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澳門的社會階級結構
陳欣欣
引言
伴隨着全球性的發展洪流，經濟起飛階段已在六、七十年代不斷在亞洲各個地區出現，經過了一、二十年間的發展，亞洲四小龍的驕人經濟成就，足以令西方強國對亞洲地區另眼相看，吸引着大量資金投入亞洲市場，使亞洲多個城市一躍而成爲國際重要的金融經貿中心。由於工業化發展的驅使，不少亞洲地區的經濟生產模式已從傳統邁向現代的結構，以致整體的社會結構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當然包括了社會階級的結構。亞洲最後兩個殖民地——香港及澳門，也從傳統官僚與平民的二元階級結構中，逐漸出現一個中間階段，並不斷膨脹起來，成爲殖民地政府撤出管治前的一種特殊現象，這是研究目前港澳地區社會階級結構的重要之處。
站在21世紀的門檻前，香港及澳門除了要迎接未來世紀的種種挑戰外，更要面對由後殖民階段過渡到回歸中國的歷史轉捩點。假若按照階級革命理論大師馬克思之說，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中，階級是不再存在的，那時候才是眞正人類歷史之開始。回顧今天的港澳地區，它們卻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依馬克思之言，階級當然是存在着，而兩地在回歸邁向社會主義的中國之前，中國政府屢屢承諾要實行“一國兩制”，讓港澳地區保持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特色，五十年不變。換言之，在回歸後的五十年內，階級必然繼續在港澳存在，但港澳是個“階級革命豁免的特區”，因此，在現階段來回顧港澳的社會階級結構，其意義更見明顯。
基於以上兩原因，研究港澳地區的社會階級結構已是個相當有價值的課題，但可惜關於港澳地區階級研究的資料十分有限，尤其是澳門方面的資料更爲奇缺；故此，本文衹能引用現存極有限的文獻資料，對兩地在過渡期間的階級結構作個初步的比較與探討，尤其是注意兩地在經濟起飛前的殖民管治時期與經濟起飛後的殖民管治時期之變化，當然更期望在日後研究成果更充裕的條件下，再另文作較深入的討論。
社會階級的定義及其研究方法
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常在爲某一個社會學概念下定義時大傷腦筋，不是怕界定不夠精確，便是怕包羅太廣泛、不切實際，爲“社會階級”此概念下定義也不例外。首先，“社會階級”槪念常與“社會階層”混淆使用，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但它們的分別亦不易說明。大約在二、三十年代開始，西方社會學者從地質學上的“分層”概念，提出了“社會階層”的名詞，意謂社會上各人組成一個個不同的階層，與地質學上之巖層相同，也能被分別不同的階層特性與驗證的。不過，後來學者發覺社會階層槪念比地質學上所謂的分層較複雜與抽象，並不是可以憑幾個簡單客觀的因素便能分辨不同的階層，因爲人類的分層是受到敎育、文化、職業、種族、宗族、性別、權力、地位、財富、收入等眾多因素所影響，且變數不少與難以掌握，不同的理論便有不同的分析方法，故研究社會階層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究竟甚麼是社會階級或社會階層呢?一般來說可參考馬克思學派及韋伯學派對此等槪念的界定。對馬克思學派而言，社會階級是指某群人與生產資料的永久性關係，因而他們不但在經濟地位與生活方式上有相同的處境，還有在共同的感受底下而產生一種爲維護他們的共同利益的心態，繼而對其他階級產生敵意。①根據以上對社會階級所下的定義，馬克思學派以收入的多寡劃分了三個主要的社會階級:②
(1)擁有資產的人士——
利潤是他們收入的來源。
(2)擁有土地的人士——
地租是他們收入的來源。
(3)勞工——
工資是他們收入的來源。
