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山、東西望洋考
金國平 吳志良*
一、東望洋古跡淵源考
最近澳門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中心提交的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最後名單共列1 2個文物點，其中有東望洋三古跡——砲臺、教堂及燈塔。燈塔松濤，向來稱澳門八景之一，為中外遊客必到之地。我們發現，關於它的考證短文及旅遊小冊子乃至第一部澳門歷史著作中竟然誤説連篇，有必要核對葡語史料，清源正本。
最大的問題是其葡語名稱的解釋。漢語中東望洋異名繁多。1其中，“基亞”一名顯然來自葡語Guia。
關於Guia，王文達先生有如下考證:
“自從一六二二年，經過荷艦襲澳後，澳葡或亦感覺澳門海岸防禦工事之重要，於是驅使戰勝時擄獲之荷蘭俘虜，開始修築望洋臺上之堡壘。後來該隊俘虜之荷酋臨終時，嘗請求澳葡，准其刻一石像，豎立在望洋臺上之教堂門外，俾作紀念。該像後來曾在一個時期，移置於議事亭內之樓下大堂，作為古物陳列，是亦澳門歷史之遺物也。”2
“澳葡當局所稱之東望洋山區，其葡文名稱‘基亞'(Guia)，蓋即當年荷蘭俘虜酋長石像之名也。”3
後人又發揮説，澳葡擊潰進犯澳門的荷蘭艦隊後，任命被俘的艦隊司令基亞帶領部屬為澳門築城及建砲臺。葡人念其功勞，將松山命名基亞山，砲臺也稱基亞砲臺，云云。
首先，我們來探討“當年荷蘭俘虜酋長”的名字
從歷史的角度看，當時澳門議事亭書記官雷戈(Diogo Caldeirado Rego)在1623年11月27日寫於澳門的一份報告中叙述了俘虜荷蘭人的經過:
“……他們攻打東望洋山(montede Nossa Senhorada Guia)，企圖佔領它，與其他兩支攻打部隊會合。一下船，他們立即分散，一邊用火槍射擊，一邊向(東望洋)山高處攀登。那裏已經有幾個我們的人在阻擊他們。此時，從城裏及各個泊口又趕來了更多的人。眾人鬥志昂揚，從各處攻打他們，用火槍和劍殺死了許多敵人，把負重比較輕的逃脫者追得游上了船。田野和海灘上陳屍400多具。其中有一步兵和想隨同他們作戰的一海軍將領，還有1個副官、8個步兵上尉，其他是上士和戰地軍官及其當中的主要和知名人物。傷員近200人。後來得知，受傷者極少得以逃脫，一些被俘，其中有一個上尉，是個主要人物，至今還在我們手中。他們丢下了600多支火槍、1門砲、許多劍、盾牌和戟、7面軍旗，還有幾箱東西。這些都成了彰揚此次勝利的戰利品。”4
由此可知，文中所説的主要人物上尉便是“當年荷蘭俘虜酋長”，但未指明其姓名。我們還查閲了不少當時的資料，均不見基亞(Guia)5一名，而且葡語史學中從無此説。
據原葡萄牙海事及海外部檔案舘庋藏的一份當時官方報告的抄件，“第二天6，荷蘭人打著白旗來贖人。他們不知道他們在我們手中的俘虜只有7個人還活著；……”7
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的一份手稿也證實了這個數字:“卡爾瓦略(LopoSarmento de Carvalho)8俘虜了一個他們的大首領和其他6個荷蘭人，……”9
這個小數目，對澳城的城牆及砲臺的建築恐怕不會有甚麼大的貢獻。據葡萄牙檔案資料記載，1625年築城的人數“約千人”10，而且是“華人”11。。城牆及碉堡的設計及督造者是一個精通此行的名叫莫拉雷斯(Fernando de Morales)的上尉12，而不是荷蘭人。
從語言的角度分析，在“Nossa Senhora da Guia”這個詞組中，“NossaSenhora”的意思是“聖母”，“da Guia”義即“屬於Guia的”。且不論荷蘭人姓氏中是否有Guia這個名字，就宗教文化而言，將天主教奉為國教的葡萄牙人絕無可能以一個新教國家臣民的名字來命名他們的聖母。在葡語中，“Guia”是個普通名詞，其基本詞義是“帶領、引領、指引、引導”，轉義作“帶領者、指引者、引導者”。葡萄牙人是個航海民族，海上人在遇到海難時，多祈求各自家鄉的聖母保佑，因此，起初與航海有關的聖母名稱繁多，後逐漸統稱“導航聖母”13，原因是他們將任何一個解救海上人於危難的聖母比作天空中最明亮、最易見到的金星(Vénus)。14葡語中，金星也稱“Estrela-Guia”，即將聖母喻為指路明星，其形象為一個手持星星、居於懸崖或山顛的聖母。15“Nossa Senhora da Guia”的典故源於此。因此，“Nossa Senhora da Guia”的原意是“指路聖母”，在涉及航海時可以譯為“導航聖母”。
由於“Guia”是個普通名詞，在漢語中不應該音譯16為“基亞”、“芝也”等。“Nossa Senhora da Guia”的正確英譯應該是“Our Lady of Guidance”，而不是“Our Lady ofGuia”。
葡國以“導航聖母(Nossa Senhora da Guia)”命名的地名繁多。17Guia為其略稱。18
