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與中國人民百年奮鬥
楊允中*
一、成熟的理念來之不易
從1840年鴉片戰爭直到20世紀40年代的100年，是滿清王朝、軍閥、反動政客同國際列強穿連檔褲互相利用、互為寄生條件的100年，也是中國人民覺醒、奮起、抗爭中前仆後繼、逐漸成熟、逐漸壯大並最後走向勝利的100年。在這個漫長過程中對入侵的外強、對當權王朝和政客，鬥爭是堅決的，代價是沉重的，勝利是歷史性的，但對延續2000多年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意識所作的批判過於簡單化、絕對化，以至對傳統中本應堅持發揚的主體否定過多，而對傳統中真正糟粕所在的“人治”、“專斷”等王權意識則未能作出足夠清晰的界定和抵制。
歷史對於後來者是面鏡子，它可以照出國家封閉、社會保守所導致後果的嚴重與慘痛，它同時可以照出前代前輩探索路程的艱辛與複雜，當然，它也可以照出曾創造巨大東方文明的古老民族，其覺醒、其聚合過程中所展示出智慧的力量與精神的可貴。
剛剛過去的20世紀曾發生兩次規模空前的世界大戰，令人談虎色變，其實，由19世紀40年代中英鴉片戰爭計至1900年八國聯軍，這段戰事連綿的歷史，可以看成是名符其實的世界大戰。這是一場持續時間最久，交戰雙方的參與面最寬，性質最殘酷、最野蠻的戰爭，只是由於交戰兩方力量對比過於懸殊，未成均勢，故未被認同成世界大戰，這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之間、西方早走一步的資本主義文明與東方固守老路不變的封建制度文明之間的大較量。這是一場發生在曾長期走在世界文明前列的東方大國疆域內的國際勢力大爭奪，也是中國內部壁壘分明的民權、人權與皇權、族權之爭，開放、改革、變法、維新與保守、封閉、愚昧、落後之爭，是不屈不撓奮起反抗並戰而勝之的理念與忍辱偷生、苟且偷安、屈膝投降、甘作洋人走狗的投降繳械理念之爭。這是國家主權倍受踐踏，資源慘遭掠奪，逐步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過程，同時也是全民族加速覺醒、加速探索、加速內部力量轉化與智慧提升的過程。意味深長的是，表面上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敗了東方古老民族手中的老舊長矛大刀，深層次觀察卻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戰勝活力漸喪的封建制度，當然，某種意義上也是我們這個東方古老民族步入現代化學校前被迫交出了一筆沉重學費。
他們痛定思痛，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在吃虧中增長見識，在不平等交往中激勵鬥志，迅速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覺醒奮進新時代。值得欣慰的是，在殘酷鬥爭中蘊育、鍛鍊、成長了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他們的浴血奮戰、大智大勇值得敬佩，他們在鬥爭中所顯示的民族精神、民族氣質、民族智慧，值得永遠繼承，發揚光大。
19世紀的下半葉，對於古老的中國來説，是一個極為特殊也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以鴉片戰爭為起點，中國近代史畫出了一個巨大的跌谷曲線。在這幅令人目眩神迷的歷史畫卷上，新與舊、正義與邪惡、抗爭與屈辱、悲壯與淒涼、追求與失落，綜錯複雜地糾結在一起，組成一部內容豐富、極具啟迪的歷史教科書。不僅中國人永遠不能忘記，全世界也不應忘記它引發的反思和教益。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李文海教授所指出:“能夠正視歷史的民族，才是有自信、有活力的民族。我們時刻記住:不要拒絕歷史，因為歷史給我們智慧；不要忘記歷史，因為忘記歷史意味着對事業的背叛；不要漠視歷史，否則將受到歷史的懲罰；不要割斷歷史，因為否定昨天也就將失去明天。”1
這場罪惡的鴉片戰爭成了西方列強全面進攻中國、瓜分中國的世紀大賽突破口，繼英國入侵中國以後，包括法國、美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奧地利和俄羅斯等西方大小列強像惡狼野狗一樣蜂湧而至，大開殺戒，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戰爭一場接一場，伴隨中國的失敗一個接一個。從1840-1949年的110年間，英、法、日、美、俄等帝國主義列強先後對中國發動過大小數百次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慘重損失。僅19世紀下半葉9次大規模侵華戰爭“累計便有13年又3個月，中國人民從1840-1905年的65年中，有1/5時間在挨打中渡過的”。2來自異國的侵略軍，其血腥罪行令人髮指、令人觸目驚心。1860年9月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侵略軍獸性大發，燒殺擄掠，焚毀世界上規模最大、藝術最高的皇家園林圓明園，造成世界文明史上無法估量的一大浩劫。1900年八國聯軍燒殺搶劫、姦淫擄掠，將5萬多人的塘沽鎮變成空無一人的廢墟，使擁有100萬人的天津在燒殺之後僅存10萬人。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中，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 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其中，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就殺害了30萬個中國平民。3
