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澳門一九九九年經濟形勢展望

今年是澳門回歸年, 澳門各界殷切希望澳門經濟能夠一洗頹態, 重振雄風。但是理想不等於現實, 在連續三年衰退之後, 九九年澳門經濟的整體發展方向非常不確定, 雖然機會不少, 但困難亦重重。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中, 私人消費約佔百分之三十, 淨出口額(出口-入口)佔百分之三十六, 資產增減總值佔百分之二十, 非企業性公共消費佔百分之十。這些歷史數據顯示, 九九年澳門整體的經濟狀況仍將受外部環境、內部需求、固定資產投資和公共消費的制約。

九九年澳門的內外經濟環境依然不樂觀。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繼續擴大, 全球將進入一個通縮期, 經濟滑坡, 資產縮水, 收入下降, 失業增加, 出現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甚至類似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澳門經濟與香港、中國內地密切相關。香港經濟九八年出現負增長之後, 失業率高企, 消費疲弱, 大多數機構預測九九年仍將是負增長或零增長。內地經濟九八年雖然仍有接近百分之八的增幅, 不過下崗潮和通縮潮使經濟疲態畢現, 為抵御亞洲金融風暴、堅持人民幣不貶值, 出口貿易難度增大, 雖然連連減息, 但刺激經濟的邊際效用遞減, 九九年即使能維持增長的局面, 前景也不宜太過樂觀。

澳門對外貿易的競爭力相對下降, 提升競爭力已刻不容緩。亞洲各國貨幣在金融風暴之後普遍貶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八十, 雖然這些地區沒有出現一般經濟學家所預期的出口增長, 但進口郤大幅下降。這個現象至少說明兩個問題, 一是亞洲區外的經濟增長放緩, 需求減弱; 二是亞洲國家的內部需求大幅下降。澳門與香港禍福相連, 香港成功維護聯繫匯率, 澳門因為澳門幣與港幣掛鉤, 貨幣沒有貶值, 金融體系亦無損缺, 但出口的競爭力減弱。新一年里, 包括歐美在內的全球經濟放緩, 可能導致發達國家入口需求減弱, 市場競爭更激烈, 東南亞國家政經形勢穩定之後, 因為成本低, 接單能力提高, 澳門的出口加工業將面臨巨大的壓力。提高澳門的競爭力, 是擺在澳門商界、澳門政府和未來特區政府前面的當務之急。九九回歸的要務當前, 預計在今年澳門在提高澳門競爭力的問題上難以有大的作為。

九九年澳門經濟困難不少, 機會也不少, 套用一句老話, 澳門經濟仍將維持“挑戰與機遇并存”的格局, 九九年澳門經濟發展存在三大變數, 一是內部需求和固資資產投資的變數, 正反兩方面的因素都在發生作用。一方面, 澳門經濟連續三年衰退, 經濟衰退持續的時間越長, 內部需求越為低迷, 投資增長難寄厚望。失業減薪潮正在向縱深發展, 居民消費意欲低下, 有限的消費也因為幣值高企, 轉向幣值較低的周邊地區。因為居民消費力低下, 投資者自然也不愿意在澳門進行新的投資。另一方面, 因為回歸臨近, 各種與回有關的活動將直接帶動內部需求, 而低利率、低通脹也有利於扭轉前幾年消費壓抑過度的狀況, 刺激消費的甦蘇。兩種因素此消彼長, 決定投資和內部需求增長的趨勢。

回歸因素是九九年澳門經濟的最大變數。九九回歸年, 澳門的社會治安可望得到控制和改善, 澳門回歸祖國這一歷史事件對於振興澳門經濟有肯定的刺激作用。具體表現在, 政務、商務活動將大量增加, 會議考察旅遊將成為熱潮, 來澳旅客, 尤其是內地旅客和港台旅客將增加, 與回歸有關的慶祝活動、建築工程將刺激公共消費和投資; 為了扶持澳門經濟, 內地各級政府在澳門的政策性投資, 即以內地機構出資為實質內容的合作項目、活動, 可能增加。我們稱回歸因素為變數, 是因為該因素對澳門經濟的刺激作用究竟有多大, 目前尚難以估算。

物業市場的政策性變動是澳門經濟的又一變數。澳門目前空置住宅單位總數超過五萬個, 供給超出需求的局面沒有改變, 如果沒有政策上的突破, 這種局面在可見的未來也不會改變。經過連年的價格調整, 澳門的物業價格已變得相當低殘, 不僅大大低於香港的水平, 亦低於部分內地大城市的同類樓宇的價格水平, 對香港居民和內地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已有相當的吸引力。目前, 澳門的物業市場實際上在期待政策上的變革, 期望有得到中國政府配合的更寬松的居留政策。如果物業市場的政策性變動能在九九年夢想成真, 外部的需求就能轉化為內部需求, 澳門的物業市道, 乃至整澳門經濟將被啟動。

澳門經濟增長的周期性變動已與周邊地區脫節, 澳門的經濟衰退始於亞洲金融風暴之前, 但這場風暴使衰退進一步延續和惡化。本地生產總值九六、九七、九八連續三年負增長, 按正常的情況, 澳門現時的經濟狀況已經接近見底, 應該說反彈可期了。但是九八年下半年, 澳門出現通貨收縮, 使經濟前景變得複雜起來。通縮意味著社會總需求小於總供給, 價格水平普遍下降, 貨幣的流通量減少, 流通的速度下降。九九年澳門重現通縮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但是象日本那樣, 在通貨收縮中難以自拔, 陷入衰退--通縮--蕭條的惡性循環的機會不大, 對於九九年澳門經濟的走勢不宜過於悲觀。

鑑於三大變數的存在, 九九年澳門經濟將是富於變化的一年, 但喜劇性變化將會多於悲劇性變化。本欄相信, 今年澳門經濟的前景除了與內外經濟環境密切相關外, 還與澳門的社會治安狀況, 以及人們對前途的信心息息相關。九九年澳門經濟的整體表現將略會優於香港, 本地生產總值將接近零增長, 有可能出現增長。

預料, 年初澳門經濟將春寒料峭, 農歷春節前後失業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將有一批公司被淘汰, 消費繼續疲弱, 上半年澳門仍將出現通貨收縮; 為了降低實際利率, 本澳銀行今年將追隨香港銀行減息; 泡沬破滅, 工商界經營維艱, 存貨難消, 銀行坏賬增加; 出口加工工業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 未必能保持九八年的水平; 旅遊業復蘇, 較九八年興旺, 來澳旅客的人數可望增加; 建築地產業仍呈弱勢, 各類樓宇單位供過於求的局面不會改變; 隨著賭場的搬遷, 新口岸有關設施的不斷完善, 澳門經濟活動將越來越集中到新口岸, 該區物業價格可能止跌回穩; 澳葡政府將堅持動用滾存, 執行赤字預算案, 強行拉動公共消費, 刺激需求; 在交接之日, 政府財政滾存雖不至揮霍殆儘, 但亦所剩無幾。

從總體上看, 香港回歸前夕經濟蓬勃發展, 一派繁榮景象, 摧谷經濟泡沫的情景. 在回歸年的澳門應該難以見到。值得幸慰的是, 回歸前的泡沬破滅給回歸後澳門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甦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澳門經濟最大的特點是規模小, “小的總是美好的”, “船小好掉頭”, 一項政策的變動, 一個契機也許就能使澳門死回生。

