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與中國近代新聞事業
尹德剛*
鄭觀應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實業家，他對新聞業的貢獻也不能忽視。
一、鄭觀應富有創見的創辦《匯報》的構思
中國是個文明古國，有着悠久的辦報歷史，然而，古代的報紙與我們近現代報紙的差別很大。與中國的現代新聞事業接近的是在19世紀陸續創辦近代報刊。
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馬六甲創刊，這是世界上第一個中文近代刊物。
1833年《東西洋攷每月統記傳》在廣州創刊，這是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個中文近代報刊。
1857年《中外新報》的前身《香港船頭貨價紙》以英文《孖剌報》中文附刊的形式在香港創刊，它後來成為獨立的日報，被視為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份近代報紙。1
而鄭觀應參與創辦的《匯報》(英文名為“News Colector”)則是中國人在上海自主創辦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紙。2(此前上海已經有中文報紙《上海新報》和《申報》，俱為外國人創辦)。
《匯報》創辦於1874年6月16日(清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是由鄭觀應的幾位廣東香山縣同鄉集資合股創辦的。其中包括當時正擔任署理上海知縣的葉廷眷(字顧之)、曾經擔任怡和洋行買辦此時正擔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唐廷樞(字景星)、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閎(字純普甫)等。鄭觀應當時正擔任太古輪船公司總理兼管帳房和棧房，權利相當於總買辦、由鄭觀應執筆起草了《匯報》章程。
《匯報》每日兩大張八版，版式與當時上海的著名報紙《申報》相似。其廣吿和新聞論說各佔四個版。在新聞中，小部分為上海新聞和中外新聞，大部分則是抄錄來自北京的《京報》和《轅門抄》。約兩天左右發一篇論説，鼓吹發展洋務，抨擊外人侵害中國的言行。3
據《申報》1874年11月21日所刊的評論稱:《匯報》的創辦，是由於《申報》報導了演員楊月樓與粤女阿寶結婚一事，得罪了寓居上海的粤紳粤官，“蓋《匯報》之設，實基於以紳控擾一案而已。當時本館指陳刑訊之慘，以故地方官挾怒而另設一報以謀抗我也。”在北京出版的《中西聞見錄》也説:“茲聞有廣東寓居上海者，以從前《申報》持論的有不允處，恐將來有偏袒不公。遂另設一局。”這件事可能是個誘因，若僅以此來説明《匯報》的辦報目的，顯然失之偏頗。
鄭觀應在《創辦上海匯報章程並序》(以下簡稱《章程》)中，對該報的辦報方針和經營策略作了清楚詳細的説明。
鄭觀應在《章程》中説:“蓋聞西洋向有新報館之設，原以勵風俗、宣教化，俾善者勸而惡者懲，兼之采朝野之新聞，窮格致之物理，下及舟楫留行，市廛貨價，燦然備列，流遍寰區，擴充見聞，增長紳智，自非妄談國政、空論是非者比，有益於民生國計、世道人心，豈淺鮮哉!”
