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人的愛國光榮傳統
劉羡冰*
1999年12月20日，通過傳媒，數以億計的中外人士，看到澳門人歡慶回歸，只看萬人空巷的迎軍場景，歡欣鼓舞、真情流露。人們一次再次提問:澳門人為什麼那麼愛國？澳門人的愛國光榮傳統，有五大特點，以下分別討論。
一、源遠流長的繼承性
有一個歡迎解放軍駐澳部隊的故事，也許值得介紹。
小販互助會組織迎軍工作，各業小販紛紛報名參加。一位70多歲的老婆婆歡天喜地來報名。工作人員對她說:“老人家還是在家裏看電視好了，人多，站的時間又長，辛苦啊!”可是工作人員怎麼也勸不止她，最後老人家動了氣說:“你們真的不讓我去，那下次不要來收會費!”原來老人家在50年前，也就是1949年，曾隨澳門愛國同胞的隊伍到中山慰勞解放軍，超過半個世紀的盼望，才等到澳門主權回歸祖國的一天，她怎麼也不能放棄這個親自迎軍的機會，以償宿願。從老人家身上，我們不是看到澳門人的愛國傳統源遠流長嗎？
歷史再向前推一個世紀，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在廣州高舉禁煙的鮮明旗幟，繼而英勇抗擊英帝國主義的鴉片戰爭。在抗英隊伍中，就有一位首領叫王福祥，澳門人，攜同家眷到廣州打仗1。
“恆久以來中國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都是最發達的國家”2直到19世紀初國民生產平均值還維持世界最高，乾隆晚年到道光年間才步步衰落，鴉片戰爭失敗後，列強洞悉了清廷的積弱腐敗，葡人也公然強佔澳門租借地，還逐步擴張，以後延續進行了150年的殖民主義式管治。
在葡帝國主義野心擴張強佔過程中，澳門居民的反抗此伏彼起:
1846年，澳門1500漁民團結抗稅，商人也罷市，反對迫害。
1849年，澳葡管治者驅逐中國官員，推倒中國國旗，拆毀望廈村的香山縣縣丞署，侵佔塔石炮台。青年沈志亮、郭金堂、李寶、張根、郭洪、周玉、陳發七人，激於義憤，把葡督阿瑪勒殺死，沈志亮個人頂罪，義無反顧。郭金堂也隨同自首，敢作敢當。
1863年，澳葡強佔塔石、沙崗、新橋、沙梨頭、石牆街，當地人民也自發反抗。
1883年，澳葡強偏望廈、龍田兩村戶口，勒收地租、村民反抗，後來還自動組織“望廈鄉民知守義團”把前來收租的葡人嚇走。
澳門人一次次自覺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維護祖國的主權，但他們每次都十分失望，腐敗積弱的清廷只能喪權辱國，任人宰割。因此澳人漸漸明白到，這不是一人、一家、一村的不幸，是民族的不幸，是全世界弱國共同的不幸!祖國積弱不振是總的禍根。
1922年，1966年，又發生了兩場澳門人群起反對殖民地赤裸裸的民族迫害，在粗暴的武力鎮壓下，澳門居民體會更深。可以想像到:澳門人的強國夢很早、很深、很沉，澳門人的愛國情源遠流長、很真、很純、很濃!
翻翻普通澳門史書的大事年表，1876年澳人賑山東、山西災荒，1878年澳人賑清遠水災，1880年賑三水水災，1885年賑懷集水災，1887年，賑河南水災，1890，1893年賑順查，沙崗水災，1900賑北京，陕西、廣西、皖北、山東飢荒……。用血濃於水來形容澳人與祖國人際的關係，一點也不誇張。
二、愛國思想的先進性
澳門人的愛國思想具有先進性，與盲目愚忠有根本的區別。
澳門作為對外開放的早期城市，東西文化交匯的前沿，長期成為邊緣性的自由空間，知識分子在這裏學習西方科技文化；許多仁人志士從這裏尋找強國富民的道路。
1839年，林則徐奉旨南下禁鴉片，到澳門巡視時，把澳門作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他成為民族英雄，不單祇是第一個舉起敢於與西方強國抗爭的旗幟，而且是第一個敢於沖破“天朝大國”的心理禁錮，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澳門新聞紙》就是當年他在澳門、廣州組織人員搜集、翻譯、整理、編訂的外國資訊。在禁煙壯舉中，他運用學得的西方法律和禁令，作為對外交涉的理據；在備戰上，他販買、仿造和學會使用西方的大炮和戰船。他“師夷制夷”的思想，達到當年最先進的水平，為中國的進步與強大沖開一條正確的道路。今天，我們積極爭取加入了WTO，更明確改革開放是不可逆轉的坦途，就更能體會林則徐的愛國思想的先進性，他的愛國主張的正確性。當年，澳門青年知識分子參與了林則徐的禁煙實踐，受到先進思想的啟示。
林則徐被貶新疆，摯友魏源毅然繼續他們的愛國行動，編輯《海國圖志》，開眼看世界，尋求強國富民的道路。魏源還吸納了澳門土生葡人瑪吉士編著的《外國地理備考》20萬字中的12萬字，佔最後版本新增内容60%。《海國圖志》大大幫助中國人放眼看世界。梁啟超曾說:“中國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識，實自此始。”它對日本也震動很大，1851年該書從中國輸入。三年翻譯、翻印20多種，推動了日本的立國和明治維新。
