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港澳民俗比較

彭順生*

  穗港澳在地域上同屬於嶺南文化圈內,因而在民風習俗方面有不少相同之處,但由於歷史的原因、社會性質的差異以及與西方交往的程度不同,又決定了三者在民俗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本文擬用比較的方法,對穗港澳三地民俗之異同及其成因作一探討,旨在揭示三地民俗之特徵,以利三地在新世紀構建新的民俗文化模式和開發民俗文化旅遊資源。

一、穗港澳民俗之相同點


  穗港澳民俗相同之處,主要體現在源流大體相同、凸顯南國風情、重利唯實、相容並蓄四個方面。
  從源流上看,穗港澳民俗都與古越族風俗、中原漢族傳統習俗和海外風俗密切相關。
  穗港澳民俗史告訴我們,穗港澳當今仍然存在的一些風俗,與數千年前古越風俗有着一脈相承的淵源關係。如端午門龍船的習俗源於古越人。據傳古越人以龍為圖騰,原始時代就盛行以刻畫成龍形的木舟在水中進行競賽,作為圖騰祭掃的一種形式。又如穗港澳居民喜愛吃魚,古代則有越人“寧可三日無肉,不可一日無魚”之説;《南越志》載:有“兩頭蛇,無毒,夷人餌之”。《淮南子》也載:“越人得蚺蛇以為上肴”,時至今日,穗港澳人依然視蛇肴為席上珍品,食蛇成風,足見食蛇這一習俗仍可追溯到古越人。
  穗港澳風俗的另一源流為中原漢族文化中的傳統習俗。據史書載:粤因與吳楚相鄰,且數度合併,故其民俗相同,都是:“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魚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信巫鬼,重淫祀。”1公元前214年,秦統一嶺南,中原文化首次大規模傳入嶺南。以後北方戰火不斷,大批中原人南遷廣府,在確立漢族在嶺南政治與經濟上支配地位的同時,也使其風俗文化在嶺南傳播。穗港澳風俗源於中原漢族,這不僅表現在三地的歲時節令多與中原地區相同,而且其他習俗也深受中原地區影響。如信仰方面,穗港澳人信奉的神靈也多為南北共有,例如觀音、關帝、土地、城隍等。春節貼門神、祭竈君以及一些行業供奉各自的祖師為神靈的習俗,也都源於北方。誠如明代《廣東省志》在評論廣州風俗時寫道:“海濱遐陬,冠昏(婚)喪祭悉遵典禮,藹然無異於中州。”可見,穗港澳風俗無論其特色如何,均深深烙上了漢族風俗文化的烙印,在許多方面與中原風俗都存在着淵源關係。
  海外風俗也是穗港澳民俗源流之一。如廣州人食檳榔的風俗就源於海外。據《嶺外代答》記載:“食檳榔唯廣州為甚,不以貧富長幼男女,自朝至暮寧不食飯,唯嗜檳榔。”甚至還被作為食品和禮物,用於婚嫁聘禮、待客應酬、祭拜祖先以及醫治疾病等。檳榔原產於馬來西亞,嚼檳榔為東南亞一帶的風俗,傳入廣州後,成為本地的一種頗具特色的風俗。明清甚至民初廣州還很盛行食檳榔,直至近幾十年才逐漸消失。在語言和生活方式方面,廣州也明顯地受海外影響,如廣州人稱球為“波”,稱計程車為“的士”等。港澳開埠後,民俗文化所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更大,以婚姻習俗為例,不少港澳人結婚,中西儀式並用,其他不少海外風俗也對港澳民俗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從民俗的具體內容看,穗港澳三地存在着諸多相同之處。在節俗方面,三地都過中國傳統的節日,節日期間,也都有春節舉辦花市、清明節掃墓、端午節劃龍舟、重陽節登高的習俗。在生活習俗方面,都充滿著濃郁的南國風情。穗港澳三地居民都比較講究飲食,注重質和味,講究鮮、爽、嫩、滑、香。以清淡為基調,制法多樣,有煲、燉、扣、燴、滾、炒等。就飲湯水而言,老火靚湯、涼茶、糖水、原盅燉品等,都是穗港澳人四季飲用的。湯水的製作很有特色:在用料上,往往有清涼滋補的中藥,如淮山、花生、沙參、玉竹、紅棗、蜜棗、桂圓等最為常用,並用文火長時間煲或燉。粥的烹調多樣,品種繁多。最有名的有及第粥、艇仔粥、生滾魚片粥等。茶風極盛,飲茶內容豐富,茶點品種繁多。以往飲早茶和晚茶為多,現飲下午茶也極普遍。除飲湯飲茶的習俗外,穗港澳人還有飲糖水、喜歡沖涼、鋪涼席、穿木屐等習俗,所有這些都充滿了濃郁的南國風情。
