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與入關前的滿清
金國平 吳志良*
在剛剛過去的千年中，澳門曾四次成為中國歷史的焦點。南宋在此憑險抗元，可歌可泣；袁崇煥計用由此傳入的“西洋臺銃”，抗清保明；南明從此遣使教皇，圖復破碎河山；孫中山奔走澳港，鼓吹革命，推翻滿清，創建共和。
一、明清寧遠城爭奪戰
明亡清興與滿清共和鼎革之際，粤東大地孕育了兩位與中國歷史有重大關係的偉人。他們均與澳門有關。一位是我們熟悉的推翻滿清、創建共和的香山孫中山。另一位則是運用“西洋臺銃”抗清的名將東莞人袁崇煥。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祖籍廣西梧州藤縣。“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他雖為文官，但“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①天啟二年，來京述職。與友人暢談“防遼”見解，不無真知灼見，遂為御史侯恂所賞識，保荐朝廷，獲陞兵部職方司主事。袁崇煥甫任兵部主事，王化貞大軍覆沒廣寧，滿朝驚恐。清兵強弓鐵騎，勢如破竹，銳不可當。萬歷46年起，明軍數十萬被殲，遼東多處失守，山海關朝夕不保。此關一失，清兵將長驅直取北京。京師戒嚴，人心惶惶。
關外局勢緊張，京城謠言四起，一時真假莫辨。此時袁崇煥隻身匹馬，出塞勘察。返京後，他向上司詳報塞上形勢，言稱：“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②後獲陞兵備僉事，受派助守山海關。時山海關守軍以浙兵為主。他從家鄉招募了一批兵員，另有廣東水兵三千，在其赴任後到達。廣西狼兵素稱勇捷善戰，袁崇煥特抽調二千名北來戍關。他到任後辦事干練，深得遼東經略王在晉器重。他在前屯衛收撫難民表現出眾，頗得軍心，聲名大振。王在晉奏請實任他為寧前兵備僉事，鎮守山海關外抗清第一防線。從地理位置上，寧遠在前，前屯衛稍后。位於第一線的寧遠實際上一無圍牆，二無防御工事，無城可守，他祇得駐守前屯衛。明軍則集中守御山海關。此地號稱“天下第一關”，為京師防守要塞，然而卻無外圍陣地，清軍出師，便兵臨關下。孤守山海關，實為背城借一，祇需一敗，便會失守，清軍可直取京師。從戰略角度考慮，須將防線北移。愈是推向北方，山海關愈安全，北京也就愈平安。袁崇煥力主此議，但其上司王在晉卻主張在山海關外八里的八里鋪筑城守御。袁崇煥不以為然，他認為，八里長的外圍陣地太窄，無屏障山海關的作用，再向王在晉力陳己見，竭力堅持筑城寧遠。對此，廷臣意見不一。多數人認為寧遠遠離明軍主要陣地，不易防守。大學士孫承宗“巡邊”後，“乃議守關外”。不久，孫承宗代王在晉出任遼東主帥。天啟二年九月，新帥派遣袁崇煥與副將滿桂攜兵駐守寧遠。寧遠在山海關外二百餘里，祇守八里的八里舖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的山海關，戰略形勢與意義當然大有不同。天啟三年九月，袁崇煥抵寧遠。“初，承宗令祖大壽築”，但“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③，敷衍了事。袁崇煥經過一番實地考察後，決心進駐寧遠，修筑防御工事。此議獲朝廷批准。
他立下了筑城規格：“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並派祖大壽等督工。次年完工，城高牆厚，各种火器、大砲齊備，寧遠城(今稱興城，為中國少數保存完整的明城之一)成為“關外重鎮”。這是袁崇煥日後一生功名的基業。關外終於出現了一磐石之地，滿清重兵為此城抵擋於山海關外達二十一年之久。若非吳三桂引清入關，或許還會阻擋多年。“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為樂土。”寧遠城一筑成，朱明國防前線向北推移多達二百餘里。天啟四年，袁崇煥率萬名騎、步兵東巡廣寧。在此之前，尚未與清軍有過短兵相接，故這次行動不無主動挑戰之意，清兵不予應戰。三、四年中，從京師戒嚴到東巡廣寧，明軍轉守為攻，袁崇煥功不可沒。天啟五年夏，孫承宗依袁崇煥之議，遣將分屯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及小凌河諸塞，“自是寧遠且為內地，開疆復二百里，……”④遼西舊地幾乎收復。
明軍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四年之中，清軍無敢來犯。但努爾哈赤未放松軍備，他移都沈陽，以便南下攻明、西取蒙古。
天啟五年，內有魏忠賢一伙閹党把持朝政，外有努爾哈赤不斷舉兵遼東。薩爾滸大戰后，京廷指派老將熊廷弼經略遼東。廣寧巡撫王化貞與其爭權奪利，千方百計阻撓熊的指揮。清軍兵臨廣寧，王化貞竟鼠竄塞內，熊廷弼無法孤軍抵御，撫輯流民入關。廣寧失守，熊廷弼、王化貞共入大牢。魏忠賢誅除孫承宗後，遣其同党高第坐鎮塞外軍事。
