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因素”對深圳改革開放所起的作用，意味著深港澳經濟合作早已開始。如深港在80年代初建立起來的“前店后廠”分工格局，就足以表明深港兩地在產業發展和產業布局方面開始了互補式的合作歷程。隨著深港兩地各項經濟合作的發展，兩地已形成密切的人流、物流關系，并自然地構成連體城市經濟協作系統。這種緊密的聯系，使得深港兩地共同成為中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最重要通道。
適應“九七”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轉折，深港兩地高層巳進一步達致共識：深港經濟迫切需要更加全面、更高層次的合作。1995年10月1日， 深圳市市長李子彬對深圳市政府有關部門發出指示，要求統一組織力量，在短期內完成高質量的深港經濟合作方案。根據這一指示，深圳市委研究室、市政府辦公廳提交了合作的Ａ方案，綜合開發研究院提交了合作的Ｂ方案。Ａ、Ｂ方案集中各方面意見和智慧， 最后合并成一份綜合的深港經濟合作方案， 并提交于1996年6月20日至22日由深圳市政府舉行的深港經濟合作方案論証會論証，得到與會專家和各界代表的高度肯定。從此，深港經濟合作有了明確的指導方向，由自發狀態變為兩地的自覺行為。自深港經濟合作方案出台以來，各部門都根據各自實際制訂相應的實施方案。深圳市貿易發展局根據總體方案的精神，于1996年11月提出了深港商貿旅游產業銜接工作方案。這個方案比總體方案對深港旅游業的合作作了進一步的要求，但所涉獵到的內容比較概括，不夠細化，這在一個包括了大商貿主要環節：商業、外貿業、旅游業、展覽業的合作方案中是可以理解的。在此基礎上，市貿易發展局（旅游管理局）又提出了《關于深港旅游業銜接的若干意見》，此合作方案既提出了近期深港旅游業銜接的計划和內容，它包括政策、機構、產業、管理與服務等几個方面，也提出了需報請上級有關部門對合作應給予支持的若干事項。該方案較為具體，可操作性較強，成為指導深港旅游業合作的重要文件。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深港兩地旅游業的發展，此方案也有許多待修訂的地方。
但客觀地講，目前深港澳經濟合作還處在一較低的層面上， 一是香港方面對于這種合作的主動性與參與性不夠，沒有給予切實的回應﹔二是在合作的區域中，忽略了澳門作為一個特別區域的特殊作用。澳門在過去數百年中與歐洲建立的密切的經濟貿易、投資關系，在深圳與歐盟的聯系與合作中承擔的橋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筆者進入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博士后站期間，正值香港回歸之日，澳門也即將回歸祖國。因此，從這一大的歷史背景出發，并結合自己的專業經驗，很自然地選擇了深港澳旅游業合作研究。本課題的研究試圖對有關行政部門提出的旅游業合作方案加以完善，并為合作尋求一些理論依據，為日后更廣泛深入的合作打下較堅實的理論基礎。
欣慰的是，在作者調研過程中，恰逢香港商務印書館推出《香港經濟政策叢書》，其中由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鄺啟新博士著的《旅游業與香港經濟》一書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它一改以往流于點滴介紹、表層分析、視野狹窄、缺乏系統理論基礎的學朮陋習，從宏觀角度研究了香港旅游業與經濟的關系，涉及范圍廣泛，對諸如：香港旅游業的現況如何？與本地經濟關系有何關系？近年來旅客的來源和流量有怎樣的變化？香港的航運設施、酒店旅館及飲食零售等等能否配合？政府是否可以作出某些政策上的改變以進一步促進香港的旅游業？等問題作了回答。該書對關心香港旅游業各個環節或香港整體經濟的人士，都有參考價值，筆者也從中獲益不淺。但澳門旅游業的系統介紹和深入研究仍然處于停滯狀態。研究澳門現代經濟的專著非常稀少，研究旅游業更是滯后于旅游業的發展，這對一個80年代才有出版業的地區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
