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證篇

中西輿圖上的Lantao與香港

一、早期西方輿圖上的Lantao與香港

　　唐宋以來，屯門便是嶺南對外交通要道。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其欲至廣者，入自屯門。”鑒此重要性，在歐維士1513年首航中國的前一年，葡萄牙人對進入廣州的要津屯門已有了相當的瞭解。葡國早期繪製的沿海圖中最早出現屯門標示的，爲1512年4月以前由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從一爪哇地圖臨摹的一張屯門至廣州水道的簡圖^①。該圖的圖例如下：整個西江口與珠江口被通稱爲“中國海峽口”；從右數第二個島嶼的說明是“前往中國的平底帆船停泊此島”；在一通向內陸的水道上可見“小八櫓船沿此江^②上溯，運貨至中國城^③”；江的盡頭有一四門方城，內套另一城並畫有樹木、房屋，其文字說明爲“中國城”。不言而喩，這是廣州城。
　　無論是弗朗西斯科·羅德里格斯1512年圖還是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1512年至1515年間成書的《東方簡誌》均稱Tumon爲島，但漢籍中從無“屯門島”的字樣。中國學者曾提出這一問題。實際上，這並不是一個成爲問題的問題。首先，在1512年圖上，我們可以看到，從右數第二個黑色島嶼下有如下圖例：“前往中國的平底帆船停泊此島”。此與王崇熙《新安縣誌》“屯門舊爲番舶所萃”的記述完全吻合。此圖作於歐維士1513首航中國之前。由於葡萄牙人已有了屯門澳的資料，歐維士初抵之地當爲所謂的Tomun島。其地無疑應爲今大嶼山。大嶼山古稱“大奚山”^④。“大奚山。南海誌：在東莞縣海中，有三十六嶼。……”^⑤第一個白色的島嶼應爲香港島^⑥。因此，就葡人抵華前的圖文資料來分析，所謂的Tomun島實爲大嶼山。
　　葡人入居澳門後，對整個珠江口的島嶼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並繪製了詳細的航行圖。
　　在庋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的一繪製於1574年以前的航海圖^⑦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今香港屯門一帶標示着“Lantao Verdadeiro^⑧”，九龍一帶的標示爲“Lantao Falso”^⑨，其下方相當於今香港的島嶼被註爲“Ilha Tataruga”，意爲龜島^⑩。不見漢籍輿圖有此稱，但其附近有“獨龜洋”⁽¹¹⁾，“鰲灣”⁽¹²⁾。葡語可能由此借名。“Ilha　Tataruga”四週標有一圈表示沙灘舶口的小十字。這一標示爲中國方誌所證實。例如郭棐《粵大記》第32卷海防圖中在屯門灣內，今大嶼山北端“大澳”、“沙螺灣”及“上磨刀(亦稱‘大磨刀')”、“下磨刀(亦稱‘小磨刀')”之間標有一洋船。稍東在“屯門”及“大蠔山”、“東西涌”之間又見一同樣形狀的洋船⁽¹³⁾。在淸王崇熙《新安志》輿圖中，“大奚山”與“長洲”間亦標示一洋船⁽¹⁴⁾。
　　關於史不絕書的“貿易島”，若昂·德·巴羅斯有言甚明：“他(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與衆人於1517年8月15日抵達屯門。我們人稱之爲貿易島，beniaga⁽¹⁵⁾一詞意即貨物。他們中間通用該詞，使它成爲了一專門詞匯。該島之所以稱爲貿易島，皆因所有前往廣東這一中華王國極西濱海省份的外國人必需執行當地的命令停泊該處。它距陸地3里格。”⁽¹⁶⁾
　　在著名的林旭登航海圖⁽¹⁷⁾上，我們可以看到在1512年圖上右邊第二個島嶼被明確地標示爲J Veniaga(貿易島)⁽¹⁸⁾，而左邊的那個白色島嶼的圖例爲Pulo Cao⁽¹⁹⁾(狗島)⁽²⁰⁾。從若昂·德·巴羅斯的文字叙述及林旭登的海圖，可證葡語的島爲“貿易島”，即今大嶼山。