另一本對中、日求進步、求救國有影響的書是《盛世危言》，作者是世居澳門的學者鄭觀應——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先驅，民主與科學的啟蒙思想家。《盛世危言》從澳門醞釀也在澳門完稿，它啟發了一代人。光緒皇帝、孫中山先生受它啟發，毛澤東讀了走出韶山沖，求學救中國。
孫中山13歲從澳門走出國門，學成在澳門行醫，也同時在澳門開始組織革命活動。孫先生和澳門同盟會成員以先進的思想在澳門傳播，影響下一代愛國救國。
從林則徐、鄭觀應到孫中山，他們的愛國思想同樣達到當代最先進的水平。
志在祖國的強大，維新派成員也在澳門做了一些工作，推動愛國活動，陳子褒對進步教育貢獻良多。他把日本教育革新家福譯諭吉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引進澳門，以先進思想培育下一代。
容閎兩度在澳門求學，1846年隨美國傳教士布朗先生回美國，後入耶魯大學深造，回國後推動留學教育為中國培養了新式人才。他對澳葡在澳門縱容豬仔貿易十分憤慨，反映了愛國愛澳、關心同胞的感情。後來他還接受政府的委托，親赴南美洲調查，向全世揭露這一違反人道主義的罪行，侵犯人權的骯髒貿易，在促進禁止豬仔貿易的國際合作中，他作出了努力。
儘管澳門文教發展比鄰近地區緩慢，但具有先進愛國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人士的推動下，祖國任何一項愛國運動，澳門都有呼應，都有群眾活動，愛國不甘後人的傳統精神。
辛亥革命成功，澳門教育界梁彥明，周豈凡，何進斗發起剪辮會，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令中國喪權辱國的“廿一條”，澳門教育界組織抵制日貨救國會，師生利用假節日到中山縣各鄉演講，喚醒國人；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各校師生更積極反應，香港報章報道，孔教學校十一人演說團“雖有學生被捕而志不稍衰”，他們“流涕以道，聞者莫不感動”。3
1922年，中華教育會成立後第二年組織3000師生國恥大遊行，震動省港澳。這些行動與祖國人民心連心，互相勉勵。
三、愛國參與的自覺性
以上可列舉的事例，不但說明澳門人愛國傳統源遠流長，愛國思想的先進，還說明了他們積極參與的自覺性。根據許多報導，一些發生在内地的愛國行動，“消息傳來”，澳門就有結合本地實際的、有組織、有目標的回應，其中不少是志在宣傳推廣，喚醒民眾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澳門人對民族的危難已十分關注，知識分子家庭還保留了1931年11月的《中學生》雜志，裏面已刊出一篇“九·一八”事變的目擊証。宏漢小學校校長鄭穀詒親自作了一篇《致義勇軍書》，寄給前方以表澳門同胞激勵之情，還在校教授，全校師生都能背誦鏗鏘的句子:“……諸君子熱心壯志，高薄雲天，誓不與倭賊共生，定有非常偉劃，務望力排艱險，互相激勵，驅彼醜虜，還我河山!與其為奴隸於木屐兒，不如作鬼雄於沙場上。……”這也是喚醒國人奮發的鄉士教材。
抗戰八年，内地不少名校名師避難於澳門，不少文人學者，藝術家也集中澳門，他們更各展可長，投入抗日救國活動中，校園文化充滿愛國氣氛，張貼“毋忘國恥!”、“還我河山!”等標語、高唱“松花江上”“太行山上”等歌曲，社會上、學校裏、組織不少劇團、歌詠隊、通過文藝形式宣傳愛國救國。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大多數是自覺自願的，是出錢出力的。從群眾的樍極投身，自願參與中，看到澳門人也隨着祖國人民一道，逐步覺醒，民族觀念不斷增強、愛國感情不斷加厚。
嶺南派畫家創始人高劍父在來澳門之前，在日軍狂轟濫炸中，手書“尚武”兩個字。
高劍父的得意門生關山月從廣州逃難來澳，路上目睹同胞妻離子散，繪下了這催人淚下的情景，他第一場抗日畫展就在澳門舉行，激起同胞深深的共鳴。
澳門人冼星海作的《黃河大會唱》也傳遍校園和整個濠江，振奮了民族精神。
各校、各社團組織的劇團，不但在學校演出，在澳門的劇場演出，還冒槍林彈雨到回鄉演出。
為了支援前線，有各地來澳發動的籌款，還有本地組織的各界，四界救災會(實即抗日組織)。抗戰八年、做了大量工作、小的賣花賣旗，大的學國捐軀，犧牲小我，完成大我。1931年，澳門青年林耀參加中國空軍，在1944年任第29中隊隊長，在一場空戰中冒着敵軍密集的高射炮，英勇作戰，血灑長空，以身殉國。
童軍教師區華清，澳門青年，參加中美合作的抗日滇緬公路車隊隊長，安南站站長，工作出色，還有不少青年司機參加軍需或民用運輸，一心抗日。澳門四界救災會成員先後組織回國服務團團長廖錦濤烈士、第三團成員梁捷烈士都在戰爭中犧牲寶貴生命。
