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澳門土生文學研究
李觀鼎*
澳門四百多年華洋雜處，中葡同居的歷史產生了特殊的混血人種——澳門土生葡人，俗稱“土生”，葡文為Macanese，直譯為“澳門人”。這種“澳門人”既不是澳門華人，亦非澳門葡人，而是中葡混血的第三種人，是澳門殖民時期地道的澳門土生族群。由於這種族群的父系常是葡國血統，又稱“土生葡人”，或“葡萄牙後裔”，葡文為Habitantes daAscendência Portuguesa。
土生葡人作為第三種人既無法歸屬於純種葡人，又不能歸屬於純種中國人，作為一個特殊的族群，他們有特殊的血緣構成和文化背景，更有特殊的生存處境，因此，他們創造的文學也具有其特殊性。“但長期以來，鮮有人對這一特殊群體中各種問題或現象作系統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文學領域也不例外。在此以前，並未有人把土生葡人的文學作品當作獨立的文學現象來看待，也查不到有人對這些文學資料進行過系統搜集和整理的記錄。”1汪春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來自中葡兩個方面，從華人方面看主要是不懂葡語，缺乏溝通；從葡人方面看，一是因為土生葡人作家作品數量不多，未引起足夠注意，二是他們將土生文學看成葡國文學的一部份，而非一種獨立的現象。在查閲、翻譯了不少土生文學的資料並進行了有關訪問後，汪春認為不僅土生葡人是一個獨立的族群，土生文學也是一種獨特的現象，因此“有必要為土生文學建立獨立的文學形象”。汪春(1954-)，浙江人，暨南大學文學碩士，澳門大學中文系講師，長期以來專門從事澳門土生文學的研究，發表過一系列有影響的論文。
一、為土生文學的獨立性辯護
以流俗之見，土生文學被視為葡國文學的一部份，“理由首先是因為這些文學作品的創作語言是葡語，而由這種語言表現的文學風格也是葡國文學的風格。”汪春認為這種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同以英語寫作的美國文學就不同於英國文學。使美國文學從“英國殖民文學”、“獨立的美國的國家文學”的主要因素顯然不是語言。
汪春依據威勒克和沃倫《文學理論》中的有關論述來為澳門土生文學的獨立性辯護。威勒克和沃倫説:“為甚麼葉芝和喬伊斯隸屬於愛爾蘭文學，而高爾茨密斯、斯特納和雪瑞頓卻不然呢?這樣的一個問題是需要回答的。比利時、瑞士、奧地利的文學是否都各成一體?我們很難斷定從哪一刻開始美國的文學創作不再是‘英國殖民文學'而成為獨立的美國的國家文學。這是否僅基於政治上的獨立因素?是否基於作者本身的國家意識?是否基於作品中使用的國家性的題材和‘地方色彩'?或者是否基於一種明確的國家文學風格的產生?”汪春將威勒克、沃倫確認文學特定類屬的基本要素發揮為兩個方面，其一是作者方面的自我身份體認，其二是作品方面的“題材”、“地方色彩”和“文學風格”三要素。
據此，汪春指出:“土生作家像所有的土生葡人一樣，自稱Macanese(‘土生人'或‘澳門人')或Filhos de terra(‘澳門之子')。人們常視他們為‘沒有祖國'的一族2，但他們對澳門這塊土地的從屬感，卻根深蒂固，無可動搖。Macanese(‘土生人')也好，Filhos de terra(‘澳門之子')也好，正是他們對自我身份的確認。”3由於澳門土生族的混血性質，使他們無法按單一血緣天然地認同某一血族國家，在他們出生的一剎那就被拋出了其父母各自所歸的單一血系，他們是全新的血族，是衹能以“澳門人”命名的血族。
汪春引土生作家李安樂的詩説:“我父親來自葡國北方的山區/我母親是中國道家的後人/我在這兒呢，嘿，百分之百的土生人!”在土生文學作品中，這種類似的自我身份確認意識表現得十分明顯，因此，無論在血緣上，還是在意識上，土生作家的寫作意向全然不同於純種葡國作家，也不同於純種的中國作家，他們來自另類族群。“從這群體中產生的土生作家，儘管在創作中使用的語言是葡語，但他們表現出來的思想感情、思維方式、心態特徵、價值方向、審美情趣都帶著他們的特殊身份，特殊生存環境和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表現出與本地華人或大西洋彼岸的葡國人明顯不同的特點，是獨具一幟的作家群。”4
從“作品”方面看，汪春指出，土生作家的作品題材大都來自澳門，且多寫土生人的生活，那裏看不到葡萄牙文學中所表現的“葡萄牙生活場景”，“葡萄牙人物畫廊”，沒有葡萄牙各時期的時代特徵或社會思潮，沒有葡萄牙詩人或作者所呈現的葡萄牙人的思想和感情。土生文學作品這種題材上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思想內容上的獨特性使之與葡萄牙文學有明顯的區別。此外，“即使從語言本身來説，其創作語言使用的是‘澳門土語'(Patoa)。這種‘融合了現代葡萄牙語中已不再使用的陳舊辭彙和主要是亞洲語族的辭彙'5的語言，這種為土生葡人詩人約瑟·多斯·聖多斯·費雷拉(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終其一生以無限忠誠和熱情企圖通過詩歌創作使其能‘作為一件實用的東西傳給下一代'的群族文化遺產——‘甜美的澳門語'6，顯然也有別於葡國本土文學的創作語言。”7
