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祥徽著澳門基金會出版语言与沟通

程祥徽著澳門基金會出版一九九五年二月语言与沟通

沙漠與綠洲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承，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吳志良一九九四年八月

研究語言的目的在於應用—代序張志公我有一種看法，任何一門科學，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人文科學，研究它的終極目的都在於應用。我們常常把一門科學為基礎知識基礎理論科學和與之相應的應用科學。例如基礎知識基礎理論科學裡面有一門物理學中的力學，另一端有一門應用科學建築學，講蓋房子、架橋等等，這兩端是不是互不相干呢？不是，關係非常密切。祇不過它們不容易直接聯繫起來，要有一座把這兩頭掛起鉤來。材料力學就是這樣一門橋樑性的科學。它用力學的那些原理來研究各種與蓋房子有關的材料，研究它們與力學有關的各個方面。語言學也有同樣的情况，它有基礎知識基礎理論需要研究，例如語音學、詞彙學、語法學，以至於帶有多科性的修辭學。在語言學基礎知識基礎理論和語言應用之間，也應該有並且可能有一些樑性的學科。就目前我們做到的來說，有幾種交叉性的學科，例如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等等。在語言應用這一方面，社會語言學是相當突出的一門。語言本來就是一種社會活動，自然同社會密切相關，從而和社會學發生密切的關係，於是產生了社會語言學這樣一門交叉性學科。程祥徽教授著述甚豐，而新近的這一本《語言與溝通》恰恰是一本以社會語言學為基礎的實用性很高的著作。不僅他論述青海語言和澳門語言的情况很明顯地屬诊社會語言學的性質，就連他的語言風格學的論著事實上也帶有社會語言學的色彩。所謂風格，我們注意得比較多的是寫作的風格，事實上風格涉區分橋樑橋—

及的方面是很廣的。一個人說話有說話的風格，有的是平實坦率，有的是娓娓動人，這些都是風格。實際上，做人也有做人的風格，單用性格脾氣之類的話來說是不夠的。例如有人打籃球，時間祇剩兩秒鐘了，自己一方還落後於對方二十分，而他還是像剛開始比賽時那樣猛打猛拼，不到最後鑼響決不認輸。有的就不是，離終場還有三分鐘，落後於對方十來分，他就泄氣了，拼不起來了。這就是兩種很不相同的風格。一個人工作起來也同樣顯示出各種不同的風格。同是作領導的有不同的風格，無論是行政領導、廠礦領導、企業領導都會有不同的風格，而這種不同的風格對他所從事的事業往往會有或大或小的影響，甚至於會影響到事業的成敗。風格總是在社會活動之中，尤其是和別人打交道之中才能更充分地顯示出來。所以，我們中國有一句古話“文如其人”，法語也說Lastylec”estL'Homme（風格即其人）。歷來研究風格的不多，而研究者往往多半祇注意文章的風格，對於文章的風格又往往祇注意到用詞煉句修辭比喻諸如此類，至多從整體上注意一下它是樸實的，還是華麗的；是粗放的，還是細膩的，諸如此類，很少通過文章這種書面語言來認識到作者多方面的風格。程祥徽教授研究風格就相當全面，這樣系統全面地論述風格，因為我讀書不多，不敢說這是第一部，不過，我所見是不多的。總之，這部書對語言的運用是大有幫助的。程祥徽教授本人也是以致用為目的來寫作的，這一點我非常讚賞，因此就以這篇短文將它推薦給語言學界的同好者，即以代序。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目錄研究語言的目的在於應用（代序）⋯⋯⋯⋯⋯⋯⋯張志公Ⅰ語言與溝通⋯⋯⋯⋯⋯⋯⋯⋯⋯⋯⋯⋯⋯⋯⋯⋯⋯⋯⋯⋯⋯⋯1語言編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7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22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35語言·言語·方言·共同語⋯⋯⋯⋯⋯⋯⋯⋯⋯⋯⋯⋯⋯⋯⋯⋯39藍青官語與普通話⋯⋯⋯⋯⋯⋯⋯⋯⋯⋯⋯⋯⋯⋯⋯⋯⋯⋯48談談澳門人學習普通話⋯⋯⋯⋯⋯⋯⋯⋯⋯⋯⋯⋯⋯⋯⋯55澳門賭文化帶來的語言現象⋯⋯⋯⋯⋯⋯⋯⋯⋯⋯⋯⋯⋯⋯60青海口語語法散論⋯⋯⋯⋯⋯⋯⋯⋯⋯⋯⋯⋯⋯⋯⋯⋯⋯⋯65評清末切音字運動⋯⋯⋯⋯⋯⋯⋯⋯⋯⋯⋯⋯⋯⋯⋯⋯⋯⋯81語法學的民族性和實用性⋯⋯⋯⋯⋯⋯⋯⋯⋯⋯⋯⋯⋯⋯⋯87語法研究的一條新徑⋯⋯⋯⋯⋯⋯⋯⋯⋯⋯⋯⋯⋯⋯⋯⋯⋯91風格編風格的要義與切分⋯⋯⋯⋯⋯⋯⋯⋯⋯⋯⋯⋯⋯⋯⋯⋯⋯⋯94語體先行⋯⋯⋯⋯⋯⋯⋯⋯⋯⋯⋯⋯⋯⋯⋯⋯⋯⋯⋯⋯⋯⋯109附：馬克平《“語言”和“言語”釋義》⋯⋯⋯⋯⋯⋯⋯⋯⋯⋯⋯113現代漢語風格章⋯⋯⋯⋯⋯⋯⋯⋯⋯⋯⋯⋯⋯⋯⋯⋯⋯⋯⋯118

孔子的言語觀⋯⋯⋯⋯⋯⋯⋯⋯⋯⋯⋯⋯⋯⋯⋯⋯⋯⋯⋯⋯138孟子的言語觀⋯⋯⋯⋯⋯⋯⋯⋯⋯⋯⋯⋯⋯⋯⋯⋯⋯⋯⋯143風格學與對外漢語教學⋯⋯⋯⋯⋯⋯⋯⋯⋯⋯⋯⋯⋯⋯⋯⋯157社會語言學與語義學⋯⋯⋯⋯⋯⋯⋯⋯⋯⋯⋯⋯⋯⋯⋯⋯162寫作編寫作和寫作學⋯⋯⋯⋯⋯⋯⋯⋯⋯⋯⋯⋯⋯⋯⋯⋯⋯⋯⋯⋯166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171序《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181國語與中文寫作⋯⋯⋯⋯⋯⋯⋯⋯⋯⋯⋯⋯⋯⋯⋯⋯⋯⋯⋯183作文水準如何提高⋯⋯⋯⋯⋯⋯⋯⋯⋯⋯⋯⋯⋯⋯⋯⋯⋯⋯187序《每日一詞》⋯⋯⋯⋯⋯⋯⋯⋯⋯⋯⋯⋯⋯⋯⋯⋯⋯⋯⋯⋯190序《地名修辭學》⋯⋯⋯⋯⋯⋯⋯⋯⋯⋯⋯⋯⋯⋯⋯⋯⋯⋯⋯192在中國寫作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上致詞⋯⋯⋯⋯⋯⋯⋯⋯⋯194古代詩歌的格律源流⋯⋯⋯⋯⋯⋯⋯⋯⋯⋯⋯⋯⋯⋯⋯⋯⋯196詠詩韻改革兼賀全球漢詩詩友聯盟澳門年會並序⋯⋯⋯⋯⋯204後記⋯⋯⋯⋯⋯⋯⋯⋯⋯⋯⋯⋯⋯⋯⋯⋯⋯⋯⋯⋯⋯⋯⋯206

語言與溝通語言用來溝通，溝通需用語言。這個簡單的道理盡人皆知，不必求證。然而細想一層就會發現，語言與溝通都會受到許許多多的干擾和制約，呈現出紛雜或豐富的狀態。不研究這種種情形，語言便不可能在溝通中發揮最大的作用，溝通也不可能收到最好的效果。就語言來說，它的基本形式是以聲音為媒介，在發話人與受話人之間形成溝通的渠道。以聲音為媒介的原始形態是口語，聲音有多種變通的形式，例如哨聲、笛聲、警報、鐘鳴、號角聲、敲門聲、擊掌聲、⋯⋯在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口語有多種代用品，例如留聲機、收音機、錄音機，以及walkman、“快譯通”、⋯⋯口語之外，語言還可以用圖形和色彩作代表，通過目治的手段架起溝通的橋樑。最著名的表音圖形乃是文字，純粹的表義圖形也有一些，例如“禁止吸煙”的圖形和十字路口的紅綠燈信號。但這種表義方式祇可作為表達的輔助方法，不可能充當溝通中的主要手段。這裡說的是僅就單一的語言運用而言。在多方言或多語言的社會，必有“標準語”和“官方語言”的問題提出來。最明顯的例子產生在中國。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雖然各民族的語言地位平等，然而在外交事務上僅以漢語為代表，聯合國用的中國語言便是漢語，而漢語有大大小小數以百計的方言，方言與方言之間又公推一種各方言區的人群都可接受的“共同語”或“標準語”。這種標準語乃是一種模式，所有學漢語共同語的人都得向它靠攏，爭取達到模式所規定的境界。我們常常有一個疑問：為甚麼有些外國人說的普通話比中國人還要好？因為這些外國人是以漢族共同語的模式為規範的，正如有些中國人說的英語比有些英國人還要好的道理是一樣的，因為外國人是揀倫敦南部的英語來學，不是學

它的方言俚語。因此，一個先進國家或地區都要做一項科學性很強的工作：語言計劃（languageplanning）。一九九二年三月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召開的“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便是語言計劃的一次嘗試。國家語委學術刊物《語言文字應用》載文指出：“一九九二年年末，由澳門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學術研討會執行主席程祥徽先生主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出版的《澳門語言論集》問世。這是一本洋洋五十萬言、裝幀精美的論文集，它翔實地反映了那次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成果，為廣大的讀者提供了有關澳門語言文字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珍貴資料，並為‘科學、適用、穩妥、動態’地制訂澳門的語言計劃鋪設了路基。”（一九九四年第二期《一項引人注目的語言計劃——讀〈澳門語言論集〉札記》，畢謹暢）澳門語言計劃的重點無疑歷史地落在中葡兩種官方語言的課題上。許多人愛用“雙語”這個詞指稱兩種官方語言。“雙語”以及由“雙語”引出的“雙語制”、“雙語人才”、“雙語培訓”等詞滿天飛，彷彿在兩種官方語言的事情上已經下足了工夫，實際上距離官方地位（這裡指中文）還遠着哩！“這裡指中文”，是說現在尚不是高談兩種官方語言地位平等的時候，事實上兩種語文的不平等現象已經延續了一百多年，現時是要中文急起直追，爭取在尚餘五年多的過渡期內登上官方語言的寶座。沒有中文的官方地位，所謂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澳人治澳、一國兩制，都將變作空話，因為到了政權交接的日子還不能用中文延續以往的管琿體制和以往的行政運作，那就會出現行政機關內部的斷層，就得放棄原有的程式而另起爐灶，或者借用大陸的社會制度與管理方法。因此，葡方也好，中方也好，澳門人從自身利益出發考慮問題也好，凡是希望實行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人都不要再玩“雙語”的術語遊戲了，而應切實樹立起中文的官方地位。雙官方語言政策要雙語人去執行，而雙語隊伍要通過雙語培

訓建立起來，這個三段論式的推理看似合乎邏輯，實際上它的前提是值得商討的。雙官方語言的政策固然要雙語人執行，但並不是唯雙語人方能執行雙語政策。加拿大總理不一定要兼通英、法兩語，新加坡總統也未必個個都懂英、華、馬來和泰米爾四語，澳門總督不懂中文照樣可以出任語言狀况關注委員會主席，主持每一次會議，制訂落實雙官方語言政策的措施。即使是在雙語社會，雙語人的數量都是有限的。執行雙語政策的人要善用有限的雙語人力資源，將他們分配在恰當的崗位上充分展現他們的才華。這個意見筆者曾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澳門日報》上發表過，詳見《澳門雙語問題的隨想》第三節“澳門雙語人”（錄入本書改題為《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歷史的經驗證實，一百多年以來澳門實行單一官方語言的政策，並未以市民掌握那種官方語言為前提；現在實行雙官方語言政策應比以往實行單官方語言政策更加容易見效，因為其中一種官方語言是九成以上市民的母語，這九成以上的居民無須着力於自己母語的學習。因此，政府大可減少培訓語文人才的費用，轉而培訓翻譯的精英分子。澳門過渡期最迫切需要的不是那些祇會說幾句第二語言的人，而是法律翻譯、立法、司法、法庭事務與行政事務方面的單語精英與翻譯精英。“雙語”是語言學上的一個術語。它有“個人雙語”（bilinguality）和“社會雙語”（bilingualism）之分；“雙語人”（bilingual）也有類型之別。有一類雙語人是混合雙語人，這類人具有雙母語的特徵，用甲語思維與用乙語思維都是一樣的，他們面對不同的對象或處於不同的場合可以隨意採用兩種語言中的一種，有時甚至兩語混雜而不自覺。雙語人的雙語能力是在社會環境中自幼習得的，例如土生葡人就是在澳門的社會生活中歷史地形成的。在澳門實行中葡雙官方語言的今天，應當有效發揮雙語人溝通兩種語言的作用。另一類雙語人是通過接受深入的、正規的教育學會並掌握了一門外國語的人，這類人的兩種語言各有適用的範圍。港澳兩地

一些專業人士的語言狀况即如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粵語，在從事業務工作時運用外語，因為他們的業務知識是以外語學到的。這種“雙語”在語言學上另有名詞表述，叫做diglossia.diglossia中的“高語”用於正式場合，多半表現為書面語形式；另一種“低語”用於口頭交談。例如華籍律師在法庭上運用葡語，回到家裡則用粵語。葡語對他而言是高語，粵語則是低語。一個北方人上澳門電視的粵語節目接受訪問須用粵語，粵語就是他的高語，北方話則屬低語。高低之分並不指語言的優劣，祇是“與正式性（formality）程度相對應”。（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語言與語言學詞典》中譯本，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一）一些學校的教師為甚麼祇會用外語授專業課呢？就是因為他們的高語是外語，要他轉換成中文講授還得重新學過。然而他們與學生在課堂以外的交流卻是外語能力所不能負荷的。港澳英文中學的悲劇就在師生不能用英語交流心得，老師的英文水平祇夠上專業課，而且顛來倒去就是那幾個專業詞句，很難作深入淺出的講解；學生的英文水平更加不夠應付專業課以外的交流。他們是腦袋和嘴巴分開的“支離人”。人們心目中的“雙語人”其實大多數是在母語之外學過另一種語言，他們祇不過具有diglossia的能力而已。一個母語為粵語的人會說幾句英語或葡語算不算是雙語人呢？當然不算，所謂母語，是思維過程中使用的語言。絕大多數具有兩種或多種語言的人以母語為思維工具，當一種外語傳來，他就將外語迅即翻譯為母語而加以理解；當需要以外語傳遞信息時，他也是在腦子裡儘快將母語譯成外語傳遞出去。一個初來澳門的大陸遊客到商場購物，很自然地將澳門幣的標價折合成人民幣，然後決定是否購買。一個人的母語與外語的關係就像大陸遊客手中的人民幣與澳門幣。這祇不過是個比喻而已，任何高明的比喻都不能完全吻合事物的本質；我們還是直截分析語言現象：澳門人聽、說普通話是先在腦子裡將普通話轉換成為廣州話接受過來，又在腦子裡將廣州話翻譯為普

通話傳遞出去——他始終是以廣州話為語言的本體。時下風行於報刊演說中的“雙語人才”一詞指的就是這種學得另一種語言的人。因此所謂“雙語培訓”不如改為翻譯人員的培訓更切實際，因為“會兩種語言的人未必天生就是翻譯人員（包括筆譯和口譯），因為兩種語言間變換（switching）的技巧必須分別學習和掌握”。（同上引）翻譯人員的培訓應當根據政府行政運作與法律事務的切實需要納入語言計劃中。在澳門這座袖珍的城市中，語言計劃的制訂是比較容易達致精確的程度的。例如以葡文制訂的有關澳門的法律文本共有多少？需要譯為中文的多少份？已譯多少？尚餘多少？如何按輕重緩急排出時間表？需要多少翻譯人員？又如法庭的運作，截至政權交接之日需要幾名雙語法官？需要多少開庭時的即時傳譯員和閉庭後的書面翻譯人員？自身培訓能否跟上工作的需要？能不能向外借聘？借聘的人數與年限如何釐定？⋯⋯語言計劃的目標是系統地解決某一言語社團的交際問題，它要在研究語言或方言的基礎上制訂選擇並使用語言的可行政策。（參閱戴維·克里斯特爾主編《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中譯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語言計劃力求使語言在溝通中發揮最大的效力。溝通是在一個一個的交際場合中展開的，買菜和賣菜組成溝通，教師講課與學生聽課構成溝通，學術研討會上報告人與聽眾之間也形成溝通，還有國際上外交辯論、文藝舞臺上人物之間以及節目與觀眾之間，⋯⋯都存在着溝通的關係。場合不同，格調或氣氛也就不同。語言的使用要切合各種不同的交際場合的氣氛，幫助溝通使命的完成。大排檔的餐桌上做不成大金額的買賣，高爾夫球場才是溝通感情、成交大筆生意的去處，場合（或環境）對於人際間的溝通竟是如此重要。語言風格學便是語言扮演溝通角色時所形成的語言學的一個分科，它研究語言在被具體運用的時候因受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的制約而構成的特殊的氣氛或格調。

現代傳播廣泛使用“傳意”（communication）一詞，澳門大學設有中文傳意專業和英語傳意課程。它的意思強調在“傳播”與“傳達”。當然，“傳”出去了總希望“播”開去並且“達”於對方，進而形成交流。然而是否真正“達”了，那就要動用社會學的手段，例如通過社會調查（電視臺的收視率、報刊的銷售量、讀者聽眾的專訪⋯⋯）來檢驗。然後處理傳播過程中的干擾，不斷修正傳播者的意思，使傳受兩極形成共識。我們根據漢語詞彙的特定含義採用“溝通”一詞，正是想強調語言在交際中的雙向或呼應關係。深入理解“溝通”的雙向特點以及它對語言的依賴，將有助我們正確地制訂語言計劃和語言政策，並將它們付諸實施。我這本論文集的書名也是由此而來的。我在澳門大學任教十四個年頭了，授課之餘所從事的研究和發表過的文章主要是在語言的社會作用與語言風格的理論這兩個方面，“語言與溝通”乃是我專業興趣與學習心得的主題。環繞這個主題所作的研究才僅僅開始，希望能與志同道合者一起把它寫成鴻篇巨著，因為這是學科交給我們的使命！一九九四年九月

澳門中文官方地位的提出與實現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澳門各報報導如下消息：在里斯本舉行的中葡兩國外長會議達成了對澳門重要的協議，即中文從現時開始成為官方語言，中方亦同意在一九九九年後葡文的官方地位。嗣後，各報又報導一九九一年底之前，政府將宣佈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措施，實現第一階段的中文合法化。這一安排無疑是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因為宣佈中文的官方地位是一回事，拿出措施來付諸實現又是一回事。香港六十年代末期即已規定中英文同是法定語文，但是時至今日，打官司還是多用英文，絕少中文。可見要使中文事實上成為官方語言，重要的是拿出措施來！此刻，南灣紅房子裡也許正在密鑼緊鼓地製作方案，澳門街的小民們也不妨在議事亭前論語說文，官民合作，共同把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事辦好。一基本法是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立論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列有三條條文可作為討論問題的依據：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二章第十二條）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第一章第五條）其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第一章第九條）綜合三處條文內容，不難得出結論：處理澳門的語文問題，製訂本地區的語文政策，都必須看到特區與中央之間具有“同”與

“異”兩種關係。倘着眼於澳門是一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別行政區，則應在“同”的方面多作考慮；倘着眼於澳門實行的是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制度，即“一國兩制”，而且五十年不變，則應多留意“異”的地方。既不可以不加區別地一切與內地取同，也不可強調特殊性而一切與內地相異。祇有對問題作切合實際的探討，才能製訂出正確的政策措施。在官方語言與民間語言、書面語與口頭語、普通話與粵方言、繁體字與簡化字等關係的處理上，都應貫穿可同則同、須異則異的原則。二官方語言是政府、法庭和公務使用的語言據《LongmanDictionaryofAppliedLinguistics》（1985）和《英漢教學語言學詞典》（一九八八）所載，官方語言（officiallanguage）是“政府、法庭和公務上使用的語言”。“在多語制國家，可能會有不止一種官方語言”，例如新加坡共和國有四種官方語言：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澳門官方語言的狀况又是怎樣的呢？四百年前，澳門是單一的漢語社會，後因葡萄牙人的逐步佔領，葡文便逐步變成官方語言。這種官方語言由政權力量推行，當然將會隨政權的轉移而改變原來的地位。直到八十年代初，甚至連電報局供居民塡寫的電報紙也都祇有葡文而無中文，足見澳門是以葡文為官方語言的。在民間，中文的流通最廣，英文次之，葡語再次，此外還有緬甸、印尼、柬埔寨、泰國、菲律賓、越南、老撾、法、日、朝鮮等語。現在的局面是中文開始取得官方地位，在澳門實行中葡雙語政策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澳門仍然是中文葡文並行的雙語社會，特別行政區政府將實行與之相應的中葡雙語政策。在澳門實行雙官方語言政策有其現實的和歷史的原因。特區

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故特區的官方語言要與中央的官方語言一致，這不僅便於地方與中央的溝通，而且還體現地方主權的所屬。澳門特區的語言政策應有別於中國境內的少族民族地區。在中國境內，不同的民族語言可以與漢語並用，取得官方語言的地位，而漢語之下的不同方言卻不能在官方語言的地位問題上與民族共同語普通話平起平坐或並駕齊驅。確立以普通話為標準的中文的官方地位，正體現中央對澳門的領轄關係；而葡文在澳門依然具有官方地位，則是鑑於葡萄牙人來到澳門長達四百年之久以及今天葡裔佔澳門人口約百分之二即一萬人左右。澳門現今的法律文件均以葡文寫成，即使將它們全部譯作中文，其葡文的影響依然存在，這種影響會延伸到一九九九年以後若干年。土生葡人是葡、中雙語人，其中有中國血統的土生葡人甚至在雙語之間分不清主次。他們的語言具有“混合雙語”的某些特徵。①但他們之中能通書面中文的人可謂鳳毛麟角。這些葡裔在今後一段較長時間內需要以葡文作為與政府溝通的工具。因此，葡文作為澳門官方語言將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現象。目前，澳門仍然祇有葡文才是事實上的官方語言，但政府為中文取得官方地位作了一些準備，最明顯的例子是立法會已有即時傳譯，政府高層帶傳譯員參加群眾聚會，政府的不少文件有了中文譯本，甚至採取葡中聯璧的形式，至於十年前單出葡文的電報紙也早已出現了中文對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成立法律翻譯辦公室，並毅然將它提升到司級層次，加強翻譯力量，有計劃、有步驟地翻譯澳門法律和葡國法律。然而能不能說中文業已取得了官方地位？答案應是否定的，因為譯文與原文的關係是以原文為有效文本，當譯文與原文出現矛盾，必以原文為準；除非譯文得到立法通過，具有與原文同等的效力。即使譯文爭取到與原文同等的效力也還不夠，要等到中葡雙語同時立法之時，中文的官方地位才算實現。目前的法律文件的中譯祇能視作中文取得對法定語文的翻譯

權而已，談不上中文本身已經取得官方地位。三官方地位的中文是中國的國語即普通話官方語言（officiallanguage）是與國語（nationallanguage）、標準語（standardvariety，standarddialect，standardlanguage，standard）的概念聯繫在一起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府都會指定一種語言為全國通用的語言，這種全國通用的語言便是國語。國語給一個國家內部的其他語言或方言提供共同遵循的標準或規範，用於政府行政、立法和其他事務上。因此，國語也就是官方語言，同時也是合乎規範的標準語。蘇聯大百科全書“漢語”條載：“漢語——漢族人民的民族語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語。”然而漢語的方言繁多，彼此間的差別很大，漢語方言間的差異比歐洲一些語言之間的差異還要嚴重。但是，超方言的漢民族共同語早已歷史地形成，那就是取得全中國人民心理認同並有憲法明文規定的普通話。例如不同方言區的人相遇，彼此不會遷就對方的方言，而會不約而同地運用普通話，這就是心理的認同。普通話是中國的國語，也是中國的官方語言。也巧也不巧，中國官方語言的別名就叫“官話”。它不僅在全中國範圍內通用，而且也是中印半島、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太平洋諸島和北美洲太平洋沿岸諸城市的華人社會的主要語言，還是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之一。一提到普通話，不少港澳人便會“聽而生畏”，因為早有這樣的流傳：天不怕，地不怕，祇怕廣東人講官話。未來澳門特區人的普通話水平能適應官方語言的要求嗎？依筆者看來，休說未來，即使今日，港澳識字人的普通話水平已敷運用了。這是因為，現代先進民族的語言有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口頭語是語言的粗糙形式，

書面語是語言的加工形式。口頭語稱言，書面語稱文。言是文的基礎，沒有言，絕不會有文；文是言的加工，是言的高級形態。正是這高級形態的書面語擔當着官方語言的角色。書面語具備以下特徵：（1）用於新聞傳播媒介和文學作品；（2）在詞典和語法書中有詳細的描寫；（3）在學校裡對本國人作國語來講授，對外國人則作為規範的標準語來講授，而不以方言教外國人（外國人要求學方言則例外，如香港的英國官員和澳門的葡國官員要求學粵語）。在應用語言學上，具備這三個特徵的書面語稱作標準語。前引兩部詞典認為：“一個國家雖然祇有一個標準語，但不同地區的發音也有些變異。例如英國標準語雖然是全國性的，但在蘇格蘭、威爾士和英格蘭南部的發音並不完全一致。”漢語也有類似的情形。漢語同樣存在着具備上述三特徵的語言變體。這種變體或稱標準語，或稱規範語，或稱文學語言（此處“文學語言”是語言學術語，指經過加工的民族共同語），其實就是港澳人所稱“語體文”。澳門的識字人，即使是小學生，全都熟悉這種語言的變體，而且在他們的筆下，這種語言的變體是他們表達思想感情的唯一的工具，他們駕馭語體文的能力要比他們寫方言文章的能力強。澳門的新聞傳播媒介和文學作品用這種語體文寫成（趣味性的“新聞故事”或“方言文學”例外），澳門學校的中文教材（包括語文、史地及自然科學）用這種語體文編寫而成，即使是方言字典也以語體文解說字義詞義。這樣看來，官方地位的中文不過是港澳人早已熟悉並須臾不曾停用過的現代語體文罷了。對於口頭上運用粵方言而筆頭上運用語體文的澳門人說來，官方地位的中文早已不是甚麼陌生之物了。四解開方言與共同語纏繞在一起的情意結口頭上運用粵方言，筆頭上書寫語體文，在家裡得說家鄉話

（要知道中國是個稱道“鄉音無改鬢毛衰”的國度），在學校和專業範圍內則要學習和運用外國語文。一種外語還不夠，現在的最低要求是做三語人（trilingual）。多語言多方言的環境與要求加重了港澳人的語言負擔，但也給港澳人提供了發揮潛能的機會，因為作縱向的比較（即一個國家的現在與過去相比），社會現代化的水平恰與語言多元化的程度成正比。今天的紐約竟是同時並存一百多種語言的城市：家中說英語者佔全市居民的百分之三十七，以下依次為西班牙語、意大利語，而華語與法語並列。語言多，說明種族多。弄得好是“種族大熔爐”，弄不好就會變成令人生畏的“烤箱”。在美國，來自語言障礙的困擾相當嚴重，英語欠佳者有低人一等的感覺，而且事實上也影響了在美國人圈子裡競爭的能力。②港澳社會也有語言障礙的困擾，而且還有漢語方言障礙的困擾。即使到了現在，不諳英語者可為香港政府高官嗎？不懂葡語的人有幾個進入了澳門政府高層？甚至移居到港澳的北方老鄉倘不會粵語，也難避免無可奈何的甚至人為的不便。無怪乎來到澳門的北方人、上海人、福建人、客家人以及其他方言區的人幾乎無一不在努力學習粵方言。人人愛自己的方言，因為自己的方言最能表情達意，最易運用自如。自己的方言是思維時運用的語言，一個人不唸出聲音地點數兒所用的語言就是自己的方言。方言母語又是感情的紐帶，當我們在異國遇到說漢語的人或者在異鄉遇到說家鄉話的人，彼此的距離一下子就會拉近；倘相逢者是同鄉同鎮同村，那更會相待如親人。粵方言在港澳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亦如此。筆者不是廣東人，但對粵語卻情有獨鍾，因為粵語所呈現的語言現象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它的語音直接承繼中古漢語的語音系統，業師王力先生曾通俗地指出：“廣韻廣韻，廣州話的韻。”《廣韻》是一部記載唐宋時代語音系統的書，廣州話卻保留着那個時期的韻母和聲調面貌；倘再配上吳語、湘語和閩語的聲母，則我們大體可以感受到李

白、杜甫等詩仙詩聖們吟誦詩篇的聲音！而從詞彙方面考察，粵方言與壯語有很深的淵源，因此有人認為粵語不是漢語之下的方言，而是與漢語平行的語言。這些由粵方言引出的話題很值得深究。在方言與共同語的關係處理上，正確的政策應是積極推行全民通用的共同語，同時並不排拒方言的存在，也不人為地遏止方言的發展。然而語言走向融合將是語言發展的必然趨勢。科技的發展使地球變小，不同地區間的距離拉得很近，對共同語的要求也就日漸強烈。首先將是各語言內部的方言差別逐漸縮小，標準語的功能日益擴大；同時，國際交際語的問題，未來世界統一語言的問題也將展開預測與規劃。在語言發展的大氣候下，我們要恰如其份地擺正方言與官方語言的地位。香港大學陳耀南教授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得好：“身為廣東人，我們深深體會而且熱愛港式粵語的靈活、豐富、傳神、生動，而時時夾雜了粵語的香港報紙也讓我們感到親切、過癮，但作為整個社會的精神食糧和語文教材，我們中文報紙的文字水準就大大不夠了。”③陳教授的演說替我們解開了方言與共同語纏繞在一起的情意結。臺灣也有相似的經驗。一九九一年九月號《突破》雜誌有一篇題為《臺人講臺語》的小品。文中有“臺籍人士紛紛抗議國民黨政府規定國語為國家語言；強調要本地化就應教育民眾講臺語（即閩南語）”的議論，並且通過作品人物的口吻說：“以前不學臺灣話，小心現在被人排斥喔！”弄得當事人無所適從，抱怨地說：“在國外，對人說自己是臺灣人，得加上說明是臺灣的外省人，因我不會說臺灣話。在中國大陸人面前，說自己是湖南人，但他們說我不是湖南人，是臺灣人，而在臺灣人前，他們又說我是外省人，不承認我是臺灣人。到底我是哪裡人呢？”我想，臺灣的故事不會在澳門發生。

五推廣普通話有利於中文官方地位的實現在澳門推廣普通話，目的之一是幫助寫文章的人寫比較標準一些的書面語或語體文，亦即作為官方語言的中文。曾任香港政府高級翻譯職位、現任香港《明報》督印人的鄭仰平先生認為：“我總覺得香港應該推廣普通話，主要不是要求說得很好（其實北方人也不見得就說得好），而是幫助我們寫的中文。要學校完全用普通話教學，當然不切實際。可是，在全世界語文普遍下降的時代，在香港這種寫的和說的不同的地方，影響會更嚴重。”方言就不能用來寫文章？“當然，用廣東方言來寫文章不是不可以。中國也有很多地方方言的小說。可是這祇能是例外，否則，其他地方的中國人怎麼能看懂我們的文字？”結論是：“學好普通話，肯定會對我們寫的白話（案即語體文）有幫助。”④鄭先生在這裡談的是口頭語同書面語的關係問題，認為口頭語對書面語有很大的影響；口頭語學得好，肯定對書面語的寫作有幫助。其實，港澳地區所說“推廣普通話”、“學好普通話”主要是指口頭形式的普通話，因為書面形式的普通話就是白話文或語體文，這是凡識字人都已經熟悉了的。學習口頭普通話無非是要讓書面普通話的寫作更上層樓，減少因不諳口語而誤以方言取代共同語的機會。所以鄭先生說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寫的中文”，使“寫的和說的”能夠比較接近一些，以便使其他地方的中國人“能看懂我們的文字”。口頭普通話的推廣，其重點工作在語音。普通話的語音以北京音為標準。標準的北京語音是經過規範的北京音；或稱北京的文學語言的語音。北京的電臺播音員的語音可被認為活的標本。方言區的人學普通話，最難學到的正是這種北京音。（北方人學廣東話，最難學到的是它的韻母和聲調。）對有些人來說，標準的北京音可能永遠是一個可望不可即的模式。但是模式的存在和向模式

的追求卻十分必要。筆者認為：“民族共同語都要有明確統一的標準。例如標準英語的發音是以受過教育的人說的英國南部的語音為基礎的。這種發音被認為是一種實用的規範，並且通常推薦給外國人作為學習發音的模式。‘標準英語’祇是一種理想，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實現，絕大多數人說的不是標準英語而是‘可被接受的英語’。漢語有同樣的情形：純正的漢民族共同語並非所有的人都能掌握，絕大多數人說的是向標準語靠攏的‘藍青官話’。純正的境界很難達到，但是標準不可以廢棄，否則就會造成語言的混亂與使用的困難，甚至各地‘可被接受的共同語’或附着不同方言色彩的‘藍青官話’又有可能分裂為不同的方言。”⑤澳門過渡期內和未來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後，都可以以藍青官話作為掌握普通話的過渡階段，不要輕視或嘲笑藍青官話。近年來，中國語言學界有人提出“地方普通話”的術語，⑥深化了過渡語問題的討論。當然，“不同方言區的人初學普通話時極易代入各自方言的特有成分，使普通話在不同方言區附着該方言的特色。這種‘代入’和‘附着’都帶有普遍性和類型性。”⑦然而筆者覺得，“地方普通話”一語容易造成過渡語定型化的後果，導致方言區的人在奔向普通話的途程中停步，滿足於“地方普通話”的水平。它有點像美國某些大學設立的“副學士學位”，既非本科學位，又非大專文憑，而修讀者取得這種學位卻可以不思深造了。倘不設此“學位”呢，修讀者必需進取，倘若停步，則任何閃光的銜頭都得不到。“藍青官話”一語在詞面上已經表明是指不固定的過渡性的語言形態，毋須再造“地方普通話”術語。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先生在國語唱片的片頭上準確而幽默地說：你別笑我藍青，我也不怕難為情，經過了藍青，自然會變得純正。⑧這，才是港澳人學習普通話的正確途徑。

六設立本地區的標準中文工作委員會官方語言應當是標準語。官方地位的中文到哪裡去找標準？標準的語音已經找到了，那就是如前節所述經過加工的北京語音。餘下的還要替詞彙、語法找標準，而這兩方面的標準在書面語中要比語音標準重要得多。一九五五年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定義明確地指出了普通話的語音、語法標準；至於詞彙標準，當是“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所謂“基礎”可作兩方面的解釋：一方面可指北方話的詞彙並不全部進入普通話，另一方面又指北方話詞彙以外的詞語可以適當進入普通話詞庫。詞彙標準最為靈活，也最難把握。但是有一點似可肯定，即港澳人寫作語體文（也就是運用官方地位的中文）最需留意的是粵方言的無意代入，即寫作的人自以為是普通話，實際上卻是自己的家鄉話。港澳許多著名作家在這方面受到的困擾很大，讀者幾乎每天都可以從報章專欄作家的作品中找到例證。請看一位著名女作家的文句：（1）比如在美國或英國，一本暢銷書已可讓作家小腳搖搖的過世。（一九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明報）（2）一哭驚人，既長氣又大聲。（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明報）（3）巴黎不流行大型百貨公司的，⋯⋯不過，巴黎那兩間百貨公司是鄰居來的，甚麼都有得賣，我們去了Lafayette。（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明報）這裡的第（1）、（2）句有詞彙上的問題。“小腳搖搖”可能想用來代換粵方言的“nganngan腳”吧；“過世”則是粵方言“過一世”的縮寫，而“過世”在語體文中卻作“去世”或“死亡”解，例如“父母相繼過世”。（《古今漢語實用詞典》）“小腳搖搖的過世”是不是語體文的“翹起二郎腿過一輩子”？第（2）句的“長氣”不消說，是個地

道的粵方言詞。至於第（3）句卻是語法問題：“巴黎不流行大型百貨公司的”，這句末“的”字實際上是粵方言的“嘅”；“巴黎那兩間百貨公司是鄰居來的”，這“來的”完全多餘，是粵方言“■嘅”的轉寫；“我們去了哪裡”，這“了”字分明就是粵方言的“咗”字，普通話“去了”的後面是很少帶賓語的。鑒於粵方言與規範的語體文之間存在大量難以分辨的語言現象，澳門政府可以參考新加坡的做法，邀集語文專家組成“標準華語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專責研究本地區中文規範的問題。根據新加坡經驗，此項工作應以詞彙為重點。新加坡教育部所設“標準華語委員會”下就有“詞彙小組委員會”，負責搜集、整理各類詞彙，提出規範意見上呈有關當局，經審議後發佈，以便全國統一遵行。例如社會通行着update這個新詞（港澳粵語的“打簿”，中國大陸尚無這個詞，因為大陸銀行尚無此項業務），在新加坡華語中該用哪個詞轉換為好呢？詞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紹昌先生提出若干方案：打存折、打賬目、訂賬、訂正存折、打賬、核賬、等等。經琢磨，覺得“打賬”與“打仗”完全同音，故不取“打賬”；“核賬”又跟“合葬”發音相近，也不加考慮；最後他建議用一個“白”一點的字眼：打折子。⑨此外，新加坡《聯合報》也在華語詞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高級新聞評審兼輔導汪惠迪先生居功至偉。他們的經驗也很值得澳門有關部門借鑑。他們的工作項目之一是收集不同華語地區的同義詞加以統計，通常以使用頻率最高者為規範。例如：殘疾（中國大陸）——殘（香港）——殘障（臺灣）——殘疾、殘障、殘缺、傷殘（新加坡。第一個為使用頻率最高者）。⑩詞彙的審議當然不止上述譯詞、平行成分的選擇這兩項，此外還有方言詞語、外來詞語、文言詞語等問題。詞彙之外更有語法、文字、應用中文的行文、款式、風格等等。對這些內容不集合專家作專業的研究是很難得出科學的結論的。澳門中文的命運則是處

於自生自滅之中，甚至連一個外國領袖的譯名也得不到一致的寫法。在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今天，設立專責機構研究中文問題已是迫在眉睫了。七方塊漢字的使用可以“繁簡由之”中國文字的繁簡之爭不外三個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因和學術原因。現在，這些原因都不怎麼突出了，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可以使用相同的簡化字，政治制度相同的國家或地區未必使用相同的漢字。現在誰也不問拼音漢字的前景，漢語拼音字母祇是用作普通話的注音工具。至於學術上的爭論，相信會長期延續下去，特別是對每一個字的簡化方法即簡化成甚麼樣子，那將更難取得共識。例如“國”字裡面簡作“玉”？簡作“王”？或者簡到甚麼都沒有，祇剩下一個大框框？或者還有其他的簡化辦法？那是最難求得統一的。儘管莫衷一是，但已不在整體性的簡化問題上爭論不休了。借一句時髦的話來說：大方向解決了，剩下的祇是技術性問題。中國文字的大方向是甚麼？是繁簡二體的並存已成事實，而簡化字在中國大陸、世界華人社會以及聯合國公務中行用，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今天還作漢字應不應該簡化的討論實在是太過時了，就好像孩子已經生了下來還要討論該不該出生一樣。我們今天所能做的是以現實主義的態度環顧四周，然後因應環境的需要而採取適當的應對方法。如同港澳是一座在普通話（華語、國語）的包圍中的粵語孤島一樣，港澳（還有臺灣）是在簡化字（新馬稱簡體字）包圍中的繁體字山頭。事實上，港澳手寫的簡體大行其道，其數量相當可觀，例如酒樓餐館裡的菜牌，少不了“炒双尤”（雙魷）、“米反”（飯），“反”後還有“○×”（檸茶）以助消化。報章上的印刷體也潛伏着不少簡體，例如“牛仔衭”、“台証”、“原庄献映”等

等。其實，漢字不斷簡化是漢字發展的主流。繁化現象雖也不乏例證，但不居主流地位。祇要從總體上比較一下秦始皇時代的小篆與先秦六國的古文，比較一下今日的繁體與秦時小篆，就可以一眼看出漢字發展的簡化大勢。今日激烈反對簡化的人有幾個不在自己的手筆中也會留下簡化字的字蹟？有幾個沒有讀過用簡化字排印的書籍？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是為人類的相互交往溝通服務的。現代漢字分化為繁簡兩種形式，分別在不同的地區通行。繁簡兩體之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兩者同屬一種文字系統，本來就是一種字，祇是其中一些筆劃簡化了。已識繁體的人祇需稍加留意就會掌握簡體，祇識簡體的人再學繁體則較困難，但也能很快無師自通。從中國大陸轉學來到港澳的中小學生本來祇會簡體，他們不是在繁體字的海洋中很快就掌握了繁體？有誰一本正經地專門進修過繁體字？使用簡體的人需要用繁體，例如閱讀古籍，欣賞字畫；運用繁體的人需要用簡體，例如閱讀內地書報，與內地作公私交往。更重要的是簡化字地區的人與繁體字地區的人同族同宗，千絲萬縷，絲絲不斷。羅湖橋上和拱北關口，多少人把繁體字連同電視機一起揹往大陸，多少人將簡化字連同旅遊證件一起運來港澳！誰能割斷繁簡二體之間的交流？同時有甚麼必要將繁簡二體劃分得一清二楚？從行政的層面來看，澳門未來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下的特區，特區與中央的文字溝通恐怕須臾不可或缺，而中央政府以簡化字制成的文件不會遷就特區而改為繁體，倒不如特區為適應中央而改為簡體。這是指行政層面的用字。在民間，港澳臺畢竟是繁體字基地，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區保留繁體亦無不可。這麼大一個中國，留一兩處通行繁體，其實是借以保留漢字傳統，正如澳門在特區政府治下承認葡文的官方地位恰好對單一的漢語作出補充一樣。港澳及海內外關心漢字前途的人正在提供方案、採取措施，希望圓滿解決繁簡二體之間的問題。中國內地有提“識繁寫

簡”的；海外有提“繁簡合流”的；香港《語文建設通訊》雜誌採取“繁簡兼容”的做法，即按來稿書寫的字體排字；美國一些學校則要求學生能認讀繁簡兩種字體、能寫其中一種字體；筆者於一九八三年提出“繁簡由之”的主張。■筆者以為，港澳用字人能認讀繁簡兩體是必要的，書寫方面能寫純正的繁體或純正的簡體都好，寫繁摻簡或寫簡摻繁亦無不可。漢字的國度尚且可以實行一國兩制，而且五十年不變，漢字本身為何不可以實行一字兩體，而且長期並存！繁簡並存將是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字現象，急於統一祇會欲速則不達，祇好讓這種文字現象在歷史的大潮中最終淘出真金來。注①程祥徽、劉羨冰《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載《中國語文》一九九一年第一期。②香港中通社文章《語言障礙的困擾》載澳門《大眾報》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一日。③載《語文建設通訊（香港）》一九九零年五月第二十八期。④《白話》載香港《明報》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⑤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⑥參看姚仲椿《應該開展對“地方普通話”的研究》載北京《語文建設》一九八九年第三期；陳亞川《“地方普通話”的性質特徵及其他》載《世界漢語教學》一九九一年第一期。⑦程祥徽、田小琳《現代漢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八九年。⑧參看拙文《藍青官話與普通話》載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五年五月號總第二三三期。⑨盧紹昌《華語論集（續集）》新加坡國立大學華語研究中心一九九零年。⑩汪惠迪《新加坡華語詞匯的特點》載《語文建設通訊（香港）》一九九零年十二月第二十二期。■程祥徽《繁簡由之》（增訂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一九九一年；參看成

言《一本學習漢字的好書——評〈繁簡由之〉兼談漢字研究》載《澳門日報》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八日、九月一日。一九九一年九月補記本文寫成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並頒佈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令，並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在澳門《政府公報》上刊登，終於完成了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言的立法程序。21