“若夫遐邇名流、才智之士，苟有鴻詞偉論，發人深警，自當亟為登錄，庶知我中國人才有高出尋常萬萬者。竊思上海為華洋輻輳之區，事赜人稠，足資觀感。擬欲仿照泰西新報，兼譯洋文，傳述中外風土人情，格致功用，既可稚持風教，又堪裨益民生。夙志未果，心殊措之。茲集同人，共襄美舉，糾集千股，彙成萬金。興創大局，必期先定格式，俾各循矩蹈規，以垂久遠。”4
由此可見鄭觀應的辦報思想是非常明確的，他是要學習西方先進的辦報方法，“傳述中外風土人情，格致功用”，“兼之采朝野之新聞”，以及市場行情、交通資訊，以“有益於民生國計、世道人心”。
顯而易見，《匯報》是作為中國萌芽期的新生資產階級的喉舌而面世的。它的辦報理念既不同於清政府的官報，也不同於洋人創辦並支持的華文報紙。《匯報》曾公開表示:“本局為中華日報，自宜求有益於華之事而言之，故於有俾中國者，無不直陳，而不必為西人諱。”5它在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譴責帝國主義的侵略活動方面是旗幟鮮明、態度明朗的，為此也遭受到當時代表英美帝國主義的輿論機關《字林西報》和《申報》的攻擊和排擠。
鄭觀應不愧是經營好手，他撰寫的《章程》對於報業管理方式和方法格外注重，《章程》條分縷析，共有13條，其中有些內容至今對我們仍然有啟示意義:
第1條規定:“本局設上海:名日‘匯報局’，共舉董事數名協同商辦。一切局務議交鄺君容階一人總理，以專責成；其餘局內司事人等，必須認真選充，查明來歷，出具保結，方可任用。務以各盡各責，不得人浮於事，設有差池，惟原保是問。”
第2條規定:“本局匯合資本一萬兩，分作一千股；每股先付規銀十兩，每兩每年一分官利，閏月不計。”
第3、4、5、6條規定銀錢存息、經費開支、總理權責及局員制度。
第7條寫明辦報宗旨:“本局專以翻刻中外新聞，逐日傳報，以期改良社會之習慣，周悉外人之風尚，考較商業之良窳，增進國民之智慧，尤要協力同心，公正辦理，以圖生意暢旺。”
第8、9、10、11、12條，分別言明每年盈餘、賬目制度、股票收存與出讓、股份更換等規定。特別規定股票“不准讓與洋人”。
第13條規定:“凡有到局請刻新聞，其詞句或譏人私惡，或敗人名節，是非混淆，種種惡習，概勿承刻，免生事端。如事實關要，必期刊刻傳播，使大眾鹹知，務須先覓殷實保人，肩任出具保結，然後方准刊入日報，以昭慎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上海，儘管《匯報》小心謹慎，還是處處受到租界當局刁難以及外報和洋人把持的華文報紙的排擠，不到三個月，由於懼怕文字賈禍，不得不請了一個英國人葛理(Grey)擔任名義上的總主筆(此即所謂“掛洋旗”，這種中新聞界自保的策略，是《匯報》的首創)，並把報名改為《匯報》，再過半年又改名《益報》，到1875年12月就不得不停刊了，前後不過才一年半時間。
除了《匯報》外，鄭觀應還在1898年短期擔任過《自強報》的編輯。
二、鄭觀應是與王韜齊名的中國早期著名報刊政論家
鄭觀應自小在香山和澳門，受到歐風的薰陶，1858年去上海學習英文和經商，隨後又到天津考察，眼界逐漸開闊。1860年英法聯軍侵佔北京，並強迫清政府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隨後俄國也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北京條約》，這對關心時局，愛國憂時不滿現狀的鄭觀應剌激很大，他對國家民族的危機局面深感憂慮，促使他從1862年起開始嘗試寫作一些政論文章，當時他才21歲。這些政論文章有些在上海的《申報》、北京的《中西聞見錄》上發表，並在1873年匯集成《救時揭要》一書。
《救時揭要》中有多篇文章抨擊了澳門的人口販子“拐販華人過洋為奴”、名日招工，實為“賣豬仔”的惡行。在《澳門窩匪論》中更是抨擊葡萄牙殖民者把持澳門“設豬仔館，大開賭場，其招工之館則何止百有餘間也。其番攤之館則已有二百餘號矣。以致盜賊之流風日熾，豬仔之流害彌深”。6
鄭觀應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在經商的同時，不斷撰寫政論。他的政論文章先後發表在上海的《申報》、北京的《中西見聞錄》、香港的《華字日報》、《循環日報》等報刊上。這些文章後來輯成《救世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書，尤以《盛世危言》流行最廣。
鄭觀應的報刊政論，別具一格，開風氣之先，在中國新聞寫作史上有其特殊地位。
過去中國的報刊為險惡的政治環境所逼，是沒有政論的。即使到鄭觀應那個時代，報刊還是脱離時事，脱離現實，不敢議論時政。怕文字肇禍。鄭觀應和王韜等人反其道而行之，成為中國第一批報刊政論家。
