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余振，原籍廣東開平，一九四六 年出生。一九七〇年畢業於加拿大多倫 多大學政治系，七六年獲美國夏威夷大 學博士學位，主修國際政治。曾在美國 馬里蘭大學、加拿大卡加利大學和日本 國際基督教大學任教。於一九八七年 始，任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教 授。曾於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有關亞洲包 括中國、口本、香港和澳門政治論文三 十餘篇。中文著作有一九九三年六月由 香港廣角鏡出版的《澳門：超越九九》。劉伯龍 ，原籍江西萬安，一九四 九年出生於香港。一九八二年於中國社 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經濟學碩士 學位。一九八八年在比利時魯汶大學獲 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主修國際關係。一 九九〇年始，在澳門大學任政府與公共 行政學助理教授。著作有《歐洲共同體、 英國、比利時對華政策的比較研究》（一 九八八年魯汶大學出版社），以及《澳門 的國際地位》等數篇論文。•吳德榮，原籍福建，一九六二年 出生於菲律賓。一九八五年畢業於香港 大學政治系，八九年於同學系獲碩士學 位。一九九〇年至九二年曾任澳門大學 政府與公共行政學講師。現為倫敦大學 東方與非洲學院博士生。曾發表數篇有 關中國、香港政治的論文。

吳志良主編澳門論叢馬萬祺澳門華人政治文化余 振、劉伯龍、吳德榮著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主編者言澳門有意識地引起大衆關注的系統學術硏究起步較晚。 隨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和八十年代政治、文化、社會發 生的劇變,尤其是《中葡聯合聲明》的簽訂以及《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的起草和頒布，澳門和外地許多學者以及澳門居 民，對澳門的歷史和現實的許多問題進行了討論,在政治、法 律、經濟、文化、藝術、歷史、社會和民生方面的硏究取得了相 當的成果。•澳門進入過渡期後，官方和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質和量的 飛躍,但較偏重歷史、文學和藝術，有關政治、法律、經濟、社會 的硏究和探索的文章仍然零散,專著屈指可數，爲硏究澳門的 學者帶來不便,影響了硏究的深入和長足進展。因此，有必要 將這方面的硏究成果加以整理和總結。編輯出版《澳門論叢》 的構思由此產生。雖然是整理總結,《澳門論叢》對歷史幷不偏重,僅作借 鑑。立足現在，放眼未來，建設澳門是我們的目標。我們一如旣 往，本着“思考澳門、硏究澳門、推廣澳門”的原則，對澳門和外 地學者有關澳門的個人專著和專題論文進行蒐集，以期推動 和促進澳門問題硏究的縱深發展，爲關心澳門的人士提供一 個可以觀察的窗口，爲澳門居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澳門這座 微型博物館創造條件，幷爲思索澳門問題的學者提供可以參 考的材料，擴大視野和思路。1

當然，萬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們的工作僅僅是零的起點, 雖經努力,仍會存在許多不足之處,這一點，尙祈諒解。借此機會，我們感謝本會信託委員馬萬祺博士爲《澳門論 叢》題字幷提供部分贊助,感謝諸位作者和編者的大力協助, 沒有他們的支持和信任,《澳門叢書》便不可能面世。我們更期 望讀者提出批評和建議，使這套叢書更趨完善。吳志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2

目 錄主編者言............................................吳志良自序...................................................（I）第一章 緒論......................................... （1）第二章對整個政治體系的政治取向.................. （26）第三章對政治體系輸入和輸出的取向................ （47）第四章對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 .................. （62）第五章澳門華人的選舉投票行為.................... （84）第六章 大學生和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 （103）第七章 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 （123）第八章結論..................................... （136）附件一：澳門華人政治文化調查問卷.................. （146）附件二：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調查問卷................（155）編後語.............................................. 吕平義

CONTENTSAcknowledgements ................................................................... ( I )Chapter I Introduction .................................... . .............(1)Chapter II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oward theGeneral System ........................................... (26)Chapter III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oward Input and Output Objects ............. (47)Chapter IV Political Orientations Toward Selfas Object ....................................................... (62)Chapter V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 (84)Chapter VI The Political Subcultures of Universit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 (103)Chapter VII The Political Subculture of Political Activists ............................. (123)Chapter VIII Conclusion ................................................... (136)Appendix I: Politic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 (146)Appendix II: Vo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 (155)

自 序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於1956年 首先採用“政治文化”一詞，並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治 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取向”。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 政治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澱,深藏在我們心中，並潛移 默化地支配着我們的政治行為。四分之三世紀之前，魯迅先生在他的不朽名著《阿Q正 傳》，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國民性的“看客心理”和“奴才心理” 的劣根性。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西方學者和華人學者,亦指出 中國傳統文化的權威人格和順民心態，認為這是阻礙中國民 主發展的主要因素。澳門華洋雜處，是中西文化的交滙點。佔澳門人口百分之 九十七的華人居民，不斷受到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民主思潮 的衝擊。90年代的澳門華人政治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有甚麽 分別呢?澳門的政治文化土壤,是否適合西方民主政制的植根 生長呢？為了進一步探索這個問題,我們於1991至1992年間,進行 了五次問卷調查,訪問了一般澳門市民、大學生、中學生、登記 選民、以及參與1992年立法會選舉的其中三個組別的候選人 和助選人員。這本書的調查研究，由本人策劃，同兩位澳門大學同事 （劉伯龍和吳德榮兩位先生）一齊負責。調查研究進行期間，澳 門政府普查暨統計司署提供有關澳門市民的資料，有關中學 I

給予熱心支持，澳門文化司署、澳門大學和澳門蔡氏教育基金 會對該項研究提供贊助,在此一併致謝。這份研究報告，原文用英文寫成，由本人和劉伯龍、吳德 榮兩位先生執筆。中文本則由本人獨自執筆寫成。前者主要以 不懂中文的學者專家為對象，後者則為澳門廣大讀者及關心 澳門華人社會文化的國內人士服務，所以中、英文版本的內容 略有出入。總的來説，英文版本比較注重理論和學術性的分 析，中文版本則比較重視理論和實際政治、社會環境的關係。這本書未經劉、吳兩位先生過目，因此本書的文責由本人 自負。最後，没有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先生的大力支持，本書不可 能如期出版，在此謹致謝意。余 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II

第一章緒 論1.1導 言衆所周知,澳門政府並不是一個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它 的正式和法定權力源自里斯本:澳門總督是由里斯本委任的。 不過,跟鄰埠香港不同的是，澳門的主權從來没有割讓給葡萄 牙。1887年的中葡條約祇將澳門的管治權移交葡國;澳門的邊 界從來没有正式由中、葡兩國界定。澳門這個幾乎完全没有自 然資源的小港，日常所需包括最基本的食水及糧食都是倚靠 中國大陸的供應。因此，雖然由葡國管治，澳門的自主權在很 大程度上是受制於中國政府的。事實上,澳門政府一向没有能 力控制由大陸遷入澳門的人口。直至1991年，在中國政府的同 意下，澳葡政府才在珠海－－澳門邊界設立海關檢查站。根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澳門大約有固定居民354,000人①。 其中大約97%是華裔居民,2% 土生葡人，②1%由里斯本或葡 國前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桑比克及葡屬果亞來澳工作的葡 籍人士。土生葡人一般在政府機關工作,是中層領導和主管人 員的骨幹;外來的葡萄牙人則多担任上層領導與主管的職位 。 可以説，他們都是澳門的政治精英。可是，土生葡人跟外來葡 人並不是水乳交融，毫無芥蒂的。很多土生葡人能説流利的廣 東話（雖然很少能讀或寫中文），對澳門有強烈的歸屬感，視澳 門為家。他們不容易亦不大願意融入外來葡人的圈子中。事實 1

上，澳門存在着兩個截然不同的葡人社交圈子— 土生葡人 和外來葡人。不過，他們亦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無論土生葡人 或是外來葡人都很少與本地華人的社交圈子來往。因此，澳門 的大衆政治文化很少受到土生葡人或外來葡人文化的影響。澳門的華裔居民大多數由毗鄰的廣東省，尤其是中山縣 遷徙來的。其中亦有相當一部份，估計大約5萬人，是從福建省 遷來的。事實上，現居民中很少是原澳門居民的後代。當葡萄 牙人於1553年首次踏足澳門，他們祇發現幾百個當地居民。 ③由於大量的華人從鄰近的縣鎮遷入澳門，於本世紀初澳門 的人口超過5萬。最大的一次移民潮發生於四十年代的抗日戰 爭時期。因為某種原因，澳門没有被日本人佔領。大量的大陸 及香港人湧入澳門，澳門成為他們的避難所。根據一個估計， 戰時的澳門人口高峰期超過30萬。④和平後，澳門人口急速下 降，很多人遷回大陸或香港。據估計,1950年澳門的人口大約 為18萬。⑤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澳門的人口幾乎停滯不前。自然人 口的增長，被相繼離開澳門到香港或國外謀生的年青人所抵 消。不過，到七十年代末期，由於中國大陸放鬆移民政策，澳門 的人口再次急劇標昇。據估計，祇1979年就有大約4萬合法移 民由大陸遷入澳門。整個八十年代，合法和非法遷入澳門的大 陸移民總數超過10萬人。⑥不過,大約四分之一的新移民最後 遷移去香港或海外。因此，如上述，澳門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 來上落很大，極富流動性。事實上，不足四分之一的澳門成年 人是本地出生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澳門的政治文化是中 國政治文化的縮影，尤其是廣東和福建兩省的文化。2

1.2 阿爾蒙德(Almond)和弗巴(Verba)的模式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Gabriel A.Almond)於1956年 首先採用“政治文化”一詞，並將“政治文化”界定為“一個政 治系統(國家或民族)的基本政治傾向”。接照阿爾蒙德的理 解,政治文化作為長期形成的心理積澱，深藏在我們心中並 潛移默化地支配着我們的政治行為。阿爾蒙德和弗巴(Ver－ba) 在《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即一個政治系統內 的個人對於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可用認知、情感和評價三個 概念來説明。⑦這三個取向的對象或目標有四個：1.整個政治 體系;2.體系的輸入功能(在政策流程中，所有個人、團體和程 序對政府的需求和支持);3.體系的輸出功能(所有政策執行 的內容);4.自我的政治角色(指個人作為政治系統成員的權 利和義務的知識及信仰)。⑧阿爾蒙德和弗巴根據公民對政治體系、體系的輸入和輸 出功能以及個人担任的政治角色的認知、情感和評價的狀況 將政治文化分為三種類型：1.“地域型文化”：即是指民衆對 於政治制度、政策和其他政治目標的認知極為薄弱，甚至認 為完全無法加以影響。具有這種政治文化特徵的社會大多仍 處於部落、地方或村落文化狀態。2.“臣屬型文化”:是指民衆 對於政治系統及其輸出有強烈的認知,但是僅微弱地感到此 系統的重要性，而且個人的政治效能感很低。在這種政治文 化氣氛下，民衆的政治角色尚祇是臣屬地位，或“順從者”，而 不是自主地位。3.“參與型文化”:是指社會的成員對整個系 統、政治和行政結構及運作過程有強烈的認知和態度取向； 他們相信自己祇要努力參與就能夠影響國家事務。但是，阿 爾蒙德和弗巴強調，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祇是某一種純粹 形熊的政治文化，而必然是兩類或三類文化的綜合體。當然， 3

必有一類居主導地位，構成該政治系統的主流政治文化。⑨據阿爾蒙德和弗巴從英、美、德、意、墨(墨西哥)五國的調 查研究中得岀的結論，真正能構成“安定的民主”(stable democracy)的政治文化必然是將傳統與現代兩類文化加以 混合的文化。任何徹底摒棄傳統政治文化而重建現代政治文 化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優良傳統與現代混合的文化被稱 為“公民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組平衡的政治取向，比如説， 有政治活動，但不致於去摧毁政府的權威;有政治的參與和輸 入，但卻是温和的；有政治紛爭，但卻是有節制的。總之，公民 文化的內涵是守法、寬容、恕道和理性論事的多元文化。⑩這本書採用阿爾蒙德和弗巴對政治文化的定義及其理論 模式。我們很想知道,通過實際調查研究,澳門是否具有“公民 文化”。換言之，澳門有没有適當的文化土壤實行一個“安定的 民主”政制呢？1.3 西方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西方的社會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向來有濃厚的興趣。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對這方面 的研究，更是其中的表表者。白魯恂的研究興趣主要是1949年 後的中國政治。白氏認為政治文化是解釋中國政治現象不可 或缺的要素，因為意識形態，尤其是帶有濃厚道德觀念的意識 形態,在中國政治上一向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帝皇時代，儒家 思想之所以成為主流的意識形熊,是因為“它符合統治者的政 治需要和一般老百姓的家庭及家族倫理規範”。⑪因此，在傳 統中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主要是受儒家的尊卑有 序、上下有別的思想影響。同樣地，在當代中國，列寧主義和毛 4

澤東思想被領導和中國人民所接受並被視為最高的道德標 準。白氏認為，中國統治者自古以來就懂得利用某種含有強烈 道德意味的意識形態來鞏固他們的統治，使其政權合法化。⑫漢學家墨士格(Thomas Metzger)則認為在中國政治文 化中，道德標準與實際政治權威架構之間存在着緊張的關係 。 下屬對上級、擁有政治地位者的服從不是絶對的,而是根據在 位者有否依據道德標準辦事而定。⑬不過，白魯恂不是不知道 潛伏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緊張關係。白氏認為中國有兩種不 同的文化。在傳統中國，中國社會有着兩極的社會形態：一端 是主流正統的儒家倫理，另一端是反主流的道、佛和民間通俗 的信仰。根據白氏，毛澤東繼承了傳統的反主流或反叛文化， 而鄧小平則較為温和和低調，承繼了主流的儒家或士人文化。⑭ 白氏企圖用兩種文化論去解釋動盪的毛澤東時代(含文化大 革命)和強調實事求是的鄧小平時代。白氏認為毛、鄧兩個時 期都同樣具有“中國特色”。⑮很多人未必同意白氏對中國政 治現狀的分析，但是他對中國傳統潛伏着的矛盾的精闢觀察， 卻獲得很多漢學家的同意。白魯恂進一步指出，在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中，潛在着權 威危機。根據白氏,當一個合法政權的文化和心理基礎受到現 代化過程的衝擊，權威危機就會出現。⑯白氏提出警告，如果 現政權的中國領導人，不吸取傳統中國統治者的教訓,繼續漠 視人民的困境和要求，某種權威危機就會爆發。中國人民最終 會唾棄一個顓頂無能的政權，雖然傳統上他們對權威依賴和 崇拜。其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亦指出在中國文化中存在 着傳統與現代的不協調現象。⑰白氏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有下列主要特徵:⑱1 . 一個由政治精英控制的、自足自給的政治體系；一般5

公民或非官方人士對政府的影響力很少。2 .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主從關係,類似父母和子 女之關係。3 .強調道德説服力的功效和修身克己的重要性。4,強調融洽相處，缺少官方認可的“反對黨”。5 .缺少政治上“平等”的觀念；以“萬能政府”為理想型的 政府。6 .”朋友”和“敵人”之間界限分明。7 .傾向附和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8 .特別注重人際關係。9 .強調團結和安定。10 .意識形態在政權的認可性上扮演重要角色。11 .政治上通權達變、因時制宜。12 . “兩種文化”的特徵。13 .對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感到自豪。14 .相信歷史循環論，如，“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概念。很明顯，在白魯恂眼中的中國政治文化，十分酷似阿爾蒙 德和弗巴所説的“地域型文化”和“臣屬型文化”的混合。在中 國政治文化中，缺乏現代政治“參與者”的觀念和傳統。換言 之，根據白氏，中國政治文化並不適宜民主政治的發展。白氏 並認為中國政治文化根深蒂固，有其永久性及不可改變性。當 然，白氏並不是唯一強調中國文化的連續性的學者。事實上， 大多數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都同意中國文化的要素在過去 幾千年來都一脈相承，很少改變。很少人會懷疑白魯恂對研究中國政治文化的成就和貢 獻。不過，白氏自己亦承認，他的研究成果並不是建基於實證 調查的工作上，而是根據他個人的觀察和推測。⑲白氏並没有 6

在中國大陸進行過任何有系統的實地調查工作。他主要依靠 他於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對大陸難民的零星、没有系統性的訪 問，和同期在馬來西亞對在馬華人的訪問資料。他的訪問對象 因此不夠代表性，未能真正反映出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白氏 過份強調政治社會化對青少年的影響和傳統中國家庭的角 色,忽略了近十多年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家庭所發生的巨大 改變。同時，白氏並没有從中國政治思想和政治、經濟制度的 視角來解釋中國政治文化。所以，白氏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 欠缺全面的了解。他用政治文化來解釋中國大陸的政治現象， 使人覺得事後諸葛,欠缺説服力。1. 4大陸學者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1949年至八十年代初，大陸學者很少從事中國政治文化 的研究。根據一個統計，在1919 —1949的30年間，在中國大陸 出版有關中國文化包括中國文化史的專著一共有170種;而在 1949—1979的30年間，祇有一本有關中國文化的專著在大陸 出版。⑳自從1949年來，“文化史觀”被排斥而代之以“唯物史 觀”。任何有關“文化”的研究課題都被視為政治敏感,這種情 況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期,當中國政府採取對外開放政策和較 為寬容的學術政策才有所改變。對於1919—1949期間有百多種有關文化的專著面世，我 們並不感覺到驚訝。根據周策縱教授,1919年的五四運動主要 是現代中國的一次知識分子革命。㉑當時的知識分子充滿愛 國的熱情，對西方的“科學”和“民主”有無限的憧憬，希望通過 向西方的學習而改變中國。有些五四運動的健將,如胡適、蔡 元培等，鼓吹全盤西化;較為保守的如辜鴻銘、章士到等則強 7

調尊重傳統，認為一個新的中國祇能建基在過去的文化傳統 上。另外一些較為激進的如李大剑、陳獨秀、毛澤東等則認為 祇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雖然他們的思想、文化取向大不一 樣，他們卻有一共通點:在努力尋找一個正確的政治和文化方 案去救中國。這種五四精神繼續影響了以後好幾代的中國知 識分子。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先生，曾經 毫不保留地批評和揭露中國國民的劣根性。在他的不朽名著 《阿Q正傳》中，魯迅形象地將中國國民性格弱點裸露無遺:精 神勝利法、面子、看客心理、自尊自大與自卑自賤的奇特混雜、 羊面前表現為獸性、獸面前表現為羊性的奴才習慣以及愚昧 麻木等。㉒林語堂的經典名著《吾國與吾民》，在中國知識分子 中有很大的影響力。與魯迅不一樣，林氏對中國國民性持比較 温和和肯定的看法，他認為國民性格的特徵有：(1)穩健,(2)淳 樸，(3)愛好自然，(4)忍耐，(5)無可無不可，(6)老猾俏皮，(7)勤 勉,(8)儉約,(9)愛好家庭生活,(10)和平,(11)知足,(12)幽默， (13)保守。林氏認為上述一切性質都可以統括包容於“圓熟” 這個名詞裏頭;並認為此等品性是消極的品性,顯露出一種靜 止而消極的力量，不是年輕的活躍的力量。（23）這種對傳統文化採取批判態度的五四精神，觸發了自 1982年開始，席捲神州大陸的“文化熱”。自七十年代末中國對 外開放後，數以千計的中國學生到外國留學。無數的知識分 子，好像他們的五四運動前輩一樣，接觸到西方的觀念和思 想。面對貪污的官僚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經濟，一股強烈的救亡 意識和歷史使命感又重新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燃燒起來。無數 的學術研討會，尤其是比較中西文化優劣或有關的會議，於 1982—1986年間，先後在北京、上海、鄭州及其他城市的大學 8

校園舉行。好像五四運動初期的集會一樣，大學講師、教授和 學生一起熱烈參與討論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短短的數年內，無 數的有關文化的專著和論文先後出版面世。好像五四運動一 樣，文化辯論主要分為兩大陣營:一方強調一個新的、現代化 的中國祇能建立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另一方則鼓吹揚棄舊 有的傳統文化。我們可以理解，中老年的一代採取比較保守温 和的取向，而年青的一代知識分子,尤其是所謂“第四代”的年 青人，則採取較為偏激的觀點。㉔老一輩的學者傾向於從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角度來評 價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同意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明顯的缺乏現 代的自由和民主的觀念，同時亦同意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本 質上是專制的。但是如何向西方學習，他們則没有達到共識。 中國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對爭論了一百多年的“中體西用”觀念 提出了新的見解。“中體西用”強調，在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技 時，要注意保存中國的傳統典章制度和文化。李澤厚則提出 “西體中用”的觀念，認為中國人應該學習西方的哲學和西方 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然而,當引進西方的觀念和知識的 時候，應該因中國的實際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㉕李教授認 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就是“西體中用”觀念 實際應用的最好例子。年青一輩的知識分子，則毫無保留的、猛烈的抨擊中國傳 統文化。在1988年爆發，轟動一時的“河瘍現象”，震動了整個 中國學術界和中南海的領導人。《河瘍》是一套一共有六集的 電視系列片,是由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撰稿和導演。《河瘍》用黄 河為比喻,討論中國文化的困境與展望。好像暴虐的黄河，由 於幾千年來的周期性泛濫，使生靈塗炭，中國近百年來的現代 化停滯不前，也是被封建、腐化、以農民為基礎的傳統文化拖 9

着腿子。㉖根據《河殤》的作者，中國唯一的出路是將中國文化 大翻新，使之與西方文明合併。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河 瘍》生動突出“一個國家被困在歷史的陷阱中而無法自拔”的 緊迫感。㉗當《河瘍》於1988年春在中央電視臺首次播映後，觀 衆紛紛要求重播，各大小報刊收到的讀者意見多得不可勝數。 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報紙連載或選載該電視劇旁白；該電 視片集的錄映帶則在學術文化界的圈子中廣為流傳。《河瘍》 提出來的課題被學者和廣大群衆熱烈的討論著。不過，這個 “河殤現象”很快就被政府當局禁止。中國的領導人恐怕這種 過熱的現象可能失控，演變成不利於現政權的政治運動。但 是,“河瘍現象”雖然在中國大陸因被禁止而沉寂下來,其在海 外華人社會包括香港、澳門的影響則持續了一段日子。“河瘍 現象”顯示出中國人民並不是如一般人所推想,完全不關心社 會或文化問題。事實證明，中國人民在某種情況下,特別在寬 鬆的政治氣氛下，會積極、主動的參與社會或文化問題的討論 或辯論。《河瘍》揭起的熱潮，基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對於中國政 治文化的內涵，該電視片集則很少觸及到。事實上，主要因為 政治上的考慮，國內學者很少研究政治文化這個課題。直到 1987年7月這個問題才被一班年青學者給予嚴肅的對待。他們 在1987年夏天舉行一次全國性的問卷調查訪問，兩年後出版 了題為《中國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的 專著。（28）這本書的出版，不特是當代中國對政治文化研究的重 要里程碑，更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突破。上述的研究抽取全國性的樣本2,500人為調查對象，成功 地訪問了 1,763人。問卷的設計主要參考阿爾蒙德和弗巴的理 論模式。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存在着“信心危機”10

(或白魯恂所説的“政權危機”)。例如，69.8%的被訪者不滿意 政府工作人員的作風;㉙61.9%對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表示不 滿;@56.8%的被訪者包括58.8%的工人和58.4%的農民不想 加入中國共產黨。㉛這種廣泛存在的對中國共產黨不信任的 情緒,無疑對北京現政權的認可性(legitimacy)產生威脅。調查結果同時顯示出中國廣大人民對西方民主觀念瞭解 不深,並且誤解民主的內涵。例如，大多數(63.2%)的被訪者對 中國的“言論自由”表示滿意；接近一半(47%)的被訪者認為 中國大陸有“新聞岀版自由”。（32）對中國政情稍為瞭解的人，對 這個調查結果一定感覺到很驚訝。但是，當我們考慮到絶大部 份的中國人民很少甚至完全没有接觸過西方的民主觀念，上 述的調查結果亦不算什麽意外的了。這個調查結果提醒我們 要小心處理套用西方觀念的問卷設計，因為不同的文化對同 一觀念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調查結果並支持白魯恂和其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的一 貫看法:大多數中國人對政治參與普遍抱着謹慎和冷漠的態 度。例如，大多數(60.9%)的被訪者表示“無論如何不會參加學 生遊行那樣的活動”；（33）63.7%會避免介入任何與政治有關的 事;®一半(50.7%)的被訪者拒絶隨便議論政治問題。颓事實 上,很多人(55.8%)會樂意讓“黨和政府管好這個國家”，而不 願意參與政治。®很明顯，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參與型”政 治文化，在現時中國大陸還未有落地生根。不過，我們對《中國政治文化》的調查結果要採取審慎的 態度。首先，被訪者的真正代表性有疑問。在全國的問卷樣本 中，東北和華北地區的比例偏高,華南和西南地區的比例則偏 低；另方面，知識分子和幹部的比例偏高，工人和農民的比例 則偏低其次，研究人員恐怕政治氣候改變，不利於調查訪11

問的進行，所以當時的調查訪問都是在很倉猝、準備不足的情 況下進行。當訪問員深入到各省區進行訪談時,在兩個省遭到 困擾，問卷被没收，罪名是“擾亂思想”。（38）研究員本身亦欠缺 經驗，比如，該書作者就没有清楚解釋抽取樣本的方法和過 程，使人懷疑問卷樣本是否真具代表性。1. 5台灣和香港地區對中國政治文化的研究台灣作家柏楊所著的《醜陋的中國人》自八十年代出版 後,洛陽紙貴,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一版再版，單香港藝文 圖書出版社1990年就出第20版，成為八十年代最受爭議的書。 但是，柏楊除了強調中國國民性格的黑暗面,如“窩裏鬥”、死 不認錯、浮誇和不容於異己，就没有什麽獨特的見解。柏楊對 國民性格的刻意抹黑，備受新儒家的批評。新儒家認為，柏楊 所謂“醜陋”的國民性格，並不是中國的主流文化，而是近百年 來被扭曲、破壞了的文化產品。（39）相對來説，前台大教授殷海 光對中國文化的研究要深入、嚴謹得多。殷海光指出潛伏在中 國政治文化中的權威人格和保守的傾向，認為祇有引進西方 的自由和民主觀念，才可以阻止中國墜入專制統治的深淵。（40）在台灣出生，擁有美國大學博士學位的政治學家邱垂亮 ， 在他的專著《亞洲的政治文化》中比較戰後日本、台灣和中國 大陸的政治發展。（41）但是，該書的書名其實有誤導成份，因為 該書主要是探討民主政治在台灣和中國大陸發展的現狀和前 景，很少提及海峽兩岸的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邱氏同意 白魯恂的見解,認為中國大陸的政治文化，雖然經過無數次的 政治運動包括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基本上維持不變。另一 位台灣學者,政治大學教授江炳倫，亦指出台灣人民有權威人12

格的傾向。（42）老一輩的台灣學者多從中國政治思想的視角去 解釋中國政治文化。蕭公權在他的經典名著《中國政治思想 史》，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缺乏民主的傳統，尤其 是“主權在民”和政府是應該由人民選出來的基本民主觀念。（43）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一班美國和台灣學者，對台灣的中、 小學生和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olization)行為 進行一連串的調查研究。（44）他們得出一個結論:台灣地區的兒 童是在一個傳統和權威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下長大的，他們因 此具有明顯的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傾向。 到了八十年代，在蔣經國政權相對開放和民主的氛圍下，台灣 學者對台灣政治文化的研究焦點轉移到文化的轉型這個問題 上。（45）有些學者認為，台灣人的政治文化實際上已經從傳統的 權威文化轉型為現代的權威文化— 即一種比較消極、不成 熟的參與型政治文化。他們指出,很多台灣人在選舉日參與投 票，但事實上，他們之中很少有人真正明白瞭解民主的觀念和 意義。®或者，台灣對我們瞭解中國政治文化最大的貢獻,在於台 灣近年來本身的政治變化：由一個本來是威權(authori­tarian) 政府轉變為相對民主的政權。台灣一向被認為是由經 濟發展導致民主政治發展的典型例子。白魯恂則從文化的角 度來解釋台灣經驗。白氏認為，自1949年國民黨“失去”大陸， 並於七十年代外交上節節敗退,大小國家紛紛與台灣解除外 交關係轉而承認中共，對於國民黨的衝擊，可以説是“人類政 治文化史上鮮有的心理震撼”。（47）經過這樣徹底的失敗經歷， 白氏認為，國民黨高層已經完全失去自信心和與傳統政權具 有的高高在上的氣焰。自此以後，國民黨逐漸放棄對台灣人民 施以高壓政策，而刻意爭取民心。這個轉變為日後台灣的民主13

發展播下了種籽。其實,所謂台灣經驗，比白魯恂所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受 七、八十年代發展迅速的工業化所衝擊,台灣社會被分化為兩 極:一端為傳統的中國道德文化,另一端為西方的自由和個人 主義。現代化的過程已經成功地逐漸將台灣中國人的文化心 理改變，由一個本來傾向倚賴、過去取向和權威的人格轉變為 一個比較獨立、未來取向和平等的人格。（49）平等政治權利的觀 念已經開始在台灣生根。雖然很多台灣人對政治仍然抱着冷 漠的態度，並且對國民黨實行民主政治的誠意有所懷疑；但 是，大部份的台灣人對政治已逐漸採取積極參與的態度，支持 深得民心的政治家參選。誠然,這個向民主過渡的過程並不是 風平浪靜。譬如，對民主過程缺乏應有的瞭解和尊重,在很大 程度上反映在民進黨和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上的互相扭打的醜 聞上。不過，最重要的是，台灣經驗很清楚的告訴我們:傳統中 國政治文化不排斥民主政治的發展。在香港學者中，香港中文大學的劉兆佳和關信基兩位教 授的研究成果與本書的研究課題直接有關。劉兆佳認為香港 是一個"低度整合的社會政治體系"(minimally — integrate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49）這個社會政治體系的主要特徵 是：(1)同時存在着一個官僚體制政體和一個華人社會，兩者 之間很少直接連繫和溝通;(2)一個不大受社會和經濟環境影 響的官僚體制政體;(3)華人社會基本上是由無數的、與政治 互不干涉的家庭群體組成;(4)官僚政體和華人社會雙方都意 識到彼此之間的界限(boundary)，並刻意維持彼此之間的距 離。颓香港戰後的政治穩定就是靠官僚政體和華人社會彼此 之間的相互適應。劉兆佳並且認為香港的華人並不一定對政 治冷漠,當政治環境或氣候改變,適合或不妨礙政治活動，香14

