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年滿剌加淪陷對中華帝國的衝擊——兼論中國近代史的起始
一、文藝復興後華夏文明面臨挑戰
文藝復興為西方文明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場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標誌著歐洲中世紀與近代的分界。在人文主義的影響下，科學和技術衝破了中世紀的黑暗與桎梏，蓬勃發展。此前，人們對自然的認識一直受到傳統物理學、醫學、天文學、基督教神學的支配，直至以哥白尼、哈維、伽利略、牛頓為代表的解釋自然現象的新理論出現後，這一情況纔出現巨變。
地理大發現是人類歷史上一場“空間的革命”，溝通東、西半球，聯繫新、舊大陸。在這場革命中，古代有關大地球形的猜想得到了證實，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有了擴展，人類進一步發現了其生存的地球，也更加認識了自己。“15世紀至17世紀之間，開始形成一個世界規模的生活方式的結構，產生了將影響其他經濟的世界貿易的初始元素及一種世界文化的輪廓。它使東西、南北之間的思想、書籍及其食物和風俗習慣得到了交流”21。技術領域內，文藝復興亦成就燦爛，15世紀中葉發明了古登堡活字印刷並迅速廣泛傳播到歐洲各地。伊比利亞半島的葡、西兩國航海家在歐洲本身科技長足發展的基礎之上，吸收了各國、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商業知識及航海技術22，推進了一系列跨洋洲際航海活動，成為“新世界”的尋路人，將歐洲文藝復興的新智播揚全球。
“新世界”的發現及印度海路的開通為歐洲文藝復興的重要內容之一。就世界史的分期而言，地理大發現推動了全球範圍的海陸考察研究，新的地質、地理、人文資料迅速積累，引發了地球科學的飛躍，由古代階段上昇至近代階段。這一發現，亦促進了天文學、航海學、造船技術、氣象學等學科的近代化進程。
“15至17世紀的歐洲海外擴張，首先意味著這場巨大的空間革命，同時意味著全球經濟、政治及文化國際權力的中心已從伊斯蘭世界移向基督教世界”23。但在“15世紀，全球科技、軍事及經濟大權仍掌握在伊斯蘭及華夏文明手中。15世紀起，尤其是16及17世紀，是歐洲向世界及上述霸主挑戰的世紀”。24在文明的競爭中超過伊斯蘭文化後，基督教文化開始向東方文明、主要是華夏文明推進。古老的中國面臨一種復興、新興文化的挑戰。
二、中葡兩大航海活動的比較
可以説，在人類發展漫長的歷史上，15世紀是屬於海洋的世紀，也是西方與東方爭奪世界中心的決定性世紀。在這百年中，歐亞板塊的東西兩端出現了三項歷史上空前的偉大航海活動。1405年-1433年間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新世界的發現及1498年歐洲通往印度海路的開通。尤其是後者，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世界歷史發展的格局，深刻影響了各國歷史發展的方向。早於伊比利亞航海民族半個多世紀的鄭和航海壯舉，為何未導致中國人去完成地理大發現，將中華文明擴張至全球?這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原因。
首先要分析的是中西航海活動各自的動因。地理發現是一種洲際規模的遠航，這意味著需有同等規模的人力、物力、技術及國家的支持，因此地理大發現需要強大而持續的動因，需要思想觀念的創新和進步。衝破土耳其控制的歐洲傳統商道的封鎖，尋找一條替代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的地中海、紅海、印度洋通往東方的海路，尋找香料與傳説中的海外基督徒，成為歐洲人地理大發現的強大動因，而文藝復興則帶來了思想的解放。葡萄牙王室順應時勢，採取了支持、鼓勵和奬勵遠洋航海的國策。而鄭和航海真正動因至今尚不完全明晰，但史學家一般認為，鄭和航海的政治目的高於經濟目的。政治目的體現在三個方面:
1.海外各藩屬是否會對明成祖這個篡位者俯首稱臣，成為主要問題。鄭和出使西洋以頒“正朔”，説明中國主政權的變化，要求諸藩接受新的“正朔”，永為藩輔，借以恢復和發展明政府同海外國家的政治關係，繼續推行懷柔政策，“造成‘萬國順服'的盛況，標榜正統，有利於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統治”。25
2.“成祖譯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朱棣是以庶篡嫡奪權登基的，在當時宗法制度下，在名分上是冒天下大不韙的事，永樂極欲借國外內向，標榜正統，以安國內人心”。26
3.“‘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是為鞏固明朝的統治地位服務的。被明朝取代的元朝是，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國際影響較大，派遣鄭和下西洋，有利於在西洋樹立明朝聲威，消除元朝影響；同時，盤踞在中亞的蒙古帖木兒帝國，仍威脅明朝的安全，派遣鄭和出使西洋，可以從側翼牽制他們，創造東南安謐的局面，有利於集中力量對付西北方面時常進擾的蒙古貴族”。27
就其經濟目的而言，鄭和七下西洋破費浩繁，致使“庫藏為虛”，而他帶來的是僅供皇室、貴族、官僚享用的奇珍異寶、香料補藥。鄭和下西洋的經濟實質，是國家對外貿的壟斷。與葡萄牙倡興航海、拓展海外事業的政策相反，明朝仍採取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阻礙工、商業的發展。朱明抑商政策在對外貿易上的反應便是海禁。倭寇之亂雖為海禁政策形成的直接原因，但遠非其根本原因。若非國家壟斷及海禁，當時中國封建社會的基礎——自然經濟將受到極大打擊。總之，政治目的可成為強大的動因，但它遠不如經濟動因持久穩定。事過境遷，政治目的一旦消失，遠航便失去了動因。正統之後，鄭和的航海失去了此種政治經濟動因，因而讓位予東來的葡人。鄭和船隊停航後，朝廷失去了獲得舶來品的官方渠道，海禁仍未消除，國際貿易完全絕禁。這為遠航東來的葡萄牙人提供了貿易契機。他們開始擔任中國皇室、貴族、官僚所需海外奢侈品及大眾消費香藥、胡椒等香料的的提供者。