至于深港澳旅游業合作，從上面的背景分析中可知，目前有關實際工作部門已有一些研究。這些研究為本課題研究開闊了視野，啟迪了思路，使筆者的研究一開始就能建立在較好的基礎上。但由于深港澳旅游業合作畢竟是一個全新的課題，由實際工作部門制訂的方案更多的是考慮它的可操作性，目標也不可能放得太遠，因此對于合作的一些基本問題，如為什么要進行旅游業合作？旅游業從哪些方面展開合作？圍繞合作深港澳三方應采取哪些政策措施？深港澳旅游業合作應達至什么目標等？都還有必要做進一步的研究：或作必要的實証分析，或作一定的理論闡釋。
值得特別介紹的是，根據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划中提出建設“旅游勝地”的總要求，《深圳市旅游發展規划》于1998年末經專家修訂論証出由市政府頒文實施。此規划在充分總結特區旅游業“八五”期間發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對深圳市“九五”和2010年旅游發展進行了超前、科學、合理的設計和布局。由于該規划緊緊圍繞建設“旅游勝地”、增創新優勢這一主題，因此使得規划的目標更加明確﹔改革的措施更加有力度﹔深圳旅游業在全省、全國旅游發展中的優勢更加突出。應該說，本課題研究的一些主要內容正是根據“旅游勝地”和增創新優勢的發展目標和戰略而展開分析的。
由于本課題研究對象的性質與特點，實証分析方法在整個研究中得到了最為廣泛的應用。當然，為了能更准確地描述港澳旅游業的發展過程，把握深港澳旅游業合作的基本內容，預測深港澳旅游業合作的發展趨勢，宏觀、微觀經濟分析，定性、定量分析， 歷史與理論的分析都是必用的方法。
鑒于筆者曾工作在最基層的旅游管理部門，除了在更廣大的范圍內討論深港澳旅游業合作的問題外，也應該對所在區域的旅游業發展有所思考。在借鑒港澳旅游業先進的管理經驗與管理手段的基礎上，筆者也提出了發展所在行政區域旅游業的若干建議。如果說本課題研究的基本格局有什么特色的話，那就是既在一般意義上分析和總結了港澳旅游業的發展，也在較高層次、較寬泛的層面探討了深港澳旅游業的合作內容及目標模式，尤其是提升和初步形成了一個局部地區旅游行政管理近一個時期的工作思路，且把科學性、指導性、可操作性作為今后工作思路的根本要求。
然而，必須聲明的是，本課題研究的謀篇構局雖然力求形成一個較為嚴謹、完整的體系，但由于筆者的學識、見識所限，難免有所疏漏，很多問題的研究也不夠深入，這都有待于在今后的學習和工作中不斷補充與完善，以便為深圳市旅游發展、深港澳旅游業合作進一步出謀獻策。
正如旅行的歷史隨社會變遷而變遷，旅游的定義也是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們從不同的層面不斷地丰富其內涵，對旅游作出各種各樣的解釋。但如果我們只是把旅游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去分析它、衡量它，那么如何定義旅游并不十分緊要。但問題在于，要使旅游統計規范化，特別是在國際旅游活動中，要說服各國放寬邊境檢查和簡化海關手續，見仁見智的旅游定義就會帶來衡量標准和管理手段的五花八門、雜亂無章。
為此，國際官方旅游組織聯盟1975年被稱為“世界旅游組織”的機構采納了“國際聯盟統計專家委員會”的定義：為便于進行國際統計方面的比較起見，旅游者一詞原則上解釋為，一個在其通常居住國以外的國家旅行24小時以上的任何人。該委員會在上述定義中，排除了到他國尋找工作或從事某項職業活動的人、每天越境到鄰國工作的人、過境旅客、以及寄宿和住校的留學生。1963年，聯合國國際旅游與旅行會議對上述定義作了進一步修訂，旅游者是指那些在被參觀國至少逗留24小時以上的游客，其旅行動機分為：□消遣（包括娛樂、度假、療養、考察、宗教和體育等活動）﹔□商務旅行、家庭旅行、出差、開會等參見羅貝爾朗加爾（法）著，《國際旅游》，商務印書館，1995年12月第1版，第13-14頁。這一旅游定義實際上包含三層不可分割的含義：一是離開自己的居住地﹔二是超過24小時﹔三是為著觀光、公務或其他特定的目的。
就本書研究對象來說，香港賦予游客（tourist ）一詞的意義遠超一般用法。香港政府統計的游客包括所有進入香港的旅客，換句話說，是包括所有既非香港居民，亦非以香港為中轉站的旅客。過境旅客（transit passenger）只在香港、機場停留一會，隨即轉機而去，故不在統計范圍之內。因此，到港游客包括：以香港為目的地的一般游客，他們來自日本、中國大陸、台灣、美國等地，來港旨在購物游覽﹔還包括一些留港數天后轉往別處的旅客﹔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商務旅客參見鄺啟新著：《旅游業與香港經濟》，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9月第1版，第4頁。
