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劉羨冰 廣東中山人，1934年 生。澳門商訓夜中學校長。五、六十年代任澳門青年聯誼 會主席、秘書。六十年代中開始參 與澳門中華教育會工作，曾任宣教 部長、《澳門教育》總編輯，副理事 長。現任該會理事長。作者五十年代開始課餘寫作， 先後在多份報刊發表散文、特寫、 評論、教學心得、小説、詩詞及遊 記；並翻譯教育資訊。八十年代中 期，開始涉獵澳門文化教育學術活 動、在《文化雜誌》（RC ）、《中國 語文》等刊物發表有關的學術論文， 並為上海教育出版社《教育大辭書》 第四分冊澳門部分的主要撰搞人。 1991年，結集出版《南歐風彩•葡國 教育》。作者於1985年開始在職兼讀華 南師範大學教育專業課程，攻讀中 國教育史研究生課程，1993年獲華 南師範大學授予教育碩士學位。1990年，獲澳門總督頒發文化 功績勳章。1993年，出任廣東省第七屆政 協委員。1994年，完成由澳門文化司贊助研究的《澳門教育400年》計劃。

沙漠與綠洲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説，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 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 《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 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 爲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 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 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 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 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 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承，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 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 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 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 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 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 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吳志良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錄沙漠與綠洲.......................................吳志良（I）序................................................ 周德昌（I）序................................................ 夏東元（III）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敎育交流....... （1）前言................................................... （1）一、澳門是歐洲人最早學漢語的基地，也是西式教育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方.............................（3）二、澳門孕育了西方第一位漢學家— 利瑪竇......... （7）三、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在澳門創辦................. （13）四、澳門是東西文化教育交流的門戶和窗口 .......... （20）五、歐亞漢學在澳門交相輝映的時代................. （33）六、澳門又孕育了英國漢學家的先驅— 馬禮遜……（46） 七、澳門葡人的漢語課程從修院推向社會,進入中、小學正規課程.....................................（54）八、華務局翻譯員課程及其出色校友高美士.......... （64）結語.................................................. （75）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溝通.................. （84）利瑪竇的漢語觀—400多年前西方人眼中的漢語................. （91）I

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兼評chinglish ............................................（97）澳門雙語社會的特點與确立中文官方地位的最後衝線....................................................................... （112）傳敎活動促進中外哲學交流..........................（125）東西文化熱風對流與儒家道德思想的傳播............（131）《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145）從孔子的“六藝”到顏元的“六齋”..................... （159）“中體西用”非張之洞《勸學篇》的主旨................ （176）調査報吿— 中國傳統道德觀對澳門新一代的影響…（192）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 （203）鄭觀應對西學的立論和態度..........................（215）林則徐從澳門開眼看世界............................ （219）1553.1849澳門歷史上兩個値得重視的年份一從《基本法•序言》16字概括談起............ （231）後記................................................. （239）II

序周德昌《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一書是劉羨冰女士研究澳門史、 澳門敎育史的學術論文集。它凝結了作者近年來在這個學術 領域裏，勤奮學習、刻苦鑽硏而獲得的可喜成果。澳門是400年來中西文化敎育交流的窗口和橋樑。正如作 者所說的:“西學東漸,給古老的東方文明輸入新鮮血液;東學 西漸,燦爛的中華文化如比是天賜歐洲啓蒙運動一份厚禮”。在中國土地上一所最早的西式學校馬禮遜學堂就是1839 年在澳門創辦的。具有先進敎育思想的中國近代著名人物;洪 仁玕、容閔、鄭觀應、康有爲、孫中山等人都是直接、間接地在 澳門接受到西學的洗禮和接觸到西方的敎育模式的。但是至 今爲止，中國敎育史學界在這方面的探討還是不多的。因而對 澳門敎育史的硏究,它無疑是一項塡補空白的課題。同時它對 地區敎育史、中外文化敎育交流史的撰寫也會起一定的補充 作用。《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敎育交流》一 文，是這本集子中的精華。作者以豐富、翔實的史料,深刻的分 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這是令人注目的。如;澳門是歐洲 人學漢語的最早基地之一;澳門創立了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 澳門孕育了歐洲第一位影響深遠的漢學家— 利瑪竇;中國 I

最早的留學生從澳門放洋，等等。所有這些都表現了作者在學 術硏究能力方面具有較高的素養。加上本書圖文並茂，文字典 雅、淸麗,是很値得一讀的，它的問世爲我國敎育理論界提供 了一本有一定參考價値的中國敎育史、中外文化敎育交流史 的著作。作爲老一輩的敎育理論工作者和導師，我看到了自己的 學生和朋友在學術上獲得新的進展和成就，心裏是很高興的, 也是極爲支持的，故在本書出版之時，致以祝賀和勉勵之意。 是爲序。1993年3月於華南師範大學—II —

序夏東元語言是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及一切活動的人際交往的工 具，是促進經濟、文化等文明發展所必須具有的手段。沒有語 言這個工具或手段,生產、生活等活動就難以進行,社會將停 滯不前，實際上也可說不成其爲社會。在長期社會歷史發展過 程中，各個民族和許多不同的國別，逐步形成自己的語言。因 此，各個不同語言的民族和國家之間,要進行交往或交流，就 必須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這就提出“雙語”的問題，即需要旣 懂這一民族或這一國的語言文字，又能講另一民族或另一國 家的語言文字的人才。祇有這樣,不同語言的民族或國家才能 順利地進行它們之間的經濟與文化活動，也才能較好地相互 取長補短,促使各自的社會更快前進。如果沒有“雙語”這樣的 人才，那麼，各不同語言的民族或國家，祇能是封閉隔絕，各自 的優缺點難以比較，“固步自封”就是必然的了。社會的發展緩 慢也就在所難免！由此可見，語言是人類社會必不可缺的工具，“雙語”是不 同語言的民族或國家之間交流的手段。“雙語”人才自古以來 就有，近代以還各國交往頻繁，對“雙語”人才的需求大量增 多，尤其是中國乃至許多國家改革開放成爲時代潮流的今天,_ III

“雙語”人才或是“雙語精英”，就更其迫切需要了。在這種情況 下，硏究歷史上雙語人才及其與經濟文化交流的關係,就成爲 學術上很重要的課題了。劉羨冰女士所著《雙語精英與文化交 流》一書,就是這一課題的學術成果。該書以中國較早與西方 交流的窗口並達400年之久的澳門爲主，論述“雙語”的發展過 程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頗具典型性。《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由15篇論文所組成，但從總體 看，卻體現了自成體系的組合。第一部份一篇,此篇可視爲本 書總論,論述雙語人才與中外交流的關係。第二部份四篇,從 叙述語言溝通的歷史狀況說到利瑪竇對漢語認識水平的意義 及中、葡、英三語並存和作用。第三部份六篇，論述雙語乃至三 語的發展,促使東學西漸、西學東漸的東西文化融合對流，對 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發展均起了良好的作用。第四部份四篇，着 重介紹“世居澳門”的鄭觀應對西學的正確態度，澳門這個中 西文化交流窗口對鄭氏著述《盛世危言》的意義和影響,並具 體說到鄭氏家族所建的比較集中體現中西文化的“鄭家大屋” 的歷史價値。總之，作者通過15篇論文，完整地體現了“雙語” 對東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及其對社會發展的進步意義。《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運用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 以及文化交流等學問結合起來進行硏究而取得的成果。它正 確地闡述了澳門這個半島作爲較早對外窗口的發展過程，也 正確地反映了“雙語”與中外文化交流的規律性。這本佳作問 世，應可看作向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的獻禮。是爲序。1994年6月5日於滬上臨淵齋—IV -

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前 言澳門原是中國南方沿海一處小漁村，自1553年，葡萄牙商 旅獲准停泊,1557年築室居留至今，已400多年了。除葡人外, 還有日、荷、英、東南亞各地商人以及各國的傳敎士，先後涉足 這連兩離島計算在內也僅得十幾平方公里的彈丸小地上。本 地有操粵語的居民，有早已往還不息的操閩南話的商人和漁 民，操官話的縣治官吏，澳門的語言狀況眞是多彩多姿，好象 一個大拼盤！不是悠長的歷史一步一步地鑿通不同民族群體、不同文 化群體之間的語言壁壘,中國的多方言和歐亞的多語在澳門 相碰，那將是何等複雜和阻滯的局面！語言是人際溝通的工具。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溝通,400 多年以至今天，一直是澳門多語社會的重要問題。開始時，葡商聘得與中國通商來往已久的阿拉伯人、東南 亞人、特別是馬六甲人作翻譯，通過第三者的媒介作用，中、外 人士得以溝通;繼而通過生活、貿易的接觸往來，雙方開始一 般的直接的溝通;但是,作爲外交的正式官方往來，作爲意識 形態方面的傳敎活動，作爲文化藝術的交流，則必須有精通雙 —1 —

語的人才，才能適應這些深層面的語言、思想和行爲的溝通。 因而，最終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手段,祇能依靠敎育。因此，澳 門敎育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有它特別的、重要的意義。16世紀末，以敎育活動爲主要工作形式的天主敎耶穌會 敎士東來，把西方敎育制度引進澳門,寫下中國西式敎育的第 一章,使澳門開始了一個中、西敎育並峙、雙軌發展的局面;爲 了培養通雙語的傳敎隊伍,澳門誕生了遠東最早的高等學府, 送出中國首名的留學生;由於澳門是歐洲人最早的學漢語的 基地,歐洲第一本稱得上漢學專著的作品，第一位稱得上漢學 家的歐洲人，第一部漢語 — 拉丁語字典，首部漢英字典, 都是在澳門孕育的;甚至歐洲的中國學院、第一所西式的中文 學校— 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世界上第一部拉丁文譯出的《四 書》、第一部漢譯的《聖經》……都和澳門這彈丸小地結下不解 之緣。澳門還是明季東西文化交流的門戶，是敎士漢學、歐洲 漢學的發源地。可惜這些在敎育史、在文化史上閃閃生輝的史實,過去不 大爲人注意。澳門歷史最爲人所注目的,往往是鴉片貿易、豬 仔販賣、嫖賭飮吹的銷金場所,以及今天的賭國風光！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宣吿到1999年12月 20日，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應運而生，在幾年內先後出 版了黃鴻釦的《澳門史》、黃文寬的《澳門史鉤沉》、費成康的 《澳門四百年》、郭永亮的《澳門香港的早期關係》等硏究澳門 歷史的專著……打破《澳門紀畧》一花獨放250年的局面。澳門 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橋樑作用也被國內外學者注意，作出許 多介紹和評價;聯繫到鄭觀應、康有爲、孫中山的先進思想、改 革倡議和革命活動，澳門的歷史價値漸漸被發掘、被肯定。這 些成果改變了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的觀感。2—

我在國內外學者的啓示中,在搜集澳門敎育史料，攻讀中 國敎育史的過程中，感到澳門4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 最早的一個“特區”的歷史，文化敎育方面有不少値得發掘的 東西。在此過渡期間，作爲澳門人，爲迎接新特區的來臨，整理 舊特區的往事，從中外的溝通、雙語人才培養的角度,追尋歷 史的軌跡，這是本文探討的意旨。一、澳門是歐洲人最早學漢語的基地，也是西式教育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方14世紀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一浪高似一浪,人文主 義、民族國家的浪潮冲激着至高無上的神權，衝破敎會對學術 和敎育的壟斷。到了 16世紀,宗敎改革運動也應運而生。第一節耶穌會的成立及耶穌會的教育在宗敎改革如火如荼之際，1534年，西班牙人羅耀拉 (Inácio de Loyola 1495—1556)爲支持敎皇，力圖維持天主 敎的傳統地位,成立了耶穌會，成爲舊敎的一支新興的改革力 量。他們的創會宗旨，爲抵消新敎的影響，提出要“讓世界服從 羅馬敎廷”，具體行動之一是在歐洲外另闢新天地，東方就是 他們嚮往的地方。隨着15世紀航海事業的發展，在“地理大發現”的勝利歡 呼聲中，歐洲人，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爲擴展殖民主義而激 烈角逐。1493年,敎皇亞歷山大六世爲此而裁定了兩國的勢力 範圍,以佛得角和亞速爾群島以西處爲界,界以東屬葡,以西 屬西，中國剛好被劃進葡的保敎權內。於是,耶穌會傳敎士就 -3 -

與葡萄牙商旅互相依靠，一道東來，前者以傳敎爲職志，後者 以追逐商業利益爲目標。他們背後則分別有敎皇和國王的支 持。耶穌會的傳敎活動，是以敎育爲中心工作的。他們要求每 一位敎士，不但思想虔誠,有深厚的神學、哲學的知識基礎，還 必須學有專長，能當出色的敎師,要有出類拔萃的語言能力。 他們到哪裏去傳敎，就在那裏辦學校。從創會到該會被敎皇克 里門十四解散的239年之中，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辦了不少出名 的學校。①耶穌會學校德育標準是要“培養被基督的信息所轉 化的新人”，其智育的標準則是要培養“傑出人士”。②爲了適 應這一要求，耶穌會敎士不少是飽學之士，一般有較高的文化 素質。第二節耶穌會傳教士東來1542年，被譽爲“遠東開敎元勳”的方濟各•沙勿畧(S. Franciscus Xaverius 1506—1552),離印度果阿東來。在此 之前，他在印度“賤民”中，一下子使七萬人入了天主敎,因此他 是滿懷新希望東來的。1549年，沙勿畧到了日本,27個月的逗 留,他的傳敎工作旣有一些成績，同時又碰到不少困難。而最大 的體會，是他開始理解到中華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他在寫 給歐洲一位敎士的信上說:“日本現行的敎派，無一不來自中 國，中國一旦接受眞道，日本必起而追隨,放棄現有各派。”③後來,利瑪竇更進一步體會到東方有一個中華文化圈的 存在,漢語不但是人口衆多的中國人使用的語文，而且是中華 文化圈中的學術語言，和歷史上的希臘文、拉丁文、梵文一樣。因此，學好漢語,好比掌握了進入中國的鑰匙，同時還是 進入日本、朝鮮、越南和整個中華文化圈的鑰匙。—4 -

第三節澳門成爲教士學漢語的基地耶穌會傳敎主要方向，“首先赢得有文化修養階層的友 誼,以便一直進入宮廷”。④因此,耶穌會傳敎士不但學粵語、 閩語等方言，還着重學官話;另一方面他們又了解到中國的各 種宗敎，都是以文字書籍的方式來流通傳播的,不是以口頭傳 播爲主的。中國人討厭群集結夥,但“讀書人在休閒中所讀到 的書本的說服力量，比從講道臺上轉來的說服力量更大”。⑤ 敎士們十分淸楚,不精通漢語，就不能接近上層知識份子，更 不可能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他們就把能否掌握漢語這一溝 通工具看作成敗的關鍵。1578年,耶穌會印度敎團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er Va- lignan)到了澳門，認爲要在遠東傳敎，“必須另派一批有理想 的、有中文基礎的神父來”，“最重要的條件是會讀、會寫、會說 中國話，並熟習禮規和民情”。⑥於是,羅明堅、利瑪竇等就先後在1580年、1582年來到澳 門，集中精力學漢語。自此以後，凡東來的敎士,大多集中在澳 門先學漢語，認識中國。這成了習慣，後來還形成制度。第四節澳門中西教育並峙，雙軌平衡發展400年澳門自古是一處小漁村,除商旅、漁民等流動人口外，原 居民是很少的，敎育不發達。但華人向有重視子弟敎育的傳 統。相傳200多年前,即17、18世紀在沙梨頭土地廟已有“更館 社學”；香山縣志載1777年及1801年,望廈村趙元格、趙允菁父 子先後中舉，成爲一時的佳話。望廈村至今仍留“黃東暘書屋” 遺址,鄰近前山一帶有鳳山、鳳池書院，雍陌、小欖、古鎭歷年—5 —

也有一些秀才、舉人。但前山、珠海和澳門則不多。那些宗祠、 廟宇,延聘塾師坐館，課以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均屬中 式的傳統的封建敎育。（附圖一）另一方面,從16世紀中開始,葡人和歐洲各國商人在澳門 定居，人口不斷增加。由於葡萄牙以天主敎爲國敎，葡王葡商 均支持敎會在澳門的工作。1576年澳門天主敎敎區即吿成立, 第一任主敎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即獲准以葡萄牙海 關千分之五的關稅，來作敎會的慈善經費⑦，敎友去世，也有 自願捐出產業支持敎會的。敎會就先後在澳門開設敎堂、仁慈 堂、醫院、麻瘋院、孤兒院。因爲天主敎的神職人員，要負責爲 當時在澳門居住的葡國商人、水手及家眷、家僕進行宗敎儀 式，除了聖洗聖事之外，還要發揮敎化的作用，約束葡人的“不 良行爲”，使他們遵守敎規。因此，傳統天主敎的堂區和修會會 院都設要理班，兼授語文和文法，開啓民智，掃除文盲，其中有 敎育葡童的，也有敎華童敎友的,以當年耶穌會的學塾最著 名。⑧這是耶穌會敎育在澳門的肇端，也是西式敎育引進澳 門、引進中國之始。從此，澳門的敎育就形成了一個土、洋並 峙,中西兩式敎育雙軌平行發展的局面，這正是澳門敎育起 源,400年前的一大特色,也是澳門敎育史發展的基本軌跡。400年來，繼續來澳辦學的天主敎會,有仁愛會、家辣會、 方濟各會、嘉諾撒會、慈幼會等。西方近代敎育源源不斷引進 澳門，發展成爲澳門敎育的主要支柱。到20世紀80年代,全澳 天主敎中、小學學生人數（包括幼稚園）已達到全澳學生總數 的1/2,至今仍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6 —

沙梨頭土地廟，相傳二百多年前，該廟設有"更館社學”

二、澳門孕育了西方第一位漢學家— 利瑪竇利瑪竇(Matthaeus Ricci 1552—1610)開創了明末天 主敎進入中國傳敎的第一頁，使耶穌會夢寐以求的願望得以 實現。他並不是第一個向中國叩門的人。他能進入中國，因爲 他學會了官話，精通了漢語,從而一步步地比較準確地了解中 國人的禮俗和思想，一步步地和中國人，特別是和中國上層知 識分子直接溝通。他能直接從中文書籍中認識中華文化,能以 中文譯作介紹西方科學原理和哲學思想，始料不及地促進了 東、西文化交流。第一節學習條件惡劣，學習成績斐然儘管語言溝通是澳門中外溝通的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但礙於漢字的難學,不少人都裹足不前;更由於中國的閉關政 策，外國人要學漢語,往往會出現難以想像的困擾。1583年，有 一次利瑪竇和羅明堅隨商人到了香山，前往廣州。早答允他們 要求的官員不但收回成命，還要求他們立即離境返回澳門。原 來新總督頒了吿示，認爲中國翻譯員有破壞法紀行爲，就是敎 外國人認識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而這些被認爲破壞法紀的行 爲中，最嚴重的，還是遊說神父“學習中國語言，硏習中國文 字”。新總督認爲:“此種行徑，有損國體”,如有再犯，實行“格 殺無赦"。®這種政治障礙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還時有出 現。此外，師資也是一個困難，羅明堅曾在澳門公開招聘，應 —7 -

徵者竟無一人及格，最後請了一位畫師來敎，因語言又不足以 表達,祇能用繪畫來輔助敎授。由於堅毅不拔的傳敎動機，敎 士們首闖難關,利瑪竇在澳門學漢語,成績卻十分卓越。第二節探索漢語的規律，爲後學者開路利瑪竇來華28年,孜孜不倦，在漢語區裏認眞學習，達到 口語流暢、閱讀準確，在中國文人的協助下,能把聖經翻譯爲 中文,口譯自然科學的《幾何原本》，用中文寫作《交友論》,介 紹西方文化藝術觀點……他對漢語的掌握，達到一個較高的 水平。利瑪竇在他的著作《中國傳敎史》卷一緖論的第五章,有 一段對漢語的評介，實際上是對漢語的較全面的科學分析，也 是歐洲第一篇對比漢語和拉丁語的學術評論。他從語音、語法 和詞彙的角度,引進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對漢語進行規 律性的探索，實與一般接觸漢語的西方人士的認識，有相當大 的區別。例如,一般人容易看到漢語語法上，名詞沒冠詞、沒 性、數的變化。動詞也沒時態的區分,利瑪竇卻體會到漢語實 有它“獨特的表達方式”，往往用“副詞作補救,表達得十分淸 楚”。從宏觀的角度上，利瑪竇還精闢地指出：中國的書面語 “非常高雅美妙”,用極少的音節所表達的內涵，“用我們西方 的長篇大論也解說不淸。”⑩又例如，利瑪竇在編寫漢語字典 的時候，已科學地分解了漢語的音素，把官話分爲26個聲母 （即輔音）,43個韻母（即元音或元音與輔音的組合）,4個次音。 1583年,他給一位神父的信中，已經提到漢語“尙有平上去入 四聲”。硏究所得，他與羅明堅神父在1584年合編了一本《葡華 字典》，共189頁，附羅馬字注音，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以羅馬字 爲漢字注音，也是歷史上第一部葡華字典。它比國際音標的誕 —8 —

生早了305年。由於利瑪實的漢語成就,1589年,他在赴臨淸的旅途中，又 編了《中西字典》；1605年，再編輯《西字奇蹟》，是一部以拉丁字 母來爲漢字注音，成爲西方人寫的第一部中國的音韻學。後來， 他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拉丁文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 式，合編了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旣解決了西方人學非表 音文字的大難題,又統一了爲漢字注音的符號，使敎士學漢語， 逐步走向規範化，科學化。羅常培先生認爲,利瑪竇的這些著 作，與後來金尼閣(Nicolau Trigault)神父的《西儒耳目資》是 “明末耶穌會士在中國音韻上第一個貢獻”，是很恰當的。而這 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最主要的貢獻是爲後學者開路。第三節歐洲第一部漢學專著誕生語言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語言的障礙會導致思想的障礙、 行爲的障礙。1517年，葡國大使來華，當他們的船隊獲准進入 珠江口的時候，爲了表示敬意,在船上升旗鳴炮，這行爲卻被 當時中國官方認爲是耀武揚威!羅明堅到澳門，用兩年時間埋 頭學漢語，認識了一萬多個漢字,直接閱讀中國的書籍。卡內 羅主敎還親自敎他有關中國的禮儀、風俗。但他仍然因爲了解 不深而惹了風險。一次他有機會到桂林,以爲攀上王室宗兄的 關係，有助在中國立足，卻不知道宗室與外人交往，是中國皇 帝最忌的事。結果要倉皇離境。利瑪竇初入中國，作了僧人的 打扮，後來與中國知識分子結識，了解到祇有儒家學者才會受 到尊重，於是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爲善 人也。”⑪他自己在書信中也吿訴朋友，中國的禮儀太多，他接 見客人行禮,常致腰酸背痛。⑫用中國俗語來說，就叫做入鄕 隨俗,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素養，是對客體文化的尊重。因而他 9 -

能做到語言上能溝通，禮俗上能順應，言行不與儒學相抵觸。 中國人不但接納了他帶來的西方科技,漸漸也接納了他的宗 敎宣傳。葉向高在《閩中諸公贈泰西諸先生詩初集》中，讚他“言慕 中華風，深契吾儒理”;集中另一首由張瑞圖所作的詩,也有類 同的溢美之詞:“孟子言事天,孔聖言克己，誰謂子異邦,立言 乃一揆。"利瑪竇精通了漢語。他眞正接觸到中國文化的深層，實際 上自己親手打開中華文化的寶庫。1608年，利瑪竇開始意識到 自己進入中國的經歷很有必要作出歷史的交代。1609年2月， 他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參贊阿瓦賴神父(G.Alvarez)的信上 說:“我突然想到，我們最早進入中國的祇剩了我一人,最初的 事情無人知曉，所以最好是把這一切事情按次序寫下來……”利瑪實的手稿或詳或畧,記載了 1552年沙勿畧到達上川, 第一批耶穌會敎士前來叩中國大門開始，直至1610年間中國傳 敎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 對漢語的體會，對中國學術思想、對儒家經典的體會，對中國歷 史、地理、宗敎、法制、經濟、禮制、民俗等等的認識，還記錄了他 與中國的文人學者、王室貴族的交往，記錄了東西文化的交流, 是一本很有價値的書。直到1610年他逝世前才基本完稿。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在北京逝世，接替他工作的龍華 民神父(N.Longobardo)把他的意大利文手稿，交給金尼閣 神父，由金神父帶回羅馬敎廷。金尼閣在旅途中把這批手稿譯 成葡文，又增補一小部份,到1615年卻用自己的名字讓譯本在 歐洲首次出版。書名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中文譯作《基督敎遠被中國記》。由於該書是第一次 詳盡而確實地介紹東方文明古國的，受到很大的重視,在歐洲10—

多次重版。後來又被譯成意、德、英、法等文字出版，在整個歐 洲有深廣的影響。這本書一直被誤認爲是金尼閣的傑作。到1910年,即將近 三個世紀之後，宛杜里神父(P.Tacchi Venturi)在羅馬耶穌 會總院圖書館中，無意中發現了利瑪竇意大利文的手稿，這個 誤會才被糾正過來。稿上寫着:《論耶穌會及天主敎進入中 國》,這可能是利瑪竇親擬的書名。1986年,台灣輔仁、光啓聯 合出版社出版《利瑪竇全集》把它收入第一、二集，名爲《中國 傳敎史》。其中利瑪竇的手稿約112張，金尼閣的手稿約佔19 張，比例是不足1/6。硏究天主敎史的權威方豪神父在1988年出版的《中國天 主敎人物傳》裏面說:“這是歐洲人第一部有系統叙述中國情 形的書,亦可說是第一部稱得起'漢學'的著作”。這個評價是十 分正確的。因而，我們可以說,利瑪竇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歐 洲第一位稱得上漢學家的人物。何高濟在《16世紀中國南部行記•中譯者序》中說,歐洲人 過去對中國的認識，是從那些商旅不盡不實的報導獲得的。“直 到利瑪竇深入中國內地和通曉中國語言後”，這個認識“才有重 大的變化”。過去有過不少中國報導,歐洲人通過它，眞是霧裏 看花。例如1584年西班牙敎士門多薩(G.Mendoza)寫的《中華 帝國風物史》,1589年另一位西班牙敎士高母羨(Juan Cobo) 寫的《中國指南》，前者憑遊客浮光掠影的旅遊見聞資料，和別 人的通訊報導，後者憑馬六甲、馬尼拉人的間接印象，輾轉口述 材料而寫成,兩位作者均從未到過中國。利瑪竇不但深入中國, 而且通曉漢語，他的報導,確是第一手資料、直接的感受,而且 他博覽群書，理解中華文化的精粹,在此基礎上寫成的《中國傳 敎史》,好比驅散了霧靄,必然使歐洲人耳目一新。它是一本劃-11 -

時代的漢學專著，宣佈西方漢學在東方的誕生。第四節明季中西文化教育雙向交流的開拓者何高濟先生認爲歐洲人的中國觀,直到利瑪實深入內地 和通曉中國語言後,認識才有重大的變化。無獨有偶，鍾叔河 先生在《走向世界》叢書的釋語中說:“中國人對歐洲和世界有 比較正確的了解，確從利瑪竇開始”。利瑪竇好比出色的眼科 醫生，治好了東方和西方同時在“摸象”的瞎子。耶穌會採學術傳敎的策畧。利瑪竇初到中國，把自鳴鐘、 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西器，以及大量的西書,帶進中 國，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這批西器、西藝和西書，儘管不全部是歐洲當代科技學術 的最高成就，但已是西方科技成果中不少高水平的代表作。它 們的傳入,是歐洲人帶給自然科學發展速度拉慢了的中國一 份極好的禮物，當年在天文曆學、算學、地理學、醫藥學、物理 學、語言學、哲學、倫理學、建築學有較大的影響，文學、美術和 音樂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首先利瑪竇通過口述由中國人筆錄的方式把一些西方重 要的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或自己用中文寫作，由中國文人 加以潤飾，把西方學術介紹到中國，使之能在中國學術界傳 播。例如《山海輿地全圖》一書，從萬曆十二年起十四年間（即 1584到1608），翻刻十二次之多;又例如《幾何原本》一書,萬曆 三十三年（即1605年）譯成中文，亦多次重刻，並收入《天學初 函》;淸康熙皇帝還下令譯成滿文出版，後又收入文庫;淸末曾 國藩還重刻發行，影響很大。1610年,利瑪竇逝世，要求御賜葬 地時，宰相葉向高在回應反對意見時說:“僅其所譯《幾何原 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矣。”可見該書當年的學術價値,以及—12 -

在知識界心中的份量。（附圖二、三）《幾何原本》是歷史上偉大的數學經典，是古希臘幾何學 學科形成的里程碑。從1842年至19世紀末，在世界上以不同文 字印出了千多版，是版數僅次《聖經》的書，今天更是中等敎育 的必修科目。當年翻譯時,利瑪竇口授,中國知識分子徐光啓 筆錄的前六卷，原文是羅馬大學的講義，雖非歐幾里德的原 本，卻是他的本義。利瑪竇著作甚豐,除上面所列的，還有《天主實義》二卷、 《西國紀法》、《二十五言》、《畸人十篇》二卷、《辯學遺牘》、《同 文算指》十一卷、《圜容較義》、《渾蓋通憲圖說》二卷、《測量法 義》、《測量異同》、《交友論》、《萬國輿圖》、《西字奇蹟》、《乾坤 體儀》三卷、《勾股義》等。不少一再重印，收入中國的文集。對 中國學術界知識界和敎育界都具有一定的影響。明季出現的 東西文化敎育雙向交流的過程中，利瑪竇是第一個辛勤的墾 荒者、播種者。他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三、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在澳門創辦今天，中、外史學家一致肯定，明末淸初100多年間，由利 瑪竇爲代表的天主敎傳敎士，開拓了東西兩大文明首次的、有 一定規模的、有一定深度的雙向交流，對人類的文明和進步作 出了重要的貢獻。從歷史的軌跡裏，我們可以尋找到許多動 因，包括:敎士們學識淵博、態度主動;中國人待客寬厚熱誠、 中華文化具有包容兼蓄的傳統。這些都是異源文化得以交滙， 異體排斥的現象得以消减,互相吸納的速度得以加強的原因。 而發揮語言溝通的功能，是一個首要的環節;我們進而要求異 源文化有深層的接觸，在深刻而持久的狀態下互相融和，則必_ 13 —

电 《幾何原本》內文（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院藏書）《幾本原本》內文

四百多年前，利瑪竇 、 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書照。這是西方幾何學 傳入中國之始。宰相葉向高認為：僅僅憑譯出這一本書，已值欽賜利瑪 竇一塊墓地了。

須充分發揮雙語精英的功能。雙語精英隊伍的培養，離不開敎育。本澳聖保祿學院應運 而生，承擔了培養雙語精英隊伍的歷史任務，寫下澳門敎育史 新的一頁。第一節耶穌會教育進入澳門“學校敎育是耶穌會固有的活動”，該會全體會士的三分 之一，被派遣到培養下一代的敎育工作中服務。⑬耶穌會還把 1540年到1556年，稱爲耶穌會進入敎育界的歷史時期。後來經 過多年的耕耘,到了 17世紀末，耶穌會在世界各傳敎區辦的學 校竟達245所之多，到1773年，他們擁有的學校,遍佈世界各大 洲,總數爲845所；16世紀末，天主敎國家大部份的高等敎育都 控制在耶穌會士手上。耶穌會士東來，首先在印度果阿辦了一所聖保祿公學。澳門敎區成立後，又在澳門辦起學校來。澳門主敎林家駿說:“當年以耶穌會辦的學塾最著名”，就 是建在大炮臺山麓的敎堂旁邊，即今天的大三巴牌坊所在地。第二節聖保祿公學升格爲高等學府從多份零散的史料來看,至遲於1565年，聖保祿公學已經 存在。自1574年起,葡王每年從馬六甲的稅收中，抽出1,000 Cruzados補助聖保祿公學的經費。聖保祿學院從一開始就是 政府支持的天主敎學校。1578年起，葡商每年從獲自中國的、 約1,600擔生絲中分出50擔,讓敎士們販運到日本，穩賺好幾 千塊金幣，作爲辦學的經費。1577年，院長高斯達(Cristóvão da Costa)的報吿中說： 150個孩童來上學。”14 -

1584年底,Lourenço Mexia神父的報吿中說，會院內有 12位會士，“學校裏有200學生,大家學讀、寫、算和唱歌。”此外，還有一些敎士在這裏學拉丁文、學漢語,利瑪竇入 中國之前，也在這裏學漢語。1584年以後,由於利瑪竇成功進入中國的經驗，影響到以 後凡準備進入中國、日本、越南傳敎的，必須先到澳門學漢語, 差不多形成習慣。另一方面，耶穌會遠東敎務視察員范禮安漸 漸意識到澳門的重要性與日倶增。它不但是葡人遠東貿易的 中心,而且是歐洲商人和敎士前往日本的歇息地；更重要的是 進入人口衆多、幅員廣大的中國的“候客室”。他決意讓澳門成 爲培養精通漢語、熟習中國禮儀的培訓基地，使澳門成爲天主 敎的傳播中心。爲了適應這些主觀和客觀的需要,范禮安即向耶穌會總 會長提出建議:要在澳門建立一所高等學校,培訓東方傳敎 士。1594年，果阿耶穌會會長魯德拉斯(Antonius de Lua- dros)批准了范禮安的計劃，准許聖保祿公學升格，並且特別 派了三位敎士來澳主理其事。1594年12月1日，聖保祿學院 (Colégio São Paulo)正式註册成立。一所高等學校正式在 澳門誕生，它爲澳門敎育史,揭開西式敎育的第一頁。(附圖 四)第三節聖保祿學院一歐洲中世紀大學教育模式移植澳門11世紀中期，由於商業城市的出現和發展,歐洲出現了適 應客觀需要的高等敎育機構。意大利的波倫尼亞大學(Bolo－gna )、沙利諾大學(Salerno)的成立,先後提供了法律和醫療 的高級課程，培養高級專業人才；接着法國巴黎大學(Paris)-15

成立，設有神學、法學、醫學和文學四個系。三所大學出現以 後，歐洲興起辦大學的風氣，英國的牛津大學(Ox－ford)、 劍橋大學 (Cambridge) 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 (Coimbra)等紛紛出現。1200年，全歐洲祇有六所大學,100年 後則將近30所，到了 16世紀初，西式的大學已達80所,遍佈西 歐、南歐，北非的摩洛哥、埃及也辦了大學。歐洲中世紀的大學，是有重大影響的社會力量，它是自由 與理性的象徵。在大學裏,敎授和學生可以大膽、獨立和自由 地討論國家和敎會的大事。他們常被諮詢以裁決敎義和異端 的問題。爲了保障其自由硏究眞理的權利，大學生有不受逮 捕、不受審問的特權，當他們的自由受到干涉時，可以罷課。⑭ 這些大學是以當時最先進的知識和最新的科技成就，來培訓 社會精英的。許多畢業生後來都成爲國家和敎會的領袖。其中 不少後來又成爲文藝復興的先驅。16世紀中,澳門還是一個荒涼的小漁村,從1557年後,人 口才逐漸增加，固定人口以原居民和葡商家眷家僕爲主,流動 人口以商旅、敎士和海員爲多。商業的迅速發展和商人獲利不 菲爲澳門的敎育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經濟條件，但城市的發展, 社會的結構，則未具有發展高等敎育的客觀需求。1594年，一 所歐洲中世紀式的大學能在澳門出現，除了商業發展之外，它 與其他歐洲大學出現的歷史條件、社會條件都有所不同。它是 天主敎士要進入東方傳敎的動機所促成的，是傳敎事業與葡 國外交事務和商業事務的拓展,急需懂漢語人才而把大學搬 到澳門辦的。聖保祿學院比日本的東京大學的成立(1877年) 早了283年，比中國大陸最早設立的上海聖約翰大學(1819)更 早了285年，就是因爲它乃是特殊需求的產物。聖保祿學院也仿傲歐洲大學的考試制度，考試及格將頒—16 -

授學位。中國官方任用擁有該學院頒授學位的敎士時,也按學 位授官，其中不少人直接在明、淸政府中任職，可以說是當年 的學歷認可。聖保祿學院經費得到葡商的支持，一直維持到1835年被 焚毀爲止。1601年它曾被火燒毀，得葡商捐款而能重建。學院 擁有一個庫藏豐富的圖書館，藏書一度有4,000多册,當年很 有可能是遠東西方書籍最多的圖書館。後來又成立了一個印 刷所，一個小診所、藥房⑮和一個供天文學科實習的觀象臺。聖保祿學院的首任院長孟三德神父(Eduardo de Sand- ea)任期爲1594—1596兩年。第二任院長李瑪諾(Manuel Diaz Senior) 1596—1601, 和1609-1615兩度擔任,其間的幾年學院被焚停辦。第三任院長陸安德(Andréas Lubelli)任期爲1671 - 1673年。不少著名的學者曾在此任敎。例如被譽爲“西來孔子”的 艾儒畧(Julius Aleni),翻譯文字最艱深的《輕世金書》的葡 籍神父陽瑪諾(Manuel Diaz Junior),曾任院長並敎授哲學 的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是《天學畧義》的作者⑯,以 及中文造詣好、著書很多、第一個把西方幼兒敎育理論介紹到 中國的王豐肅，即高一志神父(Afonso Vagnonl)等等，師資 的素質是優良的。第四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特色與漢語法定必修科的地位范禮安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的課程設計上是花了不少心血 的。他旣保留了耶穌會已經形成了的課程結構,又借鑑了葡萄 牙科英布拉大學的規章制度，還進行了充分的探索,務使聖保17 -

祿學院的課程適應中國傳敎的需要。中世紀歐洲的大學,和現代的大學是不盡相同的,實際上 是中等敎育和專業敎育結合爲一體的學校⑰,但無論如何,它 確實屬於高等敎育。它的課程，開始時也是單科獨系的。直到 巴黎大學的成立，才同時設了神學、醫學、法學和文學四科，是 當時科目最齊備的大學，但仍以神學爲主，巴黎大學1309年的 課程，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就佔了很大的比重。⑱聖保祿學院的 課程實質是培養敎士的“神修課程”。其傳統的課程，是以拉丁 文爲基礎,以西方古典學術知識爲主體,以神學爲皇冠的結 構,以培養“人性上的傑出”和“學術上的傑出”的傳敎士。⑲毫 無疑問,這也正是聖保祿學院課程設置上的指導思想與基本 模式。聖保祿學院的課程，分爲三個大類別：一、人文科:漢語、拉丁語、修辭學、音樂等；二、哲學科、哲學、神學；三、自然科、數學、天文曆學、物理學、醫藥學等。從上列的課程結構來看,它具以下的三個特色:首先，它 是耶穌會神學院培養神職人員的高級課程；其次,它又是中世 紀歐洲大學的類型，拿它與巴黎大學以七藝爲敎學內容的課 程對比，它還較大學早年的課程豐富和充實，是高等通才敎育 的課程;第三，課程中有漢語一科，是它最大的特色。在聖保祿學院裏,漢語是必修科,人人要學，因爲它是東 方傳敎的必需的溝通工具，不但每位學生要學，敎授也學。艾 儒畧在學院裏是著名的數學敎授，但他的名字卻列在學院畢 業生的名單中，就是這麼一個道理。據說，在課程中,課時最多的也是漢語。⑳由於不少東來 的敎士，本身在歐洲已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識和宗敎敎—18 —

著名的英國畫家錢納利於聖保祿教堂焚毀前一年－1834年所繪的堂景。教堂側的聖保 祿學院，是澳門第一所高等學府，也是遠東最早的專上院校。1835年1月26教堂被 焚，留下前壁就是我們今天俗稱的"大三巴牌坊”，成為遊客憑吊之勝景。

《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中，康熙皇帝指定西洋人來了，要先到澳門學中國 話。要遵循利瑪竇的規矩。

育，他們到了澳門,才開始學漢語，可以說最主要的學習任務 就是要學習一種完全陌生、而又十分艱深、被公認爲全世界最 難學的語言。《利瑪竇全集》中的許多記錄，都說明耶穌會神父 們除了應酬客人之外，大部份時間都消耗在硏究中國語文、中 國的風俗習慣和寫作上。1605年,利瑪竇在北京給羅馬總會卡 阿桂瓦神父的信上說:“在中國傳敎的'基督士兵’要費多少心 血,才能把這些漢字記在腦海裏! ”敎士們不但在聖保祿學院攻讀時要學，進入中國大陸傳 敎時還繼續要學，他們不但能應對日常的交際,還能以漢語著 書立說,介紹西方文化,不少成爲精通漢語的專家。艾儒畧就 被稱爲“西來孔子”,漢語著作“凡數萬言”。對中國學術有較大 影響。敎士們掌握了漢語有利於傳敎。在中國官方也感到西方 傳敎士懂得漢語，他們的專業知識可以爲朝廷効力。順治、康 熙兩朝索性作出了規定,要求凡準備入華的傳敎士,必須先 “赴廣東澳門天主堂住二年餘……學習中國語言”。㉑這一來, 在聖保祿書院學漢語，已不單單是語言能力的培訓，同時是進 入中國大陸的入境的許可條件了。於是聖保祿學院的漢語課, 變成法定的必修科了。此後,不僅是耶穌會的敎士，其他會院 的敎士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遣使會等傳敎士都必須在此修 讀漢語至少兩年,才能進入中國大陸傳敎，這又增強了聖保祿 學院以及其漢語課程的權威性。（見附圖五）因此,漢語科不但是聖保祿學院課程的特色，還是學院培 訓目標的體現和學院歷史貢獻的所在。第五節雙語精英的摇籃聖保祿學院的拉丁語課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供東-19 —

方學生— 即準備修道的中國、日本等亞洲靑年學習的，它的 語言課程旨在培養雙語精英。日籍傳敎士安治郞(Yajiro)曾 被送來進修拉丁文和葡文：徐光啓入敎後，也曾到此硏修天主 敎義。畫家吳歷，即吳漁山(1632-1718)也在聖保祿學院逗留 進修，還留有詩百多首，包括《嶴中雜詠》30首和聖保祿詩82 首，都是在澳門所作的，對聖保祿學院的生活作了珍貴的紀 錄。㉒吳自小入敎,40歲才經常和天主敎敎友往還。1680年，他 隨柏應理神父赴歐，未能成行,於是從1680年底到1683年間就 留在澳門。他的詩旣描寫了澳門的風物、中葡人士共處的情 況,更描寫了聖保祿學院的生活。其中有天主敎盛會、聖相遊 行的描寫：捧蠟高燒迎聖來，旗幢風滿砲成雷。四街鋪草靑如錦,未許遊人踏作埃。有華、洋敎士同窗、一同在學院學習的情景，不同語言和 文字間的對比和溝通的描述：燈前鄕語各西東，未解還敎筆可通。我寫蠅頭君寫爪，橫看直觀更難窮。聖保祿學院的國際性，在吳漁山的詩中，也看到一點痕跡。四、澳門是東西文化教育交流的 門戶和窗口王漪在《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一書中說:“利瑪竇帶給歐 洲的震驚可謂不下於馬可波羅，而中國恰如美洲之發現,在精 神領域上,對歐洲人而言，也是一塊新大陸。”這塊古老而文明的“新大陸”，就成爲新的硏究對象,形成—20 —

一個新的學科— 漢學。西方的漢學是在東方萌芽的,澳門就是敎士漢學家的搖 籃。第一節教士漢學家隊伍的形成教士漢學譯作的湧現根據黃啓臣的統計，從1594年到1807年的211年間，曾在 聖保祿學院畢業而進入中國大陸傳敎的耶穌會敎士，共有109 人。（見附表1）在此攻讀過的，達200人左右。此表原刊於《行 政》第13—14期，筆者對照方豪敎授所著《中國天主敎人物傳》 三册、《中西交通史》五册及《中國天主敎史論叢》等作了一些 修正。附表1 1594—1805在聖保祿學院畢業入華傳教的耶穌會士中文譯名 外文姓名 抵澳年代 傳敎地點郭居靜 Lázaro Cattaneo 1594 韶州羅如望 Joao de Rocha 1594 韶州蘇如望 João Soeiro 1595 南昌龍華民 Nicolau Longobardi 1597 韶州龐廸我 Diogo de Pantoja 1599 北京王豐肅 Afonso Vagnonl 1599 南京林斐理 Feliciano da Silva 1599 南京金尼閣 Nicolau Trigault 1599 南京黎寧石 Pedro Ribeiro 1600 南京杜祿茂 Bartolomen Tedeschi 1600 韶州李瑪諾 Manuel Dias Senior 1601 韶州熊三拔 Sabatino de Ursis 1603 北京21

費奇規 Gaspard Ferreira 1604 北京駱入祿 Jeronimo Rodrigues 1605 韶州畢方濟 Francisco Sambiasi 1610 北京艾儒畧 Julio Aleni 1610 北京陽瑪諾 Manuel Dias Junior 1610 韶州史惟貞 Pierre Van Spiere 1611 南京曾德昭 Alvaro de Semedo 1613 南京陸若漢 Joannes Rodrigues 1614 南京郞若望 Jean Ureman 1616 南昌羅雅谷 Jacobus Rho 1619 山西鄧玉函 Jean Terrenz Terentio 1620 杭州湯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620 北京祁維材 Wenceslas Pantaleon Kirwitzer 1620 廣東傅汎際 Francois Furtado 1620 杭州費樂德 Rodrigo de Figueiredo 1622 杭州費瑪諾 Manuel de Figueiredo 1622 ?卡特添 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 1623 廣東瞿西滿 Simon da Cunha 1624 福州盧安德 André Rodomina 1626 福州皮瑪羅 André Palmeiro 1628 瓊州聶伯多 Pedro Canevai 1630 福建杜奧定 Agostinho Tudeschini 1631 陝西郭納爵 Ignatius da Costa 1634 陝西孟儒望 Joannes Monteiro 1637 江西潘國光 Francisco Brancati 1637 江南利類思 Ludovicus Buglio 1637 成都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s 1640 成都-22

衛匡國 Martinus Martini 1643 杭州穆尼閣 Joannes-Nicolaus Smogolenski 1643 江南陸安徳 André-Joannes Lubelli 1645 瓊州瞿安德 André-Xavier Koffler 1646 桂林卜彌格 Michael Boim 1650 肇慶聶仲遷 Adrien Gresion 1656 江西柏應理 Filipe Couplet 1656 江西方斯卡 Gonçalo de Fonseca 1657 ?殷鐸澤 Prospero Intorcetta 1658 建昌穆她我 Jacobus Motel 1659 江西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59 陝西畢嘉 Joao-Domingos Gabiani 1659 揚州魯日滿 Francisco de Rougemont 1659 浙江恩理格 Cristiano Herdtricht 1660 山西閔明我 Filipe-Maria Grimaldi 1669 廣州范方濟 Francisco de Vega 1671 瓊州徐日昇 Tomás Pereira 1672 北京蘇霖 José Soares 1683 江南安多 António Tomás 1684 北京孟由義 Manuel Mendes 1684 江南紀理安 Bernardus -Kilian Stumpf 1694 北京利安國 Joannes Laureati 1694 陝西艾若瑟 Joseph-Antonius Provina 1695 江西李若望 Joannes Pereira 1696 廣東巴多明 Domingos Parrenin 1698 北京思安當 António Dantes 1698 ?李若瑟 Joseph Pereira 1698 福建23

雷孝思 Joannes Baptiste Regis 1698 北京殷弘緖 Francisco-Xavier d' Entrecdles 1698 江西傅聖澤 Joannes-Francisco Fovicquet 1699 福建穆敬遠 João Mourão 1700 北京赫蒼璧 Julius Placidus Hervieu 1700 廣州杜德美 Petrus Jartouse 1701 北京馮秉正 Jos.Moyriac de Mailla 1703 廣州索瑪諾 Manuel de Sousa 1703 鎭江費隱 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 1705 鎭江德瑪諾 Romanus Hinderer 1707 杭州麥大成 Joao-Francisco Cardoso 1710 北京馬國賢 Mattheaus de Baroui Ripa 1710 北京山遙瞻 Guillanme Fabre Bonjour 1710 北京郞世寧 Joseph Castiglione 1714 北京羅懷中 Joannes-Joseph da Costa 1714 北京徐懋德 André Pereira 1716 廣州戴進賢 Ignatius Kogler 1716 北京羅皮斯 Caetano Lopes 1716 廣東平托 Manuel Pinto 1720 江南"宋君榮 António Gaubil 1722 北京沙如玉 Valentin Chalier 1727 北京孫璋 Alexendre de La Charme 1727 北京汪達洪 Joannes-Nattheaus de Ventavon 1734 北京傅作霖 Felix da Rocha 1736 北京鮑友管 António Gogeisl 1737 北京魏繼晉 Florianus Bahr 1738 北京劉松齡 Agostinho de Hallerstein 1738 北京

湯執中 Petues d'lncarville 1740 北京蔣友仁 Michael Benoist 1744 北京艾啓蒙 Ignatius Sichelborth 1744 北京高愼思 Joseph d'Espinha 1750 北京錢德明 Joan-Joseph-Maria Amiot 1750 北京畢安多 António Pires 1750 江南安國寧 André Rodrigues 1758 北京索德超 Joseph-Bernard d' Almeida 1758 北京韓國英 Martialus Cibot 1759 北京賀淸泰 Ladovicus de Poirot 1770 北京潘廷璋 Joseph Panzi 1772 北京李俊賢 Habert de Gouvea 1773 北京湯士選 Alexandre de Mericount 1784 北京李拱辰 Joseph Riberio 1801 廣州畢學源 Caetano Pires 1804 廣州福文髙 Domingos Ferreira 1805 廣州這200個敎士之中，許多是硏究中國的學者，都有不少硏 究成果，差不多包括了早期敎士漢學家所有的骨幹：1、在中國經典方面16世紀末利瑪竇奉范禮安之命譯《四書》爲拉丁文，寄回 意大利,接着1626年,金尼閣又用拉丁文譯了《五經》。殷鐸澤 和郭納爵二人以拉丁文譯了《大學》和《中庸》,分别以《中國之 智慧》和《中國之政治道德學》爲名刻印，他們還譯了《論語》。 柏應理自己消化了中國經典的含義，寫了一本《西文四書直 解》,拉丁文書名爲《中國哲學家孔子》,1687年在巴黎出版。白 乃心用意大利文寫了一本《中國雜記》，也是1687年出版的，書—25 —