  從民俗心理看,穗港澳民俗文化都具有重利與唯實的特徵。如財神在穗港澳三地居民中信奉的諸神中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不少家庭的神龕裏都置放着隨時供人們祭拜的財神爺,有的門框上、房間裏也貼有財神爺的畫像;此外,從店鋪開張、男婚女嫁,到電話號碼和車牌號碼等的選擇,人們都十分重視發財的“意頭”。2如過春節,廳堂裏的盆桔和鮮花、供食的柑桔不可少,表示大吉大利、花開富貴、生意盎然;團年飯、開年飯的菜式也特別講究,必吃魚類、生菜、髮菜等,取意歲歲有餘、生財發財;對數位的取拾也顯示了講意頭的心理,如個體戶商品標價,多離不開3、6、8、9,因為它們與“生”、“祿”、“發”、“久”諧音。一些車牌號碼、電話號碼,如由吉利數位組合,會被高價買下,以圖吉利。
  從對待外來民俗文化的態度看,都善於兼收並蓄。自古以來,嶺南人較之中原居民對待外來文化存在著更為開放的文化心態,因而善於兼收並蓄便成了嶺南民俗文化一大特色。這種特色在穗港澳民俗文化中都有所體現。如體現在語言習俗上,穗港澳人都習慣在講話時,喜歡粤語、普通話和英語摻雜使用,又如在節日方面,不少穗港澳年輕人中西節日都過,即既過中國傳統節日,也過西方節日如聖誕節、情人節等。
  從民俗發展的角度看,當今穗港澳民俗與過去相比,均有了很大的變化,雖然在這些變化中,一些傳統的民俗在消失了一段時間又重新被恢復,但總的趨勢是傳統色彩減弱,現代氣息增強。以婚姻習俗為例,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穗港澳都沿用中國傳統婚姻習俗,仿照古代的六體;納采(送禮求婚)、問名(詢問女方姓名、年齡)、納吉(送禮訂婚)、納征(送聘禮)、請期(議定婚期)、親迎(新郎迎娶新娘)、坐轎、蓋巾、合曾(新郎新娘共飲交杯酒)、鬧房等程式。但到了20世紀50-60年代以後,穗港澳青年男女流行“文明婚禮”,自由選擇物件,以汽車替代花轎,一切禮儀從簡。喪葬習俗也是如此,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穗港澳都沿用中國傳統喪葬習俗,採用棺裝土葬方式,喪禮繁瑣、複雜,20世紀50年代以來,三地喪葬習俗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擡棺改用靈車,家屬、親友送殯則以車代步,喪禮也簡化多了,一般只在殯儀館舉行追悼儀式,然後出殯到墳場。

二、穗港澳民俗的差異


  穗港澳民俗雖然存在着諸多相同之處,但仔細考察三地的民風民俗,我們也不難發現三地民俗無論在源流、具體內容,還是在中西民俗交融的程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異。
  從穗港澳民俗文化的源流看,穗港澳民俗雖然都源於古越族、中原漢族和海外的風俗。但無論在源流的主體還是影響它們風俗的海外國家,都不盡相同。如果説廣州風俗的主體源於中原漢族文化中的傳統習俗,但港澳民俗的主體則中西參半,即在港澳民俗中,大約一半來自於漢族文化中的傳統習俗,另一半則來源於西文化習俗。在受海外民俗影響方面,廣州主要受來自東南亞國家風俗和阿拉伯國家風俗的影響,港澳主要受西方國家風俗影響,如香港主要受英國風俗影響,澳門主要受葡萄牙風俗影響。
  從穗港澳民俗文化具體內容看,三地民俗的差異不僅從節俗、生活習俗、社會習俗體現出來,而且還從人生禮俗和信仰風俗體現出來。
  在節俗方面,穗港澳存在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是數量不一樣。如前所述,港澳中西節日都沾邊,既要過中國傳統節日,又要過西方的節日,如復活節、聖誕節、父親節、母親節、情人節、愚人節等,因此,港澳節日特別多。由於廣州主要過中國傳統節,近年來雖也過一些西方節日如聖誕節、情人節等,但眾多的西方節日仍然未能為廣州人所接受,因而數量上不能與中西節日都過的港澳相比。
