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篇

夷目唩嚟哆考正

　　1.夷目及敕封說
　　有學者認爲夷目是明朝敕封澳門理事官的官銜。從我國歷代職官沿革來看，帶目字的頭銜曾有過弁目、正目、孔目、吏目、蒙古醫生頭目等職稱，但不見夷目。筆者以爲夷目中的“目”作頭目解而且具有十分明顯的貶意。僅從明淸正史^①中擷取數例：
　　“三十六年正月，阮鶚改撫福建，即命宗憲兼浙江巡撫事。蔣洲在倭中，諭山口、豐後二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宗憲以聞。詔厚賚其使，遣還。至十月，復遣夷目善妙等隨汪直來市，至岑港泊焉。浙人聞直以倭船至，大驚。巡按御史王本固亦言不便，朝臣謂宗憲且釀東南大禍。”^②
　　“己卯，四川裡塘頭人作亂，恩慶討平之，誅其夷目鄧珠。”^③
　　“六年，米貼苗婦陸氏為亂，鄂爾泰令元生往剿，破險設伏，擣其巢，獲陸氏。率師赴阿驢，破雷波土司，以其助陸氏劫糧也。賚白金四千。遷元江副將。師還，阿驢夷目從，坐事，元生鞭之，其人大譟，圍元生。”^④
　　“三十二年，回兩廣總督任。襲二等昭信伯。三十四年，師征緬甸，命侍堯傳檄暹羅。時暹羅方為甘恩敕所據，侍堯以為不宜傳檄；以己意宣諭暹羅各夷目，密偵緬甸，苟入境，令擒以獻，上韙之。”^⑤　
　　“……登五奎山，砲擊紅衣夷目，乃退。”^⑥
　　“十四年，峨邊、馬邊夷匪勾結焚掠，提督楊芳擊斃夷目，以肅清入奏。既而夷復滋擾，瑚松額以芳辦理未善，劾罷之，自請議處，降一級留任。”^⑦
　　“嘉慶二十五年，薩木薩克次子張格爾，由浩罕糾布魯特寇邊。……浩罕念無外援，遂遣頭目至喀城謁欽差長齡呈訴，並請通商。長齡遣還二使，留其一使，令縛獻賊目，釋回被虜兵民。浩罕報言，被虜兵民可釋還，惟縛獻夷目事，回經所無。”^⑧
　　由此可見，就中國典籍制度而論，有明一代不可能將這一不見典章、二不登大雅之堂的蔑稱作爲一種官職敕封葡人。兩廣總督岳濬曾奏報乾隆帝說：“該國夷王亦分派夷目在澳管束，由來已久，”^⑨此可證明夷目不是中方派封的。
　　夷目爲一普通名詞，泛指澳門葡人官員。《澳門記略》中的有關記載明確無疑：“夷目有兵頭，遣自小西洋，率三歲一代，……蕃人犯法，兵頭集夷目於議事亭，……夷目不職者，兵頭亦得劾治。”“司敎者曰‘法王'，由大西洋來，澳酋無與敵體者。有大事疑獄，兵頭、蕃目不能決，則請命，命出奉之惟謹。”由此句可知，“夷目”與“蕃目”爲同義詞。
　　此外，尙有“渠目”及“兵目”二稱。澳門葡語將保長譯爲cabeça　da rua^⑩，回譯中文，意即“街道頭目”。從葡萄牙國立檔案館庋藏的漢文文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八品小官佐堂尙可對夷目唩嚟哆發號施令，那麼夷目唩嚟哆肯定不是“二品官”。堂堂廣東巡撫不過才是個從二品官。解決這疑案的關鍵是對葡語“mandarim de segundo grao”加以正確的理解。“segundo　grao”應理解爲“二等”，“次等”。因此“mandarim de　segundo　grao”應作“未入流的官員”或“二等官員”、“等外官員”解。恐怕這是最接近史實的釋意。的確，當時議事亭理事官在明淸官員眼中的地位不過如此。
　　不僅夷目爲一貶意詞，澳門官員其他稱謂的漢譯也曾引發耶穌會傳敎士的不滿。1661年3月6日，艾儒略曾啓奏康熙帝，就華人對澳門官職的任意譯名提出了異議。“待掌握本地語言後，我們發覺粤閩二省人士以可笑的名字稱謂歐洲人。這些名稱與其本名及職務毫不相干。稱神甫爲和尙，議事亭理事官爲四頭人⁽¹¹⁾，主敎爲法王，敎堂爲廟。”⁽¹²⁾
　　《澳門記略》澳譯人物類中有“四頭人”，其對應的注音漢字爲“事達丁”。“事達丁”即葡語Cidadão之譯音。在天地類中，議事亭的對音漢字爲“事打的”，即葡語Cidade⁽¹³⁾之譯音。由此可見，至少至乾隆年間，理事官的異稱之一爲“事達丁”
　　Procurador一詞《澳門記略》澳譯中有載：“管庫(備喇故路多盧)”。十分明顯，“備喇故路多盧”爲Procurador的譯音。《澳門記略》《官守篇》稱“理事官一曰庫官，……”。艾儒略稱“每年任命一敎外人員管理本地，稱之爲Cidade。漢語作理事官(Li szu Kuon)”⁽¹⁴⁾由此可見，Procurador的漢語名稱爲理事官，庫官或管庫。
