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原始檔案文獻、重現澳門歷史原貌

　　在中葡兩國有關澳門史料未通過翻譯為對方歷史研究人員掌握之前，一本澳門史的編寫不可能具有科學性和歷史真實性。若不進行此項基礎工作，任何澳門史似應冠以“中國澳門史”或“葡萄牙澳門史”。既然我們承認，澳門是中西文化的交滙地，那麼她的500年滄桑也應由兩國學者匯總雙方的相關檔案史料來共同撰寫。這樣，纔可能有一部不帶定語的澳門史，即一部具有共識的澳門史問世。
　　近十幾年來，澳門、中國內地及葡萄牙對史料的發掘、整理及出版予以了一定的重視，尤其是澳門基金會在此方面起步較早，成績已經初步顯現。迄今為止，澳門基金會策劃、出版的史料選題較為準確、涵蓋面較為廣泛。最早實施的一項研究計劃是《葡中關係史料彙編》。此套文獻彙編由薩安東(AntónioVasconcelos de Saldanha)主編，漢語部分由金國平統籌，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刊行。迄今為止，已出版兩個系列10冊。本彙編為中葡數個世紀交涉史上首項雙語史料彙編研究計劃，它的出版已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治19世紀澳門史的學者必須參閱此彙編”¹。
　　澳門基金會實施的另一漢語文獻出版計劃是《中葡澳門交涉史料》。該彙編分兩輯，由南京大學澳門史學者黃鴻釗選編。1994年初制定整理計劃，1998年出版。文獻收錄時限始自1849年，截至1946年。內容側重近一個世紀的中葡澳門政治交涉史。尤其是《澳門劃界》一章中所引用的《澳門界務錄》及《香山旬報》，為不易查找的書刊資料，有關民國時期澳門問題的《國民政府外交部檔案》及《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較為珍貴。鑒此，澳門基金會擬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商討，系統整理、出版有關民國時期澳門的史料。
　　《勘界大臣馬楂度——葡中香港澳門勘界談判日記(19091910)》的刊行，是澳門基金會文獻出版的另一個重要項目。由薩安東從馬楂度將軍後人處訪得這一珍貴的歷史文獻，披露了中葡香港勘界會議中有關澳門勘界的許多內幕。在此一重大歷史事件中，中方勘界大臣高而謙未留下隻字片語。學者可以發現，高而謙似乎因勘界會議的失敗成了千古罪人，遍查晚清民國的傳記字典，均不見其名，因此這一日記顯得尤為重要。香港談判破裂後，移會北京。據日記透露，這不過是給葡方一點面子，連馬楂度將軍本人都不願意前往北京作秀。他在葡京的壓力下，明知不會有結果，也被迫成行。此書為研究中葡香港勘界會議及晚清廣東風起雲湧的政治形勢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葡文版問世後，引起了學界及一般讀者的濃厚興趣。為方便廣大漢語讀者，澳門基金會已將該書翻譯成中文出版。
　　澳門基金會完成的另一項大型文獻編輯工作是“葡萄牙國立檔案館中文檔案”。² 50年代臺灣方豪神甫應葡國著名澳門問題學者林安當(Silva Rego)神甫的邀請，往葡鑒定這批文獻，後撰文加以披露³。劉芳近年對這批檔案進行了詳細的編目。在此基礎上，她與章文欽聯手系統校輯、考訂了全檔，彙編成上、下兩冊。全書120萬字，16開本，取名為《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於1999年11月出版。這批舊檔的主體是清朝香山地方當局、前山同知及粤海關駐澳委員與澳門葡萄牙當局交涉中形成的來往函件⁴，為澳門史的深層研究提供了細部資料。這批流落異鄉的檔案的彙集刊行，極大地方便了有關中外學者查閱。
　　《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的姊妹篇——葡文版《粤澳公牘錄存》經過兩年多的整理，亦已出版。1998年，我們在撰寫一篇考證佐堂入出澳門日期的短文時，因需要查閱現庋藏里斯本國立檔案館著名的“中文檔案”，調閲了全部原件，無意中見到了大部分“中文檔案”的葡語翻譯件及回函⁵。這批文獻約6000頁，共整理出2010件，其時限上起1749年，下至1847年。從其內容而言，較“中文檔案”更為豐富。例如，“中文檔案”中1828年的文獻僅存5、6件，而《粤澳公牘錄存》收錄了126件。它不僅包括中國各級政府來件的譯文，同時還有葡方回文的葡語原稿抄錄，因此保留了這一時期中葡有關澳門許多重大問題——政治、行政、經濟貿易、傳教活動、剿撫海盜等交涉始末的全宗。這些檔案，不僅充分説明1849年前中國政府對澳門具有絕對主權並可自由行使之，還大大增加了我們對澳門內部社會日常行政、司法和經貿運作的認識。與此同時，為“中文檔案”的深入研究，尤其是西文人名、地名、船名等考證，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據。
