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近代文學研究進展
鄧駿捷*
近代中國是一個風雲激盪的時代，無論在政治、文化、經濟、科學以至文學都出現了空前的巨變。由於歷史原因早在明代中葉開始澳門被葡萄牙人逐步佔領，但事實上澳門並未被割離祖國，而是時刻與神州大地同呼吸、共休戚的，近代史上的澳門在這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澳門是革命先行者的早期活動基地，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的橋樑，是前清遺老的退隱之所等等問題，這些都是研究澳門歷史的學者所津津樂道的。但對於澳門近代文學的研究，在本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鮮有研究者涉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研究對象的模糊和資料搜集的困難都是主要困擾。九十年代以後，澳門本土學術意識醒覺，澳門近代文學的研究也悄然地出現在人們的面前，澳門近代文學學會的成立則是耀目的標誌。
學會的宗旨是推動澳門近代文學研究，澳門近代文學研究可以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對澳門近代文學的研究，一是指澳門學者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學會在成立的初期本著“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的方針，大力發掘澳門近代文學的資源；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和開拓，中國近代文學的研究也納入了眼野，因此學會在澳門近代文學和中國近代文學研究兩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績。先後出版了《蓮峰系列》叢書、學刊《鏡海潮》和主辦的“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等，下面試對該學會成立以來的主要工作略加評述，從而可以看出澳門近代文學研究的一些實績。
一、《鏡海鈎沉》
對澳門歷史的記載由來已久，中西史籍都極為豐富，但真正進行科學性的系統研究，應始自本世紀八十年代。在這十多年來，出版和發表有關澳門的論著大略可分為兩大類，一是科學性的學術著作，一是普及性的通俗讀物，兩者對於澳門歷史的撰寫同樣重要。《鏡海鈎沉》(《蓮峰系列》之一，1997年3月)在注意吸收前人的成果方面上，加以流暢清脫的筆調，使之成為一本既有學術價值又通俗有趣的澳門文史考證著述。
編著者的追求是“內容側重文史考證，或發前人所未發，或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深化，盡量做到持之有據，信而有徵，以加強文章的學術性”(《編後》)。綜觀全書，各篇確能達到上述的目標，尤其在吸收利用前人的成果上，有較突出的表現。陳業東的《“馬交”得名又一說》，從楊鐵夫的《鐵城士語語源考》內拈出如何澳門得名“馬交”的考證，雖然楊氏之說甚為牽強：既言西人名之曰“馬交”，何能以《說文解字》釋之，但卻為澳門地名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反映了作者在鈎沉史籍中所下的功夫。鄧景濱的《日本因何不侵佔澳門》，利用了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內的記載，為日本當年未有侵佔澳門提供了一個參考資料。此說雖證據不充分，但畢竟見諸文字記錄，不應忽視，又如張卓夫的《三婆與三婆廟》，在敘述氹仔三婆廟的歷史和現狀時，吸收了《澳門宗教》、《澳門總覽》的有關成果，復詢問該廟的負責人員，做到文字資料與口述歷史雙結合，加強文章的信服力。
《鏡海鈎沉》的各篇除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更能從原始文獻中找尋出豐富的資源，雖然多是初步的整理，但卻起提要鈎玄之功，有益於來者。鄧景濱的《<中國叢報>的澳門史實》一文，從李烽等翻譯的《中國叢報》提要內，鈎出有關澳門的史料，並分類編排，使讀者能一窺《中國叢報》的面貌，這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葉錦添的《名人與澳門詩》，對自明代至今眾多名人所詠的澳門詩作一概述，使人從另一個側面領略澳門幾百年來的滄桑。此外，杜艷芳的《冼玉清的<流離百詠>》、管華的《梁啟超與澳門》、李素嬉的《黃培芳的澳門詩》等，無論是分析作品還是考證史事，都是從原始材料入手，確能做到“持之有據，信而有徵”。