其次，當時中國對地球仍持傳統的地平大地觀，而歐洲已衝破中世紀黑暗時期教會根據《聖經》所捍衛的觀念的束縛，確信大地是球形的。這一學術觀念的進步為地理大發現提供了理論依據，而地理大發現的實踐又證實了球形大地觀理論的正確性。中國古代的蓋天説及渾天説的宇宙觀，不會引導人們去討論西行東達、東行西達或環球航行的問題，祇會得出這樣的航行是徒勞無功的結論，因而放棄此種努力。這亦部分解釋了為什麼鄭和七下西洋雖堪稱世界壯舉，但到達非洲東南邊而未能繼續西進，繞過好望角。故欲尋找近代中國落後的原因，學術理論觀念的陳舊亦為主要因素之一。
最後，僅有大地是球形的概念仍然無法完成地理大發現，需要有航海實踐，航行需製作世界地圖及航海圖。在此方面，葡萄牙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精髓，處於當時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受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不鼓勵海外貿易，因此從未積極發展世界地圖與航海圖的繪製。中國古代似乎從未科學論證未知世界的存在，所以未提出橫跨太平洋到西歐去的設想或論證其可行性。而這一切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已進行了實踐。葡、西兩國的海外活動根植於歐洲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鄭和的船隊取決於中國封建帝國國勢的興衰、皇權的膨脹及皇親國戚和貴族的奢侈需求。西方新航路的開闢，奏響了近代世界的序曲；而鄭和的遠航，卻成為了中國明代王朝及中國古代航海史的絕唱。
三、歐亞海路的開通與葡萄牙東方帝國的建立
地處歐洲西南角、瀕臨大西洋的葡萄牙，是最早穩定政治疆界的歐洲國家之一。這為葡萄牙航海事業的穩定發展提供了前提與制度的保障。1 143年唐·阿豐素·恩里克斯(D.AfonsoHenriques)稱王立國後，在歐洲十字軍騎士團的援助下，往南征服向摩爾人收復被佔據的土地，至1250年葡萄牙人佔領了整個阿爾加維(Algarve)地區，建立永久的疆界。唐·恩里克斯(D.Henriques)王子在葡萄牙國土的最南端沙格雷斯角(Sagres)設立了航海學校，不惜重金聘請外國造船師、航海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等專門人材，培訓航海人員，發展航海事業。葡萄牙當代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埃杜爾多·洛倫索(EduardoLourenço)讚揚他為“葡萄牙人歷史上所產生的唯一一個享譽全球的名字，……他承擔的作用是開創了一個隨著時間的流逝超越了他自己的夢想以及我們葡萄牙人本身的偉業”。28葡萄牙經過幾個世紀的獨立政治生活，形成了一個單一的民族社會，但是，國內社會矛盾重重，平民起義和貴族政爭此起彼落，經濟財政也入不敷出，向外擴張，拓展新資源，安定社會局勢，便變得理所當然且勢在必行。正如葡萄牙史學家薩拉依瓦(J-H.Saraiva)所説，“擴張運動是由於國內找不到有理想報酬的就業機會而引起的一場向外遷移的運動”29，此一運動既有助於解決國內種種矛盾，又在客觀上符合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
“對於人民來說，擴張主要是一種移民形式，對他們來說擴張和移民意義相同:追求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擺脫壓迫制度。這種壓迫是十分沉重的，老百姓想逃脫這種壓迫，尋找新的土地，12世紀發生的向南部遷移就是國內的第一次擴張。對於教士和貴族來說，擴張意味著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傳播基督教和佔領土地是為上帝和國王效勞的形式，是贏得相應的報酬如俸祿、封地、官職的形式，而這些機遇在葡萄牙這個狹小的宗主國裡是愈來愈難得的。對於商人來說，擴張意味著生意前景興隆，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產地購買原料和高價轉賣。對於國王來說，擴張是提高威望的機會。使貴族們有事可幹，更重要的是可以開辟新的財源，特別是在國王收入大幅度下降的時刻”。30
弱小的葡萄牙往東佔領鄰國領土的可能性微之又微，因此，很早就有利用天然地理優勢往海洋擴張貿易的傾向。事實上，葡萄牙在1336年前後就向加納利(Canárias)群島進行了一次類似性質的海外擴張，1415年遠征攻佔北非重要城市休達(Ceuta)則被認為是推行海上擴張政策的正式起點。這與鄭和七下西洋的時間(1405-1432年)相比較，可以説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葡萄牙的航海大發現，與鄭和下西洋或多或少有相似的政治原因，然而，且不論宗教動機，其經濟目的已截然不同。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葡萄牙航海大發現雖有直接的政治原因，但其最終的根本目的是經濟和宗教的，符合舉國上下的利益。鄭和七下西洋正好相反，政治目的是最根本的，且基本上僅是皇帝個人的意旨(尤其是後面幾次)，經濟祇佔次要地位，甚至可以説是附帶的。所以，鄭和開辟的航道和建立的商業網絡沒有受到本國重視而加以利用，反而為多半世紀後遠航東來的葡萄牙人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從當時所繪製的地圖可以看出，在1400年，歐洲對其本身邊界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概念模糊，且經常是錯誤的。1406年，纔將托勒密公元二世紀撰寫的《地理學》從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出版，提高對世界的認識，而其時的航海知識和造船技術也難以跟中國比擬，因此，遠航大西洋是創舉，更是冒險行為。然而，正是文藝復興所激發的好奇冒險精神，驅使他們拓展大西洋航路，尋找13世紀末之後歐洲需求甚殷的黃金。1453年土耳其攻佔君士坦丁堡、切斷歐洲連接亞洲的香料航路後，更加速了其進程。葡萄牙窮80年努力，終於開通了摩洛哥至好望角的航道，達伽瑪(VascodaGama)的船隊於1497年底繞過風暴角，進入印度洋，然後利用鄭和的航道，1498年駛入印度的古里(Calicute)，再過10幾年抵達中國珠江口。