二、中外針路上的Lantao與香港

　　林旭登書中所載的針路稱：“從該島⁽²¹⁾西側7、8里格處，在東南東方向有一北西東南走向的高大、長型島嶼……”⁽²²⁾鑒於大嶼山是這一海域最大的島嶼，此針路所描寫的可能是今大嶼山。漢籍中亦有對這一針路的記錄。《指南正法》中所載《北太武往廣東山形水勢》稱“樑頭門入門是媽祖廟前好拋舡。入去小急水，九龍澳後好拋舡。入出是大急水門，流水急深無礁。北邊大山是傳門澳，好拋舡。⁽²³⁾”⁽²⁴⁾“在上述島嶼東南方向半里格處，在靠海處有一高大、圓形的島嶼。”從距離及方向推算應爲港島。⁽²⁵⁾
　　“繞過Lantão後，便可到處航行，因爲一切無阻。惟一要注意的是視力所及之物，餘無暗礁”⁽²⁶⁾漢籍則稱：“南頭一寨原轄汛地六處：曰佛堂門、曰龍船灣、曰洛格、曰大澳、曰浪淘灣、曰浪白。明萬曆十四年，總督吳、御史汪會題南頭爲全廣門戶、控制蠻倭，請以總兵移鎭。蓋帆船固可直達澳門，而由澳門至省則水淺不能行，必由大嶼山經南頭，直入虎頭門，以抵於珠江。此南頭所以爲全廣門戶也。正德間，番彝佛郎機佔據屯門。海道江巨⁽²⁷⁾平之。”⁽²⁸⁾