港人是會積極參與的。劉氏列出1956,1966和1967年香港的社 會行動事件來支持他的論點。（51）劉兆佳所描繪的香港社會政 治體系與澳門很相似。好像香港一樣，雖然没有民選的政府， 澳門長期以來政局穩定。澳門華人社會,好像香港一樣，並不 一定對政治冷感。在特定的政治氛圍下,澳門華人同樣會積極 參與政治活動，如1966年的“一 •二三”反抗澳葡政府的高壓 政策事件，和1989年對北京政府壓制學運的遊行抗議。根據他們於1985年和1986年的調查訪問結果，劉兆佳和 關信基認為香港的政治文化揉合了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和從 西方輸入的文化。（52）另方面，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香港華人的 政治文化含“參與型”文化的要素。接近一半的被訪者同意或 十分同意人民的選舉權不應隨意被剥奪，相信政治家大多是 可靠和可以信任的,並同意“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領導人會比 現殖民地政府的官員有較好的表現”。（53）但是，香港華人政治 文化中的“地域型”文化傾向同樣突出。接近一半的被訪者同 意“搞政治有風險”和“讓一班有才幹的人士管治香港比進行 政治改革更為實際”。（54）事實上，很多香港人會選擇與政治保 持一段距離。不足三分之一的被訪者經常與他們家人、親戚、 或朋友討論公共事務。（55）香港華人的政治文化亦含有“臣屬 型”文化的特徵：73%的被訪者同意和8.2%十分同意“政府對 待人民應該好像父親照顧孩子一樣”。（56）同時,65.3%的被訪者 同意和5.9%十分同意一個好政府應該集中精力改善人民的 生活而不應該太過注意長遠的政治理想或主義;93%的被訪 者同意或十分同意政府官員應該樹立好榜樣和教導人民正確 的道德和行為規範（57）很明顯，香港華人的政治文化含傳統中 國政治文化的要素。另一個於1990和1991年舉行的調查訪問，由香港城市理15

工兩位講師負責調查。他們採用阿爾蒙德和弗巴的理論模式， 調查香港登記選民的政治文化。（58）該調查訪問結果顯示，香港 選民的政治文化屬於一種“臣屬型”和“參與型”文化的混合 體。香港選民對於他們的政府、主要政府政策、競選運動和他 們的政治權利，有一定的認識。但是，他們很少關注政治的輸 入，如政治團體和壓力團體。不過，香港選民已開始對政治制 度表示關心,並擁有“參與型”政治文化的要素。例如，香港人 普遍認為一個公民應該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相信公民有政 治權利去選舉和監督政府。不過,大多數香港選民對政治參與 採取觀望的態度。另一位香港學者、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追溯中國古 代政治思想，尤其是“民本”政治思想的發展。（59）“以民為本”這 個概念，是公元前三世紀由孟子首先提出來的。孟子認為“民 為貴，君為輕”。有些學者認為由“民本”這個概念，可以證明中 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含民主思想的元素。金耀基卻認為,與西方 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不同，“民本”是規限於家庭和人際或 五倫關係中。離開五倫關係的獨立人格是被禁止的。因此，在 傳統中國，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和創造力是被壓 抑的；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根本不可能在中國文化的 氛圍下萌芽生長。歷史的弔詭是,“民本”思想不但没有幫助， 反而阻礙了民主思想在傳統中國的出現。金耀基同意蕭公權 的看法，認為中國政治文化很明顯的缺乏西方民主的概念，尤 其是“政府應該由人民選出來”這個最基本的西方民主過程。浸會學院的林啟彦則追溯西方民主思想在現代中國的發 展。（60）林氏特別指出嚴復在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地位。林氏同 意嚴復的主張，認為中國不宜急於輸入西方的民主政制，而應 該通過加強對中國廣大人民的教育，營造一個有利於民主發16

展的社會和政治氛圍。嚴復對中國教育的大聲疾呼深深的影 響了以後幾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雖然大多數中國學者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作出強烈的批 評，然而很少學者主張完全捨棄傳統文化，尤其是台、港方面 的學者。大多數台港學者認為中國的前途取決於中國傳統文 化的現代化，或如一些學者所主張的在舊傳統的基礎上“再 造”一個新傳統。（61）正如龐樸所指出，海外華裔學者的社會地 位、社會榮譽跟中國文化的社會地位和榮譽密切相關，因此華 裔學者傾向於“過份地不太冷靜地肯定中國文化，實際上是肯 定他們自己。”（62）但是，另方面，旁觀者清，海外華人可以從一 個比較客觀的角度評估中國文化。甚至一些中國大陸的學者 亦同意，國內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主要是因為海外華裔學者 對中國文化的關心和研究所激發起來的。（63）總言之，由於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中國大陸和 台、港的學者,從不同的視角研究中國文化。大陸學者,尤其是 年青的一代，特別關心中國落後的情況，希望早日解除困擾了 中國數千年的傳統、封建文化包袱。他們強烈批評中國政治文 化中的權威人格和依賴性。另方面，在台灣的中國學者，由於 生活在一個經濟繁榮、富裕的社會，他們恐怕中國傳統文化會 消失在一浪高過一浪的美國和日本文化浪潮中。他們因此強 調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和諧、忍耐、和愛好和平，希望藉此恢復 中國傳統文化的地位。但是，大陸同台灣的學者亦有他們的共 通點:在討論中國文化的優劣時，傾向於感情用事。事實上，對 中國文化的討論很多時演變為政治運動，如本世紀二十年代 的五四運動、八十年代國內的“文化熱”、“河瘍現象”和台灣的 新儒家運動，都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色彩。相對來 説，香港和海外華裔學者，因為没有直接牽涉到國內政治，可17

以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視角討論中國文化。1. 6對澳門政治文化的研究相對香港來説，很少社會科學家留意或研究澳門社會的 狀況,更没有專題研究澳門的政治文化。事實上,祇有歷史學 家，他們大多祇對葡萄牙文化在東方的傳播有興趣，從歷史的 視角研究澳門這個小城。不過，自從1981年澳門第一間現代大 學東亞大學（1991年改名澳門大學）成立以來，尤其是七、八十 年代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澳門這個小城開始吸引到社會科 學家的注意。（64）東亞大學於1987年成立澳門研究所（現改名澳 門研究中心），翌年出版了該所的所刊《澳門研究》創刊號。於 1985年，由澳門一班學者和文化界人士成立的“澳門社會科學 學會”亦有出版會刊《濠鏡》。同時，澳門研究所和澳門社會科 學學會亦時有舉辦研究澳門的國際學術會議，並與中國大陸 和葡國作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自從中葡聯合聲明於1987年4月簽署後，澳門進入過渡 期。聯合聲明承諾給與澳門地區高度的政治自主權，並承諾 1999年後不會將中國的一套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伸延到澳 門。澳門將會保留現時的社會、經濟、法律制度和生活方式50 年而不變。《澳門基本法》詳細列出未來澳門特區政府的基本 結構。雖然還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未來没有葡國人的特區政 府政治將會是大不一樣的。澳門現時正處於十字路口。澳門人 可以真正管治澳門嗎?澳門的政治文化是否好像中國的政治 文化一樣，過於依賴權威統治呢?澳門的政治文化是否有利於 促進民主政治的發展?澳門政治文化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 的政治文化有什麽異同?本書試圖解答以上和有關的問題。18

1. 7研究方法本書的資料主要來自五個問卷調查。第一個問卷調查的 調查對象包括所有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因為交通問題，我們 没有包括離島氹仔和路環的居民，但離島祇佔人口的百分之 三，對調查結果影響不大。我們從澳門統計暨普查司處取得全澳樓宇的居住單位， 約共10萬個。我們採用系統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的方 式，抽出2000個住宅單位。當我們的調查員（澳門大學社會科 學院學生）到達某個住宅單位，調查員會用一張隨機抽樣號碼 表（random numble table）,抽出訪問該住宅單位內一符合 資格（即18歲以上的澳門居民）的人仕。該項問卷調查在1991年4月至10月期間進行。問卷設計和 訪問均用粵語。總共成功訪問了663位澳門居民。除去大約 15%的空置樓宇、14%欠詳細的地址、20%到訪時“無人在家" 或見不到被抽出訪問的住客及其他原因，如言語不通（澳門有 大約一萬以葡萄牙語為母語的葡萄牙人及土生葡人和一些不 懂廣東方言的外省人），祇有18%的調查對象拒絶接受訪問， 成功率達65%。（65）與鄰埠香港同類型的調查研究比較,我們的 成績是不差的。然後，我們再隨機抽出並約見35位已經接受過訪問的澳 門居民，進行一次比較深入、全面的訪問，目的是探討他們對 澳門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看法。我們採用開放問卷方式，讓被 訪者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發覺有些被訪者提出很有趣味和很 具啟發性的意見。第二個問卷調查是於1991年3月10日，澳門立法會中期補19

選後進行的電話訪問。我們從澳門1991年電話簿中，採用系統 抽樣抽出1000個電話號碼。我們訓練30個就讀於澳門大學社 會科學院的學生進行該項訪問調查。該項調查對象是澳門的 登記選民(registered voters)／訪問者在電話中先問明該住宅 單位是否有登記選民，如有二位或以上的登記選民，則用一張 隨機抽樣號碼表，抽出其中一位進行訪問。如果某電話號碼的 住宅內没有登記選民，我們會從電話簿中抽出另一號碼替上, 直至找到有登記選民。最後，我們總共成功訪問了 448位登記 選民，成功率達44.8%。第三個問卷調查是於1991年10月至11月期間，在澳門五 間中學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採用隨機抽樣方式抽出五間本 地中學，每一間訪問六班(由中一至中六每年級學生中抽訪一 班)學生。五間學校中，祇有一間是用英語授課的學校,其餘都 採用中文授課;其中包括一間女校、一間男校和三間男女校。 五間都是私校包括兩間天主教主辦的學校。在澳門，超過九成 的本地學生在私校就讀。官校一般用葡語授課。所以，我們所 訪問的五間中學頗具代表性。問卷調查在課室中進行，由本書作者親自監督。基本上所 有在課室上課的學生都完成填寫好派給他們的問卷。問卷回 收率達100%,除三份殘缺不全或答非所問的問卷外，有效問 卷1,326份。第四個問卷調查是於1992年3月，對澳門大學學生進行的 問卷調查。該年澳大的本科生總共有1,373人。我們原先計劃 以全體本科生作為調查對象。但是，在學期中很難接觸到全部 學生。我們試圖通過同事關係，與其他教員安排在課室中進行 問卷調查。但是我們不大成功。結果，很多問卷都是於下課後 派給學生填寫。我門總共發出7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47420

份，回收率達67.7%。在完成的問卷中，373份屬本地澳門學 生、45份香港學生和56份中國大陸學生。回收問卷中包括有各 學院的本科生，而社會科學院的本科生所佔份量稍重（該院 86.7%的本科生完成填寫問卷）。我們同時以開放問卷、自由 交談方式對35位本地澳門學生進行訪問。最後一個問卷調查對象是曾參與1992年澳門立法會選舉 競選活動的助選團成員包括候選人。因為經費問題，我們祇訪 問了在競選政綱中公開要求當局給予澳門更多民主的三組候 選人及其助選團。在1992年9月20日立法會選舉期間，我們先 後訪問了 17位候選人和111位助選團成員。我們同時採用開放 式和封閉式的問卷設計。1. 8本書各章內容簡介以下六章分別報導、分析各項問卷調查的結果。第二章分 析澳門大衆市民對一般政治體系的取向，包括對民主政制的 認知，對澳門政府的態度，和對澳門和中國的認同感。第三章 分析澳門居民對其政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的取向。政治 體系的“輸入”要素基本上與其組織架構及其本身運作有關， 如立法會的選舉、政府官僚架構的效率、和政府官員的工作態 度等。另方面，體系的“輸出”主要關係到政府的政策，如經濟、 社會福利和保安措施等政府政策。第四章，跟以上兩章一樣, 利用對全澳居民上門訪問的問卷資料,分析澳門大衆市民對 於個人自我的政治角色的取向，包括對政治參與的認知、公民 和被領導者的政治效能感、加入市民或專業團體的傾向和對 人際關係的信任程度。在上述三章中，我們同時分析被訪者的 個人背景，如教育程度、年齡、收入、性別和在澳門居住的年21

期,對其政治文化取向的影響。第五章報導電話調查登記選民的結果，主要分析澳門選 民的投票行為，尤其是他們對選擇某候選人的理性取向。第六章報導大學生和中學生政治文化問卷調查的結果。 我們將大學生、中學生的次文化和大衆文化比較。第七章分析1992年澳門立法會選舉助選團成員及其候選 人的政治次文化,主要分析鼓吹民主政制的選舉團。最後，第八章總結全書，列出澳門華人政治文化及其他次 文化的特徵。註 釋①91人口普査係於是年8月和9月進行。當時調查所得的澳門固定居民為354,000人， 比普查前的官方或非官方估計都少。普査前,官方或非官方估計澳門人口大約在 450,000至500,000之間。見《澳門手册》,澳門日報出版,1988,頁9；及黃就順、鄧漢 增“澳門人口發展預測"，在阮大元、黃漢強等編《澳門人口與都市成長》,東亞大 學澳門研究中心出版，1991。②“土生葡人”這個概念没有明顯的界定,大部份是中葡混血兒，但亦有葡日或從印 度果阿、馬來西亞遷來澳居住的歐亞混血兒。没有人知道澳門土生葡人的正確數 目，一般估計由5,000人到10,000人，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如何定義土生葡人這個概 念。葡國一位人類學家Joao de Pina Cabral,用三種標準來定義土生葡人:⑴語 言— 個人或家庭成員與葡文有直接淵源;(2)宗教－－個人或家庭成員是天主教 徒；⑶種族－－個人或家庭成員是歐亞混血兒。Pina Cabral認為,如果一個本地 出生的人，具備上述三項條件，或在特殊情況下,祇具備上述一項或兩項條件，都 可被視為土生葡人。據他估計，澳門大約有7,000土生葡人。上述資料是根據Pina Cabral於1991年12月8日在澳門的一次公開演講上的講話。③見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④同上。⑤同上。⑥見黃就順、鄧漢增“澳門人口發展預測”及《澳椚手册》，見註①⑦ 見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p.15.⑧同上頂17。⑨同上頂20。⑩同上，頁8。22

⑪見 Lucian W.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 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8, p.34.⑫見 Lucian W.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05.⑬見 Thomas Metzger, "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32., no.l (November 1972),p. 103.⑭ 見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p. 41.⑮同上，頁27。⑯見 Lucian W. Pye,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8, p. 6.⑰見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3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and Richard H.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⑱ 文中所列中國政治文化特徵，是從白魯恂有關著作節錄出來的。主要見⑴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2)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 ical Cultures ； (3)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⑲ 見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p. ix.⑳ 見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頁13和17。其實，在 1949— 1979期間，唯一的一本有關文化書籍，是於1979年出版的蔡尚思的《中 國文化史要略》。1979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年，若少統計一年,結果便是零。㉑見 Chow Tse -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㉒有關魯迅對國民性格的觀點，我們參考王潤生著的《我們性格中的悲劇》,貴州人 民出版社,1988,頁35；和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㉓ 見林語堂《吾國與吾民》,台北輔新書局，1989,頁58。㉔“第四代人”是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是小，童或出生的一代。第一代指曾參 與30年代長征的老革命;第二代經歷過抗日戰爭及其後的國共內戰;第三代則經 歷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對來説，第四代則没有受過戰爭或大規模的政治 運動的磨練。他們没有父輩或祖父輩的文化、心理包袱。他們在八十年代初期，當 中國已經向外開放，才進入大學或開始在社會工作。因此，當他們開始獨立生活 或獨立思考的時候，就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衝擊。同時間，中國因為引進市場經 濟，不可避免的引進了西方的自由、多元化社會的觀念。一般來説,第四代的知識 分子是比較自信、獨立、和響往個人主義。見張永傑、程遠忠《第四代人》，香港中23

華書局，1989。㉕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頁324-341。㉖ 見蘇曉康、王魯湘《河殤》,香港中國圖書刊行社,1988。㉗見 Andrew J. Nathan, China's Crisis: Dilemmas of Reform an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12;㉘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9o㉙同上，頁74。㉚同上頂98。㉛同上，頁99。(32)同上，頁107。(33)同上，頁185。(34)同上，頁122。(35)同上。(36)同上，頁208。(37)同上，頁246。(38)同上，頁3。(39)有關新儒家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觀點，可參考韋政通《中國文化概論》，台北水牛出 版社,1990；唐宗毅《中國文化的精神》，台北正中書局，1981；和錢穆《從中國歷史 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聯經出版，1979。(40)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香港文藝書屋，1969.(41)見邱垂亮《亞洲的政治文化》，台北前進出版社,1988。(42)見江炳倫《亞洲政治文化個案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1989。(43)見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44) 見Richard Wilson, Learning to be Chinese; Sheldon Appleto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aiwan's College Students,i Asian Survey, no.10 (October 1970) and "Silent Students and the Future of Taiwan," Pacific Affairs, no.43 (Summer 1970)：及陳義彦《台灣地區大學生政治社會化之研 究》,台北德成書店，1979。(45)見彭懷恩《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台灣政治心理取向》，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2o(46)同上，頁159 —161。(47) 見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p. 234。(48)見楊國樞、瞿海源《中國人的現代化》，高雄中正出版社,1974；彭懷恩，註⑥;及陳 秉璋、陳信木《道德社會學》,台北桂冠圖書,1988,頁51 -56。(49) 見 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24

(50)同上頂18-19。(51)同上，頁14。(52) Lau Siu -kai and Kuan Hsin -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e also Lau and Kuan, "The C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in Joseph Y. S. Cheng （ed.） Hong Kong in Transitio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53) 見Lau and Kuan,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pp. 71 — 74.(54)同上。(55)同上，頁94。(56)同上頂83。(57)同上，頁83,89。(58) 見 Jermain T. M. Lam and Jane C. Y.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 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 A Study of the Pro- fession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Part II - 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pril 1992.(59)見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之史底發展》,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日期 不詳）。(60)見林啟彦《步向民主》，香港中華書局，1989。(61)見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9；金 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9；及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 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62)見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頁41。(63)見朱日耀、曹德本、孫曉春《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思考》，吉林大學出版社， 1990,頁4。(64)就我們所知，本書是第一本對澳門政治文化作系統、實證性的研究。(65)問卷回收率的計算方法是:完成訪問 ÷（完成訪問+拒絶被訪）25

第二章對整個政治體系的政治取向阿爾蒙德和弗巴在《公民文化》一書中，認為政治文化即 一個政治系統內的個人對於該系統的態度取向，可用認知、情 感和評價三個概念來説明。這三個取向的對象或目標有四個： 1.整個政治體系；2.體系的輸入功能；3.體系的輸出功能；和4. 自我的政治角色。這章主要分析澳門華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 取向，下兩章則分別分析澳門華人對體系的輸入、輸出功能的 取向和對自我的政治角色的認識及信仰。2.1澳門的政治發展簡史葡萄牙人到達澳門之前，澳門不過是祇有數百居民的小 漁村。在16世紀，葡萄牙人將澳門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海港， 成為當時東西方貿易的主要中轉站和遠東最重要的商港。① 不過，葡萄牙祇是歐洲一個小國，在遠東的影響有限。因為荷 蘭和英國先後崛起,葡萄牙人在遠東的影響力亦日漸式微，澳 門作為遠東重要商港的地位亦日漸衰落。由16世紀到19世紀 期間,葡萄牙人祇有在中國政權同意底下，才可以在澳門居住 和經商。鴉片戰爭之後，葡人倚仗英人和美人的勢力，向中國 政府施加壓力，強迫中國接受葡人管治澳門的事實。1887年， 葡國和當時的清政府簽署了《中葡友好通商條約》，中國政府26

同意將澳門管治權交給葡人。葡人登陸澳門之初,葡國政府並没有直接派官員來澳管 治澳門；當時澳門是由一班本地葡商管理。直至1623年，葡國 才正式委任總督，管治澳門。好像其他的殖民地政府一樣，總 督在澳門有絶對權力。他代表葡國殖民地政府統治澳門，不用 向當地人民負責。不過，本地華人並不是完全没有影響力。遇 有紛爭，他們可向當地中國官員投訴。事實上，自16世紀到19 世紀中葉的一段長時期內，澳門是由葡方官員和中方官員共 同管治的。直到1846年，亞馬留莅澳任總督，將當時的中國官 員趕出澳門，對澳門實行全面殖民統治。但是，由於澳門地方狹小，缺乏自然資源，甚至最基本的 食水、糧食都要倚靠中國內地供應，所以長期以來受制於中國 政府。譬如，1922年的省、港、澳大罷工,當時廣東省的國民黨 政權發表聲明，強烈指責澳葡當局對澳門罷工工人的壓迫。 1966年的“一 •二三”事件就更加突出澳葡政府的脆弱性。當 時的中共政權，正處於動盪、無法無天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中 國政府嚴重警告、聲討澳葡當局對舉行游行示威的華人的“血 腥”壓制。自“一 •二三”事件後，澳葡政府在澳門的權威和形 象大受破壞。1974年，葡國本土成功進行“四•二五”革命，推 翻獨裁，成立民主政制。1975年,葡國政府承認澳門是中國的 領土，開始非殖民地化的過程。1976年,葡國國會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由葡國總統直接 委任澳門總督、負責澳門的外交和防務。澳門的司法制度是隸 屬於葡國司法體系內。除此，澳門政府無論在行政、經濟和財 政管理、立法方面，都享有高度的自治。立法會有23個議員：8 個直選議員，8個由功能團體間接選出的議員，7個官委議員。 澳門總督擁有全部的行政權，同時與立法會分享立法權。澳門27

實行雙軌立法，澳督同立法議員可提法案交立法會討論。事實 上,在立法程序上，澳督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可以委任支 持他的立法會議員。所有在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必須澳督簽署， 才能夠在政府憲報上發表,正式成為法律。如果澳督不滿意立 法會的表現，或與立法會有直接衝突，可以要求葡國總統解散 澳門立法會。因此，可以説，澳門的政治體系是一個以澳督為 主、行政主導、權威式的政治體系。1987年4月，《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生效，澳門將於 1999年12月20日交還給中國。《中葡聯合聲明》保證澳門現時 的政治、社會、經濟和金融制度於1999年後50年不變。全國人 大於1993年3月底正式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進 人後過渡期。過渡期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辦好“三化”:公務員 本地化、中文官方化和法律本地化。1991年葡國國會通過，使 中文成為澳門的其中一種官方語言。但是，因為長期以來習慣 使用葡文，政府高官又不懂中文，加上翻譯.員嚴重缺乏，所以 中文官方化遲遲未能落實。中葡翻譯員和法律人材的缺乏又 影響到法律本地化的進展。另方面，政府高層領導職位和中層 主管職位分別被外聘葡人和土生葡人佔據着,華人很少有昇 遷的機會。澳門的華人居民，一般對本地化的進程大表不滿, 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他們對整個澳門政治體系的態度 。2.2 澳門華人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 我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問題,去查探澳門大衆市民對澳門 整個政治體系的態度取向。這些問題差不多涵蓋了整個政治 體系的要素:總督、立法會、司法制度和社會制度；同時包括了 政治文化的要素:澳門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認知、情感和評價28

取向。當被問及政府事務對日常生活的影響,55.8%的被訪者 認為政府所做的事對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關係”或“有關 係”；祇有24.3%的被訪者認為“關係不大”和11.8%認為“毫 無關係”（見表2.1）。市民認為政府所做的事是否與他們的生 活有關，可直接衡量公共事務在普羅大衆之中的重要性。②我 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相當關心政府事務。香港同類型 的調查結果顯示相同的政治取向。在1991年的一次問卷調查 中，29.9%香港人認為立法局的活動與通過的法律與他們的 日常生活有“很大關係”,50.2%則認為“有關係”。③相對來説, 在同一個問題上，認為政府事務對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關 係”或“有關係”的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墨西哥 人分別為85%、73%、70%、54%和30%。④日本人,跟美國人和 英國人一樣，十分關心政府事務。⑤表2.1政府事務與日常生活的關係（百分比）很大關係有關係關係不大毫無關係不知道(N)你認為政府做的事對你日常生活有没有關係或影響？9.7 46.1 24.3 11.8 8.2 (662)大衆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很大程度上受到傳播媒介 的影響。與香港比較，澳門的傳播媒介就顯得大為遜色。香港 有幾個互相競爭的電視台和電台，無數的日報、周刊和月刊； 而澳門祇有一個電視台和一個電台，兩份主要日報（《澳門日29

報》和《華僑報》）及十多份小報與周刊。澳門報紙對世界新 聞，甚至本地新聞的報導都不夠全面。不過，因為鄰近香港，澳 門人可以收看或收聽到香港的電視台和電台節目。差不多所 有香港的主要報刊當天就可以在澳門買到，事實上，有些澳門 人對於發生在香港的事情，比發生在澳門的事情，更加清楚瞭 解。如果説澳門是香港的文化“殖民地”亦不算太過份。表2.2顯示出41.8%的被訪者“每天都有”和24.9%的被訪 者“經常有”留心報紙、電台或電視台的新聞報導。這個比率比 得上在香港、中國大陸、日本、美國和其他地區類似的調查。⑥ 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53.6%被訪者不知道或答錯新上任 澳督的名字。這個調查結果很令我們震驚,因為當這個問卷調 查正在進行中的時候，新澳督韋奇立剛上任，澳門傳媒曾對此 盛事作大篇幅的報道。可能的解釋是，很多澳門人平常祇收看 或閲讀香港的傳媒。表2.2對新聞報道關心的程度（百分比）每天都有經 常 有間 中 有甚少無 意 見(N)你有没有經常閲讀報紙、看電視或 聽電台的新聞報導？41.8 24.9 22.8 10.3 0.2 (662)同樣令我們覺到失望的是,澳門人一般很少有興趣或願 意與別人討論政府事務,如表2.3所示,祇有5.4%的被訪者回 答他們“經常有"同家人或朋友討論有關政府事務;22.8%的 被訪者回答“間中有"；超過七成表示“很少”或“從不”同家人 或朋友討論政府事務。同香港華人比較,澳門華人比較少與別 人討論公共事務，根據一個調查研究,22.6%的香港華人經常30

同家人討論公共事務,41.2%則經常與朋友討論公共事務。⑦ 表2.3討論政府事務的頻率(百分比)經常有間中有很少從不無意見(N)你有没有同家人或者朋友討論有关政府事務？5.4 22.8 32.9 37.5 1.4 (663)我們同時想知道被訪者對當時發生的一些重大公共事務 的認知和關心程度，我們問他們有没有聽過，如有，是否清楚 和關心下列的事務:(1)《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將快(1991) 完成;(2)澳門政府計劃設立反貪污機構;(3)中文正式成為澳 門法定語言;(4)澳門立法會通過新選舉法。我們所得到的答 案比較參差。一方面，分别有71.4%和65.1%的被訪者曾經 “聽過”澳門政府計劃設立反貪污專員公署及政府宣佈中文正 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另方面，祇有37.2%的被訪者知悉《澳 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將於是年完成,及33%的被訪者知悉立 法會已通過新選舉法(見表2.4 )。縱然有“聽過”上述事件的 被訪者，亦很少真正“清楚”該事件的内容;“不清楚”的比例三 倍於“清楚”的比例。但是，無可置疑，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 門人是關心公共事務的：被訪者表示對事件“關心”的比例兩 或三倍於“不關心”的比例。因此，我們不應遽下結論，認為澳 門的大衆市民對公共事務漠不關心，或傾向於“地域型文化”。 澳門華人可能對公共事務認識不深，但是並不表示他們完全 不關心公共事務，相對來説，中國大陸公民對政治或公共事務 比較關注。⑧這並不令我們感到驚訝，因為中國公民經歷過無 數次動盪的政治動運，對政治或政府事務敏感或關注,是可以31

理解的。表2.4對整個政治體系的認知（百分比）你有没有聽過：（如有，問：你清楚這 件事嗎？再問:你關心這件事嗎？）有聽過没有聽過清楚不 清 楚關心不關心(N)1.《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將於今年 完成？37.2 62.8 6.1 30.2 21.5 14.1 (662)2.澳門政府計劃成立反貪污機構？ 71.4 28.6 17.5 52.5 51.4 12.5 (661)3.中文正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 65.1 34.9 20.8 43.4 51.4 12.7 (662)4.澳門立法會通過新選舉法？ 33.0 67.0 6.7 25.4 20.9 11.5 (661)2.3 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我們設計了幾條問題去調查澳門華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 情感取向。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他們的政府感情複雜,不是 三言兩語可以説得清楚。對澳門的政治制度，祇有21.1%的被 訪者感到自豪或驕傲（見表2.5）。這是頗為負面的答案。同 樣,澳門人對澳門的司法制度評價不高;祇有19.5%的被訪者 表2.5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百分比）你會不會對……感到自豪或驕傲？ 會不會-無意見一(N)1. 澳門的政治制度？ 21.1 41.2 37.6 (662)2.澳門的司法制度？ 19.5 37.0 43.5 (660)3.澳門的言論、出版自由？ 62.9 18.5 18.6 (661)32

