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宏包容存異求和——以批判、理性眼光看澳門文化
澳門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自16世紀中期葡萄牙人據居以來，澳門逐漸成為中西文化匯聚點，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澳門文化在數百年的獨特環境裡，一方面與母體中華文化保持息息相關的密切關係，保存著中華文化的深厚傳統；另一方面，又與外來文化交融，形成自身較為顯著的特性。這些特性，特別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因為澳門文化特性之保存和弘揚，既可豐富中華傳統文化，更是澳門文化未來生存發展的根本，或者説，這乃是澳門日後發展所不可避免的“文化路徑的依賴”。正因為此，我們必須對這些特性進行客觀、理性的評估，避免以偏概全，甚至捨本逐末，致使澳門的本真文化在我們的研究中丢失。有感於澳門文化學術界近年來的種種思潮，作者試圖對澳門文化作出初步分析和考察，以期拋磚引玉。
反思文化 共存並進
雖然基督教在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至9世紀在唐朝首都設置的景教徒社區，天主教亦在14世紀於元大都建立教區，但基督教文化與中華文化第一次真正實質性的全面深入接觸，是在16世紀貫通歐亞的新航路開通之後。葡萄牙人機緣巧合地東來，據居天朝土地的一隅澳門半島，從而形成了澳門這個中西文化的交匯地。
不可否認，澳門自16世紀中期開始，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成為基督文化東侵的大本營，大多數西方傳教士都是在澳門接受中國語言文化的培訓並經此地進入中國大陸的。然而，西方傳教士的理想目的地是人口眾多的中國腹地，而基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真正交流和撞擊，也是在內地展開的，在這個意義上講，澳門祗不過充當了橋樑和通道的角色。雖然這種角色極為重要，兩種文化在彈丸之地的原始接觸、特別是葡萄牙人的長期據居，亦在澳門遺留下不少實實在在的具有西方文化色彩的建築文物，但這是否足以説明澳門是中西交融之地，是否可以斷論澳門便是黃藍文化的結合點?或者説，這是否足以揭示中葡文化的交融程度?澳門文化真是中西文化的結晶?
如此種種疑問，值得我們進行深刻理性的反思，以便為澳門文化定位。祇有將澳門主流文化進行界定，找到其文化認同，以批判的眼光挖掘其潛在的精神價值並繼承弘揚之，澳門文化才能在其真實的傳統上踏上健康的發展道路，避免誤入歷史博物館，成為僅供後人瞻觀的陳跡。
大千世界五彩繽紛，人類所處的社會環境及其生存方式千姿百態，人類創造的文化也千差萬別。然而，在不同文化中，都有一種潛在的、一致的力量在支配著各種文化中人們的行為，凝合著人類的不同文化的存在和發展，這種力量便是文化認同。
文化認同是人類對於文化的傾向性的共識與認可。這種共識與認可是人類對自然認知的昇華，並形成支配人類行為的思維準則與價值取向。文化認同不僅是文化群體中的基本價值取向，更是民族形成、存在和發展的凝聚力，是文化群體的黏合劑。
澳門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人口向來也以華人佔大多數，自古以來是中華文化的一分子。如果以不同文化群體的人口而論，澳門的主導文化顯然是中華文化，也正因如此，葡萄牙人在其管治的最後幾年裡纔需要優先決策，不遺餘力地保存其文化影響。然而，一如上述，文化的判准並不祗依據人口的數量，還須依據於文化認同，這就要求我們從理性的角度出發來認識澳門文化的實質。自16世紀中葡萄牙人前來定居後，澳門開始出現兩個文化群體，擁有兩種文化認同。由於這兩種文化其時已完全獨立發展起來，在長達四個多世紀的和平共處中，雖有或多或少的碰撞與交融，但未能打破兩種文化並存齊驅的局面，亦未能在澳門生成一種嶄新的主體文化。因此，在為澳門文化定位時，必須清楚認識到這一點，祇有這樣，纔不會痴人説夢般高談闊論黃藍文化，纔能理性地分析中葡文化交流融匯的程度，纔能真正體會到澳門在文化上的深層意義寬宏包容，存異求和。