從1842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南京條約》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達1，000多個，其中清王朝期間簽訂了500多個，北洋軍閥時期簽訂了300多個，國民黨政府簽訂了200多個。在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中，具有代表性的有200多個。”4“以條約類型劃分，其中涉及割地的條約有9個，賠款的條約有8個，傳教的條約有6個，租地條約數10個，佔比重最大的是通商條約。與英國單獨簽訂的有31個，與法國單獨簽訂的有2個，與美國單獨簽訂的有27個，與日本單獨簽訂的有37個，與俄國單獨簽訂的有20個。其餘是與葡萄牙、西班牙、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瑞典等國簽訂的。”5在一系列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條約中，摘其要者有《中英南京條約》、《中美望廈條約》、《天津條約》、《中英北京條約》、《中俄璦琿條約》、《中俄北京條約》、《中日馬關條約》、《辛丑合約》等等。西方列強在華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主要涉及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議關税、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控制中國海關等10多項內容。這些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國家主權構成嚴重侵犯，其性質具侵略性、掠奪性、野蠻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中國人在這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下“受侵略、欺侮、凌辱、踐踏、宰割、歧視、挨打和蒙受奇恥大辱的歷史。這就是中國衰落時節，列強帶給我們的東西。百年來，以中國之大，歷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竟被擠到世界舞台的邊緣，受盡大小各國的百般欺侮，簡直焦頭爛額、體無完膚。人類古今之恥，實以此為最。”6對於民族獨立，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理解，中國人、中華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最有發言權的一族。對於19世紀中葉開始的大小列強征服中國的這場曠日持久、未被稱為世界大戰的世界大戰，對於英國入侵者的野蠻無道、對於美國入侵者的欺詐狡猾、對於俄國入侵的強橫枉妄、對於日本入侵者的兇殘不義，中國人民都曾用不同形式作出毫不妥協的回應。儘管路途漫長，時有屈折，儘管犧牲巨大，代價沉重，但歷史最終還是證明:中華民族是不可侮辱的、不可欺凌的，也是不可戰勝的。鴉片戰爭同時也成了中國人民開始覺醒的清涼劑，成了中國社會加速解體、加速重組的促進劑，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傳統思維進行轉型的一股積極動因。
“中國本身就是一個宇宙，充滿着變異、對比、尚未解決的問題和過多的人口-他們不管怎麼樣都必然要生存下去!”“一般説來，中國人之所以落後，似乎是由於缺乏動機而非缺乏能力，是由於社會條件而並非由於其天生才智。”“沒有任何外國能夠獨霸中華大國。真正的問題是，什麼樣的外來人能更好地幫助解決中國的問題。”7
只要回憶這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的歷史，我們中國人就不能不辛酸滿腹、義憤填膺。在這場人類文明競賽中，曾經完滿的封建制度輸給近代先進的資本主義，東方輸給西方，中國輸給列強，輸了一兩個世紀，輸得很慘。慶幸的是，幾代中國人百多年來並未放鬆在新形勢下的探索，並未放緩奮進向前的腳步，這些努力、犧牲終於在歲月更替中結出了必然的果實一中國人對前途命運的思索更加成就了，中華智慧空前地提升了，並在半個多世紀前終於最後結束了這段被扭曲的慘痛歷史。
二、討論有助於認識的深化