  二是類型上存在着較大的差異。中西節日一般有四大類型:宗教信仰節日、季節性節日、歷史事件紀念日和民族或國家英雄誕辰或忌日。相對而言,港澳宗教信仰方面的節日較多,如港澳人一年之中,要過的節日有復活節、聖誕節、聖體瞻禮、聖母升天、諸聖瞻禮、追思節、聖母無原罪瞻禮、耶穌聖像巡遊、浴佛節、三元誕、觀音開庫、觀音誕、土地誕、包公誕、天後誕、譚公誕、關帝誕、華光誕等等,都屬於宗教信仰方面的節日。此外,港澳娛樂性節日較多,如香港現在舉辦的娛樂性節日有:亞洲藝術節、香港藝術節、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食品節(集全港飲食精英,掀起美食熱浪,美酒佳肴、東西美食、娛樂節目,應有盡有)、香港國際龍舟節等,廣州人雖然也過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節日,如三元誕、浴佛節等,也舉辦一些帶有娛樂性質的美食節、國際龍舟節等,但廣州人過的節日主要是季節性節日、政治性節日,如三八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十一國慶節等。
  三是保留傳統節日的情況不一樣。廣州除了較為完整地保留了傳統季節性節日外,不少宗教和民間信仰的節日已基本消失,而在香港,尤其在澳門,一些在內地已經基本消失的節日,如宗教節日浴佛節、三元誕、觀音開庫、觀立誕、三元誕,民間信仰節日如土地誕、包公誕、天後誕、譚公誕、關帝誕、華光誕以及其他節日,如乞巧節(又稱鬼節)、花朝節等,卻被保留下來。
  四是同一節俗的內容也有差異。以重陽節為例,廣州人過重陽節,主要活動是登白雲山,過去也有登五層鎮海樓和花塔的,目的是賞菊,或“登高轉運”。香港人在重陽節登山,目的是紀念登山避難的古人,也有港人在重陽節從事掃墓活動。昔日澳門人相信登高避災之説,一早便攜男帶女登螺絲山,沿山上的旋螺臺階拾級而上,許一個願,然後再走下來,期望帶來好運。如今澳門人在重陽節這天,有登高、掃墓、食重陽餅的習俗,而到墳場、公墓祭祀先人,是澳門人在重陽節的重要活動內容。
  在生活習俗方面,穗港澳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受西方影響的程度不同。這可從港澳不少人已經形成了吃西餐的習俗得到證明;二是飲食禁忌有些差別。如在香港,宴請時,不能“飛象過河”(取遠處碟子中菜),不能“美人照鏡”(將碟子取起倒菜),上魚時魚頭要對着客人方向,這些禁忌在廣州都難以見到。
  在社會習俗方面,目前穗港澳也存在着差異。廣州各行各業供奉祖師爺的習俗目前已基本消失,大多傾向於供奉財神爺。港澳不少行業還保留着傳統的供奉習俗,如警署、黑社會組織依然供奉關公,木器行業供奉魯班,商業、銀行供奉財神等。
  在“婚嫁”人生禮俗上,廣州的地方色彩表現在:接新娘時,新郎要派姊妹錢,婚宴上必備燒豬,婚宴結束前,新娘要向親友敬心抱(“媳婦”)茶。在港澳,一般家庭已經沒有上述習俗。一般説來,廣州婚姻儀式比較單一,主要採取中國傳統結婚儀式。港澳則不同,青年人結婚往往中西儀式並用,通常是:“早上接新娘到婚姻註冊處或教堂行禮,中午到夫家叩拜祖先,下午到娘家‘回門',晚上到預定的酒樓宴請親友。”3還有人新舊婚俗交替使用,既在婚姻註冊處登記,在教堂舉行西式婚禮儀式,又有拜祖先、“斟新抱(新媳婦)茶的舊習俗。”
