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5說的宏觀考察
金國平* 吳志良*
關於澳門開埠及葡萄牙人入居澳門的年代，史學界流行多種看法1，但主要有1535年、1553年及1557年三說。
葡人入居澳門的年代及其原因是澳門歷史研究的重要基礎課題，有鑒於此，我們纔繼續進行這一艱苦的工作。我們有機會從北京宮廷尋找龍涎香的特殊歷史因素出發，在中國全國及廣東當地的具體政治、軍事及經濟環境中並結合葡萄牙人方面的情況，論述了1553年說及1557年說2。本文主要從宏觀的視角探討1535年說。
一、粵海的禁與開
中葡西草灣-屯門-稍州海上武裝衝突後，明政府封鎖了廣東，一切海上貿易禁絕。此種情形見之《明實錄》:“初，佛郎機火者亞三3等既誅，廣東有司乃併絕安南、滿剌加”，“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4至於“諸番”是否包括葡萄牙人，《名山藏》亦有記載:“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5
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嚴重影響了廣東的海外貿易。唐宋以來便是中國外貿中心的廣州的地位一落千丈，地方經濟秩序受到破壞，軍餉官俸出現緊缺，嶺南怨聲載道。嘉靖八年十月，兩廣巡撫林富有鑒於此，上疏奏請解禁:“凡番舶之來，私自行商者盡皆逐去。其有朝貢表文出於祖訓、會典所載眾國，蜜詗得真，許往廣州洋澳駐歇。其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郎機者即驅出境。”6。此奏上後，朝廷覆可。廣東朝貢貿易解禁，但葡人仍在被拒之列。
為防止再次發生葡萄牙人硬闖國門事件，將原在廣州城下停泊的海舶遷至高州電白，以便有效控制它們。凡在此經過檢查的船隻，方允許進入各個“洋澳”或“官澳”。張甄陶《澳門圖說》中“先是，海舶皆直泊廣州城下，至前明備倭，遷於高州府電白縣”一語看來屬實。否定1535年者最主要、也是目前所知的唯一論據，是在中國方誌官書中從無關於市舶司遷移電白的記載。廣東學者湯開建在仔細閱讀《明史·佛郎機傳》及《熹宗實錄》“先是，暹羅、東西洋、佛郎機諸國人貢者附省會而進，與土著貿遷，設市舶提舉司稅其貨。正德間，移泊高州電白縣。至嘉靖十四年，指揮黃瓊納賄，請於上官，許夷人僑寓蠔鏡澳，歲輸二萬金”這段後，立有精論:“《明史》、《明實錄》均未稱移廣東市舶提舉司於電白，而是稱‘移泊高州電白縣'，《澳門紀略》為了表述清楚徑改為‘移舶口'，張甄陶亦明言為了防備倭寇纔將海舶遷至電白。”7這是解釋1535年說的一大實質性學術進展。
《明史·佛郎機傳》在敘述這段歷史時稱:“先是，邏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文中“移於”一語，為後人造成了極大的混亂。給人的印象是，正德時，市舶司移於高州電白縣。既然學術進步已經證實祇是將番舶移泊高州電白進行檢查，那麼“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也應該是指移檢查的泊口。
二、“移泊高州電白”的原因
“儘管澳門的興起直到一五五七年以後纔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將此港用於通商卻是其前二十餘年之事。早在正德年間(1506-1521年)，廣州當局就曾邀請外國商人聚居於一個名叫電白的濱海地區進行貿易往來。電白位於廣州城的西南方，陸路距離約為一百八十英里。一五三五年，亦即重開對外貿易之後不久，當局就應備倭黃慶的請求，將市舶司移往澳門。在早期，政府可從澳門徵得關稅二萬兩。
廣州政府為了對外貿易而尋找一個新地點，此舉很值得人們注意，它表明中國人在涉及外國人的問題上已經更加謹慎小心。如今，他們認為不讓外國商人前來廣州港而與他們保持一段安全的距離是明智的:廣州港市內不僅人口稠密，而且位於一個大省的心臟地區，那麼發生的任何嚴重騷亂都會直接影響到許多人，而且會在華南的廣大地區引起反響。”8
張天澤的分析不無道理。“移泊高州電白”的原因在於明朝對佛郎機人的恐懼9。
三、為何選擇電白？
或許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有必要先來看一些與中外貿易航行有關的歷史背景情況。
在帆船時代，中國至南洋的傳統航路分為內外溝航綫兩種。如《鄭和航海圖》及《順風相送》中的“往柬埔寨針路”、“福建往暹羅針路”、“廣東往磨六甲針”，均為外溝航綫針路。《指南正法》中的“大擔往柬埔寨針”、“大擔往暹羅針”，則為內溝航綫。對此，《中國海指南》記載如下:
“西南季候風，由新加坡到香港航綫——當六月時，西南季候風正常來臨，由新加坡到香港的航程是採用外購航綫(Outer Passage)，亦即從草鞋石(Pullo Sapata)東面到中沙群島(Macclesfied Bank)是很適合的(航綫)，在大海中是比靠近海岸更有經常固定的順風可得。當四月初，季候風正當轉換的季節，從暹羅灣有時會吹出一股西風，把船隻直送到中沙群島(Macclesfied Bank)，然後再從那裏順著東風，駛向香港。
這一條航綫是有危險向南的，如果航行的船隻沒有在十月初抵達草鞋石(Pullo Sapata)的話；靠近該島(P.Sapata)在該月(十月)中旬(或十月的正中)開始吹著一股微弱的北風，在那變化無常的天氣，看來很平常，但卻伴隨者強勁的向南流向的海流，為此，很多船隻就有好幾天在這裏停滯不前，一點兒也不能向北前進，來自南面的好風，甚至遲至11月1日，有時也會遇到，但這種例子是極少極少的。
有些船隻採取外溝航綫，用強烈的西南風南風(來駛船)，另外，還有些船隻，在同樣的月分裹採用內溝航綫，用從東京灣吹出來的西北風與西風(來駛船)，在陰晦和下雨之天，就有被送到帕拉塞爾礁(Parcel reefs)的危險，如果船隻是較為脆弱，還是選擇在強勁西南勁吹之際，採取內溝航綫較為適當，也可以多得淡水，海面是那樣平滑，靠近海岸又很近，如需下碇，隨時可泊。從這個(東京)灣吹出來的風，並不經常如此。隨時都可以看到大陸。
內溝航綫，從東西竺(Pulo Aor)啟航，沿著海岸，到列當(Redang)群島，然後橫渡暹羅灣，再沿著柬埔寨與交趾支那的海岸，一直到土倫角(Cape Touron)。由此，航往海南島的西南部，沿著該島海岸，航至七洲列島(TayaIslands)；然後渡海到中國海岸，約在電白或海陵山之處。”10