在過去20多年間，伴隨中國改革開放的步步深入，圍繞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人們的國家主權觀念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87 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簽署之後，關於主權問題的討論一直是學術界高度關注的一大熱點，在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前夕，這場討論更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應該説，對於國家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必要性、重要性，學術界的認識是高度一致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圍繞主權問題討論，似乎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簡單化，説理力度不夠的現象。
一類觀點是主權喪失論。有的學者認為:“葡萄牙派阿瑪勒在澳門推行一系列的殖民政策，進行高壓的殖民統治，至1849年中，基本實現了里斯本殖民政府佔領澳門的意圖。自此，澳門與內地的關係發生了根本變化:自1553年葡人居澳以來，澳葡與內地還算和平的關係已不復存在，中國官民為維護國家主權奮起抗爭；清政府逐步喪失澳門主權，葡萄牙逐步佔領澳門。”8“至此，澳門境地內已完全沒有中國政府的管理機構和官員，縣丞衙署也被葡人拆毀，加上早先海關被釘閉，官員被趕走，停繳地租，中國主權被侵奪殆盡，葡萄牙人渴望已久佔領澳門、奪取中國主權的目標已變成現實，就差條約的承認了。”9“隨着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逐步淪為西方的半殖民地，中國對澳門的主權也受到嚴重損害。”10“現代化進程中，國家的作用首先體現在對於主權的維護，面對世界強權，維護中國的主權的完整，維護國家領土完整所體現出來的主權，表現在國家對其疆界之內或任何它宣稱具有領屬權的地區的全權統治，如果受到侵犯，那麼國家主權就受到了危害。在整個19世紀中，澳門、香港兩地的被割佔，便是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主權的侵犯和中國國家主權的部份喪失，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這段歷史曾深深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情緒，也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精神。”11
另一類頗有代表性觀點是主權與治權不同，中國過去喪失的只是對澳門的治權，而主權則從未喪失。“葡萄牙只是‘永居、管理澳門’，澳門的地位僅僅是一種特殊的租借地，中國在法理上仍享有對澳門的主權”。12“其實，澳門問題與香港問題不盡相同，二者之間不能簡單地畫等號。歷代中國政府從未將澳門割讓給葡萄牙，葡萄牙始終不曾對澳門擁有主權。”13“實事求是地説，只是到了1887年簽訂了《中葡和好通商條約》並於次年換約生效之後，中國政府對澳門行使主權才遭到破壞，由‘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澳屬之地’，但葡萄牙‘管理澳門’並不等於對澳門擁有主權，因為依國際法理而言，管理權不等同於主權，而是低於主權”。14“從這一年(1849)開始，中國在澳門行使的主權(最高權)便吿中斷，而葡國開始行使排他的管理權(最高權)”。15“事實上，即使我們承認葡國在澳門曾長期地、連續地行使主權，這種事實也不可能導引出中國已經‘放棄’澳門主權，或且葡國‘取得’澳門主權。因為，‘行使主權’與‘擁有主權’在法律上並不等同；從‘行使’到‘擁有’，必須輔以其他的原則，而原主權國的‘承認’是其中不容或缺的必要因素。‘時效’(久佔)可以產生若干權益，但此權益卻不一定是主權，(主權)必須要其他原則補充。”16“管理權(Administration)只是一種事實，並非是主權本身，是低於主權的。因此，澳門仍然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在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簽約後的第三天，葡萄牙外交部長就聲稱過:‘我們從未指明，也不擬指明這行動是割讓領土’。既然澳門未割讓給葡萄牙，澳門的‘所有權’(ownership)就在中國手上。而就法理而言，‘所有權’是主權最根本的標誌”。17“就是説，葡萄牙對澳門沒有最終處分權。澳門的最終處分權(主權)仍然保持在中國手上。”18“葡萄牙人雖然也在澳門建立起了殖民統治秩序，但都是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承認中國政府在主權方面對澳門的‘最高和最後的權力’為前提條件的，也就是説，澳門的主權、治權長期處於分離的狀態。”19