在歷史著作中，文獻一詞的定義當取廣義而非專指圖書上的文字記錄。一代大師王國維曾提出“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可見光是紙上文獻是不足夠的。我們在《鏡海鈎沉》中看到許多篇章都利用了大量遺刻資料，這確是歷史研究的一條正途，有了遺刻的證據支撐，比起只從書籍中翻撿又提昇了一層。鄧景濱的《名勝楹聯中的澳門別稱》、《名勝楹聯中的氹仔別稱》、《名勝楹聯中的路環別稱》、《碑銘匾額中的氹仔別稱》、《碑銘匾額中的路環別稱》五篇系列文章，均是利用碑銘匾額和名勝古蹟上的楹聯遺刻考究出澳門、氹仔、路環的各個別稱。當然，其中或有可議之處，但可補史書之不足，證傳說之真偽，充分發揮遺刻的價值，相信唯有這樣的研究方向，才能使澳門歷史的研究更加深化。此外，葉錦添的《澳門的對聯》、《盧園聯語賞析》，鄧景濱的《澳門的闕字聯》、《鄭家大屋的對聯》等，均對楹聯遺刻進行分析和考證。
歷史已進入二十一世紀，在上一世紀西方史學理論層出不窮，然總是朝著多元化、多方位邁進，對歷史的研究已不滿足於政治史的論述，必須把史實放在更廣闊的背景下考察，故此在研究歷史的過程中引入社會學、宗教學、哲學、心理學等勢在必行的了。史學大師陳寅恪早就指出：“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這句話用書史學著作上，自是理所理然，對澳門歷史的研究也應以此作指導，把澳門放在中國歷史的演變和中西文化交流的宏大背景下，更能得出研究澳門的真實意義。《鏡海鈎沉》的部份篇章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去。鄧景濱的《中國第一部橫排字典》和陳業東的《澳門石印中國最早》，分別論述了中國印刷事業上的兩件大事，這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又如彭海鈴的《七出之條曾是澳門法律》，我們由此可見中國封建制度如何在葡人的手下“法律化”，一方面折射出當時澳門的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則反映出兩種文明的“畸形”結合。再如鄧景濱的《“媽閣”何以稱“馬”閣》，從媽閣廟的讀音出發，尋找語言背後的文化意蘊，確確發掘至歷史的深層。此外，鄧景濱的《<聊齋誌異>中的澳門》、《賈梅士的中譯名》，彭海鈴的《基督教士在澳門的醫藥傳道》，黃坤堯的《宏漢學校二題》等，都能把澳門置於整國文化背景下論述，同時也反映了澳門在特定的時空下的特殊作用與命運。
《鏡海鈎沉》的出版，為澳門文史研究著作開闢了一條新路，溝通了科學著作和通俗讀物之間的鴻溝；同時又從原始文獻出發，尋找其背後的文化意蘊，別具特色。
二、《蓮島春秋》
《蓮島春秋》(《蓮峰系列》之二，1999年4月)在繼承《鏡海鈎沉》文史並重的優良傳統的同時，“涉及的範圍更為廣闊，研究的內容亦更為深化”(《後記》)；並集中對澳門文學的探研，其中於澳門詩人和關於澳門的詩作方面著力尤多。大部份與澳門有關的重要詩人都納入了作者的視野，如屈大均、丘逢甲、何紹基、譚瑩、鄭觀應、梁喬漢、黃節、冼玉清等，他們或以澳門為家或流寓澳門，他們的作品在抒發個人情志之餘，更反映澳門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面貌，為我們描繪出一幅幅生動且真實的澳門歷史風情畫，比起乾巴巴的史書、方誌更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同時，又一次證明“澳門是詩城”之說，不但是現實的狀況，更是歷史的沉澱。澳門楹聯歷來是學會同仁的研究重點，楹聯是中國文學的獨特藝術樣式，澳門保留了大量擁有歷史和文學價傎的楹聯作品，這些作品不只是研究澳門文史的材料，更應成為澳門文史研究的對象。鄧景濱、葉錦添的《澳門名勝楹聯輯注》的出版，為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鄧景濱的《澳門名勝楹聯的嵌名技巧》、陳業東的《澳門名勝楹聯禪意的文化解讀》都是以澳門名勝楹聯為研究對象，前者著重於藝術形式的分析，後者側重於思想內容的闡發，各具千秋，各有所獲。
《蓮島春秋》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對澳門文史研究的領域的拓寬，如張卓夫關於路氹兩島的考證文章，為我們提供兩島的歷史面貌之餘，更涉及民間傳說，如“七星伴月”故事(見《路環古名“迴瀾”》)，民間信仰(如“大王廟”(見《黑沙村與大王廟》)，這不能不說是意外的收穫，也說明澳門文化史尚有許多方面等待著研究者去開拓。