調整文化策略促進多元發展
葡萄牙殖民帝國結束前夕，在各殖民地、尤其是亞洲的殖民地，並無甚麼重大經濟利益，利用弘揚文化來保存其影響，是傳統做法，無可厚非。葡人在管治澳門的最後幾年裡，極力保存其文化影響，也可以理解。説穿了，這是一種文化策略。
葡萄牙文化之所以可以在中華文化佔主導地位的澳門存在發展，根本原因是葡人在相當長的時期裡掌握了政府及其相關的資源。由於主權治權移交在即，他們擔心在大勢所趨下自己的文化認同會受到削弱，甚至最終被融合到中國文化中去，因而有必要在撤離前創造更好的條件，加強其文化認同，以期葡萄牙文化影響可以在澳門世代相傳下去。
事實上，中國政府同樣關注這個問題，充分考慮到澳門的歷史和現狀，允許葡萄牙人遺留下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有相當的延續性，這就是鄧小平先生所構思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背景，而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存續，在一定意羲上亦有利於強化澳門社會的特色，增加澳門的文化價值。因此，中國政府採取了靈活、特殊的政策處理此一問題，在《中葡聯合聲明》以及《澳門基本法》都規定葡萄牙語在1999年以後可以繼續使用，並強調保護葡萄牙人及其後裔的利益。在《中葡聯合聲明》，甚至網開一面允許葡萄牙護照可以繼續作為澳門居民的旅行証件使用，充分照顧到澳門社會的特殊性。作為澳門人，當應以寬宏包容的態度，放棄歧見，確保強化澳門社會文化特色此一政策的貫徹實施。
不可否認，葡萄牙語言文化和其他語言文化一樣，都有其長處和優點，將這些長處和優點溶入澳門文化中，肯定會增加其優勢，對澳門長遠發展有利。遺憾的是，澳葡當局某些決策者無法超越狹隘的種族中心觀，長期忽視了文化策略雙向性對溝通、融匯中葡兩種文化以及對催生澳門社會新型文化的重要意義，將保存葡萄牙文化作為過渡期澳門的整體文化策略，並且將這種策略向搶救文化遺產傾斜，或一廂情願地建築大量號稱“體現中葡友誼”卻令市民大為反感的新文物，效果也就自然適得其反。
更為遺憾的是，某些華人學者或文化代理人也對文化策略的雙向性視而不見，對澳門文化生活的傳統熟視無睹，片面呼籲整理博物館式的文化遺產，而非積極將兩種文化的精華互為介紹，推動中葡文化的平等雙向交流，以整體性長遠的眼光來看澳門的文化發展。
保護文物無疑十分重要，尤其將之視為旅遊資源時，更具實用價值。從尊重澳門文化的歷史出發，維持葡萄牙文化在澳門的影響，對加強澳門文化特色當具有實際意義。
然而，不應忘記的是，澳門不是單一文化社會，也不僅是雙元文化社會，而且還是多元社會，有多元文化的存在。政府在運用文化資源時，必須注意到此一現實情況，不僅要在中葡兩種主要文化中尋求平衡，還應照顧到其他文化如菲律賓、泰國等文化群體，否則，多元社會在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下會逐漸喪失其特色。
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容易造成不同文化群體或階層的不滿情緒甚至偏見，印度尼西亞便是一個例子。荷蘭殖民統治期間，將印尼居民分而治之，第一等為歐洲人，第二等為華人為主的東方人，第三等是土著印尼人，從而造成華人與土著的長期隔閡和矛盾。當印尼獨立、土著掌權後，這種矛盾、不滿和偏見便發展成對華人的歧視和迫害，令多元社會至今動盪不安。而加拿大、澳大利亞在推行一元同化政策失敗後，也採取了多元文化政策，甚至還鼓勵不同民族文化的並存發展，反而緩解了民族矛盾，促進了融和。而鄰近的新加坡更是從立國起就充考慮到自己的社會現實情況，積極主動推行多元社會和多元文化政策，且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