葡萄牙人對“導航聖母”的崇拜起源甚早。19葡萄牙北部城市孔迪鎮(Vila do Conde)的“導航聖母小堂”(Capel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可能是葡萄牙現存最早的供奉“導航聖母”的宗教建築。在11世紀便有記錄説，它是吉馬良斯修道院(Convento de Guimar~æs)的財產。20
葡國出海人在航行前，向“導航聖母”祈禱，求其保佑，消災免難，平安歸來。簡單比喻説，她有如中國的“天后聖母”。
隨著地理大發現的船隊，對“導航聖母”的信仰傳到了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211576年，在印度沿海的馬德拉斯(Madras)建立了“導航聖母”隱修院，至今香火不衰。
至於“O Farol da Guia(松山燈塔)”，其真正的意思是“指引燈塔”或“指路燈塔”。里斯本郊區旅遊勝地卡什凱什(Cascais)有15世紀的“導航聖母洞(as grutas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它的燈塔也稱“O Farol da Guia”22，始建於1610年，為進出里斯本港的船隻導航。早在1570年23，便於當地修建了一座“導航聖母隱修院”，為海員提供精神慰藉。
綜上所述，葡萄牙對“導航聖母”的信仰、修建“指引燈塔”及“導航聖母隱修院”的歷史遠遠早於澳門東望洋三古跡。東望洋的文物植根於葡萄牙天主教文化，與荷蘭人無任何淵源。
其次，我們來回顧一下“當年荷蘭俘虜酋長石像”的歷史
博克塞説:“這是一座以花崗岩雕刻的粗糙石像。傳説，它象徵1622年荷蘭人在澳門慘敗中被俘的荷蘭士兵。據説是這些俘虜自己雕刻的。在移往賈梅士博物館之前，它擺在東望洋砲臺。”24以前放置的地點是澳門城外。25 1 9世紀末，移至松山古鐘旁。庇禮喇(J.F.Marques Pereira)形容它是“一塗著石灰的人像，粗糙地表現一個軍人。”26其高度為1，20米，1928年從東望洋砲臺移入賈梅士博物館。27
“這一花崗岩石刻的命運淒慘:一天莫名其妙地從博物館消失了。1960年，在青洲火化爐旁的淤泥中發現它與其他幾門古砲埋在一起。當時的總督馬濟時(Jaime Silvério Marques)下令將其移至大三巴遺址考古博物館內。
1966年12月3日，騷亂的華人28砍斷了這個可憐的荷蘭人的頭，將其帶走。後為工務司的一個職員在花王堂斜巷的陰溝中發現。其身體留在了大三巴遺址。阿爾梅達(Alfredo daAlmeida)同情此人像，將其身體運至二龍喉花園，重合屍首。
最後，不幾天前29，在我們的要求下，與其他幾塊歷史石碑運往三巴砲臺安置，成為了新考古博物館的展品之一。”30
沒有人知道，石像是否還在，存於何處。從石像雕刻粗糙的情況來判斷，更有可能是象徵被擊敗、後悔的荷蘭人，對荷蘭人並無任何正面紀念的意義。如果這一判斷成立的話，它可能是1871年31在開闢得勝花園32之前已存在的某種非正式的紀念葡人勝利而貶低荷人的文物。33
龍思泰在其澳門史兩次涉及東望洋山時説，也別稱它為“Charil”。34這裡有一對錯誤:之一，“Charil”為“Chaul”35之誤36；之二，比龍思泰早兩百多年的曾德昭的《大中華帝國志》的西班牙文初版只是説“因為東望洋山俯瞰三巴山，近來大肆設防，以至於人們將它比作令來犯者喪膽的37查烏爾山(Morro de Chaul)”38，未言它是東望洋山的異稱。可見，此乃龍思泰的誤解發揮。
再次，關於東望洋小堂的譯名
東望洋砲臺內的小堂現在最流行的中文名稱是“聖母雪地殿”。查此譯名最早出自澳門史地考證大家王文達:“聖母雪地殿，原來之葡文為Cidade do Santo Nome de Deus，即以聖名為城之聖母也。”39一望而知，“雪地殿”似為葡語“Cidade”的譯音。大概當年王先生也感到此説頗為牽強，繼而補充説明“即以聖名為城之聖母也”。“Cidade do Santo Nome de Deus”譯作“上帝聖名之城”，為葡人對澳門的美稱。顯然，王先生此説屬於張冠李戴。實際上，“聖母雪地殿”的對應葡語名稱是“Ermida deNossa Senhora das Neves”40，其正確的譯法是“白雪聖母隱修院”。“聖母雪地殿”係不正確的俗稱，應逐漸停止使用。
龍思泰為時人，其説當可採信。“白雪聖母”信仰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4世紀，是聖母最古老的稱謂之一。傳説古羅馬一巨富貴族因膝下無子，與其妻約定將全部家財奉獻聖母上帝。當他們在商量如何實施這一決定時，8月4日晚上他夢見聖母對他説:“在羅馬山上為我修建一大教堂。明天山上會白雪皚皚。”第二天果然顯了靈，埃斯奎利諾(Esquilino)山上一片銀裝。8月正是羅馬一年中最炎熱的日子，因而眾人為之稱奇。連當時的教皇利貝利奧(Libério，352-366年在位)也出來一睹為快，並在人民的要求下，選址開始建造大教堂，以“白雪聖母(Nossa Senhora das Neves)”命名之。它後來成為羅馬城中最重要的供奉聖母的教堂，遂改稱聖瑪利亞大教堂(Santa Maria Maggiore)。41由此可見，“Nossa Senhora das Neves”中的“Neves(雪)”是指埃斯奎利諾山上的雪，而不是甚麼“雪地”。當時的澳門翻譯不知此典故，便譯為“雪地”。為尊重歷史，我們建議使用“白雪聖母小堂”這一稱謂代替“聖母雪地殿”。
