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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兩地財富分配與經濟關係分析

甘樂年^*

　　澳門與香港一水相隔，兩地的經濟往來緊密，澳門元與港元匯率掛鉤，澳門居民日常生活品的需求和生活習慣，如雜誌和報章的閲讀、收看的電視頻道和電影種類的選擇基本上與香港居民相同，大數量的香港輸入和長時間的潛移默化，使港澳兩地居民對生活消費品的選擇偏向極大程度呈同向的狀態。由於生活文化和消費模式極之相近，有關兩地的生活行為與經濟關係的研究可以同時並軌進行。香港2002年9-11月失業率為7.1%，而同年的5-7月錄得近年失業率的新高7.8%，失業人數達27萬5千人；¹澳門的失業率從1999年2-4月開始突破6%後一直維持6-7%左右，並在2000年4-6月錄得近年的新高7.1%。²港澳兩地並非實行高福利制度的地區，香港生活指數更是名列世界前矛的國際都市，衣食住行價格樣樣高昂，承受如此龐大的失業人口肯定不易。居民生活困苦，支出與收入息息相關，在骨牌效應下，內部消費市場和服務行業必然首當其衝，結業、裁員和減薪必然相伴而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充足的外匯儲備成功抵抗對沖基金對聯系匯率的衝擊。在相對高昂的匯率價格下，港澳兩地的競爭力相對落後於鄰近地區，經濟增長停頓和緩慢，引致通貨收縮、新增職位減少和高失業率的代價。同時，高樓價所做成的泡沫經濟爆破，外圍因素的變化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幅射至各個層面。

一、經濟增長與財富分配

　　以固定價格計算的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從1996年開始計算，只有1998年受金融風暴直接衝擊外，其他年份皆有正增長(參看表1)。而本地總儲蓄與GDP之比例不低於30%，2002年及2003年之估計繼續有所增加，顯示財富累積有增無減。1996年香港經濟環境良好，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增長達10.3%，所有數據均顯示經濟狀況良好，根據香港統計局公佈之在港存款，1996年為2，458億港元。1997年開始，香港的失業人數一直攀升，申請破產的個案有日漸增加的趨勢。但2001年錄得的在港存款為3，357億港元，³增幅高達36.6%，年增長率6.4%。雖然這些存款並非全數來源於區內生產的部分，但GDP的增長説明財富分配偏移，低收入階層分享不到經濟成果。根據2001年人口普查結果公佈，香港住戶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525，⁴高於1996年及1991年的0.518和0.476。80年代代表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分別是1981年的0.454及1986年的0.453，這個趨勢變化説明90年代香港的經濟增長與財富分配有別於80年代，貧富懸殊加劇，收入較大部分歸屬於上層階段，對中下層收入者不利。香港城市大學曾進行“香港貧窮線研究”，計算香港約有45萬戶，超過100萬人處於貧窮線之下，佔全港住戶28%，相對94至95年的同類調查推算12%的住戶生活於貧窮線下比較，⁵情況令人憂慮。與香港的情況相若，澳門居民的儲蓄連年增加，2001年的本地居民存款達897億澳門元，與1997年比較年增長率4%，⁶但內部消費市場與經濟增長並不同步，呈現消費不足和外流的特徵。收入變化同樣有兩極分化的趨勢，依據統計局1998/1999住戶調查資料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43，高於1993/1994的0.41。財富分配集中於高收入群內，表2反映澳門居民的收入增長流向特色，佔澳門1/5的高收入住戶擁有澳門居民總收入的49.1%。
　　表1　香港主要經濟指標


　　┌───────────┬─────┬─────┬─────┬─────┐
　　│　　　　　　　　　　　│　 1999　 │　 2000　 │　 2001　 │　 2002　 │
　　├───────────┼─────┼─────┼─────┼─────┤
　　│GDP增長(％)　　　　　 │　　3.0　 │　 10.5　 │　　0.1　 │　　2.1　 │
　　├───────────┼─────┼─────┼─────┼─────┤
　　│區內總投資/GDP(％)　　│　 25.0　 │　 27.6　 │　 25.8　 │　 28.0　 │
　　├───────────┼─────┼─────┼─────┼─────┤
　　│本地總儲蓄/GDP(%)　　 │　 30.4　 │　 32.3　 │　 31.1　 │　 34.9　 │
　　└───────────┴─────┴─────┴─────┴─────┘

　　資料來源: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02,Hong Kong，China，2002，
　　表2　按每月收入之住戶五等分位統計之住戶收入分配