　　至於“二品官銜”之敕封說，吳志良力排衆議，對此提出了質疑與否定⁽¹⁵⁾。湯開建則肯定地認爲“澳葡首領從未爲明朝廷封授，……”⁽¹⁶⁾我們完全贊同上述二位學者的見解。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敕封說在西方語系文獻中的演變過程。據我們目前硏究的結果，此說首由葡萄牙殖民大臣馬爾蒂紐·梅洛·卡斯特羅(Martinho Melo e Castro)於1783年提出⁽¹⁷⁾。後雅廉訪⁽¹⁸⁾(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加以闡述。“然而，理事官不失爲中華帝國縣官眼中的下級官吏(mandarim menor)。”⁽¹⁹⁾稍後安德拉德(José Ignácio de Andrade)⁽²⁰⁾做了如下發揮：“神宗皇帝通過了澳門政府的形式，授予理事官官員(Mandarim)稱號，以管轄(澳門)華人。他猶如審理葡人與華人口頭訴訟的初級法官，可施以小懲罰。在大案的情況下，理事官無法充分審理，於是將華人送縣官，葡人則交給法區法院法官查辦。”⁽²¹⁾龍思泰接受了這一看法⁽²²⁾。曾在澳門生活過的若澤·安尼奧·馬雅(José António Maia)也說：“從1584年起，理事官被認爲是華人的長官或頭目和議事亭在中國政府處的代表。”他竟然聲稱，1846 年，理事官仍“享有二等官員禮遇(mandarim de segundo gráu)”⁽²³⁾。特瑞修將此說作爲信史載入其名著《歷史上的澳門》一書中。“1584年，中國皇帝授予澳門檢察官未入流官銜⁽²⁴⁾，有裁決在澳華人事務的簡易司法判決權。檢察官在與中國官方通信時，稱自己爲‘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而中國官員則稱之爲‘夷目'⁽²⁵⁾。二十世紀30年代，張天澤亦採此說：“1584年，中國皇帝將二品官銜授予澳門檢查官。在與中國人的正式交往中，這位檢查官被稱作‘夷目'或‘外國人的總管'”⁽²⁶⁾。從此，“二品官銜”敕封說流播中國學界。
　　安德拉德在其書中下此結論時，未引用任何史料。這不得不使人們對此定論產生懷疑。筆者查閱了大量葡檔，至今未見有關記載。澳門歷史檔案室(今歷史博物館)中保存一件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檔案文獻⁽²⁷⁾，爲解析此說的來龍去脈提供了線索。據此，法律專家葉士朋(António　Manuel　Hespanha)指出：“根據至十九世紀仍流行的傳統說法，在1853年議事會首次會議上規定了市政區理事官除了其普通任務⁽²⁸⁾外，亦對華人居民行使管轄權。”可見“二品官銜”敕封說不過是一“至十九世紀仍流行的傳統說法”。安德拉德的九鼎之言無鼎腳。1853 年成立的議事會⁽²⁹⁾及其屬下的華政衙門(A Procuratura dos Negócios Sínicos)⁽³⁰⁾不具備在中國領土上管轄華人的權力，因此自我決定“對華人居民行使管轄權”。“名不正，言不順。”爲實施此種越權的治權，砲制了“二品官銜”敕封說，以期獲得治理華民的合法性。如果說“金劄說”、“海盜說”爲葡人欲證明其據澳合法性的基礎，那麼“二品官銜”敕封說則是葡人爲驗證其治澳合法性的依據。
　　2.唩嚟哆詞源考
　　唩嚟哆一詞始於明代⁽³¹⁾，入淸以後遂成公函中的定稱。關於其詞源，日下有數種講法。一爲procurador的對音；二爲ouvidor的對音；三爲vereador的對音。
　　從語音的角度來說，將procurador及ouvidor作爲唩嚟哆的對音有些牽強。我們知道，在雅廉訪之前，ouvidor幾乎不與中方文移往來。旣然在明朝已有唩嚟哆這一稱謂，唩嚟哆源自ouvidor的可能甚微。從事實出發，似乎procurador應爲唩嚟哆的對應詞，實則不然。排除上述二點後，要分析的是第三點。澳門議事亭的常設機構爲市政委員會(vereação)，其成員稱市政委員(vereador)。每位市政委員執掌一定的管理職能。從1583年起，財政市政委員(vereador fiscal)兼理對華交涉。《澳門記略》中《官守篇》記述說“理事官一曰庫官，……”。簡單說，如果將市政委員會比做當今的部長會議，唩嚟哆便是財政及對華聯絡部長。procurador在葡語中最基本的詞義是代理人，委托人。唩嚟哆是受市政委員會之托，代表其同中方打交道的代理人。《澳門記略》稱其爲理事官十分貼切。其初期職能主要是管理公共財政，兼理華務，因此更確切地說是“庫官一日理事官”。因爲市政委員是他的職務，可能在向華官介紹時，自稱vereador，於是約定俗成，華人遂稱其爲唩嚟哆。唩嚟哆在中方公函中確指“理事官”。凡是漢語文書中使用夷目唩嚟哆處，相應的葡譯件均作Procurador　da　Cidade⁽³²⁾或Procurador do Senado⁽³³⁾。葡語文獻中，從不使用vereador稱“理事官”。就目前筆者所見到葡語檔案而言，“督理濠鏡澳事務西洋理事官”始見於19世紀初年⁽³⁴⁾。
　　①　關於夷目一語在明朝史料中的出現，可見湯開建《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9年，第206－208頁。
