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葡語文獻中的Chincheo
葡語文獻中Chincheo一詞是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其史地範圍因時而異。因此,必須按時期、按事件逐一分析,不可籠統將其考爲一地而論之。本文擬以早期葡語文獻對Chincheo的記叙,葡語針路,平托的《遠遊記》及漢籍的有關記載對早期Chincheo的史地範圍及葡萄牙人主要貿易地及在福建沿海的航海中繼站進行一綜合考證。
一、“oquem”、“foquem”與“chamcheo”、“chancheo”
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稱:“除廣州港外,尚有一港名‘oquem'。陸程3天,水路晝夜可至。此爲琉球人及其他國家使用的港口。此外,尙有多處港口,需長篇巨幅方可完述,故不擬在此贅言。本文範圍僅至廣州,因爲它是打開中華王國的鑰匙。”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在著名漢學家慕阿德(Arthur Christopher Moule)①的協助下將“oquem”還原爲福建②。從語音上來分析,考證無誤。但從史學的角度而言,需作進一步補充。下句爲“此爲琉球人及其他民族使用的港口”一語,由此可知係琉球貢使入華之口。《澳門記略》“琉球”日:“今貢道由福建,亦無來粵市者。③《明史·外國四,琉球》記述:“正統元年,其使者言:‘初入閩時,止具貢物報聞。'”④“弘治元年七月,其貢使自浙江來。禮官言貢道向由福建,……”⑤考當時負責接待琉球貢使的市舶司位於泉州。《明史·食貨五》稱:“泉州通琉球”⑥,則文中“oquem”港當指泉州。托梅·皮雷斯的寫作素材來自口頭傳說,將“福建”一音移植“泉州”不當爲奇。白樂嘉標新立異將其釋爲“濠鏡”並頗費篇幅加以考證、闡述⑦。此說後在中外學者中產生巨大影響。我國學者循此說者,當數戴裔煊爲第一人⑧。反觀我國史料,若澳門於1535年始闢爲澳口之說⑨得以成立,殊難想像早在20多年前,在東南亞便有了關於澳門的信息。
我國文獻中關於琉球人於正統十年至“香山港”的記載行文如下:“……時流求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⑩。有學者認爲香山港即香山澳。對此,梁嘉彬先生於30年代則稱:“殊域周咨錄卷四琉球云:‘正統十年琉球陪臣蔡璇等數人以方物貿遷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案:正統間澳門尙未爲人知,所謂香山港當即浪白耳!”(11)作者不擬在此對香山港作進一步的考證,但我們應對這段史料作一細讀。黃佐、嚴從簡均稱到週圍國家做買賣,遇到風暴漂至香山港。顧炎武有言甚明:“……有當由福建而被風漂舟至者如渤泥……流求……每加收卹,他若喃勃利新附諸國,亦有隨舶至廣州者。正統十年,按察副使章格(12)巡視海道,時琉球使臣蔡璇等率數人以方物買賣鄰國,風漂至香山港,守備以海冠(13),欲戮之以爲功。格不可,爲之辯奏,還其貲而遣之,番夷頌德。近年琉求客商有漂至瓊州者,送之廣州僉事,經彥寀(14)加意存卹,遠人感之。”(15)正因爲這不是對他們開放的舶口,所以“守備以海冠,欲戮之以爲功。”而托梅·皮雷斯則十分明確地說:“此爲琉球人及其他民族使用的港口”。
這一爭論解決者還是托梅·皮雷斯本人。他在記敘琉球時寫道:“琉球人亦稱‘古螺(16)'。兩名均可,但琉球使用較多。其國王爲異敎徒。所有人爲華人國王的貢臣。其島巨大,人口衆多。有類似中國平底帆船的小船。經常不斷地有3、4艘在中國採買東西(17)。此外,在中國及滿剌加無其他貿易。有時隨同華人,有時單獨去福建港(18)進行貿易。它位於中國大地,近廣東(19)。之間的航距爲一晝夜。”(20)
應該特別注意的是“……之間的航距爲一晝夜。”與“……水路晝夜可至。”完全吻合。可以說“oquem”實際上爲“foquem”的訛略形式。
就目前所知的資料,Chincheo在葡語文獻中最早的形式是“chamcheo”和“chancheo”。
“從交趾盡頭至中國沿岸近海南島處有要塞(21)密佈。海南島出產珠子,運往中國。有南頭要塞(22),廣州要塞(23),cham-cheo要塞等等。其中以廣州要塞為首,為那帶貿易中心。”(24)
“從投放的貨物來看,素絲的產地在chancheo,染色絲綢來自交趾(25)。錦緞、緞子、金銀緞(26)、紗、羅則產於南京及安慶(27)(邊註:南京盛產各種棉布,富商巨賈比比皆是。從北京沿河(28)行船1月可至南京),海南島珍珠,chamcheo樟腦,供不應求。因為上述貨物情況人人皆知,恕我不在此贅述。”(29)
從《東方簡誌》的述記載來看,托梅·皮雷斯在滿剌加收集的寫作材料驚人地翔實、準確。“chamcheo要塞”大概是指中左所。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便已得知“素絲的產地在chancheo”。衆所週知,漳州的紡織業素稱發達,所產漳紗、漳緞更是暢銷海內外。至於“chamcheo樟腦”無疑可以譯爲“漳州樟腦”。
對於Chincheo的對音是“漳州”還是“泉州”國際學術界曾有過一番爭論(30),但從1937年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在巴黎議會圖書館中發現這一珍貴的手稿鈔本,將其譯爲英語,交世界著名的哈克盧特(Hakluyt Society)出版社於1944年以英、葡雙語付梓以來,這一學術之爭早已有了爲多數學者所接受的結論(31)。解決Chincheo的對音是“漳州”還是“泉州”最有力的書證,是在現庋藏於羅馬耶穌會秘密檔案館中利瑪竇與羅明堅合著的《葡中字典》(32)手稿中Chincheo相對的漢字是“漳州”(33)。實際上,漢籍對此的記載十分明確。《世宗實錄》有稱:“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34)至於“諸番”是否包括葡萄牙人,《名山藏》記載無誤:“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35)雖然“浯嶼屬泉州不屬漳州”,(36)不可據此認爲葡語Chincheo一詞亦指泉州府治或全境。葡語Chincheo一詞作“福建人”解,尤指閩南漳、泉二府人士。
二、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首次到達的“Chincheo”為何地?
