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建立一所具有國際學術水平的重點大學
余振*
1553年，葡萄牙人登陸澳門。16世紀晚期創建的聖保羅神學院，一般認為是一所大學。1597年畢業了首批研習神學及人文科學的學生。但是，在1762年，因為羅馬教皇與耶穌會不和，這所神學院也就隨之停辦了。①澳門正式創辦現代大學是相當晚近的事情，1981年東亞大學的創辦標誌著這一事業的開端。在1979 年，澳門政府提供了一塊十萬平方公米的地皮給RicciIslandWest Ltd.(RIW公司，總部設在香港)，供其修建大學校園，具體經營管理這間高等教育機構，以滿足澳門、香港及其他地區的需要。②1987年，中葡兩國政府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雙方最後同意於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國。作為澳門回歸準備工作的一部分，殖民地政府加快了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澳門教育改革的步伐。1988年2月，澳門政府從RIW公司手中收購了東亞大學，使之變成公立大學，並於1991年正名為澳門大學。
把本地人材留在澳門學習和工作，是本地辦大學的目的。在1982年以前，本地的中學畢業生走出澳門，到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和海外大學求學，學成後很多選擇不回澳門工作，因此，澳門經常受著人材流失的困擾。1981年東亞大學建立之後，特別是1988年大學的所有權轉換後，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本地畢業生選擇澳門大學就讀，人材流失的趨勢有所扭轉。但是，長遠培養和留住人材，尤其是高質素的專業人材，如何將澳門高等教育的質量提高以配合新時期澳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澳門特區政府任重而道遠。
澳門回歸祖國一年多了，回歸前嚴峻的社會治安已經有明顯的改善，一連四年的經濟負增長，在國內和鄰埠經濟增長的帶動下，亦漸有起色。小城的熱門話題開始轉移到行政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改革。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主任譚俊榮表示，由香港大學一位教授率領的顧問小組已就研究和評估澳門高等教育情況展開工作，評估報告可於2000年底或最遲2001年初提交。③10月17日，立法議員區宗傑在立法會議程前發言時向政府提出有關本澳高等教育問題的質詢，問題包括：④
澳門只有43.5萬人口，卻有11所高等教育機構⑤，澳門是否需要這麼多的高等教育院校？本澳的高等教育是立足為本地培育人材還是為外地培育人材？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是甚麼？大學的國際化和本地化如何做到相輔相成？如何落實大學的教學民主、學術自由？高等教育應該以學術為主導還是以行政為主導？大學校長應否透過在國際招聘的方式委任？對大學教學質量應該如何正確評估？高等院校開設的課程是否符合本澳的實際需要？對於重複課程、浪費資源現象，政府教育當局應如何作出協調？
區宗傑議員提出來一連串的問題都是針對目前本澳高等教育弊端而發。本人於半年前亦曾發表有關本澳高等教育路向的文章⑥，現就區先生提出來的問題，談談我個人的一些看法，希望拋磚引玉，引起更多人關注和討論本澳的高等教育發展。我個人認為，本澳應建立一個以澳門大學為重點大學的多元高等教育體制。
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路向