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兼評CHINGLISH前言本文以澳門地區漢、葡、英三語流通的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運用調查、統計、分析和比較的方法，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角度，尋找這一特殊地區的三種語言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以及融合創新的客觀規律，劃分在三語交流過程中借用音譯詞語的正常與混亂的界限，從而指出引導澳門地區中文健康發展的路向。調查範圍包括：東亞大學師生日常口語、大學生書面作業、商訓夜中學學生口語（其中以該校土生葡人公務員中文班學生的口語為重點），以及澳門地區個別兼通漢、葡雙語的葡籍知識分子所使用的粵語。同一詞語，要見於書面或在口頭上出現三次以上方被引為例證，否則不作普遍的語言現象論。一澳門三語流通的現狀澳門是漢、葡、英三語流通的社會。漢語在華人和土生葡人中流通，是澳門民間的主要交際工具。葡語是從葡國派來的官員們的日常語言，當然也為土生葡人掌握；華人加入政府公務員行列要以達到一定水平的葡語為前提（近十年來這項標準略有改變），在行政事務中如遇對方使用葡語，華人公務員一般要能以葡語應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澳門政府的官方語文是葡文，書面的葡文比口頭的葡語重要得多。過渡期內，中文將逐步取得官方地位，並於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官方語文。①英語用於金融、現代科技、國際貿易、大學教育等方面，是溝通現代業務與聯繫世界的重要工具。英語在澳門社會與學校教育中的地位與被運用的人數比例令人感到驚奇。葡國教育學家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教授說：“在澳門，英文教學的重要性值得考慮，在一個以中文為主要語言，葡國行政管理的地區，英文卻佔有特殊的地位，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與葡文學校相比，英文學校無論哪一個程度的人數總是領先，而且學生人數隨着年級的升高而增加”。②澳門計劃發展成國際化城市，③英語的應用勢必進一步加強。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觀點看問題，三語流通，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勢難避免，而且根本毋須避免。問題祇是要分辨影響來自正面還是負面，以便在語言學的理論指導下因勢利導地將語言的發展引向健康的道路。二漢語對澳門的影響漢語對澳門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它是澳門所有華人的母語。文化傳統深厚的語言都有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澳門漢語的書面形式是現代語體文。所謂現代語體文就是書面的普通話，它是使用不同的漢語方言的人共通的交際工具。澳門所有的中文出版物（包括書籍、報刊以及澳門政府文件的中譯本）全都使用現代語體文。為數少之又少的小型文章故意以粵方言寫成具有“方言文學”的色彩，對現代語體文沒有任何衝擊力。澳門漢語的口頭形式是漢語的粵方言，它與廣州話、香港話共屬一個系統，尤其與香港粵語接近，祇是個別詞語與個別聲調的變調略有差別。④澳門漢語除粵語外還有閩方言（包括福建話、潮汕話）、吳方言（上海話）以及其他方言。普通話是現代漢民族的共同語，在澳門有比較大的實用價值。它是中國大陸來澳公幹的幹部（除廣東籍以外）使用

的語言，又是操閩、吳等方言的新移民來澳初期在學會粵語之前所用的語言。新移民一旦掌握了粵語，普通話就會棄而不用，因為粵語是澳門本地人的身分標誌，不會運用粵語則被視為外來者，被本地人戲稱為[lou?ur?]——不純正的普通話“老兄”。（北方男性彼此的尊稱。）漢語的母語地位還得到許多土生葡人實際上的認同。土生葡人大多有華人血統，家庭使用葡、漢雙語。他們所用的漢語是澳門粵語，而且主要表現為口語形式；能運用漢語書面語的土生葡人可謂“鳳毛麟角”。土生葡人所說的口頭粵語往往混雜着葡語成分，而他們所說的葡語又往往受到粵語的影響。葡語和漢語之間、土生葡人所用的粵語與華人所用的粵語之間又有不同形式的影響或滲透。推廣漢族標準語的工作不曾間斷。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國北方南下的民眾帶來普通話，打破澳門單一粵語的局面，而他們中間的文化人普及救亡歌曲，亦使普通話得以推廣。澳門商訓夜中學因應時代與社會需要，早於一九四七年創設國語班。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夜，澳門愛國青年組成“語運合唱團”（全稱“國語運動合唱團”），以文藝形式推廣普通話。建國以後，普通話在澳門更有長足的發展，許多機構（例如歸僑總會、青年牧民中心等等）或個人紛紛開辦普通話班，業餘培訓澳門人士和外籍人士。商訓夜中學更設普通話師資班，解決教學中師資不足的問題。本文作者之一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零年主持澳門電憂“普通人普通話”節目。長期以來，澳門以葡語為教學語言的“葡文學校”嚐試教葡籍學生學漢語，曾經分別用粵語和普通話編寫漢語教材，其中普通話教材按普通話注音，對學生的發音提出要求。此項工作造就的葡籍漢學家亦非絕無僅有。例如曾任華務局長的葡人CarlosAugustoRochaD'Assump??o（宋玉生）於一八九三年編寫（普通話）中文課本，供葡人學習，是本澳出版的

第一本漢語教材：《OESTUDODALINGUASINICA》（MacauTyprophiaCommercial）。又例如漢學家LuisGonzagaGomes（高美士，一九零七至一九七六）先後在殷王子中學，郵政、電報和電話機構教授葡人學漢語，自編講義以及葡語粵語常用生詞句子對照表，並編粵葡字典。（他還教授中國人學葡文。）⑤八十年代中，澳門政府將公務員學習漢語、中文列入工作項目與提升職位的標準之一。除對華籍公務員進行普通話教育之外，還特別重視葡籍人士的漢語口語（包括普通話和粵語）訓練與中文書面語的學習。目前澳門政府華務司、行政暨公職司開設的此類班級數以十計。這些語言班級既有華籍學員，又有葡籍學員；既學口頭語，又學書面語。由於作出這些努力，漢語對澳門的影響越來越大，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亦將成為不可爭議的事實。三葡語對澳門的影響澳門人口中，華人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佔絕大多數。但是由於四百多年的中、葡兩國人民共處，更由於中、葡人士的通婚，誕生了下一代土生葡人，葡語對澳門也有相當的影響。這表現在：1.葡語詞彙自然進入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中。葡語的folga（休息，不當值）就是一例。“今日我folga”（今天我休息）通行於街頭巷尾。有趣的是，葡語folga與粵語的“放假”發音近似，詞義亦近似，於是葡語的folga好像成了粵語“放假”的同義詞而被運用。土生葡人常將folga放在嘴邊，澳門華人的口語也使用這個借詞。葡語tudo（全部、所有）也是先進入土生葡人所說的粵語，繼而進入華人所用的粵語：“全家人tudo出晒街”（一家人全都上街了）在土生葡人與華人的口語中都可以聽到。2.語言最直接的影響與最容易覺察到的現象是音譯詞語。對粵語而言，folga、tudo都是音譯借詞。澳門華人口語中的[nun

dir?]（沒有）、falar（說葡語）也都是音譯借詞。[nundi?]是葡語的n?otem，falar是葡語的“講話”。“你會falar？”意思是“你會說葡語嗎？”“荷包n?otem”意思是“沒錢了”，都已融入粵語，在土生葡人和澳門華人老居民中通行。3.語言之間比較深一層的影響是詞語結構方式的模擬。土生葡人以“擺名”代替“報名”就是一例。“擺名”是葡語p?ronome的直譯，意思是“把名字擺放上去”。在通俗的環境中，這個詞語也可以表示“報名”；雖然葡語有比較正規的inscrever-se與inscri??o（這才是比較正規的“報名”），但土生葡人在口語中棄正規的詞語不用而採用通俗的“擺名”。這種現象當然是與語言風格的要求有關：日常交際語體須以通俗的詞語營造親切、隨和的言語氣氛，而公文程式語體、科學論證語體則須選用書面化或典雅的詞語。⑥“過班”⑦的構詞性質亦相仿。土生葡人口語中的“過班”就是傳統粵語的“升班”或普通話的“升級”。“過班”來源於葡語的passar（a/para），直譯為“通過了班級”，“通過了班級”不就是“過班”？土生葡人說粵語不僅有“過班”，而且有用“過班”構成的新詞，例如“過班紙”⑧——普通話的“成績單”、“成績表”或“成績通知書”。四葡漢兩語的相互影響在語法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葡漢兩語的相互滲透。例如葡語的“是”和“不是”的問式祇有“是嗎”（é？）與“不是嗎”（n?oé？）兩種類型，問“是”還是問“不是”視說話人的評估或意向而定：當估計答案的肯定成分居多就先肯定了，再問“不是嗎”；當預料答案的否定成分居多則叙述部分用否定再問“是嗎”。也就是說，葡語的肯定問式與否定問式祇有“é，n?oé？”與“N?oé，é？”兩種句型。這與英語的反意問句（disjunctivequestions）相當。（Itis，isn'tit？與Itisn't，isit？）葡國本土的葡語和英語一樣，沒有“是不是呢”的問

式，而“是不是呢”在澳門土生葡人的葡語中卻是常用的問式。那些葡國本土人來到澳門聽到“是不是呢”的問式甚覺詫異；在中國學成葡語的專家來澳亦有同樣的感受。⑨其實，“是不是呢”屬漢語句型，葡語的“是不是呢”（én?oé？）是澳門的特產，貼有“中式葡語”或“粵式葡語”的標籤。“行人情”一詞的出現，同樣反映出葡漢兩語相互影響的深化。澳門粵語原有“擇人情”一詞，意指僱員向僱主（如公務員向政府機構）請假，僱員擇（拿）了僱主的人情；土生葡人則仿照“擇人情”新創一個“行人情”。“行人情”是拿到人情之後行開了，意思是請假獲准之後暫時走離工作崗位。“山度士行緊人情”轉為普通話大意是“山度士請准長假走了”。土生葡人仿照“擇人情”創造了“行人情”，同時給葡語創造了andarlicen?a的表達方式。正像在傳統粵語中找不到“行人情”一樣，andar（走路）licen?a（同意）連用在葡國本土的葡語中也是不存在的。我們可稱“行人情”（還有前面的“擺名”、“過班”）為“葡式粵語”，而andarlicen?a呢？自然是“粵式葡語”無疑了。五澳門俚語的影響土生葡人所用的粵語無疑是澳門華人所用的粵語，但是個別詞語或語法成分有其特殊之處。這是不足為奇的。事實上一個村落，一所學校，一個群體，一個相同層面的人群，都有可能在語言成分上表現出獨特的地方；何况最初僅以葡語為母語的人群！“擺名”“過班”“行人情”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此外，澳門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還喜歡用“齁”（[hau]）而不用“咗”表示動作的完成。“齁”、“咗”都是表示動作完成的助詞，相當於形態語言的動詞後綴（suffix），它們的詞義是普通話的“了”。“咗”通行於穗、港、澳，“齁”是澳門北區望廈村的俚語。時至今日，土生葡人仍舊多用

“齁”而少用“咗”，例如“唱齁”、“去齁”、“做齁”、⋯⋯甚至還有齁咗連用的現象，如”唱齁咗”、“去齁咗”、“做齁咗”、⋯⋯這大約與葡人在澳門早期接觸到的方言俚語或居住地區有關，但也並不排除一種群體或某種社會集團有它特殊的語言標記。六英語對澳門的影響英語在澳門的使用雖有百多年歷史，但開始時使用的範圍非常狹小。後來由於其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影響，近代和現代漢語都吸納了不少英語的詞；澳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毗鄰香港的緣故，其流通的粵語所受英語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刻。澳門粵語中的英語借詞可分下列幾方面。1.西方新事物的音譯。例如stamp（仕擔、郵票）⑩、tyre（輪胎）、stick（手杖、柺杖）、jam（果醬）、bus（公共汽車）、taxi（計程車）、tie（領帶）、pan（平底鍋）、fuse（保險絲）、steam（蒸汽）⋯⋯這一類借詞雖有相應的漢語詞，而且漢語詞已在書面上有固定的寫法，但澳門粵語的口語仍採用音譯，這些音譯詞可被理解為具有方言色彩。2.音譯的外來詞在書寫形式上極力與意義扯上關係，儘量化音譯為意譯；或者按漢語構詞規則在音譯的詞面上添配漢語語素，使詞義更加明顯，使詞面更像漢語。例如pump（泵）■、tart（撻）■、tick（記號/）、card（咭片、卡片）■、shirt（恤衫）、cap（■帽）等。音譯的詞又可充當詞根再造新詞，如“水泵”、“泵房”，“蛋撻”、“”椰撻”，“生字咭”、“字母咭”、“打咭”、“派咭”，“短袖值”、“鱷魚恤”、“女裝恤衫”、⋯⋯3.有些詞語在無法意譯的情形下採取音譯，例如“梳化（沙發）”（有人譯作“彈簧椅”，行不通）、“邏輯”（有人譯作“論理學”等等，亦不被漢語社會接受）等等。在澳門粵語中，原封不動地運用

外來詞語的情形很多，特別是某些具有專業性質的詞語。例如在游泳比賽中“起跳”、“轉身”等漢語詞不常用，start、turning卻常掛於齒；籃球、足球、排球、網球、乒乓球等等賽事中都有一些專用的術語，澳門粵語大致都採用英語的用語，如walking、jumpball、handball、outside、lineball等等；電影行業用的camera，大學圈子裡的seminar，也都具有這類借詞的特點。八十年代以來，澳門由於經濟的起飛，與外間世界交往頻密，東亞大學的成立，海外學成歸來的青年增多以及毗鄰城市香港的影響，原來比較淳樸的澳門粵語逐漸洋化起來。在一部分人中，夾雜大量英語成分的粵語大行其道，而且它的勢頭簡直可用“方興未艾”來形容。例如：見面時一聲Hi算是打了招呼；分手時，ByeBye幾乎不被懷疑在用英語；O.K常常置於句末，讀作輕聲，好像是句尾的語氣助詞（例如“你不來，O.K，那麼我去”）；日常生活中已有的漢語常用詞也被英語取代，例如“購物”叫shopping，“小費”叫“貼士”（tips），“演出”叫“做show”，“尺寸”叫“■士”（size），“現金”叫cash，“午餐”叫lunch，“廁所”叫toilet，“複印”叫copy，“面試”或“見工”叫interview或簡稱in，“資歷”叫quali，“大學”叫U（university的簡稱，如“預科畢業了考不考U”）⋯⋯例子舉不勝舉。不僅單詞用英語，詞組和句子也夾雜大量的英語成分：“入我account（入我賬戶），“今日的job太多，又要開O.T（overtime），真係唔happy”，“apply這份job”，“這套衫好cheap，那套就hi（highclass）得多啦”，“我的sec（secretary）已經為我confirm了下一個appointment是在今日下午”，“落吧（bar）啤一啤（bear）”，⋯⋯例子也是舉不勝舉。你要聽歌嗎？那種夾雜著英語詞句的歌不會少，例如“love失落了心仍在，這份愛比血濃，⋯⋯我以你自豪，我願能對你流露oceandeep，⋯⋯”你要研究商品廣告嗎？“卡樂B熱浪，辣得有taste”夠你一陣琢磨的！（意思可能是：卡樂B是一種油炸馬鈴薯片的商標，熱浪是這種牌子的馬鈴薯片的一種

品種，帶有辣味，但它辣得有風味。）“文學反映現實”，於是大學生的作文也用這種夾雜大量英語成分的中文寫成：“在公司裡，若沒有accountingdepartment理財，secretary小姐打點文書，我們這班sales怎能在fullysupported之下爭取得更多的business.”七中葡英三語之間的影響在三語流通的澳門，語言間的影響是多邊的。本文作者之一曾經有過如下經歷：一位世伯母出生於廣東石岐（屬中山縣），抗日戰爭時移居澳門，在澳門期間將其女兒嫁給葡國人，後來世伯母又到美國住了多年，再回澳門，她的口語混雜多種語言成分。她在請客吃飯時對客人說：“tudo撼唪冷[?：ltu'g?da：]食晒佢！”tud。是葡語，“撼唪冷”是粵語“統統”，[?：ltu'g?da：]是帶石岐方音的英語altogether，“食晒佢”是粵語“吃完它”。['la：d?'p?n]是流行在澳門老居民和土生葡人中的一個口語常用詞，它附着三語混合的特有地方色彩。英語的pan（平底鍋）早於上個世紀已經引入粵語，後來還作為詞根構成“花籃pan（鐵皮水桶）、“飯pan（加蓋的、可提的飯盒）等新詞。在澳門，土生葡人像使用粵語的華人一樣運用pan這個英語借詞，卻又仿照“花籃pan”“飯pan”的結構方式造了一個新詞latapan['la：d?'pаen]，lata是葡語，pan是英語，latapan的詞義是“馬口鐵或鋅片製成的盛器”。葡語與英語結合，粵語在其中扮演了紅娘的角色。這些現象，都給社會語言學提出了研究的課題。依社會語言學的觀點，現代民族不再有甚麼“淨化”的語言了。在今時今日，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密，語言間的相互影響、語言成分的彼此吸收成為現代語言的共同特徵；而在非單一語言的社會，這種現象就更加突出。澳門即是一個多語交流的社會，也是開展社會語言學研究的理想園地。社會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學科，它以現實的、

發展的眼光看待語言交流中出現的新成分與新表達方式，透過語言的交流去考察民族的交往、社會的變遷，反對以“淨化”、“純正”為理由抹煞或排斥語言交流中產生的現象，甚至可以認為越是不純正的成分越有研究的價值。十年前，本文作者之一調查整理青海漢、藏雜處地區藏語影響漢語的情形，寫成《青海口語語法散論》載於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中國語文》；■後來有人以地道的青海省會西寧市方言為依據，批評《散論》中援引的語言材料不是純正的青海方言。批評者忘記了或者根本不懂得社會語言學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不純正的語言材料正可透露語言影響的痕跡，也正是社會語言學所要探討的問題。以“純正”批評“不純正”正如用純黃種人證明混血兒不是純黃種人一樣，是完全多餘的。此次舊話重提，無非是想說明社會語言學有它特定的研究對象、方法與目標。日本已故著名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郎曾以《散論》提供的材料充實“一種混雜的北方漢語”的結論，可見民族雜處地區的語言交流現象是研究民族歷史與語言歷史的有力憑據。■八英語對漢語的負面影響語言間的影響可從正負兩方面來考察。如果說上述影響正面的成分居多，那麼負面的影響亦同時存在。這主要是指本文第六節第三段所述八十年代港澳粵語夾雜英語詞語的情形。港澳社會這種大量夾雜英語成分的“漢語”被外國的有識之士戲稱為Chinglish（Chinese+English）.Chinglish旣非“洋涇浜”，也非“混合語”（克里奧耳語），更不屬人造的“世界語”類型。要說“洋化”的程度，“洋涇浜”是一種變了形的外語，例如“洋涇浜中文”是英語詞彙（祇用詞幹，不講形態變化）用中文語法構造的“語言”；Chinglish卻祇有英文詞語的夾雜，祇能稱之為不純正的漢語，操英語的人聽不懂它，知識層面以外的港澳華人也不能全都聽懂，說

它是個“怪胎”看來不算過份！至於“混合語”，那是“洋涇浜”向高層次的發展，是“洋涇浜”的升格，在特定的社會中可以充當共同語的角色；Chinglish當然就更加比不上了。“世界語”則是人造的“洋涇浜”，雖然它不能取代任何一種語言，但在印歐語言的世界中可以起到“國際輔助語”的作用；Chinglish更不能與它相提並論了。香港報章刊載夏威夷正在推行英語的純化的文章。“夏威夷的‘洋涇浜’英語既混合英語和土語，也加上日語、漢語等單詞。最要命的是它不合英語語法。”（香港《文匯報》“學壇感憶·三七二”，黃信今《“洋涇浜”中文》）夏威夷現在禁止這種“洋涇浜”英語進入課室。Chinglish是否也應效倣？語言的功能在於傳遞信息，交流思想。Chinglish不能充分發揮語言的功能，或者說祇能在極小的社會層面起交流的作用，那又何必不用凡中國人都聽得懂、凡學過中文的外國人也都聽得懂的正常的漢語呢？我們並不一概反對外來詞語的吸收。問題是Chinglish所借外來詞魚龍混雜：該借的固然借了，不該借的也大量借用。所謂該借的如現時瘋魔港澳的“卡拉OK“卡拉”是日文的力ラ，“OK”是英文的orchestra，“卡拉OK”意思大體包括電視機播放歌曲的伴奏，螢光屛映出畫面和歌詞字幕，參與者隨着伴奏和歌詞字幕引吭高歌。漢語找不出（至少暫時找不出）一個相應的詞語來意譯，祇有叫它“卡拉OK”。就像walkman一樣，大陸譯它作“耳筒機”，不大貼切，耳筒機有多種多樣，何以就是邊走邊聽的這一種？walkman是一邊走路一邊就可以用耳筒機收聽，現時臺灣將它譯作“隨身聽”，看來較“耳筒機”切實，但又不像名詞，真要定型，還得經過約定俗成的過程；港澳粵語現時祇有wglkman的音譯或音兼意譯，如“樂聞”。“樂聞”的粵音近似walkman。這個譯名的流通很不廣泛，港澳人直用英語原詞居多。所謂不該借的卻大量借用，是指棄漢語原有的常用詞甚至基本詞不用，而偏偏要借用外語的

詞彙，例如：“你do甚麼”，“我同他好friend”，“大樓有lift”，“有晒face”（丟盡面子），“miss咗左巴士就call我”（錯過了公共汽車就打電話給我）等等。我們給Chinglish的界定正是這種夾雜著不該借的借詞的不健康的漢語。九官方地位的中文應是健康的中文語言間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語言間的交流，最大量、最常見的是詞語的借用。據岑麒祥教授■考證：“廣東原始土著所操語言是跟壯語同一系屬的”。（《語言學學習與研究》第二二七頁，中州書畫社，一九八三）廣府話稱人為“佬”（例如大佬，細佬），稱“細想”為“惗”，稱“擲”為“掟”，稱“一塊”為“一■”⋯⋯都與壯語完全相同。港澳以其特殊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地位，大量吸收外語成分更是無可非議，而且港澳作為吸收外來成分的窗口與橋樑，其作用應予充分的肯定。港澳人與外籍人士接觸機會較多，特別是留學在外或與外籍人士共事，在業務方面經常使用外來詞語，一時找不到恰當的中譯，這也無可指責。要緊的是不要把借用外來詞語當作一種潮流去刻意追求，以炫耀自己的身價。結語澳門過渡期的三大任務之一是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而且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排在三大任務之首，沒有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根本談不上公務員的本地化、法律的中譯與本地化。但是作為官方語文的中文絕不應該是Chinglish式的中文，而應是一種既充分吸收外族語言的有用成分、又保持自身民族特色的中文。祇有這樣的中文才能負荷特區建設與發展的需要。

注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一九八七年。②引文載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澳門教育——對教育制度的探索》第二八頁，王偉譯，澳門政府版權。③澳門總督文禮治講話，載一九九零年六月九日《澳門日報》。④陽平調在香港話中有本調與變調之分，例如“澳門”“花園”“大樓”等詞中的第二字均由低降調變為高升調。澳門話陽平亦有變調，但遠不如香港話的多。因此僅憑陽平變調與否即可鑑定屬何地方言。⑤前者見澳門市政廳圖書館藏書，後者見澳門文化學會出版《LuisGonzagaGomes》（InstitutoCulturaldeMacauBibliotecaNacionalArguivoHistorico）一九八七年。⑥參閱本文作者之一程祥徽著《語言風格初探》第四四至四六頁，三聯書店香港分店，一九八五年。⑦澳門政府教育司、公職司的土生葡人官員均用“過班”、“過班紙”等詞。⑧同上。⑨例如王增揚先生，北京外國語學院葡文教研室主任，澳門東亞大學葡文翻譯中心負責人。⑩見古維傑《澳門畫集》第八三圖（攝於一九三零年）東方基金會出版。圖中有“代賣仕擔”字樣。■見《新英漢詞典》（ANewEnglish-ChineseDictionary）p.1070■港澳餐廳牌，隨處可見。■同■，p.1459.tick（記號/）、card（咭片、卡片）在字典上已無意譯，說明已完全融入粵語，不以它們為音譯詞了。■《中國語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學術刊物。■（日本）橋本萬太郎《北方漢語的結構發展》，載《語言研究》總四期，一九八三年，武昌。《語言研究》，大型學術性刊物，由中國工學院中唯一設有語言研究所的華中理工大學出版。■岑麒祥（一九零三至一九八九），中國著名語言學家，青年時代留學法國，學成歸國後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一九九零年七月（與劉羨冰合作）

雙語釋義與澳門雙語一雙語現象常常聽到有關“雙語制”的議論。“雙語”，指的是並行的兩種語言。個人具有兩種語言能力叫“個人雙語”，社會流通兩種語言叫“社會雙語”。語言學家用bilinguality和bilingualism指稱前者和後者。“雙語制”的“制”字如何解釋呢？是不是“私有制”的“制”或“雙軌制”的“制”呢？語言學著作中不大使用“雙語制”這個詞語，與“雙語制”相當的術語是“雙語現象”，英文的寫法是bilingualism，也就是“社會雙語”。雙語現象的形成有多種不同的原因：民族的遷徙可以造成雙語（或雙語現象），例如撒拉族由烏孜別克遷往青海省循化縣，與循化原有的語言構成雙語；民族間的交往或雜處更可以造成雙語；外族的入侵或長期佔領當然也是形成雙語的普遍原因。古代澳門是單一的漢語社會。四百年前忽然來了“西人”，他們帶來了葡萄牙語，於是地方上既有原先的漢語，又有後來登陸的葡萄牙語，分別在自己的社群中流通，雙語的現實代替了單語的歷史。一個地方居住着兩種人和流行着兩種話，人的溝通和語言的交往便都變成必然，尤其是兩種人結合而蔓延下來的後代，更將兩種語言集於一身，成為“雙語人”了。二雙語人雙語人，英文叫bilingual，他們是“個人雙語”的體現者。“個人雙語”在哪裡？在雙語人身上。簡單地說，雙語人就是擁有兩種語言工具的人，他們對兩種語言都能聽、說、讀、寫，當然雙語人之

間的這四項能力肯定不盡相同，而在同一人身上，四項能力也未必平衡。雙語人易為，也不易為。易為者，民族交往中自然形成的雙語人，他們的雙語能力是在無意之中就具備了；不易為者，有些人為了特定的目的（謀生、認同、興趣⋯⋯）而刻意追求。前者如具有中國血統的土生葡人，他們的雙語能力幾乎與生俱來；後者如經過刻苦追求而掌握了另一語言的人，例如翻譯從業人員。雙語人的雙語能力是有差別的。美國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Bloomfield）說：“如果學外語學得跟本地人一樣，同時又沒忘掉本族語，這就產生了雙語現象，即同時掌握兩種語言，熟練程度和本地人一樣。”（《語言論》）布氏界定的是高標準的雙語人；人們常說的“雙語人”不過是或多或少學過外語的人，他們的思維仍用母語，另一種語言祇作表達的工具而非思維的工具。科學地說，“學得”（languagelearning）外語的人祇不過具有“雙語”（diglossia）能力，而“習得”（languageacquisition）外語的人才算“雙語人”。雙語人以兩種語言為思維工具；diglossia所指的兩種語言分別適用於不同的場合。用於正式場合的叫“高標準語言”或“高級語體”，簡稱“高語”；用於非正式場合的叫“低標準語言”或“低級語體”，簡稱“低語”。高低不是優劣，而是就“正式性”（formality）的程度而言。三澳門雙語澳門的雙語主要是指葡中兩種語言。澳門人掌握兩種語言的情形可分四種類型：

上表不是語言水平的高低之分，而是掌握語文的特徵之別。根據特徵之別而訓練人才、錄用人才可收合理分配人力資源之效。例如A類人可多用於學術、科學研究以及高等教育方面；D類人可在電話接聽等大眾服務性行業大顯身手；B、C類人可據書寫能力從事文字性的翻譯工作。紙上談兵很容易，腳踏實地做起來不簡單。希望有關機構能從統計各類人的數量以及評估各項工作所需的人數做起。例如現在澳門法律翻譯了多少？尚賸若干？何時可以譯完？需要多少翻譯人員？⋯⋯香港律政司年前已經表示：該署已聘用外界人士協助法律翻譯工作，在香港二萬五千頁法例中，有半數已經完成，預期九五年前可全部竣工（《華僑日報》）社論，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日）。香港的做法值得參考。四雙語教育雙語教育表現為母語教育與第二語言教育。當前的潮流提倡母語教育。以往在香港被列為中文禁區的護士學校如今也用中文授課了。然而潮流祇是潮流，不能代替政策。學校教學語言以及第二語言教育應執行自由政策：澳門大學以英文為授課語言，並不

使用具有官方地位的葡語或中文（葡語中文用於專業課的教學）；而第二語言的選擇可以是日語、葡語或法語。祇有官方語言具有強制性，而官方語言（officiallanguage）是“政府、法庭和公務上使用的語言”，就是說，政府、法庭和公務必須使用官方語言，其他環境中則可用可不用。澳門教育界在“第二語言”的選擇問題上爭論了多年，有關部門、有關文件提出過對等選擇的方案（官校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私校則以葡語為第二語言），其實是有違民間（包括學校教育）語言學習的自由政策的。官校用甚麼語言為授課語言，又以甚麼語言為學生的第二語言，這完全是官校自己的事；私校的授課語言和學生要學的第二語言也應當由私校自己選擇。語言的選擇不是用行政方法便可成功的。三十至四十年代日本人強迫中國人學日語不見成效，八十至九十年代學習日語的中國青年卻趨之若騖。學與不學要從動機上考察：有出於功利的動機，學了它可以獲得經濟利益或提高個人的身價；有出於尋根的動機，學了它可以取得同種、同族、同鄉的認同。⋯⋯參詳上述資料，澳門學校的第二語言教育還應堅持對等原則嗎？一九九三年六月

語言·言語·方言·共同語語言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它在人類社會流通，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東西。現代語言學從功能與結構兩方面探尋語言的特徵。從功能上說，語言是一種符號，其作用在於表達思想、傳遞信息。語言的這種功能可以叫做“交際功能”，許多關於語言的定義都認為“語言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語言的交際功能通過聲音的媒介來實現，即是說，說話人用聲音傳遞信息，聽話人也通過聲音接受信息。語言這種符號以聲音（而不是以動作、顏色等）為標記，每種標記都包含一定的意義（而不是任何聲音都是語言符號的標記）。語言符號是否以聲音為標記是討論語言起源時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一般主張“語言是有聲的”。有聲語言是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重大標誌。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類具有其他動物所不具備的多種能力。首先，人類具有利用工具和製造工具的能力。比如面對一棵結有果實的樹，人的手和其他動物的前肢都採摘不着，但是假如樹旁有一根木棍，人就懂得拿它打落樹上的果子；其他動物則未必會這樣做。在這個環境中，木棍使人手延伸，木棍就是工具，當然是相當簡陋的工具。某些比較高等的動物經過人的反覆示範，也許能夠使用木棍，但永遠不會理解木棍的作用，因而絕不可能製造一根木棍（例如折斷細小的樹幹）去達到擊落樹上果實的目的。人則具備製造工具的能力，他們不僅可以折枝以延伸手，還會製造無窮無盡的精密工具以發揮手的功能。其次，人有抽象思維的能力。人能製造工具，其實是與思維的抽象能力相聯繫的。仍以採摘樹上的果子為例。人具備這樣的認一

識能力：樹上的果子未到“果熟蒂落”時是要用外力才可以摘取的，木棍可以起到摘取果實的作用；而其他任何木杆、竹竿⋯⋯也都能起那根樹旁木棍的作用，所以人會折斷樹幹作為工具。抽象思維的能力不止於此，人類還會採取其他方法去擊落樹上的果實。第三，人類有利用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能力。人類抽象思維的能力又是與人類的語言能力相聯繫的。所謂抽象思維，是運用概念進行判斷和推理的過程。人類不僅有“果實”、“木棍”、“擊落”等概念，而且能將概念聯綴起來作出判斷和推理，例如作出“木棍擊落果實”的判斷和“任何木棍之類的器具都可以擊落任何樹上的任何果實”的推理。思維和語言的產生很難分先後，它們的關係就像雞與雞蛋的關係。思維，要以語言為材料才能進行；思維，其實是選擇和組織詞語在人腦中運動的過程。當一個人在思考“今天天氣好，我們去郊遊”的時候，其實是在運用和排列“今天”“天氣”“好”“我們”“去”“郊遊”這些詞語。所以沒有語言便沒有思維。而思維的結果，又必然表現為有聲語言的形式。試想如果沒有“今天天氣好，我們去郊遊”的有聲形式，我們從何而知你曾經有過“今天天氣好，我們去郊遊”的思維過程呢？語言的功能包括語言充當思維工具的功能；不過我們說語言功能通常是指它的交際功能，即人類以語言作為傳遞信息與接受信息的依據。說話與聽話之間有一條“言語鏈”：說話人以聲音為媒介，將所要表達的思想傳遞給聽話人；聽話人同樣通過傳來的聲波接受說話人送出的信息。聲波在這一條鏈上居於樞紐的地位，使得人與人的溝通成為可能，使得人類的社會活動（物質生產與精神文明）得以協調，使得社會得以維繫。因此，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這是與其他交際工具相比較而言的。語言以聲音為媒介傳遞信息與接受信息，也就是通過聽覺達到交際目的；但傳遞信息與接受信息還可以採取其他方式，

比如通過視覺或觸覺。十字路口的紅綠燈表示“停止”與“通過”，握手、擁抱更可以達意傳情。但所有這些方式都不如有聲語言來得靈活豐富；在功能上即使可與有聲語言抗衡的文字，也有很大的局限。文字是以視覺為依據的交際工具。一個北方人初來澳門，言語不通，可以運用字條達到交際目的，比如用出示字條的方式購物或乘車。但這種依據視覺的交際工具未免過於煩瑣，比如購物時討價還價就得不斷傳遞字條；或者根本不能達到交際的目的。試想在沒有燈光的夜間，字條傳遞信息的功能如何發揮？更重要的是，文字是語言的記錄，沒有被記錄的語言在先，何來記錄語言的文字在後？由此可見，語言是人類交際工具中“最重要”的一種；其他交際工具都祇能起輔助作用。從結構上看，語言是聲音與意義的結合物。語言是有聲的，它以聲音負荷意義；語言是有意義的，它的意義以語音為標記。聲音和意義是語言的形式和內容，也就是語言的兩極。有的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符號（包括各種單位）由聲音與意義組成，各個單位的組合是通過語法組織起來的。他們認為語言的內部結構是：語義←語法→語音。比較傳統的看法是：語言包括語音、詞彙、語法。如果把語言比作建築物，那麼詞彙就像是建築材料，語法就像是建築物的結構規則。詞彙祇有接受語法的支配方可建成樓房屋宇。語音則是語言的物質外殼，它使語言成為可被運用的工具。建築材料與建築物有大有小，小而至於沙泥磚瓦，大而至於房舍高樓，甚而至於摩天大廈、中國皇宮。語言建築物的形態亦相仿，小而至於最小的意義單位語素；進而是能夠自由運用的造句單位——詞，以及詞的擴充形式——詞組；再進而則是語言使用的單位——句子，直至句群、篇章、鉅著。但是語言學研究的極限是句子和句群；至於篇章、鉅著的研究則屬於文章學和文藝學的範圍。在語言成分的結構中，語素無所謂結構形式；詞、詞組、句子卻是逐層結構起來的。在結構的方式和規則上，詞、詞組和句子是相

通的。例如“春遊”（詞）、“春日出遊”（詞組）、“春季的日子出城郊遊”（詞組或句子），在結構上是逐層擴充的關係。“語言是工具”，這是一個比喻，是就功能而言的。一般的工具都是物質，或者說都是看得見、摸得着的。語言因其有聲，所以也是一種物質，但是看不見、摸不着。見到的是人在說話和說出來的話。每個說話的人都從“語言倉庫”中選詞造句，表達思想，傳遞信息。但語言倉庫設在何處？於是有的語言學家認為語言是個人心理現象（十九世紀後期德國新語法學派的主張）或社會心理現象（二十世紀的社會心理學派）。其實，語言雖然祇存在於每一個正在說話的人的嘴裡，但它是一種社會現象，是每一個說話人所說的話的總和，又是每一個說話人用來說話的材料和依據。哲學上有一組“一般”與“個別”的範疇：語言是一般，每個人說的話是個別。個別是一般的表現形式，而一般通過個別表現。語言學稱語言的個別為言語。言語是每一個說話人的說話過程和說出來的話。語言學稱說話過程為言語行為，稱說出來的話為言語作品。言語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語言是一個體系，處於備用的狀態，等待着交際者使用但還沒被採用，它有完整的語音系統，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的特殊之處，親屬語言都有彼此對應的地方。一種語言的特殊之處是該語言的民族特點；一種語言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構成語言的時代特色。具體語言學，例如“現代漢語”，所要研究的是這種語言的語音系統、詞彙系統和語法系統以及這種語言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色。語言還有另外一種狀態，即處於正在被使用的狀態。處於正在使用狀態的語言其實就是言語。言語是根據表達的需要從語言二

中選取語音、詞彙、語法材料的行為（言語行為），同時是選取語言材料構成的句子、句群以至長篇鉅著（言語作品）。言語行為不會是盲目的，它須考慮交際的目的與任務，配合交際的不同性質與環境，透過語言的材料去營造一種與環境相協調的氣氛。現代語言學認為，不同的氣氛就是不同的風格。為了術語的明確起見，我們稱語言的民族性、時代性為語言的民族特點與時代特點，語言中存在的是“特點”；而不同交際環境的不同氣氛，我們稱之為風格，風格是專對言語而言的。傳統語言學主要研究語言各要素（語音、詞彙、語法）的系統和規則，以及語言的民族特點與時代特點，現代語言學的風格學則研究言語的風格。言語風格在現代漢語的研究中是一個薄弱環節，須要整理中國古代有關言語風格的零星論述和文體風格的大量論著，借鑑現代語言學的風格學說，建立漢語風格學的理論和系統。方言，通俗地說，就是地方話，是在一個地區流通的話。但是這樣解說方言是不夠周全的，因為一個地區流通的可能是另外一種語言，而不是語言之下的方言。比如青海省循化縣流通着三種話——撒拉話、藏話和漢話。其中撒拉話是一種獨立的語言，它與藏語、漢語沒有親屬關係；循化縣的藏話是藏語的一種方言；循化縣的漢話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從歷史的縱線看，各方言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它們是同一種語言的“後代語”；從現實的橫斷面看，方言是對民族共同語而言的，比如漢語各方言是對普通話而言的。方言與方言的差別，方言與共同語的差別都是方言的差別，即是一種語言之內的差別。這種差別比較小，主要表現在語音方面，詞彙、語法方面當然也有差異，不過比語音小，特別是基本詞彙和三

語法結構，差異則更微。方言之間差別無論多大，都有嚴格的對應規律可尋。例如廣州話動詞後綴“緊”，相當於普通話的“着”或“正（動詞）着”，廣州話的“讀緊”“寫緊”“講緊”“食緊”⋯⋯相當於普通話的“正讀着”“正寫着”“正說着”“正吃着”⋯⋯正是這個緣故，同一方言區的人學習其他語言或方言時所犯錯誤的類型往往是相同的。例如廣州話判斷句有“係⋯⋯■嘅”的格式，廣州人學說普通話常常將它套作“是⋯⋯來的”，發生“他是醫生來的”“我不是學生來的”即多了“來的”的錯誤。普通話有所謂廣東普通話、上海普通話、福建普通話，⋯⋯說明不同方言區的人初學普話時極易代入各自方言的特有成分，使普通話在不同方言區附着該方言的特色。這種“代入”和“附着”都帶有普遍性和類型性。語言間的差別和方言間的差別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方言間的差別是一種語言之內的差別，不同方言的基本詞彙與語法結構是相同或極之相近的。有些方言之間不能相通，那主要表現為語音的差異，書面語則在很大程度上相通。比如漢語方言擁有共同的書面語。語言間的差別則是不同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都自成系統，不與其他語言相通；或者不同語言雖屬同一原始語言的後代語，但分化程度深，連語法結構也有較大距離；不同語言之間又沒有共同的標準語，也沒有共同的書面語言，那麼，它們就各自獨立成為語言了。例如藏語和漢語。這兩種語言在語音、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等方面至今仍有某些對應規則可尋一一藏語安多方言的“三”是[s?m]，極似廣州話發音；“五”是[?a]，具備上海話、廣州話的聲母；“他”是[k‘o]，相當於廣州話“佢”；“太陽”是[nima]，相當於上海話“日頭”；⋯⋯但畢竟相異處多於相同點，所以認它們為兩種不同的語言。漢語方言現象十分嚴重，表現為：一、方言數目多；二、語音差別大，詞彙差異也不小。嚴重的方言分歧現象有歷史的原因和地理的原因。兩千年來的漢族社會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社會，人

際關係雖不至於“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但還是找不出不同地區的人群頻密往來的理由。山川的阻隔，交通工具的原始，也影響不同地區的人群接觸。於是，來自同一種語言的後代語各自朝離心方向發展，分歧愈來愈大。有的方言在發展過程中保留了語言中的某些成分，例如廣州話的聲調；有的方言在發展過程中消失了某些成分，如入聲在北方話中的消失；或者合併了某些成分，如〔-m〕韻尾在北方話中合併到〔-n〕韻尾中去了；⋯⋯許多方言的特點相加，大致可以看到先前語言的基本面貌，例如廣州話的韻母系統和聲調系統，粵、閩、吳三種方言聲母的最大公約數，大體上就是中古漢語書面語的模式。這樣說來，是不是先前的那種語言包羅了現代各方言的所有成分，而現代各方言祇不過保存了它的某些成分？不是的。分化以前的語言常常帶有假定性，例如中古漢語書面語大致是現代方言特點的相加。現代各方言實際上都比原先的語言豐富。語言學祇是從源流上看待方言的形成與發展，假定這些方言共同來自一種原始語言。現代的漢語方言十分複雜，有分八大方言區、九大方言區和十大方言區的。劃分漢語方言區主要依據各方言的口語特徵。至於書面語，各方言區一直流通着一種共通的形態，那就是以北方官話為基礎的普通話。當前，使用粵語口語的香港、澳門社會施行普通話教育，其實所施行的是普通話的口語教育，因為港澳社會流通的漢語書面語一直就是書面形式的普通話。四共同語是對方言而言的。方言現象表現出語言發展的離心方向，共同語則顯示出語言發展的向心趨勢。有兩種共同語，一種是

在方言形成以前的共同語，那是一種比較貧乏和簡陋的共同語，使用它的人口不會多。後來人口增加而向周圍擴散，分別組合成新的社會結構。不同地區由於經濟生活、地理條件以及政權力量的局限，形成天然的鴻溝與人為的鴻溝，將不同地區的人群分隔開，語言也就在封閉的環境中發展。經過漫長的歲月，由原來的共同語分化出來的方言不斷豐富發展，為不同地區的社會交際服務，而原來的共同語卻不復存在了。另一種共同語是在方言勢力雄厚之後形成的。這種共同語的形成不是由於語言內部的結構，而是由於外部的社會原因，如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方言是小農生產時代和封建社會的產物。因為是小農生產，社會成員的經濟生活自給自足，無需遠離家園出外謀生；因為是封建制度，諸侯割據，壁壘森嚴，不同地區間的溝通受到政權力量的限制。方言因此而發展，直至互不明瞭的地步。到了商業社會，農業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的工業產品推銷到農村去，各地封閉型的社會受到衝擊，不同方言區的人交往頻密了，方言的阻隔作用也就突出地暴露出來。於是，共同語的產生成為不同方言區的人的共同要求，而且各地的人心靈相通地認可某種活的方言為共同語的基礎。這種在方言基礎上產生的共同語不再像原始共同語那樣貧乏簡陋了，而是具備了相當完整與精密的語音、詞彙、語法系統。每個先進的現代民族都有這種性質的共同語，它是語言發展中經過文學加工與合乎語言規範的高級形態。民族共同語是歷史的產物，不是個人或集團的選擇。民族共同語由操基礎方言的人群和操非基礎方言的人群共同選定，即是說，民族共同語須取得說不同方言的人感情上的接受與心理上的認同。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一個祇會閩語的人與一個祇會粵語的人相遇，他們會不約而同地運用自以為是的普通話。儘管他們的話分別打上不同的方言烙印，但聽者大致聽得懂，說者也說得心安理得。祇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種基礎方