對澳門的司法制度感到自豪。另方面，我們的被訪者對澳門的 言論和出版自由頗為滿意;62.9%的被訪者對澳門的言論和 出版自由感到自豪。當我們再深入調查訪問，我們發覺大多數對澳門政治體 系不感自豪的對下列現象不滿：(1)有關社會福利、治安和垃 圾處理的問題;(2)葡人官員的才能和效率;(3)公務員的士氣 和服務態度；(4)澳門行政機關的貪污問題。他們一般將澳門 的貪污現象歸咎於不完善的司法制度。現在讓我們看看澳門人對澳門政治體系的正面評價，上 面我們已經提到，接近三分之二的澳門人對澳門的言論和出 版自由感到驕傲，與對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形成強烈的對比。在 澳門，人民基本上可以通過報紙、電台或電視台，自由發表不 同的意見或思想。他們可以對政府表示不滿及向政府投訴。他 們可以在街上遊行示威，好像六四學運時期上街遊行。雖然澳 葡當局不大重視民意,而中方對澳門的影響又無所不在，但是 大多數澳門人相信在澳門可以自由組織及參與政治活動。一 位被訪者告訴我們：“我九年前來澳門，感覺到澳門的自由氣 氛比中國的要強烈得多。”其他的被訪者亦有類似的感受。很 多澳門人都是從大陸來的移民,他們不易忘記文化大革命和 其他政治運動的經歷，因此,他們對澳門的政治環境感到滿意 是不難理解的。相對來説,香港人對他們的政府表現較為滿意。在1986年 的一次問卷調查,71.7%的被訪者同意和2.6%十分同意：“雖 然香港的政治制度並非十全十美，在現時情況下已是我們所 能得到的最好的政治制度。”⑨在1990年的一次問卷調查,78. 2%的被訪者對香港現政權表示可以接受。⑩在中國大陸，則 有一半的中國公民對生活在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制下感到驕33

傲。⑪不過，好像澳門人對他們自己的政治體制缺乏感情這一 現象,在世界上並不是僅見。在阿爾蒙德和弗巴1959年的問卷 調查中，他們發現祇有7%的德國人和3%的意大利人對他們 的政府和政治機關感到驕傲。⑫雖然香港和澳門同樣是殖民地，澳門華人對澳葡政府的 反感，是明顯的強烈於香港華人對港英當局的不滿。澳門的親 中報紙《澳門日報》，不時批評澳門政府的貪污、無能和缺乏效 率。同時，澳門華人傾向於比較港澳兩地的政府，覺得無論在 能力、廉政和效率各方面，澳門政府都遠遠不如香港。難怪澳 門人不大滿意他們的政府表現。2.4 被訪者的個人背景與他們對政治體系的取向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被訪者的個人背景，如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和在澳門居留的年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他們對整 個政治體系的取向。無知、被動和順從，在傳統中國文化中被認為是婦人的美 德。婦女被認為應該留在家中，照顧孩子和做一些瑣碎的家 務。政治活動被認為純粹是男人的工作。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 出男女對政治的認知取向是有明顯分別的。譬如,61.9%的男 性被訪者認為政府事務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但祇有49%的 女性被訪者有這樣的想法;75.3%的男性“每天”或“經常”留 意報紙、電視台或電台的新聞報導，但祇有58.3%的女性這樣 做。同時，男性較女性傾向於與別人討論公共事務。因此，男性 一般較女性對政治體系有較深的認識。不過，我們應該注意34

到，澳門女性對政府事務的認識，雖然及不上男性，她們絶對 不是對政治完全無知。事實上，除了認知取向外，在對政治體 系的情感和評價取向方面,男女是没有明顯分別的。澳門的婦 女，與男性一樣，對現政治體系的表現持批判的態度。我們的調查結果同時顯示，在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方 面，存在着“代溝”的問題。一般來説，年紀大的較年青人為保 守和容易滿足現實，尤其是屬於40—49及50—59的年齡組別。 譬如，28.8%的40—49年齡組別和35.3%的50—59年齡組別, 對澳門的政治制度感覺到驕傲，而祇有10.7%的18—19年齡 組別和20.6%的20—29年齡組別對現政制感到自豪。上述調 查結果顯示，在40至60歲間的中老年人，大多傾向於維持現 狀，因此對現政治體系較為滿意。而60歲以上的退休老人，大 多並不執着於某種政體,因此大部份表示“無意見”。教育程度對個人對政治體系的取向亦有一定的影響。教 育程度較高的對政治體系有較多的認識和比較願意表達意 見。從未受教育或祇有幼兒園程度的被訪者較其他教育程度 的被訪者更傾向於選擇“無意見"。這是不難理解的，教育程度 較高的自然比教育程度較低的瞭解多些有關澳門的政治體 制。至於不同教育程度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我們的調查 結果則比較模稜兩可，有大學文化程度或大專學歷的與祇有 幼兒園文化程度或未受過教育的，在情感取向上有明顯的分 别。如，祇有30%未受過教育的人對澳門的言論出版自由感到 驕傲;但卻有59.4%的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被訪者有同樣的 感受。然而，有62.9%祇受過小學教育和66.4%有小學畢業程 度的被訪者，對澳門的言論和出版自由同樣感到驕傲。似乎， 稍為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澳門人都明白、珍惜澳門的言論35

與出版自由。另方面，教育程度高的被訪者對現政治體系有所 保留。祇有22%的未有受過教育的和30.9%讀過小學的被訪 者對現政治制度“不會”感到驕傲，但卻有46.9%有中學畢業 程度的和59.4%有大專以上程度的對現政制不感到驕傲。在澳門居留年期的長短，是另外一個影響當地居民對政 治體系取向的因素。大部份的澳門居民都是由中國大陸來的 移民，尤其是在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遷來的新移民。究竟新 移民對政治體系的取向是怎樣的呢？與原居民有没有明顯的 分别呢？因為他們在澳門居留的時間比較短，可以理解，新移民對 澳門的政治和司法制度瞭解不深。所以，當我們發現超過半數 的新移民（即在澳門居住少過十年的被訪者）對澳門的政治 和司法制度表示“無意見”或“不知道”時,我們並不感到驚訝; 祇有三分之一的在澳門居住超過二十年或在澳門土生土長的 澳門人表示“無意見”。但是，雖然他們對澳門的政治或司法制 度認識不深，新移民對澳門的政治體系，相對原居民來説，有 較高的評價。這或者由於新移民對於在中國大陸經歷過的無 數次政治運動記憶猶新、餘悸猶在，他們特別珍惜在澳門所能 享受到的言論自由。事實上，無論新移民或原居民，對澳門相 對自由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都感到驕傲。2.5 澳門華人的民主觀.在澳門華人的眼中，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呢？自 1919年的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就一直響往追求西 方式的民主，經過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香港和澳門每一社會 階層的人都要求和希望1997或1999後實行民主政制。不過，我36

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的民主觀與西方的觀念並不一 樣，當被問及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最多人回答的是一個 “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見表2.6 ）。第二個最多 人選擇的答案是一個給予其人民言論自由的政府。最少人選 擇的答案（663個被訪者中祇有19人或3%選擇此答案）是一 個“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而且，祇有65人或9.6%的 被訪者認識到一個民主政府應是由人民選出來的。這個被普 遍認為是西方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要素－－民選政府，似乎 並未在澳門華人中獲得應有的重視。另方面，竟然有接近四成 的被訪者不知民主為何物，回答不出一項民主政制的要素。表2.6澳門人的民主觀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最重要的是“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 益”的民主觀，對了解中國人的政治文化，很具啟發性。在香港 類似的調查研究，在同一個問題上，最多香港人選擇的答案亦 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13）香港和澳門華人對 民主概念這種相同的特殊理解，絶對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可選多項） 人數 百分比1.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 199 30.02.人民有言論自由 141 21.23.政府由人民選出來 65 9.64.廉潔公正的政府 54 8.15.按法律辦事的政府 32 4.86.行政效率高的政府 32 4.87.三權分立原則組成的政府 19 3.08.其他 88 13.09 .不知道/無意見 263 39.637

比較港澳兩地同中國大陸公民對民主的認知，這種共通性就 更突出了。在1987年舉行的一次全國性問卷調查中，被訪者被 問：“關於民主,你更同意那種説法？ "四分之一的被訪者選擇 “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其次二成選擇“廣泛聽取、徵求人民意 見”。祇有6.6%選擇“民選政府”，最少人(3.4%)選擇“三權分 立”(見表2.7 )。“民主集中制”是中國大陸長期以來實踐的 唯一的政治制度，在意識形態及教條主義的影響下，“民主集 中制”的優點被長期肯定下來。所以最多中國公民選擇“民主 集中制”並不令到我們感覺意外。而最令我們感覺興趣的是大 陸中國人的第二個選擇。雖然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社 會制度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華人同樣強調一個民主政府應 該“廣泛聽取民意”。表2.7中國大陸公民的民主觀關於民主,您更同意那種説法？人數 (N = 1,373)百分比 (%)1.集中指導下的民主 343 24.982.廣泛聽取徵求人民意見 267 19.453.人民群衆當家作主 159 11.584.為民作主 150 10.925.人民有效地參與社會生活管理 149 10.856.人民能夠選舉政治領導人 90 6.557.少數服從多數 71 5.178.限權分權 46 3.359淇他 12 0.8710.不知道 86 6.26資料來源：閔琦《中國政治文化一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181。38

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認為一個好政府應該是一個“聽取 民意、照顧人民利益”的政府。如果政府官員廉潔公正,處處為 人民着想，就是一個好政府，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所以，從 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的調查研究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現時的 中國人政治文化是將“民主政府”等同於“好政府”。換言之，華 人政治文化強調民主的最終目的－－成為一個“好政府”－－ 而忽略了產生民主的手段或過程。其實，嚴格來説，很多中國 人根本認識不到民主過程的重要性。在澳門的訪問調查中，當被問及是否同意“政府是不是民 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有66. 1%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這種觀點（見表2.8 ）。當再被 問及是否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 從政府”，55.8%的被訪者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上述調查結 果一方面反映出澳門人重現實和傾向於用物質標準來衡量一 個政府的表現；一方面反映出澳門華人雖經葡萄牙人長期管 治，他們對政府的期望仍然深受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觀影響, 如，期望政府扮演“父母官”的角色，照顧老百姓的生活。這種 普遍對民主過程的不重視，反映出澳門華人對民主概念的認 識仍欠缺深度及不夠成熟。表2.8對政府角色的觀點（百分比）39你同意下列的説法嗎？十分同意同意不同意卜分不同意無意見(N)1.政府是不是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 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5.7 60.4 22.1 0.8 11.0 (661)2.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 該服從政府。2.6 53.2 26.6 0.9 16.8 (662)

誠然，這種以物質標準來衡量一個政府的表現的傾向，並 不是澳門人獨有。在1987年一次全國性的問卷調查中，74.1% 的國內被訪者同意“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最終是為 我們好”。⑪事實上,56%的被訪者相信：“對中國而言，重要的 不在於堅持什麽原則，而在於盡快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什麽原則適用就用什麽"。⑮同樣，在類似的問卷調查中， 71.2%的香港華人同意或十分同意“一個好政府應該盡力設 法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應該太過注重長遠的政治理想或主 義”。⑯在日本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日本人對政府的期望，亦 有類似的傾向。⑰這並不令我們感覺奇怪，因為衆所周知，日 本文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2.6 對澳門政府的態度澳門華人所渴望的“好政府”有没有實現呢？我們設計了 兩條問題去探討澳門人對其政府的信任程度。當被問及“你相 信澳門政府有誠意搞好澳門嗎？ "68.2%的被訪者表示相信 或非常相信;祇有16.7%不相信政府的誠意及15.1%表示“無 意見”。但是，另方面，當被問及是否同意“澳門政府官員都盡 忠職守”，祇有28.2%的被訪者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而48. 9%表示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22.9%則没有意見。當我們同部份的被訪者進行比較深入的談話時，我們發 覺他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主要是基於下列原因。首先，他們傾 向於將澳門政府的表現等同於澳門的經濟表現。他們舉出各 項大型建設、新建成的高層商住大廈、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等 等，認為這都是澳門政府的功勞。很明顯，傳統中國文化中期 望政府負責照顧人民生活的思想取向，仍然深深的影響着澳40

門華人的政治取向。其次，一些被訪者指出，近年來澳門政府 的辦事作風已日趨民主化，並且開始願意聽取民意。譬如，澳 門政府自1976年以來，在立法會設有民選議員，並於1991年順 從民意，成立反貪污專員公署。再者，由於相當一部份的被訪 者是從中國大陸遷來的新移民,他們習慣於將澳門政府同他 們家鄉的地方政府比較。大陸新移民對文革等政治運動及地 方政府的貪污、低效率等記憶猶新。很自然地，相比之下，新移 民普遍對澳門政府的印象不錯。雖然有一部份新移民指出現 時中國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尤其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逐 步走向政治開放、經濟改革的政策，但是，他們没有忘記在中 國大陸的難辛生活。在其他華人社會中有類似的問卷調查結果：大部份 (68.9%)的中國公民表示信任中國政府，同樣比例(72.1%)的 香港華人對香港政府投以信任的一票。⑱日本人同樣傾向於 信任他們的政府，他們相信無論中央或地方官員一般是關心 他們，尤其關心他們日常生活所需。⑲相對來説，西方民主國 家的公民普遍對他們的政府的誠意抱懷疑態度。在1974年進 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大約一半的美國人、英國人和德國人祇 “有些時候”相信他們的政府。⑳事實上,65%的美國被訪者相 信他們的政府是由大企業和大財團控制。㉑2.7 對澳門和中國的歸屬感公民對政治體系取向其中一個重要的取向，是對其政治 體系的認同。表2.9顯示出祇有53.6%的被訪者對身為澳門人 感到自豪;相當一部份的澳門華人不以身為澳門人為傲。相對 來説,超過五分之三的香港華人對香港有強烈的認同感。㉒那41

些以身為澳門人為榮的被訪者,指出澳門近年先後開工的大 型建設和明顯的生活改善；他們對身為澳門市民的滿足感主 要是基於澳門的經濟成就。另方面，那些不以身為澳門人為傲 的被訪者，普遍在香港人面前存有自卑感。他們覺得澳門無論 在面積、人口、經濟規模、生活水平、國際地位、政府效率等等, 無一處比得上香港。總之，他們覺得澳門没有什麽值得驕傲的 地方。表2.9澳門人對中國和澳門的認同（百分比）會 不會不知道/ 無意見(N)1.你對身為澳門人感到自豪或驕傲嗎？53.6 28.1 18.3 (661)2.你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或驕傲嗎？66.9 18.8 14.3 (659)經過葡萄牙人的長期管治，澳門華人是否仍然認同於中 國呢？當我們的被訪者被問及是否對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 66.9%給予正面、肯定的答覆。這個調查結果反映出大部份的 澳門人仍然認同中國、以身為中國人為榮;甚至大部份土生土 長的澳門華人亦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一些本地出生的華人指 出，中國現時雖然仍然相當貧窮和落後，但是，中國近十多年 來已經有了驕人的發展，足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不過，大部 份的澳門人主要是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感到驕傲。令我們感覺興趣的是，新移民與本地岀生或在澳門長時 期居留的居民，在對中國的認同上没有明顯的分別。這個調查 結果反映出，對中國的認同主要是建基在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而不是對中國現政權的認同。雖然經過在中國大陸的艱苦經42

歷，大部份的新移民對中國的悠久文化有強烈的認同感；同 樣，没有經歷過在大陸生活的土生土長澳門居民，亦認同於中 國文化。很明顯，對中國的認同很少受到在大陸經歷過的政治 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的影響。劉兆佳和關信基在 他們對香港華人進行的問卷調查中，發覺超過四分之三的香 港華人以身為中國人為榮。（23）大部份(60.5%)的香港人相信中 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良的文化;相對來説，祇有42.5%的香港 人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就感到驕傲。㉔2.8 結 語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對整個政治體系的 取向，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當地政治文化的特徵。第一，澳門 不是“地域型”的政治文化，澳門華人並不是對政府事務毫不 關心。大部份的澳門人認識到政府事務對他們日常生活有一 定程度的影響；而且，接近三分之二的澳門華人每天或經常留 意報紙、電台或電視台上的新聞報導。不過，第二，澳門華人亦 不屬於“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很少澳門人“經常”，少過四分之 一的澳門人祇是“間中”同家人或朋友討論公共事務。事實上， 相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華人，澳門華人最少參與政治和社會 事務。第三，澳門華人傾向於以政治作為一種實用的手段。大部 份的澳門人祇對與他們日常生活有關係的政府事務關心，如 成立反貪污專員公署和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等等。很少人會留 意新選舉法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制訂，雖然選舉法 或基本法對澳門的政治前途都有很深遠的影響。這種對公共 事務的現實傾向，同時普遍存在於香港和中國大陸華人社會43

中。第四，澳門人對香港人普遍存有一種自卑感。在澳門人眼 中，香港在各方面都比澳門優勝,如人口、經濟規模、生活水 平、政府效率和文化等。祇有五分之一的澳門華人對澳門的政 治和司法制度感到滿意;相對，超過三分之二的香港華人對香 港政府滿意。而且，祇有大約一半的澳門人以身為澳門居民為 榮，但卻有五分之三的香港人以身為香港人為傲。這一種自卑 感在澳門年青人中更加嚴重。第五,澳門華人中存在着一種“移民文化”的心態，澳門華 人,尤其是新移民，傾向於以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情 況來比較澳門。所以澳門華人雖然一般不大滿意現政權，覺得 葡人政權處處不如香港的英人政權，但又同時覺得相比大陸 政權,葡人政權亦不算太差。最少，在現政權下，澳門人享有政 治安定、經濟繁榮及言論與出版自由。一般澳門人對中國大陸 公民有一種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剛好填補了澳人對香港人的 自卑感，增強澳人的自信心。澳門人對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的 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澳人對葡政權的 複雜感情與評價取向。另方面，同其他的“移民文化”一樣，澳 門華人没有忘記他們祖家的文化。他們認同中國文化，以身為 中國人為榮。其實，這種“移民文化”亦普遍存在於香港的華人 社會中。第六，澳門華人對民主政府有一個很特殊的理解。很多人 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應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的政府； 少過一成的澳門人認織到一個民主政府是必需由人民自己選 出來的。事實上，三分之二的澳門華人認為政府是否民主不要 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對民主政府類似. 的理解同時存在於香港和中國大陸華人社會中。事實上，在中44

國人的政治文化,“民主政府”是等同於“好政府”。這是中國文 化傳統中根深蒂固的深層組織,並且反映在中國人普遍對政 治的實際效能的重視。最後，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對政治權威的從屬關係，仍然 深植於澳門華人心中。大部份的被訪者對政府抱有良好的期 望，並相信澳門政府經常關心澳門市民,所以澳門市民應該服 從政府的決策。註 釋①見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② Bradley M.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 31.③ 見Jermain T.M. Lam and Jane C.Y.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I: 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pril 1992, p.21.④ 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80.⑤ B.M. Richardson, pp.32—33.⑥在1990年在香港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33.3%的被訪者“每天都有”和40.1%的被 訪者“經常有"留意公共事務的發展，見Jermain T.M. Lam and Jane C.Y.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November 1991, p.27又在1987年一次全中國的問卷調査中，四 分之三的被訪者“經常”或“間中”閲讀報紙新聞；同樣的比例“經常”收聽電台或 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一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 雲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226。在日本,60年代的一次地方問卷調査顯示,八成的 被訪者經常或間中閲讀報章的政治性報導。見B.M.Richardson,註二，頁142。根 據阿爾蒙德和弗巴的《公民文化》一書,80%的美國人,68%的英國人，72%的德 國人,37%的意大利人，和55%的墨西哥人“經常”留意政治及政府事務的發展， 見該書頁89。⑦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94.⑧ 見閔琦，註六，頁131.135。45

⑨ 見Lau and Kuan,註七，頁74。⑩ Lam and Lee, Part II,註三，頁71。⑪見閔琦，頁33。⑫見阿爾蒙德和弗巴《公民文化》，頁102,不過，根據一項於1978年間在西德進行的 問卷調查,31%的被訪者對他們的政府和政治體制感到驕傲，比1959年阿爾蒙德 和弗巴的調査高出24%。見David P. Conradt, “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9, p.230.⑬ Lau and Kuan, p.75.⑭見閔琦，頁194。⑮同上，頁35。⑯ Lau and Kuan, p.83.⑰ Bradley M.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pp. 59- -60.⑱見閔琦，頁68及厶aw and Kuan, p.84.(19) 見Bradley M. Richardson, p.72.⑳見 Alan I. Abramowitz, "The United States: Political Culture Under Stress," in Almond and Verba (eds.), The Civic Culture Revisited, p.189; Da­vid P. Conradt," Changing German Political Culture/ in Almond and Verba (eds), The Civic Gulfure Revisifed, p.235.㉑見Alan I. Abramowitz,註20,頁 189。㉒見 Lau and Kuan, p.2 及 Lam and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I, p.45.㉓ Lau and Kuan, p.180.㉔ 同上。在1987年一次全國性的問卷調查中，没有相同的問題。不過，有過半數(54. 2%)的中國公民對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感到驕傲。見閔琦，頁33。46

第三章對政治體系輸入和 輸出的取向阿爾蒙德和弗巴對政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所下的定 義是:⑴政治體系的組織架構,如立法會、行政機關或官僚制 度等;(2)在位的君主或首長、立法議員和行政官員；(3)某公共 政策、決策或決策的實際施行。①首兩項涵蓋政治體系的“輸 人”部份，包括立法、行政、司法三個重要政府權力機構。第三 項公共政策及其實施則組成政治體系的“輸出”部份。這裏必須指出，因為澳門政府的規模較少，決策過程比較 簡單，很多時候不容易分出究竟某項決策是源出於政府最高 當局，或源出於某一個政府部門。事實上，“輸入”部份涵蓋整 個政治體系，因此兩者無可避免地重覆。所以，前章有某些已 經討論過的問卷問題，為了方便分析，在本章會再用來參考比 較。3.1 對政治體系“輸入”的認知取向在前章我們已指出澳門華人普遍知道和關心政府成立反 貪污專員公署的決定(見表2.4 )；但是,另方面，卻很少人知 道和關心在問卷調查進行期間剛由立法會通過的新選舉法 。 澳門人似乎祇關心對他們日常生活有直接影響的體系“輸 人”,如反貪污專員公署的設立;對與民主程序關係重大的選47

舉法卻漠不關心。除上述兩題與政府的“輸入”功能有關外，我 們另外設計了三條問題去查探澳門大衆對立法會的認知（見 表3.1 ）。這裏，調查結果同樣令到我們失望。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立法會的認知相當貧乏。祇有 40.3%的被訪者知道宋玉生（已故）是當時立法會主席； 59.6%的被訪者“不知道”或答錯。這個調查結果相當令人失 望，因為宋玉生生前相當活躍，知名度很高，並且自1976年以 來連任四屆立法會主席。相對來説，在1987年的一次全國性問 卷調查，超過四分之三的中國公民知道當時的國家主席是李 先念、人大委員長是彭真。②表3.1對澳門立法會的認知（百分比）對 錯不知道/ 無意見(N)1.現任立法會主席是誰？ 40.3 6.6 53.0 (662)2.立法會有多少個直選議員？ 3.3 15.0 81.7 (662)3.登記做澳門選民需要什麽資格？ 16.0 44.1 39.9 (662)最令我們驚訝的是，當被問及立法會有多少直選議席，祇 有3.3%的被訪者能夠正確答出立法會有八個直選議席。在這 項調查研究開始前一個月，立法會舉行補選，選舉新增設的兩 個直選席位（由六席增至八席）。競選期間五個參選團體各 出奇謀、競爭激烈。各樣傳媒對各項競選活動、競選程序、立法 會的組織和功能展開全面報導。所以，祇有這麽少的澳門人知48

悉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正確數目，不能不令我們感到失望，同樣 令我們失望的是澳門人普遍對選民資格無知;祇有16%的澳 門人知道在澳門登記做選民，需要至少年滿18歲和在澳門居 留三年或以上，③上述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政治體系的“輸入”普遍 冷漠,並反映出當地華人對政治保持一段距離的傾向。這種對 立法會選舉漠不關心的態度，同前章述及澳門華人不重視西 方民主選舉的心態一致。於1991年5月在澳門舉行的一次有關 公民教育的研討會，有與會者指出澳門的公民教育存在極大 的缺陷和不足，尤其有關西方民主思想的灌輸,並呼籲政府加 強對澳門市民的公民教育。④在被訪者背景因素方面，我們發覺在澳門居留年期和教 育程度兩個變數，對澳門人對“輸入”體系的取向有明顯的影 響。調查結果顯示，在澳門居留年期的長短與對政治“輸入”的 認知成正比例。如，當被問及立法會主席的名字，在澳門土生 土長的居民答對的比例最高，高出在澳門居住少於十年的新 移民三倍。這並不難解釋，在澳門土生土長的居民，對澳門的 事務和公衆人物，自然比新移民較為熟識。教育程度是另一個重要背景因素。很自然,教育程度較高 的，相對教育程度較低的，更加認識政治體系的“輸入”。當被 問及立法會主席的名字,68.8%有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被 訪者答對，祇有6%没有受過教育的被訪者答對;而其他不同 教育程度的被訪者答對的比例則在兩者之間,清楚顯示教育 程度與政治認知的關係。49

3.2 對政治體系“輸入”的評價取向我們設計了三條問題去查探澳門華人對政治體系“輸入” 的評價取向。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政治“輸入”的評價取向 與其認知取向有很大分別。澳門人對政府的組織架構和產生 程序興趣不大，但是他們卻十分關心政府的施政表現。由表3. 2我們見到，有接近半數（45.7%）的被訪者對澳門政府的工作 效率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祇有13.3%的被訪者表 示“滿意”或“非常滿意”；而接近三分之一的被訪者表示“一 般”。很明顯，大部份的澳門人對澳門政府的效率抱懷疑或批 評的態度。在有關澳門公務員的工作態度這一問題上，我們亦得到 類似的負面評價。有相當一部份（36.5%）的被訪者認為澳門公 務員的工作態度祇是“一般”；而32.7%的被訪者則表示“不滿 意“或“非常不滿意“。祇有14.6%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 （見表3.2 ）。在我們與部份被訪者深談（in—depth inter-表3.2對政府工作效率和公務員工作態度的評價取向（百分比）非常滿意滿 意 一般不滿意非常不滿意無意見(N)1.您對澳門政府的工作效率滿意嗎？ 0.6 12.7 29.1 34.8 10.9 11.8 (660)2.您對政府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滿意嗎? 0.5 14.1 36.5 24.2 8.5 16.3 (660)views）的記錄顯示，大部份被訪者對公務員的印象是得自於50

他們親身的經歷，如向警察(公安人員)求助或向政府有關 部門申請個人證件等。不過，大部份被訪者亦同意不應該“一 枝竹竿打盡一船人”，認為公務員隊伍中亦有工作態度良好 的。其中一個被訪者指出，高級公務員一般比低級公務員工作 熊度較為良好。最受被訪者詬病的是警察人員的工作態度;有 些被訪者對公務員祇對他們熟識的人友善表示不滿。一般澳 門普羅大衆,很難弄清楚澳門政府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因 此有事找政府部門便到處碰壁、求助無門。所以，很多澳門人 被迫“走後門”。一位被訪者告訴我們，他曾經因為失去香港身 份證到警署報失，足足搞了一年多，經過幾個政府部門及無數 次的奔走，才辦妥補領手續。另一位被訪者則訴説他數年前初 來澳門的時候，因為不懂廣東方言，被移民局的工作人員歧 視。這些被訪者的親身經歷,造成他們對澳門公務員的惡劣印 象。相對來説,香港華人對香港政府有較好的印象。於1985年 在香港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61.2%的被訪者同意或非常同 意香港政府是一個好政府。⑤在另外一項於1986年進行的調 查,43.6%的被訪者認為香港政府的表現不錯或相當好;46. 6%的被訪者認為香港政府的表現中上。⑥不過，中國大陸公 民，跟澳門人一樣,對中國政府的工作效率及政府官員的工作 態度評價不高。1987年的一次全國性調查顯示,65.9%的中國 公民對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滿意，而69.8%不滿意政府官員的 工作作風。⑦這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澳門的“移民文化”：即感覺 澳門事事不如香港，尤其是政府的工作效率，但卻覺得澳門政 府不差於中國大陸充滿官僚作風的政府。另外一條問題是査探澳門人對立法會選舉的評價。過半 數(54.4%)的被訪者認為澳門的立法會和市議會選舉有“重大51

意義”或“有意義”；祇有24.1%的被訪者認為澳門的選舉“意 義不大”或“毫無意義”;21.5%“無意見”（見表3.3 ）。由於對 選舉的正面評價有助於一個民主政制的運作，我們很有興表3.3對澳門立法會、市議會選舉的評價（百分比）很大意義有意義意義不大毫無意義無意見(N)您覺得澳門立法會、市議會的選舉有 意義嗎？1.8 52.6 18.2 5.9 21.5 (660)趣深入瞭解其中原因。衆所周知,澳門立法會並不掌握全部立 法權;它的立法權力被澳門總督分薄和限制。為什麽澳門人重 視這樣一個“跛腳鴨”式的立法機關呢?當我們與部份被訪 者深入交談，我們發覺澳門人對立法會所扮演的角色有一較 特殊的理解。他們似乎没有認識到立法會的主要功能是立法; 他們祇期望有一個他們可以信任、委託的機構，向政府有關部 門傳達他們的投訴和要求。立法會被澳門人普遍視為官民溝 通的主要橋樑。而立法會議員，尤其是直選議員，亦熱衷於扮 演這個“橋樑”角色,紛紛設立議員辦事處，幫助澳門市民辦 理申請經濟房屋、身份證、屋契等等與日常生活切身有關的事 務。因此，立法會議員的行為間接誤導市民，加深了市民對立 法會主要功能或角色的誤解。誠然，立法議員的“橋樑”角色 正好迎合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取向—對政治的現實觀，即 以政治參與為手段以期達到改善個人物質生活的目的。難怪 1992年的立法會選舉,有接近六成的註册選民投票，比香港的 立法局選舉要高，亦不遜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地方選舉。而且，52

