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淸之際西洋音樂在中國內地傳播考略
湯開建*
16世紀後期，隨著天主教在廣東省的幾個地區傳入，並在肇慶、韶州建起了教堂、住院，西洋音樂亦在當時傳入中國內地。後來，隨著利瑪竇(Matto Ricci)、龐迪我(Diac Depantoja)、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Beli)、聶雲龍(Givovanni Gherardini)、德理格(Theodoricus Dedrini)、巴多明(Dominique Darreinin)及徐日昇(Sancho Pereira)等大批精通西洋音樂的西方傳教士或職業音樂家進入中國後1，西洋音樂才在明清宮廷及全國各地傳播開來。以明清時期遍及全國修建的天主教堂而論，西洋音樂在明清之際的傳播應該是十分廣泛也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的。但是，由於保存在文獻中的有關西洋音樂記錄實在太少，因此，以現存文獻來研究當時西洋音樂在中國的傳播恐怕是難以反映真實的全貌。前賢方豪、吳相湘及今人陶亞兵等人均對此做出許多有益的探索2，本文在上述研究基礎上，補充部份材料，擬再作考述。
一、西洋樂器在明清宮廷的傳播
最早將西洋樂器帶進明清宮廷者當為利瑪竇。《續文獻通考》卷一二○:
“萬曆十八年，大西洋國利瑪竇進獻其國樂器。……其俗自
有音樂，所為琴，縱三尺，橫五尺，藏櫝中，弦七十二。以金銀
或煉鐵為之弦，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3
據利氏原奏章，稱此琴為“大西洋琴”。4馮時可在北京見到此琴時稱之為“番琴”，並稱:“其制異於中國，用銅鐵絲為弦，不用指彈，只以小小板案，其聲理清越。”5這種“異於中國”的“西琴”是什麼琴?有人認為是一種歐洲古鋼琴(clavichord)6，亦有人認為是一種古管琴(epinette)7，還有人認為是一架手琴(manucodium)8、然據利氏之日記，則是擊弦古鋼琴(clovichord)9，與第一種記載相合，又稱之為鐵弦琴。10這應是進入中國宮廷的第一件西洋樂器。1639年畢方濟進呈崇禎帝“西琴一張，風簧一座”。111640年，湯若望在明宮製作新琴未成功，但修復了三十幾年前利瑪竇進獻的西琴，同時，巴伐利亞公爵獻“水力推動之樂器一種。”12明季進入宮廷的西洋樂器大概就是以上數種。
清初西洋樂器傳入宮廷者亦不多見，僅見順治十三年(1656)荷蘭使臣獻古鋼琴一架。13到康熙時，西洋樂器傳入宮廷者漸多。在徐日昇未進京以前，清宮即已“有一位婦人能彈一手好豎琴”。14徐日昇第一次見康熙時，就當場用小提琴演奏了一首中國民謠15，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召見徐日昇與Grimaldi(疑為Gherardini)命他們“用以前贈送給皇帝的風琴與古鋼琴演奏”。16康熙二十五年(1686)，荷蘭使團進京，康熙帝聆聽使團中兩名西洋音樂家演奏小提琴和豎琴17，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至鎮江時，有傳教士在船上“演奏西樂”給康熙帝聽，回京後的宮中演奏則更多西洋樂器，有笛、風琴、低音號、提琴、巴松等18；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清內宮“暖閣”見“西洋樂器，種種清響”，在“淵鑒齋”又見“西洋鐵絲琴一架”19；康熙五十一年(1712)，德理格以“新風琴一架獻呈皇帝”。20據有關資料，康熙時期，聶雲龍(即年修士)在宮裏演奏過，“低音號、提琴及海螺21”南光國在宮廷內演奏過“提琴與笛”22；巴多明在宮內演奏過“長笛、古豎笛及海軍軍號”23；嚴嘉樂在宮內演奏過“六弦琴”24；德理格在宮內演奏過“單簧管和管琴”25。