　　源自中國官方文件的葡譯本散見於澳門及里斯本各大檔案館及圖書館，從1929年起《澳門檔案》、《雜俎》、《葡萄牙影像館》等葡文刊物有零星登載，但如此集中的中國官方文件的葡譯館藏仍屬罕見。這批文獻尚無編目，與“中文檔案”混放，且標明為漢語文件，致使西人“望盒怯步”，至今無人問津，塵封百年。據信，這批文獻從未為任何西方或中國學者提及或引用。各位澳門問題學者對此文獻的重要性，相信不會有任何異議。澳門基金會對此批文獻給予了高度的重視，並決定立即開始整理出版工作。
　　《粤澳公牘錄存》的整理得到多位葡萄牙古文字工作者的協助，由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註，3500頁，2000年7月分八卷由該會出版。兩位編注者撰寫了長達61頁的前言並編製了12種附錄。其中作為處理澳葡和廣東當局關係核心人物的澳門理事官(俗稱檢察長)的名錄，是至今最齊全的。葡國著名學者薩安東對此書的重要性有較中肯的評價:
　　“這兩千餘份文獻，向我們展現了澳門自治前一個世紀的歷史畫卷。正是在此百年中，中華帝國一方面達到了其歷史的鼎盛，另一方面則始見其衰落。從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更好理解澳門位於中華帝國秩序內的三個基本要素:其一，中國對在其領土上居留的外國人的傳統管理方法及其在澳門的實施；其二，澳門議事會同中國當局溝通的制度化；其三，作為中葡共識關係基礎的中華帝國所制定的‘法規'及其同葡萄牙政治-行政機構的平衡；最後，一直將上述共識維持至1849年的行政、商業、法律及領土體制。金國平先生、吳志良博士所進行的細緻工作披露了這批文獻的價值。同時，上述兩位學者所撰寫的前言亦為一項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書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⁶
　　我們希望在葡語版問世後，能有一部漢語精輯本奉獻給中文讀者，為澳門史的深入研究提供更多一手史料。
　　澳門基金會支持、參加的另一項具有國際意義的文獻整理出版項目，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合作編輯的《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此計劃醞釀於1997年，1998年“3月達成了三方合作編輯出版這套檔案文獻集的協議”，“確定由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長邢永福、澳門基金會委員吳志良擔任總策劃，楊繼波副館長、吳志良委員以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鄧開頌教授任總主編”⁷，本彙編的“目的就是要將明清時期有關澳門問題的漢、滿文原始檔案文獻彙編成冊，以全面反映澳門問題的來龍去脈。彙編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明清兩朝中央機關檔案為主，適量選取《實錄》、《東華錄》及有關官書、方志、明人的筆記資料為輔。同時，收錄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的《澳門專檔》⁸中的有關資料。彙編採用編年體，計約250萬字，擬分六卷”。至1998年底，選材工作基本完成。令人欣喜的是，在挖掘澳門問題檔案(明朝檔案和滿文檔案)中取得了重大突破。中葡交涉始於明朝，以往對明代澳門問題的研究多依賴官書、筆記，偶有引用的檔案材料，也是輯錄在《明清史料》、《籌辦夷務始末》、《清代外交史料》及《清季外交史料》幾部彙編中的資料。“人們一般認為，現世沒有留存明朝澳門問題檔案。更有學者撰文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藏澳門問題檔案最早始於清康熙年間。這次，我們本著高度負責的精神，對館藏3000餘件(冊)明朝檔案逐一進行篩選甄別，迄今已陸續發現了20餘件有關澳門問題的檔案。其時間跨度從天啟三年(1623)到崇禎十五年(1642)；文書種類主要是兵部、都察院、兩廣總督、福建巡撫等衙門的題行稿、題本；內容涉及葡人入居、互市貿易、官員委任等諸多方面”。“過去館藏澳門檔案並未系統整理過，這次編輯出版，80%以上材料是第一次公佈”⁹。