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岸探險的80年裡，基本上可以順利與非洲部落酋長聯合，和平地進行黃金、象牙和胡椒貿易，並令土著居民基督教化和歐洲化。抵達印度洋之後，他們面對組織嚴密的商業網絡和具有高度文明的穆斯林人，非但不似以往那樣輕易地可以擠進去，還受到公開挑戰，於是便發揚復國時期習染上的十字軍精神的好鬥性，使用武力征服，左拉右打，逐個擊破，將阿拉伯人的政權和商業網摧毀。當葡萄牙人試圖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中國的時候，則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達伽瑪的船隊抵達古里後，葡萄牙人便大規模系統地蒐集有關亞洲的地理和人文資料，主要目標是遠東的中國。葡萄牙佔據果阿後，更加關注中國。根據曾在印度生活半個世紀的歷史學家戈雷亞(Gaspar Correia)在其《印度傳奇(Lendas da ~'lndia)》卷一中的記載，達伽瑪從印度帶回給王室的禮物中，多件在古里購買的中國瓷器深得王后賞識。這刺激了唐·曼努埃爾一世(D.ManuelI)國王從海路發現中國的強烈願望。戈雷亞還稱當時見到Chinacota，意即“中國人的堡壘(fortaleza dos Chins)”。這是一座宋朝華人在印度納加帕塔鉧(Negapatam)建築的磚塔。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稱其為“土塔”。“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遶，有土磚甃塔，高數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傳聞中國之人皈彼，為書於石以刻之，至今不磨滅焉”。311846年尚殘存三層，1859年完全倒塌。32可見兩宋時期，中印海上往來已經十分繁盛。另一位供職果阿的葡萄牙人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在其著作《天堂及印度香藥談(Os Colóquios dosSimples)》中，也提到中國人在印度洋的航海活動:“華人很早便在這一帶航行了”，“來航的中國船隻是那麼多，根據霍爾木茲人的記載，有時一次漲潮便有4000隻船進入哲朗(Jeru，今稱霍爾木茲)港口”33。1502年9月在里斯本繪製的第一次標明赤道線和熱帶回歸線的一張地圖上，有關滿剌加的説明如下:“這個城市所有的物產，如丁香、蘆薈、檀香、安息香、大黃、象牙、名貴寶石、珍珠、麝香、細瓷及其他各種貨物，絕大部分從外面進來，從唐土(terra dos Chins)運來”34。此乃葡萄牙文獻上有關中國的最早明確記載。
1504年，意大利人佐治(Alessandro Zorzi)在其《印度遊記》中稱葡萄牙船隊與來自中國的白人相遇。一年後，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向西班牙天主教國王寫信時聲稱收到確切消息，在交趾(Cochim)一帶有許多天主教徒，眾多王國祇服從一個叫做大中國的國王。
葡王唐·曼努埃爾一世得到達伽瑪的情報後，對遠東地區的發現極為關注。1505年，葡王派遣唐弗朗西斯科·德·阿爾梅達(Francisco de Almeida)出任葡印艦隊司令時，便囑咐他“對滿剌加及尚未十分瞭解的地區”35進行開發。但他出於政治及戰略原因，未完全執行國王的囑託。翌年，唐·曼努埃爾一世再令其開發南洋群島，設法在滿剌加或其附近設立一城堡。他未採取大規模的行動，祇是派遣了些間諜打聽情況。因被沿海居民察覺，他們退回原地，致使唐·曼努埃爾一世於1508年派遣一艦隊再航滿剌加。艦隊司令塞格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從國王處獲得的指令是:
“你必須探明有關秦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他們何時到滿剌加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些甚麼貨物?他們的船每年來多少艘?他們的船隻的形式和大小如何?他們是否在來的當年就回國?他們在滿剌加或其他任何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是懦弱的還是強悍的?他們有無武器或火砲?他們穿著甚麼樣的衣服?他們的身體是否高大?還有其他一切有關他們的情況。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大嗎?國內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不遵奉他們的法律和信仰的摩爾人或其他任何民族和他們一道居住?還有，倘若他們不是基督徒，那麼他們信奉的是甚麼?崇拜的是甚麼?他們遵守的是甚麼樣的風俗習慣?他們的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36
塞格拉的船隊於1509年駛抵滿剌加後，馬上展開與在當地經商華人的交往。華人運銷滿剌加的主要貨物為麝香、絲綢、樟腦、大黃等，以換取胡椒和丁香37。華商一般趁3、4月的季風前往滿剌加，於5、6月又趕風返回中國。葡萄牙人千方百計向華人打探中國的情況，企圖擠入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網中。他的艦隊在滿剌加逗留了數月，後因無法補充給養而撤退，但與華人有了初步接觸。