為迎合市民心理，立法會議員侯選人，在競選期間，祇強調如 何改善民生，絶少提及政治或民主理想。對“有怎樣的人民, 就有怎樣的政府”這個説法，如以“立法會”代替“政府”， 這個説法是頗合澳門實際政情的。在被訪者的背景因素方面，我們發覺教育程度間接影響 到被訪者對政府效率和公務員工作態度的評價取向。教育程 度較低的，相對教育程度較高的，比較容易滿意政府及公務員 的表現，這是不難理解，因為教育程度高的一般有較強的判斷 力，而且對政府表現的要求比較高。另方面，薪酬是一個重要背景因素，可以在某程度上解釋 澳門人對選舉的取向。我們發覺收入低的草根階層普遍對立 法會、市議會選舉的意義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瞭解。祇有四成没 有固定收入或收入低過2,000澳門元的被訪者認為立法會、市 議會選舉“有意義”或有“很大意義”；而超過六成的高薪 階層（收入在10,000澳門元以上）認為澳門的選舉“有意義” 或有“很大意義”。這個調查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澳門 社會的實際情況。澳門社會貧富懸殊，草根階層收入偏低、謀 生不易。草根階層終日為生活奔波，壓根兒没有時間或心情留 意公共事務或參與投票。一位被訪者告訴我們：“我没有去投票;我覺得選舉完全没有意義。我所工作的 工廠没有足夠的訂單，開工時間不足，而且我還可能隨時被解 僱。我不相信參與選舉可以幫助我解決生活問題。”3.3 對政治體系“輸出”的認知取向我們設計了三條問題去查訪澳門華人對政治體系“輸 出”的認知取向。第一條問題是澳門人人關心的有關垃圾處53

理的方法。澳門的垃圾處理，是一個久已存在的問題。任何第 一次到澳門的旅客，若稍為留意，不會不察覺堆積街道的垃 圾。負責街道清潔的市政廳，不祇一次的在市政議會討論解 決、改善垃圾處理方法，以改變澳門市容,最後於1991年決定 將收集、處理垃圾的工作交由私人專營公司負責。這個決定曾 經在澳門社會、傳媒中引起很大的爭論,一般對垃圾處理私營 化能否最終解決問題抱著懷疑的態度。由於澳門垃圾的問題 嚴重及其直接影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對於有三分之二的被 訪者曾“聽過"垃圾私營化這個決定，我們並不感到驚訝（見 表3.4）。而且，曾經“聽過"垃圾私營化這個政府決定的被訪 者,超過半數表示關心這個問題。第二條問題亦是絶大部份不懂葡文的澳門華人所關心 的— 中文正式成為澳門其中一種法定語言（另外一種當然 是葡文）的政策。好像我們預期的一樣,接近三分之二的被訪 者曾經“聽過”及超過半數“關心”中文是否已經正式成為 澳門法定語言（見表3.4）。上述兩條問題的調查結果，正面支 持、肯定了我們在前章有關澳門人對公共事務並不一定抱冷 漠、全不關心的態度的結論。事實上，對切身問題有關的公共 事務，澳門華人是非常關注的。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很多澳門表3.4對垃圾私營化和中文官方化的認知取向（百分比）您有没有聽過：（如有，問：您清楚這件事嗎？ 再問：您關心這件事嗎？）有聽過没有聽過清楚不清楚關心不關心(N)1.垃圾處理決定由私營公司負責？ 66.1 33.9 21.4 43.4 50.0 15.0 (662)2.中文正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 65.1 34.9 20.8 43.4 51.4 12.7 (662)54

人關注垃圾私營化和中文官方化的問題，但是他們對問題的 本質及其複雜性大多不甚瞭解。在曾經“聽過”上述兩項事 件的被訪者中，祇有五分之一表示對事件清楚瞭解。這無疑削 弱了澳門市民對政治的參與和對政府監督的能力。第三條問題問：購買經濟房屋要在澳門住滿多少年才有 資格？表3.5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被訪者不知道（或答錯）必 須在澳門住滿五年才有資格申請購買政府經濟房屋；祇有 23.6%答對。對這個調查結果我們有些驚奇，因為大部份被訪 者符合經濟房屋規定的經濟條件和居留期條件。⑧不過，令我 們“驚奇”的調查結果，可能出於問卷本身的設計。問被訪者 有否“聽過”政府某項政策或決定是一回事，問他們有關某 項政府政策的“内容”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相信大部份的澳門 人曾經“聽過”政府的經濟房屋計劃，但是，可能祇有小部份 “清楚”這個計劃的內容;正如大部份的澳門人“聽過”垃圾 私營化和中文官方化這兩個政府決策，但是祇有五分表3.5對政府經濟房屋計劃的認知取向（百分比）對 錯 不知道 (N)購買經濟房屋要在澳門住滿多少年才 有資格？23.6 27.8 48.6 (661)之一“清楚”其政策内容。如果我們將澳門人對申請購買經濟 房屋的資格的認知，同他們對立法會直選議席、登記澳門選民 所需的資格的認知比較，事情就最清楚不過了,澳門人對前者 的認知明顯的高於後者。説到底，澳門一般市民對政府政策55

（即政治體系的“輸出”）的關心程度，尤其是與他們切身問題 有關的決策，高於對政府組織架構或決策過程（即政治體系的 “輸入”）的關心。3.4 對政治體系“輸出”的評價和情感取向當被問及是否滿意澳門政府的施政或者政策，我們所得 到的答覆比較模稜兩可。表3.6顯示，41.1%的被訪者認為政 府政策“一般”，而對政府政策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 的祇佔23.2%，稍多於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的比例（17. 9%）。這調查結果反映出澳門華人對其政府的施政表現意見 分歧、没有共識。一方面,澳門市民對政府官員的貪污無能表 示失望；另方面，他們將過去二十年來澳門飛躍的經濟發展部 份歸功於澳門政府。不過，相比之下，最少在當地居民的心目 中，澳門政府的施政表現比不上中國大陸政府和香港政府。在 1987年在中國進行的一次全國性調查顯示,74.7%的被訪者 對政府制訂的多數政策表示滿意;⑨而在1991年在香港的一 次問卷調查，有6.3%和40.3%的被訪者對香港政府的經濟政 策分别表示“非常滿意”和“頗為滿意”。⑩表3.6對政府政策的價值取向（百分比）非常滿意滿意 般不滿意非常不滿無意見(N)您對澳門政府的施政或政策滿 意嗎？0.6 17.3 41.1 19.1 4.1 17.8 （659）56

我們又另外設計了三條問題，去查探澳門市民對具體政 府政策的評價和情感取向。第一條問題涉及澳門的經濟發展 情況。表3.7顯示，超過一半（53.4%）的被訪者對澳門的經濟 發展情況感到自豪或者驕傲。這調查結果並不令我們驚奇。過 去二十年，澳門經濟的高速增長，成就有目共睹。如以1991年 人口普查的354,000人計算，1991年澳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 10,300美元，超過南韓和台灣，位居亞洲第五，這是一個了不 起的成就。無怪乎無論是澳門的老居民或新移民都以澳門的表3.7對具體政府政策“輸出”的評價和情感取向（百分比）會 不會 無意見 (N)1.您對澳門的經濟發展情況感到自豪 或驕傲嗎？53.4 26.8 19.8 (661)2.您對澳門的社會福利制度感到自豪 或驕傲嗎？25.4 52.7 21.9 （662）3.您對澳門的治安情況感到自豪或驕 傲嗎？18.6 70.0 11.4 (660)經濟成就為榮。一個十年前由大陸遷徙來澳門的新移民向我 們訴説他的經歷：“我來自緬甸，先由緬甸去中國大陸，然後再由中國來澳 門。我對澳門的經濟發展成就，尤其是各項大型建設如機場 等，感到驕傲。澳門社會當然有很多問題，但是大陸的情況更 糟糕。我並不擔心1999。我曾經歷過非常艱苦的歲月。我對資 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不怕。在緬甸的時候，我曾經有過風光的 日子。但是，好景不長，緬甸政府没收充公了我們的咖啡店和57

雜貨店；我們因此不能在緬甸再生活下去,被迫離開緬甸，回 中國。我們在農村生活，非常艱苦。現在，總算苦盡甘來，我們 很滿意現時在澳門的生活。”，與對澳門經濟表現的評價比較，祇有四分之一的被訪者 對澳門的社會福利制度表示滿意。表3.7顯示，超過一半（52.7%） 的澳門人對澳門的福利制度感到不滿意或不驕傲;祇有25.4% 的被訪者感到驕傲。有關社會福利的問題,時時令澳門政府感到 頭痛。澳門的殖民地政府從來没有重視社會福利工作，一般救貧 濟厄的工作通常由傳統社團如同善堂、鏡湖醫院、街坊會和教會 等團體負責。直到八十年代,大批新移民湧入澳門，造成很多新 的社會問題,傳統慈善機構的濟貧工作力不從心,政府才在輿論 催迫下建立社會福利制度。在1989年度和1990年度,政府在社會 福利的開支分佔是年總政府支出的4.37%和6.35%。（相比之下， 葡萄牙政府於1989年的社會福利開支佔該年度政府總開支的 29%。⑪可見葡國政府對其本國人民與對其殖民地— 澳門一 的人民是不一樣的。）以這樣有限的社會福利開支，面對日益增 加的人口，社會福利工作自然做得很不足夠。難怪大部份的澳門 人不滿意現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同時，由於人口不斷增加,社會結構的日趨複雜,澳門的社 會治安問題亦日益嚴重。近年來，嚴重的銀行、珠寶店搶刼案數 目暴昇。1991年,葡京賭場搶刼案被澳門傳媒選為當年本地十大 新聞之首。大批從大陸偷渡進入澳門的非法移民令澳門的治安 更加惡化。我們的被訪者對政府没有能力維持、改善澳門的治安 情況感到極度不滿。事實上，超過三分之二的被訪者不以澳門的 社會治安情況為榮（見表3.7%）；祇有18.6%的被訪者對治安情 況感到滿意或驕傲。總之,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對不同的政府政策58

“輸出”,有不同的評價和情感取向;他們的取向直接受到政府在 某方面的表現所影響。一般來説，澳門人對政府政策“輸出”的關 心程度，遠遠超過他們對整個政治體系或體系的“輸入”功能的 關心。表3.8教育程度與對政府政策的評價取向（百分比）您對澳門政府的施政或政策滿意嗎？非常滿意滿 意 般不滿意非常不滿無意見(N)未受教育/幼稚園 2.0 30.6 22.4 6.1 - 38.8 (49)小學/私塾 1.0 31.3 32.3 10.6 3.1 21.9 (96)小學畢業 - 21.0 39.5 12.6 3.4 23.5 (119)中一至中四 - 14.2 42.1 25.7 3.8 14.2 (183)中學畢業 0.6 7.8 53.1 21.2 5.0 12.3 (179)大專或以上 3.1 12.5 31.3 40.6 12.5 - (32)Chi--Square = 104.46 D.F. = 25 Significance = 0.0000有關被訪者的背景因素，我們發覺被訪者的教育程度和在 澳門的居留年期，對他們對政府政策“輸出”的評價和情感取向 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我們發覺教育程度與對政府政策的滿意程 度有相反的關係。表3.8顯示,32.6%未受過教育和 32.3%祇有小學程度的被訪者，對澳門政府的施政或政策表示 “滿意”或“非常滿意”;但是，祇有8.4%受過中學教育的和15.6% 受過大專或以上教育的被訪者對政府政策感到滿意。受過高深 教育的被訪者，一般對政府的施政能力抱懷疑和批評的態度。譬59

如，超過半數（53.1%）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被訪者對政府政策表 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祇有6.1%未受過教育的被訪者持相 同的態度。另外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是被訪者在澳門居留的年期。我 們發覺在澳居留的長短與對澳門社會福利的評價成反比例。有 相當比例（43.5%）在澳門居住少過三年的和三分之一在澳居留3 —10年的被訪者,對澳門的社會福利制度感到滿意或驕傲;祇有 五分之一在澳出生或居留超過20年以上的被訪者持相同的態度 取向。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新移民一般教育程度較差、收入較低， 同時又是現社會福利制度的受益者，因此傾向支持政府的社會 福利政策。同樣，新移民一般較原居民容易滿足於澳門的治安情 況;這可能與他們的“移民心態”有關，即傾向於將澳門社會與中 國大陸比較。令我們感興趣的是，在澳居留時期的長短,對被訪 者對澳門經濟發展情況的評價和情感取向，没有明顯的影響。無 論新移民或原居民，對澳門經濟上的成就,都引以為榮。3.5 結 語總言之，本章所述的調查結果,支持我們在前一章的觀察和 結論。澳門華人對政治的現實觀和“移民文化”心態，在很大程度 上影響他們對政治體系的“輸入”和“輸出”的認知、情感和評價 取向。澳門華人對體系的“輸入”如立法會的組成和選舉過程認 識不多;但是，卻很關心與他們切身生活有關的體系“輸入”，如 垃圾私營化、反貪污專員公署和政府經濟房屋計劃等。另方面，澳門華人的“移民心態”（即傾向於將澳門的社會情 況同中國大陸比較）,普遍反映在澳門人對澳門經濟發展的成就 感,和新移民對社會福利制度的滿足感。澳門華人對澳門政府的60

③④⑤ ⑥⑦⑧施政和政策表現的複雜心情，亦可以澳門獨有的“移民文化”解 釋。一方面，將澳門與中國大陸比較，澳門華人覺得葡人政權不 算太差;另方面,與香港政府相比,澳門人覺得澳葡政府就太差 了。註釋① Gabriel A.Almond &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p.l6②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雲南人民出版社,1989, 頁31。問卷調查完之後，立法會將選民在澳門的居留期要求改為五年。《澳門日報》,1991年5月17日。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88, p.83.同上，頁84。見閔琦，註二，頁72,74。對一家四口的家庭，如其收入在1991年不超過4,850澳門元，就可以符合申請經濟房 屋的條件。有關方面估計澳門大約有一半的家庭符合申誚購買經濟房屋的條件。見 《澳門日報》,1991年3月26日。⑨見閔琦，註二，頁72。⑩ 見 Jermain T.M.Lam and Jane C.Y.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 Part II: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 Social Ad­ministration,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April 1992,p.73.⑪ 見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61

第四章 對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在阿爾蒙德和弗巴的模式中，“臣屬型文化”和“參與型文 化”兩者之間的主要分別,在於一個社會的人民對其自我的政 治參與角色的主觀看法。對政治參與的傾向受到下列的態度 取向所影響：（1）人民是否相信他們能夠在社會上扮演一定的 政治角色；（2）人民是否相信他們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 （3）人民是否有信心向他們的政府提出要求或求助；（4）人民 是否信任他們自己的同胞。其中尤以人民的政治參與意願及 其對影響政府政策的自信,更是“參與型文化”不可或缺的心 理要素。正如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在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度 裏，所有社會上重要的決策，都是由人民分享。每一個公民都 積極參與政府事務、熟悉政府的決策過程和向政府反映意 見。”①因此,澳門人怎樣看他們自己在社會上的政治角色,對 未來澳門的民主發展，是意義深遠的。如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 一個“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將會加強在澳門實施民主政治的 論點，有利於澳門的民主發展。相反，如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 澳門人對參與公共事務完全没有興趣，屬於“地域型”或“臣屬 型”的政治文化，將會有利於現時以“行政主導”為主的政制的 保留和延續。我們設計了四組問題，專門查訪一個人對自我政治角色 的取向。第一組問題問及一個公民對其在社會的政治角色的 觀點，或如阿爾蒙德和弗巴説:"作為政治體系的一個份子，他 怎樣看自己的角色呢？他對自己應有的權利、義務、影響渠道62

或策略有認識嗎？ "②第二組問題涉及一個人對政治參與的 情感與評價取向，用阿爾蒙德和弗巴的説法:“他對自己的個 人能力感覺怎樣？他採用那一種參與渠道或表現方式去表達 他對政府政策的意見？ "③換言之，這組問題反映出每個公民 的心理質素:他是否相信他可以或有能力影響政府的政策，和 是否相信他的參與會對政府的行為、表現有實質的影響。第三 組問題涉及人民對向他們的政府提出要求或求助的信心和能 力(subject competence)："對自己的能力有信心的公民，當 他們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或有所求於政府官員的時候,他們會 不亢不卑，根據正常手續、法規辦事。他們相信會得到公平的 待遇，他們的意見會得到政府當局的重視和考慮，因為他們相 信政府官員的行為是受到法律規條的制約。"④如人民對政府 官員的辦事作風和態度有信心，自然會增強其對政治參與的 信心。最後一組問題問及人際關係：“公民自願組織政治團體 的傾向，與其對自己同胞的合作性、可靠性和無私性格的信念 有直接關係。”⑤對別人的信任和一個合作、和諧的社會環境， 無疑有助於人民對政府和社會事務的關注和參與，大大有利 於民主政治的發展。換過來説，如社會風氣充滿互不信任、虚 偽、仇恨，則極不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4.1 對政治參與權利的態度取向公民的政治參與意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對公民權利 和義務的認知。對政治參與的基本認知是一個“參與型”文化 的先決條件,亦即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我們的調查結果顯 示，澳門華人對政治參與大多持肯定的態度。當我們的被訪者 被問及是否同意“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時”，絶大部份63

（85.5%）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見表4.1）；祇有3.2%“不 同意”或“十分不同意”。香港華人亦有相同的態度取向。於 1985年在香港進行的一項問卷調查中，相當一部份（44.3%） 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縱然很多人祇是盲目的去投票，他 們的投票權利亦不應該被剥奪”。⑥這種態度取向不是香港、 澳門獨有，類似的研究結果在日本和西方國家亦有報導。⑦其 次，當被問及是否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大部份 （56.5%）的被訪者表示不同意；祇有24.7%的被訪者支持這 個説法。最後，當被問及是否同意“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 意見是市民的責任”，絶大部份的（85%）被訪者支持上述的説表4.1對政治參與權利的取向（百分表）您同意下列的説法嗎？十分同意同意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無意見(N)1.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 5.7 79.8 3.0 0.2 11.3 (662)2.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0.8 23.9 54.7 1.8 18.9 (662)3.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市 民的責任。3.3 81.7 2.4 0.2 12.4 (662)法,祇有2.6%不贊成。這種對政治權利的強烈認知，亦普遍存 在於香港華人社會中。1991年在香港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 89.1%的被訪者相信他們有權利去批評香港政府。⑧另外，我們提出了五個問題,從不同角度查訪澳門華人對 政治參與的熊度取向。這些問題不一定與政治參與權利直接64

有關,但卻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澳門華人對政治參與的態度。 在這些問題上，我們記錄了一些非常有趣、錯綜複雜的答案。 表4.2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公民 “參與政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祇有12.8%的被訪者表 示“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很明顯，大部份的澳門華人是十 分清楚政治參與的實用價值。相對來説,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性 質和積極意義没有這麽肯定。雖然有相當一部份（45%）的被 訪者相信“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但亦有接近三分之一的 被訪者不同意，其他的則“無意見”（表4.2）。事實上，我們的調 查結果顯示，相當一部份的澳門華人對參與政治是懷有恐懼表4.2對政治參與潛意識有關的問題的取向（百分比）您同意下列的説法嗎？十分同意同意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無意見(N)1.參與政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 1.8 63.4 12.3 0.5 22.1 (661)2.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 0.8 44.2 28.4 1.4 25.3 (661)3.搞政治好危險。 3.6 40.2 30.9 0.8 24.5 (660)4.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 爭。5.3 77.1 7.3 0.2 10.2 (660)5.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 我們應該服從政府。2.6 53.2 26.6 0.9 16.8 (662)心的：43.8%的被訪者表示同意或十分同意“搞政治好危險”;65

祇有31.7%的被訪者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在深入訪問中，有 些被訪者舉出他們在中國大陸經歷過的政治運動尤其是“文 革”為例，認為還是少介入政治為佳。不過，我們相信,給予機 會及適合的政治氣候,澳門華人會毫不猶疑的去爭取他們應 有的政治權利。我們的訪問記錄顯示，絶大部份（83.4%）的被 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 很明顯，澳門華人不再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中的“老百姓”，不 再是對政府祇知唯命是從、祇盡公民義務而不爭取公民權利 的“順民”。不過，期望和依賴一個關心民生的“萬能政府”的傳統心 態仍然存在澳門華人社會中。大半數（55.8%）的被訪者同意 或十分同意人民應該服從政府的決策，因為“政府所做的事都 是為我們好”（見表4.2）。同樣，大部份的中國大陸公民同意 “黨和政府能夠管好這個國家”，所以中國人民不必過多參與 政治。⑨這種對政府依賴和一廂情願的想法，似乎深深的植根 於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中，不容易一下子改變過來。在這方 面，日本人就遠較中國人西化了。問卷調查顯示，大部份的日 本人相信應該多關心政治，不應該祇盲目跟從政府長官或國 會議員的領導。⑩香港華人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取向與澳門華人相仿。於 1985年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過半數的香港華人認為政治 參與的目的，主要是要改善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環境,而不是 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理想。。好像澳門華人一樣,香港華人對政 治或政治活動的態度比較複雜。在1985年的一次問卷調査中，相 當一部份（45.7%）的香港華人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從事 政治活動是有意義和值得尊重的”；不過，同樣比例（45%）的 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搞政治好危險”。⑫因此，傳統中國政66

治文化的特色— 與政治保持一段距離— 仍然存在於港澳 的華人社會中。同樣，在1987年進行的一次全國性的調查顯 示,大部份（63.7%）的中國大陸公民認為“對政治上的事還是 少介入為好”。⑬中、港、澳的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似乎有一共通 點:他們傾向於將政治等同於權力鬥爭,一般對政治家評價不 高⑭。不過，中國傳統文化亦不鼓勵老百姓去參與公共事務。傳 統文化強調家庭倫理的觀念，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正如一 家之主，擁有絶對的權威。人民有義務去服從領導，但没有義 務去參與政府決策。傳統中國政治思想亦有一些民主的要素 ， 如尊重民意、照顧民生等，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古代的民 主思想没有發展成為現代的民主思想。⑮因此,澳門華人意識 到參與政治是公民的義務，已經是對傳統文化的反叛，向現代 民主政制邁出了一大步。在被訪者背景因素方面,我們發覺性別、在澳居留時間和 收入，對被訪者對政治參與的取向没有明顯的影響。不過，年 齡對某一些問題則有影響,如小市民是否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接近三分之二的50歲以下的被訪者不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 加政治活動”，但是，祇有三分之一的50歲以上的被訪者不同 意上述的説法;相反，接近一半的50歲以上的被訪者同意這個 説法。換言之,50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對政治參與的態度較為保 守。有趣的是,教育程度雖然影響被訪者對整個政治體系、體 系的“輸入”和“輸出”的取向，但卻没有影響被訪者對政治參 與的取向。不論教育程度，大部份的被訪者同意：（1） 一個好市 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2）參與政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 徑;和（3）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市民的責任。唯一67

的分别是，教育程度低的被訪者,相對教育程度高的被訪者， 對上述三條問題更多表示“無意見”。不過，教育程度較低的被 訪者,不論對什麽問題,都較多傾向於“無意見”。總之，我們的 調查結果強烈顯示，澳門華人，不論什麽背景,大多認識和珍 惜他們的政治權利。4.2 澳門的"公民能力"(Civic Competence)如果我們將政治參與權利視作公民對自我政治角色的認 知取向，“公民能力”則可代表公民對自我政治角色的評價取 向。不過，對政治參與權利的認知與“公民能力”的高低，並没 有必然的關係。根據阿爾蒙德和弗巴的定義，“公民能力”表現 在公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一個公民如有信心影響政府決 策，就會增強他對參與公共事務的興趣。如一個公民對影響政 府決策完全没有信心，將會嚴重影響他的實際政治參與行為 ， 如對政治冷漠或保持距離。我們在調查問卷中，設計了一條簡單、直接的問題:你覺 得你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嗎？表4.3顯示，澳門華人 對他們能否影響政府決策完全没有信心。超過四分之三的被 訪者覺得他們“完全没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表4.3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百分比)肯定有有 間中有很少完全没有(N)您覺得您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 策嗎？0.5 3.2 2.0 18.2 76.1 (658)68

18.2%相信他們祇有“很少”這樣的能力。事實上，祇有3.7% 的被訪者覺得他們有或肯定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這調 查結果與澳門人對政治參與權利的共識,形成強烈的對照。這 種對政府決策表示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明顯影響澳門 人的實際政治行為。這種對政府決策的無力感亦普遍存在於 中國大陸和香港華人社會中。1987年在中國進行的一次全國 性調查中，祇有33.1%曾參與地方選舉投票的被訪者相信他 們的政治參與有明確的政治效能，而66.9%對能否選出真正 代表他們利益的代表抱懷疑的態度。⑯同樣,1986年在香港進 行的一項問卷調查中，87.9%的被訪者不相信他們有任何權 力去改變政府的政策。⑰這種普遍存在於中國大陸、香港和澳 門華人社會，對“公民能力”缺乏信心的現象，並不是偶然的， 很可能植根於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層。相對來説，生活在西 方民主政制的公民，對他們的“公民能力”較有信心。⑱不過，當被問及如,果政府政策嚴重損害他們的利益，他們 會不會採取行動去提出反對，我們的被訪者分成兩派不同意 見。表4.4顯示，35.4%的被訪者回答他們“多數會”或“肯定 會”採取行動;但是,差不多同比例的被訪者表示“多數不會”69

或“肯定不會”採取行動。1991年在香港進行的一項調查有類 似的研究結果：祇有31.5%的被訪者表示如果他們覺得政府 的條例太不公平或對他們造成傷害，他們“肯定會”或“可能 會”採取一些行動。⑲雖然，可能對政府採取行動的比例不高 ， 但比較上述對政府政策的“無能感”，已經是一大進步。會否對 政府採取行動，明顯受到年齡的影響，一般來説,年青人較中、 老年人更傾向於採取行動。例如,42.3%20—29歲年齡組別的 被訪者回答,如果政府政策嚴重影響他們的利益，他們肯定會 或多數會採取某些行動；祇有27.4%同年齡組別的被訪者表 示他們多數不會或肯定不會採取行動。相對來説，祇有15%年 紀在60以上的被訪者表示他們會採取行動，而半數則表示他 們多數或肯定不會向政府採取行動。澳門華人一般採取什麽 方式的政治行動去反對政府政策呢？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的實際政治參與程度很低。 表4.5列出各項政治參與行動，如向澳門政府部門投訴;找議 員幫忙；寫信或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傳媒；找社團幫忙；和請 願、遊行、示威、靜坐等。實際參與上述政治行動的澳門人很 少,大部份華人從未參與任何政治活動。這與澳門人對政治參 與普遍持肯定認同的態度似乎有矛盾。相對來説,19.4%的中 國大陸公民曾給黨政領導機關、人大或報社寫過信、反映問 題。⑳不過,我們亦不應太強調澳門華人在態度與實際行動上 的差距。“差距”可能與問題本身的設計有關，因為問題祇能查 探對政府政策不滿或有所投訴的人的參與行為;對“沉默的大 多數”的潛在參與行為則無從知悉。令人驚訝的是,13.5%的被訪者曾參與比較偏激的政治 行動如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這個比例比其他所有的政治70

表4.5澳門華人的實際政治參與行爲（百分比）您有没有嘗試過有 没有忘記了(N)1.向澳門政府部門投訴？ 8.2 91.2 0.6 (659)2.找議員幫忙？ 4.4 94.7 0.9 (660)3.寫信、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傳媒？ 5.2 94.2 0.6 (660)4.找社團幫忙？ 5.0 94.4 0.6 (660)5.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 13.5 85.7 0.8 (658)行為方式都要高。這與中國傳統的息事寧人、強調融洽和協商 解決糾紛的做法大相逕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很多澳門人曾 參與1989年6月支持北京學運的遊行示威。因此，上述調查結 果不一定正確反映澳門華人的政治行為 。團體和公民組織向市民提供政治參與的渠道。我們假設 那些有參加公民組織或團體的市民，相對那些没有參加的，比 較傾向於參與政治活動。因為社團組織向市民提供一個收集 不同意見、討論公共事務的場地。表4.6顯示，很少澳門人參與社團活動。大部份的澳門人 没有加入任何社團。這與生活在西方民主體制下的公民積極 參與社團活動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㉑不足百分之二的被 訪者曾加入公民或政治團體，參與社會服務或公共事務有關71

的活動。康樂、文化團體則較為吸引,但亦祇有4.4%的被訪者 曾經加入成為會員。甚至在全世界所有華人社會都可以找到 的宗親會、同鄉會等,亦祇吸引到5.8%的被訪者加入。最多澳 門人加入的社團是工會、商會、專業團體等；有21.9%的被訪 者曾加入上述社團。其次是街坊會,12.3%的被訪者回答他們 曾加入街坊會。這個調查結果反映出街坊會、工會和商會在澳 門華人社會的特殊地位。澳門街坊會，傳統上主要組織文娱康樂活動和提供社會 福利服務，於1966年後開始扮演一個比較特殊的政治和社會 角色。1966年12月3日澳門發生大規模群衆示威遊行，導至8人表4.6公民和專業團體的會員比例（百分比）（N = 663）您在澳門有没有加入過下列團體呢？有一 没有一 忘記了1.居民組織、街坊會等 12.3 87.4 0.32.宗親會等 5.8 93.8 0.53.工會、商會、專業團體等 21.9 77.4 0.84.獅子會、扶輪社等 1.7 98.0 0.35.民生關注組織、政治團體等 1.7 98.0 0.36.文化團體等 4.4 95.3 0.37.其他 16.7 81.2 2.272