旅游業是一個經濟性產業。旅游雖然并不以從事經濟活動為目的，但卻以經濟形式表現出來。一方面，旅游者為了達到和實現基本旅游目的，必須在經濟上作必要的花費，以滿足食、住、行、游、購、娛等方面的需要。一般而言，旅游者在上述六環節中的需求是由其本身的經濟條件決定的，而自身的經濟狀況又由宏觀經濟狀況和職業兩方面因素決定。另一方面，社會也必須為旅游者的活動提供必要的條件，進行相應的經濟活動。現代旅游不再是單一的旅游活動，而是包括食、住、行、游、購、娛六大活動在內的綜合性旅游經濟活動，只有在全社會提供綜合性的服務，才能有效地滿足旅游者的需求。因此，作為互為條件、互相影響的旅游活動所構成的旅游業，無疑是一個經濟性產業。
旅游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國民經濟是指一國的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的總和，具體由工業、農業、建筑業、商業和運輸業等物質生產部門，以及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生活旅游和城鄉公用事業等非物質生產部門共同組成。旅游業作為國民經濟有機整體不可分割的部分，地位十分重要。就旅游業性質而言，旅游業是一個以提供服務為主的綜合性服務行業、在食、住、行、游、購、娛等方面，不僅為物質資料生產部門的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提供了實現的途徑和方式，而且作為社會總產品實現的重要環節，促使社會產品和社會勞動進行合理分配，并不斷創造新的需求。從旅游業發展規模看，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經濟收入會不斷增多，用于精神需求、滿足享樂方面的開支相對增加，這樣便進一步促進了以滿足人們精神、享樂需求為主的旅游業的迅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在一些旅游業發達的國家或地區，旅游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如瑞士，旅游業與工業、銀行業并列為該國經濟的三大支柱。香港旅游業在其國民經濟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6年，到港游客1170萬人，成為賺取外匯最多的行業。
旅游業是發展中的朝陽產業。朝陽產業是處于蓬勃發展階段，具有很大增長空間的新興產業。旅游業正循著世界經濟發展的總潮流，不斷成長為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朝陽產業”。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都把旅游業作為經濟發展中的新的增長點，積極扶持和發展。我國旅游業也被列為本世紀末著力發展的重點產業。因此可以預見，旅游業作為一個提供食、住、行、游、購、娛多樣性服務的綜合性產業，必將在經濟發展中成為一個高速度、高增值、高就業、高創匯、高效應的新興產業，在世界經濟及各國經濟發展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香港旅游業之所以自70年代以來能持續、快速地發展，從其客觀條件來看，主要是：（1）香港占盡“地利”之便。 它以得天獨厚的區位和條件，逐漸發展成為遠東商貿旅游的港口城市，進而成為具有吸引力的國際新興旅游中心。（2）香港旅游業發展適逢良好的“天時”條件。 國際旅游業自二戰后在世界經濟中一枝獨秀，迅速發展，歷久不衰，這使香港旅游業的發展能夠建立在擁有富足客源的基礎之上。（3）香港擁有許多別具特色的旅游資源：聞名遐邇的“購物天堂”和“美食之都”﹔璀燦迷人的“東方之珠”﹔世界一流的酒店設施及服務。（4）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對于香港近十年來旅游業的發展，更是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地利”和“天時”只是香港旅游業賴以發展的外部條件，香港在發展旅游業上的主觀能動作用更為重要。