澳門經濟的前景值得看好, 一旦經濟環境好轉, 澳門經濟的反彈速度應比其它地區快, 但“天上不會掉餡餅”, 一切有賴澳門人自強不息的努力。

二、振興澳門經濟的目標、條件和措施

1. 目標定位

關於澳門經濟的定位問題, 近十年來不少機構和個人發表了不少富有創意的構想。美國麥健士公司報告認為“澳門要爭取成為地區性戰略樞紐”, 國家科委專家組則認為, “高科技產業將成為未來澳門經濟的支柱產業”, 這兩份較早提出的報告的結論備受爭議。

真理越辯越明。近幾年來, 人們對澳門經濟發展目標的定位認識已趨於一致, 提出了不少內容相近, 但表述各異的目標定位理念。其中有“中國南部的服務中心”(蘇勵智), “服務主導型經濟新體系”(龔唯平),“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區域性綜合商貿服務中心”(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和澳門經濟學會), “國際性的以博彩業為持色的綜合旅遊中心”(吳立勝等), “成為中國的拉斯維加斯”, “良好設施和服務的會議中心”(葉國華), “亞太地規模最大、設施最為齊全的博彩娛樂中心, 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和東亞地區的離岸金融中心”(徐永勝), “產業較為多元化, 有本身特色, 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的綜合性區域商貿服務中心”(楊允中), 等等。

歸納起來, 這些目標定位的主要共同點有二, 一是以博彩旅遊為龍頭, 二是區域性的商貿服務中心。

雖然澳門地域狹小, 面積僅21.45平方公里, 人口不過41.6萬, 但經濟自成一體, 振興澳門經濟是一個異常複雜的系統工程。確定澳門經濟發展戰略的目標, 或者說如何給澳門經濟定位, 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研究未來澳門經濟的定位一定要堅持實是求是的原則, 不能自設框框, 無論是道德的框框、傳統的框框, 還是純粹的以經濟論經濟的框框。跳出框框、以旁觀者的眼光客觀地分析澳門的現實和發展, 選擇澳門的發展道路, 衡量的標準是要有利於“一國兩制”構想的順利實現, 有利於提高澳門居民的生活質素, 有利於增強澳門整體的經濟實力。

澳門經濟定位的理據是什么? 撇開具體的目標定位, 從方法論上講, 確定澳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要從澳門的現實和條件出發, 兼顧澳門的歷史和傳統, 分析澳門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 揚長避短, 獨僻隙徑, 既不能走與周邊地區雷同的發展道路, 也不能一味標新立異, 追求與眾不同的發展模式, 更不能、也不可能領導潮流。市場經濟, 適者生存, 澳門發展目標的選擇要立足於“適”字, 適應環境, 適應自身的條件, 為人之所不為, 為人之所不易為, 以己之長, 補人之所短, 在夾縫中求生存和發展。脫離澳門的實際, 隨意拔高澳門經濟的定位, 貌似為澳門經濟描繪一幅美麗的遠景, 但實際上只能使澳門經濟高不成, 低不就, 損害澳門經濟的發展。

按照這一思路, 總結澳門近幾十年來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 在分析了優勢和劣勢條件的基礎上, 筆者以為, 澳門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可以確定為: 立足於發展服務業, 爭取成為亞太地區規模最大、設施最為齊全的博彩娛樂中心, 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和東亞地區的離岸金融中心。

澳門社會的發展目標是要在“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框架下, 使澳門達致“社會安定, 經濟繁榮, 市民富足, 公平自由”。

社會安定, 是指未來的澳門社會應當成為一個祥和的、有秩序的社會, 維持良好的社會治安, 各種社會力量都能夠按法律的規定有序運作。經濟繁榮, 是指未來澳門能夠根據自身的特點, 揚長避短, 夾縫求存, 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道路, 實現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市民富足, 是指澳門市民都能夠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 居民的生活質素和文明程度不斷提高, 社會福利不斷完善, 人民安居樂業, 知書識禮。公平自由, 是指澳門獨立的司法制度、高效廉潔的執法機關, 能夠保障澳門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享有基本法所規定的廣泛的人身自由和經濟自由。

澳門二十一世紀的建設目標是要成為, 中國版圖內一個有鮮明持色的特別行政區, 一個現代化、國際化的城市, 整個城市是一個保持了傳統特色的大型主題公園, 一個安定、公平、民主、寬容、祥和的社會, 一個廉潔、高效、架構簡單、人員精干的政府, 一個博彩旅遊為主, 商貿服務并重, 多業協調發展的多元化經濟體系。這就是澳門二十一世紀的建設藍圖。

“羅馬不是一天之內建成的”, 澳門二十一世紀的建設藍圖也不可能在轉眼之間夢想成真。實現理想必須循序漸進, 澳門經濟發展的目標定位, 可以分成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 經濟調整目標。回歸之後需要三年左右的調整期(1999-2002), 使特區政府有一個變革的適應期, 認清目標, 制訂長遠發展規劃,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改善治安, 健全法制, 提高行政效率, 理順內外關係, 調整博彩旅遊的發展模式, 使澳門經濟重納升軌。

第二層次: 經濟振興目標。用八年左右的時間(2003-2010), 在理順博彩專營合約, 形成港澳博彩業君子協定的基礎上, 使博彩旅遊向多元化、現代化、家庭化方向發展, 全面規劃和推動澳門的旅遊城市建設, 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 帶動工商貿易、商貿服務、金融保險等行業的發展, 使澳門成為休閒享樂型的博彩旅遊中心。

第三層次: 可持續發展目標。再用十年左右的時間(2011-2020), 將整個澳門建設成為一個匯聚東西文化、建築、美食, 具有歐陸風情的大型主題公園, 在實現旅遊業多化元的同時, 實現產業結構的多元化, 使澳門成為旅遊業、服務業、工商業、金融業協調發展的國際旅遊博彩城市和商貿服務城市。

2. 振興澳門經濟的先決條件

改善治安狀況是當務之急。振興澳門經濟的基本前提是改善目前的治安狀況。良好的社會治安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前提條件。博彩娛樂業是滋生社會問題和犯罪的溫床, 澳門以博彩業為經濟支柱, 從某種意義上講很難杜絕犯罪, 幾十年以來澳門的社會治安時好時坏, 但從整體上看, 社會秩序還是保持有序, 各方勢力的利益沖突沒有激化, 各種社會矛盾沒有公開化、表面化, 經濟的高速增長掩蓋和緩解了固有的社會矛盾。九六年下半年到九七年, 澳門接連發生多起駭人聽聞的有組織的兇殺、爆炸、縱火、槍擊案件, 黑幫分子視澳門執法當局如無物, 在光天化日子下, 公眾場所之中公然施展暴行, 引起了國際新聞傳媒的廣泛關注, 破坏了澳門國際旅遊城市的形象。

治安不靖拖累了經濟甦穌的進程, 九六年第四季度和九七年初澳門經濟曾一度出現逐步回升的趨勢, 其後由於社會治安狀況惡化, 旅遊博彩業及相關行業直接受到沖繫, 整體經濟的回升速度再度放緩。治安不靖破坏了澳門的投資的環境, 許多正在計劃的投資項目因為治安惡化而推延或取消, 內外投資者的投資意欲進一步下降。可以斷言, 不從根本上改善澳門的社會治安, 就難以改變澳門經濟目前的頹勢, 就難以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治安不改善, 為澳門經濟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將白費。一是澳葡當局要切實負起責來, 加大治安力度, , 提高打擊犯罪的效率; 二是刑罰要重, “亂世用重典”, 刑罰對犯罪分子要有起到阻嚇作用, 并要立例嚴格控制和管理槍械、爆炸品等攻擊性伍器; 三是執法要嚴, 要致力執行已經生效的《有組織犯罪法》, 打擊有組織犯罪; 四是要建立一支高素質、廉潔、高效的司警隊伍, 加快反應速度, 提高破案率, 并嚴防黑社會滲入警隊。