到乾隆時，宮內的西洋樂器更增。據清檔，乾隆七年(1742)，有魯仲賢“認看西洋樂器大拉琴一件，長拉琴一件”26之記載。又據清宮造辦處檔案，乾隆時宮中西洋樂隊配置的樂器即有大拉琴(大提琴)1把，中拉琴(中提琴)2把，小拉琴(小提琴)10把，西洋簫(木管樂器)8件，象牙笛(豎笛)4件，琵琶、弦子(吉他、曼陀林之類)7件，斑竹板(木琴)1件，笙(風笛)1件，鐵絲琴(古鋼琴)1件27，反映宮中樂隊已具相當規模。乾隆十七年(1752)葡萄牙巴哲格(Francisco de Assis Pacheco de Sampaio)使團到北京時，乾隆帝在宮廷內還組織西洋樂隊歡迎，“大門口有音樂歡迎我，他們稱其為歐洲音樂，其中包括大提琴、笛子和小提琴，演奏了一些神甫們教的小夜曲。”28
除此之外，傳教士們還在宮內自己製造西洋樂器。康熙時即有仿造西洋樂器，《蓬山密記》“有內造西洋鐵絲琴，弦一百二十根”29。還有資料稱南光國(Louis Pernon)善於製造西洋樂器，先後為康熙帝制造樂器有clavecin(羽管鍵管)、einettes(斯頻耐琴，即小型羽管鍵琴)，tinepanous(定音鼓)等30；德理格則“自製大管琴及其他樂器”31；嚴嘉樂(CharlasSlaviczek)亦能製造西洋樂器32；法國遣使會士巴茂正(Carle Paris)則製出一架小風琴、一架大風琴33。而最善於製造西洋樂器的大師為徐日昇。據白晉給路易十四的信稱，徐日昇“指導工匠製作各種各樣的樂器。”34徐日昇還是一位風琴製造專家。在1681年8月30日的耶穌會士信中稱徐日昇“這位神父製造了另一台風琴，內有四種音，其最大管長二米二十多公分，今年放置在教堂。”35這就是宣武門天主堂內的那架風琴。1693年俄國代表團的筆記中亦記載，宣武門教堂“有一架徐日昇神父製造的很大的風琴。”361683年8月1日信稱:他們擅長製造風琴，在製造出幾台之後，皇帝要求他們再製造和發明更新的出來。其中一台風琴高十二布拉沙(相當於26.4米)，通過音韻和諧的鈴，自動彈奏中國舞曲。37徐日昇在中國宮廷不僅造出多台風琴，而且發明了一架高達26.4米且有裝有自動機械的巨型風琴，這恐怕不僅是當時中國之最，亦是世界之最。1793年斯丹東(George Staunton)在北京時還説:“中國已經仿製成歐洲式的手提琴，但還沒有推廣”。38
據西文資料，乾隆時，有若干義大利耶穌會士，曾以著名滑稽歌劇Cecchina在清宮演出，頗受乾隆帝欣賞，特命組織樂隊，專演此劇，並“特建一院，形似舞臺，繪劇中各情狀，俾同時可以耳聆目賞。”39這一喜劇原名La Cecchina，意譯為“好姑娘”。西洋歌劇的傳入與演出，足以反映乾隆時西洋音樂傳入中國之盛。
二、西洋樂曲與樂理在明清宮廷的傳播
宮中最先傳授西洋樂曲與樂理者當為利瑪竇與龐迪我神父，而龐氏來華之前，並不懂音樂，為了傳教的需要，他在南京時向郭居靜(LazareCatenaneo)神父學會了彈琴之技藝，而萬曆二十九年(1601)龐氏進京後，萬曆帝命令四名太監來向龐氏學“古翼琴”之彈奏法，其間學習達一個多月，四位太監均已掌握“古翼琴”的演奏。40這應是西洋樂器演奏法在中國宮廷的最早傳播，也是最早的一批中國人掌握了西洋樂器的演奏。同時，也有一些西洋樂曲為明朝宮廷的樂師所掌握。宮中的樂師們不僅學會了西洋樂曲，而且還“為他們演奏的樂曲配上中文歌詞”41利瑪竇神父則利用這個機會編寫了八支歌曲，即《西琴曲意》所言:
“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竇具贄物，赴京師獻上，間有西
洋樂器雅琴一具，視中州異形，撫之有異音。皇上奇之，因問樂
師曰:其奏必本國之曲，願聞之。竇對曰:夫他曲旅人罔知，惟
習道語數曲，今譯其大意，以大朝文字，敬陳于左。”42