　　明檔為研究澳門早期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可靠的資料。譬如，天啟四年九月二十三日(1624年11月3日)的一件兵部題行稿顯示，明朝駐守廣東香山的參將直接管轄澳門，“每歲同巡海道臨澳查閲一次”。關於葡萄牙入居澳門的情況，有一件崇禎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631年9月19日)的兵部題行稿記述如下，葡萄牙人“其初不過以互市來我濠鏡，中國利其歲輸，涓滴可以充餉，暫許棲息”。
　　明代澳門檔案的披露為中外學者對澳門早期史的科學研究提供了確鑿的史料，對進一步探索澳門早期史具有重要文獻價值，將把國內外澳門史、傳教士在京廷的活動等領域的研究提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此次文獻整理工作的另一特色是從滿文檔案中挖掘澳門問題史料。“清太祖努爾哈赤時期，為適應滿族社會發展的需要，於1599年仿照蒙文字母創製了滿文。清入主中原後，定滿語為國語，滿文為國書，因此，在清代形成了大量的用滿文書寫的官文書。現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檔案即達200多萬件，所涉內容包括清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天文氣象，可謂包羅萬象。澳門項目啟動後，滿文專業人員翻閲了近30萬件滿文檔案，到目前為止已陸續選出有關澳門或葡萄牙的滿文檔案30餘件。這近乎萬分之一的檔案可謂彌足珍貴”。它們“分別選自於宮中滿文硃批奏摺、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內務府行文檔等。文件形成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清前期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而以康熙朝為主。其內容大致可分為4類:一是反映澳門洋船往來情況。由於康熙認為去南洋貿易的中國商民將船、米等物私自賣給外國，不少人還留居外洋，奸弊甚多，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頒佈了禁止中國商船前往南洋貿易的諭令，而租居澳門的葡萄牙人經過幾番努力，獲得了前往南洋貿易的特權，澳門對外貿易由此迅速發展，註冊商船由原有的9艘增至25艘。這一時期，康熙對澳門港洋船的往來情況极為關注，多次垂詢有關西洋船到澳門以及澳門船隻出洋的情況。二是反映西洋人在澳門活動的情況。如西洋人通過澳門往來於中國內地，或通過澳門傳遞信件等。雍正繼位後，下令除通曉技藝的西洋人允許在京效力外，將其他傳教士一律遷往澳門，各省遵令清查遷移，驅逐傳教士到澳門。三是反映清政府對澳門管理的情況。如廣東官員對澳門的巡視；澳門地方發生的各類案件及審理情況，包括澳門洋人與中國居民、洋人與洋人相互傷害的案件等等。四是反映葡萄牙等國西洋人在北京供職及生活的情況。如葡人徐日昇在京供職多年，給康熙講解西方天文曆法，並協助管理在京西洋人眾，頗得康熙賞識，及至去世，康熙特賞銀二百兩、緞十匹及茶葉等物，並派人祭奠”。¹⁰
　　從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現已發現的有關澳門問題滿文檔案，雖然數量不是很多，但其內容廣泛，而且均為清早期檔案，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澳門歷史和中葡關係史獨具特色的資料”¹¹。