首先，香港政府歷來把發展旅游業作為產業政策重點。盡管香港政府長期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但在旅游業的發展上還是予以“適度干預”，每年還將5％的酒店租稅撥付半官方管理機構“香港旅游協會”作為經費支助。其次，准確的形象定位與有效的宣傳推廣。為了表明香港是個“四季皆宜的旅游勝地”，香港旅游界成功地推出了“魅力香港、萬象之都”的形象定位設計，并利用各種傳播媒介加以宣傳介紹，以透過嶄新的資訊科技帶出香港變化萬千的旅游特色。再次，建立全球協作網絡，發展商業伙伴關系。為及時掌握國際旅游行情和信息，保持與海外同業的密切聯系，香港旅協還在海外設立18個辦事處，并定期展開業界訪問，邀請外國同業及傳媒伙伴造訪香港。再其次，認真改善服務，努力維護國際旅游都市形象。為了在國際旅游市場的激烈競爭中保持聲譽，香港旅協及其會員十分注意提高服務質量，加強對從業人員的禮貌教育，聲勢浩大的“禮貌運動”已有23年歷史，“待客之道”已深入人心。為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旅游勝地的形象，還選派“學生大使”、“會議大使”、“親善大使”、“體育大使”等擔任旅游使者出訪鄰邦，協力推廣香港。最后，通過盛事活動吸納高質素旅客。自1978 年便開展的“動機調查計划”活動，目的就是重點調查如何吸引高素質游客來港旅游。由于參加大型盛事活動的各類人員消費能力較強，香港旅協大力推動和鼓勵香港各團體、機構的負責人多在香港召集區域性或國際性會議。香港政府擬向香港旅游協會貸款1億港元，成立國際盛事基金， 以便在未來五年與私營機構合作在香港籌辦50項大型國際活動。
當然，香港旅游業的持續高速增長，并不意味著香港旅游業的發展將一路看好。 九七香港旅游業出現了八九年以來的低潮， 全年訪港游客由1996年的1170萬人減少為1040萬人，下降11.1％﹔旅游業總收益由1996年的845億港元減至97年的720億港元，下降14.7％﹔酒店入住率由96年的88％降至76％，下降12％。究其原因，一是香港在回歸后出現多種因素直接影響旅客人數下降，包括大量旅客爭取在回歸前來港旅游，令回歸前旅客人數大增﹔在訪港旅客中，一半以上曾經來港，因而減少了對香港的新鮮感﹔部分海外人士對回歸后的情況不了解，因此抱觀望態度。二是亞洲貨幣貶值和近期的世界金融市場波動給香港旅游業帶來負面影響，一方面，因港元相對升值，影響了東南亞人訪港興趣﹔另一方面，因東南亞各國貨幣貶值，令東南亞各國在吸引歐、美、日旅客時，較香港處于更有利的位置，從而削弱了香港旅游業的競爭力。三是一些不能預計和控制的因素，例如印尼山林大火影響了長途市場旅客來亞洲的行程、香港禽流感也使游客望而生畏，等等。
九七香港旅游業的滑坡也充分暴露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不切實際的宣傳和經營手法﹔高昂的酒店費用、高昂的物價，使購物天堂美名褪色﹔旅游景點的不足和有待開拓﹔少數企業對個別國家（地區）的歧視，這些問題嚴重影響和制約香港旅游業的發展。
為擺脫香港旅游業的發展困境，香港旅游界適時地推出了諸如“冬季優惠”、“超級獻禮”活動，以招徠游客。但這些應急措施解決不了旅游業發展的深層問題。祛除香港旅游業發展隱憂的根本辦法是全面開展與祖國內地特別是深圳旅游業的合作。
澳門旅游業之所以能成為澳門經濟中的第一支柱產業，這首先得益于博彩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旅游業是博彩業的附產品，博彩業以其誘人的魅力帶動了旅游事業的發展。據估計，從香港來澳門的旅客、游客，除了過境者外，約有九成都與博彩有關，而港客在所有游客中又占了八成以上。
澳門政府非常重視旅游業的發展。他們不簡單地依靠博彩旅游資源，而且積極主動地采取一些有力措施來促進旅游業發展。在澳門，游客入境手續最為簡化，3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與澳門簽訂了互免旅游簽証協議。澳門政府還經常舉辦一些盛事活動，來開展宣傳促銷活動，在世界著名大城市所設的旅游服務處也常常散發各種宣傳品，以引起國際旅游界的關注。
以中國內地為目的之過境游客的增多，表明澳門與內地旅游業的關系日益密切。70年代以前，取道澳門回大陸的游客廖廖無几﹔改革開放后，澳門成為進入中國大陸的主要通道，特別是珠江三角洲旅游業的發展，使順道來澳一游的人進入大陸更為頻密。因此，“中國因素”在澳門旅游業的發展中具有和香港同等的意義。
