傑斯(F.M.Rogers)《唐佩德羅王子的旅行》，哈佛大學出版社，劍橋，馬薩諸塞，1961年，第 48頁”1160。我們看到，孟席斯將題目都抄錯了。《唐佩德羅王子的旅行》，哈佛大學出版社，劍橋，馬薩諸塞，1961年，第 327頁上“Desayados Caminhos”的正確寫法是“desuayrados caminhos” 該書葡語原題如下： "TRATADO. Que compôs o nobre & notauel capitão António Galuão, dos diuer/sos & desuayrados caminhos, por onde nos tempos pa//ados a pimenta & especearia veyo da índia ás no//as partes, & a/si de todos os de/cobrimentos antigos & modernos que /ao feitos ate a era de mil & quinhentos & cincoenta. Com os nomes particulares das pe//oas que os fizeram: & e em que tempos & as suas alturas, obra certo muy notauel & copio/a.(論述。崇)高與知名的加爾凡船長撰。往昔胡椒及香料從印度來我們地方的坎坷之路及至公元 1550年的古今發現。發現者的名字，時間，緯度。十分著名及豐富之作)” 因其題目過長，現在一般稱為“Tratado dos Descobrimentos(發現論)” 孟席斯的研究方法不打自招。在需要引述《唐佩德羅王子的旅行》未輯錄的段落時，才迫不得已查閲了英語譯本，所以才出現了引用同書同一英譯不同版本的情況。 1158 同上，第 473頁。 1159 同上，第 475頁。 1160 同上，第 465頁，註釋 20。 367

在 2002年 3月 15日的聽證會上，他曾援引此段作為證據之一，並做了刻意的刪節，竟然將英文錯譯的“⋯it is written that Dom Peter，the King ofPortugal’s eldest sonne，was a great traveller.”改為“Dom Peter，the King ofPortugal’s eldest sonne，was a great traveller.”1161尤其不可接受的是，在“Dom Peter”前居然未加表示刪節的符號，令人以為原文如此。在正式出版時，他才將全文錄出。 11讀者不難發現，孟席斯著作中缺乏最基本的歷史與學術準確性。福建的長樂碑被拼作“Chiang－su”，顯然這是威妥瑪拼音系統的“江蘇”，然後又加註“福建省”。1162在證據中列舉碑刻時，劉家港後註明福建省1163。他書中的主人公均取自《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跡記》和《天妃之神靈應記》二碑，竟然連它們在何處都張冠李戴。業餘也不能業餘到如此地步吧？！ 實際上，此二碑所記錄的七下西洋的年月及行程最好地回答了 1421至 1423年間鄭和船隊有無航行至美洲這一問題。 孟書的可圈可點之處實在太多。若要細細平説，篇幅當在其書之上。只能聊舉數例，點到即止。 三、沒有結論的結論 行文至此，我們必須收尾，卻無從結論。鄭和下西洋成為當今傳媒的話題和學界的研究熱點，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之所以高興，一方面是因為鄭和下西洋對世界的貢獻終於獲得國際性的高度重視和評價，另一方面，鄭和研究也可以藉此推上新的台階。然而，我們必須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討論，我們必須以實事求是精神來探索，決不能人云亦云，更不應憑空捏造。 縱觀孟著後開列的書目，尤其是關於葡萄牙的部份，基本上 1161 同上，第 412頁。 1162 同上，第 81頁。 1163 同上，第 429頁。 368

是英語或英譯的文獻。應該指出的是，孟席斯對他引為全部理論基礎的葡語文獻的歷史背景和學術發展所知無幾，甚至可以説一無所知，雖然他“謙稱”“業餘研究者”，進可成名，退可自保，但將鄭和船隊的“環球航行”作為“新發現”來炒作兜售，為聳人聽聞，增加叫座率和商業價值，更將許多主觀的任意解釋凌駕於眾所周知的客觀歷史之上，實在離絃走板。老實説，即便作為普及書籍，此書也達不到出版的基本水準。此書厚厚的 500餘頁，從頭到尾似是而非，故弄玄虛，無一實據，不過是一堆雜亂的拼湊、穿鑿、篡改和編造，無任何學術價值可言，對追求學術的嚴肅性與尊嚴的人來説，實不足道。衹是因為孟席斯“新説”驚天動地，孟著《1421年一中國發現世界》又來勢洶洶，如果大家都沉默不語，勢必對本來還有許多未解問題的鄭和研究造成傷害，產生更多的誤區。 誠然，學術無禁區，言論有自由。研究者在立場觀點上有絕對的自由，完全可按照自己的理解與論述的需要組織材料，但並無按照自己立論的需要擅自篡改刪節材料的任何權力。這是舉世公認的學術紀律與規範。違反了它，也就不成其為學術了。再則，學術研究如金字塔，只有佔有大量資料作為基礎，才能拱起塔尖。而孟席斯凴過於豐富的個人“歷史”想像力，加上對已搜集資料為其所用的“歪批”，騰空樹起了塔尖，然後再企圖慢慢填補塔基，而且冀望於世人向他的個人網頁匯集“證據”1164。這種做法，實在令人嘆為觀止；這種學術風氣，絕對不能助長。史學研究以求實求真為己任，這應該是一個無論以專業還是業餘身份從事研究的人的基本常識和共識。 1164華人也提供了一些“新證據”，如畢全忠<鄭和航海新説>，《人民日報》，2002年 4月 16日，第十版人文社科。在 2002年 12月第二屆昆明鄭和研究國際會議上，他又以此內容作了主題發言。近期以<有關鄭和航海新説的幾則史料探析>為題發表於《鄭和研究》，2003 年專刊(總第 50期)。林貽典有<鄭和船隊曾經繞過非洲好望角的見解>一文，初刊於台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2002年，第 6、7期，後以<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為題刊登於《海交史研究》，2002年 12月，第 2期。近期又以<再論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為題刊登於《鄭和研究》，2003年專刊(總第 50期)。 369

西方文獻中所見中國式帆船之 龍骨及“鄭和寶船”之桅桿資料 鄭和七下西洋，張揚國威至極，貿易遍及東南亞、印度洋，而寶船收帆又將擁有漫長海岸線的中國帶回了我們祖先的黃土地。中華民族自動退出了世界大舞台，將海洋拱手讓人。此後飽嘗苦果，災禍重重。降至鴉片戰爭，一個不久前還擁有世界最強大船隊的洲際海上強國居然被西方的堅船利砲打得一敗塗地，令國人蒙辱百年。沉淪之中，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成為了中國人尋求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的重要史事，因而從梁啟超開始的鄭和研究具有相當濃厚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色彩。 在準備隆重慶祝鄭和下西洋 600周年之際，鄭和寶船尺寸的科學求證以及寶船的仿造的爭論已超越了學術探討的範疇，成為一個重要而敏感的問題，甚至可能與北京奧運及上海世博一道，將變成世界關注的一個焦點。因此，寶船的仿造應該慎之又慎，力求達到真實的仿古性，盲目的求大或無知的縮小都可能影響當今中國的形象，任何重大失誤將貽笑世人。每一個炎黃子孫，皆應該義不容辭地獻出自己的全部聰明才智，齊心協力完成這項歷史使命，為鄭和寶船的科學論證，為再造中華民族經過 600年沉寂後的歷史輝煌盡一份綿力。鑒於目前關於鄭和的漢語史料極度缺乏，我們力所能及地為鄭和寶船的研究提供一些罕見的葡語及其他西方語言史料。 近百年的鄭和航海史研究中，兩個基本問題最令人入迷， 1165 我們以為，從鄭和下西洋的人員構成來看，其軍事性質十分明顯。除了近來學者多有討論的“以海屏陸”的因素外，是否可以將其視為傳統生 370

也最迷離：之一，鄭和下西洋的使命 1165及其中止的原因；之二，鄭和寶船的尺寸及舶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尤其在史學界和造船界之間尚未形成共識，對此爭論分歧甚大，至今仍為未斷公案。 多種明清史料，尤其是《明史》，稱鄭和寶船長“四十四丈，廣十八丈”。這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成為了主流學説，稱“明史派”。中國科學院院士楊槱早於 1962年便對此提出了質疑。40 年後，楊教授仍然堅持這一觀點：“《明史·鄭和傳》載有鄭和航海用大海船的主要尺度：‘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六十二’。由於這個尺度不合情理，我一直認為《明史》編錄有誤，並多次在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發表了：‘不存在這樣大尺度的航海木帆船；鄭和航海不需要這樣大尺度的船；直到今日仍然不可能造出這樣大尺度的木帆船；這樣尺度的船既不適於航海，又無法僅依靠人力操縱駕駛’等等議論。這些看法被許多學者嗤之以鼻，不屑一顧。”1166 此稱“質疑明史派”。此外，還有以船舶界人士為主的“科技派” 近來學者排比了現存明、清 8種文獻所列鄭和寶船長寬尺度、船數及桅數的資料後，結論説這些記載都不值得深信，原因是這 8種文獻不是獨立證據。羅懋登的神魔小説《西洋記》是其他 7 種文獻輾轉抄襲的源頭。1167然而，即便“質疑明史派”獲勝，也只能否定明清 8種史料的記載，寶船的尺度還是個未知數，因而，復原寶船仍是個大難題。 存策略“遠交近攻”的一種實踐？這種“遠交”既有“交誼”，又有“交易”。“交誼”省去可能的征戰費用，“交易”互通有無，促進經濟。下西洋耗費百萬，但省下的錢、賺回的錢，如何計算？當在此數之上不知多少倍！朝貢貿易是別人送甚麼來，朝廷接受甚麼；下西洋是朝廷要甚麼，鄭和就尋找甚麼。這不是最早的國家對外貿易嗎？ 1166 楊槱<現實地和科學地探討“鄭和寶船”>，《海交史研究》，2002 年，第 2期，第 1頁。 1167蘇明陽<歷史與小説的錯綜交織一解開“鄭和寶船之謎”>，《船史研究》，第 17期(2002年)，“鄭和下西洋專刊”，第 139－153頁。 371

為此，海軍工程大學教授唐志拔依據 1936 年發現的南京靜海寺殘碑上“永樂三年將領官軍乘駕兩千料海船並八櫓船⋯⋯”的記載及 1999 年發現的《天妃經》卷首插圖 1168上的鄭和船隊圖，研究確定了 2000 料船便是大號寶船。其論據是：碑記是用來旌表盛事的，碑文中提到的當是船隊中的大船，提小船不合情理。碑文中提到的恰是 2000料海船。此外，《天妃經》卷首插圖上寶船有三層甲板，按每層 2米進行復原計算得到的結果也與此相符。該船應設有 6根桅桿，其中部份為能放倒的可眠式桅桿。因此，他提出了復原 2000 料(約 1000 噸級)寶船的方案。2000 料寶船，約長 60 米，寬 13 米，排水量約 1000噸至 1200噸。1169 中國知名海交史學者韓振華曾於 1989 年撰文提出了“四十四丈，廣十八丈=2000料寶船説”，但未引起各界的重視： “《明史》等書說：鄭和下西洋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小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另據鄭和所立的南京靜海寺(殘碑)碑文說：下西洋船有二千料、一千五百料。對此，近半個世紀以來，討論者不少，可謂疑信參半，大凡站在自然科學角度來探討的，大都認為寶船尺度的數字有問題，不能信從。 《明史》等書所記鄭和下西洋船的長、闊尺度，長即長闊相乘所得的尺數，一尺十料，該得船料若干。闊即深闊相乘所得的尺數。我們在上文已經屢次講到，官料是以底長與闊相乘所得尺數來計料；民間工料是以水線長與面闊相乘來計料，所以官料以民間工料，計料之數，通常是少丁一半。船的深與(面)闊，一般是相等的，即 1∶1(也有 1.2∶1)。水線長乘面闊的積除深乘面闊的積，其比率是和水線長除面闊抑或底長除闊，都 1168王伯敏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第 20冊“繪畫編·版畫卷”第 30圖，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年。沈建峰描摹復原圖可見《中國科技史料》，2000年，第 1期，封面內頁。 1169 唐志拔<鄭和寶船尺度之我見>，《船史研究》第 17期(2002年)，第 21－28頁。 372

是一樣的，求鄭和寶船的長、闊尺度，先把深與面闊相乘所得的積數，開平方後，其尺數就是深與闊間各自的尺數。水線長乘面闊的積除深乘面闊的積，所得商數，也就是水線長除面闊的商數，其比率是相同的。既知面闊的實數尺寸，把它和長闊比的比率相乘，就可以求得水線長的實數尺寸。 寶船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亦即水線長與面闊相乘得 444，深與面闊相乘得 180尺。長闊相乘得積數 444尺比深闊相乘所得積數 180 尺，其比率為 2.466。深闊相乘得180尺，亦即深 4.23丈乘闊 4.23丈，得 17.89丈(整數 180尺)。船的水線長等於面闊乘上述比率。面闊 4.23丈乘長闊比的比率2.466，求得船的水線長為 10.5丈左右。水線長 10.5丈乘面闊4.23丈，得 444.15尺，整數 450尺，一尺十料，得四千五百料(民間工料)。如以官料計算，底長 7.5丈，乘闊 2.96丈，得 232尺，整數二百尺，一尺十料，得二千料(官料)。南京靜海寺鄭和殘碑，記載‘永樂三年(1405年)，將領官軍乘駕二千料海船並八櫓船⋯⋯’，殘碑所謂二千料(官料)海船，就是上述‘寶船大者’的底長與闊相乘得二百餘尺，即官料二千料的寶船。 既知寶船的水線長為 10.5 丈，面闊為 4.23 丈，其餘各部分的長度，用 0.7 的比率就可求得。估計：底長 7.5，水線長10.5丈，身長 15丈，船總長(帶造字梢)21丈；面闊 4.23丈，闊(次面闊)2.96 丈，水線長乘面闊得四十四丈四尺，面闊乘深得一十八丈。 ⋯⋯ 總之，造船物料，千料以下，以百料為單位，每百料應給多少木材、鐵釘、油灰等等，皆有詳細規定。千料以上，以千料為單位，每一千料應給多少木材、鐵釘、油灰等，同樣有詳細規定，要注意的，是在給與‘造船物料的’船料時同樣規格的一條船，官方卻比民間工料少給一半的‘船料’。計算船料方法，是：以船的水線長闊乘得多少尺，一尺十料，得若干料(民間工料)。以船的底長(或中龍骨長)乘闊(或‘次面闊’)得多少尺，一尺十料，得若干料(官料)。官料的船料，比民間工料的船料，其計料約少了一半。所以不能認為鄭和下西洋的寶船， 373

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乃實際是這樣龐大的長度，事實上，這裏所說的長，是指長乘深所得的積數，中國歷來向海船抽稅，就是丈量船的長度和丈量船闊度二者相乘所得的積數，作為每隻船抽稅的標準，四十四丈四尺的長度是長闊相乘所得積數為四十四丈四尺，這樣才是可信的。1170 如果韓先生的論證合理的話，寶船尺度之爭似乎可以結束了，那麼仿造寶船有了希望。 至於寶船的型式，有平底沙船及尖底福船二説。兩種意見爭論多年，尚無定讞，但從《船史研究》第 17 期(2002 年)的“鄭和下西洋專刊看”，似乎福船説近年逐佔上風。 金秋鵬在前引文據新發現的圖像資料論述了鄭和寶船當為福船這一課題，其依據是：1現存永樂十八年的《天妃經》卷首插圖中的鄭和船隊圖像表明，鄭和船隊由福船組成；2鄭和船隊航綫中，沿海岸航行時所經為多島礁的海區，穿越南中國海及印度洋時為風大浪高的海域，故當為尖底及船舷高的海船，而福船符合這些要求；3比較福船和沙船的橫搖周期，説明福船的抗風浪性和舒適性優於沙船，故鄭和船隊採用的應是福船型的船舶。1171 無論是永樂十八年的《天妃經》卷首插圖中所見的鄭和船圖，還是《過洋牽星圖》，都只能使專家們通過其外觀推測它們是福船。而有無龍骨，則是沙船與福船的最大區別。 1375年成圖的加泰隆(Atlas Catalan)圖中包含了關於中國帆船在印度洋活動的信息。圖上在印度半島的馬拉巴爾海岸標示有一艘中國式帆船。它張掛著一方形大蓬，有兩個華人的形 1170 韓振華<論鄭和下西洋船的尺度>，《航海交通貿易研究》，第 291－292、294頁。 1171 金秋鵬，前引文，第 63頁。 374

象。其圖例如下：“這些船稱為中國式帆船(Enchi)。其龍骨長度為 60瓦拉(varas)，吃水深 34瓦拉；至少有 4桅，有時可達到 10桅，張掛用竹子和棕櫚葉做成的蓬。”1172 這裡涉及的是鄭和下西洋以前的中國船隻，可據此類推鄭和寶船。這一史料明確涉及了龍骨，説明是福船。瓦拉是一長度單位，合 0.8359米。60瓦拉約為 50.154米，其值接近 2000料寶船，約長 60米的尺寸。吃水深 34瓦拉可能有誤，原因不難解釋，當地人很難僅憑外觀準確估算船體的水下部份。據《紀效新書》，福船“吃水一丈一、二”。“有時可達到 10桅”可能是指主要的 4桅之外，還有 6根放倒的可眠式桅杆。與圖例相應的船圖上見有 5桅，關於蓬的製作材料也符合中國帆船的特點。 葡萄牙人巴爾伯薩(Duarte Barbosa)於 16世紀初在馬六甲見到了中國船並留下了如下記載： “許多地方的大船滿載貨物來此：從中國有一些名叫中國式帆船(juncos)的巨大船舶來此。它們有 4桅，⋯⋯”1173 著名的 1459 年毛羅世界地圖非洲部份南端，有兩艘中國式帆船標記並配有圖例。在今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附近的圖例稱： “約在主年 1420 年左右，有一條大船或稱來自印度的中國式帆船(conchodeindia)，橫越印度洋，通過迪布角外的男、女島，取道綠色群島和暗海，向西和西南方向連續航行了 40天，但見水天一色，別無他物。據估計，約行 2000 海里。此後情況不妙，該船便在第 70天回到了上述迪布角。”1174 其相應的圖是一艘三桅船。儘管圖形與中國帆船的外形相差較大，但從圖例確知是中國式帆船，而且是來自印度的中國式帆 1172 《聖塔倫地圖集(Atlas de Santarem)》，第 35－36圖。 1173 《東方聞見錄(Livro do Que Viu e Ouviu no Oriente)》，第 144頁。 1174 《聖塔倫地圖集(Atlas de Santarem)》，第 46圖。 375

