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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篇

澳門社會的轉型

陳欣欣

何謂社會轉型?

　　所謂社會轉型，是指一群過着群體生活的人類，本來是生活在一種傳統的模式當中，但因各種因素，這些傳統生活方式再不能保持，他們要改變其生活方式，過現代的生活。因此，傳統與現代是一對相對的概念，簡單來說，社會轉型即是一個社會由傳統過渡到現代。當然，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離開傳統的模式，則一定是踏上現代的進程^①從傳統過渡到現代也是一個漫長的歷程，就在漫長的歷程當中，社會內包括了一些傳統的特質，也有一些現代的特質，有人側重傳統的取鲵，亦有人強調現代的取鲵；如何將傳統與現代的特質與取鲵同時並存，又可保持社會的秩序與融匯，正是研究社會轉型所要關注的地方。
　　關於澳門社會的轉型，事實上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爲要界定那個時間是傳統時期、那個時間是開始轉變、那個時間是踏上轉型，都是件十分困難的事，在未論及澳門社會的轉型特點之前，以下試就澳門的歷史發展，簡單地槪述其三個重要時間:傳統時期、小規模轉型時期，及大規模轉型時期。這三個時期的假設，希望能夠用作了解澳門社會如何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由傳統步向現代。
　　
　　傳統時期
　　傳統時期是指澳門開埠期間(1557年)至淸中葉鴉片戰爭爆發(1840年)，當時的澳門華人社區與中國大陸的華人社會模式大同小異。其特點在於是個漁業社會(是農業社會的一個分支)，^②居民生活简僕，漁村中以初級人際關係(primary humanrelationship)維繫，感性與密切的人際生活模式令漁村社區能保持其穩固的結構與秩序。除漁業生産外，還有商業貿易活動，澳門商業以轉口生意爲主，其轉口航運業的地位可執世界之牛耳；因此，澳門較易與外來文化接觸。但長期以來漁村社區是澳門華人的天下，雖然澳門在當時已是個國際性的商港，但他們甚少與外界溝通，亦不需要太多的溝通，因爲他們過的是自給自足的生活。而直接與外界接觸的，是澳門的葡人、居住在澳門的外國人、及少部份的華裔商人，他們的生活方式本來就是外國文化的一部份，爲了不斷的貿易，沒有必要抗拒外來的文化；澳門的商人與官員社區，正好代表一種華洋雜處、互相融匯的生活世界。
　　基本上來說，傳統時期的澳門是個二元社會，一元是和諧簡樸的華人漁村結構，另一元是商貿活躍的官商社區結構，雖然活在此二元的居民有不同方式的生活，以不同價值取鲵作事爲人，但彼此可以說是從不過問對方的世界，雖然某程度上二元社會之和諧性是建基於權力之上，即官商社區對漁村社區的控制，但其二元分界並未造成對立，衹是二元同時並存、互不聞問的境况。這就是淸中葉以前澳门社會型態之特質，也是本章對傳統時期澳門社會的假

　　小規模轉型時期
　　小規模轉型時期是由淸中葉鴉片戰爭後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此期間可以說是澳門社會首次出現的適應時期，因淸廷在鴉片戰爭的失敗，被迫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包括廣州、厦門、福州、寧波、及上海，加上將香港割讓予英國，這些城市的發展使澳門的商港價值大大下降；故此，澳門必須尋找其他方面的經濟發展，才可生存。澳門就在此時開始，發展自己生產的商品，如炮竹、火柴、神香等小手工業，還大肆經營博彩、娼妓、及鴉片煙等服務性行業，如此經濟轉型帶來了澳門社會的新希望，使它的經濟可維持下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社會轉型，衹是集中在經濟層面方面，而其他的社會體系的結構，還是保持與傳統時期差不多一樣的特色，尤其是其二元結構方面，仍然沒有甚麼巨大的改變，華人漁村社區更沒有因經濟的轉型而改變其生活方式；雖然在官商社區當中，很多人已轉向生產小手工業的商品及從事以上的服務性行業的經營，但官商社區，或準確一點是官工商社區，對華人社區，特別是低下階層的華人社區的控制，與以前一般沒有太大的分別。因此，在此時期的轉型，是小規模的，衹顯示在經濟體系之上，這是本章的第二個階段。