第三種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離開治權，主權就無從談起。“從1849年開始，滿清王朝在澳門的主權逐步被損害，1887 年《中葡會談草約》和《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的簽訂，使葡萄牙人獲得了在澳門的永久居住權和行政管理權、駐軍權，澳門從此淪為葡萄牙的殖民地，成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跳板，鴉片走私和‘苦力華工’貿易的基地”。20“中葡條約同樣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條約賦予葡萄牙人‘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使得他們用行賄、蠶食等手段佔領的中國領土處於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下。中國政府實際上喪失了長期以來對澳門的管轄權。中葡條約並未規定葡人管理澳門的年限”。“1887年他們又通過中葡條約取得‘永據管理澳門’的權利。而這‘永據管理’在條約的英文本中就有‘永遠佔據’(perpetual occupation)的含義。按照這個條約的規定，只要中葡條約有關澳門地位的條款不廢除，只要葡人不將澳門轉讓給他國，澳門就會永遠處於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之下。”21由於條約使用中英葡三種文本，但以英文本為准，而英文文本同中文文本差異較大，因而這本身亦構成外交欺詐行為。“現代國際法告訴我們，管轄權是主權的重要標誌。如上所述，中國在澳門設官、駐軍、收租、征税，以及司法審理等諸方面，確實有效地行使了300多年的主權，只到了1849年澳門事件之後，澳葡拒納租税，驅趕中國官員，從此我國對澳門的主權開始遭到破壞。”22“理論上説，主權是國家固有的處理其國內、國際事務而不受他國干預或限制的最高權力。治權，亦稱政府權或行政管理權，是指在國家領土內政府實行管治之權。主權的概念包括治權在內；治權是主權的體現。”23
綜觀三類觀點，顯然第三類分析更具説服力，理據更加充分。“在國際法，法律上的人是擁有主權和獨立的國家，而一個沒有主權的國家就不是國際法上的國家；因此，作為聯邦國家一部份的州、殖民地、保護領地或依賴於其他國家的屬地就不是主權國，同時也不是完全的國家。為了成為國際法上的主權國，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對特定領土之上的居民行使管轄權，並且對領土有法律上獨立的統治權、行政管理權和控制權。”24“國家主權原則意味着國家有權獨立自主地處理自己對內對外事務。在對外關係上，每個國家都是獨立的、平等的；在對內方面，國家享有最高權力，對其領土內的一切人和物享有排他的管轄權。前者稱為獨立權，後者稱為統治權，二者密切聯繫在一起，構成完整的主權概念。”25主權是國家以獨立政治主體的資格行使統治權的表現形式，它具有完整性即不可分割性、絕對性即至高無上性、自主性即不受干預性等特點。正如霍布斯所説:主權萬萬不能分，權分則國分，國分則不國。26因而，對主權國家為確保其領土、主權的完整而作的努力要充分尊重，不得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進行干涉或踐踏；干涉或踐踏別國主權的行為都是侵略行為，都需要及時加以制止。聯合國1965年12月21日通過的關於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的保護宣言指出:“任何國家，不論何種理由，‘均無權直接或間接干涉任何其他國家之內政、外交’。武裝干涉及其他任何方式之干預或對於一國人格或其政治、經濟及文化事宜之威脅企圖，均應受到譴責。”“任何國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勵使用經濟、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脅迫他國，以謀自該國獲得主權行使之屈服，或取得任何利益。”27
世界上的事情是綜錯複雜、千變萬化的，任何一個理論模式均需在現實生活中加以驗證，用以回應並解釋各種複雜社會現象，從而最後指導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並在實踐中完善理論模式本身。在正常情況下，主權應理解為兩個層面概念:一是法理上的主權，二是事實上的主權，兩者互為存在條件:離開前者，後者沒有成立的依據；離開後者，前者欠缺存在的前提。在探討與深化認識過程中，不可以簡單化也不可以複雜化。正確的取向應該是堅持主權與治權統一觀，即堅持法理上的主權與事實上的主權的統一性，也即是説要堅持主權與治權的統一性。把兩者分割開來理解，顯然欠缺邏輯合理性。
三、建立現代國家主權觀
鄧小平在強調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極端重要性時指出:“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正因為如此，1987年4月13日中葡談判達成的《中葡聯合聲明》，同之前中英談判達成的《中英聯合聲明》一樣，由於聯合聲明的簽署標誌着中國對港澳兩地有效行使主權的障礙業已消除，故兩份歷史文件同樣採用“恢復行使主權”的提法。
