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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學校考實

夏泉^*

　　從某種意義上説，早期教會學校即是一個傳教中心。19世紀初葉新教對華的傳教中心先是在南洋、澳門等地，之後漸次推進至香港、廣州及其他沿海城市。如果説因為清廷禁教等原因，1818年英華書院還只能設在中國的週邊——南洋馬六甲，那麼，21年後在澳門開辦的馬禮遜學校則是設在中國境內的第一所較為正規的新教教會學校。學術界對馬禮遜學校曾進行過一些研究，但仍嫌不夠系統與全面。為此，筆者擬對該校的創辦背景、始末及其影響，作些進一步的探討。

一、創辦背景

　　馬禮遜學校的創辦背景有二:一是新教在華的進一步傳佈；二是馬禮遜去世後成立的“馬禮遜教育會”，以成立馬禮遜學校為己任，希望憑藉基督教教育這一途徑，推進新教在華的傳播。
　　1.新教在華的進一步傳佈
　　1807年馬禮遜抵華，揭開了新教近200年來在華佈道的序幕。儘管馬禮遜無法在中國本土開展公開的傳教工作，但他為新教在華的推進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在他之後，一批英美籍新教傳教士次第來華佈道。其中，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於1830年來華後，繼承了馬禮遜的傳教事業，策劃或參與組織成立了4個傳教組織:一是“廣州基督教聯合會”，他與馬禮遜、雅裨理¹聯合發起成立該會，以整合歐美基督教在廣州之力量，設立資料庫與圖書館，出版中文版《聖經》，並籌措編印Chinese Repository (即《中國叢報》)的經費；二是“中國益智會”(又名“在華實用知識傳播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由英商馬地臣任會長，美商奧立芬為司庫，裨治文任秘書，旨在刊行中文書籍，推廣實用知識，啟迪中國人的思維；三是“馬禮遜教育會”:四是“中華醫藥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以施醫贈藥的方式推進傳教事業，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駕醫生。此外，裨治文還於1831-1834 年在廣州開辦了一間教會學校-貝滿學校，招收了四五名學生，包括梁發的兒子梁進德。這批新教傳教士通過各種途徑傳播新教:一是文字佈道，如馬禮遜將《聖經》譯成中文，並在廣州秘密印刷2，000部；二是醫藥佈道:三是個人佈道，即藉傳教士與華人交往之關係、人情之建立，作為宣教的媒介:四是教育佈道，如成立英華書院等教會學校。總之，從19世紀初葉至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新教在積極向前推進過程中，其在華的影響逐漸擴大。這就為馬禮遜學校的創辦提供了社會輿論、師資和生源諸方面的準備。
　　2.“馬禮遜教育會”的成立
　　1834年8月1日晚，馬禮遜在廣州病逝，次日即由其子馬儒翰將其遺體運至澳門安葬。為了紀念馬禮遜在華傳播基督教方面的功績，1835年1月26日，旅居澳門的英美籍新教傳教士和商人共22人，發出通告倡議成立馬禮遜教育會(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很快即募集到4，860元開辦經費。為了進一步推動馬禮遜教育會的早日成立，不久組成了由英國商務監督羅賓臣(Sir George Best Robinson)、英商查頓(William Jardine)、美商奧立芬(David W.C.Olyphant)、英商顛地(Lancelot Dent)、馬儒翰及裨治文等6人為成員，顛地為主席的臨時委員會。1835年2月25日，臨時委員會在廣州就馬禮遜教育會之緣起發出了第二份通告，闡述了設立該會之宗旨:
　　本教育會的宗旨將是在中國開辦和資助學校，在這些學校裏除教授中國少年讀中文外，還要教授他們讀寫英文，並通過這個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種知識送到他們手裏。這些學校要讀《聖經》和有關基督教的書籍。……如果不是我們自己，那末，我們的後世將在不遠的日子裏，看到中國人不但為了商業、知識和政治的目的正在訪問歐洲和美國，而且在抛棄了他們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後，同基督教國家的大眾在一起，承認和崇拜真神上帝。²
　　經過積極籌備，1836年9月28日，由臨時委員會主席顛地主持召開了馬禮遜教育會的成立大會，通報籌備情況，討論通過了由裨治文草擬的馬禮遜教育會章程，選舉產生了董事會。同年10月26日、11月9日又連續召開兩次會議，推選顛地為馬禮遜教育會主席、福克斯為副主席、查頓為司庫、裨治文為秘書、馬儒翰為文書，並由上述5人組成教育會董事會。馬禮遜教育會章程共有正式條款7條，對該會成立之目的、組織名稱、會員資格、經費籌措、董事會職責及資助中國學生等方面，進行了詳細規定:
