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散文創作
澳門文學是盛開在中國大陸南端的一朵蓮花。由於歷史的原因，在它的花瓣上，滲透著東西方交融的文化色韻。這種特殊的文化底蘊，賦予澳門的文學創作以獨特的色彩，而具有其研究價值。在澳門的文學創作中，散文是最爲繁榮，也最能體現這一特殊文化色韻的文體之一。
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澳門新文學的推動，是緩速漸進的。直至二三十年代，澳門的文學創作大多還是採用文言，或者只是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甚或是所謂“三及第”的文體(即在半文言、半白話中摻入廣府方言)。這在散文創作中表現得最爲突出。抗戰期間，有一批內地作家和香港作家在澳門暫時駐足，新文學創作才掀起初潮。到了五六十年代，文化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形成了一股不可遏制的新文化力量，以《學聯報》和《新園地》爲陣地，以散文和新詩爲主要文體，推動了澳門文學的發展。70年代澳門的散文創作曾受內地“文革”政治風氣的影響，表現出一種“激進主義”的思想傾向。隨著“文革”的結束，才重新貼近生活。在經過這一段曲折之後，80年代中期以來，澳門的散文創作才進入一個逐漸成熟、蓬勃的發展時期。
因此，本章對澳門散文的述評，立足於80年代，對80年代之前的散文狀況，僅做簡要的追述，而將重點放在80年代中期以後的脈絡，結合作家、作品進行分析，希望能較全面地給讀者勾勒一幅澳門散文的概貌。
一、五六十年代散文充滿 社會批判和愛國激情
50年代的文學園地不多，主要是《學聯報》和《新園地》周刊。《學聯報》是澳門學生聯合總會屬下刊物，主要刊登教師及學生的文章，水平參差，較多習作性文章。《新園地》於1958年8月擴大成爲《澳門日報》，該報綜合性副刊仍沿用“新園地”名稱。
“新園地”副刊在當年雖然比《華僑報》、《大衆報》的副刊出現得遲，卻更爲重視文學性，也極少以轉載港穗作品來充撐版面；這對於鼓勵本地文學愛好者積極創作起著良好的推動作用，所以，影響也比較大。“新園地”從50年代末至今，一直受到讀者的關注，是讀者量最大的副刊，可視爲澳門文學具代表性的園地。
50年代的散文比較單純，深受內地社會、文學思潮的影響，很重視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同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宣揚愛國精神、歌頌祖國的富強成爲思想主題。這與當時澳門華人飽受葡萄牙殖民統治者及土生的欺淩，而將滿腔的希望寄託在新中國的誕生和強大上密切相關。另一方面，由於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寫作者在批評現實社會時，往往顯得思想深度不足，有些簡單化。且以幾篇文章爲例。
德新《在冰室裏談人生》(刊於《新園地》1958年3月16日)，文章從炎夏坐在冰室裏吃冷飲說起，想到“自己築一間‘冰室’而增高社會的‘熱浪’，何不與受熱浪煎炙的人共同努力來消滅‘熱浪’?自己‘獨築冰室’的成功可能性是萬分微小，合力消除‘熱浪’的理想遲早一定成功。我們何不舍前者而取後者?”——“冰室”當指個人安樂窩，“熱浪”則泛指社會腐敗、陰暗面。作者要求我們放棄個人利益，爲社會整體利益捨身，這是一項崇高的理想；但在肯定崇高理想的前提下卻把它與個人生活的水平對立起來，便顯得有些簡單化。
丁兵《是誰害了他?》(刊於《新園地》1970年10月30日)，內容謂道友(吸毒者)炳染上毒癮，是因爲“殖民地社會到處有坑人陷阱”，“在別有用心者的精心策劃下，色、賭、毒如洪水猛獸大肆泛濫”，善良無知的人因而受害。——道友炳到底是怎麽染上毒癮的呢?作者只簡單地把它歸結爲“殖民地社會”的罪惡，而忽略了這一現象背後的個人因素等，顯得十分牽強。
當時這類社會批評文章甚多，與內地提倡批判現實主義之風有關，熱衷於揭露、批判社會的陰暗面。然而，在一部分作品中，由於作者未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分析其矛盾的多面性、複雜性，結果陷入片面性和簡單化的膚淺之中。
愛國主義是這一時期散文的一個重要主題。
白蓓(原名劉青華)，50年代中期高中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並任《學聯報》編輯，後來任職《澳門日報》記者。現移居美國，取得多個碩士、博士學位，從事教育事業。白蓓是澳門第二代女作家。1958年創作的《瑰麗的年華》，是日記式系列文章，根據真人真事編寫，文筆感性細膩。作品描寫一批澳門中學生懷著對解放後新中國熱切向往的心情，借與廣州學生交流的機會，“北上考察”，記下沿途所見所聞，以及期間情感變動的歷程。文章裏，“我”和同學們都是向往祖國懷抱但又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熱血青年，在交流期間，遇到的人和事，以及對祖國的進一步瞭解，終於令青年們下定決心要投奔祖國的懷抱，爲祖國建設貢獻力量。這批青年既磨煉了意志和獨立生活的能力，又培養了思考能力和判斷力。白蓓的《瑰麗的年華》相當寫實，文中一批熱情愛國的青年學生的形象，正是那個時期愛國學校培育的一大批學生的寫照。作品中的愛國主義精神，是通過實實在在的事件來體現的，因而感性、動人，比同時期部分浮誇的文章，具有吸引力。
瞭解澳門社會的歷史背景，對五六十年代洋溢的愛國熱情便不難理解。澳門自明末開始便是內地有識之士的避難之所，如明末大汕和尚，既能詩擅畫，又是反抗清朝統治的志士，來澳從事反抗民族壓迫的活動。20世紀以來的澳門社會，隨內地社會的變動而變動的情況，尤其明顯：20世紀初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曾以澳門爲反袁基地；而3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不少進步作家如茅盾、張天翼、夏衍、端木蕻良、杜埃、秦牧、紫風、於逢、華嘉等路過或暫居過，他們對文化教育界人士追求進步起著催化作用，爲內地解放前後一批進步人士在澳門發起愛國覺醒運動，奠定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沿著這條歷史軌迹探尋，對於50年代至70年代初澳門散文呈現的與內地變動相呼應的色彩，就可以理解了。
60年代以後，澳門散文受內地政治氣候的影響，陷入思想激進、內容貧乏的泥沼。
例如胡適逝世時，穆秀寫了《從胡適的怕老婆說起》一文，批判胡適的“怕老婆論”。胡適曾撰文說，怕老婆是男女平等的表現，反映出該國家夠民主。穆秀則認爲，這種玩笑開得太離譜，並且是胡適誘導青年一頭鑽進“毫無意義的瑣碎問題上”，這只會是“浪費寶貴的青春”，作者強調青年應該把精力用在關心政治上。姑且勿論男人們“怕老婆”，是否就表明國家夠民主——這只是一種幽默，確切地說，是胡適以閒適風雅的態度來敍說生活。但是穆秀一定要把這種散文“小擺設”打爛，並且把它提到誤導青年脫離政治現實的高度上來批判，顯然帶有偏激的傾向。
再如葉萌的《對鬍子的感情》(刊於“新園地”1962年3月13日)，我們可以看到政治令鬍子變得與衆不同：魯迅、聞一多、卡斯德羅的鬍子“都是性格十分突出的，它們同樣代表著戰鬥，代表著覺醒了的新生力量，代表著毫不妥協的精神”!
