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三考
一、Lamão詞源及葡萄牙針路上的南澳
葡萄牙卡達瓦爾公爵私人圖書館中藏有一組十分珍貴的《印度航海注意事項(Adevertências para a navegação da Índia)》① 。它包括4組針路。從其中對長崎的天主敎宗敎建築物的記載來分析，其編寫時間在1562年至1563年之間。巴西學者卡爾洛斯·弗郎西斯科·莫拉比較了此手稿和林旭登書中的針路，得出的結論是：林旭登的航海圖出自此針路②。這一針經上多次出現Lamã。Lamão在葡語中亦作Lamao、Lamau，尙有Lamon、Lamo等形式。下引葡語文獻十分明確地闡述了它的詞源：
“據說亞馬港以東各島水深達40噚③；從亞馬港至上川有10或12里格的距離，其水深亦達30噚；直至位於20°30'，距亞馬港20里格、東莞反方向海岸4、5里格的白礁(Ilheo Branco)一路泥底，因為從此至華人稱為Lamho的Lamao沙洲為碎石底，但經常是黑沙構成的沙洲除外。”④我們知道，L與N的互用是一常見的語言現象，因此Lamho實際上是Namho。將Namho分爲Nam－ho，我們得到的是十分接近nan' ao的音値。由此可見，早期葡萄牙人對漢語地名的拼寫準確程度令人驚嘆。
從上引史料可知，葡語中Lamao及其他形式爲漢語“南澳”的對曰。
南澳位於廣東饒平柘林灣外，界於粤閩之間，向爲古代航海一重要停泊處所⑤。因此，它是盛極一時的葡人對日航線上的重要一站⑥。茲將上述針路中有關段落摘譯如下：
“7月季風澳門港往日本
乘7月季風從澳門港出發，……可見一帆狀的島嶼⑦，從澳門可視之，……
……從本島⑧至南澳，即便順風，因東北針路的緣故也應以尾帆行駛。沿岸有小島，距南澳13、14里格，距外洋8里格。
……南澳至Chinçheo洋面開始順風。若乘季風，翌日可見另一側陸地。右舷小琉球岬角，左舷大陸海岸。
……
日本長崎往華
長崎放澳門……東南行，改東南——西南行，泊Çhincheo島⑨，深18－20噚，無沙。從Çhincheo島繼續西南行舡至jlha de Ruj Lobo⑩……
廣東島(11)往日
……東北行舡至南澳島。它位於13，4度。南澳水域多旋渦。平岸行，應以鉛垂測深。水深20噚。多淺灘。南澳為良港。從南澳前過，順利抵岸。
……
從此沿岸向東——東北行舡可至~'Chincheo。沿岸有港灣，在此貿易。有小島，距陸地4里格。首見二小島，位於南澳前方7里格處。人稱jlheos de Ruj Lobo(12) 。大小各一。……”(13)
林旭登《航海圖》將南澳的坐標標爲23°1/4。這是相當準確的，其實際坐標爲23°23'－23°29'。此外，尙配有如下文字說明：“此島位於23°1/4度，高大，……距海岸1里格。從澳門來此，可見到兩個島嶼。島的北端有一可避風的港灣。由西南而入。”(14)“可避風的港灣”可能是《蒼梧軍門誌》上《全廣海圖》中在長沙尾、龍眼沙、白牛澳及隆澳之間的水域。“此澳大，可避東南風。”根據謝傑《虔臺倭纂》地圖所示，此地便是深澳。“深澳‘內寬外險，蠟嶼、赤嶼環處其外，一門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15)我們以爲，出於安全的考慮，較靠近外側的隆澳、淸澳(16)、雲蓋寺可能是當時葡萄牙人在南澳的泊地。
二、《遠遊記》中的“南澳”
中葡屯門——西草灣武裝衝突後，明政府封鎖了廣東，一切海上貿易禁絕。《明實錄》有載：“初，佛郎機火者亞三等旣誅，廣東有司乃併絕安南、滿剌加，……”(17)“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18)至於“諸番”是否包括葡萄牙人，《名山藏》記載十分明確：“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19)漢籍“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等記載，給人的印象是1522年武裝衝突後，葡人立即轉商閩漳海面，但非實際情況。“嘉靖二年市舶旣廢，番船無所容，乃之南澳”(20)。1522年，末兒丁·甫思·多·減兒的慘敗爲曼努埃爾一世“發現”的中國的計劃打上了一個句號。限於實力，已無意作第二次嘗試。1522年後，葡萄牙官方暫時放棄了中國之航，來華者屬於少數冒險商人。他們以一己之力，開拓個人事業。此種狀況延續了十年左右。