言才有可能發展成為民族共同語。漢族是一個文明古老的民族，漢語是一種發達很早的語言。它在很久遠的年代已有方言現象，而在兩千年以前就有共同語的文獻記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或五五二年至公元前四七九）所用的漢語就是當時的共同語。《論語》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雅言又稱正言，“猶今稱國語，或標準語”（錢穆《論語新解》）；楊伯峻直稱雅言為普通話（見《論語譯注》）。漢代揚雄（公元前五三年至公元一八）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更以“雅言”或“通語”與“方言”對舉。漢語的雅言或通語是兩千多年以前中國各地的書面共同語；書面共同語之外，口語在不同方言區幾乎無節制地發展，直至形成許多差別顯著甚至互不溝通的方音系統。宋元以來，漢語的發展呈現兩種明顯的趨勢：一是反映北方口語的書面語“白話文學”的產生和發展，這是現代漢語書面形式的主要源頭；一是元明以來北京口語“官話”擴散到各方言區，這是現代漢語口頭形式的“普通話”的前身。大約一千年以來，中國的政權力量集中在北方地區，而其代表城市是北京；許多重要的文學著作（如宋人話本、元曲和明清的白話小說以至“五四”以來的優秀作品）多半採用北方方言或是以它為基礎的。公元一三二四年編成的《中原音韻》歸納了當時共同語的語音系統，指出：“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縉紳講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這中原之音，粗而言之是北方語音，細而言之是大都（北京）語音（亦有認為洛陽語音）。到了明朝，北京話作為共同口語的雛型更加清楚，“官話”的名稱出現了，明朝初年出版的兩本供朝鮮人學習漢語的會話書《朴通事》和《老乞大》，提供的都是當時的北京口語。漢民族共同語經過長期醞釀，終於在北方話特別是北京話的基礎形成起來。一九八八年

藍青官話與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有許多別稱。中國內地管它叫普通話；臺灣沿用舊名，仍然叫它國語；海外華人社會則稱之為華語；英文mandarin可能是“滿大人”的音譯，意指清朝官員使用的語言或處理公務所用的語言，與明朝開始出現的“官話”名稱多少有些淵源。也有人認為mandarin來自葡萄牙語mandarim或拉丁語mandarinus，指稱“中國官吏”。這種語言在中國境內和海外華人社區廣為通行，使用它的人口也最多，且被視為中國的國語。國語與基礎方言國語對方言而言。方言是全民語言的支派，是在一個地區內流通的語言；國語則超越了方言的界限，充當不同方言區的人相互溝通的工具。其實，國語的基礎也是一種方言，國語不是用最大公約數的手段提取各方言的特點（比如廣州話的韻母、上海話與閩南話的聲母，等等）裝配而成的“人工語言”。充當國語基礎的那種方言因歷史、文化等因素而得到操其他方言的人認同，最終取得國語的資格。意大利國語在突斯堪尼（Tuscany）方言的基礎上形成，是因為但丁（Dante）、薄伽丘（Boccacio）等人用這種方言寫成文學作品，借助文學的力量，使方言的影響擴展開去；中國國語以北方話為基礎（中國國語的發音以北京話為標準，因為語音必須取地點方言而不是地域方言），是由於北方一直是中華民族活動的中心地帶，北京更是八百年來政治、文化的中心，許多著名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水滸》等等都以北京話或北方話寫成，憑藉這些影響，北方話遂取得了充當中國國語基礎的資格。因此，北京話作為中國國語的基礎乃是歷史的產物，不是人為的決定。在民族共同語

的形成過程中，個人的主觀意志始終是無能為力的。有人曾主張以武漢方言為國語，因為武漢處於全國地理中心；有人主張以廣東話為國語，因為它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用的語言。但是這些主張都行不通，原因就是人為的構想取代不了歷史的選擇。國語必須取得說不同方言的人感情上的接受與心理上的認同。漢民族共同語的形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一個祇會閩語的人與一個祇會粵語的人相遇，他們是遷就對方的方言還是另找一種共同的交際工具呢？而那共同採用的交際工具是甚麼樣子的呢？一般的情形是不約而同地運用“自以為是”的北京話。這種自以為是的北京話並非純正的北京話，而是自以為純正的北京話，那往往是與北京話“大體相像”，即所謂“唔鹹唔淡”的北京話。但這種話真可謂無處不有處處有，它在不同地區打上不同方言的烙印；而且最奇妙的是，這種非純正的北京話竟然可以解決交際的難題。於是，寧波國語、湖南國語、四川國語、南京國語⋯⋯可以通行全國，聽者大體上都能聽懂，而說者也都說得心安理得。選擇北京話作為國語的基礎出自操不同方言的人的自願，沒有絲毫的勉強或強迫。幾乎全中國人都認準了：惟有北京話才是共同用以溝通的工具，而各人嘴裡的所謂北京話雖不純正，卻可通行。不獨方言區人士在交際發生阻隔時作如是選擇，甚至歷史上入主中原的外族也會放棄自己的民族語言而採用北京話。滿大人與官話“滿大人”入關後就是以北京話作為中國正式行政語言的。雍正六年上諭稱：“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尚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

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及教官，遍為傳示，多方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為鄉言。”（《十二朝東華錄》）不用“鄉音”、“鄉言”用甚麼？用“官話”。因此福建、廣東等地推行此種官話。“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着地方官訓導延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癸巳存稿》）不僅關內的官民要說官話，甚至滿族本土居民也受到影響。《吉林外記》卷三記載：“吉林本滿州故里，蒙古、漢軍錯屯而居，亦皆習為國語（滿語）。近數十年（乾隆末年）流民漸多，屯居者漸習為漢語。”由此可見，以北京話作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不僅是漢人的意願，而且也是其他民族的選擇。藍青官話與普通話非北京人說北京話，其發音、用詞、造句都難免有與北京話不盡相同的地方，都難免將自己的方言習慣帶入北京話裡。這種現象正與學說粵語的北方人會使粵語塗抹上北方話的色彩一樣。附着方言色彩的北京話當然不是純正的北京話，而是藍不藍、青不青的“藍青官話”。“普通話”一詞原來也是指稱這種話的。藍青官話一方面不是純正的北京話，但另一方面卻使北京話得到了補充，使之變得更加豐富、更有表現力。今日中國各方言區流通的普通話、臺灣國語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華語，正是這種更加豐富、更有表現力的語言。有人嘲笑藍青官話，有人反對藍青官話，但藍青官話的存在是不可抹煞的社會現象；不獨存在，而且流傳甚廣，生命力甚強。從香港以至內地南方人的接受能力看，臺灣電影的國語對白易於聽懂，內地《駱駝祥子》、《茶館》等影片的純正北京話對白難於接受，說明藍青官話有更大的流通面。

藍青官話是一種向標準語靠攏的話，是學標準語但未達至純正階段的話。語文工作的使命（亦即“推廣普通話的任務”）是要將它引向純正的境界。雖然目標很難達到，但是目標的樹立卻絕對必要。否則，不同地區的藍青官話又有可能分裂為不同的方言。如果說標準語是大海，那麼藍青官話便是奔向大海的千溪萬流。大海是溪流的歸宿，而溪流卻帶給大海以豐富的容量。純正的北京話當然是有的，但它的地位也還是一種方言，祇不過它是作為民族共同語基礎的一種方言罷了。漢民族共同語是經過提煉、充實的北京話，是比北京話流通更廣、使用人口更多的一種語言。以作家語言為例，老舍的話劇和小說的人物對話多屬較純的北京話，曹禺的話劇語言則沒有北京話的土俗成分。連老舍自己也曾表示：“在推廣普通話以後，我有意地控制自己，少用些北京話中獨有的語彙。”（《北京話語彙序》）可見“北京話”與“普通話”是有區別的。普通話的新界定能說純粹北京話的人是極少的；漢民族的大多數人祇會說一種不甚純正但能完成交際使命的北京話，亦即藍青官話。這種情形很像英語。英語有“標準語”（standardlanguage）的概念。標準語之下有“次標準語”（substandard）和“非標準語”（nonstandard）。標準語的基礎是受過教育的人的言語，它被說其他地方方言和社會方言的人當作模式來模仿，儘量在正式談話、寫作以及教外國人學習時使用。在英國，標準英語是受過教育的人說的南部英國的英語。原來英國廣播公司（BBC）即採用它的標準發音（receivedpronunciation）作為其播音員的發音。對大多數人說來，“標準英語”祇是一種理想，並非所有的人都能實現，絕大多數人說的不是標準英語，而是“次標準語”和“非標準語”。標準很難達到，但不能

因此而廢棄標準。否則，漫無標準祇會造成語言的混亂與使用的困難。鑒於此，語文學者幾乎沒有異議地主張確立民族共同語的統一規範。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召開過兩個語文學術性會議，對“普通話”一詞作了新的界定，明確限定普通話在語音、詞彙、語法三方面的具體內容。第一，在語音方面：以北京音為標準音。語音不能像詞彙那樣吸收各地方言的成分，而必需以一個地點的音為標準，否則就無標準可遵循。但是要說明一點：“北京話在發音上雖然大部分和普通話相同，但究竟是地方話。地方話是有區域局限性的”。（金受申《北方話語彙》）充當普通話標準音的祇是經過規範的北京音，或稱北京的文學語言的語音。所謂文學語言，不一定是文學作品中的語言。文學語言是語言學的一個術語，意即“全民共同語的加工形式”。電臺播音員的語音一般被認為是標準的語音。第二，在詞彙方面：以北方話為基礎。所謂基礎，也就不是全部。基礎之上，允許加入其他成分，如已經通行的方言詞、無法翻譯的外來詞以及有生命力的文言詞。因此，需要對現行詞彙作一番審議與取捨的工夫。太土的北京方言詞應當剔除，例如“老爺兒”（太陽）、“取燈兒”（火柴）；太過地方化的方言詞和已有相應詞語的外來詞不必加入普通話詞彙系統，例如香港粵語的“論盡”、“奄尖”、“灰士”（fuse，保險絲）、“冧巴”（number，號碼）。第三，在語法方面：口語語法以北方口語為基礎，不包括北方話中太土的語法現象，也不包括其他方言獨特的語法成分，例如粵語“食緊”、“仲沒來添”、“佢係學生■嘅”等句中的“緊”、“添”、“■嘅”等。語法現象表現在言語作品中，因此可以拿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作為樣板，例如曹禺、王力、白先勇、傅雷等人的話劇、散文、小說、翻譯作品和優秀的報刊文章。

可行的道路漢民族共同語有別稱，又有一些與之相鄰近的概念，由於界定不清，使用中常常出現混亂，影響學習的目標。比如胡適先生認為從東三省到西南三省，從長城到長江的“普通話”是作中國“國語”的唯一候選人。（見《國語與國語文法》）這是把普通話置於國語的層面之下。另有人恰巧把國語與普通話的層面顛倒，認為國語（例如臺灣國語）易學，普通話難學。因此有必要首先做做正名的工夫，然後檢討港澳人學習普通話的途徑。一、漢民族共同語、全民共同語、標準語、一九五五年界定的普通話等名稱可視為同義詞語。二、國語、官話缺乏明確的定義，時指標準語，時指流通面最廣而不甚純正的標準語。三、藍青官話、舊稱的普通話（區別於一九五五年新界定的普通話）同義，它們都向標準靠攏，但還沒有達到標準，多半用來指稱方言區的人所說的不純正的標準語。四、北京話、北方話都是方言，前者是地點方言，後者是地域方言，它們是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而不是漢民族共同語本身。結論：藍青官話流通面最廣，使用它的人口最多，是方言區的人通往掌握標準語的必由之路。理論上不必提倡藍青官話，但在語言的運用上不必反對藍青官話。反對藍青官話祇能使北京地區以外的人對標準語望而生畏，喪失學習的信心。港澳人不妨以藍青官話作為學習標準語的第一步驟或過渡階段，以便利日常生活的應用，然後經過語言學的訓練（從小學開始），傳播媒介的引導（電影、電臺、電視臺等增設標準語節目），最後掌握純正的標準語——新界定的普通話。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在他灌製的國語唱片中說：“你別笑我藍青，我也不怕難為情。經過了藍青，自然會說得純正。”由藍青官話

過渡到標準的普通話，看來是一條可行的道路。一九八五年

談談澳門人學習普通話——在商訓夜中學普通話研討會上的發言澳門商訓夜中學今天召集研討會，討論普通話的教學問題。這件事的本身說明一點，即：學習與推行普通話已經引起澳門社會的重視，尤其得到了教育界的支持。在澳門，把普通話列入教學內容是有過阻力的；直到現在，這種阻力並沒有完全消除。這有種種原因，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普通話在澳門社會的價值問題。社會人士會問：學習普通話有甚麼用？學習葡文可以有機會入政府當公務員；學習英文可以進商行與外國公司，至少可以進大酒店任職。因此，如果解決了“學習普通話是有用的”這個問題（例如學了它可以當公務員，不學它不可以入政府機構），我相信一個晚上就會掀起學習普通話的高潮。這個高潮會不會來臨呢？肯定地回答說：是會的！目前正在進行的“中文合法化”活動可說是這個高潮的前奏。而參加今天研討會的各位老師和同學，正是這一即將來臨的高潮的弄潮兒。感謝劉羨冰校長邀請我出席今天的研討會，更感謝她給我在這裡發言的機會。她給我規定的發言內容有兩點。第一點，要讓大家認識到學習普通話的重要性；第二，要介紹一些加速學習普通話的方法。就是說，她要我的發言談普通話“為甚麼”要學和“怎麼樣”去學。這個題目是要大家來回答的，今天我無非先發表一些關於這兩個問題的意見。首先回答“為甚麼”的問題。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日我寫過一篇文章《也說要不要學普通話》，舉出五條要學普通話的理由。不妨摘錄如下：一、港澳人說的是廣東話，讀的和寫的是普通話，“言文分家”，徒然加重大家（尤其是中小學生）使用書面語言的負擔。學了普通

話，則可拆掉“言文分家”的那堵牆，提高書面語言的效率。二、長期以來，港澳雖受中國內地、臺灣、新加坡等地的普通話、國語、華語包圍，卻似一個與普通話隔絕的語言孤島。與四周隔絕無異於作繭自縛，除了給人不便、於己不利之外，不再有甚麼收穫。三、對內貿易與旅遊業的蓬勃興旺，普通話的橋樑、工具作用日漸突出起來。四、來到港澳的內地人士有增無已，同時帶來了豐富而紛雜的漢語方言，構成了交往的不便，藉普通話以消除方言的阻隔，溝通不同方言區的人士之間的交際，已成為情勢所迫、實際所需。五、今日之港澳，每天“有朋自遠方來”。來自異邦的人士如果會說中國話，多數是會普通話而非廣東話。為了不聽外國人的“中國人不會說中國話”的譏語，也該下狠心學到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普通話是在國際間代表中國的一種話，所以也稱國語。把“普通話”稱為“中國話”毫無否認廣東話也是中國話的意思。上述五點意見主要是針對社會人士而提的。對於今天與會的“弄潮兒”，我想應當補充說明一點，那就是請各位想想：在我們這樣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方言的分歧十分嚴重（其嚴重的程度遠遠超越歐洲的國與國之間的語言分歧），如果沒有一種各方言區的人共同使用的語言，那將會出現一種怎樣的情景？有人可能說：語言不通不要緊，文字相通就夠了。的確，有些從內地來到港澳的人士，他們上街乘車或購物是用出示紙條的方法。這是能解決一些溝通與交往上的難題的，說明我們有一種共同的“書面語言”。這種書面語言在鞏固國家的統一、團結不同方言區的人民等方面起過極其偉大的歷史作用，而且正在起着更加偉大的現實作用。但是，書面語言畢竟是第二性的語言，而第一性的語言是口頭的語言。書面語言有很多局限。首先，不識字的人不能運用它，其中包括數以億計的學前兒童。其次，書面語言還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至少我們不能在黑夜裡使用書面語言，更不能在打長途電話的時候使用書面語言；即使在街市買菜，也還是要用口頭語言不可。由此可見，口頭語言的統一是生活的需要，社會的需要，歷史的需要。統一的口頭語言在歷史的需要之下誕生了，這就是普通話。普通話的誕生是一件歷史的大事，是中華民族的祖先和後代子孫共同創造的寶貴財富。必須說明一點：普通話不僅是北京人創造的，而且更是漢語各方言區的人民共同創造的。如果沒有各方言區人民的認同與使用，那麼北京話再豐富再優美也成不了全民使用的普通話，北京話依然還是方言。選擇以北京話為漢民族共同語的基礎，這是各方言區的人民的選擇，也是社會和歷史的選擇。比如操不同方言的人相遇彼此都不會放棄自己的方言，交際如何進行？他們會不約而同地使用一種自以為是的普通話，即帶有自己方言色彩的普通話。這說明不同方言區的人民一致認同了普通話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漢民族共同語。各位所學的普通話就是這樣一種語言。學習和推廣普通話其實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做保護、發揚的工作，這是一項極有價值的、極有意義的工作。其次回答“怎麼樣”學的問題。第一、態度上要不怕羞、不怕醜，要有自信心。人家說：“天不怕，地不，祇怕廣東人說官話。”我們說：“天不怕，地不怕，祇怕北方人說廣東話。”廣東話是一種保留古代漢語面貌較多的方言，詞彙非常豐富，語法有許多極能表達不同情態的成分（例如“讀緊”的“緊”；“唔單止食飯，仲要飲酒添”的“添”等等）。語音方面保存的古韻母、古聲調最完整。因此北方人是很難掌握的，甚至有的外省人終身學不到手，外省人學說廣東話比廣東人學說普通話鬧出的笑話更多。而普通話在結構方面（尤其是語音結構）比較單純，是比較容易掌握的；事實上有很多廣東人能說十分漂亮的普通話。我不是北京人，但我說的普通話大約還算可以，我學廣東話的成績，就比我學普通話差很多。但我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絕不怕

羞、絕不怕醜。人家問我“為甚麼不說廣東話”，我說：“我已經說了，至於聽不聽得懂，那就唔關我事。”希望各位也要拿出勇氣，“自以為是”地去說普通話。第二、交個會說普通話的朋友，你用普通話（哪怕是“唔鹹唔淡”的普通話）與他交談。他要向你學廣東話；你別把學廣東話的機會全都讓給他，而要把學普通話的機會拿到手，至少應當做到“機會均等”，“利益均沾”：你向我學廣東話，我向你學普通話。我與教育會的朋友們一起去旅行，旅行團中我是唯一的“少數民族”，其餘所有團友全是我的廣東話老師，我向他們學了許多廣東話，其中包括許多廣東俗語。有人善意地取笑我把“無任歡迎”說成“無人歡迎”，把“細支啤酒”說成“四支啤酒”，⋯⋯但那有甚麼關係？我能用我的廣東話給朋友們提供笑料，不也是一種“貢獻”嗎？同時，經人家一笑，我就更能改正我的發音，他們的笑聲其實幫助我牢牢記住了正確的發音。第三、學習分兩步走。不要貪圖一下子就說標準普通話，一口是吃不出個大胖子的。我一直主張港澳人學習普通話不妨先說“藍青官話”。我發表過一篇《藍青官話與普通話》的文章，主要意思是說：非北京人說北京話，其發音、用詞、造句都難免有與北京話不盡相同的地方，都難免將自己的方言習慣帶入北京話裡。這種現象正與學說粵語的北方人會使粵語塗抹上北方話的色彩一樣。附着方言色彩的北京話當然不是純正的北京話，而是藍不藍、青不青的“藍青官話”。“普通話”一詞原來也是指稱這種話的。藍青官話一方面不是純正的北京話，但另一方面卻使北京話得到了補充，使之變得更加豐富、更有表現力。今日中國各方言區流通的普通話、臺灣國語以及海外華人社區的華語，正是這種更加豐富、更有表現力的語言。有人嘲笑藍青官話，有人反對藍青官話，但藍青官話的存在是不可抹煞的社會現象；不獨存在，而且流傳甚廣，生命力甚

強。⋯⋯藍青官話是一種向標準語靠攏的話，是學習標準語但末達至純正階段的話。語文工作的使命（亦即“推廣普通話的任務”）是要將它引向純正的境界。雖然目標很難達到，但是目標的樹立卻絕對於要。否則，不同地區的藍青官話又有可能分裂為不同的方言。如果說標準語是大海，那麽藍青官話便是奔向大海的千溪萬流。大海是溪流的歸宿，而溪流卻帶給大海以豐富的容量。我那篇文章寫成後，一直在嘀咕“藍青官話”的論點是否站得住；後來龐德新博士給我提供一份資料，是語言學大師趙元任早在五十年前即已提出我這樣的觀點，他在國語唱片中說：“你別笑我藍青，我也不怕難為情。經過了藍青，自然會說得純正。”這樣，我對“藍青官話”的觀點更加有把握了。最後，盡量掌握語言學中“對應規律”的原理。漢語方言與普通話的差別是有規律可尋的。比如前面說到的那個“緊”字，在普通話裡一律可用“着”字或“正⋯⋯着”替換，“食緊”、“行緊”、“寫緊”就是“正吃着”、“正走着”、“正寫着”；又比如廣東話的“有”字可以用在動詞之前，如“有看”、“有食”等等，普通話卻不要這個“有”；而是在動詞後面加“過”，如“看過”、“吃過”等等。語音的狀况更是有對應規律可尋，例如廣東話收-m尾的音一律變為普通話收-n尾的音。“膽擔貪談南斬衫”等等，用普通話唸一律將-m變為-n。“基金交斤驕居君”等等，用普通話唸，一律改“g”為“j。當然，必要的“死記硬背”是不可少的，比如“取錄”、“擠擁”、“緊要”等詞要顛倒詞序，說成“錄取”、“擁擠”、“要緊”等。特別提出一點，港澳社會流行的一些外來詞，要找到相應的普通話的詞語，比如“灰士”是“保險絲”、“甫士”是“姿勢”、“巴士”是“公共汽車”、“值衫”是“襯衫”、“一個骨”是“一刻鐘”、“冷衫”是“毛衣”、“雪櫃”是“冰箱”、“手襪”是“手套”等等，“我同佢幾friend”、“大樓有lift”的friend、lift應當排除。一九八六年一月

澳門賭文化帶來的語言現象——為“漢語修辭和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作四十年前，中國語言學界信守兩條不可置疑的結論：民族有兩種彼此對立的文化，即統治者的文化和被統治者的文化；而語言卻一視同仁地為不同階級服務，它是具有全民性質的交際工具。無階級性的語言如何與有階級性的文化發生關聯呢？據說它們之間祇有單向的關係，即祇是用語言去記載文化——用全民的語言去記載不同階級的文化；而文化是不可以反過來作用於語言的。倘若探究文化對語言的反作用，許多的疑惑或矛盾就會立即顯露出來：有階級性的文化能影響語言，豈不是語言也會染上階級的色彩！因此，人們對“語言與文化”的命題不是故作聾啞便是有意迴避，免得招來是非。然而也有不甘寂寞者發起一次又一次的學術討論，旁敲側擊地試圖突破那個“語言與文化”的禁區。階級習慣語問題的討論，語言與言語關係的南北之爭，作家偉人的語言風格的探索，都想動搖一下“語言與文化”兩不相涉的天條。然而真正突破禁區是在六十年代那場暴風雨之後。整個八十年代是建立語言與文化正常關係的重要年代，而且誕生了中國的文化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傳統語言學和結構語言學的接力棒大有被人文型的語言學接過去的勢頭。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江蘇省修辭學研究會和蘇州大學聯合舉辦的“漢語修辭和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就顯得特別有意義。研討會既是研究成果的檢閱，又是登上另一個新臺階的開啟。本人謹代表澳門語言學會同仁感謝王希傑教授、李晉荃教授和研討會籌備組的邀請，熱烈祝賀研討會的召開並預祝研討會取得成功。同時我想借此機會，依照研討會規定的主題，來介紹一下澳門賭文化對澳門粵方言的影響，希望得到各位的教正。提起賭，正經人或衛道士都會嗤之以鼻，把它與“吃喝嫖”相並

列；然而像煙民之如此眾多一樣（請注意，煙是會致癌的，賭則不會），嗜賭和愛賭，狂賭與小賭，偶而賭一賭和逢場作戲地賭一賭也大有人在，打橋牌、搓麻將，甚至着棋、猜枚不都是賭嗎？人們忌諱這個“賭”字，那好辦，修辭學不是有“委婉”一格嗎？大可用一個雅一點的詞兒來頂替。最容易想到的詞兒是“娛樂”，於是澳門的賭業變成了娛樂業或博彩業（寧可說博也不說賭），賭場或賭窟名曰娛樂公司，因為來澳門賭博的多是香港人和外國人，於是“娛樂”之前再加“旅遊”，叫做“旅遊娛樂”，那賭場的老闆老百姓稱之為賭王，在他接受榮譽學位或榮譽勳銜的場合總不能用賭王的名義吧，於是稱作總經理。真怪，在人們的目光中，賭王始終不像“球王”、“棋王”、“船王”那樣可登大雅之堂。澳門的經濟學家也最討厭人家稱澳門為賭城，說是澳門經濟正處於轉型期——從勞動密集型轉為科技密集型。（其實很多工廠轉向廉價勞動力密集的中國大陸去了。）這是值得研究的，澳門的娛樂公司幫助社會解決了數以萬計的人的就業問題，因為迎送賭客的需要，娛樂公司開闢往來港澳的噴射船航線，半小時或一刻鐘一班，甚至比某些城市的巴士服務還要頻密，受惠者不僅是賭民，澳門與先進地區的聯繫也因而得以加強。事實上愛賭的人也絕不比愛球的人少。君不見但逢賽馬日，趕赴馬場的人要比趕赴參觀球賽的人不知多幾千倍；君不見六合彩的投注站幾時都人山人海，累積的獎金越多投注的人也越多，兩者絕對成正比。因此不必再忌諱“賭”這個詞兒了，而且可視賭為一種文化生活，祇是不可賭得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甚至賭得精神恍惚、無心正業也是不應該的。正是因為賭得如此普遍與廣泛，所以語言與賭結下了姻緣。澳門的賭業行話就吸收了全民語言的一些詞語，而且這些詞語是如此的形象生動，有如出自高明的修辭學家之口。例如在賽馬或賽狗場上，“神仙過鐵橋”表示穩如泰山、穩操勝券；“刀仔鋸大樹”表示以小額的投注博取大的賠數；如果買中了連着幾場的冠軍馬

（或狗），正式名稱叫“過關”，形象的說法是“穿雲箭”；看中了一匹馬或一隻狗，但它卻不爭氣，你可稱它為“乞兒仔唔上得京”（乞丐上不了京城）；對一個極難買中的對象（馬、狗或其它賭式中的號碼），用“跑馬射蚊鬚”的誇張說法是最形象不過的了。賭場中有些現象幾乎無法為它命名，但比喻的手法卻解開了這些難題。例如有人在賭場觀察多張檯上的形勢，看哪一門手風好就偶下一注，你能給這種人取個甚麼名稱？賭場的語言叫做“塘邊鶴”，好似發現了魚蝦，躲在塘邊的白鶴就一嘴叼過來一樣。無錢下注的人慫恿別人下注，輸了是別人的，贏了可以分賬，這種人又如何稱呼之？賭場語言叫“捫衫尾”。給的訊息是眾人皆知的，叫“擦鞋仔貼士”——街邊擦鞋的都知道的訊息當然是無人不知的訊息了。在賭業詞語系列的構建過程中，修辭的作用不容低估，像上述那些詞語無不借修辭手段而形成，比喻、誇張、歇後⋯⋯都用上了。倘有幾個平行的詞語，人們的選擇往往少用那個平述的詞語而採取修辭格構成的詞語，例如“贏開就贏”、“贏到開巷”和“贏一條街”，三語同義，人們偏向用最後一語，因為它形象。賭業行話對澳門（包括香港，甚至有北上的趨勢）的社會流通語的影響也不能輕視。人們熟知的麻將檯上的“詐糊”、“過莊”、“一條龍”、“清一色”、“叫糊”、“獨聽”等等，早已加入全民語言的詞彙系統。一個人以為得了巨獎，結果是看錯了號碼，空喜歡一場，澳門人以“吃詐糊”稱之；一個班級全是女生，可稱“清一色女生”；你愛情專一，專等留學的女友歸來，可叫“獨聽”；不按常琿辦事可用麻將上的“出茅章”道出；好處中途被人奪去了可叫“截糊”；⋯⋯賽馬活動中的詞語流入社會者尤其之多，這大約與賽馬活動具有廣泛的群眾性有關。例如一個男人同時有兩個女友叫“一拖二”；一個體育團體或社會機構中水平最高者叫“超班馬”，依次有“高班馬”、“頭班馬”、“三班馬”、“低班馬”等等；故意輸給人家可叫“造馬”，努力拼搏叫“去馬”，例如“今晚賽球我一定去馬”。至於“熱

門”、“冷門”、“大熱勝出”、“大熱倒灶”、“爆冷”等等更是民眾用慣了的詞語。馬房的“跛馬”與狗場的“死火狗”是一個意思，都指不可取勝的無用之輩；回力球場的“打假波”和馬場上的“造馬”也是一層意思，都指弄虛作假。有些詞語在港澳以外的地區少見，但在澳門社會卻很流行，例如骰寶中的“坐定粒六”、“大小通吃”、“開圍式”、“圍骰”、“買大開小”或“買小開大”以及牌九中的“夾棍”、沙蟹中的“晒冷”、白鴿票中的“劍號巨闕，珠稱夜光”等等。簡析之，“坐定粒六”是骰子中有了六點，即有十拿九穩之意，例如“中國女排拿冠軍肯定坐定粒六喇！”“開圍式”者，在有“大”與“小”的遊戲中其結果既不是大也不是小，而是三粒骰子的點數相同，大與小全輸，所以“開圍式”也就是“大小通吃”。牌九中的“夾棍”是指對奕雙方牌章相同，但是莊家可吃對方（這個對方稱為“閒”）。“晒冷”是甚麼意思？自己的得牌很好，肯定會贏對方，於是將所有的本錢投注下去——這就是沙蟹中的晒冷。“珠稱夜光”者則是純粹的諧音，謂“輸清夜光”了，即輸了個精光是也。不要小看賭業詞語對澳門粵語甚至整個漢語的影響。香港電影命名、大陸的最新廣告都出現了“至尊”一詞。“至尊”何所自？“至尊”原是牌九中的行話，亦可稱“雙天至尊”。“中華至尊”（唱片名稱），“影壇至尊”，“X.O是酒中至尊”，⋯⋯“至尊”一詞完全脫離了俗味，充滿着一種崇高格調的雅意。文化與語言的雙向關係在澳門表現出一種十分生動的形態。究其原因——當代修辭學家們正在努力找尋修辭現象的“理據”，是不是與人性固有的好勝心有關呢？我們不敢說人有賭性，也不想從人之初“性本善”或“性本惡”去追尋好勝心的來由；我們大概可以說挑戰性、追求刺激可能是人性的一部分。將這人性的一部分付諸行為，就有了各色各樣的娛樂方式產生，語言與之相應，也就呈現出種種表達形式。我的學生在一篇語言學作業中說：“人皆有好勝之心，永不願居於人下。這種好勝之心正是推動社會向前

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好勝心的純粹表現，即在人類共有之賭性上。賭性乃人類在學習和發展智能逐漸掌握的一種屬性。小孩子在幼稚園玩其‘刀、布、剪’時即從這種爭勝的遊戲中感受其快感，賭性亦在這時萌芽、滋生。在成長過程中，這種獲得快感的經驗告訴人類：賭是快樂的泉源。故此長大後，凡人皆賭：小則猜銅幣之正反，樸克桌上見高低，四方城內鬥智力，天九牌下現成敗；重則以人命為籌碼，以國家為賭注，以野心為賭具，一賭下來血流成河，哀鴻遍野。這是人類賭性的體現。”初生之犢，膽大無邊，姑妄言之，是焉非焉，有待心理學家、人類學家和語言學家們去裁定。最後交代一下寫作此文的動機。據說但凡在研討會上提出不成熟觀點或批評他人論文的作法是對研討會的支持，因為“參與”就是支持，而“投入”就是更大的支持了。魯迅先生說過，寫妓女的作家不一定非有嫖娼的經驗不可。筆者寫賭但不善賭，文中的材料乃是我那位善賭而不涉足賭場的學生提供的，終究隔着一層，分析可能有出入，至少會解剖得不那麼深透，還望精通賭術的高明或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的專家們批評指正。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青海口語語法散論青海是一個多民族的省分，境內居住着漢、藏、回、土、撒拉、蒙古、哈薩克等族人民。在多民族雜居的地區，漢語對於各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十分顯著。它早已成為各族人民共同的交際工具。少數民族人民，不少會操本族和漢族兩種語言。另一方面，各少數民族語言，尤其是藏語，對於漢語的影響也十分明顯。青海方言是西北方言的一支，有許多現象與西北其他次方言（例如蘭州方言）相通。例如“把”字句用得多，而且它的否定形式“不”與動詞相連（“把你不認得”），謂語動詞可以不帶補語（“我把開水喝”），“把”字有時祇起發語作用（“把你啥了不起”）等等。同時又因受了藏語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的影響，青海方言呈現某些不同於西北方言和普通話的特點。例如常用詞彙中的“糌巴”（炒麵）、“卡碼”（尺度、分寸、標準等）、“過巴”（主意、辦法）、“拉司郭爾”（手推磨）等詞，就是從藏語的rtsampa、khama、bkodpa、lagskor音譯而來，（藏語引例用拉丁字母轉寫，下同）是青海方言所獨有的。本文僅就民族雜居地區的青海漢語方言的一些語法現象作一簡略的說明。一“賓—動”式“賓—動”式是青海方言句法的一種基本格式，它不像在普通話裡作為“變例”出現。所謂基本句法格式，首先是說這種格式應用的範圍極廣，概括的句子極多。陳述句如：（1）毛驢你三個趕上四個趕上。（毛驢你趕三頭我趕四頭。）（2）這幾晚夕夜熬了。（這幾天熬夜了。）疑問句如：（3）勞動模範阿個是哩？（哪位是勞動模範？）

（4）拖拉機阿們開哩？（怎樣開拖拉機呢？）感歎句如：（5）失散多年的兄弟尋得了！（失散多年的兄弟找到了！）（6）參謀長找走！（找參謀長去！）祈使句或命令句如：（7）今晚電影看來！（今晚來看電影！）（8）那塊地裡化肥撒上個！（那塊地裡請撒上化肥！）在否定句，“賓—動”結構尤其常見：（9）新荒地頭年肥料上的不要。（新荒地第一年不要上肥料。）（10）他講話重句不拉。（他講話不講重句。）（11）一個人家裡嫑〔pou〕坐。（別一個人坐在家裡。方括號〔〕內為國際音標，下同。）（12）幹壞事的人好吃的果子沒有。（幹壞事的人沒有好果子吃。）“賓—動”式作為青海方言的一種基本句式，它影響、牽制和規定着其它句式。下文將要討論的“哈”字句、“把”字句、“說”字句等等，就都是以不同形式造成賓語提前、動詞移後的效果的。青海方言擁有如此之多的“賓—動”句子，可以從藏語詞序規則中找到淵源。上例第（1）句就和藏語詞序沒有絲毫不同：（13）bonlukhyosgsumdednasbzihded毛驢你三趕我四趕第（3）句也和藏語詞序一樣：（14）nalrtsoldpebzangandaggored勞動模範哪個是第（9）句的賓語位置也和藏語沒有區別：（15）sargodsoma1ogciglaludmabzagnachoggi荒地新在一年內肥料不放可以然而，青海方言畢竟是漢語的一種方言，是漢民族共同語的一

個支派。因此，上面列舉的一些例句，如果改作“動——賓”結構，同樣會被人們理解，祇不過不能算作“正例”罷了。“賓—動”式多出現在口語中。在書面語言，特別是在理論著述中，“賓—動”式多半要還原為“動—賓”式，與漢民族的文學語言取得一致。“賓—動”式是在愈接近藏族的地區愈顯得穩定。從漢語的內部結構規律看，“賓—動”式的成立，必須是受事者不至於被誤認為施事者。像“碗打破了”、“飯吃罷了”一類句子，碗、飯顯然不是施事者而是受事者，所以賓語無條件地放在動詞前面而不會引起誤解。如果受事者有可能被誤為施事者，那麼這個受事者必須用“把”、“哈”等虛詞標示出來，像“把他打了”或“他哈打了”。如果不用“把”、“哈”標出“他”是受事者，“他”就會從被打的人變成打人的人。這就是說，青海方言一方面因藏語影響而接受“賓—動”式，另一方面又必須把藏語的“賓—動”式改造成漢語所能接受的格式。這就形成了既不同於藏語又不同於漢民族標準語的“賓—動”式，也就是民族雜處地區的青海方言所特有的“賓—動”式。二“哈”字句在青海方言中，“哈”字加在賓語後面可以造成“賓—動”式。處在賓語後面的“哈”字，實質上是一個後置的介詞。它的作用相當於“把”、“對”、“向”等等；它的詞義卻比“把”、“對”、“向”更加虛化，幾乎祇起提前賓語的語法作用。例如：（16）工作哈不思謀。（不考慮工作。或：對工作不考慮。）（17）他我哈說過。（他對我說過。）（18）我他哈說過。（我對他說過）。（19）時間我們哈不等。（古漢語：時不我待。普通話：時間不等我們。）這一類例句如果譯成藏語，“哈”字可以固定地譯為賓語後面的介

詞la（藏語語法學上的ladon）。我們知道，漢語的介詞因為置於賓語前面而稱“前置詞”；那麼，藏語的介詞總是置於賓語後面，我們不妨稱之為“後置詞”吧。青海方言的“哈”，其詞性是個介詞，和普通話的前置詞相當；其位置卻在賓語後面，和藏語的ladon相同。（16）例的藏語表示法是：（20）byabalamibsam工作對不想藏語語法中，la前面的名詞表示動作的對象，“哈”字可以與la相當。（17）（18）兩例正是由於“哈”字前接的代詞不同而分別出不同的賓語。（17）例因“哈”置於“我”之後，“我”便是賓語；（18）例因“哈”置於“他”之後，“他”便是賓語。用藏語表示，這兩例的格式是：（21）khosnalabsadmyon（22）naskholabsadmyon從第（19）例看，既可看出青海方言接受藏語影響的痕跡，又可看到青海方言對於古代漢語的繼承關係。這一類現象向我們提示出漢藏語言同屬一個語系的蛛絲馬跡。這方面的例子，還有“我他哈沒見”（古漢語：我未之見也）等等。“哈”字在某些句子中是可有可無的。例如：（23）靠天吃飯（哈）嫑想。（別想靠天吃飯。）（24）他講話重句（哈）不拉。在這兩句中，有了“哈”，賓語“靠天吃飯”和“重句”固然更明確，沒有“哈”，也不會造成語法關係的混亂。下面兩句就不同。例如：（25）我嘴笨，他哈說不過。（我嘴笨，說不過他。）（26）我哈給一本書。（給我一本書。）這兩句中的“哈”字是絕對不可省的，省了就會誤賓為主。“他哈說不過”和“他說不過”；“我哈給一本書”和“我給一本書”是主賓完全顛倒的句子。其他像上例（17）（18）兩句，不用“哈”字也會造成語

法關係的混亂，因此用“哈”的必要性就大一些；（23）（24）兩句，不用“哈”字不致造成這種混亂，因而用“哈”的必要性就小一些。三“把”字句青海方言有大量的“把”字句，“把”字一定要置於賓語前面。“把”同“哈”在意義上一樣，其區別僅僅是“把”字前置；“哈”字後置。例如：（27）我開水哈喝了。（28）我把開水喝了。（29）他你哈沒見。（30）他把你沒見。（27）（28）兩例意思完全一樣，都是普通話的“我喝了開水”。（29）（30）兩例意思也完全相同，都是普通話的“他沒見你”。青海方言的“把”字句有不同於普通話的許多特點，例如可以不帶處置意味，可以不帶補語，可以用於否定、祈使，“把”字所帶的賓語可以不是專指：（31）你把你坐。（你自己坐吧。或：你坐你的。）（32）王秘書把介紹信沒開。（王秘書沒開介紹信。）（33）為啥把黑燕麥沒磨上？這第（33）例的“把”字所帶的，是個泛指的“黑燕麥”。換作普通話，“黑燕麥”之前通常要有“這筐”、“那擔”之類的詞語以示專指。“把”字句在青海方言中是一種能產量很高的句式。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句式的功能在於提前賓語，而賓語提前又是青海方言的一種基本句法格式，“把”字句正好適應了“賓—動”式的結構要求。王力先生曾正確地指出過：“必須漢語語法本身有這種發展的可能性，然後才能接受外語的語法形式來豐富自己。”（《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中國語文》一九五六年十月號）青海方言

的“把”字句（還有“哈”字句、“說”字句）正是能接受藏語“賓—動”結構影響的最好的方式。有些句子如果不用“把”字（或後置的“哈”字），賓語提前的效果就無法顯示出來。（34）把你沒見。（沒見你。）（35）你哈沒見。（沒見你。）（36）你沒見。（你沒見。）（36）例因為不用“把”或“哈”，“你”就不是賓語而是主語了。四“給”字句“給”字在青海方言中有兩義，其一與普通話詞義相當；其二出現在動詞後面，詞義由第一義來，但不如第一義實在，並且逐漸虛化，有向附加成分發展的趨勢，偏重於起語法作用。值得研究的是“給”字的後一種情况。（37）老朱的《紅樓夢》借給了。（老朱的《紅樓夢》給〔某人〕借了。）（38）他的書看給了。（他的書讓〔某人〕看了。）（39）李師傅吃給喝給。（李師傅讓吃讓喝。或：供吃供喝；管吃管喝。）（40）這一病，睡給了三天。（這一病，叫〔某人〕睡了三天。）（41）等給了三天者沒見面。（叫〔某人〕等了三天沒見面。）這一類句子中的“給”字，含有“讓”、“管”、“供”、“叫”等意思，尚可看出這些衍化出來的意義與“給”字本義的聯繫，但它們在句中的位置一定是緊接在動詞後面。在另一類句子中，“給”字的意義就不那麼實在，虛化的色彩更濃一些：（42）給王老師西瓜吃給。（請王老師吃西瓜。）（43）配給對熱病有效的藥。（配上治高燒的有效的藥。）

（44）明天一早我倆就走給。（我倆明天一早就走。）（45）車子壞了，搡給一掛！（車子壞了，請推一下！）在這一組句子中，（42）（43）有命令色彩，（44）（45）有商量、祈使的意味。“給”字進一步虛化，它的本義愈來愈不實在。例如：（46）一個尕洞洞鑽給了三個人。（一個小洞鑽進了三個人。）（47）肥料多於放給些好。（多放上些肥料好。）（48）你有本事就使給。（你有本事就使出來。）（49）《紅旗》雜誌上沒登給。（《紅旗》雜誌上沒登。）這一組句子中的“給”字表示的是類似動詞的趨向意義。（46）例的“給”表示“進”，（47）例表示“上”，（48）例表示“出來”，（49）例“給”字意義更加模糊。正是因為大量的“給”字處於虛化過程中，而這個過程並未完結，所以有許多句子可以同時出現兩個“給”——作動詞或介詞用的“給”和作類似形態單位的“給”，而且經常可以省略其中的一個：（50）他的書給看給了。（51）他的書給看了。（52）他的書看給了。（53）給灌給了一碗酒。（54）給灌了一碗酒。（55）灌給了一碗酒。（50）（51）（52）表達的意義一樣，（53）（54）（55）表達的意思相同，但以（52）（55）例為常見。五“給個”句“給個”是完全虛化了的“給”，是表示祈使的形態單位。“給個”作為表示語法意義的形態單位，在“給”字句中已見端

倪。有些“給”字句中的“給”，已經使人找不出相對應的詞或附加成分來替換。例如：（56）這就靠給你們了。（這就靠你們了。）（57）不行了給我給。（不行了給我。）（58）今兒的報紙你先把我給。（今天的報紙你先給我。）而“給”字的完全虛化，主要表現為“給個”的形式。“給個”置於動詞後面，可以說是動詞祈使貌的形態標誌，類似普通話動詞的重叠成分：（59）你給我說給個！（你給我說說吧！）（60）你給我詳細講給個！（你給我詳細地講講吧！）（61）你回去把這個事辦給個！（你回去把這件事辦辦吧！）這些句子裡的“給個”，與藏語rogsbyos的意義和位置完全相當。因此“給個”的定型似乎與藏語的影響相關。（59）（60）（61）三句用藏語表達，是：（62）khyosnalabsadrogsbyos（63）khyosnalagsalbozigbsadrogsbyos（64）khyodphyirrasonnasdondesgrudrogsbyos六否定副詞、程度副詞的位置在青海方言中，否定副詞緊接動詞或形容詞，程度副詞或其他狀語遠離中心詞語。普通話否定句如果不止一個副詞，否定副詞不一定緊接動詞；青海方言的否定句則以否定副詞緊挨動詞。（65）我詳細沒看過。（我沒詳細看過。）（66）上課的時候胡嫑想。（上課的時候別胡想。）（67）他常常按時不睡覺。（他常常不按時睡覺。）（68）現在遲了唄，快點不走不行。（現在遲了唄，不快點走不