汪春在區分了澳門土生文學與葡萄牙文學後又説前者是葡國“海外文學”的一部份，其理由類似於稱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為“海外華人文學”。汪春此説沒有深入展開便嘎然而止。
細而察之，汪春此説是不夠嚴謹的，因為澳門土生文學是典型的混血族群的文學，而海外華人文學不能説是一種混血族群的文學。此外，澳門土生作家作為一種混血族群，具有極大的特殊性，它不同於那些在同一文化圈之內的混血族，他們生理上的混血一體與文化上的彼此隔膜交織在一起，其無家可歸感主要是文化上的，他們既不能歸屬於西方文化，又不能歸屬於中國文化，因為傳統文化的歸屬權源於血緣的純正性。
汪春注意到從文化角度研究澳門土生文學的重要性，但她並沒有深入分析澳門土生作家這種文化上的無家可歸感，以及無可奈何的邊緣間性。事實上，正是這種往來於中西之間的無家可歸性造就了澳門土生文學的特殊品質，他們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正在於他們並無自己的文化。不僅沒有自己的文化，也無自己的國家，他們被抛在世，找不到歸屬，唯一所靠祇剩“澳門”。對他們來説，“澳門”就是唯一的祖國，因而他們是真正的“澳門人”，他們的文學是真正的澳門文學。
二、文化身份的自我確認——土生文學的基本主題
在汪春的土生文學研究中，最有意思的是她對土生文學之基本主題的分析，在汪春看來，正是這種一以貫之的基本主題使土生文學區別於純粹的葡國文學和純粹的中國文學。以汪春之見，20世紀初以來的土生文學始終關注著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土生人對自己文化身份的確認。在《澳門之子》一文中，汪春將這一主題分解為三個問題:1.土生文學中一部份文學作品以土生土語(Patoa，又譯澳門語)創作的問題；2.澳門情結問題；3.“我是誰?”的問題。
澳門土生土語是屬於克里奧語性質的一種語言。它“以葡萄牙語為根源。充分吸收了馬來語、果亞方言、西班牙(由於與菲律賓的接觸)語和近代英語的養分，尤其是深受漢語影響而形成的”。據汪春考察，土生澳門人以土生土語創作文學的活動開始很早，從現有文獻可參考看，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從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土生葡人佩雷拉(João·Feliciano Marques Pereira)在他自己主編的大西洋國(Da-SsiYang-Kou)雜誌上發表了一批以澳門語(Lingua maquicta)寫的民謠，到本世紀中至末，土生葡人阿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以巨大的熱情用澳門語所創作的詩歌、小説和劇本，再到今天劇社用甜美澳門語上演的話劇，都反映出他們為土生群族先祖所使用土語得以保存和延續所作的努力。”8
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英文的衝擊和葡國在澳門推行正統葡文教育的努力，到20世紀80年代，能聽説土生土語的人已十分罕見。儘管如此，一部份土生葡人還是頑強地選擇用土語創作。於是汪春問:“為什麼今天還要用這種已經喪失了生命力的語言來演出話劇呢?”在汪春看來，這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媒介的選擇問題，而是一種自我身份確認的方式。汪春在引用了一些實例後説:“從這兩段引文可以見到澳門土生和土生土語/澳門語之間所具有非同一般的語言情感。這種語言情感總是和‘祖母'、‘傳統'這類與個人或族群的歷史、根源，即和身份最有關連的思想脈絡交織在一起，表現出‘深藏的母語(mother tongue)中的種族或民族身份、意識。”9
經由對一種瀕於死亡的語言的守護來守護一個族群的文化之根，這頗能見出土生文學的悲壯。失去了土生土語也就失去了土生人的生存世界。而澳門土生土語的消亡幾乎是不可挽回的，這一族群的生滅在歷史的長河中實在祇是短暫的一瞬。儘管如此，研究這一歷史短暫的族群及其文學對理解人類的歷史性生存卻極為重要，因為它是人類族群生存在現代處境中的一個縮影。換句話説，澳門土生族群作為一個混血族類是否有可能在兩大強勢文化(或語言)的擠壓下鑄造自己的文化(語言)?澳門土生族群在幾百年間形成的土生土語或土生文化是否是一自足獨立的語言文化?這些問題十分重要。
汪春注意到土生土語的混血性或混合性，即它是葡語、漢語、英語、西班牙語等語言的混合體，這種混合性語言狀況恰恰反映了土生人生存的混合性。問題的關鍵在於，這種混血語是否是一種成熟的語言，是否是一種蘊含著成熟的文化傳統的語言，它能否為土生葡人提供一個可棲居的世界?事實上，由於多種原因的干擾，土生族群的土語的發展是不充分的，正如這一族群的生存狀況被撕裂一樣。土生族群的土語還遠不能擺脱對葡語和漢語的寄生性，但它又不能等同於葡語和漢語，這種不被真正認可和接納的寄生性正是土生族的生存處境。