由上可知，電白或海陵是海舶出入中國的門戶。對此湯開建精闢論述說:“在明正德年間，西起電白海面，東至上、下川島這一區域已成為對外國商船的重要貿易區。也許有人會問，葡萄牙人為甚麼選擇這一片遠離廣州的地方進行貿易呢？我想，應該是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葡萄牙人從滿剌加航海到中國，從航線上看，是經海南島東部進入南海海域，而進入南海海域，最先進入的即西起電白，東止上、下川島這一海域區。由於這一片地區有較多的良好港淹，又是番舶的必經之道，因此，那些對中國情況還完全不熟悉的葡萄牙商人很自然地就將這一片最先接觸到而又靠近中國大陸的海域作為自己的貿易駐點，是情理中的事了。清初人姜辰英稱，‘高、廉、雷，西洋貢道之所以入也。'即也是認識到，從西洋往中國的航線，高、廉、雷三洲乃必經之地，是外國商隊最先進入中國領域的第一海域區。二是正因為上川、電白一帶距離設有專門管理外國商人的市舶司的廣東省城較遠，而這一帶歷來又是中國‘商漁聚集'之地，在這裏進行民間走私貿易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我想，這應是葡萄牙商人為甚麼會最早選擇電白——上川這一區域作為他們對華貿易基地的重要原因。”11
電白是海舶從海南島進入中國大陸沿海的第一站，因此將檢查關卡設於此地。早在宋代這一帶海岸便有“望舶巡檢司”。《萍洲可談》云:
“廣州自小海至溽洲七百里。溽洲有望舶巡檢司，謂之一望，稍北又有第二第三望。過溽洲則滄溟矣。商船去時，至褥洲少需以訣，然後解去，謂之‘放洋'。還至溽洲，則相慶賀。寨兵有酒肉之饋，並防護赴廣州。”
宋時溽洲在南海貿易航綫上地位之重要性由此可見。那裏設有船舶檢查所，迎送出入廣州的海船。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曾考訂溽洲為今陽江縣的海陵島，羅香林則認為是今擔竿洲或萬山群島12:“按此所云饋送歸船酒肉之寨兵，蓋指屯門寨，或大嶼山寨守兵。所云自溽洲以北之三望，殆指在屯門之望船處所。”13上述二位大家的考證不很完備。清工部尚書杜臻所撰《粵閩巡視紀略》為我們提供了某些線索:“廣海衛城，本為新會縣褥洲巡檢司”14。。因知，《萍洲可談》所載“溽洲望舶巡檢司”地在新會縣，廣海水域在其轄下。朱書成於1119年，因此，溽洲巡檢司的設立在此年代之前。這可能是選擇電白的歷史前例。
四、西江口成為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人的活動場所
廣州出海的傳統航道是屯門。《新唐書》中所記“廣州通海夷道”如下: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硖，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15。
1521-1522年中葡海上武裝衝突後，葡萄牙官方對華貿易暫告中斷。1533年以後，葡萄牙私商不絕於浙閩沿海。1549-1550年間退居上川之後，他們的主要貿易地點位於西江口，不再使用屯門航線。從1513年歐維士(Jorge Alvarez)首航屯門16，1516年拉法爾·普雷斯特羅(Rafael Prestelo)再至屯門，1517年皮萊資(Tomé Pires)以大使身份在廣州登陸至1522年末兒丁·甫思·多·減兒(Martim Affonso de Mello Coutinho)敗走西草灣，葡萄牙人在珠江口活動的時間相對來講較短。留下的文字記載雖然較豐富，但未來得及將他們對珠江口的地理知識反映到沿海圖中。
珠江口時期雖有十幾年，但葡萄牙人在屯門的實際時間並不長，因此他們對這一帶的地理知識基本上仍停留在1512年珠江口圖17的水平上。一幅約成於1535年的匿名葡萄牙沿海圖，則較準確地標示了屯門半島及南頭灣的輪廓並將珠江標為“rio de camm achyna(通往中國之江)”18。約作於1537年的兩張圖保留了屯門半島及南頭灣的輪廓，但更加突出了葡語文獻中的屯門島(大嶼山)並將珠江標為“Rio de Camtã(廣東江)”19。16世紀40年代的圖基本承襲以前的沿海圖20。從1558年的迭戈·奧門圖(Diogo Homem)21開始，所顯示的出海口有了十分明顯的變化。屯門半島及南頭灣的輪廓消失了，整個出海口呈直錐形。我們認為，這是西江口在沿海圖上的標示。也就是說，從此以後的沿海圖22出現的直錐形海口所反映的是西江口的地形。從拉扎羅·魯易斯(Lazaro Luiz)1563年圖23中可以看到，在直錐形海口中出現了兩個大島嶼24，但無圖例。費爾南·瓦斯·多拉杜(Fernão Vaz Dourado)的1570年圖首次標出了Macao，同一作者1571年及1576年圖基本相同，但在出海口中所標識的島嶼數量有所不同。1570年圖中是3個大島嶼25，1571年圖增加至4個26，1576年圖又將1571年圖中最北面的大島嶼27分為了兩個狹長形小島，一共出現6個大島嶼。珠江口的地理告訴我們，它沒有這麼大的島嶼。從1563圖的兩個島嶼至1576年圖的6個島嶼，島嶼數量的增加說明了葡萄牙人對西江口地理的逐漸認識。這種認識反映了西江的實際情況。實際上，這些島嶼是代表被西江水系切割的新會、三水、順德、香山諸縣。28
從17世紀開始，在葡萄牙沿海圖中，上述直錐形海口才逐漸變為梯形29。這已經是珠江口及西江口的總體標示。
前幾年，有人提出了“澳門居珠江口之右”說:
“現存首次在珠江口右岸標出Macao的，是1570年繪於果阿的名為<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Carta da Ásia，deCeilão ao JaPão)，此圖原載於1570年的費爾南·瓦斯·多拉杜的20幀地圖集，現收藏於加利福尼亞的聖馬力諾，亨廷頓圖書館(Atlas de 20 folhas de Fernão Vaz Dourado 1570.The Huntington Library，San Marino，Califórnia)。又收載於同上作者18幀地圖集1571年的同名地圖:現收藏於里斯本東波塔國家檔案館，也同樣於珠江口右岸標出了Macao。其所指示的地方顯然是珠江口靠右的一個島。還有，在同上作者於1576年的航海圖也在同樣的地方標出了Macao。由此可見，在16世紀葡國等西方人士最初在珠江口所標出的Macao之地顯然不是今天的澳門半島，而是包括整個香山縣(含今中山、珠海及澳門半島)的一個大島。這從後來16世紀西方的一些文書及地圖所說的‘ilha de Macao(馬交島)'可以得到證明。”30