行。）上列四例中的否定副詞“沒”、“嫑”、“不”都緊靠動詞，而其他副詞“詳細”、“胡”、“按時”、“快點”被否定副詞隔開，離動詞較遠。從這些現象可歸納出一條格式：“其他副詞司＋否定副詞司＋動詞”。這種格式的由來，明顯地是受了藏語詞序規則的影響。例如（65）（66）兩句，用藏語說，詞的序列是：（69）naszibmozigmabltas我詳細沒看（70）slob-hkhridgiskabsbanaggenoggemadran上課時候胡嫑想在青海方言的否定句中，否定副詞緊接動詞，其餘副詞（包括程度副詞）被否定副詞隔開，當然要離中心詞語遠一些。不僅否定句是這樣，在肯定句裡，程度副詞仍然通常放在被修飾詞語較遠的地方。（71）我來青海邦尖三年有了。（我來青海差不多有三年了。）（72）社員們胡都出工早。（社員們出工很早。）（73）頭髮太莫梳的時間長了。（頭髮沒梳的時間大長了。）（74）錦標一掛我們學校拿來了。（錦標我們學校全拿來了。）（71）句的程度副詞“邦尖”被賓語“三年”隔開了；（72）句的“胡都”本應當緊接被修飾的“早”，卻被“出工”隔開；（73）句程度副詞“太”離開中心詞“長”更遠；（74）句“一掛”是修飾“拿”的。有時，程度副詞甚至置於一句開頭或主語的前面。例如：（75）胡都材料多。（材料非常多。）（76）相當質量高。（質量相當高。）青海方言的這些現象，也可以從藏語中找到對應格式。例（71）（74）的藏語表示法是：（77）namtshosnonnayonnasphalcherlogsumngorson我青海在到差不多年三過

（78）dgartagstshanmanatshohislobgrwagisblansbtan錦標全部我們的學校取得zig了在同時有否定副詞和程度副詞的句子裡，否定副詞和程度副詞存在着這樣兩種關係：否定副詞不僅否定被修飾的中心詞語，而且也否定程度副詞所表示的意義，例如普通話的“你講的內容不能全部記下來”（就是說：記下來了一些，但不能記下全部）；程度副詞限定否定副詞，規定否定副詞所否定的範圍，例如普通話的“你講的內容全部不能記下來”（就是說：一點也記不下來）。可是，青海方言否定句中的否定副詞緊接動詞，其他副詞都在否定副詞前面，從句子形式上看祇能表現上面所說的後一種關係。那麼，如果要給範圍以否定，青海方言是採用其他方式來表示的。如：（79）你講的內容全部不能記下來。（你講的內容不能全部記下來。）（80）你講的內容一點不能記下來。（你講的內容全部不能記下來。）（81）問題徹底沒解決。（問題沒徹底解決。）（82）問題啥都沒解決。（問題徹底沒解決。）（83）這個尕娃好好不念書。（這個小孩不好好念書。）（84）這個尕娃根本好好不念書。（這個小孩從不好好念書。）從這些比較中可以看到：青海方言固定地以“程度副詞＋否定副詞”對應普通話的“否定副詞＋程度副詞”；而普通話的“程度副詞＋否定副詞”，在青海方言中主要用改換用詞或改換句式的方法表示，這方法也與藏語的格式相似。（79）、（80）兩句的區別在藏語中表現為：（85）khyosbsadnonandonchatshannahbrimithub你講的內容全部記不能

（86）khyosbsadnonandontsigezigramases你講的內容一點也沒知道七“脫”字句青海方言的動詞後面的“脫”字，是表示始動意義的形態單位。（87）電影演脫了。（電影開始演了。）（88）文章寫脫了。（文章開始寫了。）（89）莊稼割脫了。（莊稼開始割了。）（90）冰消脫了。（冰開始化了。）（91）你鼻血淌脫了。（你淌開鼻血了。或：你流鼻血了。）（92）雨快下脫了。（快下雨了。）所有置於動詞後面的“脫”字都表示動作的開始。這類句子可以在動詞前面再加上“開始”一詞：“電影開始演脫了”，“文章開始寫脫了”等等；也可以祇用“開始”不用“脫”，或者祇用“脫”不用“開始”。這說明“脫”字表示的意義就是“開始”。“罷了”在青海方言中表示動作的完成，例如：（93）文章寫罷了。（文章寫完了。）（94）戲唱罷了。（戲唱完了。）但“動作＋脫＋罷了”不是表示動作的全部階段的完成，祇是表示動作的開始階段已經完成，強調動作“已經開始”。例如：（95）莊稼割脫罷了。（莊稼已經開始割了。）（96）冰消脫罷了。（冰已經開始化了。）這裡的（95）例，說的是收割莊稼已經開始，接下去是不斷展開。（96）例說的是冰已經開始消融，往後便是冰雪的全部融化。“脫”字和“妥”字不同。在青海話裡，“脫”念平聲，“妥”念上聲。“說脫了”是“說開了”或“開始說了”；“說妥了”是“說定了”。“脫”是動詞的形態，“妥”是動詞的補語。

八“家”字句青海方言的“家”字除了相當於普通話“家”字的全部含義外，它可以充當發語詞，還可以是第三人稱“人家”的省略語。代表後兩個含義的“家”在句子中的位置有時相同，因而有時不易區別。“家”作發語詞用，如：（97）家我也認不得。（98）家我也說不來。（99）大家都踢足球者，家我踢不成阿，乾急！（100）家我不去阿，硬叫。這幾個例句裡的“家”都是發語詞。“家”作發語詞，一般含有遺憾、惋惜、無可奈何的意味；在結構上往往位於主語前面並且緊接主語。有些時候，發語詞“家”和表人稱的“家”不易辨識，須鑒別它所表達的語氣和從語言環境上加以考察。（97）例的“家”如果主要是為表示遺憾、惋惜而發，那它就是一個發語詞；如果是在談論某人的語言環境裡，那它就是第三人稱代詞。第三人稱代詞“家”，是“人家”的省略。這樣的“家”可加“們”字構成複數。“們”字是代詞“家”區別於發語詞“家”的重要標誌，此外，“家”進入句子如果充當賓語，可在“家”後面接用“哈”或在“家”前面加“把”字。如：（101）家哈我認不得。（102）我把家認不得。“家”如果作主語，則往往接用動詞，不像發語詞通常接用名詞或代詞。（103）老師叫我念英文，家我也念不來，家硬要念給呢。（老師叫我念英文，可我念不來，他硬要我念。）（104）家我給他說了，家不聽吶，再我阿們辦哩！（我都給他說了，他不聽，我再怎麼辦呢！）

（103）例第一個“家”是發語詞，第二個“家”是第三人稱代詞。（104）例第一個“家”也是發語詞，第二個“家”才是代詞。起發語作用的“家”後面接主語“我”；作代詞用的“家”則連接謂語。九“呵”字句青海方言中起句中停頓的“呵”（讀作〔ho〕）字，有時表假設，有時表時間。“呵”表假設，相當於“⋯⋯的話”：（105）不是等你呵，我不遲到。（不是等你的話，我不遲到。）（106）你硬要我說呵，我就說唄。（你一定叫我說的話，我就說吧。）“呵”表時間，相當於“⋯⋯的時候”或“⋯⋯以後”：（107）他來呵，你沒有。（他來時，你不在。）（108）上海到了呵，給我電報來。（到了上海以後，給我來電報。）同一個句子裡往往不止一個“呵”。這就要根據句子的整體意義來鑒定它們表示的是假設還是時問：（109）莊子裡到了呵再嫑唱，再唱呵老人們罵哩。（進了莊子以後再別唱，再唱的話老人們要罵。）（110）一隻腳嫑踏兩隻船呵好，船開呵兩耽擱哩。（一隻腳別踏兩隻船的話，好；要不船開了以後兩下都耽擱啦。）青海方言的句中停頓“呵”與藏語的na十分相像，“呵”與na有嚴格的對應關係。（105）（107）兩句用藏話說是：（111）khyodmasgugna，nahgordonmed你不等（表假設）我遲到（表否定）（112）khoyondus，khyodmedgi他來時你沒有

十“說”字句青海方言有一類句子以“說”字結尾。這個“說”字漢民讀作〔fo〕，回民讀作〔■o〕或〔■?〕，並都讀作輕聲，很像是句末語氣詞。特別是在疑問句裡，“說”更類似“呢”、“嗎”，有些已經成了語氣詞。（如：家阿們沒來說？）實際上，這類句子末尾的“說”大多是該句中施事者的動作、或者是“據說”，“聽人家說”。（113）家不來說。（他說不來。或：據說他不來。）（114）家藏話不會說，還精通說。（他不會說藏話，還說精通哩。）（115）多杰進城哩說。（多杰說他要進城。）（116）客人明天走哩說。（客人說明天走。或：據說客人明天走。）這四句末尾的“說”（114句中停頓處的“說”不屬此例）都是句中施事者——他、多杰、客人——發出的動作，“不來”、“精通（藏話）”、“進城”、“明天走”是施事者所“說”的內容。（113）（116）的句未“說”，存在着施事者“說”和“據說”兩可的情况，祇有根據具體的語言環境才能斷定究竟是誰“說”。（117）《屈原》電影演脫了說。（據說《屈原》電影開始演了。）（118）今兒的大會五百個人參加了說。（今天的大會據說有五百個人參加了。）這兩句找不出“說”的發出者，祇能理解為“據說”或“聽人家說”。（118）例大體出現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中：某甲問某乙“今天的大會多少人參加了？”某乙並未參加會，但聽人家說有五百人參加，於是回答說“五百個人參加了說”。如果某乙參加了會，確知參加會議的人數，那就祇能回答：“五百個人參加了。”在疑問句中，“說”字有時是疑問語氣詞，但多數情况下不是：

（119）多杰阿去哩說？（多杰說要到哪兒去？）（120）阿們了說？（說甚麼了啊？或：說的是甚麼？）（121）阿扎去哩說？（說上哪兒去啊？）（122）阿們說哩說？（你說怎麼樣說？）如果是直接問，那就不能用“說”：（123）阿扎去咧？（上哪兒去啊？）因為句末語氣詞位置上的“說”是由句中施事者發出的，或者是“據說”、“聽人家說”，所以這類句子的施事者後面或句末“說”的前面可以出現“說”字，形成一個句子有兩個“說”字的情况，而兩個“說”字意義基本相同，但後一個“說”字出現在句末，也就多多少少帶一點語氣詞的意味。（113）一（118）通統可以加進一個“說”字：（124）家說不來說。（125）家藏話不會說，還說精通說。（126）多杰說進城哩說。（127）客人說明天走哩說。（128）家們（人家）說《屈原》電影演脫了說。（129）今兒的大會家們說五百人參加了說。這類句末的“說”字在詞義和詞序上幾乎與藏語的zer（說）完全一致。我們把（114）（118）（120）（121）的藏語格式列舉如下：（130）khosbodskadbsadmisesrabodskadtshanmases他藏話說不會藏話全知道gizer說（131）derintshogschentshogsskabsmilnabrgya-hdrazig今天大會開時人五百參zugszer加說

（132）chizergi甚麼說（133）gannahgyorgyuzer哪裡去說（123）例不用“說”，在藏話中同樣不用zer：（134）gannahgyogo？我們不妨說：“說”字結尾的句式是按照漢語方言讀音習慣、接受藏語詞序影響的一種句子形式。至於青海方言中作疑問語氣詞的“說”，一個可能是置於句未的“說”字與語氣詞位置相當，“說”字逐漸被同化為句末疑問語氣詞；另一個可能是語氣詞“說”和具有實際意義的“說”字來源不同而語音形式相仿。作疑問語氣詞用的“說”字如：（135）家阿們沒來說？（他為甚麼沒來？）（136）鋼筆阿們壞了說？（鋼筆為甚麼壞了？）這些現象，有待進一步從豐富的語言實踐中探尋其規律性。除以上十種具有特徵的語法現象外，青海方言還有表示“時”、“體”等範疇的虛詞或形態。“者”表示現在進行：（137）甲：你啥幹者？乙：我吃者。（甲：你幹甚麼？乙：我正吃着。）“咧”表示動作即將發生：（138）我班上去咧。（我要去上班。）“罷”表示動作完成：（139）田割罷了。（莊稼收完了。）這些語法現象與普通話相同或相似，多數祇是發音略有變化，這裡就不再多說了。一九八零年

評清末切音字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發生過一次規模較大的“切音字運動”。這次運動大致包括十九世紀末十年和二十世紀初十年，亦即清朝末期的二十年或辛亥革命前的二十年。所謂“切音”，就是傳統的“漢語拼音”；“切音字運動”就是“漢語拼音運動”。它是一場具有改良性質的文字運動，是近代中國維新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它在當時發生過一定的影響，在漢字發展的長河中掀起了一次波瀾的起伏。這次運動的進程和結局，反映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某些特點，留下了漢字改革領域內需要繼續研究和解決的課題。清代末季，中國關閉的門戶逐漸被西方國家打開，苦難的人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奮力摸索，希望迎來歷史的曙光；而從知識營壘中分化出來的一些先進分子，則借重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國家學說，發動變法維新，想要運用“君主立憲”的辦法，把中國引向現代國家的道路。切音字運動正是在這一條改良主義路線下興起的。運動的倡導者們參加到提倡“新學”的行列，選擇了文字學作為革新的戰場。一八九二年，第一個提倡“切音新字”的盧戆章在《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中說：“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皆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又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捉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這一段關於“國之富強”與“切音為字”關係的議論，實際上就是切音字運動的綱領，表達了運動參加者們不滿專制制度和追求西方文明的願望。他們傾心於歐美國家制度，希望按照它們的模式改造中國，並且把切音字的創製作為改造中國的起點。他們說：“彼歐美諸邦所以致強之源，固非一端，而其言文合一、字

母簡便，實其本也。”（何鳳華等《上直隸總督袁世凱書》）因此，中國也要“造出新字，當那富強藥方的本草”。（陳虬《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他們認為，祇是由於漢字的艱難梗塞，維新改良的主張才在人民中間“呼之不省，喚之不應，勸導禁令，毫無把握”（王照《官話合聲字母序》），造成了中國的貧窮落後；“是故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勞乃宣《普行簡字以廣教育摺》）這樣，切音字運動又把改革漢字同普及教育聯繫在一起，認為祇要普及文字，發展教育，就可以使國家轉弱為強。參加切音字運動的人們是一批愛國者或救國者。他們從理論上設計了這樣一條救國路線：識漢字——受教育——開民智——救大局；他們並且以一副火熱的心腸從事他們認準的救國的基礎工作：變漢字的繁難為簡易，一直簡易到拼音形式。若從切音字運動所處的時代看切音字運動，應當肯定這次運動的領袖們的愛國熱情。一個文盲眾多的國家怎能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和科學上的先進呢？而切音字運動的倡導者們正是把自己發起的文字運動附麗在改良主義的政治運動上，將漢字的變革與中國的前途聯結在一起。當然，若從文字學的理論與實踐考察，“文字的拼音化即是國家富強之本”的觀點卻未必是真理。魯迅曾這樣評價包括切音字運動者在內的光緒末年的所謂“新黨”：“‘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佈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要給中國圖富強，⋯⋯”（《准風月談⋯重三舊感》）魯迅的評價是公允的。切音字運動的重要歷史功績在於：它以浩蕩的聲勢破除了文字亘古不變的觀念。本來，漢字的變遷是歷史的事實。漢字筆畫的由繁趨簡，字體的由篆而隸、而楷、而行，表音成分的由無到有、由少到多，都說明漢字處於不斷的變革、更新之中。到了清未，人

們感覺到這樣的變化應當來得快一些、大一些。人們產生這樣的要求當然是受到了世界情勢的影響。當時，西方國家突飛猛進，尤其是“明治維新”大大改變了日本的面貌，這一切都給古老的中國注入了興奮劑。於是，近代中國展開了一場“變革”與“守舊”的激烈論戰，知識層在這場論戰中幾乎沒有中間路線可走。正如著名的切音字倡導者沈學所概括的那樣：“今之議時事者，非周禮復古，即西學更新。”（《盛世元音自序》）這場論戰在文字學領域內表現得空前激烈。守舊的說：“漢字神聖，一點一畫無非天經地義，豈後儒所能增減！”要改革漢字嗎？“子真撼樹之蚍蜉也。”（盧天德《中華首創音字之元祖盧戆章先生》）他們把新學視為“洪水猛獸”，將切音字運動斥為“異端邪說”。維新的則說：“造成為字以來，至今已有四千五百餘年之遙，字體代變”，字形“皆趨易避難”（盧戆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戊戌變法前的康有為也認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變也必簡，⋯⋯此天理之自然也”（《新學偽經考》）；沈學則看到一切都“以變通為懷”，而“以變通文字為最先”。（《盛世元音自序》）正是在“變”的觀念統率下，切音字運動的倡導者們紛紛提出在方塊漢字之外另創切音新字的主張，設計了漢字筆畫、速記符號、拉丁字母及其變體等形式的方案。方案儘管各異，可是它們所依據的理論是相同的，它們所要描繪的藍圖也是一致的。然而，也有少數人在“變”的問題上走了過頭路、說了過頭話。清末切音字運動的一個極端，是有人鼓吹廢除漢字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這類主張曾受到章太炎等人的嚴厲駁斥，章氏認為萬國新語說不過是“季世學者好尚奇觚，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也不過是“才從‘四目倉聖’面前爬起，又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魯迅《集外集⋯渡河與引路》），多少表現了奴性的弱點。以虛無態度對待漢字漢語是完全錯誤的。有兩種“世界新語”，一種是人造的國際輔助語即Esperanto，一種是大同世界的人類以一種最流通的語言為基礎，“創造”而成的國

際性的交際工具。科學的萬國新語顯然是後者，（至於前者會不會發展為後者，那是另一個專門性的問題。）無論怎樣說，世界新語的產生必須以世界大同為前提。沒有世界的大同，怎麼會有語言的大同！而且世界的大同不一定立即就會帶來語言的大同；語言的大同將是世界的大同若干年甚或若干世紀後的事。即使世界新語、世界新字誕生了，漢語漢字還會作為人類文化的寶貴遺產被有興趣的人們去研究。由於時代的原因和認識水準的限制，清末切音字運動的成就注定不如運動參加者所預期的那麼高。本來，文字僅僅是語言的代用品，人們可以把它改造得更符合語言實際，更好地服務社會交往，但是文字絕沒有從根本上改造一種社會制度的威力。假使不是這樣，社會的變革，歷史的發展祇需着力於文字的改革就夠了。切音字運動在認識水準上的局限正是在於它的倡導者們像羡慕西方的火輪、舟車一樣地羡慕西方文字，把切音字比作“文字場中的輪船鐵路”（陳虬《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彷彿坐上了切音字的舟車就可以到達歐美現代文明的彼岸。而當他們一遇阻力，就很快放棄了“輪船鐵路”，回頭去乘漢字的“牛車大轎”。當時聲名赫赫的“南勞”（勞乃宣）在推行簡字的同時就對簡字大加貶斥而對繁字大加褒揚。他在向慈禧太后《進呈〈簡字譜錄〉摺》裡說：“或慮此字盛行，人人爭趨簡易，將習漢字者漸少，至中國古學，恐有妨損。不知中國六書之旨，廣大精微，萬古不能磨滅，簡字僅足為粗淺之用。其精微之義，仍非用漢字不可。簡字之於漢文，但能並行不悖，斷不能稍有所妨。”簡字對繁字“斷不能稍有所妨”，還談甚麼漢字的徹底改革！而他們提出的方案，大多數也是祇起注音作用的音標符號，這些符號又多半是獨體篆文、獨體古文、自創簡筆、漢字偏旁、蝌蚪文變體、甲骨文變體、日本假名的模仿等等。這些符號究竟算甚麼呢？它們是簡化了的漢字嗎？不是，因為它們並不具備文字的功能。它們是專起注音作用的音標嗎？也不是，因為它

們要與傳統的漢字“並行不悖”。切音字運動缺乏明確的目標。運動的來勢頗像要徹底改革漢字，其實祇是對傳統的反切法作了一番改良。運動的倡導者就曾明白地宣佈：“簡字即反切之捷法也。”（勞乃宣《江寧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開學演說文》）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嚴復在審查了各地陳請“資政院”頒行官話簡字的提案後，提出一份報告書，把“簡字”改名為“音標”，理由是：“蓋稱‘簡字’，則似對繁體之形字而言之；稱‘推行簡字’，則令人疑形字六書之廢而不用。且性質既屬之拼音，而名義不足以表見。今改名‘音標’，一以示為形字補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質與六書形字之殊。”嚴復的話再也明白不過地說明：切音字留給人們的祇是一份為方塊漢字注音的符號。辛亥革命後，一九一八年頒行了“注音字母”，一九三零年改“注音字母”的名稱為“注音符號”。這是清末切音字運動的餘波，也可謂清末切音字運動剩下的“軀殼”。“神州苦無定音字，鄉異年差讀古書，深慕扶桑長畫一，大功空海此間無。”（宋恕）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倡導者的這一聲慨歎，也是留待我們今天研究和解答的課題。首先，我們要造就今天中國的空海。在中國，空海們都與民間有深厚的淵源。假定倉頡是中國的第一位空海的話，那麼他也祇是眾多造字英雄中的一員，即所謂“好書者眾，而倉頡獨傳者一也。”（《荀子⋯解蔽》）許愼也無非是游泳在群眾智慧所創造的文字海洋中，做了字形、字音和字義的畫一與規範的工作。今日中國之空海，也必須把民間改革漢字的經驗升華上來，切不可勞而無功地“閉門造車”。今天中國的空海不大可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而很大可能是一個集體（如“委員會”之類）。文字學的學者專家們要參加到這個集體中去，切實做一些整理、畫一，以至設計新型文字的工作。

其次，我們要看到：切音字運動為定音字的畫一作了許多準備；文字場中，現已百花繽紛——異體字的存廢，簡體字的推行，拼音與漢字同出，拼音與漢字夾用，拼音方案的制訂與推廣，拼音漢字的試驗，⋯⋯這些工作，幾乎每一項都充滿矛盾，甚或存在尖銳的對立。有的工作，即或在大的方面取得了一致見解，但在具體的處理上又會有不同的方法之爭。例如：哪些簡體字可以推廣，哪些不宜普行；哪種字母形式可被採納，哪種字母形式應當摒棄；⋯⋯定音字的產生是要以語音的統一為前提的。因此，一個方言的分歧十分嚴重的國家，要在推廣統一的語音的過程中才會逐漸誕生定音字。同時，文字是文明的標記，是與民族的文化傳統相配合的；中國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是用方塊漢字記載下來的，因而處置定音字與文化傳統的關係，也就必須採取一個妥善的方法。勿庸懷疑，定音字便於日常的應用，宜於打字、電報、印刷、編訂索引以及機器翻譯等技術方面的需求，可稱之為“應用文字”（如同“應用科學”的命名一樣）；方塊字當然也有應用價值（任何活的文字都有應用價值），同時還有定音字一時尚不能完全具備的閱讀古書、研究古籍、使方言分歧十分嚴重的人們得以溝通等功能。因此，拼音漢字儘可以展開試驗，而方塊漢字則要仍然擔負滿足交際、研究傳統的重任。方塊漢字與拼音漢字無疑屬於兩種不同的文字類型，前者是今日中國的主要交際工具，而後者剛處於研究與試製時期。就算在遙遠的將來，前者讓位於後者，而前者仍然具有永不磨滅的歷史功績和歷史作用。文字學隊列中的後來者將以這些工作的成果告慰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先行者們。一九八一年

語法學的民族性和實用性——朱星《漢語語法學的若干問題》讀後《漢語語法學的若干問題》出現在香港的書店已經兩個月了。作者在這本八萬餘字的著作裡，分二十四個題目，簡略地介紹漢語語法的基本知識，交流漢語教學的經驗，漫談語法研究的歷史，並且探討了一些語法理論的問題。它不像一般的語法學專著那樣以大量的例證塡充篇幅，也沒有如其他語法書那樣拿出了多少結論性的東西；然而它對語言現象觀察之細，對語法問題探索之深，卻給語法的研究帶來了新鮮空氣。作者朱星，是天津的一位教授，是語言學界一位有聲望的前輩。五十年代，他出版過《語言學概論》一書，透露他有較深厚的語言理論修養；六十年代，他寫了一個大部頭的《古漢語概論》，論及古代漢語的語音、文字、詞彙和語法，足以證明他是一位古代漢語專家。現在，他又以《漢語語法學的若干問題》表現自己在語言學領域內有多方面的才能，並且善於將各方面的才能綜合在一起運用。在朱星的這本書裡，實例為理論而引用，理論以實例來證明，因而他的這本書既有理論的說服力，又具分析的生動性。“若干問題”的問題究竟若干？概括二十四個小題目，有這樣四個方面：一是漢語語法的基本知識，大致包括全書的前七節；二是漢語語法教學的經驗和建議，集中在八至十三節裡；三是漢語語法研究的歷史沿革，包括十四至二十一節；書的最後三節，是有關漢語語法研究的一些理論問題以及對漢語語法研究的展望。所有這些問題或課題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以語法研究的民族性和實用性為線索聯串起來。全書給讀者的印象是：民族性是每種具體語言的語法特質之所在，實用性則是語法學的傳統和必須繼續引起重視的課題。

語法和語法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語法，它是凡語言都具備的組織法則，是客觀存在的東西；語法學，則是人們對語法現象的描述和說明，是對語法現象的認識成果或研究結論。語法是任何語言都不可缺少的要素，語法學卻不一定為所有語言具備，而且即使有了語法學，不同語言的語法學的科學水平也不可能完全相等，其水平之高低取決於對語法現象的認識或說明的科學程度。語法，總是具體語言的語法，都必然具有民族的特點；語法學祇有把語法的民族特點發掘出來和描繪出來，才能稱作科學的語法學、發達的語法學。認識語法和語法學的概念，對於發展漢語語法學肯定是會有幫助的。科學的漢語語法學的建立經歷過相當長的“醞釀期”。直到一八九八年《馬氏文通》問世，才開始了漢語語法科學的歷史。《馬氏文通》為漢語語法學的建立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但是同時開了一個錯誤的先河，即忽視語法的民族特點，認西洋語法為“一定不易之律”“以律夫吾經籍子史諸書”。這說明，對語法和語法學的理論認識的錯誤，導致語法研究的方向偏差，影響研究成果的取得。科學的漢語語法學開創以來，八十年間的根本問題就是套用外國語言的語法法則，湮沒了漢語語法本身的民族特點。儘管自《馬氏文通》後，人們紛紛批評馬建忠對西洋語法的生搬硬套，主張“文法革新”，走自己的道路，但是總的狀况卻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主要模仿西方，如丹麥的葉斯丕森、美國的布龍菲爾德等人；一九四九年以後卻是另一種偏向，追隨蘇聯俄國，如俄國的謝爾巴、蘇聯的契可巴瓦等人。一九五五年詞類問題論戰的雙方，都以注重語法的民族性為宣言：主張實詞不能分類的高名凱先生認為，詞類是以形態為標誌的詞的語法分類，這是西方語言的特點；漢語實詞沒有形態體系，因而沒有詞類可言，沒有詞類正是漢語語法的民族特點。主張漢語有詞類劃分的卻指責對方是拿了西洋標準來給漢語劃分詞類，忽視了漢語語法的民族性，認為漢語可以自立標準來分詞類。

從當年持不同觀點的兩個營壘的人數看，自然是主張漢語有詞類劃分的一方佔了上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語詞類問題的研究，但是那場論戰並沒有徹底解決漢語語法民族性的問題。朱星先生也是一位熱烈擁護漢語語法有自己的民族特點的學者。他在他的著作第四節列出漢語語法的五條特徵，企望通過語法特徵的摸索打開一條認識民族特點的道路。他又在著作的第六節和十九節論述詞的本類與變類、定性與變性、句子成分的本職（本位）與變職（變位）、本次與變次。這些章節無疑對於尋求漢語的民族特點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可惜的是這些論述不是失之簡單化（如論說漢語語法的五個特徵）就是失之複雜化（如論述詞的本類變類等等）。儘管如此，他的意見依然富於啟獲性，可以用來打開我們研究問題的思路。語法學應當具有實用價值，這是為語法研究的目的決定的。理論的任務在於正確地反映對象，進而預見對象的發展趨勢，因勢利導地引導對象發展。語法研究的目的，也無非是要認識語法的本來面貌，指導人們的語言實踐，以期更好地發揮語言的功能。《馬氏文通》問世前，人們對漢語語法現象的零星認識是與詮解古籍的需要相聯繫的，也就是說，科學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就已經體現了實用性的精神。《馬氏文通》問世後，語法學的實用價值更被人們自覺地重視。朱星在其著作的第三節作了一個初步的分析，認為《馬氏文通》以後八十年間出版的三百種左右文法書籍，其中用作“漢語語法教科書”的為數最多、分類最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語法研究的實用目的。八十年代為教學目的編寫的語法著作，就研究對象的時代來說，有文言文法、語體語法和文言語體綜合語法；就語法與其他學科的關係而論，有單純語法和綜合語法；就內容多寡而言，有小語法和大語法之分；就運用教材的人的程度深淺而分，有初等語法、中等語法、高等語法和外國人學用的語法；就書面語言的符號形式而論，有以方塊字為研究對象的舊語法和以拼音

字為研究對象的新語法等等。而在語法教學的方法或形式方面，又有漢語語法教學法、語法圖解法、語法練習法和正言法等等。從朱星的這個分析可以看出：語法研究的最直接動機之一，乃是語法學的指導意義或實用價值。《漢語語法學的若干問題》給語法學的實用性以非常重要的地位。作者在第二節回答了“學漢語語法有甚麼用”；在第八節專門研究“漢語語法的教學問題”，貢獻了語法必須系統講，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加強練習，多用比較方法，一個教語法的人要當好“教師”、“大夫”和“裁判員”等七條教學經驗。重視語法學的實用價值，是中國語文教學的一個重要傳統。這個傳統，一直為中國語文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繼承。五十年代中期，中國語言學界的空氣異常活躍，語法問題的學術討論百家爭鳴。如果說當時詞類問題的論戰突出地要解決語法學的民族性的話，那麼一九五五年十月的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和一九五六年一月編成的《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則是集中地表現了漢語語法學的實用性的特點。朱星著作對語言學界的這兩次活動都有介紹和評價，並且提出了著者本人的建設性意見。從朱星先生行文的語氣體會，似乎他對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不以為然，然而筆者認為，那個暫擬系統是科學語法學建立以來的一大創舉，至少對全國大中學校的語法教學起過統一術語和限定範圍的作用。暫擬系統是歷史的產物，它已經完成了歷史的使命。今天的語法教學又提出制訂新規範的任務。在這個重新制訂語法規範的歷史任務面前，朱星教授在其著作的第二十一節提出的五條統一語法系統的原則，應當說是具有現實意義的。一九七九年九月

語法研究的一條新徑——陳望道《文法簡編》讀後如同一九三二年《修辭學發凡》開創了漢語修辭學一樣，一九七七年陳望道先生在病榻上寫成的《文法簡論》，給我們拓展了一條探求漢語語法奧秘的新徑。這條新徑以語文事實為路石，以抽象概括為方法，而以“組織”和“功能”為南針。《簡論》的著者認為，為了發掘和揭示漢語的語法事實和語法規律，必須排除以意義為中心或以形態為中心的方法，代之以功能為中心的方法。著者相信，從功能研究語法，“這個方向是正確的，循此努力，是一定可以得出結果來的”。這結果不是別的，正是“建立一個具有自己民族特點的科學的文法體系”。那麼，功能是甚麼呢？我們知道，物質通過某種方式的運動，是會發揮某種作用、顯示某種功效的。物質的運動及其發揮的作用或顯示的效果就是功能。語法學家採用“功能”這個術語，大體包含這幾層意思：一，功能都有它的負荷者，語法功能的負荷者是語言的成分，即語言的詞；換一個說法，詞都潛藏着功能，有待加入語言成分的組合體時發揮出來。二，語言成分加入組合體，一定要遵循某種法式。遵循的法式不同，組合體的意義就不一樣；如果不按法式，組合體就不會獲得意義。三，為了適應組合體的需要，語言成分要改變自身的形式（語音形式和書面形式）或採取某種排列方式。語法學之所以引進功能的概念，就是因為語言總是以其成分的組合體的形式（即“言語作品”）存在；認識語言成分加入組合體的方式，特別是認識由無限具體方式概括出來的有限的定律，也就成為語法學的根本任務了。《文法簡論》是第一部對“功能”作透徹解說的漢語語法書。它說，功能是“詞在組織中的活動能力”，即“詞參加一定配置的能

力”；功能“決定”或“限制”詞與詞的配置，因此以功能為中心“實際上就是以配置為中心”。它認為，單純從詞在組織中的相互關係着眼，功能是“接連的程式”，相當於一般語法著作所稱的“形態”或“形式”；如果考慮接連的程式所表現的內容，那就稱作“通貫的條琿”；若將無數具體的“接連”和“通貫”加以概括，那就到達了“會同的境界”。這樣看來，陳望道的功能理論的要點是：詞必需加入組織（接連），一經加入組織就會表現一定的意義（通貫），而加入組織的詞都可以派歸一定的系列（會同）。不難看出，陳望道的功能說是同時考慮語言成分的形式和內容的，“是與分子本身的意義和形態不可分離、緊密相連的”。以往的漢語語法研究，不是因襲傳統的重意義而輕形式，就是追隨西洋的重形式而輕意義。前者很難使語法學擺脫以主觀猜測代替科學分析的糾纏；後者卻把語言看作成分之間毫無意義聯繫的“關係”，拒語言意義的研究於語言學之外。有人雖然看到語言成分的內容、形式兩方面，然而在處理它們的關係時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繫，視它們為並列或平行的關係。以意義為中心的傳統語法早已過時，以形式為中心的結構語法也正在被否定。近些年來出現了一股新的潮流：既承繼傳統語法的一些內容，又糾正結構語法單純追求形式的偏向。以喬姆斯基（NoamChomsky）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分句式描寫為“表層結構”（決定句子的語音表現）和“深層結構”（決定句子的語義解釋），其理論效果就是把形式和形式所代表的意義聯繫起來。《文法簡論》也強調形式與內容的聯繫，認為“接連”和“通貫”之間有一條重要的規律，那就是它們不一定都是一對一的關係，“在不是一對一的時候，以多個接連對一個通貫為常態，以一個接連對多個通貫為變態”。陳望道的功能理論沒有在“接連”和“通貫”的水平上止步不前，而是進一步“求詞在接連和通貫上的共同性”，把它們升華到“會同”的高度。我們知道，語法是一種抽象，是將無限的句子抽象

成類似幾何學公式的有限格式。而所謂“會同”，就是“接連和通貫上的共同性”，也就是抽象。“會同”這個術語，把著者對語法抽象性的深刻理解固定下來、表現出來了。著者也正是依據“會同”的理論深化了對“功能”的探討，認為用功能為中心的方法可發現漢語語法的民族特徵。他在著作中強調從功能的主流方面（即綜合功能而不是單項功能，主要功能而不是次要功能，經常功能而不是臨時功能）去尋求語法現象的本質。從功能角度探尋漢語語法特點是會有成效的。《文法簡論》舉例說，臨時充當謂語的名詞（“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句中的第二個“風”和第二個“雨”）並沒有由名詞變為動詞，這種現象不過是適應題旨的臨時用法，沒有導致名詞的經常功能的改變。這個一反多年成說的新結論以功能為依據，因而頗具科學性和說服力。又如這本書通過功能的比較，認定漢語的指詞接近於數詞而不同於西洋語言的指示代詞，應當同數詞一道歸入點詞。這也是一個創見。所有這些地方都生動地表明，從功能研究語法，將會走出一條寬闊的大道。不少新的學說是在借鑑旁人或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陳望道先生的功能說既是以往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繼承和總結，又是許多成說的加工和提高，尤其是汲取了廣義形態學說的有益滋養。這樣說並不抹煞《簡論》作者本人拓荒耕耘得來的果實。不少新的學說或結論又還需要旁人或後人的充實完善，《文法簡論》也有標新立異的斧鑿痕跡和其他有待商榷的地方。例如反覆證明“文法”術語優於“語法”，令人覺得篇幅太大而必要不多；又如斷言否定行之有效的鑑別詞與非詞的“插加法”和“替換法”，似乎還有研討的餘地。但是無論怎樣說，《文法簡論》都依然不失為一本好書。它將像著者四十年前的《修辭學發凡》一樣，經得起時代的考核和歷史的檢驗！一九七九年九月

風格的要義與切分語言中有些詞語含義豐、用途廣、釋義難，然而人們卻愛之不捨。“風格”就是這樣的一個詞。前蘇聯科學院院士維諾格拉多夫（B.B.BинorpaдoB）說：“很難找出一個術語和概念比cтилъ（style，語體、風格）更多義、更眾說紛紜的了。”（《作者個性與語體風格理論》）偏偏就是這個眾說紛紜的“風格”，語言學家拿它命名一門學問——風格學。也許正是由於“風格”多義性的干擾，漢語風格學在它建立科學體系的途程中遭遇到極大的困難，甚至至今還不能將學科的對象和目標確定下來。因此，建立漢語風格學的第一項工程應是完善“風格”的定義，確定漢語風格學的研究範圍。特定的與具體的風格的範圍可大可小，可以大到包括語言的所有變異，可以小到祇指語言活動中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戴維⋯克里斯特爾（DavidCrystal）在《語言學和語音學基礎詞典》中指出：“‘風格學’這一術語有時用於一種非常廣泛的意義，包括所有情景區別性的語言——亦即包括地區方言、社會方言和歷史方言的變異。不過風格（style）這一術語更通常用於一種極為限定的意義——雖然在日常使用中本術語的極為廣泛和模棱兩可的意義使得它作為專門性語言學術語的地位難以引人注意。”（中譯本第三七三頁）作為語言學的一個分支的風格學是要留心“非常廣泛的意義”，還是祇關注“極為限定的意義”？也就是問：風格學的範圍應是極大還是極小？一門學科的研究範圍應從建立這門學科的動機尋找答案。十九世紀語言學的一個飛躍是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deSaussure）提出“語言和言語”（langueet

parole）的學說。這一學說給語言學引入一個嶄新的術語parole，用以區別傳統的langue。langue所指，是一個語言社團的人群共有的語言系統；而parole所指，則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實際說話的行為（performance）和所說的具體的話語。風格學正是言語（parole）研究的產物，所以風格其實是話語風格或言語風格，祇是依從習慣才稱它為語言風格。言語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理論語言學用“一般與個別”的哲學範疇來說明它們的地位：語言是一般，是一個供交際者採用的材料庫，是一個具有民族特點的體系；言語是說話的行為和說話行為所產生的話語，說話的行為和說出的話語都是具體的、個別的，與言語發生關係的是說話的環境、內容和目的，或者說是交際的場合和話題。風格一定不可缺少“特定的人”、“特定的情况”和“具體運用語言”以及具體運用語言得出的產物—“具體的話語”。言語是語言的“個別”，其“個別”性體現在“特定”和“具體”這兩個關鍵詞中。風格正是在“特定”與“具體”之中形成的氣氛與格調。“個別”不是“個人”，“個別”是個與“一般”相對立的哲學術語，個別與一般組成一對哲學範疇。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具體運用語言是“個別”現象而非“個人”現象，“個別”現象包含在“社會”現象之中。風格學界已有一個共識，即語言是一般，言語是個別；風格屬於言語，是交際者在言語行為中運用語言材料營造出來的氣氛與格調。風格是言語（言語行為和言語作品）的附着物，有風格必有言語，有言語必有風格。言語和風格都是社會現象。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具體運用語言，其實是在交際場合中駕馭語言材料來完成交際任務。交際場合或交際環境有類別可分（如外交場合、辯論場合、家庭場合等等），交際目的也有類型可別；為了適應不同環境與不同目的的需要，語言的組織形式必然呈現出類型性的特點（如家庭場合中短句多、關聯詞少等等，外交場合國際詞多、省略句少等等），這是交際者都要遵循的，否則言語不得體，

影響交際效果，而風格的社會性也就在語言的運用中表現了出來。因此，風格雖是“個別”，其本質卻是社會現象。有些“風格”的定義值得商榷是因為忽略了交際場合的特定性與語言運用的具體性。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編《現代漢語》中冊給風格下的定義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流派以至個人，在運用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獨特性的總和”。定義中的“民族運用語言”似可理解為民族必有語言相伴，語言為民族內部的交往提供工具，世上沒有不用語言的民族。“時代”如何“運用語言”？大約是指處於不同歷史時期的民族運用語言吧！民族和時代運用語言是就語言與民族的關係而言，並不是真的將語言用於“具體的交際場合”，因而無從產生具有現代風格學意義的“風格”。“流派運用語言”也有些含糊，甚麼流派？政治流派？文學流派？氣功流派？插花流派？誠然，有些流派如文學流派運用語言可能呈現某些共同的特點，如秦漢派（明代前後七子）的佶屈聱牙，為文艱深；桐城派的文辭雅潔，聲調抑揚。然而同一流派的作家大有風格迥異的情形，如同是古文運動的旗手，韓昌黎為文雄奇剛健，自由奔放；柳子厚筆下卻清幽明徹，峻拔峭刻。所謂流派風格，無非是流派中的一群人在語言運用上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徵，還是看不出具體場合中的具體話語的風格。本文反反覆覆強調特定的人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具體地運用語言，目的祇想說明：科學應有精密的分工，風格學作為語言學的一個部門，側重於研究交際者在具體運用語言時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制約而構成的特殊的言語氣氛。民族風格的取向在國外，語言風格的定義五花八門，然而風格學的對象大都不涉及民族風格。漢語風格研究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漢語風格學

家給風格所下的定義更是人言人殊，而風格定義的分歧點主要是對民族風格的取向。（此外還有時代風格。時代風格是處於某一歷史時期的民族風格，是民族風格的變體。）為甚麼“民族風格”的取捨會影響“風格”（言語風格）的定義？因為民族風格主要是語言的屬性，也是語言的主要屬性。所謂民族風格，指的是甲語言與乙語言相比而顯現的特點，例如漢語的聲調能起辨義作用，英語卻不能，於是我們說聲調是漢語獨有的民族風格。其實，語言的民族風格是語言材料的民族特點。言語風格的研究如果容納這類民族風格的課題，後果將會混淆言語與語言的界限，模糊了風格學的研究對象，至少會加重風格學的負荷。然而中國的風格學家在自己的風格體系中幾乎沒有不談民族風格的。民族風格進入漢語風格學的領域有種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情形是以言語風格服從民族風格，林裕文先生的定義可作代表。他將語言風格分為民族風格和語言內部各種風格，並說“語言內部的各種風格，是從屬於語言的民族風格的。不管語言的個人風格也好，語言的體裁風格也好，總不能跳出民族風格之外去。它們祇不過是在運用民族語言時帶有這樣或那樣的一些特點而已”。（《詞彙⋯語法⋯修辭》）第二種情形是將民族風格與其他風格並立，各種各樣的風格加在一起，所有這些風格的總和便是語言風格。上節所引北大定義就是一個最早的代表。風格學家黎運漢教授將風格分廣狹二義：“我們贊成廣義的定義：語言風格是人們運用語言表達手段所形成的諸特點的綜合表現，它包括語言的民族風格、時代風格、流派風格、個人風格和表現風格等。”（《漢語風格探索》第五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零）無疑，黎教授規定的風格學領域最廣。鄭遠漢教授下的定義與國外流行的定義最為接近：“言語風格是由於人們對語言的使用，受到不同交際環境的制約或影響而形成的一系列言語特徵的綜和。”（《言語風格學》第二頁，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