末附了孔子傳及《中庸》的譯文。衛方濟曾以拉丁文翻譯了《四 書》、《孝經》和《幼學》;他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發表他個 人硏究的心得。宋君榮也翻譯了《道德經》、《書經》,並在《書 經》譯本後附了劉應的《易經概說》。劉應又以拉丁文譯了《禮 記》部份內容。巴羅明作了《六經註釋》。馬若瑟節譯《書經》、 《詩經》，著《中國神話》。雷孝思也曾以拉丁文譯了《易經》。… …中國傳統的經典古籍，像磁石一樣，吸引着西方的學者，他 們如饑似渴地硏究，翻譯並熱情地給予傳播。2、在語言文字方面西方敎士一直以“通語讀書”作爲”當務之急”。聖保祿書 院的漢語課程，實際上是他們進入中國大陸的敲門磚,後來又 成爲他們進入中華文化寶庫的敲門磚。語言文字方面，敎士們 繼利瑪竇之後，硏究成果也很可觀。除利瑪竇的《西字奇蹟》, 利又與羅明堅合編的《葡華字典》及上述金尼閣的《西儒耳目 資》等，爲硏究漢語打下一個科學的基礎。衛匡國撰寫了《中國 文法》，錢德明譯《梵、藏、滿、蒙、漢字典》，馬若瑟列13,000餘 例，分析漢字的構造與性質，著《中文槪說》……都是漢學的最 早的、實用性強的工具書。3、在其他方面的譯作衛匡國的《中國上古史》、《韃靼戰記》、《中國新圖》附譯文 171頁，圖17。宋君榮的《中國天文學簡史》、《成吉思汗與蒙古 史》、《大唐史綱》、《西遼史》、《中國紀年論》、《中國的猶太人》、 《長城及滿洲地區》，錢德明的《中國古史證實》、《孔門弟子傳 畧》、《中國兵法考》、《中國古今樂記》，韓國英寫《中國古史》。 此外,許多中國的文藝科學著作都引起傳敎士們的注意，他們 利用自己掌握的雙語能力，在讀懂了原作之後，將《古文觀 止》、《趙氏孤兒》、《好逑傳》、《本草綱目》、《中國脈訣》、《神農26 —

本草經》……都翻譯成歐洲文字出版。1652年,柏應理回羅馬， 把西方敎士所翻譯出的中文聖經，包括彌撒經、禮儀書、倫理 神學綱要的中譯本，以及他們在中國所分別翻譯的中國書籍 1,000多部呈獻給敎皇。。這實在是翻譯史上的壯舉，也是中外 文化交流史上的壯舉。從1552年到1687年,從沙勿畧到達上川至天主敎宗路易 十四遣使來中國，禮儀之爭白熱化，導致天主敎在華活動消聲 匿跡的135年間，史學家稱之爲敎士漢學的時期。王漪按《在華 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其作者爲L.Pfister）的資料作了統 計,該時期敎士的著作共644件，其中與中國報導即與往後漢 學硏究有關的69件，佔10.9%（見附表2）我們可以看到，在敎士們前赴後繼的努力下，硏究中國的 成果在不斷積累，作爲學科，漢學在逐步形成。作爲硏究人員, 一支敎士漢學的硏究隊伍也逐步充實。附表2 1552－1687教士漢學家著作之量化分析（轉載自《明清之際東學 之西漸》）著作類別 數目 百分比 備 註1.綜合報導 21 30.4% 包括手記、備忘、介紹中國見聞2.禮儀問題 17 24.3% 1610 —1700年禮儀之爭的辯論3.歷史 11 16.0% 分傳教史及明末清初中國史4.天文地理 2 2.9%5.宗教哲學 3 4.3% 有介紹孔子6.自然科學 2 2.9%7.譯書 4 5.8% 利瑪竇譯四書8.字典與文法 9 13.0% 包括中文與拉丁、意大利、葡、西對照字典總 計 69 100%_ 27 -

第二節教士漢學促進東學西漸，促使 歐洲第一次“中國熱”的出現利瑪竇和早期來華的傳敎士們學漢語，認識中國介紹中 國的努力是有益的、有建設性的。敎士漢學的硏究成果是十分 珍貴的。18、19世紀歐洲學者不斷分享他們的漢學成果。儒家的自 然神學思想、孔子的倫理道德觀、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以及 “爲政在人”的管理觀念，甚至是中國園林藝術,都引起了歐洲 人的興趣，往往作爲學者終身硏究的專題。詩人蒲伯說:“中國 好比是一個偉大的蓄水池或湖泊,是知識的總滙”㉔這句話頗 能表達在“中國熱”期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心聲。傳敎士傳播東方文化，直接爲歐洲漢學奠定基礎。那期間 差不多所有歐洲的漢學硏究都是從敎士的著述和譯註開始 的。18世紀歐洲出現了有關中國報導的三大名著，就是杜赫 爾德(J.B.D.Halde)主編的《耶穌會士通訊集》和《中華帝國全 志》以及勃羅提業(G.I.Borlier)等編的《中國叢刊》，都是吸取 生活在中國的傳敎士的通訊、譯註和著作的信息，經過消化、 選擇而加以系統整理而編纂成的綜合性刊物。另外，法籍耶穌 會士馮秉正又寫了 12卷的《中國通史》，介紹了中國歷代興亡， 還追補了明末淸初他自己親身的見聞……。這些著作,爲歐洲 人認識中國、認識儒學，提供了較系統和較豐富的材料。歐洲 這一場“中國熱”直接影響了歐洲的啓蒙運動。法國著名的啓 蒙思想家、文學家和哲學家伏爾泰興奮地說:"歐洲的王族及 商人發現東方，祇曉得求財富，而哲學家則在那裏發現了一個 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㉕100年間,傳敎士把大批中國書籍—28 —

帶回歐洲。中國傳統文化精華爲西方文化輸進新鮮的血液，是 東方送給啓蒙運動最好的禮物。西方先進人物萊布尼茨、奎斯 奈(Quesnay)、亞當斯密(Adam Smith)、歌德(Goethe)、伏 爾泰(Voltaire)均受東方儒學和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的深刻影 響。中華文化的精華納入了人類文明、智慧的寶庫。學者從上列萊布尼茨、亞當斯密及伏爾泰等人的學說中， 找出東方文化的因子;從笛卡兒、黑格爾的思想中，找出中國 哲學的淵源;從西方的文官制度尋到中國科舉的痕跡;從傑弗 遜寫的美國獨立宣言找到儒家學說的精華;從英國18世紀的 藝術風尙去印證中國園林藝術的不規則美……東學西漸是繼 文藝復興、航海發現、宗敎改革後深刻而有力影響歐洲文化的 另一個因素。利瑪竇和一批通雙語的傳敎士的功勞是應該肯 定的— 儘管他們學漢語的初衷僅是爲了傳敎。第三節西學從澳門輸入，中國最早的留學生從澳門放洋利瑪竇叩開中國的大門，帶進西器、西藝、西書和西學，他 給敎士們的遺言說，給他們留下一扇敞開了的大門。事實確是 如此,在中國是有一股抗拒西學的、封閉、保守的力量，他們一 直反對西學的引入，斥之爲“奇技淫巧”、“異端邪說”。兩種異 源文化相遇時，對本族文化的優越感和對外來文化的歧視常 常引發相互的排斥，正如羅馬大學歷史敎授伯羅・柯拉地尼說 的:“由於利瑪竇對他所反對的或他商討的學說，他從來都沒 有歧視”,祇有理性與冷靜,因而憑藉他精通漢語的能力與及 淵博的學問，對人的友善與尊重，化解了異源文化的排斥，出 色地把東、西兩大文化的萬里姻緣牽在一綫。1613年,利瑪竇逝世三年後,李之藻奏請全面輸入西學。-29 -

1620年，金尼閣神父向歐洲募捐各種書籍7,000部運回澳門, 分批送到中國內地，現在北京圖書館還保存了其中的500多 部。16、17世紀，西學東漸,西方天文曆學、算學、地理學、物理 學、醫學、哲學、音樂、美術、建築……等輸進，使自然科學若干 領域落後於西方的中國，耳目爲之一新。明末淸初西學東漸, 與東學西傳一樣,引起兩大文明的碰撞,東西雙方都撞出火 花，絢麗奪目，影響深遠。進入中國大陸的傳敎士,他們不是匆匆的過客，也不是單 一的傳道講經,而是以自己所長，或傳授技能，或服務於中國, 如利瑪竇傳授數學知識，利類思敎授西洋畫藝，德里格 (Theodoricus Pedrini)敎授西洋樂理等，更多的是傳授技藝 與理論並重，工程建設與學科建構同時參與,許多傳敎士雖受 敎廷派遣，但又同時受中國皇帝封官傳諭,恭奉內廷服務。湯 若望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1636年，湯若望曾爲崇禎帝監鑄大 砲20門；1631—1634年，主持完成《崇禎曆書》,淸兵入關後，他 上疏請保護修曆天文儀器及已刻書版，呈曆書表法140餘卷, 淸室不但同意他的請求，還授予欽天監正的官,後來他自己及 其父母都被封誥，還保護了朝代變更敎會在華的事業。從世俗 眼光看來，他們旣是“兩朝元老”，又似是“一僕二主”;從學術 傳敎的策畧看來，是職志的逐步實現;從科學工作者的志趣看 來,是成功的奉獻。就是由於這多種動機的揉合，明、淸之際, 天主敎士傳入的西學西藝，都是旣有系統理論，又有實際效益 的。據不完全統計,200年間傳入天文學著作50多種，製作天 文、曆法儀器34件。利瑪竇、龐廸我、南懷仁、白晉、雷孝思等傳 入不少地理書籍，有些還是經過跋山涉水、走遍各地測繪的地 圖。郞世寧爲皇宮繪畫，爲圓明園作美術設計；翻譯《書經》、 《孟子》的蔣友仁爲圓明園設計大噴水池;徐日昇被任命爲中30 -

俄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使者。他又手腳並用彈奏古琴，爲康熙催 眠!在醫藥方面的事例也不少,從利瑪竇開始，敎士常爲敎友 治病派藥，他們把人體解剖學和西方醫學的理論介紹到中國。 淸代皇帝也徵集不少西方敎士當御醫。西學傳入，開中國知識分子硏究西學的風氣。200年間，出 現了一批新學者，徐光啓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堅持硏究 西學30年，除了翻譯西書,硏習數學之外，他還作了統計學的 科學實踐,算得宗室人口 30年增一倍的數據；他又統計了春秋 時代到明末的蝗蟲災害,作了農業改革的科學實驗;又結合西 學心得，寫成了《農政全書》；他還主持修正曆法，製造天文儀 器等工作，更難能可貴的是,徐光啓體會到數學的智育功能， 是“不用爲用、衆用所基”的學科，加以大力倡導，認爲是學科 基礎的基礎。此外，方以智寫《物理小語》，宋應星撰寫《天工開 物》，都是西學影響下的成果。在西方傳敎士的影響下,中國學 者硏究自然科學的人數有所增加。據說淸代前期硏究數學的 學者就有112人，㉖也出現了不少有水平、有價値的數學專著， 如梅文鼎的《平面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勾股舉隅》和 《籌算》等等。戴震的《算經十書》，王錫闡的《曉庵新法》等等都 被稱爲中國近代數學啓蒙之作。西學東漸，傳來西方的價値觀、學風和硏究方法， 吹進了新鮮的學術空氣。上述徐光啓的學術活動和成果就是 生動的例子，他不但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新事物，還深刻體會 到西學的精華在於嶄新的科學思維方式，那注重觀察、考證、 定性定量的分析，邏輯推理的方法，正好補中國傳統的、特別 是宋明理學的玄虛、空疏學風的不足。西學東漸，對中國的敎育也有很深的影響。利瑪竇等傳入 中國的西書,很多譯自他們在大學時的講義,以意大利的羅馬-31 -

大學、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學和法國的巴黎大學爲主。爲了培 養傳敎士,多位華人敎徒、修士，先後被送到歐洲深造。例如澳 門人鄭瑪諾1650年到羅馬留學，是中國最早的歐洲留學生； 1680年赴葡里斯本大學的沈福西以及1723年赴意大利那不勒 斯聖家學院的谷文耀等四人,1740年劉漢良等五人入巴黎大 路易學院等，他們留學外國比1847年容閑留美早了百多二百 年。他們學成回到中國，也就成爲中國最早接受了歐洲高等敎 育的知識分子。儘管他們主修神學,但開拓了視野，深入了西 方社會和西方的學術領域，成爲中國最早的親眼看世界的人!當年,中國人對西方敎育是知之甚少的。傳敎士艾儒畧寫了一本《西學凡》，系統而較全面地介紹 了歐洲大學的專業設置、課程大綱、敎學過程、敎學方法以及 考試制度。後來他又寫了一本《職方外紀》，除了西方地理之 外，又介紹了西方各級學校的制度，包括大學、中學和小學的 設立和銜接、學習年限、課程設置、敎師資格、敎學方法和考試 要求等等。傳敎士高一志（即王豊肅）譯了一本《童幼敎育》，是 兒童敎育理論的專著。這些對中國數千年沿襲的封建敎育是 有一定影響的。徐光啓就曾設想熔中國傳統儒學與西方實學 於一體，提出一個嶄新敎學內容的主張:以數學爲宗,重經濟 物理;由數而達事與理、並至修身之道。1696至1697年間，明末 淸初的著名敎育家顏元主持漳南書院，實行一個大膽創新的 課程:分文事、武備、經史、藝能、理學、帖括六齋;文、理兼修， 知識與技能並重，理論與實踐互補;它引進水學、火學、天文和 地理等西學，打破了長期以來儒家崇道鄙藝的傳統觀念;其中 武備、藝能又各佔一齋，體現出顏元吸納了西學的實用基礎學 科精神，聯繫中國傳統而創新的課程設計，是中西文化百多年 交滙、融和的結晶。這個嶄新的課程在中國封建敎育史上曇花-32 -

一現,卻大放異彩。它比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近代敎育改 革，新課程的建立，早了200年，比1884年最早提倡西學課程的 鄭觀應的《考試》一文發表還早了 188年。（詳見拙作《從孔子的 “六藝”到顏元的“六齋”》）五、歐亞漢學在澳門交相輝映的時代第一節中國學院在歐洲成立1605年，利瑪竇進入中國傳敎後21年。他給歐洲一位神父 的信上說:敎士不學中文，到了中國“什麼也不能做”。儘管他 的工作是較爲順利的，但他已意識到要發展敎務，困難很多， 阻力很大,那年頭已經體會到培養中國籍的傳敎士才是萬全 之策。因此，最早來華的傳敎士一面向敎廷籲請要晉陞中國修 士爲司鐸，一面又悉心個別栽培有條件的敎友。他們在韶州、 南昌、北京、南京共收了九名學生，其中最理想的就是在澳門 出生、入敎後進聖保祿學院受訓的黃明沙和鍾鳴仁。他們的建 議沒有多少回應,因而培養東方傳敎士的重任始終落在澳門 的土地上;祇有歐洲傳敎士才能晉鐸、才能主持聖事儀禮的規 定，也始終沒有改變。在利瑪竇死後不久，一直不滿他適應中 國人的禮俗傳統，容許敎友尊孔祀祖等做法的敎士們,再一次 對他的傳敎路綫進行猛烈的攻擊，認爲利瑪實違反了敎義，准 許信徒崇拜偶像，是“賣敎求榮”。兩種不同的傳敎態度之爭, 漸漸激化爲傳敎路綫之爭、派系之爭。這就是歷史上稱爲“禮 儀之爭”的一場波折的起始。16世紀末，羅明堅體會到；“在文質彬彬的中國人中傳道, 不尊重中國文化傳統是行不通的。”利瑪竇能夠進入中阚京城 —33

傳道,首先就是使用了沙勿畧的繼承人在印度傳敎的成功經 驗:將當地的禮儀和天主敎禮儀混爲一體。他們“由於禮儀上 這樣地混同，使25萬印度敎徒皈依了天主敎。”㉗一個世紀後, 由於羅馬敎皇反對這種做法，這25萬天主敎徒就無影無踪了。 在中國，禮儀之爭也引致了敎難。儘管利瑪竇所採取的傳敎路 綫，還是經過向敎區視察員范禮安申請,而在一次澳門會議上 得到通過後，直到1594年才獲批准的。1594年5月，利瑪竇放棄 僧侶的袈裟,身着儒服亮相，已是他到達肇慶12年後的事。《利 瑪竇全集》中說，這是他首次運用了敎會這一“特許”。利瑪竇 傳敎成功，主要是因爲他尊重中國的文化傳統。爲了順利宣傳 敎義,20多年他小心翼翼,在儒家經典中找尋與天主敎義吻合 的地方,才能留給他的繼承者“一扇敞開的大門”。㉘可惜敎廷 並不理解其苦心,下令不准信徒敬孔子,拜祖先，先後引起康 熙、雍正的不滿。1723年，中國境內的敎難無可避免，敎士被 囚、被殺，敎會活動被取締，天主敎在中國活動勃興百多年，至 此音沉響絕了。這就是禮儀之爭的苦果,生硬地讓兩種文化碰 撞,終於出現玉石倶焚的結局！1918年,羅光在《利瑪竇書序》中指出:假如當時繼起的傳 敎士，秉承利瑪實的精神和方法，天主敎可能在中國已經取得 勝利，“400年後，我們才醒悟了要回到他(即利瑪竇)的軌道上 去……。”利瑪竇的軌道引向中、西文化的水乳交融，正是玉石 倶焚的另一個極端。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條深刻的敎訓。當然,禮儀之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個人的偏見 所引發的。從上述利瑪竇和他的伙伴們注意培養中國籍敎士 的努力,已看到當年他們解決矛盾的遠見和決心。1710年來華 的意籍神父馬國賢(Matteo Ripa)也早在1717年不顧反對聲 音就在熱河傳敎時一所小屋裏，培養四個靑年修士，那就是中-34

國學院的雛型。這所“學院”成立以後，他一面受到攻擊,另一 面又得到敎會的資助。1723年，康熙皇帝逝世，敎難發生，馬國賢就帶着這四個 中國學生和一位敎師，經過千辛萬苦，回到意大利。㉙他目睹 中國的情況，深信要挽回去勢，培養中國籍的傳敎士,是唯一 的出路。㉚他們一行到了那不勒斯(Naples),即着手辦一所用中文 敎授的、以培養中國籍敎士的學院。經過將近十年的努力，到 了 1732年，羅馬敎皇才正式批准建議，開設這所中國學院(Le College de Chinois),比1921年法國里昂的中國學院早了 189年。而最有價値的，是“尊重中國文化傳統”的利瑪竇傳敎 路線得到繼承。中國學院，又稱爲聖家書院(Collegium Sanctae Fam- iliae)又稱文華書院。從中國去的靑年:谷文耀、殷若望、黃巴 桐、吳露爵四人就是最早的學生,王雅敬就是中國最早到歐洲 學院任敎的人。這所學校,也是最早在歐洲設立的以中文爲敎 學語言的學校。1734年，谷文耀和殷若望均以優異的成績在學 院卒業,並到羅馬天主敎傳信部參加考試而獲頒神學博士學 位。主考官讚賞他們的成績，還表示願意推薦谷文耀當中國主 敎。當年，兩位神學博士即與敎師王雅敬一起回到中國，終生 投入傳敎活動中。中國學院從1732年起到1868年被意大利政府沒收爲止的 136年中,學生共364人。中國學生有105人。(有統計106人,而 其中一人實爲菲律賓籍)，土耳其學生67個，最多的是意大利 籍的，共192人。學院不但承擔了培養中國籍傳敎士的任務，同 時也在歐洲爲準備東來的敎士，提供了先學漢語的機會;它不35

但適應了傳敎活動的需要，也滿足了歐洲各國與中國開展貿 易和進行外交的需要。1792年，英國派遣使者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到中國，兩名翻譯都是中國學院的學生。中國學院不但是歐洲一個雙語人才的培訓中心,還成爲 18世紀意大利的一個漢學中心。它也就是日後意大利遠東研 究所(L'Institut d'Extreme—Orient)的前身。前兩個世紀 敎士們在中國寄回歐洲的譯作,得以承上啓下,在漢學的草創 末期中國學院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二節聖若瑟修院— 聖保祿學院的分擔者和繼承者決心培養中國籍傳敎士的動機，在澳門也促進了另一所 高等學校的成立。那就是聖若瑟修院。事實上，從1594年到1770年這180年間，聖保祿培養的畢 業生，佔了同期歐洲耶穌會派到中國傳敎士的26%左右。換句 話說，一所學院承擔了全遠東區四分之一的培訓職責。這一 點，在澳門的敎育史上,在天主敎東方傳敎史上，在東西文化 交流史上,在世界漢學發展史上，聖保祿學院都作出了很大的 貢獻。過去對該學院的歷史發掘不多，評價是不足的。隨着傳敎工作的需要,1727年，聖若瑟修院在澳門崗頂宣 佈成立。它是作爲聖保祿學院的分校而辦起來的。前者向稱 “大三巴”，後者被稱爲“三巴仔”，前者仍以培訓歷個遠東區傳 敎士爲目標,後者以專門培訓中國籍修士爲職責。還有一點不 相同的，就是聖若瑟修院還兼收外讀生。就是說,沒有修道志 願的世俗人家的男童，可以來讀書。200多年來，它的外讀生幾 度有較大的發展。1784年、1870年以及本世紀初，學生人數均 大增。它承擔了培養敎士以及培養社會雙語人才的任務。36 -

1835年，聖保祿學院又一次被大火焚毀，從此宣吿結束。 此後，培養東方傳敎士的重任，培養本澳雙語人才和專業人才 的責任就完全落到聖若瑟修院的肩上。它成爲澳門唯一的高 等學校。在開辦時，它是聖保祿學院的分擔者，想不到100年 後，它卻成了它的唯一的繼承者了。回過頭來看過去的四個多 世紀，兩校各維持兩個半世紀。200多年，澳門耶穌會經歷了淸末大陸禁敎、驅逐敎士、 1702年葡王龐拔(Pombal)迫害耶穌會士、澳門葡政府驅逐耶 穌會敎士和1773年敎宗解散世界各地耶穌會等等打擊。直到 1814年敎宗才恢復耶穌會組織，他們才重返澳門。圣若瑟學院 幾度式微。1774年變成孤兒院,到1783年重開，後來在1823年、 1862年、1870年、1910年,耶穌會士都遭到挫折，修院或關閉， 或遭政府沒收，敎士被迫離開，學生星散。儘管波折重重，耶穌 會士仍不氣餒，多番重開恢復運作，除了傳道意志的堅決之 外,社會客觀需要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從16世紀以來，澳門的商業有一定的發展，曾成爲遠東首 屈一指的貿易中心。到了 18世紀,它的黃金時代雖然已經一去 不復返，但在1849年之前,即葡萄牙人未取得管治權之前,爲 了接受中國官員的文吿，爲了市政內部自治的運作，爲了對華 貿易的往來……中葡人士之間的溝通，始終是重要的環節,而 通雙語的人才始終寥若晨星。1799年羅德里戈(Ro-drigo da Madre de Deus)敎士從北京回里斯本，路過澳門時，適逢議 事亭(即今市政廳)的翻譯去世,無法請得新的,於是要留他在 澳門工作。神父提出條件，要求准許他的兩個侄兒來澳門,才 答應議事亭的聘任。結果議事亭祇好應允。可見雙語人才到18 世紀還是十分缺乏的。⑪聖若瑟修院獨有的歷史價値，在於它培養了不少澳門社37 -

會所急需的雙語人才，特別是在19世紀內，湧現了多位頗有成 就的漢學家。第三節爲葡國、爲澳門增光的漢學家一江沙維江沙維(P.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 1781—1841)天 主敎傳敎士,葡國里斯本科學會海外會員，亞洲加爾各答皇家 學會會員。19世紀初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而聞名於歐洲的葡 國學者，以培養出色的雙語人才爲澳門作出貢獻的敎授。他的 墓誌銘上稱他:"爲葡國增光的人，爲澳門增光的人。”（32）江沙維神父1781年出生於葡萄牙西部後山省,1799年入 葡國天主敎修道院,1812年受聖雲仙會使團的派遣,從里斯本 放洋,1813年6月28日抵澳門。原來計劃到北京傳敎的,可惜處 在禁敎期間,始終未有成行，卻在澳門聖若瑟修院度過他的一 生。他在聖若瑟修院先後任敎英語、漢語和音樂。江沙維的學生、法籍敎士若奧(João) 1835年有兩封信提 到這位老師,認爲江沙維是著名的作曲家,天文、數學的水平 很高，對歐洲語言，尤其是英語，有相當高的造詣。除了像許多 敎士那樣多才多藝之外，江沙維還是一位出色的敎師,他善於 把自己豐富的語言知識和廣博的學問獻給敎會敎育。這位學 生後來又跟隨江沙維學漢語。他在另一封信中又讚揚江沙維 神父,認爲他的中文程度十分驚人。他的評價一點也不誇大, 江沙維留給澳門,留給敎會多部極有價値的著作。包括:中葡、 葡中、中拉、拉中字典,以及作爲外語敎科書的漢語、拉丁語的 課本。還有《漢字文法》、《拉丁文法》、《漢語語音》等。這些工具 書和敎科書,在本澳、在歐洲一段較長的時間裏，具有權威性, 被公認爲經典式的巨著。他是繼利瑪竇之後,澳門另一位知名 的歐洲漢學家。他的漢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38 —

1、漢語教材的編寫，教學方法的創新江沙維神父來澳28年,始終熱衷漢學的敎學和硏究。著作 不少，大多是敎材、敎學參考以及敎學的工具書。首以1829年 寫的《Arte China》《中譯漢字文法)知名於歐洲，評價很高， 影響較大。它實際是一部漢語的綜合性敎科書。全書分九章包 括漢語語音、漢字筆劃和部首、漢語語法、以問答編排的專題 實用課文、中國俗語、中國歷代史、作文筆法、公文程式等內 容。該書不但內容豐富、包容面廣,而且在各個章節的編寫中， 溶化了他自己對敎學漢語的經驗，運用了自己獨創的方法。他把漢字的214個偏旁部首，稱爲字根,經過自己的整理， 減少到124個，刪去少用和無用的，編成了一個漢字筆劃表，他 又把漢語語音分解爲1,300個不同的音節，歸類編成語音組。 他又自己在書中利用漢字的1,411個不同的形符，稱之爲“字 母”，編成74頁，作爲辨認漢字的結構單位。這都是他獨創的。這本書，名爲《漢字文法》，内容大大超出文法範圍,它不 但講漢字的結構、分解語音音素、語法規律這些語言的基本要 素;它又編了近100頁的中國歷史，從伏羲畫八卦、神農作耒耜 一直講到淸代，還有許多註釋。作文筆法部份，也十分地道地 介紹“起承轉合”等等中國作文的傳統技巧，以及七言、五言古 詩律詩的作法、平仄、對偶、排律、虛實，叶韻…等規則和修辭 手法。還有選文示範,幷敎以八股文、聖諭、契約、吿示、書信等 公文程式，例如《左傳•鄭莊公戒飭守臣》，《魏徵諫太宗十思 疏》、李白的《春遊宴桃李園序》、柳宗元的《箕子碑》、古詩《大 風歌》…等，旣有古詩文，又有唐宋八大家的優秀作品,有官方 文吿，又有書信體例,還兼顧了粵語和官話，編寫得極其細緻。1831年,巴黎法蘭西學院漢學講座首席敎授、被譽爲法國 漢學之父的雷慕沙(Abel Remusat)特別介紹了江沙維這本—39 -

書，認爲書中介紹了四種學習漢語的新思維方式，是比Mon- tucci在歐洲提倡的新的敎學法更新，評價該書具有很高的學 術價値。雷慕沙還說:"祇憑這套課本的第一册,已足夠使江沙 維在同儕中顯示出他的學術地位了。”（見附圖六）江沙維這本《漢字文法》比利瑪竇、金尼閣等早期的漢學 家對漢字的分析、整理和歸納，在體系上、在內容上,更具功 力，走出了前人未走過的路子。在漢語作爲外語的敎學上，他 提供了新的課本、新的經驗，對澳門、對歐洲、對世界的對外漢 語的敎學方法的探索，都有一定的影響。2、主編了多種具權威性的中外大字典，是歐亞兩洲19世紀至 20世紀初的無聲老師從1829年起,江沙維在漢語敎學方面已經出版了一系列 的書,但傾注他最大心血的，而又是影響最廣的、貢獻大的，還 是他主編的多本的中、外字典。1831年到1841年11年間，江沙 維主編並出版的五部有份量的辭書：《葡中字典》（又稱洋漢合字彙）《中葡字典》（又稱漢洋合字彙）《拉丁中國話本》《拉丁中文袖珍字典》《拉丁一中文袖珍辭彙表》■這些字典、辭書,一一寫上他的墓誌銘裏。20世紀,歐洲還 一再重印這批工具書，可見其實用價値之大。1922年,亞洲神 學院學生大增，把它毫無刪增地重印,以滿足實際需要;1936 年,北京的法國人要編一部法文— 拉丁文— 中文字典，是 以江沙維的字典的第九版爲藍本的。在歐洲，把江沙維的字典 反復重印的，開始是葡國人,後來越來越多是非葡國人。1922 年，北京西什庫天主堂複印了他的《中華拉丁合璧字典》，這已40

江沙维1829年寫的《漢字文法》在歐洲獲很高的學術評價，溶進了他學 漢語、教漢語的心得和經驗。

1831至1841年間，江沙維在澳門編纂的辣丁、中華字典、1922年在北京第五次重 印。至1936年法國編屮法字典時仍以此為藍本。

是第五版了。（見附圖七）字典是無聲的老師,江沙維編寫的字典是19世紀歐亞兩 洲的無聲老師,通過這些書，他指導了多少學生?他作出的貢 獻是不可估量的。3、培養了雙語人才中興了澳門的漢學研究文德泉神父在《澳門的敎育》（葡文本）一書中指出:“江沙 維神父在聖若瑟修院培養了一批翻譯人才，其中最出色的，就 是1822年到1869年連續47年在市政廳擔任翻譯的João Ro- drigues Gonçalves。(33)江沙維敎學20多年,培養的人才是成 批的,而不是幾個。筆者從他的一本《漢洋合字彙》（即漢語和 拉丁語字典）附錄參與字典編寫的名單上，看到有84人。João Roduigres Gonçalves自然榜上有名。本文將在下面介紹的、 另一位榜上有名的江沙維的學生瑪吉士也是十分出色的。自從康熙、雍正禁敎，天主敎傳敎士的活動遭到重重挫 折，但江沙維的努力，特別是帶動84位學生投入編纂字典的巨 大工程中，使沉寂中的澳門又增添了幾分生氣,敎士漢學在澳 門後繼有人了。從利瑪竇到江沙維200年間,漢學已從天主敎敎士逐步推 展到歐洲文人學者;硏究的中心從澳門、北京而傳到巴黎、傳 到歐洲；漢學硏究的着眼點已不僅僅是宗敎和孔子，歐洲人繼 而轉移注視中國古代的政敎、風俗和學術思想,而硏究的一個 主要方向，是中國語文的硏究與敎授。拓荒者利瑪竇對漢字的 認識是基礎,在這基礎上,17、18世紀又出了不少硏究成果；出 了一批有成就的、精通漢語的學者，如艾儒畧、金尼閣、柏應 理,傅聖澤、馬國賢、馬若瑟、宋君榮、錢德明、韓國英,以至伏 爾泰、萊布尼茨……；出了一些專集、一些字典，例如1718年, 馬若瑟的《中國語札記》,伐洛的《官話文法》等等。-41 -

到了 19世紀初，作爲漢學早期的中心－－澳門，歐洲漢學 的中心— 巴黎，已經是互相輝映的兩個光源。前者的代表人 物就是江沙維，後者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及的，給江沙維的 (Arte China》很高評價的雷慕沙。1840年11月18日，江沙維被選爲亞洲加爾各答皇家學會 的會員，里斯本皇家學院外地會員。（34）爲了表彰他的貢獻， 1872年，澳門總督親自主持了他的遷葬儀式— 最爲隆重的 儀式。1912年，天主敎會年鑑,江沙維列入名人錄中，都是實至 名歸的，他的成就的確是葡國引以爲榮的,澳門也應引以爲 榮。第四節第一位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瑪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葡人， 1810年在澳門出生，少時就讀澳門聖若瑟修院，是江沙維神父 的學生。粵語和官話都十分嫻熟,中文造詣頗高,畢業後在澳 門政府當翻譯官;許多中葡來往的文件都由他翻譯。1847年, 他應聘赴北京任法國駐華公使館翻譯。晩年回到澳門潛心硏 究漢語。瑪吉士最大的貢獻是用中文編著了《外國地理備考》一 書。16世紀中、末期以來，耶穌會敎士先後從歐洲運來不少書 籍,從利瑪竇開始，敎士們不斷把世界地理知識傳入中國，爲 中國測繪了不少地圖。到了今天,聖若瑟修院還可以找出瑪吉 士當年的參考書籍。《外國地理備考》全書20萬字，瑪吉士從大量的外文資料 中選材，以十分流暢的文言文寫成，備受中國學者重視，著名 學者陳澧親自爲它校訂。1847年—1848年被輯進廣州海山仙一 42—

瑪吉士著《外國地理備攷》。這是一本澳門土生葡人以流暢的中 文，於1847年寫成的書。它大部分被輯進《海國圖志》，對中國人 開眼看世界，對日本人的明治維新都有一定的影嚮。

《外國地理備攷》內文。

館叢書（35），後來又被輯進《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一卷。（附圖 八、九）此外，瑪吉士也著了一本《音樂要素》，並出版了。據說他 還編了一本中葡字典®，可惜未有出版。要淸楚《外國地理備考》的價値,先要淸楚《海國圖志》的 價値。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費了很大的氣力，在澳門搜集了世 界各國的資料,組織人力加以翻譯和整理，輯成9萬字的《四洲 志》。他的輯書的目的，是要讓那些還沉醉在天朝大國夢鄕中 的、那些睜着眼無視世界的中國保守分子開眼看世界。林則徐 被革職,非常失意的時候，他就把這些資料交托給志同道合的 魏源。魏源也深刻體會到要保國安民，讓中國人開眼看世界是 十分必要的事。於是他再搜集了 140種圖書，編成一部《海國圖 志》,後來幾番增補,到1852年，最終把《海國圖志》從60卷增至 100卷。是近代中國最早系統介紹各國地理、歷史、交通、貿易、 軍事、生產技術和文化敎育等情況的書。這本書對中國朝野震 動很大，梁啓超說:“中國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 始。”譽之爲“經世”之著作。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海國圖志》在日本震撼更大。1851年，它從中國輸入,知 識分子如獲至寶，紛紛爭購，還複刻、翻譯和加以訓點,三年間 翻印20多種。它對日本的開國、維新都起了相當啓迪的作用， 這本書不但是中國人和日本人開眼看世界的窗口，還是中，日 先進人物維新、變法的思想武器，是中國近代史、日本近代史 上,極具價値的一部巨著。就是這一部100卷的《海國圖志》,魏 源最後一次增加的20萬字中有12萬是來自《外國地理備考》, 佔新增的60%,比原書的最早的基礎部份— 《四洲志》還多 了 3萬字，可謂後來居上,足見瑪吉士的《外國地理備考》在魏43 —

源眼中的份量。該書內容上的局限性是難免的,但與它的積極 作用比較,它確實是葡國學者送給東方朋友的珍貴禮物。與利瑪竇、金尼閣、艾儒畧、江沙維等比較,瑪吉士的漢學 成就有下列特點：1、前者都是傳敎士，他們把西器、西藝、西學傳入中國，是 作爲敲門磚、隨手拈來,祇爲滿足中國人的好奇心，對那些講 義、地圖，都沒有特別的選擇;瑪吉士是翻譯官,他在鴉片戰爭 後，中國一步步淪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刻，他於1845年動手 寫《外國地理備考》,決不是隨手拈來,而是按中國人當時的迫 切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材,專爲中國人寫的。魏源認爲《外國地 理備考》書中,是最新、最完備的世界地理知識,決定在已有幾 十萬字的基礎上，再把瑪吉士書中的大部份，加進《海國圖志》 裏。很明顯，瑪吉士的寫作動機,決不單爲滿足中國人的好奇 心，而是適應中國人知識更新、觀念更新的需要的。《外國地理 備考》的寫作與出版，價値在於此,它在中國近代化、日本近代 化的歷史轉折時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瑪吉士的貢獻也在於 此。2、《外國地理備考》的書名，也很値得注意，値得探討。《外國地理備考》書上寫着:葡國瑪吉士著。那麼，爲什麼 書不稱世界地理?而要稱外國地理?比《外國地理備考》成書早 200年,艾儒畧也用漢文寫了一本世界地理，經中國文人楊廷 筠潤飾，書名爲《職方外紀》。“職方”，古漢語詞，掌管地圖、藩 貢的官名,“外紀”也就是順應中國統治者以天朝爲中心的大 國心理。但瑪吉士的書是寫於1845年的，他又不在朝中供職， 二者從年代、從身份都有所不同。我們從該書由當年的著名學者陳澧校正,以及輯進廣州-44—

海山仙館叢書這兩點可以估計,應中國出版人要求而寫的可 能性是很高的。當時，瑪吉士是個自由職業者，作爲一個通雙 語或多語的知識分子，他旣可受聘於法國駐華領事，自然也可 以應聘於中國出版人。筆者曾査詢本澳的圖書館，目前仍未査 到藏有該書。由此猜想,《外國地理備考》在澳寫作後，稿送廣 州出版，版權可能與本澳無關。3、從《外國地理備考》一書的文字功夫來看，瑪吉士中文 造詣相當高。即使有人潤飾，其本人的思維、表達形式是很富 漢語傳統氣息的，其語言的駕馭能力也是很強的。傳敎士們一 般受了西方敎育後來澳門學漢語，是成人學外語;瑪吉士是澳 門土生葡人，自小在粵方言區長大以及受敎育，後又到北京工 作,加上師承著名漢學家江沙維，自己又能編字典，他的思想 和語言的漢化程度可能比西來敎士高。錄該書地球總論開始 的一段文字讓讀者來欣賞：“夫地球原以土水二者爲本也。土則分爲或山或谷或島或 洲,或至研之磐石，或至細之沙泥;水則分爲或海或江或河或 湖，或莫測之淵潭,或極淺之澗溪。上下周圍，天涯到處,飛者 飛、潛者潛、動者動、植者植，而人類不離其地面也。”其文章結構、語言風格都是百分百的漢化!這是澳門土生 漢學家的手筆。完全沒有思維模式轉換、語言轉換的翻譯痕 跡，不是土生土長在中國人之中,是不可能到達這麼一個漢化 境界的。瑪吉士用漢文寫作的《外國地理備考》還給後人留下一份 硏究土生葡人思維與語言的樣本。45 -

六、澳門又孕育了英國漢學家的先驅——馬禮遜1798年，在英商不斷加強對華貿易的時候，西方基督敎新 敎又躍躍欲試，萌發一股到中國傳敎的強烈願望。要以東方人 口衆多的民族的文字來翻譯聖經，廣佈福音。馬禮遜牧師在 “中國有35,000萬靈魂”的召喚下，抱着和利瑪竇等早年來華 一樣的心情，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第一節 英國第一位著名的漢學家羅拔•馬禮遜(Robert Morrisonl780—1834)英國人，是 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牧師，比江 沙維神父大一歲，比他早七年去世,屬同一時期的人，可稱當 年在澳門編纂中外字典的雙璧。一爲天主敎神父,另一爲基督 敎牧師,分別以葡文和英文編成中、外文的字典,對澳門及後 來的香港、東南亞，以至歐美的漢語敎學和中、外文化敎育交 流，都作出一定的貢獻。倫敦傳道會給馬禮遜的任務:“有幸可以編一本漢語字 典”，“更有幸能翻譯聖經”。爲了完成這一重大的使命，他在倫 敦時，已開始作準備。首先，他訪得一位廣東人容三德當他的 漢語老師(Yung Sam-tak,王心治則譯爲楊善達)（36）。他又向 施賓塞伯爵借閱有關東方的書籍，向許多硏究東方的學者請 敎。其中最有收穫的，是他在英國博物館發現了一束中文文 稿,標題：Quatuor Evangelia Sinice,即中文的四福音，是 廣州帶來的。馬禮遜視之如珍寶，天天照着小心謄寫，成爲他 日後譯經的根據。46

1807年馬禮遜在英動身,1808年從廣州轉到澳門，爲了避 免葡萄牙當局發現他的身份，他祇能隱居在東印度公司裏，秘 密學習漢語。當年澳門是天主敎的勢力範圍。馬禮遜祇以東印 度公司職員的身份出現。他請得一位滿洲人高先生,和另一位 羅謙先生，敎中國經史之學。換句話說，馬禮遜牧師從容三德 先生那裏獲得孔子的一般介紹，進而隨兩位儒者直接讀四書 五經，開始接觸儒學。馬禮遜爲什麼要轉到澳門來學漢語呢？自從禮儀之爭引 致康熙皇帝禁敎,從1700年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百 多年間，天主敎在中國的活動已被取締。淸政府曾頒佈諭旨： “如有洋人秘密印刷書籍，或設立傳敎機關，希圖惑衆,及有滿 漢人等受洋人委派傳揚其敎,及改稱名字，擾亂治安者,應嚴 爲防範，爲首者立斬;如有秘密向少數人宣傳洋敎而不改稱名 字者,斬監候；信從洋敎而不願反敎者，充軍遠方。”可見馬禮 遜面對的是十分困難甚至是危險的環境。凡査出敎授外國人 學中文，也是死罪。馬禮遜在廣州秘密以高薪聘請了兩位敎 師,一位廣東秀才李先生，敎粵語;另一位來自北京的天主敎 士殷坤明(Abel Yun Kwanming),用拉丁文敎他官話及講 聖經。兩人帶着被淸吏査出的恐懼來授課，據說其中一位身懷 毒藥，決定隨時自盡也不願受囚牢之苦。馬禮遜慨嘆:“我的大 罪是學華文華語!”在這樣惡劣的政治條件下,他不得不回到 澳門來。1809年,馬禮遜在澳門結婚。1812年,淸政府又頒禁止印 刷中文基督敎書籍令。馬禮遜仍在重重困難中堅持學漢語、譯 聖經和出版中文敎義的工作。1813年，米憐牧師(William Miline)來澳相助,他譯聖經的願望終於逐步得以實現。在來 華的25年之內，除了譯出聖經之外，還作了他意想不到的貢-47 -

第二節歷史上第一部《華英字典》馬禮遜和利瑪竇一樣，深刻了解要在中國傳敎，他們必須 繼往開來、源源不斷地培養漢語人才。因此，他傾盡心血，寫下 不少供英國人學漢語、認識中國的書。1812年,他用英文寫了 一本《中國文法》(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28年，寫了《廣東省土話字滙》(Vocabulary of Canton Dialect)o而在漢學方面，馬禮遜最出色、最重大的貢獻，是他花了 五年光陰編纂的《華英字典》。從1815年到1823年,《華英字典》才全部出版，共六大本, 4,595頁的四開大本,它僅從《康熙字典》收進的漢字而加以英 譯就達四萬餘字了。1815年：出版《字典》第一卷；(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附圖七)o1819年；出版其第二卷的第一部份，書名爲《五車韻府》。1820年:出版其第二卷的第二部份。1822年:出版其第三卷，書名《英漢字典》。《五車韻府》的面世，已深得歐洲學術界的重視；整部字典 的誕生，奠定了馬禮遜作爲19世紀英國第一位漢學家的地位。 1824年，他被接納爲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他的好朋友和恩人、 被譽爲英國漢學之父的斯當東(George Staunton）（37通把馬禮 遜推崇爲“歐洲第一名中國學者”。（38）他的墓誌銘上也特別提 到他這一巨大的貢獻:"馬禮遜者，萬世不朽之人也。以勤學力 行,以致中華的言語文字，無不精通。迨學成之日，又以所得於 己者作爲《華英字典》等書，使後人之習華文漢語者，皆得借爲—48 —

1815年，馬禮遜在澳門用五年時間編成的歷史上第一部的華英字典。這一本書作為 他的功績寫進墓誌裡。

津梁，力半功倍。”（39）英美人士爲他立碑,把這不朽的巨著作爲英語系的第一 部華英字典與英國第一位漢學家一起載入史册。第三節譯作兼優,理論精妙馬禮遜的漢學成就還表現在他駕馭漢語的能力上。他用 中文寫作“其快捷通順一如中國人"。®他精通雙語，在翻譯上 有獨到見解,他對漢語的結構和表達方式有硏究，譯經時已體 會到利瑪竇用文言文，深奧而難成爲通俗的大衆讀物,經過精 密考慮之後，決定採用“三國志”式的文體，即淺白通順的文 言，（41）旣保持經文的古雅，又爲大衆所易於接受。當年，這個翻 譯文體問題上,在傳敎士之中，往往爭論不休。馬禮遜力排衆 議，果斷決策，正反映他對華人華語認識不淺。馬禮遜在翻譯實踐中,總結出翻譯工作的兩大“職責”。他 認爲:“其一是必須洞明書裏的意義而且領會原作者的精神； 其次則必須以誠信、明達以及典雅的文筆，表達原著之意義和 精神。”這些原則今天已成爲古今中外翻譯工作者的共識，成 爲翻譯學的基本原理。它比嚴復提出“信、雅、達”三條原則早 半個世紀。由於他譯文技巧高超準確，1817年隨阿美士德勳爵 (Lord William Pitt Amherst)出使中國時，由英皇呈遞給 淸仁宗的國書，都是由馬禮遜牧師譯成中文的。1823年新加坡 總督萊佛士(Sir Thomas Slamford Raffles)籌辦萊佛士學 院,特別委托馬禮遜牧師以中文草擬章程。®馬禮遜牧師在研究漢學方面的方法和體系，後來對英美 漢學家的影響都很深。世界知名的、中國學者也熟悉的“威妥 瑪— 翟理斯漢語羅馬字拼音法”創始人之一的威妥瑪爵士 -49 ~

(Sir Thomas Francis),對馬禮遜是衷心敬佩的。他本人是 19世紀世界著名的漢學家、語言學家，他最初學習漢語，就是 從馬禮遜的《五車韻府》開始的，他後來出版的華英字典也是 以《五車韻府》爲藍本。第四節第一所西式的華文學校一 馬六甲英華書院的創辦礙於政治形勢，當米憐牧師遊歷南洋考察之後，馬禮遜決 定把工作的中心轉到自由度較大的馬六甲。於是兩人向倫敦 提出一個"恆河外方傳敎計劃"(The Ultra-Ganges Mis- sion),它主要的精神是要在中國鄰近地區建立一個向華人 (主要是中國本土的華人及東南亞地區華人)傳道的總部。它 是一個長遠的、具體實施的計劃，包括辦學校、辦印刷所、出版 中文譯出聖經、書籍、出版中、英文刊物,最後是實現以華語舉 行禮拜聚會儀式和講道。該計劃是以馬六甲爲立足點，以中國大陸爲目標，依靠英 國殖民主義的力量,也像利瑪竇依靠葡國殖民主義勢力一樣。1816年，他們在馬六甲先建了辦公室和傳道人住宅。於 1818年11月11日舉行了校舍的隆重的奠基禮，由駐馬六甲的 英軍司令花喬爾(Major William Farquhar)主持。荷蘭太 守和司令官都有出席。學校命名爲英華書院。(附圖十一)在英華書院奠基前一個月，他們在米憐牧師主編的刊物 《印支搜聞》(The Indo -Chinese Gleaner)載了英華書院的 定名、宗旨、入學資格、經費、管理等章則。關於辦校的宗旨，是 這樣寫的：“本院設立以交互敎育中西文學及傳播基督敎理爲宗旨。 一則造就歐人學習中國言語及中國文字;二則舉凡恆河外方50 -

Capt.PJBegbie筆下之馬六甲英華書院（繪於1834年）它是第一所以教授 中文為目標的西式學校，比京師同文館的成立早了44年。

各族,即中國、印支及中國東岸諸藩屬之琉球、高麗、日本等民 族,其就讀於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語接受西歐文學及科學之造 就”。（13）從上文來看，該校培養中、英雙語人才的目標是十分明確 的,它也是敎育史上第一所以溝通中、西文化爲宗旨的學校。 它比京師同文館(1862年)早了44年。漢學家亨特(William C. Hunter)、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和第一位基督敎 華人傳敎士梁發、中國第一位基督敎牧師何進善(即何福堂， 孫中山的老師何啓之父)都曾在英華書院肄業。第一任校長是 米憐牧師。英華書院建於馬六甲海濱。入口處有牌樓,中間是校舍大 樓，兩側是中、英文印刷所。籌辦的費用相當龐大,首先由 創辦人馬禮遜捐獻1,000英鎊作開辦費，而五年內每年再 捐100英鎊作經費外，倫敦傳道會撥500鎊,東印度公司每 年捐常費1,200英鎊。他們又另外向美國、荷蘭各地捐款。 1834年,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專利權後,此筆常費由 英國政府承擔。“1825年，英華書院開始招收女生，也是中文學校收女生之 始。它比中國近代第一所女學堂經正女學(1898年)早了73年。該校的課程、敎材都是配合傳敎事業與英國在遠東拓展 商業的需要。學制仿西歐學校。英人佔領香港以後,1843年，它 遷到香港續辦至今，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它開基督敎會 在東方辦校之先河。馬禮遜逝世以後，爲了紀念他，廣州和澳門敎會中人士， 成立了馬禮遜敎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很 快就收集了 5,000元捐款。於1839年在澳門設立馬禮遜書塾 (Morrison School),開始祇有學生六名，包括容閩、黃寬、黃-51 -

勝這三位中國早期的留學生。1842年馬禮遜書塾遷港續辦。容 閔等11人隨校往港就學。1847年,三人也隨校長勃朗先生放 洋,得到接受西方高等敎育的機會。馬禮遜書塾遷港後，建在山上，這山也因人而得名，就叫 做Morrison Hill—譯作“摩利臣山”。學校由於接受美國敎士 影響與支持，港督拒絕給予資助,於1849年春結束。1955年澳門開辦了一所利瑪竇中學;1986年，澳門又重開 馬禮遜紀念學校。天主敎耶穌會和中華基督敎會同樣以辦敎 育的方式來紀念他們傳敎史上的偉人，自然也基於他們同時 在敎育史、文化史上所作的貢獻。第五節 馬禮遜爲後人架設橋樑馬禮遜完成了傳道會給他的使命，譯出聖經，編了字典，同 時促進了自己的漢學成就，又反過來不遺餘力地向歐洲人推廣 中華文化，介紹儒家學說。他對英國漢學的草創和對歐洲漢學 的發展，都作出了貢獻!《世界的中國觀》的作者忻劍飛認爲他 是19世紀英國,乃至歐洲,漢學的第一個代表人物。®首先，馬禮遜傾力搜集中國書籍介紹中國,爲英國、歐洲 漢學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早期的資訊。當他在中國潛居期間, 他曾經傾囊購中國書籍，幷冒險帶回歐洲有萬册之多。他在遺 囑中聲明，把自己的全部藏書，送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該學院是倫敦大學前身的一所學院，今天這批中文 圖書,藏於倫敦大學的“東方及非洲硏究院”中。其次，馬禮遜主編、倡辦和支持多份報刊的出版，向英國、 向歐洲提供中國和東方的新信息。1815年，他和米憐在馬六甲 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後來在廣州辦《廣州志乘》、《中 國叢報》，在澳門辦《雜文篇》……他在其中的《印支搜聞》、《廣52 -