  在信仰風俗方面,穗港澳差異更大。其一,宗教信仰物件存在差異。廣州人主要信仰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期蘭教,且人數較少。港澳不僅信仰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伊斯蘭教,還信仰其他宗教,巴哈伊教、瑣羅亞斯德教、摩門教、基士那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甚至還有少數人信仰邪教,如近年在香港出現的一些宗教團體,其中有的教義奇特,行為怪異。還有些傳統宗教的信徒因對原教不滿而另組或加入新的比較激進的教派。對此,香港當局設有“邪教關注小組”,正密切注視其發展。其二,宗教信仰的人數不同。在港澳,宗教信仰者人數較多。目前,香港各種宗教可統計人員為120多萬人,約佔香港總人口20%。4據澳門官方70年代末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澳門信仰各種宗教的人數佔當時24.9萬人口中的87%以上。5其三,穗港澳人信仰鬼神的程度不同。時至今日,在廣州雖然還有人信仰鬼神,但人數不多,且年輕人基本不信鬼神。港澳人則不然,不僅大多信仰鬼神,而且還熱衷於過一些祭祖鬼神的節日,如二月二的“土地誕”、三月二十三的“天後誕”、五月十三的“關公誕”、六月十九的“觀音誕”等,每個節日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傳統儀式或慶祝活動,譬如,浴佛節這一天,佛教徒要舉行浴禮,以水盥洗佛像;佛教的寺廟內要舉行“浴佛”活動,諸寺各設會壇,僧人用五香水浴佛,作龍華會。除此之外,漁行業者還有舞醉龍的傳統,雖然舞者喝得酩酊大醉在街頭盡情狂舞,使人忍俊不禁,但仍不失為一種有意義民俗。其三,信仰風水的程度不同。廣州人雖然較之內地人更信仰風水,但與港澳人比較,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如前所述,論是蓋房子,還是裝飾店鋪,港澳人一般都請風水先生占卜,大門朝哪個方向好,何時動土開店,都要選擇良辰吉日,足見港澳人對風水的信仰的程度之深。
  在審美風俗方面,最富廣州特色的審美風俗有三:一是豐富的民間傳統藝術習俗,有荔枝灣歌艇、咸水歌、沙灣飄色、市橋水色、鼇魚舞、麻車火狗、木魚書説唱、八音鑼鼓等;二是以鮮花美化生活的習俗,無論在家庭或大街小巷,人們都以各種鮮花來裝點,其中迎春花市集中體現了廣州人的審美風俗,菊展等大型花展活動也深受廣州人所喜愛,因而廣州又有“花城”之美譽。三是名揚海內外的廣繡、廣彩、廣雕等民間工藝也都凝聚着廣州人獨特的審美情趣。港澳居民雖然也有愛花的習俗,但在審美風俗方面,更呈現出中西相融的趨向,比如,他們更喜愛看中西交融的文學、繪畫作品,更喜歡聽中西交融的音樂和歌曲。
  從中西民俗文化交融的程度看,港澳中西民俗文化融合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要大大超過廣州。
  在廣州,中西民俗融合主要在歲時風俗、生活習俗、婚嫁習俗方面有所體現。如有的人,尤其是中國基督教信徒,除過中國傳統節日外,也過一些諸如聖誕節、復活節、情人節等西方節日。在生活習俗方面,一些涉外賓館、飯店都設有中西餐廳,吃西餐的市民也不少;一些市民,尤其是文化較高的青年市民,在衣著上也中西結合,平常雖然穿得隨意些,但上班或遇重大場合,不少人都穿西裝;在民居習俗方面,廣州中西融合最典型的例子是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至抗戰前夕的臨街“騎樓”。此種建築最早盛行於南歐、地中海一帶。本世紀初廣州開闢馬路時,有人將西方建築中的券廊等形式與廣州傳統的形式相結合,演變成特有的“騎樓”建築,這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結果。在婚嫁習俗方面,據本人調查,近年來也有少數年青人結婚時中西結婚禮儀並用,既先按照中國傳統習俗宴請親友,然後到西式教堂舉行婚禮。廣州中西民俗融合雖然歲時、生活、婚嫁方面有所體現,但客觀在説,這種中西民俗融合在其他方面卻未見或很少見到。
  港澳則不同,中西民俗文化的交融涉及到歲時風俗、人生禮俗、生活習俗、社會風俗、信仰風俗、審美風俗各個方面。楊奇在《香港概論》一書中指出:“1841年英國的軍艦帶來了殖民統治和西方早期的資本主義文明。東方和西方、中國和外國兩種文化從此就在這裏進行長達一個半世紀的互相碰撞、滲透和交融,形成了如前所述的一種獨特的多元混合型文化”。6馮邦彥在《澳門概論》一書中也指出:“這種由東西文化滲透、融合而成的(澳門)文化,其基本特徵就是中西合壁,多元並存,具體表現在種族、語言、宗教、法律、建築、音樂、藝術以及社會習俗等諸方面。”7
