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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走出去”戰略

馮家超^*

　　全球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整合是21世紀國際經貿發展的主流。上世紀末亞洲金融風暴至今餘悸猶存，危機的教訓令亞洲各國(尤其東亞)認識到，只有團結起來及建立自己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才能共同抵禦外部衝擊，防止危機的擴大甚至發生。再加上美國經歷了長達十年的經濟繁榮後而出現之經濟放緩、日本經濟遲遲未能復甦，令一向依賴美日貿易及投資帶動經濟的亞洲各國不得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歐盟及歐元區順利推行後出現的良好態勢給亞洲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及示範作用。
　　另一方面，中國於去年底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員，使WTO成為真正的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不單可以與西方在相同的“遊戲規則”中競爭，更可以參加全球貿易“新遊戲規則”的制訂。全球貿易的增長創造了可觀的財富，但是分配極不平均，佔全球人口14%的高收入國家卻擁有了七成半的財富，國際貿易每賺取1元的收益，擁有全球四成人口的貧窮國家，只分得3仙。問題很大程度上出於不公平的國際貿易法規上。正因如此，WTO內部形勢因而發生變化。以中國為首(正如美聯社在報導中國加入世貿時也稱中國將扮演發展中國家代言人的角色)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將要求國際貿易新秩序中分享更多權利。使發達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對新秩序的不認同或令多邊貿易談判成果不彰。正如本年初由美國單方面引發的增收“鋼鐵關税”事件至今仍未獲解決，拉開了中國入世後的“新遊戲規則”制訂的序幕。因此，西方主要貿易國已經把注意力轉到簽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上，並致力於建立區域化貿易聯盟。從全球範圍看，區域化發展迅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歐盟已經相當成熟，非洲和拉丁美洲進程加速，相對於北美及歐盟，東亞經濟合作還差得很遠。

東盟經濟合作的現況

　　東亞經濟合作由來已久，於1967年成立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ASEAN)，至今已有30多年的歷史，由最初成立時的五個成員國(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及菲律賓)，增加至現時的十個，包括汶萊(1984)、越南(1995)、緬甸及老撾(1995)、柬埔寨(1999)。成立的其中一個宗旨便是加速區內之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文化發展。現時東盟區內人口逾5億，面積約450萬平方公里。
　　據東盟秘書處資料顯示，2000年度東盟本地生產總值為5，802億美元、人均GDP為$1，121美元，分別比金融風暴前(1996年)下跌了20%及24.4%；與此同時，東盟出口貿易卻由1996年度的3，401億美元上升至2000年度的4，254億美元(增長25%)，但入口則由3，601億美元輕微下跌3，542億美元(-1.6%)。造成這種差異，主要是由於以美元計算，而各東盟成員國貨幣自1997年金融風暴後相對於美元已貶值不少，期間貶值幅度最大的國家是老撾(89%)及印尼(75%)；其次是緬甸(51%)、菲律賓(47%)、泰國(39%)、馬來西亞(33%)及柬埔寨(31%)；貶值較輕微的是越南(21%)、汶萊(20%)及新加坡(19%)。但若以當地貨幣計算之GDP，1996年至2000年東盟實質GDP增長率分別為7.29%、4.12%、-7.16%、3.42%、5.41%。從以上的數據看來，亞洲金融風暴的確令東盟國力削弱不少。雖然東盟各國在亞洲金融風暴後採取了有效措施，以將國內需求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有一定成效，但由內需帶動經濟並非長遠之策。反之，加強區域化貿易是有效的措施之一。
　　1992年1月於新加坡舉行的第四屆東盟高峰會上，泰國提出了成立“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AFTA)”，並於翌年1月正式實施。此後，東盟內部間的貿易總額不斷提升，由1993年824.4億美元增加至1997年之1499.7億美元，隨後由於金融風暴，1998年急挫至1209.2億美元，但1999年及2000年再次回復增長至1595.9億美元(詳見表一)。雖然東盟對自由貿易區內之出口平均增長率(7年平均為12.1%)較其對區外出口為(9.3%)，但多年來，東盟國家對區內國家出口佔其總出口之比例仍然維持於23%左右，該等比率較之其他區域經濟組織(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及歐盟)之40%-50%相差較大。一方面是由於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時間較短；另一方面，與區內國家經貿形態競爭性大於互補性有關。根據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貿易種類來看，她們各自出口至區內成員國產品類別中佔出口金額最多的頭三位大致相同(對區外國家貿易結果一樣):電子產品、電腦及機器、燃料及石油相關類產品等。而事實上，東盟區內除馬來西亞、新加坡在製造業(電子類出口加工)、汶萊在石油及相關製品外，其他成員國之比較優勢產品集中在農林木業、塑膠工業及成衣紡織等。這類型的初級產品替代性十分高，因而區內競爭也勢所難免。