《蓮島春秋》學術性的加強，源於研究的深化。深化的途徑可以是資料的掌握、視角的更新和方法的結合運用，如鄧景濱的澳門地名考兩篇文章，在豐富的文獻資料之上，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出發，結合澳門的自身歷史文化，把澳門稱謂分成“澳”、“門”、“濠”、“鏡”、“蓮”、“馬”六個系列，逐一考證，這種綜合運用不同學科的手段，集中地對某一對象進行深入探討的研究方式，將引領澳門文史研究登上新階梯，《澳門“澳”系地名考》、《澳門“蓮”系地名考》便是可貴的第一步。深化的途徑也可以是考證文詞、體味文心，如黃坤堯的《黃節澳門詩研究》，在細考詩中的人名、用典和意象後，繼而細析詩中所運用的比興手法，闡發詩中的情志和意境，於黃節詩可謂知音。深化的途徑更可以是整體的把握，全面的探究，如彭海鈴的《汪兆鏞與澳門》等關於汪兆鏞的文章，先細考其家世生平和學養淵源，再詳述其數次居澳期間的活動，最後評價其文學創作和學術成就，條分縷述，一一道來，既全面又細緻。又如杜艷芬的《冼玉清及其詩歌創作》，以冼氏一生的經歷為背景，對其詩作的題材、內容、情志以及技巧都作了詳盡的分析，是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文章。
讀罷《蓮島春秋》之後，有一個纏繞心頭已久的想法又再次浮現，就是關於《澳門古代文學史》的撰寫。澳門古代(含近代)漢語文學的面貌經過本澳和外地眾多學者的研究，今天基本上是廓清了，尤其是學會同仁在這方面做了許多具體的工作，在鈎勒了澳門古代文學的發展脈絡之外，更作了大量對個案式研究，在宏觀與微觀的研究都已得到重視的情況下，可以說已具備了撰寫《澳門古代文學史》的條件，學會可在已有的基礎上，組織集體力量進行編寫，編寫時不妨集思廣益，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分頭進行撰寫，或在已有的成果上進行重新編排，盡量發揮已有的優勢，力圖做到全面兼顧、重點突出。
至於《澳門古代文學史》論述的對象則應以澳門作家的作品和反映澳門歷史面貌的作品為主體，這些作品可是澳門作家的文集，也可以是澳門現存的遺刻和訪澳、寓澳作家關於澳門的作品。《澳門古代文學史》不妨分成上下兩編，分別是明清兩代和近代部份，這是考慮到澳門古代和近代文學的實際情況而作出劃分的。明清兩代的澳門文學史料相對較少，重要的作家與作品不是太多，而且比較分散，彼此間沒有太多的淵源關係，把明清兩代合為一編，從理論和撰寫上都是可行的。至於近代部份可以沿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歷史階段，這時期的澳門文學比較複雜，流寓者甚多，面貌也各不相同，史料較為豐富，現有的成果也較多，可作細緻的論述。此外，對聯、民間傳說等也可另列一章，作適當的介紹和評價。
三、“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於1998年12月21至23日，召開了“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與會者包括來自韓國、日本、中國大陸、香港以及澳門本地的30多位學者，他們都是近代文學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著名學者，如中國近代文學學會會長郭延禮，副會長管林、王飆，復旦大學黃霖，河南大學關愛和，韓國崇實大學吳淳邦等等，由此即可反映出會議的學術層次。學者們一共宣讀了25篇論文，圍繞著“近代文學與海外”和“澳門近代文學”兩個主題展開了廣泛且深入的討論。學會以一個民間學術社團召開如此重要的學術研討會，收到如此良好的效果，實在難能可貴。
中國近代史是中國文化正處於西方文化強大挑戰，面對西方文化大量和急速的輸入，中國文學的反應是主動接受，因此引致文學思想和創作方面都產生了質的變化，便是近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最大區別。振葉以尋根，中國文學與海外之關係為近代文學之大關鍵，以此為題的研討會在全國尚屬首次，確實搔著癢處；會議論文亦由此生發，總括而言，是分析中國近代文學在主動接受西方的文學觀念和創作經驗，之後進行模倣、學習，然而主動接受則一，途徑方法則異。其中由西方傳教士對中國輸入西方文化起極重要作用，此前學者於政治、思想、科學等方面多有論述，文學方面則少有論及。