  如前所述,港澳人中西節日都過,呈現出明顯的融合趨向,即既過中國傳統春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浴佛節、孟蘭節等,也過西方的聖誕節、復活節、聖母升天、追思節、情人節、父親節、愚人節等。在回歸之前,在澳門既過官方的中國國慶節,也過葡國國慶節、葡國復興日、葡國革命日、葡國日等。
  在人生禮俗方面,港澳的中西民俗融合主要體現在婚嫁習俗上,如前所述,港澳青年人結婚往往採用中式和西式合二為一的新型結婚儀式。
  在生活習俗方面,無論是飲食習俗、衣著習俗,還是民居習俗,在港澳都早已開始融合。在飲食方面,港澳人早已習慣了吃中、西餐以及熟悉中西進餐俗;在澳門,當葡國人在1557年抵達澳門時,帶來包括印度、巴西及歐洲等地的烹任材料和食譜,把這些地區的更好技術與粤式的烹任技術結合,成為今天獨具風味的葡國餐。除此之外,港澳很多餐廳都供應風格各異的日本菜、中國菜、韓國菜、泰國菜、義大利菜、巴西菜和安哥拉菜等,應有盡有,對於前來澳門的遊客有莫大吸引力。在衣著方面,澳門早在16世紀末就出現了西方傳教士中化和澳門天主教徒西化的現象,如有“西方漢學鼻祖”之稱的利瑪竇於1582年抵澳後,習漢文,講漢語、著漢服,這一傳統在三巴寺內的僧眾一直保持至今;入教的澳門人則取葡名、穿西服、做禮拜。香港於19世紀中葉開埠後,當地居民在衣著方面也很快西化,穿上了西裝革履。在民居習俗方面,據考查,西洋建築一聳立在澳門的土地上,便開始出現中西建築風格融合的趨勢,1580年開始興建的三巴寺,既充滿了歐洲建築風格和濃郁的西方宗教情調,又吸引了某些中國建築風格傳統,是中西建築文化深層交融的典範。在香港,開埠至今,中西融合的民居也不少,大街上隨處可見的“騎樓”便是其中之在社會風俗方面,港澳中西融合主要體現在交際習俗上。在港澳,人與人之間交際來往,以互利為基礎,人際關係既有所謂“情薄過紙”之説;同時又有“人情緊過債”之説。後一句括的“人情”,是指社交禮節,是物質性的,不一定是指人們之間的感情,“人情緊過債”,意思是還債可以拖一拖,社交禮節卻不容有失,所以親友有了喜慶,即使借貸也要送賀禮。港澳中外文化摻雜,禮節專案繁多,祝賀形式不一。這裏的大百貨公司、大小銀行都印製一些禮券發售,受禮人任何時間都可憑券到售券公司選取等價的商品。機構開幕、商號開張,人們常常致送花牌或花籃。只要把花籃或花牌的上下款和送交的時間地點告訴花店就可辦妥。港澳的印咭商人也印製千百種賀咭,有賀結婚的,有賀生日的,有賀遷居的、新職的、退休的、畢業的,不一而足,而且設計精巧,有些閃燈音樂賀咭,不僅能奏出曲子,還在畫面上時明時滅地閃爍着星光,增加情趣;有些賀咭還印上字句,像一封情深意厚的書信,這些都是賀禮的佳品。港澳人開展社交活動,托人謀事,必説:“我請飲茶。”飲茶是社交聚會之一,但只限於人數少的會面,淺斟低談。要大量交朋結友,就須參加西式酒會。這是華洋雜處的港澳社會最受歡迎的社交活動之一,有專業的飲食集團代為設計。酒會上的飲食採取西方式的自助形式,不設座位,使賓客自由走動,不斷變換交談物件,氣氛活躍、融和,為賓客間互相結識創造良好的環境。
  在信仰風俗方面,港澳的中西融合主要體現在人們信仰絕對自由、信仰偶像繁多以及個人信仰多元化上。在港澳,人們的信仰是絕對自由的,人們信仰什麼,信仰多少神靈,信仰後又改變信仰,都是人們自己的事,不受外部力量干涉。在這種信仰絕對自由的背景下,港澳信仰繁多,計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回教、孔教、印度教、摩門教、猶太教、基士拿教、俄國正教、錫克教、巴哈伊教、襖教等10多種宗教。有趣的是,某些港澳人中西神靈都信,既參加浴佛節、天後誕、三官誕、南海神誕、土地誕、觀音誕等中國傳統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祭祀活動,也參加耶穌聖像巡遊等西式信仰慶祝活動。