第四，關於“白雪聖母小堂”及東望洋砲臺興建的年代
許多葡語文獻説明“白雪聖母小堂”建於1622年荷蘭人襲澳之前，具體年代不詳。至於東望洋砲臺的年代，有1622年以前及1637-1638年間二説。
1622年以前説的主要代表是文德泉神甫，其説的主要依據是現存葡萄牙埃武臘公立圖書館及區檔案館中的澳門第一位總督唐弗朗西斯科·馬斯卡雷尼亞斯(D.Francisco de Mascarenhas)留下的一批原始文獻。42這位總督於1623年7月7日在澳門就職，因此，文德泉神甫下結論説，在他於1623年抵達澳門時，東望洋砲臺業已存在。43
我們認為，文德泉神甫結論的論據不甚充分。從早於唐弗朗西斯科·馬斯卡雷尼亞斯文件的當時葡萄牙人的作戰報告及有關資料來看，無跡象表明在1622年荷蘭人襲澳時已存在東望洋砲臺。例如，一份官方報告記錄説:
“當敵人出現在竹林叢中和城市面前，快到東望洋隱修院時，在那片田野高處的三巴山發射了一門重砲，然後幾門小砲也開了火。這阻止了他們的前進。同時，他們看到面前有許多人從山谷沿著山坡向隱修院攀登，……”44
雷戈1623年11月27日寫於澳門的報告稱:“他們攻打東望洋山(monte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企圖佔領它，與其他兩支攻打部隊會合。一下船，他們立即分散，用火槍射擊，攀登至(東望洋)山的高處。”45
這是戰役第二年寫的報告，未見言及東望洋砲臺，換言之，至其時不存在東望洋砲臺。
薩拉依瓦(Joaquim Saraiva)主教轉引了一份古老文獻的記載:“他們(荷蘭人)設法登上東望洋山(Monte da Guia)。那裏有一座可以防守的隱修院(huma Ermida defenssivel)。費雷拉(Rodrigo Ferreira)帶領8個葡人、20個土生及一些奴僕據守在那裏。他們靠山頭岩石的掩護不斷開火，阻止他們的前進，使他們對登山與否產生疑問。”46
“可以防守的隱修院”一語説明將隱修院作為碉堡使用，但並無名副其實的砲臺。而l 637-1638年間説有碑文為據，當為可靠:
“本碉堡(FORTE)由議事亭(ACIDADE)出資，由砲兵上尉安東尼奧·里貝羅·拉亞(ANT.RIBR.RAIA)47督造。1637年9月起造，1638年3月竣工。達·卡馬拉·德·諾羅尼亞(DA CAMARA DE NORONHA)48時為總督。”49
鑒於東望洋山是全澳的制高點，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於此年代前，在山上臨時設置火砲則屬可能。
二、西望洋外文名稱的由來
西望洋為西望洋山的簡稱。“蓋西望洋山，在澳門之極西端，前臨南環西環二灣，遠望九洲伶仃大洋，故稱西望洋山。又與東望洋山遙相對峙，分控東西海隅，形勢雄壯。山高六十九公尺，為澳門之第三高崗，巍峨秀麗，亦為澳中之名勝風景區。”50因富麗堂皇的澳門主教府位於山巔，故又俗稱主教山。
西望洋山的葡語名稱是“monte da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França”。簡稱“Colina da Penha”51或“monte da Penha”。52山上的隱修院稱“ermida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西望洋堂)”53，砲臺稱“Forte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西望洋砲臺)”54。
西望洋山原始漢名為Nilao55，後演變成Li1ao。這是以前一股山泉的名字。56直到18世紀末，葡語文獻中仍見使用“Fonte de Nilao(Nilao泉)”57，或即“亞婆井”的葡名。漢語“亞婆井”系列地名中，亞婆的葡語對應詞均是Lilau。
實際上，葡語“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ça”來自西班牙語“Nuestra Señora de la Peña de Francia”。
“la Peña de Francia”為一地名，位於西班牙薩拉曼卡(Salamanca)和卡塞雷斯(Cáceres)之間的山脈中，海拔高1720米。Peña義即“山岩”，“de Francia”的意思是“法國的”。合起來的意思是“法國之岩”。為何稱“法國之岩”?