死亡和超過一百人受傷。這個事件的肇因起於街坊會和政府 的衝突。由於澳葡政府不批地給氹仔街坊會起建學校,街坊會 不理會澳府的批示,照原定計劃起建校舍，因而導至澳門華人 與殖民地警察的衝突。事件發生後的數個月內，澳葡政府完全 癱瘓,連最基本的維持社會治安的工作亦由街坊會負責。北京 政府要求澳葡政府對這次壓制因而導至傷亡事件向全澳華人 道歉,並要求澳府將所有親台灣的社團趕出澳門。澳葡政府接 受中國政府的各項要求。經過這次“一 •二三”事件後，親北京的街坊會紛紛在澳 門各區成立。1967至1969兩年間，14個街坊分會在澳門各區先 後成立，街坊會動員群衆的能力因而大增。街坊會設立不同的 委員會去負責動員澳門居民參與城市清潔、滅蚊運動、打擊犯罪 活動、防火防風等工作。在六十年代後期，街坊會簽發的會員 證被中國政府承認為有效證件，可以作為出入中澳邊界之用。自親台的社團在澳門被封以後，所有在澳主要社團都一 邊倒，成為清一色的親北京或親中社團。這些社團包括街坊總 會及其屬下的街坊分會、工聯、中華總商會、中華教育會、一部 份由專業人士組織的團體和文化、康樂、體育團體等。由澳門 不同社會階層人士組成的親中社團“聯合陣線”在澳門華人社 會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聯合陣線”的成員（親中傳統社團） 興辦學校、醫院、報紙、慈善機構等。例如，超過四成的私校是 由親中傳統社團主辦，佔全澳學生人數三分之一以上。㉒傳統 社團逐漸成為澳門華人的代表,並且扮演澳葡政府與中國政 府之間的中介角色。中方在澳門的巨大影響力令一些評論者 認為:“在澳門，自1966年由共產黨領導的遊行示威事件後，澳 葡政府已經成為一個有名無實的政府”。㉓因為親中傳統社團實力雄厚，除宗教團體外，壟斷了澳門73

的社會福利和慈善救濟服務，加入街坊會或工聯成為草根階 層獲得社會福利服務的最方便途徑。這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 什麽有這麽大比例的被訪者加入街坊會和工聯等親中傳統社 團。與親中傳統社團力量日益壯大相反，澳門的獨立政治團 體發展緩慢。八十年代之前，除親中社團之外，唯一的政治力 量，是由葡人和土生葡人於1975年成立的“護衛澳門利益會” 或 ADIM(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Interests Of Macau)。在1980年的第二屆立法會選舉,ADIM贏取得六 個直選議席中的四個席位。不過,ADIM主要由葡人和土生葡 人操縱，八十年代初期，澳門華人的參政意識還是很薄弱。真正由本地華人組成的獨立的公民團體，於八十年起才 如雨後春荀，紛紛成立。1980年至1984年間，在政府登記註册 參與立法會間選的利益團體由原來的84個增至141個。自此 後，新的壓力及專業團體相繼成立，包括“綠色力量”，“澳門社 會科學學會”，“社會工作人員協會”，“大專畢業人員協會”和 “民主友誼促進會”等等。不過，參加上述新興社團、成為會員 的，若不是本地華人精英，便是新冒起的中產階級人士，大部 份的草根階層，很少加入新興社團。我們的資料顯示，教育程度與“公民能力”的高低有直接 關係。表4.7顯示,93.9%未受過教育的被訪者和85.6%祇有小 學程度的被訪者，覺得他們“完全没有”能力影響澳門政府的 決策；相對來説，祇有63.5%具有中學畢業程度和74.2%受過 大專或以上教育程度的被訪者，持有這樣的“無力”(power­lessness) 感。一般來説， 教育程度愈低愈對自 己的公民能力 没有信心。由於澳門華人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對增加澳 門人的公民能力造成障礙。這種普遍對政府錯誤政策的無力74

表4.7教育程度與公民能力（百分比）您覺得您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嗎？肯定有有 間中有很少完全没有(N)未受過教育/幼稚園 - - - 6.1 93.9 (49)私塾/小學 - 1.0 1.0 12.4 85.6 (97)中小畢業 - 3.4 - 16.1 80.5 (118)中一至中四 - 4.3 1.6 17.9 76.1 (184)中學畢業 1.7 3.4 5.1 26.4 63.5 (178)大專或以上 - 6.5 19.4 19.4 74.2 (31)Chi一Square = 45.68 D.F. = 20 Significance = 0.0009或無奈感，反映在我們與被訪者的談話中：一位資深消防員説:"我們對工作環境十分不滿意。我們 向上面反映意見，但是政府還未給我們答覆。我們没有辦 法，祇能耐着性子等”一位理髮師説:"我很少與家人討論公共事務，亦没有加 入任何社團如工聯等，因爲我覺得没有這個需要，我不相 信加入工聯對我有什麽幫助。”一個在貿易公司工作的文員説:“我没有時間去關心公共 事務，我連照顧自己的時間都没有。”一個銀行的分行經理説：“我很希望與別人討論公共事 務，但感覺到很難採取實際行動。我覺得很難影響政府政 策。雖然新澳督有一個十分能幹的內閣支持他，但是，一75

向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的官僚體制，不容易一下子改變過 來。”一個祇有小學畢業程度的工人説:“官字兩個口，我們祇 有一個口，又怎可以同政府爭論呢？你如果同政府官員 爭論，到頭來喫虧的還是你。"4.3 澳門的“臣民能力"(Subj ect Competence)“臣民能力”是公民對自我政治角色的另一重要認知。“臣 民能力”與“公民能力”不同，後者指一個公民對政府政策影響 的能力，前者則指一個公民循正常途徑與官員交涉的信心。 “臣民能力”是一個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作為一個 國家的臣民,人民理所當然應該服從法律、安份守己。不過，他 們亦應該認識和使用人民向政府投訴的權利。人民應該對自 己的政府有信心，因為説到底，政府是由人民自己選出來的。 有高度"臣民能力”的人民傾向於服從法律和對政府忠心。表4.8顯示，祇有14%的被訪者相信，如果他們向政府求 助，政府有關部門“肯定會”或“多數會”幫他們解決問題;而 30.7%的被訪者認為政府部門“多數不會”或“肯定不會”幫助 他們；大部份(55.3%)的被訪者則不大清楚或不知道有關部 門會否幫助他們。我們的調查結果反映出澳門華人普遍對政 府缺乏信心。前章我們已經指出澳門人對政府的表現、效率和 公務員的工作態度普遍不滿意。有些澳門人從來没有考慮過 向澳門政府求助。在澳門華人心目中，澳葡政府從來不是一個 行“仁政”的好政府。絶少澳門華人會對澳葡政府表示效忠。澳 門華人這種對澳葡政府普遍不滿和不信任的心態，在很大程 度上解釋了 1966年爆發的反政府事件，當澳門華人在民族情76

緒高漲的時候,以反政府行動來發泄他們對政府的不滿。表4.8澳門的“臣民能力”(Subject Competence)(百分比)肯定會多數會或者會多數不會肯定不會不知道(N)如果您有事找澳門政府部門幫 忙，您覺得有關部門會認真幫您 解決問題嗎？1.5 12.5 32.5 19.7 11.0 22.8 (661)澳門華人普遍偏低的“臣民能力”感同樣存在於香港的華 人社會中。1991年在向香港登記選民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 ， 祇有2.8%和16.1%的被訪者分別認為政府官員對民意會給 與“認真”和“些少”的考慮。㉔相對來説，中國大陸公民對中國 政府有較強的信心。三分之二的中國公民，當遇到自己不能解 決的問題，會找政府幫助解決。㉕生活在西方民主政制下的人 民，一般具有較高的“臣民能力”。在阿爾蒙德和弗巴的《公民 文化》所報導的問卷調查中，當被問及他們的意見會否受到政 府官員的“認真考慮”，半數的英、美籍被訪者相信他們的意見 會受到政府官員的尊重。㉖4.4 澳門華人對別人的信任程度 .人與人之間的互相信任是另一個對自我政治角色的重要 取向；它顯示出一個人對人際關係的主觀看法。人與人之間的 互相信任和合作，是一個真正民主社會所必具的國民心理因 素。一個多元化的民主社會需要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團體參77

與政策的制訂。要達到這個目標,從不同團體來的人一定要互 相信任、互相合作。民主遊戲，祇可以由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和 遵守遊戲規則的人玩。已故政治學大師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認為一個“民主社會”有一個“民主性格”，而民主性 格的要素是一個“開放的自我"（open ego）,即與他人交往和 分享價值成果的能力，對人際環境充滿信心，和免於焦慮的自 由。㉗阿爾蒙德和弗巴在《公民文化》中指出，一個安定的民主 政制，需要具有比較“開放”和“外向”性格的人民。在一個社會 裏,如果人民互不信任和將自己同其他人隔離，民主是永遠不 會成功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傾向於互相信任、互相合作，所以 英、美的民主政治比較穩定;相比之下,意大利人和墨西哥人 比較不容易信任别人或與别人合作，所以意、墨兩國的民主不 夠穩定。表4.9顯示，57.6%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多數澳門 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祇有25.6%的被訪者不同意或 十分不同意。調查結果因此顯示，澳門華人具有一個多元化社 會必需的人際關係態度。第二個問題涉及對人際關係衝突的 態度。53.5%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一個人應“凡事不要與 人爭,能忍則忍”；不過，亦有相當一部份（34.9%）的被訪者不 同意這個説法。誠然，一個民主、多元化、公正的社會需要溫 和、有耐性和文明的人民去體現和支持。動輙發脾氣或有暴力 傾向的人民，很容易造成政治上的動盪不安。上述的調查結果 顯示,澳門華人具有民主社會所需的温和、忍讓性格。但是，我 們不易過度強調中國人的忍讓德行。中國人的“忍讓”包含對 權威的順從和屈服，對“公民能力”可能有消極的影響。第三個問題亦涉及社會上人與人之間互相信任的程度。 被訪者被問及是否同意“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78

表4.9人際關係的互相信任和合作（百分比）您同意下列的説法嗎？十分同意同意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無意見(N)1.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 1.2 56.4 24.7 0.9 16.8 (656)2.凡事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 2.4 51.1 33.7 1.2 11.6 (662)3.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 1.2 47.1 31.1 0.2 20.4 (662)這個説法。48.3%的被訪者同意或十分同意上述説法。祇有 31.3%不同意。這個調查結果與表4.9所列第一題對別人信任 程度的調查結果,似乎互相矛盾。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亦不 一定存在矛盾。因為，一個人一方面可以相信大多數澳門人都 是誠實可靠，但另方面，當牽涉到利益衝突的時候，對對方的 誠意抱有懷疑的態度。而且，澳門是一個新興起的商業城市 ， 每年來澳遊客比本地居民人口超出15倍。再者，澳門是一個著 名賭城，社會風氣免不了受到影響。因此，很難怪本地人對陌 生客或賭客、投機者存有戒心。不過，怕“被人利用”這種心理 不利於在澳門發展一個真正開放、公開競爭的民主社會。這種對人際關係的複雜心理，同樣存在於中國大陸和香 港華人的社會中。絶大部份（88.4%）的中國公民同意“多數人 是可以信任的”，但是，亦有三分之二的中國公民同意“與人相 處要處處小心，否則別人會利用你”。㉘好像澳門華人一樣，大 部份（54.5%）的中國公民同意“凡事還是少與人爭，能忍則79

忍，得過且過”。㉙在香港亦有類似的調查結果報導。於1985年 在香港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42%的被訪者不同意或十分不 同意“大多數人是不可信任的”這個説法。㉚但是，六成的香港 華人又同意或十分同意“在今時今日，真不知道誰是可靠或可 以信任的"。㉛澳門人對人際關係的信任程度並不比西方民主 國家差。阿爾蒙德和弗巴於1959年進行的一項跨國問卷調查 顯示,55%的美國人和49%的英國人同意“多數人是可以信任 的”。（32）可以説，澳門華人社會基本上是一個融洽和諧、人與人 之間互相信任的社會，有利於民主政治的發展。在被訪者背景因素方面，我們發覺年齡影響一個人的容 忍能量。如以50歲為分水嶺，超過三分之二50歲以上的被訪者 認為“凡事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而祇有半數50歲以下的被 訪者同意上述的説法。年紀愈大則愈主張凡事忍讓;反之，年 紀愈輕愈主張據理力爭。這是很容易理解的，老於世故的人自 然傾向於息事寧人,血氣方剛的年青人自然爭勝好強。令我們感到有趣的是，性別對一個人的容忍量没有明顯 的影響。這調查結果與我們對中國女性的傳統看法有很大出 入。澳門女性，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般,祇知對權威順從和屈 服。他們對人際關係的看法，亦與男性没有什麽分别。根據西方的調查報導，教育程度很多時影響一個人對政 治和社會的態度，包括對人際關係的信任態度。通常教育程度 與對別人信任程度成正比例。（33）但是，在澳門的問卷調查，我 們卻没有發覺教育程度與社會信任有任何直接的關係。可能 的解釋是，傳統的中國恕道、忍讓、推己及人等美德，已深植於 社會上不同階層、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心中。80

4.5 結 語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混合“臣屬 型”和“參與型”文化的要素。澳門華人對他們的政治角色普遍 持肯定的態度。大部份的人同意在選舉中投票是市民的義務， 升斗市民亦應該參與政治活動。他們並認為市民有責任向政 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他們特別關注政治參與所帶來的 現實利益。三分之二的澳門華人相信參與政治活動可以改善 他們的生活質素。不過，中國傳統文化對政治的負面評價，和記憶猶新的國 內政治運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澳門華人對政治的看法。 大部份澳門人對介入政治存有戒心，他們相信搞政治風險很 大；很多人寧願讓政府決定一切，對政府政策很少持有異議。 澳門華人仍普遍存有對政府一廂情願，希望一個“萬能政府” 為他們解決問題的傳統文化心理。澳門華人這種“臣屬型”的傾向，反映在他們對自己的“公 民能力”普遍缺乏信心。超過四分之三的澳門華人覺得他們完 全没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這種對政府政策的無力或無 奈感，普遍影響到澳門市民對實際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加入 公民、政治和其他自願團體的意願。而且，本地華人對與政府 官員打交道或向政府部門求助缺乏信心。不過，與生活在西方民主社會的公民一樣,澳門華人對自 己的澳門同胞普遍持有信任、忍讓和容納不同意見的美德。因 此，澳門華人社會已基本具備一個多元化社會所必需的條件。 總言之，澳門的華人政治文化是一個“臣屬型”和“參與型”文 化的混合。81

註① ②③④⑤⑥ ⑦⑧ ⑨ ⑩⑪⑫⑬⑭ ⑮⑯⑰⑱ ⑲⑳㉑ ㉒釋Gabriel A.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Pri- 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p.162.同上，頁17。同上。同上，頁217。同上，頁284。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7,p.71。根據一項調查報導,47%的日本人認為在選舉中投票是公民的義務。見一 Bradley M.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 p.86.接近一半的西方國家公民對選舉投票持相同看法。見Richardson頁90.Jermain T.M.Lam and Jane C.Y. Lee, Research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Voters in Hong Kong:Part II—A Study of the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Department of Public & Social Administration,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April 1992,p.50. 見閔琦《中國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昆明：雲南人民出 版社,1989,頁208。見註七，頁92。見註六，頁71。同上。見註九，頁122。根據一項調查報導,53.6%的中國公民認為政治鬥爭就是爭權奪利。見閔琦，頁 121。見韋政通《儒家與現代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116。見閔琦，頁232。見註六，頁94一95。1959年進行的一次跨國問卷調查顯示,75%的美國人和62%的英國人,相信他 們有一定能力影響政府的決策，尤其錯誤的決策。見阿爾蒙德和弗巴《公民文 化》，註一，頁185。見註八，頁59。見閔琦，頁215。根據阿爾蒙德和弗巴的調査研究,57%的美國人,47%的英國人和44%的德國 人加入最少一個自願公民團體成為會員，在比例上比澳門華人高出很多。見《公 民文化》，頁302。在澳門祇有10%的中、小學校是官辦。大約五成是教會學校，其餘四成屬親中學82

校。㉓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6 May 1974,p.15.㉔見註八，頁64。㉕見閔琦，頁73。㉖ 見阿爾蒙德和弗巴《公民文化》，頁109。㉗同上，頁261。㉘見閔琦，頁122。㉙同上頂191。㉚ 見註八，頁45—46。㉛同上頂46。(32) 見阿爾蒙德和弗巴《公民文化》，頁367。(33) 同上，頁268。83

第五章澳門華人的選舉投票行爲評估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其中一個要素是當地人民對 政治參與權利的運用。①這不但反映在人民對政治參與的態 度上,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實際參與行動。在現代民 主國家，最重要的政治參與莫過於投票和參與選舉活動。理察 遜(Richardson)認為投票取向構成政治文化的重要一部份。② 他認為影響一國人民投票行為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過 程有其文化方面的因素。例如，法國人普遍對政黨的認同低， 很大程度上是受其與社會有“疏遠”傾向的政治文化的影響;③ 而日本人在選舉期間的很多行為，如送禮、講個人關係等，是 深受日本重人事關係、現實的政治文化的影響。④同様，台灣 選民特別注重從屬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和特殊關 係，亦是因為受到中國人特別重視人際關係的文化的影響。⑤ 不過，我們要特別小心，因為並不是所有不同的投票行為 都可以用不同的政治文化來解釋。選舉在一個政治體系所扮 演的角色及選舉制度本身，都會影響選民在選舉中的選擇行 為。⑥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選舉有不同的意義和扮演不同的 政治角色。在西方民主國家，選舉的基本功能包括動員和促進 人民對政權的認可、國家的認同、社會的整合、政治的參與、政 府的溝通等，並且可以協調不同的政治利益或用作控制人民 的手段。⑦在這些國家，選舉和政黨政治，在其代議政府中扮 演中心的角色。選舉在澳門祇有一段很短的歷史。雖然在澳門管治了超84

過400年，葡萄牙人祇在1975年葡國革命之後，才將在西方行 之已久的選舉制度引進澳門。結果，澳門的選舉法和制度還未 完善，很多選民對選舉的意義和規則不太明瞭。為了幫助我們 的讀者了解本章對澳門華人投票行為的分析,有必要先簡略 介紹澳門的政治和選舉制度。5.1 澳門的政治制度1976年,葡萄牙國會正式通過《澳門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規定立法會的權限，包括立法權、對公共開支的監督和修改組 織章程的權力。⑧立法會成立初期總共有17個議席，其中六個 直選議席、六個間選議席和五個由澳督委任的議席。在《澳門 組織章程》正式實施之前，立法會全部由官委議員組成，大部 份是葡萄牙人或土生葡人。如1974年的立法會，在15個官委議 員中，祇有3位是華人。1976年第一屆立法會，祇有一個華人經 直選途徑進入立法會;1980年第二屆立法會，則一個直選華人 議員都没有。澳督因此在第一、二兩屆立法會特別委任兩位華 人議員。1976年，澳門首次引進西方直接選舉制度，但是並没有因 此激發澳門華人的政治參與意慾。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當時 選舉法對選民條件的限制。當時的選舉法規定澳門華人必須 在澳門居住5年才可以登記做選民，葡萄人或土生葡人則没有 這個限制。因為很大部份的華人是從大陸遷來的新移民，這個 在澳門居留年期的要求，令他們不符合選民的資格。所以，第 一、二兩屆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差不多由葡人或土生葡人壟 斷。這情況一直到1984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才改善，是年的新 選舉法給與所有澳門居民,不論其在澳居留長短，同等的投票85

權利。其實，自從《澳門組織章程》正式實施以來，對應否放寬選 民資格條件和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一直成為極具爭論性和 政治性的問題。⑨在1980年，立法會主席宋玉生，聯同三位土 生葡人議員，在立法會提出一個議案去修改《澳門組織章程》。 他們建議將立法會改成一個由24個民選議員組成的權力機 構，可以經過不信任投票的機制去監督、彈劾政府官員。這個 提議被澳督安芝迪拒絶。立法會和澳督的爭論昇級，土生葡人 議員和安芝迪先後到葡國向葡國國會議員游説、要求支持他 們各自的立場。這次爭論最後導至中方的介入，中國領導人明確表熊他 們不想《組織章程》有任何改變。澳門的親中華人議員對中國 的表態立即作出反應。他們聯同一些葡人議員，極力阻止土生 葡人推出企圖限制執行權權力的提議的通過。結果，土生葡人 的提議未能獲得足夠的票數在立法會通過。但是，土生葡人議 員與澳督之間的權力鬥爭並未因提議的失敗而結束。1984年, 由土生葡人控制的立法會，未經澳督高斯達的同意,通過修改 澳督頒佈的法令。高斯達在葡國總統的同意下，於是年解散立 法會。為了平衡土生葡人在立法會的影響力，高斯達將當時的 選舉制度作了相應的修改。在間選議席中，高斯達將經濟團體 所獲分配的三席增至五席，以增加華人議員的比例，減低土生 葡人的影響力。高斯達對選舉制度的修改受到土生葡人的強烈反對，由 宋玉生為首的土生葡人聲言杯葛1984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 這次選舉風波又再次驚動北京當局。結果由親中華人社團領 袖出面，同意支持以宋玉生為首的土生葡人精英，以交換他們 對選舉的支持⑪。選舉結果，由宋玉生等組成的“聯合”選舉陣86

綫，在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等人的支持下，奪得六個直選議 席中的四個席位。第三屆立法會選舉，由於選民資格的修改，華人選民急 昇,新興的、不屬於親中陣營的本地華人精英亦隨之冒起。一 個由本地中產階級華人組成的“澳門友誼發展協進會”參與競 選。其領導人何思謙當選。當選後，何思謙不斷要求政府增加 直選議席。1987年，他提議立法會成立一個委員會,去修改《澳 門組織章程》，增加直選議席的比例。不過，他的動議被大多數 立法會議員反對。澳門立法會的議席分配，明顯反映出是澳門社會上不同 政治利益的妥協結果。尤其是間選議席的分配,六個議席中的 五個是由不同經濟團體瓜分。這個安排不但保證了澳門商人 在立法會的影響力，更令中國政府可通過親中商人間接影響 立法會的決議。其實，各主要經濟團體如廠商會、出口商會、建 築商會、銀行公會和澳門毛紡織會等，都與中華總商會有千絲 萬縷的關係,而五個經濟團體議席，都由中華總商會居中主持 選舉或推舉候選人。中華總商會在澳門社會的地位舉足輕重。它的領導人一 方面是澳門經濟界的強人、華人精英代表;另方面又充當中國 政府和澳葡政府的橋樑，或中國政府的代言人。何賢自1950年 到1983年逝世時止，一直出任中華總商會會長,被公認為澳門 華人社會的領袖。何賢與中國政權有密切的關係,在歷次澳門 重大事件上扮演領導的角色。何賢去世後，馬萬祺出任中華總 商會會長。中華總商會其他領導人，如崔德祺、吳榮恪等都以 間選議員身份進入立法會。由於中華總商會的居中協調，所有 經由間選經濟團體題名的候選人，都是在毫無競選對手的情 況下當然當選。87

其餘一個間選席位分配給文化、宗教和慈善團體。超過一 百個團體爭奪此席位，競爭相當激烈,但是,投票權祇限於團 體會員，一般澳門人無權參與。一般市民祇能參與選出經由普選產生的六個直選議席。 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中國於1999年12月對澳門恢復 行使主權。根據聯合聲明,澳門會成為中國轄下的一個享有高 度自治權力的特別行政區。為準備澳門順利過渡，中方同意加 強立法會的權限和增加直選和間選議席。1991年3月，立法會 舉行中期補選，補選新增的兩個直選和兩個間選議席。新的立 法會議席組成如下:八個直選席位，八個間選席位，和七個官 委席位。5.2 1991年的中期補選澳門因為没有政黨組織，立法會和市政會的選舉競爭都 是在“提名委員會”之間進行。提名委員會是一個臨時成立，主 要目的是提出候選人名單,並幫助其競選。不過，大部份提名 委員會的背後有永久性的公民團體組織給與支持。在1991年 的中期補選中，一共有5個提名委員會參與角逐兩個新增的直 選席位。分別是:建澳協會提名陳錫僑和梁佐權;汪長南、洪光 順友誼協進會提名洪光順和葉炳基;何思謙民主民生發展協 進會提名吳國昌和甘永莊;群力促進會提名梁慶庭和高開賢; 柯萬乘民誼會提名柯萬乘。以上五組的候選人分別代表不同的利益和政治背景。陳 錫僑是在澳門大學任教的學者,他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與 競選,希望能夠吸引到澳門中產階級和專業人士。他的提名委 員會並没有獲得澳門任何有力社團的支持。汪長南協進會和88

何思謙協進會是被認為思想比較開放的新興團體;他們的共 同選民對象都是以新移民和草根階層人士為主。群力促進會 則得到澳門所有親中社團的支援，其所提名的兩位候選人，一 個是街坊總會的副理事長，一個是中華總商會的董事。柯萬乘 主要靠福建同鄉會和一部份土生葡人的支持。中期補選於1991年3月10日舉行，總共有18,202註册選民 投了票。澳門採用漢狄(Hondt)比例選舉制，選民可選擇投五 組候選人的其中一組，然後再用漢狄比例計算法分配議席。因 為得到親中社團的全力支持，群力促進會的兩位候選人囊括 兩個新增補的議席(見表5.1)。表5.1 1991年立法會補選結果組 別 獲得選票 獲得選票除以2獲得選票 百分比A組:建澳協會 255 127.5 1.48%B組：汪長南、洪光順友誼協 進會2817 1408.5 16.40%C組：何思謙民主民生發展 協進會3553 1776.5 20.68%D組:群力促進會 8584 4292.0 .49.97%E組:柯萬乘民誼會 1968 984.0 11.46%為了去了解澳門選民的投票行為，我們特意於1991年3月 中旬補選舉行後的一個星期內，進行電話調查訪問。訪問的樣 本對象，是由1991年電話簿中抽出(systematic sampling)。 總共成功訪問了 448個澳門選民。訪問對象的性別和年齡分佈 跟實際選民的分佈極相似(見表5.2)。不過，訪問對象的投票 率偏高;48.9%的被訪者表示他們曾於1991年立法會補選中89

投票,但事實上祇有18.6%的註册選民於該日去投票。可能的 解釋是：（1）有一部份被訪者不願意別人知道他們實際上没有 去投票，所以虚報他們去投票；（2）没有去投票的選民拒絶被 訪問的比例較高；（3）因為大部份的選民早於八十年代初期登 記，期間經歷十年,相當一部份可能移民到別處或去世，所以 實際的投票率肯定比以註册選民為基數計算出來的投票率 高。表5.2 1991年立法會補選結東註册選民 樣本(N = 448)性 别 男 52.0 57.1女 48.0 42.9年 齡 18—19 2.4 4.120—29 23.2 31.230—39 45.4 35.340—49 17.0 17.650—59 7.0 7.760以上 5.0 4.15.3 投票者和非投票者的個人特徵（百分比）列皮錫提（Lipset）對投票行為的研究結果，仍然適用於 澳門。他總結:“投票行為在不同國家都有極相同的地方，例如 在投票率方面，男的比女高，教育程度高的比教育程度低高， 城市居民比農村高，中年的比青年或老年的高，已結婚的比未 結婚的高，中上層人士比草根階層的高,公民團體會員比非會90

員高。”⑫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35%的投票者的年齡介乎30 —39之間;事實上，超過八成的投票者的年齡介乎20—50之間 （見表5.3）。在教育程度方面，有高中程度的選民投票率最高； 但是，有趣的是，大專或以上程度的投票率很低，再一次反映 出澳門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政治參與的意義存有懷疑的態度。 澳門高級知識分子這種心態亦普遍存在於香港高級知識分子 中。在1991年的香港立法局選舉，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普 遍對選舉的作用抱懷疑的態度。他們對香港政治有一定深度 的認識，因此對在一個没有真正民主的制度下進行選舉有所 保留，影響到他們的投票率。至於收入方面，超過六成的投票者的收入是介乎2,000— 6,000澳門元之間。没有收入的投票者，如家庭主婦和退休老 人，則佔18%。性别方面，則跟其他國家没有分别，男性比女性 較傾向於投票。另方面，當被問及以前有没有去過投票,43.6%的非投票 者（non—voters）曾經去過投票,51.1%的非投票者以前没有 去過投票,5.3%則忘記。在澳門土生土長的比新移民較傾向 參與政治;一般來説，在澳門居住的年期與參與選舉投票成正 比例。如，以前曾參與投票的比例分別是:在澳門土生土長的 有56.7%,在澳門居住超過20年的有51%,在澳門居住10—20 年的有29.2%,在澳門居住5—10年的則祇有11.1%。在非投票者中，51.2%的男性和34.7%的女性以前曾參 與投票。當被問及以後會否去投票,56.5%的男性表示他們肯 定會或可能會，祇有39.6%的女性作同樣的回答；另方面，超 過一半（51.5%）的女性非投票者表示要看將來的情況才決定 會否去投票,祇有34.7%的男性作上述的回答。91

表5.3投票者的個人特徵（百分比）（N=219）年 齡 18—1920—2930—3940—4950—5960以上2.825.135.820.09.86.5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幼稚園 小學/私塾 中一至中三 高中 大專或以上2.822.522.142.310.3收 入 没有2,000以下2,000—3,9994,000—5,9996,000—7,9998,000—9,99910,000以上18.07.834.028.28.31.02.9性 别 男女59.740.3 .5.4 投票率人民對政治參與及選舉是否熱心,一個比較方便和常用 的指標是看選民的投票率。表5.4顯示，自1976年立法會成立92

以來,選民的投票率一次不如一次，到最近一次1992年舉行的 第五屆立法會選舉才有起色。影響歷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是登記選民 人數的改變。選民人數的不穩定，部份由於過去十多年來澳門 人口的大變動。澳門人口的急劇增加，主要是由於中國大陸移 民的大量湧入。祇1979及1980兩年間，估計大約50,000中國移 民遷入澳門；而在1979至1989的10年間，估計超過100,000由 大陸來的移民和非移民陸續到達澳門。而根據1991年的人口 普查，澳門當時人口祇有354,000人,換言之，差不多三分之一 的澳門人口是新移民。表5:4註册選民人數和投票率(1976—1992)年 份 登記選民 實際投票者 投票率1976 3674 2826 78.04%1980 4195 2600 61.98%1984 51454 28970 56.30%1988 67492 20049 29.71%1991 97648 18204 18.64%1992 48137 28520 59.25%另外一個影響選民不穩定的因素是選舉法的經常修改。 如1976年，當時的選舉法規定凡持葡國護照的澳門居民，無論 居留澳門多久，都可以登記做選民；另一方面，中國籍和外國 籍的澳門居民則分別需居留澳門至少五年和七年的時間，才 可以符合選民的條件。由於上述的嚴格規限,1976年祇有3674 人登記做選民，大多數是土生葡人。合乎法律規定選民條件的 華人比例不高。其次，當1976年第一屆立法會舉行選舉時，澳 門華人普遍持觀望態度，華人社團亦没有積極參與，加上登記93