健全法制、以法治澳是長久之計。澳門經濟要求得長期穩定的發展, 加快現代經濟法律制度建設步伐, 用法律來保障、規範和促進澳門的經濟發展。現時澳門的商業及經濟法例, 大多數淵源於十九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葡萄牙法律, 有些法律甚至在葡萄牙也早已作了修改, 但澳門則沿用至今。澳門經濟法律制度嚴重滯後於澳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 現代化、國際化程度很低, 已經成為阻礙澳門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例如, 澳門現行的公司法是以葡萄牙1888年的《商法典》和1901年的《有限公司法》為藍本的, 很多規定已於現代社會格格不入。

如果不實現澳門法律的本地化、現代化, 形成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 振興澳門經濟只是一句空話。我們這里所說的法律制度現代化是與澳門後過渡時期三大問題之一的法律本地化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除了要盡快完成《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商法典》、物業登記法典等重要經濟法律制度的本地化、現代化之外, 還要建立一整套適應現代經濟發展需要、符合澳門實際情況、與基本法相銜接的法律體系。這樣做, 不僅能夠改善現時的政府效率, 加快澳門經濟的運行節奏, 改善投資環境, 也可以為澳門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奠定法律上的基礎。從新加坡的情況看, 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權, 立即頒佈了包括新興工業法令、工業擴展法令、製造業控制法令等一系列經濟法令, 此後在一九六七年頒佈了經濟擴展獎勵法令, 一九六八年又頒佈了僱佣法令和工業關係法令, 對新加坡經濟的起飛起了直接的促進作用。

加快經濟法制建設涉及到時間、時機和成本問題。從感情上說, 當然澳門法律的本地化現代化問題抓得越緊越好, 越快實現越好, 但如果要將整個法律體系重頭開始進行一次重新修訂, 沒有幾十年時間斷難完成。這樣做, 需要巨大的成本和相當長的時間, 對於澳門這樣一個經濟資源有限的微型經濟體系, 筆者以為應當建立與澳門經濟社會規模相適應的法律體系, 在立法程序上可以採取拿來主義, 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經濟法, 以準據法的形式確立其在澳門的法律地位, 一方面可以節省立法的成本和時間, 另一方面可以以最快的速度與其他地區的經濟接軌, 享受其他地區經濟增長的果實。

提高政府效能是保障。提高政府效能是克服目前澳門經濟困難的重要舉措。澳門政府預算的大部分開支是用來維持一支相對龐大的公務員隊伍, 以公務員的人事費用為主要內容的一般支出項目在澳門政府預算開支中的比重保持在百分之六十左右, 公務員的總數超過17000人, 平均每二十多個澳門居民大中就有一個是公務員。但是, 政府的行政效率與公務員的規模并不成正比。行政效率低下已經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經濟發展的節奏, 長期以來, 澳門各界對此意見極大, 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提高行政效率與改善治安一樣, 是振興澳門經濟的先決條件, 沒有行政效率的提高, 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加快澳門經濟的效率。出路只有一條, 建立一支盡忠職守、廉潔奉公、高效進取的專業化公務員隊伍。這不僅關係到能否為澳門經濟提供一個良好的軟環境, 也關係到未來的特區政府能否為公眾提供良好的服務。

提高政府效能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強化政府在經濟中指導作用。澳門自由經濟的模式不能變, 政府不應干預經濟, 但應該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對澳門的發展有一個遠景的規劃, 并以澳門的戰略目標為約束條件, 對澳門的城市建設、景點、交通、能源、人口規模、舊城改造等方面的問題作一個系統規劃。

在長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後, 近年出現的經濟增長放緩乃至負增長是澳門經濟的正常調整, 并不足為怪。有強大的祖國作為堅強的後盾, 只要全體澳門居民在振興澳門經濟的先決條件上形成了共識, 并將這種共識轉化為行動, 澳門經濟的振興可期。

3.振興澳門經濟的措施

盡快使澳門經濟擺脫目前的困境, 是特區政府面對的首要任務之一。但長遠計, 首屆特區政府必須為澳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指明方向、奠定基礎。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 旅遊博彩業將繼續是澳門的龍頭產業。關於澳門旅遊博彩業的發展, 我們提出了兩個明確的目標, 一是休閑享樂式的博彩旅遊中心, 一是將整個澳門建成匯聚東西文化、建築、美食, 具有歐陸風情的大型主題公園。未來澳門旅遊業要邁向多元化, 使澳門成為一個家庭休閑旅遊之地, 商旅會議之地, 一個集博彩、娛樂、文化、商務、美食、購物於一身的新型旅遊城市。政府將在全社會倡導優質服務, 保障旅客的權益和人身安全。進一步完善澳門的旅遊景點和文康設施, 繼續辦好傳統的格林披治大賽車、文化節、音樂節、煙化節等盛事。

要充分利用粵港澳旅遊大三角協作的優勢, 發展家庭休閑旅遊, 提高澳門旅遊業的競爭力, 將一部分以香港、廣東為旅遊目的地的旅客順道分流到澳門。在宣揚“東西方文化的交匯”的同時, 澳門旅遊業的市場定位應走大眾化的線路, 目標市場的主體應定為低開支預算遊客, 以廉價的酒店客房、飲食、娛樂來吸引外地旅客。

特區政府應向中央政府爭取港澳同等待遇, 允許內地居民從澳門出境往第三國, 允許內地旅行社開辦內地居民澳港遊, 爭取更多的內地客源。

工業在澳門經濟中有其重要的地位。澳門工業的發展要立足於澳門的現實, 不能與澳門整體的經濟發展戰略相矛盾, 不能夠發展重工業和有污染的工業。澳門工業的發展應該走市場導向的道路, 通過市場競爭對澳門工業進行淘強汰弱。目前仍有競爭優勢的工業行業仍應保留, 將來則應強調鼓勵發展適銷對路的高增值工業, 但不宜主觀臆斷, 制定過細的工業產業傾斜政策, 而應以個案處理為主, 強調市場選擇。特區政府, 應當繼續扶持工業發展, 優惠的批地政策、貸款政策和稅收政策, 方便的勞工政策仍應維持。

商貿服務業有望成為未來澳門的主導產業之一。特區政府應利用低成本吸納香港企業來澳門設立後勤服務基地, 抓住目前內地外匯管制, 資訊管制尚未放開的歷史機遇, 充分發揮本澳租金、工資水平低的優勢, 克服困難, 積極吸納境外後勤支援產業的轉移, 使澳門的後勤支援產業在三、五年內形成規模。金融業要走的多元化發展的道路, 銀行業務多元化, 資金來源多元化, 金融市場結構多元化, 主動迎合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的趨勢, 將香港、中國大陸較為成熟的金融市場延伸到澳門。特區政府將在離岸銀行法規、稅制和專業人才等方面加以配合, 以低稅制和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為干, 對各種離岸金融業務給予免稅優惠, 使澳門成為比香港更開放的離岸金融中心。

澳門特區政府應謀求在中央政府協調下, 與香港就博彩業經營的內容和範圍達成高度的諒解, 港澳博彩業井水不犯河水, 保有博彩業未來的發展空間。

博彩業是澳門經濟的命脈, 在博彩專營合約2001年屆滿之前, 特區政府將督促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 致力於博彩業再創新優勢, 建立新形象, 尋求新發展, 走經營文明化、管理現代化、項目多元化的道路, 拓展澳門博彩業的生存空間和手段。