船。毛羅可能沒有見過中國式帆船的實物或草圖，因此是按照西方地圖繪製家的想像製作的，難免留下西方船隻的外形。無 論如何，它從西方文圖資料的角度，印證了鄭和寶船為三桅。這為《過洋牽星圖》中的四艘三桅船作了最佳旁證和註釋。考證《過洋牽星圖》的論文可謂汗牛充棟，但因受“四十四丈”説的局限，迄今未見有人認真解讀這四幅圖。連幾十年來堅持不懈質疑《明史·鄭和傳》的楊槱也謹慎地説：“這應是鄭和航海用船的寫意圖”。1175 總而言之，下西洋參加者僧人勝慧出資刊刻的《天妃經》卷首插圖上所見的 5列 5艘船都是 3桅。向達斷言“一定淵源有自之作”1176 的《鄭和航海圖》中《過洋牽星圖》中四圖均是三桅，毛羅圖內中國式帆船也是三桅，而且註記標明的“約在主年 1420年左右，有一條大船或稱來自印度的中國式帆船”與《天妃經》刻印的年代完全相同。據此，可以説《過洋牽星圖》上的四艘三桅船是寫實圖。換言之，這便是鄭和寶船的繪圖。西方史料説明，鄭和寶船是具有三根主桅的福船。這至少可以成為仿造鄭和寶船的外形參數。 展望 21世紀的鄭和研究，尚有許多課題仍需要繼續探索，例如船隊的軍事裝備，給養供給，衛生條件等基本問題。此外，學界還應該大力加強鄭和下西洋與西方航海活動的比較研究。從 15 世紀初中國及歐洲的社會、經濟、軍事、宗教及文化發展的角度來探索世界三大航海活動的內部動因及外部意義，尤其是鄭和下西洋對達伽馬東航的直接影響，努力發掘中外新資料，重新探討鄭和下西洋的史實，客觀而科學地評估鄭和在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的地位。 1175 楊槱，前引文，第 4頁。 1176 《鄭和航海圖》，序言，第 4頁。 376

葡萄牙語資料內有鄭和船隊海上遇難沉船地點的記載1177。我們建議，是否可以其為依據，將原來準備仿造大船的部份資金用於考古打撈。如果能打撈出永樂時代的沉船或遺物，通過它們之間的比例關係可推估出較可靠的船長、船寬等數據，其意義可能不在建造寶船之下。為此，我們呼吁在慶祝鄭和下西洋 600周年的活動計劃中，切實研究考古打撈的可行性。 由於鄭和下西洋原檔被焚，加之現知漢語史料極其有限，若不大力發掘域外史料，許多問題的研究很難得到突破性的進展。我們認為，作為鄭和下西洋的直接後果而產生的澳門，應該適時成立澳門鄭和研究會，組織一個國際性多學科整合的班子，深入挖掘各語種的有關資料，在塵封故籍中探索、重建鄭和下西洋的足跡，為弘揚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作出貢獻。 1177 詳見金國平、吳志良<葡萄牙史料中所見鄭和下西洋之史實述略>，《東西望洋》，第 212－246頁。 377

鄭和船隊冷、熱兵器小考 在近 20年的鄭和研究中，出現了一批 1178研究鄭和船隊軍事問題論文，其側重點在於探討鄭和的軍事和海權思想，論述其軍事才能，描述下西洋中幾次著名的軍事行動，對傳統的“耀兵異域”論提出了質疑，以《衛所武職選簿》對船隊的人員構成進行考察，開啟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但宏觀論述多於微觀考察。其船隊的具體軍事裝備仍是一個薄弱環節，而之所以薄弱，是因為可考、可靠的漢語文獻匱乏。 鄭和船隊遠航西洋浩浩蕩蕩，氣勢逼人，既要揚國威於海外，又要防範海盜的搶劫掠奪及地方敵對勢力的進攻，必須有強大的武裝為後盾，即《明史》所言“不服則以武懾之”1179。這決定了鄭和船隊的構成以武裝力量為主。其人員之精悍，據《衛所武職選簿》可略知一斑，但其武器之詳情卻無從查考，所知仍然甚少。浩蕩的艦隊、精悍的官兵、精良的武器及鄭和等指揮官的優秀軍事指揮才能，構成了鄭和使團強大的軍事實力。鄭和的政治、外交、軍事及貿易功績，如扶植弱小，平衡地域政治，鎮服各國之二心，無不以強大軍事力量作後盾。因此，這是一個應該繼續大力開拓的研究領域。 唐志拔《試論鄭和船隊裝備的武器》一文乃迄今為止屈指可數的幾篇研究此問題的力作之一。它根據古籍記載和出土現存實物，較詳細地涉及了鄭和船隊可能配備的冷、熱兵器的情 1178 《鄭和研究》，1996 年第 2 號(總第 29 期)，第 57 頁及時平<十年來有關鄭和軍事問題的研究>，《鄭和研究》，1996年第 2號(總第 33期)，第13－19頁。 1179 《明史》，第 7767頁。 況。唐文的傑出貢獻是考證出羅懋登 1597 年的《西洋記》中 378

關於鄭和船隊兵器裝備的描述來自 1560 年成書的戚繼光編撰的《紀效新書》中的有關記載 1180，而且將數量誇大了 10倍。 唐文鈎稽史料，對鄭和船隊的裝備作出了如下判斷： “綜上所述，鄭和艦隊每艘戰船上可能裝備的兵器類型和數量如下： 冷兵器：弓、弩、標槍、砍刀、鉤鐮、灰罐、撩鉤、梨頭鏢、小鏢等 10～50把，頭盔、藤牌每人 1付。 燃燒性火器：火球、火蒺藜、火藥箭、火槍、鐵咀火鷂、煙球等各約 10～100個。 爆炸性火器：鐵火砲、神機石榴砲等約 50～100個。 金屬管形火器：長 630～1000毫米、口徑 210～230毫米，重 70～120千克的大型銅或鐵銃砲 1～4座；長 316～520毫米、口徑 75～119毫米、重 8.35～26.5千克的銅或鐵制中型銃砲 2～8座；長 320～440毫米、口徑 14～23毫米、重 1.55～2.5千克的銅制手銃約 10～20把。”1181 本文擬從歐洲文獻出發，為唐文提供一些史料支持。在此之前，略作一二補考。 首先，唐文論證鄭和船隊應該裝備了火器。“水軍戰船裝備的火銃數，史料中雖無明確記載，但據《續文獻通考》卷122上記載：1393年規定在一艘海運船上裝備的兵器有，手銃16支、碗口銃 4門、火槍 20條、火攻箭 20支、火叉 20把、火蒺藜砲 10 個、銃馬 1000 個、神機箭 20 支。”1182這一論點得到了域外史料的印證。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的敕令對火器有涉及，只是“軍火器”語焉不詳： 1180 《西洋記》中關於鄭和船隊隊陣的描述與《紀效新書》所繪的水軍船隊圖式基本相同，可能也來自此書。 1181 唐志拔<試論鄭和船隊裝備的武器>，《鄭和研究》，2003 年專刊(總第50期)，第 204頁。 1182 同上，第 203頁。 379

“南京守備太監楊慶、羅智、唐觀保、大使袁誠。今命太監鄭和等往西洋忽魯謀斯等國公幹，大小舡六十一隻。該關領原交南京入庫各衙門一應正錢糧並賞賜番王頭目人等綵幣等物，及原阿丹等六國進貢方物給賜價鈔買到紵絲等件並原下西洋官員買到磁器鐵鍋人情物件，及隨舡合用軍火器紙劄油燭柴炭並內官內使年例酒油燭等物，敕至，爾等即照放支與太監鄭和、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監洪保等，關領前去應用，不許稽緩。”1183 其次，唐文排除了《西洋記》中所列舉的三件外來金屬火器的可能性。在此，筆者作些補考。 1.“大發貢” 《西洋記》所稱：“每戰船器械，大發貢十門，大佛狼機四十座，⋯⋯鳥嘴銃一百把，⋯⋯”1184 《紀效新書》的原文是：“福船應備器械數目大發貢一門，大佛狼機六座，⋯⋯鳥嘴銃十把，⋯⋯1185 《紀效新書》對佛狼機和鳥嘴銃 1186有詳細的圖解説明。 “大發貢”亦稱“銅發貢”1187，對此，《籌海圖編》有圖文介紹。1188 稍後的《武備志》基本轉載了《籌海圖編》的內容。 “大發貢”亦簡稱“發貢”，“戚公繼光云：⋯⋯一行營之內，鳥銃雖速准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 1183 鞏珍《西洋番國志》，第 9頁。 1184 (明)羅懋登著，陸樹崙、竺少華校點《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上冊，第 238－239頁。 1185《紀效新書》(四庫本)，卷十八，第 13頁。 1186 同上，卷十五，第 29－30頁、第 17－28頁。 1187北京八達嶺長城有一門 1628年鑄造的“捷勝飛空滅虜安邊發熕”，參見成東<明代後期有銘火砲概述>，《文物》，1993 年，第 4 期，第 79－86頁。不過，我們並不認同成東所言：“熕或寫作‘貢’，是英語 gun(槍砲)的譯音”。 1188 《籌海圖編》(四庫本)，卷十三，第 35－36頁。 380

狼機又大重，難於扛隨。今以臆創一器，名為賽貢銃，既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共鉛子猶勝佛狼機之大，共聾勢可比發貢，其速即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甚妙！”1189 從“賽貢銃”一名可知，“發貢”係一種銃，而且是銃中最大者，相當於“bombarde”。從“捷勝飛空滅虜安邊發熕”的實物照片來看，它的制式與紅衣(夷)炮相同，就是前面説到的“bombarde”。顯然，“發貢”是“發鑛”的變音。 “發鑛”與“發熕”，簡寫為“發貢”十分費解。尤其是熕”、“貢”與“鑛”既不是假借字，也不是通假字。這兩個詞組古今詞書均無收入，亦不見前人所有述及。我們認為，從上下文來判斷，可能來自“振聾發聵”這個常用成語中的“發聵”。比喻大聲疾呼，以喚醒愚昧的人。亦作“發聾振聵”。聵，讀Kui音，五怪切，去聲，怪韻。“聵”的常用義項是“聾”，但又有嚴格區別。聾，是一種生理疾病，有先天性和後天性耳聾之分。聵，是指“生而耳聾”。《國語·晉語四》：“聾聵不可使聽。”韋昭註：“生而聾日聵”“熕”大概是對“聵”，因形近而產生的誤寫。 “共聾勢可比發貢”可證此語來自“振聾發聵”。“發熕”或“發鑛”比喻砲聲大得可以使聾、聵之人聽見。 “郁永河所著《偽鄭逸事》記成功有‘龍碽’，火力極大， ‘較紅衣砲不加大而受藥彈獨多’‘所至一方糜燜，”1190 “龍碽”或為“聾碽”之訛？ 2.“大佛狼機” 最早詳細報道佛狼機的是顧應祥。顧應祥《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對此有比較詳盡的記載： “正德間，予任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巡海副使汪鋐進表赴 1189《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363頁。 1190《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 1冊，第 316頁。 381

京，予帶管海道。驀有番舶三隻至省城下，放銃三個，城中盡驚。⋯⋯銃乃其船上帶來者，銃有管長四、五尺，其腹稍大，開一面以小銃裝鐵彈子，放入銃腹內，藥發則子從管中出，甚迅。每一大銃用小銃四、五個，以便輪放。其船內兩旁各置大銃四五個，在艙內暗放，敵船不敢近，故得橫行海上。彼時正值海盜猖獗，遣兵追捕，備倭盧都司命通事取一銃送余應用，其外又用柚木裹，以鐵箍三四道束之。詢之曰□恐彈發時，銃管或裂故也。翌至校場試之，遠可二百步，在百步內能損物，遠亦無力。其火藥與中國藥不同，都司曾其抄藥方，不知廣中尚存否？後汪鉉為兵部尚書，奉行各邊俱鑄此銃，以備北虜。”1191 《籌海圖編》也有記載： “刑部尚書顧應祥云：佛郎機，國名也，非銃名也。正德丁丑，予任廣東僉事署海道事，驀有大海船二隻，直至廣城懷遠驛，稱係佛郎機國進貢。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纏頭，如回回打扮。即報總督，陳西軒公金臨廣城，以其人不知禮，令於光孝寺習儀三日而後引見。查《大明會典》並無此國入貢，具本參奏。朝廷許之，起送赴部。時武廟南巡，留會同館者將一年。今上登極，以其不恭，將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廣東，驅之出境，去訖。其人在廣久，好讀佛書。其銃以鐵為之，長五六尺，巨腹長頸，腹有長孔，以小銃五箇輪流貯藥，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鐵箍，以防決裂。海船舷下，每邊置四五箇，於船艙內暗放之。他船相近，經其一彈，則船板打碎，水進船漏，以此橫行海上，他國無敵。時因征海寇，通事獻銃一箇並火藥，方此器曾於教場中試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戰則無用矣。後汪誠齋鋐為兵部尚書，請於上，鑄造千餘，發與 1191《靜虛齋惜陰錄》卷一二《雜論》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4，子部，雜家類，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 20－21頁。 382

三邊。其一種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國原有此制，不出於佛郎機。每座約重二百觔，用提銃三箇，每箇約重三十觔；用鉛子一箇，每箇約重十兩。 其機活動，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營門之器也。其制出於西洋番國，嘉靖之初年始得而傳之。中國之人更運巧思而變化之，擴而大之，以為發鑛，發鑛者，乃大佛郎機也。約而精之，以為鉛錫銃，鉛錫銃者，乃小佛郎機也。其制雖若不同，實由此以生生之耳。其石彈之大如升氣力，小於發鑛而大於鉛錫銃。若遇關隘，人守堅不可過者，以此攻之，借勢而渡。”1192 3.“鳥嘴銃” 1543 年，葡萄牙人把扳機擊髮式火槍傳入日本。1193 此槍是滑膛槍，前膛裝藥，有效射擊距離在 50至 80米之間。這是一種威力強大的新式武器。日本人立即進行仿製、改進。1575年，豐臣秀吉在他統帥的正規軍隊中組建火槍部隊。這種新式武器使豐臣秀吉“以武力統一全日本”的政治野心如願以償，迅速擊潰了許多內戰宿敵，促進了日本列島統一的步伐，因而對日本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日本浪人，夥同華人及葡人持此利器侵擾中國東南沿海，打得明朝沿海駐軍難以抵擋。“倭患”猖獗與此不無關係。雙嶼之役後，中國以繳獲的鳥嘴銃為式樣大量仿造，用於抗倭與抗虜。 “都御史唐順之云：虜所最畏於中國者，火器也。天助聖 1192《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44－145頁。 1193 Avelino Rodirgues，Leong Kai Taie Goncalo César de Sá，Yanegashima－A Ilha da Espingarda Portuguesa(種子島——葡萄牙鐵砲島)，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1990. 383

明，除兇滅虜，而佛郎機子母礮、快鎗、鳥嘴銃，皆出嘉靖間。鳥嘴銃最後出而最猛利，以銅鐵為管，木槖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洞穿，其點放之法一如弩牙發機，兩手握管，手不動而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對臬，以臬對所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眉鼻無不著者。捷於神鎗而准於快鎗，火技至此，而極是。倭夷用以肆機巧於中國習之者也。 參將戚繼光云：鳥銃之准，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於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點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邊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點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予按：鳥鎗之製，自西番流入中國，其來遠矣，然造者多未盡其妙。嘉靖二十七年，都禦史朱紈遣都指揮盧鏜破雙嶼，獲番酋善銃者，命義士馬憲製器、李槐製藥，因得其傳，而造作比西番尤為精絕云。”1194 上述火器都是嘉靖年間傳入仿製的，因此鄭和時代不可能有。那麼，鄭和船隊裝備的究竟是何種砲？ 由於東羅馬帝國的滅亡，通過著名絲綢之路進行的傳統亞歐陸地貿易被土耳其人所阻。當時財力雄厚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商業共和國坐待此種局勢有所改變，而葡萄牙人卻邁開了海外發現的步伐。出於商業利益，意大利人密切注意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動並以財力及人力積極參與之。 在歐洲對大西洋的開發中，葡萄牙一馬當先。首先是對北非的征服，接着是對大西洋島嶼及非洲沿海的開發，最後開通了印度海道，逐步形成葡萄牙東方帝國。1415 年，佔領休達(Ceuta)1419年，首航馬德拉群島。1427年，抵達亞速爾群島。1434年，越過勃查多爾(Bojador)角。1456或 1460年，發現佛 得角群島。 1194《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145－146頁。 384

