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現狀與前瞻”
演講會簡報
為探討澳門社團在澳門回歸後的重新定位及未來發展路向等問題，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十二日(周日)下午三時假新世界帝濠酒店四樓宴會廳舉辦了主題為“社團現狀與前瞻”演講會。演講會邀請到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秘書長歐陽成潮先生、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郭鍵勳博士專程來澳出席並擔任演講嘉賓，本中心會員、本澳各大社團代表、社會各界人士、傳媒及市民等近二百人出席了演講會，本中心梁維特會長主持了是次演講會。
歐陽成潮先生，首先和與會者分享了他在香港從事社團工作幾十年的心得和經驗，他指出，香港社團有從分散、個體走向聯合的趨勢，並強調了社團秘書、幹事的作用及其培養，使與會者對香港社團的發展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發言內容詳見附件一)。
郭鍵勳博士向與會者介紹了香港及鄰近地區的非政府組織的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加深了與會者對非政府組織的認識(發言內容詳見附件二)。
為探討澳門社團的現狀及在回歸以後的發展情況，本中心就“澳門社團現狀與前瞻”的課題進行了一年多的調查研究，並在深入探討的基礎上，完成了《澳門社團現狀與前瞻》。在演講會上，本中心會董蕭志偉先生向與會者簡單介紹了上述報告的主要觀點和內容，希望藉此推動社會各界對上述課題的探討，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蕭先生簡單介紹了報告中關於社團的現狀、面臨的挑戰、發展趨勢及今後發展路向等幾個方面的內容，報告指出，社團在澳門社會的長期發展過程中，一直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回歸以後，更應進一步發揮其積極的作用。報告中還特別強調，“傳統社團”、“新興社團”本身並不帶有褒貶意義，歷史悠久的社團存在著保守落後的可能性，但並沒有保守落後的必然性；新興社團存在著先進創新的可能性，也絕對沒有先進創新的必然性。社團健康發展的關鍵是，社團本身的宗旨與發展是否能與時俱進，既符合整體社會的利益，亦顧及本身成員的福祉。
在互動答問的環節中，演講嘉賓和與會者就港澳兩地社團發展的比較、香港特區政府對社團的資助政策及其監管，香港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和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進一步加深了與會者對香港社團發展現狀的認識和了解。
社團組織是現代社會的重要組成部份*附件一
一.朋黨結社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朋黨自古有之”本人相信早在堯舜時代“朋黨”已存在，一直至現今，“朋黨結社”仍然存在。例如，在敘述“雍正皇朝”的電影中，有關雍正對“朋黨”的反對態度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朋黨”問題當時已經存在；清朝末期，洪秀全組織天地會；後來孫中山先生創辦興中會，到現代的毛澤東等人組織中國共產黨等，可以看出，“結社”在中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對推進歷史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意義。在不同的時期，隨著歷史變化、社會經濟發展，結社的性質及其作用都會產生新的變化，這又反過來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今天，我們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結社同樣出現新的變化。在現今社會中，工人、工商界、學生、漁民、農民以至各行各業、各同鄉會、宗親會都有各自的組織，這些組織的組成都是為了要維護本身界別、階層或集團的利益的，並以此為結社的目的。
過去，在港英政府統治香港的時候，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港英政府對社團所採取的政策是有傾向性的，一般對社團採取壓制性的政策，而在對維護自己統治有利的時候，則對部份社團採取扶持的政策。當時，香港的愛國社團是在比較困難的環境下發展，以及維護同胞的利益的。香港回歸以後，由於政權的改變，香港特區政府所代表的利益與廣大市民所要求的利益是一致的，而社團組織的奮鬥目標亦有了相應的變化。目前，香港大部份的社團組織都是堅持支持特區政府、維護香港社會的穩定繁榮的態度的。這亦可體現出社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發展方向。