利氏之《西琴曲意》共分八篇，為:《吾願在上》、《牧童遊山》、《善計壽修》、《德之勇巧》、《悔老天德》、《胸中平庸》、《肩負雙囊》、《定命四達》。劉奇先生指出:“這八章，分明是一首首中國七言詩，而且很有韻律感，因此，稱《西琴曲意》為利瑪竇意譯的基督教讚美詩歌詞更為妥當”。43可證，至少在17世紀初，西方歌曲中的歌詞已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傳播。
康熙帝十分喜歡音樂，對西方音樂也饒有興趣，不僅自己撫琴自娛，學習西洋音樂，還命後妃、皇子及其他皇室成員也學習西洋音樂。“從1676年起，他就一直讚賞並向徐日昇教士學習一些西方音樂”44；據稱，南光國亦曾教授過康熙帝的西洋音樂知識。45康熙後期，在宮中教授西洋音樂者還有遣使會的德理格神父，《德理格、馬國賢上教化王書》:
“至於律呂一學，大皇帝猶徹其根源，命臣德理格在皇三
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講究其精微。”46
又羅馬傳信部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檔案:
“首領張起麟傳旨:西洋人得裏格的徒弟，不是為他們光學
彈琴，為的是要學律呂根源；若是要會彈琴的人，朕什麼樣會彈
的人沒有呢?如今這幾個孩子，連鳥(島)、勒、明、法、朔、
拉六七個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麼?你們可明明白白說與得
裏格，著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們懂的音律要緊的根源，再亦
據畢天祥的信，德理格還“為二皇子講授過音樂”，他教過的學生共有七人。48可知，宮廷音樂教師除了教授西洋樂器外，還要教授西洋樂理知識。
白晉《康熙皇帝傳》稱:“康熙帝要學習西洋樂理，為此起用了徐日昇神甫，徐日昇用漢語編寫了教材。”49這部中文音樂教材，即為《律呂纂要》，杜赫德《中華帝國全志》稱之為“The Elements ofMusic”。這是我國第一部中文西洋樂理著作，成書為康熙四十六年(1707)，第一次以中國文字系統地向中國介紹了歐洲音樂的五線譜、音階、節拍、和聲等樂理知識。50康熙五十三年(1714)德理格又在徐氏之《律呂纂要》的基礎上撰寫了《律呂正義·續編》，其內容雖多沿襲徐氏之書，但在讀譜法方面吸取了歐洲樂理新成果，比徐氏又前進了一步。51徐氏書現存為抄本，當時沒有刊行，而《律呂正義》在1723年正式刊行，其對中國音樂的影響要大於徐氏之《律呂纂要》。乾隆時，德理格還曾創作12首提琴曲，又稱之為《小提琴奏鳴曲集》，其義大利文抄本現存北京圖書館52，這應是傳入中國最早的歐洲音樂曲譜。
乾隆朝擔任清宮音樂教師者主要有三人，一是波希米亞人魯仲賢(Jean Walter)，一是德國人魏繼晉(FlorianJoseph Bahr)，還有一位是不明國籍的傳教士那永福。(Wolfganag de la Nativile)。據乾隆七年清宮檔:
“太監高玉傳旨，此西洋人(魯仲賢)會彈，即令伊等教內
監小太監學習，如樂器上缺少之物，將名色開來，裏邊查給。”53
又乾隆十五年清宮檔:
“請西洋人魏繼晉、魯仲賢、那永福在瀛台教琴譜”54。
還有材料稱，魯仲賢與魏繼晉任清宮音樂教師時，有“皇室子弟十八人”55為其弟子。魏繼晉與魯仲賢還合作創作樂曲與歌詞16篇，備宮中演奏之用。56
上述進入明清宮廷的西洋音樂教師龐迪我、徐日昇、德理格、魏繼晉、魯仲賢及那永福等，均在宮廷生活多年，長期擔任宮廷音樂教師，在宮內講授西洋樂曲、樂理及西洋樂器演奏法，為傳播西洋音樂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一大批皇室子弟及宮中後妃、太監不僅接觸與學習了西洋樂器，而且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西洋樂曲與樂理，為中西音樂的融彙貫通，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但十分遺憾的是，對西洋音樂的喜好，在當時來講，僅僅是發生在萬曆、康熙及乾隆等幾個帝王身上，而作為整個統治階級而言，這種在當時被認為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抵觸的西洋音樂並不被廣大民眾認受。這一點，西方學者早在1735年時即有評價。杜赫德(Du Halde)《中華帝國全志》稱:
“歐洲的音樂只要是樂器伴奏二重唱，在他們(指中國人)
聽來並不反感，不過，這音樂的最妙之處，我是指不同音的對
比，高音、低音、高調、遁走音、節奏等等，絕不是他們所喜歡
的，認為似是不協和的混雜。”57
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神父伸述中國人面對歐洲音樂而作出的反應:
“某些人為了討好他們，也肯於下功夫研究由我們的1、
2、3、4、5、6、7、i等音符組成的不同樂譜，用心牢記他
們用歐式樂器演奏得相當好的某些樂曲，但他們從幼年起就已經
習慣於聽人講述‘律呂’、‘調’、磬聲(石聲)、鼓聲(革聲)、
梆子聲(木聲)、鈸聲(金聲)、弦樂聲(絲聲)、吹奏聲(管
聲)等問題。由於他們希望把樂調運用到倫理道德和自然界幾乎
所有的物理本質方面去，而歐洲的樂理卻又不會使他們產生如此
美好的感想，所以，他們在心靈深處毫不猶豫地偏愛自己的音
樂”。58
這就是明清之際儘管西洋音樂在宮內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進行了推廣和傳播，並且已有一部份中國人在一定程度掌握了表現西洋音樂的技巧與原理，但是，在自己民族音樂文化傳統的強烈抵制之下，西洋音樂在明清宮廷的傳播始終沒有得到深入人心的認受的原因。故乾隆以後之嘉慶、道光宮廷西洋音樂幾近絕迹。
三、明清之際西洋音樂在民間的傳播
明清之際，西洋音樂除了在宮廷內獲得一定程度的傳播外，其在民間的傳播，表現得也十分活躍，其中最重要的渠道即是以教堂或教會為基地傳播西洋音樂。
1581年，羅明堅(Michel Ruggieri)在廣州時，其會所即有“聲調悠揚的新樂器。”591583年肇慶教堂建好後，“他們(中國人)也羨慕我們的樂器，他們喜歡它那柔和的聲音和結構的新穎”。60可以反映，廣州的會所、肇慶的教堂已經擁有西洋樂器，這些西洋音樂還吸引了很多中國人。早期的教堂，不一定所有教堂都有“西洋風琴”或其他西洋樂器。但由於澳門當時已能製造大管琴之類的西洋樂器，故可推斷，明末全國各地建起了教堂中應有部份教堂擁有西洋樂器。1605年利氏在北京建的小教堂中有大鍵琴(manicordio)一架61；1611年在利瑪竇的安葬儀式上，還“奏起了風琴和其他樂器62”崇禎時，北京宣武門天主堂有“天琴”，並稱是“鐵絲弦，隨所按，音調如譜”63；崇禎四年(1631)年，在福建三山盧司鐸的教堂裏有“西琴”一張。64
清初，湯若望重建宣武門教堂，後稱南堂，內有“鐵琴”65一張，順治十一年(1654)，談遷到南堂亦見此琴:“琴以鐵絲，琴匣縱五尺，衡一尺，高九寸，中板隔之。上列鐵絲四十五，斜系於左右柱。又斜梁，梁下隱水籌，數如弦，綴板之下底，列雁柱四十五，手按之，音節如譜。”66乾隆時，趙翼在北京天主堂見“有樓為作樂之所，一虯髯者坐而鼓琴，則笙、簫、磬、笛、鐘鼓、鐃、鐲之聲無一不備。”67又參觀堂內的“西洋樂器”，稱:
“斯須請奏樂，虚室靜生白。……方疑宮懸備，定有樂工
百。豈知登樓見，一坐老掐擘。一音一鉛管，藏機捩關隔。一管
一銅絲，引線通骨骼。其下備風囊，呼吸類朝汐。絲從橐罅綰，
風向管孔白。”68
這座天主堂仍是指南堂。
東堂為利類思創建，為葡萄牙耶穌會之專堂，澳門人馬瑪諾(ManueRodrigues)在北京傳教時，曾任教堂的“管風琴吹奏家”69，馬瑪諾所居教堂當為東堂。1688年南懷仁(Ferdnand Verbiest)逝世，送葬的隊伍中有一支“樂隊”70，當亦是西樂隊，南懷仁居住東堂，這支樂隊是否即東堂樂隊?