又據馬克思學派的分析，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擁有土地的階級漸漸消失，雖然在發展過程中，仍有少許工藝匠、商人、知識份子、及小地主等中產階級的人士存在，但最後衹剩下擁有資產的資產階級及無產的工人階級。③從馬克思學派的觀點來看，階級結構兩極化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情況；但現實社會並非如此，在成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當中，不但階級結構兩極化的現象不常出現，兩極之間的所謂“中產階級”越來越明顯與膨脹，此一階級的壯大不但舒緩了兩極階級的矛盾與敵對，還提供一個開放社會的流動機會。
在馬克思學派關於社會階級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之下，韋伯學派試從社會分層的觀點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分析。基本上韋伯學派接受馬克思學派對經濟財富收入的多寡如何影響個人的社會階級之說，但還要考慮個人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的能力等方面的因素；因此，韋伯學派認爲應以社會階層的三元觀來作研究(表1):④
所謂“三元”者，是指經濟、社會、及政治三方面對構成個人社會階層的影響。由於中產階級的出現成爲了馬克思學派的挑戰，故韋伯學派認爲在勞動市場中，不同的行業均有其討價的能力，當然是視乎不同的技能及知識等條件來影響個人的經濟收益，進而影響其生活機會；而現代社會是個高度分工的社會，所需的技能與知識也趨多元才能配合其高度分工的發展，因之階級兩極化的情況不太可能；反之，中產階級的膨脹卻是自然。
此外，種族、文化、宗敎、性別、敎育等背景對個人如何過他的生活的影響也不少，故背景相似的人所選擇的生活方式較相近，可稱他們爲“地位組群”；換言之，社會地位的一致性可產生共同的意識，且共同意識也就是團結地位組群的莫大原動力，而並不僅在於其經濟財富收入。雖然財富會帶來權力，但在現代社會中，真正權力的來源是從政黨、工會、及壓力團體等組織而來，故個人也可透過政治參予與對組織之依附來增加其權力，並不一定是經濟決定一切。⑤
雖然韋伯學派的社會階層分析較有說服力，補充了馬克思學派的不足，但仍沒有精確地爲社會階層下定義，或對現代社會的階層情況作深入的分析。在以上兩大學派之後，當然有不少學者提出修正與補充，但至今的階級或階層研究仍未見成熟，一般對階級或階層研究都有以下的共識，就是討論其結構、構成、及意識三方面。⑥
由於資料來源與篇幅的有限，故本文單從港澳兩地的階級結構作比較。除以馬克思及韋伯學派的定義來界定個人所屬的社會階級或階層，在研究的過程中，可以經由被訪者主觀的認定而決定自己是屬於那個級層，又或可由研究者根據被訪者的社會經濟地位而設定他是屬於那個級層。以下參考港澳兩地學者對當地階級或階層結構的分析來作比較，其中以上兩種方法都有運用，不過在澳門的文獻中，則沒有應用較科學的分析方法，學者較多以自己主觀的評價來分辨各人所屬的級層。此外，爲了行文之方便，除了依據原文以社會階級或階層的引用外，均以社會階級名詞來表達，但此槪念包含了馬克思及韋伯兩學派的定義。
香港社會階級結構研究
長久以來香港學者對社會階級研究興趣不大，可能是他們認爲香港是個英國的殖民地，政府官僚與精英份子盤踞了社會上層的位置，而下層就是廣大的華裔居民，沒有大大的階級結構變化與社會流動。不過，踏進了80年代以後，香港經濟的發展邁向了新里程，居民的生活質素不斷提高，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敲醒了許多長期在官僚政治權力下沉睡着的平民。80年代中期以來的社會變化，引起了香港學者對社會階級研究的關注，雖然研究的成果並不算豐盛，但仍可對現時社會的階級結構提供一些概念上的了解。
70年代之前，社會階級或階層概念曾在關於香港社會研究的文章及書籍中偶然出現過，但並沒有對香港的社會階級作深入的專題研究。到了70年代中期以後，隨着香港經濟急劇發展所引起的變化，戴維斯(S.N.G.Davis)看到社會上層的政府官僚與精英份子壟斷了政府的決策權，但他質疑這些上層人士能否眞正代表廣大的華裔居民的利益。他還認爲當各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之差距越來越大的時候，上下階級間的利益衝突必趨明顯化，這就是香港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所隱藏的危機。⑦
