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林廣志，現任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所長，2005年以“晚清澳門華商與澳門華人社會”為題，獲得廣州暨南大學博士學位，其後持續對澳門近代經濟史、社會史等領域進行深耕，著有《盧九家族研究》¹、《澳門晚清華商》²等專書，以及〈晚清澳門華人賭商的產業投資〉³、〈澳門晚清華商的崛起及其歷史貢獻—以盧九家族為中心〉⁴等論文。本書是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並集結近年來的新作而成，因此內容堪稱豐富。

本書為全面論述晚清澳門華商及華人社會的著作，共分八章，主要探討鴉片戰爭後澳門華商崛起的背景，華商與澳門經濟近代化的關係，及其對政治、社會事務的參與和影響。

在內容方面，前兩章主要為歷史的描述。第一章〈鴉片戰爭前澳門華人的商業活動〉，以澳門華人的經濟活動為主軸，簡述澳門從明代開埠到鴉片戰爭前後商業活動的興衰發展，以及香港開埠使澳門國際貿易徹底衰落後的經濟轉型狀況。第二章〈鴉片戰爭後澳門華商崛起的背景〉，首先論述太平天國爆發後大量人口及資金流入澳門所帶來的契機、澳葡政府在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do Amaral, 1803-1849）統治下取得的排他性管治，以及後來頒行的商業政策及對市政的管理，使澳門過渡到城市型資本主義社會，有利華商商業活動的開展，其中專營制度的出現更使他們能夠累積雄厚資本。

第三、四章為華商崛起的經過及其與澳門經濟近代化的關係，其標題均為〈華商的崛起：華商與澳門經濟的近代化〉。第三章討論鴉片走私、苦力貿易、賭博這三大行業的崛起和發展，華商透過經營這些行業來累積雄厚資本，並對澳門的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第四章論述華商在累積資本後，開始涉足近代工業、金融典當業及軍火貿易等行業，並兼論旅遊、娼妓及漁業的發展，上述各行業，均受到澳葡及清政府政策的變化、清朝整體及廣東地區局勢的變動等複雜因素影響。

第五章〈華商的崛起：財富增長與社會參與〉，則是分析華商政治、經濟及社會地位的提升。例如：華商成為澳門主要的納稅群體及最大的業主，使得澳葡政府管治華人的政策出現改變；華商對政治及社會等公共事務的參與程度亦有所提升。

第六章〈華商的不同道路─華商家族研究〉，對十一個著名華商家族進行個案研究。包括其家族涉足的行業及興衰，其中不少家族是因賭博業及承充（專營）制度而興起，累積資本後再涉足工業、貿易、金融等不同行業，創建或參與各種華商組織並對社會發揮重大影響，一些華商甚至在澳葡政府的商貿部門任職。

第七章〈華商組織與華人社會〉，首先，簡述華人社會型態由漁農社會轉變為商業社會、由清朝保甲之民轉變為澳葡城市居民的經過，以及華商階層的形成及分類。其次，是華商組織由神緣性─業緣性─慈善性─聯誼性─政商性的發展經過、各階段的角色及作用。最後，則是華人在中、葡兩種不同文化影響下的價值觀及社會風俗的調適問題，以及澳葡政府針對華人風俗所頒行的政策。

第八章〈晚清政治漩渦中的澳門華商及其生存之道〉，探究華商在清末局勢動盪及中、葡因澳門問題衝突不斷的情況下如何自處。作者認為華商採取“雙重效忠”的方式，以利益為主要考量，根據形勢變化來選擇靠攏的對象，時而配合廣東政府，時而與澳葡政府聯合。此外，本章亦兼論澳門華商與革命黨及維新派的交往。

總括來說，本書全面論述晚清澳門華商的崛起及其對經濟、政治、社會的種種活動，他們受益於清末澳門政治情勢及經濟形態轉變而致富，形成一個具有巨大影響力的階層，成為澳門近代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柱及發展動力。

澳門近代的經濟、社會史為近十多年來新興的領域，因此研究數量並不多，有關華商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回顧過去澳門史的研究概況，二十世紀以來，學界已有若干研究成果出現，但均集中於政治和外交方面，有關經濟的研究，只有張天澤於荷蘭萊頓大學出版的博士論文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⁵。自六十年代開始，經濟方面論著漸漸變多，如全漢升的〈明代中葉後澳門的海外貿易〉⁶。