幾乎所有的中外學者均認爲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首次到達的“Chincheo”爲漳州府治。近來作者見到一葡語文獻,可以說是準確無誤地回答了這一問題。葡萄牙曼努埃爾(D.Manuel)國王的御用編年史家達米昂·德·戈易斯,在敘述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抵達屯門後派遣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前往Chincheo的記載如下:
“……於是他(37) 於1517年6月,再次遠航中國。他共率領9艘帆船。他乘坐一艘。其餘的船長為佩羅·蘇亞雷斯、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龐巴爾人氏若爾熱·博特略,曼努埃爾·德·阿拉烏若(Manuel de Araujo)、安東尼奧·洛博·法爾康、馬爾廷·格德斯、以及杜瓦爾特·科埃略。在這些人的陪同下,他於8月15日來到了Tamanlabua島(38)。該島距陸地3里格。按照國王的命令,所有抵達廣東省的王國大帆船必需停泊在那裡。廣東係中華王國的一個省份。在到達該港之前,他遇到了一支中國國王保護前來各港口(39)的大帆船的艦隊。廣東省盜寇麇集。巡海見到我們的大帆船非常吃驚,看我們這樣子,以為是甚麼新的海盜來犯,於是率領衆船向我們衝來,幾乎動起干戈。但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既無防衛的樣子又無攻擊的架式,逕直往泊屯門島。中國國王艦隊司令亦來同港(40)泊駐。他派人來問說,我們係何國人,為何而來。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一一做了答覆並請他提供領航員帶他去廣州城護送他的主人—葡萄牙唐·曼努埃爾國王派遣的一個觐見中國國王的大使。華人艦隊司令派人告訴他說,他馬上通知位於前往廣州河道入口處的南頭鎮守備(41),然後由他將其到來稟告廣州大吏。南頭鎮守備(人稱備倭)叫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改天去見他並派人告訴他們說已向廣州派信差。但廣州的答覆遲遲未到,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等得不耐煩了,於是率幾條大船及小艇從他停泊的港口前往南頭。南頭距廣州約15里格。他再未得到人稱都堂的廣州城大吏的口信。他在廣州城主要大門處抛了錨,停靠在一座如同我們家鄉的那種有階梯的石碼頭。碼頭對面有一小島(42),上面有一鐘樓狀的寶塔(43)。廣州城大吏習慣邀請他們視為貴賓的外國人前往那裡。大憲欲邀請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但他以身體不適,加以婉拒。他在此碼頭停泊了數天。在此期間,他與大吏以及城中其他官員談妥了他的事情,將出使中國國王的使臣及幾個隨從留在城中。他則返回了屯門。他在那裡逗留了14個月。按照唐·曼努埃爾國王的規定,他要在中國一帶盡量多獃,清楚瞭解一切情況,諸如當地貿易、國王的權力及領土。此時來了許多琉球、高麗及日本的船隻。他們帶來的大宗貨物是黃金且數量巨大,所以他決定派遣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帶領當地領航員及翻譯前往這些省份。他跑遍了福建海岸。這一海岸平直,村鎮星羅棋佈。在此航行中,他遇到了許多遠航它地的當地船隻。在他停泊的一港口(44),人們向他提供了福建一大城市(45)的情況,他揚帆準備前往那裡,當他駛入一該城所在的一河口時(46),收到了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從陸路發給他的信,要他返回,因為回航印度的時間已到。他照做了並將此行所見所聞向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做了彙報。這些省份富庶、物產豐富。還談到了它的貿易、家畜以及給養的供應情況。胡椒在那裡比在中國(47)還暢銷。這裡交易的貨物優於中國,市場亦優於中國。
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抵達後,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派人在屯門及廣州四處喊話說,凡有葡萄牙人的債主可找他,他會下令償還。對此衆人十分高興,讚揚他在此貿易期間的優良舉動。此舉令廣州、屯門及所有地方的官員、平民十分高興,對他的友好頗感滿意。話別後,他於1518年10月啟程返回滿剌加。”(48)我們來分析以下有關句子:
“他跑遍了Chincheo海岸。”顯然這是指從粵閩交界處至廈門外一帶沿岸……在他停泊的一港口,人們向他提供了福建一大城市的情況,他揚帆準備前往那裡,當他駛入一該城所在的一河口時,收到了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從陸路發給他的信,要他返回,因為回航印度的時間已到。”
從上下文來看,“他停泊的一港口”應爲月港。“福建一大城市”應爲漳州。“河口”應爲九龍江口。
此文對葡人與福建接觸史的考證十分重要。一般認爲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曾至漳州城,但實際上是月港,也就是說葡人早期從未到達漳州府治(49)。
三、葡語針路上的Chinçheo
早期葡萄牙人繪製的地圖稱portulano,即沿海圖(50)。它旣不是準確的地圖,也不是航海圖。實際上是大概地形的示意圖。因此無法用來作爲精確考證的依據,而相對準確的資料是針經。葡萄牙卡達瓦爾(Cadaval)公爵私人圖書館中藏有一組十分珍貴的《印度航海注意事項(Adevertências para a navegação da Índia)》(51)。從其中對長崎的天主敎宗敎建築物的記載來分析,其編寫時間在1562年至1563年之間。它包括4組針路。其中有關於Chincheeo的準確資料。茲將上述針路中有關段落摘譯如下:
“7月季風澳門港往日本
……南澳至Chinçheo洋面開始順風。若乘季風,翌日可見另一側陸地。右舷為小琉球岬角,左舷為大陸海岸。
……
日本長崎往華
長崎放澳門(Macao)……東南行,改東南-西南行,泊Chincheo島(52),深18-20噚,無沙。從Chincheo島繼續西南行舡至jlha de Ruj Lobo(53)……
廣東島(54)往日
……東北行舡至南澳島。它位於13,4度。南澳水域多旋渦。平岸行,應以鉛垂測深。水深20噚。多淺灘。南澳為良港。從南澳前過,順利抵岸。