二.正確對待社團中存在的排輩文化、金權文化……
部份香港社團已經有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這些社團已經歷了一段較長的發展歷程，創辦社團的一輩人和新參與的年青一輩之間容易產生兩代不同的思想，這就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和矛盾。在此情況下，兩代人就應該互相體諒和照顧。前一輩社團成員可能比較穩重，但社會脈胳較廣，與各界關係較密切，這對會務的發展很有利；而年輕一輩的成員則較有衝勁、活力，對事情的敏感度較高，這亦有利於社團的發展。因此，團體內的前、後兩輩成員就應互相取長補短、互相支持，這樣，社團才能有更好的發展。
另一方面，一個社團的運作是否良好，與其財政狀況有莫大的關係，因此，一個社團既要有年青成員的創新才能亦要有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士的支持，才能更好地發展，以及爭取社會的重視。例如，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的總監是霍英東、首席榮譽會長是李嘉誠，此外，還有一些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士的參與，同時，它亦有部份較年青的成員負責發展會務，故社團辦得較成功，亦得到社會和有關方面的重視，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亦經常出席其舉辦之活動。
三.社團從分散的、個體的走向聯合的作用
個人認為，社團要有一批社會脈胳廣闊、經濟實力雄厚的人士的支持，才能有良好的運作。社團成立時期的長短、規模的大小、發展的速度等都不相同，以致所得到的效益也不相同。目前，香港的社團正在探索一條聯合發展之路，因為力量分散所發揮的作用有限。在香港回歸前後，部份社團的領袖已體會到這個道理，並逐步走向聯合。例如，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港福建聯會等便是目前較大的聯會。據不完全的統計，在香港的廣東藉社團，包括商會、鄉親會、同鄉會、聯誼會等，大約有250個，其中約180個已聯結了，其餘的亦正在聯繫中。當中，有部份是無法聯繫的，有部份因社會地位較高、財政能力較強，不願意聯合，但我們仍將繼續聯繫，爭取他們的聯合。個人認為，社團聯合將是一個新趨勢，但需經過較艱苦的過程，才能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社會上形成一種聲音，與對立的聲音抗衡或者形成一種合力以維護社會的安寧及有效的管治。目前，香港社團已有走向聯合的瞄頭，估計這個勢頭將會繼續發展，相信經過數年的發展後，這將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四.社團秘書在鞏固、發展會務的作用與培養
社團的運作和發展，與社團的秘書、幹事的努力是分不開的，例如，要舉行一次會議，就需要秘書、職員們反覆地進行跟進聯繫的工作，才能有較高的出席率。在過去，社團的秘書、幹事被認為是一份沒有前途的工作，社會地位較低，而且要面對眾多的“老闆”，壓力相當大。到今天，這問題仍然存在。目前，許多社團，包括我們在內，經常組織秘書和職工的訪問、交流活動，同時，當收到外界送來的禮品、贈物，亦會與他們分享，更撥款支持他們進修，目的是讓他們感到被尊重和重視。因為，在社團發展的過程中，社團的職員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一個組成部份。
若能更好地發揮社團秘書的作用，同時，社團本身能隨著社會環境的轉變而作出應變社團定能有良好、健康的發展。
非政府機構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理論研究和實踐的討論附件二
(12.11 2000)
郭鍵勳
(一)何謂“非政府機構”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
‘非政府機構'是一個十分概括的名詞，事實上它可以包含背景截然不同，目標各異的機構組織。唯一較清楚的定義是它們都是‘非政府'的組織。
國際層面