澳門一直潛伏著群族矛盾。祗是由於中葡兩個民族在政治、經濟上長期葡河漢界，沒有直接的利益衝突，纔大致保持睦鄰相處狀態。隨著民族交往不可避免的深入，各種利益交鋒衝突，各種關係日趨錯綜複雜，若處理不當，潛伏著的矛盾遲早會表面化。事實上，即使在華人社會裡，也存在鄉音風俗不同、需求利益各異的情況。由此可見，政府在承認多元文化的基礎上妥善分配社會資源，合理照顧不同的文化群體，可以減少不同群體之間的猜疑，增加彼此的信任，從而加強其間的溝通和合作，逐步建立一個同心同德的社會。一句話，兼顧各方的文化策略，對促進多元文化共同發展至關重要。可幸可喜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後，已經逐步調整其文化政策，且有較為周全的考慮。
加強文化溝通，提高澳門意識
一直以來，澳門的主體文化為中華文化，葡萄牙文化則為管治文化或行政司法文化。這兩種文化在澳門四百多年的共存並進過程中，不無交叉和滲透。若有一個公平開明的文化政策，相信兩種文化的溝通與交融可更進一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動澳門文化的整合。
不可否認，16世紀基督文化東侵時，帶有強烈的征服中國文化的野心。然而，他們遇到的是強勢的中華文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裡，也採取以柔制剛的策略，以儒服傳聖教，不過，禮儀之爭後，基督世界非但未能似他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那樣成功地將西方文化移植於中華帝國，相反，天朝帝國關閉大門，東西方文化連溝通的途徑都被堵塞了。鴉片戰爭後，東西文明的鴻溝更寬更深，隔閡更大。
澳門算是天朝土地上的一個異數，任由不同文化在此共存求和。由於中葡居民在澳門一直共處分治，相安無事，中葡兩種異質文化也基本上沒有互為參照，互為挑戰，來“離異”各自的文化。既然沒有機會真正溝通，也就無從根本上發生對立和衝突。既無正面交鋒衝突，便不可能產生新的溝通性的文化認同。這大概是澳門文化的現實情況，在某種意義上，也解釋了澳門為甚麼沒有形成單一主體文化的問題。如果有主體文化，也應指佔主導地位的中華文化。中華文化在澳門吸收了葡萄牙文化若干成分後更加豐富，也形成更濃厚的地方色彩。當然，葡人並不同意此説，他們會堅持道，澳門文化是澳門中葡居民共同創造的文化，諸如土生葡人文化。
依我們的淺見，這樣爭論下去意義不大。創造寬鬆的條件和靈活有效的機制，促成兩種文化的溝通和交流，互相吸收和認同對方文化的元素，讓一個個交叉點連成線面，似乎作用更為顯著。不過，就澳門文化而言，更值得關心的恐怕還是華人居民的澳門意識。
從精神文化諸要素宗教、價值觀、文化心理、民族性格來看，澳門土生群體的歸屬意識甚強，的確具有較高的文化認同。如果土生群體能夠更早地開放，土生文化未嘗不可發展成澳門的一個主體文化。可惜，土生群體傳統上過於自我封閉，中葡文化的原始基本元素都難以大量進入，從而導致其生存空間甚為狹窄。所幸的是，近年來土生群體意識已有所改觀，除加強與母體葡萄牙文化的聯繫外，對他們認為的異文化中華文化的瞭解和認同亦有所增強。
土生群體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極強的澳門意識和歸屬感，而這點正是佔澳門絕大多數人口的華裔居民所缺乏或不足的，也是多一件少一件文物所無法彌補的。吉卜賽人浪跡天涯，居無定所，但其文化認同和精神歸屬並未因此削弱或消滅。猶太人也如是。
澳門是個典型的移民社會，總人口有一半是近十多年移居來澳的。從登記選民看，更祇有三成二為本地出生者。此外，移民還來自不同的區域，鄉音不同，風俗各異。許多澳門人，僅僅是因為持有澳門身分證，更何況統一的居民身分證也祗是近年纔發出的。在他們的潛意識裡，基本上祗有對中華文化的總體認同，缺乏對澳門社會的個體認同。因此，加強本土文化教育，增強居民的澳門意識和歸屬感，是當務之急。