由馬禮遜、米憐等編纂發行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中國第一份民報。

東紀錄報》和《中國叢報》上,差言不多每期均撰稿，介紹中國 見聞，引起英美學者的硏究興趣。有些讀者還寫信給他，詳詢 中國醫藥、園林問題。(附圖十二)1833年在廣州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不但是中國 境內最早的中文報刊，還是中國人開眼看世界的最早的窗戶。 鴉片戰爭前夕，林則徐組織人手，搜集資料，編成《澳門新聞 紙》，從中又分類整理,改寫而再編成《澳門月報》五輯,分別論 禁煙、茶葉、用兵、各國夷情和中國國情。（46）這些資料成爲當年 決策的參考，同時也是孕育其光輝思想“悉夷制夷”的養料。林 則徐所搜集的資料來源,大部份來自與馬禮遜有關的、以上所 介紹的報刊。馬禮遜是一個大力推動新聞傳播事業的人,與他 有關的報刊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當時正處於英殖民主義擴 張，鴉片貿易最爲猖獗時期,從政治、經濟、外交的角度去看， 他的報刊，帶有政治、經濟、軍事、情報的價値，因此,有些經費 由英、美商人提供，是理所當然的；而明智的林則徐，也採用了 它來爲反英侵畧的正義戰爭服務。另一方面，我們從社會、從 文化的角度來看,馬禮遜大力推動新聞傳播工作，也具有學術 資訊的價値，在當年中國閉關鎖國的情況下，這些涉獵面廣、 報導詳實的材料，至今仍十分珍貴。再次，馬禮遜深入中國捜集資料和潛心硏究，他通過著作 和講學，提高了英國人對中國的認識。1817年，馬禮遜寫了一 本《中國一覽》(A View of China),論述的範圍很廣,寫中國 歷代王朝的政治、疆域、宗敎和風俗，是當年西方認識中國的 通典之一。他回到英國，被邀到社團和敎堂演說和講道，他也 着重介紹中國，介紹孔子思想和中華文化，引起學者和信徒對 東方的嚮往。他還到法國去會見法國的漢學家，後來還提議牛 津、劍橋兩所大學開設漢學講座，促進漢學的硏究。53

英王喬治四世曾嘉獎他的“卓越和有用的工作”;1816年 英國政府曾任命他作使臣阿美士德的秘書兼翻譯；1834年又 任命他爲商務監督律勞卑的秘書兼翻譯。歷史是十分公正的, 儘管他在英國政府侵華的活動中充當了幫手,但不能抹煞他 在文化敎育領域的建樹。馬禮遜的事跡與利瑪竇有不少相似 之處，作爲精通雙語的歐洲學者，他們的成就的確是可以供後 人借用的、力半功倍的津梁。馬禮遜的生命是短促的，但他一生勤奮,經常帶病學習、 帶病工作，更勤於譯作。他和他的伙伴們在鴉片戰爭前後，再 一次向中國傳播了西方文化。基督敎的敎育如雨後春笋般發 展,在中國辦了不少學校，它的影響還遠遠超過了天主敎。羅 孝全、理雅各等牧師對太平天國革命也有深刻而直接的影響。 洪秀全、洪仁玕不但接受了洗禮，基督敎義直接影響天朝政 綱，洪仁汗的《資政新篇》，作爲太平天國的文敎政策，主張引 進西方文化敎育,倡議移風易俗，鼓勵民辦敎育;洪秀全的《原 道覺世訓》、《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與及《天條書》中的 內容不少是從基督敎義上搬來的，可以說是中國化的基督敎 義。七、澳門葡人的漢語課程從修院推向社會， 進入中、小學正規課程鴉片戰爭以後,澳門經濟上的繁榮漸爲香港所取代；政治 上由於1849年亞馬喇乘淸廷的頹勢，強行擴張，澳葡政府從 “寨内”自治、寨外被治而“終止了分立的主權制度，而將葡國 的司法權擴展至本澳所有居民。”⑥換句話說，是取得了澳門 的治權。-54 -

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化，在中、葡溝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行政和司法上，葡官員必須和操粵語的居民對話，同時必 須以官話以及中國禮儀和中國朝廷溝通;二、不少葡商移到香 港,葡童在以粤方言爲主要溝通工具的香港要接受漢語課程 才能適應香港的生活和在港工作。至此,本澳的中文課程就具備了從修院推向社會的客觀 需要。在歷史上第一所漢語學校— 馬六甲的英華書院成立 後半個世紀，澳門的中文課程才在官立、私立學校中出現。而 使這一客觀需要變成事實的，就是由於被譽爲“澳門功臣”的 漢學家伯多祿的努力。第一節被譽爲“澳門功臣”的伯多禄伯多祿•殷里基•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 1842 1912)是澳門第一任華務局局長,19世紀葡萄牙著名的漢學 家之一，也是土生葡人漢學家。®今白馬行街又稱爲“伯多祿 局長街”就是以他的名字和生前的職銜命名的。他一生熱心教 育，推動港澳葡章學習漢語,一人兼敎多校，編輯大量供葡人 學習漢語的課本,創辦商業學校。澳門伯多祿商業學校，也是 以他命名的。由於他致力中、葡溝通以及對社會慈善、公益等 各方面工作的顯著成績,逝世後，市政委員會追認他爲“澳門 優秀的功臣市民”。（49）伯多祿是聖若瑟修院超齡而成績優異的外讀生。他的父 親也出生於澳門，他是第二代土生葡人。1842年，鴉片戰爭後 二年出生，到了 14歲，還不會讀書寫字。曾一度隨叔父到曼谷, 回到澳門後才入聖若瑟修院讀書，當外讀生。伯多祿旣聰穎, 又十分勤奮，進入學校不久,即名列前茅，表現出色，受校方重 視。九年中他因成績優秀而獲得很多獎項;例如1863年1月獲-55 -

得哲學、物理學外讀生的優異成績獎;同年9月獲邏輯學、心理 學和數學的優異成績獎。被譽爲最突出的外讀生,1862年還未 畢業，就被允許到政府部門當中文翻譯，每月領工薪25澳元。 1865年1月，伯多祿以突出的學業成績畢業，政府公報上評定 他成績好而且具有很強的綜合能力。（50）伯多祿在聖若瑟修院受到良好的漢語訓練是十分幸運的 事。伯多祿在讀時期，雖然比名敎授江沙維任敎時晩了 20年, 但仍是江沙維的學生任敎的時候。那是一支參與編纂大字典 的隊伍，因此，還是聖若瑟修院漢語敎學的黃金時代。伯多祿 是1856年入學,1865年畢業的。五年後（即1870年）澳門葡政府 下令禁止非葡籍的傳敎士在澳門任敎,大批歐洲其他國籍的 傳敎士被驅逐出境。當年360名學生、800名居民聯名懇求政府 收回成命,結果葡政府還是一意孤行。1871年,政府派人任敎, “管理鬆弛,敎師資歷不足,320名學生僅得81人考試及格”。（51） 變成官校的聖若瑟修院，敎學質量一落千丈，敎育事業又一次 遭到政治手段的摧殘。伯多祿入學逢時,是該院獲名師指點的 最後兩名學員之一。1865年,伯多祿畢業後，正式被澳門政府任命爲翻譯員。 他曾一度往港,1870年回澳,再以優異的考試成績，獲首席翻 譯官的職位。第二節身兼五校的漢語教師據1890年後澳門政府出版的刊物《Directório de Ma- cau》所載，伯多祿一人兼敎:聖若瑟修院、聖羅撒葡文女校、 官立小學和商業學校。除此之外,還有他的正職：在政府翻譯部門培訓下屬翻譯 員。換句話說,他是身兼五校的敎師。由於他的熱心推廣，親力56

親爲，澳門的葡人中文課程,就打破了天主敎修院的壟斷，課 程推向社會層面，進入了葡童正規敎育機構。從此,澳門的葡 人中文課程不單是成人敎育的、實用文化知識的專科課程，而 且是中、小學基礎敎育的一個學科。這是澳門對葡人中文敎育 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它是在1884年在香港葡童學校開始的。葡 童在基礎敎育範圍內開始接受漢語敎學，時至今日，算來超過 百年歷史，可惜師資不繼,加上土生葡人滿足於口語的溝通， 他們的漢語課程也時斷時續，通雙語公務員始終不多。1865年，伯多祿考獲首席翻譯官的那一年,葡海事部長斑 道立頒令設立“一個有能力執行本身職務的華語翻譯組織”。 這組織孕育着譯員學校。伯多祿就是它最早的敎師和敎材的 編纂者。華務局內的翻譯學校也在他任內，憑1905年的法令而 宣佈正式成立。（52）1872年,政府第37號公報，任命伯多祿在聖若瑟學院敎授 漢語，它的課程包括：1 .粵語的文法和口語：2 .官話（即北京話Pekim）的口語；3 .中文的翻譯。這份官方資料，淸楚地記錄了當年政府繼承了的聖若瑟 學院的漢語敎學大綱，它旣反映了官話和粵語兼授的實際需 要，又說明口語和書面語同具價値。這兩點又是伯多祿編寫敎 材的依據，可惜這一培訓要求始終未跟得上社會需要，問題還 遺留到今天，培養雙語人才還成爲澳門進入過渡時期三大問 題的重要問題,外人是難以想像的。但是我們反過來看，就更 能體會到伯多祿的歷史貢獻了。他一人身兼五校敎席，敎男 童、女童;敎中學、小學，還敎成年人；敎基礎課程，又敎專業翻 譯課程;敎官話又敎粵語……澳門敎育史上，由於雙語人才缺-57 -

乏，他祇好承擔這一攬子的任務。可惜,在半個世紀後的另一 位熱心推廣漢語的高美士(L.G.Gomes),也同樣要承擔此一 攬子的敎學任務。他們同樣是能刻苦學好漢語,又熱心推廣、 苦心培育下一代的葡人。第三節澳門對外漢語教材最早期、最多産的編纂者澳門對外漢語敎學的對象,歷來都是以天主敎士爲主的， 聖若瑟兼收部份外讀生，也是與敎士一起同校接受敎育。漢語 課程推展到官校，擴展到葡童，除師資之外，必須有適合的敎 材，伯多祿也承擔了編寫敎材的重任。伯多祿最早編寫的漢語敎材是供香港葡童使用的，就是 1884年香港出版的《0 Círculo de Conhecimentos em Por- tuguez e China)這套敎科書供四年使用,前兩年敎粵語,後兩年敎官話, 每週六小時，每天上午9時至10時上課,經過實踐，覺得效果不 甚理想。伯多祿作出檢討之後，在1890年，翻譯了一位在中國 海關當書記的法國人寫的《公餘瑣談》，來作葡童新的漢語課 本。兩年後，伯多祿又爲敎材的編寫，作了更大的貢獻,從 1901年到1903年,先後出版了一套四册的漢語敎科書:《Lin- gua Sínica Fallada》第一册《詞彙》(Vocabulário )1901第二册《改良課本》(Lições Progressives) 1902第三册《聖諭廣訓》(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 )1903 第四册《常用短語，口語和標準會話》Frases Usuais,Diálogos, e Fórmulas de Conversação) 1903一 58

1903〜1910年，伯多祿又受聘爲官立中學(即殷王子紀念 中學的前身)的中文敎師,他再一次在總結漢語在葡童中敎學 的經驗，按1907年3月22日政府的法令,要求在葡文中學設置 漢語第二階段課程的要求，又編譯了一本新敎材:《敎話指南》 (Bússola do Dialecto Cantonese)該書在 1912年出版，以後 又有重印。1912年伯多祿體弱多病，但他仍十分努力工作，直到逝世 前六個月,身邊還有一位文案(53)幫助他編書。《敎話指南》就是 在這情況下完成的。該書分中、葡文各一册，他在序言中寫道： “閱數月而成書”。還有一套供小學用的，名爲《國文敎科書》 (Literatura Nacional)。這兩套書分別供中、小學用,是配套 銜接的，是他的最後遺作。在編輯和出版敎科書上，伯多祿的熱衷和多產是空前的。 與19世紀在澳門出現的其他幾位漢學家比較,江沙維以漢語 敎學法與漢洋字典的編纂揚名於歐洲,馬禮遜以英華字典而 奠定英國漢學之父的地位。瑪吉士以《外國地理備考》而影響 東方近代的變革。伯多祿以多套漢語敎材，和身兼五校敎席而 成爲促使漢語進入中、小學課程的先驅。葡、中兩國的民主革命，先後在1910年和1911年,這一歷 史巧合又爲另一歷史巧合創造了條件。在政治轉折的年代,澳 門華人出現了著名的、進步的敎育家陳子褒，他編寫和出版了 50多種婦孺新敎材，這些澳門本地出版的中文課本也是從19 世紀末開始的，與伯多祿編輯和出版的時間基本相同,都是適 應新形勢培養人才的需要。但二者的源流各異。陳子褒所編的 課本，走向通俗淺白，棄文言採白話。而伯多祿卻沿着敎士漢 學家的傳統,引進歐洲漢學家的譯作，文言詞語仍爲主流。例 如在《國文敎科書》第一册，供葡國小學生初學的前十課，已經 _ 59 —

出現“指爪”、“眉目”、“林茂”、“村舍”等詞，後來也有不少文言 詞語,如“良朋至”、“我爲將”、“彼爲兵”、“朝來誦習，夕去遊 散”等。但是，細心閱讀，它又吸收了不少白話文的詞語和表達 方式,實不失爲葡國小孩學漢語的淸新敎材。例如“春風吹”, “池草靑”，“我迎客”，好哥哥”，“好弟弟，”“天氣晴明”，“學堂 放假”等又與中國民初的白話文讀本有相近之處。從現有的史料看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門當地出現自 編敎材的第一次歷史熱潮,正是陳子褒和伯多祿各自努力，而 又互相輝映，合力推出的一個高峯。第四節伯多祿的漢學成就以及對澳門教育的影響伯多祿一生以翻譯工作爲正職。1862年即以學生身份兼 任翻譯,1885年升任澳門第一任華務局局長，直到1892年因病 獲准退休，任翻譯工作長達30年之久，但與他一生結下不解之 緣的，還是敎育事業。伯多祿一生十分勤奮，長期是翻譯、敎 學、編書集於一身。從1872年任敎漢語,先後在一院一局三家 中小學任敎;從1884年起至逝世前6月，持續爲編寫漢語敎科 書努力不懈，前後足足40年。他倡導辦商業中學，推廣漢語，特 別推廣官話，熱心向葡籍人士推廣中華文化，促進中葡雙方的 溝通，促進相互的了解和合作，也促進了中葡文化的交融。他 的貢獻又反過來促進了他本人的漢學成就，成爲澳門歷史上, 對漢語硏究最精細、最有系統的專家學者,不愧爲19世紀葡國 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1、對漢語作了精細、科學的研究伯多祿學漢語，是從本澳天主敎士硏究的成果中學習的, 同時他又充分分享了 19世紀歐洲漢學的成果。在澳門可以買—60 —

到的漢學專著已經不是鳳毛麟角,而是成批出現，出版的地方 除歐洲各國之外，香港、上海、日本、果阿、新加坡……都有出 版。一位賈爾斯(H. A.Giles)敎授所著的有關學漢語的著作， 在廣吿介紹中，已有18本之多。這些書的作者包括了漢學家、 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敎士，還有各國的外交使節，也出版了一 些相當實用的、對中華文化和漢語有比較深人硏究的書，其中 經過使用效果良好的敎科書也不少。伯多祿能廣泛接觸前人 的著作，也翻譯了三部內容較豐富的歐洲敎材,自己對漢語的 認識也不斷充實和提高。他在1902年編寫的一套四冊的漢語 敎科書中，第二册第48頁，就有一課專門介紹漢文的，比較準 確地分辨漢人、漢文、滿洲人、旗人、滿文、滿洲話等一系列歐 洲人過去在學習中混淆不淸的詞滙。伯多祿在1911年編寫、1912年出版的《國文敎科書》中，對 漢字的分析也十分精細，不但每個生字給予編號，而且每個偏 旁部首也加以編號，還有羅馬標音和葡文詞解，處理很精密。在語音方面,除了一套較爲完整而統一的羅馬拼音符號 的運用之外，伯多祿在1911年編寫的《敎話指南》中，對粵語的 聲調，也分了上平、上上、上去、上入、中入、下平、下上、下去、 下入九聲。在漢字結構方面,多套課本，都作了八種筆劃的介紹，作 了 214個偏旁部首的介紹，作了漢字配詞的介紹。《敎話指南》 看書名好像是會話課本，但實在是有豐富的敎學內容的。例如 398-399頁裏,一個“會”字，就介紹了以下的實用詞語:"敎 會、會館、相會、會客、出會、大會、唔理會、唔會意、我去知會 你。”看來比之17世紀利瑪竇時期的認識，有所增新,進步很 大，口語還十分地道。他對粵語和官話二者之間的使用價値問題和敎學選擇問—61 -

題也有較全面而準確的認識，較中肯的分析，他是具有推廣官 話的遠見的。2、選材全面，內容充實伯多祿對中華文化有較深的了解和硏究，他選入的敎材 中，有關認識中國的內容也比前人豐富和充實得多。這些認識 已從點到面,從表象到本質,從單向到多元,從籠統的中國人 而到分淸漢、滿、蒙、回……，具有一定的綜合概括和系統分析 的能力。例如，他在介紹中國封建敎育和科舉制度，十分內行; 列舉中國的敎材從三字經、千字文、到四書五經，無一遺漏。他 不但介紹漢族的禮儀風俗，還作了滿漢的對比，從漢人婚禮的 龍鳳通書、鵝籠酒盒到滿族的大紅呢官轎迎親,漢人用的是錫 鐵頂子叫作滿天星官轎。特別對外交上的知識，更細緻齊全。對於天主敎在中國傳敎300年,爲什麼入敎人數還那麼 少?這是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在課文中也有涉及。他提出兩個 原因，一是因爲有孔子思想,二是中國有大國的驕傲心理。可 見伯多祿對問題的觀察是有一定深度的。建論廣訓》是萬字的文言文（附圖十三），內容涉及中國的 法律、政治、經濟、社會、道德論理、敎學、科舉風俗民情等各個領 域的，他敢於選譯作課本，也可見他對中華文化的深刻理解。（54） （詳見拙作《〈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3、伯多祿有豐富的教學經驗，編出質量較高的教科書伯多祿編的敎科書,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有粵語的、有 官話的，有單册的、有全套的，有分科的、也有綜合的,有學生 用的，也配有敎師用書。數量之多，可與江沙維比美。但江沙維 較專注於字典，伯多祿較集中於編敎材。最難能可貴的，是伯多祿對編成的敎材，能不斷總結,不 斷修訂。他把自己的知識、素養、經驗都傾注到編寫中,傾注在—62 -

葡譯《聖論廣訓》扉頁。土生葡人漢學家伯多祿，把萬字的文言文譯成葡 文，以清皇帝的訓論作為教材，培訓官方翻譯人員。

培養下一代的敎育事業上,是十分値得敬佩的。伯多祿所編的課本一個突出的地方，是敎材的系統性和 組織性。在他最後編寫的《敎話指南》中，表現得較爲明顯。他 在“備忘”中說明，他編澳門官校中、小學的漢語敎材,注意到 以下的問題：1 .它有一個總的培訓目標:能說流暢的粵語;可閱讀及 理解中文商業文件;可以獨立寫簡單的商業信件及家信;可用 官話與人交談;並且掌握中文文法槪要;掌握拼音知識、掌握 會話和會談的方法技巧；學習2,533個漢字。2 .有分級的具體的培訓目的,分級的敎材和分期的敎學 進度。3 .書面語與口語結合，粵語與官話結合，注意培養聽、 說、讀、寫等基本功。4 .識字敎學是初學的主要內容，最高階段以語言的運用 爲核心環節。5 .語音、語法、詞彙各成系統，各年級有所側重,但又渾 爲整體，反覆鞏固，綜合運用。6 .結合培訓的社會要求，有的放矢。中、小學以培訓商業 人才爲目的；政府翻譯部門以培養外交、傳譯人員爲方向。7 .注意到循序漸進、培養興趣、反覆練習等敎學原則，也 注意到一般規律和特殊語法現象的分析。重視標準例句和常 用公文程式的敎學。以上各點，可以看到伯多祿編著敎科書的槪貌。它在一定 程度上達到19世紀敎育科學的新水平，爲澳門的葡籍中、小學 生，爲華務局專科學生學漢語，提供了有一定科學水平的好敎 材。-63 -

八、華務局翻譯員課程及其出色校友高美士從16世紀末至19世紀末,300年間在本澳湧現的雙語精 英，如利瑪竇、艾儒畧、金尼閣、郭納爵、衛匡國、柏應理、殷鐸 澤、宋君榮、……以及後來的江沙維、江沙維的學生瑪吉士，無 一不是從天主敎修院、特別是耶穌會敎育中培養出來的。前面 所述的,在澳門政府創辦華務局華語課程的伯多祿，也是江沙 維的再傳弟子，是聖若瑟修院華語課程的高才生。第一節官辦翻譯員課程直到本世紀初,澳門政府華語課程的設立,才開始了官辦 的、非宗敎的雙語人才培訓。這是官辦華語敎學的一段新的里 程。1905年,澳葡政府按照實際需要頒佈法令,開辦一所培養 華語傳譯員以及硏究中文和廣東方言的學校,實際是讓已在 運作的、在工作中培訓人員的翻譯部門正名爲學校。法令頒佈 於1905年7月22日，實際上可能沒有落實,沒有史料證明法令 產生明顯效果,而直到1914年，葡萄牙民主革命勝利後四年, 政府重申設立學校令，該課程還是計劃“在一個室内運作。”(55)儘管課程如此，但它的學制完全要依據語言敎學的客觀 規律，有相當的年限,有考核制度以保證人才質量以及實際能 力的養成。學制分兩期，第一期爲五年制的二等傳譯兼翻譯員 課程；第二期爲三年制的一等傳譯兼翻譯員課程。兩期前後銜 接。（56）課程以敎授華語爲主，但也設中國地理、歷史、政治等科, 還有向爲培訓外交人員所必須的中國禮節知識，特別是中國 官方禮儀、儒家思想,以及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對外關係和—64—

所簽訂的條約。這些都是必修的內容。20世紀初,中葡外交、外 貿關係的需要，除本澳公務，香港事務兩處，澳葡政府還需要 向北京、上海、廣州三地提供通雙語的領事館工作人員。這個澳葡官辦的漢語課程並沒有因爲客觀需要而有所發 展,學生來源長期短缺,在學期間不薄的津貼也沒有吸引力。 從1914年到1944年的30年間,該課程每年學生祇有幾個人，最 高峯是1925年，也祇有七名學生報讀，其餘各年都不超過四 人，到了1944年，竟連續17年無人問津！澳葡政府官立的華語翻譯員培訓課程到70年代才恢復， 並於1976年易名爲技術學校。眞正名副其實的具學校規模，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事 了。那是由於中葡就澳門問題的談判開始,入讀翻譯課程者才 不斷增加。1986年經過改組，成爲“語言及翻譯學校”,爲澳門 進入過渡期培養雙語人才，承擔全新的歷史任務了。第二節高美士與中葡文化結不解之緣高美士(Luis Gonzaga Gomes 1907—1976)澳門土生 葡人,幾代居於澳門，父母均爲知識分子，自小受中、葡兩種文 化的薰陶，加上終生勤奮,成爲華務局翻譯員學校最出色的校 友。高美士的父親，祖阿甘•高美士(Joaquim F.X. Gomes) 原是小學敎師,後來當路環學校男童部校監；母親莎娜女士 (Sara C.Encarnação)也是小學敎師，並投身宗敎活動，曾 任路環學校女童部的舍監。高美士有一兄二姐,一起長大於文 化氣息濃厚的家庭，他姐姐精通音樂，對他影響也深,他也曾 被送到巴黎學習音樂。因而，他自小受歐洲古典的音樂藝術薰 陶。-65

另一方面，高美士家居議事亭前，與同善堂舊址毗鄰。他 與澳門本地華人有充分的接觸,從小深入華人社會的通俗文 化，直接接觸粵籍人士，對粵語的溝通能力較好。當年，同善堂的活動中，除救濟貧病無殮者之外,還以宣 揚聖敎爲宗旨，每月初一、十五、像大陸各縣、各鄕一樣，聚衆 宣讀《聖諭廣訓》，推廣儒家思想，進行社會道德敎育。《聖諭廣訓16條》是淸康熙帝1670年制定和頒佈的。最初 以此來規範八旗子弟及直省兵民人等，後來全面推廣。雍正年 間，還衍譯成《聖諭廣訓萬言諭》，成爲一份官方強制性的社會 敎育宣講材料，不但定期向老百姓宣講，還成爲科舉考試範 圍，童試要默寫其中“百數十字”的依據。（詳見拙作《〈聖諭廣 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同善堂於1892年在議事亭前地14號建成二層高的會址, 1896年御史譚鍾麟親筆撰寫的同善堂碑文中，寫道:“若僻在 海隅,中外雜處而能體天心，宣 聖敎,惠群生，愛物仁民，情 意懇摯,如嚎鏡同善堂者,猶有袁士之遺風。”碑文記載了同善 堂在淸末沿襲定期宣講《聖諭》的社敎活動。1903年,（高美士 出生前四年）伯多祿參考英文,法文本,把《聖諭廣訓》譯成葡 文出版，作爲培養澳門公務員學習中文的課本,在高美士少年 兒童時代，這本書祇在極少的土生葡人之中流傳，而高美士卻 有天時地利與人和，可以定期到毗鄰同善堂去直接聽中國人 宣講《聖諭》，直接去理解儒家思想。還有値得一提的，高美士旣是澳門官立利宵中學的學生, 但又入讀澳門的華文學校,大約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曾 在大廟頂14號的漢文高、初兩級小學就讀，至今還保存了他 與漢文的同學的合照。(57)漢文小學成立於1915年，作爲澳門英 文學校的姊妹校，英文學校於1914年爲郭杓所創辦，次年成立—66—

漢文部,即漢文學校的前身,漢文學校的校長爲孔宗周,辦學 嚴謹，校譽很高,但相信像高美士那樣，的澳門土生葡人入讀的 不會很多。與本文上述的兩位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伯多祿來比 較，高美士接觸中華文化,接觸本地華人、更長期、更直接，也 更深入。我們追尋高美士的學術足跡，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 文化，在他少年兒童的心田裏先後萌芽，成長和開花。高美士 在畢生努力的追求中，鑿開了中、葡文化的牆壁,使雙向透光， 加強之中、葡人之間的溝通、了解與合作，在促進中、葡文化的 長期的潛移默化與融和中，作了出色的貢獻，也作出了榜樣， 特別是在民間通俗文化方面，尤其突出。高美士畢業於官立中學之後，入讀了五年制的華務局二 等傳譯員兼翻譯員，五年表現平平,被評爲“從來不是一名優 秀學生”。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升讀一等傳譯員兼翻譯員課程 之後,1930、1931兩個學年，均以僅僅合格的總分,得以升級； 而到畢業試的第三年，因爲華語口試和筆記成績較差,被考試 委員會評定不及格。按理就不准畢業的，後來還是政府的法律 顧問質疑學校規章，是否讓學生的法語和英語的成績一並計 算到總平均分內?。考試委員有的接受法律顧問的分析與建 議，但還有一名委員提出：“憑良知說,對這名學生進行過考 核,看他測試上的表現,本人認爲他是不及格的，因爲對華語 的認識是翻譯員專業學歷的基本條件。”當然這位委員還是作 爲有紀律的公務員，服從了上級的命令。(58)從史料來看，作爲華語譯員,高美士畢業成績是未符合培 訓目標的。但是，一試不能，也不應評定終身，高美士終身的成 就是應得到較高評價的。十分可惜的，我們不知道當年敎學的 要求,不知道師資的來源和官用漢語的具體情況。本世紀前3067 -

年,中國大陸也正面臨着文言文與語體文的新舊交替和走向 成熟的階段,澳門官方翻譯至今仍沿用不少文言詞語和句式, 我們可以想像高美士在讀的年代，華務局的漢語敎學，必然是 以文言文— 甚至是耶穌會士來華開始,聖保祿、聖若瑟華語 課程的中國官方詞語爲源流的文言文爲敎本，與高美士讀於 漢文小學的白話課文有相當距離；其次，粵方言與漢語書面語言又有另一段距離，我們可以 從1941年高美士編著的《粤葡辭典》中,看到一些今天我們也 難以理解的方言，時間和地域不同，族群與階層不同，語言文 字的隔膜總是存在的:例如《粤葡辭典》第10頁粵語一掩的 焙手(âm-têk-pui-sâu)葡語是 gratificar, subornar，意思是 賄賂。筆者是30年代出生的廣東人，也眞的無法聯想得到。可 推想,當年高美士與他華務局課程的漢語敎師之間是否也有 難以溝通之處？不管怎樣，高美士正處於中國大陸文言文過渡到白話文 的歷史時期的雙語人才,是廣泛深入接觸澳門華人的一位通 曉粵方言、鍾情中國民間藝術、通俗文化的漢學家，他有着自 己獨特的成就。第三節另闢蹊徑雙向推廣中、葡文化差不多認識高美士的人都同聲肯定，他是一個十分勤奮 的學者。他的知識絕大多數是勤奮的積累，被葡人社會公認是 自學成材的典範。高美士內向、寡言、不善辭令，也不苟言笑，讀書與音樂是 他的良伴，他和姐姐都沒有結婚,家中充滿書香和樂韻。他每 天工作很多，在工作中，他也和文化藝術結下不解之緣。除了擔任翻譯員之外，他從事敎育工作幾十年，由於他懂—68 —

葡、英、法、意文，更難得的是長期硏習中文，嚮往漢字,醉心中 國民間風俗、工藝，還有濃厚的、窮一生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更有一股雙向地推廣中、葡文化的熱忱和毅力,因此他承擔了 許多與文敎藝術有關的職務，而在不同的崗位上，分別作出了 空前的貢獻，處處看到他辛勞奠下的基石,常常感到他智慧的 閃光。他在官立中學任敎20年,敎英文、敎中文。他主動獻議校 方開設中文課，不管學生祇剩一個，也認眞地上好每一堂課； 他還當過伯多祿小學（即今商業學校的前身）的校長，當過敎 育行政當局的代監察官。爲了培養適應澳門郵政需要的公務 員，他又被聘爲郵政電訊廳職員專門課程的導師,敎授中、英 文課,還爲這個課程特別編寫了一套四册的敎科書,今天成爲 郵電司珍藏的歷史文物。6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爲外事需要,委托澳門南光公 司在澳設班培訓葡語人才，高美士也一度出任敎席，八、九十 年代的中國駐外領事也有他的學生。因此他不但本身是雙語 精英，而且在敎育園地裏也培養了不少雙語人才。1962年,他擔任市政廳副廳長、市政廳圖書館的代館長， 愛書如命的高美士在1963年一年內，獨自一人處理了書庫送 來的232箱文件，撿出珍本,分類整理，按字母排列，爲8,505本 書配上索引咕片,同時開箱取出13,476本書籍，分類處理。(59)在整理歷史檔案方面，也由於他通曉中葡雙語，責任也落 在他的肩上,從1955年到他逝世的1986年，他的努力一直在開 花結果。其間有莫名其妙的擱置、停工的命令，一旦恢復工作, 他又全神投入於艱巨的整理工作中，1964年,高美士恢復了 1941年停頓下來的檔案出版，並連續印行了二十四卷,花費了 不少心血,據他的好友回憶，他往往幹到通宵達旦。69

高美士 1965年出任澳門的國立圖書館館長（即今中央圖 書館前身），由於他的灼見眞知，眞正懂得文化的價値,他費盡 心力保存幾萬册葡語和其他外語書籍，並增設了中文部，使保 存文獻遺產,豐富居民文化兩個職能都得到實現。他還爲書籍 文獻的保存和新館的設立作出不懈的努力，使那些好像雜物 房中那樣堆積的、雜亂無章的、塵封的廢物能得到“開發”，成 爲今天政府圖書館中最有價値的館藏。高美士又擔任過賈梅士博物院院長，賈梅士學院報的創 辦人和主編,當復興雜誌專欄主筆、復興報紙的行政幹事、澳 門新聞報的總書記、澳門文化會幹事、文物保護委員會主 席……等等。事實上他是個十分勤奮、埋頭實幹的學者，絕非 徒具虛名、掛名而無實的人。例如他主編的賈梅士學院報，在 本地和外地均暢銷，直至他逝世那一年，共出版了九卷，每卷 又分若干部份，每部份幾乎都有他的文章。又例如他任文物保 護委員會主席期間,曾列出一份在澳門必須加以保護的、有文 化價値的淸單。作爲一個音樂的愛好者，他熱誠參與組織，參 與演奏（他曾當第二小提琴手）和演唱，但會後他還執筆在報 刊上寫評述，言之有物，作內行者的抒懷。他公餘埋頭譯作，還 曾爲戲院譯中、外文字幕，一天做別人幾天的工作。勤奮、愼思、專注、博學而認眞，是高美士成爲20世紀中本 澳一枝獨秀的漢學家的成功元素，也是從他身上體會到的學 者的美德。20世紀80年代中，在中國將於本世紀末在澳門恢復行使 領土主權的時候,不少葡人紛紛聯想到高美士以及他的貢獻 和遠見，想到他一生勤奮所創造的價値。高美士工作過的圖書館、歷史檔案室，他敎過的土生、中 國人,他譯著的書籍,似乎都在過渡期中承擔着歷史的重任。—70

儘管高美士編的字典、辭典有欠規範、不成熟之處，儘管高美 士的敎學方法不夠靈活生動，也不是有聲有色的表情十足的 敎師,但他作爲澳葡管治期內最後一位土生葡人漢學家，是那 麼難得，令人欽佩！1987年,澳葡文化學會舉辦了《高美士》圖片資料展覽會， 會上展出了他的論文著作197種，包括對中國、葡國、澳門的介 紹，並有中葡關係史，涉及馬六甲、帝汶、日本……之間幾個世 紀的貿易往來，涉及西班牙、荷蘭等在中外海貿方面的歷史， 還有音樂的著述和推介評述……從展覽中，誰也不會懷疑高美士的博學多才，興趣廣泛以 及寫作的勤奮，而筆者從400年來澳門先後出現的多位漢學有 成就的，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作出貢獻的學者的對照比較中，十 分明顯地體會到高美士站在中、葡雙源文化的交叉點,他硏究 雙源、熱愛雙源，更熱心去作雙向的推廣。高美士以葡國學者之心去滿足葡國人的好奇心,望葡人 像他一樣認識中華文化,他一生著作中，最大量的是介紹中 國，旣有槪括性的歷史、政治、法制、宗敎、社會、經濟、文物、風 俗、文化思想的槪述,更多的是具體的推介，上至中國曆法與 天象硏究，下至玻璃製法;旣介紹中國的古代建築、陶藝、雕 像，又介紹中國當代的食品、鞭炮、遊戲，節日花燈、街頭販賣; 甚至竹器、玉器、中醫、中藥都有專文描寫。由於他與華人有廣 泛的接觸,他對儒家倫理道德有較深的體會,因而他往往在作 品中，不但介紹了中國社會、社群和家庭，還特別介紹了二十 四孝行故事以及一些孝道古訓，並把它一一譯成葡語。筆者曾 詢及80年代始學中文的年輕土生葡人,其中不少也畧知二十 四孝故事。他寫得最多的題目，是中國的民間風俗，包括節日，如中—71 —

土生葡人漢學家高美士把《三字經》譯成葡文。每句也用三幾個葡文實詞譯成韻語 難度頗大。

秋、端午、甚至七姐誕（即乞巧節）;民間傳說，迷信祭祀，雅的 有“詩、書、畫”的關係，俗的有“風水時辰八字”……這些文章 的讀者,不但是澳門的葡人及土生，還有葡國— 歐洲的讀 者。爲了深層介紹中華文化，高美士還花了巨大的精力，把一 些他特別有興趣的中文書籍譯成葡文,這也是他所作出的最 有特色，最有價値的貢獻,其中難度較高的有：1 .葡譯《三字經》和《千字文》《三字經》是我國古時流行的蒙童通俗讀物，每句三字、編 成韻語，容易上口，便於記憶，相傳由宋人撰寫,1928年由著名 學者章炳麟重訂。本世紀初,澳門一般學塾，家庭還敎給小孩, 是十分流行的啓蒙讀物，老一輩大多能朗朗上口,背誦:“人之 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附圖十四）1944年,在本澳出版了高美士翻譯的《三字經》。這是高美 士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作出有價値的貢獻。《三字經》雖說是 啓蒙讀物，但涵蓋上古至明代歷史，貫徹了儒家倫理道德,涉 及不少社會知識,也包容了不少典故。高美士不但能譯出基本 內容,還着意用最少的詞語組句，每行盡可能也用三個實詞, 來表達漢語三個字；也盡可能譯成韻文,讀起葡文也有《三字 經》的神韻,另注釋125條。在形似、神似以及闡述方面,的確作 出了努力。《千字文》更是澳門家喩戶曉的讀物,是“白鴿票”上的文 字。《千文字》選用前後絕不重復的1,000個漢字結成的韻文。 （當今版本實爲999字）內容側重科學，舉凡天文、地理、歷史、 典章、道德修養以及日居飮食、農業生產……等均有知識的介 紹以及行爲的勸勉規範。高美士也把它譯成韻文，並加以注 釋,介紹給葡人。72 —

2 .葡譯《澳門紀畧》《澳門紀略》是第一部中文澳門槪況的介紹，由兩位淸代 澳門地方官執筆,以文言文寫成，還附了許多揷圖，兼有地方 誌的系統內容,以及海防邊陲,外人允准居停生息繁衍的地方 特色的描叙。直至今天，還是我們了解澳門早期歷史的權威性 著作。高美士不畏艱辛,50年代初開始把它譯成葡文，讓葡人 能通過譯本了解中國方面對中、葡在澳門早期的交往和雜處 的經過。全書近300頁，還引入了原書的揷圖,1979年在里斯本 出版。此書在中葡文化的溝通上肯定會起到十分積極的作用。關於澳門，高美士也寫了大量文章,到底澳門的華人社會 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份，介紹澳門的風物,實質也 是介紹東方文明。高美士撰文叙述澳門歷史、文化史、地名由 來、風俗習慣、名人葬禮、鏡湖醫院的淸明禮儀,旣介紹官辦的 賈梅士博物館、中葡官校，又介紹華人開設的當鋪,路上的黃 包車，更作澳門人的思想比較,澳門人的族譜……爲歐洲人介 紹了澳門的種種。關於向澳門人介紹葡國文化方面，高美士也盡了心力，他 撰文介紹葡國英雄的童年故事，寫葡國歷史，不過都是以葡文 來表達的，讀者以澳門的葡人和土生爲主，中國人閱讀的不 多，他也譯了一本葡文書給中國讀者，可見其促進中葡人士雙 向了解的誠意。40年代末，高美士與居澳的中國文人張翼之合作,中譯了 《葡國魂釋義》。《葡國魂》是葡國詩人賈梅士的傑作，是以古葡語寫成的 史詩。爲了讓這部史詩得到普及，約翰•巴路士把艱深難懂的 詩句,以現代葡語的散文形式譯出,以表達詩人的思想感情, 這本改寫的文集命名爲《葡國魂釋義》。高美士與張翼之一起,-73

把它再翻譯成中文，這一來,就可以讓中國人了解賈梅士的心 聲。儘管影響面很窄，也是一次溝通兩種文化的有益的嘗試。高美士也編寫了一些讓葡國成年人和中學生學中文的課 本。他專爲郵電職員聯繫工作實際編寫課本，主要目標是使學 員與居民直接溝通。課本以敎粵語爲主，課本分三欄對照。（附 圖十五）第一欄是葡文本意，中欄爲粵語譯文，第三欄是中文 的標音。很有特色，也十分便捷。在官立中學敎授基礎中文時，高美士直接採用當年坊間 中文小學的課本。因此，部份接受過他敎授的土生葡人，至今 還能背誦“看看看，看新書,新書好看……”可惜土生葡人自小 能聽、說粵語，對中文的讀與寫，在80年代前，在澳門葡人社會 中實際需要不大，因此，學習的動機不足，眞正掌握的很少。而 像高美士那樣孜孜不倦，精通中、葡雙語的葡人,400多年裏, 始終是鳳毛麟角。官立中學的中文課程也是因爲選修的學生 越來越少而取消的。但在學生的心中，深刻留下高美士熱心雙 向推廣中、葡文化的影子。高美士的粵語，是從身邊朋友中學習的，相當地道，也夾 雜中山口音和俗語粗言,以及民間的”習非成是”,不少還具澳 門鄕土特色，讀來傳神。試從高美士編著的粵葡辭典中選些詞語，供讀者硏究。其 中“年三晩”可能是“年卅晩”之誤,“矮得齊”的“齊”也可能是 “滯聲”之類。粵語九聲難度高，不能苛求於外籍人士。（附圖十 六）74—

高美士專門為郵電廳職員編寫了一冊學中文的課本。葡中辭義相對照，用拉丁文字為粵語 標音。

筆者集高美士編《粵葡辭典》中一些典型詞彙，其中粵語釋義頗為地道，個別“石岐音” 尤其傳神。

結 語培養一定數量的雙語人才，是澳門社會400年來的客觀需 求，澳門敎育工作在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過程中，可以分爲三 個階段：第一個時期。創建階段。即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羅明 堅、利瑪竇等天主敎耶穌會傳敎士在澳門自學漢語開始到聖 若瑟修院兼收外讀生之前。敎會急需大量能通雙語的敎士派 進中國遼濶的大地開展傳敎活動。這時期葡方的外交、外貿的 傳譯工作，也都由通雙語的傳敎士兼任。傳敎士的文化素質較高，學習的動機強烈,先集中在澳門 學，再深入到中國內地，直接在華人華語中浸淫,他們對漢語、 對中國、對中華文化的認識，都達到了歐洲人認識的新水平。這一階段，是以聖保祿學院的創立爲標誌,漢語首次成爲 歐洲式高等學府的課程,以利瑪竇的《中國傳敎史》爲代表作, 以200人的敎士漢學隊伍的造就和一批敎士譯作和通訊作爲 成果,而樹立敎士漢學在東方萌芽的里程碑。澳門開始發揮基 地的作用。第二個時期。一個敎學制度初步建立，適應社會需求的穩 定階段。從聖若瑟修院兼收外讀生到鴉片戰爭前後。這一時 期,澳門經濟上的黃金時代與天主敎在中國傳敎的黃金時期 都已經過去了，而荷、法、英、美的商業活動又隨着在中國逐步 開展,通雙語的傳敎士的需求減少，通雙語的外交、外貿人才 相對增加，聖若瑟修院兼顧了傳敎和社會的需求，培養出一定 數量的敎士和非敎士的雙語人才。另一方面，歐洲漢學的中心,17世紀末、18世紀初在巴黎—75 -

建立。歐洲非敎士漢學家的成果又反過來促進澳門敎士漢學 家的敎學和硏究。這一階段，是以聖若瑟兼收外讀生和馬六甲 英華書院的創辦爲標誌，以江沙維和馬禮遜爲代表人物，他們 編纂的、有份量、有權威的中西字典，廣納了前人的智慧，總滙 了前人學漢語的心得，爲歐洲人學漢語提供有效的工具。這些 字典是知識繼承性和開拓性的交融，是東西方漢學成就互相 吸納的成果。這多部字典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它反映了澳門 對葡人的漢語課程與雙語人才培養進入質量穩定的階段。第三個時期。是指漢語課程脫離修院,正式推廣到中、小 學的正規課程的階段。1840年鴉片戰爭,1849年葡人武力奪得 澳門地區管治權,在兩大政治變動的影響下,澳門雙語人才的 培訓，除了修院的成人課程外，開始了正規敎育的培訓,而且 形成小學— 中學— 專科學校的一個新系統，儘管華務局 翻譯員的培訓經常祇有三幾個人®，但它是新的、獨立於敎會 系統之外的敎學機構。這一階段以伯多祿身兼五校漢語敎師爲標誌，以他們編 寫和翻譯的一批科學性、系統性和實用性均較強的敎科書和 民間讀物爲代表。從這批敎科書可以看到：16世紀末到20世紀 初,不管培訓的對象是傳敎士還是公務人員、商務人員,而認 識漢語、認識中國、認識華夏文化始終是培養雙語人才不可缺 少的三大內容。伯多祿和高美士的譯作旣顯示澳門官方漢語 課程步入了正規敎育的進程，又說明了它已逐步成熟,逐步滲 入到土生葡人社會。這一階段一直延續到80年代中。儘管400多年來澳門雙語人才的培養始終都不足夠，但它 的作用和影響是大大超出了傳敎士的初衷，其歷史性的收穫 有以下兩點：1、它促進中、葡人士之間的相互了解、友誼和合作，爲社—76 -

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提供了積極的因素。1517年，葡國第一位 赴華大使托梅•佩萊斯(Tomé Pires)的船隊進入廣州港口， 他們升旗鳴炮以示友好，被誤爲耀武揚威，何等遺憾!400多年 來，通過通婚、通過宗敎、通過雙語人才的中介,中葡人士之間 的溝通基本做到暢順無阻。除了政治衝突在所難免之外，像上 述的誤會而造成的衝突和對抗，已經可以避免,不同語言群體 間的隔膜逐步消除，這是澳門本地區所獲得的一個寶貴的成 果。2、它促進中、外文化敎育的雙向交流,是無可估量的、歷 史性的貢獻。東學的西漸,是繼文藝復興、航海事業和宗敎改 革三大動力之後的又一股後繼力，是天賜西歐的一份厚禮。而 西學的東漸，又給悠久而燦爛的華夏文化增添了新鮮血液。我 們回顧考察下面的史實:徐光啓學術硏究的新課題、新方法和 新成就;康熙皇帝的英明好學、決策的果斷開放;顏元、李塨經 世致用、實事實功的敎育思想和漳南書院文武並重、文理與藝 能兼修的課程;林則徐、魏源”師夷制夷”的光輝思想以及《海 國圖志》對中、日近代化的促進作用;洪仁玕的《資政新篇》、容 閎的留學敎育陳條、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康有爲的《大同 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西學的影子歷歷在目，西學的光 輝閃爍，它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無數新的篇章。這是超越澳 門本地區的、全國性的、世界性的成果。中外文化的精華，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中、外文化敎 育通過雙語人才的中介,在澳門地區進行雙向的交流，這是文 化史上價値的再創造。澳門的文化有中、外兩大源流，互相促 進,文化價値在不斷地再創造，它的歷史價値是不能低估的。 澳門人沒有理由妄自菲薄，而有責任讓它閃出應有的光芒。當前,澳門歷史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雙語人才的培訓—77 -

要承擔新的歷史任務:一、它要爲主權的順利移交、特區新政 權的建立,提供足夠的人力資源— 雙語精英;二、要識別和 保留400年間，中葡雙方在澳門遺留下來的文化精華;三、繼續 加強中葡人士之間的溝通，促進友誼和合作，共創澳門美好的 明天。本文所提供的資料和探索,希望爲三大歷史任務的完成, 提供解決這項重大歷史課題的一點參考。1992年3月—78 —

註 釋-79①《耶穌會敎育的特徵》于士諍（譯）。②同上。③《沙勿畧事輯》（Momumenta Xaveriana）,轉引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 傳》上,方豪。④《中國和基督敎》（法）謝和耐（Jacques Gernet）。⑤《利瑪實全集》。⑥同上。⑦《天主敎16世紀在華傳敎志》裴化行。⑧《澳門敎士區歷史掌故文摘》（一）林家駿。⑨《利瑪實全集》。⑩同上。⑪《紫桃軒雜綴》李日華。⑫《利瑪竇全集》。⑬《利瑪竇中學建校20週年特刊》。⑭《西洋敎育史》柏克萊（E.P.Cubberley）。⑮《聖保祿大學傳統與啓示》（葡）呂碩基。⑯《中西交通史》方豪。⑰《外國敎育史簡編》吳式穎、趙榮昌等。⑱ 《A History of Education Socrates to Montessori》L.Cole轉引自《西 洋敎育史專題論文集》林玉體。⑲《耶穌會敎育的特徵》于士靜（譯）。⑳《澳門是16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黃啓臣。㉑《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陳垣。㉒《澳門詩詞箋註》章文欽。㉓《天主敎在華傳敎文集》羅光。㉔《中國文化在啓蒙時期的英國》范存忠。㉕《禮俗論》（法）伏爾泰（Voltaire）。㉖《疇人傳三篇》諸可寶。㉗《耶穌會士》J.胡具爾。㉘《敎廷與中國使節史》羅光。㉙《雍正年間意大利的中國學院》傅任敢。㉚《A Educaçã Em Macau》（葡）文德泉（P.M.Teixeira）。㉛同上。

80(32) (Galeria de Macaenses Ilustres do Século XIX》(葡)文徳泉(P.M. Teixeira) o(33)同㉚(34)同(32)。(35)《居澳葡人馬葵士著〈外國地理備考〉》陳樹榮。(36) 《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交流》李志剛。(37)《世界的中國觀》忻劍飛。(38)《傳敎偉人馬禮遜》(英)海恩波(M.Broomball)。(39)《傳敎士與中國》顧長聲。(40)同上(38)。(41)同上。(42)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1816—1867》Charle Burton Buckey。(43)《英華書院壹百柒拾週年紀念特刊》。(44)同上。(45)同(37)。(46)《論林則徐與澳門的關係》陳勝舜。(47) 《A Escola de Língua Sínica no Contexto das Relações Luso-chine­sas》 (葡) Celina Veiga de Oliveira。(48)同(32)(49)同(32)(50) 1865年1月2日《澳門政府公報》。(51)同⑥(52)同(47) (53)同(32)(54)《〈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劉羨冰。(55)同(47)(56)同(47)(57)《高美士》1987澳門文化學會國立圖書館歷史檔案室出版。(58)同(47)(59)同(57)主要參考書籍與論文①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敎育通史》。②舒新城:《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

③陳元暉:《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滙編》。④顧明遠:《敎育大辭典》。⑤沈灌群、毛禮銳:《中國敎育家評傳》。⑥張習孔、田珏:《中國歷史大事編年》。⑦陳東元:《中國敎育史》。⑧沈灌群:《中國古代敎育和敎育思想》。⑨王越、周徳昌:《中國近代敎育史》。⑩王越、周德昌、楊榮春:《中國古代敎育史》。⑪陳學恂《中國近代敎育史文選》。⑫毛禮銳、瞿菊農、邵鶴亭:《中國古代敎育史》。⑬熊明安:《中國高等敎育史》。⑭楊榮春:《中國封建社會敎育史》。⑮李桂林:〈中國敎育史〉。⑯周德昌:《朱熹敎育思想評述》。⑰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⑱李喜所:《近代中國的留學生》。⑲克柏萊(E.P.Cubberley)：《西洋敎育史》。⑳林玉體:《西洋敎育史專題論文集》。㉑李克興譯、王承緖校:《西方敎育史選譯》。㉒麥丁斯基:《世界敎育史》。㉓沙巴也娃主編:《敎育史》。㉔曹孚:《外國敎育史》。㉕王天一、夏之蓮、朱美玉:《外國敎育史》。㉖戴本博、張法琨:《外國敎育史》。㉗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敎育史資料》。㉘朱勃:《比較敎育史畧》。㉙王軍、滕星:《外國敎育史大事記》。㉚文德泉(P.M.Teixeira)：《澳門敎育》(A Educação em Macau)o㉛文德泉(P.M.Teixeira)：《澳門中學》(Liceu de Macau)。(32)吳式穎、趙榮昌等:《外國敎育史簡編》。(33)呂碩基(M.F.Sequeira)：《聖保祿大學傳統與啓示》。(34)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畧》。(35)黃文寬:《澳門史鈎沉》。(36)費康成:《澳門400年》。(37)黃鴻釗:《澳門史綱要》。81