有別於戴維斯對香港社會階級關係的分析，夏里斯(PeterHarris)則強調長久以來的官僚精英政治已被香港人習慣了，並透過精英分子扮演的壓力團體的制衡角色，港人的民意與利益已有管道可表達，所以香港的社會階級結構是個頗穩固的關係，各階層都能彼此和諧共處。⑨雖然以上兩學者都對香港的社會階級關係作出不同的解釋，但李明則批評他們兩人的言論都忽視了香港是個華人社會的背景。(10)
劉兆佳的分析可以彌補戴維斯與夏里斯的不足，他以香港社會作爲一個華人社會的觀點出發，指出了香港的華裔居民有強烈重視功利家庭意識的傾向，碰到難題時都會找家人或親人幫助而不會去找政府，所以政府官僚與港人之間的溝通都是十分有限的。由於港人的團結力量頗爲薄弱，對現有政權不會構成甚麼抗衡勢力，香港因而擁有一個較爲穩定的社會結構。(11)
但站在另一角度來看，港人也在80年代開始，變得更懂得團結起來爭取及維護自己的利益。有見及此，李明在80年代的初期提出了“新中產階級”出現之說，他界定中產階級爲提供非體力服務的白領僱員；不過，他又特別強調由於中產階級內成員的工作及待遇在各方面都有十分大的差距與相異性質，以致不能凝成一團結階級，所謂階級意識亦未能培養出來；但另方面，處於同一環境下的港人，如同一社區、專業等人則團結起來去維護自身團體的利益。雖然這些利益團體的生命並不長久，多衹爲一個特殊利益而團結起來進行一系列的社會行動；但有時他們在行動中所產生的力量及影響，足以威脅香港社會的安定。(12)
對於那時期香港的階級結構，李明認爲主要是由三個不同的部份所組織而構成的:一是擁有生產資料，通過資本的經營運用而賺取利益的資本家階級；二是運用知識與技術來賺取薪酬的非體力勞動者，他們是經濟及行政組織架構中握有管理權力的中產階級；三是在生產組織的底層擔任前線工作來賺取工資的體力勞動者，也就是勞工階級。(13)李明更指出資本家、中產、及勞工階級分別佔全港勞動人口的11%、13%、及52%。(14)1984年可以說是香港社會及政治上關鍵性的一年，因爲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決定了香港未來的去向，令一直以來對政治不大感興趣的港人對政治形勢開始關注。若以八十年代中期爲一中界線，根據以上學者的言論，中期之前的香港社會階級金字塔可在下圖顯示:
圖1戴維斯與夏里斯的階級金字塔
圖2李明的階級金字塔
緊接着中英聯合聲明的發表，80年代中期以後，香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移民潮，很多港人紛紛計劃離開香港移民他邦；而另方面，很多港人則組織團結起來，成爲政治參予的活躍份子。面對這樣的社會轉變，張炳良等學者就在那時帶出了新中產階級的討論，張炳良認爲面對“九七”的來臨，一方面可使新中產階級在未來香港特區政壇上大顯身手，故他們正雀躍興奮地期待九七的來臨；但另方面新中產階級又十分擔憂他們現有的經濟地位會在“九七”之後失去，致使他們要遠赴他邦另覓出路。(15)但在以上的討論過程中，對關於新中產階級的界定，甚麼背景的人物構成了甚麼社會階級，個別階級如何構成與意識等問題尚未有所觸及；因此，有待80年代末期與90年代初期，黃偉邦、呂大樂、曾榮光等學者利用統計數字，對全港居民的社會階級作較有系統與科學的研究與分析。
黃偉邦及呂大樂在1989年向全港住戶，年齡在20至64歲間的男性戶主進行抽樣調查，成功地訪問了943個樣本，稱爲“1989香港社會流動調查”。(16)他們參考英國牛津大學在1972年所做有關英國階級結構和社會流動的研究，以韋伯學派的理論爲指引，把階級圖案分爲七等，後再濃縮爲三等來表示香港的階級結構，於以下表2顯示:
從黃偉邦及呂大樂的三等階級圖案來看，下層的工人階級佔40.6%、中層的中間階級佔39.5%，而上層的服務階級衹佔19.9%，工人階級與中間階級所佔的百分比是相當接近，若與李明在8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數字作比較，則有所差距。(17)但由於黃偉邦及呂大樂的研究與李明所計算的方法並不一致，故不能做比較，但若果依據李明的預測，在未來一、二十年間中產階級的人數會有不斷增加的趨勢，(18)這一點或可以從黃偉邦及吕大樂所做的調查中獲得證實。透過種種統計方法的運用，他們發現香港社會中存在着相當顯着的階級差異與開放社會的矛盾，因此，港人一方面追求個人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則意識到不平等與不公平的存在；港人唯有以個人的努力來克服其階級結構內的不平等與不公平，尋找各種社會流動的途徑來平衡對階級差異的不滿，這就是香港社會的道德秩序。(19)
與黃偉邦及呂大樂的結論一致，曾榮光在1992年所做關於香港階級結構的分析中，(20)也發現香港社會的開放性並不如一般港人所想像的那樣大。他運用社會地位指數的計算方法，量度人口統計中所有職業稱號的經濟階級位置，再以社會流動圖表分析方法去認定存在於香港社會結構的社會階級位置。曾榮光指出在五個社會階級各自所在階級內的流動機會是相當大的，這五個階級包括:專業、行政、與管理階級，規律性操作的非體力勞動工人，熟練的技術性體力勞動工人，半熟練的技術性體力勞動工人，及非熟練的技術性體力勞動工人；但跨階級流動的機會則極少。(21)
總言之，香港的社會階級結構可以說在近年的經濟發展與政治轉變的影響下，由昔日階級流動極有限的官僚富商與廣大華裔居民所組成的二元結構，而發展至今天在二元以外所出現的中產階級壯大的情形；但實際上中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並沒有共同的建構，他們衹可以說是在經濟收入、職業、敎育程度、社會地位等條件的分類是屬於中產階級而已。此外，香港中產階級的人口數字雖然在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但其階級內的成員背景亦分歧頗大，可能在同一階級內亦有不同的價值取鲵與利益關係。近年来關於香港階級分析的研究中，均發現階級流動雖然存在於香港社會之內，但流動的現象多集中於同一階級內者較多，跨階級的流動則較少，這反映出過渡期間的香港社會，仍然是屬於一個較封閉的社會，與以往的情況沒有太大的分別。
澳門社會階級結構研究
雖然到目前爲止，尚沒有較有系统對澳門的社會階級作研究，但四百多年來殖民式管治，葡人的特權階級身份已在澳門社會中普遍存在着，這便構成了澳門社會的一大特點。由於缺乏關於澳門社會階級研究的有關文獻，以下衹可集中引用90年代初，筆者曾試圖從社會學的觀點來探索澳門社會階級的基本結構與華人中産階級民主化發展的步伐，魏美昌對澳門華人中産階級的構成作分析，以及關鋒從經濟學的角度去探討澳门所得分配的不平等現象等資料，來對澳門在過渡期間的社會階級結構進行討論。
在回顧澳門傳統社會的結構時，筆者認爲昔日是個二元結構的社會，一元是和諧簡樸的華人漁村、另一元則是商贸活躍的官商社群；雖然生活在如此二元世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的價值觀，但彼此甚少過問對方的生活世界。表面上二元的社會結構是頗和諧的，但這種和諧乃建基於權力關係之上，即官商階層對漁村人民的控制，不過並沒有構成對立的關係。即使澳門在淸代中葉以後因其他口岸的開放而迫使澳門要發展其小手工業與嫖、賭、煙等服務性行業，原有的二元社會结構仍沒有多大的改變，社會上層的官商人士繼續控制下層的華人居民。踏进了20世纪70年代，澳門經濟起飛改變了固有的社會結構，其階級關係亦有變化，以往的二元結構已是逐漸被打破，華人社區與官工商社區在經濟發展的前題下互動不斷增加，爲了更有效保證華人的權益，民間華人政治力量的參政越見積極，象徵着澳門華人中產階級的冒起，也意味着澳門社會朝向一個多元結構的發展。此外，自70年代末期中國實行開放政策，沿海地區大量人口遷移外地，有不少遷入澳門成爲澳門社會的新移民，約佔澳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們當中極大部分構成澳門社會階級金字塔的底部。(22)因此，現時澳門的社會階級結構與傳統的有所分別，於下圖示之:
圖3傳統時期的社會階級金字塔
圖4現代時期的社會階級金字塔
經過對澳門社會階級結構的初步了解，關於華人中產階級的討論似乎已成爲澳門學者所特別關注的課題，筆者更認爲澳門的華人中產階級正是在形成的過程當中，它的出現可以說是在80年代中期以後才明顯，其明顯化的出現可能是與澳門快要回歸中國的問題息息相關，因爲在澳門特區基本法中強調1999年後的澳門將以“澳人治澳”的方法來管治，故華人中產階級在近年來的冒升確有其政治因由的；(23)余振更認爲澳門的中產階級已形成一股不可輕視的政治力量。(24)不過，究竟中產階級的定義是甚麼?誰人是中產階級?他們又在過渡期間扮演着怎麼樣的角色?以上等問題都是十分值得關注的。
根據魏美昌的分析，澳門華人中產階級可從他們的背景與社會行爲的特徵分爲三大類別:一是在澳門居住兩代以上的老居民及他們的後代(稱之爲新一代)，二是來自中國的新移民，三是歸僑。(25)各類中產階級的特點分述於下表當中:
在分析澳門中產階級的成份當中，魏美昌指出了中產階級有內部的矛盾存在，特別是新移民的背景較複雜，他們來自中國的不同地區，操不同的方言，更有不同的風俗習慣與思維方式；因此，新移民當中經常有潮州幫、廣府幫、客家幫、福建幫、上海幫等之間的磨擦；此外，新移民更因生活問題常與原居民產生矛盾與隔閡。對比於中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現象，整體的澳門華人中產階級有沒有跟其他階級產生對立與敵對的關係，魏美昌則沒有交代；他衹強調中產階級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及跟中國做生意與親人在大陸的關系上，他們都共同關心中國前途與澳門在1999年後的安定繁榮的傾向，故未來中產階級內部的和諧性是可以保證的。(26)
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來，澳門的社會階級關係中，可能存在着一種不平等的現象，這種不平等現象乃來自各行業薪俸收入的分歧所致。關鋒在有關澳門所得分配的研究中，他運用了堅尼系數來量度澳門社會中存在着的不平等的現象，結果顯示澳門在1981-1982年度的堅尼系數是0.483，而1987-1988年度則降爲0.477。雖然沒有極度不平等的情況，但與世界各國相比之下，澳門仍屬於不平等偏高的地區。關鋒認爲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乃在於公營及私營行政人員的薪俸收入與工業製造業工人的相差巨大所致。(27)其數字上的差距可於表四內顯示:
總的來說，澳門社會自開埠以來，都處於一個官商與平民二元關係的階級結構之中，由於在互不聞問的情況下，此二元結構可說是和諧與穩固的。但由於受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起飛所影響，澳門在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股新興中產階級的力量，活躍於社會、經濟、及政治等方面；加上中國政府在70年代後期的開放政策，大量人口從中國大陸遷移到澳門，對澳門固有的社會階級結構起了不少的變化作用，他們當中大部份成爲了澳門的低下階級；不過，部份處於低下階級的移民亦很快便通過社會的向上流動，而提升了他們的社會地位，逐漸融入於原居民的社區生活當中，成爲澳門中產階級的一部份。但若從所得分配的問題方面來考虑，在澳門社會的階級關係結構中，已埋藏着不平等的隱憂，就是專業及行政人員與工人階級的收入懸殊，而極大部份的工人階級都是由新移民所組成。所以若果澳門未能發展成爲一個有高度跨階級流動的開放社會，則新舊居民之間的矛盾便會日益擴大。
香港與澳門社會階级結構的比較
若以經濟起飛以前及以後的時期來劃分，香港及澳門在經濟起飛以前的社會階級結構都是十分類似的。官僚富商居於上層的社會階級，而眾多的華裔平民百姓則處於下層的社會階級位置；官僚富商的階級當中，包含了許多殖民地主的外籍人士，在香港則以英國人爲主，在澳門便是葡國人居多，當然也有華人出任高官，但衹屬十分例外的少數。其實不管這兩極階級各有不同的特質，他們之間基本上是互不聞問的，爲甚麼如此?