鄭觀應的政論直陳時弊，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打破了以往報刊言論“托古證今”，迂迴曲折的表達方式，讀來痛快淋漓，對後來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創立時務文體有很大啟示。
鄭觀應的政論既吸收中國古典文學旁徵博引，滔滔雄辯的傅統，也借鑒西方報刊文章簡潔通俗的長處，擺脱了過去的文人喜歡賣弄古奧生僻的典故、脱離現實、無病呻吟的舊習氣，盡可能令政論言之有物，通俗易懂，簡潔流暢，創立了中國報刊政論的語言特色。他的同時代人王韜評介説“杞憂生盱衡時事，思挽時局”，“凡目有所觸、耳有所聞，默識於心而深思其故，一旦恍然有得，因揭其要，以質於世。其詞暢而不繁，其意顥而不晦，據事臚陳而無隱，同條共貫徹而不浮，其措諸世而有濟，施諸今而可行者歟!其日易言者，謙詞也。”7
鄭觀應的政論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猶如春風撲面，給他們帶來新的知識、新的見解、新的表達方式，他的思想光輝既深深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等偉人，也開創了中國文人論政的傳統，為此後報刊政論大放異彩奠定了基礎。
三、開創的中國電報事業，為中國新聞事業進入“電訊時代”創造了物質條件
電報的發明對新聞界來説是劃時代的大事件。1844年美國科學家莫爾斯發明了電磁電報和莫爾斯電碼，這項新的科技成就很快就促使新聞界進入“電訊時代”。1873年法國駐華人員威基傑S.A.Viguer)參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挑選了常用漢字6，800多個，編成了第一部漢字電碼本，名為《電報新書》。後來由鄭觀應將其改編成為《電報新編》。這是中國最早的漢字電碼本。鄭觀應還組織編譯了《萬國電報通例》和《測量淺説》，並撰寫了《論電報》(載於《易言》)等文章。
鄭觀應積極主張發展電報事業的目的是利用電報加快經濟資訊的傳遞，便利商戰，客觀上則為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在鄭觀應、盛宣懷等人的鼓動下，1880年9月16日，清政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從辦理外交及國防的需要出發，上書清政府，奏請“設立津滬電線”，以溝通南北洋聯繫，兩天後即獲光緒皇帝批准。
由於當時清政府內外交困，財源耗盡，無力籌集資金，李鴻章便動用淮單軍餉墊支，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在鎭江、蘇州、上海等六處設電報分局。上海分局於1881年3月設立，局址在二洋涇北堍(今延安東路四川路口)，報房設在南京路5號，委任鄭觀應為總辦，謝家福為會辦，電報生俞書祥、黃文海負責通報，大北電報公司派洋員協助管理技術工作。
1881年4月，向國外訂購的電訊器材運到，津滬兩端開工(上海端於7月5日開始動工)，同年12月24日全線聯通。電報線全長3，075華里，共豎電杆2，000餘根，掛鐵線兩條，共花去湘平銀178，700餘兩。
1881年12月28日，國內第一條長途公眾電報電路-津滬直達電路和沿途各局同線工作電路正式通報，上海電報分局對外公開營業，收、發公私電報。1882年1月16日上海《申報》首先刊登出該報駐京記者通過天津發來的一條關於清廷查辦一個瀆職官員的電訊，這被視為有中國記者發出的第一條新聞電訊。此次以後，新聞電訊就逐日增加了，資訊傳遞快速多了。鄭觀應作為中國電訊事業的創始人之一，是功不可沒的。
四、鄭觀應的辦報思想是中國近代新聞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
1.鄭觀應認為報紙是民主政治的樞紐，他在《盛世危言》中非常推崇西方的議會政治，然而，要實行議會政治就離不開報紙上下溝通。他説:日報“亦泰西民政之樞紐也”，“日報與議院，公議如秉炬”。8“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9
2.鄭觀應提出辦報應該注重民情，使“民隱悉通，民情悉達”；10他的觀點與此前中國報紙歷來走自上而下路線，多注重朝廷內外的政治新聞的做法有很大區別，代表了近代接觸西方民主理念和西方新聞媒介的知識份子的新視野。