“……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啟倧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并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⑤
努爾哈赤見明軍狼狽撤退，於1662年初親率十萬大軍，橫渡遼河，進取寧遠。寧遠已成孤城一座，“城中戍守數千人”，處境艱難。攻城之前，努爾哈赤曾企圖收買袁崇煥。衛匡國記載說：
“直至一六二五年，韃靼人按兵不動。從那時起，舉重兵攻打這新都城⑥。先以重利許諾毛文龍⑦，企圖瓦解他的一貫信仰，未遂。在他出發時，甚至許諾說，祇要他率部下協助他們征服中國，事成之後，以半壁江山相贈。他們知道他的手下個個為精兵強將。這位將領無愧忠勇雙全，不為所動，萬分珍重名譽。他是位謹慎、高尚的人。他最大的美德是將垂手可得的一切視若糞土，何況還是不義之財。他率眾救援寧遠。韃靼人在此損失士兵萬人，其中包括一個國王的兒子(regis fillius)⑧。”⑨
對寧遠之役，《明史》有載：“崇煥聞，即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通判啟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戴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砲⑩，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卻，圍遂解，而啟倧亦以然砲死。”(11)“西洋巨砲”重創金兵，一決勝負。“至於來戰的韃靼人，由於被寧遠堡壘擊退(此事發生於去年。年度報告中對此有敘述)，已無指望奪取該地，而且被漢人不斷從城內發射的火砲嚇破了膽。砲火殺死了一萬多韃靼人。於是他們向空中放箭亂射。這些箭如同出手的短劍落入城牆內，多多少少刺傷了一些人。都堂下令收集落箭，共有30 多萬枝。然後韃靼人退去。”(12)“寧遠大捷”為明軍關外抗清的首次勝利，意義重大。
二、努爾哈赤死因新探
清太祖努爾哈赤於十六世紀末統一建州女真各部。1599年下令以蒙古字母為基礎創製滿文。1601年設立八旗。1616年稱汗，建後金，年號天命。1618年進攻撫順。1621年進佔遼瀋。1622年乘胜一舉攻克廣寧，自此遼河東西落入後金手中，不久建都東京城。1625年3月遷都瀋陽，稱為“盛京”。1625年9月，明寧遠、山海關守兵夜攻耀州城。未克、敗走，且遭後金官兵追殺。1626年1月，努爾哈赤再度統兵征明，後金軍不戰而得八所城池。2月19日，努爾哈赤率大軍至寧遠城五里處，派人向明守軍招降，但為寧遠道袁崇煥所拒。3月21日，努爾哈赤命部下以戰車攻城，首先鑿城墮牆。史稱：
“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上起兵伐寧遠。至右屯，守將遁，收其積穀。至錦州，戍將俱先遁。丁卯，至寧遠。寧前道袁崇煥偕總兵滿桂、副將祖大壽嬰城固守。天寒土凍，鑿城不隳，城上放西洋砲，頗傷士卒，乃罷攻。”(13)
“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數萬騎來攻，遠邇大震，桂與崇煥死守。始攻西南城隅，發西洋紅夷砲(14)，傷攻者甚眾。明日轉攻南城，用火器拒卻之，圍解。”(15)
努爾哈赤之死因尚有爭議(16)。一般認為他是在寧遠城下受傷，“恥寧遠之敗，遂畜慍患疽死”(17)。關於其死因，《滿文老檔》記載：
“丙寅年七月二十三日，汗因病前往清河溫泉。於八月朔日，遣貝勒阿每賚書還，使瓦爾喀旺善、薩哈爾察等陪祭，向顯祖神禱告說：‘父，你的子汗病了，所以置父像陪祭，使子我的病速愈，無論如何都要求扶助。子我愈後，每月朔日將仍不斷祭祀。如果不愈，我將怎樣呢？'殺牛三頭，燒紙錢，按以前規定儀式祭父”(18)。
崇德元年修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詣清河溫泉沐養。十三日大漸，欲還京，遂乘舟；順太子河而下，遣人請后迎之，於渾河相遇，至暖雞堡，离瀋陽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時崩，在位十一年，壽六十八”(19)。
《清太祖實錄》中記努爾哈赤七月“癸已，上不豫，幸清河坐湯。八月庚子朔，丙午上大慚，欲還京，乘舟順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來迎。入渾河，大妃至，溯流至暖雞堡，距瀋陽城四十里。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20)。《清史稿》稱：“(天命十一年)八月丙午，上大漸，乘舟回。庚戌，至愛雞堡，上崩，入宮發喪。在位十一年，年六十有八。”(21)由此可見，有清一代對努爾哈赤疾終之史實無不同看法。但是，關於努爾哈赤因何病而死，清代官書諱莫如深。
《明熹宗實錄》中有數條關於寧遠戰事的珍貴史料，茲撮錄如下：