1510年2月6日，當時身陷囹圄的代理商盧伊·德·阿拉烏熱(RuideAraújo)從滿剌加獄中偷偷發出一封致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de Albuquerque)的信件，詳細向其彙報了滿剌加的貿易、航行及防衛情況38。
同年，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揮師佔領果阿。此後，開始向滿剌加挺進。這是其擴張計劃的重要部分，以致他親自出征。滿剌加是印度洋與太平洋的交通要衝，又是向中國沿海進軍的基地。
四、滿剌加在中葡接觸中的作用
1511年5月，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率領19艘大船、1400士兵進攻滿剌加。在攻打滿剌加的過程中，“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在下令焚燒古吉拉特人的船隻時，要求對停泊在滿剌加港中的外國船隻勿加迫害。這是5艘華人的平底帆船。幾天前，滿剌加國王徵用船長及其他船員去同正在與其交戰的阿魯(Daru，即Aru)國王作戰。此時，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正好率其艦隊趕到。滿剌加國王深信華人懼怕已停泊港內的葡萄牙人，不敢逃跑。此外，他要照顧自己，留心自己的領土，於是放鬆了對華人的看管。華人見狀，尋機逃脱，退至平底帆船。留在陸地上的人看到船長們已脱險，紛紛設法回到了船長身邊。船長重新得到了手下人員，出於對滿剌加國王倒行逆施、掠奪他們貨物的憤慨，也出於他們自身的安全考慮，率眾人及船隻來協助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作戰。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謝過了他們的好意，但不想要他們出手相助，祇是希望他們提供些平底帆船攜帶的交通艇，供人員登陸之用。因為如果事情不盡他想像的那樣順利，他們以此方式與滿剌加國王作對，以後可能會遭到虐待。華人對他説，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援助，那麼就開恩准許他們返回故土。所到之處，對葡萄牙人釋放、令其擺脱馬來亞這些惡人之恩永世難忘。如果滿剌加由他們管理的話，保證每年有100艘中國帆船攜帶大量貨物來此做買賣。他們非常客氣地對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説，攻打滿剌加要特別謹慎，因為該城中有兩萬多士兵，國王對爪哇、玻璃市河及忽羅珊人無比信任。當地人數不勝數，有兩萬頭全副武裝、配有塔樓的戰象。還有古吉拉特人從坎貝給他帶來的大砲及其他各式武器，其餘作戰物資也應有盡有。根據他的給養儲備情況，祇有以飢餓可奪城。祇要切斷從爪哇送來的給養，便可迫其就範，否則難以取勝。他們之所以這樣對他講，是怕見到他有困難。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對他們説，謝謝他們的忠告，但他已決定攻城。縱使滿剌加國王強大無比，上帝仍略勝一籌。他們為上帝的信仰而戰。他請求華人再多等幾天，看看滿剌加的結局，將目睹的一切情況彙報中國國王。他派人給他們一條船，讓他們到近處觀看登陸作戰，看看他們葡萄牙人攻打滿剌加城的英勇及作戰方式。華人按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的話去做，但令他們難過的是不讓他們參戰。他們返回船上，給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送來了交通艇。
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以為華人已離去，馬上召集了所有船長、貴族及艦隊中的主要人物，向他們講述了華人的情況。他不無羞愧地對他們説，華人以為此次攻打難以成功。為掙回面子，他決定在華人返回中國前攻打滿剌加城，建立一所可以自立的城堡，為國王效勞；……”39
控制滿剌加這一交通要津後，往遠東的航道也暢通了。1512年他曾與一名穆斯林商人洽商，由他帶一批以若昂·維加斯(Joã。Veigas)為首的葡萄牙人前往中國沿海，但未成行。
1512年4月1日，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致信唐曼努埃爾國王，彙報如下:
“從一爪哇領航員的一張大地圖上複製了一部分。該圖上已標有好望角、葡萄牙、巴西、紅海、波斯海和香料群島。還有華人及琉球人的航行，標明了大船的航線及直線路程、腹地及何國與何國交界。我主，我竊以為是我有生以來所見的最佳作品，想必殿下也一定願一睹為快。地名都是爪哇文寫的。我攜帶的爪哇人識字。我將此圖敬呈殿下，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已複製一份40。從圖上，陛下您可以看到華人及琉球人究竟從何而來，殿下的大船前往香料群島的航線，金礦，盛產肉荳蔻和肉荳蔻皮的爪哇島與班達島，暹羅國王的國土，華人航行的地峽。它向何處轉向及從哪裡無法再向前航行的情況……”41
1513年4月，根據滿剌加首任城防司令盧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 Brito Batalim)寫給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的一信聲稱，回來的華人名叫Cheilata(漢名待考)。儘管他未帶來聲稱的那些貨物，葡萄牙人出於探聽中國的目的還是好生招待了他。葡萄牙人選了一艘停泊在滿剌加的來自勃固的中國式帆船，由葡萄牙國王及滿剌加港務官各出資一半，滿載胡椒於1513年5月前往中國。大概於1513年6月抵達Tumon，即貿易島。歐維士(Jorge Alvares)於1514年3、4月間返回滿刺加。從中國帶來的豐富貨物暢銷一空，這更加激發了葡萄牙人進一步入華的欲望。1515年，拉法爾·佩雷斯特羅(Rafael Perestrello)再次揚帆廣州。這兩次航行祇是在廣東建立了一些非正式的貿易關係，因此需要建立正式關係，以利進一步發展中葡貿易關係。1515年3月底，國王派遣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Andrade)率領一艦隊從里斯本出發，遠航中國，試圖與華建立政治、外交關係。“他的使命是發現孟加拉灣及中國”。42葡印總督洛伯·蘇亞雷斯·德·阿爾貝爾卡里亞(Lobo Soares deAlbergaria)未執行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攜帶的國王命令，任命托梅·托梅·皮雷斯(ToméPires)為首任赴華大使，以便他能以合法身分入華。1516年，拉法爾·佩雷斯特羅返回滿剌加，所攜帶中國貨物利潤高達二十倍。