澳門人口不足50萬而有11所高等教育機構，從數字上看，確實偏多，但學科比較齊全並以本澳中學畢業生為主要招生對象的只有公立的澳門大學、理工學院和新成立的私立科技大學，其他如澳門旅遊學院、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亞洲公開大學等，只是專科院校或以遙控教學為主，生源亦與上述三所院校不完全一樣。這樣一個專業分散、公私立院校並存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是有其歷史、政治和社會的複雜原因，如果不顧澳門的社會現實，在時機未成熟時，以行政手段強行合拼或取締，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弊多於利。我個人認為，可以在一段時期內維持現時高等院校的多元化格局，當然不排除在適當時候合併部分院校(如將旅遊學院合併於理工學院)及合併或取消院校間重複的課程，以減低資源浪費的現象。未來十年，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關鍵是建立以澳門大學為重點大學的多元化體制。
區先生提出的高等教育國際化與本地化的問題，在本澳一向頗具爭議性，問題出於對國際化或本地化概念的誤解或片面的理解。部分人士包括本澳高等院校一些領導層以為國際化是多設立吸引外國或外地學生來就讀的課程，或誤認為隨便找一些外國人來澳門任教就是國際化。對國際化的正確理解應是：(1)提升教學、科研、課程設計的質素，與國際學術水平的前沿接軌；(2)公開招聘高等院校的領導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及教學、科研人員，爭取延攬世界各地的一流人材；(3)加強與世界各地高等院校的學術交流和學生交換。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育本地人材，澳門高等院校的主要生源應是本澳高中畢業生。當然，取錄適量的優秀的外地(包括國際和內地)學生可擴闊本地學生的視野，並起到競爭、激勵的作用。
部分因為回歸效應的原因，澳門大學和理工學院過去片面強調教職員本地化，結果做成教學科研質素下降。我們並不是盲目反對本地化。本地人材熟識澳門社會，對澳門有歸屬感，部分並對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有使命感；而且，本地化為本地人材製造就業機會，對社會穩定起到積極作用。但必須清楚認識片面強調本地化的負面影響。本地化最顯而易見的弊端是用人唯親及近親繁殖(即聘請本校畢業生或研究生留校任教)，長遠來說，不利於教學水平的提高和本澳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應該指出，國際化和本地化實質上是一體的兩面，相輔相成，物色人材應採取全球性的戰略，爭取具有國際視野、水平的人材為澳門所用；另一方面，應創造和改善本地的工作環境，讓世界一流學者可以安心在本澳工作，融入澳門的社會。換言之，將國際化最終融合於本地化的內涵(internation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in 1ocal context)。
現代高等教育，毫無疑問，應以學術為主導。學校的行政領導層，包括校長和副校長，應退歸二線，做好“後勤”的工作，盡力為學校爭取資源，創造良好的工作、科研條件，讓站在第一線的教學、科研人員能夠專注於教研的工作。美國哈佛大學一位前任校長曾經說過，哈佛大學之所以享盛名，並不是因為它擁有出色的校長或行政領導層，而是因為它擁有世界著名的學者、教授。
受中國“官本位”傳統的影響，部分內地高等院校傾向於以行政為主導：大學的發展路向、辦學方針、課程設計和教學科研人員的招聘、晉升都由行政領導層拍板決定。當某教研人員被提升為學系或科研室主任的行政職位，不管其學術成就或科研水平，都冠以顯示學術職稱的“教授”名銜，甚至成為博士生導師，造成很壞的影響。眾所周知，在內地“開會文化”的影響下，大學的行政領導都忙得透不過氣來，基本上沒有時間鑽研學問，日子久了，跟不上專業學科的發展或甚至與學術脫節，成為一般的行政官僚，失去學術領頭人的作用。不幸的是本澳一些高等院校亦跟隨內地的習慣，混淆行政和學術的職稱，對高層行政領導隨意加封“教授”名銜，實質上是對學術不尊重，造成不正之風。