在國際舞台上，以‘聯合國'為例，‘非政府'的界定是較為清晰。因為‘政府'機構在‘聯合國'的規章下有非常嚴謹的界定，所有‘政府'組織都是以確認的主權國政府為依歸，而它們的下屬各機構也可稱謂‘政府組織。至於非政府組織，‘聯合國也有一個確認的過程，現時‘聯合國'認可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包括‘國際復康總會'、‘國際社會服務聯會'、‘紅十字會'等。這些國際性組織都被‘聯合國'接受為諮詢機構。‘非政府'組織近年來發揮著十分活躍的影響力。一方面，‘聯合國'察覺到政府間的架構，以及‘聯合國'內本身的官僚架構並未能積極推動‘聯合國'的使命和目標。另一方面，‘非政府'機構也越來越積極扮演倡導者的角色。以近十年來‘聯合國'所舉辦的高峰會議為例，每一個高峰會議之前都有一個非政府機構的高峰會議，就每一個高峰議題發表立場書，而這些立場書往往對‘聯合國'的高峰議會作出積極的推動作用。以數年前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婦女高峰會為例，緊接之前的非政府機構的高峰會議至今仍保持著緊密的網絡活動，更進一步推廣至洲際和區際的網絡聯繫，繼續監察‘聯合國'執行峰會的成效。
地區層面
以地區的情況來考慮，‘非政府'機構的界定雖然可沿用‘非政府'這一定義，但在實質的運作上，有很多‘非政府'機構是受到政府所控制和影響的。例如一些法定團體，它們可算是半官半民。這帶出了一個甚有意義的概念，就是‘非政府'機構與民間機構的分別。廣義來説，‘非政府'包含了民間團體。而民間團體應指由人民自發而成立。而法定的‘非政府'組織則是由政府採取主導，透過立法而成立的法團，並賦與這些法團特別的法律地位和職能，很多時人事的委任仍然由政府所控制。因此在地區層面，‘非政府'機構之間的不同實大大超越它們相似之處。最明顯不同的地方包括它們成立的辦法和歷史背景，它們的使命和功能，它們的組織結構和人事委任辦法，它們的財政來源，和它們的具體活動等等。
第三界別
一些非‘政府機構'被認為是扮演著第二政府或第三界別，以別於政府和工商界，因為它們發揮著影響政府的倡導者功能。在台灣，‘消費文教基金會'就是被稱為第二政府的一個典型例子，它自成立以來，推動政府在各個方面，包括立例來保障消費者的利益，也透過社會行動來迫使國際性集團，包括航空公司和藥廠，正視台灣消費者的平等權益。今天，它已成為一個在台灣省內舉足輕重的民間團體，深受市民和政府的器重。
在中國大陸‘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是一個法定團體，由政府主導成立，可算是一個半官半民的組織，因為它包括了現存一些具有頗長歷史的殘疾人組織。今天它的分支遍佈中國大地，它是中國殘疾人的喉舌，是倡導者也是服務者，與各省市地區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它的各個組織的領導人，除了殘疾人代表外，也包括政府領導人，經費除了國家資助，也進行多樣化的民間募捐行動。它的組織架構和人事編制，與政府架構有十分相似的地方。隨著中國政府的編製改革，‘中殘聯'也需要進行深刻的改革工作。總的來説，它要由半官半民，變為少官多民的一個‘非政府機構'。香港的非政府機構，包羅萬有，有由政府主導成立的非政府法定團體，有自發的帶有宗教使命的法定團體，有民間社會領袖成立的福利社團，也有各類的自助組織。不少機構與國際的組織掛鈎，成為會員，部份更是國際NGO的直接分支。它們大多數立足香港，服務香港，但也有為數不少的是放眼世界，服務各地有需要的人民。它們的組織架構，人事委任與經濟來源，都有頗大的差異。它們雖以服務市民為本，但是基本的使命卻有顯著的不同。例如宗教組織，它們推行服務最根本的使命是見證傳道，又如香港‘紅十字會'，其基本使命是由國際總部所訂立。有一些機構是以向受助者充權，自助助人。有一些機構以推行社會的政策基本原則為使命，即如推動平等機會，消除歧視等。就以‘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為例，它是法定機構，不屬政府，但由政府全數資助及特首主導主要人事任命。‘平機會'可根據法例行使權力控告政府部門違反歧視條例。
(二)“非政府機構”與“公民社會”的關連
社會的繁榮穩定，人民生活素質的改善，不但須要運作健全和平衡的政治制度和政黨政治，還有賴於一個生機蓬勃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因為政府和政黨不可能充份代表社會各階層、各行、各業的利益。
公民社會泛指人民的自由結社來積累‘社會資本'。社會資本包括社會領導才能資源，和支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和互相幫助的社會價值觀。公民社會可抵制政府濫用權力，也可與政府結成工作夥伴推動社會大同的理想。