1517年6月17日，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護送托梅·皮雷斯出使中國，同年8月15日抵達中國沿海。1518年9月，托梅·皮雷斯獲準入京，他纔返回滿剌加。在廣州逗留的一年中，他曾派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Jorge Mascarenhas)前往漳州月港打探情況。1519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ão deAndrade)率另一艦隊離開馬拉巴爾(Malabar)，前往中國，到達珠江口。他在中國近兩年時間裡，由於對中國缺乏足夠認識，沿用在印度和滿剌加一帶對付當地土著使用的傳統手法，經商時不遵守中國法律和風俗，胡作非為，令廣東官員改變了對葡人的印象。恰好此時武宗駕崩，滿剌加王又遣使北京控訴葡人惡行，托梅·皮雷斯之行功敗垂成，被逐出京城，囚於廣州，中葡早期交往遂陷入敵對狀態，引發了衝突43。1521年末兒丁甫思多滅兒(Martim Afonso de Mello)受命來中國沿海設立一堡壘44並出任司令，1522年與中國水師發生激戰，敗走。從此葡萄牙人銷聲匿跡於廣海，1540年-1548年間轉往經營雙嶼。1549年被逐閩界，1550年-1553年間完成了上川浪白滘-澳門的過渡。45
總而言之，1511年滿剌加的落陷為葡萄牙人打開了進入中國勢力範圍與水域的大門，開始實施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葡萄牙東方帝國的構思46。“從歷史上的事實證明麻六甲的失陷固然是滿剌加國的大不幸，但也是中國悲劇的開始”。47
五、滿剌加落陷對明帝國的衝擊
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但是，萌生時期的中外關係，由於生產力十分低下，交往範圍還很狹窄。至秦漢時期，隨著封建制度和統一中央集權政治的確立，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為對外交往提供了可靠的政治軍事保證。張騫於漢武帝年間出使西域，建立中國對外關係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西漢王朝還同大秦(羅馬帝國)建立了間接聯繫。繼之而起的絲綢之路，更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繁忙的國際商路之一。
中外海上交往，秦漢以前也已開始，而有記載的官方往來則始於漢武帝。當時中國商船從廣東的港口出發，前往馬來半島、緬甸、印度次大陸和斯里蘭卡等地。唐中葉以後，由於在西域軍事失利，傳統陸路交通受阻，海上交通日漸突出，以至設立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而文化交流也出現繁榮局面。宋遼金時期，漢、契丹、女真、黨項各政權割據，絲綢之路時斷時續，待元朝蒙古人遠征歐亞大陸，陸路交通纔暢通無阻，中外交流盛極一時。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馬可波羅(Marco Polo)和摩洛哥人伊本·拔都他(Ibn Batuta，又譯“白圖塔”)便在此一時期先後遊歷中國，各自寫下膾炙人口的遊記，尤其是《馬可波羅遊記》，更在歐洲掀起前所未有的中國熱潮，將一個安定富饒的中華帝國銘刻於歐洲人的心中。
絲綢之路在中外交通史的作用固然不能忽視，然而，利用當時陸上主要交通工具—號稱“沙漠之舟”的駱駝所進行的經貿文化交流，無論從範圍、速度、頻率、規模還是從層次來説，都難以跟海路相比。早期開通的“海上絲路”，在隋唐得到較大發展，雖然明初一度海禁，但因永樂時期鄭和於1405-1433年間七下西洋而達至極盛，中國船隊遠航東南亞、南亞，直達阿拉伯和非洲東岸國家。尤其是指南針的廣泛使用以及造船航海技術的大大改善，更促進海上交通空前發達。
可是，“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48的天朝船隊並未勇往直前，繞過風暴角，揚威西方，相反，明中葉後，封建統治者開始故步自封，對外部世界的態度由開放趨向保守，採取閉關自守政策，中華帝國自此逐步走向衰落。而剛從中世紀黑暗中走出來的歐洲諸國，則著手進行原始積累，積極發展資本主義，努力向外殖民擴張，尋找黃金、香料和原材料。特別是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後，切斷了歐洲人通往東方的商道，歐洲被迫向西去尋找通往東方的新航路。處於歐洲最西角的葡萄牙，可謂生正逢時，充分利用阿拉伯人、意大利和中國的進步科技和航海技術，擔當起航海大發現的先鋒角色。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苦心經營，達伽瑪(Vasco da Gama)率領的葡萄牙船隊於1497年繞過好望角，正式開通往東方的新航路。分別於1510年和1511年佔據印度果阿和交通要津滿剌加後，葡萄牙人繼續東進，在珠江口和浙閩沿海活動，尋求與中國貿易，至1557年終得以據居澳門。
“張騫鑿空，開通西域，中西交通自此始盛”49。玄奘傳入了印度文化的真諦。元朝開闢橫貫歐亞大陸通道，致使中西交通一時暢通無阻，但與葡人的東來有很大的區別。文藝復興前的歐洲文化尚無法與華夏文明同日而語，西方來華者亦多為商賈、遊客，很少文化傳播者。