若以香港學者劉兆佳的華人社會觀點來解釋，華人通常以家庭或親族取鲵爲主，對親屬的依附較強，一旦踫到生活上的困難與問題，多是訴諸於家族鄉里，並沒有期盼執政者能爲自己解決難題或做些甚麼。此外，又由於華人社群一向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價值規範，對身處高位的殖民地官僚不大了解，有存疑心理，稱他們爲“鬼佬”，認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有時即使官僚願意主動去了解華人社群的事務，但華人亦不一定願意讓外人知道自家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習慣，亦不大信賴官僚的幫助。故此，傳統的華人心態都是衹要一家老幼男女平平安安，吃得飽和穿得暖，便沒有對執政者有半句怨言。就在如此的華人社會心態下，殖民地官僚亦不必爲華人社群做些甚麼，衹要華人沒有反政府的傾向便可相安無事；所以，二元的階級結構關係基本上從香港及澳門的開埠時期以來，一直維持到經濟起飛以前的時代都沒有多大的變化。
當然，所謂二元的階級結構關係不會是一成不變的牢固與穩定，時有因爲政府官僚要進行地區發展而大興土木，結果影響到當地華人社區的風水或常規的生活節奏，這都會引起華人社區對抗政府的事件；又有時候因殖民地政府在不了解華人的文化習俗之情況下，製定了一些引起民憤的政策而導致官僚與居民間之衝突。但一般來說，事態並不算太嚴重，因爲幸好在官民之間，仍存在着小撮所謂社會上的精英份子，在古代中國社會中或可稱爲士大夫階層。這些精英份子多數有華人的血統，熟諳華人的文化背景與生活習慣。香港的精英份子同時又十分了解英人的管治方式，他們多曾接受英式敎育，還與英人關係良好。
而澳門的精英份子則極爲明白葡人的執行方法，他們亦多接受過葡式敎育，與葡人關係亦十分密切，其中有的更具有葡裔血統。此外，港澳的精英份子又多兼有富商的背景，所以他們不論是敎育、經濟、社會、政治等條件都比一般華裔居民爲優秀，故能被接受乃認同爲他們的代表，精英份子因而扮演着上下階層溝通的橋樑角色；或許，港澳兩地的精英份子就是經濟起飛後茁壯起來的中產階級的前身。港澳兩地在經濟起飛前的社會階級結構在下圖顯示:
圖5港澳地區在經濟起飛前的社會階級結構
踏入了70年代，香港及澳門均受到經濟起飛、工業化、都市化等現代化發展的洗禮，社會走向一個多元的面貌，社會的分工也趨於複雜，不論是受敎育訓練的機會、任職行業的擇選等條件都增多了，服務性行業對員工的需求也大大的增加。雖然港澳地區所佔地方面積不算大，但爲配合工作及求學所需，人口也從市區以外的邊圍地帶遷入市區中心的地方居住；但後來又因爲人口過份集中於市區中心的地方，大量人口又從中心地帶遷到半邊圍的地區居住，這現象在香港至爲明顯。
由於人口的遷徙，親屬與家族成員並不居住在同一區域，他們的維繫漸趨鬆散，家庭結構也從傳統的擴大組織而變成現代的核心組織；雖然在許多重大事情上，特別是關於金錢方面的事情，核心家庭成員及外遷親屬也對家族中的長輩仍有依附與聯繫，這就是所謂現代華人社區的新擴大家庭組織的特點。由於一個家族各成員分散在各地區居住，從事的行業及職級不同，甚至所受的敎育與訓練亦不一樣，即使是同一家族的成員，但他們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亦未必一致，甚至是難以被定位；因此，在經濟起飛後的社會階級結構是更難被淸楚說明。以上情況，在香港更爲複雜，因爲澳門在經濟發展的步伐上比香港較爲緩慢，加上澳門的佔地面積與人口數字沒有香港的大與多，所以澳門現今的社會階級結構較易闡述。以下先來談論港澳兩地的中產階級在經濟起飛後的發展，然後再比較兩地中產階級的異同處。
雖然沒有學術上的明確界定與嚴謹的研究，但不管是港澳的大眾傳媒、學者、及一般居民都在主觀上承認80年代是港澳兩地中產階級力量急速膨脹的時代，此階級的人口數字也在增長之中，更有許多居民自稱是屬於中產階級，甚至有很多參政人士標榜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代言人，爲該階級的團結與利益的爭取而努力。不過無論是怎樣談論，到底誰是中產階級?他們在社會中扮演着甚麼樣的角色?他們有沒有爲自己所屬階級來創造一個共同的階級意識?這都是十分重要的，且必須要明確說明，但很可惜，目前可供參考的資料極爲有限。
按照一般學者的理解，所謂中產階級者乃屬於非體力勞動的受薪階級，他們通常要有一定的學歷水平、專業知識與訓練；故此，他們的收入及福利也有一定程度上的保證，以致他們不用擔心經濟生活的問題，有時甚至因爲消閒時間較多而培養出一些閒餘活動的興趣來，所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或消閒方式因而形成了，例如參加一些健身運動會，消費在一些能夠代表他們身份的名牌商品上等等。