11世紀十字軍征伐伊比利亞半島時，在薩拉曼卡地區有許多法國人，因而得名。此名於1544年始見記載。早於1434年5月19日，在岩頂發現一幅聖母懷抱聖嬰的畫像。它經常顯靈，於是招來了無數信徒。傳説有一個名叫韋拉(Simão Vela)的法國人在5年內走遍了法國，要尋找一副藏在一個名叫Peña de Francia(法國之岩)的地方的聖像。遍尋不得，於是他來到了薩拉曼卡，希望從著名的薩拉曼卡大學的學生那裏得到有關消息。他終於在薩拉曼卡廣場上打聽到確實有一個名叫Peña de Francia的地方，於是馬上趕到了它附近的卡斯塔聶而(San Martín del Castañar)，請了幾個牧人尋找聖像，果然如願以償。最早受到聖母保佑的正是那幾個找到她的人，他們的疾病完全消失了。因此，盼望得到聖母神佑的信徒踴躍而至。在絡繹不絕前來朝拜的信徒的捐助下，韋拉建立了一座隱修院。1436年，在西班牙王室的干預下，由多明我會接管。58
“法國之岩聖母”信仰在1 587年葡萄牙國王唐薩巴斯蒂安(D.Sebastião)親自指揮北非阿爾卡塞爾-基比爾(Alcácer-Quibir)戰役並喪身其中後傳入葡萄牙。16世紀末，里斯本市內東部出現了“法國之岩聖母堂”59，至今仍為教區名。其他地方也有類似地名，某些地區的宗教列遊也以“法國之岩聖母”為名。葡萄牙人將此種信仰傳播至他們足跡所至之處。“法國之岩聖母”被奉為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的主保，里約熱內盧每年10月也舉行盛大的“法國之岩聖母”宗教列遊。
郭永亮將“ermida de 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和“Forte deNossa Senhora da Penha de França”分別譯為“佛蘭姍聖母堂”和“西望洋佛蘭姍聖母砲臺”60是不妥的。在“佛蘭姍聖母堂”中，不知為何省略了“Penha”的翻譯。在“西望洋佛蘭姍聖母砲臺”中，除了上述省略外，毫無必要地添加了“西望洋”。他採取音譯的辦法，乃因不解“França”的意義，更不知此處“França”的典故。
西望洋堂的正確譯法是“法國之岩聖母堂”。西望洋砲臺的正確譯法是“法國之岩聖母砲臺”。
“法國之岩聖母”信仰傳入澳門的過程如下:
1620年7月28日61，澳門船聖巴托羅梅烏(S.Bartolomeu)號在前往日本的途中，於臺灣島附近遭到了一艘荷蘭大船的追擊。葡船貨重，航速慢。船員本有焚船自盡的念頭，但在危難時刻“請求法國之岩童貞聖母(Virgem 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ça)前來救助，在聖子面前為我們求情，幫助我們擺脱敵人和與他們鬥爭。眾人一致許諾將駛往日本的聖巴托羅梅烏號的我們及其他人的貨物的百分之一捐獻出來，為聖母在澳門城建造一座隱修院，立塑像。一許諾，我們立刻得到了聖母的救助，擺脱了敵人的追擊。”62
1621年5月13日，這批脱難的商人將捐贈交給澳門奧斯定會的龍嵩廟63，由他們代建並管理隱修院。64當時約定，若不建造，捐贈取消。捐贈者終生則為隱修院的管理人。第二天，澳門主教批准起造隱修院。
1621年7月29日，澳門議事亭正式批准在西望洋山興建隱修院，並要求“不得損害本地人。陛下65命令我們與他們保持友好，因為這是保存本城的必要條件。”66
由於捐贈的數目不夠，奧斯定會又斥資300多澳門幣(pataca)67用於建設。隱修院1622年4月29日正式啟用。68
“法國之岩聖母”本來不是航海人的主保，但在澳門則將其視作“西方阿馬神”供奉。奧斯定會的文獻記載説:“每三年任命一代理主教管理該隱修院。每個禮拜天、聖日及禮拜六在那裏舉行彌撒。它無其他基金來源，靠來此的信徒施捨，尤其是每天受益於聖母的航海人的解囊。”69
三、澳門原本稱“澳山”
(一)
地名考乃治地方史之基本。“澳門”葡語名稱“Macau”的源流已經基本探明，而其漢語本名最早出現的年代及其釋義尚存探討空間。
迄今為止，1564年的龐尚鵬《撫處濠鏡70澳夷疏》被公認為最早涉及澳門的中國官方史料。自然，其中的“濠鏡澳”及“澳門”二名便被視為澳門最早的稱謂了。近期，我們在學者並不陌生的一部著作中，發現一個早於“濠鏡澳”及“澳門”的澳門名稱。