九零）鄭氏強調“言語是指語言的具體運用”，“風格從根本性質來說是言語的”（同上）等。這些表述都是精當的。然而鄭氏在論述中仍未攏脫語言材料的民族特點的糾纏。他所說的“言語民族風格”包含着漢語在語言材料上不同於其他語言的一些特徵，這些特徵屬於“語言”而非“言語”，如“詞的音節單純化和雙音節化傾向”（第四三頁）等。第三種情形是用“一般與個別”、“對立與統一”、“物質與運動”等哲學範疇來解釋民族風格與其他風格（個人風格、語體風格等）之間的關係，五十至六十年代筆者初習風格學時是這樣界定“語言風格”的：“語言風格是語言本身特點和語言運用特點的綜合。從語言風格包含的內容來看，語言風格包含着語言的民族風格和語言的內部各種風格。民族風格是語言特色的集中表現，是一種語言的成分、結構、表達方式和發展規律的特點的綜合。語言的內部各種風格可以概括為時代風格、語體風格和個人風格。⋯⋯語言風格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語體和不同的個人在語言方面或語言的運用方面表現出來的特點的總和。”（《漢語風格論》，載《青海民族學院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文章寫於六十年代，因筆者在一九五七年那場後來被“改正”的運動中失足而喪失發表著作的權利直至一九七九年二月共計二十二年。交代這段插曲祇是為了說明引文代表筆者六十年代的觀點，沒有其他任何用意。）筆者當時以“物質與運動”為理論依據，論證“語言”與“語言運用”之間的關係：“‘語言具體運用’的特點和‘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雖是對立的，卻又是統一的。一方面，‘語言材料本身’（即物質）的特點需要在語言的‘具體運用’（即運動）中表現出來，不與某種交際場合、交際目的結合的赤裸裸的‘語言材料本身’的特點是不存在的。我們說某種語言具有某種特點，指的是這種語言在它的運用中表現了這些特點。另一方面，語言在‘具體運用’時表現出來的特點，又必須以‘語言材料本身’的

特點為基礎。不管甚麼樣的交際場合和交際目的都離不了全民語言的運用，因而無論是怎樣的‘言語氣氛’都必須遵照全民語言的規範，服從‘語言材料本身’的規律。總之，語言在‘具體運用’中可以表現出風格來，語言的‘材料本身’卻為風格提供物質材料。這兩個方面是相互依存的。因此，語言風格學既應當研究語言在‘具體運用’中表現出來的特點，即各種言語氣氛，又應當研究‘語言材料本身’具有的特點。”（同上）其實，上述三組哲學範疇用來解釋“語言”和“言語”的關係尚可，用來解釋“民族風格”與“其他風格”的關係就很不貼切。我們可以把“語言”解說為“物質”與“一般”，“民族風格”是語言的屬性之一，與“物質”攀不上直接的關係。本文稿成之後得到心儀已久的張德明教授的大著《語言風格學》（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它資料翔實，論證有據，果然是一部好書。張氏認為“民族風格是民族語言體系本身特點的集中表現，因此屬於‘語言風格’，不屬於‘言語風格”；主張從外部和內部兩方面研究風格：“民族風格是屬於語言風格的外部研究，其他各種言語風格，如語體風格、個人風格等是屬於語言風格的內部研究。”著者綜合各家的看法之後，“認為廣義的語言風格是民族語言體系本身的特點及其運用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而特點是相比較而言的，它既包括不同民族之間各種構成要素的比較，也包括同一民族內部各種要素和修辭方法在不同交際領域、交際場合中不同特點的系統比較。”（該書第二一四頁）狹義的語言風格是一種甚麼形態呢？狹義的語言風格自然是排除了“民族語言體系本身特點”（即“民族風格”）的“功能風格”。上列語言風格的種種定義都提及民族風格，都把民族風格列入風格學的研究範圍，甚至列為最重要的課題。然而研究民族風格的結果是甚麼呢？研究的結果主要是“民族語言體系本身”若干特點的羅列。所謂“民族語言體系本身”，是指處於備用狀態中的語言材料，每一種處於備用狀態中的語言（漢語、英語、法語、日語、

德語、⋯⋯）都有其自身的特點，例如聲調辨義、單詞的雙音節趨勢、構詞的逆序格式（人情-情人，會議-議會⋯⋯）、詞序的句法功能等等，都是漢語體系本身的特點。這些特點是語言民族性的所在，它對於語言的使用者具有強制性，即每一個使用這種語言的人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不允許強調個人風格而任意改變民族風格。至於“個人的變異”乃至“個人的語言”（idiolect），都必須在民族語言體系可以接受的範圍或程度中進行。個人變異與民族風格之間的關係就是結構派所稱“變體”與“位”的關係：一方面“位”強迫“變體”就範，另一方面“變體”突破“位”的限制而爭取獨立。這種關係也就是語言規範化與語言發展的關係。誰個敢說不要民族風格？誰人真的說過不要民族風格？運用語言一定要符合語言的民族特點，說漢語者要使說出的話像漢語，要叫漢語的味兒越多越好，誰也不會提倡說漢語要說得像外國語言，祇有那些“歪風卑格”的人才會提倡“中英夾雜”的“雞尾文體”。（參閱陳耀南教授論文《歪風卑格⋯中英夾雜——雞尾文體的檢討》，見《語言風格論集》，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然而民族風格的研究是語言學的任務，並且已在傳統語文學、歷史比較語言學、結構主義語言學以及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等學科中取得豐碩的成果，這種研究還將繼續下去。張德明教授所指稱的狹義風格即“功能風格”才是風格學的唯一對象。語言學的不同部門有不同的分工，風格學的學科任務並不是研究語言材料的民族特色，而是研究將具有民族特色的語言用於具體的交際環境，最有效地完成交際的使命。語言是工具。人與工具的關係是雙向的，一方面人要服從工具的使用規則，按照工具的機制去操作，絕不允許隨心所欲地不按規章行事，否則工具無法發揮效力。另一方面，語言既然是工具，就要被人使用或供人使用，使用起來如何順手就如何使用，人對工具既有服從其規則的一面，又有主觀能動的一面。理論語言學在

論述語言的社會本質時似乎太多強調語言強制性的一面而輕視語言供人使用的工具性的一面，彷彿不如此就會陷入個人心理學派。其實，社會成員無不極大限度地能動地駕馭語言，風格現象也就在能動地駕馭語言中產生出來。不同的語言好比不同的棋（象棋、軍棋、圍棋、跳棋、⋯⋯）；不同的棋由各自不同的棋子兒組成，若干棋子兒共處一個結構之中，彼此間互為生存的條件；不同的棋又各有不同的規則（例如中國象棋的馬行日、相走田等等）。棋的規則一視同仁地強迫一切弈者遵守，任何弈者都必須一體依從之。在依從規則的前提下弈者可以而且必須能動地運用規則以創造勝局：或先發制人，或後發制人，或欲擒故縱，或捨車保帥，⋯⋯風格便在這着棋的過程中顯現出來。棋與棋手之間有強制與遵守的關係，不存在主宰與從屬的關係。語言和言語之間，具有民族特點的語言和言語風格之間，也是這種強制與遵守、服從與創造的關係。中國的風格學家深受兩大影響：一是索緒爾“語言與言語”的理論，二是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學說，而且將這兩者融成一體，形成中國式的思想方法論，用以觀察語言現象，其中包括言語現象、風格現象。他們認為“語言與言語”就是“一般與個別”或“普遍與特殊”。一般決定個別，個別表現一般。他們以為這一組哲學範疇也能解釋風格現象：民族風格是一般，言語風格是個別。一般決定個別，個別服從一般，於是“不管語言的個人風格也好，語言的體裁風格也好，總不能跳出民族風格之外去”！許多風格學家在套用“語言與言語”的公式時無意間偷換了概念：用“民族風格”取代“語言”，將“言語風格”等同於“言語”。其實風格怎能從屬？能從屬還算甚麼風格？風格都是特定的和具體的。語體風格領先如果能看到“風格”是個含義“極為廣泛”和“模棱兩可”的術

語，如果能將“風格”用在“特點、特性、特質、特徵、特色⋯⋯”這一類含義上，“民族風格”一語當然可以利用而且必須利用。當年高名凱先生祇是為了特別強調語言的特點不是言語的風格才拒用“民族風格”而祇用“民族特點”。其實，既然大家習慣了“民族風格”（文學的“民族風格”，建築的“民族風格”，服飾的“民族風格”等等）這個術語，風格學用之亦無妨，重要的是要知道此風格非彼風格——民族風格的“風格”不是言語風格的“風格”。言語風格的“風格”是語言在被具體運用時表現出來的風格，民族風格的“風格”祇是語言在語音、詞彙（包括成語、習慣語等等）、語法方面的特點，也就是語言材料的特點。言語運用語言材料形成風格。正如語言不能代替言語一樣，語言材料的特點是不能替換言語風格的。筆者寫作《語言風格初探》曾有一段經歷：馬小彌將老舍的《鼓書藝人》由英文譯作中文，譯本中有許多語言現象遊離在老舍的風格體系之外，例如使用了上海方言詞語，四川方言詞語；有人質疑：這祇不過是方言的不同罷了，你所研究的是方言現象，而不是馬小彌的言語風格。真是妙極了，這一質疑正好說明言語風格與語言材料之間的關係，證明言語風格是利用語言（或方言）材料形成的！這些材料不被運用（備用）時是方言現象或語言現象，這些材料被運用於具體的言語行為（動態）中才會產生風格現象。風格學不是方言學，並不研究方言詞的結構與起源，也不研究方言與共同語的對應規律，祇是指出一個人的方言痕跡顯現了他的言語風格。馬小彌在刻意追求老舍風格時不自覺地流露出上海、四川的方言詞語，因而露出了非老舍風格的馬腳，而這些馬腳卻正好構成馬小彌的風格。方言與風格的關係如是，語言與風格的關係亦如是。語言的“民族特色”或“民族風格”是在備用中即已存在的，並不是在具體運用中才表現出來。它們是語言在材料和結構上的特點，是形成言語風格的物質材料。語言與言語的關係是交際工具或材料與語言運用的關係。附

麗在不同語言上面的特色是民族特色或民族風格，語言運用依特定的場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話題而呈現不同的特點是言語風格。這兩類風格——民族風格與言語風格——究竟有甚麼關係呢？肯定地說，它們之間既不是並立關係，也不是領屬關係。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場合中首先考慮的是說得體的話。得體之“體”可以理解為語體之體。說得體的話就是說合乎語體特徵的話。語體特徵即語體風格，語體風格即言語風格，言語風格常直稱風格。如此，風格、言語風格、語體風格很難分辨，外國人統以一個style指稱之。無論參與交際的人操何種語言，但凡處於同一交際場合就都要說同一語體的話，對話各方（雙方或多方）要在風格上取得協調。即以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四日中英就香港政制問題舉行的談判為例，當天晚間香港各電視臺新聞節目播出畫面和聲音，報導中英兩國代表先以普通話應對，然後轉為各自用母語透過翻譯交談，果然一派外交用兵前“今日天氣哈哈哈”的氣氛。次日香港《新報》發表以“會談前雙方語帶玄機麥若彬引用攀登長城姜恩柱望彼此向上爬”為題的特寫，玆摘錄如下：昨日會談在釣魚臺國賓館十號樓舉行。⋯⋯姜恩柱迎接麥若彬時問：“路上好走嗎？”麥若彬爽快地以普通話回答：“好走！謝謝。”不過亦祇此為止，隨即轉回“英語臺”說也十分擠擁。麥若彬笑謂前天其他成員遵從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滋英的建議，去攀登長城（慕田峪），所以目前狀態極佳，並已準備就緒。姜恩柱便承接這個尾巴表示，希望會談有進展，更邊以一級一級的手勢比劃說，希望雙方不斷往上爬，最後取得積極進展。⋯⋯姜、麥二同用普通話交談構成了一種風格，分別用普通話和英語交談也還是這種風格，民族風格在這個交際場合中顯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言語氣氛是否因雙方交替運用相同的和不同的語言而有更

改。在現代社會，同一交際場合運用不同語言或方言而不致引起風格改變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不止使用一種語言或方言的家庭或社團也隨處可見。雙語已經落後，現在的潮流是做三語人（trilingual）。語言或方言的運用可用“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作比。陽關道也好，獨木橋也好，都能起溝通的作用；漢語也好，英語也好，都具有傳遞信息與接受信息的功能。在中英關於香港政制問題的第十三輪談判中，中英兩國代表“唇槍舌劍不斷。姜恩柱一句‘英方目前的立場與中方仍有很大的距離’，麥若彬等不及中方翻譯把姜恩柱的說話由普通話譯為英文，立即（用英語）搶白：‘我一定要就此回應一下。’他強調英方一向所提的方案都是三符合的。誰知姜恩柱卻說：‘究竟是三符合還是三違反，不是看某一個人口中的聲明，祇要對照我們過去達成的協議、對照基本法，便可以得到客觀的證明。’言下之意對麥若彬的說話頗不以為然。”（《明報》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二日）姜說姜的漢語，麥說麥的英語，語言的民族性不同而辯論的風格統一。這種情形在雙語社會或雙語環境如香港、澳門和許多不同民族的人士共處的機構隨處可見。香港有一部名叫《點心》的電影，描寫美國唐人街的語言狀况生動而逼真。在那裡，英語、廣東話、客家話、潮州話、普通話，你能說甚麼話就說甚麼話，不會說甚麼話就不說甚麼話，而且還可以針對對方的語言能力和習慣隨意選用語言（或方言）。中國近年興起的拍領袖群的電影風，領袖人物有說湖南話的，有說“格老子”四川話的，還有說紹興腔的下江官話的，⋯⋯他們聚在一起並不因方言不同而造成言語氣氛的分裂。這一群各操不同方言的領袖人物共同營造“運籌帷幄”的嚴肅凝重的風格，也是這一群各操不同方言的領袖人物共同營造“找隻雞來打牙祭”的輕鬆隨和的氣氛。祇有特定的交際任務和交際場合決定言語風格，在同一場合中不會因使用語言或方言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風格。

對於風格學說來，語體風格是最重要的風格。正因為如此，所以許多風格學者祇以語體風格作為唯一研究的對象。如果說不同風格之間有甚麼關係存在的話，那麼應當是語體風格居領先地位，其他風格必須附和或遷就語體風格。筆者並不主張在風格之間尋找領屬和被領屬的關係，因為風格之間的關係不能用簡單化的手法來處理。在語體風格與民族風格之間，語體風格領先。不管你使用何種語言（不同語言有不同的民族風格），祇要你在特定的交際場合中使用，就必須努力使言語與場合的氣氛相協調，爭取達到“得體”的境界。而在依從語體規範的同時，你還得充分顯現語言的民族風格或特色。翻譯外國詩，首先要譯得像詩，而不是其他文體（散文、話劇、小說），這是服從語體（文體雖不完全等同於語體，但與語體有緊密聯繫）；在翻譯中譯者“可以”使翻譯語言具備更多的民族特色。所謂“可以”亦包含“不必”，“可以”與“不必”取決於翻譯者的翻譯觀與語言水平。有人主張“硬譯”，那就越沒有民族風格越好。法國名詩《惡之花》不少人譯作自由體，王力先生將之譯作格律詩。王先生所持的理由是，因為原作是格律體，譯作格律詩可以保留格律的韻味。王先生的考慮和藝術實踐既保存了原作的旨趣，又使翻譯語言富有濃郁的民族風格，由此可見王先生實在不愧為譯界高手。在語體風格與個人風格之間，語體風格仍然處於領先地位。這可以從兩方面理解：第一方面，個人的一切言語活動首先要符合語體的要求，老舍是使用語言的多面手，能寫小說（長篇、中篇、短篇），戲劇（話劇、京劇、歌劇），詩歌（新詩、舊詩），散文，通俗文藝，理論文章，還有一些翻譯作品。儘管在不同類型的作品中貫串着他那幽默、市俗與鄉土的氣息（個人風格），然而他寫某類作品必先依從該類體裁的規範，例如寫小說不能寫得像理論文章，寫詩歌不能寫成話劇。黎運漢教授的碩士研究生崔向紅在向中國修辭學會

第六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試論語言的共性風格與個性風格的關係》中說：“老舍先生曾經說過‘我們用甚麼話語，是決定於我們寫甚麼的。比方說：我們今天要寫一篇甚麼報告，我們就須用簡單的、明確的、清楚的語言，不慌不忙，有條有理地去寫。光說俏皮話，不會寫成一篇好報告。反之：我們要寫一篇小說，我們就該當用更活潑更帶情感的語言了。’這段話通俗地道出了語體風格對作家語言風格的制約作用。”“制約”兩字下得好極了。第二方面，一個人如果已經習慣了某些語體，而當他另外接觸一種語體時，很容易受到業已習慣了的語體風格的影響。澳門青年法律翻譯工作者黃顯輝為“使本地華人能夠以中文渠道初步了解澳門政治法律制度”，寫了一本《澳門政治體制與法淵源》。他決心將著作寫得儘量通俗一些，然而受到原為他熟練的法律語體的影響，通俗讀本仍然並不通俗。例如：澳門並非葡萄牙之領土，僅為由葡國政府暫時管理之中國地區，當地居民中，葡籍者衹佔少數。此外，雖然在當地行使政治權力之機關為葡國之機關或由葡國政府（廣義）所設立者，但該等機關並不如葡萄牙之主權機關一般，以葡國人民名義行使政治權力。（該書第一八頁）文中“在當地行使權力之機關”似不難懂，“葡國之機關”就不那麼易解了，至於這種機關“由葡國政府（廣義）所設立者”從內容到行文都有疑問，而為甚麼“該等機關並不如葡萄牙之主權機關一般”，恐怕要請法學專家來解釋了。作者一定以為他的行文已經通俗得不似法律語言，而讀者依然覺得他的著作充滿書院氣與學者味。這是因為作者從事法律的專業翻譯，同時攻讀澳門大學的法律學士學位，幾乎每日每時都泡在法律風格中，準確、嚴密、完整、莊重的法律風格帶進通俗普及的法律著作的寫作中，自然會在不自覺中留下艱深的痕跡。不僅著作正文留有法律語體風格，甚至在他

自己寫的《序》中亦可感受這種風格，如：（本書）還剖析了在大陸法系鮮見，但為澳門法源之一的具法律拘束力之法律判例，以及其與僅具事實拘束力之一般判例之區別。另一部介紹澳門政治制度的著作所呈現的風格就不同了：澳門既非附屬他國的殖民地，亦非一個獨立的城市國家，而是葡（萄牙）管中國領土。主權和治權的完全分離，決定了澳門的特殊法律地位及其政治體制的特色。（吳志良《澳門政治制度——沿革、現狀和展望》）在作者所寫的《前言》中還有這樣散文式的句子：1999年並非澳門歷史的終結，僅是一個新時期的開始，我們所說的平穩過渡，便包含着一種延續性。因此，總結昨天，認識今天，更有助我們展望明天，亦令我們對未來更具信必。顯然，吳著法律語體風格不足，倒是散文與議論的味道較濃。這是因為作者從事過記者的工作，有過寫作散文及翻譯文學著作的經驗。雖然他也曾進修過法律和公共行政課程，但他今日之言語風格受法律語體的影響有限，而受文藝風格的影響較深。黃、吳二位各受自己最熟悉的語體風格的影響，而他們所熟悉的語體風格不同，因而現時的風格亦有異。第一刀切出語體風格風格學所指的風格主要是語體風格，國外風格學著作和教學很多專攻語體風格，中國也有持類似主張的。語言風格學的重大使命之一是首先給語體區別類型，然後在每一類語體身上尋找民族風格、時代風格（時代風格是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風格，故歸入民族風格而不另立名目）、個人風格、流派風格；至於表現風

格，那應當歸入文學批評或文藝學範疇，是與風格平行的另個角度上的一套參數，似乎可以列入文章學。如果把與風格學有關的風格比作一個生日蛋糕，那麼直切下去便是語體風格。切成三塊，便是三大語體，三大語體還可以切分小類：這是高名凱先生切出來的蛋糕。筆者在《語言風格初探》中將蛋糕一分為四，不再層層細分下去。分成一丫丫蛋糕後，再對每丫蛋糕作橫斷面的切分，分出蛋糕的本體和本體之上的奶油、士多啤梨、巧克力等等，這些附麗物便是民族風格之類，而個人風格則是每一片蛋糕上都有奶油，或者都有士多啤梨，或者都有巧克力，因為個人風格是貫串在所有語體風格之中的。假若第一刀直切下去想要切出民族風格，那就糟了，那被切的必須是一半蛋糕一半意大利薄餅，即兩種不同的語言；而切開之後如何收科呢？很難辦。筆者實在想不出良方。這樣看來，風格的切分必須小心從事。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語體先行——學習張弓先生關於語體的論述二十年代，張弓先生以其著述參與中國修辭學的草創；六十年代，張先生又以《現代漢語修辭學》一書提出了符合現代語言學原琿的語體學體系。今天我們紀念張先生辭世十周年和他的《現代漢語修辭學》出版三十周年，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認真學習他的修辭學思想，用以解答語體學和風格學研究中的一些難題。毋容諱言，我國語體學和風格學發展到現階段對一些帶根本性質的理論問題尚未取得共識，極大地影響學科的體系性和科學性。這些問題包括語體和風格的定義，各種相關概念的定位等等，而這些問題在張先生的《現代漢語修辭學》中幾乎都有明晰的交代和答案。例如：甚麼是語體？張先生絕不把問題簡單化，他沒有摹仿修辭學上的“語辭”“文辭”之分來定“語體”“文體”之別。文體是傳統的文藝學的概念，語體則是嶄新的現代語言學的術語。“語”體“文”體一字之差，相距何止天壤！張著認為：“構成語體基礎的是哪些因素呢？大略說來有表達的內容、交際的目的、群眾（聽眾讀者）的特點、交際的場合等等。”（第一八五頁）指出這些因素也就指出了由社會性的語言轉化為言語的條件和方式，說明語言不是存在於真空之中而是存在於具體的交際場合裡，語體也正是在“交際的場合”中，針對“群眾的特點”，通過“表達的內容”以達到“交際的目的”的言語體式——從體式上看是“語體”，從氣氛上說是“風格”。張弓先生的語體學說有堅實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在處理語言和言語、民族風格與語體風格的關係時能夠既注重言語的具體性也不忘語言的一般性。有些語言學家論證問題時失之偏頗，談到民族風格，就要所有的風格都“服從”民族風格，忘記了具有民族風

格的全民語言也應當“適應”交際的需要。如果說“服從”，語言和言語是雙向的關係，是我服從你、你也要服從我的關係。言語要服從語言，語言同樣要服從交際的需要、服從言語；不過“語言服從言語”聽起來不順耳，張弓先生也不肯用“服從”，而用“選擇”或“適應”。《現代漢語修辭學》分析語體的幾個因素的關聯時說：“說話人、作者根據這些因素，結合實際，選擇運用民族語言材料（詞句），自然就產生一些特點。這種特點綜合而形成的類型就是‘語體’。”（第一八六頁）而在具體論述各種語體的時候，張先生的專著都闢出專節講“語言因素、修辭方式對語體的適應性”。一個“選擇”，一個“適應”，說明言語對語言的反應並不是消極的。風格學目前的傾向是叫言語服從語言有餘，而讓語言去適應言語或曰讓言語選擇語言則顯不足。風格學、語體學的學科要求卻是研究言語、研究個別——雖然這些個別不能脫離一般，但學科的重點卻是研究個別。從風格上講，個人風格要不要服從民族風格？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實在太多人老在單方面呼喊“個人風格跳不出民族風格以外去”的口號。個人的言語與民族性的語言之間的關係一早已為索緒爾解答，它們是langue與parole的關係，是前者強制後者，而後者又利用前者。langua與parole之間用甚麼來協調呢？用langage（言語活動）。這個langage很重要，它使一般性的語言轉變為具體的言語。言語活動的本質是具體交際場合中的交際行為，而具體場合中的言語行為的語言體式是語體，具體場合中的言語氣氛則是風格。因此，要問言語風格須服從誰？我以為首先服從語體。例如一位有多方面寫作才能的作家，他寫詩應當像詩，寫小說應當像小說，寫理論文章應當像理論文章。老舍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的寫作首先服從不同的文體；而在寫作過程中同時盡量使自己的語言富有民族色彩——即他寫的是漢語文學或文章，不是其他民族語言的文學或文章。這就是說，語言的個人風格必須

附麗在具體的語體上。張弓先生的結論是：“作者、說話人的語言獨特風格在文藝體中最容易鮮明地表現出來，政論也可能顯現出個人風格。”（第一八八頁）這就是本文的主旨：語體先行。在交際中不論你使用何種語言（甚至在同一交際場合中使用不同語言），首先要服從的是語體。現代社會使用雙語的情形（包括社會雙語和個人雙語）很普遍，香港立法局開會議員可用英語或漢語，澳門立法局開會時中文、葡文悉隨尊便，語言的民族性放在第二位，第一位的要求是溝通，管你用甚麼語言，祇要能溝通（通過傳譯或交際者本身具有雙語能力）就行，交際者首先服從的是交際場合的那種特定的氣氛，比如不能在立法局會議上吟詩唱曲，在辯論問題時一般採取論證語體。我們不乏這種經驗：在雙語家庭，其成員隨意運用不同的語言或方言，甚至使用那種類似“混合雙語”的語言而不自覺（如在廣州的上海人家庭至少通上海話、廣州話和普通話，如果娶了一個潮州媳婦，家中的“話”又多了一種）。管你在家庭用單語或雙語，你必須首先遵守日常交際語體：單語可以營造日常交際的氣氛，雙話同樣可以營造這種氣氛，語言的民族性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放在第一位的是語體。筆者在提交給即將召開的“語言風格學與翻譯寫作國際研討會”的論文《風格的要義與切分》中作了一個比方：各種風格猶如一個生日蛋糕，直切下去得出語體，每一種語體橫切則可得出民族風格，每個民族內部再切出時代（時代風格是處於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族風格），時代內部再切出個人（個人必然處於特定的時期）。“語體先行”指的就是這層意思。張弓先生在《現代漢語修辭學》一書中以五分之一篇幅對語體問題發表重要意見，並擬“作重點增補”。（李濟中《現代漢語修辭學再版後記》，張著第二四五頁）可惜先生未能實現生前的願望。語體學的後來人應當學習他的學術思想，繼承他的事業，完成他的

遺願。我想這應當是責無旁貸的吧！一九九三年七月

“語言”和“言語”釋義——兼論程祥徽教授《語體先行》一文對語言實踐的重大意義馬克平在《澳門寫作學刊》二、三期，刊出了吾師程祥徽教授《語體先行》一文，讀後，深感吾師對已故著名語言學家張弓提出的語體學的理論核心，闡發得淋漓盡致，教人深有青出於藍之慨。程氏在《語體先行》一文的論述過程中，使用了一系列語言學的專用名詞，如“語體”、“文體”、“語體風格”、“語言風格”、“語言”、“言語”等等。我以為，如果不首先弄清楚這些詞的詞義，尤其是“語言”和“言語”這兩個詞的詞義，對於不具備語言學專門知識的人來說，是不容易真正讀懂這篇論文的。先請看以下一段引文：“張弓先生的語體學說有堅實的理論基礎，特別是在處理語言和言語、民族風格與語體風格的關係時能夠注重言語的具體性也不忘語言的一般性。有些語言學家論證問題時失之偏頗，談到民族風格，就要所有的風格都‘服從’民族風格，忘記了具有民族風格的全民語言也應當‘適應’交際的需要。如果說‘服從’，語言和言語是雙向的關係，是我服從你、你也要服從我的關係。言語要服從語言，語言同樣要服從交際的需要、服從言語，不過‘語言服從言語’聰起來不順耳，張弓先生也不肯用‘服從’，而用‘選擇’或‘適應’。”（文中黑體字部分為本文作者突出之用）在這一段僅有二百來字的文章中，作者連續使用了“語言”和“言語”這兩個詞達十二次之多，而且，兩個詞是交替出現的。這對於不具備語言學專門知識的人來說，如果不首先弄清楚這兩個詞的詞義及其相互間的關係，不但讀起來比較吃力，也是難於領會這

篇論文的要旨的。那麼，到底甚麼是“語言”，甚麼是“言語”，它們兩者之間又存在着怎麼樣的關係呢？下面將逐一予以解答。首先，甚麼是語言？語言，不是任何別的神秘的東西，它祇不過是一種符號——一種以空氣為傳播媒介的聲音符號。當人群利用這種聲音的符號來表情、達意、狀物和相互交流信息，這些聲音符號一旦達到人們相互通曉的程度時，這些聲音符號便成為這個人群的語言了。在這個世界上，人類語言是相當複雜的。一般地說，世界上有多少個民族，就有多少種語言；不同的語言又可分歸不同的系屬。對於人類語言的複雜性與多樣性這個問題，究其成因是相當複雜的，筆者在拙著《條件反射與思維》中曾進行過初步的探索。由於這個問題已超出本文的討論範圍，在此不予贅述。一般地說，同一個民族，使用一種共通的語言（當然還有例外的），這種語言，對於這個民族的每一個成員來說都是互相通曉的，因而它具有共通性（即程教授所指的“語言的一般性”）。一般性，是語言的最重要特點。一個民族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在使用這種共通的語言。這種語言用於說話，便是口頭語言，用於書寫，便是書面語言。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都是表露於外的，所以它們合稱外部語言。當人們把這種語言用於思考時，它便成為人的內部語言了。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的語言表現是完全相同的，正如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的指紋是相同的一樣。人的語言表現，人人不同，個個有別，這就出現了一個“言語風格”問題了。風格屬個性範疇，無個性就無所謂風格。每個人的語言表現各不相同這種現象，表現在人們運用語言的各個領域中。以口頭語言來說，有的人說話口若懸河，流利灑脫，有的卻鈍嘴笨舌，疙裡疙瘩；有的人說話陰聲細氣，溫文爾雅；

有的卻聲如洪鐘，粗魯鄙陋；有的人說話謙和謹愼，不苟言笑；有的則傲氣凌人，輕薄放肆⋯⋯以書面語言來說，每個人也是都有區別的。魯迅的文章以精闢簡煉著稱；巴金的文筆則以流暢通達見長；朱自清的散文以清新雅淡而馳名華夏；柏楊的雜文則以諷喻諧趣而享譽環球⋯以人們思考時所使用的內部語言來說，也是人人各別的。內部語言，是人們在大腦中對其外部語言的運用而已。既然每個人的外部語言是不同的，其內部語言自然也就不同了。由於人們在運用共通的（即一般的）語言時，是各人有別的，語言學家和心理學家為了便於描述這種語言現象，提出了“言語”這個概念①，把人們在運用語言時各個人的語言表現，稱為言語。由此可見，言語是個別人的語言表現。個別性，是言語的最重要特點。至此，我們便不難看出語言與言語之間的關係了。語言與言語之間的關係，就是“一般與個別”的關係。有關語言和言語的這種關係，程教授在《風格的要義與切分》（見《澳門寫作學刊》第六期第一九頁）一文中有明確的闡述：“言語和語言有密切的關係。中國的理論語言學用‘一般與個別’的哲學範疇來說明它們的地位：語言是一般，是一個供交際者採用的材料庫，是一個具有民族特點的體系；言語是說話的行為和說話行為所產生的話語，說話的行為和說出的話語都是具體的、個別的，與言語發生關係的是說話的環境、內容和目的，或者說是交際的場合和話題。”“風格學界已有一個共識，即語言是一般，言語是個別”。一般性與個別性，同屬一組哲學範疇。所謂一般性，亦即普遍性，亦即共性；所謂個別性，亦即特殊性，亦即個性。一般性寓於個別性之中；個別是一般的具體體現。它們既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它們有條件地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有着相互依存的關係，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存在。即是說，每一方必須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的前提。

我們以這種哲學觀點，再回到語言學這個領域來進行觀察。語言這個一般性的事物，是存在於每一個運用語言的個別的（也是具體的）人的言語之中的，如果沒有個別的（具體的）人的言語，語言也就不復存在了；反過來，所有個別的（具體的）人的言語，儘管是各各有別的，但是，每個人的言語中都必須包含着語言的共通性（即一般性），如果不包含這種共通性（即一般性），則每個人說出來的話，相互間是不能通曉的，這就不成其為語言了，即是說，言語必須包含語言。程教授說：“言語要服從語言”，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你的言語如果不服從語言，那麼你說出來的話將是無人聽得懂的話。這是語言對言語的制約功能。反過來，言語對語言也有制約的功能。當人們運用自己的言語去寫作時，寫不同的文體就需要選擇不同的語言材料，這時，語言必須服從言語所要表達的內容；當人們運用自己的言語去進行社交活動時，他就必須根據交際的目的去選擇合適的語言材料，例如，在一個追悼會上，他必須選擇沉痛真切的語言材料；在一個婚禮宴會上，他就必須選擇歡樂吉利的語言材料。這時，語言必須服從言語所要達到的交際目的；當人們要運用自己的言語去發表演說時，他就必須選擇聽眾易於接受的語言。例如，他的聽眾是一班文化水平較低的勞動者，他就必須選擇通俗的語言；他的聽眾如果是一班知識分子，他就必須選擇較文雅的語言。這時，語言必須服從演說人根據聽眾的特點而提出的言語要求。總而言之，當人們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使用言語時，語言都必須服從言語。程教授說：“語言同樣要服從交際的需要、服從言語”，說的就是這個意思。語言和言語這種互相依存、互相制約、互相服從的關係，就是程教授所說的“語言和言語是雙向的關係”。從哲學的觀點來說，這就是語言與言語之間的辯證關係。

從上文我們不難看出，當人們使用言語於社會的各個實踐領域時，語言必須服從言語的選擇。這種經言語選擇的語言，張弓先生稱之為“語體”，並導出“語體”的概念。他指出語體大略包括表達內容、交際目的、群眾（聽眾讀者）的特點、交際場合等因素。張弓先生在分析語體的幾個因素的關聯時說：“說話人、作者根據這些因素，結合實際，選擇運用民族語言材料（詞句），自然就產生一些特點。這種特點綜合而成的類型就是‘語體’。”②語體學體系，除了包括“語言”、“言語”這些重要概念以外，還包括“言語風格”這個重要概念。程教授指出：“言語活動的本質是具體交際場合中的交際行為，而具體場合中的言語行為的語言體式是語體，具體場合中的言語氣氛則是風格。”並由此而導出“言語風格首先服從語體”，“語言的個人風格必須附麗在具體的語體上”和“語體先行”的結論。語體學體系，從人在交際場合的實際需要出發，提出言語需要對語言作出選擇。這就包含着語言的實踐性意義。程教授進一步推導出“語體先行”的結論，就更進一步強調了語言的實踐性意義。這個結論，對於開拓研究語體學和風格學的大道，有着不容低估的重大意義。注①言語這個概念，最先由瑞士語言學家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提出。②轉引自《語體先行》一文。一九九四年

現代漢語風格章語言可以劃分為靜態語言和動態語言。靜態語言指尚未被具體使用時的語言，即在未被具體使用時，語言的要素已經儲存着，供使用者隨時選用。動態語言指語言要素正在被運用以及運用的結果。修辭學研究語言的表達方式和表達效果，將動態語言的課題引進語言學。但是，修辭學沒有進一步探尋動態語言如何同交際環境、交際內容相適應的規律，因此修辭學對語言使用的指導作用還是有局限的。研究語言使用與交際環境、交際內容的關係的學科叫語言風格學。風格學是最近三十年興起的語言學新部門。一“語言特點”不是“語言風格”語言處於靜止狀態時有特點呈現出來，例如漢語沒有複輔音，語素以單音節為主，而單詞以雙音節為主，語法缺乏形態變化而以詞序為主要手段。語言處於運動狀態時也有特點表現出來，例如在家常談吐的場合較少出現書面語言詞彙，很少運用“因為”“所以”一類關聯詞語。為了區別不同狀態下的語言特點，高名凱教授提議用“特點”一詞表示靜止狀態下的語言特點，用“風格”一詞表示處於具體運用中的語言特點。單從詞義上分析，“特點”與“風格”很難劃清界限，語言學硬性規定它們各有所指乃是術語分工的需要和科學研究的需要。有了術語的分工，我們就不難理解這樣的意見：“不能把語言風格理解為與個別的語言有所不同的某一語言的特點”。有人習慣於用“風格”指稱我們所界定的“特點”，那也無關緊要，緊要的是用語的實際所指。語言的特點也是應當研究的，但那不是風格學的使命。談論語言特點的人常常採取“風格”一詞，術語的糾纏造成學科內容的

混淆，因此有正名的必要。甚麼是語言特點？特點是在比較之中得出的。甲語言同乙語言比較，比出語言的“民族特點”；同一語言的此時形態與彼時形態比較，比出語言的“時代特點”。例如比較下列資料可以看出漢語的民族特點。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第四版發表了《在亞非會議十九日下午全體會議上周恩來的補充發言》的中文原文；前此，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登載的同名發言稿卻是根據英文譯出來的。（根據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第四版載“新華社按：十九日本社發的周恩來十九日在亞非會議上的補充發言全文，是根據英文稿譯出的。現已收到周恩來補充發言的中文原文。特重新發表。”）這兩份發言稿雖然內容、體裁都完全相同，但前者是漢族語言的原有成品，後者卻通過“中文——英文——中文”的過程，是經歷了兩道翻譯程序的漢族語言。由於在翻譯的過程中接受了外族語言的影響，兩份材料的語言的民族特點就有了很大的差距。我的主要發言現在印發給大家了。（中文原文）Mymainspeechhasbeenmimeographedandisbeingdistributedtoyou.（“TheJointCommuniqueoftheAsian-AfricanConference”Suplementto“People'sChina”May16，1955）我的主要發言已經油印出來，即將分發給大家。（從英文譯來）上邊的引文是個“連動式”句子，“印”和“發”是兩個表示行為先後關係的動詞。（如果認為“印發”是一個詞而不是兩個詞，那麼“印發”這個詞具有“連動”的性質，是由兩個動詞素構成的，這兩個動詞素亦表行為先後的關係。）可是英語不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主要動詞在一個句子裡連續應用的情形，也就是不能有兩個主要動詞不通過連接詞的連接而用在一起的情形。儘管英語也可以在一個

句子裡表達兩個行為的先後關係——用hasbeenmimeographed表第一動，用isbeingdistributed表第二動，兩動之間以連接詞and銜接——但是這種表達方式並不同於漢語。下邊的引文是根據英文譯出來的，所以漢語原有的民族特點沒有表現出來，“印”“發”的先後關係沒有用連動的格式來表達，甚至在內容上也略有出入。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立異的。在我們中間有無共同的基礎呢？有的。（中文原文）TheChinesedelegationhascomeheretoseekcommonground，nottocreatedivergence.Isthereanybasisforseekingcommongroundamongus？Yes，thereis.中國代表團到這裡來是為了尋求共同的基礎，不是為了製造分歧。在我們之間尋求共同的基礎是否有任何根據呢？是的，是有根據的。（從英文譯來）在這段文字的比較中明顯地可以看出兩點不同：一、“求同”“立異”在漢語裡是一種常見的以文言詞語構成的對偶格。對偶的內容儘管在外族語言裡也能得到表現，一像象seekcommonground與createdivergence就是——但是文言詞語的對偶所表現的漢語特點卻不能在譯成外國文字時完全體現出來。二、下邊引文中的“是的，是有根據的。”顯然是英語的直譯。英語在肯定句中，通常是用yes首先肯定，然後再加肯定，首先肯定的那個yes譯成中文，便是“是的”。可以說“是的，是有根據的”的句式具有英語的民族特點。我們的會議應該求同而存異。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這是我們中間的主要問題。我們並不要求各人放棄自己的見解，因為這是實際存在的反映。但是不應該使它妨礙我們在主要問題上達成共同的協議。我們還應在共同的基礎上來互相了解和重視彼此不同的見解。（中文原文）Inourconferenceweshouldseekcommongroundamongus，

whilekeepingourdifferences.Astoourcommonground，theconferenceshouldaffirmallourcommondesiresanddemands.Thisisourmaintaskhere，Astoourdifferences，noneofusisaskedtogiveuphisownviews，becausedifferenceinviewpointsisanobjectivereality.Butweshouldnotletourdifferencehinderusformachievingagreementasfarasourmaintaskisconcerned.Onthebasisofourcommonpoints，weshouldtrytounderstandandappreciatethedifferentviewsthatwehold.在我們的會議上，我們應當尋求我們的共同基礎，同時保留我們的不同點。至於我們的共同基礎，會議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共同願望和要求。這就是我們在這裡的主要任務。至於我們的不同點，沒有人要求我們中間的任何人放棄他自己的觀點，因為觀點的不同是一個容觀現象。但是，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分歧妨礙我們在我們的王要任務万面取得協議。我們應該在我們共同點的基礎上，設法瞭解和體諒我們所持的不同意見。（從英文譯來）在這段文字裡，我們來看一看漢語的“處置式（把字句、將字句）”如何在外語中表現。中文原文中“同時，會議應將這些共同願望和要求肯定下來”是處置式，用一個“將”字提前了賓語（“這些願望和要求”），外語沒有這種格式；下邊的譯文受了英語的影響，賓語並不提於動詞之前：“至於我們的共同基礎，會議應該肯定我們的一切共同願望和要求。”Astoourcommonground，theconferenceshouldaffirmallourcommondesiresanddemands.我們再來看一看下邊譯文的最後兩句，從“但是”起至最末的“不同意見”。這兩句共有七個“我們”，比中文原文多五個。我們知道，英語的代詞在充當不同的句子成分的時候，是有形態標誌的——we為主格，our為領格，us為受格（或賓格）。we、our、us嚴格分工，並且不容任意省略；不像漢語，人稱代詞既無豐富的形態標誌，並且祇要從語意上看得出來，為了語言的簡潔洗煉，可以不必標示出來。譯文主要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用的代詞“我們”比中文原文多得多。挑起宗教紛爭的時代應該過去了，因為從挑起那種紛爭中得到利益的並不是我們中間的人。（中文原文）Thedaysofinstigatingreligiousstrifeshouldhavepassed，becausethosewhoprofitfrominstigatingsuchstrifearenotthoseamongus.煽動宗教糾紛的日子應該已經過去了，因為靠煽動這種糾紛而取得利益的人並不是在我們中間的人。（從英文譯來）這裡可以看出三點差異：一、英語從綜合性的古代英語向分析性的現代英語發展，雖然現代英語已經具有分析的性質，但仍保存着一些綜合語的特點，很明顯地表現為動詞有“時、體、式”等語法範疇。因此，引文中挑起宗教糾紛的時代“應該過去了”被譯成表示“應當”或“必然”語氣的完成形式：shouldhavepassed“應該已經過去了”。二、“的字結構”是漢語的一種比較特殊的結構，它由“的”字附在名詞、代詞、形容詞或動詞的後邊，表示人或者事物的名稱，而省略“的”字後面的名詞；英語沒有這種結構，作為這類結構中主要成分的名詞，在英語裡是不可省略的，於是，“從挑起那種紛爭中得到利益的並不是我們中間的人”一句中的“得到利益的”被譯成thosewhoprofit“取得利益的人”，“人”字末省。三、還是這一句，中文原文中的“我們中間的人”的“我們中間”是“人”的定語；英語沒有這種定語格式，祇能用說明範圍的狀語來表示，於是“我們中間的人”被譯成thoseamongus“在我們中間的人”。語言的時代特點，是語言的民族特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的表現形式，是某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在語言上的反映。語言是為社會服務的。處在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的社會必然以它的時代精神和時代色彩來豐富和感染民族語言，使得語言除了具有民族的韻味以外，還具有不同的時代色彩。

語言的詞彙明顯地反映着語言的時代特點。一方面，生產發展了，科學水平提高了，新事物不斷增多了，語言就以它的新詞新語來反映這些事實，語言詞彙中這批新詞新語既反映了社會的發展變化，也就帶上了語言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所特有的氣質和精神，這特有的氣質和精神也是以詞語作為表現形式的。體現時代精神的詞語可以是新造的詞語，也可以起用舊詞舊語而賦予舊詞舊語以新的內容或新的情感。語言的語法構造也可以體現語言的時代特點。我們知道，語法是人類思維長期的、抽象化的工作的成果，是思維的巨大成就的標誌。可是，人類的思維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和發展起來，而且隨着社會的向前推進還將不斷地發展。思維的發展一方面以語言作為材料，沒有語言就不可能進行思維；另一方面，思維的發展必然反映在語言尤其是語法的構造上。某一時代科學的發展一方面要以語言為工具，另一方面又促使語言結構的更見嚴密完善。所以，語言的時代特點常常可以從語言的語法結構上體現出來。例如五四運動以來的幾十年，漢語語法向着精密化的高度跨進了一大步，漢語句子成分的完整化和句子結構的複雜化反映着邏輯思維的嚴密和思想方法的進步。而句法成分的完整和句子成分的複雜又表現為句子的延長：為了準確明瞭地表達思想，句子各成分不再隨便省略，因而句子不再縮短；為了細緻精密地表達思想，在句中起修飾、說明、限定作用的成分（定語、補語、狀語、同位語、特指等等）普遍運用開來，句子也就延長了。五四運動以來的漢語句法不再像古代漢語那樣經常省略句子的主要成分，這就能使聽讀者一目了然而不至於“以意逆志”，使語言從形式上保障了思想的表達到達於精密化和條理化的程度——多用了定語能夠更具體地揭示事物的性質、所屬和數量；多用了狀語，能將行為發生的特定時間、特定環境、特定目的以及程度、範圍等狀態從語言形式上給人以鮮明的感受；而採用並列、選擇、轉折、同位、