“遼東經略高第塘報。本月二十三日，大管達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城上用大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角，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被道臣袁崇煥縛柴澆油，並攙火藥用鐵繩系下燒之，至二更方退。又選健丁五十名縋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達賊戰車，盡行燒燬。”(22)
“天啟六年二月甲戌朔，兵部尚書王永光奏：據山海關主事陳祖苞塘報，二十四五兩日，虜眾五六萬人，力攻寧遠，城中用紅夷大砲及一應火器諸物，奮勇焚擊，前後傷虜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23)，遗棄車械鉤梯無數。”
“丙子，經略高第報：奴賊攻寧遠，砲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放聲大哭。”(24)
“(天啟七年五月)癸巳，袁崇煥出寧遠城十里，虜大至，諸將擊之，殺王子浪蕩寧谷，箭傷召力兔及固山四人、牛鹿二十餘人，虜退東山坡。次日，發紅夷砲擊建虜，斃八百餘人，俘八人。”(25)
張岱《石匱書》中亦有如下記載：“丙寅，北騎四十萬逼寧遠城，城中戍守數千人，兵勢單弱，城外有紅砲(26)數門，無敢發者。崇煥事急，勒唐通判親自發砲。凡放紅大砲者，必於數百步外掘一土塹，火著線，即翻身下塹，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曉其法，竟被震死。砲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號哭奔去。捷聞，上大喜，拜崇煥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27)
《明史》載云：“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數萬騎來攻，遠邇大震，桂與崇煥死守。始攻西南城隅，發西洋紅夷砲，傷攻者甚眾。明日轉攻南城，用火器拒卻之，圍解。”(28)
當然，上引史料無一記載努爾哈赤受傷一事情，但後金方面傷亡眾多，努爾哈赤作為大軍統帥中計來到寧遠外城督戰，對明使用新式火器毫無精神准備，受傷的可能性極大。上述史料均稱“……前後傷虜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奴賊攻寧遠，砲斃一大頭目，用紅布包裹，眾賊抬去，放聲大哭。”“砲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號哭奔去。”由此可知，當時後金方面傷亡十分慘重，明人說“殺其貴人”(29)，“傷一裨王”，但不知“貴人”、“裨王”係何人。
在眾多的中外歷史文獻中，祇有朝鮮李星齡所著《春坡堂日月錄》中記載了努爾哈赤在攻打寧遠時為明軍砲擊“重傷”。“我國譯官韓璦隨使命人，适見崇煥。崇煥悦之，請借於使臣，帶人其鎮。璦目見其戰。軍事節制雖不可知，而軍中甚靜，崇煥與數三幕僚，相與閑談而已。及賊報至，崇煥轎到敵樓，又與璦等論古談文，略無憂色。俄頃放一砲，聲動天地，璦怕不能舉頭。崇煥笑曰：‘賊至矣'。乃開窗，俯見賊兵滿野而進。城中了無人聲，是夜賊入外城。蓋崇煥預空外城，以為誘人之地矣。賊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砲，城上一十寸舉火，明燭大地，矢石俱下。戰方酣，自城中每於堞間，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長，半在堞內，半出城外。柜中實伏甲士，立於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屢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綿花，諜諜無數，須臾地砲大發，自城外遍內外土石俱揚，火光中見胡人俱人馬騰空亂墮者無數，賊大挫而退。翌朝見賊隊擁聚於大野邊，狀若一葉。崇煥即送一使，備物謝曰：‘老將橫行天下久矣，今日見敗於小，豈其數那？'努儿哈赤先已重傷，及是俱禮物及名馬回謝，請借再戰之期。因懣恚而斃云”(30)
這一段對寧遠之戰的敘述，與明、後金歷史記載基本相符，而且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細節。寧遠攻城戰中，努爾哈赤驕縱輕敵，率眾攻闖外城，陷入袁崇煥設下的火砲陣。激戰中，努爾哈赤受砲傷，退走。復受袁崇煥冷言譏諷，於是“大怀忿恨”而回瀋陽。“二月壬午，上還瀋陽，語諸貝勒曰：‘朕用兵以來，未有抗顏行者。袁崇煥何人，乃能爾耶!，”(31)當時瀋陽的宮殿尚未完全建成，努爾哈赤對寧遠之敗耿耿於怀，怒火中燒，傷口惡化，造成“疽發背”的重病，雖後經清河坐湯治療，但“老賊因此大挫，缺望而死。”(32)大清一代開國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砲”口下。為固軍心，隱瞞、遲報主將傷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技。因此可以大膽推斷，努爾哈赤在寧遠之戰中受傷後致死。