事實上，內地高等學府正進行全面的改革，已經逐漸脫離過往以行政為主導的模式，尤其是全國的重點大學，響應科教興國的號召，更加強調大學的學術水平，在評升教授方面，要求嚴格，並設立較為客觀的校外評審機制。比如，廣州中山大學最近評審晉升教授，人文科學方面有一百多位副教授申請，但是名額只有22個，經由29名資深教授組成的職稱評審委員會嚴格的審核，並經三輪投票，最後才決定22個獲晉升教授的名單。中國內地改革開放才不過20年，但很多迹象顯示，社會已經日漸開放，競爭意識日益增強，普遍認識到知識和學術、專業水平的重要性。而首先接受西方文明、開放思想洗禮的澳門，卻故步自封，放任官僚主義主宰本澳的高等教育，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對於高等院校的課程開設，社會上朝野的聲音似乎傾向於要符合本澳的實際需要。在一個以商人和市場為主導的社會，強調學科的應用價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從高等教育的長期目標，“百年樹人”出發，本澳未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應人文、基礎科學與實用科學並重。大學在性質上不同於職業學校，除開設比較實用的課程或專業向政府或社會機構直接供應人材外，更重要的是負起和發揮教化社會的功能。大學教育應側重“全人教育”，即學生的學識、智力和人格素質的全面增長。因此，現代高等教育特別強調通識教育，注意學生身心的均衡發展，而基礎理科、人文及社會科學是通識教育的核心內容，不可偏廢。再者，澳門社會本身的歷史文化別具特色，尤其與其他中國城市或地區比較，是難得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有發掘不完的研究題目。說到底，只有人文文化發達的國家或地區，人民的整體素質才可以提高。
建立一所具有國際水平的重點大學
我個人認為，以澳門目前的人口及經濟發展水平，絕對有條件及有需要擁有一間頗具規模、學科比較齊全、具有國際水平的綜合性大學。配合澳門的長遠戰略發展，如工業轉型科技及經濟、社會多元化，或如部份學者所構想的將澳門逐步發展成為一百萬人口的國際城市，如何在未來10年內將澳門大學脫胎換骨，轉變為一所具有國際學術水平的高等學府，成為本澳高等教育多元化格局之下的重點大學，更是澳門未來發展成敗的關鍵。
因為澳大是本澳唯一的公立大學，所以應該是一所綜合性的大學，即應有文、理、工程、法律、教育、社會科學和工商管理等學系，並且應是一所教學和科研並重的大學，招收高質素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認為澳門地小人少，不必花太多金錢辦大學，可以由內地引進人材，或認為理科、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不重要，澳門只需要如工商管理和法律等比較實用的課程。這種看法非常危險，不利於澳門社會長遠和穩定的發展。必須認識到，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發展是完全依靠外來的人材，輸入太多外地人材只會影響本地人的就業機會，增加社會矛盾。澳葡政府時期政策失當，輸入大量外勞，形成大量本地工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的情況，造成社會不公平，貧富現象進一步兩極化，前車可鑑，特區政府不應重蹈前朝政府的覆轍。
由於歷史原因⑦，澳門大學的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系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有關課程殘缺不全或空白，如沒有設置哲學、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經濟、心理和人類學等學系，是非常不利於推行“全人”或通識教育。當然，我並不是提議在短期內一窩蜂的開設上述學系或課程。應該循序漸進，配合澳門的條件和發展需要，在原有的基礎上，逐步開辦和完善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課程，如先開設包括有澳門歷史課程的歷史系，培訓公務員尤其是主管級人員接班人的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培養經濟理論分析人材的經濟學系和分析了解澳門情況的社會學系。有些專業課程如哲學、宗教、心理學、人類學、地理學等，由於資源條件所限，可考慮設置通識學系，負責開辦上述專業課程。