‘非政府機構'是建設公民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其他的支柱可包括家庭，學校，鄰俚等。‘非政府機構應著眼更高更遠大的理想，不應太著眼於眼前的利益，而應為社會的未來培育和儲備人材，建設互信互助互相尊重的公民社會。
以下就香港和中國大陸的非政府機構作為例子提出一些初步的理論和實踐探討。香港特區是“一國兩制”的首個社會實驗。因此，兩地NGO的經驗可深化我們對NGO和公民社會關連的理論研究，從兩地的實踐也可探討出未來應發展的方向。
(三)非政府機構和政府資助社會服務——香港的歷程和挑戰
無論在香港提供社會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它們有多大的不同，其中最共通的地方就是接受政府資助推行政府政策規定的社會服務。也有一些小規模的機構，雖然未有接受服務金錢資助，但或多或少都有接受辦事處的優惠租金資助計劃。因此可以説香港非政府機構是政府資助和委任的認可服務營運者。
福利服務營運者
作為政府福利服務營運者，接受政府資助，免不了要面對規章制度的限制。從政府的角度來考慮，必須令所花的公帑帶來最大的效益，因此追求高效率的優質服務已被定為跨世紀的目的。與此同時，專業服務的自律和配合立法註冊制度也成為政府資助服務的一項同步發展。非政府機構的倡導者，使能者，使充權者，或特定的歷史或宗教使命等角色就會面臨挑戰。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為高效率的優質服務定下明確的指引是符合所有受助人利益的。香港政府為優質服務訂出四項原則和十數項服務標準，一方面提高透明度，訂出政府承諾，另一方面也為服務營運者訂下合作或服務合同的各項條件。四項原則是(一)服務宗旨、目標、運作透明公開，讓受助人和社會大眾知悉；(二)持續有效的資源管理；(三)服務應滿足受助人的特定需要；(四)尊重受助者的權利。每項原則都定下相應的標準，而每個標準都有相應的量度評估準則。現時政府已為整個優質服務計劃寫下精細的方案，作為跨世紀的任務執行。
事實上，追尋優質並不是資助服務的專利或倡導。公營機構和私營機構已施行多年，資助機構必須急起直追，建立相關的優質文化。面臨跨世紀的年代，亞太區經歷非常嚴峻的金融風暴，香港也承受著沉重的負擔。不少私營機構面臨數十年來未遇的艱經營苦歲月，大幅收縮運作和裁員，連中產管理階層也數十年來首次面對大規模的失業。資助機構必須從這些私營機構掙扎求存的經驗中汲取教訓。專業人士的職位再也不是金飯碗。
展望廿一世紀，非政府機構要開拓多元化的服務資源，減少對政府津貼和一些慈善基金的依賴，透過服務收費，與工商業機構的合作，和開辦自負盈虧的服務，爭取最大程度的財政獨立能力。同時在機構管理和人事體制上作相應的改革，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成效，靈活運用資源，向社會提供企業化高質素服務。
與其他社團的競爭
由地區和各種政治勢力組成的公共服務社團，也日益增多，與傳統的福利機構爭奪社會資源和服務對象。由於前者以擴大選民基礎、發展地區力量、增強政治影響力為主要目標，會透過地區辦事處了解居民需要，設法對地區人士的要求作出積極回應，又會經常舉辦大型的文康活動，而且往往以免費或低廉收費作招徠，增加知名度。由於政治上的聯繫，部份地區資源將被這些社團吸納，對傳統的、以提供服務為主、不涉政治的非政府機構的支持會相對減少。在地區上，各種服務機構間的競爭將愈趨激烈。因此，傳統的服務機構要增加對地區需要的敏感度，要走出社區，與各方人士和其他機構合作，更好地服務社群。
另外非政府機構中的民間組織，即未有接受政府資助的團體，也越來越蓬勃。有些是大眾傳媒娛樂圈名人發起的濟貧和各類基金，也有些是政治團體組成的機構以加強與選民的聯繫。這許多民間組織都需要向民間籌募經費，而它們又不需背負高昂的專業人員薪金，行事可靈活伸縮，但社會接觸面廣。故此它們在民間募捐，就與傳統的非政府機構造成激烈的競爭。展望未來，這種競爭將會變得更加激烈。非政府機構需要在這方面痛下苦功，佈置短期和長期的籌募資金策略。
角色矛盾
香港的非政府機構已日趨成熟，這種成熟是由於作為提供者的角色愈來愈重。作為一個服務提供者，在組織、行政上自然日趨穩重，同時用在維持機構的精力也要愈來愈多。這樣一來，機構往往未能或不願成為先鋒者和倡導者。可是，非政府機構之所以成為非政府機構，乃在於其所擔任的先鋒者和倡導者角色。一旦沒有了這角色，非政府機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可是作為倡導者的資源又從那裡來呢?如何一方面維持機構的生存，另一方面又能維持其多元化角色是香港非政府機構要面臨的一大挑戰。
(四)“小政府、大社會”:中國的經驗和面對的挑戰