……
從此沿岸向東——東北行舡可至~'Chincheo。沿岸有港灣,在此貿易(55)。有小島,距陸地4里格。首見二小島,位於南澳前方7里格處。人稱jlheos de Ruj Lobo(56)。大小各一……”(57)
“Chinçheo洋面”應指南澳至廈門外的水面。至於“~'chincheo島”,我們認爲是浯嶼。在《順風相送》及《指南正法》中,有多組從浯嶼始發的針經。而且漢籍中有佛郎機泊浯嶼的記載(詳下)。
四、平托《遠遊記》中的Chincheo
中葡西草灣——屯門武裝衝突後,明政府封鎖了廣東,一切海上貿易禁絕。《明實錄》有載:“初,佛郎機火者亞三等旣誅,廣東有司乃併絕安南、滿剌加,……”(58)“自是安南、滿剌加諸番,有司盡行阻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59)至於“諸番”是否包括葡萄牙人,《名山藏》記載無誤:“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60)這一不分靑紅皀白的作法對廣東的對外貿易影響至大。唐宋以來便是外貿中心的廣州之貿易一落千丈,地方經濟秩序受到破壞,軍餉官俸出現緊缺,嶺南怨聲載道。嘉靖八年,兩廣巡撫林富有鑒於此,上疏奏請解除朝貢貿易之禁:“凡番舶之來,私自行商者盡皆逐去。其有朝貢表文出於祖訓、會典所載衆國,蜜詗得眞,許往廣州洋澳駐歇。其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郎機者即驅出境。”(61)。
此奏後,朝廷報可,廣東朝貢貿易解禁,但葡人仍在被拒之列。漢籍“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歸於閩而廣市井皆蕭然也。”
“自是佛郎機諸番夷舶,不市粵而潛之漳州”的記載給人的印象是1522 年武裝衝突後,葡人立即轉商閩漳海面,但非實際情況。1522年,末兒丁·甫思·多·減兒的慘敗爲曼努埃爾王開發中國的計劃打上了一個句號。限於實力,已無意作第二次嘗試。1522年後,葡萄牙官方暫時放棄了中國之航,來華者屬於少數冒險商人。他們以一己之力,開拓個人事業。但葡萄牙王室並未因此挫折最終放棄對華貿易。1527年,華人再次光顧滿剌加。當時的要塞司令若爾熱·卡布拉爾(Jorge Cabral)出於更長遠的國家政治、經濟利益,不嫌舊惡,友好地接待了華人。爲了進一步發展同華商的關係,他爲葡萄牙國王訂製了一套瓷器。第二年,華商果然帶來了訂貨。鑒此,若爾熱·卡布拉爾向國王彙報說,他將於1528年季風季節派船前往廣東,打聽葡囚的情況。再看廣東的情況,此時正是林富奏開海禁的年代。從此開始,此種民間貿易逐漸恢復。若爾熱·卡布拉爾的繼任是佩羅·德·法利亞(Pero de Faria)。在二人權利交接的文件上可以看到“……已同中國領地的chyncheos人保持了貿易及友誼……”(62)此文獻吿訴我們,“chyncheos人”當爲漳州月港的閩南人或由此出海的其他地區的福建人。閩商當時購買的主要貨物爲“胡椒與錫”(63)。這樣恢復了滿剌加與中國的貿易渠道。在佩羅·德·法利亞第二次出任滿剌加要塞司令的1539-1543年間,“因爲我的宴請及接待,在我任期內來滿剌加的中國帆船每年達20艘”。(64)佩羅·德·法利亞的繼任是加爾西亞·德·薩(Garcia de Sá),其任期爲1529年至1533年。這一期間的官方政策爲善待閩商,保持關係,但因印度總督尙未解除華航的禁止,未正式向中國排遣船隻。
這是葡萄牙人與閩商在滿剌加的接觸,但在此之前中葡在東南亞其他地方早有接觸。中葡衝突的第二年,即1523年,桑肖·恩里克斯(Sancho Henriques)在北大年曾見到華人(65)。1527年,弗郎西斯科·德·薩(Francisco de Sá)在爪哇見到華人裝運胡椒(66)。根據滿剌加要塞司令得到的情報,該年計有30條閩船前往巽他,北大年,淡目(Dema),林加(Linga)及滿剌加。
保羅·達·伽馬(Paulo da Gama)於1533年出任滿剌加要塞司令。他首先結束了同彭亨及北大年的敵對狀況,以便集中力量重開對華貿易。在此背景下,1533年葡人再次光顧屯門。有一份匿名(67)情報稱:“(15)33年,我又去了廣東,去了老港口(porto velhio)。我在那裡付了關税。”(68)此處所言“老港口”當爲Tumon。由此可知,葡人在受挫十載後,擇機重返粵海,但主要是行商閩海。“……在華貿易,之後我們的人發現了50多個優於廣東的港口。”(69)其範圍之廣,不無誇大之嫌。槪指南澳至雙嶼這一漫長海岸線上葡萄牙人曾光顧的港澳。
葡萄牙商人爲雙重逃稅,以獲巨利,從不向葡印總督報吿他們的行蹤,致使葡語文獻中對此時期的記載闕如,惟一較詳細涉及葡人入閩浙經商的葡語文獻爲平托的《遠遊記》。《遠遊記》雖不是一史書,但它從文學作品的角度爲歷史硏究提供了不見於當時著名海外發現編年史作者筆下的許多寶貴史料,例如雙嶼港被毀的原因、葡人被逐出福建的導因及澳門的起源。因此,被列爲遊記文學作品的《遠遊記》,對於硏究明代中外交通史,葡萄牙人入華史,乃至明史本身的硏究具有不可忽視的史料價值。中外史家對《遠遊記》的可靠性多有懐疑。海交史大家張維華先生稱:“惟葡人通商福建、浙江,史書所載,言之甚簡,以致昔年興替情形,無由得知其詳。西人記述,以Pinto之書爲最詳,然語涉浮誇。未足爲據。”(70)張先生的同時代人及同行張天澤先生則較中肯。“儘管我們對平托作了上述評價,但若認爲這整部純粹是小說,那也未免講得太過分了些。正如我們要見到的那樣,在其叙述中國人搗毀葡萄牙人在泉州的一個殖民地的故事中,可以發現一些歷史眞相。”(71)考東西學人對《遠遊記》評價有欠公允,皆因前者罕見原文,而後者則不知漢籍有類似記載。幸然澳門基金會等機構聯合出版了《遠遊記》的漢語全譯,令中國學者得見全豹。我們在摘錄《遠遊記》中有關段落時,盡量檢以漢籍,爲西方學者架設一橋梁(72)。
《遠遊記》中有關Chincheo的記叙如下:
“看到我們是陌生人,他們吃了一大驚,問我們是甚麼地方人,為何而來。我們回答說是暹羅國的商人。如果他們允許的話,我們願意與他們做生意。其中有一年邁,看上去首領模樣的人說可以,但我們所在的那個地方不是做買賣的地方,要到前面一個叫廣博(73)的地方去。那裡同廣州、Chincheo、南澳、廣海、松門、雙嶼和沿岸許多外國人停靠的港口一樣,沒
有接待外國人的地方。”(74)
此詞從語音上來分析,應爲漳州的對音(75),但在葡語文獻中不僅指漳州。其語意有三:1漳州人,泛指福建人;2漳州,漳州地區;3泉州部份地區;4泛指福建。
“然而,他問其中一個葡萄牙人,他是其中兩個孩子的父親。另外一個葡萄牙人已奄奄一息。問他們是如何落入那個強盜手中的,那個傢伙叫甚麼名字。他回答說,那個強盜有兩個名字,一個基督教名字,一個異教名字。異教名稱為希考倫(76)船長。當時他這樣自稱。基督教名字為弗朗西斯科·德·薩。五年前他在滿剌加受洗入基督教。當時的滿剌加要塞的司令為加爾西亞·德·薩。因為那司令是他們的教父,所以給了他德。薩這個姓氏,還把一個混血孤女嫁給他作妻子。