根據《澳門基本法》，中文和葡萄牙文同是澳門特區的正式語言。澳門大學的前身東亞大學主要用英語教學，1988年被政府收購並於1991年被正名澳門大學後，同時採用中、葡文教學。這種因課程的需要而採用英、中(普通話或廣東話)或葡文講課是澳大的特色，亦是世上少有的實例，這個教學傳統應該保留。筆者建議，為了配合本澳社會、經濟的發展及促助澳大國際化，澳大應以英語教學為主，個別課程如中文、中史或葡國法律可採用中文或葡文講課。
由於種種原因，澳大過去10年來的發展未盡如人意。在澳葡政府時期，大學的發展缺乏總體的長遠的戰略目標，再加上管理不善，研究經費不足，教職員士氣低下，校園普遍缺乏一種學術研究文化(researchculture)。結果，澳大在澳門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高，還比不上私立大學時期的東亞大學。本澳一般中學畢業生，以台灣或內地大學為首選，有經濟條件的選擇海外留學，澳大或理工學院只是第三或第四個選擇。
如何將澳大脫胎換骨，在未來10年大力提升澳門的教研水平，使之成為一所具有國際學術水平的重點大學，是一個很大的工程。澳門特區政府必須下很大的決心，大刀闊斧，分別從行政組織架構、教職員的聘任和晉升、課程開設和資源分配各方面進行全面的改革。
筆者認為，澳大的改革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撥亂反正，短期內清除前澳葡政府時期的不良影響，取得大學辦學的自主權及重整澳大的行政組織架構，尤其是理順高層權責關係。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大學的辦學和行政自主權，使大學與政府部門脫勾，即澳大不再從屬於某一政府部門。澳葡政府時期，於1991 年成立的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負責監控澳大的財政、資產、人事、課程設置及發展，澳門大學成為只是政府的一個部門而失去辦學自主權。所有的高級行政職位都是委任而來，並需負責教育事務的政務司的批准。他們與校方簽定二年合同，合同到期後則需續簽。因此，行政人員缺乏創新的動力。事實上，政府需要的只是“唯唯諾諾”的人來執行它的政策。顯而易見，一所行政導向的大學容易受到官僚無能與短見弊政的制肘。另一方面，大學的自主性和獨立性是學術自由的前提，只有不受外部力量介入干預的大學才可以保障學術自由。
第二，建議廢除大學行政總監的職位。為了加強對大學的控制，前朝政府設立了大學行政總監的職位，並被置於同正副校長相同的地位。按照澳督發佈的25/92/M號的法令(澳門大學據此而制定管理條例)，行政總監負責大學的行政、財政和資產的管理。他直接向管理高等教育事務的政務司負責，儘管按照大學條例，校長是大學的首長，但實際上或在澳門大學教職員工眼中，這個行政總監才是最有實權的人物。正如一位澳門大學的被訪者所說的那様⑧，澳門大學就像政府的一大部門，而行政總監是主管，校長和副校長都是他的諮詢和參謀。如政府部門的一個主管一樣，行政總監有權委任大學的行政主管人員。事實上，行政總監以及他的助手就像管理政府的一個部門那樣來管理大學。教學科研人員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在大學管理事務上他們沒有甚麼發言權。
提議修改大學章程，廢除行政總監職位，設校長和三個副校長的職位。校長是當然的大學首長，在校長之下分設學術(教學、課程設置)副校長、行政副校長和財政資源副校長。行政和財政分別由兩位副校長管理，主要是預防行政權過於集中，造成弄權或官僚腐敗的現象。不用說，校長和副校長的招聘應該公開，聘請真正賢能之士，基本條件應具有博士學位，並有一定的學術成就。校長或副校長的職位不一定由本地人出任，尤其是校長更應有國際的視野，在國際學術界有一定知名度，具有學者的風範，除了是大學的行政首長外，同時是大學的學術帶頭人。當然，筆者並不是主張從國外或內地隨便“空降”一位校長或副校長。大學的高層領導必須對澳門的社會情況有較深的了解，真正關注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
