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發展史
王國強*
一、前言
早期的澳門文獻1及出版事業曾經有著光輝的一頁，因為在十六世紀時，澳門曾是遠東最早採用新式印刷技術來出版書籍的地區之一，同時亦為圖書文獻的編撰基地，可是由於各種政治的因素所影響，澳門文獻及出版事業休止了近一個世紀之久才告復甦，直到二十世紀才再次出現出版的高峰期。筆者自1990年開始，收集有關澳門文獻及出版資料，至今共收錄書目超過七千條，本文根據該書目的內容，文獻的特徵與及各時期澳門的政治環境，總結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之發展可歸納為六個階段，包括:1.萌芽期(1556-1736)2.休止期(1736-1821)3.復甦期(1820-1910)4.第一次高潮(1911-1967)5.困難期(1967-1980)6.第二次高潮(1980-)。由於早期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發展有一定的研究價值，所以本文希望透過現有文獻資料，重整萌芽時期的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之概況，藉以促進各方面對澳門歷史的進一步瞭解。
二、萌芽時期的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的特色
萌芽時期的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是始於1556年葡萄牙傳教士把西式印刷機帶到印度果阿，止於1736年葡萄牙政府禁止海外殖民地自行印製及出版書籍的一年。由於這時期正好為日後的澳門出版事業及澳門文獻之發展孕育著基礎的幼苗，所以稱為萌芽時期。為了簡潔地説明這時期的歷史，筆者綜合有關文獻，以附表一對萌芽時期之重要事件加以説明。分析這段時期的發展特色可有:
1.西方人在澳門開創了澳門文獻及出版事業之先河
1550年，葡萄牙詩人賈梅士因剌傷了一名葡萄牙的貴族侍從，被判囚一年，釋放後便到了印度果阿工作，1556年至1560年間曾來澳門工作，相傳是在澳門出任“死亡登記的官員”2，由於他目睹及親歷葡萄牙政界很多不平之事，於是全心在澳門創作了長篇史詩《葡國魂》，歌頌葡萄牙大發現的事業，並作為對葡萄牙歷史之醒鐘，亦成為第一本澳門文獻的作品，1572年該書在葡萄牙出版。1579年，羅明堅神父抵澳門後，隨即學習漢語，並在澳門開始編譯他的第一本中文書籍《天主實錄》。1582年，利瑪竇神父抵澳門，於1584年編譯了《畸人十篇》一書。同年，《天主實錄》一書以傳統的中國木刻方式印刷出版，雖然沒有足夠證據説明羅明堅神父及利瑪竇神父編譯的中文書刊是在澳門印刷，但是從有關的文獻記載，肯定了這兩部著作的內容，最少有部份或全部是在澳門進行編譯工作。賈梅士、羅明堅及利瑪竇等人在澳門的創作，開創了澳門的文獻及出版事業之先河。
2.早期的澳門文獻不一定是在澳門出版
由於早期的澳門文獻創作者，經常在不同的地方進行創作，最後在不同的地方印刷，加上這時亦沒有出版者的概念，不少書籍都沒有列明出版單位，所以很難判斷他們在此時期的書刊是在何地印刷或出版，特別是天主教教士的著作，其印刷地點估計是在順德、廣州或肇慶等地之書坊所印製。因為當時澳門為一條小漁村，文化水平不高，在澳門找到刻工及印刷的設備的機會不大，加上當時教會印刷的書籍，其目的是在中國境內流通，所以如能在中國境內印刷書刊，可減輕從澳門運往內地之運輸成本及被官方查扣之風險。此外，假若澳門真的是擁有中文木刻印刷技術，一定有不少的出版品在澳門出版，可是至今仍沒有發現更多在澳門出版之早期中文文獻，所以中文書刊很可能是在澳門以外的地方印刷。