北堂建於1704年，這是一座極為宏偉壯麗的大教堂，堂中大廳亦陳設有“樂器”。71法國耶穌會士晁俊秀(Francois Bourgeois)1769年10月15日寄往歐洲的信中稱北京的教堂“有20名樂手(musiciens)奏響了大鼓和其他樂器”；法國耶穌會士韓國英(Cibot)1773年6月11日寄回法國的信稱，北京教堂裏有聖樂團，“聖樂團(Congregation des musiciens)承擔演唱歌曲和演奏交響曲(Symphonie)”；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70年8月26日寫給他老師的信稱北京教會有一個由30名中國青年組成的“聖樂團”，其中有一位名叫安德烈(Andre)的中國青年是教會的“音樂指導”，並稱他“完全掌握了音樂藝術的理論和實踐”，他還“不斷地培養出優秀的音樂家”。72法國耶穌會所居教堂為北堂，這一支“聖樂團”當屬北堂。
乾隆時趙懷玉有遊天主堂詩，其云:
“樓頭旋奏樂，彷彿八音調，轉捩惟一年，吹噓鐵眾竅”。73
趙氏稱此堂在城西隅，我懷疑是指直屬羅馬傳信部由德理格建於1723年的西堂。西堂雖小，但創建西堂的德理格是一位職業音樂家，且又能製造大管琴，故疑西堂亦有西洋風琴。
外地教堂有關西洋音樂的記錄資料甚少，1715年巴多明神父的信中有反映古北口新教會的情況:
“他們每天早晚隨著樂聲背誦禱文，樂器是他們花了50多個
埃居買的，還教會了年輕基督徒演奏。”74
我相信，這種天主教音樂在其他各地的教堂均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但由於記錄闕如，我們亦無法展開更深的探討。
教堂之外還有廣州的洋行中也能見到西洋音樂，乾隆時張九鋮之《番行篇》詩:
“廣州舶市十三行，雁翅排成蠭綴房。……水樂教成小鳳
凰，風琴彈出紅鸚鵡。”75
不僅洋行有“風琴”，洋琴亦傳播到中國人的家庭。有資料稱:
“乾隆時，錢塘有金赤泉典簿焜有，好音樂，嘗聽洋琴而歌以記之，歌曰:此琴來自大海洋，制度一變殊凡常。取材詎用斫桐梓，發聲亦自循宮商。圖形宛然如便面，中絙鐵弦經百煉。鈿釘櫛比排兩頭，二十六條相貫穿。攜來可擊不可彈，雙椎巧刻青琅玕。……座中聽者皆忘疲，共道此琴鐵勝絲。柳公雙鎖未為巧，李氏百張胡足奇。”76乾隆時宗聖垣亦有一《洋琴歌》:
“華篋橫排十四弦，抽銅夾線分行密。細撥雙條篾削成，是
敲非彈不指輕。八音金絲合為一，錚鏦連瑣其聲輕。巧樣新裁年
來久，雲出姑蘇女工手。獨造何嘗海外來，假以洋名誇僅
有。……吾鄉老賀與小胡，彈詞妙舌如鶯雛。專精此琴得琴理，
滿盤細碎傾珍珠。”77
可知，到乾隆時，西洋音樂不僅在宮廷、教堂、洋行流行，在我國民間亦有相堂程度的傳播，出現了專精洋琴的“老賀與小胡”、“柳公”、“李氏”等中國西洋音樂演奏家。
值得注意的是，《洋琴歌》裏的“洋琴”並非海外舶來，而是出自“姑蘇女工手”，反映了乾隆時中國人製造西洋樂器水平。《清稗類鈔》中還有兩條資料:
“康熙時，有自海外輸入之樂器，曰洋琴。半於琴而略闊，
銳其上而寬其下，兩端有銅釘，以銅絲為弦，張於上，用錘擊
之，錘形如筋，其音似箏、築，其形似扇，我國亦能自造之
矣。”78
“披亞諾，俗稱洋琴，似風琴而大，篋中張鋼弦數十弦，一
小鎚，與琴面鍵盤相連，以指按鍵，小鎚即擊鋼弦發聲，其聲請
越，吾國能自製之。”79
這些資料告訴我們，西洋樂器傳入中國後，不僅宮廷能仿製，而且民間亦能仿製生產西洋樂器。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途經中國或在中國短暫停留的西洋音樂家或西洋樂隊對西洋音樂傳播的作用亦不可低估。1622年底，明政府向澳門購炮、葡人炮手押送西洋炮進京，其中還有一支“許多羽飾”、“一切鮮亮、耀人眼目”的“軍樂隊”。這支軍樂隊從廣州經江西、湖廣至北京，途中“圍觀者無數”80、這是最早進入中國境內的西洋軍樂隊，在中國境內居停一年多，後來雖然沒有留下來，但其間對中國西洋音樂傳播之影響是可想而知的。第二次進入中國的西洋樂隊大概是1656年的荷蘭使團，使團中有一支樂隊。這支樂隊曾在廣州給兩位藩王表演過Klavecimbell(古鋼琴)，在贛州銅管樂手還曾給佟國器吹奏小號，到湖口時荷蘭號手還演奏荷蘭國歌，其中還有一位樂師死於臨清。81第三次是康熙五十九年(1620)來華的嘉樂使團，其中有“彈琴的二名”82，這批樂師隨使團經廣州進京，第二年返國。第四次是1726年的葡萄牙麥德樂(Alexandre Metellode Sousa Menezes)傳團，使團中有“4名號手、1名小鼓手”，這些樂師一律“身著帶有紫紅羊毛滾邊的藍色長衫，腳上穿同色長襪，所有服裝無論縫合還是鑲邊及滾邊處均飾有銀色綬帶，綬帶上有黃色天鵝絨的外飾，並插著白色羽毛”，十分漂亮。進北京時舉行入城儀式，“百姓競相爭看”。83第五次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該使團有“由5名德國音樂家組成的樂隊”。84使團到大沽時。樂隊“演奏銅管樂”，但“這些西洋樂曲對中國水手沒留下什麼印象”。85在北京，“特使在接見賓客的大廳中每晚都有樂隊演奏助興。來訪人中有一位是中國皇帝的樂官，見樂隊中有數種音樂聲調非常優美，向特使商借這幾種樂器各畫一圖。特使表示願意把這些樂器舉以相贈，他拒絕了贈送，差人來畫圖樣。畫工們把紙鋪在地上，再把喇叭號角(clarinet單簧管)、低音笛(flute長笛)、法國號筒(bassoon巴松和Frenchhom圓號)等樂器放在紙上，先用炭筆勾一輪廓，然後細量樂器上各個口孔的尺寸，一一畫出。據説，他們將依照這種形式令中國工人仿造，完成中國音階，使它成為一種西式的中國新樂器。”86