明代文獻“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奴賊攻寧遠，砲斃一大頭目”，“砲過處，打死北騎無算。并及黃龍幕，傷一裨王。北騎謂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屍，號哭奔去”的記錄，為耶穌會原檔中“死者眾多，據說有萬人，其中包括一國王的兒子”(33)的敘述所印證。查《清實錄》中無此類記載，故“酋子”，“大頭目”，“裨王”及“國王的兒子”應為清太祖本人。在無新資料披露之前，努爾哈赤受西洋砲傷致死似乎可為定論。若此史實在當年得以澄清，澳門的歷史可能會有不同於現在的篇章。滿清正是領略了“西洋大砲”的利害之後，在入主中原前便形成了對澳門葡萄牙人將加以安撫、限制與利用的基本政策。入關後，“清朝基本上因襲了明朝防範、限制和懷柔相結合的政策。”(34)非但未報復曾助明抗清的耶穌會會士及澳門葡萄牙人，反而大力啟用湯若望等耶穌會會士，巧妙地利用澳門的特殊地位為滿清的政治、軍事及外交各項政策服務(35)。
三、“西洋臺銃”
1.寧遠築臺
戍北明軍為抵御金兵入侵，除引進西洋火器外，還運用了澳門的砲臺建造技術，改造當時的中式“塞上墩臺城堡”。中國城堡因時因地各有不同規模及功用。外城一般重垣森嚴，主用於守。那些無天險可依，亦無重兵可恃的城池常築夾城，將來犯之敵引入一迷宮，然後加以殲滅。其格局有二重、三重乃至“工”字、“王”字形設計，各有巧妙不同，但一般不著重各臺之間的互援。“西洋臺銃”的設計則結合了防御與互保這兩個基本原則。徐光啟全面闡述了“西洋臺銃”在邊防中的軍事重要性：
“今欲以大、以精勝之，莫如光禄少卿李之藻所陳，與臣昨年所取西洋大砲。欲以多勝之，莫始即令之藻與工部主事沈棨等鳩集工匠，多備材料，星速鼓鑄。欲以有捍衛勝之，莫如依臣原疏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萬全無害之策，莫過於此。若能多造大銃，如法建臺，數里之內賊不敢近，何況仰攻乎？一臺之強可當雄兵數萬，此非臣私智所及，亦與薊鎮諸臺不同，蓋其法即西洋諸國所謂銃城也。臣昔聞之陪臣利瑪竇，後來諸陪臣皆能造作，閩廣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書黃克纘、浙江按察使陳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遺書克纘，又展轉致書於兵部尚書崔景榮，力主此事當在亟圖，亦非獨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國家萬世金湯之險，不止一時御寇之利，即奴賊聞之，決不敢肆行深入；都人見之，必有安心固守；南行之人，皆將返首來歸，海內奸雄，亦且潛消異志。”(36)
徐光啟此疏“得旨：所奏練兵除器甚悉。徐光啟仍議委任，以畢其用。”(37)隨後，徐光啟又上《臺銃事宜疏》：
“天啟元年五月初九日奏為略陳臺銃事宜，以佐末議事。臣緣東事，奉旨回京，力綿才弱，無尺寸之用。
相時度勢，莫如先固根本；根本一固，賊決不敢懸軍深入，故特請造臺銃，為城守第一要務。而近獲奸細劉保所寄逆書，言‘京師何難，大兵宜速來'，可見京師之守萬分難乘，賊兵必不來矣。此即根本當固之一驗也。臣疏既奉旨議行，而兵部覆寺臣李之藻疏，亦奉旨速議具奏，仰見聖明采葑菲、詢芻蕘之意。中外喁喁，咸望速成，工部即日會同議定具奏矣；而臣尚有欲言者，則其人與費也。蓋時危時詘，兩值其難，此後在昔所無，工费甚大，非常之原，必須大破常格，盡除宿弊而後可。若拘泥常格，因循宿弊，差之毫厘，通歸無用，不如不造之為愈也。故造臺之人，不止兼取才守，必須精通度數，如寺臣李之藻盡堪辦此，故當釋去别差，專董其事，其他分督及委官，皆須極一時之選，寧取其苦辭者，無寧取其暱就者，是在部臣加意簡擇，工完優敘，以旌其勞可矣。然此法傳自西國，臣等向從陪臣利瑪竇等講求，僅得百分之一二。今略參以己意，恐未必盡合本法。千聞不如一見，巧者不如習者，則之藻所稱陪臣畢方濟(38)、陽瑪諾等，尚在內地，且攜有圖說。臣於去年一面遣人取銃，亦一面差人訪求，今宜速令瑪竇門人丘良厚見守賜瑩者，訪取前來，依其圖說，酌量製造，此皆人之當議者也。至若興造之費，臣與部臣王佐、寺臣李之藻、繕司臣王國相等，略一商榷。都城之守，首慮重城低薄遠曠；今之造臺自重城始，次及都城。若最大者宜造六座，體制狹小，即數目加添。大約除城磚見有外，所需黑磚、大石、灰沙等材料，搬運車腳、匠役工食等銀兩，所费亦巨。但此事所關久遠重大，不宜節省，祇求核實，無分毫冒破，便得金湯之固，千載如新矣。如此浩費，亦恐非工部一時所能措辦也。伏見皇上慨念東事危迫，時發內帑，動以數百萬計，無非保國保民之德意耳。用兵之费，往而不返，勢不得已，猶且為之；此臺此銃，非金即石，金石不銷，藏鏹如在，而可以內固國本，遠懾戎心，令萬世而下，頌皇圖之鞏固者自今日始。即目前於現發帑金分用十之一二，再有不足，更望特賜慨發，以成此功，計亦皇上聖明所不靳也。臣一得之愚，仰蒙采擇。恐拘泥因循，一不如法，翻成糜費，臣實懼焉。是用陳其補苴之說，伏乞敕下該部，一並議覆施行。