1485 年，探索非洲大西洋沿岸。1487 年，巴羅托羅梅烏·迪亞斯(Bartolomeu Dias)繞過好望角，涉足印度洋。1498年，達伽馬抵達古里(Calicute)。東西方固定航線始通。 在古里逗留期間，葡萄牙人大規模地系統蒐集有關亞洲的地理和人文資料，主要目標是遠東的中國。達伽馬船隊第一次遠航印度歸來轟動了整個歐洲。 在里斯本經商的意大利人馬上搜集到了有關情報。塞爾尼吉(Girolamo Sernigi)於 1499年 7月 10日從里斯本發出一信件，報道了達伽馬第一次航行的情況，基本內容與後來的正式航行報吿吻合，但內有一些被葡萄牙人忽視或隱瞞了的細節。此函儘管是以意大利語書寫的，但它的消息來源是葡萄牙，因此可以將其視為以意大利語撰寫的葡萄牙史料。雖為追記，其內容與漢籍亦基本吻合，卻有不見中國史乘的“新聞”，史料價值頗高： “約 80 年前，一些蓄長髮的白人基督徒的大舶來到了上述古里城。他們長相類似德國人，不留連腮鬍子，只在嘴周圍有些鬍鬚，如同君士坦丁堡的騎士與宮官。他們身著盔甲，戴有面罩，手持一些有柄的武器下了船。上述大舶攜帶的大砲(bombarde)較此處 1195通常使用的為短。然後每兩年乘坐 20 或25 艘大舶來一次 1196。上述人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除了一些十分細膩的布匹及黃銅器皿外，也不知道他們帶甚麼貨物來該城，但裝載香料而去。這些大舶如同西班牙的大舶，擁有四桅。”1197 這段篇幅不長的文字所包含的歷史資訊十分豐富。 1195葡萄牙。 1196另外一個在里斯本經商的意大利人德第(Guido de Messer Tomaso Detti)在 1499 年 8 月 10 日從里斯本發出的一信中也報道説：“還據説每兩年有25艘大舶去(古里)裝載香料，然後每兩年再來一次。”拉杜雷特(Carmen M.Radulet)、托馬斯(Luís Filipe Thomaz)<關於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歷史(1497－1513)的意大利文獻——佛羅倫薩圖書館利卡迪諾第1910號鈔件>，《自由大海》，18－19期合刊，1999年 6月，第 333頁。 1197同上，第 273頁。 385

首先從時間上來分析，我們知道鄭和下西洋七次航行的始終年代是 1405 至 1433 年。達伽馬於 1498 年抵達古里，推溯“約 80年前”，大概是 1415至 1418年間。時間記載合於漢籍。 從生理特徵來看，印度人認為華人是“白人”。這比後來歐洲人稱華人為“黃種人”更接近事實。所描寫的“蓄長髮”，“不留連腮鬍子，只在嘴周圍有些鬍鬚”，完全符合當時華人的風俗習慣。至於稱華人為“基督徒”，也有一定的歷史依據。此處所言“基督徒”便是中國歷史上的景教 1198。 “他們身著盔甲，戴有面罩，手持一些有柄的武器下了船。”此處的“盔甲”便是漢語中的“頭盔”“一些有柄的武器”當指“標槍、砍刀、鉤鐮、撩鉤、梨頭鏢、小鏢”之類的冷兵器。 此函最大的文獻價值，在於它證實了鄭和寶船在西洋一代人士的眼中是“大舶”，而且提供了不見於現存漢籍關於鄭和船隊武器裝備的具體資訊。 塞爾尼吉函不僅向我們描繪了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敕令中“軍火器”的種類，最重要的是，通過此函我們得知鄭和船隊不僅使用了冷兵器，而且裝備了熱兵器。其制式已是大砲，而不是元朝的火銃，只是“較此處通常使用的為短” 上引史料“大砲”的原文是“ bombarde”。葡語作“bombarda”。其辭源為拉丁文“bombus(吼聲)與“ardus(崇山峻嶺)”。原來指“砲(拋石砲)”，後作“砲”的通稱，尤指“大砲”。在羅明堅、利瑪竇於 16世紀末合編的《葡漢辭典》中有如下詞條： “bombarde 大銃 bombardeiro 銃手 bombarderoqueafaz鑄砲的”1199 明人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解釋説：“近世以火藥實銅 1198 “汗的國家有王公三萬餘，稱為阿速人，統轄整個東方帝國。他們在事實上或名義上皆為基督教徒，⋯⋯”參見阿克穆爾《一五五○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 285頁。 1199 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第 52頁反面。 386

亦謂之砲，又謂之銃”。可知“砲”“銃”通用。 “較此處通常使用的為短”也十分準確。從現存的火砲實物來看，明初的火砲未有長度超過 1米者。 據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國於 1275 年左右便使用了“bombarde”。12001377年鑄造的一門“bombarde”已相當龐大。1201 因此，鄭和船隊所裝備的“bombarde”就是“發貢”這類的大型前膛火砲。此外，也可能裝備了《續文獻通考》卷 122上記載的其他輕型火器。 “發貢”有多大的威力呢？ “每座約重五百斤，用鉛子一百箇，每箇約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敵數萬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彈如小斗大。石之所擊觸者，無能留存。牆遇之即透，屋遇之即摧，樹遇之即折，人畜遇之即成血漕，山遇之即深入幾尺。不但石不可犯而已，凡石所擊之物，轉相搏擊物亦無不毀者，甚至人之支體血肉，被石濺去亦傷壞。又不但石子利害而已，火藥一爇之後，其氣能毒殺乎人，其風能煽殺乎人，其聲能震殺乎人。故欲放發鑛，須掘土坑，令司火者藏身後燃藥線。火氣與聲但向上衝可以免死，仍須擇強捍多人為之護守，以防敵人搶發鑛之患。若非攻堅奪險，不必用此也。或問用之水戰可乎，曰：賊若方舟為陣，亦可用其小者。但放時火力向前，船震動而倒縮，無不裂而沉者，須另以木筏載而用之，可也。曰：城上可用乎？曰：不可。發鑛便於高，不便於攻下故也 1200 西博樂(Carlo M.Cipolo)《Canhões e velas na primeira expansão europeia(1400－1700)(歐洲擴張初期的砲與帆船)》，里斯本，1989年，第 99頁，註釋 272。 1201 同上，第 96－97 頁之間照片 14。照片攝於山西省會太原博物館，日期約在 1945－1946年間。詳細介紹見 L.C Goodrich《Noteon afew early Chinese bombards(幾門早期中國大砲小考)》，in Isis，1944，n°35，p.211. 387

。”1202 據筆者所知，除了羅懋登 1597 年的《西洋記》外，還有萬曆二年(1574)間嚴從簡撰寫的《殊域周咨錄》。該書卷九涉及了鄭和用砲攻打錫蘭王城事： “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羅里為界。自蘇門答剌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占城極西可望見焉。番語謂高山為錫蘭，因名。前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 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賚金銀供器、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烈苦奈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鄰國，數邀劫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倨不恭，令子納款索金賓，不與。潛諜發兵數萬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眾回舟，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眾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軍孤怯無能為。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從兵二千，夜半，間道啣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奈兒 1203。”1204 從上下文來看，此處的“砲”也可能是信砲。 《明成祖實錄》永樂九年六月乙己條下及《明史·鄭和傳》 1202 《籌海圖編》(四庫本)，卷十三，第 35－36頁。茅元儀《武備志》，台灣，華世出版社，1984年重版，第 4985－4986頁上有轉錄，惟 將“發鑛”改為“發熕”。因知，“發鑛”與“發熕”為一物。 1203 關於錫蘭之役，可參考時平的出色考證<錫蘭戰役新考>，《鄭和研究》，1998年第 4號(總第 39期)，第 41－47頁。近期以斯里蘭卡史料為依據的論文有：S.B.Hettiaratchi 著、江政寬譯<斯里蘭卡的鄭和研究>，載《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15－129頁。在域外鄭和史料的發掘中，有一種耐人尋味的怪現象。一方面是有人努力發掘史料，另一方面也有人以無任何文獻支持的己見來否定史料及據此而作的論述。此方面的例子可見《鄭和下西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401－405頁。 1204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第 312頁。 388

內不見此説。當時錫方士兵多達五萬，而鄭和的“從兵”僅“二千”。1205這一勝利，除了出奇制勝的因素外，是否也與鄭和士兵裝備的火器有關？ 哥倫布的初航未攜帶大砲，理由是在有關文獻中未涉及有“bombardeiro(銃手)”，因為大“bombarde”才配備銃手。1206所配備的火砲主要是作為信砲使用，而不是用來攻打船隻或港口。葡萄牙的艦隊在達伽馬率領下東來時，攜帶了“bombardas(火砲)”，“bercos(佛郎機)”和“espingardas(鳥銃)”，但也未裝備大型“bombarde”。1207 佛郎機(bercos)屬於一種小型“bombarda”。在英語中稱“verse”，法語作“vers”，“berche”或“berce”，西班牙語採用“verso”的形式。這是一種利用事先裝填好的藥室(漢籍稱“子銃”)進行快速射擊的火砲。下引史料説明了它的強大火力： “我們得到這一消息後，得知在德那地(Terrenate)有一個孟特里(Monterrey)地方的加利西亞人，名叫迪斯。他是跟隨最後一批渤泥(Borney)大船，乘坐一日本諸島的中國式帆船來的。艦隊司令1208派人讓他講述他的見聞。因為他願意為陛下1209服務，先是寫了一封信，然後來到蒂多雷(Tidore)島，親口講述了一些想得起來的事情。其敘述如下：去年 1544 年 5 月，他乘坐一條華人的中國式帆船來到了位於中國海岸的Chincheo1210。在那裏他看到了許多小地方，石灰及石料的房屋，當地人性情良好，溫順，不善戰事；生性多疑。如同西班 1205 一説“三千”。 1206 《A viagem de Vasco da Gama ndia 1497－1499(達伽馬印度之航)》，海軍科學院，里斯本，1999年，第 248頁。 1207 同上，同頁。 1208 維拉洛博斯(RuyLópez de Villalobos)，1542－1546年西班牙遠征艦隊司令。 1209 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五世(Carlos V)。 1210 為漳州的對音。此處指廈門。 389

牙，有大量的給養，如麥、牛、豬、羊、雞及其他禽類。用船裝運賣給路過那裏的大船；人們高價購買 1211；水果很好，有梨、蘋果、桃、李子、栗子、核桃、香瓜、葡萄。在Chincheo有良港。沿海人為捕魚高手。 從 Chincheo他們去了一個名叫寧波(Lionpu)的城市；它寬大，人們按區居住，內有菜園；內有許多騎馬的人。從那裏他們又去了位於海岸的一個名叫南京(Nequin)的城市。它也寬大，絲綢很多，其他城市有的東西它都有。那裏有政府和官員，還有學習技藝的學校。也有啟蒙的學校。有些地方有優質桂皮。整個沿海產生薑；武器不多；小地方普通人之間的械鬥使用石頭和木棍，這是因為國王不允許他們持有武器；當地人孤傲，膽小，卻能吃能喝；精通百工技藝。 從那裏他們渡海去位於 32 度的日本島。從那裏至寧波(Liampú)的距離是 155里格，幾乎是東西走向。 ⋯⋯ 據說在港 1212內有 5艘居住在北大年的華人中國式帆船，上面有幾個葡萄牙人。在他們面前出現了 100多艘結隊而行的華人中國式帆船。那 5艘中國式帆船上的葡萄牙人乘 3艘駁船，架着 3門佛郎機(versos)1213，用 16把大口徑火槍(arcabuces)，打散了華人的中國式帆船，殺死了許多人。 ⋯⋯ 1211明人林希元云：“佛郎機之來，皆以其地胡椒，蘇木，象牙，蘇油，沉、束、檀、乳諸香，與邊民交易，其價尤平，其日用飲食之資於吾民者，如米麵豬雞之數，其價皆倍於常，故邊民樂與為市，未嘗侵暴我邊疆，殺戮我人民，劫掠我財物。”(《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 5卷，第 260－261頁)後來率軍剿滅雙嶼的朱紈對此情況也有描寫：“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罐，率得厚利⋯⋯三尺童子，亦知雙嶼為衣食父母。”《朱中丞甓餘集一》中<雙嶼填港工完事一填塞雙港>，載《明經世文編》，卷二○五，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 2164－2165頁。 1212可能是日本的平戶津。 1213葡語作 bercos。這便是漢籍中的“佛郎機”或“佛郎機銃”。 390

我主保佑您延年益壽，飛黃騰達。1548年 8月 1日發自里斯本城。 阿爾瓦拉多 1214頓首。”1215 佛郎機是葡人艦隊的主要武器。達伽馬船隊裝備的數量無考，但 1505年由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率領東來的船隊(包括軍艦和商船)武器戰備如下： “大鐵砲(bonbardas grossas de ferro)27門 鷹砲(fa1cões)121618門，其中鐵質 14門，銅質 4門 配有 3子銃的佛郎機(bercos)468門，其中銅質 316門，鐵質 152門， 托架大砲(bonbardasdecoronha)53門 銅鳥槍(espingardas)80支”。1217 佛郎機於 16 世紀初葉傳入中國，因而鄭和船隊不可能裝備它。至於鄭和船隊是否配備了鳥槍，未見西方史料有所涉及。張秀民認為：“交阯火器之製法見於明史兵制者：‘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樁、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為行軍要器。’據清趙翼解釋‘所謂用車者，即今之大砲也，用架用樁者，蓋即今之鳥機砲也，其用托招蓋即今之鳥槍也，是鳥槍之制，永樂中已有之，然不傳於外。’成祖親征漠北時，‘初得安南神槍，虜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 1214 阿爾瓦拉多(García Descalante Alvarado)，1542－1546年遠征艦隊中財政官。 1215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東方集(Orientalia)》，第 527－529頁。 1216其圖形，可見楊索(Antonio Garcia Llansó)《Armasy armaduras(武器與盔甲)》，巴塞羅那，1895年，第 265頁。 1217 原件藏葡萄牙國家檔案館，Cartas dos Vice－Reis，n°158。譯自《Documentos sobre os portugueses em Mocambique e naAfrica Central(關於葡萄牙人在莫桑比克及中非的文獻)》，里斯本，1962年，第 1卷，第136頁。 391

中槍而斃’。故中國有鳥槍，始於永樂平交阯，非嘉靖時始自日本傳入。抑其時不特有鳥槍，(即交阯神機銃或神槍)且已有大砲，(即交阯神砲)1218銅砲，鐵砲，種類大小不一。”1219 李斌則以為，“趙翼以神機槍為鳥槍之説不確”1220。如果張氏的考證得以成立的話，鄭和船隊可能也配備了鳥槍，但葡萄牙人所收集的上述資料未有涉及。 其他武器裝備及海上戰術，可從《紀效新書》中的有關記載推知其大概。 “每兩年乘坐 20或 25艘大舶來一次”的頻率，也符合鄭和船隊出航的時間間隔。的確，一次往返大約需要兩年時間。《瀛涯勝覽》中紀行詩日：“蘇門答剌峙中流，海舶番商經此聚。自此分 往錫蘭，柯枝古里連諸番。”1221可見，具體數字“20或 25艘”是指分 後駛入古里的船隻數量。 當地的平民百姓雖“不知道他們是甚麼人”，但從“十分細膩的布匹及黃銅器皿”的描寫來看，“十分細膩的布匹”無疑是絲綢。絲綢是中外貿易的傳統貨物，因此是鄭和船隊攜帶 1218 平交阯得大砲説可榷。前述 1377 年的大砲可證此説之虛。對永樂平交阯所得火器的情況，李斌有詳考，參見<永樂朝與安南的火器技術交流>，《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95年，第 147－158 頁。不足的是，李氏迴避了對漢籍中多處對永樂時“佛郎機”涉及的考證。對此問題，除了林文照、郭永芳<佛郎機火銃最早傳入中國的時間考>，《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3 卷，第 4 期(1984)，第 372－377頁和周維強<明朝早期對於佛郎機銃的應用(1517－1543)>，《世界華人科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淡江大學，2001年，第 203－232頁以及<佛郎機銃與宸濠之叛>，《東吳歷史學報》，第 8期(2002)，第 93－127頁的考證，還可參閲伯希和《明史上的火者及寫亦虎仙(Sayyid Husain)》，第204－207頁。 1219 <明代交趾人在中國之貢獻>，《中越關係論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第 56頁。 1220 <永樂朝與安南的火器技術交流>，第 150頁。 1221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編《中國載籍中南亞史料匯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下冊，第 887頁。 392

的主要貨物之一，其行銷者為華人似屬無疑。 古里素稱世界胡椒之都，文中的“香料”應主要是胡椒。 關於中國式帆船的桅杆數量，膾炙人口的《馬可波羅遊記》已有記載。尼古勞·達·孔蒂(Niccolo da Conti)在其遊記中敘述説：“在印度航行的大部份船以南方的南極星為準。此處少見我們的北極星。他們不以針航行，而是以極星的高低為準航行。這是通過某些尺度得知的，且還測量航程及一地至另外一地的距離，和在海中任何一地的位置。某些船可比我們的船多載 2000 多桶(bota)1222，有 4 帆和同樣數字的桅杆。船的下體由三層木板構成，一塊貼一塊，以便更好地防衛那一帶海洋巨浪的衝擊。以此可以抗住許多巨浪。他們將大船分為許多精工製作的小艙室。因此，即便一部份破損，另外一部份還可保安，繼續航行。”1223 1459年毛羅世界地圖中也有涉及：“航行這一海域的大船或稱來自印度的中國式帆船(concho de india)有四桅，其數目可增減。”1224“其數目可增減”在馬可波羅筆下作“船上有四桅和四帆。有些船卻只有二桅，桅杆是活動的，必要時可以豎起，也可以放下。”1225此種能放倒的桅杆稱可眠式桅杆。 應該説，鄭和船隊是一隻具有外交、政治、經濟使命的武裝商船隊。 1222 中國傳統以“料”為船舶大小的計算單位，而歐洲則以木桶(bota)的容積為單位。1木桶的容量約 700公升，或 0，76m3。 1223 《威尼斯人尼古勞遊記(Ho liuro de Nycolao Veneto)》，載《馬可波羅遊記》，里斯本，1502年，第 90頁正面一反面。 1224 《聖塔倫子爵地圖集》》第 45頁。 1225 《馬可波羅遊記》，第 197頁。 393