形成澳門意識的條件，目前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成熟。移居澳門的人，經過過渡期的觀察，其過客心理已不那麼強，希望真正定居下來的和融入社會的人愈來愈多。隨著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建立，在“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則下當家作主的心態日濃，圍繞《基本法》培育、形成、加強澳門意識，此其時矣。
加速文化轉型和文化重構
港澳地區都是歷史巧合的結局，港澳特別行政區也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政治產物。然而，在文化品格上，卻有很大的差別。港人經過英國150年的殖民統治，尤其近三、四十年的本土化，已經形成一種較強烈的本土文化意識，有人稱之為大香港主義。雖然在六、七十年代經歷了保釣運動、中文運動等愛國主義反思和非殖民化反省，但大多香港精英接受純粹英式教育，對英國人在香港建立的現代化管理制度十分認同。因此，其思想意識跟國內的思想理路有著明顯的差別，國家文化認同感也相對薄弱。
澳門情況不太一樣。一方面，澳門居民未曾經過徹底反封建、反宗族思想的洗禮，亦未經非殖民化的深刻反思，對數百年來的文化積澱存有許多似是似非的認識。另一方面，新移民人數佔人口一半，又可以跟老居民在意識上分庭抗禮，而且澳門的學校裡沒有本土文化的教育，他們跟原居地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多數人的思想意識與國內那套相去不遠。對國家文化認同甚少懷疑，反而對澳門這套葡萄牙建立的政治法律制度格格不入，無甚瞭解，更遑論認同接受了。
因此，雖然港澳兩地因為治權的過渡，都進入了文化轉形期，但轉型的方向和內容卻是不同的。香港人要多認識國內，理解國內的辦事方式，逐漸縮短雙方的距離，增加文化的認同感。澳門人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的同時，更需要批判性地瞭解熟習澳門現行政治法律制度，改良、認同社會生活方式，逐漸形成較濃厚的歸屬感和當家作主的心態。祇有這樣，纔能真正理解澳門《基本法》的精神實質，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等重大方針政策纔能有效實施。而達到此一遠大目標的基本途徑，便是重視本土文化，進行公民教育，推廣《基本法》，加速文化轉型。
一個地區的整體文化不僅僅是各部分之和，也不因其某些部分互相聯繫便產生新的實體。不同文化之融合，乃是各種文化的異質項自非核心往核心逐漸相互適應整合，最終達到一致的結果，進而重構整合成一種新的文化。
殖民統治時期，澳門的文化政策似有若無，政府的文化策略及其資源運用明顯偏向，況且，兩個主體文化根深蒂固，差異極大，完全交融的可能性似微乎其微。然而，在資訊日漸發達、思想日趨開放的今天，人們更易接受新的認識、新的發現和新的價值觀，從而較快地修正甚至改變原來的認同，調整自己的思維定式。因此，若文化策略得到及時檢討改正，不同文化群體能夠有意識地放棄歧見，不同文化的精華得以客觀正確的推介，兩種文化非核心層元素的互相認受和結合還是有可能的，而且經由此一開放包容之途，還可以促進文化重構的速率，催發澳門文化的共通元素，生成新的文化認同。
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要維持中葡各自的文化認同，使自己的文化得以繼承發展；另一方面，又要以澳門為基點，互相尊重，互相借鑒，取長補短，不斷融合，共同發展，適應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在不否認文化之間存在價值差異的同時，就雙方關心的問題達成基本的共識和認同。