保羅·達·伽馬於1533年出任滿剌加要塞司令。他首先結束了同彭亨及北大年的敵對狀況，以便集中力量重開對華貿易。在此背景下，1533年葡人再次光顧粵海。有一份匿名情報稱：“(15)33年，我又去了廣東，去了老港口。我在那裡付了關税。”(21)此處所言“老港口”當爲屯門。由此可知，葡人在受挫十載後，擇機重返粵海，但主要是行商閩海。“……在華貿易，之後我們的人發現了50多個優於廣東的港口。”(22)其範圍之廣，不無誇大之嫌。概指南澳至雙嶼這一漫長海岸線上葡萄牙人曾經活動過的港澳。
葡萄牙商人爲雙重逃稅，以獲巨利，從不向葡印總督報吿他們的行蹤，致使葡語文獻中對此時期的記載闕如，惟一較詳細涉及葡人入閩浙經商的葡語文獻爲平托的《遠遊記》。《遠遊記》雖稱不上一史書，但它從遊記文學作品的角度爲歷史硏究提供了不見於當時著名海外發現編年史家筆下的許多寶貴史料，例如雙嶼港被毀的原因、葡人被逐出福建的導因及澳門的起源。因此，被列爲遊記文學作品的《遠遊記》，對於硏究明代中外交通史，葡萄牙人入華史，乃至明史本身的硏究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中外史家對《遠遊記》的可靠性多有懷疑。一代海交史大家張維華先生稱：“惟葡人通商福建、浙江，史書所載，言之甚簡，以致昔年興替情形，無由得知其詳。西人記述，以Pinto之書爲最詳，然語涉浮誇。未足爲據。”(23)張先生的同時代人及同行張天澤先生的評論則較中肯。“儘管我們對平托作了上述評價，但若認爲這整部純粹是小說，那也未免講得太過分了些。正如我們要見到的那樣，在其叙述中國人搗毀葡萄牙人在泉州的一個殖民地的故事中，可以發現一些歷史眞相。”(24)考東西學人對《遠遊記》評價有欠公允，皆因前者罕見原文，後者則不知漢籍有類似記載所致。
無論如何，在無其他公私著書可徵的情況下，《遠遊記》仍不失爲獲得有關此時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活動訊息的主要來源。茲將有關“南澳”的叙述摘錄如下：
1.葡人從華人處得知南澳為一“許多外國人停靠的港口”
“看到我們是陌生人，他們吃了一大驚，問我們是甚麼地方人，為何而來。我們回答說是暹羅國的商人。如果他們允許的話，我們願意與他們做生意。其中有一年邁，看上去首領模樣的人說可以，但我們所在的那個地方不是做買賣的地方，要到前面一個叫廣博(25)的地方去。那裡同廣州、漳洲(26)、南澳(27)、廣海(28)、松門(29)、雙嶼和沿岸許多外國人停靠的港口一樣，沒有接待外國人的地方。”(30)
“某些山中蘊藏豐富的銅礦，其產量之大把價格壓得很低。此處出產的銅遠銷中國，南澳，松門，詔安，土佐，京都郡及日本的諸港，……”(31)
2.葡人對“南澳島”的瞭解
“因為航速過快，突然沉了底，衹有魯伊·洛博，17個葡萄牙人和幾個奴隸僥倖逃生。他們在沒有帆，沒有水和沒有任何給養的情況下，乘坐舢舨來到了南澳島。魯伊·洛博憑着同他的舊情，跪哭求他們把他們收容在那條中國帆船上。那船當時正在駛往北大年的途中。他許諾並以基督徒的名義起誓，一定付給他兩千克魯扎多作為酬勞，於是他的請求得到了答應。”(32)
“我們哭着回答說，我們是外國人，乃暹羅國人氏，故鄉名叫滿剌加。我們是些富商，帶了些貨物到雙嶼港來做生意。
在南澳島遇上了風暴，全部貨物損失了，衹有你們現在看見的這窮身子逃了生。”(33)
“……我們應該如同有傳染性惡性瘟疫的人一樣，被同其它人隔離，流放到遙遠的地方去。我們衹能住在詔安(34)，松門或南澳的山上。我們這樣的人常常被流放到這些地方去。在那裡，入夜後，我們可以聽到野獸的嚎叫。我們這些人被視同野獸。”(35)
3.提議葡人安東尼奧·德·法里亞擔任“南澳到雙嶼沿海的海防司令”
“因而，成了此地大名鼎鼎的人物，就連職同總督般的海南島都御史(36)也有了耳聞，派人去拜見他，送上了一份豊厚的禮物。如珍珠、金器。還給他寫了封信，問他是否願意接受太陽之子的盟約，出任他手下從南澳到雙嶼沿海的海防司令，……”(37)
4.“南澳海岸”指廈門灣以東至粵界福建沿海
“沿南澳海岸航行我們遇到了一個同葡萄牙人十分友好的中國海盜。安東尼奥·德·法里亞同他達成的協議。
我們沿南澳海岸航行兩天了，一路順風順潮。”(38)
5.對南澳地形有詳細的瞭解
“中國沿海有許許多多的良港，可以毫無顧忌地進去。所有的港口航道都很暢通，衹有南澳和松門兩港除外。在這兩個港口南面約半里格處有幾處淺灘。”(39)