三、Lantao詞源考

　　近期施存龍對屯門進行了考辯，⁽²⁹⁾提出了南頭島說。⁽³⁰⁾此說値得商榷。首先，他未出示有明確說明“大蠔山”即“南頭島”的明淸漢籍。所徵引資料僅爲其本人於1979年編定的《中國水運地理詞典》。其次，所稱德國海圖爲1834年所繪中國南海、澳門及沿海圖。⁽³¹⁾查無南頭的字樣。“一八三四年，德國船長所測之地圖(註七九)(附圖九)在‘爛頭山'島上，加‘大蠔'二字。”(32)蕭國健稱：“意大利敎士繪於西元一八八六年之新界地圖(The New Territories in 1866 From a Map by an Ital－ian Missionary)內大嶼山島上書Nam Tao ID·名稱，以其讀音可譯作‘南頭島'，或‘爛頭島'。Nam Tao與Lantau之讀音接近，二名之由來及其含意，則留待他日考究。”⁽³³⁾林天蔚則謂：“但最近，筆者在香港輔政司署複印一幅‘新安全圖'，繪與一八六六年，爲意大利教士所繪。關於大嶼山島上書：‘大庾山(中文)Nam－Tao Is.Called by Chinese Tai－u－Shan'顯然的Nam－Tao是‘南頭'之音譯。‘南頭'與‘爛頭'亦是一音之轉。‘南頭'是‘屯門鎭，之所在地。在明淸間，大嶼山無疑屬南頭所管轄。那麼Lan Tao是Nam Tao所轉譯過來，亦屬可能。總之大嶼山之中英譯名有不同之來源，互不相關，……”⁽³⁴⁾蕭、林二位學者的考證大致正確，但尙需對Nam Tao與Lantau的轉音作一理論上的闡述。鑒於大嶼山的葡語名稱早於其英名，理應從葡語文獻入手加以考證。
　　葡國早期航海先鋒繪製有十分詳細的中國沿海圖，尤其是珠江口圖。爲解決Lantau是否係南頭，恐怕查閱葡圖是必不可缺的一硏究步驟。
　　迄今爲止，我們所見到的有關Lantao的圖籍資料是前述D90R 圖。此圖的文字說明⁽³⁵⁾更加明確，“在亞媽港村的東側距其約3里格處有一不大，但高聳的島嶼，通常稱其爲Nantao。其對面爲另一島嶼⁽³⁶⁾的岬角，圖中繪藍色處，華人稱該岬角爲Nanto⁽³⁷⁾，因爲在南側靠海徬一不安全的海灣處有一同名小鎭⁽³⁸⁾。”⁽³⁹⁾
　　施存龍在《葡萄牙人早期在廣東活動地Is.Tamao應爲我國何島？》一文中說：“澳門海事署編的《歷代澳門航海圖》第二章就載有葡萄牙航海家於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繪製記載於大蠔島上也註爲LAN－TAN。”⁽⁴⁰⁾施存龍自稱未見此圖，轉引自沉思《大嶼山地名的考證》一文。《歷代澳門航海圖》的說明以葡中雙語撰寫。有關文字如下：“也許於一五五二年至一五六三年所繪製的，……”。施存龍去掉了“也許”二字。此圖由潘日明神甫提供，無繪製日期，圖例以英語標示。由三幅小圖：1廣州；2上川島；3澳門及其附近島嶼組成。從兩項基本史實出發，可證此圖絕不可能作於1552至1563年間。首先，早期葡人繪製的中國沿海圖中至今未見以英語製作的版本。其次，廣州圖中將內城標爲Tartar City⁽⁴¹⁾，將外城標爲Chinefe City。這足以說明此圖的製作年代當在入淸之後。還要糾正的是，“Lan－tan or the Magphies⁽⁴²⁾”這一圖例標示在屯門半島，而不是大蠔島上。
　　1643年左右繪製的《澳門、珠江三角洲及廣東圖》將將屯門半島標爲Lantao。⁽⁴³⁾
　　1707－1717年間，由耶穌會會士測繪的中國地圖將屯門半島標爲Latao。⁽⁴⁴⁾
　　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中華及韃靼通史》關於廣東的插圖中⁽⁴⁵⁾，在Lantao下可見(Nantao)。同時南頭被拼寫爲Nam－t'eou(Nanto)。由此可知Lantao，Nantao及Nanto均爲漢語南頭的轉音。
　　另一約成於1750年的圖也將屯門半島標爲Latao。⁽⁴⁶⁾
　　此外，西方早期文獻中亦有關於Lantao的文字記載：
　　“另一證人發誓說，他曾聽說聖人方濟各⁽⁴⁷⁾神甫曾至中國的島嶼Lantao，……”⁽⁴⁸⁾
　　1584年，利瑪竇在一信中稱：“距(澳)城不遠處有一名叫Lintao的島嶼，……”⁽⁴⁹⁾
　　從上述摘錄中，可以看到早期西語文獻中Nanto確爲南頭的對音。大嶼山的外文名字Lantao與Nantao也是南頭的異形。早期葡語文獻以Lantao稱今香港屯門、九龍一帶陸地，後又以稱大嶼山，同時使用其同源異名Nantao。考葡人將屯門、九龍及大嶼山稱爲Lantao，可能是因爲上述地點均屬南頭寨管轄的緣故。實際上，從語音學的角度來分析，印歐語系中l與n通用或互變的情況是十分常見的，例如古葡語將Ningbo拼爲Liampo。包括我們漢語某些方言亦有此現象，這便是所謂的n、l不分。因此，Lantao與Nantao應爲同源詞，也就是說它們是漢語南頭的訛音。
　　林天蔚較詳細地考察了今大嶼山在漢語典籍中的記載後⁽⁵⁰⁾，認爲“大嶼山之中英文名稱不同。中國典籍上稱大奚山、大漁山、大嶼山均是一音之轉。英文則俗稱‘爛頭山'Lan Tau Is.，兩者各有來源，並無關係。”實際上，英語Lan Tau Is及其俗譯“爛頭山”均源自南頭。
　　英國在屢次佔領澳門的計劃⁽⁵¹⁾失敗後，產生了在中國尋找自己的居留地的念頭。早於1816年，曾有以300百萬西班牙銀幣購買大嶼山的計劃⁽⁵²⁾。此議不果後，又於1822年有過武力佔領大嶼山及伶仃的計劃⁽⁵³⁾。