那是個溫順的女子,其父為一大名鼎鼎的葡萄牙人。這樣做的目的是把他留在那個地方。他於一五三四年坐一條大船去中國,隨行的有其妻子和二十名滿剌加要塞最富有和最享盛名的葡萄牙人。抵達廣東島(77)後,在那裡補充了淡水,準備到漳洲港去。船在那裡停了兩天了,全體船員同他一樣都是華人。因此,一天晚上,趁葡萄牙人睡覺時,他們揭杆而起,用斧頭殺死了所有人,凡是有基督教名字的人,甚至連孩子都未能幸免。他強迫妻子改信異教。崇拜舵公帶在船上一個箱子裡的一尊偶像。說等她脱離了基督教後再同她舉行婚禮。如果他這樣做的話,舵公還把自己的一個妹妺嫁給他。他的妻子不願崇拜那個偶像,也不同意他的計劃,那狗東西竟然用斧子砍她的頭,頓時腦漿四濺而死。然後開船去雙嶼。那年他到雙嶼去做買賣。因為害怕,不敢去北大年,那裡住有葡萄牙人。然後到暹羅去越冬。第二年又到漳洲港來了。”(78)
由此段可以看到,中葡屯門交惡後,至少是至1534年,葡人主要仍在漳州海面經商。
“我們問這一海岸上有那些港口可通漳洲。我們以為在漳洲一定會遇到從滿剌加來的大船。漁民講向前十八里格處有一暢通的河流,名叫欣格芬,乃一良港。那裡泊有許多滿載鹽、明礬、油、芥末、薑等貨物的船。本來我們完全可以取一部份上述貨物以補我們之缺。河的入口處有一小村,名廈門(79)。皆是些漁民和窮戶。往前三里格有一城市。那裡的絲綢、麝香、瓷器及其他多種貨物充盈餘裕。不管拿到甚麼地方都可以大賺一筆。”(80)
“欣格芬”疑指九龍江。“往前三里格有一城市”應爲月港。《名山藏》稱:“此時有佛郎機夷者,來商漳州之月港,……”(81)
“在阿納伊河弄到一切航行必需的給養後,我們便離開了這裡。安東尼奧·德·法里亞認為到漳洲港去為宜。甲·潘讓也是這樣建議的,再加上安東尼奧·德·法里亞一直非常注意保持同此人的友誼。在漳洲可以打聽倒有關從巽他、滿剌加、帝汶及北大年過來的葡萄牙人的消息,知道一些與其有關的情況,也可能還有關於雙嶼的消息。當時已盛傳,中國皇帝派了一支四百艘船的艦隊和十萬人的大軍前往那裡捕捉在那裡定居的我國人,還要燒燬我們的船隻和居留地,因為中國皇帝不願我們的同胞獃在他的領土上。他得到的稟報說,我們的國人並不如我們自己所言是那種忠實,與人為善的人。
抵達漳洲港後,我們遇到了五艘葡萄牙大船。一個月前,他們從上述地方來。我們受到了他們的熱情、隆重的款待。他們把當地,商品及治安的情況向我們做了介紹後,告訴我們說,他們得知的有關雙嶼的消息也是從中國人那裡聽來的。那裡有許多越冬的葡萄牙人,還有人不斷從滿剌加,巽他,暹羅和北大年來。他們在那裡安安生生地做生意。我們所懼怕的那支大艦隊沒有到那裡去。估計是到五島列島(82)去援救平托爾(83)的將軍(84)。傳說,他的內弟篡奪他的王位。因為這個將軍重新向中國皇帝稱臣,每年納貢十萬兩,所以那支龐大的艦隊前去支援他。據說有十萬大軍去助其恢復被篡奪的王位。聽完這一消息,我們放了心並就此對我主感恩不盡。
在漳州港區逗留九天後,我們離開了那裡。我們的隊伍中又多了三十五個士兵。安東尼奥·德·法里亞好好利用了一番那五艘船。我們繼續向雙嶼王國(85)方向行駛。”(86)
從“漳州港區”一語可知,葡人的“漳州港”的範圍在月港與廈門外海之間。
“此次大捷的代價不小。我方陣亡者共16人,其中有五名是整個艦隊最英勇善戰的葡萄牙士兵。受傷者達43人。安東尼奧·德·法里亞也在其中,他被刺中一槍,砍了兩刀。激戰結束後,清點了一下敵船上的貨物。戰利品的價值在八萬兩左右,大部份為日本紋銀。這些貨物都是海盜從三艘由平戶(87)駛向漳洲的貨船上搶來的。”(88)漢籍亦有此時期日本與月港貿易的記載。
“我們已在此逗留了17天。一天,來了一個名叫薩米波謝卡(89)的海盜。那海盜在同漳州的海道的交戰中一敗塗地。28艘帆船被俘獲了26艘,衹有四艘脫險。大部份是重傷員,都在那兩艘船上,因此他被迫在那裡獃了20天,醫治傷員。我們八人饑寒交迫,衹得同他達成協議,讓他把我們帶到任何地方去,直到上帝給我們提供一艘堅固的船到滿剌加去。
20天中,傷員痊癒了,但我們之間的舊怨仍未解開。我們上了船。三人在這海盜的指揮船上,另外五人在他的一個侄子當船長的船上。於是我們離開這裡前往一個距漳州七里格,距本島80里格的料羅港去。九天中,風平浪靜,我們一直沿南澳海岸航行。一天早晨,在一條西北——東南方向,在詔安下五里格處的一條鹹水河中,我們受到一個海盗率領的七條大帆船的襲擊。戰鬥從清晨六時一直持續到上午十時。我們之間互相用鏢槍、火器攻擊。最後三艘船燒沉,其中兩艘海盜船,一艘我們的船。我們五個葡萄牙人就在那條沉船上。此時我們大部份人都受了傷,看來是完全沒有取勝的希望了。下午時,風力增大,上帝保佑我們逃出了海盜的魔掌。”(90)料羅爲當時葡萄牙人的貿易據點之一。
“從巽它來的五條船全部抵達了當時葡萄牙人的貿易地漳州。我們在那裡逗留了三個半月,歷盡千辛萬苦,經受了生命危險,因為當地正在暴動之中,人民紛紛鬧事,沿岸艦隊壓境,這一切均為倭寇搶劫所致。因此,根本無法進行交易,商人閉門不出,所以我們苦頭吃盡。於是我們前往詔安港。120 條大帆船停泊在港口中。我們之間發生了交戰,我們的五艘船被他們奪去了三艘,共陣亡四百基督徒,其中包括82名葡萄牙人。”(91)
指“走馬溪”之戰役。此記載與漢籍吻合。《名山藏》稱:“……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奮起格鬥,漳人擒焉。紈語鏜及海道副史柯喬,無論夷首從,若我民,悉殺之,殲其九十六人。……”
所謂“基督徒”不一定是眞正入敎者,指與葡人交往的華人,即“我民”或林希元所稱的“華人假夷者”。“若我民,悉殺之,”令下所殺之數漢籍無載,而平托爲我們提供了一個具體數字。至於被殲滅的葡人雙方記載出入不大。
關於漳州葡萄牙人居留地的消失及而後的“走馬溪之役”平托回憶說:
“此事(填塞雙嶼港)發生以後兩年,葡萄牙人欲重新在一個名叫Chincheo港口建立一村落,做買賣。那個地方亦在中國,位於雙嶼下方一百里格處。當地的商人因為可以得到許多好處,他們用重金賄賂買通了當地官員,讓他們對此採取默許的態度(92)。在大約兩年半的時間內,我們在此和當地人平安無事地做着買賣。後來在滿剌加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的命令下,來了一個名叫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的人。此人同蘭薩羅特·佩雷拉為一丘之貉。他受城防司令西蒙·德·梅洛之命來漳州任該港的艦隊司令及死者財務總管。據說,此人來時發財心切。人們說他不擇手段地染指一切。當時有一個亞美尼亞人來到了漳州港。衆人一致認為他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