　　第一條　本組織定名為馬禮遜教育會。
　　第二條　本會是以學校或其他方法促進或改善在中國之教育為目的。
　　第三條　凡一次捐贈不少於二十五鎊或每年認捐不少於十鎊者得為會員，在常會有表決權，因事未能出席，須獲會議准許方得委予他人代理表決事宜，如有特別事故，以書面提出者，須隨會議公報一併提出，以便討論。
　　第四條　基金以捐贈、贈予與其他方法籌措，惟須由董事會處理之。
　　第五條　會務由董事會全權處理。五人董事須居中國，董事選舉得在每年九月最後星期三之大會，以無記名投票選出。
　　第六條　董事會議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財務一人，聯絡書記一人，文書一人。
　　第七條　董事會定二、四、六、八月之第三星期三，召開會議，商討會務，惟須三人出席，方得開會。³
　　馬禮遜教育會章程還有“附則三款”，對學校的學生與教師資格及課本進行了具體規定，這些補充條款與馬禮遜學校創辦的關係更為直接，茲錄如下:
　　第一款、學生。1.不分年齡、性別，在中國內地或海外之青年，並獲協會贊助人接受者，得申請入學，惟仍須由董事會核准。2.凡六歲、八歲或十歲之兒童，隨時均表歡迎接受入學。3.凡屬馬六甲海峽、印度、歐洲、美洲為達成學習目的之兒童，如獲協會董事核准，及家長、監護人之保證，乃得申請入學。4.如有需要，學生得從協會獲得膳食、衣服、書籍、學費之供給，但不設賞金及獎金。倘捐款人另有說明或經協會通過者，則屬例外。
　　第二款、教師。1.校長及教師從歐洲、美國徵聘，如屬協會同意，得為長期聘任。2.如有需要及有良好品格之教師，亦得聘任。
　　第三款、課本。1.本校課本旨在教導學生學習閱讀、寫作、數學、地理及其他科學，並以英語及華語教授，以期獲得最佳效果。2.一如基督教國家之優良學校，藉教師之教導及幫助，各學生必須完成《聖經》課程，惟其接受之教義信仰，實非作為學生資格認可之證明。……⁴
　　3.積極籌辦馬禮遜學校
　　馬禮遜教育會既非傳教團體，也不受任何差會指派，而以在華建立、資助學校為目的，其主要工作是開辦與管理馬禮遜學校。為了早日創辦馬禮遜學校，教育會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籌備工作:
　　其一，籌建馬禮遜教育會圖書館，為創辦學校準備圖書資料。《馬禮遜教育會章程》“附則”第三款明確指出:“3.凡屬教育協會之書籍，乃為建立一公共圖書館，其名稱為‘馬禮遜教育協會’圖書館。4.該圖書館由董事會直接管理，對於外籍居民及來賓，於使用尤有限制，為使圖書獲得良好保管。故圖書館實非絕對公開。在使用圖書館之外籍居民，亦應承擔部份經費。5.圖書館之管理規則，乃由董事會制度，其後出版圖書目錄，凡准予使用協會圖書館者，即獲手抄副本一份。”⁵東印度公司的郭雷樞先生(Thomas R.Colledge)對此尤為熱心。到1836年9月，教育會共收到捐贈圖書1，500冊，成為馬禮遜教育會圖書館的第一批藏書。次年藏書增加到2，310期。到1845年，藏書達4，140冊。書目主要涉及以下內容:各國語言文學類、《聖經》及有關研究著作、政治與經濟類、自然史與地理學類、歷史傳記類以及早期傳教士漢學家的著述等。後來，布朗主持編印了一個書目，便於讀者查閲。圖書館附屬於馬禮遜學校，先設於澳門聖保祿教堂附近的教育會會舍內，後隨校遷至香港。
　　其二，調查、瞭解中國當時的初等教育狀況，為舉辦教育活動提供借鑒。馬禮遜教育會成立後，為了獲取中國初等教育的大量原始資料，即由裨治文主持着手對廣州附近的初等教育狀況進行調研。調研的範圍大致涵蓋以下18方面的內容:人口、社會階層、男女比例、學校種類、男性識字率、女性識字率、兒童入學年齡、學習年限、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每日學習時間、學校狀況、學生人數、教師水平、教師待遇、考試、獎賞及懲處等。另外，他們還聘請在南洋等地的一些人士代為調查當地華僑社區的教育狀況，並請他們對改進中國教育制度和教學方法提出意見和建議。⁶
　　其三，聘請校長與教師，為開辦學校準備師資。馬禮遜教育會甫一成立，即致函英美教育界，希望派遣教員來華辦學，並表示所需經費由教育會負擔。畏於路途遙遠和時局險惡，“英國與海外學校協會”(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對此毫無興趣。相反，美國方面則反響積極，在著名的耶魯大學三位熱心教授的力薦下，該校畢業生布朗表示願意來華辦學。1838年10月17日，布朗夫婦乘船駛離紐約，次年2月23日抵達澳門，不久即赴廣州與教育會的各位董事磋商設校辦學事宜。有了師資，辦學遂有了重要依託。