(38)黃鴻釗:《澳門史》。(39)郭永亮:《明季澳門與日本的交流》。(40)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41)黃啓臣:《澳門的宗敎》。(42)鄧開頌、黃啓臣:《澳門港史資料滙編》。(43)王雲五主編:《香山縣志》（台灣版）。(44)林家駿:《澳門敎區歷史掌故文摘》（一）。(45)黃啓臣:《澳門是16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46)陳華:《有關〈海國圖志〉的若干問題》。(47)陳沂春:《澳門》。(48)《紀念林則徐巡閱澳門150週年學術討論會文集》。(49)海脫令（Ludwig Hertling）《天主敎史》（上下）。(50)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51)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52)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巨變》。(53)亞馬多•高德勝（Armando Cortesão）。《歐洲第一個赴華使節》。(54)張維華主編:《鄭和下西洋》。(55)朱傑勤:《東南亞華僑史》。(56)張泉林:《當代中國華僑敎育》。(57)林遠靜、張應元:《新加坡馬來西亞華僑史》。(58)羅光:《敎廷與中國使節史》。(59)羅光:《天主敎在華傳敎史》。(60)方豪:《中西交通史》（一、二、三、四、五）。(61)方豪:《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上、中、下）。(62)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利瑪竇全集》。(63)査時傑:《中國基督敎人物小傳》。(64)査時傑、林治平:《基督敎與中國歷史圖片論文集》。(65)顧長聲:《傳敎士與近代中國》。(66)謝和耐（Jacques Gernet）：《中國和基督敎》。(67)海恩波（M. Broomball ）：《傳敎偉人馬禮遜》。(68)白莉民:《西學東漸與明淸之際敎育思潮》。(69)王漪:《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70)張綏:《中世紀“上帝”的文化》。(71)于士錚譯:《耶穌會敎育的特徵》。(72)李志剛:《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交流》。-82-

(73)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74)王家鳳、李光眞:《當西方遇見東方— 國際漢學與漢學家》。(75)王治心:《中國基督敎史綱》。(76)周穀平:《明淸之際來華耶穌會士與西方敎育的傳入》。(77)伯羅、柯拉地尼:《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接近》。(78)史靜寰:《耶穌會敎育述評》。(79)特刊:《英華書院壹170週年紀念》。(80)特刊:《利瑪實中學20週年》。(81)範存忠:《中華文化在啓蒙時期的英國》。(82)吳楓:《中華思想寶庫》。(83)傅任敢:《雍正年間意大利的中國學院》。(84)瑪吉士 (J.M.Marques)：《地球總論》。(85)付克:《中國外語敎育史》。(86)張亞軍:《對外漢語敎法學》。(87)呂必松:《對外漢語敎學概要》。(88)麥凱(W.F.Mackey)、西格恩(M.Siquán)：《雙語敎育概論》。(89)江沙維(J.A.Goncçlves)：《漢字文法》。(90)江沙維(J.A.Gonçlves):《漢洋合字彙》。(91)Jacinto de Deus：《中華帝國描寫》。(92)伯多祿(P.N.Silva):《中文初級課本》。(93)伯多祿(P.N.Silva )：《公餘瑣談》。(94)伯多祿(P.N.Silva)：《聖諭廣訓》。(95)白多祿(P. N.Silva )：《敎話指南》。(96)伯多祿(P.N.Silva)：《國文敎科書》。(97)C.V.Oliveira：《A Escola de Lingua Sinica no contexto das relaçõesluso-chinesas》。(98)戴裔煊:《明史•佛朗機傳箋正》。(99)博克舍(C.R. Boxer)：《16世紀中國南部紀行》。(100)屈大均:《廣東新語》。(191)高美士(Lúis Gozaga Gomes)—83 —

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溝通澳門是南中國的一處小漁村。自從1553年葡萄牙商人獲 准停留以後，至今400多年，華洋雜處。除葡萄牙人之外，還有 英國、荷蘭、日本、東南亞等地商旅以及歐洲各國的傳敎士，先 後涉足這塊包括離島在內才十幾平方公里的小半島。這眞是 一個語言的拼盤!因而，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溝通，歷來是澳 門的一大社會問題。本文着重探討開埠時期澳門的語言狀況 以及中外語言溝通的渠道。一、依靠“舌人”、“通事”間接溝通葡萄牙人最早與華人通商來往，在1553年之前，大多是通 過第三者的中介而進行的，這些第三者稱爲“舌人”、“通事”, 又稱爲“通譯”。1517年，作爲赴華的第一個葡國大使托梅•佩 萊斯(Tomé Pires)就帶着五個譯員。商業活動也靠舌人。《16 世紀中國南部紀行》編者博克舍(C.R.Boxer)說：“葡萄牙人 和中國本土最早的交往是由一些冒險商人實現的，他們從馬 六甲乘坐當地的船隻駛抵中國南方的海洋，而且他們發現把 香料運往中國，和運往葡萄牙一樣可獲大利。”從以上的史料來看，首先爲葡商服務的舌人，是能與華人 溝通而又懂葡語的滿剌加人，後來加入了懂葡語的華人。—84 —

滿剌加,即馬六甲，是較早與華人通商的地方,今天當地 的華人華裔仍佔相當大的人口比例。公元14世紀前中國沿海 省份的居民已有不少移居馬六甲、暹羅、爪哇一帶。1511年，葡萄牙佔領了馬六甲，建立了東方第一個商站。 15、16世紀不少華人已在馬六甲定居。明末淸初，那裏已有華 人公墓，明代黄衷的《海語》說,那裏“有奶街，爲華人流寓者之 居”。1511年攻佔馬六甲的葡將達•阿爾布爾克(D.al- buquerque)寫的《紀事》中，已有馬六甲第二國王沙肯達爾薩 (Xaquendarsa)娶當地"中國船長大王"女兒的記載。1549年(明嘉靖二18年)華人通事楊林曾編輯了一本《滿 剌加國釋語》,即馬來語和漢語的詞典,收482個詞，內容廣泛， 滿足當地人和華人通商的溝通需要。滿剌加人在葡人和中國 人的最早交往中，起了中介作用。葡人與華人的早期接觸,大多是商業活動。依靠舌人祇是 一個過渡階段，不久即可直接對話，討價還價，貿易成交。但 是，作爲外交活動,如前所述的葡使赴京，就必須備有通雙語 的舌人、通事，雙語的人才是非常需要的。《明史•佛朗機傳》記載托梅•佩萊斯使團東來一事比較完 整。使團在未獲准北上之際，獲知明武宗南巡到南京,於是打 通了宦官江彬的關節，托梅•佩菜斯即和通事“火者亞三”謁見 皇帝。“火者亞三”通葡漢雙語，能說會道，頗獲皇帝的歡心。學者考證，“火者”是穆斯林，是當年這位通事自報的國 籍。後來査明“火者亞三”實爲華人。他可能是久居海外的華人 後裔,生活在海上商旅之中，能通雙語或多語,被聘爲葡使團 翻譯，實際上是僞裝的阿拉伯人，或者是相當阿拉伯化的海外 華裔。—85 —

二、華人與葡人的直接溝通中國是多民族、多方言的國家。歐洲人最早接觸的華人華 語多來自廣東、福建兩省,有幾種不同的方言和口語。英國人博克舍(C.R.Boxer)編了《16世紀中國南部紀行》 一書,書後特別附錄了一篇《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他已經 體會到中國的書面語是一致的，但口語各不相同,官話、客家 話、廣東話和廈門話都有差異。他把這些方言上的差異關係， 比作西方拼音文字中英、德、荷、法等語之間的關係。他還認爲 廣東省潮州府地區的語言很接近廈門土話,猶如荷蘭語與德 語、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當然,歐洲人當年祇接觸中國沿海 地區語言，還未眞正了解全中國各地的語言情況，而作這不大 恰當的比喩。茶葉是中國外銷最早、最廣的商品之一。“茶”這個詞在拉 丁語系西方語言文字中有多種不同的譯音:英語爲tea[ti：], 法語爲thé[tɘ],德語爲tee[te:],葡語爲chá[ʃa：]。葡語chá的 發音顯然來自粵語“茶”，它的發音與日語“茶”一樣。這正好反 映了 16世紀初葡一中一日三地間的貿易聯繫。英語的tea據說 來自福建福州口音，德語tee、法語thé很淸楚是廈門和潮州的 口音，據說是經馬六甲或臺灣傳入的。在澳門，操粵語的大多是本地人，講官話的大多是北方商 人和朝廷派來的官員。由於福建人在外貿上十分活躍,外國人 接觸到閩南話的機會就多。博克舍在《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 語》一文中認爲，在葡萄牙、西班牙與中國交往的歷史中，福建 人起了突出的作用。1593年在馬尼拉出版的《天主敎敎義》的— 86

中譯本是天主敎傳敎士高母羨翻譯的，比利瑪竇的《天主實 義》刊刻成書還早三年。全書的西班牙專有名詞的音譯，據方 豪敎授考證，是閩南音。例如“聖十字” (Santa Cruz)譯作“山 礁居律氏"，“亞孟耶穌”譯成“啞民西士”，高母羨三字也是西 班牙語Juan Cobo按閩南音譯出的。可見歐洲人，特別是16 世紀從事遠東貿易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早直接接觸到的 華人,不少是操閩南口音的華人，他們心目中的漢語,大多指 閩南語。暨南大學陳華先生考證《海國圖志》,發現這部輯錄世界 地理知識的百卷專集，譯名有閩南話、官話和粵語。《四洲志》 就是林則徐在澳門請梁進德等執筆翻譯的。福建的漁民、商人很早就在澳門進行漁業和商業的活動, 超過500年歷史的媽閣廟就是歷史的見證。漳州、泉州人還曾 在媽閣廟內開辦“漳泉義學”,這是澳門漁民子弟敎育的一部 份。澳門葡語的譯名Macau以及英語Macao的得名由來有多 種說法，不少學者贊同是“媽祖閣”的閩南音譯，也是有一定根 據的。綜上所述，博克舍認爲福建閩南人在中外交流中起突出 作用的結論是可信的。1584年,利瑪竇從中國致信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他描 寫當年中國沿海的對外往來時說:"印度、日本、蘇門答臘、爪 哇、交趾支那、暹羅、摩鹿加……無不來中國貿易。”可見當時 的外貿，已是多邊的關係。多邊的貿易，自然接觸多種語言，先 接觸亞洲各地的語言,逐漸接觸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不久，又 接觸荷蘭語、英語等等。因此，華人接觸到的歐洲語言也是多 樣的，但以葡語爲主。-87

三、澳門港的建立和多語社會的形成從1553年葡人獲准在澳門暫時居留開始,到1557年,澳門 港逐步建立，葡人開始築室居留。1605年、1622年廣東官員兩次 下令拆毀這些建築，但乘明淸交迭之隙,葡人終於在澳門築起 城牆，定居的已不祇商人和水手了。1563年，澳門總人口 5,000 人,葡人祇佔900人,次年葡人則增至10,000人,華人也相應驟 增。因爲除了原居民、流動漁民和商人之外，還逐漸增加了附近 村民。他們攜帶食物來賣給葡人,貿易和生活上的接觸更加頻 繁,自然學懂少許對方的語言。到了 17世紀末，在澳門中、葡雙方都出現了能通雙語的 人。釋跡刪在《寓普濟禪院寄東林諸子》詩中說:“番童久住諳 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嬰母”即鸚鵡。淸代印光任、張汝霖合著的《澳門紀畧》還論及華洋雜處 的相互影響:“西洋語雖侏儷，然居中國久，華人與之習，多能 言其言者，故可以華語釋之。”意思是說華人與葡人接觸多了， 學會了葡語，可以直接溝通了。該書下卷還介紹了一位葡人呂 武勞,說他“尤黠慧,往來澳門十三行，先後20年,土語、華語及 漢文字皆諳曉。”有了語言環境,加上文字天才,20年就可以成 就精通雙語的人才了。四、澳門開埠初期的語言狀況從使用人口來看，澳門地區16世紀前後應以粵語爲主，閩 南語次之,還有作爲外語的葡萄牙語、馬來語等等。—88 —

《澳門紀略》嘉慶五年重刊本及“澳譯”部分的書照。

《澳門紀略》的“澳譯”部分中，作者選常用葡語單詞305個•分五類用漢 字注音並釋義。

漢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明、淸兩代香山縣治下達的文吿 全用漢語,官員巡視也是用漢語的。其中不少官員來自其他省 份，講的自然是官話,葡方必備翻譯才能與中方官員溝通。雙 語人才直到18世紀還是十分缺乏的，但中國官方也曾以雙語 公佈條例、守則。例如1748年,葡人晏些噱殺死華人陳輝千事 件後,淸廷官員在議事亭就以中、葡雙語勒石頒佈。祇可惜葡 文本有不盡、不確之處。華人、葡人在日常生活中漸漸能直接溝通。明末官方規定 中、葡人隔居，實爲雜處，商人有貿易來往，當地居民向葡人供 應食物和日用物。除了不良分子的詐騙和海盜搶掠外,在一般 情況下，這些商業活動都是互利的。在相互溝通中，不少漢語 詞滲入了葡語，例如“茶”“絲”等名詞;也有不少葡語詞爲華人 所使用，例如葡語não tem,是沒錢的意思;澳門華人早就流 行一句“荷包燶丁”— 荷包裏沒錢了,顯然是把葡語詞引進 了口語（詳見筆者與程祥徽先生合寫的論文《澳門的三語流通 與中文的健康發展》，載《中國語文》1991.1）。還有一些是輾轉傳入的外來詞語,也反映不同語言群體 之間的交往，例如“咖啡”、“喳喳”。漢語詞“苦力”源於印度南 部泰米爾語，是指出賣體力爲生的人。19世紀後期，世界性的 廢除奴隸運動造成勞動力缺乏，因而人口販子紛紛從中國（特 別是廈門和澳門）、印度運送契約勞工到夏威夷、錫蘭、馬來西 亞和加勒比海地區,從事採礦和搬運工作。歐洲人對這些陌生 的亞洲人，特別是搬運工人，按泰米爾語音譯爲“cule” （葡 語）,coolie/cooly"（英語），是一種輕蔑的稱呼。“coolie/coo- ly”通過澳門葡人又傳給華人。1751年完稿的《澳門紀畧》,書 後的葡語單詞分類音譯表中，有一條“挑夫—姑利”。今天，我—89 —

們從任何一部漢語詞典都不難找出“苦力”這個詞。不知哪位 高手譯得如此音、義雙絕！通過宗敎特別是通婚，中外的溝通得以加速實現。葡國商 人、水手和士兵到了澳門,不少與當地的中國女性結合。女方 很快能學懂日用葡語,男的學些粵語的條件更好,社會和家庭 都是很好的語言環境。《澳門紀畧》對華人入敎、葡華通婚等社 會現象都有記載。張汝霖《請封唐人廟奏記》中叙述:“澳門一 處，唐夷雜處……其在澳進敎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語言習 尙漸化爲夷。”筆者曾在土生葡人中進行調査，了解到差不多 有華人血統的葡人家庭都有過農曆年的習慣,漢化程度相當高。到了 17、18世紀，出現了對中葡雙語進行對比硏究的學術 活動。傳敎士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等不但掌握了漢語，能把 《四書》譯成拉丁文，把《幾何原本》等譯成中文,還用中文寫下 《交友論》等書。利瑪竇等對漢語作過比較分析,有不少獨到的 見解。（見拙作《利瑪竇的漢語觀》。）非宗敎人士也開始了對漢 語的零散的硏究，如博克舍的《廈門的方言及其同系語》。淸代 印光任和張汝霖合寫的《澳門紀畧》，也來了個“澳譯殿後”篇, 把常用的葡語單詞305個分爲天地、人物、衣食、器數和通用五 類，注音解義,採用漢字注音的方法，是一份常用詞匯表。例 如，天（消吾）、夜（亞內的）、冷（非了）、街（爐也）、議事亭（事打 的）、唐人（支那）、兵頭（個患多慮）。美中不足的，是沒有列出 葡文原字。即使如此,它仍是華葡字典的雛型。這些早期的比 較硏究，錯訛難免，但仍是珍貴的史料，値得進一步硏究。1992“澳門過渡期語言發展路向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曾刊於《中國語文》1994年第一期—90 -

利瑪竇的漢語觀— 400多年前西方人眼中的漢語利瑪竇神父在16世紀末、17世紀初對漢語的認識水平可 以說是達到西方學者的高峰，他對漢語的分析,是歐洲人最早 的、具體、全面而較準確的科學評價。利神父在他逝世前所寫的來華傳敎紀實的手稿卷一緖論 第五章,有一段對漢字的評價，這實際上是他對漢字的槪 論。①在這本命名爲《中國傳敎史》的著作中，還有不少地方涉 及他對漢語的認識與評價。由於他寫作的目的是要把個人艱 苦摸索到的體會，熱切地傳遞給他事業的繼承者，因而帶有總 結與分析、帶有說明與對比。這部著作也就成爲世界最早的東 西比較語言學的論述。現把利神父的論述簡介如下：一、在漢字以及漢語詞彙方面的認識1 .利神父認爲漢字是有別於拉丁拼音文字的、“類似埃 及象形文字”，“書法幾乎等於繪畫”②;漢字沒有字母,這是與 拉丁文字最大的不同，而漢字的結構,卻是“很巧妙的”。2 .漢字“總字數不會超過七萬或八萬，一般常用字不過 一萬左右”。3 .漢字一個字就是一個詞,“有個很大的優點”。漢字是 以“巧妙的方式配合應用”。在這裏，利神父指出每個漢字獨立 表意的功能，也看到漢字合成雙音或多音節詞的現象,以及漢-91

字組合的靈活巧妙。4 .漢語中“許多字的發音相同”，而“每個字又有許多音 義”。這裏可以看到，利神父已經歸納出到了明末，漢字一字 多義，一音多字的格局。5 .利神父從澳門開始他的中國之旅,先後踏足肇慶、韶 州、南雄、北京、南京、吉安、南昌、臨淸等地，認識到中國方言 雖多，但文字統一，“文字與書籍,通行全國”。6 .對於漢字的流通，除了全中國之外，“中國文字也通 用日本、高麗、交趾支那及琉球”。在利神父筆下，已經較準確 地勾勒出了一個東南亞華文通行的文化圈。7 .利神父能運用書信與中國上層知識分子和官員交 往，他也明白漢字的書寫行文形式，是：“從上而下直寫，右邊 開始向左轉行”。與從左向右橫寫的拉丁文字，大異其趣。8 .利神父還認爲，漢字複雜,妨礙科學發展，耗費人的 時間和精力。③這種看法，後來對西方學者影響很大。二、在漢語語音方面的貢獻1 .利神父深入中國大陸，接觸的層面和地域都比過去 的歐洲來客深而廣，不像商旅、海員那樣接觸一隅，對漢語的 認識往往以偏槪全。他認識到“中國十五行省都有同一文字， 但每省發音不完全一樣。”而方言雖衆多，“官話是行政及法院 用的”，也是通用的標準語，“是全中國所用的話。”利神父還述 說了 Mandarino一詞的出處，是從葡萄牙動詞“指揮、管理” 的Mandar來的,是指葡萄牙人在澳門和廣東沿海接觸到的 中國政府官員的敬稱。④2 .利神父分析漢字一字一音,但“每個音分成五個音—92 —

利瑪竇、羅明堅兩位神父合編葡華字典的手稿。這是未出版的中西文辭典，首創用西 方拼音文字為漢字標音。四百年前的稿本，十分珍貴。

標,（即聲調— 引者注）區別相當微妙”而其功能是“用以區 分每一詞或字”，“爲補救語音之不足”。衆所週知,今天對外漢 語敎學的一大難點，是外國學員對漢語聲調的掌握，而當年利 神父不但已從分析、對比的角度，突出了漢語的聲調，並在此 基礎上，他還制定了五個符號來作標示,以敎其他西方人去準 確掌握。1583年，即他來華第二年，他寫信給巴都阿德•富爾 納里神父時說："（漢語）除掉無數的發音外，尙有平上去入四 聲。”⑤這很可能是他在導師指導下的認識，後來繼續學習，理 解不斷加深,而且理解到聲調變化，作用在於豐富漢語的語 音，增強其語言的區別、表達能量。1584年,利神父與比他早學漢語的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 字典》，他們已能用拉丁字母爲漢字標音。這時，他們已掌握了 漢語的母音和子音（元音和輔音）。利神父曾贈送給程幼博四 幅宗敎畫，畫上附了387個漢字的短文，每個漢字旁邊,都用拉 丁字母給予注音。因此可以說，利神父和他的學長、學弟們是 16世紀末第一批把歐洲語音分析方法、標音方法引進中國的 歐洲學者。1589年,利神父在赴臨淸的途中，又編了《中西字 典》。1605年,編輯出版《西字奇蹟》。這是一部以拉丁字母標音 漢字的書,也是第一部西方人寫的中國音韻學著作。對於以拼音文字爲母語的西方人,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 面對表意的漢字，是一大難點；特別對於成年的傳敎士，更是 一個“攻堅”的任務。其中還有不少先行者的貢獻，利神父在札 記中還認爲郭居靜神父在漢字標音方面貢獻很大，因爲他是 音樂家，音感靈敏，一聽就能準確鑑定該漢字屬第幾聲。⑥利 神父與郭神父合作採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合編 了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而利神父更有價値的貢獻，是他 以會長的名義，下令在中國傳導會下，所有傳敎士學漢語，均—93 —

須統一遵守他和郭神父製定的標音字母和標調符號。這樣，他 們就爲敎士學習漢語作了標音的規範,給西方人在學習漢語 方面搬開了一隻攔路虎。羅常培先生對利瑪竇的著作與金尼 閣神父的《西儒耳目資》作出很高的評價,認爲是“明末耶穌會 士在中國音韻學上第一個貢獻。因爲他旣是西方人學漢語的 方法，同時是漢字羅馬注音的肇端，是漢字走向世界的一條新 路。利神父等引進西方語音學的分析方法，把漢語官話分爲26 聲母,43韻母,另4個次音,5個聲調,分別以羅馬字母加以注 音，把漢字漢語引進國際語音學的大家庭。三、在語法修辭方面的比較研究1 .利神父通過語言實踐,通過閱讀漢語書籍，他認識到 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相差很大。他從東西文化對比中，發現中國 重視寫作,不那麼重視演說,“全部修辭學，就是寫文章”。2 .利神父在中外語法修辭的對比中，已體會到漢語獨 自的系統結構，以及其獨特的表達模式，他說：“中文裏沒有 我們的大寫，以分別固有名詞(即專有名詞— 引者注)，中國 人卻強調某一名詞的重要性，往往空一格或兩格。"⑦在這裏, 雖然利神父對我們引文中空間或抬頭的格式所表達的作用還 沒有全面而準確的認識，但他已初步理解，漢語是用自己的一 套獨特的約定俗成的方式方法去表情達意，相互溝通的。3 .利神父已發現“中文沒有冠詞、性別、單複數、時間的 區別”，與拉丁語系的英、法、葡等語法有很大的差異,但他不 像有些西方人那樣,採取以我爲主的態度，否定漢語的表達能 力，反而體會到：漢語的表達，並不遜色，他說：“不過他們用 副詞(Adverbi)作補救，表達十分淸礎。”⑧-94 -

4 .利神父認爲,中國的書面語言“非常高雅美妙”，“用 極少的幾句話，或用極少的音節所表明的，用我們西方的長篇 大論也解說不淸。”這裏,他不僅明確指出漢語語法修辭有高 雅美妙的表現力,而且也指出漢語文字的簡練而載量的充實。 400年後的今天,翻閱任何一本中、西對照的書刊，一算篇幅， 一計字數,即是明證。筆者曾不完全統計葡人的演說,中文翻 譯不用三分之一的時間即可表達同一的內容了。可見利神父 400年前的比對,結論是十分準確的。5 .當然，利神父對漢語語法和修辭的比較硏究是停留 在表面上的，缺乏全面的、深入而具體的分析和對比，因而有 些結論也是錯誤的,例如他說“複雜的漢字,妨礙科學的發展” 就是片面的、簡單化的判斷。但總的來說,400年前至今,西方漢學家一致認爲中文是 “世界上最複雜的語文”“最難學的語文”，而在利瑪竇神父的 分析中有如此深而新的理解已經十分難得，我們苛求於前人 是不當的。利瑪實是歷史上少有的、掌握中、西雙語的精英，使 他具備了編纂中西字典的能力，並以雙語的溝通能力,對東西 文化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利瑪竇漢語學得好，有以下原因：1 .他本是西方飽學之士，歐洲學術界的精英，他學漢語 有一個較高的文化起點。2 .他是西方語言學家，以歐洲語言學的學術成果爲藍 本,以比較分析的方法，科學地去發現漢語的特徵，歸納漢語 的獨特規律，能比較淸楚地認識漢語。3 .從1582年抵澳門後,他一直潛心學習漢語，近20年孜 孜不倦，日積月累，語言的掌握走向熟練運用。這是一個長期、 艱苦的歷程,絕無捷徑，否則街頭巷尾,遍佈雙語精英！一 95

4 .除了個人兀兀窮年,苦學不絕之外，語言環境也是重 要的因素。利神父爲了傳敎，深入內陸，山川城廓，窮鄕都會, 足跡所至，均廣交朋友，旣接觸平民百姓，又結交上層人士，在 一個相當廣濶的語言環境中浸淫、實踐、操練，也是他成功的 重要條件。以上四點倶備一身，利瑪竇對漢語的認識才可以達到較 高的水平。作爲16世紀敎士漢學的拓荒者，利神父窮畢生精 力，開墾了一塊高坡，一片沃土。其歷史貢獻是不可抹煞的。1994年初重寫註 釋① 劉俊餘、王玉川合譯：《利瑪竇中國傳敎史》（上）P22。② 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上）P32。③同①（上）P.23④同①（上）P.36⑤同②（上）P.31⑥同①（下）P.286⑦同②（下）P.278⑧同②（上）P.32—96 —

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兼評CHINGLISH前 言本文以澳門地區漢、葡、英三語流通的社會現象爲硏究對 象，運用調査、統計、分析和比較的方法，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 角度,尋找這一特殊地區三種語言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以 及融合創新的客觀規律,劃分在三語交流過程中借用音譯詞 語的正常與混亂的界限,從而指出引導澳門地區中文健康發 展的路向。調査範圍包括：東亞大學師生日常口語、東亞大學學生 書面作業、商訓夜中學學生口語（其中以該校土生葡人公務員 中文班學生的口語爲重點），以及澳門地區個別兼通漢、葡雙 語的葡籍知識分子所使用的粵語。同一詞語，要見於書面或在 口頭上出現三次以上方被引爲例證，否則不作普遍的語言現 象論。一、澳門三語流通的現狀澳門是漢、葡、英三語流通的社會。漢語在華人和土生葡 人中流通,是澳門民間的主要交際工具。葡語是從葡國派來的 _ 97 -

官員們的日常語言，當然也爲土生葡人掌握;華人加入政府公 務員行列要以達到一定水平的葡語爲前提（近十年來這項標 準略有改變），在行政事務中如遇對方使用葡語，華人公務員 一般要能以葡語應對。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澳門政府的官方語 文是葡文,書面的葡文比口頭的葡語重要得多。過渡期內，中 文將逐步取得官方地位，並於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以後成爲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官方語文。①英語用於金 融、現代科技、國際貿易、大學敎育等方面，是溝通現代業務與 聯繫世界的重要工具。英語在澳門社會與學校敎育中的地位 與被運用的人數比例令人感到驚奇。葡國敎育學家龔水桑• 阿爾芙斯•斌多敎授說：“在澳門，英文敎學的重要性値得考 慮,在一個以中文爲主要語言,葡國行政管理的地區,英文卻 佔有特殊的地位,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與葡文學校相比,英 文學校無論哪一個程度的人數總是領先,而且學生人數隨着 年級的升高而增加”。②澳門計劃發展成國際化城市，③英語的 應用勢必進一步加強。從社會學和語言學的觀點看間題,三語流通,彼此之間的 相互影響勢難避免,而且根本毋須避免。問題祇是要分辨影響 來自正面還是負面,以便在語言學的理論指導下因勢利導地 將語言的發展引向健康的道路。二、漢語對澳門的影響漢語對澳門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它是澳門所有華人的 母語。文化傳統深厚的語言都有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澳門漢 語的書面形式是現代語體文。所謂現代語體文就是書面的普 _ 98

通話，它是使用不同的漢語方言的人共通的交際工具。澳門所 有的中文出版物（包括書籍、報刊以及澳門政府文件的中譯本 ）全都使用現代語體文。爲數少之又少的小型文章故意以粤方 言寫成具有“方言文學”的色彩,對現代語體文沒有任何衝擊 力。澳門漢語的口頭形式是漢語的粵方言，與廣州話、香港話 共屬一個系統，尤其與香港粵語接近,祇是個別詞語與個別聲 調的變調略有差別。④澳門漢語除粵語外還有閩方言（包括福 建話、潮汕話）、吳方言（上海話）以及其他方言。普通話是現代 漢民族的共同語，在澳門有比較大的實用價値。它是中國大陸 來澳公幹的幹部（除廣東籍以外）使用的語言，又是操閩、吳等 方言的新移民來澳初期在學會粵語之前所用的語言。新移民 一旦掌握了粵語，普通話就會棄而不用,因爲粵語是澳門本地 人的身分標誌，不會運用粵語則被視爲外來者,被本地人戲稱 爲[lousung]— 不純正的普通話“老兄”。（北方男性彼此的 尊稱）漢語的母語地位還得到許多土生葡人實際上的認同。土 生葡人大多有華人血統，家庭使用葡、漢雙語。他們所用的漢 語是澳門粵語，而且主要表現爲口語形式;能運用漢語書面語 的土生葡人可謂鳳毛麟角。土生葡人所說的口頭粵語往往混 雜着葡語成分,而他們所說的葡語又往往受到粵語的影響。葡 語和漢語之間、土生葡人所用的粵語與華人所用的粵語之間 又有不同形式的影響或滲透。推廣漢族標準語的工作不曾間斷。抗日戰爭時期（1937年 至1945年），中國北方南下的民衆帶來普通話，打破澳門單一 粵語的局面,而他們中間的文化人普及救亡歌曲，亦使普通話 得以推廣。澳門商訓夜中學因應時代與社會需要，早於1947年—99 —

創設國語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夜，澳門愛國靑年 組成“語運合唱團”（全稱“國語運動合唱團”）,以文藝形式推 廣普通話。建國以後，普通話在澳門更有長足的發展,許多機 構（例如澳門歸僑總會、靑年牧民中心等等）或個人紛紛開辦 普通話班，業餘培訓澳門人士和外籍人士。商訓夜中學更設普 通話師資班,解決敎學中師資不足的問題。本文作者之一自 1985年至1990年主持澳門電臺“普通人普通話”節目。長期以 來，澳門以葡語爲敎學語言的“葡文學校”嚐試敎葡籍學生學 漢語，曾經分別用粵語和普通話編寫漢語敎材，其中普通話敎 材按普通話注音，對學生的發音提出要求。此項工作造就的葡 籍漢學家亦非絕無僅有。⑤例如曾任華務局長的葡人Carlos Augusto Rocha D'Assumpção （宋玉生）於1893年編寫（普 通話）中文課本，供葡人學習，是本澳出版的第一本漢語敎 材：（0 Estudo da Língua Sínica｝（Macau Tipografia Commercial）。又例如漢學家Luis Gonzaga Gomes （高美 士 1907—1976）先後在殷王子中學，郵政、電報和電話機構敎 授葡人學漢語，自編講義以及葡語粵語常用生詞句子對照表， 並編粵葡字典。（他還敎授中國人學葡文。⑤八十年代中，澳門 政府將公務員學習漢語、中文列入工作項目與提升職位的標 準之一。除對華籍公務員進行普通話敎育之外,還特別重視葡 籍人士的漢語口語（包括普通話和粵語）訓練與中文書面語的 學習。目前澳門政府華務司、行政暨公職司開設的此類班級數 以十計。這些語言班級旣有華籍學員，又有葡籍學員；旣學口 頭語,又學書面語。由於作出這些努力,漢語對澳門的影響越 來越大，中文官方地位的確立亦將成爲不可爭議的事實。— 100—

三、葡語對澳門的影響澳門人口中，華人在各個歷史時期都佔絕大多數。但是由 於400多年的中、葡兩國人民共處，更由於中、葡人士的通婚， 誕生了下一代土生葡人，葡語對澳門也有相當的影響。這表現 在：1 .葡語詞彙自然進入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中。葡語 folga （休息，不當値）就是一例。“今日我folga" （今天我休息） 通行於街頭巷尾。有趣的是,葡語folga與粵語的“放假”發音 近似,詞義亦近似，於是葡語的folga好像成了粤語"放假”，'的 同義詞而被運用。土生葡人常將folga放在嘴邊,澳門華人的 口語也使用這個借詞。葡語tudo（全部、所有）也是先進入土 生葡人所說的粵語，繼而進入華人所用的粵語：“全家人 tudo出曬街”（一家人全都上街了）在土生葡人與華人的口語 中都可以聽到。2 .語言最直接的影響與最容易覺察到的現象是音譯詞 語。對粵語而言,folga、tudo都是音譯借詞。澳門華人口語中 的［nun diŋ］（沒有）、falar（說葡語）也都是音譯借詞。 ［nun diŋ］是葡語的não tem,falar是葡語的"講話你會 falar ? ”意思是“你會說葡語嗎？ ”“荷包não tem”意思是“沒 錢了”，都已融入粵語，在土生葡人和澳門華人老居民中通行。3 .語言之間比較深一層的影響是詞語結構方式的模擬。 土生葡人以“擺名”代替“報名”就是一例。“擺名”是葡語Pór o nome的直譯，意思是“把名字擺放上去”。在通俗的環境中，這 個詞語也可以表示“報名”;雖然葡語有比較正規的inscrever -se與inscrição （這才是比較正規的“報名”），但土生葡人在口101

語中棄正規的詞語不用而採用通俗的“擺名”。這種現象當然 是與語言風格的要求有關：日常交際語體須以通俗的詞語營 造親切、隨和的言語氣氛,而公文程式語體、科學論證語體則 須選用書面化或典雅的詞語。⑥“過班”⑦的構詞性質亦相仿。 土生葡人口語中的“過班”就是傳統粵語的“升班”或普通話的 “升級”。“過班”來源於葡語passar(a/para),直譯爲“通過了 班級”，“通過了班級”不就是“過班” ? 土生葡人說粵語不僅有 “過班”，而且有用“過班”構成的新詞，例如“過班紙”⑧--普 通話的“成績單”、“成績表”或“成績通知書”。四、葡漢兩語的相互影響在語法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葡漢兩語的相互滲透。例如葡 語的“是”和“不是”的問式祇有“是嗎”(é?)與“不是嗎” (não é?)兩種類型，問“是”還是問“不是”視說話人的評估或意向而 定：當估計答案的肯定成分居多就先肯定了，就問“不是嗎”; 當預料答案的否定成分居多則叙述部分用否定就問“是嗎”。 也就是說，葡語的肯定問式與否定問式祇有“É,não é?”與 “Não é,é?”兩種句型。這與英語的反意問句(disjunctive questions)相當。(It is,isn't it?與It isn't, is it?)葡國本土 的葡語和英語一樣,沒有“是不是呢”的問式，而“是不是呢”在 澳門土生葡人的葡語中卻是常用的問式。那些從葡國本土的 人來到澳門聽到“是不是呢”的問式甚覺詫異;在中國學成葡 語的專家來澳亦有同樣的感受。⑨其實,“是不是呢”屬漢語句 型，葡語的“是不是呢”(é não é?)是澳門的特產，貼有“中式 葡語”或“粤式葡語”的標籤。— 102 一

“行人情”一詞的出現，同樣反映出葡漢兩語相互影響的 深化。澳門粵語原有“攞人情”一詞,意指僱員向僱主（如公務 員向政府機構）請假,僱員攞（拿）了僱主的人情;土生葡人則 仿照“攞人情”新創一個“行人情”。“行人情”是拿到人情之後 行開了，意思是請假獲准之後暫時走離工作崗位。“山度士行 緊人情”轉爲普通話大意是“山度士請准長假走了”。土生葡人 仿照“攞人情”創造了“行人情”，同時給葡語創造了 andar licença的表達方式。正像在傳統粵語中找不至『‘行人情”一 樣,andar （走路）licença（同意）連用在葡國本土的葡語中也 是不存在的。假如允許我們套用一個時髦的詞語來表述，那麼 可稱“行人情”（還有前面的“擺名”、“過班”）爲“葡式粤語”，而 andar licença呢?自然是“粤式葡語”無疑了。五、澳門俚語的影響土生葡人所用的粵語無疑是澳門華人所用的粵語，但是 個別詞語或語法成分有其特殊之處。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實上 一個村落，一所學校，一個群體，一個相同層面的人群,都有可 能在語言成分上表現出獨特的地方；何況最初僅以葡語爲母 語的的人群！ “擺名”“過班”“行人情”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此外，澳門土生葡人所使用的粵語還喜歡用“齁”（［hɐu ］） 而不用“咗”表示動作的完成。“齁”、“咗”都是表示動作完成的 助詞,相當於形態語言的動詞後綴（suffix）,它們的詞義是普 通話的“了”。“咗”通行於穗、港、澳,“齁”是澳門北區望廈村的 俚語。時至今日，土生葡人仍舊多用“齁”而少用“咗”，例如“唱 购”，“去齁”、“做齁”、……這大約與葡人在澳門早期接觸到的—103 —

方言俚語或居住地區有關，但也並不排除一種群體或某種社 會集團有它特殊的語言標記。六、英語對澳門的影響英語在澳門的使用雖有百多年歷史，但開始時使用的範 圍非常狹小。後來由於其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影響，近代和現代 漢語都吸納了不少英語的詞;澳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與毗 鄰香港的緣故，其流通的粵語所受英語的影響相當廣泛而深 刻。澳門粵語中的英語借詞可分下列幾方面。1 .西方新事物的音譯。例如stamp（仕擔、郵票）⑩、tyre（輪 胎）、stick （手杖、拐杖）、jam（果醬）、bus（公共汽車）、taxi （計 程車）、tie（領帶）、pan （平底鍋）、fuse（保險絲）steam （蒸 汽）……這一類借詞雖有相應的漢語詞,而且漢語詞已在書面 上有固定的寫法，但澳門粵語的口語仍採用音譯，這些譯詞可 被理解爲具有方言色彩。2 .音譯的外來詞在書寫形式上極力與意義扯上關係，儘 量化音譯爲意譯；或者按漢語構詞規則在音譯的詞面上添配 漢語語素，使詞義更加明顯，使詞面更像漢語。例如pump （泵）⑪、tart （撻）⑫、tick （記號 ✓）、card （咕片、卡片）(13)、shirt （恤衫）、cap （喼帽）等。音譯的詞又可充當詞根再造新詞,如 “水泵”、“泵房”，“蛋撻”,“椰撻”“生字咕”、“字母唁”、“打咕”、 “派咕”，“短袖恤”、“鱷魚恤”、“女裝恤衫”……3 .有些詞語在無法意譯的情形下採取音譯，例如“梳化 （沙發）”（有人譯作“彈簧椅”，行不通）、“邏輯”（有人譯作“倫 理學”等等，亦不被漢語社會接受）等等。在澳門粵語中，原封-104

不動地運用外來詞語的情形很多，特別是某些具有專業性質 的詞語、例如在游泳比賽中“起跳”、“轉身”等漢語詞不常用, start turning卻常掛於齒；籃球、足球、排球、網球、乒乓球等 等賽事中都有一些專用的術語,澳門粵語大致都採用英語的 用語、如 walking、jump ball、hand ball、outside、line ball等等;電影行業用的camera,大學圈子裏的seminar，也 都具有這類借詞的特點。80年代以來,澳門由於經濟的起飛，與外間世界交往頻 密，東亞大學的成立，海外學成歸來的靑年增多以及毗鄰城市 香港的影響，原來比較淳樸的澳門粵語逐漸洋化起來。在一部 分人中，夾雜大量英語成分的粵語大行其道，而且它的勢頭簡 直可用“方興未艾”來形容。例如：見面時一聲Hi算是打了招 呼;分手時,bye bye幾乎不被懷疑在用英語;O.K常常置於句 末，讀作輕聲,好像是句尾的語氣助詞(例如“你不來,O .K,那 麼我去”)；日常生活中已有的漢語常用詞也被英語取代，例如 “購物”叫shopping, “小費”叫“貼士” (tips), “演出”叫“做 show”，“尺寸”叫“嘥士” (size)，“現金”叫cash, “午餐”叫 lunch, “厠所”叫toilet, “複印”叫copy, “面試”或“見工”叫 interview 或簡稱 in，“資歷”叫 quali，"大學"叫 U (University 的簡稱,如“預科畢業了考不考U")……例子擧不勝擧。不僅 單詞用英語，詞組和句子也夾雜大量的英語成分：“入我 account"(入我賬户)，"今日的job太多，又要開O.T(over time)，眞系唔 happy ", "apply 這份 job"、"這套衫好 cheap, 那套就hi(high class)得多啦"，"我的sec(secretary)已經爲 我confirm 了下一個appointment是在今日下午","落吧 (bar)啤一啤(bear)”,……例子也是擧不勝擧。你要聽歌— 105

本世紀初澳門街頭“代賣仕擔”的招牌。“仕擔”就是郵票的音譯，我們的口語中至今仍 沿用。

嗎？那種夾雜著英語詞句的歌不會少，例如"love失落了心仍 在，這份愛比血濃,……我以你自豪，我願能對你流露ocean deep,……”你要硏究商品廣吿嗎？ “卡樂B熱浪，辣得有 taste”夠你一陣琢磨的！（意思可能是：卡樂B是一種油炸馬 鈴薯片的商標,熱浪是這種牌子的馬鈴薯片的一種品種，帶有 辣味，但它辣得有風味。)“文學反映現實”,於是大學生的作文 也用這種夾雜大量英語成分的中文寫成：“在公司裏,若沒有 accounting department理財,secretaryt小姐打點文書，我 們這班sales怎能在fully supported之下爭取得更多的busi－ ness。"七、中葡英三語之間的影響在三語流通的澳門，語言間的影響是多邊的。本文作者之 一曾經有過如下經歷：一位世伯母出生於廣東石岐（屬中山 縣），抗日戰爭時移居澳門,在澳門期間將其女兒嫁給葡國人, 後來世伯母又到美國住了多年，再回澳門，她的口語混雜多種 語言成分。她在請客吃飯時對客人說："tudo冚唪唥[ɔ:ltu' gʌda :］食曬佢！ "tudo是葡語，“冚唪唥是粵語,“統統”,[ɔ: ltu'gʌda :］是帶石岐方音的英語altogether,“食曬佢”是粤 語“吃完它”。['ladə'pæn]是流行在澳門老居民和土生葡人中的一個 口語常用詞，它附着三語混合的特有地方色彩。英語的pan （平底鍋）早於上個世紀已經引入粵語,後來還作爲詞根構成 “花籃pan” （鐵皮水桶）、“飯pan” （加蓋的、可提的飯盒）等新 詞。在澳門，土生葡人像使用粵語的華人一樣運用pan這個英106

語借詞，卻又仿照“花籃pan”“飯pan”的結構方式造了一個新 詞latapan['ladə'pæn],lata是葡語，pan是英語，latapan 的詞義是“馬口鐵或鋅片製成的盛器”。葡語與英語結合，粵語 在其中扮演了紅娘的角色。這些現象,都給社會語言學提出了硏究的課題。依社會語 言學的觀點，現代民族不再有什麼“淨化”的語言了。在今時今 日，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日益頻密，地球變得越來越小，語言間 的相互影響、語言成分的彼此吸收成爲現代語言的共同特徵； 而在非單一語言的社會,這種現象就更加突出,澳門即是一個 多語交流的社會，也是開展社會語言學硏究的理想園地。社會 語言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學科，它以現實的、發展的眼光看待語 言交流中出現的新成分與新表達方式,透過語言的交流去考 察民族的交往、社會的變遷，反對以“淨化”、“純正”爲理由抹 煞或排斥語言交流中產生的現象，甚至可以認爲越是不純正 的成分越有硏究的價値。十年前,本文作者之一調査整理靑海 漢、藏雜處地區藏語影響漢語的情形，寫成《靑海口語語法散 論》載於1980年第二期《中國語文》;⑭後來有人以地道的靑海 省會西寧市方言爲依據,批評《散論》中援引的語言材料不是 純正的靑海方言。不可理解的是《中國語文》不加任何說明予 以刊登，造成混亂。批評者忘記了或者還不懂得社會語言學的 一個基本觀點是不純正的語言材料正可透露語言影響的痕 迹,也正是社會語言學所要探討的問題。以“純正”批評“不純 正”正如用純黃種人證明混血兒不是純黃種人一樣，是完全多 餘的。當時本文作者提出反批評，《中國語文》未予發表。此次 舊話重提，無非是想說明社會語言學有它特定的硏究對象、方 法與目標。日本已故著名語言學家橋本萬太郞曾以《散論》提107 -

供的材料充實“一種混雜的北方漢語”的結論,可見民族雜處 地區的語言交流現象是研究民族歷史與語言歷史的有力憑 據。⑮八、英語對漢語的負面影響語言間的影響可從正負兩方面來考察。如果說上述影響 正面的成分居多，那麼負面的影響亦同時存在。這主要是指本 文第六節第三段所述80年代港澳粵語夾雜英語詞語的情形。港澳社會這種大量夾雜英語成分的“漢語”被外國的有識 之士戲稱爲 Chinglish （Chinese + English） 。 Chinglish 即非 “洋涇浜”，更非“混合語”（克里奧耳語），也不屬人造的“世界 語”類型。要說“洋化”的程度,“洋涇浜”是一種變了形的外語, 例如“洋涇浜中文”是英語詞彙（祇用詞幹，不講形態變化）用 中文語法構造的“語言” ；Chinglish卻祇有英文詞語的夾雜, 祇能稱之爲不純正的漢語，操英語的人聽不懂它,知識層面以 外的港澳華人也不能全都聽懂，說它是個“怪胎”看來不算過 份！至於“混合語”，那是“洋涇浜”向高層次的發展，是“洋涇 浜”的升格,在特定的社會中可以充當共同語的角色;Ching－lish 當然就更加比不上了。“世界語”則是人造的“洋涇浜” ，雖 然它不能取代任何一種語言，但在印歐語言的世界中可以起 到“國際輔助語”的作用;Chinglish更不能與它相提並論了。 香港報章刊載夏威夷正在推行英語的純化的文章。“夏威夷的 ‘洋涇浜'英語旣混合英語和土語，也加上日語、漢語等單詞。最 要命的是它不合英語語法。”（《文滙報》“學壇感憶•三七二”， 黃信今《“洋涇浜”中文》）夏威夷現在禁止這種“洋涇浜”英語—108

進入課室。Chinglish是否也應效倣？語言的功能在於傳遞信息，交流思想。Chinglish不能充 分發揮語言的功能，或者說只能在極小的社會層面起交流的 作用，那爲何不用凡中國人都聽得懂、凡學過中文的外國人也 都聽得懂的正常的漢語呢？我們並不一槪反對外來詞語的吸收。問題是Chinglish 所借外來詞魚龍混雜：該借的固然借了，不該借的也大量借 用。所謂該借的如現時瘋魔港澳的“卡拉0K”— “卡拉”是日 文的かう，"O.K"是英文的orchestra,"卡拉OK",意思大體 包括電視機播放歌曲的伴奏，螢光屛映出畫面和歌詞字幕，參 與者隨着伴奏和歌詞字幕引吭高歌。漢語找不出（至少暫時找 不出）一個相應的詞語來意譯，祇有叫它“卡拉OK”。就像 walkman一樣，大陸譯它作“耳筒機”，不大貼切，耳筒機有多 種多樣，何以就是邊走邊聽的這一種？ walkman是一邊走路 一邊就可以用耳筒機收聽，現時臺灣將它譯作“隨身聽”，看來 較“耳筒機”切實，但是眞要定型,還得經過約定俗成的過程。 所謂不該借的卻大量借用，是指棄漢語原有的常用詞甚至基 本詞不用，而偏偏要借用外語的詞彙，例如：“你do什麼”， “我同他好friend”, “大樓有lift"，"冇曬face" （丟盡面子）, “miss咗巴士就call我"（錯過了公共汽車就打電話給我）等 等。我們給Chinglish的界定正是這種夾雜著不該借的借詞 的不健康的漢語。九、官方地位的中文應是健康的中文語言間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而語言間的交流，最大量、— 109 —

最常見的是詞語的借用。據岑麒祥敎授⑯考證：“廣東原始土 著所操語言是跟壯語同一系屬的"。（《語言學學習與硏究》第 227頁，中州書畫社,1983）廣府話稱人爲“佬”（例如大佬，細 佬），稱“細想”爲“念”，稱“擲”爲“捉”，稱“一塊"爲"一 嚿”……都與壯語完全相同。港澳以其特殊的歷史原因與社 會地位,大量吸收外語成分更是無可非議,而且港澳作爲吸收 外來成分的窗口與橋樑，其作用應予充分的肯定。港澳人與外 籍人士接觸機會較多，特別是留學在外或與外籍人士共事,在 業務方面經常使用外來詞語，一時找不到恰當的中譯，這也無 可指責。要緊的是不要把借用外來詞語當作一種潮流去刻意 追求,以炫耀自己的身價。結語澳門過渡期的三大任務之一是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而 且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排在三大任務之首,沒有中文官方地 位的確立,根本談不上公務員的本地化、法律的中譯與本地 化。但是作爲官方語文的中文絕不應該是Chinglish式的中 文，而應是一種旣充分吸收外族語言的有用成分、又保持自身 民族特色的中文。祇有這樣的中文才能負荷特區建設與發展 的需要。1990年“北京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與澳門 大學程祥徽教授合作曾刊於《中國語文》1991年第一期— 110—