　　表一　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以来之貿易情況(1993-2000)　　單位: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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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3　　　│　1994　　　│　1995　　　│　　1996　　│　1997　　　│　1998　　　│　　1999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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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之貿易總額　　　│　　824．44 │　1,054.83　│　1．237．81│1,451．85　 │ 1,499．73　│　1,209.18　│　1,314.8O　│　1,5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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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口　　　│　　436．81 │　　585.71　│　　701．79 │ 809．74　　│　853.52　　│　693．13　 │　746．99　 │　9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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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增長率　　　│　　　-　　 │　　34．1％ │　19．8％　 │　15．4%　　│　5.4%　　　│　-18．8％　│　　7．8％　│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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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區外之貿易總額　　│　3,475.04　│　4,085．23 │　 4,914.71 │　5,287．83 │ 5,486.69　 │4,551．90　 │4,890.47　　│　5．5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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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出口　　　│　1,629.56　│　1,881．93 │　 2,265．18│　2,423．88 │ 2,573．18　│2,473．38　 │2,663.68　　│　 2,9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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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增長率　　　│　　 -　　　│15．49%　　 │　20.36％　 │　　7．01％ │　　6．16%　│　-3．88％　│　7.69％　　│　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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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之貿易總額佔東盟│　　　　　　│　　　　　　│　　　　　　│　　　　　　│　　　　　　│　　　　　　│　　　　　　│　　　　　　
貿易總額之比例　　　│　19．2％　 │　　20.5％　│　20．1％　 │　　21．5%　│　21．5%　　│　21．0%　　│　　21．2％ │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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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國家對區內國家出│　　　　　　│　　　　　　│　　　　　　│　　　　　　│　　　　　　│　　　　　　│　　　　　　│　　　　　　
口佔其總出口之比例　│　21．1％　 │　　23.7％　│　23．7％　 │　　25．0%　│　24．9%　　│　21．9%　　│　　21．9%　│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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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機制

　　東盟於1997年首次舉行了東盟與中國、日本、南韓(“10+3”)、東盟與中國(“10+1”)首腦會議，目的是希望藉此加強東亞地區之經濟合作與交流。會議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會議的主題是:21世紀東亞的發展前景、亞歐合作、亞洲金融危機、深化地區經濟聯繫，以及在國際問題上進行協調與合作。此舉開啟了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大門。
　　經過了短短四年多的努力，“10+3”已建立了首腦間、財長間及外長間的會晤機制，提供了東亞地區積極的合作基礎。在2001年的“10+3”財長會議上，與會各國就“儲備互換協定”達成共識，協定金額為10億美元。根據這個計劃，東盟成員的外匯儲備將與中日韓的外匯儲備掛鉤，任何一國貨幣一旦遭到衝擊，或出現其他問題，便可啟動有關機制，協定國家將借出本國的部份硬通貨儲備，使其得到臨時性緊急基金援助，渡過難關。“儲備互換協定”不但可以使東盟與中日韓各國間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更加重要的是為未來這種緊密經貿關係下所造成的金融風險奠定了良好的抵禦基礎。最近有學者就貿易互相依賴下(Trade Interdependent)對東亞地區經濟週期(Business Cycles)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量化分析¹，對象是10個東亞主要的出口國家及地區自1981至1995年之雙邊貿易數據(共45對)，包括中國、日本、南韓、台灣、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泰國等。研究結果顯示:自1986年起東亞地區的雙邊貿易的依賴明顯增強，令雙邊貿易國家的經濟週期變成同步(Co-movement)，亦即是説，由於雙邊貿易依賴的不斷增強，任何一方的宏觀經濟波動就會透過貿易迅速地傳送到另一方，雙邊貿易依賴越高，傳送速度越快。亞洲金融風暴的連鎖反應就是一個例子。所以“儲備互換協定”盡快落實及有效執行將對整個東亞地區的金融及貨幣穩定起了積極作用。但東亞各國在這問題上應作更深入探討及合作，因為“儲備互換協定”只是一個亡羊補牢之做法，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地區性的金融預警系統，防患於未然。從整體而言，“10+3”機制有了良好的開始，但現在還只是一個區域性經濟論壇，與真正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10+1”之背景及經濟含意