“20天中，傷員痊癒了，但我們之間的舊怨仍未解開。我們上了船。三人在這海盜的指揮船上，另外五人在他的一個侄子當船長的船上。於是我們離開這裡前往一個距漳州七里格，距本島80里格的料羅港去。九天中，風平浪靜，我們一直沿南澳海岸航行。”(40)
“倒霉的是，那傢伙正是我們葡萄牙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前年，我們的人在南澳港曾與其發生衝突。當時有利馬橋人氏，蘭薩羅特·佩雷伊拉船長燒掉了他三隻大帆船，殺死了他手下200人。”(41)
“我們害怕進入河口，因為各處都為這一海盜所控制。我們一直向前航行到了南澳。在那裡補充了足夠到滿剌加的給養。我們在那裡碰到耶穌會在印度一帶的負責人聖方濟各。他剛從摩鹿加來，人民都尊其為聖人，因為他創造了許多奇跡或確切地說，是我主上帝通過他給下民帶來的奇跡。”(42)
三、《粵大記》中的“南澳”
論及葡人入居澳門的原因時，學者每每徵引《粵大記》中《丁以忠傳》下列記載“……時佛郎機違禁潛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慫恿之。以忠力爭曰：‘此必爲東粤他日憂，盍愼思之。'柏竟不從。今則根深蒂固矣。”(43)阮元通誌所引略有不同：“……時佛郎機違禁潛往南澳，海道副使汪柏慫恿之。以忠力爭曰：‘此必爲東粵他日憂，盍再思之。'柏竟不從。”(44)一般認爲文中的南澳指澳門，筆者不敢苟同。刊於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的《海防纂要》一書有稱：“而香山澳在省會西南。夷人駐泊於此，稱密邇焉。萬一有不測之變，豈遂至束手無策哉。議者以濠鏡澳終爲腹心之疾或議毀擊巢蘆，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治之或議以鄰爲壑而徒之南澳”。(45)謝傑在《虔臺倭纂》中有同樣的記載：“然廣人以濠鏡澳終爲憂目，爲腹心之疾或欲毀擊巢蘆，或欲徒之南澳，或欲移之浪白、三洲或議設官以治之。以其爲番舶所聚也。”(46)王在晉“或議以鄰爲壑而徒之南澳”及謝傑“徒之南澳”二語爲正確理解《粵大記》“時佛郎機違禁潛往南澳，”一語的關鍵。此外“東粵”(47)一語也對“南澳”有所限定。由此可知，廣東當局曾有將葡人遷至粤閩之交南澳的意圖。
從史實來看，由於中國厲行海禁，葡人於1542年抵達日本後，開始大力發展對日貿易。他們在中國沿海的據點，如1548年以前的雙嶼，1549年以前的漳州月港、浯嶼、南澳等地及1550年至1553年的上川，1554年至1562年(48)的浪白滘，乃至1553年至1557年間開埠的澳門均爲對日貿易的中轉站。對日貿易額遠遠出超對華貿易額。旣言“…違禁潛往南澳”，可知葡人曾涉足此地。《南澳誌》稱“日本倭奴、西番醜虜，猖獗憑陵，跳梁跋扈，據爲巢穴。”(49)1553年萊奧內爾·德·索札與汪柏“議和”後，葡人可能並未選中澳門作爲新的貿易點，原因是作爲葡日貿易的中繼站浪白滘仍未放棄，故選擇南澳的可能性較大。“南澳孤懸海中，四面汪洋，爲漳潮兩郡門戶，商船往來要衝。”(50)南澳爲戰略重地：“……若入廣勢必道閩，而惠潮其門戶也。漳舶通番路所必經。……柘林、南澳潮之要區，平海、碣石惠之重地。柘林、南澳失守是無潮也。平海、碣石失守是無惠也……而南澳又潮之要害。爲南澳者，閩廣交界，居大海中，有山田數千畝。”(51)除商舶外，此地亦是番倭接濟之所。“有司無供億之費，其法非不甚善。世久人玩，武備漸馳。倭患突來，內地莫能捍禦，於是南澳、走馬溪、舊浯嶼、南日等險要俱爲番舶所據。”(52)“嘉靖間，倭互市於此。廣捕急則奔閩，閩捕急則奔廣。”(53)“南澳爲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臨之地。三四月東南風汛，粤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或由外浯嶼、料羅、烏沙而上，……”(54)“料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55)南澳已成爲一據點。“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粤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56)