四、香港得名各說

　　關於香港得名由來的諸說繁多，至今尙無具有共識的結論。雖然20世紀80－90年代香港有多本專述其前代史的著作問世⁽⁵⁴⁾，羅香林等人於50年代末撰寫的《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仍不失爲較翔實、可靠的香港前代史⁽⁵⁵⁾。羅香林的門人張月蛾在探討“香港島名稱之來源與香港及香港村的關係”時認爲：“香港島雖由香港村海灣一名演進而成，然自明朝至淸道光初年，以本島各山嶺與村落，尙有其他本來的名稱，且又爲海盜所盤據，所以對於香港島得名的由來，昔年亦有其他不同的解釋。”她列舉了海盜香姑說，紅香爐山說及鰲洋甘瀑說。張氏力排海盜香姑說，“……中國人民，歷來最恨盜賊，當不喜歡以盜名爲全島的總名，而且這島上至今也找不到與香姑有任何關係的遺跡。”羅香林增註曰“而所謂與香港命名有關之香姑，則杳然無遺跡可尋。以知此海島之得名，與香姑實無甚關係也。香姑之傳說，可參考《廣東文物》卷六，許地山先生撰《香港與九龍新界租借地史地探略》，蓋許先生亦不以香港島命名香姑有關一說爲然也。”⁽⁵⁶⁾此說雖係“歷來的傳說”⁽⁵⁷⁾，但香港作爲島名已出現在郭棐《粵大記》上《全廣海圖》》中⁽⁵⁸⁾。換言之，香港的名稱始於明萬曆年間⁽⁵⁹⁾。至於其名與香姑的源流關係，有待進一步考證。紅香爐山說基於嘉慶新安誌。旣然具有方誌性質的《粵大記》已有香港的明確標示，紅香爐山說不必加以評論。
　　張氏對第三說，即鰲洋甘瀑說作了較長的論述：“其三、謂香港島是因島上有鰲洋甘瀑的下注，成爲瀧水，而得名的。今日由薄扶往南，即牛乳公司牧地內，原有瀑布所注的山溪，即所謂瀧水，因味淡而甘，爲行船的人所愛汲，因稍此瀧爲香江⁽⁶⁰⁾。而其入海的港口，遂稱爲香港，後乃成爲全島的總名。此說也末見得對，因香江香海等名稱，乃是近百年來香港繁榮以後所新起的，以今日新界各山溪無稱江者例之，可知香港一名，絕不能早於香港一名而成立。且據嘉慶新安縣誌卷二輿地略所繪，獨鰲洋更在塔門以南，與香港島未必爲同在一地，其所指的甘瀑，當然亦未必即在香港島內。香港或香港村，自亦與所謂由鰲洋甘瀑所演成的香江無涉及。”⁽⁶¹⁾對此，羅香林又增註曰：“許地山先生《香港與九龍新界租借地史地探略》、於香港名稱起源，力主由於獨鰲洋甘瀑下注而成爲瀧水一說，謂舟人因愛此瀧水味甘，遂稱其流入海口處爲香港云云。此說自較諸家對香港名稱由來所解說者爲稍勝。惟另據王崇熙纂《新安縣誌》卷二，輿地略輿圖，獨鰲洋乃在今日新界塔門南部，與在香港島東北之紅香爐山，東南之赤柱山，皆相距尙遠。從獨鰲洋之方位觀察，所謂新安勝景之“鰲洋甘瀑”殆與香港得名無直接關係也。”⁽⁶²⁾筆者不知許地山力主獨鰲洋甘瀑說的張本，但羅香林反駁的論據也不十分充分，因爲王志成書於19世紀，難以成爲足證。而且上述1574年以前的葡國航海圖上在今香港的位置明確標有“龜島”，可爲“鰲洋甘瀑”說提供一外籍佐證。
　　張氏第四說是因香港盛產莞香而得名：“明時每年由東莞南部，以及新安與本區域所產製的香品，常在尖沙頭(即今九龍半島的尖沙嘴)的香埠頭(即運香的舊式碼頭)，用小艇載至石排灣，即今日香港仔海灣的東北岸，然後改用所謂大眼雞的艚船，轉運廣州，更運至江浙。……因爲這些香木香品，都由今日香港仔海，石排灣的東北岸，集中轉運，所以那海灣的東北部，遂稱香港，意思就是運香販香的港口。”⁽⁶³⁾至於“阿群帶路”說，張月蛾及羅香林已引文獻加以了匡正⁽⁶⁴⁾。