　　資料來源:澳門統計暨普查局:《住戶預算調查(1998/1999)》。

二、消費行為分析

　　消費是經濟活動的發動機，適量的消費有利整體經濟運作和帶動生氣，輕微的通貨膨脹有利生產投入和消費支出，發揮貨幣的乘數效應，消費規律隨時間和客觀環境變化，且與消費習慣和偏好、收入和社會制度、文化和教育相關，這些因素與財富分配亦有關係，歸納如下四點對現有情況較為配合。
　　(一)收入與消費增長
　　財富分配按原有的模式同步增長，內部消費市場受惠於實質的收入增加和強烈的消費意慾。消費行為中同階層間的互相攀比對刺激消費起重要的作用，正如上述80年代的財富分配模式，港澳兩地內部市場消費興旺，市民的消費層面廣闊，各行各業呈現一片生機。但收入的增加部分若偏向於上層收入，即基尼系數的數值增加，此時下層收入者若保持原有收入，由於整體消費增加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實質消費下降，儲蓄能力減低對往後時間的內部消費市場萎縮留下伏筆。若果收入增加偏向中低收入層，或者説顧及中低收入層，此時內部消費市場呈現整體上升和技術性的升級。技術性的升級含意是銷售場所級數分歧減少，不同階層的市民可享受不同級別的產品和服務，由於需求平均提高，促使城市規劃和外貌邁向國際化。香港70年代開始，隨着消費升級帶動世界級的百貨公司入駐香港，使香港城市演變身為美麗的東方之珠，成為東南亞的購物天堂。這些例子為數不少，如吉隆坡、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
　　(二)前景預測
　　未來收入的估算是影響消費增加或減少的重要元素，典型的例子是提前消費和借貸消費。港澳兩地居民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對經濟前景樂觀，通過借貸購入樓宇，以長時間分期付款的方式每月攤還，居住消費佔支出極大的比例且不可減少。近年的通貨收縮、工資並無增長和失業情況惡化，股市和樓市齊吿下跌，金融資產投資和工作收入增加前景不利等因素累加，無疑對本地消費市場造成需求不足。MasterCard International於2002年6月進行了每半年一次的消費信心調查顯示，香港的消費信心指數為12.5，排位列被訪問的13個亞洲國家和地區榜尾，⁷內部消費市場前景不容樂觀。
　　(三)邊際消費傾向的分析
　　邊際消費傾向是消費行為研究的基礎部分，其含義是消費增加與收入增加之比，即收入增加的數額中(△y)用於消費增加(△c)的部分(MPC=△c/△y)。一般規律和研究表明邊際消費傾向小於1(MPC<1)。低收入階層原有生活質素有所需要改善的方面較多，MPC之值較大；高收入階層由於現有生活質素不俗，新增部分較偏向於儲蓄或金融資產投資，MPC之值最小；中層收入家庭變化屬於兩者之間。MPC之值受消費習慣和前景預測影響較大，正如上述購買樓宇之例子，MPC之值會出現偏高的情況。
　　(四)消費意願偏向
　　消費意願偏向與消費者習慣，文化教育和持續收入是消費偏向的主要影響因素，按消費行為的一般分析，隨收入的增加對非必要性的消費需求同步增加。港澳兩地市場開放，並無外匯管制，香港更為世界級知名城市和購物中心，優質產品和服務應有盡有。高收入階層消費偏好非本地生產產品，而子女教育同樣外求，購買的日用消費品亦偏好於國際品牌，是一個典型的高收入層偏好於貿易產品和非本地服務為主，本地生產產品和服務對象以中低收入層為主。

三、財富分配與匯率變動關係

　　匯率的分析是經濟學一個重要的課題，與生活息息相關，從貿易思維出發的實際匯率計算對中長期匯率變動較具保證。財富分配對匯率的影響引用均衡的匯率模型⁸原有理論下進一步深化解釋。(本文將使用直接的解釋方法説明，數學推導附錄於後，有興趣的讀者可作參考。)
　　表3


　　┌────┬─────┬─────┐
　　│消費方式│ A(10元)　│ B(15元)　│
　　├────┼─────┼─────┤
　　│　 1　　│　　10　　│　　1　　 │
　　├────┼─────┼─────┤
　　│　 2　　│　　8　　 │　　2　　 │
　　├────┼─────┼─────┤
　　│　 3　　│　　5　　 │　　3　　 │
　　├────┼─────┼─────┤
　　│　 4　　│　　3　　 │　　4　　 │
　　└────┴─────┴─────┘