明清之際，歐洲來華使團遠不止上述五次，但能找得到使團內有西洋音樂記載者卻僅此而已。無疑，這些隨使團進入中國的西洋樂隊與西洋音樂家雖然在中國居停的時間不如宮廷西洋音樂家長，但是，他們從廣州至北京，又從北京經廣州回國，到處演奏西洋樂器，在廣大的中國人眾中傳播西洋音樂，其影響之深入廣泛，非宮廷樂師可比也。
四、結語
明清之際西洋音樂傳播首起於澳門，到16世紀末，隨著天主教正式入華而傳入中國內地，其後分兩條渠道在中國內地傳播，一是在明清宮廷，一是在中國民間，到乾隆時發展最盛。嘉慶帝極惡西洋教士，亦不喜西洋音樂及器物。嘉慶一朝不僅禁教嚴酷，亦多次嚴禁從海外進西洋物品，故乾隆以後西洋音樂在中國並未進一步發展，反而更顯萎頓。直至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西洋文化大量湧入中國，西洋音樂才獲得更高層次的發展。
註釋:
1 參閲拙作:《16-18世紀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的西洋音樂家考述》載於《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第25-28頁。
2 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有，吳相湘:《西洋音樂東傳記略》，載於《大公報》史地周刊，1937年2月19日；蕭友梅:《鍵盤樂器輸入中國考》，載於《鍾林》，1939年6月；王柔:《西洋音樂傳入中國考》，載於《音樂研究》，1982年2期；楊乃濟:《乾隆朝宮廷西洋樂隊》，載於《紫禁城》，1984年4期:陶亞兵《中西音樂交流史稿》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方豪:《嘉慶前西洋音樂流傳中國史略》，載於《大陸雜誌》，第四卷，第10期及《中西交通史》，第八章《音樂》，嶽麓書社，1987年。其中尤以方豪之研究最為重要。
3 (明)王沂:《續文獻通考》卷一二○《樂考》二○，十通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4 羅漁譯:《利瑪竇全集》第四冊《利氏向大明皇帝萬曆呈獻禮物奏疏》，臺北輔仁、光啟聯合出版，1986年，第551-553頁。
5 (明)馮時可:《蓬窗續錄》，《説郛》三種影印本。
6 陰法魯:《澳門與中外音樂文化交流》，載於中國歷史文獻學會《歷史文獻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7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冊第四篇八章《音樂》，嶽麓書社，1987年。
8 pdu Jaric:《輸入東印度及其他葡萄牙所發現地方之奇器異物》，轉自上引方豪書。
9 參見林金水:《利瑪竇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62頁。
10 (意)艾儒略(Jules Aleni):《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陳垣序刊辨學遺牘本，1929年。
11 (比)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等編:《徐家彙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二冊《畢方濟奏摺》，輔仁大學神學院影印本，1996年。
12 (德)魏特(Alfons Vate)著，楊丙辰譯:《湯若望傳》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49年，第24-125頁。
13 (荷)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莊國土:《<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1頁。
14 朱靜編譯:《洋教士看中國朝廷》，引杜德美神父1704年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頁。
15 (法)白晉(Joachim Bouvet)著、馮作民譯:《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第七章《傳教士列傳》，臺北:華明書局，1966年，第62頁。