五、香港一名始見漢籍的年代

　　通常認爲在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方誌、沿海圖及文獻中無香港的記載。張月蛾稱“香港一名，在淸初康熙時代，已早爲士人所稱用。”⁽⁶⁵⁾羅香林爲此論據提供了書證：“按香港一名，雖由於在稍後所稱之石排灣昔時之運香販香而起。然其名稱之見於正式文書，則以錦田鄧氏淸道光年間所作《香港等處稅畝總呈》所述者爲較早。該總呈所載其族人武生鄧致祥等原稟，述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3年)其祖先《懇復原遷香港等處》田畝一案，略云‘……又康熙三十三年懇復原遷土名大潭、橫瀝、香港、……'”⁽⁶⁶⁾進而得出結論說：“此稟所載香港一名，大潭橫瀝等地同列。大潭即今香港島之大潭篤水塘一帶，則康熙時所稱之香港亦必爲一較小地名，而非爲全島總名。”⁽⁶⁷⁾從《粵大記》圖示可知，從萬曆年間起香港已是今港島的總稱。而且大潭亦見該圖。學者一般認爲，鴉片戰爭後才在中國輿圖上出現了香港這一名稱。《粵大記》約成書於1602年，也就是說，香港一名始見漢籍的年代是明萬曆中葉⁽⁶⁸⁾。
　　①　參見附錄之一。
　　②　珠江。
　　③　廣州。
　　④　關於大奚山的其他記載，可見林天蔚、蕭國健，《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跡考》，《香港前代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14、184－185、246－247頁。林天蔚認為：“……按當時之大奚山有三十六島嶼，除大嶼山外，兼包括萬山群島，……”我們以為，所謂“三十六嶼”還應包括其東面至港島之間的島嶼。
　　⑤　阮元《廣東通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3，第3391頁。
　　⑥　這可能是有關今香港最早的圖籍資料。
　　⑦　參見附錄之二。
　　⑧　意即“真Lantao”。
　　⑨　意即“假Lantao”。
　　⑩　這可能是香港最早的外文名字。
　　(11)　“獨亀洋在城南二百里左右。左為佛堂門，右為急水門。”參見王崇熙《新安縣誌》，卷4，山水略，水上卷，第135頁。獨亀洋應為獨鰲洋之誤。“獨鰲洋在城南二百里左右。左為佛堂門，右為急水門。”阮元通誌，卷2，第1951頁。
　　(12)　“縣治面俯大洋，如急水、佛堂、獨鰲、小三門、大嶼山諸隘皆出海所必經也。其東則屯門、碙井。其西則鰲灣、茅洲而南頭一寨則為虎門之外衛即為省會之屏藩，尤為扼要。至大鵬所則毗連平海防禦惠、潮，亦重鎮也。”參見王崇熙《新安縣誌》，卷12，下卷，海防略，第45 頁。
　　(13)　參見附錄之三。
　　(14)　參見附錄之四。
　　(15)　beniaga為馬來語。
　　(16)　若昂·德·巴羅斯，《亞洲旬年史》，第2卷，第6章，第44頁。
　　(17)　1595年出版。
　　(18)　參見附錄之五。
　　(19)　Cao為葡語Cão的訛略形式。用家畜、動物命名地名是葡萄牙人在海外大發現時期常用的命名法之一。例如西江口的牛角島被稱為鹿島。
　　(20)　另一香港早期外文名稱。
　　(21)　外伶仃。
　　(22)　阿爾貝托·卡馬爾，《16世紀葡萄牙人發現中國及其沿海圖》，《通報》第39期增刊，萊頓，1944年，第166－167頁。
　　(23)　此係從今香港急水門入至九龍拋舡。《海國聞見錄》圖急水門西北有團門，疑即此處之傳門。
　　(24)　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82年，第157頁。
　　(25)　阿爾貝托·卡馬爾，前引書，第166－167頁。
　　(26)　法國國立圖書館Fond Portugais cod 58，第77頁正面。
　　(27)　為汪鋐之誤。
　　(28)　王崇熙《新安縣誌》，卷12，下卷，海防形勢，第45－46頁。
　　(29)　施存龍《“屯門島”—葡人始佔中國據點考辯》，《文化雜誌》，1997年，第33期，第23 －31頁。後略做補充並以《葡萄牙人早期在廣東活動地Is.Tamao應為我國何島？》，《海交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0－72頁。