① 巴黎國立圖書館有一西班牙語抄件，法國國立圖書館Fond Portugais cod58，1949 年，法國學者列昂·波爾東撰文介紹了這一文獻，詳見《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商人華日航行之針路(Les Routes des Marchands Portugais entre Chine et Japon au milieu du XVIe siécle)》，里斯本，1949年。後又一法國學者曼干(Pierre－Yves Manguin)在一論述葡萄牙人在交趾之那的專著中研究了這一針路及其他類似針路並作了法語譯註，詳見《葡萄牙人在越南及占城沿海的活動(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êt－Name e du Champa)》，巴黎，1972年，第61 －125頁。
② 卡爾洛斯·弗郎西斯科·莫拉《卡達瓦爾公爵私人圖書館中的<航日針路(Os Roteiros do Japão do Códice Cadavao)>抄件》，載《學習(Stvdia)雜誌》，里斯本。1972年，第34期，第153－201頁。
③ 漢籍使用“托”這一單位。
④ 《中國諸島簡訊》馬德里國家圖書館第3015號手稿，第167頁。另見大英博物館第28.461號手稿，第5頁。
⑤ 在《兩種海道經針》中出現達20餘次。
⑥ 巴黎抄件則明確地說是Lantão。參見法國國立圖書館Fond Portugais cod 58，第77
⑦ 頁正面。
⑧ 白礁。
⑨ 浯嶼。
⑩ 參見關於jlheos de Ruj Lobo的註釋。
(11) 原文為Pullo Cantão。今作廣東島。位於南沿海近巴當角處。俗稱“幹荳”，詳見韓振華《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载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幹荳考》，載《南海諸島史地》，原文為Pullo Catão。今作廣東島。位於越南沿海近巴當角處。俗稱“幹荳”，詳見韓振華《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幹荳考》，載《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1－172頁。
(12) 同jlha de Rui Lobo。jlheos意為“小島”。張增信認為“……南碇島很可能就是當時路易·羅勃貿易的地點。(案：此乃候門圖中所標示。)”(參見張增信，《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 年，第92－93頁。)應該注意的是，葡語針路是當時水手使用的航海資料，而沿海圖的作者為專業製圖家，無實際航海經驗，因此以前者更為詳準、可靠。從“首見二小島，位於南澳前方7里格處。人稱jlheos de Rui Lobo。大小各一。”一語來分析，葡人所稱的jlheos de Ruj Lobo 可能是《鄭和航海圖》上的“大甘”與“小甘”。“大甘、小甘二島亦作大柑、小柑，在福建東山島東面海上，即今圖之兄弟島。”(參見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1982年，附錄第10 頁。)
(13) 譯自卡爾洛斯·弗郎西斯科·莫拉，前引文，第176－186頁。
(14) 阿爾貝托·卡馬爾《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團及其沿海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68－169頁。
(15) 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70頁。關於南澳的貿易情況，可見同一作者《明清時期南澳港的海上貿易》，《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10－18頁。
(16) 參見盧坤《廣東海防彙覽》，卷1，第50頁上(南澳圖》。附錄之九。
(17) 《嘉靖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已條，第5頁正面。
(18) 同上及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第10頁。
(19) 何喬遠《名山藏》，卷106，王亨記三，滿剌加條，第20頁。