特指等句法手段，則容易使語言條理清晰。正因為如此，句子長度的增加也就是必然的了。二語言風格的定義甚麼是語言風格？現代語言學的“語言風格”四個字專指“具體運用語言時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制約而構成的特殊的言語氣氛”。這個定義有三點須加說明。（一）運用語言和具體運用語言語言是交際的工具，是供大眾運用的。語言不被運用，便成為死去的語言，或者說是“歷史的陳蹟”。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編《現代漢語》中冊給語言風格下的定義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流派以至個人，在運用語言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獨特性的總和”。這個定義所規定的“語言風格”無疑是我們所說的“語言特點”，但它也講“運用語言”：民族運用語言，時代運用語言，⋯⋯這種運用不是“具體運用”。所謂具體運用語言是指“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制約”的運用。祇有“個人”才有語言的“具體運用”，民族和時代是無從“具體”運用語言的。（二）交際場合和言語氣氛交際場合就是交際環境。一對戀人傾訴衷情是一種交際場合，也就是一種交際環境；萬人大會上慷慨陳詞也是一種交際場合或交際環境。環境和氣氛是不可分割的：有環境必有氣氛，不同的氣氛是不同的環境的標誌。例如家常談吐的環境通常呈現親切、隨便的氣氛，外交談判的環境通常表現出彬彬有禮而遣詞造句十分考究的氣氛。環境都有氣氛，即使是空蕩蕩的環境也有氣氛，那是一種冷清、空洞的氣氛，而氣氛總是某種環境的氣氛。環境與氣氛相互依存，不可割離。（三）語言風格和言語氣氛

言語和語言是有區別的。簡言之，語言是全民、全社會的，是全體社會成員一致認同的語音、詞彙、語法規則，例如在普通話社會，大家公認ren這個聲音表示“人”的意思；而“人”所指是一種能使用工具、製造工具，有思想、有語言的高等動物；在句子裡面，“人”可充當主語、賓語或定語。這是語言中的“人”。言語則是指說話的過程，也指說出來的話，是社會成員運用語言材料達意傳情的活動以及所達的意、所傳的情。語言是言語的材料庫，又是言語所用材料的最大公約數。語言在哪裡？誰都沒見過。言語在哪裡？言語存在於具體的交際環境中。言語中的語言材料除了具備語言材料本身的意思，還有交際環境賦予的特定的意味。例如“人應該大寫”裡的“人”有說話人的自豪色彩，暗含着對“奴才”、“應聲蟲”不齒的感情。這就是言語中的“人”。語言風格指語言被使用時表現出來的風格，實際是“言語風格”。綜合上述三點說明可以看到：在任何一個交際環境中都必有語言的具體運用，語言的具體運用就是言語行為，具體運用語言的結果產生言語作品。言語行為和言語作品都會表現出氣氛，這氣氛就是風格。使用語言的人總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調整環境、言語與氣氛的關係。三語體分類（即風格分類）由上述語言風格的定義可以看出，風格與交際場合是不可割離的。風格是言語在交際場合呈現出來的氣氛；沒有交際場合，氣氛就失去了依附，也就沒有氣氛可言了。交際場合是可以按運用語言材料的特徵和氣氛的特徵加以分類的，例如“家常談吐”的場合多用通俗詞、省略句，少用關聯詞、完整句，言語在這種場合多呈輕鬆、親切的氣氛——根據運用語言材料的特徵和言語的特徵，家常談吐的場合便可劃為一類。從語言運用的特徵上看，不同的類

就是不同的語體；從言語氣氛的特徵上看，不同的類就是不同的風格。語體就是風格。語體的分類就是風格的分類。在西方語言中，“語體”（還有“文體”）、“風格”（還有“文風”）在用詞上常常不分。這種術語的混淆其實反映了“語體”與“風格”不可分離的關係。也正因為如此，語體的劃分成了風格學的中心課題。現代漢語語體可分為如下四大類。（一）日常交際語體日常交際語體用於非會議的場合，存在於非專門業務的交際活動中，例如在市場交易、家常談吐等等不拘形式和毫不拘謹的場合，使用的便是這種語體。這種語體的書面加工形式有話劇、相聲等以人物對話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式樣。文學作品雖然允許用作家的語言叙述故事，描寫環境，刻畫人物，但是人物的對話卻不該由作者的語言代替。“應該由作者來說的話，決不能委託任何一個主人公去說。如果那樣，主人公就會失去生命，而成為作者的傳聲筒。相反地，適宜於主人公說的話，作者也不應該自己拿過來用第三者的口吻來說”。（前蘇聯馬卡連科《和初學寫作者的談話》）文學是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作品的主人公的語言也就應該是社會生活中的活生生的語言，亦即在日常交際場合中人們運用着的語言。因此，以人物對話為主要描寫對象的文學式樣，能夠作為日常交際語體的書面代表。日常交際語體是一種使用範圍最廣的語體。它所使用的詞彙無所不包，口頭詞（有文字記載和無文字記載的口頭詞）、方言詞（有文字記載和無文字記載的方言詞）、熟語、歇後語的數量特別多；它所使用的語法格式變化多端，經常運用短句和省略、倒裝、疑問等句式，介詞、連詞、副詞這一類表示語法關係的語詞用的不多，而象聲詞、語氣詞這一類摹狀繪聲和表示某種強烈感情的語詞卻用的不少；它又特別注重語音的表情達意性能，日常交際語體借助語音的重叠來狀物、狀景、狀聲，借助聲調作為各類句型的物質標

誌（疑問句以升調為語音標誌，陳述句、命令句、感歎句以降調為語音標誌，猶疑句、誇張句、驚奇句以聲調的曲折為語音標誌等等），日常交際語體在利用語音材料表達某些言語情感方面也是超越其他任何一類語體的——日常交際語體可以利用語音材料來表達歌頌、讚美、興奮、失望、厭惡、鄙視、質問、懷疑、強迫、命令、請求、打擊、諷刺、挑釁、贊同、反對、友好、敵視、戲謔、幽默等等言語情感。我們可從《龍鬚溝》裡舉出幾段例子加以說明。《龍鬚溝》是作家老舍運用大眾口語寫成的劇本。這個劇本充滿了北京的俚俗情調；從這個劇本裡，我們可以看到日常交際語體的許多特徵。四嫂娘子，怎這麼早就收了？娘子不是要開大會嗎？百年不遇的事，我歇半天工，好開會去。喝，四嫂子，您都打扮好了？我也得換上件乾淨大褂兒。這，好比說，就是給龍鬚溝作生日；新溝完了工，老溝玩了完！大媽甚麽事兒呀，都是眼見為真；老溝還敞着蓋兒，沒塡上哪！娘子自從他得着這點美差，看自來水，夜裡他不定叫醒我多少遍。一會兒，娘子，雞還沒打鳴兒哪？娘子是呀，無論怎麼說吧，他總算有了點事兒作；好歹的大夥兒不再說他是廢物點必，我的必裡總痛快點兒！要是夜裡他不鬧，不就更好了嗎。四嫂哪能那麽十全十美呢？這就不錯！我的那口子不也是那樣嗎？在外邊，人家不再喊他丁四，都稱呼他丁師傅，或者丁頭兒；你看，他樂得並不上嘴兒；回到家來，他的神氣可足了去啦，吹鬍子瞪眼睛的，瞧他那個勁兒！（《老舍劇作選》第六四至六六頁，人民文學出版

社，一九七八）不難看出，這段對話運用了許多方言口語：老溝玩了完，敞着蓋兒，得着這點美差，好歹的大夥兒不再說他是廢物點心，吹鬍子瞪眼睛的，⋯⋯這些語言材料一般地祇在日常交際語體裡見到；設若把“百年不遇的事，我歇半天工，好開會去。”的“好”字換作文皺皺的“以便”，把“新溝完了工，老溝玩了完”改成學生腔的“新溝工程完畢了，老溝的歷史從此宣告結束”，那麼，日常交際語體的情味就會喪失殆盡。這段對話，長句子很少，短句子很多，例如“這，好比說，就是給龍鬚溝作生日”一句，便有三次停頓。在其他語體裡，是絕少運用這種停頓方式的。“甚麼事兒呀，都是眼見為真”本可不用語氣詞“呀”，同時可以不用句中停頓，可是日常交際語體卻多用語氣詞和短句子。這段對話還有句子成分的省略，例如第四句後半截“一會兒，娘子，雞還沒打鳴兒哪？”就是在“一會兒”和“娘子”之間省去了“他說”之類。這段對話常有介詞、連詞、副詞的省用，例如“百年不遇的事，我歇半天工，好開會去。”一句，實際上可以在“百年不遇的事”之前，加上一個介詞“為了（這）”。二春喝！空城計！四嫂，二嘎子呢？大媽（板着面孔，由屋中出來）二春，我問你，你找他幹嗎？放着正經事不幹，亂跑甚麼？這些日子，你簡直東一頭西一頭地像掐了腦袋的蒼蠅一樣！二春誰說我沒幹正經事兒？我幹的哪件不正經啊？該做的活兒一點也沒耽誤啊！大媽這麽大的姑娘，滿世界亂跑，我看不慣！二春年頭兒改啦，老太太！我們年輕的不出去，事兒都交給誰辦？您說！二春娘子，看見二嘎子沒有？⋯⋯⋯⋯

娘子怎能沒看見？他給我看攤子呢！二春給⋯⋯。這可倒好！我犄裡旯旮都找到了，臨完⋯⋯不知道他得上學嗎？娘子他沒告訴我呀！二春這孩子！大媽他荒裡荒唐的，看攤兒行嗎？娘子現在，三歲的娃娃也行！該賣多少錢，賣多少錢，言無二價。小偷兒甚麽的，差不離快斷了根！（低聲）聽說，官面上正加緊兒捉拿黑旋風。一拿住他，曉市就全天下太平了，他不是土匪頭子嗎？哼，等拿到他，跟那個馮狗子，我要去報報仇！能打就打，能罵就罵，至不濟也要對準了他們的臉，啐幾口，呸！呸！呸！偷我的東西，還打了我的爺們，狗雜宗們！我說，我的那口子在家哪？（同上，第三六至三八頁）這段對話有倒裝（例如第五句的“我們年輕的不出去，事兒都交給誰辦？您說！”）有歇後（例如第二句的“你簡直東一頭西一頭地像掐了腦袋的蒼蠅一樣！”）有問句——“二嘎子呢？”是有疑而問；“你找他幹嗎？”“亂跑甚麼？”是責問；“誰說我沒幹正經事兒？我幹的哪件不正經啊？”是反問；“事兒都交給誰辦？”“不知道他得上學嗎？”是質問；“他不是土匪頭子嗎？”無疑而問，以造成音節的抑揚；“我的那口子在家哪？”是語氣緩和的探問。這段對話還有省略的運用，例如我們可以把“給⋯⋯。這可倒好！我犄裡旯旮都找到了。臨完⋯⋯不知道他得上學嗎？”理解為“給（你看攤子哪）。這可倒好！我犄裡旯旮都找到了。臨完，（原來在你那兒）。不知道他得上學嗎？”句子裡的省略部分，將二春的“恍然大悟”、“不以為然”和“稍帶埋怨”的神情表現得更加逼真而含蓄。日常交際語體的語音表情性能，在這段對話裡也有反映，最後一句“（低聲）聽說，官面上正加緊兒捉拿黑旋風。⋯⋯”的“低聲”道出，不是把娘

子的隱藏着喜悅、唯恐走露風聲的神秘情態表現得唯妙唯肖了嗎？（二）公文程式語體程式也就是格式，公文大都有固定的格式。公文程式語體可分“公文”與“應用文”兩個小類。公文類包括佈告、通告、命令、通知；應用文類包括條據、公約、合同以及書信（普通書信、專用書信）等等。公文類和應用文類大體都有固定的格式。公文類一般在第一行中大寫“佈告”“通告”“命令”“通令”等字樣，第一行後半截小寫發文字號；從第二行起寫正文，正文末了，一般有“特此公佈”“此佈”“依法懲處”“以昭炯戒”“特此通告”“切切此令”“此令”“特此通知”“為荷”“是荷”等叮囑詞語或警戒詞語；末行寫發文機關名稱或首長姓名和年月日。應用文類的條據一般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說明條據的性質，如“今借到”為借條，“今領到”為領條等等；第二部分是條據的內容（假如是借條，那麼這個部分就要寫明借甚麼、借多少、向誰借、歸還方式和歸還日期等）；第三部分具名；第四部分寫日期。公約、合同的格式與條據相仿：第一部分是標題，說明這個公約的性質或這個合同的簽訂者；第二部分是正文，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條例或雙方協議的事情；第三部分具名；第四部分立約的日期。普通書信一般少不了這五部分：稱謂（“××先生”之類）；正文；致意詞語（“順頌大安”之類）；具名（“×敬上”之類）；日期地點（“×月×日於××市”之類）。專用書信（介紹信、證明書、申請書、保證書、挑戰書、應戰書、倡議書等等）的格式可以與普通書信相同，也可以略加變通⋯開頭標明專用書信的類別，末尾寫出稱謂（“此致××先生”之類）。（三）科學論證語體科學論證語體準確地報道自然現象或社會事件，綜合這些現象或事件的規律，指出這些現象或事件的意義。學術論文、政治報告、社論、評論、宣言等屬證明某種思想觀念的語體，均為科學論證

語體。科學論證語體在詞彙方面的特徵是術語、國際詞的經常運用。例如一篇題為《普通話詩歌有多少韻？》（載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光明日報》）的學術論文應用了韻目、元音、複合元音、韻書、韻腳、韻位、韻值、韻母、複合韻母、鼻韻母、音節、輔音、介音、主要元音、收音、聲母、韻頭、韻腹、韻尾、音位、音素、通押、舊通、音系、發音方法、齊齒音等術語。術語和國際詞有其相通之處：術語由於有固定的含義，往往為世界人民採用，從而具有國際性（例如化學元素名稱）；而國際詞在各國人民共同運用的過程中卻會逐漸確立比較固定的含義（例如外交方面的“白皮書”、“高峰會議”等等）。但是它們畢竟不同：術語以準確地記載概念同時用它精確的含義促進概念的發展為特徵；國際詞的主要特點卻在通行的廣泛。然而無論怎樣，科學論證語體總不能沒有術語和國際詞來準確報道自然現象和社會事件，揭示這些現象的本質和規律。科學論證語體在語法方面的特徵是：複雜結構的句子廣泛運用——長句子很多，大量運用表示時間、地點、條件、程度、範圍、狀態、性質、目的、因果等等語法關係的詞語；排斥語法的變例——省略句、倒裝句等等；判斷句用得多。科學論證語體在篇章方面的特徵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在表達方式方面，科學論證語體很少運用修辭手法（特別是誇張手法），也很少採用表達語氣的詞語。運用得較多的修辭手法是比喻和設問兩項。如此看來，科學論證語體在語言運用上的主要特徵大抵是：詞面統一，詞義精確，句式完整，邏輯連貫，結構嚴密和較少運用修辭手法。（四）文藝語體文藝語體是一種綜合型的語體。它們呈現的風格隨作品所描寫的社會生活而轉變。作品描寫勞苦大眾的生活（例如老舍《駱駝

祥子》），則日常交際的言語風格就濃一些；作品描寫發明家或科學界人士的工作情景，則科學論證的言語風格就多一些。交際環境的穩定性因素和非穩定性因素在形成文藝作品的言語風格中起特別活躍的作用。（環境的穩定因素包括年齡、性別、所用方言以及受教育程度，環境的非穩定因素指交際活動的參與者和話題。）由於這些因素的改變，同一作家的作品可以在風格上相差甚遠，甚至面目全非。例如《駱駝祥子》和《月牙兒》同是老舍的小說，但“《駱駝祥子》是講洋車夫的，《月牙兒》是講暗娼的”，前者“祇是樸實的叙述”，後者卻用“近似散文詩的筆法”，“有些故意修飾的地方”。（《老舍選集自序》，北京開明書店，一九五一）文學作品中的人物身分不同、性別不同、教育程度和生活經歷不同，作家所選擇的體裁不同（“近似散文詩”的小說不同於“祇是樸實的叙述”的小說），所有這些環境因素，形成了《月牙兒》不同於《駱駝祥子》的風格。此外，文藝作品中的作家叙述情節所用的語言、描寫景物或心理所用的語言、發表議論或抒發感情所用的語言，都不一定與人物對話的語言風格相同。這些站在作家本人立場的語言，往往有許多書面詞、外來詞、文言詞、自創詞，盡力發掘和發揮語音、詞彙、語法的表情能量。抒情的文藝作品是文藝語體的重要部分。抒情作品普遍運用書面詞。書面詞多見諸書面而少見諸口頭，是經前人鑄煉和作家加工的語言詞彙中的一部分，它往往是古代詞的沿用和作家新創詞的試用，排斥土俗和粗野的性質。謳歌、禮讚、酣暢、暴飚、清寥、猥褻、悚懼、悸動、殞落、鐵騎、銀燕、白晝、子夜、洪濤、濫觴、弄潮兒、濤聲波語等等，就一般地出現在抒情作品中。其次，出現在這類語體裡的詞含有比詞面深刻得多的內容。抒情的文藝語體講究言語的含蓄、凝煉和耐人尋味，因而要求詞語留給聽讀者思索、回味的餘地，讓聽讀者經過一番思索、回味之後，領會其中深遠的含意。詞含有比詞面深刻得多的內容，便是抒情

的文藝語體的這些目的要求在用詞上的反映。再次，詞句最富音樂性。抒情的文藝語體特別講求韻腳的和諧，節奏的鮮明，音節輕重的配合和音節平仄的安排。例如一首律詩要有八個詩行，要有四個或五個韻腳（押韻的音節）；每一行詩的音節數目要相等（五律每行五個音節，七律每行七個音節），頓數也要相等（五律每行二頓，七律每行三頓，每行最末一頓都由三個音節組成）；每一行的內部又都要協調字音的平仄（例如七律每行有所謂“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的平仄佈局），一篇之中也要按平仄把各個句子安排好（例如七律中間對偶的兩組詩行不僅要求詞性、詞義對仗，而且要求音節的平仄相反。）不像其他語體，抒情的文藝作品把對於語音的要求當成語言運用的規則之一。最後，廣泛運用修辭手法。抒情的文藝語體為了語言的形象和生動，幾乎採用了修辭學的全部辭格來描繪事物或抒發情感。翻開一部詩集，我們不難看到比喻、比擬、誇張、對偶、排比、設問、警句、重叠等等辭格的運用。四語體成分的交錯語體不是彼此隔絕的，一種語體可以容納別種語體的成分，可以兼具另一語體的某些特色。但是這種交錯祇可能發生在語體的成分身上，並不是這一整個語體與那一整個語體的交叉錯綜。也就是說，一種語體容納了別種語體的成分或者兼具了另一語體的某些特色，它的本質仍舊不變。例如叙事詩從內容上看，是要叙說一個完整的故事；而從格式上看，叙事詩又要有抒情成分，——詞句的音樂性強，廣泛運用修辭手法等等。然而叙事詩屬哪一種語體呢？語言學研究語言使用的特點和規律，並不一定都要涉及語言表達的思想內容，儘管語言的使用與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內容有密切的關係。以這個觀點看問題，叙事詩應當歸於文藝語體的範

圍。語體成分的交錯出於兩個原因：第一，交際內容的複雜紛繁，引起語體成分的交錯。語體作為言語的格式類型，必須與言語的內容相適應；一旦言語格式不能滿足言語內容的需要，或者言語內容超越了言語格式的界限，一種語體就會相應地吸收別種語體的成分來實現語言格式與言語內容的新的統一。例如小說《浮沉》由於內容的需要，運用了許多醫療術語——手術、麻醉、脊柱麻醉、愛克斯光、靜脈、針頭、注射管、高壓消毒器、聽診器、胸腔外科、心瓣狹窄症、闌尾炎、膽炎、急性膽炎、胃潰瘍等等。這種情形，便可認為文藝語體交錯着科學論證語體成分。第二，為了某種交際的修辭效果，一種語體也常常借用他種語體成分。例如：音高就是聲音的高低。一個聲音的高低是由它的振動的快慢決定的。一個發音體發出的聲音，它的振動越快，那麼這個聲音就越高；振動越慢，這個聲音就越低。在物理學上，一個聲音每秒鐘振動的數目叫做振動數。一個聲音越高，它的振動就越快，振動次數也就越多；一個聲音越低，它的振動就越慢，振動次數也就越少。比方有兩個音叉，我們把它們發出的聲音用浪紋計錄下來，在相同的時間內一個有五個振動，一個祇有兩個振動，那麼就可以知道頭一個音叉所發出的聲音比第二個所發出的高。人類語言聲音的高低決定於聲帶的長短或寬緊。一般地說來，女人和小孩的聲帶比較短，男子的聲帶比較長，所以女人和小孩的聲音常比男人的高。如果是同一個人，那就要依靠於聲帶的寬緊，把聲帶放寬一些，發出的聲音就低一些；把聲帶拉緊一些，發出的聲音就高一些。比方一個男演員扮演青衣的角色，在唱或者道白的時候就常把他的聲帶拉緊。（岑麒祥《普通語音學概論》第二四頁）

要是隔壁有人說話，即使你不走過去，也可以判斷得出是男人還是女人在說話；有時甚至祇要一聲咳嗽，就能區分出男女來。男人和女人的聲音，有如此大的羞異，這秘密在哪裡呢？當然在嘴裡。可是張開口來看一下，卻會使你失望，口腔的形狀大家差不多。原來關鍵不在口腔，而在聲帶，聲帶在喉頭，眼睛看不到。還是讓我們打開鋼琴來看看吧。在鋼琴裡，密排着那麼多的鋼條，你撳動一個鍵子，它打着一根鋼條，就發出一個聲音。鋼條長的，發出的聲音低沉圓渾；鋼條短的，發出的聲音高亢清脆。這是因為長的鋼條振動頻率低，而短的振動頻率高。男人和女人，聲音的差別也正像鋼琴裡的鋼條發的聲音；男人的聲帶比較長，就像鋼琴的長鋼條，發出重濁的聲音；女人的聲帶比較短，就像鋼琴的短鋼條，發出清脆的聲音。不是嗎，孩子的聲音也是尖細的，正因為他們的聲帶還沒有發育完全。但是人的聲帶究竟不是鋼琴裡的鋼條。同一個人說話，也還可以有幾個不同的聲部，而經過訓練之後，男人的聲音可以和女人一樣清脆，女人的聲音可以和男人一般沉穩；梅蘭芳演京戲時，他的說唱十分委婉，一般女聲也難達到這樣的地步；越劇都是女演員，但他們扮演男人，在說唱方面卻不亞於真正的男人。不過話得說回來，男演女，女扮男，戲劇裡面用的都是假嗓子，不論梅蘭芳或者越劇女演員，他們平時說話的時候，你仍然能區別出男聲或女聲來。（《十萬個為甚麼》第五冊第一七八至一八零頁）在前一節的引文中，第一段的前四句是給一般物質的音高下定義。第六句的“比方有兩個音叉，⋯⋯”雖然用了“比方”的字樣，卻不是修辭上的比喻辭格，而是物理實驗的文字記載。第二段的叙述轉到語言的音高上來。在這段文字裡，第一句是給語言音高下的定義，也是後面文字的前提，也可以說，下文叙述的語言音高⋯⋯

的兩種現象（女人和小孩的聲音比男人的高，同一個人由於聲帶的寬窄也有聲音的低高）祇有從這一句得到解釋。總的看來，前一節的引文遣詞準確，造句不用語法的特例，叙述平實無華，邏輯連貫，結構謹嚴，沒有形象的比喻和生動的描繪，祇有抽象的論證和邏輯的推斷，屬於科學論證語體。後一節的引文卻先從現象起筆（而不是先下定義），接着用設問造成活潑的言語氣氛，用比喻道出抽象的道理，不僅借用了大量的修辭手段，而且通篇是以叙事的格式來表達論證的內容。和前一節的引文比較，後一節的引文是一篇通俗的科學讀物，它的出現是為了適應初學者的接受能力，以達到向初學者普及科學知識的目的。通俗的科學讀物突破了科學論證語體的範圍，科學論證語體的某些特徵（例如術語、長句子）出現不多，而其他語體的某些成分（例如比喻、設問、擬人等辭格）卻用了不少。我們可以說通俗的科學讀物便是為了特定的交際目的而在科學論證語體的基礎上借用了其他語體的成分。為了修辭目的而借用其他語體成分的例子尤其之多。例如日常交際語體可以借科學論證語體的成分來創造詼諧的氣氛，像小說《三里灣》裡范靈芝對馬有翼開玩笑說：“⋯⋯你爹的外號（案指糊塗塗）不簡單，有形成階段，還有鞏固和發展階段。”就是日常交際語體借用科學論證語體的成分而平添了詼諧的情味。日常交際語體還可以用抒情語體的成分來表現諷刺的意味。相聲《妙語驚人》刻畫一個喜歡堆砌辭藻的人物，這人有一段話：“當星期日的黎明開始在我窗口出現的時候，我就和我的親愛的枕頭吻別了⋯⋯”這段話的諷刺意味便是通過文藝語體成分的借用而獲得的。各種語體均有借用其他語體成分來達到某種修辭目的的可能。科學論證語體一般少用口頭詞，人物對話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畫也很少見；然而口頭詞、人物對話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畫等日常交際語體的成分何嘗不可以用在科學論證語體裡而使科學論證語體顯得生動活潑呢！

一種語體借用其他語體成分，不會引起風格的改變。風格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不是個別的成分或要素。一種語體借了其他語體成分之後，給予人們的仍然是原有的風格印象，有時反而使原有的風格特色更加鮮明。例如小說為了完成形象地反映現實的任務，必需對社會生活作具體的描寫，如果作家反映的是某一專門業務的生活，他的作品就很可能出現這門專業的語言風格成分。描寫詩人生活的作品會借用一些抒情的成分，反映哲學家生活的作品會借用一些論證語體的成分，這些作品也正因此而將詩人生活和哲學家生活描寫得更加形象、真實。一九八八年

孔子的言語觀語言存在於社會之中。語言的表現形態是社會成員口中說的話或文字記錄下來的書面言語。語言的研究自然包含書面、口頭兩個方面。研究語言的書面形態，離不開書本。中國古代“傳”“注”“疏”一類著述，除了從內容方面詮釋或發揮古籍之外，語言上的注解說明也是相當豐富的。這些注解說明開了漢語書面語言研究的先河。研究語言的口頭形態，離不開處於交際狀態的口語，因此必須研究交際的場合與環境的氣氛。如果說書面語言規律的探索在中國古已有之，那麼可以說口頭語言的研究並沒有引起古人的足夠重視，但也不能說毫無先例可援。孔子就十分重視言語的風格現象。他發表的有關言語及風格等問題的議論，匯集在語錄體著述《論語》中。《論語》是一部中國傳統的經典，它記述了孔子的待人接物，引導讀者去接受他的理論學說，其中包括他對言語及風格問題的精闢見解。首先，孔子看到言語的功能與價值，將言語列為教育的一個科目。他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論語⋯先進》）很明顯，在孔子為升堂弟子開設的四個科目中，“言語”是與“德行”“政事”“文學”並重的。“德行”指品德的修養；“政事”指軍事、民政、財務等行政事務；“文學”指經典以及傳經的技術；“言語”科的設置則從辭令學方面去配合修養的完成，為學生將要從事的職業（從政、理財、出使、傳經等）提供言語技能的訓練。在孔子的時代，言語活動有很高的社會價值，掌握辭令技巧幾乎是政治家、外交家們必需具備的條件。例如與孔子同時代的齊國外交家晏嬰，就曾不止一次地以機智的言語贏得外交鬥爭的勝利，維護了齊國的榮譽（事例參看《晏子春秋》）。孔子的“言語”科培養學生具備“可使與賓客言”的

本領，最終目標則是使受過言語科訓練的學生獲得出使外邦完成應對使命的能力。應對使命不易完成。言語不當，輕則失禮失態，重則人頭落地，《左傳》就有應對失當導致逃亡或殺身的記載。《襄公二十七年》“伯有將為戮矣”即是一例：鄭伯（鄭簡公）宴請晉國使臣趙孟（趙武、趙文子）。席間趙孟請鄭君的隨臣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印段、公孫段等七人賦詩助興。六個人賦的詩都算得體，惟伯有賦《鶉之賁賁》惹了麻煩。伯有本取詩中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的意思，然而《詩序》曾指《鶉之賁賁》為刺衛宣姜淫亂而作，所以趙孟當即表示“牀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案趙孟自指）之所得聞也。”宴畢趙孟對叔向說：“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更加預言“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依伯有的行為而論，五年之內必被殺也。言語是對語言的運用。語言無所謂好壞高低，言語卻分優劣成敗。能與某種特定的環境氣氛相協調的言語才是優等的、成功的言語，因為它能促進交際任務的完成；否則，就是劣等的、失敗的言語。現代風格學（stylistics）的根本原理，是語言的運用必須考慮交際內容和交際場合的特點，追求言語（包括言語活動與言語成品）同環境氛圍的和諧，使語言的運用達到“得體”的境地，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語言的效用。其實，這個現代風格學的觀念早在《論語》中已經提出。例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延，便便言，唯謹爾。”（《論語⋯鄉黨》）“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同上）《論語》的這些記述，既指出了不同類型的交際環境（於鄉黨；在宗廟朝延；朝，與下大夫言；朝，與上大夫言；君在），又描繪了與不同交際環境相適應的言語格調（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便便言，唯謹爾；侃侃如也；誾誾如也；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論語》有關言

語氣氛與交際環境相適應的議論，可視為塑造了現代風格學的雛形。風格學的理論原則是言語氣氛須與交際環境相適應，風格學的學說體系大致包括風格的界定、風格的分類以及各類風格的不同語言特徵。《論語》所缺乏的是如何借語言材料表現不同言語氣氛的記載，但相信孔子是會有這方面的論述的，因為“言語”科一定會教給學生在不同的交際場合怎樣運用不同的語言材料或語言手段去完成特定的交際任務。例如孔子一再教導他的兒子“何莫學夫詩”，因為在他那個時代，詩（詩經）的功能實在太大了，大到“不學詩，無以言”的地步。據朱自清統計，《左傳》所記賦詩，見於今本《詩經》的，共五十八篇，引詩共八十四篇。這兩項重見者均不計。再將這兩項合計，再去其重複的，共有一百二十三篇。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他主張學詩是為了達政與專對，而且學了就能用得上；如果用不上，學了再多也是毫無用處的。他要求學生學以致用，他自己在授課中必定會分析詩在達政與專對中的具體技巧。仍以引詩須配合交際環境與交際任務為例，《論語》的引詩就是最好的範例。它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比喻孔子修正子貢的言論；引“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形容曾子驚恐於疾病的心情；引“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證明“繪事後素”的道理；等等。同是引詩，伯有引來了殺身之禍，《論語》的引詩卻幫助引詩的人傳情達意，使言語發揮最大的效力。“仁”和“禮”在孔子學說中是一對範疇，兩者的關係是“裡”與“表”的關係：“仁者愛人”，是內在的；“禮”則是“仁”的外在表現。孔子把言語現象納入“禮”的範圍之內，用“禮”來規範言語行為、衡量言語成品的優劣。例如處身於故土祠堂的“鄉黨”場合，面對族長鄉賢，最不可浮誇虛誕，最宜於恭信肅穆，收斂言語，盡量做到“似不能言者”。這是“禮”的需要。而在威儀莊重的“宗廟朝廷”，

談吐則要“便便言，唯謹爾”，因為身處這種場合，既要嚴肅認真地討論問題（便便言），又要小心謹愼地待人處事（唯謹爾）。這也是“禮”的需要。由是觀之，“約之以禮”是孔子對待言語的基本態度。“愼言”與“巧言”是與“禮”有關的兩種言語現象。孔子提倡愼言，反對巧言。提倡與反對都靠一個“禮”字作取捨。“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愼也。”（《論語⋯子張》）這是從一個人的身分地位來看愼言的重要。“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這是從一個人的品德修養來談愼言的意義。“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這是從行難言易上論證愼言的道琿。“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這是從言與德的關係談愼言。孔子甚至把“愼言”提到最高的道德層面來討論：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論語⋯顏淵》）“仁”是“禮”的內涵，是人的修養的最高境界，在孔子學說中佔有最崇高的地位。“言認”與“仁者”並提，足見孔子對“愼言”的重視。總之，孔子不單從形式方面談語言技巧，而總是着眼於整個學說體系來考察言語及風格現象。倡導愼言必然反對巧言。所謂巧言，是討人喜歡的話，阿諛奉承的話，即是與“令色”“足恭”同類型的言辭。孔子對巧言的態度可以概括為一個“恥”字：“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論語⋯公冶長》）孔子“耻”巧言，是因為它“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是因為它屬於“道聽而塗說”（《論語⋯陽貨》），是因為它“言不及義”（《論語⋯衛靈公》），是因為它“亂德”（《論語⋯衛靈公》）、“鮮矣仁”。（《論語⋯學而》）“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論語⋯顏淵》）是從消極的或被動的方面規範言語行為；而透過言語行為解決“得人”與“失人”的問題，則是發揮了言語的積極效用。孔子主張“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

言”（《論語⋯衛靈公》）。他能正確處理“失人”與“失言”的關係：“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論語⋯衛靈公》）孔子甚至婉轉同意“一言可以興邦”以及“一言而喪邦”的判斷。孔子對於言語問題有一個較全盤的構想。在語言運用的標準上，孔子提出著名的“辭達”論，即“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辭達論與愼言論是相聯繫的。孔子既然倡導愼言，那麼在語言的運用上必然不尚富艷之工，祇要做到“言以足志”就夠了。辭達論的要義在於簡潔通達，絕不意味言辭的貧乏。整部《論語》是辭達論的藝術範本，其中形象性、哲理性的語言俯拾皆是，給漢語寶庫增添了不少閃光的珠璣。孔子重視語言的社會功能，因此提倡漢民族的共同語，並且身體力行地作出示範。《論語⋯述而》記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何謂“正言”？錢穆《論語新解》注：“古西周人語稱雅，故雅言又稱正言，猶今稱國語，或標準語。”楊伯峻《論語譯注》乾脆將“雅言”語譯為“普通話”；全句語譯為：“孔子有用普通話的時候，讀《詩》、讀《書》、行禮，都用普通話。”《史記》描述孔子所處的時代特徵時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候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在當時，文化人唯一能做的是運用語言從事政治的或外交的活動，宜傳自己的治國主張，希望書生的抱負得以施展。因此，語言的作用顯得特別重要。孔子以一個思想家的深邃目光洞察當時的情勢，發表了上述一系列切中要害的意見。因為切中要害，所以有用；因為有用，所以具有歷史價值。這是一筆珍貴的古代語言學遺產，後來人應當給予充分的重視，以便吸取它的有益養料，充實與豐富今時今地的中國語言學。一九八五年六月

孟子的言語觀00.0研究《孟子》語言，至少可以有三個不同的着眼點：一是語言的表達效果，二是語言的結構規律，三是語言學的理論貢獻。0.1以語言的表達效果為着眼點，研究者們通常從《孟子》書中尋章摘句，用以說明它的語言具有何種特色。例如譚家健《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特徵》（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十五日《光明日報》第一七三、一七四期《文學遺產》）運用這種方法指出《孟子》語言“明白曉暢”、“爽朗明快”，“給人樸素自然的美感”，認為“比喻，它是構成《孟子》散文形象性的極重要的因素”等等。0.2以語言的結構規律為着眼點研究《孟子》，通常是歸納書中語言的基本詞法和句法，列出若干條規則或規律。例如楊伯峻先生《孟子導讀》（巴蜀書社，一九八七年，成都）“導言”第十節歸納整琿了《孟子》書中出現的通假字、合音字、詞性轉品、賓語提前、判斷句不用連繫動詞“是”等現象。0.3至於以語言學的理論貢獻為着眼點研究《孟子》，則所見著述不多，但也有科學的、成功的例子。了一先生《中國語言學史》（中國圖書刊行社，一九八四年，香港）透過孟子無意涉及的方言現象（刊第一章第三節），指出孟子對方言問題（方言的存在與學習方法）有其科學的見解。本文擬依了一師運用的方法探討《孟子》涉及的語言學理論問題。0.4孟子並非專事語言理論的研究。《孟子》書中有關語言或言語的理論論述是孟子在論證哲學問題、政治問題或其他問題的時候偶爾牽涉到的，但是這也並不有損孟子語言理論的價值。可以這樣說：孟子的語言理論是孟子哲學體系或治國構想的菱鏡反

射出來的一道側光，是孟子學說的一個組成部分。11.0孔孟哲學是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人生哲學指導人生修養，政治哲學則用於理亂治國。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禮”都是孔孟學說的一個重心。（甚至有人認為“禮”是孔孟學說的“核心”）按禮去修養，據禮以治國，修、齊、治、平都離不開禮。語言的使用無疑也受禮的規限。1.1“非禮勿聽，非禮勿言。”（《論語⋯顏淵》）孔子以“禮”作為“聽”和“言”的準繩。孟子思想與孔子思想一脈相承。孟子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孟子⋯離婁下》）驗之於言語行為，則非禮之言、非義之言當然都是“大人弗為”的了。1.2用哲學眼光看，“聽”與“勿聽”、“言”與“勿言”是一回事，“勿言”也是“言”，祇不過是零形態的“言”罷了。“言”受“禮”的支配，“勿言”同樣也受“禮”的支配。《孟子》不少章節描述“勿言”的情景。1.2.1不妨考核一下孟子對蓋大夫王驩的態度：“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案即蓋大夫王驩）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臣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案王驩字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孟子⋯離婁下》）文中孟子不與驩言，所依的是“禮”。孟子不僅“不歷位而相與言”，而且也“不踰階而相揖”。足見不依禮的“言”“行”，都是孟子所弗為的。1.2.2相信人們對孔子和陽貨彼此“矙對方之亡”而前往饋贈的故事不會陌生；《孟子》也有類似的記載：“段干木踰垣

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滕文公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的故事是魏文侯去看段干木，段干木卻跳牆躲而不見；“泄柳閉門而不納”的故事是說魯穆公去看泄柳，泄柳卻關着大門不予接待。孟子覺得段干木、泄柳這兩位先生的做法有點過分，如果“迫”着要見，也是可以相見的。曾子和子路對這幾件事都有看法。曾子的看法是“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的態度是“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孟子較之曾子、子路，態度雖然緩和一些，但本質上還是反對不應與之言而與之言的行為。1.2.3不應與之言的人是些甚麼人？是孔子矙其亡也的陽貨，是段干木避而不見的魏文侯和泄柳關門拒見的魯穆公，概括起來說是些惡人和不仁者。孟子特別讚揚伯夷，表彰他“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伯夷不與惡人言，同時也不接受惡人的好言好語：“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孟子⋯公孫丑上》）1.2.4在孟子眼中，“不仁者”與“惡人”無異，甚至更壞，因為不仁者位居高層，對社會、國家的危害更大。孟子用反詰口氣質詢：“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孟子⋯離婁下》）1.2.5“不言”有時比“有聲”更具威力，所謂“無聲勝有聲”。孟子雖然極富雄辯的才能與爭議的勇氣，但有時也以“不言”的姿態表示不屑與厭惡。孟子說：“人不足與適（案適同謫），政不足閒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離婁上》句中“人”指何人，“政”指何政？據趙岐《注》“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原來“人”指居位的“小人”，“政”指居位小人所行的政。1.3“禮”用於國家的治理，首先要劃分人的地位等級，做到“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孔孟主張人是甚麼身分就說甚麼話，“言”、“位”（官位、職位、地位）必須相應；任何一個人都不得說與“位”不相符的“言”，都不得做與“位”不相稱的“事”。這就是“禮”，反之就是“非禮”，甚至是“罪”。孔子“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論語⋯泰伯》），以身作則地履行儒家的教條；孟子的“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萬章下》）則嚴厲指責“言”“位”不諧的現象。1.4然而，在怎樣的環境中或條件下才可以“言”、應當“言“，甚至必須“言“呢？可以言、應當言、必須言取決於“禮”。不該言而言，失禮；應該言而不言，同樣失禮。對於“言”與“不言”的取捨，對於“言”的分寸的掌握，孔子是一位最高的能手。《論語⋯鄉黨》集中記載了許多“言語氣氛與交際環境相適應”的事例。（參見前文《孔子的言語觀》）《孟子⋯公孫丑下》第五章則闡明了孟子“進言”（“諫”）的主張：“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分條來看，孟子的意見是：無官守，無言責；有官守，可以言；諫於王而不聽，為臣者則去；有言責者進言之後而不被接納，亦應離去。22.0作為人生哲學與政治哲學的孔孟學說具有求真務實的特性。《論》《孟》二書記載的是實事，用意亦在指導實事，絕少如西方哲學那樣純理性的演繹。孔孟在言語上求“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孔孟哲學的性質。2.1“實”就是“信”。據楊伯峻先生統計，《論語》全書“信”字出現三十八次，其中作“誠實不欺”解二十四次，作“相信、認為可靠”解十一次，作“使相信、使信任”解一次，作形容詞或者副詞解作

“真、誠”二次。（《論語譯注⋯論語詞典》，中華書局，香港）總之，“信”的詞義離不開“真、誠、信任”。《春秋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的一段話可以說明儒家的言語求信的觀點：“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求語言的“信”是為了傳儒家之“道”，這是孔子所處的時代對儒家哲學提出的要求。2.2為了“信”，言語行為必須“愼”。言語為甚麼要“愼”？因為行難言易：“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言語的“愼”與“不愼”依據甚麼來區分？依據“行”（“躬”）來區分。孔子主張寧可“行”超過“言”也不要“言”逾越“行”，“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就是這個意思。“言過其行”的“言”是“巧言”。在孔子的術語體系中，巧言置於“耻之”的地位。2.3孔子提倡“言”“行”都要“愼”，當然是受儒家價值觀的影響。“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有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孔子曾教訓粗放魯莽的子路：“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論語⋯子路》）“闕如”是“愼言說”的重要內容，歷來被稱讚為科學的誠實態度。2.4孟子同樣是求愼言、反巧言。雖然他沒有用過“愼言”、“巧言”這樣的術語，但是他的主張卻是與孔子一致的。他說：“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孟子⋯離婁上》）“人之易其言”的“易”是“輕易”之“易”。“無責”的“責”是“責備”之“責”；“無責”是“不值得責備”（不是“不要責備”）。可見孟子對“易其言”的態度何等輕蔑！2.5孔子談論語言問題時不忘用哲學的手法處理相關概念之間的關係，例如前面舉過的“言”與“行”，“愼”與“巧”，此外還有“聽”與“觀”，“失言”與“失人”，“有言者”與“有德者”等等。《孟子》也有許多相關概念對舉的例子：“言”與“行”，“聽”與“觀”，“詳”與“約”，“譽”與“毀”等等。例如《論語》有“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公冶長》），句中“聽、觀”對舉，“言、行”並提；《孟子》卻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上》）孔子觀“行”，孟子觀“眸子”，因為“眸子”是靈魂之窗，人的靈氣、靈性都可以從眼中閃爍出來。孔子又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論語⋯子路》）孟子則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下》）一個說“小人”，一個說“大人”；一個用肯定的表述，一個用否定的表述，其實說的是一回事，要害是一個“義”字。“義”是原則，“必”與“不必”是針對特定的條件作靈活處理。2.6這樣看來，孔孟對待語言問題很有一點辯證法。孟子關於“詳”“約”轉化的議論是另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他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離婁下》）“詳說”並不表示認識的全面，由“詳”返回到“約”，才有了抽象或概括，認識也才得到深化。33.0春秋時代，禮崩樂壞。關於這方面的情景，《論語》有實例的記載。最有名的篇章當然是“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又如“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論語⋯季氏》）這兩處孔子都用了反詰語氣以表示憤慨。孔子認為，季氏的八佾舞於庭和季氏的將伐顓臾都是做了與季氏名分不合的事：“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下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從名分上說，季氏祇屬大夫，但名屬大夫的季氏卻用了天子的禮（“八佾舞於庭”），做了祇有天子才有權做的事（征伐藩屬）。難怪孔子要大聲疾呼“天下無道”了。