假若按照馬克思學派在階級界定的基本條件中，包含了階級的意識，意即作爲同一階級，他們必然有共同的目標才能結合起來成一階級；故此，同一階級之內必有其共同的階級符號與價值，始得團結凝聚。不過，以港澳社會的情況爲例，一個任職於私人機構的文員與一個大學敎授都可以算是中產階級的身份，但他們有沒有共同的階級目標?換句話說，他們有沒有共同的的階級利益要聯合來爭取?答案可能是沒有。因此，在引用學術概念時，一個私人機構的文員與一個大學敎授都可以說是港澳社會上屬於同一中間階層，即界乎官僚富商與出賣勞力者之間的社會階層，因爲兩者都是受薪而非體力勞動者，又必須有一定程度學歷知識才可充當；但是，兩者絕非同一社會階級的人士，因爲根本上他們並沒有甚麼完全共同的階級意識。
比喻說一文員可能特別關心的是受僱的穩定性、假期及其他的福利、退休的制度與保障等，而一個敎授可能特別關心的是講學研究的自主與自由性、研究經費來源的保證等事項。這裡並不是說兩者完全沒有絲毫的階級共同意識，但問題是他們可能沒有主觀地自覺自己是處於同一階級之中，因爲他們所關心的對象各有分歧。以此觀之，港澳地區可以說是有中間的階層存在，並且因社會的發展與轉型而在擴大之中，但同一階層內的分歧性及相異性較大，所以並未有一致的階級意識的產生，因此不能說有中產階級的存在，在日常用語中可能常以中產階級一詞來形容某些社會人士，但嚴格來說，這是指中間或中等階層而已。
至於港澳兩地中產階級的出現與壯大，皆有不同的地方，香港因經濟發展的迅速與成功，提升了港人的生活質素與水平，加上面對九七回歸中國的前題下，英人在經過百多年來的官僚管治下，期望以“光榮”的姿態撤出香港，故在離開前特別重視權力下放的工作，企圖提升及訓練港人以民主方式來處理政務，以致在九七之後，港人懂得以西式的民主方式處理特區政府的行政，甚至可能懷念英國的殖民地管治。因此，香港的中產階級，在某個程度上而言，是受到英人權力下放於民間的政策所驅使而壯大起來。
而在澳門方面則有所不同，葡人並不像英人一樣，主動地把權力下放給澳人，主要在澳門政府的高層當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一群有中葡血統的土生，爲了保障他們自己的特殊權貴階級身份，他們不會願意與華人分享；若不是華人中產階級的主動爭取與親中社團的力量，恐怕澳門華人至今仍沒有半點左右澳門政府決策的能力。因此，澳門中產階級與香港相比，可能有較高漲的民族意識。
而港澳兩地的中產階級之構成問題，更有顯着的分別，首先在澳門方面來說，因爲自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以來，大量大陸沿海地區的人口遷移入澳門，1979年至今的十多年間，新移民的數字已佔全澳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人口的遷入對固有的社會秩序與結構，或多或少，都會做成一定程度上的衝擊與改變。特別是很多新移民因學歷程度不高，又沒有專業技能，甚至有些更沒有合法的身份地位，故來澳初期衹可成爲澳門社會的低下階級。澳門原有的華裔居民又多因經濟發展而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質素與經濟地位，晉升而爲較上層的位置，大量的新移民便塡補了下層的位置。雖然香港亦在中國實行開放政策下收容了不少的大陸移民，但原有的人口數字甚龐大，加上港府較嚴謹的移民政策，畢竟大陸新移民衹佔全港人口的少數，其所做成的衝擊與影響絕對沒有澳門的大，香港的新移民也逐漸融入於各階級當中，不一定處於低下層的位置。
結語
總的而言，港澳地區在經濟發展前的階級結構較簡單與明顯，兩個基本階級的特性與利益易於分辨，但因傳統華人文化規範之使然，雖然華人是處於被管治之低下地位，但未有構成嚴重的階級對立局面；反之，二元的階級結構關係甚爲和諧與穩固。到了80年代，港澳地區稟受了六、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成果，生活質素的提高，都市文化的發展等因素都引致社會變遷的出現。以前低下地位的社會階級不斷冒升，雖然港澳兩地都有中產階級膨脹的現象，但他們的壯大及構成等因素各有不同。在香港方面除了因經濟發展的影響外，港英政府的權力下放政策亦有不少的助力；而澳葡政府卻不然，除了本身經濟的因素外，傳統親中勢力反而對中產階級的抬頭有正面影響。
而在兩地階級結構構成方面，縱使近年兩地均有新移民從中國大陸遷入，但澳門的新移民數字頗爲龐大，約佔全澳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們直接影響其社會階級結構，大多數都是低下階級；不過，有部份新移民很快通過種種向上流動的途徑，擠身於中產階級之列。但整體而論，不管是香港或澳門，兩地在過渡期內的確有頗明顯的社會流動現象，但並不表示兩地社會的開放；因爲這些流動是橫向的，即是在同階級內的，而非縱向的，即非跨階級的。到目前爲止，港澳兩地的階級研究還極爲有限，特別是關於中產階級在過渡期間的成長與影響，這應是很有價值的研究課題，盼望日後可見到關於這方面更豐盛的研究果碩。