上引論述將《從錫蘭到日本的亞洲地圖》中出現的入海口斷定為珠江口，大概得自直觀視覺。至1576年，葡萄牙人在上川——浪白——澳門已經活動了20幾年，他們對西江口的地理認識反映到了沿海圖中。難以設想，葡萄牙商人不匯報活動地區的資訊而去報告早已放棄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珠江口的情況。因此，“澳門居珠江口之右”說完全是一種對沿海圖的誤讀。以一種錯誤的論據來論證“ilha de Macao(馬交島)”的位置，結論可想而知。
可以引來論證上述各圖所表示的是西江口的另外一個較充足的證據，是上面三張圖的左側有“camam”的圖例。這是江門的對音。
還有一個微小但十分重要、卻被忽略了的細節是，在“macao”的右下方有“llampacao”的標識。
這些証據完全說明，這個出口是西江口，而不是珠江口。因此，“澳門居珠江口之右”說是難以成立的。
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人開始利用西江口一事在中國載籍中亦有所反映。《明史·佛郎機傳》云:
“自紈死，海禁復弛，佛郎機遂縱橫海上無所忌。而其市香山澳濠鏡者，至筑室建城，雄踞海畔，若一國然，將吏不肖者，反視為外府矣。壕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31《熹宗實錄》卷十一，天啟元年六月丙子條記錄廣東巡按王尊德拆毀香山澳夷在青洲島營造一事後，外加如下按語:“澳夷所據地名濠鏡，在廣東香山縣之南虎跳門外海漘一隅也。”這兩則記載，均言澳門位於香山縣南虎跳門外。《熹宗實錄》及《明史·佛郎機傳》所載正是反映了葡萄牙人開始使用西江口的史實。
關於這一地理位置，近人黃文寬認為:“明史此節，訛誤至大，當日修史者不知其何以謬誤至於此極也。考澳門(濠鏡)實在珠江口虎頭門(今簡稱虎門)外之西，非在虎跳門之外。”32並論證如下:“考乾隆暴煜纂香山縣誌所附香山縣境全圖，繪浪白滘於虎跳門外之正南，今新繪地圖則繪浪白滘於虎跳門外之南偏東。前人測繪未精，遂以為即在虎跳門。”33大概謬誤者為論者本人。
關於廣東的海口，屈大均曰:“南海之門最多。從廣州而出者曰虎頭門，最大。小者曰虎跳門。從新會而出者曰崖門，曰松柏。”34方誌所載更詳:“廣郡屬縣十有四，而濱海者南海、番禺、順德、東莞、香山、新會、新寧也。曰屯門、曰雞踏、曰雞啼、曰冷水角、曰老萬山、曰三門、曰東洲、曰南亭、曰廣海、曰沙灣、曰黃圃、曰急水門、曰松柏。皆廣郡衝險。而虎跳門、澳門、南頭、崖門為要。此海防之中路也。”
虎跳門地區自古以來為交通要衝:“虎跳門，東香山，西新會一水為之界。北距鱗鳇瀝八十里。門外右折入崖門。亦北行八十里為鱘鳇瀝。分流處海道視崖較直，水勢視崖較緩。商舶出入多由此。”35中外史料所記由虎跳門入廣州的例子比比皆是:
“呂宋國，例由福建貢市。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日，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兩臺司道咸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諸澳夷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泊虎跳門，言候丈量。越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破趨還，遂就虎跳，徑結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嚴諭，焚其聚。次年九月，始還東洋。或日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36
“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五(1598年9月5日)，呂宋徑抵濠鏡澳住舶，索請開貢。督撫司道謂其越境違例，議逐之。澳彝亦謹守澳門，不得入。九月，移舶虎跳門，言侯丈量。十月，又使人言已至甲子門。舟破趨還，遂就虎跳門結屋，群居不去。海道副使章邦翰飭兵焚其聚落。次年九月，始還東洋。或曰，此閩廣商誘之使來也。”37
入清以後仍舊:
“十年(1637年)駕四舶，由虎跳門薄廣州，聲言求市。其酋招搖市上，奸民視之若金穴，蓋大姓有為之主者。當道鑒壕鏡事，議驅斥，或從中撓之。會總督張鏡心初至，力持不可，乃遁去。”38
“六月丁未(1684年7月24日)，琉球請遣子弟入國子監讀書。許之。甲寅，暹羅國王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呼陸坤司由提呀菩挨遣陪臣言貢船到虎跳門，阻滯日久，每致損壞。乞諭粵省官吏准其放入河下，早得登岸，貿易採辦，勿被攔阻。從之。”39
“二十三年(1684年)，王遣正使王大統、副使坤孛述列瓦提，齋金葉表入貢。帝諭暹羅進貢員役，有不能乘馬者，官給夫轎，從人給舁夫。先是貢船抵虎跳門，守臣查驗後，進泊河干，封貯貨物，俟禮部文到，方准貿易。至是疏請嗣後貢船到廣，具報即准貿易，並請本國採買器用，乞諭地方官給照置辦，允之。頒賞暹羅之靴，始折絹。貢使回國，禮部派司官、筆帖式各一人伴送。二十四年，議定暹羅國王原賞緞三十四，今加十六，共表裏五十。四十七年，貢馴象二、金絲猴二。是年，禮官議准暹羅貢船壓艙貨物在廣東貿易，免其徵稅。”40
我們再來看一些葡語資料的記載。
據加思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的記述，1556年，他是取道西江入廣城的。“在過河之處，一聽到吹號角，馬上讓他們登船，如我有一次去廣州的途中在一名叫江門(Caamão)的地方所見。”41由此可知，克魯斯未涉足澳門。這樣也解釋了為何在他的書中不見任何關於澳門的記載，而非某些人猜測的至那時澳門仍不存在。
大英博物館所藏手稿《中國諸島簡訊》明確解釋了從澳門前往廣州的水路:
“從亞馬港取海道前往廣州，可走兩條路:一條叫內綫，即沿著亞馬港所在島嶼的西側，途經香山，前往順德島。另外一條叫外綫，即沿著亞馬港所在島嶼的東側，穿過一個小海灣，途經許多小島，前往順德島。從右側也可以去廣州。返回可走同一路線。外綫無東風，較快捷，因為沒有內綫的那麼多海潮。
到目前為止，僅僅得知一條海舶可以進入廣州的水路，即走東莞島的南頭岬角。它位於去廣州路上的右手。從那裏可以抵達順德島的東側。由此可以進入廣州港。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神父先生便是從這裡返回東莞的42。海道駐紮東莞。從此至廣州港的距離為兩西班牙里格，至東莞約有7或8里格。當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曾取此道。稍後，其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 de Andrade)，也是由此入廣州的43。”44
