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得《鬱達夫詩詞抄》
承滬上友人的幫忙，找到了一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的《鬱達夫詩詞抄》。據說這本書初版印了一萬二千本，一到書店就給搶購一空，是頗費了一些工夫才弄到的。收到後既感謝友人的熱情，也想到夏衍先生慨然地呼籲要撥一些紙去印鬱達夫的作品是真知灼見。
在此之前，收集鬱達夫詩詞的書出版過幾本，而以一九六二年初版的陸丹林編的《鬱達夫詩詞抄》收集較多。比起現在出版自鬱達夫家鄉的一本，顯然是後出轉精。它共收入詩四百九十四首、詞十一首，還有部分的斷句、對聯和歌詞，儘管編訂者認爲“可能還有不少詩、詞遺漏”，希望“海內外同好，不吝賜教，俾能再版時補充”，但已是目前所可看到最有規模的鬱達夫詩詞集了。
鬱達夫是我國新文學史上重要的有影響力的作家。郭沫若和許多評論家都認爲他的詩詞比他的小說或是散文還好；文學史家劉大傑以爲他的舊體詩造詣之深，在新文學作家中，是魯迅先生以外的又一人，成就值得我們重視。讀了《鬱達夫詩詞抄》，人們自然會同意這些看法。
周艾文、於聽編的《鬱達夫詩詞抄》，是目前收集鬱達夫舊體詩詞作品最多的一本。編者作了艱巨的勞動，對作品下了不少考據工夫，把作品分年編輯；每首作品除了作者原注外，還加工編者的按語，對作品的背景、作意，以及理解作品的旁證材料，多所闡發和提供，書後附上“鬱達夫行年簡譜”，對作者逝世三十多年後的今日讀者，閱讀作品方便不少。
新版的《鬱達夫詩詞抄》，出版過程頗爲周折。它原來已於一九五九年十月完成了編訂工作。郭沫若寫的序言是在讀了本書初稿的這個月的十九日，印象中似乎在當年的內地報刊上讀過。
據“編後記”說，“這本《詩詞抄》原是在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準備出版終未成書的基礎上加以補充擴大和訂正的。”爲什麽拖了二十二年才能面世呢?編者沒有詳說。
但是，編者卻談到“在編訂的過程中，我們本想將一些意義不大甚至沒有意義的應酬詩和原注刪去。經過再三考慮，最後還是將收集到的所有詩詞和原注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作爲讀者，我們支援編者這個作法，“窺其‘全豹’，對知人論世是有所裨益的。”如果只留金剛怒目的詩篇，刪去風流感傷的作品，是看不到真正的鬱達夫的。
正如郭沫若所肯定的，鬱達夫“是和惡勢力搏鬥中陣亡在前線上的一位戰友”，讀他的詩詞集，令我們強烈地感到作品都是從他“血管裏噴出來的血”，一股愛國的熱忱躍然紙上。
不少人都會吟誦他的名句：“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一些書法家過去也喜歡寫爲對聯。也許受斷章取義的摘句派影響，也許著眼於他愛情生活的姿采，往往將他只當作醇酒美人的清狂之士。
其實這一首又稱《釣台題壁》的詩，充滿了愛國的憤懣。全詩原來是：
不是尊前愛惜身，佯狂難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卻數東南天作孽，雞鳴風雨海揚塵。悲歌痛哭終何補?義士紛紛說帝秦。
結合作者的散文《釣台的春晝》，他在桐廬嚴子陵釣台題上此詩，是在於日本入侵東北，扶植僞滿政府的時候，他寫道：“中央黨帝，似乎又想玩一個秦始皇所玩把戲了，我接到了警告，就倉惶離去了寓居。”
鬱達夫的舊體詩，從我國浩瀚的詩海中，吸取了李白、杜牧、李商隱、溫庭筠、黃庭堅、陸遊、吳偉業、王士禛、黃仲則、龔自珍等先輩詩人的營養，形成了他的多姿多彩的風格，有的慷慨激越，有的清新俊逸，有的深情邈遠，有的纏綿動人，體裁則以律詩、絕句等近體詩爲多。
從詩的風格言，他的絕句更近杜牧、黃仲則和龔自珍，他也頗以“略有狂才追杜牧”而自喜。他的不諧流俗，關心家國大業，私生活卻不檢細節，風流倜儻，與杜牧和龔自珍正有相似。
一九三六年他窮居福州，歲暮有個闊人想借重他的文名，倡言“重金禮聘”，請他爲自己寫一篇傳記。硬骨頭的鬱達夫用《釣台題壁》韻作詩婉拒：
萬劫艱難病廢身，姓名雖在已非真。多慚鮑叔能憐我，只怕灌夫要罵人。泥馬縱驕終少骨，坑灰未死待揚塵。國門呂覽應傳世，何必臣雄再劇秦。
對於國民黨政府向侵略者步步退卻，採取屈辱投降的做法，拱手讓出了東三省，鬱達夫深惡痛絕，在詩中一再慷慨深沈地揭露：“亦有魯戈揮不得，降書前月出柴桑。”“屠狗猶拼弦下命，將軍偏惜鏡中頭。”“一將功成萬馬暗，是誰縱敵教南侵?”