60年代的《新園地》裏有許多文章介紹魯迅，然而，與內地的情況相似，只側重強調魯迅作品的“匕首精神”；他們將魯迅對敵人醜陋面目的斥責和揭露，照搬到澳門社會中來，處處充滿了不協調的戰鬥氣氛。
進入“文革”時期，內地極“左”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思潮更進一步影響著澳門的文學創作。例如《文學藝術的春天》(刊於《新園地》1970年10月18日)，作者直截了當地表示：“作爲一個業餘文藝工作者，我深深感到，學好革命樣板戲中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學好樣板戲中總結出來的重要經驗和有關評論文章，是改造自己思想，提高寫作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的必修課。”並且提出，要“學習‘三突出’這個無產階級藝術原則”。在《人物思想變化的問題——文藝會演劄記》(刊於《新園地》1970年10月18日)，作者認爲作品中人物思想的轉變，不能孤立地來揭露，應該放在社會大環境中，而所謂的大環境，即“階級路線鬥爭”。
由這兩篇文章可以看到當時的文學傾向。不僅是散文創作體現了這種革命風氣，小說和話劇方面亦然。
當然，除了這類思想激進的散文外，也還有平實的生活小品文，如松山客的“松山亭話”專欄，多寫生活、身邊事；臘齋的“臘齋漫談”專欄，評說書畫篆刻，且涉及宗教、文評等；慧敏的“歐風美雨”專欄屬知識小品、翻譯小品，以及顯鈍的“漢字粵讀”專欄，陸覺鳴的“文藝隨筆”等；品類豐富，有生活氣息，亦有知識性。還有老馬交的“濠江怪人錄”系列，文章雖乏深度，純粹是記人敍事，但充滿地方人情風土，常于文中見到澳門人情淳樸、溫馨、與世無爭的特點。再有富於語言方言化特色的瓦風領齋主、學彈居主等執筆的“妙語連篇”專欄，粵方言寫作，風趣幽默，屬於一種俚俗文化。
回顧這一時期的副刊文章，比起前期較爲活躍，散文的品種亦不算單一。不過，在盲目的政治熱情和激進思潮的影響下，過分強調文學的“匕首”和“投槍”作用。儘管文章水平不高，但反映了那個年代特定的社會思潮和文化心理，仍有其不可抹煞的歷史價值。
二、70年代散文由激進向平實過渡
如果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的澳門散文穿著“激進”的外套，而80年代中期澳門散文開始進入繽紛的創作天地，那麽，70年代至80年代初無疑是這場轉變的過渡。這個過渡的特徵是欲擺脫“激進文學”的
影響，反映在創作上，就是從真實的生活中發掘文學內涵，回到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上來；但這需要有個過程。從激進的創作理念中走出來的寫作人，不可能馬上便冷靜、深刻地提煉生活素材，要麽只能對生活平鋪直敍，要麽仍按過往的思維慣性來“重審”生活。
因此，70年代的澳門散文便是在放棄生硬模仿與探索新路的過程中，走著歪歪斜斜的步子。
1970年新春期間，《澳門日報》邀請香港著名作家阮朗來澳主講兩晚的寫作講座，對當時的文藝青年影響甚大。澳門小說家周桐曾說：“我是當時的聽衆之一，會後還向阮朗先生問了一些問題。聽有經驗的作家介紹自己的寫作心得，除了從中吸取經驗之外，還得到鞭策。”
阮朗的演講，對青年文藝愛好者起著鼓勵作用，同時在文學理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引導意義。魯牛在“晨窗小品”專欄內提到：“阮朗先生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關於寫作的一些理論知識，他特別著重講了小說的創作這一問題。在介紹優秀作品時，阮朗先生除了提出許多革命的文學作品之外，還提到了有美國短篇小說之王之稱的奧·亨利(QHenry)的小說。”(刊於《新園地》1970年3月28日)魯牛在這篇《筆中有淚的兩篇小說》仲介紹奧·亨利的《如願以償》及《聖誕禮物》，指出其創作取材現實、情節巧妙、諷刺辛辣、寓意深刻的優點；而在《談“伏線”》(刊於《新園地》1970年3月31日)中，魯牛又指出：“在劇本和小說中，伏線雖然不是主要的東西，但‘牡丹雖好，也須綠葉扶持’，爲了把積極的思想內容表現得更生動，在政治標準第一的思想指導下，努力地琢磨藝術技巧也是很重要的啊!”雖然是談小說，其實是對整個文學創作隊伍的引導。
可以看到，70年代既有作者提出文學創作要有“革命精神”，同時，也有人強調在“政治標準”的前提下不能忽視藝術技巧的主張；後者的態度無疑較溫和中肯，見解有建設性，更符合文學的發展規律。這顯示澳門文學漸漸地朝著一條新路子走去的傾向。
當澳門散文意識到要擺脫激進思潮的影響，但又不清楚自己該走怎樣的新路時，澳門作者普遍開始重視對生活的真實感覺，逐漸放棄過往的浮誇文風，而將眼光投射在現實生活的反映上。如由夏微瀾、夏峰、白思群、饒芷岸等執筆的“地北天南”專欄、“說東道西集”專欄(始於1973年)，文筆樸素，有生活氣息，亦重知識性。由牛皮居、畢敬子、王伯檀、余也思等執筆的“牙較大會”專欄(始於1973年)，是典型的“三及第”文章，以廣州方言書寫，活潑生動，除了《蘇修集團壞事多》這類“應景”文章外，更多是從現實生活引發的論題，如《論盡澳門治安》(畢敬子《澳門治安越來越壞論》、王柏檀《澳門治安越壞越好論》)，《電話費加得太狠》(王伯檀《該加就加》、牛皮居《太不合理》、畢敬子《大刀斬落》)，《澳門公園有也好》(王伯檀《門券收得太平》、牛皮居《總算聊備一格》、畢敬子《有待改善》)等。又如，由史歌、楚立、葉雯、辛冰、阿根、謾群等執筆的“早點”專欄、“花邊集”專欄(始於1974年)，是四五百字的短文專欄，談澳門人、澳門事。也有宇文玲的“星星集”專欄(始於1975年)，亦屬三四百字的短文，有較濃的對生活事物的感性體味，文字簡潔，有情趣；如《春催杜鵑》：“杜鵑最令人陶醉的是它漫山遍野怒放的景致，山也給改了顔色。……盆載杜鵑，我不喜愛。盆中天地太小，花朵不宜留得多，多了反覺得俗。也委屈了杜鵑。”
從浮誇的作風走出來，以現實生活作爲創作題材的主要來源，無疑是個可喜的進步；不過，70年代初期的散文還只是轉變時期的“試驗品”，往往停留在就事敍事的表達方式中。譬如夏峰《說“死”》(“說東道西集”專欄，刊於《新園地》1973年3月6日)，作者根據同一天報紙上報道“三個人死亡的消息而來談死：一個是舊病突發致死，一個是交通意外喪生的，另一個是自己了結性命的”，作者由三個事例總結性地對人與生命的不同態度發表三兩句感慨。又如夏微瀾的《說瘋》(“地北天南”專欄，刊於《新園地》1973年3月16日)，
作者寫她在15分鐘的上班路上常遇見幾個瘋子，並描述各人外貌特徵，以及道聽途說的瘋子發瘋原因；最後，總結性地說：“我想，不少瘋人都必然會有一段傷心史。”所記事件雖都從現實生活中來，但作者從中生髮的議論均較淺白，缺乏深化的見解。