(20) 《南澳誌》，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卷3，第2頁。引自張增信，前引文，第93頁。
(21) 參見拉法爾·廷迪諾《中國風物志－十六世紀文獻集(E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60頁。據考，這是方濟各·沙勿略於1548 年
(22) 費爾南·羅佩斯·德·卡斯達聶達《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8年，卷2，第678頁。
(23) 《<明史>歐洲四國傳註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頁。
(24) 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90頁。
(25) 原文為Guamboy。
(26) 原文為Chincheo。此詞從語音上來分析，應為漳州的對音，但在葡語文獻中不僅指漳州。其語意有二：1漳州人，泛指福建人；2漳州，漳州地區，泛指福建。葡人在漳州的居留地包括月港、浯嶼、料羅、金門、廈門等島嶼的港區。據向達先生考證，所謂的明代漳州港即今廈門港，因此葡語中的Chincheo居留地的地理範圍在今廈門港週圍。
(27) 原文為Lamau。
(28) 原文為Comhay。實際指廣海衛下屬的上川島北部的三洲。
(29) 原文為Sombor。泛指浙江沿海。
(30) 金國平譯註《遠遊記》，上冊，第126頁。
(31) 同上，下册，第427頁。
(32) 同上，上册，第150頁。
(33) 同上，上冊，第246頁。
(34) 原文為Chabagué。
(35) 金國平，前引書，上册，第338頁。
(36) 原文為Chaem。係都察院一詞中“察院”二字的諧音。都察院的長官為左、右都御史。作者以機構名代官職名。誤，譯者將Chaem改譯為“巡按御史”。
(37) 金國平，前引書，上冊，第152頁。
(38) 同上，上冊，第163頁。
(39) 同上，上冊，第182頁。比較《廣東海防彙覧》，卷2，第24頁：“南澳在閩廣之交。去懸鐘水口約三十餘里。洪武間，居民負險做亂，遂為賊巢。小舟須魚貫而入，官兵攻剿頗難。內口約五萬餘畝，官給牛種屯軍耕，以扼冠盜之險而免輸將之勞。”
(40) 金國平，前引書，下冊，第391頁。
(41) 同上，下冊，第419頁。
(42) 同上，下冊，第627頁。
(43) 參見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總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卷，第157 頁。
(44) 阮元《廣東通誌》，上海古籍版，1990年，卷4，第4256頁。
(45)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卷3與地險要，第2頁。
(46) 謝傑《虔臺倭纂》，下卷，第44頁。
(47) “廣東南境皆瀕海，自東而西，歷潮、惠、廣、肇、高、雷、廉七郡，而抵越南。其東境始於南澳，與閩海接界。”參見趙爾巽《清史稿》，第4115頁。
(48) 葡人入居澳門後，並未立即放棄浪白滘。本針路中“廣東島往日”條內已不見浪白滘，所以至1562年葡人可能已徹底放棄了浪白滘。
(49) 《南澳誌》，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卷3，第3頁。引自張增信，前引文，第93頁。
(50) 盧坤，前引書，卷1，第11頁。
(51) 謝傑，前引書，第43頁。
(52) 同上，第46頁。
(53) 同上，第44頁。
(54) 盧坤，前引書，卷2，第24頁。關於海商雲集南澳及明政府派兵設防的詳細情況，可見謝傑，前引書，第45－47頁，林仁川，前引書，第171頁，張增信，前引文，第93－94頁及饒宗頤，《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載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5頁。
(55) 《籌海圖編》，卷4，第19頁。
(56) 同上，第1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