　　大規模轉型時期
　　大規模轉型時期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現在)，此時期的澳門社會跟世界上大部分踏上發展歷程的社會相似，出現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都市化、生活質素的提高、交通、住房、醫療、敎育、及其他社會福利的改善等現象，這些改變並不是衹表現於某一社會體系之上、如經濟，而且是普遍存在於各個社會體系之內，是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大規模的社會轉型，是謂現代化過程。^③如此的轉變，其成因錯綜複雜，有內在因素之使然，也有外在因素之刺激，此等問題將在以下數節討論。
　　昔日漁村社區生活已告式微，漁民紛紛奏着現代化的調子，配合工業化的發展，“上岸”轉業，從水上移徙到陸上去。^④從前小手工業的生產也告沒落，大型工廠林立於新興地區，以製造業爲主，加上建築業與博彩旅遊業的發展，這三大行業已成爲澳門經濟之支柱。^⑤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人際關係也從傳統的初級關係中，改變成次級的人際關係(secondary human relationship)，理性與非人化的交往趨於普遍，現今的社會秩序乃建基於法約之上。以往二元的社會結構已被逐漸打破，華人社區與官工商社區的互動不斷增加，自1976年澳門立法會有直接選舉的議席出現後，至今民間華人政治力量之參政越見積極；^⑥到了90年代初，更有象徵着澳門華人中產階級的興起，^⑦正意味着澳門社會朝向一個多元結構的發展。當然，以上所提出的一些轉型例子，不足以評述澳門社會的轉型特點，衹希望用此來建立本章的第三個假設，澳門已進入一個整體社會體系的變遷時期。

澳門社會轉型的AGIL模型分析

　　派深思(Talcott Parsons)認爲社會本身就是一個體系(system)，它必須具備某些功能來自恃(self-reliance)及達致均衡(equilibrium)，社會才可生存下去。派深思提出了他的AGIL模型(model)來解釋一個社會體系如何生存下去，並同時達致整合，其模型如下:^⑧

　　圖中的AGIL代表着四種基本功能:A是適應(adaptation)、G是目標達成(goal attainment)、I是整合(integration)、而L是模式維持(latency/pattern maintenance)，這四種功能分別由四個主要的社會制度(institution)來發揮:A由經濟制度、G由政治制度、I由法律制度、L則由社化制度。經濟制度負責生産、資源的分配、消費等工作，是最具有能量而資訊最爲缺乏的部門；政治制度負責訂定集體追求的目標，並動員所有的人力、物力去達成其所訂定的目標；法律制度負責確保人們各按其職；社化制度包括家庭、敎育、宗敎、傳媒等制度將社會規範、認可的價值觀及文化灌輸到各社會成員身上。
　　倘若四個社會制度如常地發揮其AGIL功能，據派深思之說，這個社會必處於一個穩固(stable)、均衡及整合的狀態。但是，社會是否經常能保持此狀態?若答案是否定，派深思則解釋說，爲了達到社會體系內之整合，各個制度必須時常調整其內部結構及各制度間的關係。換言之，這就是社會變遷或社會轉型現象的出現。
　　若引用派深思的AGIL模型來分析澳門社會的歷史發展，傳統時期可謂一個頗爲穩定、均衡及整合的狀態，各個社會制度互相配合及發揮自己應有的功能，明顯的社會變遷、甚至是小規模的變遷也不易見到。但當澳門社會踏進其小規模轉型時期，其經濟制度大力發揮其適應的功能，由經營轉口航運業而轉爲小手工業及服務性行業；雖然其他的制度也有相應地發揮其功能，但所帶來的變遷並沒有在經濟制度上的明顯；因此，正如派深思的解釋，若一個社會體系要爲了生存而作出調節，首先由其經濟制度開始，如果經濟制度的適應功能可以提供整個社會體系繼續生存的條件，則不必轉到政治制度去大力發揮其功能。又當澳門社會由小規模轉型而過渡到大規模轉型的時期，它不但有着顯著的經濟制度的適應功能大力發揮，連政治制度的目標達成功能、法律制度的整合功能、及社化制度的模式維持功能也相繼大力發揮；因此，在此時期的社會變遷尤爲明顯，是整個社會體系的大規模轉型，而這個轉型的目的是爲社會的生存，及同時能保持其穩定、均衡與整合的狀態。
　　根據派深思之看法，不論社會體系內的轉型是何等的大規模，衹要每個制度都能發揮其特殊的功能，便不會導致社會解體(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出現，這就是派深思學派的樂觀之處，它也因此而寄予很多社會發展及變遷的希望及信心。姑勿論澳門社會的轉型在不可預知的未來能否成功地進行其現代化發展，最重要的是去了解它的現狀，它現有甚麼社會轉型的內在及外在因素，而這些因素又帶來了現階段轉型的甚麼問題，以下繼續討論。