龍涎香是否可作船體塗料使用？ 黃省曾因不是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航行的直接參與者，其《西洋朝貢典錄》一書不像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及鞏珍《西洋番國志》這三部名著那樣受人重視。黃省曾自序曰，其書係“摭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鍼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言，徵之父老，稽之賓訓。” 1226因知，其資料來源不僅限於所開列的書籍。 《西洋朝貢典錄》所記錄使用龍涎香 1227作為船體塗料的情況如下：“凡為舟，不以鍛鐵，以椰纕繩之而貫之而楔之，以龍涎鎔之而塗之。”1228 前引其他三部著作均言瀝青。 因此，《西洋朝貢典錄》的校註者謝方案日：“以龍涎鎔之而塗之此處有誤。龍涎香不能作造船塗料用。《瀛涯勝覽》謂‘以番瀝青塗縫，水不能漏’。蓋黃省曾誤以番瀝青為龍涎香。”1229 這樣我們面臨兩個問題：黃省曾的記載準確與否？名貴的龍涎香是否不能有這種用途？ 因鄭和下西洋的檔冊被毀，從漢籍的角度很難澄清這些問題。似乎解決的唯一途徑是查閲當地記載或求之其他文字的敍述。為此，我們檢閲了最早東來的葡萄牙人的著作。值的慶幸的是，居然發現了有關記載。 1226 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 8頁。 1227 關於龍涎香在澳門開埠中的神奇作用，可見金國平、吳志良《鏡海飄渺》，第 38－50頁。 1228 《西洋朝貢典錄》，第 76頁。 1229 同上，同頁，註釋 5。 394

葡萄牙道明會修士桑托斯(João dos Santos，約 1560－1622)於 1586年 4月 13日在里斯本啟航登上了海外傳教之路。在東非生活多年之後，他將遊歷見聞匯集成冊，於 1606－1609 年間完成了《東埃塞俄比亞 1230 及東方聞名諸事史 (Etiópia Orientale vária história de cousas notáveis)》一書。該書第 1卷第 28 章《龍涎香的產生及埃塞俄比亞海岸的大量龍涎香》專門敍述東非海岸龍涎香的獲得及其貿易情況並對龍涎香作為船體塗料有明確的涉及。 因龍涎香與瀝青的質地相近，一般很容易將二者混淆。桑托斯敍述説：“在林德(Linde)河及基利馬內(Quilimane)河之間發現了一塊梅肖爾樹 mbar mexoeira)顏色 1231的龍涎香，其重量有 20多阿拉藤(arrátens)1232重。黑人以為是瀝青條，於是將它拿去賣給一個住在這兩條河一帶的一個名叫布羅查多(Francisco Brochado)的葡萄牙人。”1233可能親眼見過龍涎香的鞏珍説：“(溜山)出龍涎香，漁者溜中採得，狀如浸瀝青，嗅之不香，焚有魚腥氣。”1234可見中外人士均將其比做瀝青。 關於使用龍涎香作塗料的情況，桑托斯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情：“以前在查雷(Chale)與帕拿內(Panane)之間的馬拉巴爾海岸也遇到了一塊與前面説過的那塊類似的龍涎香。這個地方住着一些未開化的漁民。他們以為是瀝青，於是把它當作瀝青煮了，用它來塗船。湊巧那時有一個柯枝的葡萄牙人來到那裏。在塗抹船隻的沙灘上，他遇到了許多龍涎香碎屑，於是問本地居民説，是誰給了他們這麼香的瀝青塗船。他們將上述情況告訴了 1230 在葡萄牙人的 15－16 世紀的地理概念中，將沙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陸籠統分為西埃塞俄比亞和東埃塞俄比亞，其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天的西非和東非。 1231 褐黑色。 1232 一阿拉藤(arrátens)等於 459公克。 1233 桑托斯《東埃塞俄比亞及東方聞名諸事史(Etiópia Oriental e vária história de cousas notáveis)》，里斯本，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委員會，1999年，第 170頁。 1234 鞏珍《西洋番國志》，第 33頁。 395

他，因此得知是漂到那個海岸的龍涎香。此事在整個印度 1235無人不曉。”1236 桑托斯從 1586年 11月 3日至 1590年一直在索法拉傳教。後到贊比西河流域、莫三比克島及基林巴斯(Quirimbas)島工作，其足跡曾至果阿。從其異常豐富的履歷來看，其説係基於親身見聞，當可置信。 上引葡語資料可以説基本上回答了本文開始提出的兩個問題。黃省曾之説得到了域外稍晚資料的印證，雖不盡正確，但不為錯。龍涎香確實曾作造船塗料使用，但這僅僅在與瀝青混淆的情況下。正常來説，無人會用“價高 1237以銀對易”1238的龍涎香來維護船體。 1235 此處係指葡屬印度。關於其範圍，可見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上冊，第 3頁，註釋 1。 1236 桑托斯，前引書，第 171頁。 1237 具體價格，可見黃省曾，前引書，第 77頁。 1238 鞏珍，前引書，第 33頁。 396

“木蘭皮國”考 在前代海外貿易的基礎上，至兩宋時代，中國對非洲的瞭解進一步加深。公私著作中的有關記載，也較之前代更為豐富，尤其在南宋出現了兩部重要的地理著作，對某些非洲國家有較詳細的記載。一是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二是趙汝适的《諸蕃志》。周去非 1239，字直夫，浙東路永嘉人，生卒年月不詳。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曾兩次出任欽州教授，靜江府屬縣縣尉。廣西任滿六年後，轉任紹興府通判。在此任上，他將在廣西官內的見聞筆錄成書，以代作同事、親友詢問嶺南物事的回答，故名《嶺外代答》。《嶺外代答》約成書於淳熙五年(1178年)，十卷，記述包括了宋代嶺南地區的社會、經濟、民族、風俗、物產、山川、古跡等各方面。其中外國門、香門、寶貨門敘述了海外許多國家的交通貿易及物產等情況，是研究海外交通史的珍貴史料。所涉及的非洲國家中，有木蘭皮國。成書於西元 1225年的《諸蕃志》，對其亦有介紹。 多數論者認為，木蘭皮國即馬格里布。“馬格里布地區是一個專有名詞，阿拉伯作家用它來指埃及以西的所有地區，包括北非，擁有現在利比亞的三個省(巴爾卡、的黎波里和費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它的撒哈拉大沙漠一直延伸到黑人地區邊境)和馬格里布(近代以它的南都命名，叫摩洛哥)，南與塞內加爾和尼日爾交界。馬格里布地區的名字，原意是指太陽西沉方向，也即是説，這是一個總的專有名詞，指位於日落方向的地區。1240《 1239 詳細生平見楊泉武《嶺外代答校註》，校註前言，第 1－14 頁及正文，第 455－458頁。 1240 [埃及]薩阿德·紮格盧勒著，上海外國語學院《阿拉伯馬格里布史》翻譯組譯《阿拉伯馬格里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 1冊，1975年，第 1頁。 397

阿拉伯馬格里布史》還指出： “馬格里布一詞始終意味着除了埃及和安達盧西亞以外的非洲北部所有區域。因此，我們發現一些早期的地理學家，如伊斯塔赫里，把馬格里布分為兩個部份：非洲馬格里布，包括所有的城市和區域，和安達盧西亞馬格里布。這就是說，安達盧西亞已開始超出了規定的範圍。顯然，安達盧西亞脫離巴格達而獨立以後，它的政治條件肯定了這種分離。哈里發國家一直堅持它對馬格里布統治的合法性，而安達盧西亞卻沒有成為馬格里布的一部份。1241 還有人以簡單的對音方法，將其考作莫桑比克，卻又將其地 考為今納米比亞。1242我們先來分析此種對音是否正確。起初，論 者未能考出木蘭皮的原文，僅是從漢語的mu pi 1an對莫桑比克(葡 語今作Mocambique。其最早的書寫形式見於達伽馬船隊的航行日 誌，有Mocobiquy1243和Moncobiquy1244兩種寫法，均來自阿拉伯 語。在阿拉伯語中，“莫桑比克”最早的形式是 15世紀末的“Mucanb ìdjì”1245。在約 1550年成書的《基爾瓦史(History of Kilwa)》中， 作“Musanbih”。在當地土著語言斯瓦西里語中，寫作“Musambiki” 或“Msambiki”。1246 1241同上，第 1冊，第 4－5頁。 1242林貽典<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6期，2002年 8月，第 11－17頁；<鄭和船隊發現新大陸及環繞地球的見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7期，2002年 11月，第 10－12頁；<再論“鄭和船隊曾經繞過好望角”的見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10期，2003年 2月，第 23－26頁及<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海交史研究》，2002年 12月，第 2期，第 5－13頁。 1243馬查多(JoséPedro Machado)、坎波斯(Viriato Campos)《達伽馬及其發現航行(Vasco da Gama e a sua viagem de descobrimento)》，第 142頁。 1244同上，第 144頁。 1245 楚姆斯基(T.A.Chumovsky)《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T s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Ahmad Ibn－Madjid，o pilotoárabe de Vasco da Gama)》，第 43頁。 1246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New ed，Leiden，E.J.Brill，vol.VII，1990，第245頁。 398

承蒙葡萄牙熱帶研究院古圖中心瓦雷博士 (Doutor António Martins do Vale)惠告，前面這兩種形式來自 Mussa Binik。這是葡萄牙抵達莫桑比克時，當地一部落宗教首領的名字。即便拼音對拼音，mu pi lan與 mo sanbi ke也沒有一個音節可以對上號。隨後，同一論者為自圓其説，作了補充： “木蘭皮之名稱亦是有跡可尋，因為公元 1488 年葡萄牙人狄亞士初次繞過好望角的航線是先從納米比亞駛離海岸，在大西洋航程中找尋合適的風向，然後從好望角以南比較遠的大海才折返回南非，着陸地點是在好望角以東 300英哩，向前稍作探索之後，才回航發現好望角。該首次着陸南非地點附近，就叫做‘Mossel baai’，與現時莫桑比克，即Mozambiqne1247的發音很接近，而莫桑比克曾經就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可想而知其名稱的演變是由葡萄牙文而來，但葡萄牙人肯定是借用了非洲某些的名稱而定名Mozambiqne與Mossel baai，很可能就是與木蘭皮之名稱有關，因為它們的發音都很接近。 不但如此，《Philip’sATLAS of WORLD HISTORY》關於大約公元 5 世紀前南部非洲的歷史地理圖，《Thespreadof BantuSpeakers》就似乎指出木蘭皮國是在納米比亞，因為該圖所指早期形成的部聚居地，現時地名是 Mirabib，其音遠比一些人認為木蘭皮國是在北非所根據之 Ai1248－Murabitun更加近似木蘭皮，幾乎就是木蘭皮的發音。而且Mirabib亦似乎如木蘭皮國記載所指‘陸行二百程’距離的內陸。相信Mirabib的名稱來自木蘭皮，所以木蘭皮之名稱早在《嶺外代答》成書之前至少存在了數百年。”1249 Mossel baai中的 baai是荷蘭語，即英語 bay，所以 Mossel 1247 正確的寫法是“Mozambique”。 1248 正確的寫法是“Al”。 1249 林貽典<再論“鄭和船隊曾經繞過好望角”的見解>，載蘇明陽編《孟席斯著<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外評論集》，第 226頁。 399

baai亦稱 Mossel Bay。Mossel相當於英語的 mussels。據説這個名字是一個名叫 Paulus van Caerden的荷蘭航海家於 1601年命名的，因為他在此尋找給養時，只見到了貽貝(俗稱淡菜)，於是稱其為 Mossel baai一貽貝灣。1250可見，“Mossel baai”與葡萄牙人，與 Mocambique無絲毫關係。 Mirabib位於納米布沙漠(Namib Desert)。據權威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廣大地區基岩裸露或流沙覆蓋，完全無土壤。少數地方即或有土壤也全是鹽土，表土下為石膏、碳酸鈣粘台而成的鈣質層。可耕地僅限於大河漫灘和階地之上。⋯⋯有時全年無雨。可分 6 種植被型：1.海岸肉質植被(仙人掌)區；2.外納米布不毛之地；3.內納米布干草原；4.內納米布沙丘上的灌叢、高草植被區；5 大河沿岸的金合歡植被區；6.南部冬雨肉質灌叢區。”1251很難想象出在這乾枯至極的不毛之地上，如何可以長出《嶺外代答》中記載的米麥、蔬果。 音訓誠為史地考證的重要方法，但必須輔之以歷史考察。將其作為唯一的依據，偏頗有失在所難免。 我們認為，前述考證，無論從語音還是史實來分析，不無穿鑿之嫌。 那麼甚麼是木蘭皮國的範圍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木蘭皮的原文。 早在 20 世紀初，兩位著名的漢學家夏德和柔克義便考證出了木蘭皮的外文名稱。“木蘭皮，其音同於 Al－Muràbitun王國，亦即 Almoravide 王朝諸王，統治 Al－Maghreb 與西班牙南部，時於第十一世紀後葉至第十二世紀中葉。”1252 1250 www.newsinafrica.co.za/north%20table.htm 1251《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6卷，第 148頁。 1252《諸蕃志註補》，第 233頁。 400

“Al－Muràbitun”是阿拉伯語，“Almoravide”是其英語形式 1253，葡語作“Almorávidas”，義即“穆拉比特人” “Al－Maghreb”今譯“馬格里布”。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解釋説：“木蘭皮《代答》，卷三木蘭皮國。為 Murabit對音，故地指今非洲西北部及歐洲西班牙南部一帶，原指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中葉統治非洲北部的 al－Maghreb與西班牙南部的 al－Murabitun王朝。”1254 從夏德和柔克義起，通常認為 Al－Muràbitun 王國，即Almoravide王朝的統治範圍從馬格里布至西班牙南部。此説為多數中國學者所從，但有異見。張星烺在其《中西交通史料彙篇》第一冊《古代中國與歐洲之交通》中認為： “秋薩羅比即 Castilla 之譯音，西班牙之古名也。明史佛蘭機傳作幹絲臘。摩鄰乃麻格力伯愛爾阿克薩(Maghrib el Aksa)之首一字譯音。此三字為阿拉伯文。其義猶今人所稱之‘泰西’也。阿拉伯人征服摩洛哥後，改其舊名而以是新名命之。簡稱曰，麻格力伯。(Maghrib)其地為奉信回教者最西之地。由是而後歐人訛作摩洛哥也。趙汝适《諸蕃志》有木蘭皮國，亦為Maghrib之譯音。”1255 此説之誤顯而易見。“Maghrib el Aksa”的阿拉伯文是“Al－Maghrib al－Aqsa”，義即“遙遠的西方”。摩洛哥一名便源自此。1256 實際上，這個帝國的範圍還應包括葡萄牙的南部。當時伊 比利亞半島南部的穆斯林國家稱 Al－ ndaluz，即今安達盧西 亞(Andalucia)。它存在於 8－15世紀，其最西端稱 al－Gharb， 1253 亦作“Almoravids”。 1254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192頁。 1255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篇》，世界書局，1983 年，第 1 冊，第 177－178頁。 1256 法格(J.D.Fage)《非洲史》，里斯本，70年代出版社，1997年，第 184頁。 1257 便是今葡萄牙南部的阿爾加韋(Algarve)。因此，自“在 401

1094年將西班牙南部亦統一到穆拉比特帝國中來”1258至 1147年穆拉比特帝國滅亡，今葡萄牙國土特茹河北岸的里斯本 1259、聖塔倫 1260及以南至海部份包括在這一橫跨北非及伊比利亞半島南部的龐大帝國中。 穆拉比特(Muràbit)1261一名源自 Ribàt。1262 “十一世紀初，在毛里塔尼亞南方柏柏爾部落中發生了宗教狂熱的危機。這些部落是桑哈賈族的移民。他們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沙漠地區，號稱‘戴利薩姆的桑哈賈人’。利薩姆是沙漠南端柏柏爾人戴的黑面罩。圖阿雷格人也戴這種面罩。一個穆斯林傳教士伊本·亞辛創立了一個教規嚴格的宗教組織。他自己同他的教徒都安居在塞內加爾河的一個島上，並在那裏建造了一所設防的經院(里巴特，Ribàt)。住在經院裏的人就稱為穆拉卜廷(Al－Murabitun)。法文中的馬拉布特(Marabout)一詞就是從穆拉卜廷演化來的。而特別擅長於改變專有名詞詞形的西班牙人，則把穆拉卜廷一詞演變成了穆拉比特 (Al－Murabit)。桑哈賈族及其國王的王朝是以穆拉比特的名稱載入史冊的。”1263“穆拉比特 marabout阿拉伯語。原指北非居住在具有宗教和軍事雙重功能的堡壘式寺院中的伊斯蘭教社團成員。”1264 因知，木蘭皮國外文名稱演變過程是阿拉伯語 Ribàt→Muràtbit 1257 JoséMattoso(dir.)，História de Portugal，Lisboa，Estampa，1993，vol.I，pp.361－437. 1258 中國非洲史研究會《非洲通史》編寫組《非洲通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第 57頁。 1259 雷利(Bernard Reilly)《基督徒與穆斯林伊比利亞半島之爭》，里斯本，1996年，第 247頁及《葡萄牙發現史字典》，第 2冊，第 776頁。 1260 同上，第 252頁。 1261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vol.VII，1990，第 583頁。 1262 同上，vol.Ⅷ，1999，第 493－506頁。 1263 [法]亨利·康崩著，上海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翻譯組譯《摩洛哥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上冊，第 39－40頁。 1264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6卷，第 123頁。 402