這一時期的歐洲文化未形成東傳之勢，反而東方的發明，如印刷術、火藥、羅盤針、造紙等西傳，影響世界至深。首先循海路來華通商者為葡萄牙人。1498年達伽瑪的船隊抵達印度的古里，連接歐亞的印度海路開通。這一事件的意義並不在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意義之下。1511年，葡萄牙人攻佔滿剌加，滅亡當時的中國藩屬滿剌加。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件大事，但其深遠意義尚未引起學界的應有重視。代表當時歐洲文藝復興文化的葡萄牙與文明古國中國在滿剌加的接觸，逐漸導致了中華帝國三千年來未有的變局，亦決定了世界未來格局的走向。“中國歷代對藩屬都有一定的政策，祇要藩屬能稱臣納貢，便稱滿意，至於屬國的內政外交，中國向不過問。而且對藩屬的入貢的賞賜，特別優厚，以示懷柔之意。偶逢藩屬內亂或外患發生，中國還得為之禦悔平亂，盡‘興滅繼絕'的責任，事後不取任何報酬。兩千餘年來，東南亞各弱小民族，大體上都能配合這種政策，與中國相與無間”50。
鄭和七下西洋，無功而返，中國歷史發展完全從“擴張性”的第二帝國進入“收斂性”的第三帝國51。而葡萄牙人自大西洋經印度洋到達南中國海、開辟貫通東西的新航路時，雖然遇到發達程度不同的文明和一個比一個強的對手，卻能順應時勢，調整戰略，不斷往東方擴張。他們採取的策略經過結盟瓦解、武力征服和疏通合作的過程，扮演的角色也從探險者變成征服者，再變為商人。他們用了80多年時間開通非洲西岸的航線，主要是航海知識和造船工藝技術改進需時，而非遇到非洲土著及其文明的阻力:進入航道通暢的印度洋後，他們祇用了13年的時間便擊破阿拉伯人的商業網絡，征服西南亞穆斯林世界的大小蘇丹，相繼佔領果阿和滿剌加:但面對仍然強大的中國，則足足用了40年的時間纔在天朝腳下的土地上建立一個較為穩固的商業和宗教傳播基地:澳門。
葡萄牙攻佔滿剌加，控制了這一交通要衝，為向遠東擴張準備了條件。在葡萄牙這咄咄逼人的攻勢前，“明人不自強，不造浮海大舶，與佛朗機荷蘭等國爭鋒於海上，而獨欲以一紙敕諭令佛朗機還滿剌加地，令暹羅諸國出兵，明人謬甚!”52“葡國人攻佔滿剌加之後，破壞了中國對該地區所期望之平衡，並威脅到中國在該地區數世紀以來無可爭論之主宰地位”。53葡人的突然進入，將中國、東南亞地域政治的平衡破壞殆盡，幾千年來中國以“朝貢貿易”保持的“主宰地位”地位開始動搖，“天朝”受到來自朝貢貿易圈外的挑戰，但明朝仍未意識到葡人在東南亞出現的嚴重性，無充分的政治觸覺，似乎亦已無足夠的國力來應付此種局面。“從成宣時代積極經營南洋，南洋已成為中國之一部，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文化方面，均為中國之附庸。南洋之開拓與開化，完全屬於中國人之努力。假如政府能繼續經營，等不到歐洲人的東來，南洋諸國已成為中國之領地，合為一大帝國，或許世界史要從此變一樣子。可是政府放棄了這一責任，並且不願繼承前人的偉績，退嬰自守，聽其自然”。54
滿刺加的淪陷，意味著西方在與東方的角力中佔了上風。葡人據居澳門，象征著西方在東方建立了侵略滲透的橋頭堡，預示了中國不久要將世界的政治經濟中心讓位於西方。西方勢力的衝擊與隨之而來的西方學術思想的傳播，對中國歷史造成了深遠影響。“我國自明季以還，海航大通，歐美文明，驟然東來，國際問題因之叢生，所有活動，幾無不與世界各國發生關係者”。55鴉片戰爭之前，滿剌加淪陷對中國政治、文化、經濟的衝擊力不十分凸顯，“而中國文化優越，不易受外界文化的侵蝕，且國勢強大，又絕非當時歐洲人的武力所可能擊敗，因此，商人祇能在完全服從中國政府的條件下，作小規模的貿易，傳教士也祇有尊重中國固有的習俗與文化，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取信於國人。傳佈宗教事業，反而置於傳佈科學知識之後。故明末清初來中國的傳教士，對於東西文化的交流，貢獻甚大”56。但隨後禮儀之爭的掀起、尤其是鴉片戰爭的爆發，最終造成東西兩個世界的隔閡、對立和對抗，對東方帶來莫大的恥辱和苦難，對人類文明的共同發展和進步帶來不可彌補的傷害和損失。這是後人必須加以深刻反省和檢討的。
六、中國近代史起始再探
歷史科學的研究，總以分期為基礎。科學的歷史分期，應該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即其上限與下限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關係極為密切，因此需要認真研究，以期確實或更新現有結論。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對人類歷史作出過巨大貢獻，而近代中國卻大大落伍於世界民族之林，炎黃子孫無不痛心疾首。改革開放使中國再次獲得與世界先進國家並駕齊驅的歷史契機，而今天的中國是歷史中國的一個發展。要瞭解現在，不可不瞭解過去。距我們最近的便是近代史。祇有充分瞭解近代中國的國情、從中國近代史中汲取必要的經驗和教訓，實事求是地評估目前中國的國力，確定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纔能制定中國跨世紀的整體政治經濟發展目標。這無疑是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探討。
按照學術界的習慣説法，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肇端，也就是中國近代史的上限或起點。其下限或終點一般劃在1949年。因此，1840年至1949年這110年為中國近代史。我們在此僅對上限問題做些初步分析。
科學地劃分同一社會形態內部的不同歷史階段和科學地劃分不同社會形態的分期同樣重要。我們認為，葡人東進造成西風壓倒東風之勢，帶來了尚不為時人所警覺的華夏千年未有的變局，因此，1511年滿剌加淪陷至鴉片戰爭這一歷史過程應被視作中國的近代初期史57或近代早期史58。鴉片戰爭祇是貿易衝突的軍事解決方式，但東西文明間的較量纔是一切衝突的淵源。顯而易見，東西文明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幾百年便以潛移默化的形式在碰撞，至1840年纔迸發出火花。