澳門社會轉型的因素

　　以上是從較平面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澳門社會的轉型，但它的轉型還可從其社會體系的內部結構與體系以外的其他因素來分析；故此，澳門社會的轉型不會是受單一因素的影響所致，而各個因素間的相互關係錯綜複雜，爲了分析上之方便，以下將其澳門社會結構的內在因素歸納爲:人口、資金、政策、意識價值、科技資訊五項；外在因素則較爲複雜，以下集中以世界體系理論(worldsystem theory)來解釋澳門社會與外界(其他社會)的關係。

　　內在因素
　　若果澳門社會的轉型是由經濟制度首先帶動，特別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勞動力的增加、資金的累積與投資、政府政策與法律的推動與保障、科技資訊的發達、以及要求工業化發展的意識價值普遍在於社會成員當中，都是一些十分重要的誘因，而澳門社會踏進了七十年代，這些誘因不斷出現，使它的經濟可以起飛，然後還可進入後起飛階段。^⑨以下簡述這些誘因在澳門的具體情况。
　　人口激增曾
　　在工業化發展的開始，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特別是在七十年代的澳門，其人口大量增加，正好配合其工業化的需要。據澳門的官方數字，澳門人口由1960年的169，299人增加到1970年的248，636人，其增幅率達46.9%；澳門人口又從1981年的241，729人增加到1991年的355，693人，增幅率爲47.1%。^⑩人口激增的理由除自然增長外，主要是遷入人口的增加。這些遷入人口絕大多數是來自中國，他們都是較年輕及具有工作能力，但敎育程度較低，正好爲澳門工業化發展提供一股龐大的勞力資源。關於這些移民的特點在下一章詳加討論。
　　資金累積與投資
　　由八十年代開始，澳門的本地生產總值(GDP)每年不斷增加，(見表1)固定資產增減總額(GDFCF)也是每年不斷增加，(見表1)，其當年投資率及下年投資率均超過15%，近年更超過25%，(見表1)這都反映了澳門經濟發展的潛力。根據經濟學家羅仕頓(W.W.Rostow)的理解，若一個社會要發展現代化，其經濟成長因素是十分重要的，每年必須以10%或以上的投資率作爲刺激該地區的經濟成長，否則不能追趕上其人口的增長，⁽¹¹⁾最後也無法達致成功的現代化。但從澳門近年的投資率看，它是十分有條件去發展其經濟，以達致一個高度大眾消費社會(high massconsumption society)的境况，成爲一個成功的發展經驗。⁽¹²⁾
　　政府政策與法律
　　對澳門經濟發展的情况，其本上政府是採取經濟放任政策，不加干預，任由它自由發揮；因而鼓勵了澳門經濟的自由發展。澳門的稅制十分簡單，稅率低平，多年來一直是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最低稅率的地區。⁽¹³⁾澳門的所得補充稅(又稱純利稅)，以全額累進方式計算，由2%-15%不等。⁽¹⁴⁾低稅率也是吸引外資及刺激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