中國大陸社會正經歷深刻的變革。一方面體制轉軌(Institut onal Transition)，從高度集中的計劃再分配經濟體制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結構轉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on)，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傳統社會轉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社會。這一變革為非政府組織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主要有兩個理由:
一、社會轉型促進了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促進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後，參與社會的主動性逐步加強。
二、政府按‘小政府、大社會'的方向轉變職能。對經濟、社會生活的管理方式由原來的通過行政手段直接控制轉變為通過法制手段間接引導，宏觀調控。轉變過程中，一部份過去由政府直接承辦的事務將下放給企業、社會承辦。政府從眾多經濟與社會領域‘撤出'，為企業、民間的自律、服務、合作、互助組織提供了廣闊的介入空間，促進NGOs組織的迅速形成與發展。
中國內陸地區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有以下的共同性:
甲、政府主導
大陸的社會工作體制決定了政府在非政府組織自身建設與工作中的主導地位。非政府組織所介入的絕大部份工作，如優撫、救災救濟、扶貧、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區服務、基層群眾自治等，目前仍由政府承擔。政府不僅負責有關法律、制度、計劃的擬定、頒發，而直接理實際的、具體的事務。因此，中國內陸地區的非政府組織，包括工會組織、青年組織、婦女聯合會、殘疾人聯合會、紅十字會等在從事相關領域的工作和服務時，爭取政府的理解和認同便有特殊重要意義。
乙、嚴密的組織綱絡和與政府機構對口
中國地域廣大，人口眾多，地域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社情、民情複雜。開展任何社會工作，沒有一個健全的組織網絡、工作體系，很難推動與奏效。因此，內地重要的非政府組織往往都有自己一套嚴密的，自上而下的，且與政府機構相對應的組織網絡體系。
丙、活動領域廣泛，工作方式多様
與國際社會不同，大陸許多非政府組織或多或少地承擔一些政府委託的管理功能，又具備民間組織特有的工作優勢，因此工作手段靈活，非其它非政府組織所能比擬。抛開政府委託職能不談，大陸非政府組織在涉及不同領域工作時，通常採用的民間工作方法、工作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以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為例):
社會宣傳、社會教育
遊説政府立法
協調政府及行業部門間工作
舉辦公益活動
提供法律援助
提供專項技術支持:培訓人才、開展科研、出版刊物
提供經濟、設備、物資救助
組織志願工作者隊伍
爭取企業、私人、國際贊助
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優劣比較
上述‘自上而下'的組織辦法適應中國內地當前社會生活的組織管理形態，可以保證工作渠道暢通，盡可能擴大工作影響面、受益面，但也有一定弊端。即它決定了中國內陸地區非政府組織‘自上而下'開展工作的方式，影響了相關人群的志願和廣泛參與。
(五)香港非政府機構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
以香港為例，非政府福利服務機構要考慮正在出現的問題和趨勢，例如貧窮問題的再次急劇轉劣，繼而帶來對政府綜合緩助制度的衝擊；大量內地移民和兩地分離家庭所帶來的家庭制度的衝擊和對下一代的深遠影響；老年人口的急劇增加和家庭扶老功能的薄弱，從而增加老人院舍和殘疾人院舍的需求等等，都需社會服務機構積極發揮倡導者的功能。事實上有不少的機構正推行自負盈虧式的非福利資助服務，來積極面對未來的挑戰。其中一個較顯著的例子是在國內成立老人護理院舍來收容長期輪候名單上的老人。另外一些例子是在香港辦一些非政府資助的老人或單身人士住所，以協助解決流浪者和籠屋人士的住宿需要。這許多服務因為未能得到政府資助，它們確實難以負擔高昂的正規專業人員薪酬，因此需要尋求各種應變辦法，它們需要在下一世紀走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非政府'的組織也需要作出跨世紀的長遠規劃準備，我們必須考慮可能出現的異數和對策。其中一項就是考慮資訊科技如何影響和改變我們的生活形態和行為。它會如何影響受助者的態度和期望，服務的提供模式會否因互聯網絡的發展而大大提高專業服務的效率，又例如很多與殘疾人士訓練有關的活動，是否可以透過電腦在家裡舉行等等。面對這種可能的下世紀大變，非政府機構就必須發揮遠見，摒除傳統單線的預估法來回應未來的挑戰。