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刊印的《籌海圖編》首卷中，在“廣七八卷一”地圖上標有“澳山”一名。此名亦見於隆慶六年(1572)刻行的《鄭開陽雜著》輿圖“廣東八”中的標示。
據“澳山”的位置，及其周圍的“小黃琴山”及深井71等，可以基本確定“澳山”為今澳門半島。
“小黃琴山”即“小橫琴山”。“黃”、“橫”讀音頗近，僅一字之別。《永樂大典》中《廣州府香山縣之圖》不載此名，但嘉靖二十六年(1547)《香山縣誌》已並列“大橫琴山”與“小橫琴山”72。
《嘉靖誌》卷一<風土>第一上有“九澳山，上東南，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73一語。通常認為，“九澳山”即今“路環島”，但“澳山”是否為“九澳山”的略稱呢?我們以為可能性很低。外十字門為船舶往來必經之路，《嘉靖誌》言及九澳山及橫琴便反映了這一歷史事實。《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全廣海圖》74稱呼此地為“十字門澳”並説明“夷船泊此澳內”，而將澳門半島標為“香山澳”，另加“夷人住此”的圖解。《籌海圖編》的“澳山”一名，不正是早於《蒼梧總督軍門志》反饋了葡人從1553年起便已經入居澳門的這一變化嗎?所以，同時標示了葡人居留的“澳山”和船舶停靠的“小黃琴山”。《籌海圖編》的對象非一般讀者，是專供當時負責邊防抗倭的官員、將領，尤其是較高級將吏瞭解敵情、熟悉友鄰地區防禦情況以及朝野人士對有關問題的意見，以便運籌帷幄時備考。因此，將已有葡人居留的地方標示出來，完全符合此書的編寫原則。“九澳山……西對橫琴，中水曰外十字門”言及“小黃琴山”，即説明九澳與橫琴之間的外十字門水道，故可認為“澳山”係今澳門半島，論證詳後。
我們再來看一下所徵引的兩部著作的情況。兩書均出鄭若曾(1503~1570)之手。鄭氏吳昆山人氏，字伯魯，號開陽，出身簪纓世家。其妻乃魏庠長女，魏庠即太常寺卿魏校之弟。有二子，一名應龍，另一名一鸞。嘉靖十四(1535)年，獲生員資格，入府求學，後獲薦國子監。嘉靖初，闈試落第，歸居鄉裏，潛心治學。
嘉靖(1522-1566)中，東南倭患慘烈，官軍敗績頻頻。時胡宗憲任剿倭總指揮，廣招有識之士。鄭氏平時善言兵事，曾繪製沿海地圖，由蘇州府鐫版刊行，遂為胡所賞識，並延征入幕佐其平倭。胡宗憲(?-1565)，字汝貞，號梅林，歙人。嘉靖十七(1538)年進士，授山東益都令。後任杭州知府。嘉靖三十二年(1553)，汪直、徐海、陳東等據五島作亂，煽引倭寇騷擾東南沿海。三十四年(1555)任浙江巡按御史，旋提為總督，總制七省軍務抗倭滅寇，召徐渭、沈明臣、茅坤、文徵明為幕僚；以俞大猷、戚繼光、盧鏜為大將。他制定了“攻謀為上，角力為下”和“剿撫兼施，分化瓦解”策略。三十六年(1557)，斬徐海、俘陳東、降汪直75，斷倭寇之內應。又數年，弭平倭患。
從行政構架看，澳門隸屬兩廣督撫，一般軍事事務也在地方政府管轄之內，但在備倭、海防的全局戰略部署上，則受胡宗憲的“總制”。澳門的出現與備倭、海防大有關係，自然應高屋建瓴，從總體戰略的高度來探討澳門出現的歷史成因，而不僅局限於一葉障目式的地方具體措施的分析。
任胡宗憲幕僚期間，鄭氏禦倭著作頗豐，多達十餘部，但主要作品為《籌海圖編》。嘉靖三十八年(1559)，王直就斬於杭州，平倭獲決定性勝利。為總結明初以來朝廷在禦倭戰爭中的經驗教訓，頌揚以胡為首的抗倭將領的豐功偉績，由唐順之提議，鄭若曾主筆撰寫《籌海圖編》，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付梓刊行76。該書堪稱明代海防類著作的圭臬，尤以資料匯集見長。全書十三卷，首卷載圖七十四幅，採用傳統的遠近之法即“海居上地居下”作成。標有“澳山”的地圖即為“廣七八卷一”。
《鄭開陽雜著》十一卷，鄭氏二子於隆慶六年(1572)合校刻行。該書卷一上的輿圖“廣東八”儘管刊刻時間稍晚，但基本與《籌海圖編》上“廣七八卷一”圖相同。
(二)
從《籌海圖編》看，澳門迄今為止有文獻支持的最早名字是“澳山”，但不排除在更早的地圖中還有其他名字的巨大可能性。至少可以説，至1562年，澳門在中國邊防圖籍中的名稱是“澳山”，早於1581年刊印的《蒼梧總督軍門志》卷五《全廣海圖》上的“香山澳”和萬曆年間(約1602年)付梓的《粤大記》卷三二《廣東沿海圖》中的“濠鏡澳”二名。