第三，從政府取得大學辦學自主權後，應強化大學校董會的組織。校董會主席應由社會上有名望、具有高等學歷及有領導能力的人出任，如由現職的律師、會計師或工程師出任(在現制度下，特區首長兼任校董會主席，但一般他不出席校董會會議，平常由社會文化司司長主持，顯示政府對大學的監控)。校長和副校長應是校董會的當然成員，並向校董會負責。校董會其他成員應包括學院院長及教職員代表。政府官員可以列席校董會會議，但不應擁有表決權。大學校董會有權委任包括校長、副校長在內的大學高層領導，並監督學校領導層要按大學管理章程“依章辦事”，嚴防弄權及其他不正之風。校董會負責制定大學的基本辦學方針及及未來的發展路向，保證澳門大學立足於澳門，為澳門的利益服務。換言之，校董會在決策過程中應具透明度，在辦學方針、大學未來發展路向及校長和副校長的招聘委任都要公開徵詢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的意見。
第四，完善和加強大學校務委員會的功能。校務委員會的成員應包括校長(主席)、副校長、學院院長、系主任、資深教授、教務長、註冊主任、圖書館館長、教職員和學生代表。校董會和校務委員會都是大學的決策高層，前者決定大學總的辦學方針和發展路向，並監督大學的整體運作，而後者則負責大學教學、科研和行政的具體運作，制定有關規章細則，如建立嚴謹的招聘、晉升、教學評審機制，和創立新的及調整現有的課程設置。應加強校務委員會的透明度，尊重學者和學生的意見。
第五，要大力提高高級行政人員的質素。如前述，澳葡政府為了方便管理和控制澳大的運作，任由行政總監從其朋友圈子及政府官員中劃圈了大學的高級行政人員，所委任的這些人大都不是大學管理的內行。建議通過以下兩個方法逐步提高行政人員的素質：(1)聘請具有高學歷(最好是博士學位)的人出任教務長、註冊主任和圖書館館長；(2)讓學歷低或能力低的高級行政人員選擇在職培訓或平調到其他政府部門。
澳大改革的第二步是爭取在10年內大力提高澳門大學整體的教學科研水平，某些學科基本上達到鄰埠大專院校的學術水平，成為澳門的重點大學。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開創條件及進行以下多方面的改革。
首先，澳門大學必須以學術為主導。以學術為主導的具體實施應表現在兩方面：(1)將決定課程設計和教學科研人員的招聘、晉升等權力下放給學院及學系的領導和資深教授；(2)在大學章程強調學術無禁區，給予學者絕對的學術自由。為避免學院和學系的領導層因行政工作而與學術脫節，建議採取院長、系主任短期(兩年或三年)委任或選任(由教研人員選出)制，不得連任；在任期間同樣要兼課及科研工作。同樣，校長和副校長可兼任研究生導師或一門研究院課，或兼任某研究課題組的研究人員。以上的機制，可以在制度上保證行政領導人員與學術不脫節，行政領導本身又是學術帶頭人。另一方面，應該盡量減少“開會”的次數及縮短會議的時間，更要避免給予教學人員過重的行政任務。一般的行政工作包括招生、考試應由大學行政系統的部門負責，讓教學人員可以專注於教研的工作。在認識上，大學領導層應清楚明白提升一間大學的學術水平，關鍵是創造和改善大學的教學科研條件，尊重學術，尊重有突出科研成就的資深學者、教授。
其次，設立一個嚴謹的教學、課程評估機制。在教學方面，應定期舉行學生對教師教學的評估，並多與學生交流，多聽學生意見。有關課程開設，除由有關院系成立專責委員會外，更應諮詢校外同行，尤其是國際上資深學者的意見。課程設置後，應配合社會和高等教育的發展，每五或六年作一次檢討及調整，可邀請校外同行專家到大學交流意見。只有一個嚴謹的監控機制，才可以保證大學的教學和課程質量。
其三，設立一個嚴謹、公平的教職員招聘、晉升評估機制。教職員的招聘和錄取必須經過公開、公平競爭的程序，可邀請校外同行參與評審、招聘高級教研人員的委員會，以示公正。大學應每年定期進行教職員晉升評審，並將各級職位晉升的標準預早公布，評審程序務求做到公開、公平、公正。
其四，設立教職員長俸制(tenure system)。現時澳門大學聘任的教職員包括校長和副校長都是一年或兩年的合同，結果造成教師隊伍流動性大，教職員對大學缺乏歸屬感，士氣低落，非常不利於教學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建議盡快建立長俸制，對已經服務澳大多年，在教學和科研上有一定表現和成就的教職員給與長期聘任，令他們可以安心專注教學和科研的工作。另一方面，長俸制可以起到保障學術自由的作用，配合以學術為主導的辦學精神。