天啟元年五月初九日上，本月十二日奉聖旨：該部一並議覆。”(39)
議覆結果如下：
“天啟六年正月辛未，兵科都給事中羅尚忠疏言：……諸凡武庫兵仗、水衡、將作、火藥之屬，神臂弓、佛郎機之制，務使手與器相習，而各城矢石堆積成疊，是亦司空之經略也。
兵部主事孫元化疏，請用西洋臺銃法(40)。謂弓矢遠於刀槍，故敵嘗勝我，銃砲不能遠於敵之弓矢，故不能勝敵。中國之銃，惟恐不近，西洋之銃，惟恐不遠。故必用西洋銃法，若用之平地，萬一不守，反藉寇兵，自當設臺。然前隊挾梯擁牌以薄城，而後隊強弓勁矢繼之，雖有遠銃，誰為照放，此非方角之城、空心之臺所可御，故必用西洋臺法。請將現在西洋銃作速料理，車彈藥物，安設城上，及時教練，侯賊稍緩，地凍既開，於現在城牆修改如式，既不特建而滋多費，亦非離城而虞反攻。都城既固，隨議邊口。
得旨：西洋砲見在者，查系果否可用，及查放砲教師果否傳授有人，即當料理以備城守。”(41)
對此，衛匡國敘述說：“天啟帝不僅下令添筑舊有臺堡，而且下令在險要的隘口設立許多堡壘，……”(42)《明熹宗實錄》記載了寧遠築臺的詳細情況：“又言守關宜在關外，守城宜在城外，有离城之城外，則東倚首山，北當諸口，特建二堡，勢如鼎足，以互相救。有在城之城外，則本城之馬面臺、四角臺，皆照西洋法改之，形如長爪，以自相救。”(43)
邊將袁崇煥使用了徐光啟等人倡導、引入的“建立附城敵臺，以臺護銃，以銃護城，以城護民”的“西洋臺法”，使寧遠城成為“國家萬世金湯”，并使用“西洋銃法”，砲傷努爾哈赤，重挫金兵，立下了晚明之季空前絕後的戰功。
2澳門取銃
滿清屢屢犯邊，勢力日大，京畿危在旦夕，明廷大受震撼。為保江山，朱明亟需新式軍事技術，用以阻止滿清入關。
“我國的火器有過輝煌的歷史。中國不僅是火藥的發明者，也是世界上最早將火藥兵器應用於戰爭的國家。大約在唐朝中期，火藥問世。北宋時期，出現並使用燃燒性火器和爆炸性火器。南宋時期，發明管形火器，始而竹筒，繼而以銅鑄成火銃。元代，銅銃大量製造與使用。明初，改銅為鐵，鑄成鐵砲。”(44)十四世紀初，火藥與火器由阿拉伯人傳入歐洲，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十六世紀，經過阿拉伯人和西歐人改良的火器又返傳中國。“從此我國的火器進入傳統火器與西洋火器並行發展的新時期。”(45)鑒於當時祇有西方傳教士能夠向中國提供火砲、堡壘等軍事技術，西方傳教士及明廷奉教政要將此作為開教禁，再次獲得朝廷對傳教的認可，重振中國傳教事業的契機(46)。而澳門的葡萄牙人也不放過這一驟變的政治形勢，欲以葡砲博得明廷歡心，試圖使澳門地位好轉，甚至令存在已久之問題獲得完全解決(47)。天主教徒徐光啟多次上疏，有意廷請募購火砲、兵丁并請傳教士傳授臺銃術。四六年閨四月，徐光啟“蒙恩內召”。回朝後，他立即接連上疏，提出依照西法“鑄造大砲，建立敵臺”。
天啟元年三月，遼東戰場連連失利，明滿戰爭日益昇格，京廷不得不對西式火器加以重視。四月中旬，徐光啟應召入宮，陛見皇帝。四月下旬，光祿寺少卿兼工部郎中李之藻受命協助徐光啟製造火器。李之藻立即疏言：
“為制勝務須西銃，敬述購募始末，乞敕速取，以暢天威，以靖仇敵事。臣思火器一節，固有不費帑金，不侵官守，深於戰守有稗，而可以一騎立致，如香山嶴夷商所傳西洋大銃者。臣向已經營有緒，茲謹循職言之。臣惟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恃以得志於四夷者也。顧自奴酋倡亂，三年以來，傾我武庫甲仗，輦載而東以百萬計；其最稱猛烈如神威、飛電、大將軍等器，亦以萬計。然而付托匪人，將不知兵，未聞用一器以擊賊。而昨者河東駢陷，一切為賊奄有，賊轉驅我之人，用我之砲，佐其強弓鐵馬，愈以逆我顏行。我師否臧，扶傷左次，堂堂天朝，挫於小丑，除凶雪恥，計且安施？今自廣寧、山海至於京畿，步步須防，自非更有猛烈神器，攻堅致遠，什倍於前者，未必能為決勝之計。則夫西銃流傳，正濟今日之亟用，以助宣神武，鞏國金甌，機豈偶然，不可以坐失者矣。臣聞往歲經營亦曾仿造此銃，然而規制則是，質料則非，煉鑄點放，未嘗盡得其術。臣今所言，另有來歷。昔在萬曆年間，西洋陪臣利瑪竇歸化獻琛，神宗皇帝留館京邸，縉紳多與之游。臣嘗詢以彼國武備，通無養兵之費，名城大都最要害處，祇列大銃數門，放銃數人、守銃數百人而止。其銃大者長一丈，圍三四尺，口徑三寸，中容火藥數升，雜用碎鐵碎鉛，外加精鐵大彈，亦徑三寸、重三四斤。彈製奇巧絕倫，圓形中剖，聯以百練鋼條，其長尺餘，火發彈飛，鋼條挺直，橫掠而前，二三十里之內，折巨木，透堅城，攻無不摧。其餘鉛鐵之力，可及五六十里。其製銃或銅或鐵，煅煉有法。每銃約重三五千斤，其施放有車，有地平盤，有小輪，有照輪，所攻打或近或遠，刻定里數，低昂伸縮，悉有一定規式。其放銃之人，明理識算，兼諸技巧，所給禄秩甚優，不以廝養健兒畜之。似茲火器，真所謂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無敵於天下之神物也。