　　有見及此，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於去年11月，在“10+1”第五次領導人會議上建議，在未來十年內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雙方就此達成共識並開始行動，並擬定於今年五月份在北京召開第一次中國-東盟談判委員會會議，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工作級的磋商。中國的積極參與及大力推動，目的就是希望加快落實與東盟的經貿合作，透過雙方經濟互補性和需要，促成地區經濟的融合，提高東亞地區整體的競爭力。正如國家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在《人民日報》撰文時指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為雙方帶來互利的局面，並估計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後，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將增加106億美元，增幅為55.1%，東盟對中國出口亦將增加130億美元，增幅為48%。
　　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目的，就是要區內經濟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對於中國來説，此舉除增加與東盟地區的貿易及吸引更多的東南亞資金來協助中國的西部大開發，另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協助中國的企業到東南亞投資，來配合國家“走出去”的戰略目標。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不少的工業已處於工業生命週期(Industry Life Cycle)的衰退期(行業的演進一般經過產品創新、市場導入、成長、成熟及衰退期)，亦即相對於“雁行理論”(FlyingGeeseDevelopmentTheory)所描述的出口成熟期。所謂“雁行理論”是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產品生命週期中的追趕過程，該理論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大體上經歷:從工業國進口、當地生產、出口開拓、出口成熟以及出口衰退和對外投資等五個時期²，最後該產業亦因為薪酬及其它生產成本上漲令本地最優秀的企業也漸漸失去競爭力，整個產業為了繼續生存，透過各種方式(例如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而重新轉移到具有競爭優勢的國家或地區，利用反向入口(Reverse Importation)來滿足本地區之需求。
　　雖然不同行業可能處於不同的“雁行過程”而自動調節，但適當、及時的政府政策將有助於行業的調整效率，令資源得以從低生產力的行業轉移到較高生產力的行業中，讓新興且具發展潛力的行業不斷地孕育出來，從而提升整個國家工業檔次及生產力。不少學者研究發現東亞地區的產業發展“雁行現象”明顯³，大體上日本在70年代在各工業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標RCA Index(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在東亞地區享有較強之優勢。但這優勢在70年至85年間已逐漸轉移至南韓、新加坡、台灣及香港等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NIEs-Newly IndustrializedEconomies)，而在1985-1995年間再次轉移至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泰國等東盟4國。以成衣業為例，有研究發現日本的成衣業在65年間的RCA指數在2.3左右(指數大於1表示平均以上，小於1代表平均以下:指數越小，競爭力越差)，但到了1971年已從2跌到1，七、八十年代取而代之的便是新加坡、台灣、南韓及香港，之後便是中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及泰國等。
　　根據APEC Economic Committee於1999年發表之《APEC成本與生產力趨勢與專業化型態》研究報告，分析了亞太地區自1970-1994年間，各成員國在不同產業中的RCA指數，生產力的變化以及出口市場的佔有率變化。表二列舉了東亞各國在這份研究報告中的主要結果。表二將東亞十國或地區分成三組，第一組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及日本，他們的全要素生產力(Tota1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期間增長率在2%或以上，其次是泰國、馬來西亞及中國TFP增長率在0至2%，菲律賓及印尼則是負增長。另一方面，表二將貿易貨物分類按它們在出口市場中所佔分額增長率由左至右排列，“-”號代表頭五類貨物在研究期間(1970-1994年)呈負增長；“0”代表中間四類貨物在研究期間(1970-1994年)的市場佔有率維持一定的水平；“+”代表該類貨物的出口市場佔有率增加。表中的“·”表示該國或地區在某種貨物出口貿易上具有比較優勢。從表二觀察所得，生產力負增長的國家一般會專注於市場佔有率呈下降趨勢的物品貿易上；而生產力一般的國家會專注於不同組別的貨物貿易；而高生產力的國家或地區則會專注於市場佔有率呈上升趨勢的貨物貿易上。由此可見產業的雁行過程中令國際分工(專業化)，適當的產業結構及專注於具發展潛力的行業將有助於國家生產力的提升，增強國際競爭力。

　　表二、生産力及國際専業化(1970-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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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CCode：　　　　│　71│　6 │　2 │　0 │　4 │　│　79│　3 │　5 │　78│　│　74│　9 │　75│　76│　77│　8 │　7 │
├─────────┼──┼──┼──┼──┼──┤　├──┼──┼──┼──┤　├──┼──┼──┼──┼──┼──┼──┤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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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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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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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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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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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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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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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市場佔有率變化│-　 │　- │　- │　- │ -　│　│　0 │　O │　0 │　0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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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地區角色之初探