  在審美風俗方面,港澳的中西融合尤其明顯,集中體現在文學藝術上。二戰之後,中西文學藝術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加強,出現了不少中西融合的文學藝術作品。
  從深度上看,港澳民俗文化的融合更是非廣州所能比擬。在香港,從近代開始,中西民俗文化的深層交融已露端倪。在社會風俗方面,也表現出中西混合的新風尚,“婚嫁禮俗,有中式和西式合二為一的,也有中式和西式先後交替的,至於喪禮,則根據不同的宗教信仰來決定採用各自的形式。”8在文學藝術審美習俗方面,二戰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深層交融的事例,如具有“五四”新文學傳統的香港社會寫實文學,近幾十年來逐漸吸取西方現代文藝的觀念和技法,呈現開放狀態;而西方現代主義文藝流入香港後,也逐步吸取中國傳統文學成分而趨向本土化。在文學的創作方法上,出現了把中西兩種文學形態和創作方法結合起來的“現代現實主義”實驗文學;在繪畫方面,出現了以西方現代藝術觀念和方法為指導的現代水墨畫;在音樂方面,近年香港出現了中樂交響化和西樂中奏的新景象。此外,在舞蹈、戲劇等方面,也不乏中西交融的碩果。
  澳門中西民俗文化融合的情形大致與香港相似,深層交融的事例很多。據成書於雍正年間的《澳門紀略》記載:當時入教的澳門人“漸染已深,語言習性,漸化為夷”9,有的甚至變服飾和“打鬼辮”10,在婚姻習俗方面,澳門不少家庭,婚姻儀式中西並用,同時舉行,結婚時:“新郎新娘先穿唐裝旗袍拜天地祖先,敬父母長輩,然後再穿上西裝和婚紗,到教堂行禮,接受神父的祝福。”11這表明中西民俗文化的相容已經融入人們的行為模式之中了。澳門中西居民互通婚姻的情形也非常普遍,據《澳門紀略》記載,澳門自明代以來,葡人“得一唐人為婿,皆相賀。”12而澳門的中國人,有的則“娶鬼女而長子孫”。13中西血統的混合,既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結果,也是中西文化深層交融的體現。中西居民互通婚姻的結果,使得澳門出現了不少土生土長的歐亞混血兒-“土生葡人”,誠如《東西交滙看澳門》的作者吳志良先生所言:中葡兩個民族在澳門“既有衝突,亦有溝通,之間的交流一直在相互忍讓中進行,文化融合程度也甚高,若稱之為‘血肉交融',也不算過份,因為澳門有數以萬計的歐亞混血兒-而這在香港是罕見的”。14
  在廣州,中西民俗文化在歲時風俗、生活習俗、婚嫁習俗方面雖然有一定的融合,但這種融合只是停留在表層,並未出現“語言習性,漸化為夷”的實質性融合情形,其他民俗文化領域也未見結出中西民俗文化深層交融的碩果。

三、穗港澳民俗異同成因探析


  穗港澳民俗文化之所以有同有異,既有地理環境、歷史因素的作用,也有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
  就導致穗港澳民俗文化相同的原因而言,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同一地域、大致相同的地理環境導致了穗港澳民俗文化在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之處。風俗的形成與地理環境關係極為密切。這種地域性因素包括地貌環境、地理位置以及氣候條件等方面。由於穗港澳在地域上同屬於嶺南,三地毗鄰、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極為相近,這種同一地域、大致相同的地理環境,影響和制約著穗港澳三地的民俗行為和民俗心理的形成和發展,使穗港澳三地民俗都具有濃厚的嶺南特色。以生活習俗為例,由於三地均處於南亞熱帶,氣候炎熱潮濕,因而三地生活習俗如前所述都充滿著南國風情,如飲湯、飲涼茶、飲糖水,這些習俗都是為了在濕熱的氣候中保持身體的健康。其他生活習俗,如穗港澳居民都喜歡沖涼、鋪涼席、穿木屐等,也都是三地氣候環境相近造成的。
