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聖若瑟修院研究
夏泉*
聖若瑟修院(St.Joseph College，亦可譯為“聖若瑟神學院”、“聖若瑟學院”、“聖約瑟學院”)，“是澳門歷史上最主要的教育中心之一，並於1800年被授予‘皇家修道院'的稱號。”1該修院主要負責培養派往中國的教士，是繼聖保祿學院之後，澳門又一所早期知名的高等學府(聖保祿學院停辦後，成為澳門唯一的高等學府)。本文擬分三方面對聖若瑟修院的創辦、辦學情況及其主要貢獻進行初步探討。
一、創辦始末
聖若瑟修院的創辦背景與聖保祿學院大致類同，主要是為了“在中國穩固建立傳教團，以便為其傳教士提供援助，傳播基督教教義，使重要的澳門受益。”為達此目的，一方面通過葡方任命葡萄牙主教，另一方面“委派敏鋭之士協助主教，在那裏的聖約瑟修院中設立一個教會學校。”2由於中文資料的零散和匱乏，學者們對聖若瑟修院知之甚少。對於修院的創辦時間，也是眾説紛芸，有1672年説、1732年説、1749年説、1762年説和1657年説。如《澳門編年史》一書就記載:1657年2月26日，“耶穌會會員們創立聖若瑟神學院。同名教堂於1750年創建。”3但實際上，1657年開始籌辦的是聖若瑟教堂，又稱“小三巴”或“三巴仔”(聖保祿教堂俗名“大三巴”)。而聖若瑟修院(又稱三巴仔修院)則創辦於18世紀初葉。同時代的龍思泰對此的記載較為準確:聖若瑟教堂“在奠基石埋下許多年後，直到1758年，耶稣会士还是不能在圣若瑟教堂聽彌撒。”4可見，直至1758年，聖若瑟教堂經過多年的建設後才吿竣工。而聖若瑟修院作為聖保祿學院的分院，早於1728年即開始招生。下述四則史料可以佐証該修院1728年成立的情況:一是《澳門編年史》載:“1728年2月28日，根據省區副主教若奧·德·薩神父一省區總務長塞格依拉命令，(中國)副教區各神父從聖保祿教堂遷往聖若瑟新堂。”1730年，“有記載説建立不久的聖若瑟神學院的學生們穿上歐洲服裝，以此嘲弄中國官吏的迫害。”5二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之《秉多傳》載:秉多於“1728年2月23日成為澳門聖若瑟新傳教區的第一任會長，中國副省的耶穌會士們於是便離開了澳門的聖保祿學院(當時該學院屬於日本省)前往該副省的這一住院。”6三是文德泉神父所言:“聖若瑟神學院於1728年的建立是一突出事件，它的目的是為中國培養傳教士。”7四是翟木在《聖若瑟修院風彩重現》一文中指出:“耶穌會士在1728年之後经已在该区居位，並建立修院教育本地及外來的青年學子。”8
由於耶穌會被解散，1762年，澳門聖保祿學院與聖若瑟修院被同時關閉，直到1784年才由北京教區主教湯士選重新創辦聖若瑟修院為遺使會培養中國傳教士。在1783年4月，葡萄牙《<王室制誥>-內閣大臣給印度總督索薩(Dom Federico Guilherme de Souza)之指示》一文中對此事明確記載:“北京主教滯留澳門期間，將入住聖約瑟修院。如果有些學生希望入讀該教會學校，主教可將其作為隨身僕人收留，以便在前往中國後將其交予該教區樞理，後者在主教離開後，亦可入住聖約瑟修院。”9這是葡萄牙海事暨海外部部長卡斯特羅以葡王名義向印度總督發佈的聖論(當時澳門為其管轄)。之後聖若瑟修院又幾經坎坷。據記載，1857年1月6日，馬塔主教主持聖若瑟修院重新啟用儀式；1870年9月20日，在該院任職的所有外國教師被勒令離去；1881年12月22日，澳葡政府以法令形式重建該修院。10總之，聖若瑟修院“從1784年起，曾數度易名，包括有‘北京主教管轄御修院'、‘修士團體之家'、‘皇家教育進修所'、‘澳門聖若瑟利宵修院'等，這一系列的名稱，都可見它在天主教和政府培訓人才中佔有重要地位。”11直至19世紀末和20世紀上半葉，修院仍辦學不輟。據1893年12月19日《鏡海叢報》報道，聖若瑟修院當時仍有西洋學生十餘人。121951年後，聖若瑟修院最終演變為聖若瑟教區中學。
聖若瑟修院位於澳門三巴仔街的聖若瑟修院教堂內，佔地廣闊，在高處可以看到東望洋山與西望洋山遙遙相對。修院按照北京聖若瑟教堂模式蓋建，設計獨特，建築恢宏。教堂中央是一巨形圓頂，光線通過玻璃射入。其中最特別之處是其平面佈局為一個拉丁十字形，縱軸長22米，橫臂長13.5米，由地面至穹頂的高度為19米，修院氣派不凡，浮雕栩栩如生，是澳門巴洛克建築風格的典範。
對於聖若瑟修院的辦學情況，汪兆鏞在《澳門雜詩》的《小三巴寺》中謂:“西洋測天象，學徒出三巴。”又稱:“今小三巴寺內有學堂，齍舍嚴整，學徒猶眾。”梁喬漢在《港澳旅遊草》的《風土雜詩二十五》中亦言及:“蒙養修義尚恤貧，善門教澤溥如春。地名義塾三巴仔，就學年來過百人。”詩中反映了修院注重實用科技的學習，且學生人數較多的實際情況。13長期居住於澳門的龍思泰，在研究早期中葡關係與澳門史時，留意到聖若瑟修院的辦學情況。他在《早期澳門史》一書中對此着墨較多，留下了極為珍貴的記載:
“現在進而敍述主要學府，那些躋身社會上層者的子女，在其中一如既住地在良師的引導下處身智力發展的源泉之地。——我們指的是王家聖若瑟修院。它的創辦者是耶穌會士，但當他們1762年被驅逐之後，修院的活動也吿中斷，直至20多年後他們放逐期滿，才吿恢復。里斯本的宮廷於1782年將這一機構改變為‘佈道團修院'(Congregation ofMissions)。1880年，才最後確定由議事會支付其費用。”