　　其四，馬禮遜教育會資助傳教士辦學，並相繼召開了1837、1838年年度會議，重點研討成立馬禮遜學校事宜。在教育會成立的初期，因條件尚不具備，並未正式成立學校，但教育會對開辦學校仍非常熱心，以下兩份年度報吿表露了其熱衷辦學的心迹。如1837年9月27日在廣州召開的馬禮遜教育會第一次年度會議上，公佈了年度報吿，稱:“首名入學的兒童是一名被其雙親及兄長所遺棄的乞兒，這名窮苦的孩子流落街頭，無衣無食無住處。……為了郭士臘先生在澳門收容的一小群兒童，馬禮遜教育會的基金提供了一些資助，數額將列在司庫的報吿中。”⁷又如1838年10 月教育會的第二次年度報吿，稱該會每年資助郭士臘夫人創辦的學校經費達312元(即每月撥款15元，又從私人處募集12元)，該校有16名男童和5名女童。⁸郭士臘夫人所辦學校與馬禮遜學校有一種傳承關係，曾在兩間學校學習過的容閎，在所著的《西學東漸記》一書中對此記載尤詳:“一八三四年，倫敦婦女會議在遠東提倡女學。英教士古特拉富(指郭士臘——引者)之夫人(Mrs.Gutzlaff)遂於是時蒞澳，初設一塾，傳播女生。未幾複設附塾，兼收男生。……古夫人所設塾，本傳授女生。其附設男塾，不過為瑪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之預備耳。瑪禮孫學校發起於一八三五年，至一八三九年成立。未成立時，以生徒附屬古夫人塾中，酌撥該校經費，以資補助。”⁹從上述三則史料中分析得知，馬禮遜學校早在教育會成立伊始，即開始從事教育活動，一方面委託部份傳教士招收少量學生，另一方面資助郭士臘夫人所辦學校，將所招收之學生附設於該校培養。可以説，這是馬禮遜學校正式辦學之前奏。

二、創辦始末

　　馬禮遜學校在其辦學的10年裏(1839-1849)，校址先後在澳門、香港。布朗校長對該校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下面，擬分別對該校在澳門與香港的辦學情況、布朗其人、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內容、生源、師資與畢業生諸方面情況進行探究。
　　1.馬禮遜學校創校澳門
　　布朗夫婦抵達澳門後，先與衛三畏住在一起，並致力於漢語學習，將其視為教育中國青年的必備條件。1839年11月1日，布朗搬至教育會購置的屋中。同年11月4日，布朗給學生開始上課，標誌着馬禮遜學校在澳門大三巴附近正式成立。¹⁰學校第一批學生只有5名，即黃勝、李剛、周文、唐傑及黃寬。1840年容閎加入。容閎回憶道:“予等六人為開校之創始班，予年最幼。”¹¹學生均是貧苦人家子弟，年齡大者15歲，小者11歲。據布朗校長1840年4月提交的報吿稱:
　　我安排他們半天讀漢語，半天讀英語，早上六點鐘開始，到晚上九點鐘結束，其中讀書八小時，其餘三、四小時在露天場地上運動和娛樂。……孩子們和我家庭混合在一起，我們勉力待他們如親生兒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做他們的最好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參加我們家庭的早晚禮拜。¹²
　　這是馬禮遜學校開辦初期教學情況的真實反映。因為風氣未開，學校生源不足，加之師資缺乏，經費緊張，學校的辦學規模一直較小。
　　2.馬禮遜學校遷校香港
　　鴉片戰爭對基督教在華的傳播乃至教會學校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1842年8月，中英簽署《南京條約》，被迫開放通商口岸，割讓香港島予英國。考慮到香港開埠後逐漸取代澳門成為新的傳教中心與商貿中心，為了拓展生源，並獲得英國對辦學的支援，1842年11月1日，布朗校長將馬禮遜學校遷至香港繼續辦學。
　　港督兼首任駐華公使璞鼎查(Pottinger，Sir Henry，1789-1856，又稱為砵典乍)對學校建校工作十分重視。早在1842年2月21日，顛地即以馬禮遜教育會主席身份致函璞鼎查:“教育會的朋友們認定擴大其活動的機會終於來臨了，香港英國居留地為本會擴大活動的目標提供了特別合適的機會，只有在該地才能為本會順利實現其設想提供保護和餘地。”¹³4月3日，教育會還派出了以裨治文為首的3人代表團赴港與其面談。他決定給予教育會盡可能的幫助，並在經費方面每年予以1，200 元的資助。他下令劃撥港島東區的黃泥湧與快活穀鄰近的一座小山作為校址。由於當時該地沒有名稱，暫命名為“馬禮遜山”(Morrison Hill)。¹⁴容閎對新校址印象深刻，他説:學校“高出海平線幾六百英尺。山在維多利亞殖民地(Victoria Colony)之東端。登山眺望，自東至西，港口全境畢現。瑪禮孫學校既設於山頂，其後此山遂以瑪禮孫等名雲。”¹⁵後來此地據此命名為“摩理臣山道”。新校舍包括有正座和兩翼的平房建築。正座前面長63英尺，深55英尺，分成6間房；兩翼的長度各為63英尺，寬24.5英尺，分別是學生宿舍、貯物室、圖書館和教堂。¹⁶