袁進的《試論西方傳教士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影響》對此問題作了多方面的分析，提出傳教士創辦報刊、出版著作對近代文學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尤其是他們的漢語文章更對現代白話文學的產生有積極的影響，並且對傳教士與近代政治小說產生，《文學興國策》對“文學救國論”的興起的特殊作用都作了深入的分析。郭延禮的《西方文化與近代小說形式的變革》從“近代小說類型的擴大”、“敘事模式的變化”、“長篇章回的突破和短篇小說的出現”、“小說藝術表現手法的進步”、“環境描寫”、“小說形式的近代化”六個方面對近代小說的變革與外學文學關係進行分析，深刻且全面。王學鈞的《近代新聞觀念與晚清小說》論述了近代報業的產生、職業報人小說家出現和及他們創作，為近代小說的作家性質和出版形式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吳淳邦的《淺論吳趼人的小說創作與外來影響》側重分析吳研人小說對西方小說技巧的學習、借用以及外國的影響，並說明他的學習途徑是通過編輯報紙和翻譯小說中得來的。董上德的《從(孽海花>看曾樸的小說觀——兼論曾樸與法國文學的關係》，從《孽海花》出發探索曾樸的小說觀，提出《孽海花》的創作可能是受曾樸所翻譯雨果的《九十三年》的影響，值得重視。
中國近代許多作家都有出國的經驗，他們的海外見聞成為他們創作的催化劑。王飆的《略論四部近代域外遊記》分別對林鍼的長篇紀行詩《西海紀遊草》、羅森的《日本日記》、王韜的《漫遊隨想》、郭嵩燾的《使西紀程》四部重要的域外遊記作了全面且恰當的評價。另外洪柏昭的《論康有為的海外詩》、張永芳的《黃遵憲和“新世界詩”》都是討論這方面問題的力作。桑兵的《溝通歐洲漢學的先進——陳季同述論》則論述陳季同對中國文化西傳的作用，進一步說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雙向性。其他研究秋瑾、梁啟超、齊如山、近代詞、清代古文運動等的論文也都運用了新方法、新理論，得出了新觀點、新成果。
澳門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中西文化在此相互交匯，為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揭開了序幕，因此澳門文學進入近代形態較內地更早，但由於異族政權的管治卻又顯得撲朔迷離、惹人猜想。謝飄雲的《澳門近代文學的幾點思考》，分別從澳門近代文學的“特質”、“怎樣估價”、“前景與展望”三個方面討論澳門近代文學，觀點容或可議，但這種宏觀把握對澳門近代文學研究是有高屋建瓴的作用。管林的《略論鄭觀應抨擊“買豬仔”和反美抗約的詩文》，黃坤堯的《黃節澳門詩研究》則是微觀研究的成功例子，也揭示了澳門近代文學與中國大陸千絲萬縷的關係。
一個研討會的成功與否，主辦者起決定性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能否提供高質素的會務工作，二是能否提供高質量的論文，爭取發言權。澳門近代文學學會作為主辦者提交了三篇論文，鄧景濱的《鄭觀應的文學地位》，論述了鄭觀應的詩歌、散文、小說的創作成就，對這位近代思想家的文學地位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彭海鈴的《汪兆鏞的澳門觀》，從汪兆鏞的家世、生平遭遇說到其居澳時的詩作，闡述汪氏對澳門的特殊感情。陳業東的《一軸描繪百年前澳門社會的畫卷——梁喬漢<鏡海雜詠>初探》，細緻的分析了形學家梁喬漢在《鏡海雜詠》中對澳門“名勝古蹟”、“民生百俗”、“夷人風俗”描寫，得出《鏡海雜詠》“分明是二十世紀初的‘澳門清明上河圖'”的結論，為澳門近代文學增添了新的內容，十分可貴。
會後出版了厚達五百餘頁的《中國近代文學與海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蓮峰系列》之三，1999年8月)，是澳門近代文學以及中國近代文學研究新成果的一次展示，有著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四、《中國近代文學論稿》
陳業東的《中國近代文學論稿》(《蓮峰系列》之四，1999年10月)的出版意味著澳門近代文學研究邁進了一個新階段，這個判斷是基於其論述內容和方法論而作出的。首先，從論述內容來看，討論中國近代文學的文章佔全書三分之二的篇幅，涉及近代文學史上極為重要的作家，諸如康有為、黃遵憲、龔自珍、夏曾佑、黃世仲等人，其中又以詩歌創作和小說理論為重點；討論澳門近代文學的篇幅則不足三分之一。這樣的比例意味著作者的關注面已經由澳門擴展至整個中國，為爭取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發言權踏出堅實的一步。所謂“取法高則陳義高”，出入於近代文學大家之間，研判其得失成敗，自有站得高看得遠之感；也正需如此才能更好地反躬自省，所以書中關於澳門文學的論述較往者顯得更有深度。