　　方志和筆記為研究地方史最可靠的資料來源，鑒此，澳門基金會還邀請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湯開建教授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全面系統地選輯各種與澳門有關的方誌資料和其他官書和私人筆記著述，收入其中。最後，《匯編》由人民出版社於1999年12月在北京出版，分六卷，字數達380萬。
　　從舊粤海關的人事安排上，我們不難看到，它不僅是一個税收部門，而且是一個直通“龍廷”的政治機構。粵海關的史料對粤澳、中葡關係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¹²。由赫德(Robert Hart)長期出任總税務司的中國海關，在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洋務運動中扮演過重要的歷史角色。它的影響領域不僅侷限於税收、財經，還左右該時期我國的對外交涉。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檔案，為研究早期中國外交史及中葡關係的重要資料來源。例如，在已刊佈的《海關密檔》中有關於《葡京草約》的詳細資料。為此，澳門基金會與國內學者合作，對拱北關的十年報告及年度報吿進行了全面的整理並已結集出版。《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彙編》一書收集了1887年至1946年的全部報告，為研究澳門史提供了許多經濟、政治資料。鑒於英中文本不盡相同，澳門基金會還整理了英文版，在澳門虛擬圖書館(www.macaudata.com)以電子版上網。
　　近年來，澳門基金會致力再版具有公認學術、歷史價值的書刊。例如，1994年，與澳門大學重印了《蜜蜂華報(Abelha daChina)》，並於1998年出版了一部研究該報的專著——程曼麗的博士論文《<蜜蜂華報>研究》；1995年與教育暨青年司實施了《大西洋國》的重刊計劃，1996年與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出版了《知新報》的影印本。1998年起，與教育暨青年司、澳門大學及澳門理工學院協作再刊《復興雜誌(Renascimento)》。2000年，與上海社會科學院聯合出版了《從廣州透視戰爭: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已列入再版計劃的還有《雜俎(Mosaico)》和《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其中前者已經問世。
　　1999年12月之後，葡語仍在澳門政府中使用，也將成為研究澳門史的主要科研語言之一，葡語教學的戰略應作出相應的結構性調整。近年，國內研究澳門史的年青學者中，對葡語感興趣者愈來愈多，且多位已經在澳門大學等高等學府取得碩士學位，為澳門史研究培養了新生力量。擺在新一代澳門學者面前的任務是艱巨的，隨著史料的進一步挖掘和對外介紹，澳門歷史的研究將迅速國際化，中外學界將通過以雙語或多語史料構成的學術對話平臺逐漸接軌，對澳門歷史上某些重大事件形成共識。
　　雖然對澳門基金會出版物的評價褒貶不一¹³，但事實證明，澳門基金會的文獻出版方針是正確的。“我們看到，澳門基金會為史料的出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史料是葡中關係研究的根本。澳門基金會在史料出版方面所作的工作獨一無二，其成績是其他葡中機構難以比擬的”¹⁴。該會籌劃、出版的多種文獻彙編及其他出版物，尤其是《澳門法律叢書》、《中國大陸港澳台法律比較叢書》、《澳門叢書》、《濠海叢刊》、《澳門論叢》、《新澳門論叢》、《澳門譯叢》以及《澳門總覽》和《澳門百科全書》等，日益為學界及公眾接受認同，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無論如何，必須要承認的是，語言隔膜仍為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礙，澳門基金會因而加強雙語及多語出版物，努力為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作出貢獻。漢語文獻“民主化”了，不再成為少數漢學家的特權。同樣，我國學人也更加容易接觸西文資料。