　　學校遷港時，有5名學生因年幼不願來港學習而退學。遷港後，學校的各方面工作有所發展。1843年4月，學校還開設了英文部。但由於馬禮遜教育會在鴉片戰爭後，未能因應時局，拓展籌資渠道，經濟上每況愈下。五口通商後，英美商人與傳教士也迅速前往各地活動，使教育會失去了另一種支援。1846年底，布朗夫婦返美；同年，教育會的第二任主席裨治文離開廣州後不再負責教育會的會務。加之倫敦會以馬禮遜教育會完全受美國傳教士影響為由，對學校的辦學不再支援。上述因素導致了馬禮遜學校運作的舉步維艱。1849年春，學校宣告停辦。
　　3.布朗與馬禮遜學校
　　布朗(Samuel R.Brown，1810-1880)是第一位以教師身份來華的美國人。他於1832年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又在哥倫比亞神學院和紐約神學院研習神學，獲神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在紐約一家聾啞學校任教師。1839-1846年，布朗任馬禮遜學校校長與兼任教師，1846年底攜容閎等3位學生赴美留學。1859-1879年在日本辦學兼傳教，期間於1877年來華旅遊，在廣州受到黃寬和原馬禮遜學校校友的熱烈歡迎，並資助他到北京、天津等地遊覽。
　　作為一名虔誠的長老會教徒，布朗並非是受差會派遣來華宣教的傳教士，而是應馬禮遜教育會之邀前來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布朗是一位學識淵博，兼具佈道熱情的人士。耶魯大學校長在推薦他到馬禮遜學校任職時，對他予以高度評價:“布朗先生在我們學校完成了四年的正規學習課程，一八三二年獲得文科學士學位。在校期間，他的聰慧敏捷、多方面的才能和文雅的舉止都是出類拔萃的。對學校開設的每一門課程，他都保持優良的水平。他平易近人，令人可愛，那種高尚情操和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堅韌的生活性格為人所尊重。”¹⁷容閎對布朗這位恩師亦讚賞有加:
　　勃先生(指布朗-引者)，一望而知為自立之人，性情態度沈靜自若，遇事調處秩序井然。其為人和藹可親，溫然有禮；且常操樂觀主義，不厭不倦，故與學生之感情其佳。其講授教課，殆別具天才，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瞭解。此雖由於賦性聰敏，要亦閱曆所致。蓋當其未來中國、未入耶路大學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經驗矣。故對於各種學業，無論其為華人、為日人、或為美人，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師莫若弟，以才具論，實為一良好校長。¹⁸
　　布朗是馬禮遜學校的靈魂人物，近代資產階級的教育思想始終如一地體現在他的辦學實踐中。
　　4.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
　　馬禮遜學校旨在“讓當地青少年受到中英兩種語言的教育，以此為手段使他們接觸到西學的各個領域，”¹⁹並“根據中國自身的特點，向中國學生教授英語的閲讀和寫作，使之能以英語為媒介，瞭解西方文化。”²⁰
　　學校的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可從布朗校長的教育思想與辦學實踐中初見端倪(詳見下圖)。
　　馬禮遜學校英文科課程表²¹

　　布朗來華後，經過一段時間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與考察，洞察到了中國傳統教育之弊端:“僅僅是為了替政府培養一批勤勉而又保守成性的僕人。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的個性得到充分和自由的發展，學校的學習內容是一成不變的，自然科學知識被排斥在教學之外，獨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壓抑。”²²基此，他主張在馬禮遜學校裏，一方面要積極用英語講授、傳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要強化漢語教學，同時開設宗教課程，鼓勵學生從事宗教活動。