　　澳門法律屬於大陸法系，又以葡國法律爲主，但很多法律不是陳舊過時，就是脫離澳門實際；⁽¹⁵⁾而且法律語文以葡文爲主，使本地華人難以明白；因此，引起社會人士之廣泛爭議。於是，爲了配合社會經濟的發展，1992年2月葡國通過一項關於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的法律，⁽¹⁶⁾並且積極推行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務使在1999年12月20日之前能完成法律本地化的程序。
　　重視工業化發展意識價值
　　工業社會最大的特色就是高度的分工，每個人所做的工作都有所不同，互相配合、彼此依賴，才可推進社會的發展。而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是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澳門東亞大學在1981年建立至今，已有12年的歷史(現稱澳門大學)，由起初開辦時衹有7個主修科目發展到今天有25個主修科目。⁽¹⁷⁾作爲一個工業化發展的社會，實用性的知識較受重視，以澳門大學的學生選擇主修科目爲例。最多學生讀的是中文公共行政學，有125人；其次是市場學，有101人；再其次是軟件工程學，有96人。⁽¹⁸⁾這三個學科都是在工業社會中有較多需求的實用專業知識，反映了在澳門社會內，人們着重實用性知識與價值。
　　科技資訊發達
　　澳門在1991年有140，332條可交換的電話線路，⁽¹⁹⁾該年的電話機數目爲113，281部，以當年的人口比例計算，平均每1，000人就有318.5部電話機。又在該年，由澳門對外發出的電訊有505，085分鐘；⁽²⁰⁾對外發出的電報則有14，020個；⁽²¹⁾而對外寄出的郵件是有7，033，843件。⁽²²⁾這都顯示澳門科技資訊之發達。
　　再者，目前澳門的電視觀眾可接收多個電視台所播放的節目，包括2個本地電視台、4個香港電視台、5個衛星電視台、中國中央電視台、以及多個鄰近地區，如廣州、珠海、及深圳的電視台等；相對於香港而言，澳門的電視觀眾有較多的節目選擇機會。而報刊方面，本地每日出版的中文報紙有7份、葡文有4份。⁽²³⁾
　　澳門在1991年的行駛車輛有52，749部，⁽²⁴⁾以當年的人口比例計算，平均每1，000人就有148.4部汽車。加上多個碼頭的設備，水上交通頗爲發達，大型深水港及貨櫃碼頭、國際飛機場、第二度澳氹大橋等工程的展開，都反映了澳門科技資訊的發達，可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緊密聯繫。

　　外在因素
　　世界體系理論將當今世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劃分爲三大類:中心(core)、半邊圍(semiperiphery)及邊圍(periphery)。半邊圍國家或地區之存在，可使中心國家或地區與邊圍國家或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交易的嚴重程度減低，同時也可提供一個發展機會給邊圍國家或地區去轉型爲半邊圍、而半邊圍也有機會轉型爲中心。⁽²⁵⁾而中心、半邊圍、與邊圍三者之間的關係爲何?下圖試述其關係:

　　中心——半邊圍——邊圍之關係

　　所謂中心者就是指社會經濟發展較優秀的國家或地區，它們可以用廉價向邊圍國家或地區購買其出產的天然原料及製成品；邊圍者是社會經濟發展較差劣的國家或地區，它們向中心輸出天然原料而獲取金錢來購買中心的昂貴工業及高科技產品。因此，在中心和邊圍之間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易關係，而如此關係惡性循環地發展下去，則便成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情况，邊圍始終要依附中心，不能有地位流上(upward mobility)。
　　半邊圍者是指社會經濟發展中等的國家或地區，它的出現可使上述的情况改變過來。一個處於半邊圍地位的國家或地區若要改變其地位，則必須抓緊以下三個策略。一、捕捉機會(seizing thechance)；二、應邀半邊圍發展(semiperipheral development byinvitation)；及三、自力更生半邊圍發展(semiperipheraldevelopment through self—reliance)。⁽²⁶⁾所謂捕捉機會策略是指正當世界市場收縮，天然原料價格下降多於高科技工業產品的時候，邊圍國家或地區會出現收支平衡上的問題，它們就要抓緊機會，從依賴中心國家或地區的進口工業製造貨品，而轉爲依靠半邊圍國家或地區的科學及技術，同時也向半邊圍國家或地區輸出其糧食產品。當然，這種機會的出現，衹有在工業發展略爲優良的邊圍國家或地區才可見到。
　　第二個應邀半邊圍發展策略是指正當投資從中心國家或地區轉到別處，有意轉爲半邊圍國家或地區者，可以利用本身的條件，吸引這些投資轉到自己身上。這是一個中心者及邊圍者的合作發展，但若出現了經濟問題，則由中心者承擔，減低了邊圍者發展的風險；加上外來投資容易刺激輕工業的成長，對邊圍者來說，有了這些投資，它們可以減少依靠輕工業的進口。這就是邊圍國家或地區可以利用本身的條件去吸引中心國家或地區去投資在它們身上，因而得以發展，可以攀上半邊圍的地位。
　　最後一個策略是自力更生半邊圍發展，是指一個邊圍國家或地區若能建立一套全面而有系統的發展方案，以經濟獨立自主爲其目標，還配合其社會及政治的發展，它便可以成功地擺脫對中心國家或地區的依附，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擠上半邊圍的地位。
　　假若邊圍國家或地區已能流上至半邊圍的地位，它們又怎樣再攀上中心地位?答案衹得一個，就是它們必須找一個龐大的市場去吸納它們先進科技的產品，並以低於其他同質產品的價格輸出。與此同時，半邊圍者必須控制對外貿易及本地工資，努力加強其工業基礎。這樣，它們能轉爲中心國家或地區的機會則大大的提高了。⁽²⁷⁾
　　從世界體系理論看來，澳門社會正處於一個半邊圍的發展地位，它若要有所突破，發展成爲一個中心地區，首先必須發展其先進科技的生產。試觀現時澳門的入口及出口情况，其工業物品之入口在1991年佔全部入口之52.91%，而其出口則衹佔全部之15.98%；⁽²⁸⁾再加上生產器具及其零件及附件之入口，佔全部入口之16.29%，而出口則衹佔2.68%。⁽²⁹⁾澳門仍然側重入口的工業產品，出口則以消費物品爲主，佔全部出口的79.72%。⁽³⁰⁾因此，澳門不單衹要增加工業物品的出口，擴大海外市場，還要生產多些先進科技的產品，這樣澳門才不需要依賴中心國家或地區，可以獨立自主地發展，甚至可以擠身流上至中心的地位。
　　無論內在的因素或外在的因素都驅使澳門社會轉型，以爲其發展過程努力，期望成爲一個現代的社會。但在如此的發展轉型過程中，正如AGIL模型的解釋，有時會出現適應上的不銜接，可能在暫時間帶來了問題，但這些問題會隨着適應程度的改變而改變，始終是會過去的。現在不管這些問題何時將被解決及怎樣解決，以下則試述澳門社會在轉型期間有甚麼是主要問題及其現况爲何。

澳門社會轉型所帶來的問題

　　事實上，一個社會由較傳統的型態轉變爲較現代的型態，其間不免出現一些結構上不適應的問題，雖然有部份的問題已被社會人士所關注，但它們已成爲澳門社會內潛藏着的危機。以下則以價值及道德社會學的角度來對轉型期澳門社會的主要問題加以探討，問題類別可分兩方面:物質價值生活、及精神價值生活。