　　誠然，尚有一些重要研究領域未得到涵蓋，有待開發。若能對葡語中有關孫中山的史料¹⁵加以全面的鉤稽，定會為有關他早期革命活動的研究及民國史的探討帶來新風。澳門基金會刊印的高美士·貝薩(Coronel Gomes Bessa)上校所著《澳門與共和國體制在中國的建立》一書，為此方面的新嘗試。孫中山先生旅澳期間主持的《鏡海叢報》，亦已由澳門基金會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在2000年7月重印再版。
　　另外，《薩拉查檔》及《國際國防警察檔》為研究澳門當代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中外學者已開始將上述檔案引入澳門當代史的研究。¹⁶通過上述檔案中保存的豐富文、圖資料，我們可以瞭解到澳門60年代至80年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演變。在中文檔案尚未開放的情況下，《薩拉查檔》及《國際國防警察檔》對澳門當代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庋藏的大量中葡外交交涉中形成的檔案，亦十分重要。薩安東近期的研究很好地利用了這批資料，因此他的著作既可作為論文閱讀，又可作為簡便的史料來源參考、引用。外交部檔中，對研究粤澳關係最重要的是《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館檔》。其文獻時限為1904年至1948年，共計39冊，15函盒，305札文獻。這批檔案不僅有葡國機構的內部公函，同時保留了許多當時中外報刊雜誌及書籍中的有關資料，對廣東清末、民國初年的歷史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文獻價值¹⁷。
　　澳門早期史、現代史已具有一個較完備的書目，包括數種通史及研究專集。近年來，中葡學者開始了澳門當代史的初步研究，但仍較薄弱。1949年至1999年這半個世紀的澳門歷史離我們最近，卻又最不為我們所熟悉。這一時期的中葡(澳)關係是世界兩大陣營關係的晴雨表。因此，撰寫一部較全面、客觀的澳門當代史或許應提上議事日程，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對外關係史的研究也會有所裨益。我們以為，首要的任務還是檔案資料的整理出版，尤其是前述的薩拉查檔、國際國防警察檔和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這些文檔的開放時限已至20世紀70年代，對“冷戰”期間澳門的重大事件均有涉及，可作為重要參考。廣東省檔案館也部分披露了這一時期的原檔，可對比印證。我們希望在原檔整理出版的基礎上，澳門當代史的研究會迎來一個百花燦爛的時代。
　　從歐美有關澳門的文獻資源¹⁸來看，尚有許多未開墾的處女地。1580年至1640年，葡西共事一王，而這60年正是澳門發展的初期。這一時期形成的許多重要文獻¹⁹今存西班牙塞維利亞東西印度²⁰檔案館、西曼卡王家檔案館、馬德里國立圖書館、西班牙國立檔案館、西班牙王家科學院、大英博物館等機構。梵蒂岡圖書館及耶穌會檔案館也庋藏有大量有關澳門的漢、西文資料。上述資源的調查整理有待進行。早期耶穌會士及其他教團傳教士在中國境內刻印的漢、拉丁等文字的書籍在中國無全面的收藏，初版尤其難見，但此類書籍在歐美各大圖書館、檔案館有較豐富的收藏。這批書籍大部分是西方傳教士與中國文人騷客合作的產物，且以漢語在中國境內刊行，應被視作中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對這批書籍在歐美的收藏作出全面的資源調查，編寫一份題解目錄，從國外複製中國無收藏的書籍或不同版本，送存中國國家圖書館並在澳門留存一份。利瑪竇、羅明堅越“關閘”，入肇慶，“長征”華夏，但根在澳門。
　　史料的發掘、整理及出版是項巨大的系統工程。除了必要的財政資源外，尚需要能迅速選定確有學術、歷史、文獻價值的項目的學者和管理人員作為決策人。多語種文獻的出版為撰寫一部科學的澳門歷史的基礎，因此，該項工作應該持之以恒。祇有充分挖掘整理澳門史的原始檔案文獻，纔能體現澳門史的原貌，纔能正確評估澳門史的意義，纔能真正體現澳門的文化價值。

　　1普塔克(Roderich Ptak)《澳門及中葡關係》，《華裔學志(MonumentaSerica)》，第46卷，1998年，第352頁。