　　其一是漢語教學。布朗在馬禮遜教育會1840年年度報吿中對漢語的師資與教學情況進行了介紹:“一位受尊敬的年長的中國人受僱當老師，他的習慣和行為舉止與其教師身份相稱，成為學生的榜樣，他的漢語教學的模式非常值得信賴。……學生花費這部份時間來記憶中國典籍。同時，他們理解中國書籍的能力增加了。”²³學生主要是學習《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等典籍。至於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布朗在1842年教育會的報吿中亦透露:“10名孩子已經背完或將近背完《四書》，並複習了它們，而在高一年級的一名學生，則已經學習朱子評《四書》，並努力理解它。他們中的大部份人理解《孟子》，理解孔子著作的人少了一些，而最困難的《詩經》則無人能懂。他們中，有些人能將《孟子》中的段落翻譯成淺顯的英語。他們同樣在我的指導下，將中文版《新約》的段落翻譯成英語。……他們有時亦被要求用漢語寫信等，這在同年級的中國人學校是過早的。”²⁴由上可知，馬禮遜學校的漢語教育與當時的中國私塾教育大致類同，但布朗提倡班級教學，並在授課過程中增加講解經典內容的做法，使學生能取得較好的學習效果，這也是對中國傳統私塾填鴨式的教學方法的一次重大突破。
　　其二是英語及西方科技文化教學，包括英語及用英文講授的天文、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初等機械學、生理學、化學、音樂、作文等課程。這是馬禮遜學校的核心教學內容，在學校所舉辦的教育活動中佔有優先地位。對學生在英文科學習方面的情況，布朗深感滿意:“在英語學習方面，自從3月4日理事們訪問之後，他們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他們中的兩人，在學完一本較小的著作之後，已接近完成一部有274頁的地理著作的學習。其餘4人正在學習上面提出的那本小型著作及學習了伯雷的地理著作的一半。在算術方面，他們先學習心算，然後學習戈登的書，完成筆算的基本內容:約數、複合加法、減法、乘法和除法。每週他們要用上一天中的一些時間來學習寫作。在閲讀方面，包括講英語，在過去5個月獲得了顯著的進步。美魏茶牧師及文惠廉太太在我因訪問新加坡及馬六甲而缺席期間，在他們的訓練中大量地培養了他們的智力與誠實。我感覺到男孩們的品德有了決定性的進展。比起我所見到的他們的以前，他們更誠實，習慣更有紀律，更有良知，對他們所受的恩惠表達更多的謝意。”²⁵他還指出:“馬禮遜教育會採用的教育計劃，彌補了中國教育系統所造成的每一個缺陷。我們為我們的學生打開了一個蘊藏在英語文化中的知識之源。”²⁶在談到學校高年級學生的學習進展情況時，他進而介紹道:“有一名學生到11月在校時間將滿三年。他們一次又一次就各種問題寫下自己的想法。他們通常將此作為晚間作業。他們的作文在次日一整天的課程開始之前被檢查與改正好。……他們的寫作進步的程度在本報吿中收錄的樣文中得到最好的表現。”²⁷另外，包括容閎和黃寬兄弟在內的第1班學生，寫給裨治文的兩份信及他們的6篇作文(均用英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學生熟練運用英文寫作的情況及對西方文化的瞭解程度。兩封信受到裨治文的讚揚，並登在《中國叢報》上。6篇英文作文則是1845 年9月24日，學校舉行的公開考試內容。6篇作文的題目依次是:《人生是一座建築，青年時代是基石》、《中國政府》、《勞動》、《一次幻想之旅》、《聖經》、《中國人關於來世的觀念》。而1842年6月舉行的學校考試，不僅考試課程較多，而且非常嚴格。據史料記載，在這次考試中，年幼的學生要考英語閲讀、朗讀及口語翻譯；年齡較大的學生考英文版《新約》、地理、心算與幾何。上述信函、作文及考試，是對學生英文水平的一次檢閲。事實表明，學校的英語課程不僅僅是純語言性質，而是將近代西方科學知識課程納入教學範圍，“這些西學課程，全部採用英文課本，用英語教學。”²⁸布朗的這一辦學實踐，既幫助了學生較快掌握英語的聽、説、讀、寫等基本技能，又有效擴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其三是宗教教育。在傳教士看來，“主張辦學是想通過學校來爭取眾多的異教徒男女孩童，使他們在基督教真理的影響下能夠皈依上帝，特別是成為福音的佈道者。”²⁹作為一所有着鮮明的宗教背景，並由傳教士執教與管理的學校，馬禮遜學校在章程中明確規定，以是否信奉基督教作為招收學生的條件。學校還向每位學生發放《聖經》，在英語課程學習中以《聖經》作為教材，並在講授其他課程中滲透宗教內容，把基督教精神融入各教學環節。學校要求學生參加祈禱、禮拜儀式，以培養“具有基督教人格的中國學生。”布朗還積極營造一個基督教的氛圍，讓學生住在其家裏，與其一起參加早晚禱告，以“給予一個基督教家庭的教育。”學生儘管大都未正式受洗，但思想上對基督教普遍抱有明顯好感。如一位學生寫道:“如果一個人對聖經一無所知，他就無法找到能引導他獲得拯救的靈光。他就會永遠處於黑暗之中，不知道自己會魂歸何處。……聖經教導我們救贖之路，真正的宗教將支撐我們渡過人生的種種磨難，迎接最後審判的到來。”³⁰容閎後來在美國入教，與他早年在馬禮遜學校所受的宗教熏陶是不無關係的。
　　5.學校的生源與師資