70年代中期報刊專欄品種驟增，除了影話、影藝、飲食、醫療、知識小品、方言文字、談詩書篆刻字畫等專欄外，生活散文專欄作者也日益增多。1976年有“望洋小品”，作者包括魯茂、叔華、楊明、方菲、陶莎、夏耘、任虛舟、董行芳、舒笙、洪瑛、翔鷹、奔星、羽君等等；1978年有麗莎的“八妹手記”，林韜、易楓的“餘韻”，航青的“生活素描”，還有魯茂的“單刀集”(後易名爲“心潮集”，加入董行芳、沈靜等)；1979年有徐敏的“聞見錄”，魯茂、陶裏、叔華、金中子等執筆的“斗室漫筆”等。
這時期的專欄作者態度漸趨平和；有不少作者正是在這個階段成長起來，到了80年代末成爲成熟的作家，如本土的魯茂、林中英、沈尚青、淩稜等。
1977年2月，汪雲峰(即詩人汪浩瀚)以筆名甘仔寫下近300篇的“金牌侍應”專欄文章，大受讀者歡迎。作者甘仔當時是酒樓從業員，專欄內容以侍應生涯爲基點，談及酒樓各部門的運作情況，一年裏何時旺季何時淡季，何以旺何以淡，如何旺如何淡，以至於功能表怎麽寫，酒樓如何以死魚代活魚騙取顧客的金錢等偷龍換鳳、偷工減料的伎倆，甚或各式名菜的烹飪、廚房師傅的手藝等等均生動道來；而酒樓茶肆又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可以看到人生百態，“金牌侍應”其實主旨不在描述酒樓茶肆的營業情況，而是借行業特徵來反映千奇百怪的社會現象。
出入酒樓茶肆的，有普通市民，亦有大亨闊佬，有正直之士，亦有黑道人馬，還有風塵女子等各式人等。甘仔通過所見所聞所接觸來刻畫現實社會各階層各層面的狀況。“金牌侍應”從講飲食至講人生，以生動的廣州方言來書寫，文筆活潑，生活氣息濃鬱。
“金牌侍應”每篇五六百字，內容少有空談人生的，即使要談也以較輕鬆風趣的態度處之，如《腳踏實地》一文，作者認爲自己受生活環境的影響而在慢慢的變化著，對人生、對社會的理解深了，但是，“我甘仔有時獨坐靜思，檢討嚇自己嘅生活、工作，就覺得，工作同生活十分平凡，同我甘仔響(在)書本上所看到嘅(的)大英雄大豪傑之轟天動地嘅(的)事迹，真系天淵之別。我甘仔雖有心向大英雄大豪傑學習，無奈力不從心，但當我甘仔認識到再平凡都是一種生活，於是就腳踏實地，面對現實。”
在寫到社會陰暗面時，甘仔以一貫的態度“笑看人生”。《“斬件”黑市》說風塵女子“邪牌碧”的故事：她做了兩個月的“客串歸家娘”(即被男人“養起”，過著不合法的同居生活)，再重操舊業出賣肉體。作者聽“邪牌碧”坦然的不帶傷悲的陳述，有感而言：“所謂離離合合，都無動於衷，大概呢啲(這些)風月場中久曆風霜之人，冷卻了熱心腸，‘春來春去不相關’，幾‘灑脫’。……環境令到
(她)冇哂(完全沒有)感情。”——正是這種不事渲染的筆調，加上對“邪牌碧”生活的風趣描述及其實在性，讓讀了太多大義凜然文章的讀者喜歡追讀這種市俚氣息濃厚的生活小品。
甘仔寫這類文章，笑笑駡罵，多以置身事外的態度來表達，坦率直接。正如作者在末篇中說：“我甘仔寫呢篇神嘢(指該專欄)，見人寫人，見鬼寫鬼。你哭也好，你笑也好，我甘仔一於冇眼睇(不理會)……何謂‘見人寫人，見鬼寫鬼’?好簡單啫，舉目當今之世，人間鬼域，人鬼相雜，有時又人鬼混淆，人或爲鬼，鬼或爲人，要分清系人抑或系鬼，話易唔易，話難唔難。有一句俗話：‘做
(了)鬼就會迷人’，
(對)!閣下但見‘迷人’之人，不妨提高警惕，暫時當(對)!閣下但見‘迷人’之人，不妨提高警惕，暫時當系鬼先，慢慢再觀察，睇嚇系唔系。”——作者笑駡調侃人生，別人願意怎麽去看人生，他是不在意的，只是提醒大家：人生百態，不易捉摸。
1978年麗莎(即沈尚青)的“八妹手記”專欄，屬於生活素描的敍事散文，與“金牌侍應”同樣用系列性又能獨立成章的寫作方式，重敍事。“八妹手記”主要敍述藍領階層的生活和工作；到了1979年竟發展成小說情節，脫離了散文形式。
可以說，70年代中、末期的散文作品較重現實題材，且對市俚生活的描述有較突出成績；進入80年代的副刊文章則漸漸走上比較高格調的風格，而且從對外在世界的描寫轉向重自我內在世界的揭示。由魯茂和陶裏輪流執筆的專欄“斗室漫筆”，在顯露作者的心理狀態方面就比較直接。如陶裏《遺憾》(刊於《新園地》1981年11月25日)開篇曰：“遺憾是餘恨，一種莫可奈何，不擬發泄，不擬報復的恨。”而起於自我行爲的遺憾，是“帶著悔意，帶著內疚，帶著自我譴責；有時是心靈創傷，他人看不見。”接著寫一位事業有成、妻榮子貴的朋友，舉家重踏其青年時期生活之地，卻不意重見昔日情人——一個竭盡所能支援他遠行而後失去聯繫的女子。作者的朋友感慨：“我欠她的，實在太多了!”因此認爲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陶裏于文末直抒情感：“誰沒有遺憾?筆者有最大的遺憾，可沒有朋友那樣的‘羅曼蒂克’。我少年喪母、家道中落，備受打擊之餘，抱著男兒志在四方意氣，要在外頭闖一番事業，三十年逝者如斯，一事無成，父亡不得返家守孝，年年清明，歲歲重陽，望風遙祭，只感遺憾，深感遺憾!”情真意切，毫不掩飾內心情感。這種筆法在80年代散文中已較爲普遍。
即使不以直抒情懷取勝，也有以知識性爲輔的小品文，如梅萼華“新地雜掇”專欄，與70年代的專攻篆刻書畫文章不同，在80年代以三四百字成文，內容亦多涉文史人物、詩書、字畫，但常借此談現實人生、社會問題，說古論今，文字清簡，不乏幽默。如《伯道“性無能”?》(刊於《新園地》1981年11月18日)，因讀到某作者將成語“伯道無兒”中的伯道說成性無能故無兒，梅萼華逐將“伯道無兒”的典故說出；字裏行間透出對寫作人知識貧乏而又不求上進的嘲諷，並指出文章詩詞寫得好不好，不在於是否用典。又舉李白詩《靜夜思》爲例：“白描如畫，意境深遠，雖是稚齡小童，亦可琅琅上口而大略會其意”，但詩人並未用上一個典故。
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時有爲文談篆刻繪畫的陳懷萱，也常結合時事寫小品隨筆。《千秋事業》(刊於《新園地》1985年12月1日)一文，對“三峽工程”提出直接了當的“有所保留”的意見。又如同期的《“一字五萬金”的胡想》，是就鄰埠一項爲善籌款活動而發的議論：某著名明星揮毫寫下“爲善最樂”四個字即籌得20萬元；四個字無功力可言，卻比許多著名大書法家的字要值錢。陳懷萱在文章中對這種社會現象，提出了善意的批評——畢竟這筆款子是作慈善用途。
另外，其時已出現“海外寄柬”這類留學生文章。不少本澳學生出外深造，並將在外國的見聞、生活感受寫成文章，郵寄回澳門在報刊發表。
70年代的澳門散文，是由激進走向平實的過渡。這種轉變的前提，是社會經濟的發展。首先，1976年葡萄牙革命運動取得勝利，新政黨提出澳門不再覆行殖民地政策；其次，同年內地政治出現大變動，“四人幫”的倒臺意味著政治氣候的轉變，也意味著社會的進步；因此，70年代末內地推行改革開放，社會經濟得以發展，從而也推動澳門社會及經濟的發展，華人的社會地位也得到改善，並於80年代逐漸參與政府對澳門地區的治理。