→Al－Muràbitun1265→Al－Murabit。在阿語中，Al－是冠詞，無意義，所以漢語中變成了 Murabit。漢譯木蘭皮甚是貼切。 簡而言之，穆拉比特(Al－Murabit)是“邊防戰士”的含義，因此穆拉比特(Al－Murabit)帝國義即“邊防戰士之國”。這便是木蘭皮國的原意。 這一帝國的興衰史如下： “為了使鄰國人民信奉伊斯蘭教，伊本·亞辛指派他的信徒葉海亞·本·奧馬爾擔任軍事首領。這個首領以武力強迫蘇丹和塞內加爾的黑人信奉先知的宗教。他的繼承人，即他的兄弟阿布·巴克爾·本·奧馬爾，是個偉大的征服者，是穆拉比特王朝的始祖。在阿布·巴克爾率領下，蒙面人揮師北上，據塔菲拉勒，取塔魯丹特和阿格馬特。這時阿格馬特國王剛去世，阿布·巴克爾就娶了他的寡妻澤娜白。澤娜白外號‘女巫’，是個才智出眾的女人，在指導各種事務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她不僅對阿布·巴克爾是如此，即對阿布·巴克爾的繼承人優素福也是如此。優素福後來也娶了她。阿布·巴克爾被召回蘇丹後，把權交給他的堂兄弟優素福·本·塔士芬(1061－1106年)。後者是摩洛哥王朝最偉大的君主之一。1062 年，他興建了馬拉喀什。後來他把勢力擴張到摩洛哥的北部，先後佔領了非斯、塞夫魯、丹吉爾和特累姆森，第一次實現了馬格里布的統一。科爾多瓦的哈里發國家，到了 1006 年已經四分五裂。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帝國從此由幾個王國分而治之。這些王國，由於指揮不統一，不能抵禦基督教徒的侵襲。敵人的勝利嚇得這些王國連忙向優素福求援。優素福接受了打退基督教徒進攻的使命，但以取得阿耳黑西拉斯城為條件。結果如願以償。1086年 6 月 30 日，他在阿耳黑西拉斯登陸後，定下了一個龐大的作戰計劃，規定全軍各部份的目標。這是一支組織成份極為復雜的奇特的軍隊。其中有在穆斯林旗幟下應募的基督教 1265 Theencyclopaedia ofIslam.vol.Ⅶ，1990，第 583頁。 403

徒，有阿拉伯人、柏柏爾人、蘇丹黑人等。安達盧西亞人第一次看到了駱駝，就像以前的人看到了漢尼拔的大象一樣驚訝得很。 優素福等到人馬齊備，就引兵和卡斯提利亞國王阿方索六世進行決戰。後者在托菜多附近的累拉卡地方遭到了慘敗。接着優素福把自己的同盟者一一征服，進而奪取整個西班牙，直到埃布羅河為止(1086年)。在這半島的任務完成之後，他便回師重渡海峽，侵佔特累姆森王國。這樣，他就統治了一個橫跨兩大陸的龐大帝國。他的遠征帶有宗教色彩，當他的榮譽達到登峰造極之時，他就自封埃米爾·穆米寧，即‘教民的領袖’的頭銜。我們把它寫成了米拉毛林。優素福在西班牙穆斯林與摩洛哥穆斯林之間建立了聯繫，為他們在下一個王朝實行聯合奠定了基礎。優素福在位時，穆拉比特王朝達到了全盛時期。在他以後，這個王朝就日漸衰微。他的三個繼承人：阿里(1106年)、塔士芬(1142年)、易蔔拉欣<1146年>均不善於保存祖業。一個新的王朝在地平線上興起，不久就推翻了穆拉比特王朝。阿爾摩哈德人從阿特拉斯山出發，逐步蠶食帝國，而優素福·本·塔士芬的第四代後裔伊沙克無力自衛。1147年，伊沙克向阿爾摩哈德王朝的始祖阿卜德·穆明打開了馬拉喀什的大門。阿卜德·穆明立刻命令把他刺死。穆拉比特王朝就此告終。”1266 這個穆拉比特(Al－Murabit)帝國，在中國古籍中稱為“木蘭皮國”。此名最早出現於《嶺外代答》。其中木蘭皮凡見 3處，“卷二，外國門上海外諸蕃國”説明了其區域位置： “諸蕃國大抵海為界限，各為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宜，各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闍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真臘為窊里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為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為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為極西諸國之都會。 1266 《摩洛哥史》，上冊，第 40－42頁。 404

⋯⋯ 大食之地甚廣，其國甚多，不可悉載。又其西有海，名西大食海。渡之而西，則木蘭皮諸國，凡千餘。更西，則日之所入，不得而聞也。”1267 “卷三外國門下木蘭皮國”對其進行了較詳細的介紹：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若也，今人謂木蘭舟，得非言其莫大者乎？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二寸，瓜圍六尺，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而活，不取則羊以肥死。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1268 “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徑入阻碧，非復人世，人在其中，日擊牲酣飲，迭為賓主，以忘其危。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日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荀舟行太過，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蓋其舟大載重，不憂巨浪而憂淺水也。又大食國更越西海，至木蘭皮國，則共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機杼市井，或不遇便風，則數年而後達，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謂木蘭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1269 稍後《諸蕃志》卷上，志國、木蘭皮國條皆錄自《嶺外代答》，其文如下： 1267 楊泉武，前引書，第 74－75頁。 1268 同上，第 106－107頁。 1269 同上，第 216－217頁。 405

“木蘭皮國，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餘日方至其國。一舟可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言舟之大者莫木蘭皮若也。國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可食二三十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圓重二十餘斤，萵苣菜每莖可重十餘斤，其葉長三四尺。米、麥開地窖藏之，數十年不壞。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春剖腹取脂數十斤，再縫合而活，不取則發臃腫死。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則渴死。”1270 之後，《異域志》、《四夷廣記》、《事林廣記》、《象胥錄》、 《罪惟錄》、《外國詞》、《世法錄》及《三才圖會》等著作均有轉錄。 下面我們來回顧一些史地考證各説。 “大食國西有巨海。海之西，有國不可勝計，大食巨艦所可至者，木蘭皮國爾。蓋自大食之陁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一百日而至之。一舟容數千人，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 此處所言“巨海”，居地理位置判斷，應為今地中海。“陁盤地國”亦可考稽。夏德和柔克義考稱：“陁盤地，殆為阿剌伯人所稱之 Dimiath或 Damietta，地在 Nil(尼羅)河東支，且又靠近其河口。當第十二世紀時，是為一重要海港，且比亞歷山大港更為重要。”1271從語音上來分析，此考不無附會之嫌。日本漢學家籐田豐八認為，此名便是《島夷志略》中的“特番里”。1272 陳佳榮、謝方基本同意此考。1273“特番里”“即今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Tabriz)。”1274 1270 《諸蕃志註補》，第 233頁。 1271 同上，第 233頁。 1272 同上，第 235頁。 1273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465頁。 1274 同上，同頁。 406

“舟中有酒食肆、機杼之屬”中的“酒食肆”不費解。有人解釋“機杼”是“形容為機杼的植物與生長於納米比亞所特有的分叉蘆薈(quiver tree)甚為相似，而 quiver的發音亦近似機杼。”1275不知在船上放分叉蘆薈派甚麼用場？《湛淵靜語》卷二將“機杼”解釋為：“舟之最大者，莫若木蘭皮國。其舟內有市井買賣，機坊酒肆之類， 柂長數丈，中積數年糧。”1276 我們以為，以“機杼”借指織布機，再借指“機坊”，説明有工作的場所，以寓船之大。 對於所載物品，夏德和柔克義評論説： “周去非謂‘麥粒長二寸’，趙汝适謂‘麥粒長三寸’又於產品名項之下，增加‘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圓 1277(Citron)重二十餘斤，萵苣菜每莖可重十餘斤，其葉長三四尺’等句。關於周去非所謂‘米麥窖地數十年不壞’，言之甚為正確。至於所謂‘產胡羊，高數尺，尾大如扇⋯⋯，，亦不過欲表其地‘所產極異’而已。中古時代作家，曾謂埃第亞伯(Ethiopia)闊尾羊，亦見於阿剌伯，與波斯之 Kerman，以及東非諸部。Aelian，de Animal.nat.，《動物之自然分佈》卷四頁 32，曾述及印度人之羊，云：‘其羊之尾，垂下至足⋯⋯牧人割開牡羊之尾，取其流脂，然後縫之，絕無見出刀痕遺跡。’見McCiandle，AncientIndia asDescrivbed byKtesias。(《Ktesias所記之古印度》)頁 38。Heroduts 之書(卷三頁 113)曾述及阿剌伯之長尾羊，彼又述及另有闊尾羊者，其尾成四方形。《東西洋考》卷十四(逸事考)引唐代之《方國志》云：‘大食國，出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春月割取臘，再縫合之，不取則脹死，見《方國志》。按大食有大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一二十斤，行則以車載之，《唐書》謂之靈羊。’)參照Marco Polo(《馬可波 1275 《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第 6頁。 1276 引自楊博文《諸番志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 119 頁註釋 3。 1277 橙柑。 407

羅遊記》)卷一頁 99；Yule’s Marco Polo(玉耳注《馬可波羅遊記》)卷一頁 101；以及 Leo Africanus，Historieof Africa(《非洲史》)卷三頁 945(Hakl.Soc.輯版)，並謂曾於埃及見一牡羊，其尾重八十磅！”1278 對於此羊，《職方外紀》卷之三“利末亞總説”有載：“又產一異羊，甚鉅，一尾便得數十斤，味最美。”1279 謝方注曰：“異羊：我國史書亦有大尾羊記載，《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六：‘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忽魯謨斯：‘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1280 《職方外紀》卷之三“馬邏可、弗沙、亞非利加、努米弟亞”條有一關於“碩麥”的記載：“阨入多之西為亞非利加，地最肥饒易生，一麥嘗秀三百四十一穗，以此極為富厚，西土稱為天下之倉。”1281此説雖出自西方傳教士筆下，大概也是傳説，但肯定了北非為重要的產麥區。 其餘碩大的果蔬更屬於天方夜譚了。 “其國相傳又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秋月西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乃生，稍遲，以渴死。” 對此氣候特徵，夏德和柔克義考日： “《中古時代之阿剌伯地理家與旅行家》，曾謂極北之國，日晷長六小時，此即‘黑暗地域’，參看 Ibn Batuta(《依賓拔都塔遊記》)卷二頁 398至 401。至於致人至死之風，當為一種有毒之乾熱風，英語稱曰 simoon，出自阿剌伯語之 samùm，見於撒哈拉(Sahara)沙漠。”1282 今人張俊彥認為：“又因當時統治摩洛哥的穆拉比王朝的 1278 《諸蕃志註補》，第 234頁。 1279 《職方外紀校釋》，第 106頁。 1280 同上，第 108頁，註釋 5。 1281 同上，第 112頁。 1282 《諸蕃志註補》，第 234－235頁。 408

版圖包括西班牙南部，因此這裏所説“陸行二百程，日晷長三時”，指的是由西班牙向北走，因為北歐在冬至時，白晝只長六小時，按中國的一日為十二時辰算，就是“長三時”了。”1283 不知是誰把“木蘭皮”及“木蘭舟”的信息傳達給了孟席斯。他如獲至寶，馬上發揮説： “鄭和船隊到過歐洲？ 令人興奮的消息！我們最近留意到，在 15 世紀初，曾有大型船隊到訪過歐洲。自《1421》一書出版和本網站開通以來，我們便收到有關在愛爾蘭和西班牙曾經有過中國人蹤跡的傳聞。一些中國歷史文獻的譯本中，有關中國人與西班牙的交往便支持這個說法。其中的一本書描述了當時中國人最少與一個叫木蘭皮 (Mulanpi)的西班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王國 (Al Murabitum Kingdom)的蠻夷的貿易情況。另一本書的其中一章叫‘外國’，裏面有如下的說法： ‘六年鄭和往忽魯謨斯諸番，八年回京，其有受詔而未入貢者，附列於後。’而附錄裏列出：‘假里馬丁，勿斯里，木蘭皮，咭呤，順哈。’ 該書還生動地描述中國帆船離開陁盤地(Damietta，位於尼羅河三角洲)西往地中海時的情景；而在‘海上諸國’的一章裏，更描述了西西里島和埃特納(Etna)火山爆發的情況。 此外，我們還收到一些資料，指出包括巴斯克語、漢語、藏語和那－德訥(Na－Dene)語的語族與美洲土著語族(包括納瓦霍語)之間具有莫名其妙的相似性。而眾所周知，我們已經知道直至較近期為止，納瓦霍的長者都能明白漢語。”1284 這真是捕風捉影。居然忘記了一個常識：在蘇伊士運河開通前，鄭和船隊如何進入地中海，航行至伊比利亞半島？ 1283 張俊彦《古代中國與西亞非洲的海上往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 141頁。 1284 www.1421.tv/pages/content/index.asp？PageID=81 409

“巴喇西”與“吧兒西”試考 大陸記者畢全忠先生在《鄭和航海新説》一文中寫道：“英國退休潛艇指揮官孟濟斯(筆者案：通常譯作孟席斯)對中國明代鄭和航海的研究，引起很多人的興趣。他主張的鄭和船隊是人類第一支環球航行並首先到達南美洲的船隊這一見解，雖然還是一種推測，但卻不無道理。”不過，他也承認，“孟濟斯面對的最大難題是缺乏支持他的結論的文獻資料。”1285因此，畢全忠翻檢了一些中國史料，欲作為對孟席斯論點的支持。他列舉了兩則，其一為明馮夢龍(1574－1646)《智囊》一書中“遠猶卷二劉大夏二條”：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中，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帝乃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為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復令他吏檢。項詰都吏曰：‘署中牘焉得失？’劉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谷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智囊》初編成於明天啟六年(1625)。實際上，比它更早的萬曆年間嚴從簡撰寫的《殊域周咨錄》卷八“瑣里、古里”就已詳記此事：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詔停止西洋取寶船，不復下番。宜德中復開，至正統初復禁。成化間，有中貴迎合上意者，舉永樂故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 1285 畢全忠<有關鄭和航海新説的幾則史料探析>，《鄭和研究》，2003 年專刊(總第 50期)，第 53頁；該文原載《人民日報》，2002年 4月 16日。 410

水程 1286。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忠笞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台諫論止其事，忠詰吏謂‘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無哉！’忠竦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1287 上述史料只是説明曾有過“王三保至西洋”或“鄭和出使水程”，但無法證明它們包含至美洲的水程，因此不能為孟席斯的理論提供任何佐證。 其二為明祝允明(1461－1527)所撰《野記》書中一段記載： “正德辛未歲，巴喇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舶壞，唯存一腳艇。又在洋飄風八日，至得吉零國，住十一個月。又往地名祕得住八個月，乃遵路行二十六日至暹羅國。以情白王，王賜日給，又與婦女四人，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才附番人奈林船入廣。” 《明史》亦採此説，記曰：“巴喇西，去中國絕遠。正德六年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始奉王命來朝，舟行四年半，遭風飄至西瀾海，舟壞，止存一小艇，又飄流八日，至得吉零國，居一年。至祕得，居八月。乃遵陸行，閲二十六日抵暹羅，以情吿王，獲賜日給，且賜婦女四人，居四年。迄今年五月始附番舶入廣東，得達闕下。進金葉表，貢祖母綠一，珊瑚樹、琉璃瓶、玻璃盞各四，及瑪瑙珠、胡黑丹諸物。帝嘉其遠來，賜賚嘉有加。”1288 畢全忠論證説：“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巴喇西’國。在參與鄭和航海的馬歡、費信所著的《瀛涯勝覽》和《星槎勝覽》 1286 是否便是後收入《武備志》的《鄭和航海圖》？ 1287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第 307頁。 1288 《明史》，第 8429－8430頁。 411

中，均不見‘巴喇西’。使臣沙地白説其國‘在南海’，而不是在西洋。計算一下單程航行時間，他用了 5年多，比鄭和船隊航行到東非再返回的時間還要多一點。可見這‘巴喇西’極遠，離中國的距離相當於中國到東非距離的兩倍以上，這就應該是美洲了。而‘巴喇西’應該就是巴西。今天‘巴西’的拉丁文是‘Brasil’，‘巴喇西’比‘巴西’發音更準確。這就可以解釋為甚麼沙地白説其國在‘南海’，而不是‘西洋’了，因為巴西在南半球，到中國來是向北航行。至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早在 1511 年，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亞洲，到達斯里蘭卡(西瀾)、泰國(暹羅)、中國，巴西就已同中國有了外交聯繫。”1289 這一論述難以令人信服，也缺乏基本的學術規範。上述地名在史地學者案頭必備的《古代南海地名彙釋》一書中均有解釋，值得作出説明。 1.南海 “南海先秦古籍早已載及該名，初或泛指我國南方，或兼指今之東海。後來除作為郡縣名稱外，約在東漢時才逐漸用以專指我國以南的廣大海域。劉熙《釋名》，‘南海在海南，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揚雄《交州箴》同。作為水域而言的南海，不同載籍所指範圍又很不相同(一)今南海。(二)泛指今東南亞一帶及其海域(略當南洋一詞)，甚至遠至印度洋的海域。(三)指爪哇島至澳大利亞洲一帶的海洋。”1290 2.西洋 “西洋《東西洋考》，卷五，係‘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明史》卷三二三因之，係以東經 110 1289 <有關鄭和航海新説的幾則史料探析>，第 54頁。 1290 《古代南海地名彙釋》，第 579頁。 412