此人有十幾萬克魯扎多。因為同我們一樣是外國人及基督徒,他離開了來時乘坐的那艘異教徒的船,改乘一名叫盧伊斯·德·蒙塔羅耀葡萄牙人的大船。他在此平安無事居住了六、七個月。正如我們所說,他是個好人、虔誠的基督徒,所以一直得到衆人的寵信和歡迎。後來他發起了高燒,不幸病終。在其遺囑中留言說,他的妻室、兒子在亞美尼亞一個名叫加博冷的地方。他的一萬兩千克魯扎多財產,其中兩千贈給滿剌加仁慈堂,供為他做彌撒使用,其餘的錢,他要求仁慈堂的值理及兄弟們替他保存一下,然後交給他的子女們。如果其子女都不在人世了的話,由仁慈堂作為其這筆財產的全權繼承人。這位基督徒剛一下葬,作為死者財務總管的阿伊雷斯·博特略·德·索扎馬上封存了他的財產,根本未做清點和其他類似的工作,說甚麼必須叫他那些遠在兩千里格以外的亞美尼亞的子女來認領這筆財產。首先他們要經過他的問話,看看他們是否有甚麼不可以得到這筆遺產的事情。
這時又來了兩個華商,他們帶來了許多價值三千克魯扎多的絲綢、錦緞、瓷器和麝香。他們欠那亞美尼亞人的錢。死者財務總管封存這些人的東西並揚言那兩個華人的其他財產也屬於那亞美尼亞人。據說,這樣又侵吞了他們八千克魯扎多的財產,還說他們可以到印度死者財務總管那裡去上訴,但他不可以不這樣做、這是他的職責。
我不可多講他這樣做的理由。兩個華商兩手空空地回到了他們的故鄉。他們立即帶了妻兒老小去見巡按御史。通過一份狀子,向他詳述了事情的經過。他們告訴巡按御史說我們是些無法無天的人。
巡按御史想為這兩個及以前已向他告過狀的華人做主,立即下令從今以後任何人不許與我們交往,否則格殺勿論。用這種辦法把我們困死,一時給養奇缺。以前一文丁就可以買下東西現在要一個克魯扎多。因此我們被迫去附近一些村子找食物,所以才出現了一些糟糕的事情。那個地方騒亂起來,人人對我們怒氣衝衝,恨之入骨。13天後,來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共是120艘大帆船。我們那13艘泊在港內的大船竟被他們燒得一艘不剩,五百葡萄牙人衹有30人隻身逃命。”(93)
平托敘述的官軍破滅葡人居留地的原因亦見之漢籍:“佛郎機雖無盜賊劫掠之行,其收買子女不爲無罪,然其罪未至於強盜,邊民略誘賣與,尤爲可惡,其罪不專在彼,而官府又未嘗以是攻之,官府之攻,起於殺死番徒鄭秉義而分其屍(94)。”
據平托稱“番徒鄭秉義”爲“……一個亞美尼亞人……同我們一樣是外國人及基督徒,……”
關於葡人居留地的數字記載與漢籍吻合。時人林希元稱:“大約機夷之人不下五六百,欲盡減之,非陪以千人不可,然捐千人之命,以陪無大罪之夷,亦仁人所不忍。”
另外,廣東葡囚的信中亦多次提及福建。卡爾沃(Calvo)稱“它自成一轄區,盛產絲綢,物產豐富。”(95)一系列因素造成了葡萄牙人選擇漳州海面爲其新的通商地點。
五、葡萄牙人主要貿易地或航海中繼站的考證
葡萄牙人的早期活動區域在粵閩交界的南澳及月港(96)、廈門外海至安海這一範圍內的諸多島嶼上,但主要集中於浯嶼。我們已知道,葡人入漳洲府地自1518年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Jorge Mascarenhas)抵月港始,但何時開始擁有較固定的貿易地?林希言稱“佛郎機之來,於今五年矣。”就其內容分析,《與翁見愚別駕書》應作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推溯5年應爲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但平托的記錄將此時間向前又推了10年,“他於一五三四年坐一條大船去中國,隨行的有其妻子和20名滿剌加要塞最富有和最享盛名的葡萄牙人。抵達廣東島後,在那裡補充了淡水,準備到漳洲港去。”
葡人居留地的結束應以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爲其日期。在此之前的“葡人居留地”的“漳洲港”係指月港、浯嶼之間的各個停泊地,其中最主要的是浯嶼。對此漢籍有記載:
“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議得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方,距府城四十里,負山枕海,民居數萬家,方物之珍,家貯戶峙,而東連日本,西接暹羅(原文為“球”),南通佛郎、彭亨諸國,其民無不曳繍躡珠者,蓋閩南一大都會也。其俗強狠而野,故居則尚鬥,出則喜劫,如佛郎機、日本諸夷……。福建監察御史金城,復議得福建漳州府龍溪縣月港地方,僻在海隅,遙通島夷,生聚蕃盛,萬有餘家,以下海為生涯,以通番為常事,方且崛強負固,租賦不供,健訟構爭,經年不決……嘉靖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97)
“時漳州月港家造過洋大船往來暹邏、佛郎機諸國通易貨物。”(98)
“此時有滿剌加夷者,故商漳州之月港,漳民畏紈厲禁,不敢與通,捕逐之。夷人怒起格鬥,漳人擒焉。”(99)
“二十七年,復至漳州月港、浯嶼等處,”(100)從“等處”一語可知,有葡人處不止上述二地。據漢籍記載,下列各處曾有葡人蹤跡:
1.外浯嶼、大擔嶼
“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紈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肅。”(101)
“三四月東南風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或由外浯嶼、料羅、烏沙而上,……”(102)
“外浯嶼乃五澳地方,番人之巢窟。”(103)
“浯嶼水寨原設於海邊舊浯嶼山外,有以控大小
嶼之險,內可以絕海門月港之奸,誠要區也。不知何年建議遷入夏門地方。舊浯嶼棄而不守,遂使番舶南來據為巢穴。是自失一險也。”(104)
“柯喬訪得長嶼等處慣通番國,林恭、林乾才、林叁田,林弘仲……鄭總管即板尾叁等各號為喇噠、總管、舵工、水梢等名色,勾引夷船賊船前來大擔嶼、舊梧嶼作耗,奸徒姚光瑞……陳舜美等各駕船往來接濟,就經緝拿數內家屬數名到官,……責令前去夷船離間。”(105)
2.南澳雲蓋寺、走馬溪(106)
“三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於海。南粤(107)雲蓋寺、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
“又走馬溪番船直舶。”(108)
“曩時佛郎機船數隻,久泊元鐘走馬溪,……”(109)
“漳州詔安走馬溪,兩山如門,四時風不為患,去縣及各水寨頗遠,接濟者旦夕往來無所忌避,誠天與猾賊一逋
。”(110)
3.南日
“景泰以來,乃奏移莆田縣吉了地方,仍以南日為名。舊南日棄而不守,遂使番舶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險也。”(111)