到了八十年代，隨著澳門回歸一事被提上議程，中、葡雙方對澳門的興趣都大大提高，而《文化雜誌》的創刊，更促進了中葡貿易相關論文的出版⁷。雖然澳門史研究的視野在八十年代以後漸漸從政治史、外交史擴展到經濟史，但從時間範圍來看，卻偏重清中葉以前國際貿易較為繁盛的階段，對於清末以後的研究並不多。

直到九十年代以後，如費成康《澳門四百年》⁸、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⁹等專書出現，才對鴉片戰爭以後的經濟有較多討論，由於多屬通論性質，只關注到鴉片走私、苦力貿易及博彩業的情況，對其他商業活動及制度均沒有提及，並且與其他澳門近代史的研究相似，較著重中葡條約的訂定、澳門主權歸屬及勘界等外交問題。這些研究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對生活在澳門的人群，特別是華人，並沒有太多著墨。然而，澳門自開埠以來就有一定數量的華人居住，太平天國以後，華人所占人口比例及重要性皆大大提高，但在這些研究中他們卻是模糊、無聲的角色。直到近十年，才有相關論著出現，例如：湯開建〈晚清澳門華人巨商何連旺家族事蹟考述〉¹⁰、張建軍〈澳門華商曹善業及其家族的再研究〉¹¹、趙利峰〈中山先生在澳行醫時期交遊人物考之一─華商曹子基及其家族〉¹²，惟均停留於個案研究的層面。

因此本書的出現，可謂填補了澳門近代經濟史、社會史及華人研究的空白，甚至對於明清時期澳門經濟史的研究亦有貢獻。在第一章的論述當中，作者穿插許多居澳中國商人的活動，例如：沈天爵的發跡、三街會館的創建等，擴大了以往以葡人活動為中心的視野，豐富了明清時期中國商人的經濟活動，一改以往中、葡雙方只是兩條沒有交集的平行線的狀態。後續七章則以華商作為主軸，全面論述其經濟、政治與社會活動，以及與澳門政府、廣東政府的關係，使近代澳門史的研究視野從國家層面擴展到居民的身上。同時，亦使中葡關係的研究更為豐富，除了國與國的外交互動以外，還涉及到不同族群間的互動，例如：澳葡政府與華商的關係、華商在澳葡政府及廣東政府間的角色等，讓近代中葡關係史研究變得更為立體。

另一方面，本書透過全面考察華商從事的經濟活動，來觀察澳門經濟的轉型過程，跳脫以往只著重於鴉片走私、苦力貿易及賭博業的討論，還關注到近代工業、金融、貿易等方面的發展，補充了澳門近代經濟史除了上述三個行業以外的空白地帶，並能從中檢視華商的經營及資本累積，進而探討他們如何透過經濟實力的增加，而形成一個對政治、社會等方面均具有影響力的群體。

要開拓前人並未深耕之領域，作者在書中引用了大量一手史料，而以《澳門憲報》作為本書的基石¹³。《澳門憲報》為澳葡政府於十九世紀中葉所辦的一份官方性質報刊，公布政府法令、章程及與公共事務有關的資訊，最初以葡語刊行，後於1850年代開始，與華人相關的內容亦輔以中文翻譯，因此收錄了大量澳門華人政治、經濟及社會相關的資料，對澳門近代史的研究有重要幫助。作者曾於2002年與湯開建發表〈進一步加強澳門近代史研究—以《澳門憲報》資料為中心展開〉¹⁴一文，強調此報的史料價值，因此本書可視為作者對這篇文章的具體行動。

透過《澳門憲報》的記載，在經濟方面，可以呈現華商對上至賭博、鴉片等重要行業，下至豬肉、人糞等日常生活相關行業的壟斷情況，以及澳葡政府對經濟活動獎勵或限制的措施；在政治方面，可以掌握華商擔任公職的事例；在社會方面，則可說明澳葡政府對華人風俗因地制宜的政策，以及當時華人婚姻、喪葬及財產繼承等習慣。據此，作者已大致勾劃出晚清華商及華人社會的面貌，再輔以大量明清到民國時期的官方檔案及中外文報刊，讓內容更具深度與廣度，例如：利用《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¹⁵等資料，來豐富貿易相關的經濟活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引用不少華商家譜、墓志銘以及當地的碑刻資料，使得華商的面貌更為生動立體。