其五，設立“一級”或“講座”(chair)教授職位。一所歷史短和缺乏學術傳統的大學，一定要設法在科研上有所突破，一個可行的方法是重金招聘著名學者做學術帶頭人，以“明星”效應帶起大學的學術科研風氣，初步形成校園科研文化。澳大可考慮設立若干名額的一級或講座教授(chair professor)，薪酬不設上限，因應徵者的學術成就而議定，可以達到或超過校長的薪酬，其超出一般教授薪酬的部份由政府額外財政補貼，或由本澳的學術發展基金會贊助。講座教授不一定出任學院院長或學系主任，但可兼任大學科研中心的主任或研究員；講座教授對大學發展最大的價值是他或她的豐富教學和研究經驗。順便一提，現時澳大教授的薪酬，雖然比不上鄰埠香港和日本、新加坡、台灣或美、加的大學，但相對英國、歐洲和澳洲等地大學則毫不遜色，有足夠條件吸引世界級的學者，尤其是接近退休年齡的學者來澳任教。
其六，建立卓越學術領域(area of excellence)。由於經費和師資所限，新成立的大學不可能在短期內將大學的整體教學和科研水平提高。因此，在大學發展策略上，一定要首先在某些具有優勢或潛質的學術領域上有突破。澳大應利用澳門的歷史、文化和區域特色，發揮本身的優勢，建立如歐洲研究、族群研究、澳門研究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等卓越學術領域，或重點發展資訊科技，成為上述學術領域的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教學和科研中心。如：澳門是一個由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晶品——土生葡人族群——和漢族及其他族群和諧相處的社會，澳大可以利用這個文化特色，建立一個跨學科(歷史、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心理等學科)的族群研究中心，研究範圍除澳門的族群外，可包括中國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社群。只有擁有本身教學和科研特色的大學才有潛力發展成世界級的高等學府。建立一個卓越學術領域，有兩個先決條件：(1)有資深教授或講座教授做學術領域的帶頭人；(2)政府和大學當局配合大力加強對這個學術領域的科研投資。
其七，建立澳門與內地、香港、台灣及海外高等院校的學術合作機制。澳門地小人少，本身資源有限，殖民統治、封閉社會時期，這個先天的缺點曾經長期限制著澳門高等教育的發展。現在澳門已經回歸祖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消除了澳葡時期與內地和港台高等院校的學術交流和合作的政治及心理障礙。澳大應利用回歸這個契機，與內地、港、台和海外高等院校建立有效的互補互利的學術合作機制。學術合作可以包括教學、科研和學生交換等不同層面。如：與外地高等院校建立短期(一星期至數月)學者互訪、講學和研究的機制。學者互訪、講學可以促進澳門與外地的學術和人材交流，互補短長，有助於提高本澳的教學和科研水平。
其八，大幅度增加科研經費。在1999學年度，澳門大學資助研究(包括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的旅費)的經費總共只有300萬澳門元⑨。作為一個比較，學生和教職員人數與澳大相若的香港浸會大學，在1999學年的科研經費為4，038萬港元，是澳大的13倍。1999年，澳門的年人均總收入達到16，000美元，在亞洲排第五位，僅次於日本、文萊、新加坡和香港。而澳門大學的科研經費甚至比中國大陸同等規模大學的科研經費還要少，儘管當年中國大陸的人年均收入只要800美元。沒有科研經費，提高科研學術水平只是一句空話。建議特區政府建立一個澳門高等院校研究基金，大幅度增加科研經費，並成立一個大專院校研究經費資助委員會，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審批程序，直接資助澳門高等院校教學科研人員進行研究工作。
其九，大幅度增加圖書館的經費，尤其是購買國際學術期刊的經費。對於教學科研來說，擁有一個好的圖書館十分重要。東亞大學1986年藏書量約為50，000冊，中英文圖書各半，還有一些葡萄牙文和日文的圖書資料。到了1999年底，澳門大學的總藏書量是143，654冊，其中76，659本是英文書籍、53，927冊中文書、13，058冊葡文書。同時，圖書館擁有1，800種期刊。比較來看，1999年香港浸會大學藏書量為676，944冊，擁有4，936種期刊，顯然，澳門大學圖書館遠遠不能滿足教學科研的需要。特區政府應大力投資擴充澳大的藏書和期刊數量，爭取10年內將澳大的藏書和期刊數量翻一翻。為了更好利用澳門有限的資源，建議將澳大圖書館開放給本澳其他大專院校師生及有需要的大眾市民使用。