特區政府應成立專責小組, 適時檢討博彩專營制度, 研究有計劃、有限度地放開博彩專營的途徑和方法。從促進發展和穩定本地財源出發, 政府傾向於有限度放開博彩專營, 在繼續與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簽約的前提下, 以公開競投方式, 增發若干個賭牌。

成立專家小組, 檢討電訊、電力、自來水、清潔等專營公司的專營合約, 對不合的部分作出修訂, 維護澳門的整體利益和消費者的權益。專營公司不能依靠壟斷獲取暴利, 所提供的服務水準和收費標準應與鄰近地區相當。政府將慎重研究放開部分專營業務的可行性。特區政府應研究目前由政府經營的公用事業私營化的可行性, 以縮減政府架構。

特區政府應借鑑和學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確定人力資源的開發策略。澳門經濟要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率, 發展成為亞太地的博彩娛樂中心和周邊地區的商貿服務中心, 必須逐步增加資金投入, 加強教育和培訓。一方面是要加強正規教育, 加強基礎教育的重點應放在強調義務教育上, 逐步推廣十年免費教育。基礎教育推廣英、中、葡三語教學, 要從小教育澳門人認識歷史, 講文明, 講禮貌。高等教育的發展要立足於澳門的現實和需要, 現有的高等院校應著眼於培養澳門急需的高級專門人才。另一方面要制訂與經濟定位相配合的人力培訓計劃, 通過加強職業培訓來提高勞動力的素質。職業培訓應面向中低層次市民知識、技能的提高, 語言訓練要英、中、葡三語并重, 特別要注意旅遊、管理、酒店、秘書等行業中不同層次人員的培訓。

目前澳門的人口已達到四十三萬, 由於新移民的不斷進入, 澳門未來的人口將繼續增加。特區政府要根據配合經濟發展的目標制定人口政策, 人口的增長與經濟增長的目標相配合, 與澳門的就業、房屋、教育、福會福利、醫療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配合。澳門特區政府當維持相對寬松引進外勞政策, 鼓勵和方便專業人仕來澳定居, 以提高澳門人口的質素。

特區政府必須採取措施促進澳門房地產供需嚴重失衡的現狀。一方面抑制供給, 特區政府會減少土地供應, 凍結批建程序, 允許發展商緩建已經批建的建築工程。另一方面增加需求, 特區政府將研究是否將利息補貼計劃延期, 進一步加強鼓勵投資移民的措施。

以跨世紀發展藍圖為依歸, 對澳門的城市發展進行科學的全面規劃, 以匯聚東西文化, 具有歐陸風情的大型主題公園為約束條件, 系統規劃、統籌澳門的旅遊景點、交通、能源、人口規模、舊城改造, 所有的城市建設、工業發展項目的取舍都要納入這個規劃之中, 強化澳門的傳統特色。要注意環境保護, 搞好綠化和城市清潔衛生, 改變澳門舊、亂、髒的現象, 形成清新、整潔、文明的新形象。

三、危機管理與澳門的潛在危機

世紀末臨近, 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經濟環境變得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難以把握, 出現了許多從未有過的現象, 經濟行為可能遭遇的危機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頻繁, 危機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彰顯。認識危機, 增強危機感對於澳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不同的人對危機有不同的認識。什么是危機? 有專家認為危機是個人、團體、組織所面臨的無法用常規程序處理的情勢。為人們廣泛認同的危機概念是由Pauchant 和Mitroff (1988)所提出的, 他們將危機(Crisis)定義為: 實際影響系統整體, 并對系統的基本假設、自身的主觀印象, 以及存在方式的核心構成威脅的混亂。從這個定義看, 危機具有四個要素: 第一, 危機是一種混亂, 它對系統整體產生實際影響; 第二, 危機動搖系統存在的基本假設; 第三, 危機影響系統對自身的主觀印象; 第四, 危機威脅系統存在方式的核心。

危機對一個機構或組織的影響可能是漸進式的, 也可能是突發式的。對於一個面對危機的組織(organization)而言, 危機由淺入深可以分成四個發展階段。

1忽略階段(Crisis denial)。危機初現, 由於財務、管理、信息方面缺乏對內外環境進行有效的監控, 危機的信號經常被忽視, 或者說反映危機的症兆沒能引起決策層的重視。

2隱暪階段(Crisis hidden)。危機已經顯而易見, 決策層在這個階段不但不去認識危機的本質, 反而通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隱暪危機的嚴重性, 他們會認為危機是短暫的, 相信很快會消失; 或者辨稱 危機在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外, 決策者不應對危機負責。有時也會自以為是地認為, 政府正在沿著正確的道路克服危機, 現有的機制足以應付危機。其結果都使危機越隱越久。

3分解階段(Disintegation)。在這個階段, 迫於情勢, 管理層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應付危機, 包括人力資源、財務資源的重新分配, 但這時危機已深化, 一些應急措施也往往因為管理層對危機估計不足或反應太遲而未能奏效。

4組織瓦解(Organization collapse)。這個階段的標誌是組織成員組織的承諾消失, 對組織、組織的前途喪失信心, 開始關心個人的前途, 為自己找出路。而領導層則因為怕採取錯誤行動或浪費有限資源而不敢輕舉妄動, 領導層癱瘓, 組織開始瓦解。

危機的這四個階段并不是不可避免。如果對危機的本質有清醒的認識, 并能採取相應的應變措施, 比如, 加強監控程序、高層人事變動、改變價值觀念等等, 則完全可以避免某些類型的危機發生。

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廣義的危機管理涉及三個層次的內容:

第一, 認識危機。參與經濟活動的經營者、決策者要加強危機感, 研究危機可能來自何方。影響經濟活動的危機可能源於自然因素、政治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和技術因素等方面。自然因素是指嚴重的氣候反常變化, 及地震、水災、火災等自然災害; 政治社會因素是指政局變動、動亂、戰爭、民族敵對和種族歧視等因素; 經濟因素指嚴重的匯率、利率、通貨膨脹率、經濟結構、失業率的劇烈變動, 嚴重的經濟衰退, 以及經濟體制的瓦解和變更; 技術因素指新舊技術的更替, 舊技術被淘汰, 新技術未完善具有不穩定性。借助上述線索, 可以分析危機的來源, 但要清醒地認識危機, 還必須考慮最坏的極端情況。通常情況下發生的不是危機, 危機是小概率事件, 但概率原理告訴我們, 小概率事件總是會發生的, 雖然發生的機會很小。

第二, 預防危機(Be prepared)。中國有句古話, “防患於未然”。預防是危機管理的重要理念, 也是危機管理的核心。預防的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帶來的損失。危機預防分預防和預備兩個層面, 預防就是要對影響危機的誘因進行研究分析, 採取措施, 常備不懈, 始終保持高度的警覺, 避免危機的發生, 比如經常有洪災的地方要修堤防洪, 避免泛濫成災。預備就是要預先研訂危機發生時的應急方案, 危機防不勝防, 有了應急方案, 一旦危機突如其來, 不至於臨事惊慌失措, 進退失據。

第三, 危機處理。危機發生之後, 要迅速對危機程度進行評估, 若事先有應急方案, 可將應急方案付諸實施, 調配人員物資, 進行補救。若沒有應急方案, 也應在評估損害的基礎上, 果斷決策, 採取應對策略, 加以妥善處理, 切忌急病亂投醫, 造成更大的損失。危機處理一定要全面判斷形勢, 不能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更不能臨事推捼, 相亙指責, 延誤時機。馬哈蒂爾首相在馬來西亞貨幣受衝擊而貶值時, 不檢討自身經濟的弱點, 反而破口大罵國際大炒家索羅斯, 并限制外國資金流出, 使外資喪失信心, 貨幣貶值一發而不可收拾, 成為危機處理失當的國際笑話。