　　馬禮遜學校共設有4個班級。第1班有學生6人。1841年10月29日，有12名新生入學，加上不久後增加的2名，成為第2班。遷港後，1843 年4-9月，學校又先後錄取了14名學生，組成後來的第3班。1844年下半年，有10名學生進入學校，被編為第4班。這4個班級一直維持到學校解散，再也沒有增加新班級。據不完全統計，學校在辦學的10年裏，先後有50餘名學生前來就讀。不過，1844年以後學校未成批招收新生，學生在校人數呈下降趨勢。另外，學校教師人數一直較少，據統計先後有10名左右教師在校任教(詳見下表)。
　　馬禮遜學校在校師生統計表³¹


　　┌────┬────────┬────────┐
　　│　年度　│　在校學生人數　│　在校教師人數　│
　　├────┼────────┼────────┤
　　│　1839　│　　　 5　　　　│　　　 3　　　　│
　　├────┼────────┼────────┤
　　│　1840　│　　　 18　　　 │　　　 3　　　　│
　　├────┼────────┼────────┤
　　│　1841　│　　　 21　　　 │　　　 5　　　　│
　　├────┼────────┼────────┤
　　│　1842　│　　　 16　　　 │　　　 3　　　　│
　　├────┼────────┼────────┤
　　│　1843　│　　　 25　　　 │　　　 3　　　　│
　　├────┼────────┼────────┤
　　│　1844　│　　　 32　　　 │　　　 4　　　　│
　　├────┼────────┼────────┤
　　│　1845　│　　　40餘　　　│　　　 5　　　　│
　　├────┼────────┼────────┤
　　│　1846　│　　　40餘　　　│　　　 6　　　　│
　　├────┼────────┼────────┤
　　│　1847　│　　 不足40　　 │　　　 3　　　　│
　　├────┼────────┼────────┤
　　│　1848　│　　 不足40　　 │　　　 3　　　　│
　　├────┼────────┼────────┤
　　│　1849　│　　 不足40　　 │　　　 3　　　　│
　　└────┴────────┴────────┘

註：1839-1846年，布朗夫婦是學校的教師。1839-1849年每年至少有一名中國教師講授中文，可惜沒有留下有關詳細資料。1841年3-9月，布朗夫婦前往南洋休假時，文惠廉(William Boone)夫人及倫敦會傳教士、半怜之子美魏茶(William C.Milne)一度負責學校的教學與管理工作。1844年11月至1845年3月，美國傳教士哈巴安德(Andrew Happer)，1845年3月-1846年3月，美國傳教士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曾受聘為學校教師。1846年，威廉麥克(William Macy)抵港任學校教師，並在布朗夫婦返美後一直主持學校工作至1849年；1847年，威廉麥克之母亦抵港，協助他負責管理學校第4班的教學與教務工作。
　　馬禮遜學校的學生生源主要來自沿海開放口岸，如其早期學生，大多來自與澳門毗鄰的廣東香山縣。後來又有來自廣州、澳門、香港以及南京、寧波和新加坡等地的學生。學生主要來自沿海口岸城市，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得風氣之先。1840年前後，西方勢力尚只能在沿海部份地區立足。作為中西交往的前沿，沿海口岸城市的一些民眾，最先接觸和接納了歐美文化，意識到送子女入教會學校就讀日後可以謀到一個好職業。誠如容閎父母所希望的：“通商而後，所謂洋務漸趨重要，……冀兒子能出人頭地，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3↑2其二是家貧。當時中國社會“仕進顯達，賴八股為敲門磚。”一般民眾都不大情願將子女送入“西塾”(即教會學校)學習。但教會學校不收學費，而且還免費供應食宿，對有些家庭還發放津貼，這對貧寒家庭的子女還是頗有吸引力的。

三、結語

　　先後在馬禮遜學校就讀的學生儘管只有50餘人，但處於中西文化交彙點的這所教會學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國近代教育史上，仍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其一，馬禮遜學校培養了一批初步瞭解西方世界，具有世界眼光的早期人才。這批畢業生對鴉片戰爭前後西方文化在粤港澳乃至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一些畢業生後來還成為晚清社會改革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知名人物。早在鴉片戰爭期間和19世紀40年代初期，馬禮遜學校的個別畢業生就參與了中西交往的工作。