社會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文藝的發展。作者們審視過往的路子，並且面對新的社會變化的衝擊，自覺或不自覺地開始以新的視角來參與文學創作。由此，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散文比70年代初的散文水平有明顯的提高，內涵較爲深刻，爲進入80年代中期以後散文創作的飛躍發展做了鋪墊。
三、八九十年代散文走向繁榮
80年代中期開始，是澳門文學創作的春天。究其原因，第一，是70年代末期澳門的工業得到發展。結合周圍區域政治經濟形態和結構的變化，澳門先是紡織制衣業的興起，繼而有建築業、皮革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澳門經濟於80年代便隨著內地的改革開放，以及香港商業經濟的飛躍而有明顯起色，由輕工業起步，依靠博彩業和旅遊業的帶動，逐漸有了現代經濟的架構，因而也促進了現代文學的發展。
第二，是六七十年代以來澳門作家已經逐漸成熟起來。同時，新的文藝觀念，在新的社會環境找到立足點，推動文學創作走向開放。一部分作家不滿於長期佔據文壇主導地位的傳統的現實主義流派，有意識地引進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手法；不僅有中年作家，還有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寫作人以初生之犢的勇氣加入創作行列，在體裁和題材上使澳門文學在多元化的路子上邁出更大的步伐。
第三，是較有規模的文學座談會的舉辦，和文學社團的蓬勃成立。70年代的文學發展，阮朗文學座談會的推動功不可沒。80年代也有兩個重要的文學座談會。要瞭解80年代以來的澳門文學的發展，不能不先瞭解這兩個座談會的內容。
1984年澳門舉辦“中國當代作家書畫展”，香港作家原甸、梅子、東瑞、謝雨凝、韓牧、陶然、陳浩泉、慕翼、盛美娣等應邀來澳；澳門日報社及文藝界人士乘此與九位香港作家舉行一次座談會。雖然不足30人出席，但詩人韓牧熱情地呼籲要建立澳門的文學形象，卻引起很大關注，引發作家們的思考。
韓牧強調建立澳門文學形象包含發掘和發展兩個方面。所謂發掘即整理澳門的文學史料，以此總結文學前輩所走過的道路，增強後輩寫作的自信心，看清澳門文學應走的道路。所謂發展即是組織文藝團體，多舉辦文學交流活動，並且出版周年文選，將本地刊物、副刊上發表的各種體裁作品進行精選，這樣既能鼓勵後輩，對文學評論家也是個幫助。
這次座談會上，提出了建立澳門文學形象和重視文學評論的建議，這對澳門文學的發展無疑具有重大意義。會後，陶裏在《“熱爆”》一文(刊於《新園地》)1984年4月2日)說：“這次澳門文壇‘熱爆’，只是一個開端，希望來一次更大的熱潮，衝擊文學愛好者們，使這兒文壇自己‘爆熱’起來!”
1986年由澳門東亞大學(前澳門大學)中文學會主辦、澳門日報社協辦舉行了規模空前的“澳門文學座談會”，除本地作家出席外，還邀請了祖國內地、香港以及韓國的作家、學者參加。論題廣泛，縱橫古今，既有對澳門舊文學的回顧，更側重對當代創作的探討。與會者以務實的態度，聯繫澳門文學的發展實際進行討論。其中有魯茂《談澳門的散文》、胡培周《澳門的小說》、韓牧《澳門新詩的前路》、周樹利、李宇梁各自談的《澳門的戲劇》、林中英《談談我的創作體會》、周桐《我的小說創作歷程》、金中子《一九八五年的澳門散文》，以及綜合性的論說，如李成俊《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李鵬翥《澳門文學的過去、現在及將來》等。韓牧更從理論的角度重提“建立澳門文學形象”，得到熱烈反響。會後，將這次會議的發言由澳門文化學會(前澳門文化司)、澳門日報出版社輯成《澳門文學論集》出版。
兩次座談會無疑對推動澳門文學創作起了重要作用。另方面，各類文學社團相繼成立，從組織上將作家、詩人們聚集起來，形成了一股自覺的文學創作力量。
在這種種因素推動下，80年代中期以後的澳門散文創作便進入了一個繁榮的季節。它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特徵：
(一)從言志走向緣情。
從50年代走來的澳門散文，由於受到內地文化思潮的影響，在中年一輩作者的作品中，有著較爲濃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儒家美學提倡“詩言志”，所謂“志”者，既指個人的志向、志趣，也指個人所傾注的國家的政教、事功、歷史。按孔子“禮樂”之說，其所謂“志”者，主要是指後者，即“治國平天下”。這是儒家知識份子生存的動力。深受內地文化思潮影響的澳門寫作人，大多自覺地將自己置身于安邦治國、拯救社會的責任中，作品努力表現出一種“大我”的思想。然而在儒家的“禮樂”之說中，也強調藝術是一種情感形式，它使“詩緣情”成爲儒家美學的另一內涵。文學應當以“言志”爲主，參與政事、介入社會呢，還是應當以“緣情”爲主，以抒發個人情感爲動力?這往往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概而言之，80年代以前的澳門散文，走的是“言志”的路子；80年代以後，則更側重“緣情”，在貼近現實生活中抒寫個人情感和志趣。
在80年代初澳門散文蓬勃的過渡期中，魯茂是澳門散文藝苑中重要的作家之一。
魯茂(原名邱子維)在50年代初的學生時代已爲香港報刊寫影評、小說和散文，60年代末至今一直是《澳門日報》的專欄作家，爲澳門文學園地筆耕已有30多年。他在撰寫大量連載小說的同時，也創作散文。散文集《望洋小品》雖出版於80年代末，但其中許多篇章80年代初就在報刊發表。這本散文集堪稱澳門當代文學中本地出版的第一本個人散文集。
魯茂一直從事教育工作，他的文章具有明顯的職業特點：寓教于文。作者懷著神聖的社會責任感，以“勸人從善”爲寫作宗旨，表現出典型的儒家“文以載道”的傳統創作觀。
《望洋小品》收集100篇各約600字的專欄文章，有談國際、國家大事，更多是寫社會生活、身邊瑣事，在個人平凡的生活中尋找題材，加以提煉。正如李鵬翥在該書序言中所
說：雖是談生活瑣事，但“他將這些事物當作建築物的構件，用巨大的思想鋼筋貫串起來，再加適當的修飾技巧，於是我們看到的或是一座巍然的殿堂，或是小巧的精舍，而非支離破碎的磚瓦木石。從讀者感到親切的日常事物出發，作家引領他們意會到經過剖析的思想脈搏，這正是一個作爲‘靈魂工程師’所追求的目標。”——這番言簡意賅的分析，準確道出魯茂具有作家使命感的創作特色。
以《過時失效》一文爲例。作者從許多藥丸藥水注明“過時失效”說起，聯想到當今學生的學習情況。許多學生都是考試前兩三天才開始“沖線”，甚至更可笑的是在考試前擠在教室門口做最後死讀。因爲若是提早溫習，便會因久忘掉而“失效”。作者對此有感而發，認爲現今的學生成績是打折扣的，“原因就是由於如今有些學生，爲了應付填鴨式的教育和考試，只好採取死背硬塞的強記方法，而不求理解和發揮獨立思考、活學活用，難怪吸入的知識不能鞏固啦!”