°(相當我國雷州半島以及加里曼丹島西岸)為準來劃分東、西洋。但不同時期的古籍中，西洋範圍所指不一：(一)元代載籍如《南海志》、《島夷志略》等的西洋，相當於今南海西部和印度洋。爪哇島和加里曼丹島南部一帶未包括在內。(二)明末以前西洋範圍大體同上，但有些古籍把爪哇島和加里曼丹島南部一帶也列入西洋。(三)明末以後多指今大西洋或歐美各國。(四)元、明部份載籍的西洋係國名，指今印度南部。”1291 3.巴喇西 “巴喇西《明史》卷三二五。指薩珊王朝統治下的波斯。又作波刺斯，參該條。另見《續通典》卷一四八；《續通考》卷二三九；《明續通考》卷二三六；《四夷廣記》；《裔乘》卷二；《野記》卷四。”1292 “波刺斯《西域記》卷一一波刺斯國。波斯語 Pārsa音譯，又作波斯，即今伊朗。”1293 4.西瀾海 “西瀾海《野記》卷四，‘正德辛未歲，巴喇西國遣使臣沙地白入貢，言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舶行凡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即細蘭海，見該條。另見《明史》卷三二五。”1294 “細蘭海又作錫蘭海。《代答》卷三，‘(西天諸國)其地之南，有洲名曰細蘭國，其海亦曰細蘭海’。即今斯里蘭卡附近海城。”1295 1291 同上，第 329－330頁。 1292 同上，第 233頁。 1293 同上，第 546頁。 1294 同上，第 338頁。 1295 同上，第 551－552頁。 413

5.得吉零國 “得吉零《野記》卷四；《明續通考》卷二三六；《四夷廣記》；《裔乘》卷二；《明史》卷三二五；《續通考》卷二三九。一說即撻吉郡，在今印度；一說指緬甸東南岸的丹那沙林(Tenasserim)。”1296 畢全忠認為是“今孟加拉北部”1927，不知何據。 6.祕得 “祕得《野記》卷四；《明續通考》卷二三六；《四夷廣記》；《裔乘》卷二；《明史》卷三二五；《續通考》卷二三九。或指今緬甸中部的敏鐵拉(Meiktila)，或指今泰國西北部的梅塔(Medha)。”1298 畢全忠認為是“今不丹”1299，不知何據。 此文刊登 8 個月後，作者於 2002 年 12 月 10 日在第二屆昆明鄭和研究國際會議開幕式上繼孟席斯的主題報告作了上述內容的主題報告，並於 2003 年 3 月以《有關鄭和航海新説的幾則史料探析》為題刊於《鄭和研究》的專刊(總第 50期)。 繼“新説”之後，香港學者林貽典發表了《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一文 1300。林文引用了《明史》中關於巴喇西的記載並據貢品中的祖母綠考證説： 1296同上，第 706頁。 1297 <有關鄭和航海新説的幾則史料探析>，第 53頁。 1298《古代南海地名彙釋》，第 653頁。 1299 <有關鄭和航海新説的幾則史料探析>，第 53頁。 1300 <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6期，2002年 8月，第 11－17頁；<鄭和船隊發現新大陸及環繞地球的見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7期，2002年 11月，第 10－12頁；<再論“鄭和船隊曾經繞過好望角”的見解>，《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第 10期，2003年 2月，第 23－26頁及<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海交史研究》，2002年 12月，第 2期，第 5－13頁。 414

“根據貢品有祖母綠的記載推測，剛好南美之哥倫比亞亦盛產祖母綠，產量為全世界之最，所以巴喇西國極有可能就是哥倫比亞。因為根據史料記載，似乎未有其它國家曾向中國入貢祖母綠，所以祖母綠是很不尋常的貢品，其它國家都沒有，只有哥倫比亞才有。”1301 的確，世界上上乘的祖母綠產於哥倫比亞，其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 70%，但非洲的贊比亞、津巴布韋、南非、埃及、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南美的巴西，歐洲的俄國和奧地利，亞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出產。中國雲南文山縣也出產祖母綠。似乎不能簡單地因為哥倫比亞產的祖母綠出名而在它與巴喇西之間建立聯繫。 祖母綠的名稱起源於阿拉伯語 zumurrud1302 或波斯語zmurrud1303，原意為綠色之王，後演化成拉丁語 smaragdus，由此又派生了葡語的 esmeralda、西班牙語的 esmeralda、法語的émeraude、意大利語的 smeraldo 和英語的 emerald。德語中直到現在仍用距拉丁文最近的 Smaragd形式。傳入中國後，百年間曾出現過多種音譯名，如“助木剌”“助木綠”“子母綠”“芝麻綠”、“上馬綠”及“阻馬綠”等，後才統稱為“祖母綠”。因此“祖母綠”只是譯音，與祖母無任何關係。 《牡丹亭》中第二十一出《謁遇》內的“母碌”也是“祖母綠”的異稱，此外還有“砠砪碌”1304的形式。 其他貢品有些屬於七寶。七寶有不同定義。據《法華經》，以金、銀、琉璃、硨碟、瑪瑙、珍珠、玫瑰為七寶。 下面我們來看些正史中關於巴喇西貢物中所見品種的記載，以便更好探究該國所處位置： 1301 林貽典<關於美洲由鄭和船隊發現的見解>，《海交史研究》，2002 年12月，第 2期，第 12頁。 1302 《漢語外來語詞典》，第 411頁。 1303 同上，同頁。 1304 同上，同頁。 415

1.珊瑚樹 《梁書》/本紀/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西北諸戎/波斯國 1305，《南史》/列傳/卷七十九列傳第六十九/夷貊下/西域/波斯國 1306 及《舊唐書》/列傳/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波斯國 1307中均見此名。 2.琉璃瓶 《宋史》/列傳/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於闐 1308，《宋史》/列傳/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大食 1309，《宋史》/列傳/卷四百九十列傳第二百四十九/外國六/大食 1310及《明史》/列傳/卷三百二十六列傳第二百十四外國七/古里 1311中均見此名。 3.玻璃盞 《舊唐書》/本紀/卷五本紀第五/高宗下/上元二年 1312 及《明史》 /列傳 /卷三百三十二列傳第二百二十西域四 /火剌札1313中均見玻璃一名。 4.瑪瑙珠 《舊唐書》/列傳/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波斯國 1314及《舊唐書》/列傳/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 1305《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 815頁。 1306《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 1986頁。 1307《舊唐書》，第 5312頁。 1308《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 14106頁。 1309同上，第 14119頁。 1310同上，同頁。 1311《明史》，第 8441頁。 1312《舊唐書》，第 99頁。 1313《明史》，第 8617頁。 1314《舊唐書》，第 5312頁。 416

八/西戎/波斯國 1315中均見此名。 5.胡黑丹 “胡”是對古代北方和西方諸民族的通稱。如：五胡亂華。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詞》：“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另指來自胡族或外國的。如：胡琴、胡桃、胡椒。“胡黑丹”中的“胡”當取自後一詞義。 “西域胡人”是唐代中原漢人對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亞、西亞地區及至更遠國度的人們的習慣叫法。主要指當時與唐代通商最頻繁的波斯人和大食人。也稱“賈胡”。“賈胡，胡之商賈也。”1316 實際上是“商賈胡貊”1317 的簡稱，而且多冠以“大食、波斯”而稱大食、波斯賈胡”1318或簡稱“波斯胡” 黑丹一詞見於《山海經海經新釋卷十一山海經第十六大荒西經》：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璇瑰、甘柤、瑤碧、白木、白柳、視肉、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 郭璞云：‘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彩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郝懿行云：‘黑丹即下文玄丹是也。’” 《九光丹法》稱：“九光丹與九轉丹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 1316也。一石辄五轉，而各成五色，五色為二十五色，色各有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 1315 同上，第 5313頁。 1316《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 1684頁。 1317《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624頁。 1318《新唐書》，第 4655頁。 417

青丹一刀圭，發其口，內之，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至，可召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坐見萬里之外，吉凶所知，皆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貴賤貧富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卷中。” 今照相術語中，仍有黑丹(black opaque)，為一種修飾底片的遮光顏料。 總而言之，“胡黑丹”可能是一種來自西域的黑色顏料。“陵出黑丹，王者修至孝則出。”1319極為罕見，所以被列為貢品。 從語音來看，前引學術專著對“巴喇西”的解釋無可置疑。“巴喇西”是波斯語 Pàrsa的音譯。因為漢語中無 r的卷舌音，加上一個輔音不能單獨發音，於是將 a 提前，成為 Pàras。這可能是“巴喇西”的語音變化過程。 從貢品來分析，前引正史的各條記載説明，許多是波斯的傳統貢物，另外一些是中亞及西亞國家與地區的進貢之物。無論從“巴喇西”的亂源及語音變化，還是從貢國的位置分析，似乎很難找到它與美洲巴西或哥倫比亞的任何可信的歷史聯繫，因此這一“新説”無任何學術佐證的價值，以《野記》和《明史》關於“巴喇西”的記載來結論：“早在 1511年，南美洲印地安人就已航行到了亞洲，到達錫蘭、泰國(暹羅)、中國，巴西就已同中國有了外交聯繫”，顯得十分牽強。 實際上，在記述鄭和下西洋的主要著作中，有充分的證據説明“巴喇西”是新雅利安語 Pàrsì的對音，義即波斯。 《瀛涯勝覽》榜葛剌國條： “其國王並頭目之服，俱奉回回教禮，冠衣甚整麗，國語皆從榜葛里，自成一家言語，說吧兒西語者亦有之。” 《西洋番國志》榜葛剌國條： 1319 《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 867頁。 418

“及頭目俱服回回教禮，衣冠甚潔麗，國語名榜葛俚，自成一家語，說吧兒西話者亦有之。” 《西洋朝貢典錄》榜葛剌國第十六： “其語謂之榜葛俚，亦善吧兒語。” “榜葛里”或“榜葛俚”為“Bengali”之對音，即今孟加拉語。 “吧兒語”，據《瀛涯勝覽》及《西洋番國志》，脱漏一“西”字。 向達認為：“印度稱源出波斯而信火祆教之印度人為 Pàrsi，此一輩人所操之語言亦稱 Pàrsi語。” 謝方考證曰：“吧兒西為 Pàrsi之對音。” 因向達及謝方語焉不詳，筆者略作補考如下。 PARSE，parsi(名詞或形容詞；陰性形式 parsina，parsona)在印度，以此名稱為躲避伊斯蘭教的迫害而於 8世紀從波斯移出並定居於西印度的祆教信徒。在波斯，稱其為 guebros。這是一個純粹的種族名詞，義即波斯人，梵語中，作 rasìka，新雅利安語作 rsì，阿拉伯語作 fàrsì。 《瀛涯勝覽》的英譯本將“吧兒西語”譯為“Pa－erh－hsi language”，然後給“Pa－erh－hsi”的對應詞是“Persian(波斯語)。” “Pàrsi”有兩個基本詞義：1 印度祆教徒(公元 8 世紀逃到印度的波斯祆教教徒的後裔)，即“帕西人”1320；2祆教經典上的波斯語〔薩珊(Sassan)王朝時代的波斯語〕，而不是籠統的波斯語。 “帕西人 Parsi 為逃避穆斯林壓迫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瑣羅亞斯德教徒的後裔，住在孟買市及市北一帶以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印度的班加羅爾等地。他們並不是一個種姓，但明顯地自成一個集團。相傳瑣羅亞斯德教徒先定居在波斯灣霍爾木茲一帶，因仍受迫害而於 8世紀或 10 世紀飄流到印度。他們先定居在卡捷阿瓦半島的第烏，後遷到古吉拉特，約 800年間 1320一譯“巴斯”。參見郭德焱<粤港澳三地文獻與巴斯在華史研究>，《文化雜誌》，第 47期，2003年夏季，第 125－137頁。 419

務農為生。1668 年孟買為東印度公司所控制，其後帕西人陸續遷往孟買，到 18世紀已成為富有集團。自 1850年起從事與鐵路、造船等工業有關的重工業，甚為得手。”1321 他們曾隨葡萄牙人來澳門。1322華人根據他們服飾的特點，稱他們為“白頭”。《海國聞見錄》中<小西洋記>曰：“從麻喇甲、暹羅繞西沿山而至於白頭番國，人即西域之狀，捲鬚環耳，衣西洋布，大領小袖，纏腰裹白頭，故以白頭呼之。國有二：東為小白頭，西為包社大白頭。”1323此處“小白頭”指在印度的聚居地孟買，而“包社大白頭”則是指他們的祖家一波斯。“包社”是 rsì的譯音。 似乎可以結論説，“巴喇西”及“吧兒西”為 pàrsì的異譯。“吧兒西”更接近原文。 世界性的“鄭和熱”此起彼伏，蒸蒸日上。筆者絕不反對學術上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但最基本的學術規範化也是應該提倡和遵守的。 1321《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 6卷，第 395頁。 1322 <粤港澳三地文獻與巴斯在華史研究>同上及陳澤成<澳白頭墳場(瑣羅亞斯德教墓地)的保護>，《文化雜誌》，第 47 期，2003 年夏季，第 138－146頁 1323《海國聞見錄》，台灣學生書局，1984年，第 135頁。 420

鄭和航海的終極點——比剌及孫刺考 鄭和航海的終極點，與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及結束的原因一樣，是鄭和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據《明史·鄭和傳》載，鄭和七下西洋所經國家與地區如下：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1324 多數學者認為，第四至第七次下西洋中，最遠航行已至非洲東海岸，但對於航行的極點，尚無定論，主要是兩個位於東非地名至今未得確考，但這是一個無可迴避的課題。《明史》稱：“又有國日比剌，日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1325 因此，“比剌”與“孫剌”的考證是一個牽涉至鄭和航海終極的重大問題。 著名非洲史專家費奇(J.D.Fage)曾指出：“綜合運用考古資料、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資料，才能比中、南部班圖地區更加深入地重塑津巴布韋高原上諸班圖王國的歷史。”1326 除了費奇列舉的 4種史料外，漢語的記載也很重要，因此 1324《明史》，第 7768頁。 1325同上，第 8454頁。 1326 費奇(J.D.Fage)《非洲史》，里斯本，70 年代出版社，1997 年，第 146頁。 421

東非沿海地區歷史的探討，需要考慮到上述幾個因素。 迄今為止，在中國與東非關係史研究方面，考古成績斐然，以出土實物較信服地證明了雙方之間悠久的貿易關係。漢語資料的發掘與研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較薄弱的研究領域是口碑、阿拉伯及葡萄牙資料的發掘與研究。 本文擬從阿拉伯及葡萄牙史料出發，對比剌及孫剌的位置及其辭源進行新的勘同。 幾位 20 世紀著名的漢學家，如柔克義、伯希和及戴文達對這兩個地名有過涉及與考證。 1915年，柔克義提出：“孫剌為巽它(Sunda)之誤。”1327 1933 年，伯希和評述，否定了柔克義的考證，但未能有結果。“⋯⋯最後是比剌和孫剌。這最後兩個名字值得我們費時多探討一番。它們出現在鄭和經訪的國家名單中。這個單子在鄭和傳的末尾。由於不剌哇之名未出現在這個單子裏，柔克義猜測(第 82頁及第 614頁。第 614頁上對北剌的解釋系疏忽)説，比剌為不剌哇之誤。至於孫剌，據他説(第 82頁)，孫剌為巽它(Sunda)之誤。然而，《明史》中不但有一條關於不剌哇的消息(卷三二六，第 4頁反面)，而且還説(卷三二六，第 6頁反面)：‘又有國日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全部的問題在於探知，鄭和傳以《明史》這一消息為依據，還是《明史》發揮了鄭和傳中對這兩個國家的涉及。我堅信，二文出於確實涉及了比剌和孫剌這兩個國家的同源。鄭和傳末尾單子中不剌哇的省略純係偶然。如果我們考慮到南巫里和喃渤利的情況，《明史》將同地、同國寫入不同的國傳，不剌哇的省略並不能證實柔克義對比剌和不剌哇考證的假設。此種情況無獨有偶。至於孫剌，即便是在(爪 1327 W.W.Rockhill,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T’oung pao，1915,n°16,p.82. 422

哇的)巽它，也不一定就是 Souen－ta(巽它)的對音。Souen－la也可能是將 Sekandar寫成 Sou－kan－la1328一類的轉寫。但此地在馬來西亞，孫剌不可能在那裏，因為‘去中華絕遠’，我提不出解決這個名字的辦法。”1329 伯希和所推測的“同源”，實際上是《明實錄》中的記載。 1939年，戴文達引用了《明實錄》，將比剌和孫剌以拼音形式“Pi－la”和“Sun－la”標出，未能找到外文名稱。1330 而後，西方學者放棄了有關考證，至今未有結果。 似乎中國學者不知前述西方三大家的有關考證。過了四、五十年後，開始關注這兩個古地名的考釋，功力最深者當沈福 偉莫屬。他認為： “比剌、孫剌既然都和麻林一樣，屬於‘去中華絕遠’的地方，推測它們和基爾瓦同在中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所稱的索法拉國境內。這索法拉國北起桑給巴爾島對岸潘加尼，南至林波波河以北，幾乎相當於坦桑尼亞和莫桑比克的全境。十六世紀以前，莫桑比克境內重要海港僅見兩處，一是南緯 15°4’的莫桑比克港，一是南緯 20°12’的索法拉。比剌相當於莫桑比克，譯出了末尾的音節，孫剌則是索法拉的音譯。兩處海港都在德爾加多角季風航行區外，那裏是中國帆船從未蒞臨的熱帶風暴和漩流橫行的航行禁區。”1331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索法拉國”不是一個嚴格意義的“國”，只是一個阿拉伯人建立的商業城邦。1332 1328 對應漢字待考。 1329 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ebut du 15e Siecle,T'oung Pao, 1933, n°30, pp. 326-327. 1330 J. J. L. Duyvendak,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1939, n°34, p.373. 1331 沈福偉<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1卷，第 180頁。 1332 楊人楩《非洲通史簡編從遠古至一九一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423