如1839年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就曾聘請該校一學生任翻譯，他“從當時的各種報紙、慕瑞的《地理大全》和其他外文著作摘錄翻譯了許多文章”給林則徐參考。又如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曾僱用兩名該校畢業生任翻譯，因工作出色受到英國領事的肯定。當然，該校最優秀的畢業生還是來自第1班的容閎、唐傑、黃勝和黃寬4人。現將4人的簡歷及成就分述於次。容閎(1828-1912)，1841-1846 年在馬禮遜學校學習，1847年初隨布朗赴美留學。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成為第一位畢業於美國大學並獲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學成歸國後他極力主張派遣幼童赴美留學，並於1872年成行，他也因之被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和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其一生是教會教育對近代中國影響的一個縮影。唐廷樞(1832-1892)，原名唐傑，1839-1848年在馬禮遜學校學習。後在海關及洋行任職，1873年任輪船招商局總辦，是洋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李鴻章辦理洋務的重要助手，在中國商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黃勝(1825-1902)，1840-1846年在馬禮遜學校就讀，1847年初赴美留學，次年因病返香港任職。其一生從事出版、翻譯和教學工作，被譽為“香港華人提倡洋務事業的先驅”、“近代中文報業的先驅”。黃寬(1829-1878)，乃黃勝之弟，1840-1846年在馬禮遜學校學習，1847年赴美留學，1850年轉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1857 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後回廣州行醫，成為中國人在華傳播西醫學的第一人，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佔有獨特地位，被譽為“中國西醫學的奠基人”。
　　其二，馬禮遜引進了西學，對中國舊的教學體系進行了有力衝擊。馬禮遜學校對西學的系統講授為西學東漸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打開了一扇瞭解世界的窗口。而且在教學方法上，布朗也一改傳統私塾偏重背誦、不求甚解的陋習，採取講解、啟發與班級教學方法。無疑，這在客觀上對中國人衝破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縛，對開眼看世界思潮的興起，均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這種成效還直接體現於學生的一些言行上，如1842年一位學生用英文這樣寫道:“此前，我曾在中國學校讀書，白白浪費了4年的光陰和金錢，除了知道幾個人名外，一無所獲。我在英國學校讀書，已有兩年半的時間，我感到此間的收穫，較之漫長的四年，不啻萬倍……英國的學校遠勝於中國學校，這是因為他教人許多有用的知識，諸如天文、幾何、代數、宗教真理……而中國學校從來不教這些。”³³
　　其三，馬禮遜學校間接推動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的開展。一方面，1847年初容閎、黃勝、黃寬三人隨布朗夫婦赴美留學，正式開為了中國近代留學教育之帷幕，三人均在中國近代留學教育史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容閎學成後為實現“教育救國”的理念，立志於使中國日趨文明富強之路，努力促成清政府自1872年起，派遣了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學，並任中國赴美留學生副監督，為晚清乃至民初社會培養了一批傑出人才，容閎被後人譽為“中國留學生之父”。
　　註釋:
　　1　雅裨理(Abeel，David，1804-1846)，美國早期來華傳教士，1830年來華。1842年前往廈門傳教，著有《1830-1833年居留中國和鄰近國家日記》。
　　2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頁。
　　3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頁。