3.天主教文獻在早期的澳門文獻佔有相當重要的份量
早期的澳門文獻主要是由耶穌會士所創作與編譯，從表一可得知這時期計有20種在澳門創作或出版的書籍，其中有17種是耶穌會傳教士的作品，包括羅明堅、利瑪竇、孟三德、西奧、龐迪我、郭居靜、高一志、艾儒略、陸若望、吳歷等人。其作品內容特色，最初是以天主教義，日本傳教，語言字彙為主。1606年以後，內容則轉以辯教為主，自南京發生仇教事件後，大部份的傳教士均避居澳門，他們在留澳期間，出版了不少以仇教及傳道方法為主題的著作，進一步豐富澳門文獻的內容。
4.葡萄牙將西方活字印刷術帶來遠東
葡萄牙是最早到遠東開拓殖民地的國家，不少天主教傳教士隨著葡萄牙艦隊到東方進行傳教事業，為了有效地傳播基督教的教義，他們每每需要冒險從葡萄牙及歐洲各地利用遠洋的船隊，把用作宣教的書刊運來東方，其間經常遇到海盜劫掠或航海意外，書籍運輸成本高，航運路途遠，風險大。部份傳教士曾以手抄形式在傳教地抄寫宣教書刊，可是卻非常浪費人力與時間，無法大量製作。而且有時為了適應當地的風俗，必須把具有西方色彩的內容刪除。傳教士一直希望把哥登堡的活字印刷術來印製教科書、宗教書、祈禱書、日課經和彌撒書，以便降低成本與風險。1556年，Joāo Nunes Barreto主教與Joāo de Mesquita，Father Gualdames等人決定在印度果阿建立第一所印刷廠，分別由Francisco Cabral兄弟及Irmāo Manuel Teixeira兄弟負責印刷，正式在遠東地方傳入西方的印刷術。
5.范禮安神父在澳門設立臨時的印刷廠，引入西方的印刷術
1573年意大利籍的范禮安神父，受命於當時的Everardo Mercurianc主教，帶領21位分別來自西班牙、葡萄牙及意大利的使團赴日本傳道。1578年，羅馬主教Tedodosio de Braganca批准范禮安神父之要求，把印刷機隨赴日本的使團，帶到日本長崎使用，以便開展傳教事業。同行有兩位是到葡萄牙學習活字印刷術的日本人，Irm~ao Jorge de Loyola，Constantino Dourado及尼泊爾人Irm~ao Giovani Bathista Pesce。在運送途中，得知日本的豐神秀吉將軍正在排斥日本天主教之消息，於是使團決定暫時停留在澳門，峙機到日本發展，可是一直都沒有好消息，於是范禮安神父決定先在澳門成立臨時印刷廠。自1588年至1590年間，出版了兩部以拉丁文印刷的書籍，內容以日本傳教及教義書為主，正式為澳門引入西方印刷術，奠定澳門印刷事業之基礎。1590年至1614年間，印刷工廠及印刷機在日本先後出版13種書籍。後因再次發生排教事件而將印刷工廠搬返澳門，可是好景不常，印刷廠遇到財政的問題與其他種種的政治因素，印刷廠最後賣給私人，而印刷機則留在Andre Ovello的家中。六年後，即1620年又將印刷機轉賣給馬尼拉的聖奧斯定教會。1627年，活字印刷師傅Irmāo Giovani Bathista Pesce亦於澳門去世。自此澳門便失去了所有發展印刷事業的條件。
6.開始出現以中文撰寫有關澳門的文學作品
這時期的另一特色是開始出現以中文撰寫的澳門文學，前述由於澳門本為一小漁村，文化程度不高，本應不可能為澳門留下各種文獻記錄。可是澳門籍著葡人來華，促使了廣東及沿海地區之海上貿易發展，成為將西方文化與宗教傳入中國之窗戶，引起中國士大夫及商人被澳門的西方文化，外夷的風土人情，與及各種貿易活動所吸引，加上南明政權在南方的活動，清政府在南方之征戰，不少知識份子因逃避戰亂或是各種原因，路過澳門或暫住在澳門，寫下了不少有關澳門與西洋文化的作品，包括感懷故國與及對夷人風情的文學創作，亦有對葡人來華及天主教傳入中國之記述。