100多年來，幾代中國人民為了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和民族獨立，解放進行了前仆後繼、不屈不撓的奮鬥，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成立後，國家立即全面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顯示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句口號的沉重內涵。港澳問題所以一再推遲，直至世紀末方最後得以順利解決，並非中國政府不堅決，而是純屬特殊歷史條件所使然，“非不能也，實不為也”。這不僅中國自己清楚，國際上包括英葡兩個當事國恐也無人懷疑，正是中國領導人的高瞻遠矚和卓越外交藝術，方導致後來“一國兩制”原則指導下謀求各有關雙方共贏的局面得以成為現實。
在探討主權國家理論時，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主權觀念由建立到發展同樣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必然隨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體系的發展、完善而發展、完善。應該説，中國對主權國家理論和國家主權觀的理解是源自鴉片戰爭後嚴峻的現實。由於明清兩朝長期的閉關自守，中國從19世紀40年代起在兩種生產形態、兩種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制度的競爭中遠遠地落伍了，而落伍的則必然挨打受欺。在西方第一部憲法制定120年(連葡萄牙也於1820年制定了第一部憲法)後的20世紀初，中國方剛剛開始考慮制憲問題:在西方關於主權、主權國家、民族國家、關於三權分立的主張講了一個多世紀之後，直到1861年(咸豐十年)中國方正式設置自己的早期外交部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直到1901年(光緒二十年)方設置主管對外事務的外務部；當西方在現代契約論基礎上通過約束權利、義務形式的條約、公約來保護自己在境外系列法權時，中國對國際法的認識尚處啟蒙階段。因此，説18、19世紀中國對主權、主權國家理論的認識嚴重滯後是對的，但鴉片戰爭後是列強的侵略暴行令中國人清醒過來，令中國人開始對主權和主權國家理論的重要性逐步加深了認識。經過20世紀的發展，中國的國家主權觀已逐步進入成熟，至少是比較成熟階段。
西方部份媒體宣傳，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似乎“主權弱化”、“主權概念已過時”，對這些只看表像不究本質的論調要做具體分析，而且作出比較客觀的回應是不困難的。其實，西方國家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主權。近年歐洲聯盟在一體化方面的確取得了很大進展，各國讓出了自己的部份主權，同時也相應地享受了別國的部份主權。在這裏共用是讓渡的前提，沒有共用就沒有讓渡。這種表面上的“主權讓渡”，實際上是相互間部份“主權的交換”，本身就是相關國家從民族的利益出發共同行使主權的一種表現，而決不是放棄主權。所以，把上述行使主權的新形式看成是“主權弱化”、“主權過時”，是不符合實際的，更不能引伸出國家主權已不再重要，可有可無。即使從經濟領域觀察，某些發達國家經常在國際事務裏採取雙重標準，言行不一，各取所需，對市場自由化人為地設障設限，意欲以損害、犧牲別人利益來維持自己的某些優勢。對此，善良的人們也不宜頭腦過份簡單。
“一般而言，中國對主權的強烈關切源於其對主權要領與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嚴格界定。這不僅限制了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靈活性，也使中國無法令人信服地回應西方國家對其國內政治改革及人權政策的批評。其結果就是導致中國被視為20世紀末仍恪守着19世紀的主權概念，而這一概念在當前全球化已逐漸淡化。”28進入21世紀，人類文明演進無疑會增加許多新的時代特點，民族之間、宗教之間、國籍之間的差異將有繼續淡化可能，它們之間的趨同性將有強化可能，但國家主權或主權國家觀念，恐怕還不應輕易順應西方流行的思潮而淡化。這不僅決定於不同國家發展階段的巨大差異，而且更決定於不同的文化傳統和不同價值觀。在經濟全球化、文化趨同化帶動下的新的時代、新的形勢，國際事務中以大凌小、以強欺弱的強權政治、集團政治、大國政治行為依然此伏彼起，屢見不鮮。因而，對主權的關注、對民族尊嚴的關注依然不能淡化、不能放鬆，現代化同民族化、國際化同本土化不應成為對立概念，更不應本末倒置，不分青紅皂白，有意無意把屁股坐到暫居優勢的某些霸味十足的西方主張一邊。在我們國家積弱積貧、挨打受氣的年代，我們祖輩展現出大義凜然的民族骨氣，在快步追趕並已初見成效的今天，我們更應展現出我們當代的思維智慧和民族的自尊自信。無論經濟發展與政治改革、文化進步與理論創新，在一體化與多元化、全球化與本土化、世界性與民族性、現代性與傳統性、科技與人文、方法論與價值觀等等相互關係上絕對不能採取“非此即彼”的簡單判斷，而是要始終堅持理性思維，要善於運用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相反相濟、互動互補、共存共榮的共贏辯證法。