其次，從方法論來看，本書的文章都是立足於大量史料的基礎上進行細緻考索的，這是優秀的樸學傳統的深厚積累，尤為引人注目的是“重頭戲”《夏曾佑詩歌研究》。文章在充分掌握夏氏的生平、交友、詩作以及評論資料之上，分出“青年時期的詩歌”、“‘新詩'與‘詩界革命，”、“己亥憂國詩”、“消極頹唐的晚年詩”四個時期，分析每個時期的創作特徵和重要作品，而且時刻不忘把夏氏放在近代詩歌的嬗變軌跡和近代歷史的風雲幻變中審視，使其歷史價值與意義表暴無遺。《“略工感概是名家”——淺談龔自珍的論詩詩》則在大量龔詩中剔出關於詩歌評論的作品，從而概括出龔氏的強調“詩歌必須反映現實，成為‘評論'的武器”、主張“詩歌要有真實的感情，提倡‘詩與人為一，”、“詩歌風格多樣化”、“詩要平易、自然”的詩學觀。《抗日時期澳門詩壇一瞥》述說了廖平子、梁彥明、汪兆鏞抗日戰爭時期在澳門的詩作，反映出當時澳門的社會狀況，總結了當時澳門詩壇出現的一些新情況。這些篇章都是先對豐富的史料和作品進行精細研讀之後，再經分析歸納而得出結論的，腳踏實地是本書寫作的一大信條。
理論意識的貫注也是本書在方法論上的一大進步，在古代和近代文學的研究當中，重視歷史意識多於理論意識，其垤後者往往為前者所掩蓋。本書處處滲透著理論意識，尤其是在近代小說理論的問題上。《近代小說創作理論起點新探》中提出英國儒士傅雅蘭在《萬國公報》上刊登的《求著時新小說啟》是近代小說創作理論的起點，因為它是“包容了近代小說理論主要命意的最早一篇”：再將其與被認為近代小說理論發端的《昕夕閒談小敘》和《國聞報·本館附印說部源起》作比較，得出《小敘》顯得微不足道，《源起》顯得過於成熟；最後從近代小說的發展的實際情況再加以證明，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夏曾佑小說理論探微》則在考證出《國聞報·本館附印說部源起》的主要撰寫人為夏氏的前提，分析《源起》中先進的文學思想：“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主張“文學作品應努力創造藝術世界”、“語言的通俗化”：繼而又分析夏氏的《小說原理》中關於“作家與社會的關係”、“想像虛構”、“細節描寫”、“文學批評與研究”方面的進步與突破。《從近代詩壇看諷刺傳統的變異》和《試論澳門舊體詩歌中的鐘聲意象》兩文，前者是文學理論史的研究，後者是詩歌美學的分析，都是澳門近代文學研究中難得一見的理論性作品。以考證為基礎，以理論分析為手段的操作方法表現出作者對理論意識的追求。
本書另一個值得重視之處，是其引發出對澳門近代文學時限的思考。作者在《後記》中提到“中國近代文學分期，習慣上以1919年為下限。澳門的情況似與內地有別。事實表明，本地現代文學的新芽遲至抗日戰爭時期才開始萌發。故我認為近代文學的下限，在澳門可延至抗日戰爭。”這和謝飄雲參照國內對中國近代文學的分期而把澳門近代文學分為“1840－1895(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1896－1911(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1912－1919 (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三個階段有著明顯的差異。更有學者提出基於澳門在明代已被葡萄牙人佔領，社會形態的急速轉變也直接反映到文學創作當中，出現了大量具有近代文學特徵的作品，因此澳門近代文學應以自葡人佔領始；同時由於抗戰以前澳門文學完全由舊文學壟斷，直到抗戰時期因大量國內進步文人的流寓，促使澳門新文學的萌芽，因此澳門近代文學以抗戰為止。澳門近代文學的分期問題直接影響到澳門文學史的研究；有必要作徹底的清整，希望能夠得到認真和廣泛的討論。
五、《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詩歌研究》