“亞馬港所在島嶼的西側”的水道不僅僅是虎跳門，其他海口，如崖門、磨刀門等也是入羊城的通道。對此中外史料均有記載傳世:
“隆慶三年己巳，知縣林會春逐崖山番舶，捕治通番民湯惟蛟等。初番舶泊崖門，祠廟數為穢瀆，奸民多略良家子女賣之，惟蛟兄弟其首也。至是，會春請之上官，悉逐番舶，收惟蛟兄弟，置之法，民患始息。”45
“滿剌加至中國澳門針路及其特徵
澳門入口處無任何島嶼，因此你們可以保持直航道向北行駛8里格。那裏有一個寬河口或通道去廣州。葡萄牙人稱其為As Orelhas de Lebre46，意即兔耳朵。此處水深8、9或10托。漲潮時，水流湍急。”4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門記略》上《海防屬總圖》中虎跳門砲臺前方有一船隻，並配有“番船”的說明。
上引中外文圖資料說明了葡萄牙人及其他外國人使用西江口的情況。
五、1523-1535年中葡關係的重建
廣東官府於1535年將原來設在電白的市舶司檢查機構遷至澳門地區，允許外國商船直接入泊蠔鏡澳，從此澳門成為中外互市之地。此說雖在葡萄牙文獻中尚未發現記載，但通過對目前所掌握的零星史料的鉤稽，比勘漢籍，可以作一探討性敘述，來重建這段十分模糊的歷史。
中葡廣東海上衝突後，在1523至1529年間，無論是東南亞商人還是葡萄牙人根本無法合法來廣東貿易。即便林富1529年疏開廣東海禁後，葡萄牙人仍在被禁之列。林富上疏的主要原因，是廣東外貿蕭條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此種影響的波及面很大，因為廣東是西南各省物資及其他地區的傳統貨物，如江西瓷器、江浙絲綢出口的重要渠道。中國史料僅僅反映了葡萄牙人前往福建經商的情況。從葡語資料來看，此時福建商人已再次出現在北大年等地48，進行民間貿易，大獲其利。長時間的禁閉勢必嚴重損害整體國民經濟系統，因此，廣東開禁勢在必行。廣東解禁可以使國家再次控制對外貿易並糾正東南沿海出現的經濟失衡，避免全國性的經濟失調。
下面我們將具體看到，葡萄牙人入閩的前因是月港船隻前往東南亞時恢復了中葡接觸。從葡萄牙王室方面來看，其國家政策隨著新王唐若昂三世(D.JoãoⅢ)的登基而有所改變。為了恢復已失去的對華貿易，新王放棄了其父唐曼努埃爾(D.Manuel)王推行的征服政策並要求直接負責中國事務的滿剌加城防司令馬斯卡雷尼亞(Pero de Mascarenhas)説:
“因為朕得到情報說，對華貿易利潤巨大，所以必須刻意保存。如你所知，目前已破壞殆盡，必須努力恢復原狀，保持和平與友好。你要努力尋求和平與友好，向廣東及中國各港口大吏表示朕對一切違背他們意願的事情的不滿、遷怒。朕將下令逮問肇事者並加以嚴懲，你這樣做便是為朕效勞。朕命令你要努力尋求和平與友好及(原件污損)，進行貿易，你要在從滿剌加前往那裏49的每艘帆船上，派遣一個你信任的人或以其他你認為最合適的方式傳達朕意，你要努力與上述華人再次講和並進行貿易，這是對朕最大的效勞。同時，你要通過現在與華人有貿易的暹羅、北大年50及其他王國的人辦理此事，託他們傳達朕的口信。你要盡可能地向所有人表明你希望重開貿易、謀求和平與友好的願望。辦理情況如何，隨時稟報朕知道。”51
這一命令，表達了葡萄牙王室對中葡武裝衝突所產生的不良後果的態度。鑑於對華貿易的巨大利益，葡王為了國家更長遠的政治、經濟利益，不嫌舊惡，表示了和好的迫切願望。在再次遠航中國之前，作為葡印對華活動橋頭堡的滿剌加必須首先解決自身的安全問題。
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後，當時的滿剌加國王逃往賓坦(Bintão)。因此，華人亦隨之前往賓坦貿易。葡萄牙人奪取賓坦的勝利，改變了這一狀況。一位葡萄牙財政官員於1527年9月從滿剌加向唐若昂(D.João Ⅲ)三世國王匯報說:“陛下可以看看消滅這位國王給本城52帶來了多麼大的好處，本來來找他的中國帆船見到他被消滅了，於是來這裏”53同期，還有一封信報告說，從勃固來了9艘帆船，其中有“三艘滿載瓷器、緞子和各色絲綢的漳州(çhymçheo)船54。”55
徹底解決了滿剌加國王的事情後，葡萄牙人開始全力以赴謀求恢復同中國的關係。
1527年來滿剌加的漳州(çhymçheo)船受到了熱情接待。當時的城防司令卡布拉爾(Jorge Cabral)向他們訂購了一些瓷器，準備獻給國王56。同時，準備於1528年派一艘船前往廣東，重締對華貿易關係57。卡布拉爾的繼任是佩羅·德·法利亞(Pero de Faria)。在二人權利交接的文件上可以看到:“已同中國領地的chyncheos人58保持了貿易及友誼”59閩商當時購買的主要貨物為“胡椒與錫”60。
從葡語史料來看，大概從1528年起，葡萄牙人隨著東南亞及月港商人的船隻已重返中國沿海。一部分人冒充暹羅人，在廣東經商；一部分人則與華人合伍前往雙嶼及福建沿海。需要指出的是，因為中國仍對葡萄牙人戒備森嚴，從1528年起擔任葡印總督的庫尼亞(Nuno da Cunha)，出於安全考慮，未批准任何官方的對華航行。直至1531年，在唐卡塔麗娜(D.Catarina)王后的恩准下，“博特略(Manuel Botelho)出任中國船隊司令”61博特略有無來華，則未見記載。
保羅·達·伽馬(Paulo da Gama)於1533年出任滿剌加要塞司令。他首先結束了同彭亨及北大年的敵對狀況，以便集中力量重開對華貿易。在此背景下，1533年葡人再次光顧屯門。有一份匿名62情報稱:“(15)33年，我又去了廣東，去了老港口(Porto velhio)。我在那裡付了關稅。”63此處所言“老港口”當為東涌64。由此可知，廣東當局可能獲悉了葡王和好的願望，也放寬了對葡人的禁止。政策改變的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由於葡萄牙人控制了東南亞的香料貿易，僅僅對東南亞商人開禁並不能保證恢復廣東外貿。東南亞人、華商購買香料及來回中國的航行安全，均受制於葡萄牙人65。因此，採取了一種對葡萄牙即不厲禁又不開禁的折衷措施。在此若暗若明的形勢下，葡萄牙人逐漸恢復、擴大了華航的規模。葡人擇機重返粵海，但仍以行商閩海為主。“……在華貿易，之後我們的人發現了50多個優於廣東的港口。”66其範圍之廣、數量之多，不無誇大之嫌。但可以看出，從南澳至雙嶼這一漫長海岸線上葡萄牙人曾光顧過的港澳確實不少。