　　②　《明史》，第5412頁。
　　③　《清史稿》，第753頁。
　　④　同上，第10408頁。
　　⑤　同上，第10819頁。
　　⑥　同上，第11532頁。
　　⑦　同上，第11638頁。
　　⑧　同上，第14714－14715頁。
　　⑨　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卷，第238頁。
　　⑩　《澳門記略》澳譯中作“架比沙奴牙”。其對等的葡語為cabeça rua。應該指出的是，澳譯的葡語不是標準的葡語，而是澳門土生葡語。例如，cabeça rua在葡語中作cabeça da　rua。
　　(11)　《澳門記略》稱：“凡法王、兵頭、判事官，歲給俸一二千金有差。理事官食其所贏，不給俸。”由此可知，澳門葡人的級別為法王、兵頭、判事官，理事官。故俗稱理事官為四頭人。
　　(12)　曼努埃爾·木里亞斯(Manuel Múrias)《給北京主教的指示和澳門史的其他文獻》，澳門，澳門文化學會，1988年，第119頁。
　　(13)　本意為城市。因議事亭為管理澳城的機構，故在葡語中以Cidade“事打的”簡稱之。
　　(14)　曼努埃爾·木里亞斯，前引書，第119頁。
　　(15)　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第59頁，註29。
　　(16)　參見湯開建，前引書，第208頁。
　　(17)　參見曼努埃爾·木里亞斯(Manuel Múrias)《給北京主教的指示和澳門史的其他文 獻》，澳門，澳門文化學會，1988年，第23頁。
　　(18)　此人在清代檔案文獻中有多種譯名，詳見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澳門基金會，1999年，上册，第10頁，章註2。
　　(19)　參見若澤·德·阿吉諾·吉馬良士·弗雷塔斯(José de Aquino e Freitas)《澳門回憶錄》，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828年，第31頁上轉引的雅廉訪演說詞。
　　(20)　亞速爾人(1779-1863)。商船高級船員。據說曾一度經商。1836-1838年間出任里斯本市政委員。1838－1839年見擔任里斯本市政府主席。他的著作《印度和中國信札》為1815至1835年間他以致其妻信形式撰寫的百篇短文。後匯為兩冊並分別由里斯本官印局於1843年及1847年出版。1998年東方文萃及澳門官印局再版一卷本。
　　(21)　《印度和中國信札》，東方文萃、澳門官印局，1998年，第83頁。
　　(22)　《早期澳門史》第38-39頁。
　　(23)　若澤·安尼奥·馬雅《澳門開港回憶錄》，里斯本，九月革命印刷所，1849年，第62頁，註釋5。
　　(24)　這是本文作者審定《歷史上的澳門》書稿時採取的譯法。
　　(25)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32頁。
　　(26)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116頁。
　　(27)　參見澳門歷史檔案室《民政檔》，第207R號卷宗，《受命起草澳門華人司法組織意見委員會之報告》(1867年3月21日)，第1函盒，第51號文件。
　　(28)　參見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澳門基金會，1996年，第72頁，註140。
　　(29)　關於議事會及其理事官的詳細歷史，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第95－106頁。
　　(30)　參見黎沙(Almerindo Lessa)《澳門－熱帶葡萄牙人類學札記(Macau Ensaios de　Antropologia Portuguesa dos Trópicos)》，里斯本，1996年，第176頁。
　　(31)　《早期澳門史》，第38－39頁上，章文欽校註3。
　　(32)　參見金國平、吳志良主編、校註《粤澳公牘錄存》，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1卷，第6號文件。
　　(33)　參見金國平、吳志良，前引書，第1卷，第48號文件。
　　(34)　參見金國平、吳志良，前引書，第2卷，第226號文件。此函的發文日期為1802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