用這個模式來思考澳門的危機管理, 首先要認識危機。增強危機意識, 前提要明白危機可能來自何方。

“九九”回歸在即, 回歸前後, 亞洲金融風暴進一步深化, 澳門經濟增長乏善可陳, 本地生產總值已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 今年負增長的格局已成定局。經濟衰退、政權要交接、治安要整頓、財政要清理, 澳門在這期間面對的變化因素實在太多, 潛在的危機重重。澳門的潛在危機主要來自內外兩個方面:

外部的潛在危機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1金融風險。澳門幣與港幣直接掛鉤, 澳門幣的穩定是建立在港幣幣值穩定基礎之上的。面對亞洲金融風暴, 港元屢受衝擊, 香港政府幾經努力, 付出巨大代價, 聯繫匯率暫得以保存。港元匯率對澳門經濟影響至大, 牽一發而動全身, 不僅將影響日常的商業活動, 也將動搖澳門經濟的基礎。港元匯率會不會變動, 何時變動, 發生什么樣的變動現在還難以預料, 但澳門政府最低限度應對香港聯繫匯率的變動狀況給予足夠的關注, 并研究相應的應變措施以防突變。

2外部經濟持續不景氣。澳門經濟是“隨波逐流型”經濟, 經濟增長依賴於外部需求, 旅遊博彩業、加工工業, 乃至建築地產業均不能例外, 旅遊博彩業需要外來的遊客, 加工工業要有外來的訂單、外來的原材料和設備, 甚至需要外來的勞動力, 建築地產業的大量的空置樓宇也期望外來的資金和人口來消化。如果外部經濟環境持續低迷或進一步惡化, 對澳門經濟的負面影響就會放大, 各種經濟和社會問題就會進一步浮現。

3周邊地區娛樂博彩業發展政策的變動。博彩業是澳門的經濟命脈, 澳門賭業在亞太地區一支獨秀的局面已不可能再現, 目前亞太地區的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越南等地已經開設賭場, 台灣及東南亞其他地區要求開設賭場的呼聲越來越高, 如果周邊地區放開博彩業的經濟限制, 澳門博彩業就會遭到重創, 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從發展的態勢看, 出現這種情況并不是沒有可能的。

澳門內部的情況雖然因為中葡雙方的友好合作, 沒有發生類似中英政改爭拗的正面沖突, 但存在的問題依然很多, 有些問題還很嚴重, 處理不好, 會演變成危機。澳門內部的潛在危機亦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1治安危機。近年來, 澳門黑社會火併愈演愈烈, 黑幫分子在眾目睽睽之下不斷開槍殺人、縱火燒車、投擲炸彈, 受害者有警員、政府高官, 也有無辜百姓。警方面對頻頻挑釁, 束手無策, 暴徒幾乎無一被緝拿歸案。澳門治安惡化到今天這樣的地步, 澳門人已對澳葡治安當局失去信心, 可以說是已經陷入現實的治安危機之中, 無怪乎有香港傳媒稱, 澳門這個“東方蒙地卡羅”賭城, 已經淪為“東方芝加哥”罪惡之都。治安不靖, 影響澳門形象, 影響經濟, 也影響民生, 一言以蔽之, 影響整個社會的運作。

2政府行政危機。公務員本地化葡方一拖再拖, 目前司廳級以上公務員本地化的程度很低, 華人高級公務員仍是曲指可數, 據有關報道的統計, 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完成了不足三分之一, 恐怕最終實現本地化要等到回歸的最後一刻。公務員本地化的這種狀況, 潛藏的問題很多, 將來的特區政府潛在著發生行政危機的可能性。本地化不能完成, 屆時會出現權力真空; 本地化在回歸前匆忙解決了, 也會給將來的特區政府留下後遺癥。一支龐大、年輕、缺乏行政管理經驗, 尤其是缺乏決策經驗的本地公務員隊伍, 行政效率會不會比澳葡當局更低, 會不會出現行政癱瘓? 誰也不知道。現時澳葡當人手不足可以到葡國請人, 將來怎么辦? 請中國政府派官員協助管理? 那又如何體現“澳人治澳”?

3財政危機。由於澳葡政府行政透明度極低, 公眾對澳門政府財政的了解極少, 甚至於對一些基本的財政狀況的數字, 如政府的財政滾存、外匯儲備的數量和結構、大型基建項目的超預算結算等等, 缺乏官方披露的準確資料。過雖然往葡萄牙人不善理財, 不過澳門財源穩定, 財政狀況基本健康, 回歸前也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但臨近回歸, 葡萄牙人在撤離澳門之前, 慷澳人之慨, 以種種名義將澳門僅有的財政滾存一掃而光, 甚至給未來特區政府留下沉重的財政包袱。另外, 如果博彩業收入大幅滑坡, 導致財政收入不足, 會不會引發政府財政危機呢? 財政問題是涉及澳門政權交接的重大問題, 關係到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基礎和正常運作, 亦關係到澳門人切身的經濟利益, 應該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 萬萬不可掉以輕心。

面對巨變, 面對潛在的危機, 政府決策層應如何處理? 採取什么樣的措施才能預防危機, 避免危機? 一旦危機發生, 如何才能有效地處理危機?

最完美的做法是對每一種可能發生的危機制定一套應對的方案, 一旦危機發生就可以按圖索驥, 依法行事。在一些地震、水災等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 如日本, 往往會制定相應的應急方案, 以備不時之需, 避免臨時惊慌失措。採用這種方法, 一是要化費巨大的人力物力, 對所有方面的危機都要有深刻的認識, 并研究對策; 二是要先知先覺, 準確預測未來亦絕非易事。因此, 對於澳門這樣一個人口只有四十萬的城市來說, 如果採取這樣的方法來預防危機, 恐怕得不償失, 做出成效的機會不大。

也有人採用了折中的做法, 決策者向顧問公司諮詢, 評估未來的情況, 然後找出一個概略, 也就是大概的策略。概略不能涵蓋一切情況, 但會指出未來可能出現混亂, 以及應對的思路。一些地區或公司的所謂的發展戰略就屬於這一類。 既然我們無法預知未來, 要象諸葛孔明一樣給部下在每一個關節都準備一個錦囊妙計技術上是不可能的。比較合情合理的辦法是成立危機處理小組, 也就是設立一個有一定權限的專責小組, 類似於西方的task force, 負責研究環境的變化, 并對潛在危機的動向作出及時的反應。政府的危機處理小組, 類似於企業的快速反應部門, 內地的抗洪救災指揮部就是一例, 平時在有限的預算下由極少數人運作, 但在危機發生時, 則有相當大的權限調用資源。這就要求危機處理小組中有兩類人參與: 一是政府高層的決策者, 用來保證運作時有必要的權限; 二是有危機處理經驗的精英, 保證準確、有效、及時地對危機作出反應。