3.1如何治理這無道的天下？孔子主張“以禮讓為國”（《論語⋯里仁》），而禮治須由“正名”開始。《論語⋯子路》記載：子路問孔子打算怎樣幫衛君治國，孔子答“必也正名乎！”其理由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從修辭手法看，這段話用的是“頂真”格，表示出語義的連貫和語氣的急促；從邏輯關係看，這段話用了連鎖推理的方法：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換個肯定的表達即是：名正→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在孔子設計的這條治國理論的鎖鏈上，“正名”是起點，而終點是以“刑罰中”配合“禮樂興”，以法治配合禮治和德治：“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論語⋯為政》）唐代韓愈“以德禮為先而輔以政刑”（《潮州請置鄉校牒》）正是這一治國理論的最好注腳。3.2“正名”是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與儒家學派很有淵源關係的荀子對“正名”理論有系統的闡發和特殊的貢獻。他認為“名”與“實”相對，“名”是“實”的反映，同名必須同實，異名必須異實；制名是為了指實。“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愼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因此，“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同上）荀子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同上）是語言學解釋名實關係的經典性結論。3.3“正名”就是規定“名”的所指，在語言學上就是給詞下定義、立界說，確切地指出詞的含義。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這“政者，正也”即是從語言學上做正名的工夫，而“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則是將語言學所正之名用於人事政務。從孔孟以及其他先秦哲學家的著述中都不難找到這類下定義、立界說的例子。例如《孟子》書中“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告子上》）“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

之賊。”（《離婁上》）“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這些經過界定的詞很有用途，它們是經過論證得出的結論，又是展開新的論證的起點。3.4語言學的正名方法很多，大量採用的是定義法，即“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之類。此外有音訓法，如前舉“政者，正也”。音訓法是古代漢語特殊的解詞法。《孟子》書中有不少音訓例子，如“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盡心下》）“征之為言正也”就是音訓；“各欲正己也，焉用戰？”則是運用“正”“征”的音訓關係巧妙地展開富有哲學深度而又具備藝術意味的論證：如果能征服自己（各欲正己），那又何必去征服別人（焉用戰）？音訓很有局限，常常失之牽強或者需要再作解說，像“征之為言正也”便是。《孟子》另一處說：“征者，上伐下也。”（《盡心下》）音訓配合義訓，詞義就界定得更加確切了。3.5語言學正名的多種手法是可以配合運用的。“征之為言正也”與“征者，上伐下也”是音訓配合義訓；“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孟子⋯盡心下》）則是舉例法配定義法：上半句下定義，下半句舉例子。再如“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為庠。”（《孟子⋯滕文公上》）前句“庠者，養也”等等用的是音訓；後句“夏曰校”等等則是拿不同時代的詞作對照。3.6不同時代的詞可作對照，同一時代的方言詞亦可作比較：“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孟子早為漢代著《方言》的揚雄作了先導。3.7“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三句話中，單引號中的賊、殘、一夫三詞是用定義法解釋的；最後一句話的“君”與“一夫”相區分，“誅”與“弒“相區別，又以“誅”配“一夫”，“弒”配“君”。無論是詞義範圍的大與小、感情色彩的敬與憎，這個

句子表達得都恰如其分。44.0孟子對語言的工具作用或武器作用有清醒的認識，並能自覺地運用於辯論生涯與政治生活之中。對人，他透過言語行為解剖旁人的用心，如“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孟子⋯盡心下》），指出那些“不該說而說，該說而不說”的人是用語言作試探，皆屬竊賊之類。對己，語言則是他發揮辯才的犀利武器。4.1孟子極富辯才。他不承認自己好辯，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當然，“巧辯”（如《老子》的“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不好，但是為捍衛自己的學說而辯爭有何不好？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孟子⋯滕文公下》）他自比夏禹、周公、孔子，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同上）這說明，孟子重視語言的運用，是為了“息邪說”，“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是由其重大的使命感決定的。4.2孟子對語言的功能深有認識，他從理論上發揮並充實了孔子的“知言→知人”的學說。孔子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孟子在由“知言”通往“知人”的途程中加插“知心”的階段，形成“知言→知心→知人”的程式。孟子的“知心”學說具

有濃厚的唯心主義色彩，他認為“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上》），祇要“反身而誠”便可“知性”、“盡心”。但是在言語與思想的關係處理上，孟子的理論是可接受的。他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思之所得”體現為言語，於是我們通過言語便可得知“思之所得”以及“人之所思”。4.3孟子與告子辯論過“言”與“心”、“心”與“氣”的關係問題。告子認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公孫丑上》）孟子也認為“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同上）例如強詞奪理的人可以“求於氣”而不可能“得於心”；然而“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同上）因為在孟子看來，“言”與“心”的關係非常緊密，如果“不得於言”，那麼就應該去“求於心”。4.4“知言”與“養氣”是同時並提的。對別人的言語，我要去“知”，因為通過言語可以獲知“言者”的思想。對自己而言，就要善於“養”浩然之氣，也就是要懂得修煉自己的思想與氣概。因此，孟子將“知言”與“養氣”並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4.5由“知言”進而“知心”是孟子提出的識人論世的軌跡。公孫丑問：“何謂知言？”孟子回答：“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公孫丑上》）這段話綱領性地概括了孟子知言論的內容。他將“言病”分為四種：詖辭、淫辭、邪辭、遁辭；“言病”來自“心病”，“心病”亦分四種：蔽、陷、離、窮。我們怎樣看得到人患了“心病”？“心病”是透過“言病”看到的。也就是說，從有病之言可以看到有病之心。患此四種“言病”和“心病”的人有“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的告子，有“相牽而為偽”的許行之徒，有以利說諸侯的宋牼，有“以順為正”的張儀、公孫衍，有“無君”的楊朱和“無父”的墨翟。而根治這些“言病”和“心病”的藥方祇有一帖：“正人心”。

4.6“知言”和“知人”可以互為先後，有時由“言”而知“人”，有時知“人”而後知“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孟子⋯萬章下》）其實，“頌其詩，讀其書”之外還可以加“聽其言”。“知言”與“知人”可以互為先後，反映了孟子的言語論很有一些辯證法的精神。4.7“知言”對人，“養氣”對己。氣養成之後就會形之於外。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孟子⋯告子下）這段文字先說“養氣”，氣養成便會“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孟子的言語之所以具有“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的氣概，正是由於胸中懷有承擔大任的“浩然之氣”。孟子的“養氣”說觸及錘煉語言必先錘煉思想的問題。55.0儒家對言語有自己的美學標準。5.1孔子的言語美學標準是“盡善盡美”。“善”大體指內容的完善，“美”一般指形式的完美。“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孔子用“美”、“善”兩個美學術語衡量文藝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表現形式，規定“盡善盡美”為最高標準。“善”與“美”，也是“質”與“文”。“善”與“美”須求統一，“質”與“文”則求兼備。“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論語⋯雍也》），這兩種現象都不好，“文質彬彬”才是語言使用的高境界。5.2從“善”或“質”角度看，儒家對言語的態度是“言有物”（《周易⋯家人》），尤其歡迎“有德者”的“言”，因為“有德者”出“有德”之言。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論語⋯憲問》）“不有德”的“言”是“鮮矣仁”的“言”，是君子“耻之”的“巧言”。

孟子同樣認為美的言語首先應該有內容，特別是禮義方面的內容。他說：“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孟子⋯離婁下》）“無實”就是“無內容”。“無實不祥”表明孟子反對言之無物的言語作品。《孟子》書中談論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時用過“情”與“聲聞”一對名詞，孟子主張“情”與“聲聞”兩者諧調，耻於“聲聞過情”。孟子說：“⋯⋯聲聞過情，君子耻之。”（《孟子⋯離婁下》）有趣得很，孟子斥責“聲聞過情”所用的句式與孔子指謫“巧言”所用句式完全相同，孔子說：“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論語⋯公冶長》）5.3從“美”或“文”角度看，孔孟都主張言語須富文采。孔子說：“《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文—志”三者，逐層為表裡。孟子也有類似的論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孟子⋯萬章上》）“辭（可理解為‘言’）—文—志”三者也是逐層為表裡。5.4孔子主張“辭達”，孟子提倡“善言”，兩者目標一致，都是要建立通俗、簡潔、淳樸的風格，追求“盡善盡美”的境界。孟子的“善言”是“言近而指遠”的言語。他說：言近而指遠，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孟子⋯盡心下》）孟子的“言近而指遠”與孔子的“其旨遠，其辭文”（《易⋯繫辭下》）一脈相通，都是主張以淺近的言語表達深遠的旨意。5.5上古的聖人們都愛好善言。“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離婁下》）“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孟子⋯盡心上》）“善言”具有莫之能禦的精神力量，聽之則可“優於天下”（《孟子⋯告子下》），不聽就會“距人於千里之外”而“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同上）“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同上）孟子提倡“善言”，原來是從“治國”的目標來考慮的。這裡呼應了本文開頭提出的論點：孟子的言語理論是孟子哲學體

系或政治學說的菱鏡反射出來的一道側光。66.0《孟子》書中關於語言問題的論述幾乎都不是直接論證語言本身，而是借以證明哲學理論或政治學說。今天我們從語言學角度在哲學論述和政治說教的文字中尋找語言學理論，有如向水中投下明礬，好將語言理論沉澱下去，凝固起來。那投向水中的明礬便是普通語言學的已有結論，而那沉澱物該是孟子的語言學理論了。6.1例如《孟子》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閒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滕文公下》）本章所論並非學習語言（或方言）的方法問題，而是以置楚人於齊語社會學齊語的故事（看來又像寓言）作論據（也是修辭格中的諷喻），去論證這樣一個道理：環境對君王的影響最為重要，處在好人的環境中變好，處在壞人的環境中變壞，一個好人的影響是絕對不夠的。今天我們研究孟子的語言理論，就要研究這個故事體現了哪些語言學原理，而不是把這個故事當作論據或辭格去研究。於是我們得出結論：①戰國時代漢語方言分歧現象已相當嚴重，齊、楚兩大方言的分歧已經到了非學不能掌握的程度。②實地學習語言（或方言）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今天我們提倡的“語言的環境教學法”（即構擬環境以供學習）最遲已在孟子時代開了先河。③演繹開來，既有方言，就有共同語的萌生。孔

子“詩、書、執禮”所用的“雅言”，想必在孟子時代發展得更為成熟。由春秋時代的“雅言”，到漢代揚雄《方言》中提到的“通語”“凡語”，其間必然經過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而《孟子》書所用語言以其口語性、文學性、邏輯性可被視作戰國時代的書面共同語的典範。6.2《孟子》不是一部語言學專著，孟子無意成為語言學家。但是，無心插柳，《孟子》呈現出一座語言學說的大廈，可供今時語言學工作者研究的課題很多。孟子的語言理論也有不科學的地方，例如借曾子口罵許行是“南蠻鳩舌之人”（《孟子⋯滕文公上》）未免失之人身攻擊，在方言理論上也是站不住腳的。不過瑕不揜瑜，孟子的語言學說仍舊閃爍着古代樸素的理論光輝。一九九零年五月

風格學與對外漢語教學語言有口頭、書面兩種形式。中國人學西方語言，常常是重書面，輕口頭。這是因為西方使用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具有記音的功能，口頭語一般能用拼音字母記載下來，文字大體可以記錄有聲語言。於是中國學生以為學書面也就學了口語，所以特別注重書面的學習。加之中國平民數百年來很少有機會直接與外國人作口語交流，書面語幾乎成為外語學習的唯一對象。在中國，具備高水準的外語書面語能力的大有人在，例如香港的英中對譯的一流專家多數來自中國內地，可是他們的口語水平也能臻於一流地位的卻是為數不多。由此可見，中國人學外語，其實是以書面取代口頭，混淆了書面與口頭兩種不同風格的界限。近些年來，中國學生學外語也注重了語言的口語形式，這是國家實行開放政策的結果，是語言教學的一大進步。外國人學漢語，卻一直有重口語與重書面之別。重口語者祇求具備口頭交際的能力，因而祇借重漢語拼音字母、注音符號、國際音標或其他字母音標即可學會說漢語；重書面者則注重漢字的形體與寫法，成篇的書面漢語作品。學口語還是學書面語，差別是很大的。從一般情形看，外國人如果為了急需而學漢語，往往置漢字而不顧，祇是通過音標或字母的拐杖作用學習口語。除了有閱讀合同、文件、書籍或研究中國文化的興趣，否則外國人是可以不學書面漢語的。是重口頭還是重書面？這裡呈現出一種有趣的現象：中國有人專攻外語書面語，甚至死背字典而成翻譯家，祇識文字而不通口語的狀况絕非個別；外國卻有人專攻漢語口頭語，不少人能暢通地讀出內容難深的拼音讀物而不知所云、能說流利的漢語而目不識丁。對外漢語教學有不同於中國人學外語的地方，它至少存在三種形態。第一種，專攻漢語口語；第二種，口頭語與書面語並進；第

三種，重點在書面語，同時也學口頭語。專攻口語者常作急就之章，例如丹麥寶隆洋行派一職員前往北京任職，先讓他在香港以三個月時間學會普通話日常交際用語，否則不得履任。工作與前途所繫，這位職員僅以幾天的時間即掌握了漢語拼音方案，隨即用之於誦讀專門為他設計編寫的拼音口語教材，很快就進入了活的漢語世界。因為中國的拼音字母具有國際性，又因為外國學生具有使用本族拼音文字而養成的純熟的拼讀工夫，所以這位丹麥人真的在三個月內速成了，操着一口發音頗為標準而詞句頗不豐富的普通話進了北京。他為了學到活的漢語，除了在校內學習正宗的普通話，還另投校外教師學臺灣國語，以便接觸不同地區操華語的人士，適應各種不同的交際需要。第二種漢語教學的形態是口頭語與書面語並進。這是中國學生最熟悉的教學形態，即不斷地積累文字數量、詞語數量，繼而造句、作文。這種教學形態毋庸贅言。至於採取第三種形態即重書面而輕口語，則往往有比較特殊的背景或原因。例如有些韓國學生已經認識了不少漢字，也有一定的漢語的水平，他們在交談中常會使用諸如“義齒”（假牙）、“古木”（古樹）、“下類”（下等人）之類的古漢語成分；如今再學漢語，目的是想讀通用現代漢語寫成的報刊文章。這些學生雖也學習漢語口語，但他們重視口語發音的程度遠不及西方學生，他們的發音的準確程度也遠不及西方學生。西方學生有沒有專攻書面漢語的呢？也有，也要從目的上分析。例如有個美國女士曾在美國學過四年中文，又在臺灣學過國語，後來任職香港一家美國的出版社，工作任務為翻譯、摘要中國的報章文獻，但是她對中國流行的詞語、文風和簡化漢字很陌生，於是專攻中國的書面漢語。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諸種形態不難獲得一個印象：學習漢語的外國人都是從自身的需要出發，尋求最有效益的學習途徑，力圖以最短時間學到最實用的語言知識。如果說教學也有價值觀的存

在，那麼語言教學的價值觀就特別顯著。此間語言學校較彼間語言學校的學習期限短而培養出來的學生語言能力強，即使學費昂貴也會門庭若市，否則免費教授也無人問津。因此，根據學生的實際需要設計課程內容與開展教學工作是對外漢語教學成敗的關鍵；需要着重設計的語言教學內容則是構擬種種不同的交際場合，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即已預演將來會遇到的言語環境。這樣看來，語言教師認識與運用風格學原理就是十分必要的了。風格學正是一門講求語言的使用與交際環境、交際目的相適應的語言學新學科。所謂語言風格，是語言處在某種具體的交際場合所表現出來的特色。原來語言有兩種存在形態：一種是處於“備用”狀態，等待着交際者採用但還未被採用：另一種狀態是處於交際活動中，亦即處於正在被使用的狀態。語言風格是指語言正在被使用時表現出來的氣氛或氛圍。而風格學的功能在於指導語言的使用與交際任務、交際環境取得協調，使言語活動和言語作品達致“得當”或“得體”的境地。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供外國人學習的漢語教材都在有意無意之中編入了頗能適應不同交際環境的言語作品，但總的看來卻嫌缺乏明確的風格理論指導，所以風格原理不能在教材編寫與教學活動中一以貫之。絕少有純粹用拼音字母編寫的口語風格的教材即是一例。口語教學與書面語教學摻揉一起，勢必要從漢字的筆畫教起，直至字形的間架、構詞和造句，進而就是“劉胡蘭”、“小八路”、“牛郎織女”、“武松打虎”、“東郭先生和狼”以及成語故事、寓言童話書面文章，教學重點無形中偏向了書面語。那些想做急就章的外國學生一接觸此類教材就會望而生畏。這種畏懼情緒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語言是工具，工具是即取即用的東西，它在使用的過程中逐步由粗糙形態改進成精緻形態，人類不會等到有了精密的工具才開始使用工具。像《英語九百句》那種着重口語練習的教材之所以受歡迎，正是因為學它一句就有一句的用途。學習語言

除了用以詞為本位（即背生字）的辦法之外，還可以採取以句為本位（即一句一句地學）的辦法。以詞為本位的辦法可以積累大量詞語，然後運用“生成”的本領去造句、作文；以句為本位的辦法則可以“現蒸現賣”，較早看到語言使用的效果。外國人編的漢語教材有些就是偏重於句子的訓練，課文中不乏常用句型的反複操練。但是由於他們對漢語的認識不如以漢語為母語的中國人清楚，重點的掌握也不如中國人那樣準確，所以他們常常會在小處大加發揮，忽略了或輕視了主要的語言現象。套一句俗話說：“抓了芝蔴丟了西爪”。JohndeFrancis的《漢語課本》是一套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巨型教材，流通甚廣，影響甚大，它的成功之處就在“學生學了還開得了口”；如果論其不足，正是它對漢語的某些細微末節之處過份強調，因而失之瑣屑。一種語言值得學習和研究的地方是很多的，但是語言教學不可以輕重不分、面面俱到。對外漢語教學的重點不應是普通話音理的解說、語法規則的求證；要相信外籍學生祇要掌握了漢語拼音字母所代表的音值和拼寫規則，就會運用自己的拼音能力拼讀出詞句的聲音。他們迫切需要的是學習不同風格類型的言語作品，掌握不同話題所使用的詞語和句型。外國人和不諳普通話的香港人總是要求語言教師根據不同的話題教授普通話。香港的銀行經理為了接待國內銀行界專業人士，提前請語言教師“惡補”一下接待時的普通話用語，或者臨渴掘井地聽學有關銀行業務的普通話錄音帶。香港青年到內地旅行，通常是先參加“旅遊普通話班”，然後對普通話頗有自信地出發遊覽。《禮記⋯學記》主張“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反對“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儒家的這一條教學原則也是可以適用於對外漢語教學的。強調風格學對語言教學的指導作用絕不意味否認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與教學方法。傳統語言學着重研究語言本身的特點。

以傳統語言學觀念指導教材編寫和語言教學，就要逐課介紹和論證語言各要素的特點；而學生學習了這些內容，則可以系統地、全面地認識語言的面貌，為進一步的學術探討打下基礎。例如五十年代出版的那套中學漢語課本，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種種大學現代漢語教科書。傳統語言學的語言教學可以稱作專業教學，其目標是通向語言特點的專題性研究。對外漢語則是一種實用教學。說到實用，就要考慮風格學對教學的指導作用；考慮將交際環境的各種因素貫串於語言教材的編寫與教學過程——既要顧及環境的穩定因素如交際者的年齡、性別、所用語言和教育狀况，更要看到環境的非穩定因素如交際的參與者和交際的話題。按風格原琿編成的語言教材是有針對性與實用價值的教材；這種教材再經具有風格學修養的語言教師演繹，必定可以使對外漢語教學收到更好的效果。一九八七年七月

社會語言學與語義學——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讀後在語言理論的書叢中，難得見到《語言與社會生活》這樣的好書。它像沙漠中的甘泉——清澈透亮，解人乾渴。一本六萬言的小書，宛若二十三篇精采的雜記、隨筆，珠璣一般地聯串成精緻的藝術品。它用流暢輕鬆的筆觸，把一向被人認為枯澀艱深的語言學寫得像散文那樣生動活潑。作者陳原，站在語言理論的高度，俯瞰中外語言現象，同時把豐富的語言素材升華到理論的位置，為建立語言學的新興學科——社會語言學——勾勒了一蝠令人憧憬的藍圖。甚麼是社會語言學？作者說：“探究語言的發展和社會的發展如何息息相關，這就是語言學的新領域，也就是社會語言學（sociolinguistics）的領域。”他認為，在語言學的諸學科中，同社會語言學息息相關的首先是“語彙學”或“比較語彙學”。“語彙”就是“詞彙”（見復旦大學中文系等《語言文字學詞典》），是“一種語言的或一個人所用的詞和短語的總和”（見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詞典》）。陳原所說的“語彙學”就是“詞彙學”。然而詞彙學又包含許多部門，同社會語言學發生關係的主要是詞彙學中的“詞義學”。至於“比較語彙學”，那是一個不夠確切的術語，因為它在陳原的著作裡既不是指不同語言的語彙之間的“比較”，也不是指一種語言內部不同歷史時期的語彙“比較”。語言和社會是相互依存的。“一種語言不能和它的社會環境隔離，正如一種植物不能離開它的氣象環境。”（拉法格《革命前後的法國語言》）然而，並不是語言的一切要素都和社會密不可分。語言諸要素中的語音變化就同社會的發展毫無關聯，例如你根本無法找到漢語“古無輕唇”、“入派三聲”的社會原因。語法的演進

與社會生活也不存在直接的聯繫，往往是社會前進了，人的抽象能力提高了，語法作為思想表達的結構形式有可能趨於嚴密，例如漢語人稱代詞的“數”範疇、動詞與時態助詞連用等都是後起的語法現象。唯獨詞彙，是最直接反映社會變化的。語言的新詞（主要是實詞中的名詞），絕大多數都可以從社會生活的變化中找到相應的東西。可以這樣說，語言與社會的相互依存，是以詞彙為橋樑的。以詞義學為中心的詞彙學與社會語言學的關聯最緊，社會語言學需要語義學提供藉以觀察社會生活的語言原料。因此，要銜接語言的歷史和社會的歷史，完成社會語言學的科學使命，就要溝通社會歷史的研究同語義的研究。語義同社會語言學的關係既然如此密切，那麼深刻理解“語義”的概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語義，可以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去認識。一是語言的語義。詞語有形式和內容兩部分，語義作為詞語的內容是詞彙學的主要對象。任何詞語的內容都是社會賦予的。語言之所以能夠充當社會交際工具，正是因為語義由社會規定，因而能為社會所有成員理解，使語言具備交際的功能。社會每一個成員都必須以約定俗成的語義為規範，約定俗成的語義對社會每一個成員都有約束力。因此，語義的本質是社會性。二是人為的語義。這種語義是社會的個別成員或小範圍內的人群自行規定或強加到詞語身上的。它不能充當全民交際工具，其生命力也是微弱的。趙高指鹿為馬，但是鹿仍為鹿，馬仍是馬，“鹿”的語音形式並不能長時地表現“馬”的語義內容。人為語義的表現形態常常是社會性的語音形式掩蓋非社會性的語義內容（例如咒符、黑話、暗語等等），使語義籠罩一層神秘色彩。正如陳原所說：“人以自己的形象創造了神。”熱衷於語義神秘性的人其實是要神化人本身，使自己成為主宰他人命運的、人所敬畏的“神”，例如巫。三是關於語義的理論。科學的語言學從語言是社會產物和社會交際工具這一基本觀點出發研究語義的起源、發展及其與社會的產生、演變的關

係，於是有了詞彙學、詞源學、詞典學、語義學、社會語言學等等學科；利己主義語言學則從集團或階級的私利出發，極力證明人為語義的正確，維護語義的神秘色彩，欺騙人們把語言當作靈物加以崇拜。“語義哲學”是神秘語義學的登峰造極。語義哲學家認為，語義是先於社會的東西，不是語義反映社會生活，而是語義創造社會上的事物。他們舉例說，“戰爭”的可怖性是“詞的暴虐”造成的，祇要從詞彙中消滅“戰爭”這個詞，就可以在現實中剷除戰爭根源。這當然是一種“先有兒子後有父親”的本未倒置的理論，可是形而上學的狂人們卻奉之為神靈，用它來蠱惑人心、愚弄民眾。在三年前的十年間，語義哲學、語言拜物教像決堤的洪水，在漢語的故鄉泛濫成災，其嚴重性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這種現象的特徵是：“相信語言是一種革命力量，彷彿祇要嘴上掛着一些革命的語言，它就會立即發生一種革命的力量。”陳原在他的著作中稱這種現象為“現代（特定）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語言靈物崇拜”。《語言與社會生活》反覆證明，語言的神化源於思想的神化，而神化的思想又隨語言的神化進一步神化，直到非動大手術不可挽救的地步。這個事實從反面證實了語言與社會生活互為作用的關係。語義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社會語言學和語義學必須正視它，並且研究它，根本不應該憑主觀好惡有選擇地承認一些，否認一些。不承認主義是在掩耳盜鈴，陳原稱之為奉行“鴕鳥政策”。人們可以通過古代文物、歷史文獻、文藝作品等等了解不同時期的社會生活，這是無可置疑的；社會語言學的任務則是藉助語言認識社會。社會語言學是一門邊緣科學，它同許多學科都有聯繫，其中同語義學的關係尤為緊密，也可以借用歷史學、民族學、方言學、訓詁學、文字學、修辭學、風格學、民間文學、文藝創作等等學科的資料。社會語言學如何既同鄰近的學科取得聯繫而又保持本學科自身的獨立體系，這個課題的答案是需要語言學家作出的。陳

原的《語言與社會生活》為這門新興學科提供了不少有趣的例證，提出了許多耐人尋思的問題。我們的責任是要在這一首前奏曲的音響下把社會語言學的歌聲唱得更加嘹亮，使之加入整個語言學的雄偉交響。一九七九年十月

寫作和寫作學——澳門寫作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詞寫作，如果包括口頭的文藝創作，那麼它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精神活動，唱“杭育杭育”的人就是最早的寫作流派。有了寫作，就會逐步積累寫作的經驗，總結寫作的規律，研究寫作的方法——就會有寫作學的誕生。先秦時代，說客是一種當令的職業，遊說人主是文化人伸展抱負的一條捷徑，也是政治家們實現治國理想的正途。從寫作上說，這些人便都是作家或寫手。說句大不敬的話，我們的至聖、亞聖都曾做過磨破嘴皮說服人主的事情，因而也都是作家或寫手。他們憑藉言語技巧推銷自己的學說或主張，而言語技巧便是寫作工夫。我們不能簡單地以為祇有寫成書面東西才算寫作，事實上外交家在外交場合的口頭言語都具有書面語的韻味，而一些徒具書面形式的流水賬之類的東西卻未必是真正的寫作。因此，孔子、孟子的《論語》、《孟子》雖為口述，卻具備書面寫作的性質——這恐怕不再有甚麼異議了。戰國時代的蘇秦想必也是一位在寫作和寫作的理論探索中極有成就的人物。他始而以連橫說秦王，書十上而不行，於是回歸故鄉重讀兵書，充實自己，然後另尋遊說的對象，終於“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延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試想如果沒有以往遊說秦王的失敗經驗的總結和吸取，哪有後來的縱橫六國、不可一世！韓非在《說難》中公開宣佈要對遊說活動作研究，提出遊說人主的有效方法，他的“七危八難”之說也是一份寫作學的綱領。至於他的《難言》則更是一篇總結寫作經驗的好文章。文曰：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纚麗纚麗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祇恭厚，鯁固愼完，則見以為掘而不倫。多言繁

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誇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這些不也是非常精闢的寫作見解嗎？如果說先秦時代已經有了寫作理論的零星闡釋，那麼中國古代寫作理論的系統發揮應該在漢魏年代了。曹丕的《典論⋯論文》被認為是第一篇闡述文學理論的文獻；嗣後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則更系統地建立了中國古代的文藝理論。在中國古代，寫作並不單指文藝創作，這一點已為今天的“寫作學”所繼承。中國古時純文學的東西不多，嚴格地說祇有《詩經》一類作品，尤其是《詩經》中的十五國風。至於所謂先民神話等等，那其實該歸入哲學類，祇是因為哲學的觀念附麗在射日的后羿與塡海的精衛等等虛構的人物和情節身上，才讓後人把它們當作文學。中國古代的文、史、哲三者很難分家，文是不單獨成立的，文是用來載道的。《尚書》是古代政府的文件，直到今天，我們仍然把它看作歷史文獻或古代文化資料；其中《秦誓》、《無逸》等篇因叙事完整或結構有條理而被視為帶有文學意味，姑且可以算作文學作品。聖人孔子所著《春秋》則是純歷史文獻，讀它是為了領略其中的微言大義，並沒有多少人把《春秋》當作文學作品來欣賞。相傳為它作注的三本書——《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也祇有《左傳》具備文學的性質，因為它從故事情節着手為《春秋》作注，而前兩傳是從義理方面注解《春秋》。《左傳》開創了一個極重要的傳統，就是將歷史與義理透過文學手

法來叙述。這個傳統一開，《史記》《漢書》《資治通鑑》也就跟上來了。除了歷史，政論和哲學也都這樣做：用文學的手法表現政治的觀點和哲學的主張。《孟子》一書雄辯滔滔，遣詞謀篇充滿文學的意味，尤其是以大量的設喻與寓言生動地說明抽象的道理。僅《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就有“君子遠庖廚”“明察秋毫”“為長者折枝”“緣木求魚”等等設喻與寓言故事。韓非的政論更是充滿文學的智慧，像《五蠹》中的“守株待免”，《難一》中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外儲說左上》中的“買櫝還珠”“郢書燕說”，《外儲說右上》中的“狗惡酒酸”⋯⋯都已傳誦了兩千年。莊子的哲學著作則幾乎難與文學分開，他是中國古代第一流的哲學家，也是第一流的文學家。他的著作被讚譽為“天下第一奇書”。此外還有荀子、墨子⋯⋯這就是說，中國先秦的寫作沒有文學與文章之分，純粹的抒情文章、描寫文章還不多見，即使有純文學的作品，那也是在不自覺中的偶然所為。曹丕的《典論⋯論文》第一次討論中國的文學創作問題，它是中國寫作學的濫觴。曹丕所論的“文”也是“文學”、“文章”雜糅的。此文前半部評的是文學作品，後半部卻轉移到文章方面，討論起“奏議”、“書論”、“銘誅”、“詩賦”等四科八體來。曹丕此文的要旨是文體分類、文氣學說以及文章的社會功能（“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云云）。僅就文體分類而論，他仍然依據傳統，走的是文史哲不分的老路。當然，割斷傳統是很難的，也是沒有必要的，直到清代的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文學與文章還是摻合在一起。姚鼐給文體劃分十三類：論辯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讚類、辭賦類、哀祭類。用今天的眼光看，這十三類中究竟有幾類可以歸入文學的範疇？我們今天的寫作學當然不應也不能揚棄傳統，這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而且更是時代的需要。在今天，資訊事業發展極其迅

猛，行政學、秘書學、文書學、公共關係學、輿論學、傳播學、採訪學、廣告學、語言美學、廣告美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寫作所要承擔的任務越來越重。學者們普遍認為寫作學是跨部門的學科，這個看法很有根據，因為上述新學科沒有任何一門可以脫離寫作而生存，而寫作學如果不與這些學科聯繫也會喪失自身的生命力。一句口號、一首廣告歌可以打動億萬人的心弦，也可以惹人反感，失去號召的威力，而成敗往往繫於設計者的寫作能力。例如不厭其煩地使用同音代替法製造廣告“雄財偉略”“從菱開始”“丐世英雄”等等不僅不會給人帶來新鮮感，反而容易誤導小學生以假為真；又如叫春般地“我要我要”宣傳某某理髮店，又依法炮製地推銷某種冷氣機，既缺乏新意，又有肉麻當有趣之嫌。再不就是長篇累牘地數說某某銀行的信用卡的優質服務，類似一個語言乾癟的說教者，令人煩膩。至於宣傳環保的“萬物有情，愛護共賞”的字樣打在螢光屛上，更是叫人啼笑皆非。“愛護共賞”明顯地套用了“雅俗共賞”的句式，然而兩者在結構上完全是兩種不同的類型。寫作學與多門學科都有緊密的關係，而關係最為緊密的無疑是語言學，因為語言是寫作的工具。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寫作必須選用貼切的詞語、規範的語法格式，如果用口語表達，還必須訓練標準的語音。這些雖然是老生常談，但卻是十分重要的。寫作學與語言學的關係更重要的表現為與風格學的關係。風格學是語言學的一個新學科，它在中國還正處於草創階段。風格的本質是從動態的觀點考察語言的材料，在運用中選擇語言的詞彙、語法格式和語音成分，用選擇來的成分最完美地表達語言使用者的思想感情。風格學是一門活的學問，它要顧及交際的環境、交際的主旨、交際的氣氛，語言是用來營造氣氛、服務交際主旨的。風格學的功能是指導語言的使用者說得體的話、寫得體的文章。寫作學的終極目標也無非如此。因此，寫作學與風格學的關係至

為密切。寫作學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科。中國寫作學可以上溯至劉勰、曹丕以至更古遠的時代，又應當具備當前資訊革命的時代特色。澳門成立寫作學會當是應時之舉。它是一個純學術性的民間組織，從事寫作的理論探討與寫作實踐的提高。我們活動的方式大體是出版學報、舉行研討會以及開展學術交流三項。我們希望得到本澳從事寫作研究與寫作教學的朋友們支持以及海內外寫作學者的協助。一九九二年三月

文學作品的風格問題——在澳門青年文學獎講座的發言“風格”這個詞，不大容易解釋得透徹。幾乎可以說，“風格”人人都可以感受到，但誰都說不清楚它究竟是個甚麼樣子。比如同一首歌，不同的歌唱家唱起來風格完全不同，聽者有的喜歡這一位，有的喜歡那一位，不同的風格適應不同人的品味，無所謂高低優劣之分。同一部交響樂，指揮的人不同，風格也會完全不同。有人指名道姓要買卡拉揚指揮的唱片，而不要其他人指揮的唱片，就是因為他喜愛的是卡拉揚的風格而不是別人的風格。美術家作畫情形也是相仿的。不知道有多少人畫過黃山，但同一座黃山在不同畫家的筆下有不同的風格。本澳趙斑斕文化藝術館剛剛展出過徐堅白、譚雪生兩位畫家的油畫。這兩位畫家是倆夫婦，學歷、經歷相近似，但是即使他們畫同一題材，風格也並不完全一致。因為風格本來就是這樣地捉摸不到，所以古人也祇能用形容性的詞語來描繪不同的風格現象，例如抱朴子《行品》說“風格峻峭，嘯傲偃蹇，凌儕慢俗”；《世說新語》說“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甚至祇提“風格”，而無法描繪“風格”的類型，如《聊齋誌異》辛十四娘：“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晉書⋯和嶠傳》：“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風格之不可捉摸，從這些引文已可見到，然而更有“風格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唐詩）的說法，簡直視“風格”為不可知。談到文學的風格，劉勰《文心雕龍》說：“及陸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諛辭弗剪，頗略文骨，亦各有美，風格存焉”；《顏氏家》說：“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文藝學是發展的。近幾十年來，我國風格研究者們借鑑國外語言風格研究的成果，着手探尋各類風格的語言標誌，用統計的方

法，比較的方法（而不是藝術描繪的方法）去發掘風格的表現形態，揭開風格的神秘色彩，務使風格成為一種有形可見而不是“祇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首先，研究者們着力於民族風格的探討。民族風格是比較容易看出來的。例如祇要翻一翻“四大部”（《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紅樓夢》四部長篇小說），中國長篇小說的民族風格就會躍然於眼前。那就是：沒有大段大段的景物描寫與心理描寫，祇有人物的肖像、行動、對白的細膩刻畫；故事的發展與細節的描寫具有明顯的線索，人物的命運交代得清清楚楚；甚至於情節的安排與人物的取名都寄寓着作家的哲學信仰與藝術趣味。在這些方面，《紅樓夢》可說是一個高峰。例如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交代了作家的創作動機。“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樓夢》的作者就是要讀者同他一起來解其中味。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警幻仙曲演紅樓夢”則交代了人物的最終命運，整部《紅樓夢》就是在作者規定的終極目標下開展情節，發展故事。王熙鳳的命運就是在這樣的既定目標下從人世走向陰間的：“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意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民族風格不是一成不變的。新文學運動開展以來，中國的作家們注意到吸收外國文學創作的經驗，有的人甚至追隨西方的潮流，特別是對一些新的藝術品種，這種吸收與追隨就表現得更加明顯。但是這種吸收與追隨，必須是在能夠“消化”的情况下才能收到真正的效益。例如話劇和新詩。曹禺早期的劇作明顯地受了西方古典主義三一律的影響，他將《雷雨》的劇情安排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發生、發展與結束，無疑是有意地遵守三一律的規定。中國早期新詩也有類似的情形。

這種現象也可以與文學作品的時代風格聯繫起來看待。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格。時代風格是由時代精神決定的。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展以後，話劇與新詩的創作成為中國文學的新的品種匯入中國新文學的洪流之中，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接觸到了外間世界，一批留學日本的學生如田漢等人開始接觸西方的話劇，並且將它引入中國的文壇，創作了《獲虎之夜》等劇作；而另一批激進分子郭沬若等人則在詩的創作中吸收了外間世界的影響。就中國本身的歷史進程看，不同時代的不同風格也是受時代特徵影響的，單以詩歌創作中所採取的形象描繪上看，不同時代所慣用的形象常常可以表現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比如魏晉時代常以“雨”和“酒”入詩，但那時的雨和酒帶有慷慨悲壯之情，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說：“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曹操的詩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你看，他們筆下的“雨”和“酒”是多麼激昂憤世啊！唐代就與此完全不同了。用林庚教授的話說，唐代是一個“解放”的時代，“展望”的時代，一個勇於創新的時代。唐人飲酒，飲的是快樂的酒，高興的酒：“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而那些富於展望的邊塞詩，更可體現當時人的壯志豪情，岑參說：“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兩個遊子在塞外相逢，一個即將返回內地，一個仍留塞外創造功業，他們相囑的不是悲涼悽愴，而是樂觀的話語。更不用引述李白的一些送別詩如《贈汪倫》、《送友人》、《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來討論了。再來看看“雨”。唐代的“雨”是迎接新季節的雨，迎來春天的雨：“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花落知多少”的背後是“花開知多少”！唐代的“雨”又是迎接新挑戰的雨，創造新世界的雨：“渭城朝雨浥輕塵”，雨為征人準備好了大道，任你在大道上奔馳。宋代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那又是一個消沉苦悶的時代，詩人寫“雨”寫得愁雲滿佈，苦雨瀝淅，例如黃庭堅的“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裡看青山。”（《雨中登岳陽樓望

君山之二》）陳師道的“斷牆着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語笑，卻嫌歸鬢逐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窠趁兩衙。屢失南鄰春事約，祇今容有未開花。”（《春懷示鄰里》）歐陽修的“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重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採桑子》）用細雨中的歸燕襯對“春空”，表現的是悼春的情懷與悵惘。宋人飲酒也常常是飲悶酒，如范仲淹的“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漁家傲》）與酒相伴的是滿地的霜，不寐的人，將軍的白髮，征夫的眼淚。你說苦也不苦。晏殊的“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表現的也是悼春感舊與眼前的寂寞心境。到了革命的時代，雨成了先進力量的象徵，例如高爾基筆下的海燕在暴風雨中拚搏，表現了革命者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民族風格和時代風格都要透過個人風格來表現。作家的任務是用自己的創作去最好地、最充分地體現民族風格與時代風格，同時也創造個人的風格。個人風格並不與民族風格和時代風格相衝突，文學創作提倡個人風格，是提倡用具有個人特色的作品去表現民族風格和時代風格，使民族風格和時代風格表現得更為突出，更為生動，更為完美。這樣，文學作品的美的價值和教育作用就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文學的風格主要指的就是作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藝術特色和創作個性，而個人風格的形成又是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出身、環境、經歷等等。作家正是由於生活經歷、立場觀點、文學素養、個性特徵的不同，在處理題材、駕馭體裁、描繪形象、表現手法和運用語言等方面都會各有特色，從而形成作品的風格。最近中國作家訪問團訪問香港，十五位作家中有三位詩人，他們是三四十年代就開始寫詩的陳敬容，五十年代即有成就的晏明和五十年代開始寫作的邵燕祥。三位詩人寫的都是詩，但他們的風格相去甚遠，原因就是他們所經歷的時代不同，所受藝術影響不

盡相同，青少年時所接受的教育內容也不相同。例如老詩人陳敬容，她握筆寫詩的時間最早，且通曉外語，譯詩甚豐，因而不免受西洋詩歌影響較深。例如《森林在成長》：那些樹，原先各自在一小塊土地，艱難地生長。每小塊土地，也都經歷過炎陽的烤炙，暴雨的冲刷，當閃電划過長空，那些樹各自孤零地戰慄，對着漠然的蒼穹。許多小塊的土地，有一天忽然接壤。連接起來的大片土地，鋪滿了新鮮陽光。人們忽然發現，一座新的森林，枝葉多麽茂盛，顏色綠得發藍。是多情的土地，為它提供了分外的營養？還是無情的日曬雨淋，將它磨礪，催促它頑強？還有風，時而輕輕愛撫，

時而赫然震怒，風過處，塵沙障蔽住，明亮的陽光。但樹在成長，森林，在成長——一九八一年春這首詩的形象是生動的，寓意是深刻的，寫出了年輕一代成長的過程。原先，他們是“各自艱難地生長”，“各自孤零地戰慄”，後來，“許多小塊的土地，有一天忽然接壤”，於是形成了“一座新的森林”；這時的森林再也不怕“暴雨的冲刷”，無情的日曬雨淋反而“將它磨礪，催促它頑強”；於是，“樹成長，森林在成長”。這是一首好詩，但它基本上沒有韻，沒有整齊的句數和分行。這種個人風格的形成要從詩人的學養、經歷方面去找尋原因。晏明的詩是另一種風格，例如“黃山雨”：黃山雨，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雨落山徑，飄飄忽忽，迷迷濛濛。黃山雨，來也無踪，去也無踪。雨灑雲霧，

縹縹緲緲，朦朦朧朧。似急雨打落葉，似疏雨滴梧桐，群峰惺惺忪忪。鳴弦泉下聽雨，是雨聲瀝瀝？是泉水淙淙？待到雨去雲散，天更青，山更崢嶸，蓮花峰上飄下彩虹⋯⋯一九八二年七月風格完全不同了。這是一首山水詩，有整齊的段落，工整的韻律，故意營造一種朦朧的氣氛，讓讀者去享受那朦朧之美。晏明善於寫山水，善於抒纖柔之情，原來這與他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他愛家鄉的平原山水，愛他勤勞的母親。讀了他另一首詩作《故鄉》，對他的詩歌風格的形成就不難理解了：遥遠遙遠的郭家墩，雲夢平原的小小村莊。栀子花，在家家園裡盛開，枝葉間的花朵雪般明亮。村裡人從不嫌村莊貧窮、簡陋，都說是世上最可愛的地方。

五十年前，母親在貧病中死去，我和弟弟、妹妹流着淚離開家鄉。別了，青草萋萋的母親的土墳，別了，生我養我的贫苦的村莊。年幼時，我是母親必愛的兒子，如今，我已年老，鬢髮如霜。我多想重溫童年的栀子花的夢，再回到雲夢平原，回到故鄉⋯⋯一九八二年二月邵燕祥，五十年代才是個小夥子，那時也才開始寫詩。傳統與西方對他的影響都不大，他有的是新時代的熱情，他的詩喊出的是三十年前大中學生的心聲，傳達的是那個時代的青年們的思想感情。一九五七年他被錯劃為右派，一九七九年他的生活重新開頭，寫出的詩歌仍有他三十年前的風格，例如《假如生活重新開頭》：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我的旅伴，我的朋友——還是迎着朝陽出發，把長長的身影留在背後。愉快地回頭一揮手！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我的旅伴，我的朋友——依然是一條風雨的長途，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

讓我們緊緊地拉住手！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我們仍舊要一齊舉杯，不管是甜酒還是苦酒。忠實和信任最醇厚！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我的旅伴，我的朋友——還要唱那永遠唱不完的歌，在喉管沒被割斷的時候。該歡呼的歡呼，該詛咒的詛咒！假如生活重新開頭，我的旅伴，我的朋友——他們不肯拯救自己的靈魂，就留給上帝去拯救⋯⋯陽光下畢竟是白畫！時間呀，時間不會倒流，生活卻能夠重新開頭。莫說失去了很多很多，我的旅伴，我的朋友——明天比昨天更長久！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從這首詩看，詩行還是那樣工整，韻腳還是那樣整齊，情緒還是像五十年代那樣高漲，邵燕祥依舊是邵燕祥。他的風格是統一