近半個多世紀，我們的國家已經自主於世界民族之林，雖然某些時候、某些問題的處理上不見得十全十美，應需總結改進，作為自行主宰民族命運的主權國家，在對外事務上實實在在一再展示出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風采，展示出高度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策略手法，中國的聲音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作為文明古國和東方大國，中國政府和人民繼續關注的不僅僅是自己國家的主權和自己民族的尊嚴，而且也包括在國際事務中反覆重申要建立和完善的能體現當今時代特點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國際主權觀。這些基本原則包括:(1)和平共處五項原則；(2)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3)在處理國與國關係時不使用或不威脅使用武力；(4)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強弱、貧富，在國際事務中一律平等；(5)中國始終站在發展中國家一方，絕不謀求霸權或超級大國的地位。29
既然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藍天下、共同生活在科技日異發展的新時代，共同的命運、共同的利益應導致理念與追求的一致性與共同性或趨同性，所以，繼續推進現代國家主權觀及其所體現的公正合理國際新秩序的建立與完善，儘管路途極為漫長曲折，但總是應該朝這個理性化的終極目標推進，而且要充滿信心，因追求一時的局部利益而放棄基本原則是不可取的，不理性的。
四、百年奮鬥史上的一面大旗
“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候，世界上也總有人洞悉到人類光明前景；即使在正義事業遭受挫折的時候，世界上也總有人奮不顧身地為之進行鬥爭。”“就在中國一次又一次被動挨打，一步又一步走向衰落的時候，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始終在尋找、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和方法。龔自珍、林則徐、魏源、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潭嗣同、孫中山等先行者在理論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實踐上進行了前仆後繼的嘗試，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又一個閃光的亮點。孫中山稱之為“唯一瞭解中國的外國人”羅素，在《東西方文明比較》一書中指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堅忍不撥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撓的堅強毅力以及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虎門銷煙2萬多箱以及1841年4月廣州三元里數萬農民自發圍困英國入侵者，吹響了中國人民百年反抗、百年奮鬥的號角。從19世紀50、60年代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到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從改良性質的康梁戊戌變法到孫中山、黃興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從標誌現代啟蒙的“五四”運動到中共經28年奮鬥建立人民共和國，這是一部沒有間斷的抗爭史，這是一條永遠閃光的奮鬥錄一有曲折和反覆，也有失敗和遺憾，但正是在曲折、反覆中取得最後的成功，正是在失敗、遺憾中步入空前的成熟。
澳門這塊寶地，歷史上一向是個人才薈萃、思想活躍的地方，特殊的地位和較為輕鬆的環境為各類人才湧現成長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空間。以鄭觀應(1842-1922)為例，1886年他生意失敗隱居澳門下環龍頭左巷10號鄭家大屋後，幾年間憑其豐富的閲歷和敏鋭的思維，於1891年完成了奠定其歷史地位的巨著《盛世危言》。這部具啟蒙作用的作品直接影響到康梁戊戌變法主張的形成，而且也為時代巨人孫中山、毛澤東的世界觀產生過積極影響。隨後於1909年發表的《盛世危言續篇》也是鄭觀應在澳門居所完成的，也是一部深具學術價值的巨著。
其傳世名著《盛世危言》在哲學、社會政治觀、對外政策、重商主義、教育人才觀等諸多方面都有獨特建樹。“《盛世危言》刊行後，社會上影響很大，光緒帝閲後加上朱批發到總署，加印後分給各省各司，一時人們論及時事洋務，都涉獵該書。”30鄭觀應一生大部份時間生活在受西方文化強勁輻射的珠江三角洲，以及東部沿海地區，目睹列強的侵略和欺壓，又曾多次到海外考察訪問，視野寬廣、心胸開闊，是嶺南學派近代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