危機管理的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期望管理(Managing expectation)。危機對社會的衝擊與人們的期望有關,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衝擊也就越大。期望管理通過信息的傳遞來降低人們對危機相關事件的期望值, 減少危機的破坏力。長江洪災和香港新機場失控就是成功危機管理的正反案例。香港新機場啟用前夕, 關於機場全部是正面的報道和宣傳, 機管局和傳媒并沒有告訴市民機場會有一個調整和適應過程, 人們對機場的期望過高, 因此問題一暴露, 社會各界都有反應強烈, 責備多於同情。其實, 就象辦公室搬家會產生混亂一樣, 如此龐大的機場在一夜之間搬遷出現混亂是何其正常。相反, 有關長江洪災的報道則反復強調形勢嚴峻, 危險與日俱增, 人們感受到的是內地軍民抗洪的決心和抗洪條件的艱難, 對最坏的情形已有心理準備, 因此同情心多於責備。為了減少危機帶來的影響, 有關的機構應提高透明度, 向公眾披露事實的真相, 提醒人們注意存在的問題和風險的嚴重性, 切不可黑箱作業, 待事情不可收拾時突然宣佈重大的負面消息。

有兩種傾向值得關注, 一方面, 由於澳門人對澳葡當局行政效率低下、相亙推捼極度失望, 所以將希望寄託在中國政府身上。有問題, 澳門人就向中國政府反映情況, 要求中國政府解決困難, 給予特殊照顧和扶持。另一方面, 目前對回歸過後澳門的特首、特區政府的行政效率, 以及經濟、治安狀況的期望過高, 不少人天真地認為, 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一過, 情況就會完全改觀。這樣的言論和做法充斥澳門的媒介和政壇, 反映了大多數澳門人的心聲。

前事不忘, 後事之師。澳門九九年政權交接前後的經濟事務, 若用期望管理的概念分析, 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期望過高的問題, 值得引起人們的深思。期望越大, 壓力越大, 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我們當然期望未來澳門特區政府在各方面都有好的表現, 但是從危機管理的角度看, 澳門人應該有危機感, 公眾必須對回歸前後澳門在政治經濟社會的某些方面可能出現的混亂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辨証法告訢我們, 矛盾的雙方可以相亙轉化, 澳門應從歷史經驗中吸取教訓, 善於轉“危”為“機”。從澳門四百餘年的發展歷史看, 澳門經濟與周邊地區經濟相生相克, 周邊地區發生動亂、經濟衰退的“危”, 往往會轉化為澳門經濟的“機”, 孕育出新的發展機遇。

澳門經濟具有在夾縫中求生存, 夾縫中求發展的特徵。經常為其它地區所不為, 為其它地區所不易為, 越是在戰亂紛爭的環境下, 越能漁翁得利。夾縫求生的特徵在鴉片戰爭前後表現的尤為突出, 葡萄牙人以中立為名, 左右逢源, 坐收漁利, 大發國難財, 將澳門作為英軍官兵的遊覽、休假之地, 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基地, 正如費成康先生所描述的那樣, “在中英兩國劍拔弩張之際, 澳門的對外貿易不僅未受影響, 甚至因英國商船被禁止進入廣州, 更多的貿易在澳門進行, 而顯得格外與盛”。

澳門在政經環境惡劣的情勢下成為避難所, 在夾縫中將周邊地區的“危”轉化為自己的“機”的類似例子很多。光緒二十六年(1900), 內地暴發義和團運動, 大批官吏、富紳逃避至澳門; 1941年底日軍攻陷香港, 葡萄牙宣佈中立, 澳門宣佈收容一切難民; 1949年, 大批逃避戰亂的官紳、平民及撤退的國民黨軍政人員來澳, 這些避難潮帶來了資金和人才, 直接促進了當時澳門的繁榮。

澳門將周邊地區的“危”轉化為自己的“機”的關鍵在於澳門社會自身的穩定。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澳門與周邊的其它地區相比, 維持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政局, 沒有出現大的動亂。可以認為, 澳門社會的穩定性, 或者說澳門社會的惰性, 使澳門具有了一種抵御外來危機侵襲的免疫能力, 使它能成為外來危機的避風港。

毋庸諱言, 雖然夾縫尤存, 但澳門轉危為機的能力正在下降。原因在於周邊地區的政局穩定, 治安改善, 而澳門自身治安惡化, 使澳門社會的穩定性相對降低。轉危為機, 擺脫困境可以從兩個方面下手。一是改善治安, 增強澳門社會的穩定性, 提高轉危為機的能力。經濟不景, 港人出外旅遊由長線轉為短線, 但澳門未能轉危為機, 來澳港客不增反減, 博彩業未能受益, 根源在於治安惡化。二是要變被動為主動, 增強適應能力, 採取措施促使“危”轉化為“機”。澳門國際機場發展之機, 是建立在當時香港啟德機場飽和珠海機場不能開通國際航線之“危”之上的, 澳門航空貨運前一段時間也曾因為香港新機場貨運癱瘓而遇到空前的發展機會, 可惜澳門本身的運力不足, 未能擴大危機轉化的力度。

現在談論危機問題, 也許有人會認為不吉利, 是對澳門前途沒有信心。危機管理并不涉及信心問題, 涉及如何未雨綢繆, 避免風險, 降低風險, 減少發展過程中的挫折。

參考資料:

? Simon A. Booth, 1993,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y, Routledge, London

 Pauchant, t., and Mitroff, I., 1998, Crisis Prove Versus Crisis Avoiding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Crisis Quarterly, March 1988

Ž Robert E. Allinson, 1993, GLOBAL DISASTERS, Prentice Hall, Singapore

 費成康, 1988, 《澳門四百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四、將澳門建成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

經濟如何發展, 結構如何調整, 產業如何轉型, 這些問題是回歸前後澳門經濟研究的焦點。最近提出的澳門“立足於發展服務業, 爭取成為亞太地區規模最大、設施最為齊全的博彩娛樂中心, 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和東亞地區的離岸金融中心”的經濟發展目標, 其中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的構想究竟有沒有現實的可行性, 我們圍繞這個問題作一些探討。

澳門產業轉型的一條出路: 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

如何給澳門經濟定位, 是澳門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麥健士公司的研究報告指出, 澳門“隨波逐流”式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要爭取成為地區性戰略樞紐”, 國家科委專家組的報告則認為, “高科技產業將成為未來澳門經濟的支柱產業”。類似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經濟定位理念在最近明確提出之前, 蘇勵智曾提出將澳門建成“中國南部的服務中心”(1995), 龔唯平提出建立“服務主導型經濟新體系”(1996), 廣東港澳經濟研究會和澳門經濟學會的《澳門經濟發展的若干策略》(1997)則認為, 澳門要“成為珠江三角洲西部的區域性綜合商貿服務中心”。

這些研究為探索澳門產業轉型的出路作了有益的貢獻。我們認為, 建設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是澳門產業轉型的出路之一。

在論述這個問題之前, 首先要更正一個概念, 產業轉型不是工業轉型, 工業轉型袛是產業轉型的一個方面。澳門各界關於工業轉型曾展開曠日持久的討論, 澳門的企業家、經濟研究專家對產業轉型的必要性并無異議, 但在澳門工業的出路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 很多人把工業轉型的問題當作了產業轉型問題, 幾年前澳門學者的一本名為《論澳門產業轉型》的論文集探討的基本都是澳門的工業轉型問題。這種概念的混淆使得澳門的產業轉型研究局限工業的領域, 對於工業之外廣泛的產業轉型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

澳門經濟是典型的服務主導型經濟, 澳門的產業轉型問題, 首先就是服務主導型行業的轉型問題, 首先要研究傳統的旅遊博彩業如何轉型, 金融業如何轉型。澳門產業轉型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我們認為, 除了四大支柱產業之間的結構轉換, 及其內部產業結構的調整之外, 發展後勤支援產業是澳門產業轉型的一條現實出路。