　　均衡的匯率模型引入消費效用函數，消費者選擇即期和將來預期的消費最大效用，或者説是最大的滿足程度。圖1之X軸表示國外產品(包括服務)數量，Y表示本國產品數量，I代表選擇兩者之無差異曲線，即消費效用函數的表示方法。無差異曲線是經濟學的一般基礎理論，假設消費者對A、B兩樣產品的不同組合同時獲得相同的消費效應。舉例如表3，消費者在A、B不同數量的消費方式中有相同的消費滿足，但由於所付的價格以最少者為佳，有Min(10A+15B)=90元/消費方式4。圖1把A、B兩樣產品擴充至兩國產品X、Y。兩國之間的實際匯率為貨物和服務互換的關係(R=Ux/Uy)其中R為實際匯率，Ux為商品X之邊際效用，Uy為商品Y之邊際效用。圖1之A點為最佳的消費效用，在A點時無差異曲線的斜率是兩國間的實際匯率。設定條件為被研究地區的貨品質素和服務水準低於國外同類產品和服務，富有者消費偏好為非本地區產品和服務，而消費偏好和消費數量的改變與收入或價格改變間的彈性較低，即上層收入者的消費模式不易改變。港澳兩地的消費模式剛好滿足上述設定條件，按上述討論財富分配懸殊和收入改變的三種情況:
　　1.總收入減少，以中低層收入者減少幅度為主，此時原來的可支配收入下降，無差異曲線需要重新整合為I₁，由於上層收入不減，對外需求保持，但國內需求從Y_A變為Y_D，此時最優選擇在D點，斜率改變，Uy減少，R=Ux/Uy的值增加，R代表直接兑換率，即實際匯率下降，本國貨幣呈貶值壓力。
　　2.總收入增加，但增加部分歸屬於上層收入，此時出現本國貨品和服務保持原有需求，國外需求則上升至新整合的無差異曲I₂之最佳組合C點，國外需求從X_A變為X_C，C點斜率由於國外產品的邊際需求Ux 增大，R=Ux/Uy增大，匯率下跌，本國呈貶值壓力。
　　3.總收入不變，但貧富收入改變，貧者愈貧，富者愈富。首先討論上層收入者，消費能力隨收入上升而增加，原來基本生活不成問題的基礎下，必然追逐高質素的額外消費，國外產品和服務需求增加引至邊際效用Ux上升，匯率與外幣需求上升掛鉤，帶來貶值的壓力。另一方面，由於貧窮者的收入減少，原有消費能力下降，自然對消費習慣有所改變。當收入下跌初期，因跌幅輕微而未有影響基本生活質素，極有可能首先減少消費於奢侈品和娛樂消閒，這些消費涉及大部分的國外需求，例如出國旅遊和國外高檔產品的購買。上述情況在中低收入階層較為吻合，此時由於國外需求減少而Ux同步下降，沖減了上層收入者Ux上升，舒緩匯率的貶值壓力，同時由於區內產品和服務需求保持，內部經濟變壞未見呈現。隨着財富分配懸殊逐漸加劇，低收入者因收入繼續下降而被迫減低其基本生活消費，國內需求減低引至消費邊際效應Uy的下降，R=Ux/Uy中出現Ux上升而Uy下降，實際匯率下降，貨幣貶值是合理的結果。港澳兩地20世紀90年代初至21 世紀初的貨幣收入和消費模式有上述的影子，其中以香港最為明顯，經濟放緩初期並未傷及本地消費，後期中低收入層居民收入減少引起內部消費市場萎縮，以香港居民消費為主的消費場所收入普遍下降，部分不能維持者始終以結業吿終。香港的本地消費產品以房地產為龍頭，就業人數以服務業為主，21世紀引發的失業率大幅攀升離不開供求關係的改變。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實行固定聯繫匯率制度的國家，如泰國、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同樣有實際收入長期兩極分化的現象，外幣實質需求大於國外對本幣的需求，匯率泡沫始終爆破。匯率的穩定元素是多方面的，上述的因子只是其中之一，以香港現有實力，聯繫匯率制度的穩定不容置疑。以中長期而言，若收入分配懸殊長久揮之不去，對匯率變動的累積壓力不容忽視。