臣嘗見其攜來書籍，有此圖樣，當時以非素業，未暇講譯，不意瑪竇溘先朝露，書遂不傳。臣與道義相契，躬為殯斂，禮官奏賜葬恤。風聞在嶴夷商，遙荷天恩，一向皆有感激圖報之念，亦且識臣姓名，但以朝廷之命臨之，俱可招徠撫輯而用也。昨臣在原籍時，少詹事徐光啟奉敕練軍，欲以此銃在營教演，移書托臣轉覓。臣與原任副使楊廷筠合義捐貲，遣臣門人張燾間關往購。至則嶴禁方嚴，無繇得達，具呈按察司吳中偉。中偉素懐忠耿，一力擔當，轉呈制按兩臺，撥船差官伴送入嶴。夷商聞諭感悦，捐助多金，買得大銃四門。議推善藝頭目四人，與傔伴通事六人，一同詣廣。此去年十月間事也(48)。時臣覆命回京，欲請勘合應付摧捉前來。旋值光啟謝事，慮恐銃到之日，或以付之不可知之人，不能珍重；萬一反為夷虜所得，攻城衝陣，將何抵當？是使一腔報國忠心，反啟百年無窮殺運，因停至今，諸人回嶴。臣與光啟、廷筠漸負夷商報效之志。今瀋遼暫失，畿輔驚疑，光啟奉旨召回，摩厲以須；而臣之不才，又適承乏軍需之事，反復思惟：此器不用，更有何器？此時不言，更待何時？募兵之難，乃此銃不須多兵；征餉之難，乃此銃不須多餉。近聞張燾自措資費，將銃運至江西廣信地方，程途漸近，尤宜馳取。兵部馬上差官，不過月餘可得。但此秘密神銃，雖得其器，苟無其人，鑄煉之法不傳，點放之本不盡，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總亦無大稗益。又其人生長廣海，萬里遠來，抑或沿途水土不服，存亡難料，必須每色備致數人，以防意外乏絕之虞。相應行文彼中制按，仍將前者善藝夷目諸人，招諭來京，大抵多多益善。合用餉餼，原議夷目每名每年安家銀一百兩，日用衣糧銀一百三十六兩，餘人每名每年銀四十兩，缘此善藝夷目等眾，嶴商倚藉為命，資給素豐，不施厚糈，無以勸之使來。臣等共竭私家之力，不過如斯忠義相勉，此曹亦無奢望。若論朝廷購募，當此吃緊用人之際，不妨更從優厚，用示鼓舞，庶肯悉心傳授。如謂廩費太重，則今各處所養無能之將，無用之兵，歲糜若干，寧堪查核？此當計實效之有無，不當算錢糧之多寡者也。至於試有實效，一銃之用，真抵精兵數千!防護此銃，又當如護連城，勿俾奸細竊窺，致有疏失。必須再練羆虎萬人，配以精甲利兵，翼以剛車壯馬，統以智勇良將，方可畀以此銃。成師而出，鼓行而東，恢疆犁穴，計自無難。因而依法廣鑄，傳行九邊，每邊各有數門，幕南應無虜跡。漸可汰兵省餉，休養元元，利益不小。至於鑄造之妙，耐久不炸，鐵不如銅；但其所費不貲，有非今日財力所能辦者!仍當就彼番舶，多方購求，地方諸臣慮無不氣厲吞胡，忠君憂國，是區區者而不能致，則亦臣愚之所未信矣。臣又惟致銃尚易，募人實難，道里固遠所懸殊，警報則歲月難待。憶昔瑪竇伴侶尚有陽瑪諾、畢方濟等若而人，原非坐名旨遣選人，數其勢不能自歸。大抵流寓中土，其人若在，其書必存，亦可按圖揣摩，豫資講肄。是應出示招徠，抑以隗致在嶴夷商，招示國家廣大茹
之意，令毋疑阻，愈堅效順之忱者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聖明俯允，敕下兵部覆議停妥，馬上差人填給勘合，一面前往廣信府查將原寄大銃四門，督同張燾陸路押解來京；一面前往廣東賚文制按衙門，轉行道府，招論前項善能製造點放夷目諸人，仍前赴京報效；及將陽瑪諾等，一面出示招徠，以廣群策。伏惟聖慈俯垂裁擇。”(49)
徐光啟亦上《謹申一得以保萬全疏》并得聖旨：“這城守臺銃，既確系有濟捍衛，著該部會同議行。”兵部尚書臣崔景榮等附議并疏言：
“……夫西洋傳此神器，乃為中朝有心人所得，即人巧之獻奇，知天心之助順矣。夫來自殊方，待之自當破格，況人數不多，費用能幾？加銜守備張燾，間關萬里，捐貲曲致，已取四銃到江西廣信府，臣部便馬上差官，同加銜守備孫學詩勒限一月，搬運入都。到日驗之果效，就其原價盤費，倍數償補。再移咨廣中巡撫諸臣，征取原來善製火器數人，並盔甲兵器數件。
廣有工匠曾在嶴中打造者，亦調二十餘人，星夜赴京。此中仍豫備銅鐵物料，以便製造；精選有力便捷兵士，以待教演。差出員役，與嶴工同來，寺臣謂阮泰元者素習西情，可使也。所議糧餉，既已彼中定額，當悉如其數。每年安家等銀，及在途盤費，買辦甲仗價值，宜於廣東布政司支取新餉給發。惟是諸嶴工素所信服者，西洋陪臣陽瑪諾、畢方濟等，皆博涉通綜，深明度數，並敕同來，商略製造。兼以調御諸工，器得人而盡利，人藉器以用神，然必得地以護銃，而後可藉器以護人。少詹事徐光啟疏請建立敵臺，其法亦自西洋傳來。一臺之設，可當數萬之兵，尚書黃克纘、侍郎鄒元標各娓娓言之，實有灼見，急宜舉行。但規制未曾經見，創始不厭審詳，必須有利於我，方為萬全，宜行工部詳議而行。伏惟敕旨。天啟元年五月初一日具題，初四日奉聖旨是，敵臺著工部速議奏，欽此。”(50)