最後，樹立嚴謹、開放、兼容並包括的優良學風。由於十多年來以行政為主導，加上管理不善、用人唯親及個別高層領導不依規章辦事⑩，造成教職員人心浮動，部份投機及喜歡鑽營者，更上行下效，不安於位。澳大重組後，新的大學領導層必須胸襟廣闊，仿效前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的辦學精神，尊重學術和學者，樹立嚴謹、開放、兼容並包的優良學風，帶領澳門大學進入一個全面建設和發展的新階段，爭取在10年內將澳大發展成為南中國地區的一所重點大學。
結語
進入21世紀，世界進入資訊高科技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成敗關鍵在人材。中國領導人提出科教興國，並計劃在新世紀內大力提高高等教育的質和量，最終達到普及高等教育和提高全民素質的目的。鄰埠香港和珠海亦計劃在未來10年內大量投資及普及高等教育，尤其是珠海當局，在國家的支持下，在珠海開設廣州中山大學分校，規模宏大，設備先進，師資和教學條件優越。最令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高等院校擔心的是，珠海中山大學分校將擴大向澳門中學畢業生招生，在學習條件相對較優和學費相對便宜的情況下，將嚴重威脅到澳門大專院校的生源。如何協調和為澳門高等教育發展重新定位，設置有澳門特色的課程，在短期內大力提升本澳高等院校尤其是公立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水平，吸引本澳的高中畢業生在本地大專院校就讀，是當局急不容緩，必須盡早解決的問題。
筆者曾於1987－1994年間任教於澳門大學，現在雖然在香港工作，但仍是家在澳門，小孩在澳門上學，並計劃退休後定居澳門，所以對澳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發展總是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情結和關注。在這篇短文裡，我提出在10年內將澳門高等教育發展成為以澳門大學為重點大學的多元格局體制，關鍵是將澳門大學的教學科研質量提高至國際水平。我提出將澳大發展成為一所學科比較齊全、人文科學和實用科學並重的綜合性大學，並提出具體的改革方向和步伐：第一步是撥亂反正，在短期內清除澳葡殖民主義時期的影響，取得大學辦學的自主權及重整澳大的行政組織架構，尤其是理順高層的權責關係；第二步是在10年內提高澳門大學整體的教學科研的水平，爭取某些學科達到或超過鄰埠(香港和珠海)大專院校的學術水平。達到上述改革的目標，特區政府和澳大的領導層必須下定決心，並具有長遠發展的戰略眼光。雖然任重而道遠，知易行難，但事在人為。
在這裡應該順便指出，澳門中、小學和學前教育的改革應配合高等教育的改革。由於前朝澳葡政府長期以來不重視本澳的教育發展，造成大多數中、小學校的師資水平低、教師隊伍不穩定、學生失學率高等現象，嚴重影響澳門高等院校生源的質量。所以，要辦好澳門的高等教育，必須先要將澳門的中學和基礎教育辦好。
澳門有部分人士認為本澳資源有限，無條件開辦一所綜合性的大學。(11)實際上，澳門每年在教育方面的投資，不足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12)遠比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或地區的比例為低，亦比不上內地和香港在教育上的投資。換言之，澳門是有足夠的資源發展高等教育，關鍵是政府的決心和澳門市民在認識上及行動上支持本澳的高等教育發展。而且，我們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在已頗具規模的基礎上再穩步發展。
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何厚鏵在澳門大學畢業禮致詞表示，(13)作育人材是澳門的根基和希望關鍵，特區政府要將教育預算置於各項財政預算的前列，在任何情況下，這個原則都不可動搖，故以培育人材為主的澳門大學將繼續獲得特區政府的支持。何厚鏵強調，學校不應只是訓練就業者的場所，而應是全面開發學生的德、智、體、群、美，使他們培養出自覺自主的積極人格，既有澳門的本土意識，又有國家民族的觀念和促進人類進步的胸懷。何厚鏵的講話很有遠見，與筆者所建議的大學教育應強調“全人教育”及人文與實用科學並重不謀而合了。