3.他不僅注重工商新聞，也注重國際新聞，説“大報館為國家耳目”，主張“每值他邦有事，與本國有關者，即專聘博雅宏通之士，親往遠方探訪消息。”“凡外國日報所登有關於中國時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須譯錄。”11這樣方能“足不逾戶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無把握。”12
4.為引導社會輿論，他主張由中國人主持中文筆政。針對當時“中國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漢口、香港等處開設報館，主之者皆西人，每遇中外交涉，間有詆毀當軸，蠱惑民心者”的弊端，主張“今宜於沿海各省……，概用華人秉筆，而西人報館止准用西字報章。”13
5.他建議分門別類創辦各種專業報紙，“律家有律報，醫家有醫報，士農工商亦各有報。官紳士庶、軍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編，以廣見聞而資考證。甚至小兒亦有報紙，文義粗淺，取其易知。”14“若夫醫學、化學、天學、電學、藝學、礦學，以及治兵課士、軍裝戰艦，皆必另設一報。”15
6.為了保護新聞業，他還首次提出了報律問題。他説:“中國現無報律，而報館主筆稂莠不一，……故將英國、日本報律譯呈盛杏蓀京卿，奏請選定頒行”。16
7.他注重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作用，主張:“各衙門大小案件，及分駐各國通使、領事，歲報新藝商務情形，凡獻替之謨，興革之事，其君相舉動之是非，議員辯論之高下，內外工商之衰旺，悉聽報館照錄登報。”17“大小官員苟有過失，必直言無諱，不准各官與報館為難。”18“不准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偶摘細故，無端封禁。”19
8.對於新聞工作者，他也主張加強自律，“執筆者尤須毫無私曲，暗托者則婉謝之，納賄者則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塵，惟澄觀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偉論。倘有徇私受賄，顛倒是非，逞堅白異同之辯，亂斯民之視聽者，則援例吿官懲治。如謂當道挾恨審斷不公，准其登報以吿天下，庶公論不稍寬假。”20
9.對於新聞文體，鄭觀應也表達了自己的真知灼見，他説:“蓋新聞者，淺近之文也。增人智慧，益人聰明，明義理以伸公論，俾蒙蔽欺飾之習一洗而空。”“蓋秉筆者有主持清議之權，據事直書，實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見，必無妄言瀾語、子虛烏有之談”，“然後民信不疑。論事者可以為之為準則，辦事者即示之為趨向，使大開日報之風，盡刪浮偽，一秉真純。”21
鄭觀應的這些真知灼見既來源於他對世界各國新聞界的觀察，也來源於他對中國新聞工作的體驗。他不僅參加上海早期近代報刊的創辦和編輯工作，與新聞界的著名記者編輯也有密切的聯繫。他與著名報人《循環日報》主筆王韜、《時務報》經理汪康年等人都是過從甚密的朋友，他的報刊思想反映了那一代社會精英對近代報刊的認識，並且留給後人許多啟迪。
註釋:
*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1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60頁。
2 馬光仁:《上海新聞史》，第74頁。
3 方漢奇、張之華:《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1 1月第二版，第75頁。
4 《鄭觀應集》下冊，第1172頁。
5 《譯辯字林報》，載於《匯報》，1874年8月25日。
6 夏東元編:《鄭觀應文選》，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物關注協會，2002年5月出版，第423頁。
7 王韜:《弢園尺牘續鈔》卷2。
8 鄭觀應:《羅浮待鶴山人詩草》卷1。
9 同註6，第185頁。
10 同上註，第185頁。
11 同上註，第188頁。
12 同上註，第186頁。
13 同上註，第186頁。
14 同上註，第185頁。
15 同上註，第188頁。
16 鄭觀應:《與陳次亮部郎書》，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後編》卷4，第14頁。
17 同註6，第185頁。
18 同註6，第186頁。
19 同註6，第l 88頁。
20 同註6，第l 86頁。
21 同註6，第18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