的。這些就是風格。作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標是創造自己獨特的風格。著名小說家梁斌在總結他的創作經驗時說：“在寫長篇之前，我心裡暗暗產生一種期望，想在小說的氣魄方面、語言方面，樹立自己的風格。有人寫過的題材盡可能不寫，有人用過的語彙盡可能不用。這樣，即使再不好，叫人看了知道是我自己的東西。”澳門向來就有深厚的文學傳統，因為它從未脫離過中華民族的文化園田；澳門向來就有豐富的社會生活和深厚的創作源泉，值得作家們去開掘、發現，創造具有中華民族風格的、當前沸騰時代精神的以及個人獨特風格的文學作品。預祝大家成功。一九八五年十月

序《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文學作品的表達手法不外四種：記叙、描寫、抒情、議論。記叙和描寫屬一類，偏重於對客觀的錄述。記叙是平白地述說事件始末；描寫是對所述內容以形象詞語作繪聲繪色的表達。記叙是白描或素描，描寫則是“繪事後素”的繪描。這兩種手法時時交叉運用，其間並無不可跨越的鴻溝。白描之中偶有形象詞語或繪描之中常出平白文句乃是常見的藝術現象，於是文藝學中有了“記叙式的描寫”和“描寫式的記叙”這類術語。抒情和議論屬另一類，側重在作家主觀的發抒。抒情是以帶感情的語言材料傾吐心中感受，旨在以情動情，引人共鳴；議論則以邏輯語句發表對人對事觀點。抒情重在情的抒發，議論重在理的裁斷。抒情到了極致，常取判斷形式即論說形式；論說不足即邏輯份量不夠，則顯得仍然在作情的抒發。於是情理難分，文藝學就祇好發明“抒情式的議論”和“議論式的抒情”這類兩種手法摻合的用語了。上述四法乃作文的根本之法。倘能依作品所需與作家所想將此四法運用自如，則作文至少可達中規中矩的田地；倘若更有創新，那就必定屬於上乘之作了。興安君據多年閱讀、寫作與教學的心得，敏銳地捉住了作文的要害，著成《中學作文與散文欣賞》一書。著者的觀念很明確，那就是：“描寫文”旨在“欣賞”，“記叙文”重在“詞語文句”的配合，“抒情文”表現“語體和文章格調”，“論說文”則要在“修辭”與邏輯上着力。這部著作既有理論的闡述又有實例的印證，理論與實例配合，相得益彰。著者寫作此書實在有過一番深刻的構想且注入了大量心血。興安君勤於讀書、勤於寫作，他的著述與文章早為讀者熟知。著書人的最大滿足不是別的，而是讀者能從他的文字中受到教益，

獲得啟迪。相信興安君會從師生們和讀者群對這部新書的讚歎聲中得到鼓舞。一九八七年八月

國語與中文寫作寫作須具備兩個前提：會說話與會寫字。文章無非是將說的話或想說的話形之於文字。說話靠口和耳，寫作靠手和目；變口治為目治，這就是寫作的使命。先天性的啞巴不會寫文章，因為他沒有語言；人在嬰兒階段也不會作文，因為他還沒有掌握語言。語言是寫作的第一個前提。不識字的人不會寫文章，則是說文字是寫作的又一個前提。當然，作文還另有一套文章技巧，不是毫無選擇、毫無組織地照錄口語所能奏效。說話有說話的特點，寫文章有寫文章的特色。王了一教授在《龍蟲並雕齋瑣語》中說：“說話比寫文章容易，因為不必查字典，不必耽心寫別字；同時，說話又比寫文章難，因為沒有精細考慮和推敲的餘暇。”無論怎麼說，具備寫作的兩個前提並不是一件多麼難的事，然而文章的寫作卻是一門千古常新的學問。三種類型的中文文章即以說漢語的香港學生為例，情形就是這樣的。許多香港學生即使具備用中文寫文章的兩個前提，作文的困難並不因此而克服，因為他們說的是“這一種”中國話，即廣府話或香港粵語，所要寫的卻是“那一種”中國話，即國語或普通話。香港學生面對着的是三種類型的中文文章：國語文章，見諸報紙新聞、散文、詩歌、長篇小說等等；半文半白文章，見諸公告、章程、啟事、契約、官式信函文件等等；粵語文章，如某些短篇文藝作品、幽默性專欄小品以及“方言文學”。

而在所謂的國語文章中，由於作者國語能力的限制與外族語言的影響，又不乏粵語式的國語文章與摻雜英語成分的國語文章。例如“他有看到天氣轉暖，除多了一件衫”以及“她穿得很casual，但是很有style”之類。在香港學生的肩頭，中文真是不勝其負荷了。癥結何在？癥結之一就在國語的推行不力，文章作者掌握到的國語還不足以應付寫作的需求。在多數學生的筆下，寫出來的不是自己說的或想要說的“口語”，而是與口語脫節的“國語”。更有極端的狀况：對於那些純然不懂國語的初學寫文章的人來說，寫國語文章在性質上類似用“死去”的文言作文。要想減少或克服中文寫作的困難，看來需要從“口頭語言”與“寫作語言”兩相分離的二元化道路轉向兩相統一的一元化的路上。言文須要統一這個一元化的道路就是“寫甚麼”就應該懂得“說甚麼”的道路，也就是“言文統一”的道路。學生“寫的”既然是國語，沒有理由不讓他們儘快儘好地能說國語。我在八一年的一篇文章中說：“港澳人說的是廣東話，讀的和寫的是普通話，言文分家，徒然加重大家（尤其是中小學生）使用書面語言的負擔。學了普通話，則可拆掉言文分家的那堵牆，提高書面語言的效率。”提倡國語並不排斥方言，方言是某一區域的交際工具，國語則是溝通諸方言的一種交際工具。國語最早也是一種方言，這種方言之所以成為國語，有其社會和歷史的原因。意大利的國語以但丁（Dante）家鄉的方言為基礎，因為他和其他著名作家用這種方言寫成的文學作品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這種方言取得了正式國語的資格。（參看胡適《國語與國語文法》）中國的國語在北京話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同樣是取決於北京話所處的歷史地位與文學地位。

國語的形成要看歷史條件，國語的推行同樣要看歷史條件。當社會處於分裂狀態時，各地以鄰為壑，互不交往，方言的歧異就會擴大，如在春秋戰國時代，“言語異聲，文字異形”；而當各方言區交往頻繁時，則超乎各方言之上的共同語就會應運而生並且推行開去。香港素與國內存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語言關係，目前更在貿易、旅遊等方面加強合作，因此以國語作交往溝通的工具也就顯得尤其必要。胡適先生又曾說過，“從東三省到西南三省，從長城到長江的普通話”具有“中國國語的資格”；惟其如此，“故大家久已公認他作中國國語的唯一候選人，故全國人此時都公認他為中國國語，推行出去，使他成為全國學校教科書的用語，使他成為全國報紙雜誌的用語，使他成為現代和將來的文學用語。”胡適這段話距今已去六十多年，如果我們亡羊補牢，按他的提議去做，將國語用在學校教科書上、報紙雜誌上以及文學作品中，相信未為猶晚，有助於治愈中文寫作的病症。歷史故事不要重現現代社會凡事都講求價值和功效。因此，減輕青少年的中文負擔，提高香港學生的中文寫作，成為學校、家庭和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許多語文教師、教育專家、學生家長以及專欄作家正是從言文必須統一、寫作力求提高的角度大聲疾呼地呼籲學習國語，純正或規範寫作的語言。學習國語在香港又一次掀起浪潮。為使這一浪潮持續而有收效，不能不提高國語的社會價值，使大眾感覺到學習國語並非興致所至，偶一為之。三年前一家報紙的社論指出：“香港與大陸正進入一新時代，而國語乃其啟門之鎖匙也。”然而目前國語推行的狀態遠不能滿足情勢的需求。年前報章報導，廖承志先生探宋慶齡女士病，雙方因方言阻隔又都不識國語，不得不用英語交談。另有一則消息報導，香港的電視臺華人記者趕赴倫敦

採訪即將履新的香港總督，新督用普通話對答，記者們卻用英語提問，因為記者們不具備運用自己的民族共同語的能力！這些事例雖屬個別，但也並非絕無僅有，令人真有“數典忘祖”之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但願這些例子祇不過是歷史的故事而不是現實的情形，相信這不僅是我個人也是許多人共同的願望。一九八三年三月

作文水準如何提高中學生作文水準低落，已成為香港語文界、教育界以至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一個熱門話題。環繞這個話題，語文教師、專欄作家以至學生家長不知抱着多麼熱切的希望，發表了多少中肯的意見。其實作文沒有捷徑可走，祇要多讀多寫就能提高。要多讀，因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從讀中可以開闊視野，攝取養料，學習技巧，獲得借鑑。所謂“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偷”並不純屬戲語，而是經驗之談。要多寫，因為文章鉅著都是一筆一劃寫出來的，作家文豪也是一筆一劃“寫”成功的。寫家書、寫信函、寫日記、寫感想、寫散文、寫詩歌，甚至於寫情書、⋯⋯寫得多了，熟能生巧。一位翻譯界的老前輩說：“未曾翻譯五百萬字，不與談翻譯。”這句話用在作文上，道理也是一樣。不讀不寫的成因然而香港中學生的讀寫現狀如何呢？讀被電視取代了。讀《水滸》、《紅樓》嗎？讀唐詩宋詞嗎？讀屈原、司馬遷嗎？那大不新潮了！不如看一套電視劇，不如看一部西部片、卡通片、粵語長片（請注意：國語長片排在午夜，是個聊勝於無的電視節目），那裡面既有緊張的情節，而且有聲有色，不知道多夠勁，多刺激！於是，不少學生放學回到家裡，頭一件事就是扭開電視機，目不轉睛地去欣賞那些“係嘉士伯，至好飲”之類的表演，不厭其多地去恭聽那些“真正朋友品質高，銷量冠軍你功勞”之類似通非通的叫賣。學生們晚飯後的黃金時間盡被電視臺的黃金時間爭奪了去。“電視養大的一代”，唱着商品廣告歌長大的一代，

正走着電影《富貴逼人來》的主角所走的路⋯靠電視維繫生命的路。有位美國編輯小姐說：“電視是家庭的鴉片。”她是從來不看電視的，更不購置電視機，因為她怕精神上受污染。這位小姐的做法雖然有點因噎廢食（因為電視臺節目中不乏天氣報告、體育比賽、新聞報告等等好內容），但對一有空就把守在電視機旁的青少年來說，仍可從中受到啟發，節制一下看電視的時間。電話代替寫信寫被電話代替了。集郵的孩子不少，寫信的孩子不多。在以前，一個高小學生能夠挑起為父母、親戚、鄰居讀信寫信的擔子；現在的高中學生也未必能寫通一封家書。對中學生說來，寫和讀一樣，都是費時而且費力的苦事，寫一封家信，得把煩瑣的事務整理得井井有條，記叙得清清楚楚；如果寫一封情書，更得搜索枯腸，選用纏綿深情的詞句，⋯⋯然而電話解了危：給對方打個電話，既不花費郵資，還比郵寄快捷。所以，電話成了中學生的恩物，“煲電話粥”成了生活的必要內容。至於必須白紙黑字地寫些甚麼，則儘可以請人代勞——反正香港有的是“代寫求職信”，甚至“代寫情書”的服務！不讀不寫，還能指望作文水準提高嗎？價值標準問題然而，如果將作文水準低落的原因完全歸罪於電視、電話，那也實在有欠公允。因為即使封閉電視公司，砸爛全香港的電話，中學生作文水準低落的問題也未必能夠解決。看來還得從香港社會本身找一找原因，這就是殖民地商業社會的價值標準問題。多年

以來，中學母語教學的呼聲時起時落，但是正如一九九七年香港歸屬問題一樣，這個問題不是香港人的民意所能解決的。本來，答案非常簡單：哪個國家、哪個民族不是用自己的母語教學？難道英國人用法語教學、日本學校用俄語上課嗎？為甚麼唯獨香港始終不能痛痛快快地用人口中主體種族的語言（即漢語）授課呢？混血的香港社會造成了混血的香港語言現象，畸形的香港社會造成了畸形的香港語言問題。有一次，一位朋友打電話向酒樓訂座，先用普通話，得到的答覆乾脆“沒有”；隔了一會兒用廣東話，答稱尚有商量的餘地；再過片刻用英語，竟然後來者居上：“有”了！這個例子不是杜撰出來的，而是真有其人、實有其事。如果說這個小故事是一面菱鏡的話，那麼它反射出來的語言現象則是：英語居首，廣東話次之，普通話再其次，可是文章偏偏要用這最不受重視的普通話來寫呀，你說文章怎麼會寫得好？最有效的辦法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沒有多少人會以閒情逸致去學習一種語言，特別是為生活而緊張奔走的港澳人，更是擺脫不了學習語言的價值觀念的束縛。拆穿了看，外國人學中文，廣東人學普通話，以至香港人學英語，澳門人學葡文，都是工作的必需，生存的必需。”祇有一個辦法可以真正有效提高中文的作文水準，那就是：當局切切實實地拋棄英語優入一等的觀念，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措施上實行中英並重——英文好而中文不好的人固然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中文行而英文差些的人同樣能夠得到一份好差事——真真正正使中英兩種語文具有同等的價值。如此實施三年至五載，你再看：中文作文水準還會像今天這樣低落嗎？一九八二年六月

序《每日一詞》語言包含詞彙、語法兩個方面。詞彙是語言的建築材料，語法是組詞成句的規則。書面語言除了詞彙與語法，還有書寫形式即文字的問題。於是，運用書面語言的人必須着力於文字、詞彙、語法三方面，增進認識與操縱這三者的能力。運用文字如果出現弊端，往往是書寫了錯字或別字；操縱語法如果發生弊端，通常是在句子成分的搭配上失去了調節。這些錯誤都是不難克服的，因為文字無非是筆畫的組合，稍加留意即可取得成效；語法則類似幾何學的公式，依詞性搭配句子成分大體上也就可以避免錯誤的發生。唯獨詞彙，那是非下苦功不能擇用自如的，因為詞彙不僅有詞形的結構規則，而且必有語義作為它的內容。一提到詞語的內容即語義，那就與概念的形成、民族的心理牽連上了。即以收集在《每日一詞》這本書裡的文章為例吧，使用“青梅竹馬”一詞何以有“成人不宜，同性不宜，長大以後友誼並末發展成為愛情的也不宜”三項禁忌？“紅杏出牆”何以由遊園賞花的描繪過渡為“嬌妻偷情的巧妙比喻”？這就需要對語義的形成與演進作一番探本溯源與演繹推斷的工夫。還是《每日一詞》裡的例子，何以五十多歲的人不應露出“淘氣”的笑容，老人運動會上何以不應有“健兒”參賽？這可要從語義內容是否準確反映客觀對象的關係上考察了。其他如“司空見慣”與“屢見不鮮”分明在概念上相等，何以要依環境的不同而作選擇？這卻要從語義的感情色彩上加以區分。由此可見，研究語義必需顧及其他許多方面，語義學實在是語言學中比較艱難的部門，但同時也是指導書面語言運用的最有效的一門學科。莊澤義先生正是選擇了語文學的這個難題做文章，《每日一詞》就是一部語義學著作。單憑著者選題的勇氣，就值得我們讚

賞；更何况他取嚴謹的態度，運用深厚的語文工力，作出許多有說服力的結論，那就更值得我們欽佩了。我與莊先生相識是在一次語言學研討會上。當時我發表的論點是：學校開設普通話課程可以求得思維工具與表達工具的統一，將可減輕學生的語言負擔，還可減少寫作時方言的糾纏，勢必可以提高用純正共同語寫作的水準。研討會後我讀到莊先生“提高學生的中文寫作水準”的文章，原來他是早我半年即已提出同樣的論點，而且闡發得十分透徹，使我深感自己的孤陋寡聞。其實我早已認識莊先生，他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我曾拜讀過多篇，從中受益良深。現在他集舊稿成冊，着我為序，這是給了我系統學習他的著述的機會，而且先於讀者群讀到，於是高興地寫了如上感受，權充序言。一九八七年四月

序《地名修辭學》記不得兩年還是三年前了，我讀到《地名修辭學》初稿，好像詩人獲得了靈感一樣，立即寫了一篇短文以應鳴春先生索序之囑；沒想到半年後收到覆信，那篇短文竟丟失在郵遞的途中。我記得好像留過複印件，但遍尋不着，也就把這件事撂下來了。近日這部著作即將付排，鳴春兄着我“另補一序，儘快寄來”。我真有畫家絕難調出相同的色彩之歎。不過我依稀記得，前面那篇文章舉過“火坡”地名的由來，證明地名修辭學其實與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甚至民族學、民俗學、文藝學、美學都有緊密的關係。筆者曾在青海工作過二十多年，踏遍當地的雪山、草原，編寫過藏族文學史、土族文學史和撒拉族文學史，在調查蒐集文學史資料的旅程中，撒拉地名給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有一則撒拉先民的民間故事說：兄弟二人為了逃避財主的壓迫，率領四個子侄尋找樂土。祇要那個地方與家鄉的水土相同，他們就在那裡安居。六個人牽着兩匹駱駝，捧着家鄉的水土上路了。走了很長時間，他們高興地停下了腳步；但是很快發覺，原來並未走出家園。他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座山腰，夜幕已經降臨。為了照亮前行的路，他們點起了火堆，最後找到了與家鄉水土相符的地方。叔侄六人興奮之餘，駱駝卻靜靜地躺在自己的汗水和淚水匯成的泉中了。後來，子侄們分居各地，兩位老人辭世後安葬在泉邊。現在，山腰點火處名曰“火坡”，駱駝躺下的地方叫“駱駝泉”，子侄們的住地分為四個“工”，老人安眠處長出幾人合抱的大樹。這是一則民族遷徙的古老傳說，又是撒拉之鄉地名的由來。每一個地名都像是一座礦山，等待着發掘者們開採。鳴春先生正是寶藏的開鑿者。他不僅胸懷地名的礦藏，還懷抱着人名、稱謂的礦藏，他的胸中有連綿起伏的群山。地名修辭學

不是孤零零的一本書，而是整個學說系列的一個環節。這個系列如何稱呼呢？可不可以叫“命名美學”呢？一馬嘶鳴萬木春。鳴春先生近函告訴我一個消息：有見識的語言學家們建議他聯絡港、澳、臺、新加坡等地學者，就世界各地華人的稱謂舉行一次國際研討。這就意味着：華文命名學已經開始走向世界，而走在前頭的，正是馬鳴春先生。一九九四年

在中國寫作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上致詞中國寫作學會第八屆學術年會來到珠海召開，我謹代表澳門寫作學會同仁表示熱烈的祝賀。中國寫作學會是一個朝氣蓬勃的學會，多年來她在建設寫作學隊伍、開展學術交流、出版學術刊物、建設有中國特色和時代特色的寫作學科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今天的盛會就是一次檢閱成績和規劃進一步發展的慶功會與誓師會。我們澳門寫作學會是在中國寫作學會特別是我們的近親廣東省寫作學會的影響下成立的。澳門寫作學會成立以來，得到中國寫作學會與廣東寫作學會的有力支持和大力幫助。我們與劉孟宇教授領導下的廣東省寫作學會的關係特別親近。記得廣東省寫作學會上次年會在珠海召開時，我們澳門方面大隊人馬前來慶賀和取經，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次全國寫作學會年會又在珠海召開，相信我們的友誼會更進一步發展、擴大和加深！這對促進我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澳門寫作學會成立祇有兩年時間，我們是在摸索中前進的。我們認為，寫作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包括的內容是極其廣泛的。世界先進國家現在都把寫作學當作傳意學的一部分或者都把寫作當作傳意的工具。傳意即communication，有譯作“傳理”的，有譯作“傳播”的，但傳的不一定是“理”，傳出來不一定要“播”，所以“傳意”的譯法比較科學，傳意的涵蓋面廣極了，公文、書信、廣告、電視創作、報章編輯、⋯⋯全都屬於傳意的範疇，而所有傳意的內容都與寫作掛上了鉤，於是文書學、秘書學、公關學⋯⋯都不能離開寫作的訓練。在這種情勢下，寫作學必須與文藝學、語言學，尤其是語言學中的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以及各門專業取得聯

繫，還要掌握“電腦中文寫作”的技巧。寫作學早已突破舊時文藝學所規定的框框，而要去開拓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據悉澳門大學想要聘請一位既有現代理論又有操作能力的傳意學講師真是可遇不可求。寫作學會正是迎着這個困難而上，因為這是社會的需要、時代的需要。在探索的途程中，我們希望從中國寫作學會的學術活動中得到啟發，吸收經驗，增加動力。我們今天也就是抱着這種心情前來參加大會的。預祝大會取得圓滿成功，各位遠道而來的朋友們身體健康。一九九四年四月

古代詩歌的格律源流為甚麼會有格律現象詩與歌是孿生姊妹。在中國古代，詩能歌。歌即音樂。詩之音樂美附麗在甚麼之上？附麗於語言的聲音。於是詩與其他文學體裁不同，詩要發掘隱藏在語言中的那些足以突顯音樂美的元素。構成詩歌音樂美的元素有三：一是聲律之美。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發掘聲調的潛能以顯音樂美，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最大特色。聲律造成的美是抑揚美、變換美。二是韻律之美。中國語言的韻母系統十分規則。運用韻母潛存的音樂美而安排各種韻式，可收詩歌作品的諧和美與呼應美。三是詞句對仗之美。這種美是語音的對應美與語意的襯托美。經過一千多年的藝術磨煉與創作實踐，中國詩的格律終於在唐代定型下來，而且一直影響至今，成為寫中國詩的根本大法。我們習詩，必須遵循；否則寫出來的可能是詩，但不是格律詩。我們能夠見到的中國詩的最早形態是以四言為主的《詩經》，而後是漢代的五言詩，魏晉以後的七言詩。四為雙數，五、七都是單數，自五言起，中國詩好像按單數的軌跡發展；六言詩、八言詩雖然也有，但並未形成主流。原因可能是上古語言以單音節詞為主體，往後雙音詞數量增多。四言詩適應單音詞居多的上古漢語，五、七言則方便於單音節詞與雙音節的交互運用。《詩經⋯鄭風⋯狡童》全由單音詞組成：“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後來的五、七言詩則易於運用與調配單音節與雙音節的詞語，安排句中

的停頓，如七言是“二二三”，其中最後一頓的“三”可以是“一二”、“二一”或“一一一”三式。例如：“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度陰山”是“一二”，“漢時關”、“飛將在”是“二一”，“人未還”是“一一一”。格律的孕育韻律是中國詩最早出現的格律現象。《詩經》的韻律現象十分豐富，可用“多姿多彩”四字形容。例如《詩經⋯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這首詩第一節句句用韻。押的是魚部韻；第二節用的是主從韻式，即“鼠、女、女”三韻為從，屬魚部；“麥、德、國、國、直”五韻為主，屬職部。第三節也是用主從韻式，主韻“苗、勞、郊、郊、號”五韻屬宵部。當然，詩經押隔句韻或隔句韻加首句用韻的也很多，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關雎》）。詩經還用交叉韻、包圍韻（或稱“抱韻”）等等。交叉韻如“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秦風⋯無衣》）包圍韻如“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大雅⋯公劉》）這首詩中，“泉、單、原、”屬元部，被前後的陽部韻“長、岡、陽”與“糧、陽、荒”包圍。《楚辭》承繼《詩經》的韻律傳統，並向簡約的方向邁步。《離騷》以隔句韻為主要韻式，間中穿插交叉韻式，且非一韻到底。例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sak）。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tak）。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ki?p）。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li?p）。”這兩節詩用的就

是隔句韻：“索、妒”屬鐸部。“急、之”屬緝部。“為余駕飛龍（liong）兮，雜瑤象以為車（kia）。何離心之可同（dong）兮？吾將遠逝以自疏（shia）。”這節詩用的則是交叉韻：“龍、同”屬東部，“車、疏”屬魚部。《九歌》之十《國殤》共六節，每一節的韻部都不同，而且前五節均取句句用韻的韻式。玆錄王力先生《楚辭韻讀》的注音供參翔：“操吳戈兮被屬甲（keap），車錯轂兮短兵接（tziap）。/旌蔽日兮敵若雲（hiu?n），矢交墜兮士爭先（sy?n）。/凌余陣兮躐余行（heang），左駿殪兮右刃傷（sjiang）。/霾兩輪兮縶四馬（mea），援玉枹兮擊鳴鼓（ka）。天時墜兮威靈怒（na），嚴殺盡兮棄原野（jya）。/出不入兮往不反（piuan），平原忽兮路超遠（hiuan）。/帶長劍兮挾秦弓（ku?ng），首身離兮心不懲（di?ng）。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li?ng）。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hiu?ng）。”六節韻的韻部分別為：盍、文、陽、魚、元、蒸。聲律在詩經時代主要用於押韻的字音身上，例如上引《詩經》、《楚辭》各例的韻字都是平聲押平聲、仄聲押仄聲、入聲押入聲。也就是說，《詩經》、《楚辭》的韻腳字已能分辨平仄了。然而中國古典詩的聲律所指卻是一個詩句之內的平仄搭配以及兩個詩句之間的平仄呼應。這個意義上的聲律的自覺運用當在東漢以後的年月裡了。這一結論所持的理由是：由於佛教與中亞文化的傳入，中國在魏晉時代發現（請注意是“發現”而不是“發明”）了漢語的四聲。四聲的發現給詩歌創作帶來一個偉大的飛躍，使詩人們得以解開平仄之謎，懂得如何自覺運用四聲去造就詩歌的聲律美。這時，詩的五言格局開始形成，因為一句之中有五個音節，所以具備了字與字之間搭配平仄的可能。詩人們既然懂得隔句用韻可造成詩歌的起伏之美，也就有可能將這種句末與句末之間的調節聲調的觀念轉移到字與字之間，結果開始了五言中之二、四相異的局面。正是這二、四相異的現象，孕育着格律詩的胚胎。第一個五言詩句二、四相異，第二個五言詩句與之相對，格律詩就這樣初具規模了，例

如《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載虞姬為項羽唱和的詩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這首詩兩處合近體詩格律。第一是韻式與用韻：隔句韻式與“聲、生”相押，第二是孤立的看每一句，每一句的二、四字平仄相異。這兩點也正是近體詩格律的生命細胞。依近體詩格律標準，這首詩祇有第二句全合格律；第一、三句是三仄尾，第四句是三平尾，第三句應與第二句相粘而失粘——這些都是不合格律的。於是我們得出結論：在聲律方面，上古時期的詩歌開始了格律化的進程，韻式與用韻首先成熟，句中二、四相異，句間平仄相對的局面也開始出現，按近體詩格律要求，還有好些問題需待解決。格律詩第三個元素詞句的對仗隨着“句間平仄相對”的出現而產生。“句間平仄相對”是聲律上的相對。詞句的對仗則是語意上的相對。聲律既已形成相對的格式，語意的相對也就勢不可免了。哲學上形式與內容這一對範疇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詩歌創作上的形式（聲律）與內容（語意）的相互滲透、相互適應也是當然的現象。漢代辛延年《羽林郎》，有對仗句“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蘇武有“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等等，都相當工整。格律的催生南北朝是格律詩的催生期，催生婆是齊梁詩律理論與創作。我們知道，西晉末年，中原士族南逃，偷安於江南一隅，生活糜爛，精神空虛，反映在文學創作上是駢體文盛興，文學形式十分華麗而文學內容異常貧乏。正是在這追求文學形式美的時期，中國詩的格律得以發展。加以當時佛教的東來與音韻之學的東傳，中國詩人掌握了分析字音、創造詩律的本領，於是格律的成形已是水到渠成了。齊梁詩律理論將“一句之中平仄相間，兩句之間平仄相對”的

公式固定下來，除了“粘”項沒有最後定型，齊梁詩已具備近體詩的全部格律元素。齊梁詩律的重要理論是聲病說，亦即所謂八病說。八病被視為詩家之忌，必須避免：避“平頭”：五言詩第一、六字不可同聲，第二、七字亦不可同聲。簡言之，對句與出句的開頭兩個字不可相同。這樣做是為了保障詩句合“對”。避“上尾”：五言詩第五、十字不可同聲，亦即對句尾字不可與出句尾字同聲，這是一條鐵律，必須遵守。齊梁五言詩絕少首句入韻就是因受這一條鐵律所規定。唐宋以後的五言詩也以首句不入韻居多，則是對齊梁五言詩的繼承。近體七言不是來自齊梁體的七言詩，故首句入韻現象不遵齊梁體五言詩的成例。避“蜂腰”：不取“仄仄平仄仄”式。避“鶴膝”：不取“平平仄平平”式。避“大韻”：一聯之中，不能有與韻腳同韻的字。避“小韻”：一聯之中；韻腳之外的九個字之間也不可同韻。避“傍紐”：一句之內不能有隔字雙聲。避“正紐”：一句之內不能有同音字。這些規定集中地說明一個問題：齊梁時代特別講求語音效果，因此當時詩的聲律格式也日趨固定。這一時期的詩歌格式可歸納如下諸點：一、五言為主體。二、首句不入韻。首句入韻者屬偶然。三、有對而無粘。詩中有“粘”出於偶然。四、聲律之對引出語意之對。五、其他如押本韻、一韻到底、避八病等。江總《哭魯廣達》即為典型的齊梁詩：“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此詩幾乎完全體現上述五特點。王融《登高臺》甚似律詩，所欠缺的是粘：“遊人欲騁望，積步上高

臺。井蓮當夏吐，窗桂逐秋開。花飛低不入，烏散遠時來。還看雲陣影，含月共徘徊。”齊梁詩最缺少的是粘，但並不等於說齊梁詩中無粘。粘是有的，祇是沒有形成詩人們自覺運用的藝術手段而已。例如庾信《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徐陵《折楊柳》：“嫋嫋河隄樹，依依魏主營。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妾對長陽苑，君登高柳城。春還應共見，蕩子大無情。”這些詩作已完全與唐代五言絕句、律詩相同了。然而按近體詩格律標準衡量，齊梁時“失粘”的作品更多。於是我們可以說：一旦“粘”的創造成為詩人們的自覺行為，近體詩便告誕生了。格律的成熟格律的成熟在隋唐，一般人說是在唐初，甚至指名道姓說是沈佺期、宋之問創造了近體詩格律。其實每一種藝術形式都有其醞釀期，近體詩格律亦不例外。早於沈、宋六十餘年的王績有一首《野望》，形象地表現了近體詩格律已經完成其漫長的過渡，進入格律成熟的階段。詩曰：“東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不相識，長歌懷采薇。”這首詩在內容上表現了由舊朝代（隋）進入新時代（唐）的遺老感情，詩的主人公對新時代的觀感是“相顧不相識”，於是想到“長歌懷采薇”而去。在格律形式上又何嘗不是感到新鮮陌生？詩的聲律、韻律全部合格，對粘也合乎標準，詞句對仗亦十分工整。但工整之中顯出生硬，合格之中露出呆板。這主要表現在二、三兩聯的兩副對仗，“樹樹皆秋色，山山唯落暉”祇是一層意思，“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也不見甚麼意境的轉變與詩情的發展。這種情形恰似初入行的演員動作是那麼生硬。格律的成熟以下列數點為標誌：

1）一句內的平仄相間規則、一聯內的平仄相對規則定型。2）對的規則和粘的規則的確立。3）繼五言之後七言格律詩的形成和發展。4）排除了齊梁詩祇有對式而無粘式的詩格，祇有對式的詩作不算近體詩。有些作品是要作分析的，例如王維《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如賀知章《回鄉偶書》：“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銷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再如韋應物《閒居寄諸弟》：“秋草生庭白露時，故園諸弟益相思。盡日高齋無一事，芭蕉扇上獨題詩。”這幾首詩都極美，但都缺粘。它們算不算合格的近體詩？我以為，藝術形式的形成有它自身的規律，有它必經的歷史過程，新舊形態交匯是藝術形式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現象。上引王維詩可用“樂府”名稱之，賀知章、韋應物的詩作可稱“古詩”或齊梁絕句。過往的詩歌格式不應作為今時今日不合格律的藉口。我們今天習作近體詩，必須依近體詩的格律，否則不算格律詩或祇能算格律有誤的格律詩。澳門中華詩詞學會於年前出版《鏡海詩詞》創刊號，其中佳作如雲，美不勝收；但也有個別作品於格律上略有離格之處，例如“大浪冲雲霄，金輪逐水流。乘風好展翅，天地一沙鷗。”（第六五頁）這首詩豪氣有餘，格律則欠完美：首句未字“霄”不諧韻，“冲雲霄”屬三平調，是近體詩所應忌的，第三句“好展翅”三仄調也以能避為好。用韻方面有以“深”押“濱、人、春”的（第七十頁）。這首詩作者是廣東人，而且作詩有年，怎麼會出現以“-m”押“-n”的錯誤？犯孤平的現象就更多了。所謂孤平是“平平仄仄平”的第一個平聲不可用仄，否則全句除韻腳外祇有一個平聲。犯孤平是唐詩的大忌，犯孤平必須救，救的方法通常是改第三字的仄為平，全句換作“仄平平仄平”，例如李白句“恐驚天上人”，許渾句“山雨欲來風滿

樓”，賀知章句“笑問客從何處來”等等，都是將倒數第三字改用平聲。附記本文曾參考徐青教授所贈《古典詩律史》。徐與余同窗於中山大學與北京大學，相誼四十年矣。一九五七年大學畢業余被放青海，徐兄赴甘肅蘭州任教旋歸故里浙江湖州任大學校長多年。其於唐詩格律極有見地，詩作與語言學著述俱豐，為湖州市詩詞學會顧問。徐兄常有詩作贈余，如七絕“初遊粵海聚精英，同學音聲上北京。除卻祁連風與雪，人間最貴少年情。”原注曰：“1）曾記得在北大二十四齋二零六室，我們三人合撰語音學書稿寄上海事，故稱‘同學音聲’，我此後甚重音聲之學至今，包括音律學。2）甘肅青海為祁連相隔，我曾在祁連山下開荒一年多，但祁連風與雪都是真的，少年情也是真的。”余亦嘗和韻多首，其一曰：“江南草長亂群鶯，遊子歸家隱姓名。夜檢詩書晨擇句，湖州筆墨寫鄉情。”一九九二年五月

詠詩韻改革兼賀全球漢詩詩友聯盟澳門年會並序十三元為詩韻中最複雜之韻部。“崙論”屬十三元，“倫輪淪”卻歸十一真；“渾”歸十三元，“軍葷”則在十二文；“番蕃翻藩”在十三元，“蟠磻”卻屬十四寒；“樊”為十三元，“攀”卻是十五刪。⋯⋯宋元以來，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刪，甚至加入十二文、十一真，以至下平聲之一先，此六韻部糾纏已久，習詩者務必逐字記憶，以防“出韻”。於是，舊詩作者無不賦筆頭上“叶韻”而口頭（聽感）上並不“和諧”之詩，做對得起死人而對不起活人之事。事實上至遲於七百年前漢語音系已發生重大變化，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認為：“元曲用韻與《中原音韻》完全一致。”（《漢語語音史》）詞之用韻亦比詩韻寬鬆得多，惟獨詩韻須依足反映唐宋時代語音面貌之音韻系統。詩韻隨實際語音之變化而變化乃不言而喻之理，且早有先例可援。一字在先秦與在唐宋分屬不同韻部之現象俯拾皆是，仍以“元”部為例，《詩經⋯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貊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中“檀、干、漣、廛、貊、餐”在詩經時代統屬“元”部，在唐宋時代卻分屬十三元（貊）、十四寒（檀、干、餐）與下平聲一先（漣、廛）等三部。詩韻既可因語音系統之改變而改變，唐宋時之詩韻發展至今日難道不能依現實語音系統而作調整？中國舊詩之音樂美依附於聲律與韻律。聲律美由聲調之抑揚與變換獲得，韻律美則由韻母之和諧與呼應達致。此二者皆可於韻腳體現。倘實際音值已變而聽感上已不覺其和諧，理所當然應依現實音值加以檢討，甚至重建詩韻系統。全球漢詩詩友聯盟以詩韻改革為主題在澳門舉行第四屆年會，迎接此一歷史性時刻，開創詩韻發展新紀元。今日沿用之詩韻體系的確去時太遠，與現實語音相

距太大，簡直可稱為詩詞作者之樊籠枷鎖，實有改革之必要。試想一東與二冬之分有何意義？十灰與八齊九佳之間相仿於十三元與其鄰韻之關係，亦應調整。⋯⋯須知詩韻乃一結構系統，韻部之間相互箝制，各以對方為生存條件，故牽一髮而可動全身。改革者須以結構觀念看待詩韻，始終莫忘體系二字。改革需要時間，尤其需要全民族之認同；一蹴而就、一步登天乃屬幻想，欲速而不達。竊以為，詩韻倘能寬如詞韻，即是改革之一大飛躍；倘能寬如曲韻，當在普通話（國語、華語、祖語）通行全球華人社會之時。有感於此，謹以十三元為韻聊表支持詩韻改革之忱。詩家最忌十三元，戒律無端鎖藝魂。末死挺齋錄鬼語，狂生季立論人言：地分南北調常異，時隔古今音不渾。濠畔群賢修禊後，中原聲韻出籠樊。注挺齋，元代周德清（一二七七至一三六五），依當時口語製《中原音韻》，主張曲韻“必宗中原之音”。其又為元曲作家，收入鍾嗣成《錄鬼簿》中，鍾氏讚元曲家為“未死之鬼”也。季立，明代陳第（一五四一至一六一七），有狂生之名，於《毛詩古音考自序》中謂：“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認為語音處於發展變化中，不應以今音妄測古音。一九九三年十月

後記《語言與溝通》是我的第十二本出版物。以前的十一本是：《藏族文學史簡編》（合著，青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零）《漢語語音》（青海民族學院，一九六一）《漢語風格論》（青海民族學院，一九七九）《普通話課程》（香港春田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八二）《繁簡由之》（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四、一九八五、一九九一、一九九三；臺北曉園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八八）《語言風格初探》（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五；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一）《現代漢語》（合著，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九；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九二）《澳門語言論集》（主編，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一九九二）《程遠詩詞初編》（澳門寫作學會，一九九三）《語言風格論集》（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四）《程遠詩詞二編》（澳門語言學會，一九九四）上列書目顯示出我的學術生涯可分青海期、香港期和澳門期。敏感的讀者可能質疑：為甚麼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九的十八年間隻字不見？其實，這十八年是我生命力最旺盛的時期（二十七歲至四十五歲），也是我寫作最勤奮的時期，然而數十萬字的幾部書稿卻不獲發表的機會。這當然是社會因素和個人遭遇所使然，不必深究。一九七九年我移居香港。獨在異鄉為異客，為了賺取稿酬以謀生存，我出版過“中學語文課本”、“高等程度會考中國文學”一類書籍近十種，不過我沒有把它們列入上述書單，因為它們並不是學術著述；此外，我為東亞大學公開學院編寫成冊的《現代漢語修讀指南》、《古代漢語修讀指南》、《修辭學修讀指南》（其中“語言風格”

部分）、《古代散文修讀指南》也都沒有列入上述書單，因為它們用作教材，其中有“著”，也有“編”。一九八一年因為業師王力教授和朱德熙教授鼎力推薦，推辭不當東亞大學校長而改任文學院長的馬蒙教授邀我在他的麾下擔任助理教授，協助他創辦中文系。中文專業最早的課程設計和圖書目錄即是由我奉命起草的。遺憾的是沒有正式開學馬教授即因健康欠佳而卸任，文學院長交由另一位大好人ProfessorA.W.T.Green接替。當年的校長先生沒有給我助理教授職銜，祇給我語言教師的職銜卻要教本科專業課。（在香港大學，語言教師屬於non-teachingstaff，即“非教學人員”是也。）一年後我再次應徵助理教授成功，並獲大學財務長兼人事部長（廣受大學上下同仁尊敬的李越陟先生）正式通知；不料任職兩個月後又被校長先生在走廊裡口頭宣佈撤消。一個在中文的故鄉教了二十多年中文的中國教授雖然在校長眼裡連學術人員都不算，但是他絲毫不敢因此而鬆懈對學術的追求，並且從一九八二年起即不斷有所表現。八十年代我在香港出版了四本書，其中《語言風格初探》被同行們列為“研究漢語風格學的第一本專著”。（袁暉、宗延虎主編《漢語修辭學史》第四九六頁，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零）這對我是有力的鼓舞。到了九十年代，我來澳門已逾十年，自信已被澳門社會接納為本地入了，於是學術活動便更集中地在此地展開。這些年來，我在學術上的“主攻方向”是甚麼？《語言與溝通》幫我整理和作出了答案。這個論文集分“語言編”、“風格編”和“寫作編”；三個編目是我學習興趣和探索目標的三個方面。“語言編”的文章多屬“社會語言學”。我對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從不自覺之中開始，而以《青海口語語法散論》一文為起點。這篇論文的素材是我於六十年代在青海漢藏雜處地區蒐集來的，文成於六十年代而在八十年代始獲發表。等到這篇文章發表之時我才驚喜地發現，這篇“散論”無論從資料、方法和結論等方面看，它都具備社會語言

學的特徵。此後我沿着這條學術路線走下去，才有澳門語言現象的多篇論文問世。風格學的研究從一開始便處於自覺狀態。六十年代初我就寫出了五萬餘字的《漢語風格論》，也是因為歷史的原因才在一九七九年正式出版。在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公佈和學術著述的刊行必須考慮時間的因素，就像究竟是誰首先發現了新大陸或新行星之於科學家一樣。因此且借這個“後記”的有限篇幅略作交代。恰巧就是這部文稿，成為我在一九七九年由講師破格晉升教授時審核學術水平的依據，這彷彿是對它被禁錮了將近二十年的補償。“風格編”所收文章代表八十年代以來我對“風格”的新理解，修正了我在《漢語風格論》中對風格外延的界定。編中《風格的要義與切分》一文對此有詳盡的說明。至於“寫作編”中的文章則全屬不務正業的副產品。文藝寫作原本是我自幼的愛好，求學期間曾在《長江日報》發表過童話詩《龜蛇二將》；而在青海的二十餘年亦偶有吟詠，但所寫的都成了雪上之霜，統統被當作可怕的罪證。我曾發誓不再涉足文藝創作的危險地帶，無奈人是感情的動物，興之所至，依舊彆不住有所唱和。值得慶幸的是，煒明伉儷將我的劫後餘灰收進了《程遠詩詞初編》。“寫作編”暴露了我那對文藝創作的難移的本性，透露了一點我對寫作（尤其是文藝寫作）的觀感。《語言與溝通》祇不過在我走過的語言學的雪泥上留下了幾道鴻爪，然而對我而言卻有紀念意義。因此，在這本論文集編定付梓之際，我由衷感謝為它提供了方便和耗費了心力的叢刊主編吳志良先生和副主編馮少榮先生以及題寫書名的中央美術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朱乃正教授。最後，我要特別感謝贈我序言的張志公教授。志公教授是我國第二代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在傳統語言學和現代語言學兩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並且能將二者熔入一爐，合為一體。他在傳統語文教育方面，在漢語語法體系的構擬方面，在修辭學和風格學的創

建方面都立下了卓越的功勳。一九九四年十一月，我應邀前往蘇州參加“漢語修辭和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滿以為能見到志公先生，當面向他求序。沒想到先生身體一時欠佳不克赴會，我便拜託參加會議的高平平講師返京代為請求。平平女史來信說：“回京後即遵囑將您的底稿送與張志公先生。當時他才出院不久，步履維艱。我感到他很難親自寫序，便提議請他先看底稿，然後他口述序言，我來記錄。他同意了。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應召前去張先生家，他口述，我記錄整理。我們談了一個下午。他的口述我是一字一句記錄下來的，其中的法語是先生親自寫的，我把它剪下來貼在我的記錄稿上。記錄完畢，先生讓我作一下修改，我祇是做了一些細微的詞語修飾。我想，您看後可作進一步修改，這樣才好。”我倒覺得“這樣不好”。我希望保留先生所賜的原始面貌，絲毫不可走了原樣，以便我們準確地領會先生的學術思想。我感謝志公先生的口授，感謝平平女士的記錄整理，未敢更動一字，謹此為識。程祥徽一九九五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