從澳門目前的勞動力結構看, 一九九七年末製造業的就業人口佔就業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點一, 建築業佔百分之六點八, 零售、餐廳及酒店業佔百分之二十五點三, 公眾服務、社會服務及私人服務業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九, 可以列入後勤支援產業的運輸、貨倉及通訊業佔百分之六, 銀行及商業服務佔百分之六點八, 兩者合計佔百分之十二點八。作為一個新興的行業來說, 澳門的後勤支援產業已經具備一定的實力。現在的問題是要將後勤支援產業的服務範圍從本地擴展到外地, 吸納其它地區後勤支援產業的轉移。

後勤支援產業所包括的領域相當廣闊, 商業機構的財務會計數據的處理, 電腦資料的處理、電腦程序的設計及編程, 倉儲及運輸, 工業及建築工程的設計, 員工的培訓, 通訊業的傳呼工序等大量除生產和銷售之外的工作, 均可以歸在後勤支援產業的範籌之內。

在比較成本優勢的作用之下, 產業從高成本地區向低成本地區轉移是大勢所趨。最初出現的趨勢是制造業的某些工序或整個工廠從香港遷移到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 也有一些遷移到澳門, 如今, 這種轉移的趨勢已經漫延到歸屬於第三產業的後勤支援產業。八十年代初, 就有香港和其它國家的軟件公司將電腦程序的設計編寫工作移到內地, 原因是內地有這方面的專業人才, 且人工相當低廉。前幾年香港一間大銀行將財務數據電腦處理業務由香港轉移到廣州, 近年, 香港的傳呼業也開始大舉移師澳門, 先有和記電訊, 最近又有佳訊傳呼。據香港傳媒報道, 佳訊傳呼在香港裁員200人, 據稱是因為經營困難, 為降低成本, 要將傳呼工序轉移到澳門。另據香港通訊業人員協會負責人估計, 香港現時業內約有一萬七千人, 估計在半年內會有二千人被迫失業, 為此他促請香港電訊管理局制定法例, 限制傳訊業職位外移。

香港商業機構將後勤支援基地向外遷移的趨勢, 是澳門實現產轉型的良機。從香港傳呼業移師澳門的情況看, 將澳門建成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的構想技術上可行, 經濟上有利可圖, 具有現實的可行性。

萌芽初現, 澳門人還在思考的時候, 香港的商人已經開始行動了。命運之神對澳門總是特別眷顧, 機會在向澳門招手。現在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關鍵的時候, 澳門人要研究制定措施, 採取行動, 主動去適應變化, 迎合轉移的趨勢, 將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構想從藍圖變為現實。

澳門成為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的條件

雖然, 近兩三年澳門經濟由低增長進入負增長, 1996年澳門經濟出現百分之零點三的負增長, 1997年是零增長或負增長, 1998年負增長的局面看來也難以改變,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澳門在這之前的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促成和支撐過往持續高速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大部份依然存在, 其中很多因素可以成為澳門建設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有利條件。

澳門的優勢學者們已經反復論証, 筆者衹是將那些與設立後勤支援中心有關條件作一個簡要的分析。這些條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發達的博彩業給澳門其它行業創造了一個低稅的發展環境。稅制簡單, 而且相當寬松。現時澳門所得稅率比周邊的絕大部分地區低, 不僅低於香港, 而且低於珠江三角洲“三資”企業正常的所得稅率(三至六年稅收減免的優惠除外)。政府的財政收入大部分來自博彩稅收入, 為維持政府開支而提高稅率的壓力不大。

2澳門是自由港, 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 政府對經濟運作的管治甚少, 監管寬松, 有利於商業機構的發展。人員進出方便, 貨物、資金和資訊可以自由流進流出澳門, 完全沒有限制, 也沒有外匯和黃金管制。

3澳門幣與港幣掛鉤, 間接與美元掛鉤, 幣值穩定, 澳門對外貿易結算在換算上具有穩定性。港幣在澳門市面流通, 并且, 在很多時候, 大宗的交易習慣上直接用港元計價。

4有一個信譽良好, 與國際上有廣泛聯繫的穩健的銀行體系, 香港一些重要的銀行在澳門設有分支機構, 可以滿足商界在國際支付、匯兌、融資等方面的需要。

5經營成本相對低廉。到一九九六年底, 澳門空置的位宅樓宇超過五萬個單位, 商業樓宇超過二千五百個單位, 樓價和租金僅相當於香港的八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比深圳和廣州還要便宜, 創業者購買或租賃物業的成本較低, 而且選擇的餘地很大。工資水平低, 人工僅相當於香港的二分一至四分之一。

6輸入外地勞工制度的彈性較大, 雖然時緊時松, 但政府通常都會允許有需要的行業輸入外地勞工, 一方面彌補本地勞工和專業人員的短缺, 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皮費。一九九五年末, 澳門有外地勞工三萬五千餘人, 到一九九七年底, 外地勞工的數量降為兩萬九千七百人, 其中百分之七十七來自中國大陸, 這部分人的工資水平在一般情況下比本地工人低。

7基礎設施健全。機場、碼頭、公路設施齊全, 構成海陸空立體的交通綱絡, 來往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及世界主要城市的交通極為便利。水電供應充足而又穩定。電訊服務與世界先進水平同步, 電話、電報、傳真、Internet四通八達。還設有一個亞洲唯一的, 可提供歐共體訊息的“澳門歐洲資訊中心”。

澳門具有成為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綜合優勢

上述的條件分析的結論是顯而易見的, 澳門完全有條件成為一個後勤支援基地, 但是澳門有沒有成為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的優勢, 則要對澳門、香港, 及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相關條件作一個比較和評估之後, 才能得出結論。

我們用稅率、經濟自由度、幣值穩定和外匯管制、銀行服務、樓價租金、工資水平、人力資源及勞工政策彈性、基礎設施這八個考察因素比較澳門和香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綜合優勢。每個因素按其優越程度打分, 最高10分, 最低1分, 條件越優越, 分數越高。

然後, 按地區計算八種考察因素的加權平均數, 得出加權綜合指數。除樓價租金和工資水平的權數為0.2外, 其它因素的權數均為0.1。其計算公式如下:

加權綜合指數=S fi*wi

後勤支援中心條件綜合評價表
 

序號	考察因素f	澳門	香港	廣東珠江三角洲	權數w
1	稅率	10	7	5	0.1
2	經濟自由度	9	9	4	0.1
3	幣值穩定和外匯管制	9	10	3	0.1
4	銀行服務	8	10	5	0.1
5	樓價租金	8	1	8	0.2
6	工資水平	4	1	10	0.2
7	人力資源及勞工政策彈性	8	5	9	0.1
8	基礎設施	9	10	6	0.1
9	加權綜合指數	7.7	5.5	6.8

計算的結果如上表所示, 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加權綜合指數為6.8, 香港的加權綜合指數為5.5, 澳門的加權綜合指數為7.7。澳門的加權綜合指數最高, 廣東珠江三角洲排第二, 香港排第三。這個評估結果表明, 澳門設立後勤支援中心的相對綜合優勢最大, 最有條件成為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

這個評估結果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香港的後勤支援產業向廣州、澳門轉移的原因在於澳門、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後勤支援產業的優勢比香港強。澳門所擁有的是一種綜合的優勢, 某些條件不如香港, 某些條件不如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 但是綜合起來澳門的優勢最為突出。

必須指出的是, 澳門設立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所擁有的綜合優勢袛是一種潛在的優勢, 要把這種潛在的優勢變成現實的商業優勢, 將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由構想變成現實, 還需要澳門各界付出堅實的努力。