平托記敘說:“他於1534年坐一條大船去中國，隨行的有其妻子和二十名滿刺加要塞最富有和最享盛名的葡萄牙人。抵達廣東島後，在那裡補充了淡水，準備到漳州港67去。”68
1534年年底，在廣州監獄中的克里斯托萬·維埃拉(CristóvãoVieira)有一封長信致停泊在“廣東諸島”的葡萄牙人。
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稱:“由於他們70用它作藥進行治療，湊巧華人於1535年從中國帶來了這種根71用於治療。”72
1536年，另一葡囚瓦斯科·卡爾沃(Vasco Ca1vo)也有信73致停泊在“廣海一帶”的一個葡萄牙船長。根據瓦斯科·卡爾沃的記述，1535年有一個名叫阿爾瓦雷斯(Jorge Alvarez)的葡人到過廣州。
六、冒充暹羅人來華
葡萄牙國王唐若昂(D.João Ⅲ)三世曾明確地要求滿剌加城防司令馬斯卡雷尼亞(Pero de Mascarenhas)說:“你要通過現在與華人有貿易的暹羅、北大年及其他王國的人辦理此事，託他們傳達朕的口信。”從託東南亞商人傳送口信的情況來看，在發佈此命令的1527年以前，並無葡人前來中國。有了國王的明令，那麼可以推斷，從那時起有葡萄牙人混雜於東南亞商人，尤其是暹羅、北大年人中來華貿易。但此非葡官方倡導的商業活動，仍屬私商性質，故末留下任何記錄。同時，為了壟斷利潤驚人的對華貿易，甚至有人懇求迪奧戈·卡爾沃(Diogo Calvo)在1527年1月的一封信中不要詳細向國王描繪中國的富裕並許諾給予重賞74。
明籍對東南亞商人在澳經商的情況多有記載75。澳門起初不是以葡人為主的居留地。其開埠之初，諸番雜處。1565年，兩廣總督吳桂芳形容此種情形說:“馴至近年，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澳恭常都地方……”陳仁錫之《皇明世法錄》稱:
“南蠻，……自佛郎機、紅夷薦食外洋，而滿剌加、呂宋並無易社。鯨波時沸，牛耳押主，而頁舶往來直趨死地如騖。……百花……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浡泥:正德間佛郎機混入，流毒屏絕……今稱大泥，隸暹羅，嘗與回回、鍚蘭山國各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76
蔡汝賢之《東夷圖說》亦記載曰:
“……占城、西洋、真臘、暹羅、滿剌加、蘇門答剌、三佛齊、回回、鍚蘭山，皆大國也，囿於夷，莫能相尚，列而存之，昭無外也。浡泥、彭亨、百花、呂宋，小夷也。……粵有香山濠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來則寮，去則卸，無虞也。嘉靖間，海道利其餉，自浪白外洋議移入內，歷年來漸成雄窟，列廛市販，不下十餘國。夷人出沒無常，莫可究詰。閩粵無籍，又竄入其中，纍然為人一大贅疣也。……浡泥每貢使回，廣東布政司管待，今附舶香山濠鏡澳貿易。”77
中國官方史書高度概括了這個過程。《明實錄》《熹宗實錄》卷十一記載說:
“先是，暹羅、東西洋、佛郎機諸國人貢者附省會而進，與土著貿遷，設市舶提舉司稅其貨。正德間，移泊高州電白縣。至嘉靖十四年，指揮黃瓊納賄，請於上官，許夷人僑寓蠔鏡澳，歲輸二萬金。”
《明史·佛郎機傳》曰:
“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
葡語中關於暹羅、北大年的記載甚早。皮萊資的《東方簡誌》中已見敘述78。海外大發現時期編年史家也多有涉及79。北大年很早便成為一國際貿易中轉站。1511年，葡人佔領滿剌加後迅速意識到了它的商業重要性。華商為不前往滿剌加，常將絲、瓷在此地出售，換取胡椒。葡人以印度棉布在此交換胡椒及補充穿越暹羅灣、前往中國沿海航行所需給養。1516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因氣候關係無法來華，便前往北大年，與當地國王締結友好關係。北大年為馬來半島的交通中樞，葡人不失時機將其作為航行中國的基地。
兩封最早從“亞馬港”發出的信件均敘述說，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80及梅爾喬爾(Mestre Melchior)神甫是從北大年出發來華的81。
沙勿略於1552年10月22日從上川發給在滿剌加的迪奧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信中說:
“萬一，上帝絕不允許這樣，這個商人不來接我，今年我不能入華，我真不知如何辦，不知前往印度還是暹羅。若去暹羅，可隨暹羅國王派遣的使團明年入華。若前往印度的話，在阿爾瓦羅·達·加馬(Álvaro da Gama)執政期間，若上帝不以其他方式成全我的話，不要指望在華作甚麼留下記憶的事情。”82
在《遠遊記》中，關於葡人冒充暹羅人的記載連篇累牘83。《廣州葡囚信》也多次涉及在粵經商的北大年人84。葡萄牙人之所以謊稱暹羅人，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與暹羅人有友好關係；第二，暹羅人與中國關係融洽，從洪武十六年起便獲得了二百道勘合85，有入華的便利。
儘管葡萄牙人採取了偽裝暹羅人的策略，仍不能完全過關。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九記載說:“雖禁通佛郎機往來，其黨類更附番舶雜至為交易。”86黃佐《廣東通誌》卷六六亦云:“嘉靖中黨類更番往來，私舶雜諸夷中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87正是為了杜絕假冒，明初便設立了勘合制度:
“看得佛朗機國，《皇明祖訓》並諸司職掌等書，原無開載。洪武年間，太祖皇帝因南海諸蕃國地方，每年蕃舡往來，進貢及買賣之人多有詐冒不實，特命禮部置立勘合文簿，但遇彼國差來之人，俱要比對，破墨宇號相同，方可聽信。”88
綜上所述，《明史·佛郎機傳》“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自縣。嘉靖十四年，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遂得混入”的記載不可隨意否定。
無論是《熹宗實錄》還是《明史·佛郎機傳》，均晚於葡萄牙人定居澳門之後，因此，對“佛郎機遂得混入”的理解不一定就是遷移邊檢於蠔鏡澳的當年或稍後的時間。“遂”字的過程可延長至15531557年。這是指作為民族與國家的佛郎機而言，我們不排除在1535年或稍後的年代裏已有佛郎機人假冒暹羅人隨著真暹羅人已“僑寓蠔鏡澳”了。
七、結論