16 (葡)若埃爾·加良(Joel Canhao):《徐日昇-17世紀在中國皇宮的葡萄牙樂師》，載於《文化雜誌》第四期，1988年。
17 (美)約翰·小韋爾斯(J.E.Wills):《關於1662~1687年耶穌會中國傳教團的一些荷蘭史料》，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研究集》第七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
18 (法)弗羅熱(Francois Froger):《法國人初次來華記》，載於Asia Major，1826，pp.100轉引自前揭方豪書，第897頁。
19 (清)高士奇:《蓬山密記》，古學彙刊本。
20 《中國遣使會志》，引馬國賢日記，轉引方豪《清初通曉滿蒙語文及曾出關之西洋教士》，載於《方豪自選待定稿》，臺北:學生書局，1974年，第17頁。
21 聶雲龍為年修士(Gherardini)，參見《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第627檔及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駱保祿列傳》中公佈的白晉奏摺、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明清時期中國人對西方藝術的反應》，載於黃時鑒主篇:《東西交流論譚》，第313-314頁。耿升:《義大利入華畫家年修士事迹鈎沈》，載於:《漢學研究》第四集，中華書局，2000年。方豪:《嘉慶前西洋音樂流傳中國史略》，載於《大陸雜誌》第四卷，第十期。耿升譯作“海螺”，方豪譯作“海軍軍號”；耿升譯作“低音號”，方豪譯作“低音七弦琴”。末見原文，不知孰是?
22 (法)榮振華(Joseph Dehergne)著，耿升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下冊，中華書局，1995年，第500頁。
23 法文《1701年、1702年及1703年無名氏之中國遊記》，轉引自上引方豪文。
24 (法)費賴之(Louuis pfister)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下冊三○一《嚴嘉樂》，中華書局，1995年。
25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德理格》及陶亞兵《中西音樂交流史稿》，第四章，第87-94頁。
26 楊伯達:《清宮廷畫家郎士甯年譜》，載於《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第51頁。
27 楊乃濟:《乾隆宮廷西洋樂隊》，載於《紫禁城》1984年第4期。
28 金國平譯:《巴哲格大使敬呈唐·若澤一世國王報告1752年出使京廷記》，載於該氏《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25頁。
29 前揭高士奇《蓬山密記》。
30 前揭《1701年、1702年及1703年無名氏之中國遊記》。
31 (意)畢天詳(Ludovicus-Antonius Appiani)康熙五十二年(1701年)十一月九日信，轉引方豪書。
32 前揭費賴之書下冊三○一《嚴嘉樂》。
33 (法)樊國陰(Octave Feneux)著，吳宗文譯:《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五章《遣使會初至中國》，臺北:華明書局，1977年，第118-128頁。
34 (法)白晉(Joachim Bouvet)著，趙晨譯:《康熙皇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5 考證者為卡瓦洛(Jose Vaz de Carvalno)神父，參閲(葡)若埃爾·加良(JoelCanhao)《徐日昇-17世紀在中國皇宮的葡萄牙樂師》，載於《文化雜誌》第四期，1988年。
36 (荷)伊台斯、(德)勃蘭德:《俄國使團使華記》，商務印書館，1981年譯本。
37 前揭《徐日昇-17世紀在中國皇宮的葡萄牙樂師》，載於《文化雜誌》第四期，1988年。
38 (英)斯丹東(George Staunton)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十二章，上海書店，1997年，第332頁。
39 參見前揭方豪書下冊，第906頁。
40 何高濟等譯:《利瑪竇中國劄記》第四卷，第十二章，中華書局，1983年，第407-408頁。
41 同上書，第410頁。
42 (意)利瑪竇:《畸人十篇》天學初函康熙已亥本。
43 劉奇:《中國古代傳入的基督教會音樂探尋》，載於《北京教友通訊》第9期，第29頁。
44 前揭約翰·小韋爾斯文。
45 前揭方豪書下冊，第898頁。