選民手續繁複，因而造成華人登記選民偏低。1980年的情況與 1976年大致相若。到1984年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情況才有大改變，當年的選 舉法規定，所有在澳門居住滿一年的澳門人，不論國籍，都可 以登記為選民。這個對在澳門居留年期要求的改變，令大部份 的澳門人都符合選民資格，是年登記選民超過五萬人。1988 年，對居住期要求又再增至三年，這個條件一直維持到1991年 中期選舉。1991年，超過九萬七千人曾登記為選民，這是自八 十年代初累積下來的。到1992年,新選舉法對在澳居留年期的 要求提高至五年，並要求所有已登記選民重新登記，結果第五­屆立法會大選前，重新登記或新登記的選民共計四萬八千多 人。可以理解，無論是自覺或被社團動員去重新登記的選民， 政治參與傾向是比一般人略高的,這部份解釋了 1992年投票 率突然回昇的原因。因為上述的原因，1976年和1980年的立法會選舉事實上 是由土生葡人操縱。由於歷史上的特殊因素，土生葡人長久以 來在澳門政壇上舉足輕重。他們大多積極參與選舉，這反映在 1976年和1980年兩次選舉的高投票率。但自從1984年以來，由 於選舉法的修改，大量的華人符合條件登記為選民，令選民人 數大增。再加上新移民的湧入，更令華人選民的比例大幅度增 長。但是，新移民一般對選舉興趣不大,這部份解釋了歷屆投 票率下降的原因。這種下降趨勢一直到1992年才扭轉過來。1991年中期補選期間進行的選民投票行為調查結果，支 持上述的論點。差不多四成於當日實際去投票的選民是在澳 門土生土長的。一般來説,投票意欲與在澳門的居留期成正比 例。事實上,祇有百分之一在澳門居住少過五年的選民在1991 年補選中投票（見表5.5）。94

另一個訪問調查顯示，祇有1%的被訪者認為立法會完全 反映民意,53%認為立法會祇部份反映民意,21%則認為立法 會完全不反映民意，其餘的25%則不知道或没有意見。⑭因 此,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偏低的原因，可歸咎於澳門人對政 治普遍冷感，對立法會的工作和功能缺乏應有的認識，及對立 法會缺乏信心。表5.5在澳居留年期與投票率的關係(N = 219)在澳居住年期 實際投票人數(％)5年以下 0.95—10 年 14.510—20 年 22.920年以上 22.0土生土長 39.7100.005.5 對選舉的態度澳門人對選舉普遍缺乏興趣和認識。1991年的補選，五組 候選人參與角逐新增的兩個直選議席。一般來説，投票者比非 投票者更能正確講出候選人的組別。65.6%的投票者能夠正 確指出最少一組候選人的名字;相比，祇有44.5%的非投票者 能夠指出一組候選人的名單。事實上，超過一半即50.7%的非 投票者連一組候選人的名單都記憶不起,令人莫名其妙的是， 亦有28.8%的投票者連一組候選人的名單都不知道。這個調 查結果顯示，很多澳門人是被動員去投票給一個他們全不認 識的候選人，或者這些被訪者根本没有去投票，但是卻虚稱他 們去投了票。95

一般澳門人似乎不大關心投票的結果。半數（50.7%）的 非投票者不知道選舉的結果;21.5%的投票者亦不知道選舉 結果。不足一半（48.6%）的投票者及祇有29.1%的非投票者 知道兩個當選議員的名字。這個令人失望的調查結果反映出 澳門人並不十分關心或留意選舉，他們對選舉的政治認知非 常之低。大多數有去投毫選舉的認為他們這樣做主要是履行公民 的責任，或行使他們的公民權利。很少人是為了支持政制發展 而去投票;較多人是因為受親友影響或支持某一候選人而去 投票（見表5.6）。至於没有去投票的登記選民，最通常的藉口 是没有時間。其他不去投票的理由包括對選舉缺乏認識或興 趣（見表5.7）。有些人没有去投票因為覺得没有滿意的候選 人。一位被訪者説：“這些候選人參加競選議員祇是為了個人 利益和權力，我對他們感到很失望。”表5.6去投票的理由（N=219）人次1.盡公民責任、義務、權利 1312.受親友影響 243.支持某一候選人 194.希望某些政策得到推行 135.支持政制發展 96淇他 327.不知道 6澳門選民去投票的理由與香港選民十分接近。表58顯 示，接近一半（47.2%）的香港人去投票是去履行公民的權利， 其次（29.7%）是去選擇一個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選人。這顯示，96

表5.7没有去投票的理由（N = 229）人次1.没有時間、很忙 1242.對選舉缺乏認識 323.投票没有作用 184.没有滿意的候選人 165.没有興趣 156.其他理由 327.不知道/没有意見 9投票是市民的責任和義務這一觀念已植根於港、澳華人社會 中，雖然大多數華人未必對選舉有興趣。這可部份解釋為什麽 有些没有去投票的被訪者不肯承認他們没有去投票,或以没 表5.8在1991年香港立法局選舉投票的理由（N = 394）（百分比）1.履行市民的權利 47.22.支持香港的民主發展 11.93.選擇一位可以代表我們利益的候選人 29.74.支持某一個候選人 16.85.支持某一個團體 1.56.被某人或某團體拉去投票 9.97.受選舉宣傳活動所影響 10.28.因為接近投票站 3.09.其他:有時間去投票 3.0立法局很重要 3.0資料來源：Donald Hugh MeMillen et. al.,Post—1991 Elections Telephone Survey: A Summary Report, Hong Kong：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and City Potytechnic of Hong Kong, 1992, 9. 21.97

有時間或很忙為藉口。換言之，港、澳華人雖然普遍缺乏對政 治參與積極介入的取向，但是，已經開始意識到一個好市民 “應該”積極參與選舉投票。我們的電話訪問結果支持上述看法。一般來説，投票者肯 定選舉的正面意義。在1991年中期選舉投票的被訪者，有 67.6%認為立法會選舉有意義或很有意義；祇有22.4%認為 選舉没有什麽意義。而且，四分之三的投票者表示他們會在下 次選舉投票。甚至那些在1991年中期選舉没有去投票的被訪者，亦有 43.5%認為選舉有意義或很有意義，雖然有41.8%認為選舉 没有什麽意義。由於各種原因，他們没有在該次選舉中去投 票，但是，有一半的被訪者表示下次選舉他們可能抽時間去投 票;祇有8.9%表示他們將來都不會去投票。不過，一般澳門人對參與選舉投票的實際效果抱有懷疑。 一個祇受過三年正規學校教育的新移民説:“我去投票，因為 我相信選舉有一定的作用。有些被選出來的議員會向大衆市 民負責，如向政府反映我們對輸入外地勞工的意見。不過，我 懷疑政府會不會聽他們。政府一向祇有興趣賺錢，從來不顧市 民的利益。”另一位在澳門居住了超過十年的造紙廠工人説:“我每一 次選舉都去投票。雖然明知選舉的意義不大，但是每一個市民 都應該去投票，去選擇他們心目中的議員。”雖然他對選舉抱 着積極的態度，對參與競選的候選人卻没有信心：“我有比較 候選人的政綱,但是對於他們能否做到政綱所説的，我信心不 大。”另方面，有些比較年青的和受過較好教育的被訪者頗為 偏激。一個年青的公務員對我們説:“我完全不關心誰會當選。 因為他們祇維護有錢人的利益,從不關心我們升斗市民的利98

益。”在西方民主政制下的選舉,選民投票選出他們的政府;在 香港和澳門，選民没有這個權利。在港澳兩地，被選出來的議 員充其量祇可以監督政府的施政，因為兩地的政府在本質上 是殖民地政府。很多時候，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港澳議員對 政府的影響和監督不盡符人意，結果造成一般市民對被選出 來的議員缺乏信心,對選舉的實際效果和意義產生懷疑。他們 去投票因為覺得這是公民的權利和義務;他們不相信他們的 政治參與會促使政府向市民負責。換言之，在港澳舉行的選舉的實際意義與西方民主選舉 明顯不同。在英美,選民一般認為參與選舉投票可以影響政府 決策和施政,及促使政府人員為他們的行為負責。相反，我們 的被訪者不相信參與選舉投票可以影響政府決策或政策的執 行，不少人指出這是一個天真、幼稚的想法。5.6 對候選人的選擇表5.9顯示，在我們的調查中，當被問及選擇候選人的理 由，最多人認為因為某候選人個人表現好,如比較能幹、熱誠 和形象好;其次是因為候選人的政綱好或由於其他人的介紹。 很少人基於過往政績而選擇某候選人,亦很少人由於某候選 人的背景好（如學識、專業人士）而選擇他。相對來説，香港的選民較為重視候選人的過往政績。⑮在 一次問卷調查中,香港的被訪者表示候選人的過往政績和競 選政綱是決定他們投票選擇的最重要因素。⑯如果被訪者的 回答能夠代表香港和澳門選民的一般想法，那麽，港澳選民可 以算是相當理性的。不過，另一個可能性是，我們的被訪者傾99

向給予一個“合理”的回答。事實上，我們感覺到很奇怪，為什 麽澳門的選民重視政綱呢？首先，澳門彈丸之地，具爭議性的 公共事務不多。其次，各參選組別候選人推出的政綱大同小 異，很少分歧。如果他們真的根據各候選人的政綱作出選擇, 真不知他們'如何選擇！表5.9選擇候選人的理由（N = 21 9）人次1.個人表現好（能幹、熱誠、形象好） 682.政綱好 423.其他人介紹、口碑好 404.認識候選人 265.過往政績好 246.没有特别理由 147.背景好（有學識、專業人士） 138.其他 42澳門人的投票行為有一點與香港人明顯不同。香港選民 很少受到社團或與候選人的關係的影響。⑰澳門選民則在一 定程度上由於“其他人介紹”或認識某候選人而投某人一票。 港澳兩地不同的投票行為反映出香港和澳門不同的社會結構 和政治環境。澳門還是一個相當傳統的、注重人際關係的中國 人社會，而且傳統社團的影響力很大。由社團支持的候選人, 通過層層的人際關係和基層組織，對升斗市民發生很大的影 響力。香港則是一個國際大都市，傳統社團的影響力日漸式 微,而響往個人自由主義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成為社會的主 流，選民的投票行為亦因此比較理性化。而且，澳門的註册選 民人數少，候選人祇要拿到2000張選票就可以勝出。在這樣的100

政治環境下,更鼓勵候選人用個人的關係，借助社團的組織力 量，向選民拉票。很明顯，這種非理性的投票行為，不利於澳門 的民主發展。註 釋①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② Bradley M. Richardso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Japa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p.103.③ Sidney Tarrow,“The Urban-Rural Cleavage in Involvement： The Case of Fra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June 1971),pp.349— 351.④見註二，頁105。⑤ J.Bruce Jacobs, "Political Opposition and Taiwan's Political Fu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6 (July 1981),p.34.⑥見 Donald Granberg and Soren Holmberg, The Political System Matters: Social Psychology and Voting Behaviour in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⑦見 William L. Miller and Harold D. Clarke et. al., How Voters Change,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268 — 270.⑧見 Rui Afonso and Francisco Goncalves Pereira, “The Political Status and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of Macao," Hong Kong Law Journal, Vol, 16, no.l (Januaty 1986), pp.28 —57.⑨見 Lo Siu-hing, "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acao," China Quarterly, 120 December 1989, pp.843 — 846.(10)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no.3 (June 1980), p.40.⑪ 見Quarterly Economic Review of Hong Kong and Macao, London-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1984, no.3, p.23.⑫ Seymour M. Lipset, Political Man, New York ： Doubleday & Co., 1960, p. 187.⑬ Donald Hugh McMillen et. al., Post-1991 Elections Telephone Survey: a Summary Report, Hong Kong：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and City Polytechnic of Hong Kong, 1992, p.13.⑭ 見Lo Shiu —hing, "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Macau," Asian Affairs. Vol. 17, no.3 (Fall, 1990), p.153.101

⑮同注⑬頂23。⑯同上。⑰ 見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The 1985 District Board Elec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5, p.19.102

第六章大學生和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研究政治文化的學者都認識到，年青人與他們的長輩之 間,普遍存在着“代溝”的問題。代溝的形成部份是由於年紀老 化的自然現象，如年青人一般是思想比較開放和比較容易接 受新的意見；老年人則傾向於保守和抗拒新思想。另方面，代 溝的形成亦可能由於不同的政治社會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經歷。絶大部份的中老年澳門居民，都是在中國大陸出 生和成長，他們的政治社會化經歷，與在澳門土生土長的年青 人，大相逕庭。年青人與中老年人的文化代溝嚴重嗎？澳門有 没有一個青年人的政治次文化呢？年青人的政治次文化是不 是遠離傳統中國文化呢？年青人的次文化有利於澳門未來的 民主發展嗎?本章將會探討上述的問題。我們分別於1991年10月和1992年3月向澳門中學生和大 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中學生的調查，在我們的監督和各中學教 師的協助下，收回有效問卷1326份，回收率幾達百分之一百； 大學生的調查則收回有效問卷474份，回收率67.7%。①我們並 對35名大學生作了較深入的訪問(in-depth interview)。在 這章裏，我們將比較大學生、中學生和澳門一般市民的政治文 化。但是，由於三個問卷的設計都不盡相同，尤其是中學生的 問卷調查，與另外一項調查同時間進行,所以有些題目在中學 生的問卷上没有問及。祇有4.3%的澳門人口曾經受過大學或大專教育。②不足 三分之一的本地中學畢業生進入澳門大學攻讀。所以被我們103

訪問的澳門大學學生並不代表整個澳門青年人的次文化。很 明顯,澳門大學的學生比一般澳門青年受過更好更高的教育 。 可以説，他們是澳門社會未來的精英。而且，小學和中學教育 在澳門都不是強迫教育。事實上，祇有21.4%的澳門人口讀完 中五和8%讀完中六預科課程；介乎12—17歲的青少年，祇有 55.6%上學讀書。③換言之，我們的被訪者並不一定代表一個 典型的澳門青少年。他們都受過良好教育。但是，這並不減低 這次調查的重要性。相反，由於被訪問的青少年都受過良好教 育，極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精英,他們的政治次文化更值得我 們重視。6.1 對政治體系的政治取向我們期望受過高等教育的本地大學生，④相對一般澳門 市民，應有較高的政治意識。我們的調查結果證實我們的看 法。表6.1顯示出26%的大學生相信政府所做的工作與他們日 常生活有“很大關係”;50.4%相信“有關係”。相比之下，祇有 9.7%的澳門市民認為政府的工作與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關 係”;46.1%相信“有關係”。令人驚奇的是，中學生的政治意識 十分接近一般市民的水平。他們對政治並不是無知。接近六成 的中學生認識到政府的工作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同 時,大學生一般比澳門市民及中學生關心新聞報導。表6.1政府工作對日常生活的關係或影響（百分比）104你認為政府所做的工作對你日常生活有没有關係或影響？很大關係 有關係 關係不大 無關係 不知道 (N)澳門市民 9.7 46.1 24.3 11.8 8.2 (662)大學生 26.0 50.4 18.8 1.3 3.5 (373)中學生 16.3 41.9 28.6 2.3 10.9 (1321)

如表6.2所列的四項公共事件，大學生對其中三項的認識 度明顯比澳門市民和中學生為高。這結果反映出大學生一般 比較留心公共事務。值得注意的是，超過半數的中學生曾經 “聽過”《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反貪污機構的設立、和中文 被宣佈成為澳門法定語言，尤其對基本法的認識度，更超過一 般澳門市民。這不能不歸功於基本法的宣傳和推廣。在基本法 制訂期間，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在澳門各中小學校宣傳基 本法，舉行基本法常識校際比賽，對推廣基本法發生了很大的 效用。一般來説,年青人比較偏激和傾向批判態度;年紀較大的 則比較温和,傾向於妥協和容易接受現實。當然，大學生較多 接觸西方的民主思想，這更加深他們對殖民地政府體制的不 滿。表6.3顯示出26%的大學生“十分同意”澳門現時的政治制 度並不理想，應該進行改革;相對之下，祇有3.5%澳門市民有 同樣的想法。大學生對官民之間缺乏溝通，和政府施政缺乏透 明度,尤其表示極度不滿。表6.2對政治體系的認知取向(百分比)105你有没有聽過下列事件呢？澳門市民 (N = 663)大學生 (N = 373)中學生 (N = 1326)有 没有 有 没有 有 没有1.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已經完成 37.2 62.8 54.2 45.8 50.2 49.82.澳門政府計劃設立反貪污機構 71.4 28.6 89.2 10.8 50.6 49.43.中文正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 65.1 34.9 80.3 19.7 50.4 49.64.澳門立法會通過新選舉法 33.0 67.0 19.0 81.0 30.4 69.6

表6.3對政治體系的評價取向（百分比）你同意澳門現時的政治制度並不理想，應該要進行改革嗎？*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3.5 70.0 3.2 0 23.3 (661)大學生 26.0 52.3 3.8 .5 17.3 （369）*這條問題在中學生問卷上没有。大學生對政府治理好澳門的誠意亦抱懷疑的態度。不足 三分之一的大學生“相信”或“非常相信”澳門政府有誠意搞好 澳門；相比，三分之二的澳門市民相信或非常相信政府的誠意 （見表6.4）。事實上,接近半數的大學生對政府完全没有信心。 中學生比大學生對政府有信心，但仍然遠遠跟不上澳門一般 市民的信心。大多數學生相信澳葡政府，在1999年前的過渡期 間，祇會施行對他們有利的政策,而不會真正關心和改善澳門 的政治、社會環境。當被問及為什麽不相信澳葡政府的誠意， “葡萄牙人祇有興趣賺錢”是最典型的回答。大學生和中學生對澳葡政府的成見反映在他們對政治體 制的情感取向上。雖然超過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澳門市民不滿 意澳門現行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大部份澳 門市民對澳門的言論及出版自由表示滿意，並以身為澳門人 感到驕傲（見表6.5）。相對來説,超過三分之二的大學生對澳 門現時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表示不滿;祇有 四成的大學生對澳門的言論與出版自由感到驕傲。更令人感 到沮喪的是，祇有28%的大學生以身為澳門人為驕傲。在同樣 的問題上，中學生的取向十分接近大學生，清楚表明了一個富 有特色的青少年次文化。106

表6.4對澳門政府的信任程度（百分比）你相信澳門政府有誠意搞好澳門嗎？非常 相信相信 不相信非常 不相信無意見 不知道(N)澳門居民 3.2 65.0 14.7 2.0 15.2 （660）大學生 .8 29.7 40.1 8.2 21.3 （367）中學生 2.5 36.5 27.5 6.0 27.6 (1324)表6.5對政治體制的情感取向（百分比）澳門市民 （N = 663）大學生（N = 373）中學生（N = 1326）你對以下所列感到不 會不會不 會不會不 會不會驕傲嗎？知道 知道 知道1.澳門的政治制度 21.1 41.2 37.6 4.3 75.1 20.6 7.6 66.9 25.52.澳門的司法制度 19.5 37.0 43.5 3.5 72.2 24.1 —— —3.澳門的社會福利制度 25.4 52.7 21.9 6.5 78.4 14.8 － － － 4.澳門的言論及出版自由 62.9 18.5 18.6 40,1 36.9 23.0 35.4 35.1 29.55.身為澳門人 53.6 28.1 18.3 28.0 43.1 28.9 24.4 52.6 23.06.身為中國人 66.9 18.8 14.3 54.2 22.9 22.9 46.3 30.7 23.0107

大多數大學生覺得澳門實在太細小，發展潛力不大，尤其 當與潛力優厚的鄰埠香港相比，更相形見細。有些大學生以澳 門過份倚靠賭業，和澳葡政府的低效率，引以為恥;有些因官 民間缺乏溝通，而感到與政府有一種隔離感。一個土生土長的 大學生説:“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澳門市民。我對這塊土地没 有歸屬感，因為澳葡政府從來没有關心或幫助澳門居民;它祇 維護葡萄牙人的利益。”當然，不是全部年青人以身為澳門人為恥。有些對他們土 生土長的地方有強烈的歸屬感。一個大學生説:“我以身為澳 門市民為榮，不是因為澳門的驕人成就，而是因為我在此處出 生和長大。這塊土地是我的根。我一定要尊重我的出生地。如 果我連我的出生地都不尊重，就没有人尊重我。”不過,大多數 學生，包括以身為澳門人為榮的，都有認同的問題。他們很多 人為中國人和澳門人的雙重身份而困擾。超過一半的大學生 和接近一半的中學生都以身為中國人為榮（見表6.5）；這個比 例都遠比以身為澳門人為榮的比例高。但是，在我們深入的訪 問下，我們發覺大多數大學生對身為中國人這個身份有很複 雜的心情。一般來説，他們對中國幾千年源遠流長的文化感到 驕傲;但是，對中國現時的貧窮落後，又感到十分羞恥。他們有 些將中國文化與中國政府分開。一個大學生説：“我是一個中國人。我雖然在澳門出生，但是，我對中國的 歸屬感，遠遠超過我對澳門的歸屬感。不過,我是認同中國的 文化，不是認同中國政府。我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感到很失望, 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對中國的認同。"⑤這種復雜的“中國情結”，亦普遍存在於在澳門大學攻讀 的大陸學生。一個大陸學生説:“我對於身為中國人，並没有什 麽特別的感覺。我的家人是知識分子。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108

們受到無辜的批鬥和迫害。直到現在，他們仍然是受到歧視。 很多中國人想離開中國，移民到外國去。我亦計劃在不久的將 來到外國去留學。”⑥6.2 對政治輸入和輸出的取向令我們驚訝的是，我們發覺大學生對政治體系的輸入和 輸出的認識，並不比一般澳門市民深。如表6.6顯示，祇有 41.3%的大學生知道宋玉生是當時的立法會主席，同一般市 民的認識度差不多。事實上，一般澳門市民比大學生更加清楚 購買經濟房屋的條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當對大學生進行 問卷調查期間，政府當局正大事宣傳選民註册，為1992年9月 的立法會選舉推廣，但是，卻祇有24.7%的大學生能夠正確答 出，登記做澳門選民要最少年滿18歲及在澳門最少住滿5年。表6.6對澳門政治體制輸入和輸出的認知取向(百分比)*澳門市民 (N = 663)大學生 (N = 373)對 錯/不知道 對 錯/不知道1.現任澳門立法會主席是誰？ 40.3 59.7 41.3 58.72.立法會有多少直選議員？ 3.3 96.7 6.5 93.53.登記做澳門選民需要什麽資格？ 16.0 84.0 24.7 75.34.購買經濟房屋需要在澳門住滿幾年才有資格？ 23.6 76.4 11.3 88.7*中學生的問卷上没有這一部份的問題。相對美國、加拿大或甚至日本的大學生，本地的大學生對 公共事務的興趣不大。他們很少參與校外活動,如澳門社團活 動。大部份的學生祇埋頭讀書，或者更正確一點，祇關心考試 成績。因此，他們對政治體制的輸入和輸出的無知，並不太令109

我們驚奇。平心而論，政治冷感和對公共事務不關心,並不是 澳門大學生的特徵。這種現象亦普遍存在於中國大陸和台灣 的大學校園裏。於1986年在北京大學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中， 祇有27%的被訪者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以來一共出 過四個憲法。⑦在台灣進行的調查，亦發現台灣的大學生，普 遍對政治缺乏興趣,而且思想保守。⑧不過，澳門大學生雖然不大關心政府事務,他們對政府施 政或工作的表現卻極度不滿。如表6.7顯示，相比一般澳門市 民，大學生對澳門政府的施政或政策、工作效率，和公務員的 工作態度，更加表示不滿意。如，45.9%的大學生“非常不滿 意”政府的工作效率；祇有10.9%的澳門市民作出同樣的表表6.7對政治體制輸入和輸出的評價取向（百分比）*你對下列澳門政府的表 現滿意嗎？非常滿意滿意 一般 不滿意非常不 滿意無意見 不知道(N)1.政府的工作效率?. 澳門市民 .6 12.7 29.1 34.8 10.9 11.8 （660）大學生 .3 .5 10.1 41.6 45.9 1.6 （368）2.公務人員工作態度？ 澳門市民 .5 14.1 36.5 24.2 8.5 16.2 （659）大學生 .5 1.6 21.3 36.5 38.4 1.6 （367）3.政府施政或政策？ 澳門市民 .6 17.3 41.1 19.1 4.1 17.8 （660）大學生 .3 1.4 39.1 39.6 13.7 6.0 （366）*中學生的問卷上没有這一部份的問題。110

示。同樣，祇有8.5%的澳門市民對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表示 極度不滿，但卻有接近四成的大學生有這個傾向。我們的訪問 資料顯示出，大學生比一般澳門市民，更加傾向於比較澳門和 香港兩地政府的表現。所以，大學生比一般市民，更加不滿意 澳門政府的施政表現。超過半數的大學生對政府的施政或政 策表示“不滿意”或“非常不滿意”;但是,祇有不足四分一的澳 門市民作出同樣的表示。事實上,很多大學生都贊成支持政府 的大型建設工程，如澳氹第二大橋、國際機場、深水港等，但 是,他們對工程進展的緩慢和無故拖延，表示極度的不滿。6.3 對自我的政治角色的取向澳門的青少年對政治參與普遍抱着模稜兩可的態度。一 般來説，他們對從事政治活動的人，評價並不十分高。如表6.8 所示，接近一半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從事 政治是高尚的工作”；相對之下.，不足三分之一的澳門市民有 同樣的看法。這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澳門青少年對政治和澳門 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態度。他們傾向於相信政治是“骯髒”的工 作，並認為政治同權力鬥爭分不開。另一方面，祇有三分之一 的青少年同意或十分同意“搞政治好危險”，而43.8%的澳門 市民相信搞政治是很危險的。很明顯，基於豐富的人生經驗, 尤其是國內政治運動，年長的澳門市民感覺到從事政治活動 有一定的風險。事實上，很多青少年，尤其是大學生，對政治活 動有一定的認識。甚至那些傾向相信“搞政治好危險”的大學 生，亦同意在澳門從事政治工作的風險不大，因為澳門到底是 一個法治的地方，言論自由受到法律的保障。很多大學生相 信,在中國大陸從事政治活動十分危險，並可能危及人身安111

全，因為説到底，大陸人治重於法治。表6.8對政治參與的態度(百分比)*澳門市民(N = 663)大學生 (N = 373)中學生 (N = 1326)十分同 意/同意不同意/十 分不同意十分同 意/同意不同意/十 分不同意十分同 意/同意不同意/十 分不同意1.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 45.0 29.8 22.7 46.5 31.1 49.02.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24.7 56.5 6.6 86.4 6.4 86.43.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 85.5 3.2 81.1 8.6 84.9 7.24.搞政治好危險。 43.8 31.7 36.5 37.6 29.6 45.05.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 是市民的責任。 85.0 2.6 84.0 4.3 — —6.參與政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 徑。65.2 12.8 49.6 26.6 — —7.對於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應該據 理力爭。82.4 7.5 79.6 10.2 — 一8.凡事不與人爭，能忍則忍。 53.5 34.9 18.1 63.9 29.4 59.5*這個表略去"無意見"那一項回答。像澳門市民一樣，絶大多數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同意“好市 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但是，祇有37.8%的大學生登記註 册為選民，比42.7%的澳門市民為少。很多大學生對澳門立法 會和市政議會的選舉意義抱有懷疑；超過三分之一的大學生 覺得澳門的選舉没有甚麽或甚至毫無意義。他們指出，澳門選 舉的投票率一向偏低，而市民的民主意識和議員的質素亦偏 低。正如一個大學生所説：“澳門的選舉没有甚麽大的意義。立法會議員或市政廳議 員對市民的幫助不大，部份原因是議員的質素偏低。而且，他 們又受到澳門政治環境的局限，如，政府部門之間因為缺乏溝 通和協調而令議員的努力白費。他們往往找不到有關部門替112

市民辦事，所以他們能夠為市民做到的服務有限。” ®相對來説，年青人比較重視理想和強調給與市民平等的 政治參與機會。如表6.8顯示，絶大部份（86.4%）的大學生和 中學生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 祇有大約半數（56.5%）的澳門市民持有這個態度。事實上，有 21.7%的大學生和31.1%的中學生（相對祇有L8%的一般澳 門市民），“十分不同意”將升斗市民排除於政治活動之外。同 樣比例的大學生（84%）和澳門市民（85%）同意或十分同意 “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市民的責任”。但是，一般市 民比大學生較為現實。大約三分之二的澳門市民認為“參與政 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祇有大約一半的大學生持相同的 看法。最大的“代溝”存在於對人際關係糾紛的態度。絶大部份 的大學生（79.6%）和澳門市民（82.4%）接受公平競爭的觀 念，同意或十分同意“對於自己認為是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 的説法。但是，對於如何處理人際關係，年青人與他們的長輩, 分歧很大。如表6.8顯示,人生經驗較為豐富的成年市民,大多 數傾向接受中國傳統、息事寧人的美德，同意或十分同意“凡 事不與人爭，能忍則忍”；相對之下，祇有18.1%的大學生和 29.4%的中學生接受上述的觀點，而六成的大、中學生持相反 的意見。很明顯，經過西方公平競爭觀念洗禮的年青人，再不 願意接受中國傳統、無限度的“忍讓”美德,而會毫不猶疑積極 爭取他們的利益。他們已經不再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順民”。不過,雖然年青人對公開競爭和人際間的糾紛採取不迴 避、積極的態度，他們對自己能否影響政府政策，信心不大，跟 一般澳門市民差不多。如表6.9所示,34.7%的大學生認為他 們祇有“很少”，和51.9%認為他們“完全没有”能力去影響澳113