閩人的私人海外貿易，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民間外交”的作用，為中葡的和解作出了一定貢獻。出於經濟原因，葡王表達了與中國和好的迫切願望。出於同樣的原因，京廷順應時勢，解除了廣東的禁令，對曾交惡的葡萄牙人採取了務實的折衷措施。
由於消除了中葡敵對的因素，無必要繼續將邊防檢查保持在偏遠的電白。因為不能排除葡萄牙人再至廣州城下的可能，也未恢復“海舶皆直泊廣州城下”的舊制，而是將船檢遷移至位於西江口與珠江口之間、又處於傳統內溝航線上的蠔鏡澳。鑒於西江無法通行大吨位的海舶，這一選擇既可阻止葡萄牙人通過珠江口北上廣州又方便了中外貿易，對廣東地方安全及經濟均有裨益。東南亞商人從來是比較平和的，祇有佛郎機的名聲不佳。從此措施來看，如果單單是東南亞商人的話，可能恢復至廣州的貿易。未恢復舊制的事實，可以反證至其時(1535年)葡萄牙人已再次活動於粵海。前引匿名情報已稱在1533年就有葡萄牙人再次光顧他們的“老港口(Porto velhio)”即東涌。從內溝航線前往東涌，必定途經海南-電白-上川-浪白-亞馬港-十字門-老萬山-大嶼山。由此可以推斷，葡萄牙人在1533年已進入澳門一帶。如果《熹宗實錄》“先是，暹羅、東西洋、佛郎機諸國人貢者附省會而進，與土著貿遷，設市舶提舉司稅其貨。正德間，移泊高州電白縣。至嘉靖十四年，指揮黃瓊納賄，請於上官，許夷人僑寓蠔鏡澳，歲輸二萬金”屬實的話，沒有理由說“僑寓蠔鏡澳”的夷人中完全沒有葡萄牙人的蹤跡。祇是澳門地區當時並不重要，僅為葡萄牙人航線上的普通一站，故未在葡語資料中留下任何記載。
雖然允許“諸番”進入蠔鏡澳待檢、貿易並“僑寓”，但並不可將此理解為澳門的正式開埠，因為我們知道，在1553年之前仍然祇允許外舶在汛期內就港灣停泊，“稛載而來，市畢而去，從未有盤據於澳門者。”89
論證1535年邊檢遷至澳門的有力證據是，倘若電白仍為邊檢所在地，後來在上川及浪白不可能出現那麼繁盛的私人貿易。
我們應該不落入費力考證歷史上是否有過“黃慶(瓊)”其人來肯定或否定1535年說可靠性的窠臼。《明實錄》的原始記載至今為一孤證，企圖得到某種定論或許要進行無窮的論證。較科學的研究方法是，努力解讀漢語中有限的最原始記載，比堪數量相對較多的外文資料，統觀中葡兩國決策層政治立場的變化及民間人士商業活動的演進，從中葡各自歷史及中-葡-東南亞多邊關係的大視野來探討1535年說的歷史真相。
註釋:
1 湯開建概括了7種，參見《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第82頁。
2 參見金國平、吳志良:《葡人入據澳門開埠歷史淵源新探》一文(待刊)。
3 關於火者亞三的新考證，可見萬明《中葡早期關係史》，北京，社會文獻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29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韋傑夫博士(Dr.GeoffWade)《明朝中國史料中的葡萄牙人》，載《葡萄牙與中國——葡中關係會議演講集》，東方基金會，里斯本，2001年，第272-276頁。
4 《嘉靖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已條，第5頁正面。
5 何喬遠:《名山藏》，卷106，王亨記三，滿剌加條，第20頁。
6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第10頁。
7 湯開建，前引書，第88頁。
8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103頁。
9 另見湯開建，前引書，第86-87頁。
10 《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9頁。
11 湯開建，前引書，第16頁。
12 羅香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中國學社，1959年，第24、39-40頁。
13 同上，第24頁。
14 關於此問題的考證，可見林家勁:《宋代南海航線的溽洲——兼論<萍洲可談>》，《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226-229頁。
15 《新唐書》，第1153頁。
16 具體地點是東涌，詳見金國平:《從西方航海技術資料考Tumon之名實》(待刊)一文的考證。
17 金國平:《西力東漸一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307頁。
18 《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第84頁圖。
19 同上，第82頁左下圖及第83頁上圖。
20 同上，第86頁圖及第87頁圖。
21 同上，第88頁圖。
22 同上，第89頁上圖，第90頁，第91頁二圖。
23 同上，第92頁圖。
24 可能是代表順德、香山。
25 可能是代表順德、香山、新會。
26 可能是代表順德、香山、新會、三水。
27 可能是代表三水。
28 《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第150頁圖及第151頁上圖。另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313頁上林旭登航海圖。細部圖可見《歷代澳門航海圖》中第4及第6圖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19圖，第26圖，第27圖，第
28 圖，第33圖，第34圖，第35圖，第55圖，第57圖，第62圖及第78圖。
29 《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第103頁下圖，第104頁三圖，第105頁三圖，第106頁圖及第108頁圖。
30 譚世寶:《Macao、Macau(馬交)與澳門、馬角等詞的考辯》，《文化雜誌》，第35期，第188-189頁。
31 《明史》，第8433頁。
32 黃文寬:《澳門史鉤沉》，澳門星光出版社，1987年，第69頁。
33 同上，同頁。
3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第33頁。
35 《中山文獻》，卷5，第503頁。
36 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第184頁。