“修院所屬的教士全是生於歐洲的葡萄牙人，一般有六個，其負責人由歐洲派遺。這一學術機構的首要目的是向中國提供熱心傳道的教師。年輕的中國人，數量不超過12名，被接納進入修院，獲取必須的知識。如果他們真誠地表示想要成為神甫的願望，那麼對他們的實施的教育將把他們領上這條道路。但候選人得到第一個聖職一般需要十年的時間。……教師講解葡文和拉丁文語法、算術、修辭學、哲學、神學等等。很多居民的孩子進入該校，儘管其中很少有人會成為神甫。這里有時還教中文、英文和法文。每月能為其子女支付一小筆膳宿費用的父母，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修院，學習真正的葡萄牙語，有時還能體驗到心靈的昇華。有的學生在修院就餐，晚上回家與家人團聚。有的在特定的時間前來聽講，由教師“免費授課”。1815年，有8名年輕的中國人，2名馬來人，16名在澳门出生的男童，住在該院。1831年，修院中有7名年輕的中國人，2名來自馬尼拉的男童，其父為葡萄牙人，以及13名在澳門出生的學生。”14
二、主要貢獻
龍思泰的上述敍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聖若瑟修院當時的辦學狀況。另據1834年5月《中國叢報》報導，聖若瑟修院當時擁有一所葡萄牙文印刷廠，並裝備了一套漢字活字。次年8月，有西人從廣州前往澳門訪問，看見澳門教堂和傳教士數量很多，認為“聖若瑟學院正處於其鼎盛期”。15聖若瑟修院作為一所早期的教會學校，筆者以為，它在中國教育史與西學東漸史上，主要貢獻有下述三點:
其一，該修院以培訓中國籍修士為重要職責，成為向中國內地傳佈天主教的重要的人才培訓基地。來華天主教會士依靠澳門的天主教教育和中國內地的傳教實踐相結合的辦法培養中國修士。如在上引龍思泰的敍述中，1815年共有28名学生在修院學習，其中來自中國內地及澳門的佔26名；1831年有22名學生在修院學習，來自中國內地及澳門的有20名。耶穌會被取締後，遺使會士接管了原屬耶穌會的澳門聖若瑟修院，為了培養華籍會士，他們從中國內地挑選少年修士前往澳門聖若瑟修院培養。湯開建教授在經過考証後指出:“到道光初年，該院共為遺使會培養了33名中國籍神父。這一時期明確在澳門學習中文而又進入中國內地傳教的西教士還有駱尼閣、孟振生、董文學、秦神父及蘇神父等5位法國人，其中4位為遺使會士。1784年，聖若瑟修院重新開辦後，澳門培養中國教士事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再一次成為中國教區輸送人才的重要基地。”16另舉兩例佐証此事:1835年，法籍會士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接替薛瑪竇主持蒙古西灣子教務後，積極為澳門聖若瑟修院推薦學生。17在江南方面，亦有5名華籍司鐸為聖若瑟修院所培養。因之，我們認為聖若瑟修院在基督教入華傳播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其二，修院的創立極大地促進了澳門科技教育與世俗教育的發展。一方面，聖若瑟修院尤為注重拉丁語、神學、科技和數理科目的學習，重視科技教育，以便教士憑借先進的科技知識，赢得清朝統治者的好感與重用，有效地開展傳教活動，因之，有論著認為:“該修院的创办，是澳門科技教育的重要開端。”18另一方面，聖若瑟修院在澳門教育史上的另一重大貢獻即是，它倡導平民教育，除了培養教徒外，修院也招收世俗青年進校學習，以因應澳門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如開設了商科和海員訓練班。聖若瑟修院“開啟了澳門世俗教育的歷史，為培養澳門政界和商貿人才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並“播下了科技教育的種子，對促進中國科技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19
其三，修院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聖若瑟修院培養了一批有影響的雙語精英。試舉三例，如江沙維神父(P.Joaquim AfonsoGon'calves 1780—1844)，是一位19世紀初葉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而聞名歐洲的葡萄牙學者，他於1814年開始在聖若瑟修院任教拉丁語、英语、漢語和音樂等課程，為澳門培養了一批傑出的雙語人才。他編寫的漢語教材，創新的教學方法，主編的多種權威性的中外大字典，如《拉丁語法》、《葡漢字典》、《漢葡字典》、《洋漢合字匯》、《拉漢小字典》、《拉漢大字典》等，以及撰寫的《中國藝術》，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叢報》認為:他於1828年編印的《拉丁語法》“是為聖若瑟学院的學生學習拉丁文而編的”，他工作非常投入，“每天辛勤工作16-18個小時”。作為當時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1844年12月江沙維神父的去世，使“漢學研究少了一位主要的支持者，葡萄牙失去了一道最燦爛的光芒。”20又如第一位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Jose Martinho Marques1810-1867)，少年時期就讀於聖若瑟修院，其最大的貢獻即是用中文編著了《外國地理備考》一書。21再者，曾就讀於聖若瑟修院的學生後來前往歐洲和印度留學後，不少人成就卓著:如1814—1820年在修院學習過的土生葡人吉列梅·若澤·安東尼奧·迪亞斯·彼加多，前往科英布拉大學深造，後來成長為一名著名的學者；名醫萊奧卡迪早年就讀修院，後前往果阿潜心攻讀醫學，成長為一代名醫。22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聖若瑟修院以其培養的一批雙語精英，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三、結束語