表6.9對公民能力的態度（百分比）**中學生的問卷上没有這一部份的問題。門政府的決策。這個比例和澳門一般市民没有什麽大的分别， 祇是後者感覺到更加“完全没有”能力。同樣，當被問及“如果 某一樣政府政策嚴重損害到你的利益,你會否採取行動去反 對”，大學生和一般市民的問答没有明顯的分別。祇有大約三 分之一的大學生和澳門市民會考慮採取行動。而且，大學生對 澳門政府普遍缺乏信心。接近半數的大學生相信，如果他們有 事情找政府部門幫忙，有關部門多數不會或肯定不會幫他們 解決問題；相對,祇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澳門市民持相同的看 法。這種對影響政府政策和要求政府幫助的無力和無奈感，是 傳統中國“臣屬型”政治文化的特色。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澳門的青年人，似乎仍然未能夠擺脫傳統“臣屬型”文化的影 響。但是，我們對於這個結論抱有很大的懷疑。我們相信,澳門114 1.你認為你有没有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的決策？澳門市民 大學生肯定有0.51.6有3.24.8間中有2.07.0很少18.234.7完全没有76.151.9（N）（658）（372）2.如果某一樣政府政策嚴重損害到你的利益，你會不會採取行動去提出反對？澳門市民 大學生一定會18.112.4多數會17.321.8或者會19.839.0多數不會21.118.3一定不會12.62.4不知道/無 意見11.15.6（N）（658）（372）3.如果你有事情找澳門政府部門幫忙，你認為有關部門會不會認真幫你解決問題？澳門市民 大學生肯定會1.5.3多數會12.43.8或者會32.543.7多數不會19.739.4肯定不會11.07.8不知道/無 意見22.85.1（N）（661）（373）

市民和大學生對政府的無力和無奈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 澳門的實際政治環境一一由一個非民主、不是由人民選出來 的殖民地政府統治。對政治體制和政治參與有所保留的青少年人，他們對人 際關係的交往又採取什麽樣的態度呢?表6.10顯示，超過半數 的澳門市民同意或十分同意“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 以信任”；但是，祇有四分之一的大學生和五分之一的中學生 持相同的看法。令人擔憂的是，有六成的中學生不同意或十分 不同意澳門人誠實可靠、可以信任；相對，祇有四成多的大學 生和四分之一的一般市民這樣不相信澳門人。這種對人際關 係交往的不信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青少年未來的政 治參與取向。表6.10對人際關係交往的態度（百分比）1.你同意“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嗎？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1.2 56.4 24.7 .9 16.8 （656）大學生 1.9 23.7 38.8 8.6 27.0 (371)中學生 1.9 17.3 42.3 19.4 19.1 (1316)2.你同意“在澳門社會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嗎？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1.2 47.1 31.1 .2 20.4 （662）大學生 2.2 36.7 29.6 1.1 30.5 (371)中學生 8.9 45.3 24.1 3.0 18.7 (1312)但是,很令我們驚訝,當被問及在澳門社會做事是否很容 易被人利用，上述的“代溝”卻消失了。跟年長的澳門市民一 樣,平均接近一半的大、中學生同意或十分同意“在澳門社會115

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這個説法;不足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對 上述説法持有異見。青少年對表6.10兩條問題不同反應的解 釋，可能由於兩條問題的抽象程度不同。第一條有關人際關係 的互相信任比較抽象，學生的回答很多可能基於推測或想像 ； 第二條有關會否被人利用則比較具體,學生的回答可能基於 實際生活經驗。無論如何，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出，澳門青少 年對人際關係並不是無知，或存着天真、幻想的想法;相反，他 們對人際關係的爾虞我詐的認識很成熟（或過於成熟），不輕 易相信人。這對在未來澳門特區建立一個對民主運作有高度 共識,不同政見者互相信任的政治環境，無疑會產生障礙。6.4 對民主與政府表現的相互關係的認知在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中，老百姓一般倚靠和期望政府 照顧他們的利益。這種傳統似乎仍然深植澳門民心。大部份澳 門市民、大學生和中學生都認為一個“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 益”的政府就是一個民主政府（見表6.11）。澳門一般市民和 大、中學生都同意人民擁有言論自由是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 要素。不過，澳門市民，似乎比大、中學生更重視選舉在民主運 作中所起的作用；相對，大、中學生對一個政府是否廉潔公正 和有效率更為重視。學生對選舉的忽視反映出他們對選舉意 義所抱的懷疑態度。令我們驚奇的是，受過良好、西方式教育 的大、中學生,跟一般澳門市民一樣，把西方民主政制最具特 色的“三權分立”排在最後、最不重要的位置。總而言之，澳門 的大、中學生，跟一般市民一樣，最關心政府施政的表現，而最 不關心或忽略民主體制的組成和架構。.有趣的是，澳門學生並不十分重視法治;而中國河南大學116

的學生則最關心一個政府是否按法律辦事。⑩可能的解釋是, 中國大陸的學生十分擔心中國法治傳統的缺乏，和擔心“文 革”期間無法無天的現象的再現;而澳門學生則習慣了澳門的 法治社會，認為是理所當然，因此反而忽略法治的重要性。同 澳門學生一樣，河南大學的學生認為“廉潔公正”是一個民主 政府應有的特色；同樣，台灣地區的大學生，亦認為廉潔公正 是民主政府第二個最重要的特色。⑪這反映出，無論是澳門、 中國大陸或台灣的大學生，他們最關心和心惡痛絶的，是一個 貪污無能的政府。.表6.11澳門市民、大學生和中學生的 民主觀（以優先次序排列）*同樣被排在第五位置。你認為怎樣才算是一個民主政府？澳門市民 大學生 中學生(N = 663) (N = 373) (N=1326)1.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 1 1 12.人民有言論自由 2 3 33.政府由人民選出來 3 6 54.一個廉潔公正的政府 4 2 25.政府行政效率高 5* 4 46.按法律辦事 5* 5 67.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 7 7 7澳門學生和一般市民的政治取向，其中一個最大的分歧， 是對民主和政府表現的相互關係的不同看法。總的來説，澳門 市民比較現實和關心政治的實質作用;他們為了改善生活，寧 願犧牲民主的理想。如表6.12所示，三分之二的澳門人同意或 十分同意“政府是不是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 素就是好政府”;相對，祇有三分之一的大、中學生持相同的觀 點。事實上,超過半數的大、中學生反對上述的説法。值得注意117

的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同樣珍惜民主。在一項問卷調查上，過 半數（51.3%）的北大學生同意:“如果現代化成功的代價是犧 牲民主，我寧願不要現代化。”⑫表6.1 2對民主與政府表現的相互關 係的認知（百分表）1.你同意“政府是不是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這 個説法嗎？十分 同意 不同意 十分 無意見 (N)同意 不同意澳門市民 5.7 60.4 22.1 0.8 11.0 (661)大學生 3.8 33.0 49.2 7.3 6.8 （370）中學生 5.5 27.2 48.0 10.9 8.4 (1317)2.你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更能夠照顧市民利益”這個説法嗎？十分 同意 不同意 十分 無意見 (N)同意 不同意澳門市民 5.7 70.0 6.1 0 18.2 (661)大學生 13.0 44.3 17.6 1.4 23.8 （370）中學生 15.6 43.0 16.7 3.4 21.3 (1315)3.你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了我們，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這個説法嗎？十分 同意 不同意 十分 無意見 (N)同意 不同意澳門市民 2.6 53.2 26.6 0.9 16.8 （662）大學生 1.9 5.9 49.2 24.3 18.6 （370）中學生 1.7 17.7 45.1 13.8 21.8 (1313)不過，雖然大、中學生對民主理想的信仰較為堅定，但是, 當被問及是否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更能照顧市民利益” 時，他們的態度没有澳門一般市民那麽肯定。超過四分之三的 澳門市民同意或者十分同意上述的説法;祇有半數的大、中學 生贊同。這反映出青少年對民主的實質作用有所懷疑;很多學 生對民選政府的代表性抱着懷疑的態度。一個本地大學生指118

出：“對於一個民選政府是否好過一個非民選政府,我不能夠 很肯定。被選出來的精英有他們的共同利益，但是這些利益不 一定代表普通市民的利益。政府的決策過程通常祇反映精英 階層的共識，並不是一般市民的共識。"⑬無論如何，澳門的青少年已開始遠離中國的政治文化傳 統，不願意做一個祇知服從政府權威的順民。超過半數的澳門 市民同意或十分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了我們，所以我們 應該服從政府”，卻有四分之三的大學生和六成的中學生不同 意或十分不同意上述的説法（見表6.12）。我們不清楚學生認 為“不應該服從政府"，是因為覺得政府不是真正關心人民的 利益，還是認為無論政府是否真的為了人民，都不應該盲目服 從政府。無論如何,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的青少年已經 不再是傳統“臣屬型”政治文化下的順民，他們已經向民主邁 進了一大步。不過，令人擔心的是,澳門學生一般對民主觀念缺乏正確 的認識，對民主政制的運作缺乏了解。當我們對本地大學生作 較為深入的訪問時,35個接受訪問的27個學生同意：“在某些 特殊情況下，一個獨裁的政府比民主政府優勝。”很多傾向相 信，在非常時期，如戰爭、暴動或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一個獨 裁的政權，相對一個民主政府，會更有效率和決心去解決國家 所面臨的困難。他們將新加坡、台灣和南韓的經濟發展，歸功 於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獨裁或權威政府。一個大學生指出：“民 主政府有太多不同的意見，所以很難速戰速決；民主固然重 要,但是,如何將事情盡快辦妥更加重要。”這種對獨裁或權威政權的容忍態度，亦普遍存在於河南 大學的學生中。在河南大學，過半數（53%）的被訪者同意:“如119

果在緊急的情況下,政府因需要而作出某些違法的事情，我們 可以容忍。”⑭同樣，於1978年在台灣進行的一次調查,77%的 台灣大學生接受在非常情況下政府所作的違法行為。⑮很明 顯,無論是荏澳門、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大學生，都還未能完全 擺脫中國傳統的“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政 治文化。⑯可以説，中國人一日未能卸下這種“權威人格”的傳 統包袱，就未能真正達到民主化。6.5 結 語我們的調査結果顯示，澳門大、中學生的政治次文化，在 很多方面明顯與澳門一般市民有分別。總的來説，大學生有較 高的政治意識。他們比一般市民較為留心報紙、電視或電台的 新聞報導;他們對公共事務有時表示強烈的意見，對政府施政 的表現持批判的態度。大學生尤其對澳葡政府持有成見，不相 信澳葡政府有誠意在過渡期間,將澳門的政治、社會制度改革 好。他們對立法會和市政議會議員的質素和能力有所懷疑。他 們對於參與澳門政治活動缺乏熱心，不甚踴躍去註册成為選 民。本地大學生對民主價值的認識缺乏深度。一方面,他們揚 棄中國傳統的“忍讓”和“順民”的政治文化，而接受西方的公 平和公開競爭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們覺得自己無力去影響政 府決策，傾向相信一個獨裁或權威政權,在某些情況下，比民 選的政府更能有效解決問題。一般來説,本地大學生對澳門的 民主前途十分悲觀。他們普遍認為澳門實在太小，而且過度倚 賴中國大陸，所以不容易真正實現高度自治。大學生對香港的 自卑感特別強烈。他們認為澳門無論在那一方面，包括政府的120

效率和立法會議員的質素，都不如香港。事實上，很少本地大 學生以身為澳門人為榮。相對他們的長輩來説,澳門的大學生 對澳門的歸屬感不大。本地中學生的政治取向與大學生很相像。不過，他們没有 大學生那樣偏激。無論是澳門大學,或是本地的中學教育，都 不是培養政治活躍分子的温床。大、中學生雖然受到西方民主 思想的洗禮，他們又同時受到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的影響。所 以，澳門青少年的次文化，並不構成阿爾蒙德和弗巴(Almo­nd and Verba)所説的參與型文化；他們比較接近臣屬型與 參與型的混合文化。註 釋①關於對這次問卷調查和研究方法的詳細描述，可參考第一章。② 統計數字來自1991年澳門人口普査。③同上。④我們祇比較本地大學生與澳門市民和澳門中學生的政治取向，所以我們的訪問 樣本並不包括在澳門大學攻讀的香港和中國大陸學生。本地學生的樣本人數是 373人。⑤對本地大學生的深入訪問調査，1992年5月。⑥同上。⑦見王福春、吳曉健"關於北京大學學生民主意識的調查報告”，《政治學研究》，(雙 月刊)，1989年第一期，頁24—34。⑧ Sheldon Appleto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aiwan's College Stu­dents", Asian Survey, no.10 (October 1970),p.916.⑨對本地大學生的訪問調查，1992年5月。⑩見張濤“大學生對民主的認知、情感與評價”,《政治學研究》,(雙月刊)，1989年第 四期，頁18—22。⑪見彭懷恩著《中國政治文化的轉型一台灣政治心理取向》，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2年，頁 67—71。⑫見註⑦⑬見註⑨⑭見註⑩121

⑮見註⑪⑯見 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122

第七章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在前幾章,我們先後分析了澳門華人市民的政治文化，和 大、中學生的次文化。這一章我們將討論在澳門積極參與政治 的人士的政治取向。與香港和其他地方不一樣，澳門没有政黨 參與本地的選舉。①參選組別或團體，大多於選舉前臨時組 成，一般於選舉後就解散，選舉期間各參選組別的助選團成 員，亦同時解散。不過，參選組別大多有社團、專業團體，或一 些自願團體（如何思謙友誼協進會）的支持。因此，一部份的助 選團成員，選舉之後仍然積極參與社會或政治活動。在50和60年代,澳門的華人社會主要分為兩大社會階層， 即富裕的本地商人和澳門的勞苦大衆。當70年代後期,尤其是 80年代,澳門經濟飛躍發展,澳門的社會結構亦發生很大的變 化。一個新的主要由專業人士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青一代構 成的中產階級，開始展露頭角。在1984年的第三屆立法會選 舉,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何思謙首先以直選議員身份進入立 法會。在1988年的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何思謙的組別更加表現 出色,奪取了六個直選議席中的三個議席。澳門的傳統政治力 量，在吸取了第三和第四兩屆選舉的經驗後，於1992年重新佈 置，集中力量,終於在同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勝出，收復失地。 無論如何，澳門的中產階級已形成一股不可輕視的政治力量。不過，與香港相比，澳門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仍然是很 有限的。在1991年的香港立法局選舉，差不多所有18個直選議 席都是由代表中産階級利益的候選人獲得。相對之下,在澳門123

1992年的立法會選舉,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候選人祇獲得8個 直選議席中的三個議席。為了清楚了解澳門中產階級人士，尤其是積極參與政治 的活躍分子的政治取向，我們於1992年立法會選舉期間，以問 卷調查方式,訪問了何思謙、吳國昌和汪長南三個參選組別的 候選人和助選團成員，一共訪問了 128人包括17位候選人。②7.1 政治活躍分子的特徵被我們訪問的政治活躍分子，男性比女性略多。不過，女 性人數亦不少，佔44.5%,顯示岀澳門婦女已經不再是被動或 對政治漠不關心。大約一半的政治活躍分子的年齡是介乎20 一29歲之間；事實上，86.8%的被訪者的年齡都是不足40歲 （見表7.1）。他們大多接受過良好教育;48.4%曾讀過或正在 讀大學，祇有4.7%没有讀過中學。這個教育程度比一般澳門 市民高得多；不足5%的澳門人曾受過大學或大專以上教育 ， 而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接受過教育或祇有小學程 度。大部份屬中產階級，每月收入超過澳門元4,000元;大約五 分之一是年青的專業人士，月人超過澳門元10,000元。他們大 部份（90%）都是土生土長或在澳門居住超過10年以上的澳門 市民。半數的被訪者對他們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祇有一成半對生活感到不滿意。換言之,接受我們訪問的政治 活躍分子，並不是一班不滿於現實、持偏激意見的極端分子。 4.7%的被訪者覺得自己的思想“非常開放”,32%覺得自己 “開放”,49.2%覺得“很難説”，11.7%覺得自己傾向“保守”， 没有人認為自己“非常保守”。124

表7.1政治活躍分子的個人和社會、經濟背景（百分比）（N = 128）1.性别 男 55.5女 44.52.年齡 18—19 10.220—29 51.630—39 25.040—49 10.950—59 1.660以上 0.83.教育程度 未受教育/幼兒園 0.8小學 3.9中一至中三 13.3高中 33.6大專或以上 48.44.每月收入 無收入 12.52000元以下 9.42000元―4000元 18.04000元--6000元 17.26000元一8000元 18.08000元一10,000元 7.810,000元以上 17.25.在澳門居住年期 5年以下 2.35—10 年 1 7.810—20 年 20.320年以上 10.9澳門出生及長大 58.6總之，澳門政治活躍分子的男女比例大致平均，他們大多 是很年青、受過良好教育、經濟上没有困難、對生活感到滿意 和思想比較開放。這些政治活躍分子大多很投入，為他們各自支持的候選 人努力奔走。在競選期間，他們平均每日有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花在競選宣傳的工作上。事實上，大約五分之一的被訪者，平125

均每日自動獻出超過四個小時的時間去幫助他們的候選人。 在吳國昌的競選總部，有兩個助選團成員，在選舉前的一個星 期，日以繼夜的為競選宣傳而工作。助選團成員大部份負責制 作和分派傳單、貼海報、拉橫額、家訪、拉票等工作;一部份專 門負責策劃、組織及聯絡，以及一些後勤工作如文書、雜務等。大部份參與助選工作的都是候選人的朋友，或經由候選 人的朋友拉去幫忙。不過，亦有一部份人，是為了進一步了解 澳門的政治運作和選舉活動,而參與助選工作;有些人相信參 與助選工作是一個公民的責任、義務和權利。四成半的被訪者 表示，他們會參與下一次立法會選舉的助選工作。不過，亦有 四成半的被訪者表示，他們會否參與下一次助選工作,要視乎 候選人是誰。換言之，他們參與助選工作，是由於直接或間接 認識某個候選人。值得注意的是,82.2%的被訪者表示，他們的家人對他們參 與助選工作没有表示反對或表示意見;祇有7.1%的被訪者受到 家人的反對。這個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對政治參與大多持肯定 或最少不反對的態度，這將大大有利於澳門未來的政治發展。7.2 對整個政治體系的取向自然地，我們期望政治活躍分子，會同意政府的工作對他 們的日常生活有影響。我們没有失望,超過八成的助選人員和 候選人，認為政府的工作與他們日常生活“有關係”，或有“很 大關係”；而其中36.8%認為有”很大關係”，這個比例都遠比 大學生（26%）和澳門一般市民（9.7%）為高。同時，政治活躍 分子對現時澳門政治制度表示強烈的不滿。接近四成的政治 活躍分子“十分同意”現行的政治制度不理想,應進行改革;相126

對之下，祇有26%的大學生和3.5%的澳門市民持相同的觀 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問題時,很少政治活躍分子回答“不 知道”或“無意見”。如，在回答現行政治制度應否進行改革那 條問題時，祇有7.9%的政治活躍分子表示“無意見”;相對，在 同一問題上，有23.3%的澳門市民和17.3%的大學生表示“無 意見”。又如，當被問及政府的工作是否對日常生活有影響，没 有一個政治活躍分子表示“無意見”!很明顯，絶大部份的助選 人員和候選人，都很關心公共事務，而且對大多數的公共事務 有一定的個人看法。表7.2對政治體系的情感取向(百分比)你會不會對下列 事項感到自豪或 驕傲？澳門市民 (N = 663)大學生 (N = 373)政治活躍分子 (N=128)會 不會 無意見 會 不會 無意見 會 .不會 無意見1.澳門的政治制 21.1 41.2 37.6 4.3 75.1 20.6 6.4 70.4 23.2度？2.澳門的司法制 19.5 37.0 43.5 3.5 72.2 24.1 6.0 77.6 16.4度？ ・3.澳門的社會福 25.4 52.7 21.9 6.5 78.4 14.8 14.3 72.2 13.5利制度？4.澳門的言論和 62.9 18.5 18.6 40.1 36.9 23.0 50.0 41.1 8.9出版自由？5.身為澳門人？ 53.6 28.1 18.3 28.0 43.1 28.9 48.0 40.0 12.06.身為中國人？ 66.9 18.8 14.3 54.2 22.9 22.9 63.9 25.2 13.6政治活躍分子對政治體制的情感取向十分接近大學生 。 這並不令我們感到奇怪，因為超過一半的助選人員的年齡介 乎20—30歲之間，而同樣比例的助選人員曾受過大學教育。同 大學生一樣，超過三分之二的政治活躍分子，不以澳門的政治 制度、司法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為榮(見表7.2）。不過,相對大127

學生，有明顯較大比例的政治活躍分子，以澳門的言論和出版 自由及身為澳門人、中國人為榮。總的來説，在對政治體系的 取向上，政治活躍分子比一般澳門市民更持批評的熊度;但 是，另方面，又比大學生現實。7.3 對政治體系輸入和輸出的取向大部份的政治活躍分子對澳門政府的施政表現表示強烈 的不滿。70.9%的政治活躍分子，相比45.9%的大學生和10. 9%的澳門市民，對政府的工作效率表示“非常不滿意”。同樣, 超過半數（52.8%）的政治活躍分子“非常不滿意”公務人員的 工作態度；相比，祇有38.4%的大學生和8.5%的澳門市民持 相同看法。他們對政府的施政或政策表現的反應略為溫和些, 但是仍有四成對政府的施政表示“非常不滿意”；相對，祇有 13.7%的大學生和4.1%的澳門市民“非常不滿意”政府的施 政表現。這反映出，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澳門人，很大程度上 是由於他們對現時政府的表現強烈不滿，才希望能夠選出他 認為真正為澳門人做事的議員，對政府施以壓力，以求改善政 府的施政和工作表現。換言之，他們希望通過政治參與，改善 對他們日常生活有很大影響的政府施政或政策表現 。7.4 對自我政治角色的取向總的來説,相比一般澳門市民和本地大學生,澳門的政治 活躍分子，普遍對政治參與抱着肯定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如表 7.3所示，他們絶對同意一個升斗市民，應該跟其他人一樣，有 權利和義務參與政治活動，如在選舉中投票；同時，極度贊成128

“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市民的責任”。不過，他們對 政治參與並不存在幻想或將其過度理想化。祇有29.1%的政 治活躍分子同意或十分同意“從事政治是高尚的工作”;相對, 有45%的澳門市民持有上述的看法。另一方面,他們比較實事 求是,並不認為在澳門“搞政治很危險”。而且，同一般市民一 樣，比較強調政治的實用價值：61.9%同意或十分同意“參與 政治是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表7.3對政治參與的態度(百分比)*你是否同意：澳門市民 (N = 663)大學生 (N = 373)政治活躍分子 (N = 128)十分同意/ 同意十分不同 意/不同意十分同意 侗意十分不同 意/不同意十分同意/ 同意十分不同意 坏同意1.從事政治是髙 45.0 29.8 22.7 46.6 29.1 47.7尚的工作？2.小市民不適宜 24.7 56.5 6.6 86.4 8.7 88.9參加政治活動？3.好市民有義務 85.5 3.2 81.1 8.6 92.0 6.4在選舉中投票？4.搞政治好危 險？43.8 31.7 36.5 37.6 31.5 50.45.向政府表達對 85.0 2.6 84.0 4.3 89.8 4.7公共事務的意見 是市民的責任？6.參與政治是改 善生活質素的途 徑？65.2 12.8 . 49.6 26.6 61.9 22.27.對於自己認為 對的事，應該據 理力爭？82.4 7.5 79.6 10.2 92.1 4.78.凡事不要與人 爭，能忍則忍？53.5 34.9 18.1 63.9 13.4 84.3*這個表略去“無意見”那一項回答。129

最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已明顯的遠離中 國傳統政治文化的規範。他們絶大部份（92.1%）同意或十分 同意一個人“對於自己認為對的事，應該據理力爭”；另方面， 祇有13.4%的政治活躍分子同意或十分同意“凡事不要與人 爭，能忍則忍”（見表7.3）。很明顯，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澳門 人，比一般市民和大學生,更容易接受公開競爭。從這個角度 來説,他們已經有充份的心理質素,在未來澳門的政治發展， 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很自然地，我們期望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相比一般市民 和大學生，有較強的公民能力（civic competence）和自信心。 我們的調查結果並没有令我們完全失望。如表7.4所示， 15.1%的政治活躍分子相信他們有或肯定有能力去影響政府 的決策;相比之下，祇有3.7%的澳門市民和6.4%的大學生有 這樣的自信心。不過，仍然有31%的政治活躍分子覺得他們 “完全没有”能力去影響政府。令人驚訝的是，政治活躍分子的 “臣民能力”（subject competence）並不比一般市民或大學 生為高。接近一半（48.3%）的政治活躍者相信,有關政府部門 會否認真幫助他們解決難題，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問題的性質 和有關部門的辦事作風;祇有8.5%相信他們肯定會或多數會 得到有關部門的認真幫忙。政治活躍分子對政府部門的普遍 缺乏信心,再一次證實我們先前的結論:上述的問卷問題並不 真正量度澳門人的臣民能力，祇不過反映出澳門人普遍對澳 葡政府缺乏信心。同樣，我們期望政治活躍分子，相比澳門市民和大學生， 會更實際參與政治行動。事實上,如表7.5所示,接近一半的政 治活躍分子，曾經寫信或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大衆傳媒，表達 他們對公共事務的意見;41.7%曾參與請願、遊行、示威、靜坐130

等社會行動;30.2%曾向政府部門投訴。不用説，被我們訪問 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比一般市民和大學生更關心公共事務。 28.9%的政治活躍分子經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有關政府事 務;相對，祇有5.4%的澳門市民和3.8%的大學生經常這樣做。表7.4公民和臣民能力（百分比）你覺得你有没有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澳門市民 大學生 政治活躍分子肯定有0.51.62.4有 3.2 4.8 12.7間中有2.07.014.3很少 18.2 34.7 39.7完全没有76.151.931.0（N） （658） （372） （126）2.如果你有事找政府部門幫忙,你覺得有關部門會否認真幫你解決問題？澳門市民 大學生 政治活躍分子肯定會1.50.33.4多數會12.43.85.1或者會32.543.748.3多數不會19.739.433.1肯定不會 11.0 7.8 7.6不知道/無意見22.85.12.5(N) (661) (373) (118)表7.5政治參與行爲（百分比）澳門市民 （N = 663）大學生 （N = 373）政治活躍分子 （N = 128）你以前有没有： 有 有 有1.向政府部門投訴？ 10.4 11.0 30.22.找議員幫忙？ 6.2 3.6 23.93.寫信或致電去報紙、電台等 11.0 13.4 47.0傳媒？4.找社團幫忙？ 5.0 6.1 17.55.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 7.2 35.6 41.7有趣的是，對人際關係的互相信任。政治活躍者的態度剛 巧分成兩邊（見表7.6）。總的來説,他們比一般澳門市民少些, 但比本地大學生多些，傾向於相信“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 和可以信任的”。同時，對與不同類型的社會人士相處或交往,131

他們似乎較具信心：45.7%的政治活躍分子,相比31.3%的澳 門市民和30.7%的大學生,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在澳門社會 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這個説法。7.5 對民主政治與政府表現的關係的看法令人感到驚奇的是，雖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是，被我 們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的民主觀,並不與澳門一般市民 或大學生有很大的分別。他們同樣認為一個“聽取民意、照顧 市民利益”的政府是一個民主政府的先決條件,其次是一個給 與人民言論自由和廉潔公正的政府。最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 雖然他們親身參與助選或競選（其中17個被訪者是應屆立法 會選舉的候選人）活動，一個“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並不被認 為是民主政府不可或缺的條件，而祇是被排在第四位。同其他 一般市民和大學生一樣，他們忽略了西方的“三權分立，互相 制衡”的重要性。很明顯,澳門的中產階級政治活躍分子的民 主理論修養不高，未能配合他們的實際政治活動。表7.6對人際關系互相信任的態度（百分比）1.你是否同意多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的？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1.2 56.4 24.7 0.9 16.8 （656）大學生 1.9 23.7 38.9 8.6 27.0 (371)政治活躍分子 0.8 36.7 41.4 11.7 9.4 (128)2.你是否同意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1.2 47.1 31.1 0.2 20.4 （662）大學生 2.2 36.7 29.6 1.1 30.5 (371)政治活躍分子 7.9 35.4 39.4 6.3 11.0 (127)132

無論如何，雖然政治活躍分子對民主的理解不深,他們比 一般澳門市民和大學生，都較為珍惜民主的價值。他們傾向於 堅持民主的原則，不願意因為物質利益而犧牲民主。如表7.7 所示，祇有28.6%的政治活躍分子同意或十分同意“政府是否 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相對, 有三分之二的澳門市民和接近四成的大學生同意或十分同意 上述的説法。政治活躍分子一般對民選政府較有信心。33.9% 接受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相比祇有5.7%的澳門市民和 13%的大學生，十分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更能夠照顧 市民利益”這個説法。但是，同大學生一樣，他們拒絶盲目服從 政府。當55.8%的澳門市民認為應該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所 做的事都是為了我們”，祇有12.5%的政治活躍分子贊同這個 做法。表7.7對民主政治與政府表現的關係的看法（百分比）1.你是否同意"政府是否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就是好政府"？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5.7 60.4 22.1 0.8 11.0 (661)大學生 3.8 33.0 49.2 7.3 6.8 （370）政治活躍分子 1.6 27.0 46.8 20.6 4.0 (128)2.你是否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能夠照顧市民利益”？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5.7 70.0 6.1 0.0 18.2 (661)大學生 13.0 44.3 17.6 1.4 23.8 （370）政治活躍分子 33.9 47.2 9.4 1.6 7.9 (127)3.你是否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無意見 (N)澳門市民 2.6 53.2 26.6 0.9 16.8 （662）大學生 1.9 5.9 49.2 24.3 18.6 （370）政治活躍分子 0 12.5 54.7 26.6 6.3 (120)133