這類小品文在魯茂的散文中俯拾皆是。除此，魯茂的文章還有一種幽默、風趣的格調。
魯茂在《輕鬆和輕浮》中開章明義地說，寫稿和做人一樣，有時應該輕鬆，但是不可輕浮。他在寫稿時常常會考慮：“如果不夠輕鬆，那就變成老氣橫秋，甚至句句話都像醒世名言，筆者自問有什麽資格教化讀者?所以，寧可選擇輕鬆一點的態度，大家像一同坐在茶樓或咖啡室裏談天說地，轉告一些所見所聞，傾吐一下自己對人生的感受。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且看魯茂的輕鬆。
《揮春也要改革了》——現代化大都市生活令許多的揮春趕不上潮流。過去有竈君老爺，如今卻依靠石油氣、電氣化，“竈君老爺到底能否夠專業知識去管理來自日本或歐美的石油氣爐和電爐呢?”關於竈君的揮春自然是該消失了。而樓梯口常貼的“上落平安，步步高升”，現今都是用升降機，當該是“升降平安，層層高升”才貼切。最後，魯茂著著實實地把“一本萬利”“幽”了一“默”：“貼了出來，怕不怕稅務局官員來查賬追稅呢?”既然是以“一本”獲“萬利”，“爲什麽去年你報稅報得那麽少?”消委會“可能會控告你牟取暴利，損害消費人利益呢”!
《此曲只應天上有……》——揶揄流行曲詞不達意、胡亂拼湊的情況。這類流行的歌詞“比‘天書’上的文字還難懂，所以只好歎一句‘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了”。於是，魯茂跟填詞人開個玩笑：“假如我造一句‘努奮實想、眼一光丈’，你明白麽?照那些流行曲的寫法，卻可以化解爲‘努’力‘奮’鬥‘實’現我的理‘想’，‘眼’前呈現‘一’片‘光’芒萬‘丈’。服未?”
有時候魯茂也在他的風趣中摻進淡淡的諷刺。《撞人》——小城的熱鬧街道上，路人相碰撞是常有的事；雖然這及不上撞車的嚴重性，但也要看你撞的是什麽人。假如不小心碰到身材豐滿的健美女郎，麻煩就大了：“只要她大發嬌嗔地一聲：‘衰佬，搏懵(粵語，“揩油”之意)呀?!’那麽，你就跳進黃河裏去，也洗不清你的嫌疑啦!至於撞‘鬼’，可能更惹禍端，因爲在這塊地方，‘鬼’大都是惡過人的啊!”文中的“鬼”，即中國南方人慣稱外國人爲“鬼佬”；而澳門的“鬼”，是指葡國人、土生。澳門社會裏，直到80年代，葡國人仍是常常欺淩中國人的；所以，魯茂才有“鬼惡過人”的諷刺之語。
魯茂雖然大多時候寓教于文，一副爲人師表的態度，然而幽默起來也偶有“出格”之處。《書房》——魯茂渴望有一間小書齋，因爲在家裏他連一張專用的書桌也沒有。可是，以自己當年一介書生的收入，在寸金尺土的商業社會裏，想擁有書房是種奢侈。於是，搬出三個“理由”來反駁擁有書房的好處；最後竟有這樣一句令人忍俊不禁的話：“有書房是好事，但卻不要沈迷于‘房中樂’，還要常常走出書房，投入生活現實中去才好。”魯茂有時表現的輕鬆確也是很開放。
幽默、風趣、溫和地保持一個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正是魯茂的風格。
(二)女性散文創作活躍。
女性散文是80年代中期以後澳門散文園地盛開的一叢鮮花。
澳門地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比較單純、真摯，所以澳門的散文創作也充滿了溫情色彩。女性散文作家也多以溫和的文筆從女性的角度關注愛情、婚姻、家庭以及人生的探索，少有淩厲鞭策的文風。與現代都市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一樣，澳門女性有著雙重身份，既是職業女性又是家庭主婦。面對雙肩上要承受的比上一代女性更沈重的負擔，不少地區的女性産生強烈的怨憤情緒；相對而言，澳門女性則態度溫和，坦然面對商業社會發展和女性自強兩種因素帶來的結果。這與整個社會的文化氛圍、淳樸清簡的民風有很大關係。
林中英(原名湯梅笑)於70年代開始寫作，1985年出版兒童小說集《愛心樹》，其後還出版了兩本兒童文學合集，1987年有小說集《雲和月》，1991年出版散文合集《七星篇》，1994年及1996年分別出版個人散文集《人生大笑能幾回》、《眼色朦朧》。林中英以細膩的文筆，溫婉風雅的文采，將女性對人生的觀察、透悟一層層剖析而見力度、深刻性，是澳門女作家中極爲突出的一位。
林中英在《人生大笑能幾回》中，道盡她這個中年女性的人生態度。作者在清麗靈秀或妙趣橫生的言語中透露人生哲學；《新中年》、《家有名妻》、《媽太不像媽》、《年齡的秘密》、《人生大笑能幾回》等文中，充滿智慧地表達了現代中年女性的苦與樂。
林中英自詡她這一輩人是“新中年”，既要照顧家庭、奉養父母、培育子女，又要兼顧自己的事業，與丈夫一齊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生活擔子；作爲職業女性，欲在工作上有出色表現和成績的話，還不得不在業餘時間再進修，提高專業學識。在多重負擔的壓迫下，這一代女性難免有“媽媽不像媽媽”的樣子，因爲媽媽變得像爸爸了，要統理家庭開銷、過問孩子功課、出席學校舉辦的家長活動，還要出外公幹……這一切與昔日家庭主婦相比，現代女性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做人越來越嚴厲、緊張，像個拼搏中的男人。
作者在訴生活的苦、發過一陣牢騷後，以女性的理性洞察力挖掘出這種人生意義：“(新中年)拿出比孺子牛還孺子牛的能耐來。可幸一壁在喘大氣，一壁能享受到滿足感。滿足感是至高無上的享受，新中年原來是最享受人生的。”(《新中年》)林中英抱持著儒家入世的人生態度，來體驗社會人生境況，因此，雖飽受身爲新中年女性要嘗到的許多人生之苦，卻從苦中理解人生價值，感受到自己對於家庭與社會貢獻的滿足感。這種思想，使她在付出中享受人生意義。
身爲女人，結婚生育後便得負妻性母性的責任；當社會發展到使許多家庭需要夫妻都出外謀生，妻子肩頭多一副擔子的時候，女性與男性、與社會的摩擦便隨之增加。現代女性究竟應該採取什麽樣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角色，才能平衡心理?正如所有的人，在生活漩渦裏起落、承受苦與樂時，有的人以入世態度待之，有的卻要出世。在現實社會，尤其商業意識日濃的環境中，能以出世態度處之的，實在罕有；對於千千萬萬必須求生的家庭來說，還是以入世態度積極生活更爲實際。
“‘人生大笑能幾回’?笑感、笑覺隨著滄桑歲月而變得呆鈍了，笑味變得稀落了，對人家的笑常覺莫名所以，對招人笑的東西無動於衷。”(《人生大笑能幾回》)因爲生活、心境的改變，令中年女性再難開懷大笑；人，既然留不住時光、留不住無憂無慮的青春，與其爲失去的而傷感，倒不如從中了悟應該怎樣配合社會角色的轉變，好好把握自己的價值表現：“能有更多的會心一笑，智慧的笑。笑意淺淺，但仍永悠長，這就好了。”在生活、人際關係面前，對自己的要求是這樣：“最大宗的是禮貌的笑，別人在笑，自己陪上兩聲，作爲回應，點頭打招呼的溫文爾雅的笑；還有的是苦笑，以及比金剛怒目、鳴鼓而攻之省力氣的嘲笑，等。”——一個入世的新中年的寫照。
林蕙(原名李豔芳)於6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是澳門文學拓荒者之一。著作有：1991年散文合集《七星篇》；1991年個人散文集《有情天地》及1995年的《北窗內外》。
林蕙在《有情天地》中的散文，散發著溫馨的浪漫和單純的摯情，頗有“少女文學”的味道。