　　物質價值生活
　　關於澳門在社會轉型期內的物質價值生活問題者，可以用“利”及“慾”兩個字來形容。利者是指投機現象方面，目前澳門的樓宇、外匯、股票等炒賣情况，至爲活躍。所謂投機者，是有別於投資，投機是需要承擔極大的風險來赢取較高的報酬，它不包含生產的活動，而且投機者可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取較高的利潤；相對而言，投資則涉及較少的風險，由開始去投資至獲取報酬的時間較長，但是它可以包括生產活動。雖然投機看來有點像賭博，但賭博是純粹靠運氣及機遇，沒有甚麼分析技巧可言，但投機則較着重投機者的技巧運用，而絕非純粹的博彩。
　　據一項關於澳門人士對投機的態度調查結果顯示，⁽³¹⁾有21.6%的被訪者承認有參予樓宇的炒賣活動，而有參予樓宇炒賣活動的被訪者中，有56.0%認爲現時澳門有一股炒風，沒有參予樓宇炒賣活動的被訪者，則有72.0%認爲是有炒風。⁽³²⁾此外，有31.2%的炒賣樓宇被訪者，亦同時有其他的投機活動，如外匯、股票等炒賣。⁽³³⁾雖然，在澳門炒賣樓宇最活躍的，並非澳門人本身，而是香港人；但澳門人也有參予。
　　不用置疑，投機者的心態當然是爲了利益才去進行投機活動。以上調查又指出有88.0%的被訪者認爲炒賣樓宇是爲了圖利，⁽³⁴⁾這正反映了投機者的心態。而與投機活動有關的人士，如金融經紀，他們也是認爲是有利可圖才願充當。近日報章更有報導連澳門的中學生在課餘也有充當金融經紀，⁽³⁵⁾若沒有活躍的投機活動，何來又需要更多的經紀，一時間供應有限，連在學而缺乏社會經驗的靑少年也要充當，據悉中學生做金融經紀的最主要目的也是爲了金錢。
　　慾者是指色情行業的昌盛，由於目前澳門政府對錄影帶及鐳射影碟的租售管制寬鬆，在一般租售錄影帶及鐳射碟的商店都很容易租到一些本來衹供應給成年人觀賞的影片，俗稱“三級”及“四級”片，三級者是根據香港法例的劃分，是不准十八歲以下的人士觀看的，四級者是從不准在戲院銀幕上公開放映的，通常是涉及色情內容，一般都沒有甚麼劇情，衹有不斷重覆在影片上播放性交的鏡頭，還包括同性、集體、人獸、以及變態的性交行爲。而出租三級及四級片的商店十分之多，街頭巷尾比比皆是，從筆者的觀察，經常有許多穿着校服的學生及靑少年到店舖內租借三級及四級片，而沒有甚麼管制，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關注的現象。
　　此外，提供性服務的色情場所亦爲數不少，單以女性提供性服務給男性顧客的場所爲例，其名稱五花八門，有夜總會、桑拿浴室、按摩院、妓院等。⁽³⁶⁾澳門夜總會數目大約有20多間，共有舞小姐約2，000人，桑拿浴室約16間，以規模最小者計算，都有大約150名治療師。⁽³⁷⁾根據調查資料所知，這些舞小姐及治療師從事賣淫活動全是自願性質，目的衹有一個——金錢，他們來自中國、東南亞、歐洲、及本地都有；但在妓院工作的，多是從中國及泰國被誘騙來澳。而非自願的。⁽³⁸⁾雖然色情場所的顧客以遊客爲主，本地人極少；⁽³⁹⁾但色情場所的存在已成爲澳門社會的一個主要特色，正如博彩行業一樣，爲不少的澳門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因此，澳門的色情場所對澳門社會物質價值生活來說，不是不無影響的。