此名後世繼用不絕。乾隆《香山縣誌》上立有“濠鏡澳山”條77。澳門地方誌《澳門記略》中更有“澳山”及“東澳山”78二名。“出南門不數里為蓮花莖，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莖以一沙堤互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79在“澳東為東澳山”80一句中，“東澳山”的主體是“澳山”，只是多加了一個方向限定詞，意即“澳山東邊的山”。從地理位置而言，“澳山”實際上是“西澳山”，但未約定俗成。
澳門地名中的“澳”字來自“澳山”，似可定論。“門”字多以原義釋之。實際上，在沿海地名中，“門”除作“出口”解外，還作“港”解。“凡曰港者，多為船舶湊泊之所。又案，兩山相峙曰門。門亦港之類也。”81因知，“澳門”的原意是位於兩山之間的“澳港”。這正是“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北”這一水域。由於“澳”、“港”是近義詞，其構成的組合不符合漢語的習慣，於是稱作“澳門”。
1613年來澳並在此渡過不少歲月的葡萄牙耶穌會神甫曾德昭(ÁlvaroSemedo)在其1645年出版的《大中國志》中記載説:“從(上川)那裏再向(中國)王國54海里處有另外一個華人稱為Gau xan、而葡人叫Macau的島嶼。”82澳門本土史學家高美士(L.G.Gomes)將“Gau xan”還原為“澳山Ou-Sán(Au-Xán)”83，或許有一定道理。
基於前引中外史料，我們認為，鑒於1564年已有“濠鏡澳”一名，“澳山”可能是“濠鏡澳山”，而非“九澳山”的簡稱，因為至乾隆時本地人編寫的縣誌中仍有“濠鏡澳山”之名。“濠鏡澳”偏重船舶停靠的港灣，“濠鏡澳山”則強調作為舶口依托的島嶼，但所指的實際地理範圍是相同的:前山(含今對面山)和“澳山”之間，即今稱為內港的水域及作為其依托的當時可能還是島嶼的今澳門半島。
在未有新史料披露之前，從明嘉靖朝至清乾隆年間有中外文字記載支持的“澳山”一名，應是澳門最最原本的名稱。
註釋:
1 《鏡海鈎沉》，澳門近代文學學會，1997年，第39-44頁。
2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2頁。
3 同上，第286頁。
4 《中國聖名之城自始至1623年情況簡報》，載魯斯(Francisco Paulo Mendes daLuz)《印度議事會》，里斯本，1952年，第612-613頁。
5 葡萄牙有“Guia”這一姓氏。
6 1622年6月25日。
7 《大西洋國》，第1系列，第1卷，第163頁。
8 關於卡爾瓦略生平，參見博克塞:《澳門歷史研究》，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1年，第1卷，第62-63頁。
9 博克塞，前引書，第62頁。另見第100頁。
10 埃武臘公共圖書館及檔案館Cód CXVI/2-5鈔件，引自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澳門，1969年，第192頁。
11 埃武臘公共圖書館及檔案館Cód CXVI/2-5鈔件，引自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372頁。
12 埃武臘公共圖書館及檔案館Cód CXVI/2-5鈔件，引自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364頁；馬利亞(José de Jesus Maria):《中國及日本亞洲》，澳門文化學會、澳門海事研究中心，1988年，第1卷，第196頁及《往昔之聲——名城澳門史實彙集》，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第17頁。
13 Moisés Espírito Santo，Origens Orientais da Religião Popular Portuguesa:Ensaio sobre a toponímia antiga(《葡萄牙民間信仰的東方來源:論古地名》)，Lisboa,1988，pp.23-24.