然而，正如許多澳門史研究面臨的困境，中、葡交織的複雜背景給予澳門作為研究對象的價值，同時亦造成研究的困難，能夠同時掌握中、葡雙語的研究者並不多，因此常常出現偏重某一種語言史料的情況，作者也面臨同樣的困境。書中所引多為中文史料，葡文史料寥寥可數，因此從完整度來說，有些美中不足。例如：在第五章論述華商政治地位的提升時，是利用《澳門憲報》中文資料中，華商在公鈔局或理商局擔任副局長、局紳、書吏等的事例來說明，從中的確可以看到華人對政治的參與，但是因為書中沒有說明當時澳葡政府的組織架構，或解釋這些職位的實際職能，讓讀者無法了解華商擔任的職務，是否在實際運作中能發揮作用。更具體來說，是否具有實權。這部分的內容很可能需要借助葡文資料，亦即澳葡政府的組織章程或是公鈔局、理商局等單位運作的記錄，因此語言的限制，也造成了論述上的侷限性。

整體而言，作為一部規模龐大的作品，本書的章節安排和論述邏輯是清晰有條理的。本書以晚清華商作為主軸，首先說明其崛起的背景，顯示澳門情勢的改變、澳葡政府的政策為華商所帶來的機會，以及華商崛起後如何反過來對澳門經濟轉型產生巨大助力，甚至成為經濟支柱。其次，討論華商的經濟實力提升後，在政治、社會影響力的逐步增強。最後，歸結出華商在晚清變動社會中的生存之道。雖然全書的架構完整，但在章節及內容的安排上，仍有一些改進的空間。在前四章論述經濟的部分，可謂一氣呵成、結構緊密；後四章雖不至於鬆散，但各章的連貫性及緊扣程度有所降低。例如：研究華商家族的第六章，夾在探討華商財富及社會參與增加的第五章，以及分析華商組織與華人社會的第七章之間，顯得有點突兀，甚至在閱讀時出現一種斷裂感。當然，這章確實有其存在價值，但若將其置於第八章之後，成為全書最後一章，一方面能增加閱讀前面各章時的流暢度，另一方面亦可從華商家族的興衰史中，看到他們與澳門政治、經濟及社會的種種發展，進而發揮總結及具體化前面各章內容的作用。

此外，本書亦呈現出澳門史研究的一些轉向。目前所見若干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期的作品，當時澳門正處於主權移交的過渡時期，由於時代氛圍的影響，不免渲染一種民族主義情緒。例如：萬明的《中葡早期關係史》和黃鴻釗的《澳門史》¹⁶，在論述鴉片戰爭後的澳門史或中葡關係史時，偏向強調葡萄牙作為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角色，以及清廷的守舊與軟弱，使他們無法顧及城市中居民的活動。正由於只著重在政治、外交的面相，亦使他們忽略不同族群的互動和交往，只側重華人對澳葡政府的敵視。但本書作者並未受上述意識型態影響，反而以較中性的態度書寫不同族群的真實活動，評估他們對澳門所作的貢獻。例如：肯定澳葡政府把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將商業規章帶進澳門，成功營造成令商人安心和相對穩定的經商環境，吸引更多商人及資金流入。對於澳葡政府的批評，亦非如傳統指責其為帝國主義侵略者或殖民主義剝奪者，而是基於史實和經濟層面出發，如批評承充制度的實施對自由經濟的發展帶來不良影響等。至於對華人的描述，也非只強調與葡人敵對，而是借用“雙重效忠”的觀念來分析，這亦是本書值得肯定之處。

本書對澳門近代史的研究，亦有承先啟後的重要性。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經濟活動的主體為葡人，華人的角色相對次要，政治則為二元分治的狀態，由議事會和總督管治葡人，明清政府設立的縣丞和同知管治在澳華人。鴉片戰爭以後，葡人逐漸取得澳門的實際管治權，華人也隨著太平天國等內亂大量湧入，成為澳門的主要族群¹⁷，其重要性也越來越高，華人菁英階層更成為澳葡政府拉攏的對象。轉變前後的澳門，可謂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因此掌握其中的變化十分重要，透過本書則可以了解到這一過渡時期的相關發展，特別是華人社會型態的變化、菁英階層的形成與凝聚力的提高，對於研究民國以後澳門的政治、經濟史及華人研究，皆有重大幫助。

總括來說，本書全面探討了近代澳門經濟的轉型與發展，兼及政治、社會等方面的演變，並以華商作為討論的主軸。本書在澳門史研究中，甚具開創性，大大豐富了澳門近代經濟史、社會史及華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並以大量史料作為基礎，章節安排上雖然有些美中不足，但整體來說瑕不掩瑜，是研究近代澳門史的重要參考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