4.料羅
“三四月東南風汛,粵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劫商船或由外浯嶼、料羅、烏沙而上,……”(112)
“料羅、烏沙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113)
1554年洛博·奧門(Lopo Homem)圖上標有“料羅,在此進行貿易”平托《遠遊記》中也有文字記載:“20天中,傷員痊癒了,但我們之間的舊怨仍未解開。我們上了船。三人在這海盜的指揮船上,另外五人在他的一個侄子當船長的船上。於是我們離開這裡前往一個距漳州七里格,距本島80里格的料羅港去。九天中,風平浪靜,我們一直沿南澳海岸航行。”(114)
5.圍頭(115)、峻上
“圍頭、峻上乃番舶停留避風之門戶也。”(116)
6.官井、流江、九澳
“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所必泊者也。……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117)
葡人在漳州的活動範圍包括月港、浯嶼、料羅、金門、廈門,安海等島嶼的港區,但主要的居留地是浯嶼。據向達先生考證,所謂的明代漳州港即今廈門港,因此葡語中Chincheo居留或停泊地的地理範圍在今廈門港週圍。
六、結論
1.Chincheo及各種變體爲“漳州”的拼音。
2.Chincheo作省解時,泛指福建。
3.Chincheo島爲浯嶼。
4.Chincheo港爲月港至安平港,包括廈門港內外的港區。
5.Chincheo江爲九龍江及其入海口。
6.Chincheo人泛指閩人,尤指閩南漳、泉二府人士。
① 參見《近代來華外國人名辭典》,第344頁。
②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托梅·皮雷斯<東方簡誌>及<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書>》,科英布拉,1978年,第368-369頁,註383。
③ 參見趙春晨《澳門記略》,廣州高教版,第49頁。關於琉球來使由閩道入貢的詳情,可見張廷玉《明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8361-8370頁。
④ 參見張廷玉,前引書,第8364頁。
⑤ 同上,第8366頁。
⑥ 同上,第1980頁。
⑦ 詳見氏著《1515年之澳門》一文,載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第477頁,附錄之四。
⑧ 詳見氏著《明史佛郎機傳箋正》,第53頁。
⑨ 吳桂芳《議阻澳夷進供疏》稱:“各國夷人據霸香山濠鏡澳恭常都地方。……已踰二十載。”參見《明經世文編》,卷342,《吳司馬奏議》,第3669頁。查此疏上於1565年,推溯二十餘載,應為1535年至1545年間。
⑩ 黃佐《廣東通誌》,卷76,《外誌》,引自湯開建《“蠔鏡”考》。
(11) 梁嘉彬《明史稿佛朗機傳考證》,載王錫昌等《明代國際關係》,臺北學生書局,1968 年,第33頁。
(12) 參見阮元《廣東通誌》,第1卷,第365頁。
(13) 原文如此。疑為寇之誤。
(14) 待考。
(15)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三十三冊《交阯西南夷》,第57-58頁。
(16) 原文為guores。源自阿拉伯語Al-Ghur。此係琉球的阿拉伯名稱。
(17) 指朝貢貿易。
(18) 原文為porto de foquem。在不同的時期,福建市舶司曾駐泉州或漳州,因此porto de foquem可指二地。
(19) 原文為quamtom。
(20)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第371-372頁及註388。
(21) 衛所制度下的中國沿海水師寨。
(22) 指南頭水師寨。
(23) 指廣州城。
(24)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第359-360頁。
(25) 原文為cauchy。因交趾為中國藩屬,抑或葡萄牙人其時視交趾為中國之一部,故有此語。
(26) 參見趙春晨,前引書,第73頁。
(27)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失考。此釋疑為白樂嘉的貢獻,詳見氏著《1515年之澳門》一文,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文,第477頁,附錄之四。
(28) 大運河。
(29) 阿爾曼多·科爾特藏,前引書,第368頁。
(30) 博克塞曾有一總結性的評述,但未得出定論。參見《十六世紀中國南部行紀》,中華書局,1998年,第223-234頁。
(31) 半個多世紀後,程紹剛以《Chincheo地理位置新考一chincheo即漳州》為題目再次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參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總第二十四期),第68-77頁。
(32) 此手稿的庋藏號為ARSI.Jap-Sin.I,198。詳見金國平《漢語中葡語詞源詞彙及中葡、葡中辭書考》,《目前世界葡語現狀國際會議》(里斯本,1983年),會議文件集,卷2,里斯本,1987年,第368頁。此稿成於1588年之前。澳門東方葡萄牙學會正在影印出版此書。
(33) 參見德禮賢《利瑪寶全集》,國家出版社,羅馬,1942年,第1卷,第305頁,註釋2。
(34) 《嘉靖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已條,第5頁正面及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第10頁。
(35) 何喬遠《名山藏》,卷106,王亨記三,滿剌加條,第20頁。
(36) “漳州之月港浯嶼,按浯嶼屬泉州不屬漳州,見本書卷九一兵誌及讀史方與紀要卷九九。”參見《明史》,第8438頁。
(37) 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
(38) Tamanlabua中Taman應為其他史家筆下的Tumon。labua其意待考。
(39) 各澳口。
(40) 屯門澳。
(41) 南頭備倭。
(42) 琶洲。
(43) 琶洲塔。
(44) 可能是月港。