實現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構想的措施

將澳門建成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有利於消化澳門大量的空置樓宇, 有利於增加就業機會, 有利於實現澳門的產業轉型, 有利於澳門經濟的繁榮。雖然澳門具有建設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優勢, 實際上也出現了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產業向澳門轉移的趨勢, 但是, 這個過程不會自然實現。要將這個構想變為現實, 關鍵的問題在於採取措施, 促進後勤支援中心的建設。

建設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與澳門各方面都有關係, 最重要的是要採取下面五方面的措施:

第一, 更新觀念, 大膽開放。發揮澳門的優勢, 將澳門建設成為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 首先要解放思想, 更新觀念, 大膽開放。在設立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問題上, 澳門要抓住目前內地外匯管制, 資訊管制尚未放開的歷史機遇, 充分發揮本澳租金、工資水平低的優勢, 克服困難, 果斷地發展後勤支援產業, 吸納境外產業的轉移, 使澳門的後勤支援產業在三、五年內達到一定的規模件。

第二, 搞好社會治安。良好的社會治安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和前提條件。不從根本上改善澳門的社會治安, 就難以改變澳門經濟目前的頹勢, 就難以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治安不改善, 為澳門經濟所作的所有努力都將白費。

第三, 提高政府的效率。行政效率的提高是優化和強化澳門現有優勢的摧化劑。提高行政效率加快後勤支援產業中心建設的先決條件, 沒有行政效率的提高, 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加快澳門經濟的效率。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措施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要建立一支盡忠職守、廉潔奉公、高效進取的專業化公務員隊伍。另一方面是要確立中文的官方地位, 加快公務員本地化的進程, 減少政府內部溝通上的失誤, 提高運作的效率。這不僅關係到能否為周邊地區的後勤支援中心建設提供一個良好的軟環境, 也關係澳門的平穩過渡和政權的順利交接, 關係到未來的特區政府能否為公眾提供良好的服務。短期而言, 可考慮成立政府跨部門的協調機構, 或由貿易促進局牽頭, 加快有關的審批程序, 為來澳設立後勤支援基地的商業機構大開綠燈, 鼓勵更多的境外機構遷移來澳。另外要多方協助, 給來澳的商人提供入出境的快速通道和往返船票的優惠, 等等。

第四, 加強人力資源開發。

人力資源是經濟建設的主體, 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建設後勤支援中心的前提條件是要有一支適應發展需要的勞動力隊伍, 加強人力資源開發既是當務之急, 又是長久之計。開發澳門的人力資源, 一定要四管齊下。一是加強正規教育, 根據實際的可能逐步延長義務教育的期限, 為提高澳門人的科學文化水平和技能打好基礎。二是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 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三是繼續堅持有彈性的輸入外勞政策, 以補澳門勞動力和專業技術人員之缺。四是制定與經濟增長目標相適應的人口政策, 在考慮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的承受能力的基礎上, 適當增長的澳門的人口數量, 鼓勵專業人仕來澳定居, 以提高澳門人口的質素。

第五, 攜手創新, 宣傳推廣澳門優勢。要組織人力、物力、財力, 有針對性地加強對澳門優勢的宣傳, 通過報紙、電視廣告, 召開投資介紹會, 設立諮詢中心, 在internet上設立相關綱頁、組織考察團等方式讓更多的人認識澳門, 吸引更多的境外商業機構來澳門設立後勤支援基地。宣傳的重點對象要根據後勤支援中心的市場定位來確定, 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香港、台灣、中國大陸, 重點是香港和台灣; 第二層次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第三層次是歐共體, 及拉丁語系國家。

上面所論述的衹是澳門設立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一些初步的設想, 還尚欠粗糙, 遠未完善。希望能拋磚引玉, 有更多的人關注這個構想, 修正這個構想, 對這個構想展開討論, 最終使設立周邊地區後勤支援中心的構想成為現實。

五、澳門應爭取成為國際性都市

澳門回歸祖國指日可待, 剩下的日子已不足五十天。回歸之後, 澳門應該向哪個方向發展, 這是長期以來未有定論的問題。關於澳門未來發展模式, 或者說關於澳門經濟定位的討論已持續了近十年, 但是, 這種討論一直局限在民間的和理論的層面, 并未影響澳葡當局經濟政策的制定。澳門特區政府成立以後, 實行 “澳人治澳”, 這種狀況可望得到改變。十餘年來各界賢達各述己見, 意見紛呈, 近年似乎達成了某種形式的共識, 不少人認同區域性商貿中心的定位理念。

很多論者將區堿性的 “區域”, 界定在包括香港和台灣在內的南中國地區。這個區域確實是澳門生存的主要空間, 不過, 這種過於現實的選擇, 可能會影響澳門的形象, 成為制約澳門發展的無形界限。本欄對發展區域性商貿中心的理念并無異議, 但我們認為, 未來特區政府在任何時候都應爭取使澳門成為國際性都市。董建華在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中指出, 香港的長遠目標, 是要建成世界級大都會, 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享有類似美洲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那樣的重要地位, 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中，發揮重要的樞紐功能。

澳門的國際地位雖然遠不如香港, 但在任何時候, 澳門都不應該放棄成為國際性都市的追求。在澳葡管治期間, 澳門通過葡萄牙與歐洲共同市場國家有一定的聯繫, 這使澳門具備了某種國際性城市的特徵。政權交接之後, 如果澳門主動放棄對國際化的追求, 將發展的視野局限在區域性的範圍內, 那么隨著葡萄牙影響力的淡化, 澳門很可能僅僅成為中國的一個特殊的城市。

雖然我們不愿意看到澳門的國際化程度降低, 但可惜的是, 澳門已經呈現出這樣的發展傾向。以來澳旅客的結構來分析, 同十年前相比, 來澳旅客的區域化程度升高, 國際化程度降低, 具體表現在包括香港、中國內地和台灣在內的華藉旅客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都顯著上升, 但國際旅客的相對比例和絕對數量都有所下降。撇開複雜的原因不談, 這一局面的形成, 不僅打擊了澳門的國際形象, 也削弱了經濟體系的國際性。

持續經濟衰退使澳門的經濟結構多元化的努力備受挫折, 旅遊博彩、建築置業、出口加工、金融保險四大經濟支柱, 實際成了博彩旅遊業一業獨大。可以預見, 博彩旅遊業依然會成為未來特別行政區的主要經濟支柱, 并且在短期內對該行業的依賴性也會越來越大。

澳門旅遊業的特色建立在與周邊地區亙補的基礎之上, 在利益上和思想意識形態上與周邊地區有衝突, 基礎可謂相當脆弱。如果我們將澳門旅遊博彩業的目標客源地集中在區域的範圍內, 并且越來越倚重中國內地客源, 恐怕很難如愿。 “賭”與 “黃” 與內地的意識形態背道而馳, 內地政府不可能長期容忍澳門以 “賭”、“黃” 為賣點, 吸引內地旅客到澳門旅遊, 對此特區政府應有清醒的認識。

電子時代, 信息時代, 專營的打破, 國界的打破已是大勢所趨。澳門應當把握機遇, 在維持現有區域性生存空間的同時, 盡力開拓更大的國際性發展空間, 為澳門長期穩定的發展打下基礎。

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之後, 實行“一國兩制”, 因為“一國” 已確定無疑, “兩制”就成為衡量澳門回歸成功與否的主要因素。確保 “兩制” 得以徹底落實, 國際化必不可少, 看來, 澳門仍應爭取成為一個國際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