對此，衛匡國也收“朝鮮國在所有這些沖突中一貫忠於中國皇帝，不接受韃靼人的友誼。韃靼人時以和平時以威脅企圖達此目的。澳門的葡萄牙人表現出是好鄰居，以某種方式幫助中國。他們向京廷贈送了四門大砲，其中三門留在宮廷，第四門送往山海關邊界。”(51)。“至丙寅正月寇迫矣，十二大砲尚在寧遠城外演武場中，火器把總彭簪古欲移入城，在事者不勝異意或令城外自用，或言恐為賊得，則令鍛鐵闑其火門，使賊得之無所用也。此等識見與職相左；奚止姍笑而已乎？賴袁自如中丞力主移入，竟以卻敵。成功後，夷使方金納來言，是役也奴賊糜爛失亡者實計一萬七千餘人(52)。而大砲以封，今所稱‘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者，職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53)也。”(54)由此可知，擊中努爾哈赤的是從澳門取來的“西洋銃”中的第二門。
關於這四門砲的來源，衛匡國記載說：“毛文龍(55)為廣東人。在同葡萄牙人的交道中，學會了許多軍事戰略，同時得到了一條荷蘭船(56)在(廣東)沿海出事後留下的許多大砲(57)。現在即用這些大砲守衛寧遠城牆。遼陽城失陷後，皇帝將寧遠陞為都城，派遣新總與巡撫率兵駐紮於此。”(58)衛匡國此說取自《耶穌會1625年年度報告》(59)：“第二支力量叫寧遠。不久前，它配備了人員與大砲。它在山海關三或四日路程。1625年12月底，五萬韃靼人來攻。他們來勢汹汹，認為可將其一舉拿下。首先從南攻打，不克。改從西進，又遭抵抗，乃暫停攻打。於是從北再作第三次進攻。城內守軍中有兩名官員，文武各一員。文官為廣東省人，任道吏，即上訴法官。他們下令葡萄牙人在北京訓練的槍手射擊，下令從一艘在澳門附近出事的荷蘭船上得來的幾門大砲開火。死者眾多，據說有萬人，其中包括一國王的兒子。為此，韃靼人放棄了攻城，退走。華人高興萬分。皇帝將那得知此大捷後，下令將那上訴法官昇為都堂。……”(60)
此報告為當年的資料，又出自十分瞭解澳門情況的耶穌會會士之手，其可靠性不容置喙。所以文德泉神甫認為：“儘管華人願意付款購買，這些大砲幾乎是贈送給他們的。其中幾門是1622 年從荷蘭人手裡繳獲來的。”(61)鑒於徐光啟為當事人，其言“而大砲以封，今所稱‘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者，職所首取四位中之第二位也”當最為可靠、可信。當年以從澳門獲得的四門大砲中的第二尊，即“送往山海關邊界”的“第四門”，由“崇煥令閩卒羅立(62)，發西洋巨砲”將清太祖擊傷致死。
註釋：
①《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6707頁。
②同上，同頁。
③《明史》，第6708頁。
④同上。同頁。
⑤《明史》，第6708－6709頁。
⑥寧遠。
⑦應為袁崇煥之誤。
⑧《明熹宗實錄》，卷88記載為“……王子浪蕩寧谷……”引自邢永福、吳志良、楊繼波等主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卷5，第53 頁。
⑨參見衛匡國《韃靼戰紀》，羅馬，1654年拉丁文版，第18－19頁。此書有一漢譯收入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⑩一般指來源於澳門的火砲。例如何喬遠撰若翰哥里亞(Joao Correa)墓誌銘云：“奴酋作亂，失我遼左，於今五年矣!我所以禦之者，莫如人攻；火攻之器，銃最良；銃之製造，西洋國最良；發銃之法，西洋國之人最良。”參見《鏡山全集》卷66《欽恤忠順西洋報效若翰哥里亞墓碑》。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卷5，第315頁。關於“銃”的詞義，明人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解釋說：“近世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砲，又謂之銃。”
(11)《明史》，第6709頁。
(12)《耶穌會1626年年度報告》，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第49－V－6號手稿，第313頁反面。
(13)《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6頁。
(14)關於紅夷砲，可參見臺灣學者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砲》，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冊(1996年)，第911－966頁。
(15)《明史》，第6958頁。
(16)參見孟森《清太祖死於寧遠之戰不確》，《明清史論叢集刊續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81－86頁及李鴻彬《努爾哈赤之死》，《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2期，第194－196頁。
(17)《明熹宗實錄》，天啟元年九月戊戌。
(18)《滿文老檔·太祖》，卷72。
(19)《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4。
(20)《清太祖實錄》，卷10。