註 釋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1987年。② 引文載龔水桑•阿爾芙斯•斌多《澳門敎育— 對敎育制度的探索》第28 頁,王偉譯，澳門政府版權。③澳門總督文禮治講話，載1990年6月9日《澳門日報》。④陽平調在香港話中有本調與變調之分，例如“澳門”“花園”“大樓”等詞中 的第二字均由低降調變爲高升調。澳門話陽平亦有變調，但遠不如香港話 的多。因此僅憑陽平變調與否即可鑑定屬何地方言。⑤前者見澳門市政廳圖書館藏書，後者見澳門文化學會出版《Luis Gonza- ga Gomes》《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Biblioteca Nacional Arguivo Historico）1987.⑥ 參閱本文作者之一程祥徽著《語言風格初探》第44—46頁,三聯書店香港 分店,1985年。⑦⑧澳門政府敎育司、公職司的土生葡人官員均用“過班”、“過班紙”等詞。⑨ 例如王增揚先生，北京外國語學院葡文敎硏室主任，澳門東亞大學葡文翻 譯中心創辦人與負責人。⑩見古維傑《澳門畫集》第83圖（攝於1930年）東方基金會出版。圖中有“代賣 仕擔”字樣。⑪ 見《新漢英詞典》（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p. 1070.⑫ 港澳餐廳牌，隨處可見。⑬ 同⑪,p.l459.tick（記號✓）、card（唁片、卡片）在字典上已無意譯,說明已 完全融入粵語，不以它們爲音譯詞了。⑭《中國語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硏究所學術刊物。⑮（日本）橋本萬太郞《北方漢語的結構發展》，載《語言硏究》總第四期,1983 年，武昌。《語言硏究》，大型學術刊物,由中國工學院中唯一設有語言硏究 所的華中理工大學出版。⑯ 岑麒祥（1903-1989）,中國著名語言學家，靑年時代留學法國，學成歸國後 曾任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敎授。—111 —

澳門雙語社會的特點與確立中文官方地位的最後衝線一、澳門雙語現象的特殊性16世紀中葉以來,澳門已逐步形成雙語社會,它與世界各 地的雙語社會一樣，其形成和發展均與社會條件密切相關，這 是普遍性；澳門400多年的歷史軌跡的獨特性，也形成澳門社 會雙語現象的特殊性。1 .澳門地區官方語言的更迭性。（1） 1557年— 1849年，葡人向中國官員行賄開始獲准在 澳界丙居停，中文依舊爲官方語文時期,在這292年間，澳門官 方語文仍然是中文，時至今天,在北京、葡京、臺北以及本澳的 歷史檔案中保存大量文件佐證;這一時期的葡語，只是葡萄牙 人自治地域内的族群共同語,不能視作官方語文。（2）1849年—1991年底，葡人在澳門開始逐步佔領活動 而至1991年12月31日葡萄牙政府頒佈第455/91號法令時期， 葡文以宗主國語文作爲官方語文並得以延續的142年。（其中 前125年爲殖民地時期，後17年爲葡暫管中國領土時期）。在這 142年間，儘管領土主權始終屬於中國,但中文失去了官方語 文的地位。— 112—

（3）1992年至1999年12月20日，葡語延續爲澳門官方語 言的同時,“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同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 力”（第455/91號法令）。這7年，是一個過渡期。它開始了葡中 雙語行政的時期,實際是葡主中輔期。（4） 1999年12月20日開始，隨著澳門主權的回歸,澳門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生效,中文必完全恢復其官方地位及法律 效力，但按《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規定：“葡文也是正式 語文”。（《基本法》第九條）由於400年來本澳地區官方語言的一再更迭，存在以上的 階段性，而且在葡文爲官語的142年間，本澳行政、立法和司法 均淸一色用葡萄牙語文,語言問題就理所當然地成爲過渡期 要解決的三大問題之一。香港從1840年開始，英語也取代了華 語的官語地位，但1974年2月15日港府頒佈了賦予中文法律地 位的《法定語文條例》，與澳門相比,宣佈雙語行政早了 18年。 1999年12月20日，是中國恢復在澳門地區行使主權的不可更 改的期限，因而七年的雙語過渡期任務是十分緊迫的。可以說-113 一 中文一直為官方語文時期， 葡語為葡人自治界內共同 語。葡文為官方語 文時期。葡中 雙官 語時 期。中文恢復官 語地位，葡 文也是正式 語文。澳門官方語言更迭表

我們當前面向的五年是一個最後衝線的階段。2 .官方語文和民間語文使用人口的懸殊性。澳門歷史上，除1580至1642年間，由於商業進入第一個黃 金時期，歐洲商旅和家眷人數佔澳門人口的多數之外，中、葡 籍人口的懸殊越來越大。400年間，絕大多數的日子，華人均佔 總人口的90%以上,以葡文爲唯一官方語文的142年間,使用 非葡萄牙語的人口始終在90%以上，而使用葡萄語的人口更 由19世紀的6%降至現在的3%。這是澳門地區長期存在的語 言問題的根源之一。行政與居民的溝通，語言是第一障礙，旣 增加民族隔陔，又影嚮行政效率。而在社會的溝通上,400年 來,澳門雙語社會的特點：葡語社群是包圍在華語海洋中的 小孤島。官方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門頒佈的正式文件，大多數 居民是不能直接了解的。這一特點又造成當前解決官語問題 的艱巨性。3 .雙語之間溝通的局限性澳門雙語社會的第三個特點是由於土生葡人族群的形 成，這些雙語人憑其社會關係以及葡語敎育背景，世代相傳在 澳門充當了公務員的角色，在高、中、低各級公職中,承擔了葡 人行政與華人居民之間的中介作用。其正面的作用是在一定 程度上解決了中葡之間、官民之間的隔膜，使行政運作得以實 施,但由於大多數土生公務員不懂中文，只會聽、講粵語，不會 閱讀與寫作中文，因而這種溝通只限於口頭的，一般的溝通， 而文字的、有深度的溝通，官民之間溝通仍十分困難。這又是 它的負面作用。4 .雙語人才的短缺性400多年來,澳門曾先後出現利瑪竇、金尼閣、艾儒略、江— 114—

沙維、瑪吉士、伯多祿、高美士等雙語精英。但舞吾推廣，始終 未成氣候，雙語人才的短缺性，是第四個特點。在葡語成爲澳門地區官語的142年間，行政當局也曾通過 法令形式,在葡文官校中推行中文敎學。從1907年3月20日的 第30號法令到1974年4月20日的55號法令，前後八次,要求葡 文小學、中學以及商業學校等敎授中文。也有熱心的雙語精英 如伯多祿（Pedro Nolasco da Silva 1842-1912）、高美士 （Luis Gonzaga Gomes 1907-1976）等自覺地、積極地承擔敎 學工作，但中文課程時斷時續，效果甚微。另一方面目，政府又曾多次推動中文學校授葡語,並一直 保持金錢獎勵，本世紀下半葉，也還有17所學校設了葡語課， 而按班級獲得澳門政府額外津貼的。附：1959年民政廳補助教葡文學校統計（一）撥助馬六甲各敎授葡文學校 12,500元（二）聖心學校 900元（三）慈幼學校 1,000元（四）花地瑪聖母學校 300元（五）粵華學校 600元（六）慈幼夜校 600元（七）培貞學校 600元（八）路環嘉諾撒 300元（九）氹仔聖善學校 1,800元（十）路環聖方濟各學校 300元（十一）路環學校 600元—115 —

（十二）吳靈芝學校 900元（十三）同善堂學校 900元（十四）書籍補助費 100元（十五）賈梅士獎學金 500元（十六）歐維士獎學 300元（十七）中學生葡文優異獎金 250元（十八）成人葡文優異獎金 100元（十九）夜校學生葡文優異獎金 100元（二十）哥士德幼稚園 200元（廿一）何東小學 1,200元（廿二）孔敎學校 300元（廿三）穎川學校 300元（廿四）興中學校 200元合計 25,000元原刊於1960年度《澳門工商年鑑》第五篇第4頁因而,80年代後期不少人責備過往的執政者沒有推廣葡 語，是不確的；在這142年間，推廣效果不大，也不是沒有獎勵, 上表可作佐證。25,000補助金，外地花了一半，餘下12,500除 分發授葡語的學校外，還有多項獎金,鼓勵日、夜校學生、與及 成人學好葡語。筆者抄錄了以上史料，說明語言的發展，除主觀願望、行 政措施之外,還必須具有客觀需要。爲甚麼從1849年到1991年 整整142年間,掌握葡語的華人和掌握中文的葡人（包括土生 葡人）都那麼少?除了要從行政政策、措施方面去找原因之外, 還得從社會發展的諸因素中作調査分析。— 116 -

實際上，我們應該承認，面對百年來,澳門官民間的語言 障礙各方基本態度是：官方的“任得”— 無奈中只好放任；土生的“樂得”— 樂得保持中介的“專利”；居民的“忍得”－－在容忍中尋求非正式的溝通渠道。甚麼是非正式的溝通渠道?可以說是中介的中介，口語所 謂“駁腳”。例如法律事務上的“駁腳師爺”，在公開會議上借助 英語爲共同語等。（80年代、90年代均出現過葡官員、外地嘉賓 與會均用英語演說個案）。甚至政府內部上下級溝通也採英語 的。使中葡語間的障礙得暫時解決。基於澳門地區雙語社會的四大特點一：官方語言的更迭 性、官方語文和民間語文使用人口的懸殊性、雙語中介的局限 性以及雙語人才的短缺性，再加上語言人才成長的長期性，要 在1999年之前，做好恢復中文官方地位的準備工作，就形成了 任務的緊迫性。難度是很高的。同時，也在此體現出本次硏討 會意義之重大。當前,很有必要在1987年以來的工作基礎上，抓緊時間, 拿出誠意,針對本地區的特點,實實際際地確定工作的指標, 並制定一份倒數時間表，中、葡雙方、官方民間,共同完成這一 歷史任務的最後衝線。二、加速雙語運作，呼喚雙語精英本文著重針對本澳雙語社會的四個特點,就恢復中文官 方語文地位的同時,又能兼顧葡文在澳門的“保存和重視”（葡 萄牙外交部第455/91號法令語）,而從人才培訓的角度進行探-117

討，爲五年內的最後衝線提出膚淺的見解。1. 依法加速政府雙語運作的步伐從中葡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以來,雙方以互讓互諒的精 神,爲恢复中文的官方地位,爲兼顧葡文在澳門的“保存和被 重視”,在立法方面，邁出了有利的步伐，速度雖慢，但方向是 正確的，意義是積極的：(1) 1987年4月13日簽署的中葡聯合聲明第五條:"澳門 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 使用葡文”。這一共識的達成，雙方明確了澳門地區官方語文 的再一次的必然的更迭，以及中、葡語的法定地位。這對政權 順利移交,社會穩定均有重大的意義。⑵1989年12月10日澳門總督頒佈11/89/M號法令，四條 內容規定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門中，提高中文的地位。以後所 有的法律、法令、訓令和批示,必須連同中文譯本頒佈;法律提 案、法令草案和訓令草案均以中葡雙語文本提出，居民與公務 員溝通，得使用葡文或中文;政府機關印製的所有印件，表格 及同類文件,必須同時具有中、葡文。這些都是過渡期十分必 要的積極措施。(3) 1991年12月31日，葡外交部頒佈第455/91號法令，訂 定中文在澳門具有與葡文相等之官方地位及法律效力。儘管 “實質上現狀無大改變,它是葡萄牙政府在國際上作出承諾的 象徵"。［註1］但總算完成了在過渡期間,中文成爲官方語言的 立法程序,此後澳門葡政府有責任接受國際、中國和澳門居民 的監督。(4) 199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頒佈的澳門特區基 本法第九條:"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 118—

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在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指導下,澳葡政府已經在56 個政府機關全部8,723份印本、表格及同類文件中，列舉了 5445份（佔62.45%）,而做到與第11/89/M號法令相符;以中、 葡文雙語並用的，佔了 50.9%,即超過了一半。（《過渡期事務 硏究暨計劃辦公室》1994年2月資料）其中公衆文件82.1%採 用雙語。這些數字說明，雙語行政的確邁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其積極意義在於：（1）方便官民溝通、提高工作效率；（2）在雙語並用幾千份政府機關的印本、表格及同類文 件裡，即讓相當數量的行政運作日用詞語作了中、葡對應的翻 譯,可以說，是作了規範性的對照,是今後雙語行政的重要基 礎,也是公務員掌握雙語能力和進行培訓方面的有利條件。在實際使用上，我們可以參考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 1993年7月的一份調査問卷。其中關於政府與市民接觸所採用 的語文情況：（該調査向本澳34個司職員中以中文爲母語的 350人發出問卷，收回315份）採用語文 葡文 中葡雙語 中 文政府與市民接觸 39% 36.34% 4%政府表格使用文字 36.31% 62.05% 0.99%政府內部通告 68.05% 31.31% 0.64%從上列數字看來,淸一色的葡文官方語文的情況已經改 變了，但在這個葡主中輔的時期，要過渡到中文爲主，還有相119

當大的距離。因而，在肯定成績、承認翻譯人手仍未足的情況 下，要達到目標，必須加速進行。在過渡期間，必須將仍具實用 價値的全部印本、表格及同類文件翻譯出來,成爲雙語文件。 並且要保證在處理居民遞交的申請上，中、葡文本時效相等， 否則努力也是白廢的。立法會、諮詢會基本上做到雙語文本倶備，在司法上，困 難較大，我們也看到審訊中有中文的即時傳譯，也是一些進 展。正如簡秉達先生所說：“如欲保障澳門現行法例基本不 變，該法律體系的核心,必須以澳門大部分居民用以溝通、思 維、閱讀和書寫的語文表達。”因而在立法和司法領域上，加速 雙語運作步伐似更爲重要。2.公職人員的語文培訓和專業水平的提高(1)鼓勵從葡國招聘的公務員學好中文。按《91澳門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的資料顯示：1991年，全 澳15,371名公職人員，葡國出生的1,679人，前殖民地出生的 337人,合計2,016人，佔13.12%。他們文化水平較高,在政府 任職分佈情況也以高層次爲主：全澳公職人員之中 在葡出生 在葡前殖民地出生 合計(人)1.領導/主管 256 29 2852.高級技術員 340 66 4063.教師 390 52 4424.技術員 10 10 205.專業技術員 312 109 4216.行政人員 146 46 1927.保安人員 140 7 1478.工人及輔助人員 61 15 769.其它人員 15 3 18120

其中領導/主管及高級技術員691人，佔該兩職級的 48.8%,而他們的語言狀況旣不能與多數的下屬溝通,更難與 居民溝通。上述的1993年7月的華人公務員的調査中,其上司是葡人 的佔68.86%，屬土生葡人的佔17.05%,加起來超過4/5，而在 公職人員內部上級的溝通,採用英語的比率最高。華人公務員與 葡語 粵語 普通話 英語上司溝通語言 40.71% 29.81% 0.32% 45.20%華人公務員向上司遞交報告書所採用的文字葡 文 中 文 英 文44.59% 10.5% 53.12%在機關內部通告使用的文字葡 文 中葡文 中 文68.5% 31.31% 0.64%要使政府機關內上下級的語言和文字溝通走上正軌，鼓 勵從葡國聘來而又志愿留下特區工作的高級公務員學中文， 顯得特別重要。首先，他們文化層次較高，掌握雙語以後還有培養成雙語 精英的可能性，正好補澳門雙語社會中、葡溝通局限性的不 -121 -

足；其次,行政管理層次的官員掌握雙語,有利於平穩過渡， 也有利於官方語文從葡主中輔向中主葡輔的方向過渡，而對 於葡人念念不忘的，葡語在澳門的“保存及重視”也可以兼顧。1986年以來，本澳已有少部分葡人官員開始學中文，赴北 京進修，這是應予繼續鼓勵的。（2）促使操雙語的土生葡人從會聽會說，而向中文的四 會方向努力,並提高其文化層次,打破他們作爲中葡溝通的局 限性，充分發揮他們的雙語專長，促使其優秀份子在過渡期中 承擔骨干作用。80年代中期，行政暨公職司與本澳中文學校（商訓夜中 學、業餘進修中心）合辦培訓在職土生公務員的中文課程，以 及自辦的中文課程，是有良好效益的。通過三•二•三制，用 八年時間在職培訓完全不懂中文的公務員，使之具有中文高 中畢業程度的雙語人才。這些具小學或初中畢業的中文程度 的公務員，現在已在崗位發揮作用的爲數不少。還有兩個班將 於1995年高中畢業。其中部分年輕的學員表現良佳，還要求繼 續深造，希望升讀大專課程，包括中文系學士學位課程，翻譯 課程，公共行政課程……政府和學校均應予以關心和支持。澳 門大學、理工學院、華南師範大學的校外課程是否可以考慮爲 他們提供深造的機會?在此重要歷史時期— 衝線的階段，應 有一些特別應急的做法以鼓勵公職人員在職進修。政策絕不 能倒退，還應有足夠的激勵措施和列爲晋升的語言條件等。（3）借助外力，培養一批雙語精英，這才是訂出和落實 中、長期語言政策的保證。一個能翻譯四書的利瑪竇,在雙語社會中的能量勝過一122 -

萬小學生學幾年葡語。江沙維神父在澳門編出的中葡字典 （《漢洋合字彙》）成爲中西字典之母，在歐洲被廣泛使用,90年 後還在歐洲一字不易地重印，百多年後法國人要編中法詞典， 還以他的文本爲藍本,它在中西文化溝通、交流上的貢獻是無 法計算的。現在培訓公職人員採用了赴京、赴葡等方式，是好 的方法，但三幾個月，浮光掠影，效益局限，應以本地作一般培 訓，借助外地語言環境,以培養精英;也可以借助外才，就地在 職培訓雙語專業人才，總之要按照敎學的科學規律，調動一切 積極因素,完成此緊迫而又長遠的歷史任務。鼓勵葡人、土生葡人學中文，目的僅爲了衝線。在此必須 指出，澳門雙語社會的四大特徵與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有 較大的差異，要使澳門永留葡國文化（當然只能是有價値的、 優秀的部分），一定要有本地生根的雙語精英爲前提。因此，語言政策應適應語言敎學長期性的規律，把著眼點 放到精英的培訓上。魏美昌先生在《行政雙語化之我見》一文 中說：“葡文始終未能在本地華人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葡文 只能靠特權在行政等部門維持其統治地位,而一旦此特權喪 失,1999年後葡文在行政部門的延續性就成了問題。……1999 年之前中文在行政部門得不到應有的推廣，雙語制得不到眞 正的確立，那麼葡語在1999年之後在行政部門中的使用就會 有迅速減弱以至消失的危險。”換句話說，只有推廣中文才 可挽救葡文，本人同意這一看法，而且還感到沒有一定數量 的、中葡雙語精英,不但葡語在澳門的存在和重視受到威脅, 許多具歷史價値的文化遺產也將荒棄淹沒，我呼喚雙語精英 挽救文物!挽救東西文化遺產!本澳歷史檔案室、主敎府古書 收藏庫均有不少葡文、拉丁文的有重大價値的書籍、刊物文-123 -

件，像埋在土中的珍寶，等候翻譯。雙語精英的培養，包括鼓勵具有較好的語言能力的中國 學生，在中文基礎初步穩固之後，學習葡語;通過翻譯學校、澳 大葡語系、北京外語學院,葡國大學語言文學課程。在公費培 養中文敎育背景的學生的同時,也通過上述方式,讓語言能力 較好的葡人或土生葡人學習中文，雙語精英數量不必太多，但 要有五年的中期計劃，十年至二三十年的長期計劃,才是語文 政策、文化政策落實的保證。三、結論在最後衝線的五年多，檢討和調整語言政策，我認爲第一 要強調葡人公務員學好中文的重要性,應把主要精力移到這 方面來;第二，要著眼長遠利益和實效，培養一定數量的中、葡 雙語精英，才能保證在恢复中文官方語文地位的同時,使葡文 得到“保存和重視”;才能保證在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同時, 在澳門還可以保留有價値的文物，把澳門建設成爲有自己特 色的中外文化名城！1994年9月18日發表於《澳門三化問題》研討會備註［註1］簡秉達：《法律翻譯一保障澳門法律、政治自治之核心工具 及遵守聯合聲明之必要條件》—124 —

傳教活動促進中外哲學交流人類歷史上,通過戰爭征服,通過互市貿易,通過外交往 來,通過人口遷移，而發生的不同文化的接觸和碰撞，總是潛 移默化地、經過時光的洗禮而彼此同化、互相交融的。這是一 條普遍的規律。不同文化的交流,總是首先在語言文字、服飾 打扮、風俗習慣、視覺和聽覺藝術等方面進行,進一步才是各 個科學藝術領域。哲學思想是較高層次的文化領域，其交流也 總是最後的。這是另一條普遍的規律。但是16世紀末,17世紀 初西方傳敎士來到澳門，學習中國語文,硏究中國實況，繼而 進入內地傳敎，推動了歷史上第一次有規模、有系統、有重點 的中西文化交流,並且在以上規律之中，有所突破，有它鮮明 的特點，同時作出特殊的貢獻。19世紀初基督敎新敎士東來推 動的另一次文化接觴，也具有同樣的特點。一、學術傳教，不同哲學思想直接碰撞早在1552年，天主敎士沙勿略、羅明堅、利瑪竇、郭居靜、 金尼閣和艾儒略等等“基督士兵”①獲得政治、經濟力量的支 持，“不憚風波,泛海三載”，接踵來中國傳敎。在西歐，中世紀的哲學，是神學的婢女,天主敎敎士來到 中國,具有強烈的傳道意志，因此，儘管他們小心翼翼,以學術 傳道爲策略，但很快就把西方經院哲學傳到中國。利瑪竇到北京後,以曆學、數學和宗敎傳授給傑出的中國—125 -

知識分子徐光啓、李之藻等,引起他們對歐洲中世紀向近代轉 化的新的思想方法的注意。徐光啓已深刻地體會到西學的精 華在於嶄新的、科學的思維方式,它正好補中國傳統重直觀、 輕理性思辨的不足。②利瑪竇以學術爲手段、傳敎爲目的，但 在徐光啓等身上卻起了傳播學術和傳播宗敎思想的雙重作 用。爲了傳敎、利瑪實活躍在中國上層知識分子之中,以文會 友，也間接傳播了西方哲學思想。利瑪竇與明代著名的學者李 贄，曾經有三度相會，利瑪竇說：“天地間祇有三行，水也、火 也、土也。”他的論點與中國傳統的五行學說相悖，引起文化的 衝擊，但李贄卻力排衆議，認爲中國古有類同的說法，他說： “是水也、氣也、火也,三者相爲循環於無窮,此天地之所以爲 天地也。”學術便在健康的爭論中交流。利瑪竇最大的抱負是在東方傳敎,他體會到如果能用中 文宣傳敎義，不但符合中國的慣以文字書籍來傳道的方式，而 且影響可以擴至整個中華文化圈，當然包括了他們也十分關 注的日本。因此,利瑪竇用中文寫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二十五 言》與佛敎的四十二章經相互比較,起了較大的傳敎作用。中 西哲學對比，利瑪竇是開創者之一。後來他又用中文寫了一本 《天主敎要理略解》，書中引證中國古書中與天主敎敎義相 同之處。中西哲學的融合,利瑪實起了鎳接的作用。利瑪竇的另一本中文著作《畸人十篇》，他以“古代的格 言，先賢的芳表、哲學家的論證、敎父的道理、聖經的詮譯”③, 千方百計來引起讀者的興趣。書中提出了很多中國人從未聽 過的道理，也受到不少批評，同時又獲得許多人的讚賞，一再 加印，影響也很深。不同文化的直接碰撞，毀譽分明。利瑪竇在宣傳天主敎的同時，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學的-126 -

《中華帝國與耶穌會會士們傳播之天主教文化》扉頁。這是1642年馬德里第一次 印刷版，是300多年前中外文化交流的著作。

利瑪竇用中文寫的《天主實義》。

認識也不斷加深，而且糾正了他的前人的錯誤觀念。比利瑪實 先來中國的羅明堅,他在兩年之內，苦學中文，認識了萬多字， 當然也讀了不少中國的經典古籍，但他卻認爲爲中國人是沒 有哲學的,祇有生活與行動的格言去遵守奉行。④利瑪竇深入 硏究中國，對儒、佛、道三家在中國的影響作了分析對比，他高 興地指出：“儒家的主張很好，合於自然理性,也合於天主敎 的眞理。”他還認識到儒敎不是正式的宗敎,祇是學派的本質， 他抓到儒家倫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他認爲老子和孔子都是中 國古代的哲學家,還否定了羅明堅的看法。二、雙語傳教，不同哲學思想迅速交流利瑪竇以意大利文寫的《中國傳敎史》中分析：“（中 國）在學理方面，他們對倫理學了解最深”，“四書、五經是儒的 經典”，“中國最大的哲學家是孔夫子……一生以言行以文字 誨人不倦……實際上，他所說的和他的生活態度，絕不遜於我 們古代的哲學家，許多西方哲學家無法與他相提並論”。1584年，利瑪竇和羅明堅合編了《葡華字典》;1593年， 利瑪竇用拉丁文翻譯了《四書》並在意大利出版;1605年，編 著《西字奇蹟》，以拉丁字母爲漢字拼音。這些工作都爲中西 文化交流作出了基礎性的建樹,特別是《四書》的西譯，對中 西哲學的交流貢獻是肯定的。用雙語傳敎，語言、風俗、哲學的 交流同步。東林黨出色人物，被稱爲天傷星武行者的鄒元標答利瑪 竇書中說：“門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 僕嘗窺其奧，與吾國聖人語不異。”可見利瑪竇在溝通天主敎 與儒學方面是獲得中國先進人士共鳴的。-127 -

除利瑪竇以外，上述的天主敎人士大多通中文，爲了傳道 也譯出不少中國典籍。另一方面他們源源不斷地把西方學術 思想介紹到中國來。例如1618年,金尼閣與其他二十三位敎士 返華，就把他在歐洲募捐到的七千部書籍運到了澳門，以便轉 運中國;被稱爲“西來孔子”的艾儒略在中國用中文寫了不少 著作：“艾先生西來著書凡數萬言”，其中《西學凡》還專文 介紹西方哲學：“斐錄所斐亞(Philosophia)”……從1552年 到1687年，西方歷史學稱敎士漢學時期,也就是中西哲學首次 有組織、有規模、有系統、有重點交流時期。天主敎士起了主導 作用。澳門是天主敎敎士學習中文寫作翻譯的地方，是進出中 國大陸的門戶，澳門也成爲中西哲學交流的橋樑。後來由於 “禮儀之爭”，導致淸政府訂出禁約，天主敎士的主導作用幾乎 完全失去了，但澳門的橋樑作用卻在19世紀又一次得到大大 的發揮。三、傳教促中外哲學交流規律的驗證1798年，西方基督敎新敎又萌發一股到中國傳敎的強烈 意志，要以東方人口衆多的民族的文字翻譯聖經，廣佈福音。 馬禮遜自願承擔了這個任務，在“中國有三萬萬五千萬靈魂” 的召喚下,遠涉重洋到中國來。1807年馬禮遜先到澳門，他和利瑪竇一樣，先在澳門學習 中文，了解中國，讀《四書》、《五經》，硏究儒學。當時政治 環境是很惡劣的,淸政府“禁洋人寫稿,亦不得攜翻譯書籍入 廣州居住,至於內地史書嚴禁售於洋人，敎習洋人華文”。⑤他 仍不避艱險，埋頭學習、翻譯，做了大量工作，對近代中西文化 交流作出了貢獻。1813年，他翻譯的新約聖經在馬六甲出版;—128 —

1833年，翻譯的舊約聖經仍在馬六甲出版;1815年，他與米憐 (William Milne)牧師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記 傳》，是中國近代華文報刊的鼻祖;1833年他在澳門出版《雜 文編》、在廣州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都是向華人介 紹西學的報刊。魏源編《海國圖志》，引用了《東西洋考每月 統記傳》以及馬禮遜的另一著作《外國史略》的資料。⑥1817年到1823年,馬禮遜用了六年時間編纂了4,595頁、 分六卷的《華英字典》;1824年,馬禮遜帶萬卷中國書籍回去 他還用英文寫了介紹中國語言、文化、歷史的書籍14種他創 辦和倡導創辦《印度搜聞》、《廣東紀錄報》和《中國叢 報》，還在這些報刊中親自撰稿;這還引起英、法等地的讀者 來函詢問筆談。馬禮遜回到歐洲,多次演講介紹中國文化和孔 子思想，並主張牛津、劍橋兩學府開設中文講座;爲了廣泛介 紹中國的歷史，他還寫了一本《中國一覽》，成爲西方認識中 國的通鑑，促進歐洲漢學的發展。馬禮遜也和利瑪竇一樣,在 中西哲學的交流中作出貢獻。他們同樣地以習得的中文，把西 方哲學— 主要是宗敎思想介紹到東方;前者以拉丁文，後者 以英文把中國的哲學思想— 主要是儒家學說介紹到西方。 馬禮遜的繼承者如米憐、理雅各、威妥瑪等也像利瑪竇的繼承 者一樣，持續努力,促進鴉片戰爭前後的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有 組識、有規模、有系統、有重點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動。傳敎士重視語言的溝通功能,中外哲學思想得以直接、迅 速的交流。澳門爲外國提供學習中文的條件，這也反映了澳門 的歷史作用。1991年“澳門中西哲學研討會”論文129

註 釋（1）轉引自《西學東漸與明淸之際敎育思潮》白莉民編著（2）《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方豪（3） （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敎史卷五（4）見1581年11月12日《羅明堅在澳門給麥爾古里亞里諾神父的信》（5）《達里集》許地山，轉引自李志剛牧師《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的交 流》（6）《魏源硏究》陳耀南，轉引自李志剛牧師《馬禮遜牧師與中西文化的交 流》—130 —

東西文化熱風對流與 儒家道德思想的傳播前言明淸之際，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傳入中國,掀起引進西學 西術的熱潮。正當中國人佩服西方曆法精確，醫術嶄新，船堅 炮利的時候,西方也出現了“中國熱”。法國啓蒙運動的代表人 物伏爾泰說：“歐洲的王族及商人發現東方，祇曉得求財富， 而哲學家則在那裏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與物質的世界。”①這 次東學西漸，促進了歐洲漢學的創立，也促進了 18世紀歐洲啓 蒙運動。歷史推進了 300多年,20世紀80年代，中國總結了閉關鎖 國的又一次慘痛敎訓之後,又引進了西方先進科技和物質文 明,提出要擺脫封建傳統的束縛，更新觀念，以推動現代化的 進程的時刻，西方又一次出現“中國熱”。許多西方學者把注意 力投向《四書》、《道德經》，企圖從東方和受東方影響的文 化中，找尋解決他們在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新問題。400年間,這兩次東西文化熱風的對流現象中，中國兩番 引進的，都是西方自然科學的新技術、新理論等新成就;而西 方出現的兩次“中國熱”卻恰恰相反，兩次都回到中國傳統的131 -

儒家，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可以說，東方向西前膽，西方卻 向東回顧。這不是歷史的偶合，也不僅僅是事物的表象，這是一個値 得我我們從本質上、從深層思想結構上探討的問題。一、可以各取所需的儒家天道觀第一次東西文化熱的對流，從沙勿略、利瑪竇等天主敎耶 穌會傳敎士東來至1687年，爲第一階段。根據《在華耶穌會士 列傳》統計，從1552到1687年間，在中國傳道的敎士譯作共 644項,作者74人，其內容爲漢學有關的佔了 69%。如16世紀 末，利瑪竇已奉范禮安之命翻譯四書,1667年，柏應理著《西 文四書直譯》（拉丁文書名爲《中國哲學家孔子》）都是介紹 儒家學說的。歐洲中世紀千年，天主敎思想處於統治地位,文 藝復興剛剛衝破了它的思想藩籬，動搖了它的禁錮的鐵條，敎 士漢學家們小心翼翼地想從儒家學說中找尋與天主敎義吻合 之處，作爲傳敎時的附會，又可以作爲敎義在東方的佐證。這 期間的敎士漢學實際上是處於爲敎義尋找注腳的從屬地位。 他們所硏究的出現了如下的課題，充滿有神論色彩的課題。例 如“中國人的起源如何? ”“中國人是否較歐洲人更早被上帝創 造? ”“孔子是否得救? ”。儒家的天道觀是非有神論的。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 ”“未知生，焉知死? ”儒家另一傑出的代表荀子更提出 “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强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的自然天道觀。他引導人們去認識“天道”就是客觀存在的自 然規律,從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輝思想。但是，儒家發—132 —

1992年作者到北京參觀利瑪竇墓地。

展到16世紀，已經帶着濃烈的宋、明理學的染色體，因而“理” 是否“神”?這一命題成了敎士漢學的爭論焦點。宋、明理學是 董仲舒神化了的“儒學”的延續，“天人合類”的思想，自然爲有 神董論者輕而易舉地加以運用,因此，與其說當時儒學被西方 有神論者附會，倒不如說中國的有神論者早已利用了它，扭曲 了它。1687年，歐洲“中國硏究”的中心移到法國以後，就開始了 第一次東西文化熱對流的第二個階段，中國硏究向縱深發展， 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力量又同樣在儒家學說中找到啓蒙運動 的理論依據。法國作家Pierre Bayle (1647-1706)讚美中國人 的美德是不依存宗敎而產生的,卻比歐洲最嚴厲的敎條束縛 下的人更爲純潔。②眞是各取所需!有神論者可以從儒家學說中找到“盾”以 擋住文藝復興思潮鋒利的矛頭,以維護神學和經院哲學的權 威;無神論者同樣在儒家的經典著作中，找到“矛”，刺向敎會 至上,神權政治的殘盾。眞是“以儒學之矛刺儒學之盾”。二、相對的君臣關係與絶對的主奴關係道德認識是建立在道德哲學之上的，上述的儒家天道觀 正是儒家倫理道德的基礎。孔、孟、荀都不是徹底的無神論者， 但春秋時代儒家重人事的思想是十分明顯的，其道德準則強 調調節人際關係。《禮記》：“天下之達道者五,……曰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作了詮釋， 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滕文公上》)這正是儒家“明人倫”的道德核心。五對人際-133 一

關係都是人間的，也是相對的而不絕對的、孤立的。孟子有十 分精彩的論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 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 仇”。（《離婁下》）可見儒家的仁義道德都是相對的，並不要求 一方絕對服從另一方。荀子說：“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順 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最 高的行爲準則是服從眞理，不是愚孝愚忠。這些與儒家的繼承 者發展成爲“三綱”、“五常”是有根本區別的;什麼君要臣死, 臣不死是爲不忠之類，與儒家老傳統是背道而馳的。孟子在 《萬章篇》中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其位。” 他不但主張“從道不從君”，還認爲人民有推翻無道暴君的權 利。當年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讀了這一段，撤掉孟子神位,下令 編《孟子節文》，刪去《孟子》書中觸犯君權的言論，並聲言 所刪去的部份，“課士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在歐洲，在敎 士漢學時期,孟子的主張也是不被重視的。16世紀末耶穌會敎 士開始譯四書，被譽爲“亞聖”的孟子著作，一直得不到理睬。 直至18世紀中，也就是，歐洲漢學建立了200多年以後，《孟 子》在歐洲才有完整的譯本，在《四書》之中，《孟子》被重 視的程度是大大低於《論語》的。儒家的另一繼承人荀子以水旣可載舟又可覆舟的生動比 喩，闡發了儒家的君臣關係觀。可惜荀子著作在中國被埋沒 900年，它在歐洲的譯本比《孟子》更晩。孔、孟、荀這些一脈 相承的、關於相對地處理君臣關係的論點,在漫長的封建制度 下，由於政治結構的主宰者（君主）同時是意識形態結構的主 宰者，統治者不歡迎的學說受到壓抑是理所當然的事,它在對 外傳播上的命運也是一樣的。—134 —

另一方面，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具有“特殊的、獨有的、政治 倫理一體化的特色”。③它雖然承認君臣、父子五種人際關係 都是相對的，也承認前四者是有差別的,非平等的，但儒家強 調人人安守本份，“克己復禮”則社會安定，人際和睦了;儒家 雖然承認暴力推翻暴君的合理性，但主張在萬不得已之下,才 採對抗行爲的。由於儒家把五倫並列,政治和倫常混爲一體， 階級矛盾和家庭矛盾不作本質區分，易導致錯覺，有利於統治 者。漢儒更把它絕對化，強調爲君、爲父、爲夫的主導作用，抹 煞爲臣、爲子、爲婦的反作用；強調維持和諧的社會秩序，抹煞 矛盾激化的客觀可能性，因而也抹煞必要的抗爭。宋儒進一步 提出“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使之變爲不可動搖的 天理。程頤的再傳弟子羅縱彥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朱熹 的弟子陳埴更胡讒“天下無不是的君”。這便與傳統的儒家學 說背道而馳，使相對的君臣關係變成絕對的主奴關係了。16世紀開始傳入歐洲的儒學，實際上也是變了形、變了質 的儒學。伏爾泰是18世紀狂熱而執着的儒家倫理道德的崇拜 者。他認爲在“恕道”和“寬容”精神建立起來的，是理想的和諧 的人際關係。他曾說：“基於一個優美的原則治理一切，那就 是皇帝爲萬民之父，中國像個大家庭。”②他所認識的中國，是 《四書》裏的相對的君臣關係的主張，看不到明淸之際的現 實的中國，看不到政治倫理混爲一體而掩蓋了的絕對的主奴 關係。到了 17世紀下半葉,另一部份歐洲學者吸取了敎士譯述 以外的，關於中國的資料，對中國漸有較深的認識。前述伏爾 泰盛讚中國帝王“勤政愛民”,孟德斯鳩卻提出不同的意見： “儘管中國自古即有節儉的明訓,各朝開創之初，亦均能勤政 儉約，但多數中國帝王並不能免於奢侈，故每傳數代,終因驕- 135 一

奢淫逸而亡。”②孟德斯鳩還透過表象看到實質，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 國人的氣質有着一種奴隸性的服從”。④他所看到的,並不是 孔、孟、荀的傳統儒家的倫理道德規範培養出的中國人，而是 三綱五常、愚忠愚孝的漢儒和宋儒倫理道德觀在中國人思想 上的沉澱，是天人感應的道德哲學爲基礎的、君臣關係被絕對 化了、僵化了的主奴關係。三、相對的而不是對立的儒家義利觀孔、孟、荀的君臣關係旣是相對的、那麼按其道德標準，在 什應條件下,要以“和爲貴”;什麼情況下,才應誅暴君?儒家的 義利觀解答了這個問題。不少人認爲，孔子、孟子提出的義和利是對立的，我認爲 這看法有片面性。首先,孔子說：“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論語•里 仁》），他的話並不構成義利的對立。祇是把君子和小人在義 與利的問題上採取的態度相提並論。他認爲小人祇懂得利，君 子懂得義;他沒有肯定君子不知道利之所在，是絕對不講利 的，而僅僅是採取比較理性的態度，當義與利兩者有衝突,如 何側重，如何抉擇。在《憲問》一章中，孔子說得非常明確，認 爲道德標準應該“見利思義”、“義然後取”。孟子在答梁惠王時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他認爲爲王的,不要言必及利。仁、義、利三者亦應兼顧, 權衡抉擇，作爲君王,不要見利忘義，這也是孔子的先義後利 觀。136 -

儒家承認食、色性也，人性的自然要求是客觀的、共通的、 合理的。但處於生產水平低的社會裏，物質生產未能維持人人 豐衣足食,“見利忘義”往往是社會罪惡的根源,孔子和孟子所 處的春秋戰國年代，爲了利,諸侯貴族爭雄爭霸,殺人盈城盈 野,如果人人均懷利處事,必然篡弑有加，罪惡無減,人民的痛 苦必然加劇。孔孟的義利觀,實際上是與他們提倡的“節欲”、 “寡欲”的主張是一致的。否則“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 子、梁惠王上》）。看荀子的義利觀,它有更明確而透徹的闡述。荀子從性惡 論出發，肯定了人們求利,是天然的本性，是心理和生理的本 能,他說：“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 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性情者也。"（《荀子•性惡》）他又說：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 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所同也。” （《榮辱》）於是，他強調後天敎育的重要，強調在“群道”（即 群體、“社會生活”）中，要以禮制欲,以義制利，提倡“先義而後 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荀子•榮辱》）荀子的制欲、制利是積極的、是爲了更好地調節整體性的 利益，他在《強國》一節中說：“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節於 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 也”。做到上下都有所節制，那麼就可以維護社會秩序，發展生 產：“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 物。”（《荀子•王制》）。可以肯定，荀子的義利觀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也不是 對立的,它是孔子義利觀的發展,而並非殊途;它與孟子的出 發點不同（孟子主張性善）而殊途同歸,均繼承和發揚了孔子 _ 137 -

的義利觀。第三，我們把孔、孟、荀三家的義利觀稱爲儒家傳統的義 利觀，因有其共同的特點，就是三家對於“先義後利”，“捨身取 義”的精神也是一脈相承的。孔子強調要捍衛道德原則，說：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孟子 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而強調大丈夫的高尙 情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 文公下》）荀子在《勸學》中也表達了相同的道德意志：“權 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 是，夫是之謂德操。”這是儒家傳統義利觀的精華,它造就了中 華民族的脊梁。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殺身成仁”、“人生自古 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士可殺不可辱”、“先天下之憂而 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豪言壯語,以及岳飛、文天祥、史可法、 林則徐、鄧世昌等民族英雄。這種重義輕利的傳統思想，反映 了儒家最高的道德準則。它不但是道德行爲的檢驗標尺，而且 也是相對地調節倫理關係的準繩。在處理君臣關係上,爲君的能盡君道，爲臣的就要盡臣 道，即使是不平等的，但爲了求得社會的穩定、生產的發展，這 種不平等是應該接受的;但是，如果爲君的揮霍無度,視臣如 草芥，犬馬不如，那就超越了可接受的限度,在臣民的眼中,從 腹心變成寇仇，已經是質變了,不再是君臣關係了。孟子說過, 屢諫不改，可以易其位的了。孟子在見梁惠王就說得更具體 了，他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不仁不義的桀紂，臣 民完全有理由討伐他，翦除他，那和弑君是兩回事。“義”就是 質變和量變的分界線。儒家相對而辯證的義利觀在中華民族 的深層意識上，還紮了根。“你不仁，我不義”，“人不犯我，我不138 —

犯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粤語也有一句：“你做初 一，我做十五”這些均成爲公認的行爲準則。“你不仁，我不義” 的一個“義”字還應當有個引號,因爲這相應的“不義”行爲，是 大家所肯定的，是理所當然的回應。儒家所並列的五對人際關係，一方面是有差別的，甚至是 矛盾的;但另一方面，卻又是互相依存的，君臣之間、君民之間 也是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例如爲君的有所節制,能行仁 政，還未超過見利忘義的界線，那就會維護互相依存的關係， 在共禦天災和外侮的時刻,更能利益一致、協力同心。祇是到 了階級矛盾激化的時候，互相依存的條件喪失了,才尖銳地對 抗起來，這是中外歷史所證明了的客觀規律，而互相依存的時 候又總比互相對抗的時候多得多，也是中外歷史的事實。因 而,祇要不把君臣、君民關係絕對化、主奴化，儒家的倫理道德 觀還有它合理的因素的。遺憾的是，到了 18世紀，中國的君民 關係，已經相當絕對化、主奴化了，外國學者孟德斯鳩也客觀 地作了科學的判斷。但是，剛巧又是孟德斯鳩，他對古老的、封建的中國以及 儒家的思想作出尖銳的批評的同時，又對中國先賢立訓敎誨 百姓這一點，加以肯定和讚美。②而歐洲大多數的漢學家也認 爲他們面對的是歷史悠久的、理性的、明智的、順乎自然的而 重道德的學說。因此,16世紀到18世紀,東方文化的輸入，他們 像得到天賜給啓蒙運動的一份禮物。由於他們對漢學的硏究 處於初創階段，對儒家的思想體系和發展的了解，必然存在片 面性和表面性，天主敎敎士和啓蒙運動的先驅們也急於從中 各取所需，儒學被美化、被曲解或者被醜化也在所難免。但儒 家學說中相對的倫理道德觀和它所鑄造的重道德、和爲貴、刻139

苦內省、先義後利以及憂國憂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等的優 秀民族性，也客觀地介紹到歐洲，傳播世界。四、以家爲本位的倫理道德與現代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40多年，西方科技突飛猛進,經 濟發展帶來物質生活的豐裕，同時也出現了不少社會新問題, 社會秩序紊亂,犯罪率提高，離婚率提高，靑年放任頹廢,少年 厭世輕生，老人遭受遺棄……而這些問題又不斷惡性循環,形 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困擾着工業發達的國家。首先，東方一些受儒家思想影響深的國家,如日本、南朝 鮮和新加坡等,不約而同的，回到儒家的倫理道德中,去尋求 良方，他們從敎育入手，以健全家庭細胞爲基點,來解決整個 社會的問題。南朝鮮的敎育家金一東說：“50至60年代出生的 靑少年被稱爲不懂漢文的一代，靑少年犯罪率以40%的速度 年年增長。正是這樣的時候，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進行漢文敎 育,因爲漢文中蘊含着忠、孝、仁的精神。”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1983年對到訪的中國客人胡耀邦說： “日本要把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想法和孔子的敎導調和起 來”。⑥新加坡前副總理兼敎育部長吳慶瑞也在80年代初在記 者招待會上說：“儒家學說是以孔子的道德體系爲中心思 想。……我們將吸取孔子有關成爲一個君子的道德規範和行 爲準則，除掉不適合本國國情的政治學說部份。”新加坡以 《儒家倫理》作爲中學敎科書，進行“五德”、“五倫”的敎育。上述三國，新加坡的人口華裔佔了 3/4。朝鮮是最早引進 儒學的國家,大槪有2,000年歷史;日本次之，也在700年左右，140 一

他們的血液裏，也像中國人一樣,溶入了儒家的倫理思想，當 濃度被西方功利主義思想稀釋以後，新問題就逐步湧現。吳慶 瑞博士曾強調由於忘掉母語可能失去本身的文化，結果可能 造成一個“西化東方人”充斥的國家，即一個沒有根的社會。 1983年，中曾根又說：“必須牢牢抓住迄今已在日本存在的儒 敎和佛敎等道德規範,引進歐美國家的良好的敎育制度。”簡 而言之，他們都是採取現代化的政制和科技,加上傳統儒家的 倫理道德思想，作爲理想社會的發展路向。80年代裏，這些倡行儒家倫理道德的國家和地區,經濟相 繼起飛，其成功經驗顯示於東方，傳揚於世界,引起西方學術 界的注意。80年代,中國採取了開放改革的政策，再一次打開 中、外文化敎育交流的大門。現代化政治經濟科技滯後的中國 人認爲：必須吸取西方文明，才能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迎頭趕 上;而西方各國又躍躍欲試，希冀從東方找到解決後現代化的 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的良方妙藥。第二次東西文化對流的熱風, 就這樣產生了。1982年，一個西方學術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很有感觸, 表示：“假如西方的物質文明與孔子爲代表的中國古代精神 文明結合，就會創造奇迹。”無可爭議,這一次“中國熱”的熱點 也是在孔子的儒家學說中。面對家庭破碎、人倫關係崩潰、親子之間如同陌路……不 少人羨慕中國人父慈子孝、夫婦和順、兄弟手足扶持的溫馨; 面對享樂主義泛濫、精神空虛、酗酒吸毒，萎糜不振的風氣，許 多人懷念儒家篤信好學，孜孜不倦追求人格完美的、積極的自 我修養、自我完善的態度;面對爾虞我詐、唯利是圖、不講信 義、人情冷漠的社會，他們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美德及141 一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睦鄰關係是非常嚮往的。許多學者致力 於儒家學說的改造而使新學說成爲現代社會的精神支柱。人類學家林頓認爲:安全、感情、智性，這三者是人類的最 基本的需求，儒家的“齊家”論恰好是一劑良藥,它滿足人的安 全的需求,感情上的需求，進而帶來人的智性的發揮。儒家的 家庭結構是建諸“仁”、“禮”的理論基礎之上,一個人完善了 “仁”、“禮”的修養，就會具備道德勇氣而自覺地承擔責任，自 覺地維護家庭制度,這一點,正好給西方的道德現狀作出了有 力的補充。因此,80年代隨着儒學硏究的逐步深廣,孔子的地 位在世界人民心中不斷提高。1980年，西方學術界對世界十大 思想家的排列，孔子名列第七，1982和1984均上升到第一 位。⑥到底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能否與現代社會適應?怎樣改 造才能溶入西方文化而建立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的價値觀?如 前所說，儒家倫理道德是政治、倫理混爲一體的，以家爲本位 的道德觀，是與自然經濟相適應的，被歷代封建統治者所用作 馴服人民的工具,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五•四”提出要打倒 孔家店,總是體現了現代民主精神。那麼，後現代化的社會問 題能不能從中找到有效的思想力量呢!大概這也是90年代哲 學、社會學和敎育學的熱門課題。結 語作爲儒學的故鄕,從兩次東、西文化熱風的對流中,很有 必要進行深入的反思。今天有人提出：儒家學說是中華文化 的瑰寶，又有人堅持,它是中華民族沉重的思想包袱。炎黃子-142 —

孫不能夠也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作個簡單的選擇。中華文化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的、幾千年從未斷續過的悠 久文化，儒家學說是它的一根重要的支柱，道敎、佛敎、基督敎 的傳入，蒙古族、滿族的入主，更多的外族的一時入侵,以及他 們帶來的各種源流的文化，儒學不但與之共處，還互相滲透， 這些現象已體現到儒家學說自身的特質,以及其自身的發展 歷史。西方文明遠遠超前的今天,它仍備受推崇，也必然有它 自身的、合理的內核，這實在是値得我們深入探討的，我們確 實不應該也不可能肯定它是我們民族文化完美無缺的寶藏, 也不能否定它，認爲它僅僅是沉重的民族思想包袱。我們不要被古今中外的那些各取所需者的發揮和演繹所 誤導，也不要參與各取所需的新行列，回到春秋戰國的具體歷 史條件，並沿着民族歷史的長河順流而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 和科學的、客觀的方法參與世界性的儒學的硏究，參與新儒學 的建築工程，去發掘寶藏，同時也丟掉包袱。寫於1990年10月143 -

註①②③④⑤釋伏爾泰：《禮俗論》。轉引自匡亞明：《孔子評傳》P.402轉引自王漪： 《明淸之際朿學之西漸》羅國傑：《儒、釋、道與傳統文化》Etiemble:《Les Jésuites en Chine》《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0第8期：《南朝鮮學術界討論中國文化的 影響》⑥ 羅佐才：《孔子敎育思想在國外的傳播和影響＞參考書籍和文獻周德昌：《孔、孟、荀敎育思想硏究》王漪：《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中華孔子硏究所編：《孔子硏究論文集》李奇主編：《道德學說》朱貽庭主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史》匡亞明：《孔子評傳》《文史知識》編：《儒•佛•道與傳統文化》兪啓定：《先秦兩漢儒家敎育》龐樸：《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台港學者：《文化危機與展望》龐樸等：《東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144 —

《聖諭廣訓》葡譯本在 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一、中國有重視社會教育的傳統我國自古以來，重視社會敎育。原始時代伏羲氏敎民漁 獵,神農氏敎民稼穡，不但是生產技術的社會傳遞,還是生產 秩序的社會敎育。夏代“契爲司徒，敬敷五敎”①,史書記載“脩 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2），都記載了官方有計劃、有 目的地推行社會敎育的歷史。戰國時代，已經有了“聚民讀 法”,在每年正月、七月和十一月的第一天,由各級官員向所管 轄的老百姓講解法律;每月另選吉日，由族師向“屬民”進行道 德敎育。還有針對性地展開表揚和勸誡，形成以“六德”、“六 行”和“六藝”來作施敎的內容，稱爲“鄕三物”。社會敎育不但 被廣泛重視，而且內容也日趨豐富和全面了。宋、明的“鄕約制 度”則是社會敎育以鄕爲中心的制度化、群衆化了。二、清代強制性的社會教育17世紀中,滿族入主中原，爲維持其統治地位，也抓緊了 思想的控制。他們對明代知識分子論政之風，怕得要死,爲此,- 145 -