　　4　Chinese Repository，Vol.5，第377頁，譯文轉引自李志剛:《基督教早期在華傳教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17頁。
　　5同註4。
　　6　Chinese Repository，Vol.6，第232-241頁。
　　7　Chinese Repository，Vol.6，第244頁；譯文見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頁。
　　8　Chinese Repository，Vol.6，第306-307頁。
　　9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67-69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0　容閎:《西學東漸記》一書認為學校成立於1839年11月1日，應是回憶有誤。
　　11　容閎:《西學東漸記》一書認為他本人年齡最小，應是記憶有誤。詳見該書第73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2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40-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　Chinese Repository，Vol.11，第541-557頁。
　　14 李志剛:《香港教會掌故》，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6-7頁。
　　15　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頁。
　　16　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88-89頁。
　　17　Chinese Repository，Vol.10，第567-570頁。
　　18　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頁。
　　19　George H.Danton，The Culture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Counmbia University Press，1931，pp.52-53.
　　20 朱有獻、高時良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四輯上冊，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頁。
　　21　馬禮遜教會1839-1846年各年度報吿，見Chinese Pepository，Vol.6-15；圖表主要引自吳義雄:《馬禮遜學校與容閎留美前受的教育》，載於《廣東社會科學》1999-3期。
　　22　Chinese Repository，Vo1.13，第631頁。
　　23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頁。
　　24　同註22，第131-132頁。
　　25　同註22，第112-113頁。
　　26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頁。
　　27　同註22，第132-133頁。
　　28　Chinese Repository，Vol.10，第569頁。
　　29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2頁。
　　30　轉引自史靜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知識份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頁。
　　31　以上統計資料主要依據Chinese Repository，Vo1.6-15，馬禮遜教育會年度報告；容閎：《西學東漸記》等資料整理而成，因資料所限，肯定存在錯漏。
　　32　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7-76頁。
　　33　引自顧衛星:《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載於《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暨南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副研究員、在職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