鄭煒明等多位學者認為最早的中文澳門文學作品應為《牡丹亭》的作者、明代著名劇作家湯顯祖的《香墺逢賈胡》，徐朔方於1980年出版的《湯顯祖年譜》修訂版中指出3，湯顯祖曾於1591年來到中山，珠海及澳門一帶求醫，並寫下《香墺逢賈胡》等五首詩篇，後與利瑪竇會晤於肇慶。469年之後，即1659年，著名嶺南詩人張穆遊澳時創作了《登望洋台》詩。5其他文學作家計有:徐緘，李綏祺，龔鼎孳，盧紘，陳確，彭孫適，王鴻緒，李澄中，陳子升，毛奇齡，林鳳崗，尤桐，屈大均，陳恭尹，釋迹刪，釋大汕，吳興祚，成克大，孔尚任，納蘭癸敍，宋祖昱，梁迪，趙沺，盧之辨，吳歷，陸希言……等。6其中與澳門文學關係最重要的作家是吳歷，他自1680年到澳門的聖保祿學院修讀神學，1684年以後在中國南方各地傳教，由於他善長書畫與詩文創作，亦是天主教的司鐸，一生寫下了不少涉及天主教內容的詩作，並出版第一部以澳門地名為名的詩集《三巴集》。7此外，釋大汕為澳門觀音堂的主持，不少反清復明的人士及知識份子藉著他的關係來澳門活動，並在澳門寫下不少有關澳門的詩作。加上大汕法師長期在澳門生活，雖然其作品集《離六堂集》中有關的澳門的內容不多，但是其中有不少作品是在澳門創作，所以可説是第一本中國人在澳門創作的作品集，時間約為1660年之間。澳門藉著各方賢士來澳的機會，而留下不少創作，開創了中文的澳門文學歷史。
7.關於澳門開埠的歷史及葡人來澳的記載相當豐富
由於葡人早於正德九年，即1514年已開始在中國境內活動，包括浙江、屯門、上下川島等地，目前發現最早有關葡人來華的記述的作品可推算為1521年黃佐修的《廣州志》、其餘依次有俞大猷的《正氣堂集》、戴璟的《廣東通志初稿》，陳吾德的《謝山存稿》等。至於姚虞的《嶺海輿圖》是現有最早在廣東海圖中出現濠鏡一詞的古籍，之後鄧遷的《[嘉靖]香山縣誌》、黃佐的《[嘉靖]廣東通志》，及其他方志史書均有提及澳門的地理位置，葡人獲取在澳門定居的過程，海上貿易制度等內容。(參見附表二)
三、結語
本文概述了萌芽時期的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的發展，從中可發現澳門在中國的出版事業發展史與對外關係史上曾擔當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到了十八世紀以後，澳門的出版業由於葡萄牙政府及滿清政府的壓力，澳門文獻祗停留在創作階段，其書籍的印刷與出版大多在其他地區進行。近十五年來籍著澳門回歸與澳門學的熱潮，中文古籍中有關澳門的研究相繼引用及彙集出版，可是有關澳門的早期文獻的數量始終有限，如果無法再發現新的文獻史料，早期澳門文獻與出版事業之研究將停留在目前之階段，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專家能繼續在此領域上發掘更多的史料，有利對早期澳門文獻發展之研究。
註釋:
1 澳門文獻的定義可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澳門文獻是指凡在澳門出版或題材與澳門相關或作者為澳門居民或在澳門出生或作品的創作地點為澳門等情況之著作均可列為澳門文獻。廣義的澳門文獻指凡收藏在澳門的所有文獻資料均為澳門文獻。本文的澳門文獻定義是以狹義的澳門文獻為標準。
2 何思靈、高綺珊:《賈梅士的故事》，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5年，第103頁。
3 徐朔方:《湯顯祖年譜》，上海:上海古籍，1980年，修訂版，第102、271頁。
4 江弱水在“湯顯祖澳門之行獻疑”一文提出湯顯祖未有來澳及其“香墺逢賈胡”詩中的香墺不一定是指澳門。引自程祥徽、鄭煒明合編:《澳門文學研討會:澳門文學的歷史，現狀與發展》，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73-79頁。