(21)《清史稿》，第17頁。
(22)《明熹宗實錄》，卷67。
(23)衛匡國根據耶穌會1625年年度報告亦有此說“韃靼人在此損失士兵萬人，其中包括一個國王的兒子(regis fillius)。”參見衛匡國，前引書，第19 頁。
(24)《明熹宗實錄》，卷68。
(25)《明熹宗實錄》，卷88。
(26)紅夷砲之略稱。
(27)張岱《石匱書》，卷11，《袁崇煥傳》。
(28)《明史》，第6958頁。
(29)彭子小貽撰《山中聞見錄》，台北，新文豊出版公司，1989年，卷4。
(30)《春坡堂日月錄》，載《燃黎室記述》，卷26。
(31)《清史稿》，第16頁。
(32)《徐光啟集》，卷4，《練兵疏稿二》。
(33)《耶穌會1625年年度報告》，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第49－V－6號手稿，第216頁。
(34)參見吳志良《生存之道——論澳門政治制度與政治發展》，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8年，第61頁。
(35)韋慶遠先生利用清檔資料，精闢地論述了這一課題。參見《澳門在清代康熙時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載《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85－98頁。
(36)《徐光啟集》，卷4，《練兵疏稿二》。
(37)《明熹宗實錄》，卷10。
(38)應為熊三拔。
(39)《徐光啟集》，卷4。
(40)詳見黃一農前引文。
(41)《明熹宗實錄》，卷67。
(42)參見衛匡國，前引書，第18頁。
(43)《明熹宗實錄》，卷68。
(44)張顯清《徐光啟引進和仿製西洋火器述論》，載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化交○流》，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372頁。
(45)同上。
(46)衛匡國，前引書，第14頁。
(47)關於澳門葡萄牙人藉助明抗清之際提出的政治訴求，可見《崇楨長編》，卷41，崇楨三年十二月丙辰禮科給事中盧兆龍疏。1324年，澳門理事官平托·帕雷德(Pinto Parede)曾請示葡印總督是否向明朝提供抗清大砲。當時總督弗朗西斯科·達·伽馬(Francisco da Gama)又就此請示葡王，1625年3月29日獲準。參見里斯本國家檔案館，季風書(Livro das Monções)，第21簿，第153 頁及第153－157頁。
(48)明光宗泰昌元年，即1620年。
(49)《徐光啟集》，卷4，《練兵疏稿二》。
(50)《徐光啟集》，卷4，《練兵疏稿二》。
(51)《耶穌會1622年年度報告》，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第49－V－7號手稿，第362頁。
(52)當時後金方面的傷亡十分慘重，清人自己說500左右，明人則說寧遠“城中用紅夷大砲及一應火器諸物，奮勇焚擊，前後傷虜數千，內有頭目數人，酋子一人”耶穌會1625年年度報告稱“死者眾多，據說有萬人，其中包括一國王的兒子。”
(53)明人瞿式耜有相同的記載如下：“……天啟六年正月寧遠守城，殲賊一萬七千餘人，後奉敕為安邊靖虜鎮國大將軍，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參見《瞿忠宣公集》卷2《請求火器疏》。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卷5，第317頁。
(54)《徐光啟集》，卷4，《練兵疏稿二》。(55)當為袁崇煥之誤。袁崇煥廣東東莞人。“文龍者，仁和人。”參見《明史》，第6715頁。
(56)《明熹宗實錄》，卷88稱“(天啟六年八月)壬戌，總督兩廣商周祚進紅夷砲十。初萬曆末紅夷船沉，砲已解京，尚存其十也。”引自《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卷5，第53頁。
(57)漢籍中的“西洋紅夷砲”，“紅夷神器”，“紅毛番大砲”，“紅夷砲”或“紅衣砲”可能與此有關。
(58)參見衛匡國，前引書，第18－19頁。
(59)此役發生於天啓六年正月，即公元1625年12月，故耶穌會將其載入1625年年度報告中。
(60)《耶穌會1625年年度報告》，葡萄牙里斯本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叢鈔第49－V－6號手稿，第215反面－216頁。
(61)文德泉《澳門軍人》，澳門，官印局，1976年，第198頁。
* 金國平為資深澳門歷史研究者，吳志良為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管理委員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