又例如中國因素，現時香港面對大量的內地移民，也有很大量的港人子女滯留內地，因此我們要積極考慮跨境提供服務，同時也要面對大量人口增加所帶來的壓力。但是隨著珠江三角洲可能出現的緊密跨境合作，快速交通的連繫，再加上中國大陸政治日趨穩定，經濟增長速度持續加快，從香港北向大量移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國內多個地方有可能出現大量‘香港人'的聚居點。這種情況對香港‘非政府'機構將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都是未知之數。非政府機構會否在國內設立分支服務，又或與國內有關機構合作，為內地港人提供服務，又或香港非政府機構總部遷移內地以減輕辦公室和人工的壓力等等。這些可能出現的突變對本地專業人才又會造成甚麼樣的影響?國內港人受助者又會形成怎樣的政治壓力以爭取權益?相信澳門的NGO也會面對相似的挑戰。要面對廿一世紀的挑戰，最重要是減少不可預知的突變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如果已知部份的突變因素，非政府機構就必須保持高度靈活性，以適應各項變化。過去一世紀的傳統社會服務策劃辦法是基於可知因素的平穩變化，例如人口增長，人口老化，家庭結構和功能的轉變，又或者問題青年的模式等等。在這些基礎上用一段較長時間規劃服務的提供和專業人員的培訓。這種應付未來挑戰的策略規劃取向可能追不上時代的要求。就以各種專業人員的人力規劃和相應大學學位的提供，近年來已出現了嚴重的不協調。未來策略規劃應保持靈活性，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必須為各種可能出現的大變數積極提出相應的策略，絕不能在問題發生後，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才考慮對策。
(六)非政府機構和國際社會的人道義務:香港的挑戰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是世界著名的金融城市，國際社會對香港參與發展中地區的援助是有期望的，也認為香港因為透過各種國際金融和貿易活動取得了繁榮成就，因此是有義務提供國際援助。事實上過去數十年香港在越南難民所花的金錢和人力資源，在國際舞台上是被認為一種國際間的人道義務，故此‘聯合國難民公署'欠下香港的債務，長期拖欠，甚至採取逃債的辦法，香港也得不到國際社會的聲援。而今越南難民問題已告一段落，香港也宣佈不再成為第一收容港，國際社會將期望香港繼續在其他方面作出援助發展中地區的義務。要執行這類國際援助工作，香港政府是面對明顯的困難。一方面它在海外並沒有相應的人員，它對外聯繫的網絡只集中在金融工商貿易等活動。另一方面香港政府直接資助外地政府或非政府機構也會面對政治上的困難。故此一些非政府機構將可肩負更大的任務。就以援助發生災害的地區為例，政府是撥款供有國際援助網絡的非政府機構執行。在可見的將來，香港政府免不了需要成立更廣泛的國際發展援助基金，供非政府機構申請使用。現時已有不少的非政府機構，包括有宗教背景的機構，進行了多年的民間籌募，為發展中地區提供積極的援助，其中較顯著的地區是中國內地的貧窮點。除了提供資金援助外，非政府機構也應考慮鼓勵香港的青年為這些地區提供人力支援，包括專業知識等。這是一個互惠的長期教育規劃，為我們的下一代擴闊視野和胸襟，也為他們提供難得的人生練歷。在下一世紀，香港不再可能只局限於金融貿易領域與外地的聯繫，非政府機構將需要幫助香港建設成為全面的，以人道為本的，繁榮穩定大都會。
(七)結語:NGO作為建設公民社會和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
在廿一世紀，政府和非政府機構都需要協調經濟和社會政策，達致整體社會進步，促進人民的福利。非政府機構不能只關注福利政策，還需關注整體經濟和社會政策的釐訂，擴大社會參與。在這個歷史性的時刻，非政府機構需要重新確定機構的使命和工作目標，建設公民社會，迎接新世紀的挑戰。
* 歐陽成潮先生在“社團現狀與前瞻”演講會上的發言(撮要)，講話內容由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秘書處整理。
* 郭鍵勲博士乃香港城市大學副教授及人文及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應用社會科學系署理系主任email:ssk@cityu.edu.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