《賣花聲與賣花人》文中，一開頭便寫：“夢中，忽感到冷冰冰的雨絲拂臉，耳際也微聞風雨交織的聲音。”然而“枕上聽春雨淅淅瀝瀝，聽春風輕輕叩窗兒，由此想起了，‘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等詩句。”在詩句中帶出賣花聲與賣花人的主體來，這種含著詩情畫意的描述，正是“少女文學”的特色。不過，在這些少女情懷中常常又溢滿了母性的情愫，譬如《失戀與出家》、《愛情·幸福與痛苦》等，談失戀問題，以簡潔的句子概述了被愛的幸福與予愛的偉大，“愛是滲入痛苦的，而且可能是巨大的痛苦，苦得使人死去活來”。然後便以母性的口吻教導：“不懂得予愛或不願意予愛的心，當是一顆缺憾的心；這樣的一顆心，不應該屬於人間的有情世界。”因此認爲失戀者不應活在只願意被愛而不肯予愛的自困小天地中。
《有情天地》中，有不少抒情散文，如《摯情》、《葬歌》、《語蝶·蝶夢》、《秋日裏的縱目與凝眸》、《留下來》、《心島·心橋》、《雨，悄悄地灑下》等，都流溢出濃鬱的情感來。《語蝶·蝶夢》寫因傷心事而宵來無眠，晨曦中澆花時見著粉蝶舞來，想問蝶兒宵來棲宿何處?“卻又恐蝶兒要我也告訴它宵來事，怎忍讓心中花凋謝了的哀傷給戀花的它知道呢?”儘管心中花凋謝了，最後依然再提起花灑澆花，因爲“我能在陽臺栽種出鮮花長豔，也該提起信心向心中花圃裏再撒一把種子”。並且，在“蝶夢”部分盼有個化蝶的夢，飛到鮮花世界中，同時希望“見到很多如我一般化蝶而來的同類，我不要獨舞花間”。
無疑，在《有情天地》中不乏具飄逸、幻想境界的散文篇章，而且，對生活、對社會的理想向往，正是林蕙創作的思想特色。
澳門的中年女作家，往往受到中國傳統文學的影響。就林蕙、林中英的創作心境而言，在其成熟期表現出來的，是曠達的心境，力圖將智與美融合，這正是中國傳統散文的特色。作爲對人生、社會問題具洞察力的“智”，與講求語言藝術的“美”，這兩個創作特點都可以在林蕙、林中英的作品中找到。“智”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所以藉與美融合的散文形式亦不同；林蕙與林中英作品所表現出來的智與美也是不一樣的。
林蕙的散文在繼承中國散文的傳統創作特點上，比較偏向追求“飄然脫俗”的風格。這種散文往往與山水田園結下不解之緣，作者通常借著對大自然的觀賞，於山水之中寄託對生命、人生的了悟。《葬歌》的情懷便徹徹底底地體現出林蕙對生命瀟灑脫俗的了悟。“我”和“你”沐春風向青山翠穀投懷，面對一片姹紫嫣紅，“你”願死後能將軀體留在這裏，看旭日東昇、賞夕陽西墜，聽山風變奏，鳥兒唱，蟲兒鳴，還有飛瀑流泉……不過，“我”卻是需要一把熊熊烈火，將軀體毀骨成灰，灰飛煙滅。因爲，沒有感覺的軀體占住一塊青山翠穀是毫無意義的。她認爲：“我本是塵世的過客，離去了，就該是蹤迹無處可尋。”雖然“你”的浪漫的寄望，不無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只是，“我”的選擇更符合歸向大自然的和諧精神，更具有中國文化人的平和性格。《葬歌》除了對生命的智慧了悟外，在文字形式美的追求上，其字句、音節、對比的語言亦有一定的藝術性。
林中英的散文也有表現莊子思想追求虛靜脫俗的一面。如《習靜》、《我心素以閑》、《和敬清寂一碗茶》等。
生活在現代都市中的人，離大自然越來越遠，久不聞飛瀑溪流聲，對於“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的幽靜閒適之心境，恐怕也漸漸陌生。要追尋自然，與天地相融，最直接的方式是駕車到自然保護區，去感受鳥語花香翠綠叢叢；當然，身在自然界中，卻未必就能體察出自然之情，更未必理解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所以，莊子的追求虛靜境界，對繁囂生活裏的現代人來說是更難以達到的。虛靜講求心靈的超脫。
林中英喜歡夜裏習靜，可以抖落白天的一身繁鬧和疲倦，逃離對生存的困惑——更重要的，是讓心瓣掙開捆束，從而重整一切：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讓蒙塵的心靈經受習靜的過渡後變得澄清。她在《習靜》中說：“習靜，外靜內動，有對生的感悟。”林中英在虛靜境界中了悟人生，尋回迷亂的社會生活中的自己。
在《和敬清寂一碗茶》中，林中英再次追求在茶道境界中洗滌心靈。競爭劇烈的社會，令人的生存狀態有如“隕石以高速度墜入大氣層”，而這只會令自身消融，故“需要和敬清寂來取平衡”，減輕緊張，寧靜神經。林中英深深體會到：“在閑寂中，保留了個體的自由與和平。靜寂擴充了自我的空間，靜寂能使生命強大。”
70年代有數萬東南亞華僑爲逃避當局的政治危機或政治迫害，來澳定居，尋找安穩的生活環境；中後期更有大量內地移民湧至，這兩股外來力量中有部分參與澳門文化事業。擅長創作短小精悍的散文和新詩的女作家玉文(原名吳珍妮)，原爲印尼歸僑，後移居內地再遷居澳門。對澳門社會的距離感，令她存在過客心理，這種心態長期在她的作品中有所流露。收集在《七星篇》合集中的《作別》，寫自己“自春的嫩綠一直到秋的黃金”，這期間對著稿紙36個星期，如今欲暫作別寫作而“拿起書本，向秋”，於是“作別畫有七顆星星的專欄(即《七星篇》)，就讓我擁有過客的回憶吧……”顯然，作者樂意于保持過客的身份。
由於過客的心理，玉文把情感鎖在自身的詩化天地裏，作品往往營造完全自我的人生美化氛圍，文章有明清小品文所追求的雅趣特點。晚明時期的小品文是在黑暗的政治和庸俗的市井夾縫中生長出來的；一些文人爲了逃避這種社會環境，標榜“閑情雅致”的創作觀，以示立異。與本土作家相比，玉文有過複雜的經歷，在離別動蕩的社會環境後，她寄望能過安寧的日子，所以來到澳門這陌生的居住地，寫作動機純粹是出於抒發自我感受的需要。她選擇了“閑情雅致”的路子，創造自我的美趣天地。
(三)本土人文向深情觀照。
本土情懷是澳門散文作家形成風格的一種渠道。澳門的中華文化背景，和自16世紀以來葡萄牙佔領帶來的西方文化色彩，使澳門成爲一座既有著濃鬱歐陸情調，又籠罩著中華文化傳統的現代城市。兩種文化的交彙，在澳門作家的本土情懷傾訴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魯茂對個人散文集《望洋小品》的命名解釋道：“因爲澳門一地，有東、西望洋山的勝景，雖不屬崇山峻嶺，但亦有茂林修竹，配合了日益發展、朝氣蓬勃的都市新貌，可算大自然與市民勤奮創造力的和諧結合。而本集中選入的小品，大多又是以描述和評議澳門人、澳門事爲題材的，因此，爲了點染地方色彩，故以‘望洋’爲名焉。”《望洋小品》中雖然沒有直接述說澳門歷史文化的篇章，但字裏行間滿是一位老澳門的本土情懷，溫和、風趣地說著澳門社會的人生百態。
林中英在《人生大笑能幾回》中亦有一系列“懷舊”之作：《土地神·土地誕》、《街道·在回憶中》、《風箏》、《屐聲踢踏》等。在憶舊中釀出濃濃的溫馨情感，把一個土生土長的作家對這座“多情城市”的愛怨喜憂之情抒發出來；引起老澳門讀者的共鳴，又使得外來新居民對小城往昔有所瞭解。
徐敏的《鏡海情懷》(1990年出版)，內收120篇小品文。李鵬翥在序言中指出：“作者是土生土長的老澳門，踏遍了這個小城的大街小巷，目睹古舊的市容逐步走向現代化。他以老記者的敏銳觀察力，透視澳門的滄桑，作品地方色彩濃鬱。他懷著充沛的感情，傾注進《我愛這小城》、《愛在小城》中，他對街巷的感情，大橋的遐思，黑沙的懷古，渡輪的回憶，路標的趣話，拆樓的聯想，以至燈火的憧憬，在在洋溢著關心小城的變化，謳歌小城的發展的感情。”他的《懷咖啡檔》、《滾鐵環的日子》、《“大碌竹”詠歎調》等，以清澄的文字抒發出濃濃的澳門街坊之情。
徐敏的散文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注重知識性，如《馬纓花之謎》，作者從汪兆鏞《澳門雜詩》中一首詩提及馬纓花說起，“我曾按該詩附記它在本澳種植較多的白鴿巢、南灣兩處去實地觀察”，但未有所發現，後來“偶讀一篇談花木的文章，才從中得知馬纓花就是這裏慣稱的‘合歡花’、‘夜合花’，我才恍然大悟”。又如《市花漫談》，作者從《路環植物》一書內談及農林廳建議以毛菍爲澳門市花說及，“澳門氣候溫和，四季花開，在萬花叢中選出一種有代表性的花作爲市花，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新事。”作者就這樣從毛菍說到紅棉，說到鳳凰木。