四、結束語

　　港澳兩地就業市場需求不足，容納大量人力資源的出口加工業和建築業在過去多年面臨工序北移及私人樓宇供應與需求失衡的局面，不能提供大量的職業空缺，無疑對參與這些行業以及大部分收入相對較低的就業者宣吿不利的前景。隨着經濟全球化的深化和港澳兩地的產業轉型，現存的高失業率揮之不去，肯定會加劇貧富懸殊。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理應相軌並行，內部市場消費與居民收入息息相關，供給和需求相互依存，居民收入不足對整體經濟運作暢順帶來障礙。20世紀30年代美國經歷經濟大蕭條，當時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為首的美國政府參考了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加入政府需求和赤字預算方案，美國經濟重新納入軌道和恢復增長。1946年更以法律層面對就業作出指引，通過《就業法》承諾經濟決策制定者“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⁹顯示解決就業和購買力對經濟互動的關係非常重要。20世紀90年代電子計算機硬件和軟件發展成熟以及應用層面廣泛，配合信息產業在技術上的突破速使生產力的大幅提升，原有機制下的財富分配模式使低收入階層不能分享這些成果，生活質素甚而有減無加，令人唏噓。
　　港澳兩地應該引入新的思維，減低貧富懸殊，扶助貧窮線以下的收入階層是不能擱置的施政方針。澳門政府於2002年內已增加兩個賭博專營權的牌照，新的持牌公司和原有的持牌者承諾新增適量酒店、賭場和娛樂場所，完善現有設施和美化舊城區。另一方面，澳門政府將有效規劃澳門的城市藍圖，2003年加快推出開展城區整治工程和涉及各個領域的公共工程，介時將創造8千個就業職位，為建築業打下強力補針。此外，隨着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的取消，對澳門的出口加工業起着正面的打擊，為保持原有競爭力，2002年年底與珠海政府初步達成協議，在位於澳門北面靠近珠海的青州區，兩地通過填海和撥出原有土地各自提供10萬平方公尺興建跨境工業區，按一定比例聘請中國內地和澳門居民加入工業的行列，保證該行業工作人員持續就業和擴充職位空缺。為配合經濟轉型和提高人力資源的素質，失業人士再培訓課程在2003年繼續推行，這項計劃涉及的金額達4億澳門元，受惠的居民人數約4千人。最後，2003年的施政方針還包括支持中小型企業發展和促進就業，設不同上限的信用擔保和無息貸款，特區政府鼓勵中小型企業升級、轉型、創新和創業，推動經濟合理運轉和增加就業機會。積極回應社會訴求的施政方針對澳門那些急需增加收入的人群肯定起到正面的作用，改善澳門居民的收入分配模式，有利經濟運作和社會穩定。
　　附:數學推導
　　均衡匯率模型訂定條件為兩個貨幣的地區、兩地的產品、彈性的價格和處於均衡狀態的市場。
　　貨幣部門
　　國內貨幣需求:　M/P=Y^d　　(1)
　　國外貨幣需求:　M^*/P^*=X^d　　(2)
　　商品部門
　　商品Y(國內生產)的生產函數:
　　Y=f(T，K，A)，f₁>0，f₂<0　　(3)
　　商品X(國外生產)的生產函數:
　　X=g(T^*，K^*，A^*)，g1>0，g2<0　　(4)
　　典型私人的效用函數:　U=U(x，y)，U_x，U_y>0，U_xx，U_yy<0　　(5)
　　相對價格:　Ux/Uy=R　　(6)
　　實際匯率:　R=EP^*/P　　(7)
　　其中：M－國內貨幣供給，P－國內價格水平，Y－國內商品Y的數量，X－外國商品X的數量，T－生產技術，K－資本，A－勞動力，R－實際匯率(直接匯率)，Uy－商品Y的邊際效用，y－人均Y的數量，x－人均X的數量，E－匯率，Ux－商品X的邊際效用，Ux為U對X的一階偏導數，Uxx為U對X的二階偏導數，f₁、f₂、g₁、g₂分別代表一二階偏導數。
　　不考慮貨幣供給和需求，消費選擇起重要的作用，商品的邊際效用是匯率變動的外生變量。若把貨幣供給和需求同時考慮，本國貨幣供給和國外貨幣需求增加引至本國貨幣貶值，反之則升值，與國外貨物和服務需求增加引發的國外貨幣需求上升產生同步結果，並無矛盾，商品的邊際效用依然是主要的影響因素。
　　註釋：
　　*暨南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生、澳門統計暨普查局高級技術員
　　1　香港政府統計處：《就業調查》。
　　2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就業調查》。
　　3　香港政府統計處：《客戶存款統計》。
　　4　基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使用於説明社會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標，根據洛倫斯曲線(Lorenz Curve)計算出基尼系數之數值，計算方法按某地區的人口累積百分比與收入累積百分比的關係作準則。基尼系數等於零時收入分配絕對平均，等於1時絕對不平均，在實際生活中，基尼系數處於0－1之間。按國際一般標準，基尼系數0.39為一個臨界值，若高於此值，表示該地區的貧富懸殊狀況屬於偏高。近20年，國際上收入不公平的現象有上升的趨勢，與香港合稱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台灣和南韓在1990－2000年的基尼系數分別為0.436－0.481，0.312－0.326，0.295－0.317。(上述的基尼系數來源於“ChapterⅢ，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equality Measures in Singapore", Conference on Chinese Population and Socioeconomic Studies: Utilizing the 2000/2001 Round Census Data,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1 June, 2002. )
　　5　《太陽報》，香港，2002年6月25日。
　　6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貨幣及信貸統計》。
　　7　《東方日報》，香港，2002年8月14日。
　　8　Lucas, R.C.,"Interest Rates and Currency Price in a Two-Country World",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November, 1982, & Stockman, A., "A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8,1980,pp.673-98.1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