(45) 漳州。
(46) 九龍江。由此可知,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未來得及抵達漳州。
(47) 若爾熱·馬斯卡雷尼亞斯因錯過了季風,未前往琉球勘察而滯留福建貿易。他以為福建為另一國度。
(48) 《唐·曼努埃爾王編年史(Crónica do Felicíssimo Rei D.Manuel)》,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6年,卷4,第24章,第56-57頁。
(49) 不見方誌有此類記載。
(50) 以沿海圖為主要依據的考證可見張增信《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國沿海的貿易據點》,《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二),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年,第90-94頁及程紹剛,前引文,第69-72頁。
(51) 巴黎國立圖書館有一西班牙語鈔件,法國國立圖書館Fond Portugais cod 58。1949 年,年法國學者列昂·波爾東撰文介紹了這一文獻,詳見《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商人華日航行之針路(Les Routes des Marchands Portugais entre Chine et Japon au milieu du XVIe siècle)》,里斯本,1949年。後又一法國學者曼干(Pierre-Yves Manguin)在一論述葡萄牙人在交趾之那的專著中研究了這一針路及其他類似針路並作了法語譯註,詳見《葡萄牙人在越南及占城沿海的活動(Les Portugais sur les Côtes du Viêt-Name e du Champa)》,巴黎,1972年,第61-125頁。
(52) 筆者認為是浯嶼。
(53) 據平托的記錄,此人為一葡萄牙船長。“又問他是否殺死過更多的葡萄牙人或幫助別人幹過這樣的事情,他說沒有。但兩年前,在中國沿海的肖阿巴克河(原文為Choaboquee。該詞指詔安。)中曾有一艘葡萄牙人的船停靠在那裡。那船長名叫魯伊·洛博。是他的好友,受滿剌加要塞司令埃斯特萬·達·加馬之命來此做生意。買賣成交後,他發了大財。船上旌旗飛揚,滿載而歸。啟航後的第五天,船裂了口,進水很厲害。根本就無法堵住,他被迫又折回了出發的那個港口。風很大,他下令昇起了所有的帆。因為航速過快,突然沈了底,祇有魯伊·洛博、十七個葡萄牙人和幾個奴隸僥倖逃生。他們在沒有帆,沒有水和沒有任何給養的情況下,乘坐舢舨來到了南澳島。魯伊·洛博憑着同他的舊情,跪哭求他們把他們收容在那條中國帆船上。那船當時正在駛往北大年的途中。他許诺並以基督徒的名義起誓,一定付給他兩千克魯扎多作為酬勞,於是他的請求得到了答應。但在我們上船後,摩爾人勸他说,如不想喪命的话,就不要輕信基督教的友誼。因為一旦他們恢復元氣,一定會搶奪他們的船上和上面所有的貨物,因為他們已習慣成性。這樣他害怕異教徒們的話會成為事實,一大晚上趁他們熟睡之際,將他們斬盡殺絕。過後他曾為此悔恨萬分。”參見金國平,前引書,上冊,第149-150 頁。
(54) 原文為Pullo Cantão。今作廣東島。位於越南沿海近巴當(Ba Toung)角處。俗稱“幹荳”,詳見韓振華《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幹荳考》,載《南海諸島史地原文為Pullo Catão。今作廣東島。位於越南沿海近巴當角處。俗稱“幹荳”,詳見韓振華《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幹荳考》,載《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61-172頁。
(55) 林旭登《航海圖》中有enseada de Ruy Lobo,魯伊·洛博灣。阿爾貝托·卡馬爾認為“可能是Baie Hutau”(阿爾貝托·卡馬爾《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沿海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68-169頁。)Hutau之漢語對音待考。
(56) 同jlha de Ruj Lobo。jlheos意為“小島”。張增信認為“……南碇島很可能就是當時路易·羅勃貿易的地點。(案:此乃候門圖中所標示。)”(參見張增信,前引文,第92-93頁。)應該注意的是,葡語針路是當時水手使用的航海資料,而沿海圖的作者為專業製圖家,無實際航海經驗,因此以前者更為詳準、可靠。從“首見二小島,位於南澳前方7里格處。人稱jlheos de Ruj Lobo。大小各一。”一語來分析,葡人所稱的jlheos de Ruj Lobo可能是《鄭和航海圖》上的“大甘”與“小甘”。“大甘、小甘二島亦作大柑、小柑,在福建東山島東面海上,即今圖之兄弟島。”(參見向達整理《鄭和航海圖》,中華書局,1982年,附錄第10頁。)
(57) 譯自卡爾洛斯·弗郎西斯科·莫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前引文,第176-186 頁。
(58) 《嘉靖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已條,第5頁正面。
(59) 《嘉靖實錄》,卷106,嘉靖八年十月己已條,第5頁正面及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第10頁。
(60) 何喬遠《名山藏》,卷106,王亨記三,滿剌加條,第20頁。
(61)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9,第10頁。
(62)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部,1-40-80號文獻,《向佩羅·德·法利亞轉交满剌加要塞職權文件》,1528年7月20日於滿剌加,第3頁。
(63)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部,2-145-173號文獻,《佩羅.巴利加致唐若昂三世函》,1527年12月31日於柯枝,第15頁正面。
(64)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部,2-145-173號文獻,《佩羅·巴利加致唐若昂三世函》,1545年10月8日於果阿,第354頁。