14 俗稱啟明星。
15 參見Moisés Espírito Santo，前引書，第37、38頁。
16 最早的音譯“其亞”見之陸希言《墺門記》。
17 詳見Dicionario Chrographico de Portugal Continental e Insular,vol.Ⅷ,1943,pp.644-645。
18 同上，第6卷，1938年，第1427-1428頁。
19 參見《導航聖母信仰真史(História Verdadeira da devoção à Senhora da Guia)》，里斯本，1859年。
20 《導航聖母——孔迪鎮航海人及漁民的保護神(Senhora da Guia，protectora dosMariantes e Pescadores de Vilado Conde)》，孔迪鎮，1955年，第3頁。
21 同上，第5頁。
22 《葡萄牙指南》，里斯本，第1卷，1924年，第603頁。
23 同上，同頁。
24 博克塞，前引書，第73頁上照片説明。
25 《大西洋國》，第2卷，第427頁。具體地點可能是荷蘭園。
26 同上，同頁。
27 戈麥斯(Artur Levy Gomes):《澳門史略，1511-1849》，澳門，1957年，第131頁。
28 指澳門“12·3事件”。
29 1969年。
30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48頁。
31 同上，第205-209頁。
32 得勝花園早稱“悔人場(Campo dos Arrependidos)”，後改稱“得勝場(Campoda Vitória)”，也有“得勝廣場(Praça da Vitória)”一名，參見《大西洋國》，第1系列，第1卷，第87頁及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09頁。
33 在今得勝碑處有一個紀念此次勝利的小石十字架。1844年前，每年在十字架處舉行“得勝彌撒(Missa da Vitória)”。後改在“白雪聖母小堂”舉行，參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07-209頁。
34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1992年香港版，第12、17頁。
35 Chaul為印度孟買沿海一地，詳見盧伊斯·德·阿爾布克爾克(Luís deAlbuquerque)主編:《葡萄牙海外發現歷史詞典》，里斯本，道路出版社，1994年，第1卷，第240-242頁。
36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48-249頁。
37 查烏爾設防重重，固若金湯，故有此比喻。參見盧伊斯·德·阿爾布克爾克，前引書，第1卷，第241頁。
38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49頁。
39 王文達，前引書，第115頁。
40 “ermida de Nossa Senhora da Guia-or Neves”，參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1992年香港版，第17頁。19世紀初，東望洋隱修院既名“導航聖母隱修院”，又稱“白雪聖母隱修院”。8月5日是聖母預言顯靈的日子，因而成為“白雪聖母”的紀念日。每年在此日向公眾開放一天，供人祭祀。此日期可證，東望洋既供“導航聖母”，又奉“白雪聖母”。
41 詳見《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卷，第219頁，Avelino deJesus da Costa，Nossa Senhora das Neves:Subsidios para a História do seu culto,Viana do Castelo,1978及Leonina Ventura,O culto de Nossa Senhora das Neves,Coimbra,1979。
42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36頁。關於這批原檔的情況，參見金國平:《西力東漸-中葡早期接觸追昔》，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86頁，註釋2。
43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36頁。
44 《大西洋國》，第1系列，第1卷，第162頁。
45 前引《中國聖名之城自始至1623年情況簡報》，第612頁。
46 《往昔之——名城澳門史實彙集》，第16頁。
47 其在澳生平資料，可見博克塞，前引書，第287頁，註釋1。
48 其全名為Domingos da Câmara de Noronha，1636年至1638年間出任澳門總督。其在澳生平資料，可見博克塞，前引書，第223-224頁。
49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37頁。
50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98頁。
51 文德泉:《澳門地名》，澳門官印局，1981年，第1卷，第85頁。
52 同上，第1卷，第89頁。
53 林安當(António da Silva Rego):《東方葡萄牙保教會差會史文獻》，里斯本，1996年，第11卷，第166頁。
54 若爾熱·格拉薩(Jorge Graça)在《澳門砲臺-設計及歷史》，澳門文化學會，1987年，第95頁。
55 “在上帝之名澳門城中，我們(奧斯定會)有一座供奉法國之岩聖母的隱修院。它位於一座名叫Nilao的山上。”參見林安當，前引書，第11卷，第166頁。