令人遺憾的是，澳門回歸一年多，但仍是百廢待舉，由於受經濟、民生和行政改革等問題的困優，特區政府暫時仍無暇兼顧澳門高等教育的改革。在2000年11月9日發表的特區政府第二次施政報告上，有關高等教育的發展著墨不多，只提出：“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們將推動教師重視教學與科研相結合，啟發學生參與學術研究的興趣，亦將支持高等院校成立科研部門，並拓展和私人機構的合作，從而為澳門的發展作出貢獻。”(14)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只有短短的74個字，何厚鏵明顯認識到“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重要性，並表態支持高等院校成立科研部門，這是令人鼓舞的。
借用澳門一個評論員的說法來結束本文：大學必須真正是“大”學，不僅是學校規模大，而且是學科範圍廣。(15)只有這樣的以科學為核心的大學，才能培養“全面人格”，才能成為澳門人(16)精神文化生活的典範和中心。
註釋：
①見B.Mel1or，TheUniversityofEastAsia：OriginandOutlook(HongKong：UFA Press1988)，p.5.
②同上。
③《華僑日報》，2000年10月15日，第一張第一版。
④《澳門日報》，2000年10月18日，頁B9。
⑤根據澳門高等教育輔助辦公室的認定，澳門現有的11間高等院校：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旅遊學院、高等校際學院、亞洲公開大學、歐洲研究學會、聯合國大學科技暨軟件研究中心、澳門鏡湖護理學院、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澳門科技大學和澳門管理學院。
⑥參考《建立澳門與內地、香港及台灣的學術合作機制一兼論新時期澳門大學的發展路向》，澳門社會科學學會2000年4月15日“港澳合作與發展研討會”發言稿，載余振、李炳康、丘曼玲編《澳門公共行政的改革一問題與對策》，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出版，2000年5月，頁304－314；及高觀《政府對高等教育的管理一以澳門大學為例》，載余振編《澳門回歸前後的問題與對策》，澳門和香港：名流出版社，1999年6月，頁416－432。
⑦私立東亞大學時期，因為生員學費是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而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就讀的人不多，遠遠比不上就讀工商管理學系的人數，因此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系及課程的發展嚴重滯後。澳葡政府收購東亞，主要是出於政治的考慮，及配合培訓澳門過渡期人材的需要，同樣不重視人文及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
⑧筆者於1998年8月至9月期間，曾分別訪問了20位澳門大學的行政、教學人員。
⑨有關澳大研究經費及圖書藏量的資料由澳大提供。
⑩同註4。
(11)見歆恝《再談澳門的高等教育》，《華僑報》，2000年10月16日，第四張第二版。
(12)見馬增俊、黎義明編《澳門教育概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12 月，頁416－417。
(13)《華僑日報》，2000年10月28日，第一張第一版，及同日《澳門日報》，頁A7。
(14)施政報告全文見《市民日報》，2000年11月10日，第5、6版。
(15)見陳渡《大學的理念》，《澳門日報》，2000年10月5日，頁C8。
(16)原文為“全民族”，筆者用“澳門人”取代“全民族”，希望沒有歪曲陳先生的原意，雖然理論上全民族應包括澳門人。
*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