他是一位憂國憂民、主張變法維新的愛國者。鄭觀應認為“世變無常，富強有道。惟准今酌古，勿狃於陳言，因時制宜，勿拘於成例。力行既久，成效自徵。”“物極則變，變久則通。雖以聖繼聖而興，亦有不能不變、不得不變者，實天道、世運、人事有以限之也。”31“制無分今古，法無論中西，敬有益於民，有利於國者，行之可也。”32面對列強貪婪肆虐，民族危亡日深，面對“有形之戰”和“無形之戰”都在威脅中國的現實，他根據“千古無不敝之政，亦無不變之法”的求變觀點，明確指出唯變法改革方有出路。主張通過外交途徑，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關税自主權、治外法權、內河航行權等，維持國體，挽回利權。提出加強邊防、海防，大力扶持民族工商業，以“兵戰”和“商戰”來反抗資本主義列強日益緊迫的武力侵略及經濟掠奪，表達了強烈的愛國責任心。
他是一位堅定明朗的早期開放派代表。鄭觀應指出:“至於今，則歐洲各國兵日強、技日巧，鯨吞蠶食，虎踞狼貪，環地球九萬里之中，無不周遊販運。中國亦應廣開海禁，與之立約通商。”33他強調學習西方，要“深通”有所創造。“今中國既設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各堂，歷有年所，而諸學尚未深通，製造率仗西匠，未聞有別出心裁創一奇器者，技藝未專，而授受之道未得也。”34“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莫不次第舉行，參仿西法。然但學西人之制器，而不學西國之理財。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相需為用乃能相濟有成。”35鄭觀應認為不僅應該大開國門讓外國商人進來做生意、開工廠，而且應該走出國門去賺外國人的錢。他説:“舉凡外洋之貨，我華人自營運之；中土之貨，我華人自經理之。擴其遠圖，擅其利藪，則洋人進口日見其衰，而華人出洋日征其盛，將富國裕民之效，可操勝券而得焉!”36這種開放精神更加徹底，比起他的前輩們又前進了一大步。
他是一位實業救國、重視發展的現實主義者。作為有長期從商經歷的思想家鄭觀應，重商、發展現代資本主義，自然是長期關注的話題。他認為應制訂“體恤商賈”、鼓勵商賈的措施。“中土非無博之士，多因貧乏，無能製作，或有絕技，困於律例，不敢自炫。如朝廷有示體恤商賈，任天下之人自造輪船，尤制一奇巧之物，於國家有益者，則賞其頂戴，限制自造多少年數，然後別人方能造。則人皆樂助，事必易成，而且精於技藝者必多，亦未始非富民之道也。較諸文士筆下千言，胸無一策，或習武藝，聞炮相驚者，雖掇高科，於國有何益哉!”37正所謂“富強由來在商務，商出農工須保護。商律頒行宜認真，精其事者管商部。”他一再強調“富強從此卜，商戰共籌邊。”38認為“致富之道，當與地爭利，勿與民爭利。當栽培工商以敵洋貨而杜漏卮，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39鄭觀應的實業救國理念是建基在積極推進政治改革的前提之下，是一種雙管齊下的救國救民思維。1909年秋，他在澳門鄭家大屋完成16卷巨著《盛世危言續篇》，其序言精闢地指出:“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他是一位主張幹練務實科學精神的實幹家。鄭觀應的務實思想非常鮮明，他主張“實”字當頭，實事實辦。他在對比“西國”與“東邦”時指出:“彼強饒實利，我弱擁虛名。”40他不僅講實惠，而且務實際。他説:“今使天下之大，凡有心口，各竭其知，各騰其説，以待輶軒之採，芻蕘之詢，不必謂方言出於誰謀，而但問合於時宜與否。”41他把是否“合於時宜”作為判斷言論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他曾反覆強調辦事情要審時度勢，因地制宜。他説:“夫前代之法斷可以治今日之河，而此河之功又不可以為彼河之法。要在審時度勢，因地制宜，運以精心，持以毅力。”42他主張處理事情要實事求是:“夫所貴乎通儒，博古通今，審時度勢。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駭他人；不務匿己長，亦不敢回護己短，而後能建非常之業，為非常之人。”43他提倡“崇事實，去浮文，除禮之偽而得禮之真。”
鄭觀應是中華民族可以引以自豪的一面旗，是澳門人永世不應忘懷的一位傑出先驅。
五、思索仍在繼續
剛剛過去的20世紀留給人們思考的課題十分之廣泛、深刻。這是人類文明大幅進步的百年，也是東西方之間、古老傳統農業文明與新興工業科技文明之間、理性思維與強權思維之間一再較量決戰的百年，當然也是當代兩大主要社會制度競賽比拼的百年。在上一世紀前50年爆發了兩次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對世界文明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但，通過利益的爭奪和文明的競賽，也使人們迅速地傾向於理性思維，並逐步認識到理念與實力同樣重要。