　　精神價值的生活
　　這裡可以從轉型期內澳門社會的道德倫理與人生目標兩方面理解。關於道德倫理者，筆者曾認爲澳門社會在轉型期間，出現了文化斷層的危機。⁽⁴⁰⁾特別是現階段的澳門社會，各個主要的社會制度均有所改變，而且改變的速度也十分快速，不易被社會成員所適應；以人際關係爲例，傳統時期強調親密及以感情維繫的人與人互動關係，現在則變爲較重視疏遠及以理情維持的人際關係，有時澳門人若用了傳統方式對待他人，可能會招致自己的損失，因此，人際關係模式的改變，使人們難於適應與他人相處。
　　再者，近年大量遷入澳門社會的人口雖然都是華裔人士，但是他們來自一個經濟發展程度、意識形態、社會制度、敎育內容、及生活水平等都有差異的地方，來到澳門之後，他們除了要積極謀生之外，也要努力適應澳門的社會生活，接受澳門社會的規範與文化。
　　現時澳門社會在此轉型期間，並未有一套明確的文化目標(cultural goal)及被認可之達成方式(institutional means)建立，不論是原居民或新移民都有着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若長久下去，將會發展成一個文化斷層的危機，其後果就是社會解體。因此，重建澳門社會中的道德規範，就是補救文化斷層的危機。而建范的過程最重要者，就是在傳統儒家倫理及現代功利意識中加以調和與統一，賦予澳門社會一套明確的文化目標及被認可之達成方式，以挽回陷入社會解體的可能性。
　　另方面，以往澳門社會內強調儒家的論理觀念及深受天主敎神學思想的影響，人們的人生目標是肯定及積極，但正如一般發展中社會一樣，世俗化的過程改變了人們的信念，出現了所謂的“無厘頭文化”。無厘頭文化泛指一些違背正常行爲和語言規律的表現，如答非所問。⁽⁴¹⁾根據社會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 of society)的解釋，在人生目的方面，由於社會富裕，很多的社會制度及道德規范對個人的控制已減低，個人在失敗與成功之間所付出的代價太大，而成功的報酬又大小，因而減低了積極生活的動機，理性與合乎社會要求的行爲再不覺有意義及有吸引力。⁽⁴²⁾因此，無厘頭文化便成爲現代人生活的方式與態度。
　　一項關於澳門靑少年與無厘頭文化關係的調查發現，⁽⁴³⁾有50.00%的被訪者認爲無厘頭是指沒有意思的言語或行爲，更有多達62.5%的靑少年認爲他們在其現實生活中，經常有使用無厘頭的話語。⁽⁴⁴⁾這個發現，反映了在世俗化過程的社會變遷當中，人類的信念受到動搖，在沒有明確的文化目標及被認可之達成方式的處境中，個人便在迷惘中找尋一些可以活得輕鬆而沒有約制生活文化——無厘頭文化，不需要向自己、他人、及社會負責。
　　不過，當人類崇尚無厘頭文化之時，倘若碰上難題，又如何面對?據一項關於澳門的大學生與困難的調查所知，⁽⁴⁵⁾大學生遇上家庭、學校、及個人困難都是以自己的力量去解決居多，分別爲78.26%、74.78%、及80.87%；但將以上三類困難置諸腦後而不去解決者居次位，分別佔13.04%、12.17%、及11.30%。⁽⁴⁶⁾不去解決是較消極的做法，這可受無厘頭文化的影響。
　　又有另一項關於澳門小學生的壓力調查，⁽⁴⁷⁾發現有44.8%的被訪者以找人傾訴爲其宣洩壓力的途徑，但有5.2%會用自殺的方式。⁽⁴⁸⁾雖然衹有絕少的比率是選擇自殺，但這是頗重要的問題，反映了一定程度上小學生面對人生的消極性。
　　總的來說，澳門社會轉型期間不論在其物質生活及精神價值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些問題，可能就是導致社會問題出現的原因。現時澳門社會中最被社會人士所非議的社會問題計有:治安問題、靑少年問題、敎育問題、交通問題、以及環境污染問題。⁽⁴⁹⁾