37 金光祖:《廣東通誌》，卷28，番彝，第43頁；又，郝玉麟《廣東通誌》，卷58，外番，第33頁及《中山文獻》，卷6，第1814-1815頁。
38 《明史》，第8437頁。
39 《清史稿》，第214-215頁。
40 《清史稿》，第14691頁。
41 參見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中國風物誌-十六世紀文獻集》，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229頁。
42 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anchez)於1582年在福建沿海被捕後押解至廣州。
43 西蒙·德·安德拉德未至廣州。
44 參見大英博物館，add.mss.28.461，第4-4頁反面。
45 賈雒英、薛起蛟:《新會縣誌》，卷三<事紀>，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205頁。
46 磨刀門。可見《澳門歷史地圖精選》中第57圖所示“寬水道”。
47 林旭登:《航海史》(法語版)，阿姆斯特丹，1619年，第20章，第49-51頁。
48 中葡衝突的第二年，即1523年，桑肖·恩里克斯(Sancho Henriques)在北大年曾見到華人(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檔2-145-173，《若爾熱·德·阿爾布克爾克(Jorge de Albuquerque)致唐若昂三世函》，1524年1月1日於滿剌加，第41頁)。1527年，弗郎西斯科·德·薩(Francisco de Sá)在爪哇見到華人裝運胡椒(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檔2-145-173，《布拉斯·巴昂(Brás Baião)致唐若昂三世函》，1540年11月1日於果阿，第109頁)。根據滿剌加要塞司令得到的情報，該年計有30艘閩船前往巽他、北大年、淡目(Dema)、林加(Linga)及滿剌加。
49 中國。
50 澳門地名沙梨頭的葡語名稱是Patane，即北大年。此名在澳門地理中的沉積，反映了東南亞商人在澳門居留的歷史。
51 里斯本國家檔案館，老檔第875號，第71頁反面-72頁，引自薩安東主編《16-19世紀葡中關係史研究》，東方葡萄牙學院，1996年，第83頁。
52 滿剌加。
53 里斯本國家檔案館，編年檔1-37-71，第1頁反面。
54 這些閩船來自月港。漢籍記載豐富:“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議得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負山枕海，民居數萬家，方物之珍，家貯戶峙，而東連日本，西接暹羅(原文為“球”)，南通佛郎、彭亨諸國，其民無不曳繡躡珠者，蓋閩南一大都會也。其俗強狠而野，故居則尚鬥，出則喜劫，如佛郎機、日本諸夷……。福建監察御史金城，復議得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方，僻在海隅，遙通島夷，生聚蕃盛，萬有餘家，以下海為生涯，以通番為常事，方且崛強負固，租賦不供，健訟構爭，經年不決……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朱紈《甓餘雜集》，卷3，《增設縣治以安地方事》，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269頁)“時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來暹邏、佛郎機諸國通易貨物。”(《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26冊，《福建洋稅條》，第10629頁)“此時有滿剌加夷者，故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怒起格鬥，漳人擒焉。”(《閩書》，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165頁)。~'Chymçheo一般作Chincheo。這兩種書寫方式的音值完全相同。至於Chincheo是漳州還是泉州的對音，從語音的角度來分析，應該說是漳州。但葡萄牙人來漳州月港後，也在屬於泉州的浯嶼活動，因此較合理的作法是區別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例如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Jorge Mascarenhas)於1518年到達的Chincheo是漳州月港(詳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第56-58頁)。本文的Çhymçheo也是漳州月港。也就是說，葡萄牙人北上雙嶼及發現日本以前的Chincheo主要是指漳州月港。對此，《明實錄》有載:“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嘉靖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已條，第5頁正面)《名山藏》亦云:“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埠何喬遠《名山藏》，卷106，王亨記三，滿剌加條，第20頁)
55 里斯本國家檔案館，編年檔3-9-94，第3頁。
56 里斯本國家檔案館，編年檔1-4-29，第7頁。
57 參見洛瑞羅:《貴族、傳教士與官員-16世紀葡中關係》，里斯本，東方基金會，2000年，第495頁。
58 “chyncheos人”當為漳州月港的閩南人或由此出海的其他地區的福建人。
59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檔1-40-80，《向佩羅·德·法利亞(Pero de Faria)轉交滿剌加要塞職權文件》，1528年7月20日於滿剌加，第3頁。
60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檔2-145-173，《佩羅·巴利加(Pero Barriga)致唐若昂三世函》，1527年12月31日於柯枝，第15頁正面。