可以講，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包括鄭觀應在內的民族精英改寫的不僅僅是中國的當代發展史，而且也改寫了東方以至世界的發展史。在中國大地上湧現的不只是一個林則徐、孫中山，也不只是一個毛澤東、一個鄧小平。作為思想家、事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道家的鄭觀應，首先是一位同時代的愛國者，他把中國人民的思索和判斷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成熟與理性。他是我國人民百年覺醒、百年奮鬥史上的一大亮點，是救國救民、奮起奮進的一面大旗，其思想、其著述、其精神是我國傳統文化遺產的一筆重要財富，更是澳門人值得引以為榮的驕傲。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一個半世紀是實實在在的英雄輩出、共創歷史的時代，這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受到全面檢驗的時代，這是能量和智慧得到充分釋放的時代。這段歷史吿訴世人:困難、阻力、挫折、失敗都不可怕；世人沒有走不通的路，只有不想走的人，人間沒有解不開的謎，只有不想去解謎的人。新的澳門，在新的時代一定能走出一條更堅實的發展軌道，對此，本人堅信不疑。
註釋:
1 李文海:《從鴉片戰爭到八國聯軍》序，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2 邵維正:《近現代中國兩個80年的比較》，載於《偉大的歷程，光輝的業績》，學習出版社，2001年，第86頁。
3 國務院新聞辦:《中國的人權狀況》，1991年，第6頁。《北京百科全書》，2001年修訂版，第52頁。
5 同上註。
6 霍英東:《中國之現代化與香港“九七”》，載於《中外論壇》，1995年第6期。
7 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75、429頁。
8 鄧開頌、陸平陽:《阿瑪勒上台後澳門與內地關係的變化》，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59頁。
9 同上註。
10 章文欽:《澳門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31頁。
11 吳前進:《澳門與香港的經濟聯繫與文化互補—兼議兩地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219頁。
12 劉存寬、鄧永慶:《關於澳門問題的歷史考察》，載於《邁向新世紀—“九九”澳門回歸專家談》，第23頁。
13 同上，第15頁。
14 黃啟臣:《澳門主權問題考釋》，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401402頁。
15 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台灣永業出版社，1994年，第322頁。
16 同上註，第326頁。
17 黃啟臣:《中國歷屆政府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回顧》，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461頁。
18 同上註。
19 齊鵬飛、張曉京:《澳門的失落與回歸》，載於《邁向新世紀》，第3頁。
20 李慎明:《“澳門歷史與發展”學術研討會開幕詞》，1999年11月1日。
21 鄧開頌、劉蜀永:《關於葡萄牙與澳門的幾個問題》，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12頁。
22 黃鴻釗:《鴉片戰爭前中國政府對澳門的管理》，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454頁。
23 施漢榮:《從香港到澳門:“一國兩制”開花結果》，載於《澳門歷史與發展》論文集，第175頁。
24 D.M.澳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第843頁。
25 《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第815頁。
26 孫宏生、穀春清:《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 18頁。
27 《世界法律大事典》，第557頁。
28 吳心伯:《制約中國外交政策行為的四對矛盾》，香港:《中國評論》，2001 年6月號，第28頁。
29 轉引自《中國評論》，2001年6月號，第27頁。
30 《中國儒學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889頁。
31 夏東元:《鄭觀應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66頁。
32 同上註，第66頁。
33 同上註，第66頁。
34 同上註，第246頁。
35 同上註，第191頁。
36 同上註，第74頁。
37 同上註，第53頁。
38 同上註，第1281頁。
39 同上註，第560頁。
40 同上註，第1329頁。
41 同上註，第63頁。
42 同上註，第144頁。
43 同上註，第460頁。
*澳門大學校長高級顧問、協調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