由于“九九”迫近，澳門旅游業其鮮明的博彩特色便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盡管博彩業發展的背后是一連串的人間悲劇，但由于澳門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特殊的社會地理環境，博彩業仍然擁有較大的市場，應充分發揮它對社會重要的經濟功能。正是有鑒于此，《澳門基本法》在堅持現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的前提下，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根據本地整體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娛樂業的政策”，這一規定的核心，就是明確允許博彩業在合法前提下的繼續存在。
問題在于，澳門旅游業太過倚重博彩業的發展，而博彩業的發展又面臨世界博彩市場的進一步瓜分，特別是受到來自亞太地區的強勢競爭壓力。由于澳門賭業在亞太地區一枝獨秀的局面被打破，澳門博彩業的增長勢頭巳明顯放緩，98年更比上年急挫20%。這一危險的訊號表明，澳門必須急謀對策以提高其博彩業的國際競爭力，只有這樣，才可望穩住澳門這個龍頭產業，穩住澳門的整體經濟。
提升澳門博彩業競爭力，重要的辦法在于：（1）完善監管制度以改善治安﹔（2）改善專營模式經營下的博彩設施以加強服務﹔（3）完善博彩業的經營模式以實現博彩業目標市場多元化﹔（4）規划博彩旅游發展專區以更集中發展現代化博彩旅游設施。但旅游業的發展除博彩業以外，還有很多分支，在提高整體旅游業的競爭力過程中，還必須大力發展和開拓會議旅游、商務旅游、文化旅游、休閑旅游等，并用高科技手段促進旅游博彩業的轉型提高，以實現發展大旅游的目標。
澳門發展大旅游必須尋求與祖國內地的合作。但在人們的傳統思維中，“小澳門大香港”的觀念占主導，人們往往輕視澳門，不僅外部周邊地區存在著對澳門經濟作用與潛力的輕視，甚至澳門內部自卑心理也非常嚴重，對在區域合作中被忽略和冷落的擔心，以及無所作為的消極心態均顯而易見。實際上這是一種極端片面的認識和妄自菲薄的心態。澳門旅游業近年的滑坡促使澳門旅游界調整心態，增強合作意識：深港澳三地旅游市場的區域同一性、資源共享性、優勢互補性、文化包容性特征巳愈益明顯，必須攜起手來，共創旅游業輝煌。
深港澳三地旅游業合作的最終目標是構建深港澳國際旅游區。作為世界旅游市場上具有長遠發展前景的新型旅游區，其特點是：(1) 特殊的區域組合。它是一個跨越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和兩種不同經濟、生活方式的綜合性旅游區。(2)獨特的旅游文化色彩。 它既能讓人們看到同根文化的丰采，又能讓人們看到中西文化交匯的種種景象和事物。(3) 無可替代的城市特色。它是地理上几乎完全連體的國際化城市群。(4)廣闊的市場腹地。 它既有中國內地這個強大的經濟后方，又是邁向世界旅游市場的重要橋梁。 (5)強勁的增長勢頭。它是國際旅游業發展的增長極，對其它地區產生吸引和幅射作用。
在構建深港澳國際旅游區的進程中，要把羅湖建設成區內重要的商貿旅游旺區。為此，特提出若干建議：第一，營造商貿旅游發展大環境，把認識真正統一到建設商貿旅游旺區目標上來。第二，加大宣傳羅湖、推廣羅湖的力度，在全社會盡快形成羅湖品牌效應。第三，整合商貿、旅游功能，把國貿“金三角”地帶與老東門商業街建設成區內乃至全市最大的旅游觀光購物區。第四，積極開發新的商貿旅游資源，為商貿旅游旺區的建設與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第五，抓好商業普查，精心編制商貿旅游發展規划，建成几個有特色的商業街區。第六，改造老景點，重組老企業，使老景點與老企業都顯現活力。第七，加強大型活動信息采集，積極舉辦或招攬盛事活動。第八，拓寬招商思路，密切和轄區商家的聯系，努力形成羅湖萬商云集新局面。第九，規范市場行為，打擊非法經營，保証服務質量，營造寬松的轄區消費環境。第十，深入調研轄區商貿旅游業發展問題，學習、掌握國內、國際商貿旅游發展新態勢，確保政府對商貿旅游業發展導向的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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