其次，“比剌相當於莫桑比克，譯出了末尾的音節，孫剌則是索法拉的音譯”之説似乎有點簡單、倉卒。論者未能考出這些東非地名的原文，完全是根據它們漢語拼音音訓的近似而得出的判斷結論。 “索發拉”來自阿拉伯語“Sufàla”，意思是“淺灘”。1333 莫桑比克，葡語今作 Mocambique。其最早的書寫形式見於達伽馬船隊的航行日誌，有 Mocobiquy1334和 Moncobiquy1335兩種寫法，均來自阿拉伯語。在阿拉伯語中，“莫桑比克”最早的形式是 15 世紀末的“Mucanbìdjì”1336。在約 1550 年成書的《基爾瓦史(History ofKilwa)》中，作“Musanbih”1337。在當地土著語言斯瓦西里語中，寫作“Musambiki”或“Msambiki”。1338無論是古今葡語還是阿拉伯語及斯瓦西里語中，均無近似“比剌(bila)”的發音，可見這一音訓是有問題的。 排除了這一考證後，需要找到“比剌”的地理位置及其發音或書寫形式。 羅榮邦解釋“‘比剌’是贊比西河口的 Zembere1339，或德 1984年，第 102－106頁及艾周昌、沐濤《中非關係史》，上海，1996 年，第 27－28頁。 1333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New ed，Leiden，E.J.Brill，vol.IX，1997，第698頁。在附圖中，可以看到“索發拉”南方有一大片淺灘。“索發拉”便由此得名。此圖今庋藏於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約作於 1560年。 1334馬查多(JoséPedro Machado)、坎波斯(Viriato Campos)《達伽馬及其發現航行(Vasco da Gama ea sua viagem de descobrimento)，里斯本，1969年，第 142頁。 1335同上，第 144頁。 1336 楚姆斯基(T.A.Chumovsky)《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T s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 Ahmad Ibn－Madjid，o pilotoárabe de Vascoda Gama)》，里斯本，1960年，第 43頁。 1337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vol.VII，1990，第 245頁。 1338同上，同頁。 1339應為“Zambeze”。 424

拉戈阿灣旁的 Belugaras，⋯⋯”1340 羅考的不足也是語音不對合。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考曰：“或謂即今非洲(今非洲瓜達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庫里(Abd Al－Kuli)島。”1341 不知作者所據，然對音差異太大，不足取。 此外，同書在“比喇灣”條中説明：“比喇灣《坤輿全圖》。在今非洲索馬里瓜達富伊角附近洋面。”1342 此説在音考上無大問題，但與《明史》所説的“以去中華絕遠”這一地理特徵相悖。 因此，比較客觀與科學的考證，必須達到讀音與事實皆相符的條件。核對《明史》，不難發現：以上 4種意見均有不符，理應排除。 從前引《明史》的相關記載，可知“比剌”最基本的地理特徵是“以去中華絕遠”，因此，它應該是鄭和下西洋的終極點。 要回答的問題是：鄭和下西洋最遠到了那裏？ 為此，首先要瞭解歷史上，尤其是鄭和時代的西洋的概念。 長期以來，學者們集中探討的是東、西洋的分界 1343，而且意見歧異不一，尚不見對西洋的終極有任何涉及。 如果接受“印度洋及其沿海説”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它與阿拉伯人的概念有很大的相同之處。 1340 <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第 180頁。 1341《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177頁。 1342 同上，第 178頁。 1343 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洪建新<鄭和航海前後東、西洋地域概念考>，《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1集，第 207－220頁；沈福偉<鄭和時代的東西洋考>，《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 2集，第 218－235頁；劉迎勝<“東洋”與“西洋”的由來>，《走向海洋的中國人一鄭和下西洋 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鄭和研究會，1996 年，第 120－135 頁及陳佳榮<鄭和航海時期的東西洋>，《走向海洋的中國人一鄭和下西洋5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 136－147頁。 425

10世紀的馬蘇第説：“⋯⋯同樣，我們已經提到，中國海與新羅國相連，而僧祇海的海界一直延伸到索發拉國和盛產金子及其它珍奇、氣候炎熱而土地肥沃的瓦克瓦克國。”1344 11世紀的比魯班尼(Biruni)則更明確説：“在最大的海裏航行的人們參觀的最西端一部份是僧祇人的索發拉，它‘位於埃及一側’。人們乘船再無法繼續遠航了，其原因是該海的東北一側一直深入到陸地，並且還是由多處進入陸地的。”1345“⋯⋯另一個海灣 [位於庫爾朱姆 (即紅海 )海灣之後 ]地處蒙昧人之海。然後，大海一直延伸到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由於我們上文提到的那些需要逾越的嚴重危險，船隻從來不敢越過此地一步。西洋就是在此海結束的。”1346 這一概念至 14世紀仍流行。“印度洋及其島嶼起始於中國東部，位於赤道以上(南)，它從西邊開始，經過瓦克(Wak)地區，向僧祇人的索發拉延伸，接着又通向僧祇人地區，一直到達粥琶羅(貝伯拉)地區，此處有一個海峽。”1347 根據阿拉伯文獻，“人們分別稱之為中國海、印度海、阿比西尼亞海。它的海岸，從南端開始依次是僧祇人地區和伯貝拉地區(位於亞丁灣)⋯⋯隨後，這個海陸續流經摩迦迪沙城、索發拉地區、瓦克地區和其他民族的地區。在這些地區以遠則只有沙漠和大片荒僻地。在這個海上，靠近其發源地的是中國，接着是印度，然後是信德，再其次是具有一些沙丘的也門沿海地、扎比德(Zabid)和其它一些地方，最後是位於這個海最盡頭的僧祇人地區，⋯⋯”1348 1344 費瑯編，耿昇、穆根來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冊第125頁。 1345同上，下冊，第 681頁。 1346同上，下冊，第 682頁。 1347同上，上冊，第 436頁。 1348同上，下冊，第 513頁。 426

因知，在 14 世紀以前的阿拉伯人地理概念中，印度洋東起“中國東部”，西盡“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這是阿拉伯世界對印度洋或西洋的定義。儘管中國史乘在起點上與其不同，但在終點上是一致的。 西洋的終極，也就是説鄭和下西洋的終極應該是“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即“僧祇國的索發拉”。因此，“去中華絕遠”的比剌應在該地。 據權威的新版《伊斯蘭百科全書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莫桑比克島“最早的名字是 Bilàd－al－Sufàla”。1349在這個阿拉伯語地名中，al 是冠詞，Sufàla 就是索發拉。Bilàd是個普通名詞，義即國家。據此，我們認為，“比剌”是“Bilàd－al－Sufàla”中“Bilàd”的對音。“比剌”是“(索發拉)國”的簡略音譯。此考與《明史》的有關記載，無論從音訓還是事實上分析，皆相符，應可視為定論。將一個專有名詞僅譯其普通名詞部份的情況無獨有偶，例如 1459年的《毛羅世界地圖》將“馬達加斯加島”簡略為“島(Diab)”。1350 從《明史》可知，“比剌”與“孫剌”二地必相鄰近。中國史料記載，東南亞有孫剌，還有“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島乃至非洲東岸索科特拉(Socotra)島等説。”1351“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島”説可能是因為《明史》中將孫剌置於溜山之下的緣故。“非洲東岸索科特拉(Socotra)島説”大概是從 Sunla與 So(coto)ra發音的近似得出的。 沈福偉肯定地説：“孫剌則是索法拉的音譯。”這也是從Sunla與 So(fa)la發音的近似得出的，屬於一種主觀的考證。 《明史》稱：“又有國日比剌，曰孫剌。鄭和亦嘗齎敕往賜。以去中華絕遠，二國貢使竟不至。”從比剌與孫剌排列的 1349 The encyclopaedia ofIslam.vol.VII，第 245頁。 1350 《聖塔倫子爵地圖集》》，第 45－46頁。 1351 《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391頁。 427

位置秩序及“以去中華絕遠”一語分析，“印度的拉克代夫(Laccadive)群島”説應該排除，它不在“去中華絕遠”處。其次，比剌在孫剌之前，位於“去中華絕遠”處的是孫剌。索科特拉不是當時東非沿海航行的最南點，因而“非洲東岸索科特拉(Socotra)島説”也應放棄。餘下要集中分析的，便是沈福偉的“索法拉音譯説”。此説的語音勘同之缺陷，前有論及，不再贅述。 筆者在一份 15 世紀末的阿拉伯航行指南中，檢得一有關史料：“向大陸方向航行，抵達大陸線，同伴啊，直至有名的Sùlan，這是 Sofàla 以南的一處淺灘。我的領航員，到處是沙子！此處無粘泥，也無珊瑚礁。”1352 從對音上分析，Sùlan與 Sunla(孫剌)，儘管鼻音後移，音值最近似。從史實及地理位置來看，它位於當時東非沿海航行的最南點，符合“去中華絕遠”的條件。 據此，筆者認為，孫剌是 Sùlan的譯音，其地位於“索法拉以南”。 在歷史上，莫桑比克海峽地區是黃金、象牙、紅木、奴隸及龍涎香貿易的重要集散中心。從唐、宋以來，中國載籍中的有關記載比比皆是。 1.“僧祇”與“三蘭國” 《新唐書·南蠻傳》載曰：咸亨至開元年間(670－724年)室利佛逝國進“又獻侏儒、僧祇女各二。”1353稍後，此類記載不絕於書。 僧祇為 Zanj的譯音。1354這是古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對東非黑人的稱呼，他們居住的東非沿海地區稱 Zanjibar。1355 唐朝宰相賈耽(730－805年)在於 801年左右完成的《貞元 1352《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 (Tr rotei ros desconhecidos deAhmad Ibn－Madjid opilotoárabede Vasco da Gama)》，第40頁。 428

十道錄》中記錄了從廣州經波斯灣到東非的航程。它保留在《新唐書·地理志》的“廣州通海夷道”中： “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剌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撥離袔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剌國，與東岸路合。”1356 至於文中所云三蘭國的地望，眾説紛紜。計有索馬里北部“澤拉港説”，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説”，“桑給巴爾説”及“亞丁(波斯薩珊王朝統治時期其地被稱為 Samran)説”等。 從對音來看，即便是漢語拼音對漢語拼音，“澤拉”和“桑給巴爾”也與“三蘭”相去甚遠。“達累斯薩拉姆”中的“薩拉姆”有些相近，但從史實上分析，似乎不太可能，它是在1862年才得名的。1357波斯薩珊王朝的統治從 224年至 651年，因此“亞丁説”也應排除。 張星烺認為“必在更南東非洲沿岸”1358。沈福偉的定義“是坦噶尼喀和莫桑比克的黑人居住區。⋯⋯大致北起桑給巴爾島對面的瓦米河口，南至林波波河流域，都在三蘭國範圍以內。”1359《中非關係史》則指出： “從賈耽的整段記述中看，他稱的設國、設巽國、烏剌國等，在當時只是沿海地區的一個港口集鎮，三蘭國也不會例外，它不可能是一個囊括東非大片地區的國家的名稱。事實上，到 1353《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 6305頁。 1354《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1076頁。 1355同上，同頁。 1356《新唐書》，第 1154頁。 1357《中非關係史》，第 31頁。 1358張星烺編註、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 2冊，第 159頁。 429

5－9世紀時東非歷史上也未曾出現過這樣大的國家。判斷 三蘭國的今天位置，應依據賈耽稱的‘正北二十日行，經 小國十餘，至設國’這段關鍵性的話，以及三蘭的稱呼來 考查。 從席赫爾港向南航行 20天，按日航平均 90海里計，共1800海里，約到達今坦桑尼亞沿海地區。賈耽記載的三蘭國可能是坦桑尼亞沿海的某個港灣城市。‘三蘭’應是阿拉伯語 Salaam的直譯，意為安寧、和平。阿拉伯人在古代用 Salaam命名的城市有數處，如巴格達便是其中之一。用該詞命名的城市有兩種情況：一是城市建於風平浪靜的港灣邊；二是城市經過一段混亂時間，又獲得和平後被重新命名，達累斯薩拉姆便有這種成份在內。但有的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又有了其他的名稱，賈耽記載的‘三蘭’可能屬於這一種。早在西元前後，就有阿拉伯商人前往東非，從 7世紀起，阿拉伯人更是成批前往東非，在沿海地區建立了一系列城邦。在坦桑大陸沿海建立的城邦包括坦噶、龐加尼、烏湯德韋、卡奧萊、孔杜奇、基西馬尼一馬菲亞、基爾瓦等，根據這些城邦的發展先後看，基西馬尼一馬菲亞是賈耽所指之‘三蘭國’的可能性更大，因為基西馬尼一馬菲亞是 8、9世紀阿拉伯人在東非沿海南部建立的一個最重要的貿易中心，符合賈耽稱的三蘭國位於大食國‘其西最南’。而基爾瓦在 12世紀末‘才成為有一定重要性的城市’，且在基西馬尼一馬菲亞發現了 8至 9世紀的中國錢幣。另外，馬菲亞島在中世紀屬劄勒吉群島(Zaledji lslands)的一部份，伊德里斯在 1154年曾寫道：中國人在遇到麻煩後，便把他們的貿易轉移到紮勒吉群島，它位於桑給海岸的對面。Zaledji在語音上又與‘三蘭’有近似之處。”1360 我們認為，Sùlan比基西馬尼一馬菲亞更南，因此更 1359 沈福偉《中國與非洲》，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 209頁。 430

符合賈耽“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一語。Sùlan 應為“三蘭”的原音，而且馬達加斯加在漢語中也有“昆侖層期國”一名，可以對上“三蘭國”。 2.“昆侖層期國” 宋朝發明了指南針，進一步促進了遠航事業。此時，宋代中國與東非地區已有直接交往，航海遠達昆侖層期國。 昆侖一詞在漢籍中的含義很多 1361。在此，我們集中探討其指東非地區的情況。宋周去非在《嶺外代答》卷三中日：“西南海上有昆侖層期國，連接大海島。⋯⋯及產大象牙、犀角。又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法。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為蕃奴”。宋趙汝适在《諸蕃志》昆侖層期國條中亦云：“轉賣與大食為奴，獲價甚厚。” 非洲的昆侖，其阿拉伯名稱為 Kumr1362，即馬達加斯加島。 “層期”為唐朝的“僧祇”。 3.“層搖羅” 至元，海外貿易進一步發展。曾還至東非的汪大淵所撰《島夷志略》載： “層搖羅國居大食之西南，崖無林，地多淳，田瘠穀少，故多種薯以代糧食。每每販於其地者，若有穀米與之交易，其利甚薄。氣候不齊，俗古直。男女挽髮，穿無縫短裙。民事綱罟，取禽獸為食。煮海為鹽，釀蔗漿為酒。有酋長。地產紅檀、紫蔗、象齒、龍涎、生金、鴨嘴膽礬。貿易之貨，用牙箱、花 1360 《中非關係史》，第 31－33頁。 1361 同上，第 47－50頁及《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 505－508。1362《達伽馬的阿拉伯領航員馬季得的三份新見航程志 (Tr roteiros desconhecidos de Ahmad Ibn-Madjid o piloto á rabe de Vasco da Gama)》，第 17、45頁。 431

銀、五色段之屬。”1363 此處“搖”似為“撥”之誤，係 Zanjibar 的訛音。到了明代，對這一帶以其最南端的“比剌”和“孫剌”加以稱呼。它們在阿拉伯史料中每每出現的“僧祇人的索發拉”“僧祇人海岸的索發拉”和“僧祇人的索發拉”的範圍內。 極其令人興奮的是，葡萄牙史料中居然有關於中國式帆船在此二地行蹤的資訊。 意大利佛羅倫薩圖書館利卡迪諾第 1910 號鈔件中有一封題為《一封新近來自葡萄牙的信的注釋。該信於 1506 年 1 月10日 1364寫自莫桑比克 1365》的信件 1366。其作者生平不詳，但從內容來看，是一個隨葡萄牙人船隊活動的意大利人。他所搭乘的船隊由阿爾梅達(D.Francisco de Almeida)指揮，於 1505年3月離開里斯本。抵達莫桑比克島後，因錯過了前往印度的季風，滯留當地等待。在此之前，船隊中由佩雷拉(Rui Dias Pereira)指揮的聖若爾熱(São Jorge)號大船曾於 1505年 7月在馬達加斯加島西岸停靠，遇到了一條當地稱為阿爾馬蒂亞(almadia)1367的槳船，將其中兩個船員帶到了莫桑比克島，並向他們詳細瞭解了馬達加斯加島的情況： “那些黑人 1368還說，從那裏 1369有像我們這樣的大船航行至此 1370。這些大船有栓槳，船上的人像我們一樣白。每隔兩年，就有二、三艘這樣的大船航行到那裏。然而不知道它們是甚麼人的船，估計非那些將丁香販到印度來販賣的那幾代人的中國式帆船(giunchi)莫屬。從未搞清楚丁香是在甚麼地方出產的，只知道是由這些中國式帆船販運來，然後在他們的海面上壟斷 1363汪大淵《島夷志略》，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第 371頁。 1364當時的意大利日曆以 3月 25日作為年終，因此 1506年 1月 10日相當於公曆 1507年 1月 10日。 1365莫桑比克島。 1366意大利曼圖瓦檔案館(Archivio di Stato di Mantova)有一份大同小異的鈔本。庋藏號Ms.E.XU.3 b，n 631，Affari di Francia。 1367一種小船。 432