　　“10+1”及“走出去”戰略的成功將為中國21世紀產業結構調整(Structural Change)及優化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同時也增強對東亞地區的影響力，使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取得更為合理的空間。港澳地區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探討。本文提出幾點與大家共同研究:
　　(1)與珠江三角洲構建成亞洲物流中心。物流中心的概念應包括:物流、人流、資金流、技術流、服務流等範疇。由於地理上的條件優越且不能替代，珠江三角洲連港澳地區勢必成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物流中心，再加上中國自去年底加入WTO後珠江三角洲貿易量明顯增加，而WTO最新數據顯示，2001年全球貿易出口總量下跌了四個百分點的情況下，中國的出口量仍維持百分之七的增長，均表明了構建世界級物流中心的迫切性及必要性。
　　(2)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的展開，雙方必會考慮到各自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及將產業結構優化而進行談判，因此港澳地區應結合珠江三角洲的產業重新定位以配合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了解國際間“分工”情況，盡量避免投資於RCA指數低或者出口市場佔有率呈下降趨勢的產業中去，因為依靠大量投入令經濟增長的粗放型模式已不適用。
　　(3)從產業結構及競爭力考慮，港澳兩地在第三產業擁有比較優勢，如金融、會計、律師、物流及旅遊業等。因此，在中國-東盟談判過程中應積極參與(或出謀獻策)有關服務業市場開放的條款設置，為港澳地區服務業謀求最大的利益。
　　(4)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特別是處於“雁行理論”中第四階段的行業。在這個過程中，居住在港澳地區的東南亞華僑(或當地華僑)將起積極的橋樑作用。港澳的華僑不但熟識東亞地區文化及經濟情況，而且在人際網絡上佔有優勢，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用不同的身份(外資及國民)來為企業爭取最大的利益。
　　(5)無論是中國入世或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中國與國際間的貿易量必定會急速膨脹且成為趨勢，各地區對中介的專業服務需求殷切，例如:法律、會計及税務、管理諮詢及物流管理等。多年來香港在這幾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中介角色。未來十年，中國還需要更多這方面的專才。相對而言，澳門在這方面的人才不足，更不能應付未來之需要，所以澳門需要急起直追，鼓勵及培訓更多這方面的專才，尤其是國際商貿法、國際結算會計制度、物流管理及不同層次的旅遊業管理等。
　　註釋:
　　1　Jong-Il，“An Impact ofEconomic Integration through Trade:On Business Cyclesfor10 East Asian Countries，”Journal ofAsian Economics，vol.12，2001，pp.569586.
　　2　於三十年代由日本人K.Akamatsu提出的“雁行理論”只有四個時期，後來Yamazawa於1990年將理論發展成五個時期。
　　3　Malcolm, D.&r Chia,T.C.,"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 New Test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1,2000,pp.443-463; Rana,P.B.,"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mo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vol.4,1990,pp.243-257.
　　參考書目:
　　1.劉力:《東盟與中、日、韓尋求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新亮點》，《瞭望》周刊，2001年11月5日。
　　2.李長久:《從“10+1”到“10+3”》，《經濟參考報》，2002年1月23日。
　　3.採訪組:《從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瞭望》周刊，2001年9月17日。
　　4.明報出版社編輯部:《機遇與挑戰-中國“入世”全透視》，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
　　5.APEC Economic Committee, Cost and Produtivity Trends and Patterns of Specialization in APEC,June 1999.
　　6.Ching-cheng,C.&r Yir,H.L.,Efficiency Change and growth in productivity: the Asian growth experienc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0,2000,pp.551-570.
　　7.Choong,Y.A.,A search for robust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s atfer the financial crisis: mutual learning from East Asian experienc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2,2001,pp.419-443.
　　8.Jeffery,H.& Denise E.K., Prospects for FDI in AFTA, ASW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18, No.2,August 2001,pp.141-160.
　　9.Jong-11,C., An impa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rough trade:on business cycles for 10 East Asian couutries, Jo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2, 2001.
　　10.Kevin,H.Z.,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19,No.2, April 2001.pp.175-185.
　　11.Lloyd,P.J.&Donald,M.,Openness and growth in East Asia after the Asian crisi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1,2000,pp.89-105.
　　12.Malcolm,D.& Chia,T.c.,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sia:new tests of the "flying geese" model,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11,2000,pp.443-463.
　　13.Rana,P.B., Shif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mong Asian and Pacific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4,1990,pp.243-257.
　　14.Rodrigo,G.C., East Asia's Growth: Technology or Accumulation?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Bol.18, No.2, April 2000,pp.215-227.
　　15.Xiao qin, E & Paul,M.D.,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Growth and Stability: A Post-Crisis ASEAN-5 Review,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Bol.17,No.3,December 2000,pp.312-323.
　　16.Yunjong,W.(2000),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Aftermath-Do We Need a Regional Financial Arrangement?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17.No.2,August 2000,pp.205-217.
　　*　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