直至明初，中國的造船技術及航海能力仍遙遙領先世界。鄭和下西洋，將中國的威望及影響推向極點。因此，葡萄牙人認為:“中國國王曾是這一第三個海灣59及馬六甲前面廣闊地區的主人，儘管今非昔比，我們知道，即便從未對其進行征服或佔有其土地，他仍然是亞洲及非洲的最大君主之一，因為他的國土長500里格，寬300里格。”60正統之後，國力衰退，加之民間禁造航海大舶，中國漸失對南洋及印度洋的控制權。葡人乘此機會，迅速將其勢力範圍擴至印度洋。
從鄭和船隊停航的15世紀30年代至葡人揚帆東來的16世紀初，這80年決定了中國今後幾百年的歷史走向。中國之衰，衰於文化之頹勢及航海能力之萎縮；葡人之盛，盛於文藝復興之新智及其堅船利砲。
西方的堅船與利砲61，早在鴉片戰爭前數百年便由葡人傳入中國。中國曾仿造佛朗機或據之改良原有的火砲，廣泛用於國內外戰爭。明朝末期，澳門葡萄牙人曾派人攜砲參加明、南明軍隊對滿清的作戰。鴉片戰爭之前，歐洲四個航海先鋒——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及英國之間在亞洲的貿易、政治及軍事衝突已將中國捲入世界性的漩渦之中了，鴉片戰爭的陰影已在1840年前幾百年投向中國，但朱明、滿清時代的中國不曾對此有足夠的認識。“道光間鴉片戰役失敗，逼著割讓香港，五口通商。咸豐問英法聯軍陷京師，燒圓明園，皇帝出走，客死於外。經這次痛苦，雖以麻木自大的中國人，也不能不受點刺激”62。這一刺激便刺激出了咸同問中國人發奮自強的“洋務運動”。江南機器製造局、馬尾船政局、同文館、廣方言館的設立，童子留美，國際法及其他政治書籍編譯出版，亦隨之而興。“自此，中國人纔知道西人還有藏在‘船堅砲利'之後的學問”。63無可否認，從1583年至1840年兩個半世紀中由耶穌會會士所引進的歐洲近代科技在中國的傳播，不會不對中國社會、歷史，尤其是近代史產生影響。
我們在探討中國近代史的起迄問題時，不應忽視中國近代史形成的本因。誠然，我們論述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時，首先要考慮到中國本身歷史、政治及經濟的發展過程，但驅動中國歷史步入近代階段的外部因素也必須加以分析，這便是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碰撞角力。大部分史家認為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但我們以為，中國近代史的成因與16世紀的中西海上交通有很大關係。葡人東渡之前，中國的思想、科技已具有歐洲文藝復興初期的變痕，但充當歐洲文藝復興思潮傳播者角色的葡人之東來，為中國社會的巨變帶來了慢性催化劑。鴉片戰爭則是一劑猛烈得國人無法接受的催醒藥。因此，中西交通、西方勢力的衝擊、學術思想的傳播為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概念與標誌。傳教士東來對中國學術思想，尤其科技領域衝擊至大。
1583年屬於葡萄牙保教會64的意大利耶穌會會士利瑪竇、羅明堅叩開“停滯的中華帝國”的大門，實施科技傳教政策，通過譯書立説，將歐洲文藝復興的科技引入中國。傳教士東渡前後，中國本身的發展已具有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呈現歐洲文藝復興的跡象，但不夠強烈。中國近代史的形成是內部的“資本主義萌芽”與外部文藝復興時代學術思想的傳播碰撞的結果。葡人是此一傳播的先鋒，滿剌加是此種傳播輻射中國的起點，至後來澳門成為西方向中國擴張的基地。
“正統(1436-1449)以後，對南洋取放任政策。結果在商業方面由國營恢復到以前的私人經營。在政治方面，南洋諸國復由向心力而恢復到以前的離心力。八十年後，歐洲人為了找尋香料群島陸續東來。他們不但擁有武力，作有組織的經營，並且有國家的力量作後盾，得步進步，不到幾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個樣子。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國人的地位，瓜分荳刨，南洋成為歐洲人的殖民地。華僑寄居籬下，備受虐待和殘殺，中國政府不能過問。這是中國史上一個大轉變，也是世界史上一個大關鍵”65。
因此，1511年若不被接受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話，至少應是近代初期史或近代早期史的起點。“故葡人之東來纔是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由此而論，治鴉片戰爭而後之中國近代史者，實不宜忽略1511年至鴉片戰爭間這段近代中國初期(The InitialPeriod ofModern China)歷史”66。梁啟超更精闢地總結道:“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中間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67。
東西文化的碰撞刺激了古老中國社會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蠕動，這便是中國近代史所面對的一場前所未有的文明挑戰。中華文明淪喪面前，國人麻木失措，昏睡百年；鴉片戰爭硝煙驟起，傷累累、血斑斑，千年長夢方驚醒。
自迷夢中猛醒的中國在西方文明強大而野蠻衝擊的陰影下，屈辱地生活了一個多世紀，中國人看待西方文明的心情甜酸苦辣，態度也反復無常，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全盤西化、全盤反西化，徹底否認西方文明，很多時候感情代替了理性。在亞洲再度崛起、西方優勢漸弱的當今世界，在中國國力日盛的今天，在澳門回歸中國、結束西方在中國、在亞洲的殖民歷史的時刻，我們是否可以更冷靜、客觀地處理和思考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東西文明是否可以平等相處，取長補短，共同發展?換言之，在新的背景下，中西文化能否再借澳門為接口、為榜樣，以新的態度、新的視野、新的節奏，挖掘澳門的傳統優勢，掀起交流的浪潮，令其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互動力，協助我們尋找通往未來之路?