基於歷史的原因，西方人習慣以他們的優越感和獨特模式狂妄自大地來看待和離異非西方文化，而中國人自鴉片戰爭後飽受外族欺凌，如今纔強國富民可以揚眉吐氣，多少帶有逆反心理，所以，西方人必須徹底拋棄偏見，中國人也應盡量避免極端情緒，纔能促成中西文化的融和。
具體到澳門，特別在進入後過渡期的今天，我們就應更加理性、謹慎、開放、包容、忍耐，但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以批判的眼光去審視澳門文化的發展，否則，文化轉形和重構祗是一句空話。
後記
始料不及的是，此文1996年12月22、23日在《澳門日報》發表後，即深深觸動了某些人的神經。一位當時被葡文報刊推崇為“澳門文化代表人物”的人士在1997年1月17日接受澳門葡文《號角》周報採訪，介紹他出面倡議設立一個私人基金會的過程和宗旨，其中提到“創立基金會最大障礙之一，便是至今尚在許多‘好人'的腦海中存在‘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即時將澳門的拉丁部分與殖民主義的例子聯繫在一起。這是極其危險的，也顯示其缺乏眼光，因為作為拉丁中國的澳門自身特色，是豐富中國的一種形式，而非相反'”。他接著以“《澳門日報》12月23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所代表的反葡思潮為例。該文強烈批評保護澳門具有葡萄牙和拉丁特色的建築文物的政策，將其視為‘殖民垃圾'。”因此，他十分擔心地指出:“這可能會危及基金會的宗旨。如果此一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掌握政權，澳門將如我們所料那樣完蛋。這樣，澳門便無法生存，並最後變成珠海的一個區”。“葡萄牙當局很晚才支援居民的公民教育:‘沒有關於澳門歷史、地理和政治制度的課本。正因為此，沒有澳門公民的概念，祗有中國公民的概念'。為了改變‘對澳門及其歷史沒有歸屬感'的現狀，於是創立了基金會。”
我們向他學習，主動對號入座，斷定他所指文章即是本文，但不願也不想學的是斷章取義，所以，將這篇副標題名為《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訪問記的內容大幅翻譯出來。
拙文受到如此器重，作者當受寵若驚。不過，澳門當時處於後過渡期，倒是未曾聽聞出現了反葡思潮——我們祇是認為澳葡文化政策嚴重傾向一邊，正如他認為澳門居民“祗有中國公民的概念”，我們從未視文物為“殖民垃圾”，只認為將文化策略集中於文物保護值得商榷，而不斷建造新文物更加令人反感。假如將問題放在學術範疇內討論，都是一家之言。我們也心裏很明白，大家對澳門歷史文化的觀點向有分歧。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從訪問的標題到內容，皆充滿了火藥味——以反葡思潮為假想敵，欲除之而後快。澳門一向寬弘包容，謀生不難，給各方英雄豪傑都留下生存空間和舞臺。儘管回歸將近，令某些人感到時日無多，但尚未至於要煽風點火、混淆視聽，斷章取義，然後捨義求榮向葡文報紙販賣。若一文能喪邦，未免危言聳聽。為了尋找生存空間，如此神機妙算，怎能不令人五體投地?事實証明，雖然將我們或其他人作為假想敵拿去祭旗，可能換來幾張短期飯票，卻未見其基金會會務蒸蒸日上。
1997年6月3日澳門大學一個國際研討會上，這位人士又故調重彈。在這一情況下，我們草成一篇三千多字長文，準備反駁。後來在友人好言相勸下，為避免論戰昇級，且討論已進入道德和價值範圍，再進行下去亦不會有實際結果，最終放入抽屜。今重刊此文，讓讀者自行判斷，雖事過境遷，但往事歷歷在目，乃摘其要，作為後記以補遺，以尊重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