鄭觀應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他在澳門下環龍頭左巷十號的鄭家大屋中先後編成的《盛世危言》及《盛世危言後編》，為近代啟蒙思想揭開了莊嚴的序幕。在歷盡滄桑的兩個世紀以來，鄭觀應的思想薰陶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從康有為、梁啟超到毛澤東，無不深受他的影響。鄭觀應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與價值，早已獲得當代學者的重視，尤其是以《盛世危言》為中心而展開的有關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更是近代史的重點之一；而文學方面則主要論述他在《救時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等政論文上所取得的成就，但對於他所創作的七百多首詩歌和大量的筆記小說，卻一直未有給予及時和應有的評價。面對一位如此舉足輕重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作為“邑人”的澳門學者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遺忘的，鄧景濱的《實業詩人第一家——鄭觀應詩歌研究》(《蓮峰系列之六)則為我們展示了這位偉大思想家的文學世界。
《實業詩人第一家》共分“圖像篇”、“研究篇”、“評議篇”和“資料篇”四部份，其中“研究篇”和“評議篇”是全書的重點，也最富學術價值。
“研究篇”以《鄭觀應的文學地位》為開卷，提綱挈領地點出鄭觀應在散文、詩歌和小說三類文體上的成就，確立了他作為文學家的歷史地位。如果說《盛世危言》等的政論散文是帶有強烈的實用性的言語作品，只能屬於雜文學的範疇，那麼詩歌的創作則當然是純文學了，因此評價一位文學家的地位，詩歌的重要性往往比散文為高，《實業詩人第一家》即循此思路出發。文中首先結合鄭觀應在《羅浮待鶴山人詩草·自序》和對時人詩作的評論，歸納了他的詩歌創作觀；在詩歌與社會關係方面，主張“直記時事”、“寓意規諫”；在詩歌與感情關係方面，主張“吟詠性情”、“暢敘襟期”；在詩歌與形式關係方面，主張“不拘格調”、“不取法古人”；在詩歌與語言關係方面，主張“力掃靡詞”、“文字尤貴顯淺”。繼而詳細考察了他的七百多首實業詩中關於“揭示振興實業的目的”，“反映振興實業的內容”，“總結振興實業的措施”，“提出振興實業的保障”的思想內容。最後總結了他的詩歌特色和價值：“展示了中國近代創業史篳路藍縷的艱辛歷程”、“揭示了中國近代振興實業一系列的寶貴經驗，供後人參考借鑒”和“開拓了舊體詩題材的新領域，為舊體詩反映經濟題材作了可喜的嘗試”。
這是第一次對鄭觀應的詩歌創作進行全面且深刻的探討和思考，填補了鄭觀應研究和近代詩歌史的一個空白，意義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豐富的史料基礎上(參見“資料篇”的《鄭觀應詩集序跋題詞詩話選輯》與作者編的《鄭觀應詩選》)，結合鄭觀應一生在商場上的拼搏(參見“資料篇”的《鄭觀應大事年表》)，通過詩歌內容的剖析，深刻地反映出他實業救國的心路歷程和寶貴經驗，為我們了解這位思想家提供了一個鮮活又感性的角度。
此外，“研究篇”還論述了鄭觀應關於澳門和鄧世昌的詩作，有助加深我們對鄭詩藝術性的認識；至於考辯鄭觀應本名、題署、道號、學道始年以及生卒年的篇章，則對於清理鄭氏研究中的混亂有一定的幫助。
“評議篇”是本書的另個一重要內容，收錄了十多位著名學者對《實業詩人第一家》及《鄭觀應詩選》的評論文章。他們分別從選題、觀點、結構安排、史料運用、論述方式等方面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評議，同時又指出其中的不足和有待繼續開發之處，充分體現了學者們對學術的熱誠和嚴謹。另一方面，這些文章不僅是對鄧景濱著述的評論，也是對鄭觀應詩歌的評論，如《鄭觀應的景物詩》細緻地分析了鄭詩的藝術成就，補充了書中對鄭詩藝術特色注意的不足。
經過五年多的辛勤耕耘，在學術上孜孜不倦的追求，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已經結出纍纍碩果。在研究的領域來看，學會同仁開始表現出不滿足於對澳門近代文學的探索，將目光投各更廣闊的神州大地，從“立足澳門”發展到“走向中國”，不但擁有對澳門近代文學研究的最高發言權，也在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快將出版的鄧景濱的《文壇賞析錄》，彭海鈴的《汪兆鏞研究》，陳業東的《夏曾佑研究》，勢必更有力地證明澳門近代文學學會在澳門近代文學研究和中國近代文學研究中的地位與價值。路越走越寬，學問越做越精細，學會的前景必將光彩滿天。
* 文學碩士、澳門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