(本文曾發表於余振(編)《雙城記——港澳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發展》，澳門:澳門社會科學學會，1998，頁281-301。)
註釋:
①Duberman，Lucile，Social Inequality:Class and Caste in America.Philadelphia:J.B.Lippincatt，1976.
②同上。
③同上。
④佘雲楚:“階紛分析與中國”，李明及李江濤(編):《中國社會分層——改革中的巨變》，香港:商務，1993，頁33-60。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柯志明:“評論台灣中產階級形成的政經與歷史背景”，蕭新煌(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1990，頁49-54。
⑧Davis，S.N.G.“One Brand of Politics Rekindled，”Hong Kong LawJournal，Vol.7，1997，pp.44-81.
⑨Harris，P., Hong Kong:A Study in Bureaucratic Politics.Hong Kong:Heinemann，1978.
⑩李明:“香港社會階層的研究”，《兩岸三地社會學的發展與交流:民間的文化發展與展望研討會論文》，台灣中國社會學社，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楊懋春貞德紀念基金會主辦，1993年12月18-19日於台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行。
(11)Lau，S.K.,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The ChineseUniversity，1982.
(12)同⑩。
(13)李明:“階級政治與香港前途”，鄭宇碩(編):《香港經濟、政治、社會論叢》。香港:臻善文化事業公司，1984，頁249 254。
(14)同上。
(15)張炳良等(編):《階級分析與香港》，香港:靑文，1988。
(16)詳細資料可見Wong，Thomas W.P. & T.L.Lui，“From One Brand ofPolitics to One Brand of Political Culture，”Occasional Paper，No.10.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ties，1992；同上著者，“Reinstating Class:A Structural and Developmental Study of HongKong Society，”Occasional Paper，No.10.Hong Kong:Social Sciences ofResearch Center，1992.
(17)見(13)。
(18)同(13)。
(19)吕大樂、黃偉邦:“階級、不平等與道德秩序——從階級結構及社會流動看過渡期的香港”，《過渡期的香港1992》，香港:一國兩制經濟研究中心，1993，頁533-550。
(20)Tsang，Wing Kwong，“The Class Structure in Hong Kong.”OccasionalPaper，No.17，Nov.1992，Hong Kong: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1)同上。
(22)陳欣欣:《澳門發展現況》，香港:廣角鏡，1993。
(23)同上。
(24)余振等:《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澳門基金會，1993。
(25)魏美昌:《澳門縱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
(26)同上。
(27)Kwan Fung:“Income Disstribution in Macau，”in Bruce Taylor andothers(eds.)，Socioecononmic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Macau.Macau:CMS，UM & ICM，1992，pp.143 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