　　2這批文獻已有中、葡編目，檢索甚便。參見劉芳《漢語文書:葡萄牙國立東波塔檔案館庋藏澳門及東方檔案文獻》，澳門文化司署，1997及IsaúSantos《Chapas Sínicas-Macau e Oriente nos 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Tombo(Documentos em Chinês)》，澳門文化司署，1997年。關於chapa的詞源，可參見金國平《從Chapa de Prata到Chapa de Ouro》，澳門基金會，《澳門研究》，第10期，第97頁。
　　3方豪《流落於西葡的中國文獻》，見《方豪六十自定稿》，臺灣，學生書店，1967年，第1743-1792頁。李維城《葡京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所藏澳門文件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學士)畢業論文(民國四十二年，未刊)。
　　卜新賢曾利用其中部分資料著有《從葡萄牙國立檔案館所藏文獻，簡論18世紀的澳門國際貿易》，載《發現史國際會議文件集》，單行本，里斯本，1961年。鄧思平《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的中文史料》，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9期，第21-22頁。李德超《臺灣出版之有關澳門史料及庋藏之澳門檔案舉隅》，載《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9期，第30-44頁。
　　4詳見章文欽、劉芳《一部關於清代澳門的珍貴歷史記錄——葡萄牙東波塔檔案館藏清代澳門中文檔案述要》，載蔡鴻生主編《澳門史與中西交通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廣州，1998年，第51-116頁。
　　5這批文獻的第一簿題目如下:《議事會發函及中國官員來函登記簿1749/1807年至1819年晚近函件抄錄》。最早的文獻是俞安性5條與張汝霖12條的葡文本。
　　6《粤澳公牘錄存》，卷1，第6頁，澳門基金會，2000年。
　　7《人民日報》，1998年8月12日第11版。
　　8《澳門專檔》中公佈的檔案與一史館的檔案原為一個整體。由於我們知道的歷史原因，現分存海峽兩岸。經澳門基金會聯繫，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同意《匯編》選用其內容。
　　9《人民日報》，1998年8月12日第11版。
　　10《人民日報》，1998年7月30日第5版。
　　11同上。
　　12朱榮基《廣東舊海關檔案史料價值初探》，《檔案學通訊》，1981年，第1期，第38-42頁。
　　13魏美昌《論一九九九年前後澳門文化特徵之保留及發展》，載《行政》，第10卷，第1期(總第35期)，1997年3月，其中第231頁上對澳門基金會及東方基金會出版物的評價為“澳門基金會及東方基金會向來亦有不少出版關於澳門題材的書籍，儘管學術水平還不高”。
　　14《粤澳公牘錄存》，卷1，“薩安東序”，第6頁。
　　15我們將整理葡萄牙大西洋銀行總行檔案室、里斯本海外歷史檔案館及葡萄牙外交部歷史-外交檔案館中保存的有關史料。
　　16吳志良在其《生存之道》一書中已有引用。澳門基金會近期發行的《澳門——她的兩個過渡》的作者廉輝南(Fernando Lima)也利用了這些檔案。
　　17從這一檔中輯出發表的有東方葡萄牙學會《東方追憶》叢書之一《澳門及戰後中國》及之十二《《從廣州透視戰爭—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吿》。此書的漢譯本已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在2000年11月出版。
　　18可參閱羅理路《澳門歷史指南(1500-1900)》，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1999年，第191-206頁。
　　19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所藏《耶穌會會士在亞洲》這一珍貴鈔本的大部分原件今散存西班牙數個機構。
　　20東印度即葡屬印度。西印度即拉丁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