基本上，幾乎所有接受訪問的助選人員和候選人都希望 澳門有一個民主政治制度，祇有7%認為澳門不適宜實行民主 政制。不過，可能由於對民主的誤解或認識不深，相當一部份 的被訪者没有認識到獨裁政權的本質和潛在危險。28.1%的 被訪者相信,在某種情況下，如進入戰時狀態、暴動或嚴重的 政治、社會動亂，獨裁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更適合和有效處理 當時的情況。值得慶幸的是，有更多的被訪者不同意上述的看 法。38.3%的政治活躍分子認識到，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獨裁 政權都是不足取的。一個助選人員説：“我不同意在某種情況 下，獨裁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更適合。一個獨裁者祇關心如何 鞏固自己的權力。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他祇會將自己的利益放 在人民的利益前面。”7.6 結 語與一般澳門市民和大學生相比,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對 現行的政治制度和公共事務，普遍有較為強烈的意見,多持批 評的態度。對公共事務，他們很少保持中立或表示“無意見”。 他們對公共事務比較關心和較經常與家人或朋友討論有關公 共事務。他們很多時通過寫信或致電話給傳媒,批評政府的施 政或決策。為了保障他們的利益,他們會毫不猶疑的直接向有 關政府部門投訴，或甚至不惜採取更激烈的社會行動,如發起 簽名運動、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同時，相比澳門一般市 民,他們具有較強的自信心去影響政府的決策。另一方面,他 們亦很現實，他們相信參與政治是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的好途 徑。最值得注意的是，澳門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明顯134

遠離中國傳統文化規範。他們斷然拒絶中國傳統的忍讓美德, 全盤接受西方公平和公開競爭的觀念。這對澳門未來政治發 展，是有長遠意義的。然而，同澳門的一般市民和大學生一樣，政治活躍分子對 民主觀念有特殊的理解，大多認為一個民主政府最重要是“聽 取民意和照顧市民利益”。而民主選舉，西方民主政制的主要 支柱，卻被相對忽略了。不過，雖然對民主的理解缺乏深度，積 極參與政治活動的澳門華人普遍都很珍惜民主。他們不願意 以民主去換取物質報酬或一時的行政效率。在可能的政治環 境下，他們會極力維護澳門的言論自由，促進澳門的民主發 展。注 釋①葡萄牙共和國的政黨一般在澳門駐有機構或代表，在葡國總統或國會大選期間 相當活躍。但是，他們一般不直接參與澳門本地的選舉活動。②我們祇訪問那些自願幫助競選宣傳的工作人員，而不包括那些被給與報酬，在街 道上代派傳單的工作人員。135

第八章結 論8.1 中國文化中的政治概念“政治”這個概念，在中國人的日常用語中,帶有負面的意 義。它經常與權力鬥爭、暴力、不道德、貪污等不正當行為聯在 一起。①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人，中國人一般投以懷疑和不 信任的目光。一般認為，積極參與政治的人，不外乎是為了達 到個人的野心或利益，鮮有真正為公衆利益服務。因為中國人 普遍對“政治”行為有貶意，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在中.國政治文 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反政治”傾向。②這本書試圖探索澳門華人對政治的取向。這使我們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估計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分 別。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人並没有“反政治”或排斥政治 這個傾向。與傳統將政治與暴力、貪污等不道德行為聯繫在一 起相反，接近一半的被訪者認為從事政治是一項高尚的工作。 而且,與傳統的想法不一樣，大部份的澳門人已認識到，政治 參與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事,而是大衆市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這個對政治概念的基本改變，是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最突 出的地方。事實上，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政治”這個名詞已 經被蓋上正面、積極的意義。對政治參與的排斥感亦已消除。 相反,政治參與已被大多數澳門人視為改善生活質素的途徑。 大部份的澳門人甚至認為，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的意見是136

市民的責任。事實上，絶大部份的澳門華人認為一個好市民有 義務去參加選舉投票。不過，這個政治概念上的改變，仍然受到過往傳統經驗和 文化的影響。很多澳門華人，雖然肯定政治的正面意義，但是 仍然覺得從事政治活動是一項危險的工作。這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很多澳門人是自70年代後期才由中國大陸遷徙至澳門居 住。他們在大陸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經驗告訴他們搞政治 存在着很大的風險。甚至在澳門土生土長的年青一代，耳濡目 染,亦受到中國大陸政治運動的影響，對政治參與採取保留的 態度。8.2 好政府和民主政府的概念一個“好”政府的概念，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有其特殊的含 義。中國人一向強調政府施政的效果，而不重視施政的手段。 在西方民主國家，人民很注重一個政府是否經民主程序選舉 產生，一個政府的決策過程是否民主；換言之，他們重視民主 的手段多過民主的效果。在中國剛相反。在中國，一個能夠照 顧人民利益的政府,就被認為是一個好政府和民主政府，不論 這個政府是否經過民選程序產生。同樣，三分之二的澳門市民 傾向接受“政府是否民主不要緊,祇要能夠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就是好政府”這個説法。這種文化心態正好吻合阿爾蒙德 (Almond)和弗巴(Verba)所描述的“臣屬型”政治文化。在 “臣屬型”文化下的人民，祇關心政治體系的輸出，很少關心政 治體系的輸入和自我的政治角色。③不過，在有關“好政府”這個概念上,超過四分之三的澳門 華人同意“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更能夠照顧市民利益”。從137

這個角度看，澳門的民主發展前途仍然是相當樂觀的。8.3 中國人的權威人格美國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認為，權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最大特色。④ 人民對權威的順從和對領導人的過度倚賴，與民主的平等原 則背道而馳。因此，西方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構成，現代的公 民概念，如公民應有的平等政治權利和義務，與權威人格背道 而馳。在這本書中，我們意圖找出澳門華人對權威的態度。超過 一半的澳門市民認同“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我們好，所以我們 應該服從政府”這個説法。這種傾向於服從政府的心態，在中 國大陸更加普遍;根據一個全國性的調查，大約四分之三的大 陸人民同意：“應當相信和服從政府，因為政府最終是為我們 好。”⑤另方面，超過一半的澳門市民同意“凡事不要與人爭， 能忍則忍”；差不多同樣比例的大陸人民同意上述的説法。⑥不過，我們不可以就此而下定論，認為澳門華人對政治冷 感和祇會服從政府的權威。我們的調查結果同樣顯示出，大部 份的澳門市民很關心公共事務、對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有頗高 的評價，和相信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事實上，主 要是由於澳門没有一個民主、開放的政治體制,而令很多人對 參與政治提不起興趣來。澳門華人一般對政治充滿無力或無 奈感,覺得自己很少或完全無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 。平心而論,澳門華人社會很適合發展民主政治。澳門人一 般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八成的澳門人同意：“對於自己認 為對的事，應該據理力爭。”同時,接近六成的澳門人相信“多138

數澳門人都是誠實可靠和可以信任的”；雖然，亦有接近一半 的人相信“在澳門社會上做事，很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 大約五成半的澳門市民贊同中國傳統的忍讓美德，認為“凡事 不要與人爭，能忍則忍”。正是這種西方民主、公平競爭的精神 與中國傳統的忍讓、恕道的美德的奇妙結合，使澳門華人的政 治文化接近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公民文化"(civic cul- ture)的境界。我們的調查結果清楚顯示出，澳門華人社會正 從一個富有權威人格特色的政治文化,過渡到一個現代民主 政治文化。8.4 澳門婦女的政治次文化婦女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是被壓迫者。無論在社會或家庭， 女性的地位比男性都低一等，甚至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無知 與順從被推許為女性的美德。這同現代女性所具有的獨立和 積極進取的精神與形象簡直南轅北轍。澳門因為其特殊的地 理位置及歷史原因，率先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傳統的女性形 象受到衝擊。澳門婦女的政治文化，有没有受到西方思潮的影 響,而擺脫傳統無知的形象與順從的角色呢？我們的調查研究顯示，在對政治的認知取向方面，女性與 男性是有分别的。例如,75.3%的男性被訪者每日或經常留意 報紙、電視或電台的新聞報導;祇有58.3%的女性被訪者這樣 做。因此，男性對政治系統的輸入與輸出的認識，一般較女性 為高。我們的調查結果因此似乎顯示一個傳統、對政治一無所 知的女性形象。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誤解。現代女性除工作 外，還負起傳統的照顧家庭及孩子的責任。她們整日忙碌，壓 根兒没有時間坐下來，好像男人一樣，悠閒的看看報或看電視139

新聞報導。其實，超過半數的澳門婦女能夠在百忙中抽時間， 每日或經常留意各類傳媒的新聞報導，已經非常難得,令我們 十分驚訝。另方面，我們的調查結果明顯顯示出澳門婦女的鮮明的 現代女性形象。我們發覺,在對政治系統及政治參與的情感和 評價取向上，男女性的態度基本上没有分别。好像男性一樣, 大多數的澳門婦女都對澳門的經濟繁榮和言論與出版自由感 到驕傲。同時，跟男性一樣，大部份的婦女對澳門政府的施政 方針、工作效率和公務人員的工作態度都表示大為不滿。最重 要的是，大多數婦女對政治參與都抱有積極、肯定的態度：大 部份的女性被訪者同意一個“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 並且認為一個人“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力爭”。很明顯，我們 的調查結果清楚顯示,澳門的女性已經不是傳統中國社會中 被動的和任人支配的角色。經過長時期的西方民主思潮的洗 禮，澳門的婦女完全清醒過來了。她們再不願意扮演一個無知 的順從的角色,她們希望在澳門的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中,有婦 女的聲音，在未來澳門的政制發展中，有婦女的參與。8.5 澳門青年人的政治次文化“代溝”差不多在所有的現代社會中存在，尤其在一個如 澳門般急速發展中的社會，更在所難免。很自然，我們有理由 相信，澳門的年青人政治文化與中老年人的政治文化是有所 分别的。但是,很有趣,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對政治的認知 取向方面，年青人與中老年人的分別不大。澳門市民，不論年 紀,對公共事務都有一定程度的關心,並肯定民主選擧的正面 意義。140

年青人（18—19和20—29的年齡組別）與中老年人（50— 59和60以上的年齡組別）政治文化的最大分別在於他們對政 治系統和政治參與的不同情感及評價取向。一般來説,年紀較 大的澳門人對現政治制度比較有感情。譬如，祇有31.4%的中 年（50—59年龄組別）和24.7%的老年（60以上年齡組別）人對 現時政治制度不感到驕傲，而有此取向的青年人高達64.3% （18-19年齡組別）和46.3%（20—29年齡組別）。這個調查結 果反映出年紀較大的人傾向於保守，並且希望維持現狀。而年 青人普遍對現狀不滿，傾向於改革。年青人一般較中老年人， 對現政權的施政或政策、工作效率和公務員工作態度，更加不 滿及持批判態度。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年青人跟中老年人的最重要分 別在他們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年青人普遍傾向於積極參與： 71.4%的18—19年齡組別和62.3%的20—29年齡組別不同意 或十分不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這説法，相對來 説，祇有47.1%的50—59年齡組別和30.8%的60以上年齡組 別不接受這種説法。同時，很多澳門的年青人不認為搞政治一 定好危險，與他們大多數長輩的看法不一樣。而且，相對年紀 較大的人來説，澳門年青人更願意接受公平競爭。可以預見， 年青人這種對政治參與的積極取向，將大大有利於未來澳門 的民主政治發展。另方面，年青人對人際關係的信任普遍抱懷疑態度，對不 同意見者的容忍度亦比較低。譬如，超過三分二的中老年被訪 者相信多數澳人都是誠實可靠、可以加以信任的，強調傳統的 息事寧人、容忍的美德;相比祇有三分一的年青被訪者採取同 一的看法。很明顯,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對澳門年青一輩的影 響已逐漸消失。從政治發展的視角來看,這未必一定是好事 。141

正如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任何企圖徹底摒棄傳統政治文化 而重建現代政治文化的念頭都是不切實際的。澳門年青人這 種對人際關係的偏激、遠離傳統的態度未必有利於澳門民主 的發展，或甚至成為在澳門實現“安定的民主”的絆腳石。事實上，澳門有一個頗具特色的青少年政治次文化。我們 的調查結果顯示，澳門的大學生，相比一般澳門市民，更加認 識到政府的工作對市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影響，更經常留 意報紙、電台或電視的新聞報導,對公共事務和政府施政及工 作的表現更抱批評性的態度。不過，另方面，他們對政治參與 的實際意義普遍抱有懷疑。他們拒絶中國傳統的忍讓和順從 文化，接受了西方的公平和公開競爭的觀念。然而，他們對政 治卻有一種無力和無奈感，他們並不比他們的長輩覺得更有 能力去影響政府的決策，同時傾向相信一個獨裁政府,在某種 情況下，比民主政府更適宜或更有效率。因此，澳門的年青人 並未真正抛棄中國傳統的“臣屬型”政治文化，還是處於從傳 統權威人格到現代民主人格的過渡期階段。澳門中學生的政 治次文化與大學生大同小異。當然，中學生還是處於成長時 期，他們的政治取向很容易受到未來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影響。8.6 澳門政治活躍分子的政治次文化如果澳門的年青人還是處於由傳統權威人格過渡到現代 民主人格的階段，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可以説是澳門民主發 展的先鋒。相比一般澳門市民和本地大學生，澳門的政治活躍 分子更關心和更經常與其他人討論公共事務。如果他們覺得 某一樣政府政策嚴重損害到他們的利益，他們會毫不猶疑採 取某種行動提出反對。他們對影響政府的決策,一般比較有信142

心。另一方面，政治活躍分子有一個較強的“參與型”文化。他 們相信一個市民有權利和義務去參與政治。同時，他們揚棄傳 統的忍讓、順從文化。他們十分珍惜民主，並且不願意為了行 政效率，或者一時權宜之計，而犧牲民主。然而，很令我們驚 訝,澳門的政治活躍分子，跟一般澳門市民和大學生一樣，認 為一個民主政府就是一個聽取民意、照顧人民利益的政府，而 忽略了民主政府產生的程序和三權分立原則的重要性。這也 難怪，因為這種對民主觀的特殊看法，普遍存在於中國大陸、 台灣和香港的華人社會中。8.7 教育程度與政治取向很少有人會懷疑教育程度與政治發展的正面關係及其對 政治參與所起的積極作用，我們的調查研究亦支持上述的看 法。很自然地，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公共事務和政治系統及其 輸入與輸出的認識較深。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對現政府的表現 亦多持批評態度。同時，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比較強調普及政治 參與：78.1%曾受大專或大學教育和57%曾受中學教育的被 訪者不同意或十分不同意“小市民不適宜參加政治活動”這説 法，但祇有28%没有受過教育和44.3%祇有小學教育程度的 被訪者不同意上述説法。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受過較高教育的澳門人，與教育程度 低的人相比,相對來説没有這麽傳統:超過三分二的祇受過小 學或完全没有受過教育的被訪者同意“政府所做的事都是為 市民好，所以我們應該服從政府”，但祇有三分一受過大學教 育和五成完成中學教育的被訪者同意上述説法。不同教育程143

度同時影響到一個人對别人“容忍”的態度。教育程度低的人 傾向於息事寧人的傳統美德，教育程度高的則祇接受有限度 的容忍。同樣值得重視的是不同教育程度的澳門華人所共有的政 治取向。譬如，超過三分二不同教育程度的澳人都同意一個 “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而且，同樣比例的澳門人，不 論教育程度，都同意一個人“對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應該據理 力爭”。很明顯，我們的調查結果強烈顯示，西方的民主思想已 經植根在澳門每一階層的市民中。傳統的，對權威政治祇會順 從的政治文化心態已大大減弱了。8.8 結 語澳門華人的政治文化並不是一種純粹的“地域型”、“臣屬 型”或“參與型”的政治文化。它是三種不同文化類型的混合 品，並且混合了傳統的中國政治文化與現代西方民主政治文 化的要素。它接近阿爾蒙德和弗巴所説的“公民文化”的要求。 澳門的大衆政治文化還保留着傳統的“臣屬型”政治文化心 態,但同時具備對政治積極參與的取向。不足之處，是對西方 民主政制不可或缺的民主程序和三權分立、制衡的原則認識 不夠，缺乏應有的重視。不過,澳門的政治文化還在轉變中，尚 未正式定型。可以預見，在未來的一、二十年之間，如加強對澳 門學生及成人的公民教育,灌輸正確的民主概念，上述的不足 與缺陷是不難填補的。我們的調查研究明顯顯示出：澳門的華 人社會，已經具備有適當的民主土壤，祇要有適當的政治氣 候，民主就可以在澳門植根生長。四分之三世紀之前，魯迅先生在他的不朽名著《阿Q正144

傳》中，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國民性的“看客心理”和“奴才心 理”的劣根性。自此以後，中國人民包括居住在中國大陸、台 灣、香港和澳門的炎黃子孫，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民主思 潮的衝擊。可能由於處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尤其是市場、 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民主思想首先在台灣和香港發展 起來，中國大陸則起步較慢。相對，澳門的民主發展步伐是介 乎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澳門的華人已經不再是政治上的“看 客”或對權威的崇拜者。很多澳門華人親自參與政治，對公共 事務有獨立的看法。所謂中國國民劣根性不可改變的説法，根 本站不住腳。事實上，澳門華人，與他們在中國大陸、台灣和香 港的同胞一樣，正從一個傳統的權威政治文化,過渡到一個現 代的、帶有中國特色的民主文化。註釋① 見Lau Siu-kai and Kuan Hsin —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8,p.70.②同上③ 見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19.④ Lucian W. Pye, 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Ann Arbor ：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p. 32.⑤ 閔琦《中國政治文化一民主政治難產的社會心理因素》，昆明雲南人民岀版社， 1989年，頁 194。⑥同上，頁191。145

附件一:澳門華人政治文化調查問卷1.請問你有冇經常睇報紙，電視或者係聽電台嘅新聞報導?口1.每天都有口 2.經常有口 3.間中有口 4.甚少口 5.無意見你有冇聽過：（若有聽過，問：）咁你清唔清楚呢件事？（再問：）咁你關唔關心呢件事？研究院1. 2. 3. 4. 5. 6.有冇 唔 唔聽聽 清清 關關過過 楚楚 心心2. 澳門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將於今年完成 □ □ □ □ □ □3. 澳門政府計劃設立反貪污機構 □ □ □ □ □ □4. 中文正式成為澳門法定語言 □ □ □ □ □ □5. 垃圾處理決定交由私營公司負責 □ □ □ □ □ □6. 澳門立法會通過新選舉法 □ □ □ □ □ □7. 澳門政府決定在東亞大學設立科學 □ □ □ □ □ □8 .有聽過事件數目：.......146

9 .你在邊度聽到關於呢啲事件嘅情況?口 1.家庭成員口 2.親友、同事口 3.大衆傳媒（報紙、電視、電台）口4.社團口 5.政府部門口 6.多方面口 7.其他（請注明）...... .口 8.不知道/冇意見你知唔知道： 1.對 2.錯 3.不知道/冇意見10.新任澳督係邊個？（韋奇立） □ □ □11.立法會有幾多個直選議員？（八個） □ □ □12.登記做澳門選民要有乜嘶資格？ （18歲，住滿3年） □ □ □13.購買經濟房屋要在澳門住滿 幾多年先有資格？（5年）口 □ □14.現任澳門立法會主席係邊個？（宋玉生） □ □ □15 .答對數目_______16 .你有冇經常同屋企人或者朋友等討論有關政府事務?口 1.經常有口 2.間中有口 3.很少口4.從不147

口 5.無意見17 .你認為政府做嘅嘴對你日常生活有冇關係或者影響?口 1.很大關係□ 2.有關係口 3.關係不大/很少口4.毫無關係口 5.不知道/冇意見18 .如果某一樣政府政策嚴重損害到你嘅利益，你會唔會採 取行動去提出反對？口 1.一定會…：口 2.多數會…;一問19.->19.你會採取甚麽行動呢？（可選多口 3.或者會…1口 4.多數不會口 5.一定不會口 6.不知道/無意見項）口 1.找政府部門投訴口 2.找議員幫手口 3.寫信、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傳 媒口 4.找團體幫手口 5.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行 動口 6.其他（請註明）.....口 7.不知道/無意見20.如果你有事掃澳門政府部門幫手，你覺得有關部門會唔 會認真幫你解決問題？口 1. 肯定會口 2.多數會口 3.或者會/視乎情況而定148

口 4.多數不會口 5.肯定不會口 6.不知道/無意見你以前有没有試過： 1. 2. 3.有 冇 不記得/無意見21.向澳門政府部門投訴 □ □ □22.搵議員幫手 □ □23.寫信、致電去報紙、電台等傳媒 □ □ □24.搵社團幫手 □ □ □25.請願、遊行、示威、靜坐等（註明事件）…… □ □ □26.其他（請註明）…… □ □ □27 .你覺得你有冇能力去影響澳門政府嘅決策? ,口1.肯定有口 2.有口 3.間中有口 4.很少口 5.完全無你對澳門政府嘅…滿唔滿意呢?28 .施政或者政策口29 .工作效率口30 .公務人員工作態度口1.非常滿意2滿意3 .一般4 .不滿意5 .非常不滿6 .不知道/無意見31 .你相唔相信澳門政府有誠意搞好澳門？149

口1.非常相信□ 2相信口 3.不相信口 4.非常不相信口 5.不知道/無意見47.澳門過去有唔少市議會、立法會選舉，你覺得呢啲選舉有你會唔會對感到自豪或者驕傲？ 1. 2. 3.會不會不知道/無意見32.澳門嘅社會福利制度 □ □ □33.澳門嘅政治制度 □ □ □34.身為澳門人 □ □ □35.澳門嘅經濟發展情況 □ □ □36.澳門嘅言論同出版自由 □ □ □37.澳門嘅治安情況 □ □ □38.身為中國人 □ □ □39.澳門嘅司法制度 □ □ □你在澳門有冇加入過下列呢一類團體？ 1. 2. 3.有 無 不記得40.居民組織、街坊會等 □ □ □41.宗親會等 □ □ □42.工會、商會、專業團體等 □ □ □43.獅子會、扶輪社等 □ □ □44.民生關注組織、政治團體等 □ □ □45.文化團體等 □ □ □46.其他（請註明）________ □ □ □150

冇意義？口 1. 很大意義口 2.有意義口 3.無甚意義/意義不大口 4.毫無意義口 5.不知道/無意見48 .你有冇登記做選民呢？口 1.有------間49.……〉49.你有冇在以往嘅澳門選舉投過票？口 2.無 口1.有口 3.不記得 口2.無口 3.不記得50 .你認為點樣先算係一個民主政府？（可選多項）口 1.聽取民意、照顧市民利益口 2.按三權分立原則組成口 3.政府由人民選出來口4.按法律辦事口 5.人民有言論自由口 6.廉潔公正口 7.行政效率高口 8.其他（請註明）________口 9.不知道/無意見151

你同唔同意下列嘅講法:51 .政府係唔係民主唔緊要，祇要能夠改 善市民生活質素就係好政府。52 .小市民唔適宜參加政治活動。53 .澳門政府官員都好盡忠職守。54 .澳門社會上做事，好容易被人利用。55 .從事政治係高尚嘅工作。56 .澳門而家嘅政治制度唔理想，應該 要進行改革。57 .參與政治係改善生活質素嘅途徑。58 .好市民有義務在選舉中投票。59 .民選政府比非民選政府更能夠照顧 市民利益。60 .對於自己認為啱嘅嘢，應該據理力 爭。61 .搞政治好危險。62 .多數澳門人都係誠實可靠同埋可以 信任嘅。63 .向政府表達對公共事務嘅意見係市 民嘅責任。64 .凡事唔好同人爭，能忍則忍。65 .政府所做嘅都係為我地好，所以我1. 2. 3. 4. 5.十十 分分 不 不 無同 同 同 同 意意 意 意 意 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

地應該服從政府。66 .請問你今年大概幾歲？□ 1.18-19□ 2.20-29□ 3.30-39□ 4.40-49□ 5.50-59口 6.60以上67 .你在澳門住咗幾多年？口 1.澳門出世及長大口 2.5年以下□ 3.5-10 年□ 4.10 — 20 年□ 5.20年以上68 .你讀書讀到乜嘢程度？口 1.未受教育/幼稚園口 2.私塾/小學口3.小學畢業口 4.中一至中四口 5.中學畢業口 6.大專或以上69 .請問你做乜嘢職業?行業70 .你每月收入大概有幾多？口 1.無收入口 2.2,000或以下職位153

口 3.2,000 以上至 4,000□4.4,000 以上至 6,000口 5.6,000 以上至 8,000□6.8,000 以上至 10,000口 7.10,000 以上71 .你有幾多兄弟姐妹（包括自己在內）？（若獨子、獨女、填1）________72 .你排行第幾？□ 1.大仔、大女口 2.最小口 3.中間口 4.不適用（獨子、獨女）73 .你結咗婚未？□ 1.已婚 ）口 2.離婚…7問108.-> 108.咁你有幾多仔女?------口 3.喪偶一 一口 4.未婚74 .性别口 1.男口 2.女75 .好多謝你接受我地嘅訪問，我地希望遲啲再訪問你，同你 比較深入啲討論同澳門有關嘅問題，唔知可唔可以？ 口 1. 願意（若被訪者願意，記下姓氏及電話）………… 口 2.不願意154

附件二:澳門立法會選舉投票調查問卷1.請問你有冇在9月20號舉行嘅立法會選舉投票?□ 1.冇 口2.有2a.你點解唔去投票呢？（可選多項）□ 1. 冇時間、唔得閒口 2.冇興趣口 3.唔認識口 4.冇滿意候選人口 5.投咗都冇用□ 6.其他（請註明）______口 7.不知道/冇意見3.咁你以前有冇去過投票？口 1.有口 2.冇 口 3.唔記得 2b.你點解會去投票呢？（可選多項）□ 1.受親友影響□ 2.受宣傳影響口 3.盡公民責任、義務、權利口 4.支持政制發展口 5.支持某一候選人口 6.希望某些政策得到推行□ 7.其他（請註明）________口 8.不知道/冇意見4 .咁你記唔記得在乜嘢選舉投票?口 1.立法會口 2.市議會口 3.不知道口 4.唔記得155

5 .你知唔知道今次立法會選舉有邊幾組候選人？（請記 下）......□ 1.全錯/不知道口 2.知一組口 3.知二組到三組口 4.知四組到五組口 5.知六組到八組口 6.全對（九組）6.咁你透過乜嘢途徑去認識呢啲候選人？口 1.電台、電視、報紙、雜誌口 2.傳單、海報、橫額、家訪口 3.論壇、座談會、諮詢會口 4.朋友介紹口 5.其他（請註明）________口 6.没有透過任何途徑去認識候選人7.咁你知唔知道邊個候選人當選？（請記下）________口 1.全錯/不知道口 2.知一個口 3.知兩個到三個口 4.知四個到七個口 5.全對（八個）（有投票者）-->8.咁你投票選嗰組候選人有冇當選？ 口1.有 口2.冇 口3.不知道.156

9.你點解會投票選佢呢？（可選多項）口 1. 背景好（有學識、專業人士） 口2.個人表現好（做得嘢、有熱誠、形象 好）口 3.過往政績好口 4.政綱好口 5.認識候選人口 6.其他人介紹、口碑好口 7.其他（請註明）....... . 口8.冇特别原因/不知道10 .你覺得呢類選舉有冇意義？口 1.很有意義口2.有意義口3.意義不大口4.毫無意義口5.不知道/冇意見11 .咁你以後仲會唔會去投票呢？口 1.肯定會口 2.可能會口 3.不知道/到時至算口4.多數不會□ 5.肯定不會12 .請問你今年幾歲?□ 1.18-19□ 2.20-29157

□ 3.30-39□ 4.40-49□ 5.50-59口 6.60以上13 .你在澳門住咗幾多年？口1. 澳門岀世及長大□ 2.5年以下口 3.5—10 年□ 4.10-20 年口 5.20年以上14 .請問你讀書讀到乜嘢程度？口 1.未受教育/幼稚園口 2.私塾/小學□ 3.中一至中三口 4.高中至預科口 5.大専或以上15 .請問你做乜嘶職業？□行業…_____ 職位___________16 .你每月大概有幾多收入？口 1. 冇收入口 2.2000 以下□ 3.2000-3999□ 4.4000-5999□ 5.6000-7999□ 6.8000-9999158

□ 7.10000 以上17.性别口 1.男口 2.女完:多謝合作159

編後語澳門是一個以華人爲主的社會,沒有華人的勤苦耐勞和 聰明智慧，澳門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可思議的。了解和認識他 們，對于我們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因爲一個以理性和客 觀爲基本原則的社會，是建立在對自身的深刻認識和反省的 基礎之上的，這種認識和反省，有助于一種開放、寬容和理解 的氛圍的營造。這種氛圍在東西文化交匯的澳門尤其顯得必 要和重要。余振敎授和他的同事的努力,正爲這樣一種認識和反省 提供了可能性的選擇。對于澳門華人社會政治取向的硏究，這 本放在讀者面前的著作還是第一部。余振敎授使用美國著名 學者阿爾蒙德和弗巴的硏究模式，試圖揭示出澳門華人深層 心理結構中的文化內涵,幷希望指出這種文化內涵如何有力 地影響着他們對待社會、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態度和行爲。對于 喜歡搜奇探秘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會使他們失望。這裏只有一 個嚴肅的學者以平實樸素的語言進行的叙述和描繪,沒有刻 意求新的立論和銳意惊人的發現,而只是忠實地摹寫着事實。 但是，它所展示的內容無疑會引起關心澳門的現實和未來的 人們的興趣，在閱讀的過程中，會加深其對澳門的了解，消除 不全面的看法和誤會。如果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滿意了。吕平義一九九三年十二月160

吳志良主編澳門論叢澳門華人政治文化作 者：余振、劉伯龍、吳德榮執行編輯：呂平義助理編輯：姚翠玲出 版：澳門基金會扉頁題耑：馬萬祺封面設計：李耀彬排 版：廣東省江門市江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印 刷：澳門嘉華印刷公司定 價：澳門幣40元

澳門論叢主編：吳志良 執行編輯：呂平義•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 澳門縱談• 澳門與澳門基本法• 澳門經濟四百年• 澳門經濟述評• 澳門的視野• 過渡期的澳門• 中外學者論澳門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