更多教師以教壇為陣地，教育學生熱愛祖國，出錢出力，萬眾一心，共赴國難。有錢人捐五萬元—可以買整條街的房子，理髮工人每月捐一元幾角，學生參與學校發動的一仙運動……澳門人口不多，力量微弱，但最可貴的是喚醒了群眾，他們的一切行動，發自内心，是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所作的奉獻!一個讀者在《民族革命之路》的書後寫下讀後感言:“無時不抱着進取、刻苦、堅定的精神；人生的幸福是在服務社會中得來的；以民族、回家作為我的中心思想。”
四、不分階層的廣泛性
從1849年，葡人強佔澳門之後，在長達150年的外人管治年代裏，澳門人的愛國行動，絕大多數是不分階層的，歷史上無數次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三罷”統一行動，同仇敵愾，不分階層，互相支援，不怕犧牲。覺悟有先後，但通過一定的說服發動，很快就形成一股萬眾一心的意志和力量，也不管抗爭勝負，愛國團結意識總有可增強。
1922年葡兵調戲中國婦女，正義工人起來保護，結果引發罷工、罷市、罷課的全市支持。當年只有不足10萬的人口(據1920年人口統計，全澳華人79，807人，佔95.1%。全澳人口83，948人)第一晚間警署的已有萬人。可見民族壓迫當前，一呼反應的廣泛性。
1996年，華東水災，澳門各界自發籌款賑災。全澳43萬人，平均每人捐款達70元澳幣。善長仁翁遍及各階層。當然有組織的群體—特別是歷史悠久的界別團體起核心作用，但沒有廣泛的呼應，就沒有反復的主動，更沒有各此廣泛深入的嚮應。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澳門教育》一文中說:“不管是原居民還是新移民，不管是富商名流，還是貧苦人家，高級知識分子也好，目不識丁的人也好，佛門禪院的和尚、尼姑也好，花街柳巷的歌姬妓女也好，救國救亡，同仇敵愾，愛國精神卻高度發揚。”
五、認識行為的一致性
愛國，貴在行動。澳門人的愛國傳統貴在認識和行為的一致性。
客觀以上所舉的真人真事，梳理150年的群眾愛國運動規律，澳門社會確有不少地方特色。有不少獨特的個性。愛國團結是一大特色。思想認識與行為的一致性是最可貴之處。因而顯出其力量，儘管在歷史長河中，有大勝小勝，同時又有失敗與挫折，但群威群膽，互助互勉，積極影響始終是主旋律。加上20世紀50年代以後，祖國逐步走向發展，改革開放以後，更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内因外因的互相推動，澳門人的愛國心就更堅定了。
澳門順利回歸，澳門人同時圓了強國夢和主人夢，開始邁向創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歷史新階段。優良傳統的承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為特區政府廣大公僕，作為社會的主人翁，官民雙方都有責任把澳門人愛國光榮傳流發揚光大。首先，必須有客觀的認識，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明確其性質和意義，請除殖民主義者的“官方”觀點影響；其次，要深刻理解精神力量的威力，加倍珍愛並有效地推廣。澳門人的愛國光榮傳統是澳門特區的一份金錢買不到的，豐厚的精神財富，對比鄰近地區，回歸一年的順利因素，與居民的愛國情懷關係很大。
澳門是個“移民”社會，許多優良的傳統是土生土長的，但也有不少優良傳統都是外面傳入再發揚光大的。澳門人具有一定的廣納，揚棄的文化整合能力，這是以上列舉的人、物、事中可以証明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澳門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還有許多不足，也存在一定的社會惰性特徵，當家作主的澳人，還要拿出勇氣去承擔，面對和改進。文教工作者是社會良心。可以，也應該多發揮作用。澳門居民的愛國傳統中，折射出堅毅、理性、正真、合群、勇敢等優良品格，是可愛、可貴的，是我們培育下一代的優質教材，應該加倍珍惜，充分利用，也是創建特區的優質文化遺產，應該加倍珍惜，充分發揚。
1 鄧開頌:《澳門歷史》P.29
2 葡]天主教大學Xavier Dintado教授:《總結:中國前景？從歷史與經濟研究中探討，以及所需要的改革》
3 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6月14日
*澳門中華教育會監事長、資深教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