56 文德泉:《澳門地名》，第1卷，第263-264頁，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澳門，1969年，第278-279頁及潘日明著、蘇勤譯:《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第71-78頁。
57 文德泉:《澳門地名》，第1卷，第264頁。
58 詳見聖塔·克魯斯(P.J.da Santa Cruz)《法國之岩聖母史略》，里斯本，官印局，1851年。
59 關於其歷史，參見《岩上之鷹》，里斯本，1707年，第9-19頁及聖塔·克魯斯，前引書。
60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臺北，1990年，第33頁。
61 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72頁。
62 文德泉:《澳門地名》，第1卷，第87頁及《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71頁。
63 又名崗頂教堂。
64 16世紀末在里斯本建立的“法國之岩聖母堂”也交給奧斯定會管理，參見《岩上之鷹》，第261頁。原因是奧斯定會從教皇處獲得了“法國之岩聖”信仰的壟斷特權，參見Moisés Espírito Santo,Origens Orientais da Religião Popular Portuguesa Ensaio sobre a toponímia antiga,Lisboa,1988,p.40。
65 葡西聯合國王菲利佩(Felipe Ⅲ)三世。
66 文德泉:《澳門地名》，第1卷，第88頁。關於興建過程的葡語檔案，參見文德泉:《澳門及其教區》，卷9，《澳門的瑪利亞信仰》，第268-277頁。這組文獻最早由博克塞在《澳門教區月刊》(1937年4月，第34卷，第397期)上披露。
67 奧斯定會的文獻稱“300多兩銀子”，參見林安當，前引書，第11卷，第166頁。
68 文德泉:《澳門地名》，第1卷，第89頁。
69 林安當，前引書，第11卷，第167頁。
70 早稱“蠔鏡”。有關考證可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66-71頁。
71 參見《粤大記》卷三二《廣東沿海圖》“濠鏡澳”右上方所示。
72 “大橫琴山，幽峻，為寇所伏。元末海寇王一據之。洪武二十八年寇平，詔虛其地。”“小橫琴山，下有雙女坑。舊志:樵夫見二女溪上，就視之，化雙鯉。”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第197頁。
73 同上，第198頁。
74 “《蒼梧總督軍門志》前後凡三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應檟初編，萬曆初年凌雲翼嗣作，萬曆七年(1579年)劉堯誨重修。”(何林夏，《<蒼梧總督軍門志>研究》，《蒼梧總督軍門志》，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微縮中心出版，1991年，第486頁)因知，此圖應作於萬曆七年(1579年)之前。
75 即王直。他與葡人的關係可以成為一篇博士論文的內容。
76 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初版上，標明“鄭若曾輯”。後其子鄭應龍、鄭一鸞於隆慶六年(1572)再刻，作者仍為鄭若曾。天啟四年(1624)，胡宗憲孫胡燈、曾孫胡維極為弘揚先祖之功績，以嘉靖頭版進行再次刻印，但將署名更為胡宗憲。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鄭若曾的五世孫鄭起泓為回擊胡氏子孫的盜版行為，再度刻印，將作者再次改為鄭若曾。通常認為此書在明代有“三刻”或“四刻”。“三刻”即前述三版。“四刻”是説該書在萬曆年間還有一刻。
在各類版本中，天啟本流傳廣，影響遠，可實際上卻是一劣版。不但署名經過竄改，而且連內容也刪簡很大，補入大量吹捧胡宗憲的溢美之詞。清初康熙本最稱齊全，但也因有所增補，亦非原嘉靖初刻的本來面目。
幾百年來，在該書編纂者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是胡宗憲，另一種則認為應該是他的幕僚鄭若曾。目前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承認是鄭若曾的作品。有關研究論文中國方面可見汪向榮的《關於籌海圖編》(《古代中日關係史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2月)、梁容若的《籌海圖編的版本》(《談書集》，臺灣，臺北藝文印書館，1978年):日本方面可以參見田中健夫的《籌海圖編之成立》》(《日本歷史》，第57號，吉川弘文館，1953年)、石原道博的《籌海圖編》》(《亞細亞歷史辭典》第3卷，第393頁，平凡社)及大友信一的《日本圖纂及籌海圖編之各種版本及其情況》(《日本歷史》，第132號，吉川弘文館，1959年)等。
77 《中山文獻》，卷1，第85頁。
78 目前“東望洋”的考證可榷，具體位置待考。
79 趙春晨點校《澳門記略》，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頁。
80 同上，第5頁。
81 民國《定海縣誌》，輿地，第14頁。
82 《大中國志》(葡語版)，澳門，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及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91頁。
83 同上，同頁，註釋1。
*前者為旅葡語言兼歷史學者，後者為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