淸政府一方面嚴禁士子結社訂盟,大興文字獄;另一方面，又 繼續推行科舉,把讀書人誘上依附統治階層的道路。淸政府也 吸取了歷代統治者重視社會敎育的經驗，採取了不少措施，頒 佈了一系列飭訓、規則：1652年（順治九年），“大淸律”訂定五年後,爲使人才能 “上報國恩”，“下立人品”“以供朝廷之用”，“養成人才”，順治 題准刊立“新臥碑”於明倫堂。③1670年（康熙九年），康熙大帝親政兩年後,已經決心以儒 學治國。他推崇程朱理學，爲謀“長治久安”、“法古帝王，尙德 緩刑，化民成俗”④,頒佈了《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子弟 及直省兵民人等”。30年後（1700年）,康熙接受建議，下令民間 每月初一、十五，地方官要召集百姓，宣講這16條“聖諭”，以 “化導百姓”⑤，官學中有違令不宣講的，“從重治罪”。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又御制了《訓飭士子文》， 頒行直省各學宮⑥，以整頓士風，勸誘學子，奉公守法，埋頭讀 出，恭順朝廷。1724年（雍正二年），爲進一步加強對全國的思想箝制，淸 政府“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特別對《聖諭十六條》 進行了演繹，“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⑦,這就是《聖 諭廣訓萬言諭》（簡稱《聖諭廣訓》）。政府還“鄭重申明，俾 家絃戶誦”，規定仍必須“朔望宣讀，士民肅聽，人人易知易 從。”⑧實際上是一種強制性的社會敎育，也是官定的行爲規 範。後來,雍正又頒發了《御制朋黨論諭》、乾隆再頒《太學 訓飭士子文》等等。影響最深遠的，是《聖諭廣訓》。它不但 成爲統一的宣講敎材，還成爲學校,以至科舉應試的必讀材-146

料。童試選秀才的督學院試中，試詩、文之外，要“默寫《聖諭 廣訓》百數十字”。《聖諭廣訓》就變成考試的“天書”，擠進 《四書》、《五經》之列。被選中的生員，在歲試之前，要詣文 廟拈香，三跪九叩至明倫堂，聽敎官宣讀《臥碑》及《聖諭廣 訓》⑨。甚至舉薦地方官,也考核他是否“實心奉行上諭十六 條”。⑩固早在1681年,安徽繁昌知縣梁延年，對《聖諭》逐條 詳加闡述和註釋,寫成《聖諭像解》二十卷,印刷精美，刊行 全國。雍正年間山西鹽運使王又樸又編成通俗易懂、生動活潑 的《聖諭廣訓直解》再爲萬言的宣講敎材作出淺釋,務求深 入淺出，提高社會敎育的效果。⑪《聖諭廣訓》作爲社會敎育，一直影響中國社會300多年 （即由頒行日起至淸末）。1872年，洋務敎育如火如荼的時候， 曾國藩奏定挑選幼童及駐洋應辦事宜章程的第六條寫道： “建議幼童出國，兼讀中學，課以孝經……定期講《聖諭廣 訓》;”又例如百日維新失敗後多年,1902年袁世凱主持草擬 《師範敎育暫行章程》，其中一條學生守則規定：師範學生 “每月朔望之日，學生環立,敬聽老師宣講《聖諭廣訓》。”三、康熙的《聖諭》和天主教的《聖經》16世紀末,17世紀初,耶穌會傳敎士利瑪竇從澳門進入肇 慶、南京、北京等地開創傳道工作,而至康熙元年（即1667年） 三分之二個世紀，敎徒發展到256,880人,敎堂159處,呈一時 之盛。⑫當年，在民間就出現了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這邊 廂，百多處敎堂，每逢星期日，傳敎士聚合敎徒講述天主敎敎 義;那邊廂，逢初一、十五，地方官在街頭或指定的公所，規定—147 -

百姓一定要來聽《聖諭廣訓》。這一有趣的現象說明什麼?它當然不是互相的啓發和學 習，因爲如本文開始所引述的，我國自古就有定期向民衆進行 社會敎育的傳統,天主敎會則一直是禮拜天向信徒講敎義要 理,宣講聖經。但在思想陣地上的爭奪戰已露端倪,正各顯神 通，互相競爭，也在互相推動。從社會地位和作用來看，《聖諭廣訓》也眞的具有《聖 經》般的性質和特點：1 .宣講對象的全民化1670年，康熙初頒《聖諭十六條》，“曉諭”的對象,是“八 旗子弟和直省兵民人等”,以後範圍不斷擴大,到了淸末,宣講 的對象已經普及到“群黎百姓”，甚至海外的留學生，它和天主 敎禱誦經文，基督敎的傳播福音一樣，對象不分男女老幼，不 分尊卑貴賤。2 .宣講方式的制度化1700年，康熙頒准每月初一、十五兩次在學宮宣講《聖 諭》，違例的學官，“從重治罪”⑬。以後普及到城鄕，均以“朔 望”爲期，形成聚衆宣講的制度。師範敎育是近代西方傳入的 新式學堂,以“星期”作爲學校敎學活動的單元,但師範學堂守 則，仍然規定師範生“每月朔望”“環立敬聽”。也是全國制度的 體現。秀才考試，要先到文廟上香,三跪九叩進入明倫堂，肅立 聽考官宣讀《聖諭》。制度更爲嚴格，可見到了淸末，讀講 《聖諭》已經納入學規、鄕約和科舉制度中統一全國的、強制 性的、定期的社會敎育制度了。148

3 .宣講內容的規範化作爲宣講儀式，《聖諭廣訓》一萬言，就是解釋《聖諭》 十六條的範本,它和經文一樣，一字不易反覆誦讀,反覆講解, 聽衆耳熟能詳，家喩戶曉。以上三點，宣講《聖諭廣訓》和敎會誦讀《聖經》是完 全一樣的,二者相異之處又有以下兩點：1 .聽神父講道、讀經是自願的，聽讀聽講《聖諭廣訓》 卻是強迫的，前者善誘，後者帶強制性；2 .天主敎傳道通過推介自然科學,特別是天文學、數學 和醫學等;《聖諭廣訓》卻列入科舉考試範圍之內，誰要晉身 仕途科舉，誰就得把《聖諭廣訓》背得滾瓜爛熟!兩者比較, 自然是人間君主的恩賜比天國上帝的保佑實惠得多,更何況 科舉的“敲門磚”價値觀早在中國人的靈魂深處紮根！四、《聖諭廣訓》在海外的傳播這有趣的“對台戲”自然不會長久唱下去。從1610年利瑪 竇逝世後開始，耶穌會內一股不滿利瑪竇尊重中國傳統風俗 的傳敎方式的勢力不斷增強，導至1720年“禮儀之爭”白熱化, 康熙對敎廷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大爲惱火，下令禁止天主敎 在中國傳敎，那場有趣的“對台戲”唱不下去了,在中國開創活 動近200年的天主敎耶穌會，自此在中國大地上音沉響絕了。“禮儀之爭”的實質，是天主敎內部對利瑪竇的傳道方式 的肯定和否定，應否容許中國的敎徒有限度地保留原有的崇 祀祖先的儀式?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中國傳統的祭孔、祭祖是否-149 —

違反敎義的偶像崇拜這一問題上。我們今天看起來，禮儀之爭是沒有什麼學術價値的，但這 持續百多年的爭論,不但揭開了敎士之間的矛盾和嫌隙，還引 起歐洲漢學家的廣泛注意,議題進入歐洲的時代思潮中，引發 又一個新的硏究中國的熱潮：這時的漢學硏究已擺脫天主敎 敎義的框框，態度開始客觀，探討更加深入。儒家經典著作、中 國古籍和古典文學源源西漸。歐洲漢學家們開始體會到中國 哲學的折衷性和寬容性與天主敎的獨一性和排他性是截然不 同的;前者可以包容後者,後者卻必然抗拒前者，這就是禮儀 之爭的關鍵的問題。到了 19世紀，歐洲又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康熙皇帝 的聖諭和耶和華的聖經東西雙向交流,歐洲人和中國人同時 誦讀《聖經》和學習《聖諭廣訓》。19世紀初，歐洲已經有了《聖諭廣訓》的法文、意大利 文、英文和俄文的譯本，成爲歐洲人了解中國,學習漢語的材 料，好像《聖諭廣訓》的不同拷具，在歐亞兩洲同時上演。20世紀初，澳門也出現了《聖諭廣訓》中、葡文本同時 “上演”的有趣現象：一方面，華人的團體和學校像全國一樣, 有定期聚衆宣讀《聖諭廣訓》的傳統。另一方面，葡國人又以 《聖諭廣訓》作爲中文課本，逐章逐句，認眞學習。作爲淸代社會敎材200多年的《聖諭廣訓》，同時又成爲 近代歐洲人了解中國、學習漢語的課本,其原因何在?這也正 是本文探討的第二個方面。五、讀《聖諭》了解儒學、了解中國“《聖諭》十六條”内容如下：150 —

《聖諭廣訓》萬言序。

敦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鄕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尙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爲；息誣吿以全善良；誡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⑭從十六條的內容來看，它針對淸代的社會實際，吸取了歷 代維護封建統治、穩定社會根基的經驗,而濃縮爲一百一十二 字，作爲統一官民認識的準則，其目的是爲了鞏固滿淸的封建 王朝，維護統治者的利益。但十六條之中,多方面的內容，都有 可取之處，因而得到外國人的欣賞，試闡述如下：1,《聖諭廣訓》以儒家思想爲指導方針， 是認識儒家思想的材料。(1)第一條“敦孝悌以重人倫”是儒家倫理道德的思想基 礎，也是三網五常的理論依據。在600多字的推衍中，圍繞一個-151 -

“孝”字，反覆印證孔孟的倫理道德，認爲“孝者天之經，地之 義，民之行也”。中國百姓讀了，鞏固三綱五常的封建傳統意 識，外國人讀了，掌握到中國傳統道德的核心思想。(2)第六條“隆學校以端士習”、第七條“黜異端以崇正學” 都是第一條的發揮,從孝親而忠君,強調儒學正統，反對“惑世 誣民，，⑮的不同意見，更防範民間“樹黨結盟”。其餘各條，引了 不少孔子、孟子的倫理道德學說，借以規範百姓的行爲。外國 人讀了，有助了解中國的禮節和風俗，還可以理解中國人傳統 的思維模式,和以孔孟之道爲準則的價値觀。2. ＜聖諭廣訓》中，反映中國以農立國的封 建社會經濟基礎和經濟政策,這正是歐洲重農學派學 者專家所嚮往，而希望加深了解，急於拿來借鑑的：(1)第四條“重農桑以足衣食”、第五條“尙節儉以惜財 用”、第十四條“完錢糧以省催科”，關係到經濟政策和財政收 支。它提出農業是“養民之本”⑯的觀點,正是當年被譽爲歐洲 孔子的魁斯奈介紹給法國財政大臣的觀點。魁斯奈在他的著 作《中國的專政》中,舉出了二十四項理由，建議歐洲學習中 國重視農業的政策。（17）因此，他所代表的這種學派被稱爲重農 學派。法國財政大臣Tonget接受了他的意見,也寫了《關於 財富的性質》一書，又委托兩位華籍傳敎士進一步調査中國 的農業政策和稅收制度。這幾條對他們來說，是相當對口的， 也是相當具體的。(2)第十條“務本業以定民志”，要“民必各付一業，使爲立 身之本”勸諭百姓“功崇惟志，業度惟積”。這些提倡，古今中外 均有敎育價値，也是當年外國人所能接受的。-152 —

3.《聖諭廣訓》有多條是有關鞏固封建宗 法社會制度的。這也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根 基,成爲了解中國政治本質的良好教材：（1）第二條“篤宗族以昭雍睦”。它一語道破了那具有中國 封建統治的根基：正是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觀，與氏族血緣 的宗法制度之間的互爲因果，作爲天下太平的重要保證。（2）第三條“和鄕黨以息爭訟”、第九條“講禮讓以厚風俗” 以及第十六條“解仇忿以重身命”都貫徹儒家和爲貴的精神， 要求“民與民和”、“兵與兵和”、“兵與民相交和”，以達到“四海 一家”的目的，宣稱“中外旗民本無異視”……。它表達了康熙、 雍正所採取的以儒治國、緩和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的政策。文 中所涉的具體人事,都是外國人感到陌生的中國特色。（3）第八條“講法律以儆愚頑”、第十一條“訓子弟以禁非 爲”、第十二條“息誣吿以全善良”、第九條“明禮讓以厚風俗” 等，均反映出中國傳統的禮治和法治相結合，相補充的原則， 也是歐洲人過去理解不深的中國式的處事方式。（4）第十三條“戒窩逃以免株連”、第十五條“聯保甲以弭 盜賊”，介紹了北宋王安石所創的保甲法：“十家爲甲,十甲爲 保”，“甲有長,保有正”的組織結構和管理層次;顯示了中央集 權下,深入每個家庭的社會組織，千年來的統治實踐所顯示出 它的功能和效率，這些都有助西方了解中國、了解東方。六、澳門出版的《聖諭廣訓》葡文本1903年,葡文本《聖諭廣訓》在澳門面世。它的葡文書名— 153—

是：《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 )⑱(以下簡稱《葡 譯聖諭》)。當年它是一套具有相當規模的、供葡國人學中文 的課本，也可以說，是從16世紀末以來，一套質量較高，由外國 人編寫供澳門葡人學習的敎科書。該敎科書一套四本，命名 《Manual da Língua Sínica Escripta e Fallada 》,意 譯：《中文寫作和會話寶鑑》。第一部份兩册，首册1902年出 版，是閱讀課本,從淺入深,從筆劃開始，官話(Mandarin)與 粵語(Cantonese)對照，有較詳細的註釋;第一部份第二册， 就是本文所提到的《葡譯聖諭》;第二部份又分兩册,一册是 詞彙的分類註音註釋,它在1901年首先出版,另一册是短語的 用法和會話的規範,1903年出版。每册均百多頁,尺碼爲8英寸 寬,10英寸長。目前澳門中央圖書館和歷史檔案室均存有精裝 本。《葡譯聖諭》在澳出版的意義首先，在本世紀初，澳門出現葡文翻譯的《聖諭廣訓》並 以它作爲葡人學習中文的範本,其意義和歐洲人翻譯《聖諭 廣訓》的政治意義是基本相同的，主要是葡國人有迫切了解 中國，進一步認識儒學的需要。譯者伯多祿•殷里基•施利華 在序言中說，在該套課本出版之前，《聖諭廣訓》早在歐洲出 現了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和俄文的譯本，葡文譯本是參照下 列兩譯本而譯出的：1. Rev.William Milne 米憐牧師(1785 -1822)的英譯 本。(米憐牧師是1813年從英國來華,協助馬禮遜傳敎的基督 敎牧師。)2. Sir A.Theophile Piry的法文本。伯多祿在序言中154 -

提出,他翻譯此書作中文課本考慮：《聖諭廣訓》內容有趣; 反映中國人的道德思想。因此，從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來看，《葡譯聖諭》在澳門 發揮了介紹中國、介紹儒家倫理道德思想的樑橋作用。17世紀末,18世紀初，澳門的葡人對華人已有一定了解， 也和睦共處了200多年，葡方對滿淸政府也採較主動的、友好 的外交政策，遵守協議、尊重華人傳統。例如1670年（即康熙頒 佈《聖諭》十六條的當年）、及1727年,葡萄牙外交使節曾兩 次到北京，他們除了送上珍貴的禮物之外，均行了三跪九叩 禮,以示恭順友好;康熙六十大壽，皇子出生,澳門大砲台也鳴 放禮砲擞堂敲鐘以示祝賀。這與利瑪竇所創的“尊儒重禮”的 傳敎原則頗爲一致,也頗有實效。《葡譯聖諭》在澳門出版一 事，正好說明19世紀末在澳門的葡人中,已經出現具有相當水 平的漢學家，在中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以及儒家思想等方面 的認識，均足以承擔編輯敎科書的重任。譯《聖諭廣訓》作敎 科書，將更進一步促進葡國人認識儒學、了解中國。其次,我們從外國人在澳門學習中文的歷史角度來看， 《葡譯聖諭》20世紀初的面世，也標誌着澳門作爲學習華文 華語的中心，正步向一個歷史的新階段：（1）自從葡國航海事業和海外貿易活動的興起，葡萄牙 人開始接觸東方人,中國人。在馬六甲、日本、中國沿海，特別 是澳門和福建泉州、廈門都出現了雙方互相學習語言的現象。 這是最早的學習階段,通過日常生活的接觸，主要以口語爲溝 通方式；（2）16世紀中到17世紀初，隨着葡人獲准借用澳門停舶、 以及商旅、敎士獲准在澳門停歇,澳門即開始了有目的、有計—155 -

劃的外國人學中文的活動。耶穌會敎士羅明堅1579年7月22日 抵澳,卡內羅主敎親自敎他熟習中國禮儀，並請了一位中國畫 師敎他中文，經過在澳門兩年又兩個月的學習，羅明堅敎士掌 握了 12,000個漢字。1582年耶穌會士巴範齊小311<2迎(:115 Pa- si。)和利瑪竇在進入肇慶前，均在澳門集中“學華語、讀華書” ⑲,澳門實在是歷史上最早的外國人學習中文的地方之一。(3)19世紀中，澳門開始出現非敎士的世俗人士學習的中 文課本，並擁有世俗的漢學家,譯著中國的書籍。鴉片戰爭以 後,在香港和澳門的葡童，都出現了學習中文的迫切要求。19 世紀末，中文作爲一門實用外語,開始進入葡國在港澳的中、 小學的課堂。《葡譯聖諭》應時代要求,20世紀初在澳門面 世,它標誌着澳門的外國人，特別是葡國人學習中文的歷史, 已經從非正規的、以個別、分散傳授的方式，變成正規的、班級 分科敎學式學校敎學活動。再次，從語言敎學法的角度來看，《葡譯聖諭》也體現出 澳門外國人學中文的新的里程碑。這一套四册的敎材，已經具 備了近代外語敎材的模式。語音、語法和詞彙三要素在書中自 成系統，而三者又有機地結合，按一定的課程原理編輯成敎科 書。《葡譯聖諭》按聖諭十六條，分成十六課，每課是一個獨 立的單元，包括漢字的註音和釋義,詞語的釋意和用法,並且 對每句作成葡文翻譯和注解。它的編寫形式和內容結構都和 今天的外語敎科書有共通之處。作者伯多祿•殷里基•施利 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澳門土生葡人，自小學中文， 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著名漢學家。曾任葡國駐北京的翻譯 官。1884年，曾編中文初級課本(O Círculo de Conheci- ments em Português e Chinês)供香港葡童學校使用。他在156

1901到1903編了這套中文課本後，還有其他譯著。伯多祿先生 硏究中文、熱心敎育,是本澳葡人團體振興學會的負責人，也 是該會創辦的商業學校的始創人,是本澳400多年來,葡籍漢 學家的表表者。在本澳葡國人學習中文的歷史上起了重要的 作用。七、結語淸代是中國漫長的封建制度的最後一個王朝，它是少數 民族的統治，但強大的漢文化不但融合了滿族的文化，儒學還 成爲淸王朝的統治思想，因此，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聖諭廣 訓》不但成爲淸代延續200年的社會敎育的統一敎材,還成了 澳門葡國人學習中文，了解儒學、了解中國的範本。這件事也 從側面證明儒家學說的生命力和融合力，它對中國文化產生 深遠影響，在世界文化寶庫中佔有重要的地位。寫於1991年7月—157 -

註 釋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見《聖諭廣訓序》見《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滙編》同③同③見《中國敎育史》陳東原同②同①同⑥見《康熙大帝全傳》孟昭信同⑩見《中外關係三百題》蘇子同③同③見《聖諭廣訓》同⑮見《明淸之際，東學之西漸》王漪見《Amplificação do Santo Decreto》Pedro Nolasco da Silva.見《澳門是十六至18世紀中西文化交滙的橋樑》黃啓臣-158 -

從孔子的“六藝”到顔元的“六齋”-漳南書院課程的中外融合性和先進性課程(Curriculum),是指爲實現各級學校的敎育目標而 規定的敎學科目及其目的、內容、範圍、分量和進程的總和。包 括傳授文化知識的理論課程及培訓體能、技巧的實踐課程。英語Curriculum源於拉丁文'跑”的意思，引申爲爲了達 致預定的目標而經歷的全過程。在中國古代已使用課程一詞， 唐孔穎達說:“敎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依法制。”①它說明課 程的實拖,要有法制依據，要有監督，可見它在敎育中的重要, 敎師不能隨意刪削以免影響受敎育者人格的形成。宋朱熹“小 立課程,大做工夫，”又說:"寬著期限、緊著課程，”也涉及了敎 學科目、敎學計劃和敎學進程。一、六藝，周孔的課程大綱中國古代的課程，是圍繞少數奴隸主貴族培養管治人才 的目的而開設的。商代官校，設有祭祀，樂舞和文字等科。到了 周代，課程隨社會需要漸漸發展爲“六藝”，即禮、樂、射、御、 書、數。兒童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十五歲入“大學” 學大藝，履大節”②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到：課程分爲初、高兩階 段，初級學的小藝、履的小節,是“書”和“數”;高級階段學的大-159 -

藝，履的大節，是“禮”、“樂”、“射”和“御”。統稱六藝。這就是周 代的課程大綱。《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 作春秋，以敎後世”。鄭玄說:“儒，有六藝以敎民者”。可見孔子 對西周沿襲的敎材作過增刪訂正，但“六藝”仍是他的課程大綱。六藝是什麼?它是周代形成的官學課程的六個組成學科:(1)書八歲學童入學的識字敎學。四盤磨出土的甲骨 中,“有三行小字,六是正着刻的，七、八是倒着刻的”郭寶鈞、 陳夢家都認爲後者是初學者的“習刻文字”。③解放前燕京大 學硏究所藏的甲骨片、郭沫若著《殷契粹編》第1468片,也是一 行整齊優美，而其餘幾行歪斜而幾不成字的。顯而易見'不同 的字跡出於純熟者與初學者的不同手筆和刀刻。郭沫若分析: “蓋精美者乃善書善刻者之範本,而歪斜不成字者乃學書者之 摹仿也”④敎師“起字頭”讓學生臨摹，原來是有幾千年歷史的 寫字敎學方法。據考古發掘統計,商代甲骨文和金文已有漢字 五千五百多個,到了西周，字數又有增加，筆劃結構也更複雜, 相傳《史籀篇》就是周宣王太史籀爲敎童子而編的，這可能是 我國最早編寫的識字課本。學漢字的讀和寫，從古至今都是最 基礎的一藝。”書”也理所當然成爲基礎敎育的第一個學科。(2)數是數術(不是算術,古代的算相當現代的數學)呂 思勉說它包括六個方面，"日天文、曰曆譜、曰五行、曰蓍龜、曰 雜佔、曰形法”。⑤內容雖駁雜，但旣安排在初級課程中很可能 是數學的最基本的運算,以適應生活和生產的需要，最大可能 性是四則運算。《禮記•內則》說:"六年敎之以數與方名…… 九年敎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據考釋，六歲兒童 學一到十的數目，九歲兒童要學天干地支的“紀日”方法。⑥十 歲則出外從師，繼續學書和數。(3)禮,即周禮。周公制禮作樂,孔子選《周禮》中十九篇，-160

編輯成《儀禮》（即《禮經》）作爲敎科書。在“禮崩樂壞”的春秋 時代，它是孔子私學的重要的科目。禮旣是維護奴隸制宗法等 級政制和道德觀念的理論課。也是訓練合乎“禮”的行爲規範 的實踐課⑦，以培養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君子。禮，是中國最早 的政治課和德育課，也是孔子考査評價學生的首要標準。他 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 淵》）。禮,還是法制敎育、史鑒敎育、社會敎育的材料,是孔子 的課程結構中的核心。（4）樂是配合禮儀的音樂，樂與詩二者都是富節奏美 的相連學科，是從原始的祭祀、樂舞演變而來的一門課。從社 會職能來看,孔子認爲“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⑧從培養君子的功能角度看，“樂所以修内”，“是故先 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身目之欲也,將以敎民平心好惡, 而反人道之正也。”⑨樂,在孔子的課程中，起着薰陶作用,和 現代的美育觀的基本理論是吻合的。“詩”沒有獨立成一藝，但卻是孔子重要的敎材。它是西周 以來的詩歌，是距今3,000年我國第一批用文字紀錄下來的、 包括十五個諸侯國的民間詩歌創作，文藝精華。孔子從3,000 多篇中，選輯305篇作爲敎材。這些詩歌雖然是按孔子的政治 標準和藝術標準來選的，而其中有不少是富人民性的、能針砭 時弊反映當時進步思想的作品,它們是音樂性和形象性都達 到高水平的作品，而且還具有豐富的知識性。根據淸代顧棟高 的統計，《詩經》中提到的動植物共有334種，包括穀類25種，蔬 菜38種、藥物17種，草37種,花果15種，木45種,鳥42種，獸41 種，馬的異名27種，蟲31種，魚16種，還有不少關於動植物形 態、習性、栽培和飼養方法的紀載。《詩經》裏還記錄了山崩地 震、雷電交加，洪水泛濫等自然現象，對一年四季物候氣象也161 -

有藝術的反映。“詩”是文學課,也是自然課,是社會課，也是政治課、它 和“書"、“數”都有傳授知識，啓迪思維的作用。是智育美育的 敎材。“詩”又是孔子精選的德育敎材，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⑨孔子選詩編成敎本，就是以君子應有的、純 潔而正派的思想感情來感染學生。孔子又把詩、禮、樂三者聯繫起來，相互補充、相互滲透, 以此陶鑄君子的完美人格。他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 樂。”⑩就是說以詩來培養學生的道德認識、薰陶學生的道德 感情和道德意志,以禮來養成學生的道德行爲並鞏固奴隸社 會的道德規範，最後以樂來陶冶學生的道德觀念，鞏固德育的 成果。從感性認識提昇到理性認識，從形象思維發展到邏輯思 維,是符合科學規律的。孔子自己還槪括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⑪詩旣與初級課程 的“書”和"數”共同構成智育的敎材，又能與高級課程的“禮” 和“樂”共同構成德育的敎材，詩,不是六藝中的一藝，敎“詩” 的目的不在敎學作詩的能力。詩又是語言敎材，”不學詩，無以 言。”當時有一種風氣。即高級的會晤特別是國君的會晤，言談 中必定引詩爲證。整部《左傳》引詩之處極多。孔子爲升堂弟子 開設的“四科”中有“言語”-科，想必有敎學生如何依據語言 環境引詩的內容。用現代的話來說，詩，是多功能的敎材，是孔 子自編的、爲培養君子具備六藝的課本。而這一部份是相當重 要的敎材。（5）射，射箭技藝的練。（6）御，御馬術的訓練,兩項都是軍事體育。自古征戰農 -162 ~

耕，重視體能的鍛練，春秋末年，兼併之戰頻仍,射箭和御馬之 術是非常實用的。孔子生於武士之家，愛好體育，游泳，下棋 等。與學生一起，尤善射箭，又喜歡駕車，體魄軒昂健壯,“人皆 謂之長人而異之。”⑫今山東曲阜還可尋孔子當年敎學生習射 的“矍相圃”⑯遗址。據考"矍相圃，孔子射而觀者,如堵牆,處 在聖廟西南一百二十步，周二里，高一丈”⑬這是記錄孔子當 年的軍事體育課程的生動的文字,《論語•子路》記孔子說的 “善人敎民七年,亦可以即戒矣”，“以不敎民戰，是謂棄之。” “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郞,克之”。有人問打勝的冉有是 否在軍旅中學得的本領,冉有答道:“學之於孔子”。文獻記載。 孔子能武，主張體育，也有學生在軍事體育方面成材。這裏同 時證明，孔子所培養的君子與世代沿襲以至明淸時代的“腐 儒”和孱弱書生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說:"六藝治於一也。”⑭六個科目的目標是一致的, 因而六科分科而不割裂，獨立而不孤立。禮、樂融成一體,禮也 寓於射中。孔子說:“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飮”⑮即使在一 決高下的時刻，也要講究禮儀,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文明行 爲、體育精神。以六藝作爲課程,到了儒家私學,從課程內容來看是豐富 而全面的，代表當年文化科技的最先進的水平,是我們祖先智 慧和經驗的結晶,是優化的文化遺產。從課程結構來看，六藝 文武兼授,德智並重，已具多育並舉的雛型,它注意循序漸進, 階段性和系統性亦初步廓淸;也注意思與行、學與用的結合、 知識與技能的結合，還顯示出科學的規律性，孔子在這方面的 繼承和發展是作出了卓越貢獻的。-163 -

二、中國古代課程的演變孔子死後,孔門弟子沿用孔子生前整理和編輯的敎材，主 要的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繼續以“六藝”的 課程來培養弟子。秦始皇焚書坑儒,有意根除儒家的影響，使 大部份敎材佚失。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獻策，“罷黜百家，獨尊 儒術”着力發掘、重新整理儒家的傳統敎材,大部份是漢初讀 書人憑記憶重新編撰而又能流傳下來的，就是《詩》、《書》、 《禮》、《易》、《春秋》並稱五經，譽爲經典。這就是漢武帝“五經” 立於學宮的統一敎材的政策。漢成帝時,劉向校定《五經》,漢 靈帝熹平年間，蔡邕等訂正《五經》,刻石立於太學，就是著名 的“熹平”石經，作爲政府官書,使天下經文都以此爲標準。到了南宋，朱熹把孔子、孟子的言論和著作,以及孔門弟 子的論述,輯成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並稱“四書” 加以註釋，寫成《四書章句集註》。“四書”和“五經”是儒家的傳 統敎材，但在歷代統治者的欽定下,它成了延續二千多年的、 佔了壟斷地位的敎科書，一花獨放，影響廣泛而深遠。後來還 成爲科舉取士的考試內容，無形中變成知識分子讀書求學的 藩籬，淪爲升官發財的敲門磚。南宋末年,許多學校還增揷《四書章句集註》爲敎材;元朝 取士,規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漢人、南人的第一場在“四書”中 出題，並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註》爲準繩，在這種情況下，讀 書人斷章取義,死背註釋者有之,思想封閉,活呑章句者有之。 時代不斷發展，敎材本應以最先進的科技,最新的藝術成就、 當代最高的文明去培養未來的國家棟樑，敎材的更新、開拓和 深化是正常的歷史軌跡，可惜1,300年延續的封建科舉制度成 爲敎育事業的正常發展的頑固阻力。在課程方面，顏元的得意 門生，也是淸代著名的敎育家李塨曾作這樣的槪括:“齊高帝164

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 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十一耳，三物四術 幾於晦蝕殆盡矣”⑰從這段精闢的話裏,我們可以看到，歷代 敎育家和敎育行政長官在實踐中，在漫長的封建制度統治歲 月裏,中國的官學和私學的課程不是一成不變的。不過它不是 走向理想，走向先進,而是走向空疏，走向故紙堆。隋、唐開始， 開科取士,當年具有打破貴族子弟壟斷官職的世卿世祿制和 九品中正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鼓舞了平民子弟好學進 取精神。但久而久之，這種制度越來越暴露它的弊病。爲了走 捷徑,許多人不認眞讀書，“購買講章墨卷”“以爲秘笈”，學風 受到嚴重的污染，科場作弊屢禁不止，也嚴重地腐蝕着學風， 到了明代，不少應舉的人不靠讀書，而靠關節、賄買、鑽營、懷 挾、倩代、割卷、傳遞、冒籍、頂名等作弊方法⑱，騙取功名。有 一首道情寫道:“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敎他騙得高官, 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三、顔元漳南書院的創新課程到了明淸,表面上，課程還沿襲孔門大綱。但實質已經變 得面目全非了。明末淸初著名的敎育家顏元批評程、朱、陸、王 等權威一時的學派。自詡爲眞孔子，而對照他們的課程，則是 證其非。顏元說:“而以孔子禮樂射御書數觀之,皆未有一焉。 有其一，亦口頭文字而已矣。”顏元特別指出程朱理學的空疏, 是“率天下人入故紙堆中,耗盡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 者”，“不啻砒霜鴇羽”。他以受害人的深切,在“敢於誣孔子,必 不敢背程朱”⑲的大氣候下，顏元敢於獨樹一幟，提出“習行經 濟”的敎育主張;提出“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與165 一

董仲舒“正其誼而不謀其利”，針鋒相對，提倡“實文、實行、實 體、實用”的敎育内容，斥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欲”、“空口講 誦，靜坐冥想”，認爲社會上的“程朱之禍”“甚於楊墨,烈於嬴 秦”⑳。他慨嘆:“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因而他強 調要培養能“利濟蒼生”㉑，能“爲天地造實績”㉒的實學人才。 爲了達到這一培養目標，顏元授徒，在課程上進行了大膽的改 革。凡利國利民、具有實用價値的學科，都被列入課程之內。他 六十二歲時（1696淸康熙三十五年）主持漳南書院，其課程設 置充分體現其改革敎育的思想，以及大膽創新的精神。漳南書院的課程，分成六齋，每齋又分許多科目，其結構 如下：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 諸戰法，並射、御、技擊等科。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諸文等科。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學。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帖括齋:課八股舉業。淸康熙年間出現這麼一個嶄新的課程，令人驚嘆,像漫漫 的黑夜中透出的一線曙光,大放異彩。它有以下的特點：1 .教學內容的廣泛性。文事、武備、經史和藝能四齋，包 括了文、理、工、軍四個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敎學，計有政治、 軍事、文學、經史、地理、天文、數學、法制、禮制、音樂、等文化 知識和應用文、農藝、工藝等應用學科、以及射、御、攻、守、水 戰、陸戰等等軍事專業技能的培訓。顏元這一個課程大綱比之 孔子時代的六藝，豐富得多，也廣博得多。敎學內容的廣泛性, 已超過了今天中學課程，近似大學通才敎育的基礎課。- 166

2 .課程結構的科學性。它表現在文、理兼修引進了自然 科學的基礎科目。如水學、火學、天文、地理等，打破了“四書”、 “五經”以及其註釋長期襲斷的局面,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科 學的、六齋分科的課程結構模式。3 .知行結合的實用性。顏元以文武兼備、經世致用，爲人 才標準,從強國富民爲目標培養人才，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 用”㉓，他的課程中知識與技能並重，理論與實踐互補。他設諸 子兵法以及各種戰法課，又親自帶領學生進行射、御的技能實 習;他旣設天文、地理、水學、火學、又以農工技藝培訓學生，使 廢除了 2,000多年的墨子的“役夫之道”進入了漳南書院的講 堂,與經史並列。這是顏元崇實、重行的敎育思想的反映，也是 他大膽革新精神的體現。4 .尊重情勢的現實性。顏元主持漳南書院是1696—1697 年間，當年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已腐朽不堪，但大多數知識分 子是“唾而難棄”的，因而顏元對科舉的時文制藝、程朱之學雖 非常痛恨,但仍設帖括、理學兩齋,以滿足學子實際需要，不以 個人的喜惡作開設課程的準則。科舉考試當時還是知識分子 的唯一出路。當然，顏元還是寄望社會政事的變革、早日廢棄 這些爲知識分子所厭惡的科目，他曾說過,理學和帖括,“暫收 之以示吾道之廣”。歷史證明,敎育是受政治、經濟等因素制約 的，此後三百年間，康有爲、蔡元培等還要走八股舉業的道路。 歷史推進的緩慢，是顏元想像不到的。由於顏元的大膽創新能 注意社會客觀現實，開學以後，遠近慕名來學者甚衆。四、顏元教育思想索源顏元的漳南書院四個月後即被水淹沒，面對這場天災，他-167 -

無奈地回鄕了。這短暫的課程鼎新自然是曇花一顯，但它在中 國敎育史上留下嶄新的一頁,閃閃生輝。到底他的創新的課程 模式的藍本，單純來自復古思想,繼承周朝和孔門當年的“六 藝”?還是西方敎育同時發生了啓蒙作用，有它的一份影響?認 爲西學東漸、西方課程模式的輸入具有一定影響的有《中國敎 育通史》第九章（毛禮銳、沈灌群主編，李國鈞執筆）、《中國敎 育家評傳》第二卷（馮天瑜、朱培英執筆）以及姜廣輝的《顏李 學派》;而持不同意見的，則認爲顏元“和西方學術沒有接觸, 祇能從周公、孔子那裏找出路”,否定西方對顏元敎育思想，特 別是漳南書院課程的影響。持這個見解的，見《中國封建社會 敎育史》作者楊榮春。以上所舉的著作,都是八十年代第一版 的。本文也想湊湊熱鬧，談談自己的淺見。1 .對比“六藝”和“六齋”課程，看顔元的“復古”思想。顏元推崇孔門的“六藝”課程讚其“實”而斥程朱的“虚”, 這是不容置疑的。他說:“妄有《存學》一篇,復明周孔六德、六 行、六藝、而於六藝尤致意焉。”（24）但是,話難如此，我們先對照 孔子早期和晩期的課程和敎材,再拿漳南書院的六齋課程來 對照，三者的發展傾向，並沒有一脈相承的軌跡。孔子輕視體 力勞動，認爲學生— 君子不必學農、學圃，變成了君子的勞 心者。“四方之民，自然襁負其子而至”，“焉用稼”。㉕他視勞動 技能爲“鄙事”，責備要學農的樊須是小人。因此，追根溯源，二 千多年崇道鄙藝的傳統風氣，孔子實在是始作俑者。而當年儒 墨對立，其根本區別之一，是墨家以培養“兼士”爲目標，課程 重視培養學生有一技之長“凡天下群百工:輪、車、籲、匏、陶、 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㉖。《墨子》一書,有光學、力學、幾 何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還有工藝和軍事技能的敎學內容。它與 顏元“六齋”課程更有相近之處。因此，顏元的敎育思想並不是—168 -

祇復儒學一家,而且兼复了與儒家對立的墨家，或者可以說， 是集儒墨兩家實用課程的大成。梁啓超認爲顏李學派“對二千 年來思想界,爲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的旗號 日复古'而其精神純爲'現代'的"。㉗這話是非常精闢的,旣符合 顏元“現代的”以“實”爲核心的事功主義思想，也客觀地剖析 了在程朱理學處襲斷地位的歷史條件下,誰要進行改革，都必 須樹一面更古、更正統的旗幟，樹孔子的旗幟，自然最權威、最 穩妥了。2 .從顔元“實學”“實用”的教育主張，看他直接和間接的 思想源流。顏元一生學無常師，各家各派的精華，他都如飢似渴地熱 情吸納。他年靑時曾信服程朱陸王，後來知識拓展了,在實踐 中又碰了釘子，才反過來斥其非;他博覽群書，聯繫實際，學者 認爲顏元思想融合了北宋胡暖的“實學”、王安石新學中的事 功思想、張載實學致用的主張,以及南宋陳亮的“立的放矢、實 事實功”思想，顏元的思想源流是多元的，也是有明顯的“實學 實用”的傾向性的，此足證兩宋“實學”對他的影響頗深。他並 不是“祇能向周公孔子找出路”。顏元的直接師承也是多元的，學者考究對他影響較大的 有吳持明、賈珍、孫奇逢、王余祐、刁包、李明性、王養粹、張羅 詰、谷申九人,這些飽學之士，其中不少也是崇尙實學,反對虛 文的。例如吳持明精於武和醫，著有《攻戰守事宜》兩册;王余 祐“博識雄畧”㉘，“負文武才”,“務實學”㉙。但也有些老師的方 向和他後來的見解是背道而馳的，例如孫奇逢“以象山、陽明 爲宗，晩更和朱子之說，”（30）那時候，顏元已堅步邁向反理學、 心學玄虛的新途了。顏元可貴之處,在於好學不懈，還在於獨 立思考，批判繼承的態度。顏元的復古，旣不是獨復儒家的，也-169

不是盲目的,而是博採衆長，共冶一爐,他的課程結構雖曰復 “六藝”的精神，但實際上已把六藝發揚光大了。3 .對比明季以來西學東漸的歷史,看顔元六齋課程和西 洋近代文明的關係。17世紀初,利瑪竇來華傳道,帶來西敎西學，其中《山海輿 地圖》和《幾何原本》兩書，影響頗大。前者從萬曆十二年到三 十六年、即(1584至1608)24年間，翻刻12次之多;後者則由萬 曆三十三年徐光啓按利氏的口述而譯成中文出版,以後也屢 次重刻，並收入《天學初函》,淸聖祖康熙皇帝還命譯成滿文， 以後方中通撰《數度衍》、潘仕成刻《海山仙館叢書》又收入， 1865年，曾國藩又重刻發行。利氏死後,要求明朝統治者賜葬 地。葉向高回應反對的意見說“僅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 宜領賜葬地矣。”㉛這反映當時對這一本西方數學書的評價。 此外,利氏傳入中國或撰寫的還有《西國記法》、《二十五言》、 《畸人十篇》、《辯學遺牘》、《同文指數》、《圜容敎義》、《渾蓋通 憲圖書》、《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等書。其中也有 些一再重刻，收入中國書籍中。從那時起，西方傳敎士接踵而來,不但帶進西方文明,還 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學習西藝的興趣，出現了一批西學有成就 的中國知識分子。徐光啓、李之藻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他們對 西方科學技術的成就非常嚮往，也理解到要國家社會進步，必 須學習西方先進文化。1613年，李之藻奏淸全面輸入西學,徐 光啓如飢似渴學西學，譯西書，也意識到了西學的實用價値。 後來，敎士鄧玉函來華，參與修訂曆法。他著《泰西人身槪說》 把人體解剖學傳入中國;艾儒畧傳入《西方要紀》和熊三拔的 《泰西水結冰法》,都介紹了西洋醫學和藥物;傅汎際傳入漢譯 《邏輯學》等。金尼閣向歐洲多國募捐書籍7,000部,1620年運— 170 -

到澳門存放,然後分批送到中國;學識淵博的艾儒畧帶來他的 多本著作，除上述的《西方要紀》外，還有《萬物眞原》、《西方答 問》、《職方外紀》、《幾何要法》、《五十言餘》……等。我們從以上的史料來看，西學傳入中國開始的三十年中， 在上層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之間，已形成了一股接觸西學，學習 西學的大氣候。在這股大氣候的影響下,徐光啓堅持三十年硏究西學，翻 譯了一部份重要的西書，他統計了宗室人口三十年餘增一倍， 統計了春秋以後的蝗災，作了農業改革的實驗,結合學西方科 技的心得，寫成了《農政全書》，他又領導修正曆法，製造天文 儀器。明末淸初,方以智引西學材料，寫成《物理小識》;1637 年，宋應星寫成《天工開物》……這犖犖大者均是顏元在世之 前或與他同時代的事。因此,從上述的簡況看來，顏元沒有直 接接觸西方傳敎士是事實，但顏元“和西方學術沒有接觸”的 判斷是難以令人信服的。顏元好學不倦，廣採博覽，學無常師， 直接、間接接觸西方學術的可能性是不容置疑的。其次，西書西藝的傳入，對中國傳統課程影響最爲直接 的，是艾儒畧撰寫的《西學凡》,介紹歐洲大學的課程綱要，計 分:文科、理科、醫科、法科、敎科、道科、他的另一著作《職方外 紀》較全面介紹歐洲情況，第二卷還詳細列出各級學校的課 程，也對中國敎育產生影響：(1)小學。爲文科課程，七、八歲至十七、八歲就學,共有四 科:古賢名訓、各國史書、各種詩文和文章議論。(2)中學。爲理科課程；第一年學邏輯學，譯言“辨是非之 法”;第二年學物理學,譯言“察性理之道”;第 三年學哲學，譯言，，察性以上之學，，因而初譯形 而上學。三科統稱爲“學問”。— 171 -

（3）大學。分四科、任人選修。一、醫科，主療治疾病;二、治 科，主習政事;三、敎科，主守敎法;四，道科，主 興敎化。都是數年的課程。四科之外，還有數學, 包括代數學、測量學、樂理學、天文學。小、中學課程完結，要考試，其優者才能晉升。（32）上述艾儒畧兩本著作中所介紹的大學、中學課程的有關 典籍，絕大部份列在金尼閣運來的七千部書籍之中。這可以說 是西方先進的科學典籍的一次大規模的傳播,堪稱文化交流 史上的壯舉。這是1623年的事。是顏元出生前十二年。西學西 藝的傳入，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引起較大的回響,促進了崇道鄙 藝價値觀的轉變，也影響到敎育的改革。首先它衝擊了封建敎 育的課程。徐光啓設想熔中國傳統儒學與西洋實學之精華於 一體，提出一個敎學內容的新主張：主要的精神是以數學爲 宗,重經濟物理;由數而達事與理,並至修身之道。他的具體的 課程結構是:數學是一切科目的基石，是課程的核心。還有： 一、天文氣象學;二、水利學;三、樂律、四、軍器製造學;五、會 計學;六、建築學;七、機械力學;八、輿地測量學;九、醫學;十、 鐘表。（33）徐光啓是1633年逝世的。顯見這一課程構想起碼早於顏 元在世兩年。現在，讓我們對照艾儒畧介紹的西方學課程、徐光啓的新 課程結構以及顏元的漳南書院的“六齋”課程大綱，其中自然 科目的設置,顯見是“西式”的，並非東方的、孔子的老傳統。顏 元的課程受西方學術影響的軌跡歷歷在目。徐、顏二位都吸納 了西學實用的基礎科學，聯繫中國的傳統，創出實際上是後來 張之洞所提出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課程大綱。~ 172 —

4 .歷史素材證明顔元思想確受西方學術文明的影響。首先，顏元的好朋友楊計公，“精西洋數學”，顏元常常與 之切磋，向他請敎。（34）顏元四十八歲的時候，還從師學天文之 學。（35）顏元的學生李嫌與顏元並稱顏李學派，他有一段話說： "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准今。禮殘樂缺，當考古而准以今者 也;射、御、書有其彷彿，宜准今而稽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 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36）這段話談到了對古今中外學術兼收並著的精神。正好說 明顏元的敎學思想，是開放型的，求實的。他旣繼承了古代的、 本民族的文化精華,又吸取了近代的、西方的科技成就，顏元 能做到考古準今，洋爲中用，這種學習態度是正確的。寫於1989年_ 173 -

註 釋①《五經正義》里注疏《詩經•小雅》②《大戴禮記•保傅》③原載《中國考古學報》第五册、《殷墟卜辭綜述》第24頁,轉引自《中國敎育 通史》第一卷107頁④轉引自羅佐才《孔子思想體系硏究》第94頁。⑤呂思勉《先秦史》,轉引自《中國敎育通史》第一卷，第101頁。⑥轉引自《中國敎育通史》第一卷，第111頁。⑦ 周德昌《孔•孟・荀敎育思想硏究》第1・39頁。⑧《孝經•廣要道章》⑨《樂記》轉引自周德昌《孔、孟、荀敎育思想硏究》第1・42頁。⑩《論語•泰伯》⑪《論語•陽貨》⑫《史記•孔子世家》⑬《曲阜縣誌》，轉引自羅佐才《孔子思想體系硏究》⑭《史記•滑稽列傳》⑮《論語•八僧》⑯《禮記•射義》⑰李塨《瘳忘編》⑱轉引自陳束原《中國敎育史》⑲《淸史列傳》⑳《習齋年譜》卷下,轉引自《中國敎育家評傳》第二卷。㉑同上㉒顏元:《存心篇》卷四㉓顏元:《存學篇》卷二㉔《習齋記余》卷一㉕《論語•子路》(26)《墨子•節用》㉗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㉘《習齋記余》卷七㉙《先正事畧》卷二十八㉚同上卷二十七㉛方豪:《中國天主敎人物史》(32) 轉引自鐘叔河《走向世界》-174

(33) 轉引自白莉民:《西學東漸與明淸之際敎育思潮》(34)姜廣輝《顏李學派》(35)《中國敎育家評傳》(36)《恕穀年譜》卷三,轉引自《中國敎育家評傳》第二卷參考著作和文獻《基督敎與中國》林治平宇宙光出版社《上海格致書院志畧》王爾敏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古今敎育家》上海敎育出版社《中國天主敎史人物傳》方豪中華書局《中國天主敎人物畧》方豪《中國古代敎育家語錄類編》顧樹森《西學東漸與明淸之際敎育思潮》白莉民《中國古代敎育史》吉林敎育出版社《中國封建社會敎育史》楊榮春《比較敎育史畧》《上海縣續志》《中國敎育史》《中國敎育史》陳東原《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陳元暉 尹德新 王炳照《中國歷代敎育制度》顧樹森《嶽麓書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紀念文集》-175 —

“中體西用”非張之洞 《勸學篇》的主旨一、張之洞生平與《勸學篇》張之洞(1837—1909),淸末洋務派顯要人物。當官46年; 靑云直上，晩年參與統治集團的決策中心。早年，他糾彈朝政, 是“淸流派”重要一員。1879年前後上20疏，劾崇厚屈從沙俄, 力主抗敵禦侮。中法戰爭中，他果斷地起用老將馮子材，激勵 士氣,打了一場勝仗，立了戰功，聲名大噪。他主持學政和地方 行政，重視敎育,親訂學規，親自講學,親審試卷，所到之處,必 出錢出力，興學育才;後來張之洞又積極籌辦洋務，其數量、種 類和規模均超過洋務派的前人。慈禧太后視之爲心腹，光緖帝 也曾給予重用。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爲、梁啓超，都對他產生過 幻想，頑固派又一度把他捧上天。張之洞晩年主持了廢除科 舉、創定第一個正式頒行的近代學制兩件敎育史上的大事。他 一生勤學實幹，有眞才實學，開明有爲，爲官淸廉,死後沒有留 下田地。1898年4月，在百日維新前兩個月，張之洞發表了他的代 表作《勸學篇》，轟動一時。史家對張之洞的評價，百年來均有 較大的爭議,毀譽參半。但誰也不否認，張之洞是洋務派的代_ 176 -

表人物之一，是近代史上有較大影響力的人物;《勸學篇》是他 的代表作，是洋務運動時期的重要作品。其人其書，至今仍有 歷史價値。史家對《勸學篇》的許多不同意見，都是洋務敎育史 上不能迴避的問題。本文從探討《勸學篇》的主旨出發，兼論“中學爲體，西學 爲用”這一 口號與張之洞的關係。從此而對張之洞的評價提出 一些看法，並從敎育社會學的角度，硏究張之洞敎育政策及敎 育實踐的歷史作用。二、“中體西用”非《勸學篇》的主旨2,000多年前，荀子寫了《勸學篇》是中國古代敎育史、哲 學史上的名篇之一,它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敎育思想,被譽爲 儒家思想發展史中一部代表作。張之洞把自己的作品,襲用荀 子作品的篇名，有沒有把它看成是19世紀末儒學的又一代表 作?但至少他是有此聯想的吧!起碼他不介意別人作此聯想 的。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宣揚漢儒綱常名敎，極力維護以儒 學爲正統的封建思想體系，這一點是毫無異議的。在關於《勸 學篇》主旨的探討中，這點正是學者極爲一致的看法,也是最 基本的出發點。但仍有評價上的原則分歧。有人從敎育的角度,認爲張之洞寫《勸學篇》純爲勸學，主 旨是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來統一思想，指導洋務 敎育。因而認爲《勸學篇》是“結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學 習西方科學技術以求強求富的綱領”①他們儘管還批評張之 洞在《勸學篇》中存在維護君權統治的糟粕，但肯定它衝破頑177 -