61 《印度之家登記薄》，第1卷，第54頁。
62 其作者可能為阿豐索·任蒂爾(Afonso Gentil)，參見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Georg Schurhammer)《方濟各沙勿略生平及其時代(Francisco Javier.Su Vida y su tiempo)》，潘普洛納，納瓦拉政府，耶穌會及潘普洛納主教府，1992年，第3卷，第70-71頁。
63 拉法爾·廷迪諾(Raffaella D'Intino)，前引書，第60頁。據考，這是於1548年為方濟各沙勿略提供的中國情報。
64 詳見金國平:《從西方航海技術資料考Tumon之名實》。
65 張燮記載了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後對華商的迫害:“後佛郎機破滿剌加，入據其國，而故王之社遂墟。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為真主矣。古稱旁海人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過人則嚙，無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畫入市，覺者擒殺之。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本夷市道稍平既為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醡，屢肆輈張，故賈船希往者詣蘇門答剌，比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於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澳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為市，亦不甚籍商舶彼閒也。”(《東西洋考》，卷四<馬六甲>，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第124頁、126頁)。
66 費爾南·羅佩斯·德·卡斯達聶達(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ndia)》，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8年，第2卷，第8篇，第66章，第678頁。
67 月港。
68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著、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上冊，第134頁。
69 該信全文漢譯可見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51-166頁及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文獻註釋篇》，第182-196頁。
70 華人及日本人。
71 土芙苓。
72 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藥談(Os Colóquios dos Simples)》，里斯本，官印局，1987年，第2卷，第259-260頁。
73 該信全文漢譯可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文獻註釋篇》，第196-209頁。
74 參見洛瑞羅:《貴族、傳教士與官員-16世紀葡中關係》，第302頁。
75 湯開建，前引書，第82-103頁及《明清士大夫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68-85頁。
76 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八二(南蠻)，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75頁。
77 蔡汝賢:《東夷圖說》，參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135136頁。
78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Armando Cortesão):《皮萊資的<東方簡誌>及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ASuma Oriental de ToméPirese o Livro de Francisco Rodrigues)》，科英布拉，1978年，第239頁。
79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文獻註釋篇》，第210-284頁。
80 《遠遊記》作者。其生平詳見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上冊，第Ⅰ-ⅩⅢ頁。
81 參見麗貝卡·卡特斯(Rebecca Catz)及弗朗西斯·M·羅傑斯(Francis.M.Rogers)輯注《平托信劄及其它文獻》，里斯本，存在出版社、國立圖書館聯合出版，1983年，第63及第67頁。
82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文獻註釋篇》，第297頁。
83 參見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中有關章節。
84 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文獻註釋篇》，第182-209頁。
85 《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5卷，第185頁。
86 同上，第5卷，第133頁。
87 同上，第5卷，第175頁。
88 同上，第5卷，第260頁。
89 王以寧:《粵東疏草》卷五，《條陳海防疏》，第1頁。
*澳門歷史研究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