據《澳門的教堂》一書記載，為了彰顯聖若瑟修院的“高度文化和極其優秀的教師，專門為這個機構發行了一枚單獨的硬幣，同時也因它達到了大學水準，而再度出現了聖保祿書院的黃金時代。”↑2↑3聖若瑟修院作為澳門的第二所高等學府和早期創辦的著名的教會學校，儘管從1728年創辦後就屢遭停辦，歷盡坎坷，但它仍以頑強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壯大，為澳門社會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培養了一批雙語人才，對澳門18、19世紀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注釋:
1 詳見《文化司署耗資八百萬重修，後日對外開放，聖若瑟修院教堂煥然一新》，載於《澳門日報》1999年12月1日。
2 轉引自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附錄”之《<王室制誥>-內閣大臣給印度總督索薩之指示》，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351頁。
3 〔葡〕施白蒂所著同名書，澳門基金會，1995年版，第54頁。
4 〔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24頁。
5 〔葡〕施白蒂所著同名書，澳門基金會，1995年版，第114-116頁。
6 〔法〕榮振華所著同名書，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09-510頁。
7 轉引自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關係研究》(未列稿，2001年廣州)，第36頁。
8 載於《澳門雜誌》，1999年12月第13期，第54頁。
9 轉引自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附錄”，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7頁。另，中國耶穌會被解散後，羅馬傳信部應法王路易十六之請求，派遺使會士來華，接管耶穌會傳教事務。
10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出版，第129、179、224頁。
11 《文化司署耗資八百萬重修，後日對外開放，聖若瑟修院教堂煥然一新》，載於《澳門日報》1999年12日1日。
12 載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398頁。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六)，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59、846頁。
14 〔瑞典〕龍思泰:《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第50-51頁。
15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紀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14、36页。
16 湯開建:《明清之際澳門與中國關係研究》(未刊稿)，第37頁。
17 樊神父著、吳宗文譯:《遺使會在華傳教史》，台北華明書局，1997年，第146、160、166頁。
18 馮增俊主編:《澳門教育概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61-63頁。
19 同注〔1〕。
20 詳見《中國叢報》1838、1844、1846、1849年有關江沙維神父的報導，載於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版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近代報刊澳門資料選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第58、162-163、172-177、188-191頁。
21 劉羡冰:《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38-45頁。
22 〔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澳門基金會，1998年，第23-24、179頁。
23 《澳門的教堂》，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第80页。
* 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