固派死守中學，盲目抗拒西學的防綫，起了積極的歷史作用。另有肯定張之洞和他的《勸學篇》的學者，把“中體西用” 歸於張之洞,認爲是張的敎育思想、也是洋務敎育以至是洋務 運動的指導方針，因而也就是《勸學篇》的主旨。從具體史料的 縱、橫對比中，這個立論是難以成立的。1 “中體西用”不是張之洞的創見首先，“中體西用”是歷史上逐步形成的社會共識。早在17 世紀，特別是康熙皇帝在位時，已經執行着引進西學,爲我所 用的政策。鴉片戰爭前後,先進人物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 長技以制夷”的主張，肯定了西方科技是足以禦敵救國的“長 技”，應該學習。當年這種思想祇是少數人的覺醒,在上層統治 集團中，主流仍是蔑視西學的。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中說， 到了光緖年間“朝士皆恥言西學，有談者認爲漢奸,不齒士 類”，可見一斑。直至“馬江敗後……惡者尙多……蓋漸知西 學，而莫肯講求。”當年僵化保守、頑固愚昧者人多勢衆，講求 西學的開明人士寥寥可數。1861年，林則徐的學生馮桂芬所著的《校邠廬抗議》面世, 他在《採西學議》中提出:“以中國的倫常名敎爲原本,輔以諸 國富強之術。”這句話旣是林則徐和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 制夷”思想的發展，又是“中體西用”的思想雛型。往後三十年間，中國早期的改良主義思想家，如鄭觀應、 王韜、薛福成、洋務派開明人士，如盛宣懷、張之洞、以及維新 派的領袖康有爲、梁啓超,他們在對待中、外文化的關係上，觀 點及態度都頗爲一致，儘管文字表述不同，精神卻是吻合的。 有提“中本西末”、有說“中道西器”或“中主西輔”，後來出現178—

“中體西用”。鄭觀應在他的代表作專集《盛世危言》中提出： “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是槪括了當 時的社會思潮，旣認爲應該“中西兼學”，不同意盲目排斥外來 文化，又不應全盤西化，丟了本體的傳統,以求擺正中外文化 的主從關系。這顯然是半個世紀來一種開明的、進步的思潮的 孕育,是歷史形成的社會共識,決不是張之洞個人的創見。這 一思想常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言論和著作中。在孫家鼐 的奏折和梁啓超代擬的京師大學堂章程中都可以找到這八個 字。何況張之洞也並非洋務敎育的始創者而是洋務敎育後期 的代表人物。“中體西用”的思想，祇是張之洞認同的社會共 識。2 .“中體西用”不足以體現《勸學篇》的精神實質梁啓超在《淸代學術槪論》中說:“甲午喪師,舉國震動”， “其時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張之洞最樂 道之。”1893年《關於湖北自強學堂•張之洞片》中提出的辦校 方針:“講求時務，融貫中西”“務求實用”……在《自強學堂章 程》中，寫得更爲具體:“以華文爲基礎,以聖道爲準繩。儒書旣 通，則指授西文……”，"中外兼通，不致忘本。”由此可見，甲午 之後，張之洞對”中體西學”的確是津津樂道的。梁啓超的評介 在中國史學界有相當權威作用，也可能因他的話，有人就把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誤作張之洞的敎育思想。當然,作爲朝 廷當紅的官員，他所主張的，自然更容易在學界、在社會上傳 播的。1898年初,張之洞在《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 正式用“中體西用”的表述:“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旣免迂腐無179 一

用之譏,亦杜絕離經叛道之弊。”這段話除了正式在官方文件上寫上這個口號之外,還提 出其目的是爲了避免與論抨擊政府迂腐無能，並杜絕背離三 綱五常的政治傾向。它反映了文敎政策依存政治策畧的客觀 的社會規律。《勸學篇》不是敎育專著，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等 領域,而政論性強，主旨不僅在於“勸學”,更主要的是向知識 分子“勸順”“勸忠”。可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是不足體現政 治策畧的精神實質的。3、“舊體新用”不等同“中體西用”在1898年初上述的《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 中,張之洞是完完整整地用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八個字的 流行語。但到了四月，他趕在百日維新前夕出爐的《勸學篇》 裏,作爲設學首要，卻爲何改爲“舊學爲體、新學爲用”，我們認 爲作者作爲同義語的代替使用的可能性是較少的。作爲《勸學 篇》中提出的口號，是“舊體新用”並非“中體西用”。《勸學篇》 中有提及中學西學的，卻是分析性的:“今欲強中學，存中學, 則不得不講西方。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底，端其識趣，則強者 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勸學篇• 循序第七》）。張之洞主張學西學，是爲了保中學,強中學，並暗 示通西學的人其禍害要比不通西學的人更爲劇烈。因此，他接 着指出學西方文化，是“擇西學之可以補吾缺者用之、西政之 可起吾疾者取之”。在《勸學篇•會通第十三》中，張之洞提出 自己的見解:“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 世事……”各有功能，再一次論證二者不可偏廢。偏偏就在《會 通第十三》同一章的開首，張之洞分析社會現況時，所用的是180

“新學舊學”，不是“中學西學”。他說:“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 警。”顯然,“中體西用”與“舊體新用”是有嚴格區分的。有些學者認爲“中體西用”和“舊體新用”是一而二、二而 一的,甚至可以等同。筆者認爲,這可能是更大的歷史誤會。其實，就在《勸學篇》書中，張之洞對新學、舊學作了詳盡 的說明，有明確的界定。在《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張之洞提出學堂法約的五 要（應是六要— 作者），把新舊兼學列爲首要。（這裏的“新舊 兼學”也不能等同“中西兼學”）張之洞列得淸楚:"四書、五經、 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西學，舊學爲 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而妙在下一條“政藝兼學”中，他又給西政下了個定義，把 西方政制的“民權”、“議院”等排除出去,他說:“學校、地理、度 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作爲一個洋務派中 的學問家，張之洞是不會漏筆的。因此，他的新、舊兼學的“新” 和維新派的改革政制爲中心的“新”是截然不同的兩碼事。《勸學篇》在1898年4月面世，許同莘在《張文襄公年譜》記 載張的寫作情況:《日撰一首，率以燈下爲之，黎明而就，次日 復改，易稿至六、七”,全書廿四篇。連序言一起,起碼寫了廿五 日，夙夜奮筆細書，爭分奪秒，張之洞是很辛苦的。對一些關鍵 的語句和主要的主張，錯漏的可能是絕少的。爲什麼要這樣 做？顯然它要在百日維新風雨欲來的時候,急不及待作爲一 種輿論武器而抛向社會,針對維新變法。根據以上所述，可見《勸學篇》的主旨,不可以用“中學爲 體，西學爲用”八個字來槪括。“中體西用”旣不是張之洞個人 的思想理論,又不是《勸學篇》中口號的原文，更不能反映《勸—181 —

學篇》全書二十四篇的核心內容— 反對維新變法的主張。筆者贊同要從政治的層面，結合1898年的形勢去理解《勸 學篇》的主旨，不能光從敎育的角度去分析它。三、保綱常名教、反變法維新的《勸學篇》1898年4月，變法維新的呼聲越來越高，滿淸封建統治集 團內部帝黨、后黨的矛盾日益激化的時刻,張之洞的代表作 《勸學篇》趕在戊戌政變之前面世，立即引起巨大的反響。光緖帝和慈禧太后大爲賞識，誇獎它:“持論平正通達，於 學術人心大有裨益。”諭令軍機處“頒發各省督撫學政各一部。 廣爲刊佈，實力勸導，以重名敎而杜卮言”。於是《勸學篇》“挾 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脛而遍於海內”。據估計，總刊印量不下二 百萬册。後又譯成英文、法文分別在美國和歐洲出版,譯本更 名爲《中國唯一的希望》。《勸學篇》一發表,由於它有“重名敎杜卮言”的作用，頑固 派代言人蘇輿就把它收進他編輯的、旨在反對維新變法的理 論宣傳文件《翼敎叢編》，在序目中吹捧張之洞:“疆臣佼佼厥 南皮，《勸學》數篇挽瀾作柱。”一語道破《勸學篇》是力挽維新 運動狂瀾的中流砥柱!《申報》社論也叫:“偉哉此篇!殆綜中西 之學,通新舊之郵，今日所有，今日所不可無之書也。”也是一 語道破《勸學篇》之偉大，在於時間的配合。但是，主張變法維新的進步人士對《勸學篇》卻大爲反感, 礙於環境，有敢怒不敢言的。戊戌政變失敗後，梁啓超到了日 本，旋於1899年所寫的《自由書》中，對張之洞的《勸學篇》作了 無情的揭露。他說:“不三十年將化爲灰燼，爲塵埃野馬，其灰-182 —

其塵，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張之洞的幕僚辜鴻銘也淸楚地 說明:“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歐化;文襄之圖富強,志不在富強 也。蓋欲借富強以保中國，保中國即保名敎。”范文瀾先生在 《中國近代史》中也透露了一點史實，《勸學篇》最初的序言有 這一段話:"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敎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 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一個“足”字洩天機。這 裏暴露出《勸學篇》以虛僞的手法,把自己打扮成爲擁護改革 者，與眞正推行變法維新的康、梁針鋒相對，他把自己打扮成 持平公正,惡意攻擊“興民權”、“立議會”這些變法維新的關鍵 環節,以阻撓變法，維護淸王朝頑固派的反動統治。《勸學篇》 的主旨就在此。甲午戰後，滿淸王朝的腐敗無能進一步暴露，維新運動風 起雲湧。張之洞在《勸學篇•第二章敎忠》用了3,000字，羅列 淸王朝歷代統治者的15大“仁政”，認爲“中史2,000年之內，西 史50年之前”所有政權未有過如此“寬仁忠厚”的。他不但挖空 心思,顚倒是非，肉麻無恥地吹捧搖搖欲墮的反動統治，還勸 所有“報禮之士，戴德之民”都要對淸廷忠心。《勸學篇》是單純“勸學“嗎?非也，它是在“勸忠”、“勸順”。 力圖以螳臂擋車，作者自己作爲“報禮之士”，在此率先表忠。四、為后黨，爲自己，張之洞寫《勸學篇》張之洞寫《勸學篇》還有一個直接的、迫切的動機，是要公 開與維新派劃淸界綫。他的表態,是直接向慈禧表忠。1895年5月，康有爲領導千人公車上書後,帝黨官僚開始 接近維新派,8月在翁同穌的支持下，康有爲在北京成立了強-183

學會,每十日集會一次，發表政治演說，出版《中外紀聞》，陳熾 任會長，梁啓超任書記員，楊銳、沈曾植、沈曾桐、汪大燮、袁世 凱、孫家鼐等都加入了，很有聲勢，連李鴻章也投機捐銀二千 兩,由於名聲太臭，被拒加入。張之洞和劉均一也捐了錢。張之 洞在北京接見了康有爲，表示支持他到上海設分會。許同莘在 《張文襄公年譜》光緖二十一年（即1895）十月內有一條:“祖諳 （即康有爲）……是月十一日來見，旋赴上海設分會,請公列 名。公复電云:'群才薈集，不煩我,請除名，捐款必寄。'乃助會 款五百兩,撥公款一千兩。”從這兒可以便看到，對慈禧太后一 直懷着“知遇之恩”事事以太后意旨爲依歸的張之洞,態度何 等曖昧。捐款而不列名，兩面討好。1897年，當時的朝廷命官張之洞竟致函當年祇有二十四 歲的、嶄露頭角的梁啓超:“甚盼單老中游前後來鄂一遊，有要 事奉商。”後來眞的用隆重的禮節破格接待了梁啓超,還捐款 支持梁啓超主編的《時務報》。同年9月26日出版的《時務報》上 梁啓超寫了《知恥學會叙》痛罵淸廷貪官污吏，言論大膽，張之 洞又慌了手腳，禁止該報在湖廣流傳;後來,北京強學會被慈 禧封閉，張之洞隨即査封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淸史稿•張 之洞傳》揭露《勸學篇》的寫作動機:“二十四年,政變作,之洞 先著勸學篇以見意,得免議。”我們可以看到，除肉麻的吹捧之 外,還得在政治主張與維新派鮮明對立,才可以洗脫這種存在 過的曖昧關係。對張之洞的《勸學篇》批評得最及時、最大膽、最深刻又最 詳盡的，來自遠離北京的一角世外桃園— 香港，來自兩位中 年的香港學者何啓和胡禮垣。-184

五、從“公衆空間”再透視《勸學篇》何啓(1859 —1914)廣東南海人,舉業於香港中央書院(皇 仁書院前身)，留學英國，學醫學及法律學,回港執業律師,創 辦醫院及西醫書院。1895參與孫中山先生籌劃的廣州起義活 動,對外宣言是何起草的。自1887年起,他與中央書院的同窗 胡禮垣合作，撰寫政論文章及翻譯歐西憲政著作多種。③胡禮垣(1847 —1916)字翼南，廣東三水人。十歲通四書五 經，畢業於香港中央大書院，先後敎學、辦報、任譯員、經商。長 期與何啓合作，著書立說,翻譯外文,被尊稱爲胡香江④。著有 《胡翼南先生全集》凡六十卷。《勸學篇》四萬多字，何啓、胡禮垣批駁他的文章也長達四 萬多字。據《胡翼南全集》卷十五《勸學篇書後》第一段，作者開 宗明義指出:"張公自言規時勢、綜本末以吿中國士人,其志足 嘉,誠今日大吏中之矯矯者矣。獨惜其志則是，其論則非，不特 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初僅欲將其正權一首爲書後以辯， 繼而思之,本不立者道不生，體不明者用無濟,故取其全書每 首要節畧爲折辯，而置正權一篇於末而節節辯之，一語無遺以 明其弊端。”作者還說明批駁的動機，是唯恐《勸學篇》“出之大 吏不難如《曾侯中國已醒》之論又害我中國十年也。”他抱着憂 國憂民之心,居於公衆的言論空間，在《勸學篇》出籠不到一年 的時間內，連續寫了幾萬字。針鋒相對的《勸學篇書後》和《正 權篇辯》，也有客觀的需要。在自序中,他介紹寫作的情景:“每 一編出，草稿未定輒爲國人取去，或登諸日報,或排印成書”。 這裏旣說明港澳地區對《勸學篇》的關注，也反映了對何啓、胡 禮垣筆伐的重視。-185 -

作者針對淸廷的“持論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的 讚語，而斥之爲“不特無益於時，然且大累於世。”這句話，百年 來被學者反覆引用，可見頗有權威性。作者在每一篇的辯析 中，有理有據、博引旁徵,特別以他們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 制的知識，直斥張之洞“持論之謬”“臆斷之詞”。作者無情揭露 張之洞爲了固寵邀榮，爲腐敗的淸廷歌功頌德。諷刺張之洞無 稽無恥的吹捧“其戲言耶？抑反言也?"⑤對張之洞大講“明 綱”，絮言“變科舉”“學西藝西政”是祇變皮毛，不變命脈，慨嘆 “中國雖有願治之君，亦必誤於庸臣之手”。⑥作者對《勸學篇》的內篇從同心到去毒共九篇，逐篇剖析 批駁,認爲“細思其自治之法竟無一是處”⑦深恐謬誤廣傳“不 爲書所累者幾希”。《勸學篇》的外篇，作者認爲它“難有趨時之 言與泰西之法”,但欺騙性很大,不能不加以辯析。其次,《外 篇》的益智、遊學、設學、學制……等十五篇，其內容全部包括 了在何啓、胡禮垣二作者三年前公開發表了的《新政論議》一 書中，他們恐怕魚目混珠,經張之洞的歪曲,令人感到這些新 政是不可行的。因而也不得不一篇一篇的、來辯其異同，並藉 此區別二者寫作動機公私之分。六、“議院、民權，此篇之大旨也”何啓、胡禮垣對《勸學篇》評價最有價値的地方，還是獨立 一篇的《正權篇辯》。作者明確指出:“足以阻新政之行者，莫若 《勸學篇》,尤莫若《勸學篇•正權》”⑧，眞是一矢中的,這個深 刻的揭露正給《勸學篇》畫龍點晴，點出《勸學篇》與維新變法 針鋒相對的政治功能。- 186 -

香港學者何啟、胡禮垣1899年以萬言批評張之洞的《勤學篇》•火力集中在 《正權爲辯》上，該文收入《胡翼南先生全集》第三卷。

張之洞在《勸學篇•正權第六》中故作驚人之語:“嗟呼！ 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接着他對興 民權設議院盡情污蔑，拼湊了四大無益之處，然後胡謅“使民 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敵四起。”從而 暗示他在《勸學篇》序言中所指的“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 外，而在九洲之内矣”,矛頭直指康梁。何啓和胡禮垣滿腔義憤，在《正權篇辯》開宗明義，指出 “天下之所謂亂……其故實由於民之無權”，直指張之洞之流 “旣知欺凌玩法等弊,而又誣民權爲召亂”的講法，是“直欲以 一人之偏私龌龊而忘卻天下之大道爲公也。”更提出一個對立 的觀點:“天子之權得諸庶民”揭露張之洞《勸學篇》力竭聲嘶 維護封建反動統治的意旨。張之洞抵毀維新派是“摭拾西說者”；歪曲民權思想是無 政府主義:“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 妄。……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鄕私其鄕，士願坐食,農願蠲 租,商願專利，工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 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 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獴亦無此俗。……”眞是萬方有罪,均罪於 民主了。何啓、胡禮垣尖銳指出張之洞的無知“恰如混沌未開，乾 坤未奠”,“直不知民權官權之制,此篇竟無一節能通”，“直不 知議院爲何物”。從而闡述民權法治精神:“合人人之私以爲 私，於是各得其私而天下亦治矣。……士農工商以及無業貧民 各有其私而但能不以己之私奪人之私，不爲人之私屈己之 私。”作者還提出，假如張之洞的言論“見諸行則禍國殃民指日187

可見。”最後槪括說:“讀其正權一首然後知勸學一書內外各論 見解謬妄,首尾乖方”，“不明理而居高位,其害非輕”!因而再 一次表白,二人大動義憤，不能不作《正權篇辯》以正視聽。細讀兩位香港學者1899年初的評論,更有力地說明:“中 體西用”不是《勸學篇》主旨。張之洞的代表作是以保綱常名 敎,反變法維新爲中心思想的。七、張之洞的始料不及與慈禧的“先見之明”評價張之洞的著作和他的敎育思想，不能不強調他是官 僚政客而不是學者，他是敎育官而非敎育家。由於他當時得令 而又重視敎育，是有所作爲的洋務派，對敎育的推動,比眞正 的敎育家作用大得多，因而應該承認他對淸末是頗有建樹的。張之洞辦敎育，大多數是追隨潮流,不無進步作用，也培 養了不少人才。儘管他始終恪守封建綱常名敎，一心要培植通 經致用的忠臣孝子，但卻意外地培養了不少維新運動的骨幹, 以及辛亥革命的中堅，被史家譏之爲“種瓜得豆”。他在山西辦 令德堂重用的楊深秀、在四川辦尊經書院的高材生楊銳，就是 戊戌變法六君子中的兩位。淸末張之洞向日本派遣留學生最 力。孫中山先生組織同盟會的主力全部是日本留學生,黃花崗 72烈士中，有七名就是留學日本的。張之洞在兩湖辦學堂，辦軍校，聘德國軍官到湖北訓練新 軍,是全國建立新式武裝最早而成效最顯著的。辛亥革命是 湖北打響，武昌革命力量中，同盟會和新軍起了骨幹作用;首 先響應起義的雲南陸軍中堅幹部40人，其中31個又是日本留 學生，起義時陸軍將領制服,正是日本士官學校校服……這些—188 —

都可以看到張之洞辦洋務敎育，一心種瓜,反得豆。爲維護封 建統治，卻培養了埋葬二千年封建制度的革命動力，是張之洞 始料不及的。1907年，慈禧曾對端方說:“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慮的 也在湖北”。四年後辛亥革命就在湖北爆發,這並不是慈禧有 什麼先見之明，而是革命的浪潮無可抵擋。學校敎育能夠灌輸傳統的思想意識，同時又開啓了民智, 在大氣候的影響下，人是能夠自我更新、不斷成長、追上時代 的。敎育是時代變遷的產物,敎育又是時代發展的條件。張之 洞在社會變遷的浪潮中，興辦洋務敎育,洋務敎育又爲社會革 命準備了條件。張之洞對“種瓜得豆”的始料不及,以及慈禧預 見湖北革命的火種都說明了，敎育還是社會發展的動因。敎育對政治的影響緩慢而微弱，迂迴曲折,但經過不斷的 反覆,力量是積聚而堅韌的,是不容忽視的。張之洞和他所辦 的洋務敎育就是很好的歷史例證。寫於1991年6月189 -

註 释①趙榮:《重評張之洞及其〈勸學篇〉》(2) 徐一士:《凌霄一士隨筆》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張之洞》(3) 王齊樂:《香港中文敎育發展史》④胡伯熙:《胡翼南先生全集》謝辭⑤ 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敎忠篇辩》⑥ 胡禮垣:《勸學篇書後•變科舉篇辯》⑦ 胡禮垣:《勸學篇書後•去毒篇辯》⑧ 胡禮垣:《勸學篇書後•正權篇辯》⑨《高高原隨筆》轉引自馮天瑜《張之洞與湖北近代敎育》參考書籍和文獻《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册上册《中國近代敎育史資料》上册、中册《中國敎育通史》第四卷《中國歷史大事編年》第五册《中國敎育家評傳》第三卷《中國國民敎育發展史》（司琦）《胡翼南先生全集》《中國近代哲學史》（侯外廬主編）《近代傳統與思想文化》（李侃）《戊戌思潮縱橫論》（吳廷嘉）《文化變遷與敎育發展》（傅維利、劉民）《從改革到革命》（王德昭）《梁啓超政治法律思想硏究》（宋仁主編）《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汪向榮）《現代敎育原理》（厲以賢）《香港中文敎育發展史》（王齊樂）《張之洞勸學篇評注》（陳山榜）《中國近代人物硏究信息》（林言椒李喜所主編）《張之洞與湖北近代敎育》（馮天瑜）《從“通經致用”到“中體西用”— 論張之洞敎育思想的轉變》（黃繼宗）190-

《中國近現代敎育家傳》（陳景磐）《中國近代史爭鳴錄》《“中體西用”與洋務運動》（楊向群）《中國敎育史》（胡美琦）《敎育社會學引論》（厲以賢 畢誠編） 《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莊練） 《張之洞與我國近代敎育》（黃玉蘭）《康熙大帝全傳》（孟昭信）191

調查報告— 中國傳統 道德觀對澳門新一代的影響調查目的了解影響本澳靑少年倫理道德觀念的文化思想源流，特 別是傳統倫理道德觀對澳門新一代的影響。調查對象道德觀念已經形成的、敎育背景具較廣泛代表性的澳門 學生98人,敎職員10人。他們是：1 .商訓夜中學高中一學生36人，高中二學生32人，他們 來自澳門以及鄰近地區幾十所不同中學、小學，但以澳門的 中、小學佔大多數。（商訓本身無小學部）2 .澳門大學敎育學院文科二年級學生30人，中學時均就 讀澳門各類型中學,有志當敎師者，個別來澳多年。3 .澳門大學敎育系敎師1人、商訓夜中學各年齡層敎職 員9人（年齡由20—65歲），敎育背景多元。三組對象對待問卷十分認眞，回收率100%。192

問卷設計與要求1 .列出近百年，澳門社會及各類學校曾經傳遞的道德格 言20句，要求調査對象對每句作三個回答：（1）是否聽過?藉 此了解其傳遞的廣泛性。（2）是否贊同?（主持者必使調査對 象了解每句的本義）藉此了解其敎育效果。（3）是否孔子的 話?藉此了解調査對象對東方傳統倫理道德源流－－孔子思 想、著作接觸的情況。2 . 20句內容偏重倫理道德。基本屬東方傳統倫理道德觀 的有12句，佔60%。有精華，有糟粕。其中孔子語錄8句,孟子語 錄1句，融入傳統思想的佛家語2句,禮記語1句。在排列上，隨 意滲入西方道德性格言8句，其中帶宗敎色彩的5句，屬西方近 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3句。20句中，有三句是孫中山先生曾 引用的。選用上力求結合本地實際。調查結果1 .格言的傳遞率。根據回答第一個問題,是否聽過作統 計、按比率的高低排列如下，顯示該格言傳遞的程度：（表1）表1次序 格 言 108人回答比率 68名高中生 回答比率(1)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106A 98.1% 98.5%助人為快樂之本 106A 98.1% 98.5%(3)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105A 97.2% 97%(4) 男女授受不親 104A 96.2% 97%積善因，得善果 104A 96.2% 97%(6) 自由、平等、博愛 103人 95.3% 94%193 —

績表1⑺ 天下為公 102A 94.4% 92.6%(8)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101A 93.5% 91.1%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101A 93.5% 94.1%(10) 禮之用，和為貴 99人 92.5% 89.7%(11)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98人 90.7% 92.6%(12) 仁者愛人 94人 87% *92.6%(13)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90人 83% *75%(14)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89人 82% 85.3%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89人 82% 85.3%(16) 至善至正 69人 63% 61.7%(17) 愛人如己，並愛仇人 66人 61% 64.7%(18) 愛最細小兄弟 49人 45% 42.6%(19)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32人 30% *35.2%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32人 30% *39.7%20句總合計 1739人 80.5% 79.4%註＊者，即兩組比率相差超五個百分點，以下同。2 .贊同率:按贊同格言的比率高低，排列如下，這是道德 觀念的正面影響，高中學生已有自己的道德判斷力。表2次序 格 言 108人回答比率 68名高中生 回答比率(1) 助人為快樂之本 104A 96.2% 97%(2) 自由、平等、博愛 100人 93% 91.1%禮之用，和為貴 100人 93% 92.6%(4)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97人 89.8% 94.1%(5) 仁者愛人 91 人 84% 82.4%(6) 積善因，得善果 90人 83% 83.8%(7)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86人 80% 76.4%(8)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84人 77% 80.8%(9) 至善至正 82人 76% 73.5%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82人 76% 67.6%194

(11)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78人 72% *67.6%(12) 天下為公 77人 71% 66.1%(13)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69人 63% *72%(14) 愛最細小兄弟 61 人 56.4% 58.8%(15)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58人 53.7% *60.2%(16) 愛人如己，並愛仇人 42人 38% *22%(17)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38人 35% 39.7%(18)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31 人 28% 32.2%(19) 男女授受不親 25人 23% 23.5%(20) 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15 人 13% 17.6%20句總合計 1410人 65.3% 65.6%3 .對孔子言論的判斷。(1)對孔子八句格言能準確判斷的比率排列如下: 表3次序 格 言 108人判斷率高中生 判斷率(1)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76人 70% 70.5%(2)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71 人 65.7% *50%(3)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59人 54.6% *41.2%(4) 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 56人 51.8% 50%(5) 仁者愛人 49人 45.3% 42.6%(6) 禮之用，和為貴 16 人 14.8% *8.8%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16 人 14.8% *8.8%(8)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0人 9.2% *4%(2)對12句並非孔子說的話,不少誤認爲是孔子的原話, 依錯誤多少排列如下:(表4)- 195 _

表4次序 非孔子説的話 誤認比率高中學生 誤認率(1) 男女授受不親 32人 29.6% 29.4%(2)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24人 22.2% 16.2%天下為公 24人 22.2% *8.8%(4) 自由、平等、博愛 23人 21.3% *27.9%(5)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17 人 15.7% 13%(6) 至善至正 16 人 14.8% 16.2%⑺ 積善因，得善果 11 人 10.5% 10.3%(8) 助人為快樂之本 9人 8.3% 11.8%(9) 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5人 4.6% 2.9%(10) 愛人如己，並愛仇人 4人 3.7% 2.9%(11) 愛最細小兄弟 2 人 1.9% 2.9%(12) 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1 人 1.1% 1.4%4 .東、西方格言對比，其傳遞率、贊同率如下:表5格言源流分類 傳遞率 贊同率東方傳統道德格言12句 90% 68%孔子語錄8句 81.9% 65.3%西方道德格言8句 71.7% 64.4%20句總合計 80.5% 65.3%196

調查結果的分析一、澳門靑少年的道德觀，是長期的、多元文化敎育、薰 陶的結果。1從道德格言的傳遞率來看,最高的達不到100%,最低 的也有30%,（見表1）2從道德格言的贊同率來看,最高的也沒有100%,但贊 同率最高的前五條（見表2）,卻分屬東西方，古代和近代的思 想。並不出現一面倒的狀況，而且在四組調査對象中,比率相 去不遠，一致性較多。這正說明是一個自由、開放、多元化社會 的文化格局。這與澳門400多年對外開放的歷史是相符的。3傳遞率最高達93%的“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所反 映的刻苦砥礪精神，正是東、西方道德觀所一致贊同的。二、在多元影響之下,對澳門靑少年道德觀影響最大的, 仍是東方傳統倫理道德。1從道德格言分類的傳遞率來看,（見表5）東方傳統道德 格言12句，傳遞率達90%,這是一個十分高的比率。孔子語錄8 句，其傳遞率也達81.9%,其贊同率達65.3%。作爲一距今 2,000多年的思想家、敎育家，在一個走向現代繁榮的都市裏, 他的格言仍然深入人心，可見澳門華人的傳統道德觀,也是以 原始儒學爲核心的。20句中贊同率最高的兩句“吃得苦中苦, 方爲人上人”，“自由、平等、博愛”均有1/5以上的人，誤認是孔 子的話。在百年史上，每一次批孔的思潮，在澳門均同時有所 影響，但至今在澳門靑少年一代的心目中，孔子的正面影響還 是較大的，說明原始儒學的現代生命力的存在。2反映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傳-197 —

遞率爲80%,明確是孔子說的有51.8%,但贊同率最低，祇有 13%,又可見澳門靑少年並不盲目崇拜孔子，有自己的分析能 力、獨立判斷能力，能揚棄封建殘餘。這是對待傳統一種比較 理性的態度。影響深又贊同的能成爲思想觀念中最牢固的一 環，反之，逆反力也強烈。三世界觀是道德觀的基礎,澳門靑少年的道德觀是建立 在一個和諧的、自由而平等的、天下爲公的理想社會上的。1 20句格言中，關於對社會、對群體的道德方面的，按贊 同率的高低排列如下：93%：“和爲貴”、“自由、平等、博愛”80%：“己所不欲,勿施於人”。72%：“我爲人人,人人爲我”。71%：“天下爲公”。63%：“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超過80%的前三句，分屬東方傳統儒家學說和西方近代民主 革命口號,文化源頭大異，但其意旨基本一致，可見多元的文 化，雖不可避免地產生衝突、碰撞，但又可以達致和諧統一,互 相印證，互相補充，互相吸收，融成一體。2眞正明確“禮之用，和爲貴”是孔子說的,祇有14.8%, 而贊同的卻是93%,靑少年心目中尋求和諧穩定，似乎不必考 慮它是否孔子的主張。又一次說明靑少年道德理想的建立是 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在不斷認同客觀眞理，理性地、自 由地,吸取鑄造自我道德觀的多元材料。四、從追求理想社會出發，澳門靑少年認同以愛人、助 人、爲善的態度去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講究平實可行, 不唱高調。本內容的贊同率依次排列如下：96.2% ：“助人爲快樂之本人— 198—

84% ： “仁者愛人”。83% ： “積善因，得善果”。76% ： “至善至正”。56.4% : “愛最細小兄弟”。38% ： “愛人如己,並愛仇人”。28% ： “非以役人,乃役於人”。1從上列七句有關處理人際關係的格言,前四句又是源 流各異而意旨相去不遠的，但後兩句，認同的人不多。“愛仇 人”是天主敎列爲高尙的美德1'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是基督 敎奉獻精神的表現，在敎會學校中普遍作爲德育要求，其傳遞 率依次爲61%,30%（天主敎學校在澳門有幾百年歷史，目前 其敎會所辦學校學生超過全澳學生半數;基督敎敎育在澳有 近百年歷史，目前其敎會所辦學校學生佔全澳學生15%左 右）。傳遞率與贊同率均有相當距離，可見澳門對這些要求過 高的格言，不容易接受。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在此僅從認同 的結果，去看靑少年倫理道德的主流狀態。2從97%的調査對象贊同“禮之用，和爲貴”、“自由、平 等、博愛”的社會理想，可以理解,澳門多數靑少年是嚮社會平 等的,因而其主動助人、熱心行善的道德行爲，也以“平等”爲 基石，爲槓桿。他們旣不接受男女有別、男尊女卑，亦認爲不必 “愛仇人”,不必“役於人”。可以看到，在接受學校、家庭、社會 傳遞來的傳統道德觀念時，靑年學生在近代思想啓蒙、現代意 識的薰陶下,發揮了自我的選擇與判斷。3 “助人”、“行善”、“愛人”不但是澳門靑少年贊同的倫理 道德,也體現在他們的道德行爲上，並且周而復始,形成一種 優良的傳統精神，有繼續發揚之勢。祖國歷年災害，當地居民 的災難,澳門向來重視。1991年捐濟華東水災、1992年捐“希望—199 —

工程”可以看到澳門靑少年自覺、踴躍的行爲，其熱心慷慨程 度往往超出外人的想像。而這種精神又是與多元化道德敎育 較少抵觸而較多吻合的。五、澳門靑少年認同刻苦、求實、虛心的道德修養方式方 法、也是儒家自我修養方法的繼承。20句中，有關個人修養的,按贊同率排列如下：89.9% “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77%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76%“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如前所述,刻苦砥礪旣是東方傳統美德，又是西方天主敎提倡 的受苦受難的贖罪精神，贊同率近90%。其他兩句均爲孔子的 話，在當代西方商品意識強襲之下，講究“自我推銷“、“包装”、 “做show”的情況下，仍有2/3的澳門靑少年學生，贊同虛心、 求實的道德修養和學習方法是難能可貴的。它說明:原始儒家 重視對敎育對象的信任，尊重,充分啓發和發揚學生自覺內 省，重視自我完善的自尊、自律的德育方法還有其時代的生命 力。結 論一、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社會文化向以傳統文化 爲主流,16世紀葡人獲准劃界居停,天主敎隨即接踵而至,澳 門成爲西方宗敎、西方文化進入中國的門戶，澳門成爲東西文 化交滙之地,因而,異源文化的相遇,有悠久歷史、有廣泛的接 觸，有碰撞衝突，但在道德觀念上，主流是相互吸收、相互補 益，以達致逐步融和。澳門靑少年在多元文化的影響下，擇善 而從，兼收並蓄。但東方傳統倫理道德影響始終是最主要的一200 -

筆者於舊西洋墳攝得的天主教徒的墓刻：“婦守三從應自愛，女該四德立 規模”。可見澳門作為最早的開放城市，中西文化交匯，雖有撞撃，也有 滲透和交融。

源。這說明東方傳統倫理道德還有它的生命力、能與西方傳統 的、現代的道德精粹，融成一片。（附圖）二、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是長期的，在道德認識、道德 實踐過程中，不斷內化,形成個體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志，並 且隨着時日的推移,知識的更新，切身的體驗的增加，道德觀 念逐步成熟,不斷整合、不斷發展,外在的影響一定通過內化 起決定的作用。澳門自古以來，都是開放性的地方，多次成爲 罪惡的淵藪，百年來先後成爲鴉片毒品的中心、嫖賭飮蕩吹的 銷金窩、今天仍被稱爲東方的蒙地卡羅,但澳門民風始終較鄰 近地區純樸、當地居民沉迷賭博的比率較新移民低，較鄰近地 區居民的比率爲低,而如上所述，爲善不甘後人，熱心慷慨是 被公認的，這是居民道德觀較強的表現。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 因比說，“一個文化因素,在它本土的社會體內本來是無害或 有利的，但是在它所闖進的另一個社會體中，卻很容易產生意 外的，極大的破壞作用。”澳門歷史上，曾出現類似的破壞作用，但不是極大的也不 完全是破壞性的。祇要移植得法，傳遞有方,還有它建設作用 的。三、400年來，西方思想在澳門與東方傳統倫理道德相遇, 而沒有造成破壞性的道德影響,這是値得我們探討的問題。這 一點與我們的民族自信關係很大。有了民族自信,才顯示出自 身文化的強勢，顯示自身文化的生命力,顯示自身文化的包容 力和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能力。中華文化是源遠流長，博大 精深的，儘管它曾被神學化、綱常化和政治化,但以原始儒學 爲核心的東方倫理道德仍有它的生命力，仍發出人類智慧的 光芒，仍能包容和吸收其他文化的精華，能適應新時代要求， 還可以提煉出培養一代新人的有益的養分。-201 -

因而，作爲敎育工作者、面對世紀之交，面對迅猛發展的 年代，面對傳媒無遠弗屆的現代生活，有必要加強傳統文化的 再認識，去蕪求精,吸取古今中外精華，並以開放、改革、科學、 求實的態度，增強民族自信,增強靑少年的自我判斷能力，培 養下一代自尊、自律、自強不息的、獨立而健全的人格。1993年5月北京《東方傳統倫理道德 與青少年教育國際研討會》論文-202

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部影響巨大的政論專集。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林則徐首先在澳門打開了一扇西看世 界的窗子,以後西學東漸,19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掀起 一股憂國憂民、硏討富國救時良方的熱潮。在羣言浩瀚中，《盛 世危言》是90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時、震動朝野、傳誦數十年的 巨著。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讀了這本書，致函作者鄭觀應，再 討20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①。禮部尙書孫家鼐、江蘇藩 司鄧華熙還先後三次把《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緖帝。這位思想 比較開明的皇帝讀了，也大爲賞識，下旨“飭總署刷印2,000 部，分送臣工閲看”②。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絡繹不絕”。鄭觀應 自己又刻印了500部，幾年之內朝野翻印20多次，共十多萬册, 科舉考試也常以該書“所序時務爲題目”。不久，這本巨著又流 傳到日本、朝鮮等隣邦，風行一時。以後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 義革命中,它都曾起過啓蒙和催生的作用。有學者認爲，康有 爲的《大同書》，不少來自《盛世危言》。總之，康有爲、梁啓超、 光緖帝、孫中山、毛澤東等都從這部政論專集中獲得敎益和啓 迪，該書影響的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是罕見的。一、澳門是《盛世危言》思想孕育的發祥地《盛世危言》和澳門這小小的半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作 者鄭觀應(1842— 1922)世居澳門，晩年也有不少時間在澳203 -

門祖居鄭愼餘堂養病寫作。他的父親鄭文瑞在本澳設私塾授 徒，鄭觀應先生自小在澳門受敎育,17歲參加香山縣的童子試 落弟，才離開澳門赴上海當商務學徒，並隨叔父學英語。1862 年,21歲的鄭觀應開始搜集資料，醞釀撰寫政論文，其中不少 在上海《申報》上發表。到了 1873年,他把這些“觸景傷時”的作 品，編成《救時揭要》結集出版，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申 報》是同治十一年(即1872)4月30日由英國商人美査(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鄭觀應先生是我國知識分子中最早一批 向報章投稿的人。《救時揭要》兩序一跋均註明寫於同治十二 年冬至，集中廿四篇文章應該完稿於1873年冬至之前,從內容 上看,第一篇《澳門豬仔論》到第七篇《澳門窩匪論》題材全來 自本澳社會現狀，也是澳門當年最尖銳的社會問題，還有諸如 《擬自禁鴉片煙論》等也間接和澳門有關。“豬仔”一詞，已有很 濃的澳門鄕土味。澳門當年販賣勞工、窩娼聚賭，鴉片流行，洋 人劃疆分治、官紳無力保關護民……這些使少年的鄭觀應感 觸很深。他在《澳門窩匪論》一文中說:"盜賊之熾，奸宄之多， 余足跡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甚者也! ”他呼籲淸政府加 強管治,關注子民的人身安全和國家關稅的權益。他的文章不 但如實紀錄了 19世紀中澳門社會罪惡的一面，切中時弊，也反 映了鄭觀應先生一生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他的改良主義思 想是在澳門萌芽的,其第一部著作在澳門孕育。爲了使自己的思想主張不斷完善,1880年,鄭觀應先生又 把他後來寫的三十六篇論述,另輯一册，取名《易言》以杞憂生 的筆名出版。他從商業、科技、法治、敎育等方面，因”思挽時 局”而抒發“内心積感”③。《易言》的題材比《救時揭要》更爲豐 富,而富國救時的主導思想則與《救時揭要》和後來編著的《盛 世危言》都是一脈相承的，簡直可以說後二者是前者的續編。— 204—

1886年，鄭觀應先生開始醞釀《盛世危言》的構思,從執筆、輯 錄、刪正，補充、修訂一直到1893年，五卷本才能刊出,曾獲光 緖御覽並推薦的就是這個版本，此後一紙風行。到1900年他又 花了不少心血,增訂新編八卷本問世。1907年,他回澳隱居期 間，憂國憂民之情更殷，開始編輯《盛世危言後編》，至翌年下 半年,這部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門鄭愼餘堂寓所”④續 成,分爲十六册。1919年他自資印出樣本350,1921年再修訂後 由上海翰華閣書店刊行問世。前後歷時1/3個世紀，縱橫審視 十餘國，力論“中、外盛衰治亂之道"，“國家求富強之法“、“學 者修己治人之方”。論點鮮明、論據充實,是他獨自經商、以及 協襄洋務60年的親身實踐，涉足中外各大城市，對比中外、東 西輿情的心得體會，也是他“目擊時事、利權目損、漏卮日多, 而惓懷家國之念昕夕不忘”因而“究心當世之務”⑤的心路歷 程的忠實紀錄，是他不斷提高和完善的政論主張。二、《盛世危言》是當時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盛世危言》是一部標誌當時思想學術最高水平的巨著, 是鄭觀應的代表作。夏東元先生評價鄭先生是中國近代最早 具有完整維新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 學序幕的啓蒙思想家。李澤厚先生評價鄭觀應先生是中法戰 後至中日戰前改良主義變法維新思想的代表，由微弱的經濟 改革前進到微弱的政治改革；由不脫洋務色彩到具有自己獨 立的性格。衆所周知，中日戰爭，是引起國人頓悟的一役，而在 這一役前而達到這個認識高度，是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先進思 想的代表。在政治上，鄭觀應先生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205 -

言》中,已提出設議院的主張，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 並“體察民情，博採衆議”，目的是謀求“長治久安之道”⑥。在 洋務派祇熱衷購買洋槍洋砲、輪船機器,而不敢觸動封建統治 體制一根毫毛的時代，早在1880年之前，鄭先生則提出:“政治 不改良，實萬難興盛”的論斷;他提倡君主立憲,提議知識分子 參政，在當時是相當新穎而大膽的主張。他批評洋務派喪權辱 國的外交政策,而主張把“攘外”作爲救國的首要任務,把“速 立憲法“作爲達到富強的政治保證。這些見解比一般洋務派高 明得多。持這種主張的人，當時是少數。郭嵩憲當年就因爲能 從政體上深察時弊，客觀地介紹西方民主立憲的優點，引起朝 中非議和圍攻，外交家薛福成也是90年代出使英日意比四國 之後，“始信侍郞（即郭嵩憲）之說”，⑦才明白單純學習西方的 技藝，或者致力經濟發展而不觸動舊的政治體制是不行的。 “效法西洋”的根本，就必須像鄭、郭兩位先進人物所分析的那 樣,必須改革政制,才能與民族資本工商業的發展相適應。當 時改革的目標,是君主立憲，改變封建統治者的專政獨裁，那 正是十多年後戊戌政變提出的目標。近年才發現的鄭先生 1884年《南遊日記》原稿閏5月19日旅次新加坡中記:“余平日 査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書院，論政於議院，君民一 體，上下同心……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難臻富 強。”夏東元先生因而論證“科學與民主二者有機的聯繫的見 解,是鄭觀應先生最早提出來的。”⑧在經濟上，鄭觀應有許多實際的體會，因而能提出許多獨 到而深刻的見解和政策,這是他的改良主義維新思想體系中 的核心，也是他較爲突出的貢獻。鄭先生堪稱中國第一代民族 資本家的精英。他17歲厠身商界,從雜工開始,31歲成爲“腰纏 十萬”富商;從外商洋行買辦到投資貿易、航運、礦務、電綫、機-206 -

械等行業，躍爲中國第一代的實業家，其才幹和膽識不但使他 的事業有不斷的成就，其見識和經驗更爲洋務派所賞識，先後 得到盛宣懷、李鴻章等的器重，委辦官方商務和軍事活動。在 中法戰爭時,被委派向美國購買槍砲軍火，被派到南洋諸國暗 探敵情,到港澳査緝私販軍械案，可見他是洋務派中一位精明 的實幹人才;1892年招商局被外資怡和、太古夾攻，情勢惡劣， 盛宣懷也想請鄭先生“稍出奇兵”克敵制勝……可見他對商戰 也是頗有經驗和氣魄的。事實上,他也忠心耿耿從愛國感情出 發，向洋務派提出許多有見地的建議，例如反對掛洋旗的貨船 僅納子口稅,建設鋪設長江、浙江電綫,獻議天府之國— 四 川建築鐵路幹綫，提議引進美國優種棉籽，在發展大海輪之 前，預購碼頭用地等等。這一系列的主張和活動都是見聞廣 博、信息靈通而有遠見、有魄力者的表現。但是，在腐敗透頂的 官僚資本和財雄勢大的外國資本的排擠和壓迫下，鄭先生屢 受挫折、誹謗，加上個性樂善好施“輕言重情”⑨，弄到晚年貧 病交迫，還因保薦他人被連累在香港被羈留經年。因此，他在 經濟方面的卓識遠見除了勤奮好學之外,與他豐富的成功經 驗和沉重的失敗敎訓是密切相連的。鄭先生認爲要救國，首在 富強;要攘外，主要靠商業上打勝仗；要在商戰上取勝，必須建 立工業作爲後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資本，發展資本主義。 後來孫中山先生也繼承了這一主張，成爲三民主義的一大內 容。到了晚年,鄭先生看透了官辦洋務的種種弊端,非常氣憤, 提出企業“不由官辦，專由商辦”的主張。1895年他提出:“專制 之國,政府動施壓力,且現無商律;縱有商律，尙無憲法”，這反 映了鄭先生的法治思想。他還認爲中國的工商業者應效法西 方，組織商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政府實行護商 政策，收回海關，保護關稅，裁撤厘金，自由投資等。當年，這些 _ 207 -

主張是很先進的，今天也很有參考價値。我們再看看一個世紀 來日本經濟飛躍世界前列的軌迹，對比之下，就會感到中國的 知識分子和實踐家，其聰明智慧是毫不遜色的，可惜他們長期 處於無權的地位，而中國封建頑固保守勢力卻如此根深蒂固, 確令人慨嘆。看來要當政者採納先進思想，做到科學決策,的 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制 度就更難了。三、倡導國家興衰根本在教育的先進主張在敎育上，鄭觀應先生的主張也是很有遠見的。雖然他對 科舉採取可改不可廢的態度,看來是保守一點，但實際上他從 19世紀70年代開始就極力介紹西方學制。在《易言》中有《西 學》篇,他熱心推薦德國學制，讚揚其平民敎育、女子敎育的發 達。並指出初等、中等敎育必須上下連貫，建立一個完整的學 制:提出西方以“必用之書”作爲敎材,以“因材授學”的方法, 培養出各種各樣有眞才實學的人,是我們應該仿效的。他認 爲,國家要在軍事、經濟上“制勝於人”必須仿效西方敎育。因 此，他已能明確地認識現代敎育的社會職能。在《盛世危言》這 本巨著裏,論敎育的部份放在總論《道器》一篇之後,分爲《學 校上》、《學校下》、《西學》、《女敎》、《考試上》、《考試下》六文， 還附王紫銓、李提摩太、何沃生等有關敎育的論述文章八篇， 組織成第一個專題。反映了他對敎育的重視。鄭先生在下列四 個方面對改良主義敎育思想作出重要的貢獻。第一、鄭觀應先生最早論證敎育在自強運動中的重要地 位。他高瞻遠矚地提出:“國之盛衰係乎人，不修學校，則人才 不出”。他認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富強，根本原因是“強於208 -

學,非強於人”。因此，爲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材,就成爲他富強 國家的基本建設。他分析西方國家“士有格致之學，工商有製 造之學，農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學用一致，就有力量； 他反對依賴洋工洋匠,反對把敎育大權交到洋人的手上;他主 張學堂要以“天球、格致、農政、船政、化學、理學、醫學、言語、 政事、律例”⑩等豐富的、現代的、各專門的實用學科，來培養 各類專門人才,爲自強運動開發智力資源,才可以立於不敗之 地。他的見解，比之祇講求學西文西藝的洋務派,確是高明得 多。第二、鄭觀應先生最早倡議建立西方近代學制。大家知 道，西方近代學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是近代工業革命對 勞動者文化水平要求的直接反應。鄭先生是中國第一代的民 族資本家、實業家、改良主義的理論家。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沒 有充分發展的19世紀後20年，他就倡導在中國建立近代學制 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議州、縣地方設小學、縣、府設中學,京 都設大學,循序漸進，上下銜接，敎以先進的科學，“每科必分 數班，歲加甄別以爲升降”，“三年則拔其優者”⑪評爲秀才、舉 人、進士等功名出身。這些主張已經具備一個班級授課形式 的、有固定年限的、通過考試升級的、三等銜接的近代學制的 雛型。在此之前，李提摩太等曾撰文介紹西方學制，但構思中 國建立完整學制,卻是鄭先生研究西方敎育而聯繫中國實際 的結晶。雖然這是一個較粗糙的、改良主義的方案，但到底是 找到一條敎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當年歷史條件所能接受 的。維新變法以失敗吿終，但廢科舉，興學校是一股不可抗拒 的潮流,1902年張之洞主持制定《壬寅學制》，次年又頒行修改 的《癸卯學制》，也是受了鄭先生思想的影響。國內學者認爲康 有爲的《大同書》中，關於學制的設想，與他《公車上書》所提的209