　　(30)　施存龍，前引文，第29－31頁。
　　(31)　此圖可見林天蔚、蕭國健，前引書，第188－189頁之間附圖九。關於該圖情況，參見第204頁上註79。
　　(32)　林天蔚、蕭國健，前引書，第185頁。
　　(33)　同上，第247頁。
　　(34)　同上，前引書，第188頁。
　　(35)　馬德里國家圖書館，第3015號手稿，第165－168頁。大英博物館，第28461號手稿，第3－6頁。
　　(36)　屯門半島。
　　(37)　南頭半島。
　　(38)　南頭鎮。
　　(39)　列昂·波爾東(Leén Bourdon)《中國諸島簡訊》載《經濟與財政》，經濟財政科學高等學院年報，里斯本科技大學，里斯本，1950年，第157頁。馬德里國家圖書館，第3015號手稿，第165頁反面。大英博物館，第28461號手稿，第3頁反面。
　　(40)　施存龍《葡萄牙人早期在廣東活動地IsTamao應為我國何島？》，第69頁。
　　(41)　參見附錄之六。
　　(42)　參見附錄之七。
　　(43)　《澳門：從地圖繪製看東西方交匯》，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第134 頁。
　　(44)　《歷代澳門航海圖》，澳門海事署，1986年，第三圖。
　　(45)　杜赫德《中華及韃靼通史》，巴黎，1735年，卷1，第220頁。
　　(46)　《歴代澳門航海圖》，第四圖。
　　(47)　沙勿略。
　　(48)　參見《葡萄牙影像資料館館刊(Boletim da Filmoteca Portuguesa)》，第2期，第73 頁。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49－VI－9鈔件，第115頁上有同樣記載。
　　(49)　福開森《廣州葡囚信(Letters from Portuguese captives in Canton)》，比庫亞，1902 年，第54頁，註26。
　　(50)　林天蔚、蕭國健，前引書，第184－185頁。
　　(51)　參見黃啟臣《澳門歷史——自遠古——1840年》，澳門歷史學會，1995年，第233－249頁。
　　(52)　參見海外歷史檔案館Macau，cx40，第12號文件(第1943號手稿)。
　　(53)　參見海外歷史檔案館Macau，cx48，第22號文件(第2336號手稿)。
　　(54)　葉靈鳳《香島滄桑錄》，中華書局，1989年，蕭國健《香港前代社會》，中華書局，1990 年，蕭國健《香港歷史與社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年，蕭國健《香港古代史》，中華書局，1995年及朱維德《香江舊貌》，天地圖書公司，1997年。
　　(55)　關於香港前代史研究的狀況，可見林天蔚《七十年來的香港史研究》載《香港前代史論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23頁及蕭國健《香港史研究書目》，同書，第314－368 頁。
　　(56)　羅香林等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香港前代史》，香港，中國學社，1959年，第119頁。
　　(57)　羅香林等，前引書，第116－117頁，註釋4及第118－119頁，增註三。
　　(58)　參見附錄之三。
　　(59)　此圖約成作於1602年。據羅香林的考證，香港名稱見於正式文書的年代是康熙年代(羅香林等，前引書，第120頁，增註七)。
　　(60)　一葡語手稿亦有此說。“Hong Kong來自Hiong Hong。當地的發音是Hiang　Kiang (香水)。此名源自該島南部一小溪。那裡的水甘甜。”參見參見海外歷史檔案館第566(C)號手稿簿，第353頁。
　　(61)同上，第111頁。
　　(62)前引書，第119－120頁。
　　(63)　羅香林等，前引書，第112頁。
　　(64)　同上，第113及122－123頁。
　　(65)　同上，前引書，第112頁。
　　(66)　同上，前引書，第120頁，增註七。
　　(67)　同上，同頁。
　　(68)　香港許多書刊上仍稱香港一名始於鴉片戰爭之後，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