結語

　　澳門社會已踏入了它的大规模轉型時期，其社會結構內的變遷涉及各個主要的社會制度，影響到每一個人；因此，是謂現代化的過程已展開。若以AGIL模型之解說來理解，這些轉變不會帶來社會的解體，反而會使社會更能從適應中建立一個新的秩序與均衡。澳門社會的發展當然不會受單一因素所致，包括了內在與外在的因素，其中關係錯綜複雜，但最重要的是澳門如何能從半邊圍的地位流上至中心的地位，此則有賴澳門如何發展其先進科技的生產，以及如何開拓更大的市場。若果澳門可以成功地達到以上所述者，它的現代化發展便能獲得勝利。
　　不過，在澳門的發展歷程上同時又出現了一些問題，包括物質及精神價值方面，甚至演化成爲一些社會問題，若從AGIL模型之解釋，這些衹是社會適應上的一個片段，終會過去，不會造成社會解體的情况，社會始終會保持其結構上的穩固與平衡。
　　(本文曾發表於陳欣欣《澳門發展現況》，香港:廣角鏡，1993，頁1-18。)

　　註釋:
　　①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增訂四版。台北:時報，1980年，頁121-122。
　　②Lenski，Gerhand，Human Societies:A Macrolevel Introduction toSociology.New York:MrGraw Hill，1970，pp.290-295。
　　③蔡文輝，社會變遷。台北:三民，1982年，頁140。
　　④Hon.Raymond I.and Felicia U.O.Leong，“The Changing Life Patternof Tan ka in Macau(The Cases of 6 Tan-ka Families)，”UnpublishedTerm Paper，University of East Asia，1991，pp. 14-15。
　　⑤黃漢強，“澳門經濟的發展及其面對的挑戰，”濠鏡，總第8期，1991年9月，頁31。
　　⑥余振，“澳門的政治文化，”余振(編)，澳門:超越九九。香港:廣角鏡，1993年，頁42。
　　⑦例如以吳國昌爲首的民主新澳門(參選組名)或新澳門學社(議政組名)。
　　⑧蔡文輝，社會學理論，再版。台北:三民，1981年，頁87-91。
　　⑨So，Alvin Y.，Soci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Modernization，Dependency，and World-System Theories.Newbury Park:Sage，1990，p.29。
　　⑩第十三次人口普查及第三次住屋普查——簡釋Ⅱ——。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2年7月，頁13。
　　(11)同⑨。
　　(12)同上。
　　(13)澳門法律槪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1993年，頁296。
　　(14)同上。
　　(15)同上，頁6。
　　(16)同上，頁7。
　　(17)由澳門大學註冊處所提供1992年至93年度全校學生的人數表。
　　(18)同上。
　　(19)統計年鑑1991。澳門:統計暨普查司，1992年，頁396。
　　(20)同上，頁394-395。
　　(21)同上，頁391。
　　(22)同上，頁392-393。
　　(23)同上，頁77。
　　(24)同上，頁382 383。
　　(25)同⑨，頁181。
　　(26)同上，頁182-184。
　　(27)同上，頁184-187。
　　(28)同(19)，頁233。
　　(29)同上，頁234。
　　(30)同上，頁235。
　　(31)Si-tou，Vanessa S.T.and others，“The Attitudes of Macau PeopleTowards Speculation，”Unpublished Term Paper，University of Macau，1992。
　　(32)同上，頁54。
　　(33)同上。
　　(34)同上，頁83。
　　(35)澳門日報。1992年10月5日，頁17。
　　(36)區雲藍，“澳門娼妓問題:社會學角度之分析及其社會政策之檢討，”澳門大學未出版之學期論文，1993年。
　　(37)同上，頁8 12。
　　(38)同上，頁11 12。
　　(39)同上，頁9。
　　(40)陳欣欣，澳門社會初探。香港:萬事威，1992年，頁15。
　　(41)史文鴻，史文鴻的大眾文化批判。香港:次文化，1992年，頁39。
　　(42)同上，頁40。
　　(43)鄧楚君，“探討澳門時下靑少年對電視無厘頭節目的看法，”澳門大學未出版之學期論文，1993年。
　　(44)同上，頁15-16。
　　(45)Zhang，Huan Mei and others，“Youth Difficulties:The Case of Students ofThe University of Macau，”Unpublished Term Paper，University ofMacau，1992。
　　(46)同上，頁42。
　　(47)楊國亮，“學生壓力研究，”澳門大學未出版之學期論文，1993年。
　　(48)同上，頁20。
　　(49)同40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