《鏡海情懷》裏還談到木棉、榕樹、桃花、曇花、荷花、菊花、梅花、風雨花、牽牛花、含羞草等；由於文章採取短小精悍的格式，所以，並未詳盡的論說各類植物的特性，只是突出其特長，並引申到人生、品格、品性等層面上，而不是簡單的就花論花，就樹論樹。
澳門散文還包括地方色彩濃鬱的風物掌故小品文種類。如李鵬翥(筆名梅萼華)的《澳門古今》(1986年出版)、徐敏《澳門風物志》(1995年出版)等。
《澳門古今》出版後，中國著名散文家秦牧曾寫下書評《探照燈下看澳門》，指出“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熔歷史、地理、風物、景觀於一爐”，並認爲“在世人知道香港多，知道澳門少的情形下，這本書可以作爲‘澳門新志’來看待。它將在史地書籍中佔有一席之地，而且，作爲信史，它還可以成爲出自澳門人手筆的傳世之作”。《澳門古今》收入200多篇掌故小品，作者力求寓知識於趣味之中，避免枯燥沈悶，文字精煉、生動。先後在香港重版幾次，並由廣東旅遊出版社發行內地版。
徐敏以一貫的樸直文筆寫作《澳門風物志》，既涉及人口、造地、街道、山水、公園、廟宇、大橋等，又說到木屐、蓑衣、蟋蟀、蛇、蠔和鹹水草等動植物；內容廣泛，有名勝古迹、文物珍寶、街道沿革、歷史地理、風俗、民情掌故等，比著重名勝古迹的《澳門古今》，內容又充實了不少。書中收集的250多篇小品文，無不蘊涵著徐敏對澳門本土一草一木、一磚一瓦的濃厚感情。
除此，還有濠江客的“澳門圖說”專欄，以談論澳門社會歷史事件的變遷、發展爲主。可惜尚未結集成書。
這類本土氣息濃鬱的風物掌故小品文，不但具有本土作家情感依託的特點，而且也是向外介紹澳門歷史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
知識性散文，除了風物掌故小品文類之外，還有專述文史詩書畫篆刻的散文。這一類的散文在60年代的《新園地》已經佔有一定的篇幅，到了70年代便穩占一個重要的位置，有陳浩泉的《書話》、柳齋的《印壇軼聞》、林逢雨、冼得霖的《詩詞評賞》、李浩泉的篆刻、文物鑒賞等；進入80年代此類題材更加興旺。不過，前期的專欄文章多爲內地或香港作者撰寫，後期才由本土作者主筆。澳門作家中，以李鵬翥和陳懷萱最擅長，而且甚有建樹。
李鵬翥新著《濠江文譚》(1995年出版)，全書26萬字，內收作者20多年來寫作的評論、隨筆，其中多涉及文史書畫篆刻。在澳門，李鵬翥被譽爲“雜家”，學識淵博。中國著名文學評論家錢谷融先生在序言中曰：“他在文學藝術領域的許多門類中，都有很深的造詣，很高的成就。他的散文隨筆都寫得很好，名篇佳作，膾炙人口；也可以寫新詩舊詩。他所寫的評論文章，分析鞭辟入裏，褒貶銖兩悉稱，能令讀者讚賞，作者心服。他對書法、篆刻、音樂、美術、舞蹈等十分愛好……”因此，李鵬翥的散文不以抒情美爲主，而是以知識性取勝。以《記者字耳》爲例，說及記者寫的字有好的，也有彆扭的；這樣一個人們見慣又不會花心思去考慮的問題，在他的筆下卻未停留於就事言事的簡單述說中，而是由講書法篆刻家陳敬屋刻的“記者字耳”一印，扯到名記者孟秋紅字的清朗挺拔、曹聚仁字的樸拙、鄧拓字的瀟灑自然——擴大讀者的視角；再回看篇頭作家的橫下心拖下“字債”，“學藝不精，何以應世”的自謙，嚴謹態度，對“記者字耳”便有著更深的認識。一個日常寫字、題字的問題，就變得“平常中見不平常”了。又如《陳垣先生的論學手簡》，從陳垣的論學手簡到王羲之、趙孟
的筆意古茂渾樸、秀硬通神的書法，表現出作家知識學理的豐厚廣博。
李鵬翥重視中國傳統文化藝術，其學識性散文常涉及文史書畫篆刻，該類文章在品種和內容上，即充實了澳門散文的題材，更提高了澳門散文的內涵，在澳門文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四)校園文學異軍突起
澳門的校園文學，指本地大學生的文學作品及留學生，即海外投稿回來發表的澳門留學生的作品。
1985年3月東亞大學一群學生創辦了中文學會，宗旨是提倡中國文化。中文學會成爲推動校園文學發展的主力，並且直接參與推動澳門文化發展的幾個關鍵事件。《澳門日報》於1983年創辦澳門史上第一份純文學周刊《鏡海》的初期，刊登的作品大多數來自東亞大學學生，尤其是中文學會成員的文章。這些作品後來由中文學會於1985年編輯爲“澳門文學創作叢書”，其中的小品集《三弦》，由葦鳴、葉貴寶、黎綺華合著。雖然澳門的校園文學起步較晚，但適逢《鏡海》的創刊，有個固定的發表園地，使這棵苗子能迅速成長起來；而且，中文學會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對文學創作的主動進取，令校園文學的生長期茁壯奮發。因此，80年代中期的校園文學曾有一番興旺的景象。
80年代中期，《新園地》副刊辟“東亞校園”、“瓊林燕語”等專欄予東亞大學學生執筆，作者有懿靈、蘆草、肇楓、夢江南、管中流、桑雅、慧溪、漢恒等。專欄充滿青春氣息，多談校園事及個人生活，又涉及社會大事。當然，文章出自學生之手，文筆和內涵難免未臻成熟——夢江南在《談自己的文章》(刊於1987年3月25日)裏，說及：“每每有‘靈感’寫點東西時，都是一揮而過，久未深思，故文章深度不夠。”——這是作者對自己的評定，也是青年寫作人執筆初期的共同不足之處。
雖然如此，校園文學仍以其特有的青春氣息，給80年代中正在複甦的澳門社會注入一股清泉，與部分偏於老氣橫秋的專欄文章相比，“東亞校園”和“瓊林燕語”無疑還是有相當的吸引力。而且，最可貴的是他們體現出對文學的自覺性，抱持著發展澳門文學的熱情。
漢恒《再創東大文壇新里程》(刊於1987年3月13日)文中指出：“文學在‘東大’校園內一枝獨秀，叢書、報刊專欄、學生報內的文學作品互相輝映，與澳門文壇結下了不解之緣。”然而，“校園內的文學作品多以寄情、寓意或實錄來反映現實生活。手法比較直接而使作品流於一般性”。於是他以西方的存在主義、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原理來分析，認爲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可取之處，是把哲學、心理學、語言學或社會學的理論融彙貫通地注入文學理論裏，從而深化了文學作品的內涵。漢恒強調西方現代文學創作有可取之處，可進行“橫的移植”，所以，他“希望校園內的文學創作在‘橫的移植’與‘縱的承接’之間辯證出一套本地化的文學理論來，再創‘東大’文壇新里程。”
漢恒所關注的，不僅是作品的內涵，而且是整個文學界的創作技術問題；他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要求澳門校園文學，也是對澳門文學的熱切寄望，尤其這是從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的角度探討問題，對推崇傳統文學理念的澳門文學具有特別的意義。
對於漢恒的寄望，懿靈在《回應“尋根與現代”——答“再創東大文壇新里程’》(刊於1987年3月24日)表示，“在不贊同與贊同之間佩服作者的先知先覺和敢言”，不過不認同對方的看法。懿靈指出漢恒的觀點是與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尋根和現代主義”的提出相吻合，而澳門文學是該回應、跟從，還是否定?她主張：“中國作家所以提出這樣的理論，就是深感走向世界，必先走向中國。因此，若要澳門文學走出區域界限，那必先從尋根開始，向‘縱老頭’學習，才可向‘橫先生’請教。而要‘東大’新苗走出澳門的話，我相信我們仍要甘於平淡，先鞏固能力，才去向‘橫先生’請教，消化而成自己的東西，而決不可未學行先學走啊!”