46 陳垣編印:《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第六件《德理格、馬國賢上教化王書》，故宮博物院影印本，1932年。
47 前揭方豪書下冊第901-902頁。
48 BCP(北平公教雜誌)，1937，PP.363-375，轉引前揭方豪書下冊，第903頁。
49 前揭白晉:《康熙皇帝》。
50 前揭吳相湘:《第一部中文西洋樂理書》。
51 前揭陶亞兵:《中國音樂文流史稿》第四章，第87-94頁。
52 前揭陶亞兵:《中國音樂文流史稿》第四章，第99-103頁。
53 前揭楊伯達:《清宮廷西畫家郎士寧年譜》，第51頁。
54 同上楊伯達文，第58頁。
55 前揭費賴之書下冊三六七《魯仲賢》。
56 前揭方豪書下冊，第905頁。
57 轉引前揭若埃爾·加良文。
58 (法)陳豔霞著、耿升譯:《華樂西傳法蘭西》，商務印務館，1998年，第69頁。
59 (法)裴化行(H.Bernard)著、蕭浚華譯:《天主教16世紀中國傳教志》下編，第六章，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276頁。
60 前揭《利瑪竇中國劄記》第二卷，第十三章，第216頁。
61 前揭《利瑪竇全集》第4冊《利氏致羅馬馬塞利神父書》，第265頁。
62 前揭《利瑪竇中國劄記》第五卷，第二十一章，第646頁。
63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內》，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標點本。
64 (意)艾儒略:《口鐸日抄》卷二，上海聖母堂排印本，1922年。
65 (清)尤侗:《外國竹枝詞》之意大理亞竹枝詞中阜城門外之天主堂。
66 (清)談遷:《北遊錄》之《紀郵》，中華書局，1981年，第46頁。
67 (清)趙翼:《簷曝雜記》卷二《西洋千里鏡及樂器》，中華書局，1982年標點本。
68 (清)趙翼:《甌北集》卷七《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69 前揭榮振華書下冊，第569頁。
70 前揭《洋教士看中國朝廷》，第35頁。
71 前揭《洋教士看中國朝廷》，第51頁。
72 以上耶穌會士書簡，譯自郭弼恩(Charlws Gobien)杜赫德(Du Halde)《海外傳教士書集》第13卷，第208頁、344頁、374-381頁，轉引自陶亞兵《中西音樂交流史稿》第六章，第146-148頁。
73 (清)趙懷玉《亦有生齋集》卷一四《遊天主堂即事》，清刊本。
74 (法)杜赫德(Du Halde)編、鄭德第譯:《耶穌會中國書簡集》第38篇《耶穌會傳教士巴多明神父的信》，鄭州:大眾出版社，2001年，第135頁。
75 (清)張九鋮:《紫峴山人詩集》卷一一《番行篇》，咸豐元刻本。
76 (清)徐珂:《清稗類鈔》第十冊《音樂類》之《金赤泉聽洋琴》，中華書局，1986年標點本，第4963頁，詩又見金焜《妙明書屋詩集》之《聽洋琴歌》。
77 (清)宗聖垣:《九曲山房詩鈔》卷四《洋琴歌》，嘉慶刻本。
78 前揭《清稗類抄》第十冊《洋琴》，第4963頁。
79 前揭《清稗類抄》第十冊《披亞諾》，第4962頁。
80 (葡)何人化(Antoine de Gouvea)編、金國平譯《遠方亞洲》第6篇，第4章，載於《鏡海飄渺》，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1年，第77頁。
81 前揭《荷使初訪中國記》，第51、60、65及75頁。
8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暨南大學古籍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一冊第84號檔，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8頁。
83 (葡)麥德樂(Alexaolre Metello de Sousa Menezes)著，金國平譯:《葡萄牙國王唐·若昂五世遣中華及韃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簡記》，載於該氏《中葡關係史地考證》，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207頁。
84 (法)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著、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第一章，三聯書店，1993年，第5頁。
85 同上書第十三章，第100頁。
86 前揭《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十二章，第332頁。
* 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