  二是同處一文化圈內且相互影響,必然造成穗港澳三地民俗文化具有相同之處。港澳在開埠之前,屬於嶺南地域,其居民也主要是從嶺南其他地區遷來,加上三地同屬於嶺南文化圈內,嶺南民俗文化無論是在港澳開埠前還是在開埠後,都能夠傳入港澳,並深深地植根於港澳民俗文化之中,這就決定了港澳民俗無論在源流上還是內容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同之處。
  三是由於穗港澳三地在歷史上憑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都曾經扮演過商品集散地的角色,如廣州自秦漢以來一直是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中國與海外交往的重要港口,澳門開埠後也曾是遠東國際商業貿易集散中心,香港自開埠以來,一直作為國際商業貿易中心活躍在國際商業貿易舞臺上,這一經濟特點決定了三者在民俗文化方面都具有重利與唯實的特徵。
  四是穗港澳在歷史上都曾是中國對外進行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外國人來華的必經站點。這種特殊的歷史地位不僅使得民俗風情迥異的外國商人、傳教士雲集三地,從事商業和宗教活動,許多人還定居下來,成為三地的永久居民,便帶來各國各族風俗習慣,而且還使得三地居民在與外國人長期接觸與交往中,逐漸形成了較為開放的文化心態,於是善於兼收並蓄便成了穗港澳民俗文化一大特色。
  穗港澳民俗文化差異的形成,首先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民俗的形成離不開地理環境,同時,民俗的發展變化又與統治者的倡導或禁止密切相聯。眾所周知,廣州雖然在歷史上曾扮演過唯一的中國對外通商口岸的角色,也是中國近代最早的通商城市之一,但它一直處於中國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這就決定了廣州的民俗文化雖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有某些量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因中國封建統治者大力倡導傳統習俗而始終未能取得實質的突破,即依然不能跳出中國傳統民俗窠臼。港澳則不然,新航路開闢後不久,即16世紀中葉,澳門遂被葡萄牙人竊據,逐漸淪為其殖民地;香港自鴉片戰爭爆發後,即18世紀中葉,便與澳門一樣,避免不了淪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命運。雖然自16世紀中葉以來控制澳門的葡萄牙政府與近代以來控制香港的英國政府,並不禁止當地居民保留原有的民風民俗,但卻把西方民俗引進港澳,並加以大力提倡,其結果使得中西民俗都能在港澳保留,並在碰撞、交流的基礎上不斷發生變化,形成有別於中國傳統民俗的新民俗。這種廣州民俗只有量變沒有質變,與港澳民俗既有量變又有質變的鮮明對比,必然使三地民俗呈現出差異。
  其次是由不同社會性質造成的。廣州在新中國成立後,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在此種制度下,政府大力推行移風易俗,一些舊的觀念和習俗,如鬼神觀念、迷信色彩、祭拜習俗逐漸在廣州人的頭腦中淡薄,並趨於消失。近10多年來,供奉財神、設祖先神位,祭門神以及燒香拜佛等舊習俗雖然又重新出現,但由於受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制約,始終未形成民俗的主流,與廣州不同,港澳從開埠之日起,便受西方國家控制,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在此種制度下,政府對港澳居民採取何種民俗,基本上持放任自由的態度,任其自生自滅。這種政府對待傳統民俗的不同態度與政策,也必然造成穗港澳三地民俗在內容上有所不同。