由這兩篇關於澳門文學走向的爭論文章看，雖然論者雙方的觀點各有不足之處，卻已足見80年代的校園文學充滿文學期盼。
80年代後期，留學生的文章驟增，作者有吳聞(葡國)、圖騰(澳洲)、夢江南(英國)、小茜(日本)、餘創豪(美國)、淩鈍(美國)等；內容涉及各國各地社會政治體制、風土人情、校園風氣、學科學問、教學方式和學生心態等等，範圍廣泛，豐富多彩又不離校園色彩。這類文章不僅對讀者具有吸引力，對當時與外界接觸較少的澳門作家視覺的拓展、思維疆界的開闊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余創豪是原東亞大學學生，赴美留學，在數個學府輾轉求學，愛好廣泛，涉獵的科目衆多，因此題材所及有人文、哲學、電腦科技、宗教、政治社會制度等；而且，善於將美國西方文化與中國東方文化特性，或在人情世故方面進行比較，著重對西方文化、民族特性進行感性或理性分析。文字樸實無華，但見解大膽，有個人風格。
留學生中文章寫得極具風格的該數淩鈍。淩鈍於1993年出版散文集《一壺濁酒喜相逢》(由澳門星光出版社出版)，內收作者留學時期的散文，文筆與內涵均上佳。作者筆下的留學生生活，既孤獨又豐實：
“留學生不都寂寞。但寂寞孤獨的，在上班、上學、上圖書館、上超市、上廚房以外，餘下來如果還有時間，那麽惟一的‘娛樂’就是收信和寫信了。”“郵差大人每天只屈駕一次……如果信箱空空如也，那就得趕快設法撐過漫漫長夜了。一周之中，以周六最爲驚心動魄。如果時辰一過，仍收不到信，周末可以休矣。”(《山光水闊知何處》)
“中國人嗜吃如命，寫起小說來還是要吃。……逢年過節更是非要大吃一頓不可。初來美國，人生地疏，老美過節時，自己就更非要莊敬自強不可。別人大魚大肉時，自己千萬別泡即食面，自討苦吃。……我買足美酒佳肴備戰。不知死活的鄰居居然笑問：伊拉克打到美國本土來啦?……九點鍾，鄰居敲門，黯然神傷，問我有沒有啤酒，一看就知道打敗了。”(《鼓腹而歌
以樂其生》)
“買書讀書自然有一份喜悅，但看不完時，那種犯罪感簡直難以形容。……一般老師都有送書給弟子的習慣；所謂‘傳香火’云云，可能是一種自贖——將犯罪感留給未知利害的虔誠弟子，好讓自己早日脫離苦海，逍遙快活去。……(我)逛完書店出來，再看看氣度不凡的康橋大學，真是萬念俱灰，不想念書了。學海無涯，回頭是岸啊!”(《讀書的焦慮》)
引這麽一些片段，讀者已經可以窺見淩鈍文采飛揚，文字幽默的特性，字裏行間不乏學養文化。
吳志良(吳聞)著的《葡萄牙印象》於1991年出版，作者書寫在葡國留學期間的見聞，包括生活小品和旅遊小品，文筆活潑、風趣。文中充滿了作者對葡萄牙的印象：里斯本第一夜、學生公寓、中國餐館遍地開花、阻街女郎、愛情俱樂部、瘋狂豔舞、葡國鬥牛……，既涉社會生活，亦涉社會體制，甚至語言學問題。這本書令讀者輕輕鬆松的對葡萄牙民族的性格、習性等有更深的認識和瞭解。
校園文學發展到80年代末有個突出的表現，那就是一批中學生熱衷於新詩創作，並且凝集成一個群體，引起關注，他們包括林玉鳳、謝小林、馮傾城、黃文輝、郭頌陽等。
(五)現代都市生活的折射。
進入90年代，散文題材更爲廣泛化和多元化。與台港的散文發展趨勢一樣，澳門的散文漸漸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從生活小品的範疇擴及專業性多元化的寫作題材中。
除了生活素描、隨筆雜文外，有岑錦燊《也說經濟》，將枯燥的經濟原理隨筆化，寓經濟學識於現實社會生活問題上，文筆生動、有趣。馮小榮《也談電腦》，是電腦知識的隨筆化。莫忠健《星海夜航》，主要談天文學問題。黃立佳《商管物語》，介紹現代商業管理問題，並配合商業社會中的實例，來說明這些觀念在實際執行中常發生的種種毛病和弊端等。查曲直《公職雜談》，專揭政府事務內幕或者與公職有關的問題。《優質混沌》是由數位從歐洲留學歸來的年輕人執筆，主要談藝術問題，包括攝影、舞蹈、電影、錄映藝術等。方圓在《三和弦》(與魯茂、陳懷萱合寫；後易名《二和絃》，與魯茂合寫)的內容多涉及勞工生活、勞資雙方存在的磨擦、矛盾等，文筆簡樸。陳渡《耳聞目睹》的特點是具有豐富的社會人文資訊，尤其關注內地社會文化情況。阿三《三言兩語》所涉及的內容，多與政治歷史文化有關，對政府架構、事務的評析有個人獨特見解。白思群《自留地》屬生活小品；作者身爲商界人士，文章亦論商亦說生活。
專業題材散文的出現，是社會發展和讀者需求的必然結果，而澳門散文基本能跟著這條軌迹發展，並具有與周圍地區不盡相同的個性，特別是在體現現代社會重視商業性方面並不很在乎——這一點，究竟有礙於澳門散文拓展更廣大的讀者市場，還是爲保持文學寫作的傳統美學意義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似乎仍難以過早斷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