它的交易。 我們的船長覺得此事非常重大，既然趕不上風候航行至印度，於是率領 10艘帆船(都是些最小的船，其中最大的才載重300桶)去發現距此 200里格的聖老倫索(S.Lourenco)島。後來證實這些黑人所說的一切屬實。此地比印度還要富庶。我敢肯定，凡是上述黑人說到的東西這裏都可以遇到，因為他們說出了它們的生長方式，生薑是種植的，有丁香，還有一種產如同安息香般的肉荳蔻的樹。那裏邊上的一個地方，有一種樹產安息香。既然敘述了所有的生長方式，那麼一定屬實。我們拿出胡椒給他們看，還拿其他東西給他們看。如果當地有的話，他們肯定認得出來。他們一一認了出來。他們還說，有像我們的大船一樣的大船(nave grande)航行到那裏。船上的人是像我們一樣的白人，穿用衣服。非中國式帆船這代人莫屬。”1371 早在 1942年就有人提出鄭和曾抵達馬達加斯加島 1372，此信為此問題的進一步探討提供了新的參考。 馬達加斯加島一帶的船隻種類主要是阿爾馬蒂亞船，因此兩個船員十分明確地説，有像葡萄牙人的船那樣的大船曾航行至馬達加斯加島。此處所言大船，應指中國式帆船。 他們肯定説，船員的膚色同葡萄牙人一樣白。馬來人、印支人及印度人膚色褐黑，只有後來被歐洲人稱為黃種人的華人皮膚顏色與歐洲人最近，因而可以判斷是華人。 從航行的時間間隔來分析，“每隔兩年”大致是鄭和艦隊 1368 原文為 neri。在 16 世紀，葡語中的黑人的指稱範圍很大。凡是膚色暗於歐洲白人的種族，例如亞洲的印度人、馬來人等均可入類。 1369聖老倫索(S.Lourenco)島，今馬達加斯加島。 1370莫桑比克島。 1371 意大利佛羅倫薩圖書館利卡迪諾第 1910 號鈔件第 f.124rab－f.124vab頁。此件由意大利拉杜雷特(Carmen M.Radulet)教授見示，特此鳴謝。 1372 秀人<三寶太監環繞過的馬達加斯加島>，《大眾》，1942年，第 1期。 433

往返西洋的頻率。此信吿訴我們鄭和船隊分 到非洲的船隊僅有二、三艘，其主要經濟活動是丁香貿易，而且壟斷了當地市場。因而可以推斷，鄭和船隊除了攜帶中國貨物到達東非貿易當地土產外，也將從南洋獲得的商品運銷印度洋，遍及印度沿海及西印度洋的東非。這為研究下西洋的普通貿易性質提供了依據。 下西洋停止後幾十年，丁香貿易落入印度人手中。達伽馬船隊的航行志記載了在麻林地 1373見到從事丁香及胡椒貿易的印度(景教)基督徒。1374 葡萄牙人當時尚未直接接觸華人，然而“不知道它們是甚麼人的船，估計非那些將丁香販到印度來販賣的那幾代人的中國式帆船莫屬”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 葡萄牙人不僅從兩個船員處探聽了關於中國式帆船及貿易的情況，還專門派人前往馬達加斯加島實地核實，證實了“有像我們的大船一樣的大船航行到那裏。船上的人是像我們一樣的白人，穿用衣服 1375。” 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人根據在莫桑比克島得到的情報作 出的判斷是“非那些將丁香販到印度來販賣的那幾代人的中 國式帆船莫屬”，而在馬達加斯加島核實後則使用了‘這代 人’。如果以 27年為一代的話，鄭和船隊下西洋的 28年，大 致是一代。考慮到鄭和船隊可能從第三次(1409－1411)下西洋 起抵達東非，那麼時間在一代之內。因此，葡萄牙人在馬達 加斯加島核實的情況大致不錯。 1373沈福偉關於十三世紀末“馬赫迪里”朝的考證可榷(<鄭和寶船的東非航程>，第 172－173 頁)，因為，在此之前的阿拉伯文獻中，已出現“Malindi”。漢語的“麻林”與“麻林地”是“Malindi”的準確譯音，參見《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上冊，第 356－357頁。 1374 《 達 伽 馬 及 其 發 現 航 行 (Vasco da Gama e as sua viagem dedescobrimento)》，第 160頁。 1375此處強調的是中國的衣冠文明，因為當地人一般赤露上體，僅下身圍有遮羞布。 434

上述消息傳到葡萄牙後，引起了王室的極大注意，於是葡萄牙國王唐·曼努埃爾一世在 1508年 2月 13日給接着來東方的葡萄牙艦隊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下達了瞭解馬達加斯加島及華人情況的正式指令。關於華人的部份如下： “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滿剌加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狀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滿剌加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砲？他們穿着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 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1376 當時歐洲仍不知馬可波羅筆下的“震旦”便是中國。這一系列問題，足以反映了葡萄牙王室對中國的濃厚興趣。這個指令，也標誌着葡萄牙對華政策的肇始。 塞格拉的船隊於 1509 年駛抵滿剌加後，馬上展開與在當地經商華人的交往。華人運銷滿剌加的主要貨物為麝香、絲綢、樟腦、大黃等，以換取胡椒和丁香 1377。華商一般趁 3、4月 的季風前來滿剌加，於 5、6月又趕風返回中國。葡萄牙人千 1376 此文原件仍存葡萄牙國立檔案館。參見編年部，第 1 部份，第 6 劄，第 82號文件。譯文參見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第 36頁。 1377 科埃略(Ramos Coelho)輯《國立檔案館中庋藏的有關葡萄牙航海及征服的數則文獻》，里斯本社會科學院，1892年，第 219－225頁。 435

方百計向華人打探中國的情況，企圖擠入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網中。他的艦隊在滿剌加逗留了數月，後因無法補充給養而撤退，但與華人進行了初步接觸。 總而言之，“比剌”是“Bilàd－al－Sufàla”中“Bilàd”的對音，實指莫桑比克島。“孫剌”是“Sùlan”淺灘的對音，代指“索發拉”。它們是鄭和下西洋的極點。這一帶便是中國載籍中“僧祇”或“層搖(撥)”的最西端，即《廣輿圖》卷二中的“桑骨八”1378。 1378《廣輿圖》中圖一‘西南海夷圖’內的“桑骨八”實際上是 Zangjibar的異譯。圖中所標示的倒三角形不是好望角的地形，而是東非至今莫桑比克的地形，因此，中國人當時的地理知識似乎並未超過莫桑比克以西地區。參見《孟席斯著“1421：中國發現世界”中外評論集》，第 144－146頁。 436

後記 《过十字门》是我们继《镜海飘渺》、《东西望洋》之後的第三本集子。如今与读者见面，我们深感欣慰，也总算沒有辜负那些以不同方式长期支持协助我们的朋友。 在《镜海飘渺》出版之时，我们还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处寻”(秦观《踏沙行》)的感觉，我们还有“缺月掛疏桐，漏断人初靜。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卻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苏轼《卜算子》)的慨叹。在《东西望洋》出版之时，我们已经初步感受到“阳和二月芳菲遍，暖景溶溶”，已经“深入千花粉艳中”，但仍然担心“一片西飞一片东”(晏殊《採桑子》)。 第三本集子取名《过十字门》，开始构思编辑之时，多少带有“孤帆远影碧空尽，帷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下江陵》)之心情。我们原本还打算，此集之後便歇了，起码休息一段时间，读读书、“充充电”，暂时不再干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这不是我们悔恨当初，不是說我们有甚麼其他期望，不过是我们早有如此计划。“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然而，“谁知林棲者，闻风坐相悦”(张九龄《感遇》)。我们也万万想不到，不经意中已经泥足深陷，难以自拔，似乎澳门历史研究已经成為了我们的一种执著，一种“毒瘾”。何況，澳门历史还有那麼多课题值得我们去探索，且探索愈深入愈发觉原有研究离理想尚远，而研究过程虽然辛苦，但每发现问题、特別是每见解決问题的曙光，又為我们带来莫大安慰与满足。由此看来，恐怕还会有第四集。 不过，我们需要向读者致歉的是，这几个集子的文章由於在不同时间写成，合拢成书後显得十分零乱，资料重复使用的 437

情況尤其明显，出版前虽然经过一些加工，但仍然沒有系统和连贯性，甚至对某些问题的论证也需要更新。可惜，由於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目前难以作大幅修改，祗能待下一集再图有所改进完善了。编完此集时，我们更加充份意识到过十字门之艰辛，更加深切感觉到停留在十字路口的徬徨。 十字门為古代进出澳门港的重要水道，《澳门纪略·形势篇》称：“其曰澳门，则以澳南有四山离立，海水纵橫贯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门，故合称澳门”。商衍鎏《澳门杂诗》中，便有“规圆如镜南湾澳，海水纵橫十字门。異代名存城廓渺，空留掌故向谁论？”一诗。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诗》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门开是三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一首；在《望洋台》五絕中，也詠颂“舶口三巴外，潮门十字中。⋯⋯洋货东西至，帆乘万里风”。印光任《雞颈风帆》中所描绘的繁盛场景，更加气势雄伟：“浩淼帆樯出，银涛拥一痕。排云鹏鼓翅，掛日海分门。四宇空无著，千山势欲奔。飞腾何迅疾，疑是发崑崙”。实际上，作為东西交通的孔道，十字门的历史还远早於澳门港，我们将十字门和东望洋、西望洋那样看成是澳门的代名词，並将本书取名為《过十字门》，便多少带有探求解开澳门早期历史之谜的意思。 几经填海，十字门已不复往观；数度发展，澳门亦今非昔比。惟“城廓”仍在，“掌故”当不“空留”。正如我们在“代前言”所论及，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弹丸之地目前出版的史料数以万页计，颇值得我们深入开发、研究。虽然从专题研究看，我们与西方学者比较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仅以史料而言，我们认為中国的澳门研究已经佔据世界领先地位，成為可以与欧美学界並驾齐驱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被尊為权威之作的由崔瑞德、牟复礼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 8 卷“明朝”第 2 部份中，有著名汉学家卫思韩(John E. Wills)撰写的第 7 章《同欧洲航海国家的关系(Relations with maritime Europeans)，1514－1662》(Denis C.Twitchett，Frederick W Mot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China，Volume 8，The Ming Dynasty，Part 2， 438

1368－1644，1998，pp.335－363)，其中涉及中葡关系及澳门。无论在新史料的佔有，还是对现有书目的了解及研究突破方面，该文均已显学术落後。卫思韩文连中葡关系的起始年代还沿袭几十年前的說法，而任何中葡关系及澳门史学者都知道，葡人欧维士於 1513 年首航中国。由此可见，我们不仅不必自卑，还有理由骄傲，因為澳门研究起码在史料方面已经具备一定的先进性。 有自信方能自強，能自強就有动力，有动力就会探索，有耕耘就有收获。同样在有心人的努力下，近年澳门史研究无论是史料挖掘和运用还是理论、方法以及观念的创新，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且这种进步既不落入西方中心论的圈套又渐渐摆脫传统史学思维的束缚，令人深受鼓舞。而在此一学术氛围下，这些年来，我们在探讨澳门历史过程中每有新发现、新体会，也会从內心发出微笑，感到振奋和欣喜。当然，我们的研究成果尚要接受时间的考验，我们也欢迎百家爭鸣，以期共同进步；而澳门史研究目前所取得的进展，亦远远不夠，非但不能自满，不能沾沾自喜，还促使我们更加努力进取，因為随着史学的进步，我们会遇到更多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解決，发现更多的空白需要填补，何況时至今日，我们还沒有一部大家可以比较认可、接受的澳门历史。 明年是郑和下西洋“耀兵異域，示中国之富強”六百周年，国內和世界各地华人社团都拟定一系列庆祝活动，且许多活动已经在两年前展开。中国的国家庆祝计划亦已正式啟动。英国业余史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2002 年出版《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一书，轰动一时，更将郑和研究推上前所未有的高潮。我们在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时发现了一些史料，也应景写了多篇相关文章，湊湊热闹。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引起广泛关注，故收入集中。在下一部论文集中，我们将再披露一些关於郑和下西洋的葡语新史料，並将对下西洋的起因或目的以及郑和的死因和地点进行新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沒有今天中国之強盛，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今天郑和研究之热闹景況和国际性关注。正如 1997、 439

1999 年前後的港、澳研究一样，也被推上了顶峰，各种有关论著盖天铺地，出版界盛极一时。 郑和研究方兴未艾之际，港澳研究近年来卻给人时过境迁的感觉。高潮之後，是平靜，是沉寂，本应视為正常现象。然而，港澳研究这几年的沉靜所带来的強烈反差，卻叫人十分不习惯，虽然对学术研究而言，根本不应该有高潮、低潮，不应该有涨潮、退潮。不管怎麼說，风平浪靜之後，卻啟发人们进行更深层的思考。此外，令人高兴和鼓舞的是，澳门特区政府成立後，強调澳门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重视人文环境的建设，也為学术研究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我们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北京，2003 年第 7 期)上读到对中葡关系史和澳门历史也有突破性研究的万明女士<关於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一文，其中一段话发人深思： “鄭和研究已經突破了國界，走向了世界，不僅是中國史上的重大課題，也是世界史及至人類發展史上的重大課題。 鄭和研究是中外關係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中外關係史的特徵就在於一半是中國史，一半是世界史，我們的研究不僅需要國內史學界的合作，而且日益顯示出國際合作研究的必要。明代中國的世界形象，是在下西洋範例中對照出來，得到了世界公認。鄭和航海所體現的和平秩序與合作發展的主題，不正是我們今天國際社會所需要的嗎？就此意義上說，我們對鄭和的紀念，具有尋求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現實意義。” 这一段话，又使得我们联想到澳门研究中来，且发觉当今之澳门研究与郑和研究有极其相似之处，也应该循此一路径发展。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反省，将澳门放在中外关系史更大的场景中去考察，深入探讨澳门数百年来在促进中西交流、促进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共同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所具有的內在品质和价值及其未来可扮演的角色，或许澳门史学界能夠进一步拋开成见、拓宽视野，可以在澳门研究中有更加重大的新发现、新突破，真正挖掘出澳门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中的意义。屆时，澳 440

门研究肯定会再次热闹起来，並引起国內、国际学界的更大关注、重视和认同，形成“千山势欲奔”之势，从而成為一门真正的显学。屆时，一部有共识的澳门史也将问世。 这是我们的期望，也将成為我们努力工作的目标。当然，我们更加期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澳门历史研究的行列，百川汇流，百花齐放，使得“暖景溶溶”“芳菲遍”的学术春天早日到来。 金國平 吳志良 2004 年春节 441

442

Abrindo as Portas do Cerco Jin Guo Ping/Wu Zhiliang l. O Papel que Macau tem desempenhado na História moderna da China...................................................1 2.Uma Embaixada Portuguesa com Dois Embaixadores…...27 3.Novas Discussões acerca da localização de.. ..……….........49 Nan'ao, o conteúdo do assentamento da paz entre Leonel de Sousa e Wang B ai e a sua datação 4. A divulgação de Macau e o culto da Deusa Ama no...........73 Ocidente-Ainda sobre o topónimo Macau 5. Os Huo, Pai e Filho, na elaboração da estratégia.............110 chinesa para com os Portugueses e Macau 6. Reconstituição do nome português do.............................120 Embaixador Yanuoliguishi, registado na Mingshilu (Verídica Crónica da Dinastia Ming) 7. A propósito da guarnição chinesa em Macau................. 127 chefiada por Wang Chuo-Uma abordagem preliminar sobre a função do Primeiro Ministro Zhang Juzheng na elaboração da política chinesa para com Macau nos primeiros anos do Reinado de Wanli(1573-1620) 8. Eunucos, Missionários e Vice-reis de Cantão................137 443

9. As circunstâncias em que aconteceu a................... 145 revolta japonesa em Macau em 1608 10.Uma retrospectiva sobre a sede do Leal Senado....149 11.Um estudo sobre hospedagens de............. ............171 funcionários chineses em Macau 12. Macau na controvérsia dos Ritos Chineses—........188 Sobre a consciência cultural na aculturação 13.História e realidade daLusofonia...........................210 14.Uma nova abordagem sobre os emigrantes............227 chineses em Cuba e o comércio de cules em Macau 15. Quem teria sido o primitivo proprietário do ..... .......241 Novo Jardim? 16.As freiras franciscanas e a Santa Clara em Macau.244 17.Santa Rosa de Lima, Padroeira do.........................247 Colégio Santa Rosa de Lima 18. Uma investigação etimológica do nome chinês do...252 Pe. Álvaro Semedo 19. Acerca do título bispai honorífico do.................... 254 primeiro bispo chinês Gregório López 444

20. Um olhar sobre a vida privada do Pe.......................260 João Adão Schall von Bell 21. Episódio duma igreja católica construída em........... .274 Pequim, com um donativo de Nicolao Iquan 22. Uma breve recensão ao Diccionario Histórico de......277 Ia Companía de Jesus Biográfico-Temático 23. Uma proposta para a colecção de fontes em............. 282 línguas estrangeiras sobre a História da China 24. O Suicídio do Imperador Chongzheng e a ....... ........285 entrada de Li Zicheng em Pequim, segundo a Carta Ânua de 1644 da Companhia de Jesus 25. Uma leitura chinesa de Tratado das Coisas da .......289 China, baseada em Fuyu Zaji (Miscelânea de Cântaro Quebrado) de Zhu Wan 26. Sobre o autor, o contexto e a data da......................310 primeira cartografia europeia da China 27. Análises críticas de fontes portuguesas de 1421........322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28. Informações ocidentais sobre os Juncos- ......... ......370 Uma tentativa de abordagem sobre o aspecto de "Barco de Tesouro" da Armada de Zheng He 29.Um breve estudo sobre o armamento da......... .......378 Armada de Zheng He 30.O âmbar cinzento teria sido usado como.......... ........394 pintura de casco de embarcação? 31.A imagem de Portugal muçulmano em............ ........397 445

fontes chinesas dos séculos IX a XII 32.Um estudo comparado entre ........................... ......410 "Balaxi (Pérsia)" e "Baerexi (Parse)" 33.Tentativa de localização de "Bila" e .................. .....421 "Sunla"—extremidades africanas das expedições marítimas de Zheng He 34.Nota explicativa dos Autores .......................... ....437 446

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