(65)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部,2-145-173號文獻,《若爾熱·德·阿爾市克爾克(Jorge de Albuquerque)致唐若昂三世函》,1524年1月1日於滿剌加,第41頁。
(66) 葡萄牙國家檔案館,編年部,2-145-173號文獻,《布拉斯·巴昂(Brás Baião)致唐若昂三世函》,1540年11月1日於果阿,第109頁。
(67) 其作者可能為阿豐索·任蒂爾(Afonso Gentil),參見格奧爾格·舒馬赫梅爾(Georg Schurhammer),《方濟各沙勿略生平及其時代(Francisco Javier.Su Vida y su tiempo)》,潘普洛納,納瓦拉政府,耶穌會及潘普洛納主教府,1992年,第3卷,第70-71頁。
(68) 拉法爾·廷迪諾《中國風物誌一十六世紀文獻集(Enformações das Cousas da China)》,里斯本,官印局——鑄幣局,1989年,第60頁。據考,這是於1548年為方濟各·沙勿略提供的中國情報。
(69) 費爾南·羅佩斯·德·卡斯達聶達(葡萄牙人發現征服印度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科英布拉,大學出版社,1928年,第2卷,第8篇,第66章,第678頁。
(70) 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9頁。
(71)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年,第90頁。
(72) 本文同時以葡語發表。
(73) 原文為Guamboy。
(74) 第44章。
(75) 參見程紹剛,前引文,第76頁。
(76) 原文為Necodà Xicaulem。
(77) 原文為Pullo Catão。今作廣東島。位於越南沿海近巴當角處。俗稱“幹荳”,詳見韓振華《十六世紀前期葡萄牙記載上有關西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幾條資料考訂-附:幹荳考》,載《南海諸島史地考證論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一六一-一七二頁。
(78) 第46章。
(79) 原文為Xamoy。
(80) 第55章。
(81) 引自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葡萄牙人佔據澳門考》,《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第386頁。
(82) 原文為Goto。日本九州西部海上群島。屬長崎縣。呈東北-西南向。包括福江,欠賀,奈留,若松和中通五島。
(83) 原文為Pintor。
(84) 原文為Sucõ。今作Shogun,日語中意為“將軍”。
(85) 此處指浙江。
(86) 第57章。
(87) 原文為Firando。今作Hirado。屬日本長崎縣。
(88) 第66章。
(89) 原文為Samipocheca。
(90) 第132章。
(91) 第179章。
(92) 參見程紹剛,前引文,第72-73頁。
(93) 參見金國平,前引書,下冊,第701頁。
(94) 當為“貲”之誤。
(95) 詳見文獻篇中有關部份。
(96) 關於月港,可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42-153頁,陳自強《論明代漳州月港》載《福建論壇》,1982年第2期,第89-115頁及陳自強《論明代漳州月港的歷史地位》載《海交史研究》,1983年第5期,第90-97頁。
(97) 參見朱紈《甓餘雜集》,卷3,《增設縣治以安地方事》,引自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
(98) 《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第26冊,《福建洋稅條》,第10629頁。
(99) 《閩書》引自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前引書,第5卷,第165頁。
(100) 《世宗實錄》,第363卷,引自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前引書,第5卷,第28頁。
(101) 《東西洋考》,卷7,第1頁。
(102) 盧坤,前引書,卷2,第24頁。關於海商雲集南澳及明政府派兵設防的詳細情况,可見谢傑《虔臺倭纂》,下卷,第45-47頁,林仁川,前引書,第171頁,張增信,前引文,第9394頁及饒宗頤《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載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基金会,1994年,第25頁。
(103) 《籌海圖編》,卷4,福建事宜,第18頁。
(104) 同上,第17頁。
(105) 參見朱紈《甓餘雜集》,卷5,《申論議處夷賊夷明典事情以消禍患事》,引自楊繼波、吳志良、鄧開頌,前引書,第5卷,第277頁。
(106) 關於走馬溪,可見林仁川,前引書,第142-153頁。葡語稱這一帶為enseada preta,黑水灣(阿爾貝托·卡馬爾,前引書,第168-169頁)。
(107) 應為南澳。
(108) 《籌海圖編》,卷4,福建事宜,第22頁。
(109) 俞大猷《正氣堂集》,第5卷,第10頁。
(110) 同上,第2卷,第6頁。
(111) 《籌海圖編》,卷4,福建事宜,第22頁。
(112) 盧坤《廣東海防彙覽》,卷2,第24頁。關於海商雲集南澳及明政府派兵設防的詳細情況,可見謝傑,前引書,第45-47頁,林仁川,前引書,第171頁,張增信,前引文,第93-94 頁及饒宗頤《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載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25頁。
(113) 《籌海圖編》,卷4,第19頁。
(114) 金國平,前引書,下冊,第391頁。
(115) 關於圍頭,可見林仁川,前引書,第153-160頁。葡語文獻稱這一帶為Enon,安海(阿爾貝托·卡馬爾,前引書,第170-171頁)。
(116) 《籌海圖編》,卷4,福建事宜,第19頁。
(117) 同上,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