土生土語對土生作家來説更多地是一種意向性象徵，一種歸依性象徵，一個遙遠、朦朧的家園，正如他們筆下的“澳門”。對居住在澳門的純種葡人來説，澳門祇是一個海外殖民地；對居住在澳門的純種中國人來説，澳門是大中國的一部份；而對於土生葡人來説，“澳門”就是他們唯一的祖國，他們與澳門是一體的，他們不是葡國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澳門人”。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所在，它歸屬於中國或受管制於葡國，在“歷史”、“傳統”、“文化”、“制度”的層面，澳門並不屬於土生“澳門人”，這個混血族群誕生並生存在一塊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他們注定了沒有祖國，他們心中的“澳門”並不是曾經飄揚過中國國旗，後來又飄揚過葡國國旗，最後又飄揚著中國國旗的地方。然而，除了“澳門”，何處是他們的家園?祇有“澳門”是他們的來去之地。這便是汪春説的那種深深縈繞在土生文學中的“澳門情結”。
汪春在分析了一些土生文學作品後特意指出，“澳門”之所以是澳門土生人的心靈歸依之地，“並不僅因為他們對澳門懷有一般意義上的故鄉之情。”對他們來説，“澳門”就是其全部的家園，故鄉與祖國。“澳門永遠是澳門……是我們的家。但西洋是我們祖先的土地，西洋並非我們的家園，中國也不是。”
汪春引話劇《見總統》中一位土生葡人的話説:“我們不是葡國人又不是中國人，究竟是什麼人?”汪春接着説:“由於其混血性，澳門土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參與任何一方，卻不能屬於任何一方'，這使他們的身份顯得‘模稜兩可'。‘模稜兩可'既意味著身份選擇上有一定的隨意性，但也意味著身份認可中的不確定性。”10汪春認為正是這種身份認可中的不確定性造成了澳門土生心理上的不安全感，而土生文學的基本情結就是這種“不安”。
在汪春看來，澳門土生族的不安幾乎是與生俱來且無法消除的，因為他的身體作為直接的珼實已然顯示為既有民族和文化的“他者”。看他的身體既像葡國人卻又像中國人，既不是葡國人又不是中國人。更為重要的是:“在以白人為中心的觀念下，他們具有‘東方血統'的特徵往往被作為‘下等標記'來閲讀:但反過來，歐洲人的成份又使他們在中國人眼中被視為‘鬼佬'。”11亦即在他與之有關的兩大血緣文化圈中他都被歧視。在這種被排斥和被歧視的境遇中，祇有“澳門”是唯一能接納他們的地方。因此，對澳門土生族來説，澳門就不是一般的出生之地與故鄉，而是他的全部家園，是唯一可倚靠的地方。“我們……我們是阿婆井的人……是講信義的人……是對朋友無比忠誠的人。我們的故鄉是澳門。”正是這種特殊的“澳門情結”是土生文學的精神情感泉源。
對“我是誰?”的執着的追問，不僅構成了土生文學的基本主題，也使土生文學區別於純粹的葡國文學和中國文學。汪春抓住這一現象來確立澳門土生文學獨立的形象，的確顯示了她的敏感與洞見。但遺憾的是，汪春並沒有從更為廣闊的文化人類學的視野，以及現代學的視野論及這一現象。澳門土生文學作為西方現代殖民史的產物，它的誕生衰亡有十分複雜的政治、文化背景。嚴格説來，澳門土生文學的自足獨立性還遠沒有確立起來，一種獨立自足的文學背後一定有相應的獨立自足的文化支援，而一種獨立自足的文化的建立絕非易事。
由於特殊的原因，澳門土生族一直未能建立相對獨立的文化，而隨著澳門回歸祖國，這種可能更為渺茫，甚至土生族群本身也會很快消失。因此，研究澳門土生文學與其一廂情願地執意塑造其獨立的形象，倒不如更為清醒而理智的研究其內在的文化寄生性和文化分割性，或者説研究在兩大強勢文化的擠壓下，試圖在澳門這樣的彈丸之地建立獨立的第三種文化與文學的不可能性。
但不管怎麼説，汪春的工作為我們勾勒了澳門土生文學的概貌，並觸及到非常重要的問題，為推進這一課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註釋:
1 汪春:《澳門的土生文學》，見《澳門文學評論集》上編，澳門基金會，1998年版，第208、210頁。
2 《澳門文化雜誌》第二十期，第4頁。
3 汪春:《“土生文學”定義再探討》，見《澳門文學評論集》上編，第232、233頁。
4 同註1。
5 安娜·阿瑪羅:《大地之子》，第63頁。
6 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Macau Jardím Ábencoado，第10頁。
7 同註3。
8、9、10、11 汪春:《澳門之子-從土生土語話劇看土生文學的文化身份》，見《澳門文學研討集》，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3、31、32頁。
*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