相差很遠，而與鄭先生的倡議有更多的一致性;⑫周德昌敎授 認爲鄭先生的言論，是後來百日維新“變科舉、興學校”思想的 直接來源。⑬第三、鄭觀應先生最早提出變書院爲學堂。他和他同時代 的人都極力批評科舉制度的。一方面由於他的改良主義思想, 另一方面又出自實業家的經驗，比較注意考慮經濟條件，主張 把書院變爲學堂。他建議“仿照泰西程式,稍爲變通”“使之有 學校之實”⑭，也就是說，改良書院，授以西方學校實用課程, 文科敎文學、政事、言語、格致、藝學、雜學六門,武科分陸軍和 海軍也分別授以專門課程。這個主張不失爲實際可行的辦法, 後來也成爲百日維新的具體措施。光緖帝諭令:"自應以省會 之大書院爲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爲中等學，州縣的書院爲小 學,皆頒給《京師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諭令中提及的章 程，是梁啓超先生所草擬的，我們從中看到，鄭觀應先生的主 張，康、梁、光緖差不多都是“照單全收”的。其中各級授予的功 名,爲生員、舉人、進士等也與鄭先生的設想一模一樣。第四、鄭觀應先生是最早提倡女子敎育的先驅者之一。他 最早期的作品，已反映出男女平等觀。在《救時揭要》中的《勸 戒溺女》篇,提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評重男 輕女的封建傳統，力斥溺斃女嬰的殘暴。在《盛世危言》中，他 專立一篇《女敎》力陳女子受敎育的合理和有益。第一所中國 人自辦的私立女子學校是1896年鄭先生的朋友經元善在上海 創辦的《經正女學》。到維新變法後,中國女學才逐步增加，維 新運動成員陳子褒1898年從日本回到澳門辦學，也開本澳學 校招收女生之先河。這些都是鄭先生倡議後十年八年的事了。-210 —

《盛世危言》是清末一部影嚮深遠的著作。康有為、梁啟超、光緒 皇帝、孫中山、毛澤東都從這部巨著中攫得教益和啟迪。它對日本 明治維新也有一定影嚮。

鄭家大屋橫扁：榮祿第。意即“榮祿大夫”的府第。榮祿大夫是九品官階中的從 一品，僅次於正一品的高官（光祿大夫）。

四、鄭先生的祖屋澳門有價值的文物鄭觀應先生的祖居在哪?就在本澳下環區的龍頭左巷十 二號— 俗稱鄭家大屋。這是鄭先生的父親鄭文瑞所建的大 夫府第。它後倚西望洋山,高牆外參天老榕成蔭，西北面向海 灣，遠眺灣仔銀坑一帶，風景怡人。鄭觀應先生有兩首七絕《題 澳門新居》:⑪羣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裏一相逢。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靑洲，儂家正住蓮花地，倒瀉波光接斗牛。詩中並附注:“先榮祿公夢神人指一地曰:此處築居室最 吉,後至龍頭井,適符夢中所見，因構新居。”⑪鄭文瑞先生又名鄭啓華,古道熱腸，樂善好施,1871年參 與倡建本澳鏡湖慈善會,成爲倡建値理之一;⑮1876年江南旱 災,老人身居濠鏡，卻關懷大陸同胞，“捐資爲倡，並諭伊子鄭 觀應等在上海籌捐”⑯，及後山西、陝西、河南、直隸各地有災 情，鄭氏父子都多次賑災捐獻。李鴻章等奏請將父子捐賑事跡 載入原籍廣東省誌和香山縣誌,1881年，獲朝廷批准，這是鄭 家一頁光榮史。鄭文瑞先生是沒有得到功名的文人，榮祿大夫 的名銜是封賜的。今天，在鄭家大屋二門“榮祿第“三個大字下 面，還掛着一塊大橫匾，上書“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上款:誥封 榮祿大夫鄭文瑞……，下款：太子少保兵部侍郞山西巡撫一 等威毅伯曾國荃。字跡雄勁有力,“崇德厚施”就是表彰鄭氏父 子賑災有功的題詞。曾國荃是曾國藩的胞弟1864年攻破天京、 縱火七日的浙江巡撫，因而“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他當山 西巡撫，是1875到1881年，由此判斷，這個題字一定是在1881211 —

年，因爲接着他就升任陝甘總督了。據曾租住鄭家大屋的澳門居民說，抗日戰爭期間通奉第 樓上客廳還掛有李鴻章的題詞;二門內的主體建築— “通奉 第”，兩旁垂下對聯:“前迎鏡海,後枕蓮峯”，據說是鄭觀應先 生的墨寶,但與鄭先生的其他手書比較，難叫人入信。巨宅古 色古香，還留有老樹古井，府內樓房林立,巷內有路通幽，可惜 花園中也加蓋了房舍，圓形的裝飾門安裝了鐵閘，磚牆裂痕纍 纍，簷頂雜草叢生。各式造型別緻的窗門分別換上不同的玻璃 或釘上護板,屋簷的浮雕造型難辨，倒是牆上靑瓷通花磚仍光 彩依然。鄭家大屋建於何時?根據上列資料,它很可能始建於晩淸 1881年,與曾國荃題匾同年。那年旣是鄭家父子獲皇帝封誥, 又是曾國荃任山西巡撫最後的一年。但府第大概不是一次建 成的。鄭觀應先生在預立的遺囑中有說:“歷年仰事俯蓄並陸 續資助先嚴建造澳門龍頭井之屋……”⑰鄭文瑞先生共有九 個兒子，爲官爲商,次子鄭觀應祇屬“資助”建造巨宅。但自新 宅建成以後，鄭觀應卻經常回澳住在裏面,1884年，鄭觀應先 生爲督辦粵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則直）委派，攜妻妾從上海回 穗。妾趙氏入門兩年才第一次“歸睹澳門本宅”而且一住七年, “事翁姑”與“妯娌”相處，⑱至1891年才隨夫移居羊城。在鄭先 生年譜中,可見他經常回澳度歲、探望雙親，父母逝世,兩次回 澳守制，及晩年養病、隱居、修道等在府第的紀錄也不少。《盛 世危言後編》也就是在這裏撰寫、整理和補遺的。鄭觀應先生晚景淒涼，閒居澳門，欠債累累，得到兄弟戚 友“竭力相助”⑲盛宣懷也曾加以援手，除借兩筆款項外,1915 年,還把自己新購的招商局股票作爲鄭觀應的紅股,另花紅一 二萬兩，以期鄭晩年可以“敷衍“過得去。但鄭先生執意退回股212 -

票，聲言將這些股份的餘利拿來辦幼兒園，自己祇受職拿花 紅。由此可見鄭先生旣熱心敎育又頗爲克己。鄭先生熱心助 人，有江湖義氣。他認識孫中山先生,而且多次給予資助,1894 年,他親自寫信給盛宣懷介紹剛從澳門到廣州行醫的孫中山 先生:“孫醫士欲北遊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⑳ 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首先得鄭觀應先生的引薦，也是由鄭 先生提出請李鴻章爲其辦理遊學泰西的護照的。結果如願以 償，當年十月，孫即赴檀香山並於該地建立興中會。在《盛世危 言》中,鄭先生還輯錄了孫中山先生的兩篇文章。當年孫中山 20多歲，鄭比他長24歲,可謂同抱救國救民理想的忘年交,這 也是與澳門有關的一段珍貴的革命情誼。百日維新失敗，康、 梁倉促逃避海外,據說鄭先生一度在澳門家居收藏康有爲的 母親以及梁啓超一家。他的友好經元善因上書勸慈禧不要廢 光緖另立大阿哥，觸怒西太后,1900年被通緝逃到澳門，鄭觀 應先生親函澳門親友照應。（後淸廷向澳督施加壓力，經先生 被逮，曾囚禁於大砲臺）。可見鄭先生利用澳門的老家,也做過 一些有意義的事。今天，榮祿第變成“72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的歷史價 値在本澳是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遺跡的，這裏誕生了一部凝 聚着澳門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巨著— 《盛世危言》，它 是一位中國歷史上先進人物的故居。1988年發表於澳門《文化雜誌》第十七期213 一

註 釋①見夏東元:《鄭觀應年譜簡編》。②同上③見王韜:《易言》序。④同①⑤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⑥同上⑦見鍾叔河:《走向世界》。⑧ 見夏東元:《南遊日記》及其體現的先進思想。⑨見鄭觀應:《香山鄭愼餘堂待鶴老人囑書》。⑩《鄭觀應集》。⑪同上⑫見崔運武:《論鄭觀應對近代學制的倡導》。⑬見周德昌:《中國近代敎育史》。⑭同⑩⑮見《鏡湖醫院115週年紀念特刊》。⑯同①⑰同⑨⑱見鄭觀應:《妾趙氏墓銘⑲見鄭觀應致盛懷宣書（二）香港中文大學藏。⑳同①-214-

鄭觀應對西學的立論和態度在中國近代史開篇之時，先進人物林則徐、魏源提出“師 夷長技以制夷”，承認西學的先進，要救國禦敵，要向西方學 習。今天看來這是十分顯淺的道理,但在專制獨裁、閉塞保守 的封建制度下，圍繞着應否學?學什麼?如何學三個方面,在統 治階級內部以及知識分子的層面上卻持續爭論了大半個世紀。頑固派反對向西方學習，特別反對科舉正途習西學，認爲 是“名敎罪人、士林敗類”①“爲同鄕同列所不齒”②;頑固派反 對聘洋人爲敎習,激烈反對科舉加考西學,認爲奉夷爲師，必 將“變夏爲夷”，必將“上虧國體,下失人心”③。從鴉片戰爭到 戊戌政變,先進人物提倡西學,推動歷史前進的每一步，都要 和這些迂腐而謬誤的言論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鄭觀應誕生 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1842年,洋務運動始創的期間開始涉 足社會，親身經歷了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他留給 我們的巨著《盛世危言》，紀錄了他大半個世紀的心路歷程，比 較淸楚地顯示他主張向西方學習的立論和態度。一、中西兼聽，探本尋源尋找富強救國必由之路鄭觀應在澳門長大,靑少年時到上海謀生，“日與異國人 相接，南北冠蓋往來”①。他接觸的“事雜言龐”，自然包括了 “尊聞犯習”②。他就這些龐雜紛紜，甚或是各走極端的言論— 215 —

中，進行獨立的思考,探本尋源,尋找救國的必由之路。這從 《盛世危言》的幾篇序言中可以找到例證。1872年，他第一部論文結集《救時揭要》出版前，他在序言 闢頭的第一句寫道:“嘗思:木有本而水有源，傷其根則木枯, 絕其源則水竭。於人亦然。人之本何在?心是也。”鄭觀應一貫 重視人心,重視人的思想因素,認爲人心是國家求治的本源， 後來也反覆強調上下一心是救國的重要環節，他寫作的動機， 就在於喚醒人心,“固本導源”。1875年，他在第二部專集《易言》自序中自述，"內之積感 於寸心，外之眷懷於大局，目擊時艱，無從下手”，苦苦思索，終 於得出結論:"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爲先'”。到了 1892年， 鄭觀應“自強爲先”的主張走向深化和成熟，他明確地提出： “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砲利，而在議院上下同 心，敎養得法。”他不否定學西方製造堅船利砲之利，但他體會到向西方 學習政治制度和敎育制度才是本源。鄭觀應思想的先進性，正表現在這一點上，在中日戰爭之 前，他已經認識到要扭轉國家衰敗的命運，必須上下一心，自 強不息,關鍵要抓政制和敎育兩大改革:政治上改獨裁專制爲 君主立憲的議會制，敎育上改封建科舉的腐敗空疏爲培養實 用人才的新學制。他的主張與保守派是針鋒相對的,在洋務運 動、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以及新民主革命運動中都產生了深 刻的影響。二、體用兼學，把西學化爲中學鄭觀應不但力主向西方學習，而且認爲祇學其用不學其體216 —

則國家也難以富強。1885年，鄭觀應在《南遊日記》中③寫道:“余 平日歷査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備。育才於書院，論政於議院，君 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練兵,製器械、鐵路、電綫等事，此其 用。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難臻富強。”這裏十分淸 楚，鄭觀應是主張體用兼學的，這與洋務派後來使用的“中學爲 體,西學爲用”是有本質區別的。與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所闡述 的:"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舊學爲體，新學爲用”等等，目 的在於保綱常名敎,反變法維新的論點更是對立的。儘管鄭觀應在《西學》一文中也說過:“中學其本也，西學其 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但是，這裏說的“中本西末”或者“中主西輔”決不能與“中體 西用”混淆，在鄭觀應的表述中，二者實屬不同的範疇，表達不同 的槪念，動機更是各走極端的。1910年擲觀應在《盛世危言後編》自序中，弓旧本的事例, 發人深思，他說:“考日本效法泰西，從本源上講求,重敎育，設公 塾、立憲法、興實學……如是得以自強”。他批評中國學西方，“從 皮相外講求,購槍砲、改服式,尊帝制,重科舉……因此不能自 强。”從1885—1910年,前後二十多年,經歷了戊戌變法的失敗, 但鄭觀應的立論是始終一致的。他認爲興學育才,設立議院，旣 是西人立國的兩大本源，也是中國自強救國之本。日本從本源上 效法西方而成功，是一力證;中國遺其體效其用,終不免失敗下 場。對比鮮明，分析深刻。1884年，鄭觀應寫了《考試上》、《考試下》兩文，對比中外敎 育，提倡西學,他分析西人藉西法而富強,我們若能“步趨其後, 較易見功”，他相信致力西學十年,把“西學化爲中學”，則中國的 人才可與西方媲美了。-217 —

從這一個“化”字,我們可以看到,鄭觀應對於學習西方,不 是全盤照搬,而是體用兼學，聯繫中國的實際，溶入中學,經過消 化變成自己的東西。三、提倡科學與民主，矢志不渝在中法戰爭期間，鄭觀應曾上書淸政府,要求開設議院,改 革政制，被統治者斥爲狂妄（14）。戊戌政變山雨欲來之際，張之洞抛 出《勸學篇》，雖然他表面上說，對西學要“政藝”兼學，但他又給 西政下了個定義，偷偷地把“民權”、“議院”等西政的核心排除開 去;張之洞又在《勸學篇》中，另立“正權”一章，惡意污蟻和攻擊 西政的“民權”“議院”，使得逃亡海外的梁啓超，生活在公共空間 的何啓、胡禮垣大發義憤，嚴辭斥責。而在中國大陸的黑雲重壓 下，知識分子“或曲爲附和，或甘於緘默”⑤。中國文字獄不始於淸 代，但以淸代爲烈,這種狀態我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而，在 《盛世危言》的一些後出的版本中，“設議院”等字眼，也改成“立 憲法”等模樣。鄭觀應先生經歷了大半個世紀的風霜，筆耕數十年不輟，曲 筆、妥協在所難免，但總的來說，他提倡科學與民主，是矢志不渝 的,鄭觀應先生思想先進，態度鮮明,敢於維護眞理的精神,以及 憂國憂民的苦心,今天仍有學習的積極意義。1992年8月1日澳門"紀念鄭觀應延展150周年研討会”論文註 釋①鄭觀應:《易言》自序1875年。②同上。③轉引自夏東元:《鄭觀應傳》第94頁注①。④見胡濱:《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⑤鄭觀應:《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後序。一 218

林則徐從澳門開眼看世界林則徐是嚴禁鴉片、堅決抗英的愛國主義者，在一部無數 喪權辱國紀錄的中國近代史中,是第一個奮起而敢於抗擊資 本主義列強的民族英雄，林則徐又是一位實幹的、開明的政治 家,力主了解敵情，學習西方先進科技，成爲近代中國開眼看 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實踐，在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方面，在克服 夜郞自大的民族心態方面，都起了榜樣作用。今天，我們從訊息時代回顧閉關鎖國的當年，從150年前 林則徐巡視澳門的意義，聯繫澳門近400多年作爲中外商業、 文化交匯點的歷史,反思中國百多年來走過的崎幅道路，體會 東西文化交流，融和共進的意義是有着積極作用的。一、東西文化雙向交流、互相補益的黃金時代16世紀中，澳門成了溝通東西貿易的國際商埠。隨着耶穌 會士東來,澳門也成了中國人觀察西方事物的第一扇窗子。 1582年,利瑪竇(Matteo Ricci)到澳門學習華語,翌年轉赴 中國大陸傳敎，帶來了介紹世界五大洲的《萬國輿圖》，中國人 從此才知道地球是圓的，有五大洲、三大洋。此後傳敎士湯若 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艾儒略(Julio Ale- ni)、金尼閣(Nicolau Trigault)、南懷仁(Ferdinandus Ver- biest)等步武利瑪竇的足跡,先後來華，各獻所長。隨着宗敎 的輸入，歐洲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醫學、物理學和哲學等—219 —

成就同時傳入。中國知識界驚覺“天朝”文明之外，還有先進的 西方文化，出現了徐光啓、李之藻等一批向往並學習西方文化 的先進人物。他們還在西方傳敎士的指導下，把《幾何學》、《同 文算指》等西書譯成中文;在湯若望的指導下,中國設了造砲 局，生產了新式武器;金尼閣還給中國帶來7,000多本歐洲圖 書,開啓了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先河。西學東來，還帶給中國知識分子一股淸新的學風,不少學 者揚棄了宋明理學空談的流弊，而採取了客觀的考察、科學的 驗證方法來硏究學問，也影響了長期以來輕視技藝，但求皓首 窮經的陋習。古老的中國文化輸進了新鮮的血液。與此同時，中國的傳統文化精華也成爲西方文化的新血。 利瑪竇譯了《四書》、金尼閣譯了《五經》,克舍爾(Anauosiur Kirches)用拉丁文著中國圖書，均成爲歐洲人硏究中國文化 的典籍;柏應理(Couplet)又把傳敎士們譯出的400多種中國 書籍帶回羅馬，獻給敎皇。這些中國典籍漸漸在歐洲流行，促 進了 18世紀歐洲的啓蒙運動，中華文化也就納入人類文明的 寶庫中。大思想家萊布尼茨(Leibniz)、經濟學家奎斯奈(Que- snay)、亞當斯密(Adam Smith)、大文豪歌德(Goethe)、學者 狄德羅(Diderot)等從中受到深刻影響。奎斯奈被推崇爲“歐 洲孔夫子”,法國啓蒙運動的權威服爾德(Voltaire)提出“全 盤中化論”;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弗遜(Jefferson)自謂宣 言的一貫精神,得之孔夫子的學說;萊布尼茨是學習中國文化 的表表者，他設計和製造手搖演算機，他認爲二進制和中國的 易經八卦是相吻合的，他的理論和實踐都影響到後代電子計 算機的發展。他主張:“凡歐洲人均宜從中國人學習人生的道 理”，還在自己的著作《新中國》一書的序言上寫道:“中歐兩大 文化能在此時互相補益，實爲天命！……”— 220 一

令人慨嘆的是:這個東西文化雙向交流、互相補益的黃金 時代不足150年，就宣吿結束了。明淸兩代昏臘頑愚的統治者 大多對西方文化採取不屑學習的夜郞自大的心態，斥之爲“奇 技淫巧”,“邪說惑衆”。被譽爲“一代碩學"、“一代方宗”的紀旳 和阮元，也認爲西學“悠謬者流”，“語多粉飾失實”。《四庫全 書》雖然收集了部份傳敎士的譯作，但身爲總纂官的紀旳指它 們是“不可究詰”的，還指天文、數學是“誇詐迂怪，爲異端之 尤”! 1723年雍正禁敎以後,中國閉關上鎖，中外文化交流幾乎 停頓,此後百年，僅剩澳門這扇窗子還打開着,但已是門庭冷 落車馬稀了。二、中國閉關、世界飛躍的百年最令人痛心的，是此後的百年，西方工業革命興起，民主 浪潮高漲，科技突飛猛進;而古老的中國，一面“嚴夷夏之大 防”的閉關鎖國,另一方面是科舉越趨腐朽，文字獄大興,知識 分子的聰明才智被重重禁錮，而漸漸消弭。以至中外科技水平 的差距大大拉遠;統治階層不但更爲孤陋寡聞，還呈現出歇斯 底里的病態,生怕西風從窗隙門縫鑽入，也會“釀成大患”。淸 廷實行嚴禁華人與洋人接觸,大臣官員不得與外人交接。極端 閉關主義者曾望顏等呼喊:“無論何國,槪絕通商，大小漁船, 槪禁出洋”，提出“制夷要策，首在封關”。這實在是鴉片戰爭前 的思想主流。就在這樣的政治氣候下,林則徐以他深邃的憂患意識，眞 誠的愛國感情，過人的識見和勇氣，第一個提出“欲制外夷者, 必先悉夷情始”。提出了與淸朝的最高統治者保守昏庸思想相 對立的主張。-221 -

在鴉片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道光帝才問英國在何方?有 無陸路可通?耆英說英人夜間目光昏暗;駱秉章奏稱英兵上身 刃不能傷,但以長梃擊其足，應聲即倒;黃惠田謂英地昏黑，不 敢燃火,船行半月始見天日；琦善因訪知英女王自行擇偶的 “新聞”，向道光啓奏，判斷英國是“蠻夷之國”，“未知禮義廉 耻”。如此無知，如何應戰?就像林則徐那樣頭腦淸醒的官員也 相信當時的許多無稽流傳。例如說外人需求大量茶葉和大黃， 切斷供應，就會雙目失明或患腸胃病。林則徐由於輕信“茶葉 和大黃禁不出洋，已能制夷之命”，滿有信心不用武力解決。當 他眞正熟悉了西方國家情況以後，才知道面對的是“船堅砲 利”的強而有力的對手。林則徐最可貴的品質，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和虛心探究 的作風，使自己能擺脫錯誤流傳的干擾，同時在睜着瞎眼的人 群中，脫穎而出，終於提出學習西方長技的卓越主張。三、克敵制勝“先悉夷情”1839年初，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査禁鴉片，離京之 前他派人先行搜集資料,在南下途中，處處訪査鴉片的禍害， 時時徵詢對禁煙的意見，到了廣州，更體會到自己對敵情認識 的不足，主動積極投身調査硏究工作。他進行的調査,動機明 確，態度認眞,方法多樣，規模龐大,是前所未有的,且與那些 出於好奇心，因機緣際會而涉獵西學和接觸洋人，是截然不同 的。林則徐不愧爲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爲了盡可能 熟悉“夷情”，他的調査工作有以下的特點：1 .千方百計，廣泛深入，不辭勞苦，不耻下問。林則徐一到廣州,立即訪問熟悉情況、關心時局的人。當-222 -

他細心硏讀了學者梁廷柟摘錄的海關大事資料後，立即訪問 他，以後經常到梁家暢談;他又集合廣州三大書院六百名學 生，借“觀風試”向學生了解廣東官兵包庇鴉片走私的情況,並 垂詢杜絕煙禍的良方;他親自審訊貪官梁恩升等人,務求取得 第一手材料。當年對西人西事了解較多的，是洋商、買辦、引水 和在外國人公司工作的工人、歸僑、敎徒和敎會學校學生，這 些大多是下等人，但爲了“悉夷情”，林則徐一概不耻下問，還 請了一位曾在商館工作的廚師到行轅裏燒飯,以便就近査詢 鴉片販子的活動。林則徐的調査面廣，調査點多，甚至可以說是隨時隨地 的、如饑似渴的收集情況。到虎門參觀銷煙的外國人，林則徐 也向他們請敎有關鴉片、英國海軍和汽船方面的信息。外國人 也稱讚他“凡有心得，不辭勞苦，常時習用”。2 .重視文字資料的搜羅、整理、翻譯、摘要和出版工作。要了解西方和世界，當年資料是相當匱乏的，林則徐對文 字材料非常重視,他到了廣東,不管是官修還是私撰的書，他 一律索閱稽査。《廣東通志》、《海錄》、《廣東海防匯覽》、《粤海 關志》等都一一硏讀。後兩本是梁廷梢所編，林則徐閱後還提 議他收集新的資料，進行增補。林則徐還羅至翻譯人才，“立譯館翻夷書”。“凡以海洋事 進者，無不納之；所得夷書，就地翻譯。”就在一年之間，做到 “海外圖說畢集”。他從北京帶了一個翻譯員到任，到了廣州他 再廣泛招募外語人才，組織翻譯班子，其中有曾在馬來亞受過 敎育的華僑靑年，有在印度受過英文敎育的老人，一位在美國 住了幾年的靑年學生，還有中國最早基督敎徒梁發的兒子梁 進德，以及從澳門招聘來的,曾在澳門“馬禮遜敎育社”學校學 習過的袁德輝。總之,不拘一格，祗要懂外語，則招入幕府。由-223 -

此可見林則徐對翻譯外文資料的重視,以及任用人才的卓見 和膽色。所翻譯的資料，首先是林則徐命人在澳門和廣州搜集的 外文報刊和書籍，甚至是來自新加坡和印度的,也有倫敦的。 《澳門月報》(Chinese Repository)(或譯作《華事月報》)的 作用比較大，林則徐組織人員把搜集來譯出的資料，輯爲《華 事夷言錄要》。後來還按時間順序把譯稿抄齊,“統釘數本”,以 便査閱。這件工作一直到林則徐被革職，從未間斷。此外，還譯出了一些很有參考價値的書籍，例如從1836年 德庇所著的《中國人》中摘譯出《華事夷言》，林又請美國傳敎 士伯駕(P • Parker)譯出《萬國律例》。最有價値的一本，就是 《四洲誌》,它譯自1836年英國人慕瑞(Murray)的著作《世界 地理大全》(Cyclopaedia of Geography),這是在澳門的馬 禮遜敎育社負責人勃朗牧師(Brown)送給林則徐,而由梁進 德翻譯介紹五大洲的書。還有製造火器，輪船的書籍，也翻譯 了出來。3 .尊重學者意見，又能兼聽並觀，虛實印證。林則徐到了廣州,開始體會到自己對西方,特別是對鴉片 貿易和英國國情了解得很不夠，他對禁煙政策要作進一步的 硏究，就集中了一批有才幹的人手,“詳考禁令”。包括諳曉“土 俗方言”的原漢陽縣丞彭鳳池，被革職回籍的馬辰，對海防事 務有硏究的梁廷梢、張維屛、兪正爕等。甚至英船遇難而逗留 廣州的船上醫生喜爾等人,林則徐也請他協助訂正譯文，了解 鴉片生產和英、美、土耳其等國的地理知識。林則徐尊重知識 分子，重視他們的意見,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情況,做到“虛實印 證”,“兼聽並觀”；從中揚棄“不能據以爲實”的“妄語”。做到有 取捨,有分析，有判斷，是決策者的光輝榜樣。224

四、親臨巡視澳門18、19世紀初是中國閉關鎖國最嚴重的百年，澳門無形中 成爲中國大地上唯一能夠接觸西方事物、獲得西方信息的地 方，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販毒中心，給養基地。林則徐抵粵,很 快就確定澳門的重要性，他在日記中寫道:“澳門禀函絡繹，日 夜批答。”他幕府中主要的翻譯員是從澳門招聘的，搜集的文 字資料主要也來自澳門；他從澳門購得葡國大砲3,000斤和美 國的戰船;是從澳門聯絡了法國商人和美國商人;他認爲對提 高認識和決策參考最有價値的資料，是《四洲誌》和《澳門月 報》，兩者均來自澳門。澳門已是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一扇最 重要的窗子了。1839年9月3日,林則徐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統率官兵，親臨 澳門巡視，也是他“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的一次重要的 實踐。早於行前的四月間,林則徐委派佛山同知劉開域、澳門同 知蔣立昂、香山縣知縣三福、香山縣縣丞彭邦晦等，在澳門 “仿照編査保甲之法，將通澳華民一體按戶口編査，毋許遺漏。 並督同該夷目捜査夷樓。”“據該員等査明戶口造册呈送，計華 民1,720戶，男女7,033丁口，而西洋夷人（指葡人）720戶,男女 5612 丁口，英咕唎國僦居夷人57戶。”這一列精確的數字，不但 在當年禁煙運動中有實用價値，時至今日，也是中、外硏究澳 門歷史者不能忽視的數據，還可以說，澳門開埠至今400多年 的人口調査,這是相當精確的一次，是中葡合作的一次具有歷 史價値的人口普査。林則徐到澳門之前，對澳門情況已瞭如指掌，這次親自巡—225 —

視,在調査方面來說,是深入澳門這一重點,做到點面結合，是 進一步摸淸“夷情”的一個步驟。是日上午，澳門的中國居民扶 老攜幼，“夾道歡呼”,以彩棚香花迎接父母官,葡兵總率兵百 人，齊奏番樂,鳴禮砲19響,以最隆重的禮儀表示歡迎,葡籍人 士也儜候路旁，爭睹林大人的風采。這是澳門歷史上的大事、 盛事。由於調査所得，林則徐心中有數，採取了靈活的策略，正 確地區分了英國侵略者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區別對待守 法的外國商人和非法的鴉片販子,政策鮮明,此行也就進一步 穩定了葡萄牙的中立態度,爭取了一切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這句話不但是林則徐在禁 煙運動初期的實踐指南，也是歷史驗證了的正確立論。由於勤 奮好學，林則徐對夷情的認識大大增廣,也大大提高了決策的 靈活性和科學性。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所得夷情，實爲不少, 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 ”1840年上半年，林則徐作出“用諸 國以並拒英夷”的策略，對英國和葡、美、法等國商人採取區別 對待政策。狡猾的義律（英國的副全權代表）曾企圖拉美國和 它聯手，林則徐洞察其奸，結果有效地孤立了英國侵略者。決 定鴉片戰爭失敗的,是英軍攻陷不是林則徐鎭守的定海，而這 一軍事行動,林則徐早在澳門的報刊上獲得情報,先後“奏請 敕下籌防，計已五次”。可惜當年像林則徐那樣心明眼亮的決 策人太少了，鴉片戰爭的失敗，不但是反禁煙派強於禁煙派所 造成的，也是淸廷當權者中，閉目塞聽者多於開眼看世界者所 造成的。當年，本澳出版的外國報紙就曾客觀地評論:“中國官 府全不知外國的政事,……驕傲自足，輕慢各種蠻夷,不加考 究。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讀史至此，能不慨嘆!無知 比愚昧更可怕，國家決策者的昏庸無知，是國家民族的最大不 幸！—226 —

五、從“悉夷情”到“師夷長技”林則徐不愧爲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可貴可敬的品質還 表現在屢遭挫折之後，還苦心孤詣思索“制夷”的良方。從“悉 夷情”進而主張“師夷長技”，是認識上的一大突破。當年，林則徐睜開眼睛了解西方，是敢於面對非議的果斷 行動,取代林則徐欽差大臣的投降派琦善，就曾大言不慚地指 責林則徐過問“夷書”，有失“天朝大吏”的體面。那時提倡向西 方學習，就更大大抵觸夜郞自大的愚妄心態了。林則徐親臨戰 場的第一綫，掌握第一手資料，他深刻體會到中國科技、特別 是軍事上的落後，不學西方的先進科技,是無以禦敵的。他閱 覽《砲書》，調査硏究，對新式武器和新戰術有了認識，他購買 了葡國的大砲，改裝了外國商船，改築和加固了虎門砲臺，都 是實實在在的對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的應用。英國侵略者伯 納看了它的裝備和安排,不禁大吃一驚,後來進攻廣東失敗即 轉移目標攻定海。六、《海國圖志》的出版和傳播1841年7月14日，林則徐已遭貶革職，發配新疆。8月初路 過鎭江，遇到志同道合的摯友魏源。正是“萬感蒼茫日，相逢一 語無”。（魏源:《江口晤林少穆制府》）林則徐把隨身帶着的，千 辛萬苦搜集、翻譯、整理和出版的文字資料和自己的手稿，全 部交托給魏源,以托孤的心情，囑他進一步編撰成書,讓更多 中國人睜眼看世界。魏源早有志於此，也搜集了不少資料，便 欣然接受了這一艱巨的任務。— 227 -

魏源也是近代史上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 也是近代中國一位最早接觸西方文化的有識之士。他在 87,000字的《四洲志》的基礎上,引用歷代史誌14種，古今中外 著作70多種，奏摺材料30多件,以及自己整理的第一手材料, 編成57萬字的《海國圖志》60卷本,後來又增至百卷本880,000 字,圖75幅，砲圖42頁。對亞洲地區，他“增於原書者十之八”, 對於歐洲，美洲和俄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 表以緯之，博參群議以發揮之。”這部轟動中、外的《海國圖志》 是一部首創的、綜合的巨著，梁啓超譽之爲“經世”的著作，是 當時最爲詳備的、世界史地的參考書。《海國圖志》1842年出版50卷本,1847年出60卷本,100卷 本是1852年再增訂的新版,下署“歐羅巴人原撰，侯官林則徐 譯,邵陽魏源重輯”。這樣聯署,是客觀、全面和公允的。全書的 中心，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一光輝思想。這句話雖然是後 來由魏源所槪括的，實際上是林、魏兩人的共同思想，而由林 則徐在中國近代史舞臺上躬行實踐，並經受正反兩面的歷史 考驗的。“師夷制夷”的主張，象漫漫黑夜的啓明星,它在中國 近代史的全程中閃光引路。它引導了更多的中國人開眼看世 界。姚瑩讀了《海國圖志》大喜，說“余數十年所欲究者,得默深 此書，可以釋然無憾矣。”梁啓超認爲該書的中心思想“實支配 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書”，“中國士大夫之稍 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可見其歷史影響是深遠的。咸豐 年間兵部左待郞王茂蔭奏請:“重爲刊印，使親王大臣家置一 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敎、以是學，以知夷事難禦,而非竟無法 之可禦。”前後僅十多年，朝野對要不要了解西方事物，要不要 學習西方科技的認識上是有一定變化的。林則徐、魏源功不可 沒。— 228

《海國圖志》影響於日本似乎更顯著。19世紀中、日同樣處 於閉關鎖國的狀態中。1840年英國軍艦闖開中國的大門,1853 年美國軍艦向鎖國的日本叩關。同年,《海國圖志》第二次運入 日本，與1850年該書運抵的命運一樣，在日本鎭壓西學令中， 被禁發行。1854年,15本《海國圖志》再運到日本。命運才大爲 改觀，七部由天皇禦用，八部公開發售。日本先進的知識分子 如獲至寶，紛紛爭購,還復刻、翻譯和訓點,三年間翻印了 20多 種，刺激和影響了持改革主張的人，橫田小楠是傾向開國主義 的，井上淸在《日本現代史》上分析，其思想契機是讀了中國的 《海國圖志》。明治維新的先進分子如佐久間象山、吉田松蔭、 橋本左內等都深受該書的影響，事實說明,這本集中、外人士 心血的巨著，對日本的開國、維新都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後 來又傳到歐美，也引起不少人的興趣。明治維新又反過來促進 中國人的自強意識，維新運動足證“學問無國界”，中、外文化 精華的互相補益、水乳交融,是人類共創共享的精神財富。林 則徐英勇抗英雖遭失敗，但他嘔心瀝血爲《海國圖志》準備材 料對後世大有裨益。《海國圖志》在國內、外的深遠影響，足慰 林大人的英魂！從利瑪竇把《萬國輿圖》帶進中國，到中國傳出《海國圖 志》,從林則徐“悉夷情”的主張，到明確形成“師夷長技”的光 輝思想,從鴉片戰爭的失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勝利，足見閉 關鎖國不合潮流，開放政策不可逆轉。紀念林則徐巡視澳門 150周年，我們珍惜澳門在東西文化雙向交流、相互補益的涓 滴作用，今後還可以多盡一點力,多做一點工作。1989年“紀念林則徐巡閲澳門150周年研討会”論文-229 —

參考著作和文獻楊國楨:《林則徐傳》《林則徐對西方知識的探求》陳勝粦:《鴉片戰爭前後中國人對美國的了解和介紹》《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徐中約:《劍橋中國晚淸史》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于醒民:《林則徐與澳門》胡濱:《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錢谷風:《淸王朝的覆滅》淸國史館:《林則徐傳》魏源:《海國圖志》原叙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稿》鍾叔河:《走向世界》汪向榮:《中國的近代化與日本》王曉秋:《近代中日啓示錄》楊 愼黃麗鏞：《魏源思想硏究》— 230—

1553、1849澳門歷史上 兩個值得重視的年份－從《基本法•序言》16字概括談起1993年3月31日通過並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序言上寫道:"澳門，包括澳門半島、氹島和路 環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6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 步佔領。”最後的16個字槪括了從1553到1993年400多年間的 澳門歷史,達成一個廣泛接受的提法。用16個字來槪括440年的歷史、且涉及兩國關係史,當然 無法令任何史學家都滿意，但經過多年的商議、草擬、諮詢、修 改、以至定稿、通過及頒佈，這16個字已具有法律權威性。它爲 440年來澳門地區的主權和治權狀況勾勒出一個綫條簡單而 基本準確的輪廓。在澳門地方史硏究尙不足的今天，這一個共 識的謀求，筆者認爲對澳門史的硏究是有積極意義的。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澳門史的硏究將有許多有價値的 課題有待進一步探討。本文在此討論兩個有關問題：一、哪一年葡人開始入澳門居留？葡萄牙人在16世紀中葉開始進入澳門居留,這一約數爲—231 —

中外史家所接受，但到底是哪一年開始?從近年出版的、中國 史學家的著作中，大致有兩個不同的說法：1. 1535年黃慶納賄移司許夷僑寓螺鏡説持此論者,多援引《明史•外國傳。佛郞機》所述的：“嘉靖十四年（即1535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 （指原設於電白的市舶司）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郞機遂得混 入，高棟飛豊，櫛比相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驚。久之,其來益衆。 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該段傳文,按中山大學戴裔煩敎授考證，出自《天啓實錄》 卷六天啓元年六月丙子條按語。持此論的近年出版著作有：費成康:《澳門四百年》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P.13元邦建、袁桂秀:《澳門史略》1988年中流出版社P.30 黃鴻釗:《澳門史綱要》199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P.602. 1553年夷舶托言借地晾曬貢物，汪柏 徇賄許之説持此論者，認爲萬曆三十年（1602年）郭棐《廣東通誌》卷 六九《澳門》條爲可靠記載：“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夷舶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 縫裂，水濕貢物，願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徇賄許之。時僅篷 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爲屋,若聚落 然。”【淸】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亦有內容相若的文字,-232 -

也常爲持此論者所引：“三十二年，蕃舶托言觸風濤，願借濠地暴諸水漬貢物，海 道副使汪柏許之。初僅芨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瓴璧欀角爲 屋，佛郞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爲所據， 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持此論的近年出版著作有：戴裔煊:《明史•佛郞機傳箋正》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 P.61-74黃文寬:《澳門史鈎沉》1987年澳門星光出版社P.69, P.82章文欽:《澳門紀略硏究》1989年澳門史國際學術討論會 論文鄧開頌、黃啓臣:《澳門港史資料匯編•前言》1991年廣東 人民出版社P.11李成俊:《體現一國兩制,反映澳門特點》1993年1月20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第十版在閱讀以上材料的時候，筆者獲益不淺,深感近十年來, 大陸學者在澳門史硏究方面，傾注不少心血，翻閱査檢考證大 量檔案古藉，也涉獵不少中外資料,加以對比印證。不少硏究 成果相互分享，不少問題各抒己見，有爭鳴、有存疑、有新發 現、有新共識。就以上兩說來看，以1535年黃慶納賄作爲葡人入居澳門 之始，論據是不足的。首先,成書於18世紀中的《澳門記略》雖把黃慶事與汪柏 事並列，前者論斷“澳之有蕃市，自黃慶始”而“蕃人之入居澳, 自汪柏始”實際有所區別,它有明顯的傾向;葡人入居澳門，是233 -

1553年汪柏受賄而開始的。黃文寬先生認爲,印、張不敢直斥 《明史》之非，是因爲它是欽定的,祇好曲筆遷就,這也是可理 解的。其次,1982年出版的，已故歷史學家張維華先生在其著作 《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中，已發現除《明實錄》外,《明史•佛 郞機傳》、《電白縣志》黃慶分別作黃瓊、王度，並査閱了《廣東 通志，職官表》均無黃慶其人，而提出了質疑:“然和書多作黃 慶”。對“歲輪課二萬金“又作了考證，提出了疑點。第三，至1982年,戴裔熠敎授的《明史•佛郞機傳箋正》 中，已經十分有力地提出:黃慶納賄許夷僑寓之說，“實屬無稽 談”。戴先生引證了中外史料，提出了多點疑惑：(見《箋正》 P.33, P.59-84)(1) “有沒有黃慶其人,極成問題”；(2) 1535年,1542年均有葡國史家根據資料說明中國政 府不許葡人到廣東一帶做買賣，因而1535年葡人入居不可信；(3)嘉靖年間，外商按“抽分”方法繳稅的,所云“歲輸課 二萬金”也是不確的；(4)市舶提舉司設於廣州,沒有移設於電白。因而戴先生認爲黃慶納賄一說是一錯再錯，以訛傳訛； 《箋正》中旁徵博引中外史料，證明1553年汪柏與葡商密約，徇 賄允許葡人托詞進入澳門才是葡人入居之始。他引證的資料 有平托(F.M.Pinto)的《旅行記》,博克舍(C.R.Boxer)的《東 印度政府一切要塞、城、鎭設計圖集》，多明我會士克魯斯 (Gaspar da Cruz)的《中國槪說》等，還有不少中文資料。實 有充分的理據,說明前者的謊謬,後者的可靠。第四,1987年黃文寬先生的《澳門史鈎沉》也認爲黃慶納— 234

賄許夷僑寓澳門之說“訛誤至大”，列舉五大謬誤。他所舉謬誤 之處，大多與戴先生所說的相若。黃先生在抗日期間開始記錄 有關澳門資料，日寇投降後開始發憤整理，並博搜明、淸兩代 官書和廣東、浙江、福建三省通志，以及廣州府及廣東九縣新 舊縣志數十家,而新舊私史詩文與外籍之可得見者亦盡加編 修……引用書目幾過百種（見該書自序），治學態度與戴裔煩 敎授均是十分嚴謹的。第五，根據葡國埃沃拉市檔案館館長伊莎貝•希德 （Lsabel Cid）首次引用該館保存的一批有關澳門和中國的文 件,說明:“1555年貿易往來轉向浪白澳（Lampacao）,到1557 年又轉到澳門。”（見《文化雜誌》1992年中文版第十期P. 12）本 澳文化司副司長、前澳門歷史檔案室主任辛耀華（Isaú Sa- ntos）在他的論文《16、17世紀圍繞澳門的中葡關係》一文中， 按照他的判斷，也得出相同的結論，他在文中叙述：1548年，中 國下令寧波、漳州兩港驅逐入居的葡萄牙人。1550,葡萄牙人 轉到上川島,因而他寫道:“我們可以將1555至1557年,視爲葡 萄牙人涉足澳門的大概時間。”（見《文化雜誌》1989年中文版 第七、八期P.3）兩位葡籍史家的看法，基本否定了 1535之說, 而接近1553之說。從以上史家的硏究來看，成果是可喜的，學術態度和方法 都値得我們敬佩和學習。當然，學術上完全應該並存不同的意見，任何結論都是相 對的,祇要硏究拓展、深化，論據確鑿，理由充足，新共識一定 會取代舊的結論。但是，這到底是史學界內部的事。史學硏究 的成就，最大的價値是體現在各個領域的分享上，換句話說, 是向廣大讀者提供準確的信息，史學家祇是衆多讀者中的一235 -

個小部份。有感於此，本人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就敎於各位專 家學者。1 .一些爭議較大的、疑點較多的提法,不宜輕率引用，更 不宜以它作爲繼續推論判斷的基礎,以防以訛傳訛，一錯再 錯，習非成是，誤導讀者，面向廣大讀者的著作和文章更應謹 愼；2 .作爲史學硏究的組織、刊物應及時把一些硏究信息、科 學情報普及介紹，特別是爭鳴焦點重點報導，旣可引起學者注 意，避免重覆勞動，又可以提點一般讀者注意，以免盲目“觸 雷”，誤己誤人。3 .鄧開頌、黃啓臣二位主編《澳門港史資料匯編》,雖同時 列出兩種說法的資料，但他們在該書的前言中說:“嘉靖三十 二年(1553)葡萄牙人進入澳門”是十分明確的導向，採取的態 度旣是開放的、客觀的,也是愼重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公佈的時 刻,澳門日報社長李成俊先生爲文刊於人民日報海外版，提及 葡人對澳門的“逐步佔領”，李社長選1553汪柏徇賄許葡人托 詞人居之說，態度也是愼重的,令人佩服。就以李成俊社長《體 現一國兩制反映澳門特點》一文中關於“'逐步佔領'表述正 確”一段爲例，文中以不足千字篇幅，選列十個主要年份與事 件概述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之前至本世紀中400多年本澳的治 權狀況，難免簡略，但突出了主要問題，作爲新聞界前輩的選 材工夫是十分深厚而獨到的，但這樣的工作還是不可一蹴即 就的,形成正確的觀念並淸除習非成是的錯誤,需要文化敎育 界作長期不懈的努力。— 236

二、葡人管治澳門是400多年？還是100多年？正如李社長文章該段的第六個自然分段中十分明確地叙 述:“起初（即1848年前）澳門的行政、司法、稅收等權,仍屬廣 東地方政府掌握。鴉片戰爭以後，葡萄牙人逐漸越過界牆。 1848年,淸道光二十八年，葡駐澳總督亞馬勒（F.de Amaral） 封閉在澳門的海關行臺，毀掉香山縣丞衙署。翌年,亞馬勒除 了停止向淸政府繳納地租外，還悍然將設立在議事亭內的淸 皇帝御旨石碑拆除，驅逐淸政府在澳門的官吏和海關人員，武 力進佔了澳門半島東北的望廈村。”因而,1849年在澳門歷史上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捩點，它 從1553年的允許借地至萬曆元年的租住而發展到武力擴佔， 侵犯了中國在澳的治權,完成了對澳門的逐步佔領。1849年這個年份深深地刻在關閘門碑上,1849年之前,澳 門的行政、司法、稅收等權,仍屬廣東地方政府所掌握,官方語 言當然是漢語，治權當然不在葡人手上……即使是葡人的自 治，也是在中國政府的允准下有限度的自治。這是古今中外不 爭的事實。葡籍學者,Celina Veiga De Oliveira,在《澳門的 主權問題》一文中就引述了不少史料，論證葡萄牙人在澳門地 區行使的主權，是“有限度的主權”,並引用諾格拉所說的一句 話：“我們（指葡萄牙）不是主權的擁有者,而是在他人的監察 下管理一個地區。，，但有一個十分値得我們注意的問題，就是 涉及澳門歷史的時候，濫用、錯用“400年”這一數字的現象十-237

分嚴重，大有以訛傳訛,一錯再錯之勢。好像哪個領域、什麼現 象都同樣具400年歷史似的。例如，有人說“葡萄牙管治澳門 400多年”這顯然是錯的，可以說葡萄牙人入居澳門400多年, 管治澳門則只有百多年的事。又例如有人說“400多年來，葡文 都是澳門的官方語言”，這也犯同樣的錯誤，上述立於議事亭 （即今市政廳）的淸皇帝御旨石碑上寫的漢字才是當時的官方 語言。可以說葡語在澳門使用有400多年，中葡人民在澳門接 觸交往有400多年。至於華洋雜處，在澳門也不一定有400多 年，翻査檔案,葡人入居澳門之初，祇劃界居停，華人不准在界 內居住的，是一種隔離的政策。產生以上濫用、錯用“400多年”的現象,正是對1849年前 後,澳門治權狀況發生本質變化未有明確分淸的結果。由於澳 門歷史的硏究一向不足，我們旣難苛求非史學界，也不能坐視 以訛傳訛的惡性循環，因而在《基本法》廣爲推介的今天，願與 史學界、文化界、敎育界朋友一起，多做普及工作，使《基本 法•序言》中的16個字的澳門史槪括，眞正成爲廣泛的共識。1994年1月“澳門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会”論文-238 -

後 記這是我第一本論文集。首篇《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敎育交流》 是我1989年至1992年在職兼讀中國敎育史碩士研究生的學位 論文。其餘10多篇從內容上分列爲三組。如從寫作的背景來分， 歸納爲三類:第一，原是學位論文中的章節，導師囑在論文中 精縮或抽出,這次結集出版前再重新補充修改獨立成篇，就是 《利瑪竇的漢語觀》和《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溝通》 兩篇;第二，在讀期間的部份課程論文，包括:《東西文化熱風 對流與儒家道德思想的傳播》、《從孔子的“六藝到顏元的六 齋— 漳南書院課程的中外融合性和先進性》,《中體西用非 張之洞〈勸學篇〉的主旨》,《〈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 歷史意義》共四篇;第三，是本人從1988年至1994年，先後在刊 物和硏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也就是其餘的8篇。全部15篇論文，約16萬字，並附揷圖28幅。內容跨越400多 年時間,跨越從東亞到西歐數萬里空間,以敎育爲主，也牽涉 到語言、哲學、宗敎、歷史等多個領域，我深感不自量力，因而 整理稿件付梓以來,一直戰戰兢兢，但同時又感到十分有幸, 多年來蒙師友不棄，我有機會參與多個領域的硏討會，得以向 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請敎。在師友的啓發、鼓勵下，決心點點滴 滴,發掘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應有的價値,從文化、敎育史 的角度，多琢磨出它蘊含的光輝,爲塡補澳門歷史空白盡點綿-239

力。這16萬字絕大部份都是在讀期間寫成的，我首先要感謝 導師周德昌敎授言傳身敎，循循善誘、嚴格要求、一步步帶領 我進入專業領域,樹立專業精神；感謝華南師範大學校長、研 究生處、敎育系的負責人對我的關懷愛護。澳門歷史資料不但匱乏而且十分零散,多年來，林家駿主 敎、羅啓瑞副主敎、文德泉神父、李志剛牧師、蕭卓芬牧師、陳 樹榮先生、盛炎副敎授給我提供了參考資料和圖片;中山大學 章文欽副敎授、暨南大學陳華敎授不但給我寄來有關資料， 還爲我的學位論文提出寶貴意見，不確之處，得到及時糾正； 吳新娟小姐、陳少慧等校友爲我口述葡文資料，助我繞過語言 障礙;廣州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澳門中央圖書館、何 東圖書館、澳門歷史檔案室的靑年朋友們給我熱情幫助,謹此 致謝。北京師範大學啓功老敎授兩次病後爲我題簽，隆情厚愛， 至爲銘感；周德昌敎授、夏東元敎授惠賜序言給我勉勵鞭策： 又蒙程祥徽敎授不棄,與我合作《澳門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 發展》，並對文稿的修改與編排，給我精闢的意見；還有我的老 伴，全力支持我在職兼讀之外，幾十年如一日，當我的第一個 讀者,提出毫無保留的意見……師情、友情、親情都是我的動 力,也是十幾萬字能夠結集出版的動因之一。澳門基金會《濠海叢刊》等叢書主編吳志良先生的錯愛與 執行編輯呂平義先生的費心,謹此一併致謝。最後,敬請讀者批評指正。劉羨冰1994年— 240—

吳志良主編濠海叢刊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作 者：劉羡冰叢刊題字：錢君匐封面題字：啓功封面設計：李耀斌副主編：馮少榮執行編輯：呂平義助理編輯：姚翠玲出 版：澳門基金會排 版：廣東省江門市江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印 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發 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定 價：澳門幣60元ISBN 972-8147-23-6

濠海叢刊主編吳志良 副主編馮少榮 執行編輯呂平義澳門歷史明信片集（特刊） 澳門地圖集（特刊） 青年與澳門未來（特刊） 遠東第一所西方大學（特刊） 談文字説古今葡文書信 澳門風物誌 中葡關係與澳門前途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澳門經濟史論集 澳門近代詩詞紀事澳門郵話澳門離岸文學拾遺 語言與溝通 語壇爭鳴集 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