他不但寫了雜文《一文一武的教訓》，還寫了《改昔人詠長城詩》：“秦築長城比鐵牢，當時城此豈知勞!可憐一月初三夜，白送他人作戰壕。”詩前沈痛地記道：“東三省一讓幾千萬裏，現在這熱河，等你們的戰時公債弄到手、後援慰勞金收集起來之後，少不得又要退讓的。長城一道，本來是築以防外國的來侵的，現在卻作了外國人的堡壘和界線，總算是中國人替外國人費力築成的防禦工事了。”
《鬱達夫詩詞抄》收了三首有關嶽墳的詩。《謁嶽墳》是一九一七年，鬱達夫自日本回國省親在杭州寫的：
拂柳穿堤到嶽墳，墳前猶繞陣頭雲。半庭人靜鶯初懶，一雨蔭成草正薰。我亦違時成逐客，今來下馬拜將軍。與君此恨俱千古，擬賦長沙吊屈文。
雖是沈鬱，不脫個人遭遇之歎。
“九·一八”事變後。鬱達夫參加了上海人民的抗日募捐、宣傳活動，因此一九三二年寫的《過嶽墳有感時事》，激昂慷慨，力斥群醜：
北地小兒耽逸樂，南朝天子愛風流。權臣自欲成和議，金虜何嘗要汴州?屠狗猶拼弦下命，將軍偏惜鏡中頭!饒他關外童男女，立馬吳山志竟酬。
到一九三四年，他寫的《三月初九過岳王墓下改舊作》，更是對抗敵志士熱情歌呼，對投降朝貴充滿義憤：
憑眺湖山日又曛，回車來拜大王墳。蟲沙早已喪三鎮，猿鶴何堪張一軍。河朔奇勳歸魏絳，江南朝議薄劉蕡。可憐五百男兒血，空化田橫島上雲。
從三首有關嶽墳的詩，可以看出愛國的紅線是貫串在鬱達夫的思想中。
鬱達夫寫了一些應酬贈答的詩，其中不乏表現作者愛國愛鄉，志行高潔的情懷，並非一般世俗吹捧的泛泛之作。他寫過詩贈朱植，贈萬印樓主張斯仁，爲王聲世古稀雙壽，又慶金婚而作詩致賀，代洪關榜祝梁母鄧太夫人八秩之慶而寫詩，都因物件爲國輸財，作者藉以抒發愛國深情：“防邊端賴君輸財”，“輸財濟國世流芳”，“杖朝約取還鄉日，再賦新詩祝壽康。”而在壽馮煥章(按，即馮玉祥)六十詩中，更情緒高昂地宣告：“預期直搗黃龍日，再誦南山祝壽歌。”
梅縣張斯仁經商之餘，精於篆刻，抗戰期間在南洋一帶刻印，爲抗戰募捐，是鬱達夫在南洋期間的好友之一。鬱達夫寫了《贈萬印樓主張斯仁先生》，讚譽篆刻家的人格道：“亂世難期獨善身，技能精一始全真。陽冰妙篆山農印，同是千秋處士珍。”還寫了隨筆《印人張斯仁先生》，介紹張斯仁在荷屬各地刻印三千，得款全數捐贈抗戰大業，又到新加坡刻印募捐，熱情歌頌張斯仁赤誠的“一藝報國的精神”，認爲在支援抗戰的“民族解救的大戰中”的背景下，張斯仁的印的傳與不傳，就可以下斷語。
鬱達夫在南洋期間，懷著強烈的家國的悲憤，在抗戰大業、文化開拓等方面作出了貢獻。他並非純粹的頹唐清狂之士，而在詩詞中時刻流露了對時事、對祖國的關心。
他在日本發動太平洋侵略戰之後，擔任了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的執行委員兼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星洲淪陷後，他到了今日的印尼地方，繼續隱蔽身份，進行工作。到了日軍進佔蘇門答臘，他又化名趙廉，改裝華僑商人，開辦趙豫記酒廠，維持流亡文化人的生活。爲了方便，他與巴東港的一位年輕的土生華僑姑娘結婚。成婚時他用《毀家詩紀》中四律韻寫了《無題四首》。其中第三首很明白地寫出他這次成婚的動機和感情：
贅秦原不爲身謀，攬轡猶思定十洲。誰信風流張敞筆，曾鳴悲憤謝翺樓。彎弓有待南山虎，拔劍寧慚帶上鈎。何日西施隨範蠡，五湖煙水洗恩仇。
(原載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六日至十一日、六月三日、四日《澳門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