  最後,穗港澳與西方交往的程度不同,也是造成三地民俗差異形成的原因。穗港澳三地在歷史上雖然都與外部世界保持着長期的交往,但交往的程度是不同的。廣州在歷史上雖然一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門戶,即使在“閉關鎖國”政策推行的明清時期,也以一口通商所提供的便利條件與外界保持著交往,但客觀地説,這種交往是非常有限的,這不僅從廣州與外界的交往時有中斷得到證實,還可從清乾隆年間制訂的“防夷五事”對外國商人來穗後與中國人發生接觸所作的種種限制得到證明。異質地域文化的融合離不開長期的交流,民俗文化的融合也是如此,既然外國人來穗後與當地居民的接觸與交流受到種種限制,那麼民俗的融合也就必然受到限制,從而造成廣州中西民俗的融合無論在廣度與深度上都不能與港澳相比。港澳則不然,從開埠之日起,就一直與外部,尤其是西方世界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與聯繫,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與交滙之地,加之,隨着歲月的流逝,來港澳定居的西方人愈來愈多,這樣,中西民俗在港澳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誠如我國著名中西文化交流史專家季羨林先生所言:“從衝突到融合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規律”。15
  綜上所述,穗港澳民俗文化既體現了中原文化的淵源,更反映了嶺南地理氣候、物產、心態等自然和人文環境的特質,因而有着諸多相同之處。同時,由於種種原因,三地民俗文化無論在源流、具體內容,還是在中西民俗交融程度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異。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相同與差異是相對而言的,也並非一成不變的,隨着我國對外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加大,廣州民俗文化也必將像港澳文化一樣,相容開放性進一步增強,中西民俗交融也愈來愈廣泛,並呈深層交融的態勢;同樣,隨着港澳回歸祖國懷抱,港澳民俗中的西方因素也必將弱化,從而形成鮮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民俗文化。
  註釋:
  1 《漢書·地理志》。
  2 “講意頭”:廣州生活舊俗,後傳入港澳。穗港澳人遇過節、逢喜事乃至平時都講究好意頭。它反映了穗港澳人講口彩、圖吉利的民俗心理。
  3 楊奇主編:《香港概論》下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393頁。
  4 同上,第296頁。
  5 《旅遊指南》,澳門旅遊司,1979年版,第3頁。
  6 楊奇前引書下卷,第188頁。
  7 參見馮邦彥:《澳門概論》,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5月版,第335頁。
  8 楊奇前引書下卷,第415頁。
  9 印光任、張汝霖:《澳門紀略》卷上《蕃澳篇》。
  10 同上。
  11 吳志良:《東西交滙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版,第22頁。
  12 印光任、張汝霖前引書卷上《蕃澳篇》。
  13 同上。
  14 吳志良前引書,第21頁。
  15 《文化衝突與融合·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 任職廣州大學旅遊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