21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Luís Filipe Barreto)《葡萄牙向世界擴展的意義》，澳門行政暨公職司，《行政》，第36期，第367頁。
22“14世紀之前，關於地球的知識、航線及商業網相當於地球實際面積的四分之一，但大部分掌握在伊斯蘭文明手中。但至16世紀中葉，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已首次基本接近現實。此時的人類航海知識、航線及商業網絡已為基督教歐洲所有”。參見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前引文，第367368頁。
24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前引文，第368頁。
24魯伊斯·費利帕·巴雷多《澳門:多元文化中心》，澳門新聞司，《澳門》，1996年9月號，第33頁。
25張深《試論鄭和下西洋終止的原因》，《鄭和下西洋論文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19頁。
26楊禧《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及其被停航的原因》，前引《鄭和下西洋論文集》，第27頁。
27張深，前引文，第19頁。
28參見《公眾報(Público)》，1994年3月4日版。
29薩拉依瓦《葡萄牙簡史》，中國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122-123頁。
30同上，第123頁。
31汪大淵《島夷志略》，《中國史學叢書》之35(續編)，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第357頁。
32參見亨利·玉耳(HenryYule)《馬可波羅遊記註釋(The bookofSir MarcoPolo: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the East)，倫敦，1921年，第2卷，第336-337頁。
33參見加爾西亞·達·奧爾塔(Garcia da Orta)《天堂及印度香藥談》，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7年，卷1，第204頁。
34《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3年，第29頁。
35布揚·帕托(R.A de Bulhã。Pato)及洛佩斯·德·門多薩(H.Lopes deMendoça)《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信函及其説明文件(Cartas deAffonso deAlbuquerque，seguidas de documentos que as elucidam)》，里斯本社會科學院-官印局，1884-1935，第2冊，第323頁。
36此文原件仍存葡萄牙國立檔案館。參見編年部，第1部分，第6札，第82號文件。
37拉莫斯·科埃略(Ramos Coelho)輯《國立檔案館中庋藏的有關葡萄牙航海及征服的若干文獻(Alguns documentos da Torre do Tombo acerca dasnavegações e conquistas portuguezas)》，里斯本社會科學院，1892，第219225頁。
38同上。
39阿豐索·布拉斯·德·阿爾布科爾科(Afonso Brás de Albuquerque)，《偉人阿豐索·德·阿爾布科爾科評傳(Comentários do GrandeAfonso Brás deAlbuquerque)》，1576年第二版影印版，官印局-鑄幣局，里斯本，1973年，第2卷，第3部分，第108-112。
40此件今存法國巴黎國會圖書館。
41布揚·帕托(R.A.de Bulh´ao Pato)及洛佩斯·德·門多薩(H.Lopes deMendoça)，前引書，第1冊，第64-65頁。
42參見《印度之家登記簿(Registo da Casa da Índia)》，第10號，(里斯本，1515年3月26日)，卷一，第3頁。
43詳見《重建汪公生祠記》，嘉慶《新安縣誌》，中國方志叢書華南地方第172號，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第581-583頁。
44此種堡壘的作用是進一步滲透對華貿易，並以其為基地支援葡萄牙在中國沿海的航海活動。
45詳見吳志良《澳門政治發展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第22-43頁。
46參見若阿金·羅梅羅·馬加良思(Joaquim Romero Magalh~æs)《16世紀的葡萄牙人(Portugueses no Mundo do Século XVI)》，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委員會，里斯本，1998年，第74-75頁。
47張奕善《明代中國與馬來亞的關係》，台北，精華印書館有限公司，1964年，第3頁。
48張廷玉《明史》卷304，《鄭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766頁。
49覺明《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鄭和研究資料選編》，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31頁。
50李定一《中國近代史》，臺灣中華書局，1962年，第153-154頁。
51黃仁宇認為，“中國雖然在歷史上產生過9個統一全國的大朝代(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和10多個到20多個的小朝代，為研究檢討的方便起見，我們可稱秦漢為‘第一帝國'，隋唐宋為‘第二帝國'，明清則為‘第三帝國'。第一帝國的政體還帶貴族性格，世族的力量大。第二帝國則大規模地和有系統地科舉取士，造成新的官僚政治，而且將經濟重心由華北的旱田地帶逐漸轉移到華南的水田地帶。在第一第二帝國之間有過三個半世紀之上的分裂局面(晉朝之統一沒有實質)。若將第二帝國與第三帝國比較，則可以看出第二帝國‘外向'，帶‘競爭性'。與明清之‘內向'及‘非競爭性'的迥然不同。在財政與税收的方面看來，其性格之差異尤為明顯。第二帝國帶擴張性，第三帝國則帶收斂性”。參見黃氏著《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北京，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209-210頁。
52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機傳考證》，載王錫易等著《明代國際關係》，台北，學生書局，1968年，第14頁。
53彭慕治(Jorge Morbey)《中葡關係之雙向探討》，載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51頁。
54吳晗《明初的對外政策與鄭和下西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89頁。
55鄭鶴聲《近世中西史日對照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自序》第4頁。
56李定一，前引書，第2頁。
57張存武《中國初期近代史要義，1511 1839》，《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1988年，上冊，第473-489頁。
58吳志良《東西交匯看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年，《鄧正來序言》，第ⅣV頁。
59從馬六甲至中國。
60馬德里國家圖書館，第3015號手稿，第96頁。
61“大舶突入廣州澳口，銃聲如雷……”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蜀南桐華書屋本，卷120，第13頁。
62梁嘉彬，前引文，第26頁。
63梁嘉彬，前引文，第27頁。
64葡萄牙人於1493年從羅馬教皇處獲得了非洲及亞洲的保教權，因此任何國籍的傳教士前往亞非均在葡王的管轄之下。葡王亦樂意贊助傳教事業，藉此獲得對上述地區人民的精神管轄權。葡王保教權之下的傳教，也意味著推廣葡萄牙文化。
65吳晗，前引文，第89-90頁。
66張存武，前引文，第489頁。
6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第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