5 鄭煒明:《16世紀末至20世紀前期的澳門文學》，《澳門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8年，第44頁。
6 同前註，第42-58頁。
7 姚京明:《吳歷》，澳門歷史辭典(樣章)，澳門:澳門大學出版中心，2000年，第105頁。
8 文德泉:《四百周年:澳門印刷業》，文化雜誌，第6期，1988年12月，第3頁。
9 文德泉:《澳門報刊業的起淵》，文化雜誌，第11-12期，1993年3月，第2026頁。
10 黃啟臣:《澳門第一所大學:聖保祿學院》，文化雜誌，第30期，1997年3月，第35頁。
11 潘日明:《對中國和日本的文化滲透:利瑪竇和陸若漢》，文化雜誌，第18期，1994年3月，第33頁。
12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重印本，第182頁。
13 馬托斯:《十六至十七世紀葡萄牙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南方的傳播》，文化雜誌，第30期，1997年3月，第115頁。轉引自阿茹達圖書館，“在亞洲的耶穌會士”，第49-iv-3的手抄本。
14 一説此書在廣州抄印，引自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北京:中華，1995年，第29頁。
15 張春申:《聖保祿大學為我們的啟示》，文化雜誌，第30期，1996年，第27頁。
16 同註，張春申，第27頁。
17 同註8，文德泉，第7頁。
18 同註13，馬托斯，第117頁。
19 H.Bernard(裴化行)神父著，王昌社中譯:《利瑪竇司鐸與當時中國社會》，天津:天津人民，1977年，第115頁。
20 施白蒂:《活字印刷400周年紀念會:在澳門召開暨巡視神父亞歷山大·瓦利·格納諾》，文化雜誌，第6期，1988年12月，第12-13頁。
21 同註8，文德泉，第4頁。
22 同註8，文德泉，第4頁。
23 同註8，文德泉，第14頁。
24 同註8，文德泉，第6頁。
25 同註8，文德泉，第13頁。
26 同註19，裴化行，第115頁。
27 拉馬略:《天正遣歐日本使節團旅行記之真正作者:孟三德神父》，文化雜誌，第30期，1997年3月，第55-60頁。
28 歐卓志:《澳門:它的圖書館和藏書》，文化雜誌，第4期，1988年，第21頁。
29 鄭煒明:《十六世紀末至1949澳門的華文舊體文學概述》，澳門文學研討會，澳門:澳門日報出版社，1998年，第81頁，轉引自錢謙益，湯遂昌傳。
30 J.M.Braga，“Books from theEarly Portuguese Pressin the Far East，”Renascismento，vol.2，no.4(1943.10)，pp.404-5。
31 同前註，Braga，pp.406-7。
32 同註14，費賴之，第41頁。
33 同註1 4，費賴之，第62頁。
34 J.M.Braga，“Early European Printingin China，”Renascismento，vo1.2，no.2(1943.8)，p.191.
35 同註14，費賴之，第141頁。
36 同註28，歐卓志，第21頁。
37 同註14，費賴之，第94頁。
38 同註14，費賴之，第76頁。
39 同註11，潘日明，第36頁。
40 同註28，歐卓志，第22頁。
41 同註14，費賴之，第220頁。
42 同註14，費賴之，第164頁。
43 同註14，費賴之，第220頁。
44 同註8，文德泉，第13頁。
45 同註5，鄭煒明，第4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